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空间留言范文

经典空间留言篇1

1、那渐远渐远的声音，为何离我越来越近让人窒息，让人不安，狂躁地要跪倒在地。

2、用文字来纪念的感情，也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解脱。

3、夜晚坐在公交车上，看着来往的车，这个城市是多么的骄傲啊？而我就像是来这里的小丑，如此孤单，如此卑微。

4、你已成为过去，风起云涌间，我们都在骄傲地向前迈着步子……

5、曾经的海誓山盟如今的行途陌人。

6、那些曾经只是挥之不去的伤痕。

7、如今她们低低地抽泣，只因为那风儿不解风情，亦是因为我们要离开了？

8、不要为那些不愿在你身上花费时间的人而浪费你的时间。

9、我娇弱的蓝繁缕，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我走的终究是不同的路，不知不觉，若不是你的离开，这真让人忘记了时间的变化。

10、失去某人，最糟糕的莫过于，他近在身旁，却犹如远在天边。

11、曾经你将我拥入怀中，那凛冽的寒风即使穿透我的衣裳，也不能浇灭我热烈的心。

12、妄想去留住原本应该消失的人和事，其实是一种悲剧。

13、没有一个人值得你流泪，那个值得你流泪的人不舍得让你为他流泪。

14、心痛莫大于心死。

15、回头看去，昨天的快乐与痛苦已尘封在记忆中，忘不掉，抹不去化作嘴角的微微一笑，是幸福？是酸楚？唯有独上层楼，望尽天涯路。

16、独木桥下，红色的伤痕，流淌着岁月的曾经。

17、我不是在告别，不是在留恋，只是那花儿总让人想起过往。

18、不要干杯不要聚合，因为那是离别的重逢，被敲击的心，痛地眼泪都流往了心里。

19、一路走来，带去万种风情。

20、曾经爱过的人事隔很久再次见面已然没有了情绪的波动内心平静如水，过去的恩怨情仇烟消云散，()现在夕日的恋人各自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旋转从此没有交汇的那一刻！因为过的很好谁都没有叹息，说出的话自然而顺畅，可以确定他们此时是朋友，而一旦离开这层含义也就失去了意义！爱有时候是如此容易让人遗忘，时间消退了彼此粉红色的记忆，不变的永远是一年四季的轮回。

21、你曾说愧疚于我，或许已经淡然曾经，而今，我如此的想念你。

22、不要因为结束而哭泣，微笑吧，为你的曾经拥有。

23、隐隐青衫，隐隐愁……

24、我不是在告别不是在留恋只是那花儿总让人想起过往。

25、单恋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太过于奢求只会一切成空。

经典空间留言篇2

(二) 想耍小脾气 想被哄 更想被温柔的摸摸头搂紧怀里 然后 吧唧一口

(三) 我很喜欢你 我会一直喜欢到你不再需要我喜欢你为止

(四) 想像个小朋友 在你身边 伴你左右

(五) 在有你的选择里 我都选择你

(六) 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好你一定要告诉我别怕我难过我不怕难过我怕你不要我

(七)你什么都和我说 就是我最有安全感的时候

(八) 我不介意要坐多久的高铁或者飞机只苦恼要带多少件漂亮的裙子来见你

(九)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发誓你在我心里和赖床 牛奶 冰淇淋一样重要

(十) 对方申请做你心尖尖上的宝贝同意还是接受

(十一) 希望我能成为你的小众喜好 藏着欣喜不已 炫耀时格外骄傲

(十二) 小手一牵 岁岁年年

(十三) 如果你要拥抱我请提前告诉我 我好把小肚子收起来

(十四) 万物有主 希望我是你的公主

(十五) 糟糕 还没有完成鬼混的愿望就要跟某人老老实实的在一起了

(十六) 以前以为自己刀枪不入 直到遇到了你 现在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直到你不开心

(十七) 我想要喝点小酒 然后穿着小裙子 在吹着风的夜晚晃晃悠悠扑到你的怀抱里

(十八) 我喜欢你 不是天下第一的喜欢 也不是最喜欢 是喜欢你的喜欢

(十九) 我没什么出息 就想花你的钱 睡你的床 做你的老婆

(二十) 偷偷许个愿：你的温柔不能给其他女孩子

(二十一) 你来的话 日子会甜一点

(二十二) 要拨动你心弦的人正是我

(二十三) 你好好发光 我好好努力你万丈光芒 我努力跟上

(二十四)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你可以一次次向我确认

(二十五) 我觉得我好花心 你每天的样子我都好喜欢

(二十六) 不是夏日限定 而是来日方长

(二十七) 我一爱你 心就特别软 平淡也温暖 无语也浪漫

(二十八) 顺利的话 我们会结婚 会去看海 会去看日落不顺利的话 那就晚点

经典空间留言篇3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5-0197-02

一、语言符号的象似性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最早提出语言符号的概念，指出语言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组成，能指即人类的语言文字，包括声音和书写两种形式；所指是能指所指称的客观事物，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任意性和非理据性。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人们逐渐发现能指与所指之间并非是任意的，而是存在内在逻辑联系，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或概念结构之间的自然联系，称之为语言的象似性（iconicity）。根据现代符号学之父皮尔斯（Peirce）的象似符三分法，诗歌主要涉及三类象似性：距离象似性、映象象似性以及隐喻象似性。

二、视觉诗的象似性

象似性是诗歌语言的普遍特征，它致力于创造辞格，使语言富有色彩，将其转化为意境和场景，转化为一种活生生、会说话的图画（王寅， 2001：339）。视觉诗（visual poetry）也叫形体诗（pattern poetry），是语言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的艺术，它通过使用各种特殊的编辑版式技巧，利用语言符号巧妙的排列组合，充分发掘情感符号的表意功能，呈现出视觉印象来表达诗的意蕴，体现人对客观世界的感受，实现其美学价值。视觉诗或模仿现实世界和大自然中具体的事物，或模仿人的经验、情感和思想等抽象的事物，通过符号标记、空间顺序等排版布局给人以一种视觉联想，在适当的情景中，这种空间布局可产生形象作用，形成强烈的美学效果。

汉语和英语分属于汉藏和印欧两大不同的语系，虽然在语言表达、思维习惯、民族心理等方面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但是中国古典诗歌简约、恬淡的风格，尤其是蕴含丰富民族文化底蕴的意象对西方诗歌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汉英视觉诗在意象美的呈现方面，尤其是在特殊编辑版式技巧方面，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特殊留空/名词并列――距离象似之静态美

对比：马致远《秋思》和庞德 （Ezra Pound）《在地铁车站》

距离象似性指语言表达式之间的距离往往直接映照人的概念距离，或者现实世界中所描写的对象之间的距离（沈家煊，1993：4）。

马致远有一首传世名作《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诗大量地运用了“并置意象”，也称”意象叠加”， 每一个汉语名词如“枯藤”、“老树”、“昏鸦”都是一幅鲜明的意象画，传递着深厚的富有文化内涵的“景外之致”和“言外之旨”，其象下之意乃是浪迹天涯的游子内心悲凉之感。“意象叠加”将两个视觉意象形成一个“视觉和弦”，能形成鲜明而生动的画面感，这种写法在中国古诗中俯拾皆是，诸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星垂两岸阔，月涌大江流”、“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等等。

西方意象派诗人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并置意象的创作手法并加以创新，将现代都市的意象与大自然的意象巧妙地揉合在一起，赋予诗歌崭新的现代意义，最典型的便是庞德的《在地铁车站》：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汉语是以名词为中心的语言，传递着静态之美；而英语是以动词和介词为中心的语言，传递的是动态之美。受中国古典诗歌并置意象的影响，这些被空间隔开的短语单元类似于汉语中的一个个象形字，庞德采用这种特殊留空形式是有意将诗行按照感知层面出现的先后顺序安排，凸现诗人感知的不同层面的叠加，实现意象并置的效果，该首小诗是庞德意象并置原则的典型体现。

中国古典诗歌中名词并列的编辑技巧，对以庞德为代表的西方意象派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诗歌创新性地运用单词间特殊留空的编辑版式技巧，有效地实现了因距离象似而产生的诗歌静态画面之美。

（二）特殊空行――映象象似之静态美

对比：宝塔诗和 Christmas Tree

映象象似性是指语言符号的声音或外形与其所指之间有着自然的联系性。视觉诗中的映象象似性主要是视觉象似，体现在篇章层面，通过文字书写、排版形式的调整，以整体或局部外形模仿真实世界中物体的形状，即诗行的整体排列形式映照诗歌表现的内容。

宝塔诗，顾名思义，形如宝塔，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杂体诗的一种，是一种摹状而吟、风格独特的诗体。从一字句或两字句的塔尖开始，向下延伸，逐层增加字数至七字句的塔底终止，如此排列下来，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即如塔形、山形。起始的字，既为诗题，又为诗韵。宝塔诗，原称“一字至七字诗”，也叫“一七体诗”。从一字到七字句，逐句成韵，或叠两句为一韵，很有规律。宝塔诗按形状分可分为单宝塔诗、双宝塔诗和变形宝塔诗，见得多的是双宝塔诗，两塔对峙，是由单塔中的一七体，演化而来，左塔不用一韵到底，由右塔充之。

白居易曾以“诗”字为题，其诗除一排“塔尖”仍为单个字外，第二排陡然增为四个字，此后每排递增两字，至第七排为十四字。

《诗》――白居易

诗 诗

绮美 瑰奇

明月夜 落花时

能助欢笑 亦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 吟苦鬼神悲

天下只应我爱 世间唯有群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 便到司空送白辞

闻一多先生曾提出关于诗歌的“三美”理论，即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其中，“音乐美”强调诗的律动，“绘画美”强调诗的意境，“建筑美”强调诗的形式。宝塔诗不仅在形式上给人以视觉直观感受，而且其“宝塔”的外形也并非单纯为了形式而刻板机械地换行，而是声韵和谐，节奏明快，读起来有如“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之感。宝塔诗是“音乐美”、“绘画美”及“建筑美”之完美统一。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阶梯诗也有类似的功能。下面再来看一首英文小诗：

A CHRISTMAS TREE

William Burford （b.1927）

Star

If you are

A love compassionate，

You will walk with us this year.

We face a glacial distance， who are here

Huddld

At your feet

首先此首英文小诗运用了映象象似原则，通过诗歌外体轮廓――“圣诞树”的形态，不仅暗合了诗歌的标题，也传递着丰富的象下之意。圣诞树是西方极为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正如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长亭”、“古道”、“柳枝”是伤离别一样，西方文化中圣诞树是吉利的象征，诗中的“星”Star指“福星”，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人们在圣诞树下祈求幸福，愿星星（福星）伴他们行走，给他们带来好运。

其次诗中倒数第二行的单词huddld也是充分地运用了特殊的编辑技巧，改变了单词原有的正确拼写，将huddled故意地删去了字母e， 这里并不是拼写错误，而是运用了隐喻象似使得几个长柄子的字母挤在一起，象征着许多人“伫立”或“跪”在圣诞树下，祈求星星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

这首诗的独到之处在于诗人运用特殊空行的编辑版式技巧，使诗行排列成了象征物的形体，形义契合，从而别有一番情趣。类似的英文形体诗还有George Herbert（1593-1633）的《复活节之翼》（Easter Wings）以及Apollinaire Cuillaume 以心形排列的诗歌Heart.

无论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宝塔诗”、“阶梯诗”亦或是如Christmas Tree这样的西方视觉诗，都是通过特殊空行的编辑版式技巧，在映象象似的基础上实现诗歌的建筑之美、形式之美。

（三）字词的拆分及合并/ 特殊换行――隐喻象似之动态美

对比：离合诗和肯明斯（Cummings）的L（a）

隐喻象似利用事物之间人们已经感受到的象似性为前提，以相似性为基础，创造出象似性的隐喻将原来并不被以为存在着象似性的两个事物并置在一起构成隐喻，其目的是促进人们对语言符号与思维对象之间相似性的关注与理解。

离合诗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杂体诗的一种，所谓离合就是拆字，将这种方法用到诗里，最早的当是汉末的孔融，他有一首四言《离合作郡姓名诗》，凡二十二句，隐着“鲁国孔融文举”六字。比如开头四句：“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驰张。” “渔”离去“水”为“鱼”，“时”离去“寺”为“日”，“鱼”、“日”再合成“鲁”字，先离后合，故谓之离合。

中国古典离合诗特有的汉字拆分及合并技巧对西方诗歌也有深远应用，如美国诗人肯明斯（Cummings）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视觉诗L（a），便运用了离合诗中这种独特的字词拆分合并的编辑技巧，传递着意味深刻的动态文学意蕴。

L（a）

By E.E. Cummings （1898 1962）

l （a

le

af ――模拟微风吹拂的声音

fa ――模拟微风吹拂的声音

ll ――隐喻象似：树叶在空中翻转

s）――模拟横向阵风刮起的声音

one ――隐喻象似：树叶在空中呈水平状

l ――隐喻象似：风停了，树叶继续垂直落下（呈I形）

iness ――模拟树叶平躺的样子

这首诗将loneliness一词分散成l-one-l-iness几个组成部分，同时中间用括号包含句子a leaf falls，整首诗模仿一片树叶随风飘落的过程。“一叶落下”是客观外景，是具体形象；“孤寂” 是心理状态，是一种心境。诗人把树叶飘落之“象”和“孤寂”之“象下之意”用特殊的编辑手法――圆括号“（）”联系起来，暗示着二者的关联性和共时性。

这首诗是肯明斯视觉诗的代表之作，通过综合运用特殊换行、单词的拆分及合并等编辑版式技巧，将视觉诗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演绎到了极致，基于隐喻象似原则，将树叶飘落时的动态过程刻画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看似无声的诗歌文字传递了作者内心深刻情志。

不论是中国古典之离合诗，还是西方隐喻象似之视觉诗，都充分有效地运用单词的特殊拆分合并及特殊换行等编辑版式技巧，实现了诗歌隐喻象似之动态美。

四、结语

视觉诗，也称形体诗或读画诗，通过运用语言文字特殊的编辑版式技巧，实现诗歌意象的有效传递。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对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按照语言符号象似性原则可对中西视觉诗的编辑版式技巧作如下总结：

一是特殊留空――符合距离象似性原则，反映了中国古典诗歌并置意象对西方视觉诗发展的影响，实现诗歌意象传递之静态美；

二是特殊空行――符合映象象似原则，反映中国古典诗歌杂体诗中的宝塔诗、阶梯诗对西方视觉诗发展的影响，实现诗歌意象传递之静态美；

三是字词的特殊拆分、合并及特殊空行的综合利用――符合隐喻象似性原则，反映了中国古典诗歌杂体诗中的离合诗对西方视觉诗发展的影响，实现诗歌意象传递之动态美。

罗马著名诗人贺拉斯在他的《诗艺》中指出， 一首诗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诗歌无国界，中西诗学有许多相似之外，通过对语言文字特殊的编辑版式处理，能产生静态或动态之意象美，引领读者进入诗歌的灵魂，领略诗歌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

参考文献：

[1]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王铭风.语言符号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饶少平.杂体诗歌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沈家煊.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1）：2-8.

[5]姜可立.文学言语行为及其符号功能[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9）.

经典空间留言篇4

很多年前，在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里读到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物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乍听起来，觉得很骇人。

现如今，娱乐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有娱乐元素的渗透。当然，这种流行有其积极的一面，它使得原本小众化的东西变得平民化，是对观众需求的积极回应。试想一下，如果一部电影、一本书出来之后总共就只三五个人看得懂，传播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过者为灾，凡事都要适可而止。现在的泛娱乐化就是有点过了，更多时候，它的显主要体现在破坏力和颠覆性上。

我们每天打开电视，里头放的都是谍战片、家庭剧，总之什么流行就流行什么，各种选秀节目、相亲节目也是层出不穷，呈现同质化、低俗化的趋势，各色嘉宾用露骨甚至色情的语言、装束吸引人的眼球，增加收视率，以至于“下里巴人”都快成了“下流的人”。打开网络，一些网站为了赚取点击率，头条多是些爆炸性新闻，且多配备耸人听闻的标题，至于真实性想是没人在乎，所以虚假新闻频出。甚至还有一些“文人学者”以传承经典为名，生搬硬套，非得让古典名著具有时代特征，经过一番牵强附会地剖析，最后把经典名著解读成了一锅“心灵鸡汤”，把一段段名人轶事、名人典故肢解成了很不雅相的厚黑学。

这些所谓的“作品”就像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只有皮相，没有骨相，更别说什么价值了。跟“作品”有关的人员，无论是台前的还是幕后的，甚至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远房亲戚”，为了在市场中站稳脚跟、谋取私利，一味求新求变，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置客观事实于不顾。更有甚者，连基本的道德准则都抛弃了。于是，观众、读者们由最初的被娱乐变成了后来的被愚弄，由消遣时间变成了消费生命。这是很可怕的。

通俗不等于庸俗，娱乐不等于愚弄。文化的创造者、监督者应当有所担当，不能为了娱乐而娱乐，更不能让笑声、金钱替代了思考。这就需要他们带着一颗求同的心，走上一条“重读经典”、“重回经典”的路，而不能总是赶集似的凑热闹。

所以，我特别赞成学生在学校不光读教科书，要多读经典，培养独立思考精神，养就大情怀。经典作品与垃圾作品的区分如同品茶，好的茶有余味，喝了还想喝，但是不好的茶喝一口就让人觉得反胃。譬如我会花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去背诵《孟子》，但绝不会花超过两天时间去看时下流行的穿越小说、玄幻小说，其道理是一样的。

经典空间留言篇5

我国古代有一种特有的通过实有的线条和虚留的空白，体现整体的意象和情调，从而产生空灵的美学效果的创作理念和方法，叫留白。而“列锦”修辞的运用，就是这种审美观在文学作品的一种具体体现。“列锦”的句子节奏鲜明、言简意赅、有高度的包容量和很强的艺术概括力，能达到“一点灵虚涵大千”的艺术效果。由于其含蓄隽永，词断意连，便能通过整体意境的构造，显现古典诗词中留白艺术的虚空和丰富，进而可以让读者主动地依靠自己的审美经验去补充和完善，给予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和进行艺术再创造的余地。也正因如此，我国古典诗词中“列锦”修辞方法的佳句屡见不鲜。

一、 简约之美：于寻常处着风流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名句，诗人把几个名词排列连缀起来，在抛弃一切语法关系之后，只用了十个字写了六种早行中的常见事物，勾勒出一幅完整的画面：残月高挂，雄鸡起鸣，茅屋客舍外，客人思归心切，便早早起身赶路，时至深秋，寒霜满地，人过之后，在板桥微霜上留下足迹。细读这句诗，鸡声可闻，霜迹可见，依稀之中，仿佛和那早行客人一样将初春清晨的寒气也吸入肺中。此句形象展现了一幅劳苦而清冷、静谧而冷峻的踏霜早行图，是形容游子羁愁旅思的名句。

后人亦有化用此句的，例如宋代韦庄的《早发》诗云：“出门鸡未唱，过客马频嘶。”应当说，它与温庭筠诗句所选之景、所营造的情调大致相似，但诗中用了“唱”、“嘶”这两个动词，声音是有了，却因过于直白而远不如温庭筠诗句来得深刻悠远。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鸟声茅店雨，野色板桥春”虽脱胎于温诗，但光看一个“春”字，较温诗中的“霜”，从温度上就少了深蕴旅人心中的真切感受，而终未能超出其高度。温诗通过一组仿佛信手拈来、实则匠心别运的意象，在极其平常的名词组合后，便姿态万千，境界全出，辞约而意丰，言近而旨远，尽显“于寻常处着尽风流”的列锦留白的简约之美。

二、 丰盈之美：韵外之致细思量

构成列锦的心理基础是联想。诗人常借助于事物之间的某些联系，将相互关联的词语呈现起来，形成意象的组合与叠加，营造特定的情景和境界，使读者能感知画面之间的流动和联系，从而见木思林、窥斑见豹。黄庭坚《寄黄度》中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上句追忆当年宴饮之乐，下句抒写别后思念之深。诗中的每一个词或是词组，都能引发读者对特定的景象、特定的情境的想象，展现出耐人寻味的艺术韵致。上句，诗人选用了“桃李”“春风”“一杯酒”三组词，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当年桃李花下相聚时举杯畅饮的良辰美景，把阳春烟景、觥筹交错的朋友宴酣之乐溢于诗间。而在表现两人离别后思念之情的下句，诗人又选取了“江湖”“夜雨”“十年灯”，作了动人的描摹。“江湖”一词，能使人联想到辗转漂泊，“夜雨”，也能勾起怀人之情，在“江湖”而听“夜雨”，就倍增萧索之感。“夜雨”之时，需要点灯。作者首创“十年灯”一词，将它和“江湖夜雨”相缀，画面就如在眼前了：十年之间，两个朋友，各自浪迹江湖，每逢夜雨，独对孤灯，遥想对方之时，常常深夜难寐。这两句，反差强烈，“一杯酒”所代表的朋友间曾有的欢悦已经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分离“十年”的无奈伤痛。“桃李春风”的欢愉、轻盈和快意，“江湖夜雨”的愁苦、沉重和绝望，在迥异的色彩和格调中，描摹出诗人巨大的心理落差和浓重的思念之情。

此处名词的连缀，从“象”的方面看好像是孤立的，而“意”的方面却有一种内在的深沉的联系与呼应，似离实合，似断实连。让读者于“象”处立足，于“意”间神飞，于无中见有，“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尧臣）。在品读中，读者不自觉地就完成的对诗意的补充和延伸，从而获得空间宽广、时间连绵的审美感受。而这种“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味外之旨”，都为列锦留白“以虚空传递丰盈”做了最好注解。

三、 含蓄之美：意会难言真妙境

运用“列锦”最为精妙的莫过于马致远的《天沙净・秋思》。题目叫《秋思》，句中却无一个“思”字，更无游子心理的直接展现。作为一种复杂微妙的内在感情――游子之思，若从正面去直接刻画，即使字斟句酌，也难脱前人窠臼。马致远深谙此道，完全撇开了愁怨、相思之类直抒胸臆的字眼，将胸中万千丘壑，充分灌注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将乍看似乎没有关联的九个名词叠用，别成气象：苍老的枯树孤立在山野之中，残败的藤蔓缠绕其间，树上栖息着黄昏归巢的乌鸦，桥下流过淙淙的溪水，娴静的茅舍，古老的驿道，在阵阵秋风中，漂泊异乡、困顿疲乏的游子正骑着马踽踽独行。

诗人将各种抽象难言的情愫，全都寄寓在这些名词连成的画面中，用一条完整的感情意脉将这诸多景象如穿珠般串起。每个读者都可以用充分的想象和遐思，从一个情致缠绵的意境升华到另一个余韵深长的艺术境界，进入到那种“用意十分，用语三分”“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鉴赏佳境。在这里，“列锦”修辞营造的含蓄之美，让读者获得一种创造性的阅读愉悦。

经典空间留言篇6

所谓的空白罪状（又称空白刑法），指刑法分则条文对某一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或者要素全部或者部分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而适用该条文认定某罪时，必须参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予以认定的罪状。1979年我国旧刑法典规定空白罪状的有16个条文，约占总条文的8.4%，这16个条文分别是第113条、114条、115条、116条、117条、121条、127条、128条、129条、130条、163条、173条、176条、178条、186条、189条；1997年新刑法典及现有的1个单行刑法和8个刑法修正案规定中，有50个左右的条文规定有空白罪状，约占现行刑法总条文的9.0%。通过前述两组数据可知，空白罪状一直为我们国家刑法所保有，并且比重有明显增加之趋势，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条文加入到空白罪状这个“行列”。空白罪状使成文刑法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对维护刑法的安定性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空白罪状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空白罪状的宪法问题

（一）空白罪状中参见的规范繁杂多样，一般人难以了解和掌握，有违法律明确性的宪法原则之嫌

法律只有规定、表述得清楚、明确才符合宪法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根本价值目标，因此将法律明确性作为宪法的原则亦是题中之义。目前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明确性是罪刑法定的派生原则。本文所探讨的法律明确性原则与限定于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不同，是将法律明确性作为宪法原则来论述相关问题。至于说何为明确性，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孟德斯鸠曾告诫立法者：“法律不要精微玄奥；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们制定的。它不是一门逻辑学艺术，而是像家庭父亲的简易的推理。”菲利则认为：“法律的简便易懂将会防止大量的诈骗和违法行为，因为撇开不懂法律也应宽恕的抽象并且具有讽刺意味的主张不论，我们那些如林的法典、法律、法令和规则无疑会导致无尽无休的误解和错误，并因此产生违法和罪行。”有学者更进一步提出认定法律明确性的三个标准，即：“一是理解可能性；二是预见可能性；三是司法审查可能性。所谓理解可能性是指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必须能够为普通民众所能理解；所谓预见可能性是指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必须具体明确，普通民众能够从中预见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所谓司法审查的可能性是指虽然法律采用了不确定法律概念，但是该不确定法律概念经由司法审查加以确认，进而使受其规范者能得以理解或可能理解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时，该规定即符合明确性原则。”贝卡利亚对法律含混性的批判一针见血：“尤其糟糕的是：法律是用一种人民所不了解的语言写成的，这就使人民处于对少数法律解释者的依赖地位，而无从掌握自己的自由，或处置自己的命运。这种语言把一部庄重的公共典籍简直变成了一本家用私书。”明确性原则要求法律能被一般人所了解，知晓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有利于人们安排自己的行为，提高国民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实践中一般都通过宪法判例和成文宪法确定法律明确性原则。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14年认定“因不明确而无效的理论”是一个宪法问题……德国联邦法院于1969年5月14日明确表达了“必须使任何人都能够预测对何种行为规定了何种刑罚”。日本的最高裁判所于1975年9月10日的判决指出：“之所以说因为刑罚法规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含混、不明确而违反宪法第31条导致无效，是因为这种规定没有向具有通常判断能力的一般人明示被禁止的行为与非被禁止的行为的识别基准，因此，不具有向受适用的国民预先告知刑罚对象的行为的机能，而且这种规定导致由国家或者地方公共团体的机关主观地判断、恣意地适用等，因而产生重大的弊害……”我们国家现行《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样可以得到明确性原则亦是我们国家的宪法原则之一（这是从法治角度得出中国确立了明确性的宪法原则——笔者注）。

具体就刑法而言，即：“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够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地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使用的对象。”德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犯罪构成要件应当尽可能地作出详尽的避免扩大解释的规定，规定明确的法律后果，并对法定刑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制。明确性要求的根据在于，只有当人民代表的法意志被清楚地规定于条文中，使得法官不可能作出主观擅断的判决，法的保留方能发挥其效力。明确性要求对于实践的意义大于禁止类推，‘对于无法无刑原则的真正危险并非来自于类推，而是来自于不确定的刑法规定’。”法律明确性原则在刑法中的要求就是“罪”与“刑”的明确化，而“罪”的明确化是关键。在刑法中引入空白罪状无疑会对“罪”的明确化带来风险与挑战，理由是空白罪状的高度开放性特征，其规定某一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认定需要参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而参见的规范繁多，效力又参差不齐，多头立法的现象极容易造成被参照的规范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处于“真空”或者规范规定之间存有冲突，需要参见哪些规范也不是很明确，可能导致或放纵犯罪或扩大打击面。如《刑法》第134条第1款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这里的“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到底包括哪些安全管理规定不清楚，可以说法律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法规的相关规定、规章的规定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都可以涵括在内，到底应该参照哪个仍不明确。更为甚者，就是对于同一种犯罪的认定，不同规范的规定之间很可能存在矛盾，因为现实中经常有“政出多门”的情况，导致不同部门之间对同一事实规定不同的法律后果，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规定。笔者认为，规范矛盾产生的同时也是不明确性的表现。针对前述笔者提出的问题，或许有人认为运用法的效力位阶原理就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即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殊法优于一般法、法优于其他规范性文件等原则。这种解决办法固然可行，但该种方法是就执法或者司法工作人员而言，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深入去分析根本问题之所在。从某种角度来说，只要规范之间有冲突，对一般民众而言就是不明确的。因为法律属于精英话语，一般民众对规范的规定及基本法理不甚了解，他们缺乏法律共同体所特有的法律思维，他们不懂得规范在冲突时如何解决，不知道在规范存在矛盾时如何择优适用，进而也就无法预见其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后果，其结果是可能导致国民行动的萎缩，制约社会经济活力。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曾精辟地指出：“如果法律不明确，那么当事人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对法律的猜测在多大程度上与陪审团一致。如果他的猜测是错误的，那么他不但可能被罚款或短期监禁，甚至丢掉生命。”“法律不能矛盾”也是法治的应有之义，空白罪状参见的规范之间冲突也违背“法不得矛盾”的原则。

转贴于论文联盟

（二）空白罪状中参见的规范存在效力等级较低，有违法律保留的宪法原则之嫌，以及易造成立法权向行政权“妥协”之尴尬局面

1.与法律保留原则的背离

法律保留是行政法上的一个概念，最早提出该概念的是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根据迈耶的经典定义，所谓的法律保留是指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皆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也就是说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能任意作出（除非有立法机关的授权），只有在立法机关对该事项作出了规定的情况下，行政主体才能按照法律的规定作出行政行为。该项原则的实质在于要求行政权的行使必须在代议机关的监控之下，没有代议机关（民意）的同意，行政权就不得行使。它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也体现了行政权的民意基础。对法律保留的探讨，学界一般仅限于行政法领域，鲜有人从宪法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将法律保留作为宪法原则展开探讨主要基于如下原因：①法律保留属于行政法的原则之一，它的主要机能在于运用立法权控制行政权，既然是对权力进行配置以及处理权力之间的关系，且行政法的实质是控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和保障公民的权利，这与宪法的价值取向是一样的，“行政法是活着的宪法”，行政法有关原则可以成为宪法的原则。②行政法规定的法律保留原则是有宪法依据的，如《行政处罚法》规定了不同效力的法律规范对行政处罚具有不同的设定权，《宪法》论文联盟第62条第15项和《立法法》第8条、第9条对法律保留作了相应的规定。法律保留是以宪法为依据的，那么其自然可以作为宪法的一项原则来对待。

空白罪状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立法技术，其运用适当与否关乎着每个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和名誉等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立法法》的法律保留规定涉及的10项内容，除了授权国务院立法外，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空白罪状的主要特征在于刑法条文本身对某一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不直接予以规定和描述，而是参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才能认定。根据《立法法》规定，对犯罪和刑罚的规定只能制定法律，而空白罪状中却要求认定犯罪要参见其他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与法律保留原则有背离之嫌。其实严格地说，在空白罪状中参见法律来认定犯罪的构成要件也是不够准确的，众所周知，《宪法》和《立法法》均将法律分为两种，即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而有关刑事方面的事项根据相关规定只能由全国人大来制定基本法律进行调整和规制。其实这里涉及一个重大的且富有探讨性的问题，即由于刑事方面的事项只能由基本法律规定，但是目前在中国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刑事立法数量及立法强度明显高于全国人大的立法，如目前有八个刑法修正案和若干单行刑法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正案属于刑法典的组成部分，单行刑法直接适用于司法实践与刑法典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此种做法合宪与否，对此有人提出了质疑。

2.立法权向行政权“妥协”之尴尬局面

空白罪状中需要参见的规范有些效力等级较低且变异性较大，使得某一法律事实的法律后果经常处于游离状态，即在某段时期内某一行为不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也可能在某段时间内行政机关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规范进行修改使该行为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现代社会，随着以行政为主导国家的确立（包括中国），“行政权愈益膨胀，国家行政机关越来越多地行使在实质上属于立法和司法性质的职能”。“过去政府的权力限于执行、管理，现在则不断侵入立法和司法的领域；政府自己制定法规和规章，行使‘准立法’权。”行政权“”立法权时有发生，如2003年7月1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医用氧气管理问题的通知》（国食药监办[2003]144号）（以下简称144号文件），一纸“红头文件”使医院分子筛氧合法化，该文件第3条规定：“医用分子筛变压吸附法制取的氧气，其质量标准正在由国家药典委员会组织制定中，在该标准颁布执行前，暂不对该方法制取的氧气实行药品批准文号管理，也暂不发放《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但其分子筛制氧设备必须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许可证》，同时必须符合yy/t0289-1998（《医用分子筛制氧设备通用技术规范》）的规定要求，经省级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后方可供临床医疗使用。”就是这个规定为医院通过分子筛制氧机自产氧气开启“方便之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现行200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将医用氧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界定为“浓度应当≥99.5%”。根据国家对生产医用氧确立的一整套质量管理体系，医疗机构医用分子筛变压吸附法却没有专门人员和检测设备对其进行质量管理工作，而且分子筛变压吸附法生产的氧气的含氧量最高只能达到93%，与药典规定的99.5%相差甚远，甚至有些还达不到中国药典规定的工业氧标准。对此，有学者指出：“根据我国现行《药品管理法》第23条、第25条的规定，医院生产医用氧，两个前提不合法：第一，他们没有省级药监部门发放的《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第二，市场上有正规厂家供应的医用氧，并不是本单位临床需要而市场上没有供应的品种。”《刑法》第141条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罪，所谓的假药是指依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药品管理法》第48条第1款第1项规定“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的，为假药”，第2款第2项“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论处”。而医院自制的分子氧都符合上述两种情况，故属于假药，医院自制的这些分子氧给患者使用，足以严重危害人体的健康，理应根据《刑法》第141条按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刑，但由于144号文件使其合法化，不能启动《刑法》第141条对医院及负责人追究刑事责任，这明显是立法权向行政权的“妥协”，行政权“”立法权的典型表现。

运用宪法学原理对空白罪状进行审视，除了存在上述问题之外，还有诸多其他问题。如，空白罪状中参见的除法律、法规、规章有统一的制定程序规定外，目前国家对其他规范性文件还没有统一的制定程序规定，民主性、公开性有待提高；有的空白罪状中参见的规定还包括公司、企业等的规章制度（属于非规范性文件），在司法实践也经常存在这种情况，这无疑降低了刑法规范的权威性，有损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如《刑法》第131条“航空人员违反规章制度……”的规定，当中的规章制度就是指航空公司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它属于非规范性文件。对非规范性文件作为空白罪状的参见依据是否合宪、是否与罪行法定原则相背离……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笔者于此不再予以一一展开探讨。转贴于论文联盟

二、解决路径分析

空白罪状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长期摸索，通过实践不断使其健全和完善。对此可能会有人提出，既然空白罪状存在上述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不通过立法修改之，笔者认为此非明智之举，理由是：其一，现行刑法中有50多个空白罪状条文，对此进行逐一修改的话，立法工作量大、成本高，不符合立法经济性原则，还有对刑法的修改必须由全国人大进行，根据宪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复杂、时间漫长，现实操作起来较困难。其二，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phi-losophy of law）一书前言中有句名言即“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不无道理。前述谈到了空白罪状有其存在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不能因为空白罪状存在上述违反宪法诸原则问题就因噎废食，而全部进行立法再造，这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空白罪状加以完善：

（一）针对空白罪状存在有悖于法律明确性原则的问题，可以从强化空白罪状中被参见规范之间以及与刑法之间的协调入手，减少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与此同时发挥最高司法机关对空白罪状的解释作用

首先，被参见规范的制定主体在制定规范时，认为需要对某一行为规定刑罚制裁后果的，则对适用刑罚后果的构成要件应当规定得清楚、明确，同时注意与刑法相协调，以刑法的基本原则和相关规定为导向，作出合理、合法的规定。其次，被参照规范的制定主体之间要加强沟通协调，对某一行为规定和描述的构成要件应当保持一致，这样可以避免“刑出多门”的不良现象，也可以增强国民对自己行为法律性质和后果的预见性。再次，在我国立法技术相对水平不高、规范性文件操作性相对不强的情况下，处在成文法系统下的司法机关无疑在填补“空白要件”方面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规范性解释和对具体案件的个别性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活法”中的空白罪状。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2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也就是说，在适用空白罪状时如果遇到被参见的规范规定不明确或有冲突时，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作出司法解释的形式使其明确，这是解决空白罪状不明确性问题的最后一道防线。要从根本上解决不明确问题关键还是要依赖参见规范的制定主体。

（二）针对空白罪状存在与法律保留原则相背离以及造成立法权向行政权“妥协”等问题，应从空白罪状中被参见规范的等级效力方面着手，将参见规范设定为规章、法规及其以上的规范，而不包括规章以下的规范

法律保留原则是相对的，前面提到按照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对于犯罪和刑罚的事项必须制定法律，且只能由全国人大制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民主代议机关不可能事无巨细，也不具有现实操作性。在以行政为主导的国家，行政权膨胀是必然的，民主代议机关（立法机关）只能顺应现实需要将大量的公共事务（包括部分公民基本权利事项）授权委托给行政机关及地方自治，自然而然地法律绝对保留原则便受到冲击，一部分公民基本权利由法规、规章进行规制，法律与现实的脱节，只能无奈地选择现实，但“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言外之意就是要保证法规和规章对公民基本权利最低限度的限制，最大限度保护自由。法规、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由于其制定程序没有统一的标准，民主性无保障；制定主体多元化，部门、地方本位主义，其科学性、合理性遭质疑。法规、规章的制定及备案程序都有较全面的规定，如，2002年1月1日施行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2005年12月16日修订通过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该4个规定对法规、规章的制定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均作出较明确的规制，民主性、合法性都有一定的保障，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权利。此外，法规、规章还是我们国家的法律渊源，而其他规范性文件则不是。在司法实践中，将其他规范性文件，如“红头文件”作为空白罪状所参照的标准，无疑与宪法控权和护民的价值取向相背离，而法规、规章以上的规范不仅可以保障最小限度对法律保留原则的违反，而且也有利于有效发挥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作用，不至因行政机关的一纸“红头文件”而使值得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合法化，进而放纵犯罪，实现不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

此外，有必要建立对空白罪状中被参见规范的违宪审查机制，特别是建构有利于公民寻求救济的违宪审查制度。在实践中当事人若对规范提出异议的，认为参见的规范违宪，其理由具有相当正当性的话，则应由相关机关受理并对该规范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经典空间留言篇7

在影视作品制作灵感来源中，文学作品的改编向来是重头戏，尤其是根据名著改编的影片。改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做一些必要的删减，特别是长篇小说，再厉害的编剧也不能在标准时长之内完完整整地呈现其全部内容。不说题材，电影制作者对改编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的改编倾向于忠实原著，像《乡村牧师日记》为了尽量保留其文学性，采用了以朗读日记的旁白代替人物语言的方式。有的改编只截取部分情节，但其主旨与原著想通，例如《智取威虎山》节选自曲波《林海雪原》片段。还有的改编可以称得上是颠覆，只借用一些情节或是角色的名字，其精神气质完全改变，徐克的《东方不败》，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系列等便属于此类。

好莱坞电影对文学作品改编的呈现

美国电影《乱世佳人》可以被称为一部好莱坞式的史诗片，它的改编忠于原著，但也做了些精巧的删减，比如关于政治以及三K党的议论描述和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等都没有出现在影片中。改编的变化来自简化小说非必要情节，删掉不合时宜的政治描述，加重爱情戏。小说《飘》广受欢迎，但结构松散、描写冗长。影片抽取主人公郝思嘉的行动线，以次为结构，使得情节及场景更加紧凑，也更富戏剧性。最能体现其忠于原著的部分就是爱情戏的部分，在这部分影片几乎保留了所有关于爱情的情节和场景，但并没有创造新的情节。

影视作品也并非是对文学作品的完全再现，就好比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点在人物心理描写塑造方面尤为显现，在文学作品中会出现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但电影则是用一个个镜头从更客观的角度来向观众展现角色行动的过程。原小说《飘》中，郝思嘉的个人感知贯穿了全篇，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因为无法达成面面俱到，所以编剧在影片《乱世佳人》中略去了细致的心理研究，场景和细节都以简洁为主，而人物的心理更多的是交给演员通过肢体动作来表达。这样做随使得人物塑造上与原著有了些差别，但却是更加感性单纯、富于行动，南方生活的故事也变成一个更为单纯的爱情故事。

观看《乱世佳人》时，人们不得不惊叹它精致的场面调度。例如郝思嘉雇佣犯人干活时的场面调度：画面从对带着脚镣的犯人的特写开始，跟着向前推进，景深处站有三个人――郝思嘉在前，阿诗莱、凯灵顿在后――角色的站位表明了权利所在，微仰的镜头和较低的天花板造成的封闭空间，还有郝思嘉深色的着装，情调压抑、冷酷，是郝思嘉精神的外化。“空间只是叙事的附属，观众在每一个镜头中都被放置在最适当的位置。舞台、场景设计、深焦、灯光及摄影机移动等电影技巧，共同组合起来一个毫无间隙的空间，以达成‘叙事的需要’。透过不同的空间次系统（观点，正、反拍镜头等）和一致性原则（镜头、视线联系等），观众的注意力不断集中在画面中最重要的元素上。”正是这样的电影观念和方法下的场面调度，让主人公郝思嘉身上聚集了所有的关注。

中国“第五代导演”对文学作品的改编的影视呈现

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莫言作为原作者也参与了这部电影的编剧工作。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无疑都是经典。但是叙事角度和媒介的不同，使得两种表现方式各有千秋。

小说《红高粱》采用的是第一叙事人称，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主观情感色彩。一句“我爷爷”、“我奶奶”，就拉近了作者、叙事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使人拥有一种切身的感受。但小说和影视的叙事语言是不同的，小说叙事使用的是文字语言――文字语言有着抽象性、间接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而影视叙事则主要使用的声像语言，它是由画面、声响、符号等组成。小说叙事是一种文字线性的组构，而影视叙事则是通过镜头内部画面运动和蒙太奇剪辑与声音符号连接来完成的。在电影《红高粱》改编的过程中，导演张艺谋为了突出画面语言，强化具体形象的可视性，将语言从主观感受式变为客观叙述式。小说《红高粱》的叙事结构是一种时空交叠式的。这种叙事的模式，在电影中是比较难以表现的。在改编的时候，张艺谋就时间结构而言，是采用了顺序结构方式；就空间而言，主要集中在了高粱地―酒坊，是高粱地与酒坊的交替变换结构。这样就能更好地发挥电影画面构造的特点。

小说再怎么用力，也无法使其完整地具像化。而电影《红高粱》则将其色彩、场景等通过画面和音响就定格了。人们在观看了电影《红高粱》之后，或许记不得里边的一些具体的细节，但是却怎么也忘不掉它的火红的色彩，忘不掉颠轿、高粱地、酒作坊……小说为影视提供文本基础，而影视则使小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莫言自己也说“电影《红高粱》画龙点睛，把我小说中最精华的部分，也是我最下力气的部分选择出来了，电影比小说的影响大多了。”

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商业效益

在市场竞争中，影视作品的商业属性在逐增，一方面投资方拍摄是为了能够票房大卖从中获取利润，这就需要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和树立良好的口碑；另一方面，观众对影视内容 的要求越来越高，眼光也越来越挑剔。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经典称为影视剧素材的首选。近几年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大多取材于古典名著和近现代各个文学流派中的经典作品。有的文学作品甚至被十几次的翻拍，形成各种各样的版本。电影之所以对文学作品如此热爱，其一是因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本身就积累了一定的观众基础，大大节省了宣传的开销；其二是因为在原有文学作品的结构下，二次创作的难度有所降低，节省了制作的周期。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中国的电影界逐渐有了文艺与商业兼容的好作品。减少了愚弄观众的所谓的“大制作”，也给真正有内涵的影片有了生存的物质基础。

电影将文学作品进行解构，然后选取其中的元素重组、创造。这种重构如果能创造出属于导演自己的经典影片也未尝不可，但不能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将文学经典改编成糟粕。莫因贪图经济利益而消解了经典，这是每个影视从业者在商业大潮下应恪守的原则。

结语：

经典空间留言篇8

那么，如何从一度创作——剧本创作开始，就着力表现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舞台风貌呢？如何让剧本从“平面”成为“立体”，获得生命的延续和形式的升华，真正实现以人演人、以人感人？我有一些思考和经验愿与各位同仁分享。

1 强化“剧种意识”

作为不同剧种的剧作者，应当尽量熟悉本剧种的艺术个性和本地区的普遍审美习惯，从选材、构思到创作，都应自觉地服从于本剧种，继承其艺术传统。在“返本”中图“开新”。甚至还要进而了解哪一个剧团适宜演自己将要创作的这部戏，哪几位演员最适合当本剧的扮演者。

闽剧《荔枝换换绛桃》是闽剧传统保留剧目。男女主角艾敬郎和冷孀婵都是福州人，是安泰河隔河而望的邻居。夏日里两人用福州人熟悉的水果：荔枝、绛桃隔河投递，交换定情。最终在闽王的威逼下双双火殉，化作一对鸳鸯。整出戏让观众在福州“三坊七巷”特定的民俗风情中去体现福州老百姓的爱情理想、价值观和道德观。由于这出戏用福州戏演福州人，说福州事，和闽剧有着天然的血脉之亲，很容易拉近和本土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因而受到福州方言区观众的热烈欢迎。

“文人作家”王仁杰在创作梨园戏《节妇吟》时写道：“一是其故事动人，情节单纯，人物集中，正合戏曲乃至梨园戏‘一人一事’的传统结构特点。二是其男女主人公一鳏一寡，各有心事……敷演下去，必定细节丰富……三是基于此，梨园戏极细致之表演，甚幽怨之音乐，亦必大有可为。总之，我自以为可以据此编演一出地道的梨园戏……”[1]。

王先生在选材时考虑到了梨园戏“一人一事”的传统结构特点，在情节铺排上发挥了梨园戏表演细腻、音乐幽怨的特点，据此编出了一本“地道”的梨园戏。他的用心渗透着强烈的剧种意识。

这种“剧种意识”体现到具体创作中，就需要从选材、构思到具体的剧本语言风格、舞台二度创作，都力求作到扬长避短，体现本剧种的特征。

2 “方言写作”意识

所有的戏曲剧种都是方言剧种，方言有自己语法习惯、修辞习惯和俚语俗语等等，剧作家在写作时要考虑到台词、唱词以及剧作整体风格适合本剧种方言的表达。同时，戏曲剧本对文辞押韵、文句的形式美有一定要求，不同的方言音律不同，如果剧作者在写作时没有“方言写作”的意识，而用“普通话”写作的方式，他的本子就会和本剧种产生“间离”，不适合本剧种演绎，也不易和本土观众产生共鸣。

《贻顺哥烛蒂》是一出典型的“方言闽剧”。不仅在道白、唱词中采用了大量的福州日常生活用语、俚语、歇后语，并且通过及其夸张的艺术手法塑造了“贻顺哥”这一典型的人物形象。加上闽剧名丑林务夏的表演，深受福州观众追捧。但是你看它的本子几乎完全没有文学性，不像剧本倒像评话本，全篇都是大白话，用福州音译生造字写成，不是福州人根本看不懂。但这并不影响舞台演出的效果。

福州方言当中所具有的民间意味很浓的俚语、俗语、笑话、典故等等，也是构成闽剧语言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些民俗方言所支持的象征、隐喻的意蕴，便是戏曲科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王茂生进酒》中的歇后语“闲工补漏瓢——没事找事”，俚语“鸡屎落地还有三寸气”表示做人要有志气，“三七四六包出仕”说明一个人有两下子，将来一定有出头之日；《乌龙江传奇》中的歇后语“一把米摔壁上——没一粒‘加’粒”形容毫不相干……对这些俚语、俗语的灵活运用往往能使作品生动、亲切、传神，和本土观众达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审美。同时也给外地观众一个了解福州语言和福州地区民俗文化的窗口。

福州方言自有其独特的语言魅力，闽剧剧目有责任展现、也有优势发挥福州方言所特有的意蕴。

3 “行当表演”意识

戏曲文学的妙处，还在于她是活的文字，是用于当场演出的底本。好的作家在创作本子时，心里浮现的是整个一台正在上演的大戏，时时考虑到音乐和表演，心中的视听觉形象浑然一体而各具才情，这样创作出来的剧作，大多可以获得舞台上的成功。戏曲的文学性要与舞台性有机结合、相生共荣。

而在戏曲演出当中，“行当”是最重要的特色。这是戏曲艺术家们通过长期观察积累，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和身份的人物的高度概括。不同行当的表演风格不尽相同，青衣稳重、花旦俏皮、闺门旦含蓄、丑旦幽默……她们的情感表达方式、思维逻辑方式肯定是不同的，台词念白的用辞、说话的节奏也是不同的，所使用的曲牌也有一定的规矩。这就要求剧作家依据不同剧种的行当设置，写出“归行对口”的人物来。比如，丑角既幽默，不妨多使用方言俚语、熟语，增加他的机趣、生动。小生花旦含蓄典雅，要注意台词的文辞修饰，可引经据典，体现他们的诗书气质。如果剧作家不遵循这些基本的角色规范，就写不出易于辨识、性格明朗、面目清晰的行当人物。另外，很多剧种还有韵白和土白之分。比较文雅的言辞一般用韵白，生活气息浓的词用土白；比较有身份的人物用韵白，普通百姓用土白，写作时忌讳跳来跳去，使演员无所适从。

例如传统闽剧《红裙记·寻子》一折，基本是青衣的独角戏，曲牌是旦角演唱难度较大的“自掏岭”，运气、吐字、行腔等都很能表现闽剧青衣的演唱特色和功力。碎步、叠步、颠步、圆场等脚下功夫，还有云袖、摇袖、旋袖、搭袖等水袖功以及马裙的运用，都很好地展现了闽剧青衣的表演特点。这是青衣行当的看家戏，看了这出戏，你就能大致知道闽剧青衣是什么样的了。又如京剧《火焰山》，尽管文学性很不怎么样，人物也不丰富深刻，但它把猴戏的表演集中、定型、丰富、完善起来。

这样的剧本，能将行当表演充分、完整地保留、承传下来，成为表演艺术的“辞典”、“集成”。他们虽然缺少文学的含量，但是有艺术、美学的含量。

好的剧本，应当是空灵流动、夸张虚拟、富有想象力的。戏不应写得“太满”，剧本必须给表演、音乐留下经过充分想象、富有意味的空间。剧作者可以用心设计一些情节，让“表演”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闽剧《王茂生进酒》有一场赶猪的戏，剧本设计了赶猪出栏、猪和人绕来绕去不肯走等情境，给表演预留了很大的空间，演员时而往东赶它，时而往西堵它，时而要打它，时而又蹲下抚摸它，充分发挥了戏曲虚拟表演的优势，将这个情节演绎得惟妙惟肖，相当精彩。

综上所述，戏曲文学是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本土文学形式，和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同成为中国文化的骄傲。在近千年的戏曲发展史中，她的情节结构、表现形式以及语言内容等，逐步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和剧种、舞台表演、演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重要联系。剧作者作为一度创作的关键人物，必须回归戏曲文学的本体意识，正确认识戏曲文学的本体特点。戏曲文学应该要求自己或者说它有天职去为剧种的建设、表演艺术的积累、表演艺术家的成熟服务。一些经典传统保留剧目，在无数的观众反馈中得到启示，经演员的艺术积累而得到传承，当代演员乃至一辈辈演员、当代观众乃至一代代观众，在观剧过程中使剧本获得永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