古代音乐教育范文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第1篇

关键词：音乐教育六艺儒家思想乐致传承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她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音乐教育活动作为历史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具大作用，而且在今天将更加发挥着它应有的功能，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不过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因为，人所追求的目的，应该是建立在人类自身发展的客观实际的基础上的理性思维，所确定的能动地改造世界的一种目标。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全部历史活动，看作是人类追求实现自我完善的构想的目标活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将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发生发展历史作粗略考察。因为历史研究的真正目的，应当是进一步从历史中接受启发，并对其合理思想加以发挥，以为今天理论与实践发展之需要。”②

远古时期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是怎样的存在形式，我们今人已无法准确地考察。因为时隔久远、扑朔迷离，很难一言以蔽之。但依据现存的音乐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我们可进行一些研究推测。根据音乐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大概新石器时代就有可能产生最初的音乐教育行为。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从萌生、逐步定型到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现存音乐文字资料中，有关音乐教育最早的记载，是五帝时期的“成均”之学，而“成均”之学又是以音乐教育为其主要教学内容的，故可以说“成均”之学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源头。夏商时期，标志着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开始。这个时期比较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保留了“成均”外，又有所谓“殷尚声”之说，并特设“瞽宗”这样新的音乐教育机构。不过，当时的礼乐内容偏重于祭祀、宗教、习礼方面的内容。

到了周代，虽说礼乐的应用范围没有超出上述范围，但却更注重伦理、礼制等政治思想方面的需求。西周时，其教育政策则是根据宗法制度(范文)的需要而制定的，提出以“明人伦”为教育目的，并以礼、乐、诗、书相辅，文艺的样式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的“乐”是与歌、舞、诗等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当时的统治者很重视礼、乐的教育作用，其音乐机构也是相当的庞大。据史料记载，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到周代初，已建立了音乐机构一大司乐。它的职能是音乐教育，承担着培养贵族子弟：世子、国子和学士的音乐教育任务，并按一定的学习程序进行。单从音乐教育方面看，大司乐是我国古代第一所音乐学校，其设立的目的是配合礼乐制度(范文)，维护周王朝的最高统治。此外，大司乐还有两个职能，一个是严格行政管理，另一个是音乐表演。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者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风谕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可见音乐教育在我国周代的教育中是一个基本的内容。

我国古代用以造就人才的教育科目中有六艺之说，即礼、乐、射、御(驭)、书、数。文献中写道“保氏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③及“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造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④然而，把乐列为教育的内容之一，并不是由哪一个人凭空制定的。这表明，一方面，音乐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乐器种类还是乐的理论，和乐的制度(范文)都是比较完善的，是取得较高成就的一种艺术形式；另一方面，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应用很普遍，从天子、大夫、士的各种礼仪、飨宴等活动，到庶民欢庆丰收、农事乞雨、婚丧祭祀等事宜均用乐，可见它的存在对人们是多么的重要。由此来看，把音乐列为教育的内容也是必然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学术文化逐渐走出了贵族的圈子，扩大到下层中去，并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了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儒家的音乐教育。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山祖师，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教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的身教开创了我国古代教育实践先河。

孔子作为思想家，不仅表现在他对政治、教育、哲学、伦理学等知识领域的精通，而且也反映在他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和实践上。他继承夏商西周以来的乐教思想，主张礼乐并重，认为人格完善的境界，只有通过“乐”才能达到，所以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⑤的教育思想。他对音乐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的认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对音乐的重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对音乐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他能唱歌、鼓瑟、弹琴、吹笙和击磐。“孺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⑥“孔子即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与笙歌”。⑦“子击磐于卫”⑧等，都记述了孔子的音乐实践活动。“子与人善歌，必使之反之，而后和之。”⑨另有，“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十日不进。师襄子日，可以进矣。孔子曰，‘五巳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又问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又问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又问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⑩上文中“曲”与“数”指的是技术问题；“志”则指形成一个乐章的精神；“人”却是呈现某一精神的人格主体。由此可见，孔子的音乐实践是由技术而深入于精神，进而把握到这种精神，同时可以看出，一个伟大艺术家实践活动的过程。因而，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也是以他音乐实践为前提的，故而进一步阐发了他的音乐教育主张。他认为音乐具有强大的政治作用和强化功能。他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强调音乐有改善社会风俗的作用。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自己办学，弟子达三千人，在其教育中，音乐教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切都说明孔子看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作用。总之，孔子重视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最后达到由乐观政、知政以至治道的政治目的。

孔子之后，孟子和苟子是儒家思想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不但赞成孔子采用的教育科目，而且也认为音乐对于人的性情具有陶冶功能。孟子说：“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是可以也?恶可以，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3，与苟子的“语言是其志也”……“乐言是其和也”4，夫乐者，乐也，人性之所不免也，故不能无乐”5等主张都表明了他们对音乐教育的基本看法。总起来看，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注重个人的身心修养，其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则是根本。但不管怎样，儒家的音乐教育主张和思想，对后世乃至今天的我国音乐教育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另外，在先秦诸子中，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有过非乐的言论，这些言论在墨子的《非乐》一书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也有过否定音乐的思想，主要存于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齐物论》中。他们的这些言论和思想，既不意味着否认音乐的存在，也不表明他们否认音乐艺术的魅力和音乐教育作用。

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由于春秋时的孔子继承夏、商、西周以来的音乐教育的先进经验，并且在自己音乐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和发展，使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文化也由此而获得“乐感”文化的美称。然后，由于种种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所致，在其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我国的音乐教育却逐渐衰退了。怎样认识我国音乐教育衰退的这一历史现象，一直是人类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但不管怎样说，先秦的音乐教育主要是强调其社会功能作用，这一点是能够得到认同的。因而可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音乐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功能也在转变，音乐教育也会有所变化，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形成了中国大统一的秦王朝。统治阶级一方面要“存天理，灭人欲”以维持社会的高度稳定，另一方面在统治者自身又要纵情声色，花天酒地。而以教化为目的、以雅乐为内容的乐教，显然是不符合这一要求的，礼教逐渐取代乐教。作为统治阶级的礼，其根本目的是“灭人欲”，是“使之复欲而不乱”，这与音乐“生于人心者也”的本质从根本上是对立的。由此可见，音乐教育在秦代没有得到很大发展。

汉代的董仲舒尊孔重儒，在教育思想上也承袭了儒家的观点。他认为：“仁、义、礼、乐缘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6很显然，其“变民风化民俗”是教育的结果，而做到这一点，则必以仁、义、礼、乐为工具，董仲舒选用“六经”作为教材，并论述了它们的长处。但他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天道可以主宰人事，认为人事与自然界的变异有密切关系。他的天人感应说应用在音乐上，使儒家的音乐思想带有神秘化的色彩。“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7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音乐教育思想方面有所创见，他认为礼、乐可以调节人的性情。他说：“性情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8但大规模的音乐教学活动则是在乐府中进行的。汉乐府的主要任务是演出、创作、搜集民歌和训练乐工等。因此，乐府具有表演创作、教育、体察民情、保存史料等多功能综合性官府附属机构，也是西汉最重要的音乐教育研究机构。也是西汉乐府最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以西汉乐府领导人、杰出的音乐家李延年为代表的千人之多的乐师、乐工，对促进古代中国的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魏晋以后，虽然有一些学者谈到诗教、乐教的问题，其中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但无论就其理论深度还是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言，都不如先秦诸子。但值得一提的是，音乐教育在宗教领域中；找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并发挥着重要的教育职责。宗教音乐机构，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就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音乐人才。他们在教学方法、教学原则及教学内容的改革方面，都有许多可贵的见解，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这一时期与邻国的音乐文化交流，对音乐教育的发展亦起到了很大作用。

隋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从建立到灭亡只有37年的时间。然而，隋朝的建立实现了南北统一，结束了从东汉末年以来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此后，国家的统一成为我国中后期封建社会的主要潮流，音乐文化的发展随之步入极其辉煌的阶段。隋朝统治者创立了音乐教育机构一“教坊”在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方面的音乐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将音乐文化的发展建造在多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之上。这些开放性的文化政策，不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我国封建社会的音乐文化朝着世界性规模的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方向发展，其历史意义是不能低估的。隋代音乐的发展，为唐代音乐教育的兴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的音乐教育重点还在官府。主要有：大乐署、教坊(内教坊)、梨园与小部音声等。大乐署是太常寺下属的音乐教育、表演机构，内设若干乐师执教，主要担任乐工、乐伎的考试和训练，并组织他们参加各种不同场合的演出。教坊，是管理教学、领导教习人员的机构。教坊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教学内容丰富多彩，即有歌舞、器乐，也有散乐等。梨园，有内廷梨园和宫外梨园之分，都是培养、选拔音乐人才的教育机构。内廷梨园是唐玄宗亲自执教的地方，主要内容是传习“法曲”。小部音声，是梨园法部特设的一个音乐“少幼班”，是在唐玄宗亲自倡导下设立的。“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9设立“少幼班”的目的，是为唐代音乐的稳步发展和统治者的需要，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基础，并与其他音乐机构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音乐教育体系。

宋元时期的音乐教育与唐代的音乐教育形式上大致相同，基本上是唐代教育体制的沿袭，无论是官学、私学，还是社会音乐教育方面都没有突破性的发展。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范文)、社会条件及统治者对待音乐事业的态度有直接关系。唐时的教坊、大乐署、鼓吹署等音乐教育、表演机构，都被宋继承下来。其教育目的、教学制度(范文)、教学管理及内容诸方面与唐代相比，规模差不多，但质量却不如唐代。但随科学技术的进步，音乐书籍的刊印，乐律学理论的完善提高，乐器制造水平的提高，这一切都为音乐教育事业向科学化方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值得提到的是宋代学校音乐教育方面的经学大师、教育家胡瑗。他是当时音乐教育最积极的倡导者，在他从教的40年中，始终对音乐教育十分重视。宋代书院里的教学活动也很积极。书院是宋代产生的一种新的教育组织，是以自学为主，教师辅导为副的私立性学校。明清两代在文化教育制度(范文)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音乐教育从整体上说，较之唐宋时期有所衰退，学校音乐教育的地位受到排挤，教学内容受到削弱。但在明初的少数地方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乐教的内容又重新提到日程上来。“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数。”0但好景不长，到洪武中期，乐教的内容又被取消。自此以后，除蒙学还保留较少的“歌诗”内容外，其他学校中的教学内容则很少涉及乐教，学校音乐教育处于萧条的地步。至此，中国古代的音乐教育到了极其衰微的境地。

通过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发展的粗略梳理，不难看出，上古时期的中国音乐教育是极其光辉灿烂的，其中许多闪光的音乐教育思想仍给今人以深刻的启迪。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说：“儒家真正的艺术精神，自战国末期已日归湮灭。”音乐丧失其教育功能，也丧失了其在乐教中的重要地位。历代宫廷中的音乐教育，实际上也是为了统治阶级享乐以及其政治统治目的而专门设立的音乐教育。孔子以音乐教育为中心的乐教遗风，在后世虽然有所延续，但只是一种丧失掉生命力、僵化的传统乐教的形式，在乐教中，随诗的普遍流行而取代了人对音乐的要求。

总之，对于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我们很难作出一个全面准确而概括的结论和评价。就其音乐教育的本质来说无论在人类社会的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是社会情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音乐在社会情感教育中的社会功能作用又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是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音乐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古代以音乐为中心的各种礼仪庆典活动，不仅是一种礼仪，而且还是一种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而且还是一种社会规范或制度(范文)。但不同社会形成之后，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则取决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这一点在我们上面的叙述中已得以证明。而音乐教育的兴盛与衰亡，也正是由于音乐所具有的鼓动人心的感召力，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利益和矛盾而决定的。即使在历代的宫廷中有过大规模的音乐教育现象，然而这种音乐教育也仅局限于为统治阶级的享乐和统治服务的，而很少认识其社会价值。这种音乐教育中已没有孔子乐教中完善人格的艺术精神，而仅局限于一般技艺的层次，是一种专门化的技艺传授，而不是人格修养的审美教育。但无论如何，由孔子推至高峰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在人类的音乐教育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它为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979年版，第8－9页

②《思辩哲学新探》王树人著人民出版社985年0月出版第页

③《周礼·地官·保氏》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000年9月

④《礼记·王制》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000年9月版

⑤《论语·泰伯》、《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983年出版

⑥《论语·阳货》、《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983年出版

⑦《礼记·檀弓》、《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983年出版

⑧《论语·宪问》、《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983年出版

⑨《论语·述而》转引自《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页人民音乐出版社983年版

⑩《史记·孔子世家》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料注译》，蔡仲德人民音乐出版社989年

3《论语·李氏》，《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983年版⑩《孟子·离娄章句上》、《礼记·王制》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000年9月版

4《荀子·儒教效篇第八》、《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983年版

5《荀子·论乐篇第二十》，《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983年版

6《汉书·董仲舒传》。《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983年版

7《春秋繁露·同类相勋》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000年9月版

8《论衡·本性篇》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第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983年版

9《大真外传》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000年9月版

0《明史·卷六十九》转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修海林编著世界图书出版社000年9月版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古代；音乐审美；教育；启示

我国2011年颁布并试行的新一轮的音乐课程标准把“以审美为核心”明确为音乐课程的基本理念之首，自此，音乐所具有的审美意义、音乐教育的美育功能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肯定。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内因与外因相结合产生作用的结果。“以审美为核心”理念的确立，外因是现代社会对于美育的重视及对于音乐教育美育功能充分利用的人类社会环境；内因就是本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所以，我国音乐课程标准“以审美为核心”理念的确定与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基础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如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语言已经穷尽的地方，音乐才开始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用音乐的旋律来诉说一些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事情，因为音乐是直接表现人的情绪和内心感受的。由于音乐学科的特点，音乐审美教育具有其特殊性，它总是引导人们对于美进行感受、鉴赏，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美的活动，并且凭借形象思维的方法，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音乐审美教育就是通过人对美的感受，引动其感情的激荡，造成感情的共鸣，使之在愉悦中受到教育。音乐审美教育让人们拥有欣赏音乐的耳朵和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使人们善于发现、感受、把握世界和人自身的美，还能够使人们通过“美”体察人与世界的价值关系，创造自身和社会的美。

普通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理念的最终确立，根本原因还是要从音乐审美教育功能在我国音乐教育历史进程的发展与衍变中寻找。从我国自身的音乐教育发展来看，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大教育家孔子通常以美育作为德育、智育的一种教育形式来组织教育活动，使真、善、美在培养人的活动中达到和谐统一。他主张教育学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使他们的身心人格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对此，有学者作出这样的解释：“‘兴’，起也。诗言浅而易感，足以兴起人心，故曰：‘兴于诗’。礼以恭敬辞让为本，所以立身，故曰：‘立于礼’。乐所以调和情感，足以成性，故曰：‘成于乐’。”［1］

中国音乐审美教育功能作为音乐教育功能最本质的一个方面，它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其在音乐教育中的地位有时被占统治地位的领导阶层重视，有时被打入冷宫，但却得到古往今来众多音乐教育家、音乐思想家所共识，并对其进行研究、论述。随着现代社会对于音乐审美教育功能的进一步重视，我国2011年的音乐新课程改革又把“以审美为核心”列为音乐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由此可见人们对于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在现代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中国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是怎样步履艰难的走到今天，并出现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我们只能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求根据。中国的音乐教育历史源远流长，由于其素有“礼仪之邦”之美称，所以音乐教育也自然而然地与“礼”紧密相联，于是在周朝末年和春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礼乐思想，将“乐”与“礼”，即音乐与政治联系起来，也就有了“礼乐”一词。孔子在区别美与善的同时，在实质上却是重善轻美，一再强调礼乐思想，认为“《韶》”乐既美又善，“《武》”乐美而未善。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宰思想的儒家思想，其强调的礼乐思想，实质上就是将音乐置于礼的制约之下，成为封建社会“礼”的附庸品。所以，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特别是音乐的教化作用，始终强调“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重视音乐对于人民的潜移默化作用。儒家的“礼乐”思想对于社会的发展、音乐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从音乐这门艺术形式自身的审美意义上来说，儒家的“礼乐”思想却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遗留了较深的负面影响。儒家乐教重教化、轻审美，没有真正将音乐作为一门艺术，作为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人类的审美对象，更谈不上以人的发展为本，以完整的人格塑造为目的。它是以培养为封建社会等级制服务的社会成员为目的，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为根本，使“乐”仅仅成为礼教的一种手段，一个工具。

另外，作为对中国音乐教育思想颇有影响的道家，他虽然反对儒家的礼乐思想，崇尚自然，推崇“大音希声”，对中国的音乐与音乐教育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具备一定的人文思想。但是，道家的音乐思想也没有真正的把音乐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从根本上只是把其看成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儒道两个流派，都没有真正认识到音乐的审美意义，没有从音乐这种审美的艺术形式自身去寻找音乐教育的功能。儒家强调符合“礼”的音乐，本质上重视的是封建礼教；道家强调“希声”的音乐，本质上重视的是修身养性。所以从根本上说，儒道两家只是把音乐及音乐教育看作为其实现目的的一种有效的工具，具有极其明显的功利性。后来，两汉时期出现了糅合儒、道、阴阳各家思想的音乐美学著作《淮南子》；魏晋至唐时期，音乐美学思想开始摆脱儒家礼乐思想的束缚，探索音乐的内部规律及音乐的特殊性；尤其是《庄子》、嵇康、李贽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反对束缚、反对礼教、追求自由、反对异化、要求解放、蕴涵确立人的主体性原则，探求音乐自身的规律特征的思想之光，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建立现代音乐美学体系、确立现代音乐课程理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宋元明清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变得更为保守，但在这一历史时期，又同时出现了李贽的以“童心”说为基础的崇尚自由的美学思想，还有《溪山琴况》对于琴学意境、琴学审美的要求，为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争得一席之地。正如蔡仲德先生所认为，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多从哲学、伦理、政治出发论述音乐，注重研究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政治的联系、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而较少深入音乐的内部，对音乐自身的规律、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美感作用、娱乐作用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孔子如此，孟子、荀子大体也是如此；儒家如此，墨、法、道（主要是《老子》）、阴阳、杂家大体也是如此；汉儒如此，宋明道学家及其他文人大体也是如此。”［2］

纵观上述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审美功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知道，我国的音乐教育审美功能很早就为人所认识，虽然由于封建“礼乐”思想的根深蒂固，使音乐教育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始终与政治关系密切，成为统治者达到其统治目的的工具。但是，仍然有许多音乐思想家重视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超越了功利实用的一面，并对音乐教育审美功能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挖掘与真实、细腻的阐述。另一方面，由于音乐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音乐自身所独具的审美魅力，在重视音乐教育的社会教化功能的同时，音乐的审美意义以及音乐教育的审美教育作用仍然受到了音乐思想家、教育家的关注，并逐步加以重视。在少数论述音乐特殊性、论及音乐教化作用的实施途径的古代文集中，如《声无哀乐论》、《乐出虚赋》等论著，仍能够认识到音乐自身的特殊规律及特殊作用。

从整个古代音乐审美教育功能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其对于当代音乐审美教育的启示：

一、音乐的审美功能是音乐审美教育的理论基础

1、音乐的审美功能

自古以来，音乐让众多教育家有所感慨，孔子所谓的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还有《乐记》中所说的“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3等等评论，其原因就是在于音乐具有一种其自身所特有的美的品质。音乐的美一方面存在于音乐本体，离不开音乐自身这个作为客体的感性对象；另一方面，其与审美主体密切相关，离开了审美主体的听觉感受，就不能使审美主体对音乐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感受、体验与领悟。

音乐具有唤醒和整合人格的力量，能够使人身心愉悦，并以美感人、以情动人。其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一个人要培养和形成完美的人格，不仅需要学习和掌握科学的知识体系，培养和造就高尚的思想情操，还要进行富有情趣的艺术活动。长期在音乐美的熏陶感染之下，不仅能使人在精神上得到愉悦和滋养，而且有助于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使人的精神世界更丰富、更和谐、更完美。音乐审美功能是以音乐的美去作用于人的身心，乃至社会所产生的审美效应，可以说，音乐的主要魅力在于其审美功能。

所以，音乐的“审美功能”就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审美关系的反映，而人与自然及社会生活之间审美关系之所以能够成立，完全在于“人”有其特定的“实践性”和“主体性”。人有很强的主观意识和逻辑推理能力，因此在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实践领域总是不断扩大和深入，于是越来越丰富的“审美客体”涌入“审美主体”的视野，成为人的审美对象，丰富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

2、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

音乐教育是一种真正具有审美特征的教育，其自身规律告诉我们，必须突出音乐的审美特点，而不能够将其视为一种科学知识的或思想道德的非审美的音乐教育。早在周朝，当时的统治者就利用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来“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防万世之情，而教之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情感上的、审美水平上的教育了。

审美功能是音乐教育最为本质的功能，审美能力的发展离不开音乐教育，审美能力的提高和培养是音乐教育的直接性结果。音乐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在审美经验发展的基础上，把感性的冲动、欲望、情绪纳入审美的形式之中，接受理性的规范、引导、净化，从而得到控制、调节，把它进一步引向审美境界，使受教育者完成自觉的审美境界的塑造。通过审美境界的塑造使受教者对艺术的形式及内涵有了更加丰富的领悟和感受，在心灵的震荡和洗礼中培养起审美的人生态度，并最终使受教者性情的陶冶、人性的建构。

音乐教育具有的审美功能主要包括培养审美能力、提高审美境界、塑造审美人生。音乐教育所建立的审美能力是一种对现实功利的超越、对美的事物的敏感力。一定的审美能力能够使人类超越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审美对象的非实用层面进行感知，达到非功利的、非实用的状态，形成自由和幸福的体验的审美开端。音乐教育所建立的审美境界是在音乐等艺术教育活动中自觉地形成的，其中包含着较强的生理因素，但又不是单纯的感官愉悦，而是渗透着理解和想象，是多种心理功能共同活动的结果。通过音乐教育，受教育者的理解、想象等心理功能得到培养与锻炼，使个体能够在有限的艺术形式之中领悟到无限的本质内容，感性与理性相互渗透、和谐共进，引起深刻而丰富的审美感受。音乐教育对审美人生的塑造，对人生态度的构建，是以理性来净化人类感性中动物特质，并以理性的方式进行渗透，将其转化与升华；同时，音乐教育还运用感性的方式避免理性说教的抽象性，赋予其发展的动力与生命力。音乐教育的美可以打开人性之“真善美”的大门，引发人类对于人性、对于世界的思考与感悟。音乐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塑造“人”的工程，只重视理性发展而不重视感性发展的教育，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育。

二、审美体验、情感、创造和个性化是音乐审美教育的关键因素

早在《尚书·舜典》中“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等论述，都已经透露出有关音乐教育在对人的情感、人格塑造上所具有的审美意义。我们可以知道，在氏族“乐”的教授过程中，人的情感在音乐的学习中成为一种高尚的社会情感，使原始乐舞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审美意义。在季札的音乐评论中，其对音乐的欣赏并未仅仅局限于音乐的“形”或音乐的“意”，而是把音乐意与形相结合，并结合自身经验知识，通过想象把握住本质，抓住音乐的美与音乐的内在意蕴。即由乐音过于细碎急促的“美哉！”想到了使人民受尽苦头的苛刻的政治制度；由《齐》中声效洪大的“美哉！”而想到了大国之风，以及大国之无量的前途。另外，《庄子》中提出“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4，明确的把音乐与人的性情联系起来，认为音乐的本质在于表现人的自然之情，并对这种表现自然情怀的音乐加以肯定，高度肯定了音乐审美应该具有主体性，认为审美主体应该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嵇康在《琴赋》中“怀戚者闻之，则莫不憯凛惨凄”，“平和者听之，则怡养悦愉”［5］等等评论，都是从音乐审美主体的体验来谈音乐审美过程中的不同感受，认为人们能够积极主动的从音乐中得到美的享受，感到心满意足、快乐愉悦。嵇康突出强调审美者自身的情感体验在音乐审美中的作用，并主张一种自由发挥、积极主动的审美态度。明代的启蒙思想家李贽，认为一切美的艺术都必须出于真性情，必须具有独创性，具有独特的个性。其更是肯定了音乐以自然为美，要求音乐内容上抒怀不应该受到“礼”或“天”的束缚，形式上应该自由发展而不受成规制约，音乐的发展变化应该完全服从于表现不同个性的需要。后来在徐上瀛所说的“吾复求其所以和者三，曰弦与指和，指与音合，音与意合，而和至矣”［6］，认为演奏的技巧应该借助想象与内心的审美、内心的音乐意境相结合，不应局限于技巧，主张琴乐演奏者—即审美主体应该进入一种审美的境界，并在审美的创造性活动中建立起个体人格的肯定与完善，达到技艺与审美的谐和统一过程中的最高精神境界。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音乐审美教育的四个关键因素：审美体验、审美情感、审美创造和审美个性化。

1、　审美体验

审美体验是在感悟的基础上，将音乐艺术的审美意蕴和审美内容表现在受教育者的意识中，和受教育者的自身的审美经验、生活观念等内容结合起来，成为受教育者意识的直接体验。审美体验能够使个体在对音乐艺术形式进行感悟的过程中，得到某种理性的内容，并进一步在个体的情感等内容中得到感性的体现。

现实生活中很多问题，如数学问题、地理测试等，都可走捷径找到现成答案。审美则不同，审美不存在“答案”，只有体验。受教育者在音乐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审美体验是审美活动的基础。音乐审美体验就是对审美对象——音乐的感知与把握。音乐只有与人的内心产生共鸣，才能形成一种完美的审美体验。如体验音乐的音响，我们可以借助于以往的知识经验，并与以往的知识经验相联系，在内心中形成知识经验的建构，在乐音高低形成的旋律的跌宕起伏中完成对音乐的审美体验。

2、审美情感

审美情感是指由欣赏作品或演奏演唱作品而引起的一系列的情感反应，情感既是音乐艺术之源，又是主体体验、感受音乐作品的归宿。审美情感不是生活中一般的情感，不是纯心理或纯生理的反应，往往是伴随着他对作品的审美认识和审美理解而产生的，对于作品的认识和理解愈深刻，其获得的情感就会愈真实，最终得到的审美效果就会越好。可以说，审美情感是审美主体把自身情感、经验与思想意识融合在一起，是一种高级的情感。

儒家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肯定了人的内在思想情感可以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其中认为诗乐之发生效用，其根本的原理即在于以情感人或以情动情，具备情感的人接触到表现情感的诗乐，极易产生共鸣而为之感染，而绝不能诉诸理念的直接说教；而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否认了音乐与情感的关系，认为音乐中没有情感，音乐也不能表现情感。这就可以说明在我国音乐发展史上关于音乐与情感的关系素有争论。但是，这些关于审美情感的观点都是由于我国的封建制度下思想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即使如此，其中还是肯定了审美情感在音乐审美中的地位。所以说，审美情感仍是音乐审美教育的关键因素。

在审美获得的美感中，情感是美感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对于“美”的感受与感动之情，则不能称为美感。情感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其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是人们普遍都承认和重视的。情感和美感在音乐体验中常常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为融和的状态。情感的介入是美感产生的前提。“美感是感知、理解、意志、想象等多种心里过程以情感为中介的综合统一。其中关键性的、决定性因素是情感。”［7］审美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情感教育，情感应该成为音乐审美教育的核心，并且应该在音乐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音乐是情感的最佳载体，是情感无限强有力的杠杆，情感融于一切音乐审美活动之中，整个音乐进行的过程就是情感变化、发展的过程，就是情感的抒发、情感的交流、情感的激发。

3、审美创造

审美创造是指审美主体用音响动态来抒发自己的内在情感和外在感受的审美活动。人们通过审美创造，可以把自身的感受表达出来，把内在听觉所做出的的审美判断表达出来，是一种极为主动的审美活动，也是音乐美育的重要审美手段之一。“审美创造是人的审美经验的对象化活动，即人们遵循‘美的规律’，按照一定的审美意识而进行的一种主动、自觉的审美造形活动、审美经验的形式化过程。”　［8］

别林斯基曾说过：“在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中，一切形象都是新颖的、独创的，没有重复之弊。”　所以，创造性是各门艺术共同的审美品格。音乐的产生过程就是全部的创作过程，无论音乐的创作、表演还是欣赏，都必然伴随着创造性的表现与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音乐的“不确定性”特点，使不同的听众欣赏不同音乐作品必然会获得不同的感受。音乐的情感特征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审美创造是使学生进入音乐审美的重要途径。在音乐教学中通过让学生亲身感受到音乐的美，并引导他们动手尝试音乐创造活动是一种效果很好的教学方法，学生在学习、欣赏音乐的同时，应该个性化的理解音乐、表现音乐。所以，音乐教育在培养学生创造能力方面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另外，审美活动的创造过程也就是审美情感的释放和升华的过程。我们进行音乐的创造活动，也就是使个体的情感生命得以伸展、抒发、成长和提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情感得到解放和提升，并开创新的人生，达到审美的人生境界。

4、审美个性化

审美个性化是指音乐美育应该关注如何更充分的保持并发展人的个性，鼓励人在审美活动中全面开发自己的潜能，多方面表现自身的具体追求和才能，从而使审美创造真正成为人的个性健康发展的标志。音乐审美应该表现出审美主体独特的审美认识和审美个性特征，在审美过程中也应该饱含审美主体在审美实践中独特的发现和创造。

由于享受音乐美感的个体不同，其产生的情感体验也存在差异性。审美差异是由于审美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造成的，由于每一个审美主体都具有一个独特的心理世界，他只能以这个独特的心理世界与外在的世界展开心灵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之中把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带进去。因此，审美活动的整个审美过程都是个体的活动，决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予以限定。

在我国，音乐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乐的审美功能、音乐审美教育中的关键因素等也很早就被我国的教育家所认识，而发挥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自古以来就是进行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从我国音乐教育美育功能的历史发展脉络看来，音乐的审美意义、音乐教育的美育功能在很多历史时期经常被政治的、思想的、伦理的教育功用所掩盖，成为辅德益智的有力工具与有效手段。但是，经过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以及人们音乐理论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并逐步完善，人们终归还是能够认识到音乐的审美意义与音乐教育的美育功能，能够发现音乐本身所具有的美，认为音乐的美可以使人发现生活的美，从而达到陶冶情操、完美人格、丰富情感的审美效果。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社会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社会对于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改革教育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智能化的未来社会成为全球性的热点和难点课题。音乐审美教育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与学科环境下，也在积极的参与到浩大、壮观的世界性的改革浪潮，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多次的音乐教育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对未来的音乐审美教育进行大胆地畅想。

一、民主化的音乐审美教育

教育的民主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憧憬的目标，更是近现代教育史上诸多进步教育家的理想和追求，由此，音乐审美教育的民主化也将成为未来音乐审美教育的发展趋势之一。我们从审美教育机会民主化与审美教育管理民主化两方面理解。

（一）教育机会民主化。

教育机会民主化，既每个人在接受音乐审美教育的机会上应该是均等的、全民性的，这种均等性与全民性不仅仅是在音乐知识的学习，而且还应该体现在充分发展每个人的潜能、获得生存和发展本领等方面。民主化的音乐审美教育应该能够做到不分民族、性别、地区、和社会阶层、经济收入，所有的社会个体都能获得均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为所有的受教育者提供同等优良的教育渠道、环境、师资等受教育条件。现代音乐审美教育的民主化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音乐审美教育面临着不少问题，例如经费不足、师资队伍数量短缺与分布不均、教育质量不高等。

（二）教育管理民主化

教育管理民主化，既在音乐审美教育的教育过程中民主意识的渗透、学生民主意识的培养、民主参与能力的培养。音乐教育民主管理是保证音乐审美教育体制的正常运转、实现音乐审美教育民主化的重要方面。在音乐审美教育的施教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没有主体与客体，人人都能成为教学的主体，每个学生都能够有自己对于音乐的不同理解，并能够自由的进行阐述，整个教学过程中，形成师生互尊、教学相长的教学气氛。

另外，在整个音乐教育机制、音乐教育体系的管理上，我们也应该讲求教育管理的民主化。音乐教育的管理不仅仅是领导层的责任与权利，更是全民的责任与权利，人人都应该在音乐教育管理中发挥主体性原则，增强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到音乐教育管理活动中。

二、终身化的音乐审美教育

随着现代社会对个体能力水平的要求在不断的提高，出于社会个体生存的需要，终身教育这一教育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推广，许多国家将终身教育思潮转化为国家的教育决策和政府行为，教育终身化成为当代世界教育改革乐章中的强者。那么，音乐审美教育的终身化也必将成为一种时代趋势。

对于社会个体来说，终身的学习通过不断的学习过程来发挥人类的潜能，激励并使人们有权利去获得他们终身所需要的全部知识、技能和理解，并在任何的生存环境中保持信心。同样，终身的音乐学习也能够不断的锻炼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的挖掘人类的潜能，不断的获得生存所需要的新知识、新观念。所以，终身化的音乐审美教育也必然能够使审美个体在持续地学习过程中不断的获得对于“美”的理解、把握，感受时代的进步与“美”的变化，不断的体会“美”的内涵。例如，未来的音乐审美教育应该不仅仅只是立足于学校教育，而更应该贯穿于人的一生，可以运用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氛围教育等多种形式，使音乐审美教育持续地对社会个体的成长发挥作用。未来的音乐审美教育将进一步更新，将会伴随一个人的一生，其结构将更加多样、更加灵活，将成为一个覆盖全社会、纵横交错的网络，成为人们认识美、感受美、理解美的窗口。

三、人性化的音乐审美教育

人的发展是现代教育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随着社会对于多样化人才的需要，对于人性、个性的进一步关注，世界各国的教育都开始致力于教育的“人性化”、“人道化”、“人文化”，强调教育的“以人为本”。音乐本身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艺术形式，其本质特征就在于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感情生活，音乐教育就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一种人性化的教育。

未来的音乐审美教育坚决反对整齐划一与思想僵化，倡导教育目的、课程、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多样化、灵活化和个别化，应该重视个体的能力、心理结构、知识结构以及个体的兴趣、动机和需要，使受教育者在其自己的教育中起到积极主动的作用，以维持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另外，音乐课程也应该随之建立一套适合可行的音乐教材、音乐课程结构、教学评价机制与音乐课程管理机制，从而能够从每个学生自身出发，去衡量音乐教学过程与音乐教学效果。这样一来，音乐教育就能够充分关注人性，重视个体的审美体验，审美情感，尊重个体的审美创造，就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审美教育。

人性化的音乐审美教育既有利于发展个人特长和闪光点，又有利于发挥个人潜能，捕捉个人智慧的创造之光，能够帮助社会个体实现自我，适应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所以，未来的音乐审美教育改革仍会在人性化方面做出努力，人性化的音乐审美教育应该是未来音乐审美教育发展的趋势。

四、多元化的音乐审美教育

随着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一步步加深，人们能够日益深刻的体会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独立的存在，只是构成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个体应该是具有国际意识的多元性人才，那么，未来的教育一定是多元化的教育。于是，面向世界、面向国际的教育改革显示出了强大的发展后劲。但是，目前音乐审美教育的多元化仍存在管理体制、经费、语言等方面的问题，还不能够适应世界教育多元化、国际化的时代潮流。音乐审美教育作为未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渠道的多元化便成为未来音乐审美教育所追求的发展方向。

音乐审美教育应该是放眼于世界的教育，全球音乐的相互理解并不会带来文化的混乱，而是带来有益的文化风暴，所以未来音乐教育一定应该是开放性的、世界性的和多元性的。但是，任何民族的音乐审美教育更应该是立足于本民族的、以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为主体，以本国国情和民族特征为基点，只有民族与世界相结合、外来音乐文化与本国音乐文化相交融的多元化形式，才是未来音乐审美教育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越具有民族性的音乐审美教育，就越能够在教育的国际化环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音乐审美教育过程中，在立足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基础之上，全面实现音乐知识的国际化、信息化、多元化，使受教育者成为既有民族个性，又能够客观看待、正确理解多元文化的国际性人才，真正使音乐审美教育发展成为国际化与本土化、民族化相统一的，极其富有生命力的教育体系。

综上所述，音乐审美教育在人的感性能力、理性思维培养之中具有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这就注定其必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中国要稳稳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国的音乐审美教育就绝不能满足于目前取得的成就，而应该进一步适应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成为未来教育的重中之重与人类教育的核心，在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发挥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年12月第一版；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3年9月北京第二版；

［3］曾洁珍《国内外教育改革动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2月第一版；

［4］修海林　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

［5］修海林《古乐的沉浮》山东文艺出版社；

［6］马东风《音乐教育史研究》京华出版社　2001年5月第一版；

［7］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8］聂振斌《中国美育思想述要》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年5月第一次印刷　1993年12月第一版　；

作者简介：朱裔文，女，（1981.10-），汉族，山东省青岛市，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音乐系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学科教学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礼乐教化 音乐教育 启示

一、中国古代音乐教化思想简述

礼乐教化思想在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本文以以西周时期与孔子的音乐教化思想为例简述这一思想的要义。

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音乐的教化功能。《尚书・舜典》中记有：“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神人以和。”由此段话可知，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注重音乐教育的道德教育功能，通过学习音乐使贵族子弟达到个性正直温和，宽大谨慎，刚毅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的境界，这是周代礼乐教育思想的先声。到了西周时期，礼乐教育开始作为治国方针被提上日程，并且成为西周音乐教育的主体，具有伦理化、政治化、宗教化的性质。这一时期的礼乐教育也具备了审美教育的性质，在具体的实施上礼乐教育互为表里，各有侧重。在教育活动中以音乐为手段，但德育在当时是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音乐教育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非为了提高人的素质，始终是统治者用来教化人们的工具。以后的朝代大多沿袭西周的礼乐制度，看重音乐教育功利性的作用，这必然会忽略其对于人自身的锻造作用。

孔子是乐教思想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开创私学，在学校中开展“六艺”教育，《论语・泰伯》中有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的完成看做是整个教育完成的标志，礼乐教育是孔子音乐教育内容的主体。但孔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所谓“礼乐 礼乐”，礼始终摆在乐的前面，实施乐教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辅助礼制治国，音乐教育不是作为一门艺术来发展的，即使在当时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也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单纯的以育人为目的也更无从说起。不论是对待西周的礼乐制度还是孔子的音乐教化思想，都应该辩证的看，挖掘出适合当展的精华部分加以适当的修改以适应当今音乐教育的发展。

二、礼乐教化思想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影响

近现代时期的音乐教育史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也是在这一时期内，西方的音乐教育思想传到中国，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教化思想发生碰撞，同时也是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与当今音乐教育的过度连接部分。

前面已经提到，在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德育是其主要的目的，所以才有“明人伦”一说。所有的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优秀健全的人，人之所以比动物高级就是因为人能有意识的遵守一定的社会规则，如何去做人使得德育在任何教育中尤为重要。这里又要提到，在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德育育人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整个音乐教育的价值导向仍是功利性的即维护封建统治，这也是与西方音乐教育思想中德育作用的最大分歧。在西方音乐教育中，音乐的德育作用是为了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最终提高人的素质。近现代历史上一批早期的音乐教育家开始倡导西方的音乐教育思想，如蔡元培、丰子恺、萧有梅等，将音乐教育思想的重心放在美育上。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美育思想的发展与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仍有密切的关联，古代礼乐教化思想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设，那么在近现代时期如何扬弃这种附加在音乐教育上的巨大的功利性政治性目的呢？那就是进行美育。

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到：“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但“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从这段话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美育在培养纯洁高尚的人这方面独特的优越性。美育以提倡无人我、超利害为宗旨，音乐教育作为美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是超越实利主义的，所以才能摒弃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的功利性因素。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也可以理解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即音乐教育是最终实现育人任务的手段。美育思想在刚刚引入的近现代时期是最纯粹的，也是最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审美的音乐教育尽力排除功利性、政治化的因素。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却含有巨大的功利性目的，那就是对人的培养，只不过这是一个隐性的、长期的过程。

无论是实现音乐教育本身的教育目的还是实现辅助德育的目的，音乐教育都必须发挥音乐艺术本体的特点。我们应该看到音乐教育的德育作用，但是要清楚两者不是从属或者包含的关系；通过音乐达到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音乐的任务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任务。在现代社会中，其所含的功利性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艺术具有普遍性，要看到其反映的普遍性的东西。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达到思想情感上的潜移默化，培养高尚完全的人才是音乐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三、礼乐教化思想对目前音乐教育的启示

在分析过古代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中与西方教育思想的融合后，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音乐在育人方面的优越性，所以对它的发展应该谨慎规划。音乐教育发展至今，音乐教育必须以审美教育为核心的理念基本已经得到认同，但音乐教育同时也应该肩负其他的责任。音乐教育不仅应该姓“音乐”还应该姓“教育”，它是音乐和教育德统一体，既肩负着实现音乐本体价值的使命，又承担着实现他教育性的责任，即实现育人的目标，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和谐的人。苏霍姆林斯基曾多次表明这样的观念：“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同时也要看到音乐教育所含有的除了审美价值之外的实用性价值。保罗・哈克就说过：“一个仅仅为自身而存在的，仅仅为自身而有用的学科，例如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教育，无论是从可能性还是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被视为学校的基础学科的。”这实际与礼乐教化思想和近现代五育并举的思想有共通之处：看到音乐教育的其它功能，但是也应该坚定的以育人为根本出发点。

作为审美的音乐教育，审美与音乐的关系亦是相互的：强调音乐教育审美性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实现其教育性；音乐教育的审美性和教育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审美性是教育性的前提，教育性是审美性的目的之一。当人们把美作为目的和理想来追求的时候，就可以在真与善、认识与道德、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架起由此达彼的桥梁。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音乐教育的教育性只有以音乐为本，才能实现其与德育、智育等方面的教育价值，且这些教育的实现是一种隐性的、潜移默化的过程。音乐教育的核心是音乐美育，通过美向德、智、体等诸多方面渗透影响，而不应该离开美育这个核心，超越音乐艺术本身的规律，片面的追求它的德育和智育功能。

综合看来，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思想实际上是围绕“乐以载道”这一观点展开的，承认音乐教育对人具有教化作用，但其只是作为礼制的辅助工具。不过，我国古代的礼乐教化思想虽然具有功利性的政治化的目的，但是其对于音乐教育育人作用的阐述是非常科学的。因此对待古代的音乐教育思想这发你干，应该看到其合理性、科学性的东西，辩证地看待，取其精华，为今所用。

作者简介：马金玲，女，1988年，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1级研究生，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先秦时期；音乐；教育思想

1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起源及形成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界的重要标志。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教育包涵了音乐教育在内的多种教育内容，音乐教育思想对中国古代封建统治下君王的治理、文人雅士的培养、音乐文化的传播以及音乐技能的传承，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音乐教育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已经产生了，那时的音乐教育活动都产生于“无意识”的教育行为，音乐教育大都是由生产生活的需要，或是带有宗教色彩仪式的需要而产生，通过模仿的音乐教育形式进行“口耳相传”。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美”的追求逐渐萌生，致使人们开始注重音乐教育中的审美体验，加之音乐教育具有的实践性，人们从“无意识”的音乐教育活动开始走向“有意识”的音乐教育活动，音乐教育的分工日益细化，音乐教育的内容也日趋充实。于是，音乐教育思想在商代以后开始孕育，在周代时萌生，周代以后开始了以“诗舞乐”三位一体的艺术教育形式。

2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的内涵

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直接作用于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教育行为、教育方式和教育目的，起到一种风向标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的内涵极为丰富，主要体现在音乐本体、音乐的文化属性和精神品格三个方面。

2.1以“音乐本体”体现的音乐教育思想

作为音乐的教育，一定是以音乐为主体进行的教育，应着眼于对音乐本身的理解与要求。古代音乐教育思想认为：音乐作为一种艺术，首先要“乐和谐”，正所谓“音声相和，恒也”［1］，“乐者，天地之和也”［2］，“凡乐，天地之和”［3］，“乐无太，平和者是也”。［4］这都充分说明了音乐的和谐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是音乐的根本特征。其次是“乐中和”，孔子奉行中庸之道，曾对音乐审美提出以下要求：“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5］“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5］由此可见，孔子“中和为美”的音乐思想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最主要的要求。最后为“乐之乐”，“乐者，乐也。”［6］音乐能够带给人们一种愉悦和快乐。古代文人的这种对音乐本体要求的思想，是音乐教育思想最基础的出发点。

2.2以“音乐的文化属性”体现的音乐教育思想

音乐教育是一种文化的教育，在政治制度、社会礼仪、道德文化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在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制度下，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两者间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在这种情况下，音乐由于具有“和”之特性，自然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调和两者间矛盾关系的工具，其效果不可忽视。（1）统治者通过音乐教育，提高民众的道德素养，教化民众，倾听民声，达到民安国泰的最终愿望和目的。首先，通过音乐教育教化民心。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7］《乐记》中亦道：“生民之道，乐为大焉。”［8］可见，音乐教育教化功能的重要性。运用音乐教育来疏通民众的忧虑，使民众恢复淳朴诚实的本性，是音乐教化功能的具体体现，所谓“乐者，所以救忧也”，［9］“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10］统治者可以通过音乐的教化使得民众心平气和、明白事理，从而达到国泰民安，如《乐记》中记载：“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8］其次，通过音乐教育审乐知政。正所谓“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8］，“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4］，“帝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纳五言，汝听；予违，汝弼”。［11］音乐与政治相通，音乐可以很真实地反映当下社会与政治的安定状况，统治者通过音乐来倾听民众心声，从而体察民情，最终匡正自己的违失之处，改良政策，缓解君与民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建立太平盛世。第三，音乐教育可以移风易俗。“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8］可见，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同时，音乐可以最快地改变人的内心情感，“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6］音乐教育的这一功用对治国安邦起到辅助作用，效果尤其深远而持久。（2）音乐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可以视为是一种礼仪的教育，音乐教育与社会礼仪的养成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中国有“礼仪之邦”的美称，自古“礼乐”被视为不可分家的统一整体，两者都以“和”为美，“子曰：礼之用，和为贵。”［12］所以，同根而生的“礼”和“乐”本质上相互融合，是艺术性和规范性和谐统一的整体。一方面，礼乐制度让音乐教育处处体现着礼的制约，以达到音乐教育中音乐“中和”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礼”规范了“乐”，帮助音乐达到音乐教育育人的目的。礼乐并行的制度更深层次地巩固了封建社会中君王的统治。关于礼乐相得益彰的记载在史书中屡见不鲜，《荀子》的乐论中就有“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6］《礼记》中乐记篇“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8］“礼节民心，乐和民声”［8］，“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8］，“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8］，《人物志》中也提到“《礼》以敬为本，《乐》以爱为主”。［13］这都充分说明了“乐”是“礼”的表露，“礼”充实了“乐”的内容，两者共同作用，安定了国家的统治。2.3以“精神品格”为中心体现的音乐教育思想从音乐教育的对象上看，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是一种“育人”的思想观念，而“育人”的具体要求主要是以精神品格的教育为中心。贤能之士在完善自身修养上认为，音乐教育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周王朝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才能，以及孔子提出“六艺”的教学内容之后，音乐教育就成为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4］“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5］一个人在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必然离不开学习音乐。荀子曾回答学习从何开始，在哪里结束的问题时道：“《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16］由此可见，音乐教育也使学生明白很多道理。音乐教育在古代是一种“人格完善”的教育，所谓“乐以造士”正是这个道理，士人通过听音乐，学习音乐来顺导性情，提升自身气质与修养，甚至于不懂或不会一点音乐的人被认为是有缺憾的，“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6］“《礼》曰：君子无故不彻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阙。”［17］这都充分体现出了古代文人不但十分重视音乐教育，而且通过音乐教育培养自身“心性”发展的强烈愿望和要求。综上所述，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从音乐本体思想观念的形成上看，是离不开“自然天理”这种中国哲学观的，然而音乐教育和政治统治之间存在的这种“体用不二，性相如一”的关系，使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又具有音乐教育服务于政治的这种特殊功能。音乐教育思想中对人精神品格的塑造，则体现了教育思想的本质要求。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三个内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即通过音乐本体的“和”，达到“乐和”；通过“完全人格”的塑造，达到“人和”；最终达到“政通”的崇高目标。

参考文献：

［1］…老子•治国［M］.饶尚宽，译注.中华书局，2006：5.

［2］…礼记孝经•乐记［M］.生，陈美兰，译注.中华书局，2007：143.

［3］…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M］.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陈涛，译注.中华书局，2007：51.

［4］…吕氏春秋（仲夏纪•适音）［M］.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陈涛，译注.中华书局，2007：56，58.

［5］…论语•八佾第三［M］.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6：35，38.

［6］…荀子•乐论［M］.安小兰，译注.中华书局，2007：204，200，205，198.

［7］…孟子•尽心上［M］.万丽华，蓝旭，译注.中华书局，2006：294.

［8］…礼记•乐记［M］.中华书局，2015：156，153，135，131，138-140.

［9］…淮南子［M］.顾迁，译注.中华书局，2009：136.

［10］…庄子•缮性［M］.孙通海，译注.中华书局，2007：235.

［11］…尚书•皋陶谟［M］.慕平，译注.中华书局，2009：42.

［12］…论语•学而第一［M］.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6：8.

［13］…人物志•八观第九［M］.梁满仓，译注.中华书局，2009：111.

［14］…论语•述而第七［M］.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6：88.

［15］…论语•泰伯第八［M］.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6：109.

［16］…荀子•劝学［M］.安小兰，译注.中华书局，2007：10.

［17］…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M］.檀作文，译注.中华书局，2007：321.

［18］…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19］…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20］…马东风.音乐教育史研究［M］.京华出版社，2001.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专业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多元化

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是在音乐社团和音乐师范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小学校和师范学校音乐教育迅速发展的形势，迫切需要建立起专业的音乐文化学校，为培养和提供大批的专业的音乐人才。各种的音乐社团的建立与发展，在促进专业的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下半叶，中国逐步兴起以传授新音乐知识和技能为主的教育事业。它的建立和发展，同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建设互为影响。所谓的“专业音乐教育”即培养专门音乐人才的音乐教育，又称“职业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由稚嫩走向成熟，历经几代音乐家、教育者及改革者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无私的奉献。今天，在国际音乐大舞台上，在各个音乐领域里，到处都活跃着中国音乐家们的身影。一大批获奖的选手，为祖国和人民带回了无尚的荣誉。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中国的古代音乐教育，就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有很多专业的音乐教育多是非学校音乐教育形态:音乐世家是如此，“伎乐”教育、“班社”之传等也是如此。而且如果系统的考察中国古代专业的音乐教育，就会发现：在中国古代，非学校教育形态还是专业的音乐教育主要形态而学校教育形态在专业音乐教育中并不占什么地位。这与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形态恰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从“专业音乐教育”的学校形态与非学校的教育形态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古今专业音乐教育中教育形态构成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只有在确立了“专业音乐教育”的古今共通性以后才可以看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日益发展，为中华民族璀璨悠久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为音乐事业的普及推广，培养优秀音乐人才，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修养，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目前，国内许多音乐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已开始意识到，在近现代以来，专业音乐教育已形成“双文化”特征，但是这种多元化的音乐教育体系，应立足本国的音乐传统，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了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在音乐教育中适当融入外来的音乐成份，以适应中国音乐在新时期的发展。在重视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时，也要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面对当今世界文化格局的变迁，我们必须努力改变心态，重视我们的音乐主体价值，改变以往的“单一音乐文化观”的教育模式，以多元文化为教育目标，构建以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为主体的多元化音乐教育体系。二十一世纪将是个多元文化抗衡的时代，无论是中国的音乐文化还是西方音乐文化，择孰汰孰？将取决于世界的自身文化的优势，那种以某一时代、某一种音乐文化作为衡量世界音乐价值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在我国音乐界内部经过多年的争论与思考，也逐渐认清了振兴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性。我们要正视历史，面对现实，展望未来，顺应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发展的大趋势，重新认清我国的音乐文化的本体价值，它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世界音乐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我们目标明确，齐心协力，构建以中国专业音乐为主体的多元化音乐教育体系，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实现。

专业的音乐教育，是整体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教育的高层建筑，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音乐教育之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不仅为国民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还在社会的音乐活动中、繁荣音乐创造、保证时局的政治宣传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专业音乐教育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音乐教育史略》 陈其伟著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3年11月

［2］《专业音乐教育学导论》 张帆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6月

［3］《中国教育发展史》 喻本伐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4月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第6篇

一、《音乐教育展望》的生成背景

（一）国内背景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进行了多次重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我国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现实问题。近几年，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下，党和国家对基础教育工作给予了高的的重视，并要求未来的基础教育应有助于培养能够适应新世纪科技革命和善于应对国际竞争的新型人才。在这种要求下，我国启动了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音乐教育展望》这本书，正是是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完成的，它体现了基础教育改革的精神，响应了基础教育改革的号召，是对课程改革的理念指导，也是对课程改革的经验支撑。

（二）国际背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教育的发展与变革已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各国教育体制的框架已经基本搭设完成，当代教育的发展开始聚焦在变革学校课程与教学的层面上。

另外，21世纪人类社会将更加趋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势态。全球一体化是由于人类科技、交通、信息网络及经济发展的必然，文化多元化则出自人类在不同生存空间聚合方式适应性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当今任何学科的发展，放弃全球观察的视野、孤立地谈自己的发展，是难以面向未来的。因此，我们需要基于一种全球音乐文化发展的思维框架，来考虑音乐教育学科研究的发展。

综合上述背景来看，《音乐教育展望》的出版是十分符合时宜且有价值的。

二、《音乐教育展望》的主要内容

《音乐教育展望》共九章，分为三编，分别是：音乐教育的历史回顾、对现代音乐教育的重新审视以及面向新世纪的音乐教育。

开篇首先回顾了音乐教育的历史，介绍了欧洲音乐教育的起源及其演化发展、中国古代的乐教、中国近现代及当代学校音乐教育。书中具体讲述了西方各个时期的音乐教育演化发展，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再到古典时期，最后说到近现代。接着，按照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介绍了中国古代乐教思想的发展，并且阐述了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功用。最后从新式学堂中的音乐课程设置开始，详细介绍了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的学校音乐教育。

第二编是立足国外，对现代音乐教育的重新审视。该部分具体介绍了国外音乐教育与相关教育体系，如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体系、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等；还详细阐述了现代音乐教育理念以及现代世界各国中小学音乐教育实践与效果，如法、日、韩、德等的课程设置与改革、音乐教材的发展及音乐师资力量的发展等。

第三编从音乐教师的基本素质（如教学品格、教学技能、教学观念等）与培养途径、音乐教学的基本条件（课程改革、教材建设、教学模式、评价与管理）以及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这三个方面来展望新世纪的音乐教育。

三、《音乐教育展望》的主要特色

（一）思路清晰、结构严谨

由上述书本的结构板块介绍，我们可以清楚该书的整个结构体系，用三个词来概括，即以史为鉴、立足现实、展望未来。

正所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解读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只有了解了历史发展，吸取前人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立足现实也是展望未来的前提，只有正视现实，知己知彼，才能找出自身问题所在，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展望未来是对未来发展的蓝图的构想，有了计划，明确了目标，改革才能有的放矢，才有可能加足马力向目标前进。所以说，该书的结构安排是十分清晰及合理的。

（二）阐述全面、内容丰富

书本的阐述贯穿古今，囊括中外。从纵向看，该书的阐述是从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解读，到对近现代及当代音乐教育的反思，最后到对未来音乐教育的展望。从横向看，该书不仅阐述了中国的音乐教育，还介绍了国外的音乐教育，并且涉及的内容十分全面，有国外的音乐教育发展史、著名的音乐教育体系、各国的音乐教育理以及音乐课程设置与改革等等。时间与空间、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现今与未来的交错，使得该书的内容全面而丰富。

四、《音乐教育展望》的主要不足

（一）对一些音乐教育的实际问题涉及不足

素质教育的改革虽然处于进程中，但普及面还不广。面对着应试教育，面对着中高考的指挥棒，在积极提倡审美教育的现今，音乐课程是否真的能引起重视呢？如果遇到音乐课成为一种摆设的问题，音乐教师该持怎样的态度？又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来解决呢？当然，这也不是一时能解决的问题，需要长期的倡导与实践。

另外，现如今城乡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中西部的偏远地区，由于教育观念落后，教育设施不齐全，师资力量缺失，没有条件对学生实施良好的艺术教育，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是不是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对这种情况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呢？虽然这种问题是由国家经济情况决定的，不可避免，但我们不应逃避或置之不理，应该对特殊情况采取特殊方法，这也是改革的一部分。

（二）实践指导意义不足

这本书涵盖了各种音乐教育的理论，内容丰富全面，但较少涉及对实践层面的指导，笔者觉得，如果能多增加一些教学实例、案例，并结合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的话，也许能够更好地启发读者如何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也能更好地帮助读者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总之，《音乐教育展望》考察、总结了自身已有的成熟理论和成功经验，并用全球性的视野关注和借鉴国外的有益成果，表达了学科教育发展的方向及最新理念，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有益的素材，是十分值得音乐教师细读的书。笔者将读了《音乐教育展望》的所感、所悟、所得与大家分享，不足之处还望给予批评和指导。

参考文献：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第7篇

西周时期的音乐教育

中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美称。西周时期的统治者将音乐作为治理天下的一种手段，正如《周礼•地官》所云：“以乐礼教和，而民不乖。”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阶段的重要标志。

西周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明确的教育体系。和夏商两代一样，“学在官府”是西周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同时决定了西周音乐教育也离不开“官府”。“学在官府”又称“学术官守”，意思是教育机构设于官府之中，即通常所说的“政教合一”。 “官师不分”是“学在官府”的主要表现形式。所谓官师不分是指为师者必为官。 “大司乐”就是其中所载的周朝王家音乐机构的乐官之长。大司乐的下面是乐师，乐师分为大乐正、乐正和小乐正，其爵位分别为下大夫、上士和下士。其余还有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等也都有着自己的爵位。这些都体现了西周音乐教育的“官师合一”。“学在官府”还体现在学生的选择上。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受教育的权利上存在着阶级差别，奴隶被剥夺了入学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平民只能入乡学接受小学教育，而只有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卿大夫之嫡子才有机会入大学深造。这就造成了礼乐教育与庶人无缘，所谓“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周礼•春官宗伯》记载：“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其所属礼官中“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大司乐职掌大学的教法，治理王国的学政，并对国子施以教育。大司乐下面还有乐师、大胥、小胥等官员，他们不仅是音乐的管理者、演奏者，同时也是音乐教育者。全部加起来，周朝音乐机构的官员和乐师多至 1463 人。其上有音乐舞蹈总管、总教习、总指挥、总监督，中有音乐舞蹈的教育者、表演者及乐器、舞具的制造、修理、保管、发送者，下有各种职员及工役。分工明确，职责清楚。由此可以总结出周朝音乐机构的特点：人数众多、组织庞大、分工细致、管理严密。此中的大部分官员是从事教育的，其明确的分工，足以看出周朝音乐教育的水平之高。

周是一个重礼的朝代，干什么事都是与礼分不开的。礼与乐互为表里，其教育作用各有侧重：“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音乐教育在西周是一门主课，很受重视。“ 以乐德教国子，中和、袛、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段话是《周礼》中的《春官宗伯•大司乐》对周代音乐教育内容的一个概括。中国古代教育具有重道德伦理的特点，《礼记•王制》云：“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 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 西周立国推行“德治”，乐教也以德重，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西周统治者明确要求乐为政治服务，因此等级分明的教育便是乐德的核心。“乐者，通伦理者也”。乐德之教还要对贵族子弟灌输“中和、袛、庸、孝、友的观念。”其中以“中和”之德的培养为重要。“中和”就是指王道的和谐，即协调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各种矛盾。乐德之教，就是要运用艺术的感染力，使学生从道德认识到道德情感都至于中和。西周的礼乐教育活动还注意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以年龄为依据设置学科课程，《礼记•内侧》云：“十有三年，学乐 ”《周礼•春官》记载，所教乐舞有《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简称“六乐”。这六乐也是周实施雅乐的重要内容。可见西周礼乐制度强调音乐审美意识的构建，颂扬的是英雄创业的伟绩、原始图腾等内容。其最主要的目的是维护其统治，通过审美意识来达到这种目的。

西周建立了我国历史是第一个比较完备的音乐教育体系。但从其受教育者、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上看都存在着等级性和阶级性，都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虽然如此，周代的乐教制度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并开了音乐教育系统化、体系化的先河。但是西周乐教毕竟是我国古代文明形成初期的教育形态，从整体上看尚处于较低级的水平。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瓦解，奴隶制官学教育体系不再适应时展的需要，终被私学和封建官学所代替，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

与西周相比，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教育在性质上有了明显的变化。西周时期官学的重心在宫廷，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学的兴起，音乐教育开始下移，这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中的一个转型期。但是，音乐的教化功能与政治的兴衰是相同的，音乐仍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音乐审美和教育中体现的平和，在外在上是音乐的协和，其内质也仍然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的调和。“礼崩乐坏”带来的文化下移，这一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尤其是儒家思想，对当时以及后世的音乐教育有都着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主要是推崇西周的礼乐思想，将礼乐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主体，将音乐的学习视为教育的最高阶段。孔子在教育中强调“有教无类”，在教育的选择上突破了等级的局限，是适应时展要求的，但是他仍然认为社会政体需要有一定的等级制度。他在音乐教育审美中主张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通过乐的中正平和的情感态度来成就一种人生境界。孔子还主张教育中知行合一。#p#分页标题#e#

孟子与荀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的两位大师，他们的音乐教育是在继承了孔子的礼乐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孟子在政治方面主张施行仁政，在音乐教育方面突出音乐的伦理教化功能，他认为音乐的教化作用远胜于言语说教的作用。《孟子•尽心上》：“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载了孟子与民同乐的思想，是孟子维护封建统治的策略之一，但是这种思想却突破了西周以来礼乐思想的束缚，是其“民本思想”在音乐教育中的反映。荀子从其“性恶论”的方向发展了儒家伦理学和教育学思想，《荀子•性恶》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基于这一前提，他认为实施礼乐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是要通过具有教化功能的音乐活动来达到乐教的目的，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稳定。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音乐教育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不论它们的形态和性质如何转变，音乐的教化功能与政治的兴衰是相同的，音乐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从先秦的音乐教育在整个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史上的地位来讲，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奠定了我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的基础，尤其是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更是我国古代音乐教育的精华。从先秦音乐教育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作用来看，它从侧面反映了先秦的音乐发展状况和各时期的音乐思想。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第8篇

一、女子音乐教育史学科概述

（一）学科性质和特点

女子音乐教育史主要研究女子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规律。从其学科性质来讲，一方面它是介于音乐教育史和女子教育史之间的一门边缘交叉性历史学科（见图示1）；另一方面，它还是一门包含有音乐学、女性学、教育学和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内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见图示2），在学科的隶属关系上具有多重属性。正是由于这种多重学科交叉的缘故，所以它既具有作为历史学科的客观普遍性，还包含有以女性为研究主体的相对特殊性，既体现了音乐的艺术性，还强调了教育的目的性。

（二）研究范围和对象

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范围相对于音乐教育史来讲，以人为主体的各种音乐教育活动并未发生变化，只是研究对象，即参与音乐教育活动的主体――“人”更集中于女性这一群体之中。其研究范围如按历史线索大体可分为古代女子音乐教育、近现代女子音乐教育和当代女子音乐教育；按教育类别可分为学校女子音乐教育史、家庭女子音乐教育史、社会女子音乐教育史等形式；按专题可分为女子音乐教育制度史、女子音乐思想史等。研究对象包括女子音乐教育的起源、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学实践与理论、女性音乐家等诸多方面。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通过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代女子音乐教育的发展探寻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的专题研究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而实施的，它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

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是以女性为主体考察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这一视角的转变实际上是对灵动的生命主体――“人”的更多关注，也是“以人为本”、“人本主义”在音乐教育方面的具体体现，对我国当下音乐教育目标结构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现状

当下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的专题研究成果不多。曹安和先生的《中国音乐教育的摇篮――从女高师到女子文理学院》（《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1期）一文“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从一个侧面叙述了一段（女子）音乐教育的历史”。但由于是回忆录性质的文章，主要叙述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并未系统论述女子音乐教育状况。陈晶的《中国近代女性音乐教育的先锋――上海中西女塾音乐教育研究（1917―1930）》（《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教学研究》（《艺术教育》2011年第3期），肖明的《学堂乐歌里的女子世界》①，夏晓虹的《晚清女报中的乐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祁斌斌的《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一颗晨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研究》②和《由〈女高师周刊〉再识女高师音乐系》（《音乐研究》2009年第1期），娄雪玢的《燕京大学的音乐教育及其启示（上、下）》（《艺术评论》2011年第1、2期），袁昱的《燕京大学音乐系历史研究》（节选）③等一系列文章则大体勾勒出我国近代女子音乐教育从早期的教会学校到学堂乐歌，再到女子高师的发展历程。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中挖掘出的一大批珍贵的女子音乐教育的史料，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除此以外，鲜有专题论述女子音乐教育历史的篇章。

从女子音乐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及研究内容来看，在既往的音乐教育史和女子教育史的研究中也不乏对女子音乐教育

的论述。

（一）音乐教育史中的女子教育研究

当下古代音乐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中对女子音乐教育现象关注的并不太多，陈其伟等合著的《中国音乐教育史略》（1993）一书中的部分章节应该是最早从教育的角度对古代乐伎现象进行的研究，如第四章第四节《汉代的歌舞百戏音乐教育》、第五章第二节《统治阶级的纵情声色对音乐教育的影响》、第六章第五节《非官办的音乐技艺传承》、第七章第四节《伎乐教育》等；另外，修海林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1997）一书中也有大量古代女子音乐教育相关论述。在我们音乐教育史学科刚刚起步的阶段能将这一学术视角体现于古

代音乐教育史的研究之中着实难能可贵。

近代兴起的教会女子学校、女子学堂、女子师范（中师、高师）学校等是我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一个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可以说为我国现当代的音乐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近代的音乐教育史研究中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女子音乐教育问题。如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增订本，2004）和陈建华、陈洁编著《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2005）中有大量女子音乐教育相关纪年和条目；马东风著《音乐教育史研究》（2001）、马达著《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2002）、伍雍谊主编《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1999）等著作中也有多处论及女子学校音

乐教育相关的内容。

（二）女子教育史中的音乐教育研究

与以“音乐”为历史线索的“音乐教育史中的女子教育研究”相比，“女子教育史中的音乐教育研究”则把更多的目光集中于“教育”。在我国古代，由于受到传统封建礼教思想的约束，这一时期女子音乐教育的形式主要是宫廷音乐教育，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消遣娱乐的音乐表演活动培养女性音乐人才，客观上却促进了女子音乐教育的发展。近代是传统女性思想向现代转变的关键阶段，音乐教育作为女子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是促进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和改善心理素

质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在众多的女子教育史的研究中也有很多学者认识到音乐教育在女子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如杜学元著《中国女子教育通史》（1995）第一编《中国古代女子教育》中每一个历史朝代均有论及女子艺术教育的篇幅；熊贤君著《中国女子教育史》（2009）中第二章第六节《蔡文姬个案的研究》、第四章至第七章的《艺术教育》章节等均对当时的女子音乐教育现象作了重点论述；乔素玲著《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2005）第二章《塑造新型女性》中专题论述了近代音乐教育在树立女性自信形

象中的重要作用。

（三）女性在传统音乐的历史传承研究

音乐教育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以上两个学科对于近代女子音乐教育的研究范围大都局限于狭义的音乐教育，即学校音乐教育。而广义上的音乐教育是指“凡是通过音乐影响人的思想情感、道德品质、增进知识技能的音乐活动都属于音乐教育的范畴④。”我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民间音乐文化传统，近代学校教育的出现虽然对传统教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传统的音乐教育方式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它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继续传承和发展，活跃在城市或乡村的众多民间女艺人无疑在广义上的音乐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余咏宇的《土家族哭嫁歌之音乐特征与社会涵义》（2002）一书首次以女性音乐为出发点对土家族哭嫁歌的传承历史进行了专门论述。还有一些研究民间音乐中女性传承现象的文章，如周凯模的《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音乐艺术》2005年第1期）；荣英涛的《社会性别视角下有关音乐与行为的主动选择分析――河北井陉县东头村农历七月十九观音老母庙会个案研究》（《人民音乐》2009年第3期）；康平发的《鄂西北丹江口丧葬仪式音乐中的女性解读》（《艺术探索》2010年第3期）；张益琴的《女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角色定位与价值――以甘肃文县白马藏族为例》（《艺术探索》2010年第3期）；张俊的《民俗音乐艺

术中的社会性别观》（《艺术教育》2010年第6期）等。

（四）女性音乐家传记研究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女子音乐教育也一样，它是一个以音乐为手段对女性进行教育的过程，而女性音乐家则是这种教育培养结果的最直接体现，特别是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女性专业音乐人才，如曹安和、周小燕、喻宜萱、朱永珍、萧淑娴、吴乐懿等。音乐家传记是音乐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女性音乐家的专题研究则是当下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中最为丰富也最为突出的成果之一，通过她们受教育的经历大抵可以窥见当时女子音乐教育的一些情况。

萧梅在其《国乐三女性――传承中的传统与当代》⑤（2000）一文中通过对曹安和、闵惠芬和宋飞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音乐家之自述，对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传承方式变迁进行了探讨。另外，现已出版的各类女性音乐家传记，其中古代的有朱翔编著《蔡文姬全传：悲女》（2002）、顾铭新著《无情岁月才情女：蔡文姬全传》等；近代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曹安和音乐生涯》（2006）、朱永珍著《中国之莺：周小燕传》（1997）、喻宜萱的艺术生涯编辑委员会编《喻宜萱的艺术生涯》（2009）等。《中国音乐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辞书中列入的大量女性音乐家条目也是这一成果的体现。另外，大量研究女性音乐家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三、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陈晶在其《中国近代女性音乐教育的先锋――上海中西女塾音乐教育研究（1917―1930）》⑥一文中指出“女塾音乐教育的研究长期缺失在中国西洋音乐教育发展史的研究领域中”，一语中的点出了我国当下音乐教育史研究中缺乏对女性教育的关注。当下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加强对这一学科的基础理论的建设，使之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同时，在今后的研究中还要加强向体系化的学科意识方面转变。随着对各个历史时期女子音乐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期待能有一本女子音乐教育通史或断代史的论著尽早出现，然后以此为基础辐射至女子音乐教育思想、女子音乐教育制度、女子音乐教育学、女子音乐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之中，形成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轨发展模式的良性循环。

（二）女子音乐教育史的史料建设

在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史料方面的建设。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学校美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对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史料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和归纳，并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增订版）（2004）也是这类研究中较为突出的成果之一。除此之外，一些音乐史料集如张静蔚编《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1998），陈建华、陈洁编著《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2005），修海林编《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2000）也包含许多女子音乐教育的相关记载；教育史料集中朱有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993）和陈元晖、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1990）都把女子教育史料作为重要部分。以上这些成果都为女子音乐教育专门史料集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女子音乐教育史的比较学研究

从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现状来看，对其比较学的研究几乎没有，这与音乐教育交流中的学术语境和理论译介有着不无密切的关系。“上个世纪70年代在美国音乐学界出现并广泛推广的，以女性主义视角反思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与演变的学术思潮”⑦引起我国部分学者的关注，汤亚汀编译的《社会性别与音乐》（《交响》2003年第2期）、朱宏波的《从〈Godey的女士手册〉管窥维多利亚时期的西方女性音乐》（《艺术百家》2007年第7期）、解晓静的《试析新时期大众音乐中女性意识的形成与社会环境》（《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1期）等文章都是受这一思潮影响的成果。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加强对国外女子音乐教育历史的理论研究和译介，并借鉴他们成熟的研究经验应用于我国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之中。

（四）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中的多维视域观

女子音乐教育史是由多个学科构建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因而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跨学科不是几门不同学科的简单集合，而是“一种方法论、是一个概论，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一种哲学，以及是一种反思的意识形态”⑧；它也不是用单独的一个学科来分析或解决某一问题，而是要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协作，通过彼此的融合进而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因而对这一学科的研究要以广博的、综合的、交叉的、比较的学术视野来培养以女性为主体、音乐为手段、历史为线索和教育为目的的多维视域观。同时，这一观念也应体现于对某一具体内容的研究之中，例如要考察占主体地位的女性对历史发展中的音乐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时，可以从女性的生理、心理特点（自然属性）和社会中的女性意识观念（社会属性）等多重视角来进行研究。

[本文为江苏省2011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LX11＿0905）和徐州师范大学2011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重点项目（2011YWA006）阶段研究成果之一。]

①该文获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本科组二等奖。

②该文获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硕士组二等奖。

③该文获第六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硕士组一等奖。

④曹理主编《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⑤载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编《音乐文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页。

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⑦宋方方《女性主义音乐批评在中国大陆的境遇与启示》，《人民音乐》2011年第8期，第69页。

⑧祝平燕等主编《女性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第9篇

关键词：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现状

近年来，音乐教育倍受社会及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国内外，都对音乐教育这一专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而随着音乐教育哲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兴起，更是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笔者意从文献梳理的角度对近二十年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主要成果和成果特点两个方面来进行简单的叙述。

一、 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专著类

目前为止，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专著较少，最早涉及音乐教育哲学的书目是管建华老师编著的《后现代音乐教育学》第一章内容，这部分从多元音乐文化的角度，探讨了美国后哲学文化、音乐教育文化哲学以及德国音乐教育学的后现代转向，指引我国音乐教育哲学事业的发展方向①。

马达、陈雅先合编《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论稿》，本书为国内第一本有关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论著，书中收录了当今北美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戴维・埃利奥特教授的两篇重要论文，以及国内该领域著名专家的多篇专论，对研究和学习音乐教育哲学理论有重要的帮助②。

覃江梅著的《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审美与实践之维》，对西方音乐审美哲学历史作了较详尽的梳理，特别是对北美音乐教育哲学作了细心的研究，其中对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三个版本（1970，1989，2003）的对照以及音乐教育的实践哲学都有深入的解析③。

韩忠岭著的《音乐教育哲学导论》，本书阐述了国内外不同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潮，并在音乐哲学视域和教育哲学视域基础上，分别探讨了音乐本体述求及教育本质述求，最后立足到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哲学，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指导④。

除此之外，我国分别于2009年、2011年及2014年在广州和日照两地召开了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并将收集的相关论文进行整理，整合成论文集，这也对我国音乐教育哲学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期刊论文类

1.现状描述

笔者通过互联网对“音乐教育哲学”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整理出13篇硕博论文，173篇期刊文章，共186篇。

由上图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国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关注度越来越大，文章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07年之前的期刊文章较少，到2007年，文章数量明显增多，到2012年达到顶峰，有27篇之多，直至2014年，文章数量也是较为乐观的。而硕博论文相对与期刊文章就较弱一些，直到2008年才有一篇相关的论文出现，但在2010-2012这三年，硕博论文数量有所增加，之后又只有一篇相关的论文出现。

2.分类阐述

国内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还是较为丰厚，为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现状，笔者遂将有关音乐教育哲学的相关期刊论文分为四类进行阐述，具体如下表：

类别数量（篇）比例（百分比）

理论类13774%

案例类2111%

综述类95%

书评类1910%

由上表可见，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中，理论研究的文章占很大比例，而综述类文章占少数。理论类文章中有关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文章有33篇，虽然少于其他音乐教育哲学类文章，但也占了较重的比例，并且当今学者更多的侧重于其他音乐教育哲学，这其中就包含了多元音乐教育哲学、文化音乐教育哲学、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等。

二、 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果特点

（一）国内学者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开始关注音乐教育哲学， 为音乐教育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由图一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无论是期刊文章还是硕博论文，都更多地关注音乐教育哲学这一领域，提交的文章也呈上升趋势，从起初1997年的一篇文章，到2014年的25篇文章，可见学者的重视程度。

（二）多侧重于理论研究，而缺乏与实践的结合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理论类的文章占有全部文章的74%，而案例类文章只占有11%的比例，覃江梅的《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一文，分析了两种范式的不同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的本质与价值进行了解读，在此基础上对音乐教育提出来不同的目标和任务⑤。

与实践结合的文章虽然也有，但只占有较少的比例，如柳椰的《由英国 萨里大学音乐研究生课程引发的思考》一文，以英国高校开设的有关音乐批判与建设课程为例，分析审美教育的批判实践已经渗透到各个课程和教学环节，从音乐会评论和唱片鉴赏两方面来分析⑥。

（三）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忽视我国本土文化

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学者们多集中于对于审美音乐教育哲学观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观的研究，而忽略了我国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只有零星几篇文章有提到，如灏的《中国古代乐教思想与当代音乐教育哲学构建》一文，梳理了中国传统乐教思想的核心及两大脉络的分、合嬗变过程，剖析了中国古代乐教思想中蕴涵的主要哲学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应更侧重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从而寻找切入点，以发展我国本土的音乐教育哲学。

（四）顺应多元文化潮流，提倡多元音乐教育哲学观

在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提倡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提出以融合的立场来看待当今音乐教育哲学，如崔学荣的《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基础音乐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一文，结合当今音乐教育实践活动全面研究当今音乐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哲学观，用综合的、辩证的思维分析各种音乐教育哲学观的不同立场、不同的视角阐述其哲学主张的合理性、片面性与兼容性。

总之，国内学者们对音乐教育哲学这一学科的关注，能更好的推动音乐教育事业向前发展，然而，却缺乏与实践的结合。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更关注音乐教育哲学理论与实际教学的结合及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这样更能贴合我国实情，更加凸显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铺路。（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注解：

① 管建华，后现代音乐教育学[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② 马达，陈雅先，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论稿[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

③ 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审美与实践之维[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

④ 韩忠岭，音乐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⑤ 覃江梅，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J].中国音乐，2008（1）：236-240.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 音乐教育思想 当代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王室衰微，诸侯纷争，周朝的礼乐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而形成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同时，经济基础的变革催生了社会思潮的根本性转变，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新思潮对教育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教育的主体从官方转向民间，教育的思想也有了根本的变革，儒家的教育理念逐渐成为主导思想。儒家“六艺”之一的《乐》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音乐教育思想。

一、春秋战国时期音乐发展简况

西周时期宫廷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雅乐盛行于祭祀与典礼等各种活动中。这时期的音乐高度发达，有确切文献可考的乐器就多达70多种，此外还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八音”。周平王东迁以后，雅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而造就了我国音乐发展的第一次繁荣。但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和礼乐制度的崩溃，雅乐的地位逐渐衰微，新乐逐渐兴盛起来，音乐由官方向民间转变趋势的日益明显。例如，当时社会下层流行的地方音乐地位逐渐上升，并出现了《诗经》这样的歌诗总集，其中的“国风”记载了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由于音乐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乐器、音乐理论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同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乐器更加精美，音律更为准确，诞生了筝、笛、筑等一些新的乐器。在众多乐器当中，尤以琴的运用最为广泛，著名的演奏家有师旷、师文、伯牙等。器乐演奏的形式也不再只是局限于独奏，而是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合奏，其中以编钟和鼓为主的“钟鼓之乐”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歌唱艺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进行歌舞表演的歌人。随着俗乐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出色的民间歌唱家，如：韩娥、王豹、绵驹，以及歌唱教师秦青等。

音乐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三分损益法”。战国时代的文献也明确提出了旋宫的理论，《礼记・礼运》篇中说：“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①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中记载：“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拘，累累乎端如贯珠。”②这一时期音乐理论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其内容正逐步由礼乐教育转为适应于娱乐需求的技艺传教。从形式上看，当时的音乐教育具有官学和私学两种。

1.官学衰退

最初的礼乐教育都属于官学。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起，其原因在于王权的散失，使社会上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即便如此，官学还是存在的，且由于文化中心的转移，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逐渐向民间传播，这在客观上扩大了官学中音乐教育的范围。东周以后，官学中音乐教育的内容已经随着文化学术的转移传到了民间，民间有了更多的通晓官乐的人。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乐文化没有消失，反而传播更加广泛。

西周可谓官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完全垄断了学校教育。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官学中，礼乐教育虽仍是主要内容，但与西周的礼教相比就没有那么系统严格了。随着礼乐制度的衰落，官学中乐师、乐工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改变。由他们的音乐传习构成的那一部分音乐教育，在艺术形式方面更加丰富，其音乐技能也更加高超。这一时期的师旷是乐师的代表，师旷在琴的演奏方面有着精湛的演奏技巧，民间流传着很多描述他高超琴技的小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学中的音乐教育已向技能型方向发展，音乐教育产生了一些相应的改革，就连宫廷中的音乐教育也有了一些私学的性质。乐师教授的对象不再只是贵族子弟，且乐师有的也是来自于民间，这样官私两者便融合在了一起。

2.私学兴起

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陈旧的“礼乐”制度逐渐失去了控制力。各诸侯国以强欺弱，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在此背景下，各国需求的是适应新形式发展的管理人才，奴隶制教育已不合时宜。新兴地主阶级需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培养出本阶级的人才，所以他们要改革，私学承担了这一方面的历史任务。这一时期“士”成了促使私学快速发展的主力军。他们聚徒讲学，进一步扩大了私学的规模，为私学的盛行拓宽了道路。相对于官学来说，私学的音乐教育更加适合社会的发展，教学方式也更加灵活，音乐教育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私学的兴起对于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更多阶层的人们有机会接受到音乐教育。在西周，官学受教的对象只是王孙贵族，而私学受教的对象则很广泛，既有服务于宫廷中的专业乐人，又有文士阶层的人员，还有一部分人是来自民间的艺人。由于私学具有专门的教学场所，因此教育形式上更多样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中的音乐教育主要是指在民间存在的音乐活动，传教的方式则是设学教徒，其目的是传授技艺和提高文化素养。

三、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一元文化被多元文化所代替，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蓬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少音乐教育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对当时的音乐教育和后世音乐的发展起到深刻影响的便是两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和荀子。

1.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孔子把音乐作为“六艺”中的一部分加以传授，他认为“乐”是生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人整体素质的体现。孔子所说的“乐”不仅仅指单纯的音乐，还包括礼乐制度在内的整个国家音乐体系。所谓“乐”不仅仅指声音的和谐，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愉悦，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规范即“礼”的发自内心的认可，正所谓：“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在《礼记・仲尼燕居》中，从孔子提出的“兴于诗，利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方针中便可以看出他崇尚礼乐、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他认为音乐应和“礼”积极配合，共同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礼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③孔子期望用礼乐的结合达到“仁”，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在孔子看来，音乐作为陶冶人、感染人的艺术，其内容与形式一定要统一，外在的艺术形式应服从于音乐思想内容本身。孔子评价音乐的标准是“尽善尽美”，他认为韶乐才符合这一标准，所以他极力推崇韶乐。

孔子把这些音乐思想融入到教学中去，使音乐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他重视“乐”，但不是为“乐”而“乐”，而是通过乐对人们思想教育起到感化、调节的作用。他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观念，是教化人民的工具。这种音乐思想，促使他提出了新的“乐教”的主张。他把音乐有意识地贯彻到诗、礼中去，把乐教与诗教、礼教结合起来，甚至把乐教看成塑造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我们从他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观点。孔子认为人们都要接受音乐教育，只有进一步实施乐教人们的修养才能得到提高。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改革方针打破了贵族垄断音乐的局面，使更多的人接受到音乐的教育，培养出了如公孙尼子这样的音乐家。公孙尼子继承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写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在这本书中公孙尼子提出，对人们进行音乐教育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而是为了教育人们“平好恶”，使人们成为统治阶级所需求的人才。这一音乐思想的提出在客观上对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2.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荀子是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是先秦诸子中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儒家学派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同时兼收百家，最终形成自己的音乐思想体系。荀子的音乐理论是最系统的，其音乐思想在《乐论》中有详细记载。荀子肯定了人们的日常音乐活动，认为音乐是人类感情所需要的，因为音乐可以使人向上。荀子看到了音乐的巨大社会功能，认为音乐能够教化人的内心，还能教化政治，从而达到“和”的目的，这一点在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荀子主张用音乐引导人，使人的心灵变得纯洁，他发现音乐能起到感动人心，陶冶性情，使社会关系和睦的作用。所以荀子十分重视后天的礼乐道德教育，他实施音乐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移风易俗，所论教的内容也是“雅颂之声”。在音乐教学内容上，荀子主张学习雅乐，因为“中和”为礼乐的基本特性。“和”要求平和，反对过与不及，“中”而“不淫”就是“平和”，这就是他的“中和”音乐思想。荀子和孔子一样，也主张礼、乐配合治人治国。

荀子对音乐很重视，但并非一味强调娱乐，他认为推崇音乐的前提是“重己轻物”，也就是说要把个人的修养放在首位，不要被感官享乐所左右，否则将适得其反。他在音乐教学中所论教的内容是“雅颂之声”，而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思想，使当时音乐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为后世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四、儒家音乐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当代音乐教育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音乐通过教学活动，潜移默化地向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观及正确的人生观。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教育的研究，我们发现该时期的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音乐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意识到音乐教育在全面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现阶段，更是要“以中华文化为母语”，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音乐教育受重视不够的问题始终存在，对于音乐教育者而言可谓是任重道远。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是与德育紧密结合的，儒家学派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到了现代社会，这种以规范教育与审美教育为一体的音乐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教学实践中，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强调对音乐尽善尽美的追求，注重音乐对审美能力的培养。这种教育思想对于进行音乐教学，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品质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起到了引导作用，我们在当代音乐教育发展中绝不能忽视古代音乐教育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

注释：

①孙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37.

②孙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9.

③吴晓明.浅谈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音乐思想.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参考文献：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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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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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志德.孔子的音乐思想.武陵学刊，1995.

［3］金尚理.先秦音乐与儒家的礼乐理想.孔子研究，2003.

［4］吴晓明.浅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中的音乐思想.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