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文学成就范文

古代天文学成就篇1

从众多资料来看，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历史之悠久，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传说在少昊氏时，人人私下研习天文，都搞起了沟通上天的巫术，致使天下大乱。颛顼帝命令重、黎二人“绝地天通”，禁止了平民与上天沟通交流。之后与天交流的权利就专属于天子，也只有天子钦定的巫觋才有资格去沟通上天。从此天文学在古代中国就成了皇家的专属品，而天子也开始拥有了对“天命”的解读权。这也就是中国漫长天文学史的开端。

二、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我国天文学至于夏商周代时已经有了一定水准的历法。特别是到了周代，已经有人开始观测流星、行星等天象及星辰。相比于上古时代，这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传统的天文学体系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式完成的。在这一时期，不仅二十八星宿体系确立，而且在历法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我们古人开始通过观测日影长短的周年变化来确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并且在这一时期流传了大量人们观测流星、彗星等天象的详细记录。这些都成了我国历史上的宝贵资料。

自从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天文学大框架建立之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天文学进一步蓬勃发展。不仅历法得到统一，二十四节气，浑天仪等天文知识以及天文学仪器的进一步发明使得我国的天文学一路高歌猛进。到了元朝，由于铁木真缔造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辉煌帝国，我国古代天文学甚至传到阿拉伯等国，可谓是盛极一时。明清时期，中国开放了千年来“严禁私习天文”的禁令，使得我国古代天文学有机会走向一个新的巅峰。

三、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质疑

也正是因为我国古代天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服务于皇室，很多中西方学者就质疑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否是真正的科学。甚至有些激进派的学者直接将中国古代天文学打入伪科学的深渊。在此，笔者持有不同看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历史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这个精华显然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每一种不同的运动形式都构成每一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整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总体上便构成总体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所谓科学就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变化规律的概括，都是人们在感觉经验基础之上用“理性方法”整理概括的结果。此外在科学的本质与功能上，马克思还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的思想。

按照马克思的观念，我们反观中国古代天文学，这是一门有着上千年悠久历史的学科，毫无疑问它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无数古代先贤们定历法、造仪器、编文献来研究这浩渺天空中天体运转的奥秘。这分明就是在研究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对社会发展变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天文学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便是航海。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根据天文学中观测到的星辰位置，发明了具有指向性功能的“司南”。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为日后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大家觉得航海之术离我们日常生活过于遥远，不能说对社会变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该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了吧。中国古代天文学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石器时代，人们保持着刀耕火种的农业经营方式，这种粗放的耕作模式导致了极端的低产。不过正是伴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历法的完善，节气的确立，使得传统农业高度关注农时后，精耕细作的优良方式才逐步趋于成熟，造福了无数黎民百姓。

古代天文学成就篇2

摘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自然、风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环境，会培育出不同的文化、宗教、艺术和学术的诸种性格特征，因此，考察日本文化历史的发展，必须了解日本国土、民族的诞生。但在社会环境尚未确立其政治、经济秩序之前，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生活于其间的自然与风土。《古事记》正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反映原初文化的典籍。本文通过对其古代歌谣的举例分析，可窥见其口承文学的许多特色，同时也显现出其史学价值。

关键词：原初文化 《古事记》 古代歌谣 口承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对于学习外语者，想要提高语学能力，除加强语言实践外，还必须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与民族文化传统知识，否则，所讲出来的语言就像是脱离土壤的秧苗，显得苍白无力。而要加深这方面的知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多了解那个国家的文学。

任何民族的古老神话，都是以丰富的想象力取胜的。如中国古代神话“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故事，都是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来幻想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本的古代神话也不例外，其最早的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神话文化，因此在潜意识中也受到中国古代的儒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古事记》既是其中一本融入神话传说，而又保存了日本的“古神道”、具有日本民族固有思想的信史。

日本古代的神话与古老的传说，收集在天武天皇统治的和铜五年（712年）成书的《古事记》中，它是由太安万侣编撰而成的，全书由古代神话、英雄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与天皇系谱等组成，分序和上、中、下卷。序和正文的散文部分用汉文撰写，诗歌则借用汉字做日语标音。这部书出于强化天皇统治的明显政治目的，将日本古代各部族流传下来的神话与传说加以联缀、统合，尽管改变了某些神话的原始面貌，但毕竟给后人留下了若干比较富于形象力量的神话，开启了日本民族书面文学的先河。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其文学创造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传诵之中，很难使本民族的文学得到发展；如果永远停留在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上，它就会逐渐受到异民族同化作用的影响，也很难促使本民族文学的繁荣。从这种意义上说，《古事记》的出现，为创造日本民族的文字和文学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像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一样，《古事记》的神话、传说，在笔录成书前，都经过了长期的口头传承。正如《古语拾遗》所说：

“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

对于《古事记》一书的整个内容及评价，是研究日本古代神话的重大课题，本文不打算过多触及，只想对收集在本书中的部分歌谣进行浅析。

《古事记》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是所谓的“神代卷”，叙述的都是创造天地的诸神，然后将这些神话的世系与天皇的祖先传说捏合。从其局部看来，故事情节、歌谣皆与主题构成有机的联系。因而，《古事记》上卷最具艺术性；中卷记载了许多虚构的或传说中的天皇一族的故事，一连串的歌谣表现了天皇择后，以及这种活动中显现的丰富的人性特征，因而具备了文学作品的意味；下卷则记叙了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天皇一族的关于恋爱、争斗等故事，这已经不属于神话而属于古老传说了。

在《古事记》三卷中，除记述了古代神话与传说外，它的另一项文学价值还在于其中插有110余首歌谣，包含了长歌、短歌、片歌、旋头歌等诗歌形式，且采用了序词、枕词等修辞手法，这些歌谣不但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浓郁的情趣，还加深了它的文学性：全书以日式汉语体为基调，歌谣则采用了一字一音的表音方式，严格地保留了古日语的形式，其神话故事则规定了日本后来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对日本诗歌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学者将这部书中的歌谣单独分离出来，与《日本书纪》中收录的130余首歌谣合在一起，统称为“记纪歌谣”，进行专门的研究。这是因为有种种证据表明：这些歌谣，或是从氏族社会中很早就流传下来的古老歌谣，或是在这两部书成书的当时流传于群众之口的歌谣。虽然《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作者在将这些歌谣附会为书中人物歌唱的过程中，不免将其中某些歌谣加以改动、增饰，但毕竟后人可以从中看到古代歌谣的某种面目。其中英雄传说歌谣的传统，以激情和浓烈的色彩描绘自然、反映人事，创造出一些鲜明的艺术形象，作品富于悲剧情调，在叙事与抒情的结合方面，有创造性成就。

这里，只将收录在《古事记》中的歌谣，举出一两首来，以见一斑。

首先，让我们看看“战斗歌谣”。在氏族社会中，部族之间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在《古事记》中，当描述传说中的天皇进行统一全国的斗争时，插入一些战斗歌谣也是不足为怪的。在《古事记》中卷里，记述了传说中的天皇――神武天皇征服“登美那圆须泥古”（即「登美の长髓彦――“登美地方的长腿人”之意）部族时，插入了有名的“久米歌”（“久米族”据说是日本古代西南的一个部族，以骁勇善战著称），这首歌谣的原文和译文如下：

古代日文原文

みつみつし1久米2の子らが粟生3には臭一本そねが本そね芽ぎて击ちてし止まむ

みつみつし久米の子らが垣下4に植ゑし椒口ひひく吾は忘れじ击ちてし止まむ

神风の伊势5の海の生石に这ひもとほろふ细螺のい这ひもとほり击ちてし止まむ

现代日语译文

势い盛んな久米部の兵士が作っている粟のには、臭いが一本生えている。

そいつの根と芽を一绪に引きくように、数珠ぎに敌を捕えて、击ち取ってしまうぞ。

势い盛んな久米部の兵士が、垣のほとりに植えた山椒のは、口がヒリヒリする程辛い。我々は、敌から受けた痛手を忘れまい。敌を击ち取ってしまうぞ。

伊势の海に生い立つ石に、这いまわっている小さい卷贝のように、

敌のまわりを这いまわってでも、敌を击ち取ってしまうぞ。

中文译文

勇壮的久米儿郎 勇壮的久米儿郎 神风吹拂着

我们的粟地里 我们的墙角边 伊势海的大石

长出一根臭韭 种有一株山椒 大石上围住无数细螺

这可恶的根与茎 山椒火辣辣蜇口 让我们紧紧将敌人围住

让我们连根带茎拔掉 此仇火辣辣怎能忘掉 不杀掉敌人决不罢休

不杀掉敌人决不罢休 不杀掉敌人决不罢休

日本古代歌谣，具有许多共同特点。我们从上面的这首古代歌谣可以看出：首先，文语口语兼存、音读训读交替、日语汉语夹杂，它喜欢使用“同音反复”及对句等修辞手法，以加强歌谣的韵律与节奏感；其次，它经常以与古代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眼前事物，作为比兴手段，形象感强烈。如这组歌谣中，以眼前事物“臭韭”、“山椒”、“细螺”等作为比喻，表达了对敌人的仇恨、厌恶与战斗的决心，读起来给人以一种节奏鲜明、曲调高扬、勇壮威武气势的感觉。

下边再欣赏一下《古事记》中出现的最多的“爱情歌谣”的例子。

在《古事记》的上卷里，收有“八千矛神”（即大国主神的别名）向“沼河”求婚的故事及其嫡妻“须势理姬”因“八千矛神”想要外出求婚感到妒嫉的故事。这两段虽然名为故事，其实它的叙事部分十分简略，主要通过5首歌谣来构成整个故事情节。这种写法，后世称之为“歌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中的一种特异的体裁。以下是“高志国の沼河比との结婚”的原文及其译文：

古代日文原文

八千矛の神7の命は 八岛国8 妻娶きかねて 远々し高志国9に

贤女を 有りと闻かして 丽し女を 有りと闻こして

さ呼ばひに 有り立たし 呼ばひに 有り通はせ

太刀が绪も 未だ解かずて 袭衣をも 未だ解かねば

子の 寝すや板户を 押そぶらひ 我が立たせれば

引こづらひ 我が立たせれば

青山に は鸣き さ野つ鸟 雉はむ 庭つ鸟 鸡は鸣く

心痛くも 鸣くなる鸟か 此の鸟も 打ち止めこせね

八千矛神は、八岛国に妻をみつけることが出来ないでいたのだが、遥か远い越の国に、

贤い乙女がいると知って、丽しい乙女がいると知って、

求婚にしげしげと出け、求婚にしげしげと通い、

太刀の绪もまだ解かないで、袭をもまだ脱がないで、

乙女の寝ておられる板户を开けようと、何度も押し摇さぶって私が立っているうちに、

何度も引っ张って私が立っているうちに、

青山でが鸣いてしまった。雉も鸣き骚ぎ、鸡までもが鸣いている。

いまいましくも鸣く鸟め。こんな鸟

中文译文

八千矛尊贵的神， 站在姑娘的门前，

走遍了大八岛国， 拉伊的门。

没有寻到称心的妻子。腰刀丝绦还未解，

在辽远的志高国，罩头衣裳还未脱，

听说有一个聪慧的女郎，青山里呼子鸟在哀鸣，

听说有一个秀媚的女郎。荒野里野雉在喧闹，

他跋涉去求婚， 庭院里雄鸡在报晓，

他屡次去求婚。这些恼杀人的鸟儿呀，

站在姑娘的门前，恨不得打杀你！推伊的门；

这首歌谣，对仗工整，“五、七调”的音律也比较完整，因此有些日本学者认为，它很可能已不是古代歌谣的原貌，而是经过《古事记》的作者进行过艺术加工的。但不管怎样，这首歌所反映的内容的确是日本古代人的爱情生活。在古老的氏族社会里，男女的婚媾，实行的是“よばひ婚姻制”，所谓“よばひ”，是由“呼ばふ”这一动词转成的。这种婚姻，按照古代习俗是一夫多妻制，但又与后世的家庭关系不同。求婚的男子，只是在黑夜里才能去女家结为夫妇而天亮时则必须离开，因此，这种婚姻关系是比较松散的、自由的。这首歌谣写的就是求婚时唱的情歌，求婚者虽然整整唱了一夜，但女方没有做出反应天就亮了，求婚者不得不离去，当然感到失望，但歌唱者没有发出任何对女方的怨恨之词，而是借天明时鸟鸣鸡啼的情景，发出了对野鸟与雄鸡“恨不得打杀你”的恨恨声，来反衬出对女郎的依依不舍之情。这种设想既新颖有趣而又在情理之中。这首歌谣，由于在原文中使用了五组对句，且基本上使用的是“五、七调”的音律，因此读起来节奏鲜明流畅，加上清新的意境，就成为一首饶有兴味的古代爱情歌谣。

《古事记》保留了日本古代丰富的语言，记录了大量的民族词汇，同时也吸收了汉语的特长。而且《古事记》的语言也明显受了汉译佛典的影响。汉译佛典主要是供僧人讲经诵读时使用的，所以极为口语化。体现在《古事记》中，一是故、而、于是、故尔、尔、亦、然等连词特别多；二是语言风格、用词等与六朝口语极为相近。其文体主要是散文和诗歌，前部分主要使用古汉语，其中固有的名词、敬语和助动词也采用汉字做标音，而抒情诗歌则使用汉字作为日语的标音。全书采用的古汉语行文和汉字做日语标音，构成了日本古典创作的基本文体。正是由于有了《古事记》这本书，也正是有了这些古代歌谣，才使得这些日本古代人的生活得以记录下来，并形成最初的、具有形象力量的文学创作。《古事记》就是一例尝试着确立一种用汉文字来书写日语文体的划时代之作，它标志着变体汉文这种文体的确立，在日本的语言文字史上，它比同时期的《日本书纪》和《风土记》更具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邹有恒、吕元明译：《古事记》，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 津田左右吉：《日本古典的研究》，岩波书店，1972年版。

[3]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 梅原猛：《诸神流窜：论日本〈古事记〉》，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5] 西宫一民：《〈古事记〉及注》，樱枫社，1978年版（昭和53年11月10日）。

古代天文学成就篇3

[关键词]古代美学；审美趣味；精神取向；平淡之美；意境之美

[作者简介]周旭，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湖南长沙，410083。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开始，就已创造了举世罕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也衍生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永恒魅力、不可磨灭的美。中国古代美学形成了我们民族独有的美学传统。这个传统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更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意识、心理、好尚、趣味之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组成我们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世界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本文择以审美趣味视阈，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

一、中国古代美学审美趣味的精神取向

从意识形态的范围来看，我国古代的奴隶社会以至整个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无疑是一切行为方式的最高准则，这一点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美学。而如果从哲学范畴来看，中国古代美学指的实际上就是以古代儒家和道家学派为代表的美学思想。

首先，“天人合一”的观点，即宣扬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它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念，认为天与人有着共同的本性。正如孟子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就是说，善的本性得到了充分地张扬，也就懂得了人的本性；而懂得了人的本性，也就懂得天命了。道家也有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而作为美学范畴，“天”与“人”所探讨的是关于美的本原与审美的归宿问题。“天”在古人看来即是“人”及万物的本原与归宿，因此，对于美来说，也是其本原以及审美的归宿。中国古代美学由于深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无所不适作为其最高审美境界，因而在追求美、表现美的过程中也总是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统一。

此外，中国古代美学还特别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善”指的是对人有用、有益、有利的功利价值。与伦理学上所讲的“善”的概念相比，它有更为广泛的涵义，不仅包括人的道德行为方面的功利价值(即对人有用有益)，还有各种社会事物的功利价值(即是否与人类的目的性相符)。而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最先将“善”的概念引入审美领域。他的哲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也为其美学理论打上了鲜明的伦理烙印。据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时，竟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他感叹：“《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在这里，“美”即是对美的形式的最高评价，而“善”则是对符合一定的道德观念的内容的最高评价。在孔子对“美”与“善”的论断中，他提倡的是尽善尽美，美善统一，不仅把“善”和“美”联系起来，甚至把二者直接等同起来。同样，孟子的“充实之谓美”里的“充实”也是指将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化为自己的精神，使之充盈全身，这就是一种美。荀子也曾说：“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在这里的美就是善。总之，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文艺家、美学家都肯定了道德感和审美感的一致性。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人们接受某种伦理道德原则，既非受法律的强制，也并非理论认识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体的情感，通过情感的感染而接受的，这就使古代美学在艺术上对情感的表现更为关注。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之说，这一中国古代美学的古老命题，其中就阐明了艺术是情感表现的萌芽，之后又通过《乐记》《毛诗序》及其他著作得以明确和具体的发挥。此外，中国古代美学还特别强调“情”与“理”相统一。古代美学认为真正的艺术无一不是真实无伪地体现了灌注于个体全部人格中“善”的情感，“理”和“情”不能分离，应融为一体。因而古人日：“言，心声也；画，心画也”。以画竹为例，西方画竹，往往只画出竹本身的特点，把竹画得维妙维肖即可；可是竹作为中国画的题材则不然，它更强调要在运笔中表现出作者的精神和人格。中国画中的笔墨不仅是气韵的表现，而且也是作者精神的灌注。

中国古代美学以审美境界为其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和“美善统一”两个观点之上的。“美善统一”的观念中，虽然儒道两家在关于“善”的最高境界上有所争执，但最终都遵从“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有所不同的只是在于达到此境界的途径以及对其意义与价值上的理解。而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既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的境界，由于它的高度自由，因而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在古代美学中，如果达到了至善，也就是在最广阔最根本的意义上达到了一种美的境界。

综上可见，中国古代美学是以“天人合一”为源头，而从中分流出“美善统一”、“情理统一”、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等等几股纯朴的如清流般的观念。也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品格，成就了我们民族独有的美学传统。

二、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美学审美的“趣味”

“趣”与“味”，二字的解释在古代颇多。

先说什么是“趣”。有解释为意旨、意味。《列子·汤问》中有“曲每奏，钟之期辄穷其乐”。“趣”不单单用在音乐上，而且还运用在绘画上。顾恺之在论画时，评《孙武》像为“古趣神奇”，又评《醉客》像为“变趣佳作”。还有说为兴会、兴趣，比如《晋书·王羲之传》中就有“恒恐八辈觉，损其快乐之趣”。可见在古代，“趣”就与艺术和人的心情有了紧密的联系。

再说什么是“味”。其实，“味”比“趣”更早运用在艺术领域。春秋时期，晏婴便以将“味”引申到音乐上，日：“声亦为味”，用“五味”来形容“五声”。将“味”由食的范畴引领进了美的殿堂，单义也因此变为多义：一为体味，如《后汉书·郎颛传》中就有“含味经籍”；二为辨味，如《列子·无端》中有“有味者，有味味者”(其中第二个‘味’就为辨味)；三为意味，如《晋书·成公简传》中有“潜心道味”。《红楼梦》中更是记载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可见“味

古代天文学成就篇4

关键词 中国 古代文学 教学理念 审视

在高校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古代文学作品占有较多的篇目和重要的地位，在课程教学中，教师一般也会把古代文学作为重点内容来讲授，但有些教师还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比较落后，不能适应现代文化建设的需求，针对以上问题，需要我们对学习古代汉语言温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改进，进行重新审视。这样，高校教师才能在教学中，让学生有兴趣学习古代文学课，教师要通过前人的教学经验，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对自己的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扩充和更新。

1在学习古代文学中存在的问题

1.1教学方法比较传统，教学效果难如人意

在古典文学的讲授中，有些教师教课方法比较传统。他们在讲课时经常采用传统教学法，整节课下来也听不到什么主要内容。他们经常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对知识点刻意加重，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提高学生的成绩，由此看出，他们的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显得比较死板、单一。以自我为中心，让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学生对课程不感兴趣，机械的讲解，让学生感到厌倦，根本就记不住有用的知识。

1.2学生学习面狭窄，获取古代文学贫乏

学生的古代文学学习都是在课堂上，获取的古代文学信息多数是听教师的讲解，了解古代文学的渠道少，在平时的生活中根本用不到古代文学知识。学生的学习面变得很狭窄，家里也没有给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古代文学氛围，对古代文学的世界不了解，每天都是死记硬背，收到的信息量很少，获取文学知识贫乏。

1.3偏重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

教师在教课中比较偏重“交际能力”的培养，在语言学习中过分的注重语言的意义和语言信息的传递。教师在教学中的这种理解偏差，让学生理解文学的一些常识上会出现失误现象。教师不能正确的分析语言能力和掌握语法的能力，导致学生忽视语法和语言形式的正确性，这样就会影响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继而导致他们的成绩提不上来。学生的古典文学才力与素养日益下降等问题在推进大学教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大背景下愈加凸现。

2学习古代文学的新思路

2.1注重朗读

我们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若不能理解、对接，体现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寄托，中国古代文学的生命精神，那么学生就不可能接触到文学的内核，不可能得到美的享受与思想的振动。需要注意的是，古人强调生命，并不一定是就作品所写具体内容而言，而是指作品整体，一种超越抽象的生命感。所以古人对诗文的欣赏强调、顿悟、吟咏。因此，读诗的人必须通过反复吟咏，把握这个活泼的意象，把握它内在的血脉流通，这些表述都再次说明：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必须要加强诵读教学，留出甚至挤出时间让学生先读作品，老师事先不要讲解，不要代替学生阅读与感受。否则就是剥夺了学生作为生命个体的主体作用与内在需要，剥夺了学生作为生命个体与古代文学中的生命精神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因而，类似文学史教材不宜由老师占用过多课堂时间来重复讲授，而是交给学生事先自读自学，从而将课堂的时间留给师生用于作品的诵读和对作品的体悟，然后才是所谓规律性知识归纳。

2.2学习古人优秀做法

我们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要思考中国古人在进行文学教育教学时的特点与优秀的做法。中国古代的文学教学一脉相承地重视健康的伦理型人才的培养，突出心灵的陶冶，人格的塑造与道德的完善，这既与中国哲学的生命精神，重人贵人，注重礼乐教化的传统契合，也与中国文学的重人贵人，言志抒情，兴观群怨的传统契合。换言之，在关注人的生命，塑造人的精神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实现了同构。

2.3将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放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视野中

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学的发展与交融是中国古代文化、文学史观研究当然的题中之义。因此，在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与科研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贯穿新理念的《中国文学史》尚未出版之前，可以自行调整自己的教学思路，适当改变原有的理念，开展有关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另外，有关港澳台文学以及各地古代地域文学的研究成果也要纳入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2.4把育人放在首位

既然古代文学的突出特质是富于生命精神，古代文学教学的核心价值是“育人”，再加之中国文学注重心灵体验，以抒情言志为主体。中国文学创作与欣赏讲究含蓄之美，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这就要求和提醒我们在接受，阐释“传承时应该以感悟”体验为主，改变唯理论“唯讲授”唯阐释的模式，留出时间让学生先阅读原作品，从古代文学的生动形象入手，引导作为生命主体的学生进入充满感性形象的世界与充分想象。

联想的课堂情境中，不断体会古人对于人自身，对于外在自然，对于社会变迁的感悟、思索和实践，不断从前人的思想、情感、体验中汲取当代生存的力量和操守，而不是扮演一个“全知全能”的角色去代替学生阅读，感知和归纳，因为，文学教育的本质是让学生去审美，去感受美，去创造美。

反观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我们恰恰是在这些点上距离古代文学本身越来越远，越来越不符合文学教学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及其教学特质，重新彰显古代文学对于人生修养提升，人格塑造完善的意义以及诵读、体验等学习方式的意义，不断优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艺术，让学生感受到来自远古前贤的心灵激动，人生体验与生命精神，最终提高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 杨柏岭.文本・美育・文化：当代高校文学类课程教学的问题与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10（9）：44.

[2] 王国安，要英.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国文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20.

古代天文学成就篇5

本论文在分别总结两部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初期预想和文章构造的基础上,从当时的社会状态、天皇的政治思想入手,对先后诞生出两部作品的条件进行探索、分析。

论文首先对《古事记》的创作构想和作品主题进行叙述;其次再对《日本书纪》诞生的背景进行分析,在对其创作的主要特色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两部著作各自的特色和不同之处,最后阐述分析出《日本书纪》诞生条件中所蕴含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构想 ;主题 ;历史背景;政治思想

作为日本古代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一直在日本史学上和文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但资料记载显示,这两部著作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创作而成,都是天皇提议、为了记录古代天皇家的继位,旧辞,纪事等;而且两部书中所记录的内容又有部分重复。那么为什么历史上会先后分别编著这样两部有着诸多相似点的史书?或者说难道《古事记》中的记录不能体现出古代天皇的事迹?还是有其它的某些原因?鉴于此,本文将对比分析《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创作背景、构想与主题,来试图探寻其中的部分原因。

奈良末期有史称壬申之乱的历史事件,它是在当时掌握日本大权的天皇家族内部、天智天皇的弟弟大海人皇子和第一皇子大友皇子之间的权势之争。结果是第一皇子大友皇子争位失败自杀,大海人皇子继位成为天武天皇。天武天皇继位后宣称,日本只有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像磐石一样坚不可摧;实际上他是为了让天皇家族成为日本唯一的统治者。因而天武天皇实施了许多新的政策,《古事记》的创作也是其政策之一。

为了展示天皇家族的魅力、维护其作为日本统治者的地位,天武天皇计划记录以皇家的历史为中心、日本国的成立、发展过程。这既为了说明这个国家的诞生和发展是历代天皇的功绩,又把自己继位一事写入历史。他让侍从稗田阿礼背诵熟记当时在有权势的豪族诸家中流传的神话、传说、及帝皇的继承和先代的旧辞,宣告要创建日本正式的历史史书。

但天武天皇于天武十五年(686)驾崩,撰写史书一事因此搁断;后来继位的元明天皇为了继承天武天皇未竟之业,命太安万侣撰录稗田阿礼所背诵的历代天皇之事。太安万侣以天皇敕令诵习的旧辞为中心,加上继承的神话传说禾相关的原初歌谣,于和铜五年(712)写成日本最早的历史典籍,也是第一部朴素地再现从上古传承下来的口头文学的书籍――《古事记》。

《古事记》共分三卷,上卷是所谓“神代”的事,即旧辞――神话和传说;中卷述说“神代”与“人代”间世代,即神武至应神天皇的世代传说;下卷叙述“人代”,即仁德至推古的人皇时代的事迹;而且在朴素地再现的神话传说的叙事中,编制了113首上代朴素的歌谣,侧面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生活情感。

敕令完成《古事记》的元明天皇看了全书之后,感叹着:“恩……这个呀,嗯……”,似乎对它所记录的内容持有不满。因而元明天皇按照自己的意图敕令重新编纂日本史书。于《古事记》问世8年之后,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完成又一部在日本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史书――《日本书纪》。

《日本书纪》全30卷,其中前两卷为神代记,余28卷则是从神武天皇开始一直记述到持统天皇的事迹,比《古事记》涉及的历史范围更广泛;《日本书纪》中虽然仍叙述了神话传说部分,但只占了全书30卷中的2卷,且只是简单的叙述或单纯的引用《古事记》、氏族的家记、寺院的缘起等,整体上仍以记载史实为重、文体优雅又尊重古传,尽量保持了正史的特质。并且《日本书纪》中每卷每段的开始,皆以“一曰……”开头,构成的文章形式简洁统一,脱离了故事性叙述,向正统史书迈进了一步。另外,《日本书纪》的编撰者特别参考了我国的《史记》、《汉书》等大量史藉,采用我国编史的干支纪年法,不仅记载的事项按历史顺序先后排列,而且给各个情节加上年月的时间标记,使整部书籍体裁规整有序。

对比两部史书可以发现,《古事记》全书是用当时的日本语来书写的,但八年之后的《日本书纪》中的文章叙事部分竟全部用汉文、也就是当时的中国汉字书写而成。在此引用《日本书纪》第十卷中的一段原文:

“十三年春三月、天皇遣使以阵L媛,秋九月中,L媛至自日向。便安置於桑津邑……”

为何都是为了记录日本古代史的两部著作,却采用了不同的形式来书写?

在上古时代,对当时的日本来讲所谓的‘国外’就是指中国、朝鲜等东亚的国家,且在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以汉字作为文字基础的日本和朝鲜,汉字早已成为他们心中的“国际标准语”;而且由于大量汉文化的传入,日本对中国文化更是崇拜,并把使用汉字作为高雅的行为,甚至把‘能与其文化并肩前进’作为政治、文化上的目标。因此,元明天皇抱着要写出一部即使在‘国外’也能被认同的史书这个信念,敕令着手用汉文撰写一部“国际化”的日本史书。为了更易于在‘国外’被理解,以至在书的标题上就特意加上了醒目的日本二字;又想在‘国外’也要具有影响意义,在本是记录日本历史的这部书中还列举了中国、朝鲜的事例,并着重记录了与两国之间的交流。这种创作构想、主题与只是为了提高天皇家在日本国民中的威信、单纯记录了日本国内的纪事的《古事记》则完全不同,由此可窥视出当时《日本书纪》的创作动机下隐藏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动机。

另一方面,在当时有《古事记》、《风土记》等各种书籍传世,因传说有多种版本又是记录的口传文学,必然会内容有重叠或相违;但仍敕令要重新编撰出内容有诸多相似但又有明显改攥的《日本书纪》的目的是为编列出统一标准作为“定本”;而《日本书纪》中改攥的部分,抹煞了大友皇子的即位纪录、将天智天皇死後定为天武天皇元年,从而主张天武天皇继位的正统性。而事实上是671年12月5日,大友皇子继位,是为弘文天皇;672年7月初,大海人带兵进攻近江,弘文天皇兵败自杀;673年2月27日,大海人称帝,即天武天皇。

综述以上分析,先后问世的两部日本古代著作《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虽然创作动机不是作为文学作品,但在日本史学、文学上具有不可泯灭的功劳。而且后者的诞生不仅仅因为具有以记载史实为重、涉及的历史范围更广泛,且采用高雅的汉文和干支纪年法,整部书籍规整有序;同时还潜藏着天皇家以此作为官方历史书而走向‘国外’的政治动机。

【参考文献】

[1] L尾 刚.早わかり日本文学.日本gI出版社

[2]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店,1974-1975

[3]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4] 西_信Vほか.日本文学的古典(第二版).岩波新

[5] 谷山茂、猪也谦二.新修国语tE. 京都房.

古代天文学成就篇6

乔治·奥威尔说过：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

六个W出自西方报界，原指新闻写作六要素，即When、Where、Who、What、Why和一个How，国人译为“六何”，即“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及“如何”。笔者以为其效用不限一隅，对做人做事尤具参考价值。

弄清高职医古文的六个W刻不容缓。

When可理解为时代。时世造英雄，英雄亦造时世。曹操闻“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评语甚喜，丁文江自我评价却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人物”尚且如此无奈，“人才”、“人手”们就更不能心存侥幸，动辄穿越。新文化运动为文言文敲响了丧钟，简化字方案把繁体字送进了坟墓，互联网又将纸质书变成了古董，这对深居冷宫的医古文不啻雪上加霜。高职教育应时而生，原本无可厚非，但生员质量路人皆知，反智歪风长刮不息。医古文教材陈陈相因，讹误百出；中医类学生胸无点墨，恬然自安。正常时代的教育想方设法把学生往上拉，反常时代的教育则不遗余力把教师往下拉。历代名医无不饱读诗书，洞明世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今欲从医者则束书不观，寄望“百度”。“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西医的天下，外语的天下！

Where可理解为空间。文学家尽可联想海洋、天空、人的心灵，但高职医古文只能面对特定的国度。曾几何时，百姓传唱“一根银针治百病”；冬去春来，国民深信气功大师治百病；世纪之交，芸芸众生又对“蒜你狠”，“豆你玩”痴迷不已。“道可道，非恒道；言可言，非恒言”有了更省事的说法：“妙，不可言”，“天机不可泄露”。佶屈聱牙的中医典籍隔三差五变为江湖秘籍。

Who，主力军是高职师生。天长日久，苏式教育导致懂医者不懂文，懂文者不懂医。医古文教师本可通过自学弥补缺憾，却又因教学时间过短，教学任务多变，成年累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钻研经典难以达到应有的深度。用西方理念切割传统文化，进而用西医理念规范中医，已导致中医式微，中医学院也能容忍没有开方能力的学生。因远离经济效益，古汉语门庭冷落，读《红楼梦》者也在寻找“白话版”。医古文教材早已开始挤压繁体字，网络繁简字转换层次低下，让学生对繁体字毫无感觉，直到课程结束也是目不识丁。

What，医古文教学所行何事？识字断句翻译而已。不善作文的学生以为自己可以绕过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直接写好应用文，不愿读书的学生以为背熟几个药方就可以坐堂看病，各种版本的《等待戈多》在高职院校总能找到舞台。面对特殊生员，医古文必须“煮熟”中学时代留下的“夹生饭”，以便让学生在读懂课文之后，有足够的热情自学传世医籍，为研习中医理论做必要的准备。韩愈撰写《师说》时并不看好教书匠，他只希望组建一个全能高效的宣传部，后人郢书燕说，让童子之师们无端激动，进而越俎代庖，至今以代人受过为天职，惜哉！

Why，何以如此？医古文不过是一门语言基础课，中心议题是培养和强化学生的语言理解力，医籍阅读训练当以对阅读古籍所必需的文字、词语、语法和修辞、辞书等基本知识的真正掌握为前提，而反智大潮使这一工作难上加难。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锦上添花”灰头土脸，“雪中送炭”风光无限。聊举一例：自1955年3月至1964年8月，大陆以“生僻难认”为名发起了一场更改地名用字的运动，仅陕西一省就更换了14个地名，改“郿”为“眉”，改“郃”为“合”，改“葭”为“佳”，改“醴”为“礼”，给“美丽中国”留下诸多疤痕，而江西省竟把“鄱阳县”改成“波阳县”（“鄱阳湖”则原封不动），世纪末又无可奈何地改“波”为“鄱”，这些现代仓颉呼风唤雨之时，手中仅有一本《新华字典》！众所周知，更改地名用字的排头兵皆为落后省份，而诸如此类的低俗之举只不过是制造文化断层，深化固化落后。上行下效，医古文教材大胆启用简化字，试题也驱逐繁体字以提高通过率。一味纵容愚昧，学生面对原文自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操童子业久不售也面无愧色。字且不识，何谈专业素养！“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伏低做小，鼓励学生当文盲的人师，有何资格拿自己不当外人？

第六个W是How。状态如何？答曰：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经西医百余年挤压，中医大难不死，经“非典”、“禽流感”洗礼，颇有复兴之势。党和政府既已不许官员出国考察豆腐之起源，振兴中医自然少不了到古代医籍中寻找灵感。中医典籍素称难懂，但跟其他古代经典一样，皆用简洁优雅且极富表现力之语言写成，若能潜心发掘先秦两汉古汉语之魅力，关注人类生命，结合名医生平和传世典藏开展医古文教学，自不难使课堂充满生机。伟人说过：“入门并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但需明确一点：不装。翻着《新华字典》，吹着《康熙字典》，却不知《中华大字典》、《中文大字典》、《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异体字字典》为何物的医古文教师，恐怕在教学生辨认繁体字方面也底气不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打铁先得本身硬，老调重弹，难免自贬身价。

六个W中，How最为致命，李煜就是因为“梦里不知身是客”而丢了性命。王小波说，“人忠于已知事实叫做诚实，不忠于事实就叫做虚伪，还有的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这既不叫诚实，也不叫虚伪，我把它叫做浮嚣”。高职医古文身处小国寡民困境，浮嚣不起，须搞清状态，重整山河。

天下之事，不易于行，而不难于议。探讨医古文教学落后止步于书券三纸未有驴字的层次，仍然于事无补。当以课文为主体，以常用词和基础理论为两翼，适当穿插中医理论，作科学、合理、高效的训练，同时，无疑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

《扁鹊传》为医家传记之始，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但其费解之处在医古文教学中常被刻意回避：扁鹊拜神仙为师，以仙术视病，疗效固然空前绝后，诊脉不过故作姿态，何来“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扁鹊事迹，虚无缥缈，古书所载时代往往相差数百年，司马迁为何塑造神医？扁鹊过虢时对话中庶子喜方者，视同道如无物，是否有悖医德？推崇扁鹊，应如何把握尺寸？

再如《华佗传》。华佗“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淡泊名利以医为业者，从古至今为数甚多，为何到华佗这里就出了问题？《淮阴侯列传》中的曲笔可以让后人不断质疑“韩信谋反”，一贯对曹氏和司马氏多方回护的陈寿凭什么让后人相信华佗是因“恃能厌事”而为曹操所杀？若照本宣科，如何评价华佗之医德？

医古文又是一门中医专业基础课，理当通过阅读古代中医著作来体现这一属性。除选文外，对原著的多角度介绍不可或缺。《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经典，总结了秦代以前的医疗经验，汲取和融合了古代哲学及自然科学的成就，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课题——生命活动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养生、阴阳五行等内容，先秦时期已广受诸子百家关注，在此书中更得到深入探讨并成为全书的骨骼和血肉，而孔子倡导尊重人并做受人尊敬的人，老子强调尊重宏观世界并在顺应自然规律的过程中保全性命并成就人格，则对全书理论的思维模式起了决定性作用。以上文化元素也频频出现于《难经》、《伤寒杂病论》及《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中。医古文教学必须通过诸子百家谈天说地论医之类言辞的赏析，将先秦哲学思想基本常识化整为零，引导学生对中医理论略有所知，不宜贪多嚼不烂，反让学生产生畏惧心理。

《黄帝内经素问注》是现存全面整理和注释《素问》的第一家注本，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序文更是医古文教材的必选篇目。讲读此篇，自然要适度谈及《内经》的学术价值和影响，但其他文化信息亦不可忽视。单“序”一项就得讲清以下意思：“书序虽为实用文体，但古人一直注重展示文采，以示尊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古训。从汉至唐，俳偶盛行；由宋迄清，亦未消歇。即使出现于学术著作中的篇什，也照样感情充沛，文采飞扬，但这给直译带来不少麻烦，由此便出现了不少似通非通的译文。本篇序文的作者王冰与遍照金刚(空海)是同时代人，后者在《文镜秘府论》中认为，没有对偶，就不能称之为文章，王冰所受时代的影响可想而知。”教材中选有不少序文，似乎并无例外，跟现今书序差距甚大，一次廓清，可收一劳永逸之效。

序文词句，亦须细论。“脱艰”之“艰”，意为“困苦”；“获安”之“获”，宜训为“安”；“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及“坟丘”、“坟典”、“坟索”、“坟记”、“坟策”、“坟籍”皆泛指典籍，跟三皇五帝无多关联，孔安国之说显然有误。但“三圣道”所涉三皇，却不可轻轻放过，因典籍中三皇版本甚多，而医籍独言伏羲、神农、黄帝，与大众心中之“三皇五帝”扞格，为避免贻笑大方，宜将其余版本一并开列：1.伏羲、神农、女娲；2.伏羲、神农、燧人；3.伏羲、神农、祝融；4.天皇、地皇、泰皇；5.天皇、地皇、人皇。中学教材中的中国史仍从原始社会讲起，学生对传说时代一头雾水本属正常，但阅读古籍就多了一分纠结，及时补课，理所当然。阅读古代经典所应具备的文化素养，高中毕业生本该大体具备，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职学生仍旧身处洪荒时代。韩愈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意在正本清源，重续道统，所以要求弟子通习六艺经传；高职医古文无意复古，但若无视中医历史，迫在眉睫的人文素质教育将成空谈。中医至汉代才完成自己的理论构架，后世医药学以此为基础不断丰富完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从不数典忘祖更不容欺师灭祖。高职医古文教学在重拾古汉语常用词和基础理论之余，穿插先秦两汉文化常识及诸子百家对医学思想、医生操守、诊疗才略的论述，对学生消除隔膜，理解先贤思路，不为无益。

至于翻译全文，更需大刀阔斧，裁汰繁冗。学生既能同意将《过秦论》中的“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译成“统一天下的野心”，自然不会反对将《皇帝内经素问注序》中的“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之“象”、“候”、“由”、“兆”合并为“奥秘、征兆”，以“条分缕析”来解读“分”、“列”、“表”、“彰”。翻译固求“信”、“达”、“雅”，但患得患失，面面俱到，则难免胶柱鼓瑟，似通非通。

时局难危，若不仰观俯察，知己知彼，则难免进退失据，事倍功半。用六个W为高职医古文把脉，意在直面诸多缺憾，及时补苴罅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所属课题：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医古文在高职中医药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编号：SGH13507）

参考文献：

[1]王育林.标准医古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2]沙涛.医古文[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

[3]王庆其.国医养生名篇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古代天文学成就篇7

0；无极

无极意为无边际，无穷尽。《庄子・逍遥游》：“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荀子・修身》：“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其折骨、绝筋终身不可以相及也。”在古代哲学范畴。无极亦指派生万物的本体，以其无味、无臭、无声、无色、无始、无终，无可指名，故曰无极。《老子・第二十八章》：“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1；太极

《说文解字》：“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古人认为，“一”不仅是数的开始，是万物之始，而且是生成万物的元素，是世界的本源。《周易・系辞上》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旨在阐明宇宙从无极而太极，以至万物化生的过程。中国古代哲学对“一”推崇倍至。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早用数来认识和阐释宇宙起源的先哲之一，在《老子》第四十九章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天地始于“道”、万物之本生于“一”的观点。

2；两仪、阴阳

《说文》：“二，地之数也。从偶一。”《汉书・律历志》：“地之数始于二。”《周易・系辞下》：“天一地二。”《乾坤凿度》：“地数二。二者，有偶也。”这几处引文都表明了古人对“二”的哲学认识。《吕氏春秋・大乐》：“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两仪是阴气与阳气的合称，指事物普遍存在的相互对立的两种属性，阴阳相反相成是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和根源。

3；三才

三的发现大大促进了人类的抽象思维。中国古代哲人们以“三”的最初原始观念为内核，在其外部又包裹了更加神秘的色彩。儒家经典《易经》的符号体系就是建立在“三”及其倍数“六”的基础之上。《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通而成卦”。三才，即天、地、人。这三类物质皆包含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而卦，是《周易》中象征自然现象和人事变化的一系列符号，以阳爻、阴爻相配合而成，三个爻组成一个卦。“兼三才而两之”成卦，即这个意思。

4；四象

先民最初可能从对东南西北的方位识别中，逐步建立起四方、四时乃至四象等自然观念，并无一例外地加以崇拜。四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源于中国古代的星宿信仰。古时人们将天上的星座分为二十八宿，由于不好记忆，便将其分为四部分，以动物的形象代替，称为四象，也称四神、四灵。

5；五行

《说文》曰：“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交午也。”何谓五行？《尚书・洪范》解释说：“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而据近人刘节考证，《洪范》出于战国末期，当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们把五行与阴阳、日月星辰、乾坤八卦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为五行学说，渗透于天文、历法、医学等各个领域，盛行于汉世，从此五行才变得神秘起来。

6；六合

六合，一指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即天地四方，泛指天下或宇宙；二指古代用于记时、记月的十二地支，选择吉日良时，考虑“冲（不利）”或“合（有利）”，“合”指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戌合、辰与酉合、巳与申合、午与未合，称十二地支六合。

历来人们认为“六”是个象征顺利的数字，也因为《易经》的坤卦有三个阴爻“- -”重叠而成，是三个“六”组成的纯阴之卦。《坤传》：“坤道其顺乎。”《说卦传》；“坤，顺也。”坤卦代表了顺利，重叠的“六”也就代表了顺利，所谓“六六大顺”是也。

7；七星

七星，可用于表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二十八宿中的天罡，即北斗星。北斗七星从“天璇”通过“天枢”向外延伸一条直线，大约延长5倍多，就可见到一颗和北斗七星差不多亮的星星，这就是北极星。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所以古人就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8；八卦

《易经》所说的卦，是宇宙间的现象，是我们肉眼可以看见的现象。宇宙间共有八个基本的大现象，而宇宙间的万有、万事、万物皆依这八个现象而变化，这就是八卦法则的起源。八卦是古代汉民族的基本哲学概念，是古代的阴阳学说。所谓八卦就是八个卦相，八卦是由太昊伏羲氏画出的。伏羲氏在天水卦台山始画八卦，一画开天。八卦表示事物自身变化的阴阳系统，用“一”代表阳，用“- -”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按照大自然的阴阳变化平行组合，组成八种不同形式，叫做八卦。

9；九宫

九宫是古代天文学家将天宫以井字划分乾宫、坎宫、艮宫、震宫、中宫、巽宫、离宫、坤宫、兑宫九个等份，其中，乾、坎、艮、震属四阳宫，巽、离、坤、兑属四阴宫，加上中宫共为九宫。九宫在奇门遁甲中代表地，指大地，为奇门遁甲之基，是不动的，奇门遁甲分为天、地、人、神四盘，四盘之中唯有地盘不动，为坐山。在晚间从地上观天空的七曜与星宿移动，可知方向及季节等资讯。

“九宫”之法用之多端。汉代时有“九宫占”、“九宫术”、“九宫算”、“九宫八风”、“太一下行九宫”、“太一坛”等，是于占、术、算、医、纬、建等方面的应用。

古代天文学成就篇8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着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着《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着《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着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着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着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着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着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着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着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着《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着《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着《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着《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着《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着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着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着的科学着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着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着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着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着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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