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哲学故事范文

经典哲学故事篇1

关键词：哲学；寓言；诗词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2-0053-01

高中的哲学课程本身的抽象和枯涩，加上高中生的思维水平和生活经验限制，对于深刻理解和运用哲学的基本观点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如何使学生学习哲学的过程变得寓教于乐，水到渠成一直是笔者思考和探究的问题。《诗经》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笔者发现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哲学教学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的成语故事、寓言故事、古典诗词等语言优美，情节生动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启发学生的哲学思维，使课堂教学浑然天成。同时又能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利用经典寓言化繁为简

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少年儿童的好奇心不完全取决于某种事物的物理特性，而要看它和主体的过去经验的关系如何，若是学生感到教学内容深奥莫测，难以领悟，就不易引起兴趣。"[1]而寓言故事语言简洁，情节生动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复杂深奥的哲学原理融入到寓言故事之中，起到化繁为简，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讲授矛盾的含义和基本属性时，我引入的《塞翁失马》这个寓言故事来帮助学生理解。先给学生展示了这个故事的情节，然后让学生用矛盾的观点分析故事情节。学生甲："福和祸是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塞翁丢了马本身是祸，但是那匹马又带来一群野马，就变成福了，后来他儿子因此摔断了腿又变成了祸，但因此又没去打仗，保住了性命又变成了福。所以福和祸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福和祸会相互转化。"我继续启发道："这个学生讲得很好，看到了福和祸的相互对立，又看到了相互转化。但是同学们思考一下矛盾之间的相互转化是不是无条件的呢？"学生七嘴八舌的讨论。学生乙："不是，矛盾之间的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故事里福和祸的转化也是有条件的，比如他儿子打马飞奔才摔断腿，因为官府征兵，他儿子才摔断腿免除兵役，没有牺牲在战场，祸转化成福。"通过这样的讨论，关于矛盾的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采用历史故事身临其境

美国著名教育家戴尔提出学习的经验之塔强调学生参与的重要性。学生去做的经验，位于塔基的三个层次中，都含有亲自的"活动"，在这种方式中，学习者都不仅仅是活动的旁观者，更是活动的参与者故称为做的经验。所以说获得的是直接做的经验。这一直接经验对于学生理解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在讲授"规律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要求我们按客观规律办事。"这一知识点时，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这一观点的认识和理解。我说同学们做一次小侦探，来解答一个谜团。学生听完后都跃跃欲试，趁着他们的兴奋劲我跑出了谜题：从前有一座寺庙门口的两个石兽被门口河流的洪水冲走了。若干年后，和尚们想重修寺庙，找回两个石兽。有三种方案：和尚认为到下游去找；一位学者认为在原来位置可以找到；一个年老的河兵认为到河的上游寻找。同学们你们认为哪一种观点正确呢？为什么？学生感到很新奇，热烈地讨论，争先恐后的发表自己的观点。持不同观点的同学又相互争辩，互不相让。我看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了，而且也充分思考了，于是揭晓答案："因为石头重，沙质地软，水流冲不动石头，就会冲走石头下面的沙子，形成大坑。石头必定往上游滚动。最后在河的上游寻找石兽。"

同学们恍然大悟，频频点头惊叹古人的智慧。这时我又提出问题：古人之所以能够找到石兽，体现了什么哲学道理？同学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按客观规律办事。然后我又引导学生思考："根据故事怎样才能做到按客观规律办事？"学生："要细心观察周围的事物，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这样抽象的哲学道理就变得浅显易懂了。

3.咏叹古典诗词感受智慧

古典诗词等语言优美，意境深远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启发学生的哲学思维，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同时又能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讲授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这一知识点时，我先向学生展示了唐朝诗人杜荀鹤的诗《小松》"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时人不识凌云志，直待凌云始道高。"然后让学生齐声朗读并感受讨论这首诗歌的哲学寓意。学生甲："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新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学生乙："这首诗传达的寓意类似于俗话莫欺少年穷的意思"我继续引导学生："这位学生回答的非常好，莫欺少年穷意味着少年是具有发展前途的新事物，但现实一定是每一个少年都有发展前途吗？"学生丙："不一定，新事物必须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说我们青少年要成为有前途的新事物，就必须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强本领。这样才能有前途。"学生对这一回答报以热烈的掌声。这说明学生真正理解了这个哲学原理。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使我们汲取精神财富的源泉。在哲学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能够化繁为简，加深学生对哲学原理的理解，增强政治课堂的实效性，而且也能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故而在哲学课堂教学中可以"借他山之石，解哲学之困。"

参考文献：

[1] 《初中说明文教学方法初探》何朝阳 - 《钦州学刊》- 1998

作者简介：

经典哲学故事篇2

黄麓菱问丁老师：“为什么大家都不爱看这类书？”丁老师笑着说：“你为什么不去问他们呢？”

于是，利用晨会的时间，黄麓菱请同学们来交流一下关于哲学书的阅读。

人称“玉米”的郁溢扬快人快语：“我觉得吧，哲学讲的是很高深的道理，那都是很有学问的人研究的，我们小学生，看那些书干吗！”

周光海平时话不太多，这时也插了一句：“我听爸爸说过哲学是关于人生的思考，既然是关于人生，可以自己去发现，不用读那些枯燥的书。”

庄家澎的阅读口味本来就跟大家不同，他说：“班里有《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我本来就打算看完《丁丁历险记》以后去看一看的，我不喜欢那些显得很诗意的文字，既然这是专门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应该会比较适合我们的。”

丁老师对大家的答案似乎胸有成竹。他请大家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有没有问过类似的问题：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下大家激动起来了，汤志博抢着说：“是呀是呀，我小时候问了许多次，妈妈总是说，你是我们从路边捡来的！”李青芮接过话题说：“我什么问题都问过，像天空为什么是蓝的，人为什么要吃饭，经常把爸爸妈妈问得不耐烦了。”

丁老师说：“每个人童年时都会有千奇百怪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哲学所关注的，从很久远的古时候，希腊就已经有了‘哲学’这一说法，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爱智慧’，喜欢哲学，就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说着，他先拿起一本绘本给大家读起来。

“这是一本绘本，题目是‘人性的善与恶’。书中没有什么情节，很浅显地展示了十二组关于人性的对立的观念，如‘有些人认为，善与恶是完全相反的概念，我们能够清楚地区分他们；但也有人认为，善与恶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不好的东西常常也会披着漂亮的外衣’。”

读完绘本，外号“小糊涂”的刘程凯更糊涂了，他摸着脑袋问：“哲学不是让人有智慧的吗？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呀？”

邓悦瑶提醒他：“我觉得这本绘本说得非常好，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总想着从书里得到一个答案呢？”

让我们背上智慧背囊，踏上追求智慧的旅程吧！

智慧背囊初级篇

《风到哪里去了》

丁宇宸眼中的书：这是一本温暖的书，无论是色彩还是线条，都让我觉得很亲切，就像妈妈给我讲故事时的感觉。以前我不知道它是一本哲学书，还以为它是讲科学问题的呢。从读到这本书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会真的消失，它们只不过换了一种样子，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儿童哲学启蒙”系列有《人性的善与恶》《爱与友谊》《人类的信仰》《生活的意义》等绘本。

陈梦婷读过《生活的意义》，来听听她的想法吧：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生活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生活在于玩个痛快，也有人生活在拘束里。不过我觉得，人要是只想着玩个痛快，到头来两手空空，真的没什么意义。

智慧背囊中级篇

“大师经典哲学绘本”系列也有四个故事：《画家、城市和大海》《当颜色被禁止的时候》《擦亮路牌的人》《收集思想的人》。

庄家澎一开始并没有把《擦亮路牌的人》看得有多了不起：我拿到这本书时，心里暗暗不服气，什么大师经典哲学，是假的吧？这不就是一个故事吗？看完我才明白，大师就是大师！她把哲学隐藏得太深了。她用故事来告诉我们，幸福，其实就是用音乐和诗来改变自己。

是的，读着这些绘本，沉浸在故事里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宋紫祺读过《收集思想的人》：思想就是人的头脑里开出的美丽花朵？真好玩！作家真了不起，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变成了美丽的花。老师让我们把自己遇到的那些好玩的事记下来，是不是也在收集思想呢？

《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系列

陈晨有话说：我读了哲学启蒙书里的这样一句：这都是为你好！啊哈，我妈也经常这样说我。现在我知道怎么回答她了，大人们经历过的事，想让我们接受，这样用心虽好，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就没法儿理解了。小孩和大人都没有错，大人应该想想其他办法来让我们接受他们的观点。

智慧背囊高级篇

《哲学家讲的哲学故事》

和古时候的哲学家一起，经历他们的时代，你想过吗？两位现代的学生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听孔子讲“仁”的故事，听苏格拉底讲“智慧”的故事。每位哲学家的基本观点在书中都得到展示，对我们小学生来说，是比较有趣的哲学故事书。

经典哲学故事篇3

关键词：视觉呈现；音乐性把握；哲理隐喻

一、真情演绎，引人入胜的视觉呈现

朱狄在《当代西方美学》中说：“把电影从一种新技术转变为有艺术感染力的传播媒介，全靠用电影讲故事。”[1]用电影讲故事，故事的载体依靠人物角色的语言、动作和表情演绎，给观众制造一个可见情境，实现文本的进一步形象化。这种新技术是否能成为有艺术感染力的传播媒介，归根于故事本身的生动性、拍摄手法和技巧等等，而演员的表现力是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因素。演员的表现力是指“运用形之于外的可见动作体现外部神态和心理活动的传情达意的能力。是演员表演素质的重要方面”[2]它对演员的动作、语言和表情有极高的要求，演员高超的表现力，能够增强电影的感染力，使观众和电影产生共鸣。而演员的表现力大部分依靠演员的真情度，真，才能打动人心，如庄子所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观《夏洛特烦恼》每一个演员的表现力，皆可圈可点。饰演主人公夏洛的男主角沈腾，将一个中年男人起起落落的经历演绎得淋漓尽致，夏洛在梦离躺在病床上，即将离世时身边只有一个真爱马冬梅，演得跟真似的令人落泪、直指人心。马丽，饰演大大咧咧、敢爱敢恨得女汉子形象马冬梅，细节之处又不失温柔体贴，语言、动作和表情演绎掌控自如，可谓走心、不做作的真情演出。秋雅的扮演者王智，演技也非常到位，一个校花的气质在观众的眼中那么真实，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美感。

《夏洛特烦恼》表现了丰富的台词想象力和场景构造力，依靠演员对台词的熟练运用以及语言、动作和表情的密切配合，将一些令人怀念的校园生活场景以及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展现在观众面前。食堂、操场、教室、球场这些校园场景永远散发着打动人心的魅力，许多人都可能做过重返高中校园生活的美梦，因为青春最美好的回忆在那里，而重回青春、重回校园的美梦却是模糊的、碎片化的。《夏洛特烦恼》充分发挥了电影的技术手段和审美特质，将它变成可以看得见并且具有真实情感体验的场景和画面，这种梦的可视化效果，思维、幻想和情感的表达性，更随着现代电影科技特别是3D立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能够在电影艺术作品中有如身临其境之感，这也是银幕的功能和魅力。

二、烘云托月，恰到好处的音乐性把握

音乐，具有抒情的功能，音乐，是感情的催化剂，电影音乐有助于观众感受角色的情感变化和内心起伏，使观众更好地融入故事情节，达到共鸣效果。《夏洛特烦恼》中，夏洛在四十平米小屋吃茴香打卤面时，他的眼泪情不自禁掉落，此时响起抒情的轻音乐，在这种舒缓的旋律伴奏下观众为之动容、潸然泪下。音乐可以刻画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内心情感，如对经典老歌《一剪梅》的巧妙运用，使袁华这一角色烘托有戏剧性：袁华放下电话，《一剪梅》的旋律响起，配合袁华这个扮演者到位的微表情，加上经典的蒙太奇手法，大雪纷飞，增加了场景的戏剧化色彩。另外一个场景出乎观众的意料，堂堂的区长儿子出现在游艇上，失魂落魄的打扮和夏洛英姿飒爽的雄鸡装形成鲜明对比，此时经典老歌《一剪梅》旋律再起，形成完美搭配。这个《一剪梅》的标签，刺激了观众的笑点，增强了喜剧效果，也使袁华这一角色的思想感情巧妙的传达给观众。

《夏洛特烦恼》是一部青春题材的电影作品，正如《相约九八》歌词：“相约青春年华”使观众一起经历一场青春体验，在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中，隐含着时间流逝的动态化表达。《夏洛特烦恼》对于音乐的把握恰到好处，音乐运用紧密配合场景呈现和画面展示，毫无违和感。如歌曲《公元一九九七年》的旋律，把观众引进了夏洛的梦境，观众不知道这个梦会发生什么，这个梦会以怎样的方式展开，会讲述怎样的故事，因此达到了吸引观众的目的。而且这首歌曲配合了一些片段，如香港回归、泰坦尼克号、NBA球员等场景，增强了时代感和画面效果。电影，同诗歌、绘画和雕塑等静态艺术一样，能带给人一种回忆和想象空间。而音乐元素，是这种追忆的催化，也成为这种追忆的一个想象性标志。如经典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永恒》的旋律一响，人们就会联想到那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电影《夏洛特烦恼》，主题曲《一次就好》和由金志文献唱的《夏洛特烦恼》也必将成为观众的一个记忆点，成为这部电影在观众心目中留下的深刻情结。

三、主题升华，发人深省的哲理隐喻

《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具有娱乐性的同时，将喜剧的情感升华成饱含哲理的动人艺术，通过视觉呈现与音乐烘托之中，现实挫折与梦境起伏，人生各种矛盾和冲突竞相演绎，从现实冲突到梦境冲突再回到现实重圆，达到人生的觉醒，富有戏剧性和哲理性。人生如梦，岁月蹉跎，我们应珍惜当下，珍惜曾经拥有现在拥有的，主题曲《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歌词深刻地诠释了这一哲理。影片在《夏洛特烦恼》的歌声“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中戛然而止，夏洛紧紧抱住马冬梅，抓住不放，永远拥抱幸福。这个主题的哲理隐喻，向我们展示了奢华与普通、明星与平凡、茴香打卤面与鲍鱼熊掌、四十平米小屋与豪华别墅、法拉利与货车之间的强烈对比。幸福，真的跟金钱和地位有关系吗？夏洛并不知道自己在现实中已然沉浸在幸福的海洋，在梦里他选择了校花秋雅并成功抱得美人，但她并不是真正爱他的人--“如果有一天我不会写歌了，你还会爱我吗？”这是一个人生选择的重大问题，正如哲学家苏格拉底和他的三个弟子的故事（摘麦穗的故事）隐含的哲理一样，也如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作品《一条没有走的路》中：“树林中曾经有两条歧路，当初――我选择了其中人迹稀少的一途，这就造成了此后的全部差异。”[3]

电影，是时代的记忆和缩影，是针砭时弊的一面镜子，《夏洛特烦恼》隐含着许多深刻哲理和社会隐喻的优秀影片，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丑恶的接地气之作，它具有多重哲理可供解读。如王老师这一角色，在班上给同学排名这大傻子二傻子，引起了全班同学的憎恨，王被蒙上双眼，许多同学也参与到打老师的行列。王的另一个隐喻，向家长收礼成潜规则，也暗含着对一种社会现象的讽刺。又如张扬口中说出的那句话“袁叔叔好好的怎么就进去了呢”，暗示着《我的区长父亲》的可笑和当今拼爹的丑陋现实。再如同学聚会，本是青春岁月的好友叙旧和共同回忆的一个团聚，却成了显摆和比阔的一个平台，青春沦落为客套和面具的酒桌。袁华的诗：“只身赴宴雄鸡装，都是同学装鸡毛”和梦中的那句诗：“英姿飒爽雄鸡装，飞上枝头盖凤凰”形成强烈对比，造成反差效果，也更加鲜明的刻画了夏洛这个主人公，增强了电影的戏剧性和讽刺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狄.当代西方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98.

[2]许南明主编.电影艺术词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224.

经典哲学故事篇4

一、当前的两种教育方式及其困境

当前我国哲学教育的主要方式有两种: 一是以权威教材为纲的教育方式; 二是以经典原著为纲的教育方式。这两种教育方式，分别源自不同的元哲学( meta - philosophy) 预设和教育教学目的预设。以权威教材为纲的教育方式，通常包括这样一些程式化的环节:

( 1) 统一编订权威的教材;

( 2) 组织哲学教师进行教材培训;

( 3) 哲学教师严格按照教材讲授每一条哲学原理或众多哲学家的主要思想;

( 4) 讲授的方式主要是灌输式的，对于哲学原理的讲授，先阐明基本原理，再以通俗的事例作为例证; 对于哲学史的讲授，先是哲学家的时代背景、生平、思想渊源等，再是概括其主要的哲学思想;

( 5) 学生的学习主要是记诵哲学原理或大哲学家的思想史事实;

( 6) 以单选、多选、简答、辨析、论述、材料分析等题型进行标准化的考试，这些题目都可以在教材上找到标准的答案，记诵的准确性是考试的法宝。这种以权威教材为纲的哲学教育方式，或明或暗地做出了如下的一些预设:

( 1) 哲学研究等于探究到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之确定不移的原理或规律;

( 2) 历史上的大哲学家要么已经发现了这些原理或规律，要么已经部分地认识到了这些原理或规律;

( 3) 哲学教育就是传授关于这些原理或规律的知识，或者是传授大哲学家探究这些原理或规律的历史事实，即思想史的事实;

( 4) 学生学习哲学就是理解并记忆这些原理、规律或思想史的事实;

( 5) 这些哲学原理或思想史的事实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指导他们过最有价值的生活，或者指导他们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获得成功。这些关于元哲学和教育教学之目的的预设都是非常富有争议的，倘若要仔细分析，会陷入无穷回溯的难题，从而难以达成普遍的共识。为了避免陷入关于元哲学的争论，我们姑且先假定这些预设都是合理的，倘若能够揭示出由这些预设所决定的教育方式的困境并找到走出困境的路径，那么相关的元哲学问题也就可以得到一个间接的答复。以权威教材为纲的哲学教育方式究竟存在何种困境呢? 有学者曾将这种教育方式的困境归纳为三种幻象和三种缺失: 第一是真理化身的幻象，即哲学教师在哲学教育活动中仅将哲学简单地视为真理，把自己看成真理的代言人; 第二是人生导师的幻象，即哲学教师自以为是掌握了人生智慧的人，试图通过哲学课为学生指点人生的迷津; 第三是知识大全的幻象，即视哲学教育为最高层次的知识教育，哲学教师乃无所不晓的万事通。三种幻象导致三种缺失: 一是主动性的缺失; 二是针对性的缺失; 三是适应性的缺失。这些幻象和缺失又共同导致了哲学教育的三种错位: 一是灌输而非启迪; 二是说教而非理喻; 三是型范而非陶冶( 《论语子张篇》) 。这些概括比较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哲学教育的现状，但我们认为如下的三个困境才是尤其值得强调的: 一是以知识的传授代替了严格的思维训练，即学生成了既定结论或思想史事实的被动接收器，当然不可能有主动探索的积极性; 二是将理性的事业转变成了信仰或崇拜的事业，即思维的批判本性被消耗在日复一日的宣教或记诵之中，观念或理论的创新能力受到巨大的打击; 三是以独断论式的教条代替了理性的推理论证，即学生被告知那就是真理或事实，却没能提出详细的证据和理由。相对于以权威教材为纲的教育方式而言，以经典原著为纲的教育方式得到了更多人的倡导或赞赏，而且国外的哲学教育也多采用这种方式。教育家罗志希在上个世纪初谈到治哲学时讲: 想要治哲学的人，我一定劝他不要看了哲学史或对于某种哲学的评论( commentary) 去谈哲学。我们且不要管某人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怎样说的，我们只先问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自己怎么说的。学者们之所以看重经典原著，这是因为: 无论这些史家多么公允，总免不了带上自己的某种哲学见解，这是哲学解释所不可避免的; 或者为了读者能够清晰明白地理解，或者为了合于自己的哲学系统，或者因为关注的重点不同，哲学史家、评论者或解释者有时可能尽力放大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甚至竟在原著模糊不清的地方下确定的判断。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亦讲: 教授哲学的方式是阅读、阐释、注解哲学典籍。此乃牛津大学教授哲学的古老传统。倘若以经典原著为纲的教育方式做出了哲学即哲学史的元哲学预设，进而假定哲学教育就是哲学史的教育，哲学史的教育就是关于哲学思想的历史事实讲授，那么，这种哲学教育的价值就会受到极大的贬损，并带来诸多的困境。以经典原著为纲的哲学教育，有学者认为存在如下的困境: 第一，对中国哲学而言，也许说十三经是经典，但子部中相当多的著作又为何不是经典呢?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也许说《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经典，但《资本论》、《1857 -1858 经济学手稿》又为何不是经典呢? 对西方哲学而言，经典的数量更是多得惊人，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笛卡儿、休谟、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胡塞尔等人的哲学著作都可算做经典。经典的数量何其多、内容又何其难，学生的精力何其有限，而人生又何其短，若不在经典之中加以遴选，整个经典阅读计划就根本不可操作。第二，以经典阅读为纲已经或可能带来诸多的副作用，比如: 读经典对提高学生的通用智力没有多大帮助，对于就业市场来说，牢记经典内容的求职者是缺乏价值的，因为市场更需要能够灵活、主动地制定问题解决程序的脑力劳动者 大部头的老经典往往很难啃，尤其是学生在学习西方哲学时还会碰到语言、文化方面的困难，啃经典会挤占他们学习更基本的知识技能的时间资源 经典阅读的训练方式需要大量的记忆，因此这也就占据了学生记忆其他更重要的通用知识的资源 啃经典还会使学生一头钻进故纸堆，渐渐失去对现实世界的敏感度，丧失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能力。这些分析和担忧确有道理，但仍有待商榷: 其一，经典的数量非常庞大，但经典阅读并非必须要读完所有的经典原著，既可以按哲学史分期选一部分经典慢慢啃，也可以按人物或流派选一部分经典仔细推敲，因此，在哲学学者中，常有古希腊哲学专家、德国古典哲学专家、海德格尔专家、现象学专家，等等，而学习物理学的，却完全不需要成为爱因斯坦的专家，哲学学习的经典阅读计划并非一定不可行。其二，经典阅读训练确实会占用学生大量的时间资源、记忆资源，还会遇到语言文化障碍，但不能说通过阅读经典原著训练出来的学生一定缺乏市场竞争力，更不应是与世隔绝的老古董，因为读经典的目的并非是牢记经典内容，而是要去领悟经典原著所欲解答的问题、问题得以产生的时代脉搏、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和论证解答等，培养学生的通用智力和艰苦探索的毅力正是经典阅读训练应题中之义。因此，我们认为，国内以经典原著为纲的教育方式，其主要困境正在于: ( 1) 将思想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哲学本身，哲学教育被理解为向学生展现思想的历史事实; ( 2) 学生的哲学训练主要变成了记忆力的训练，埋头于故纸堆而不从现实生活中引出哲学问题，仔细研读某个哲学大师的著作，其目的似乎是要变成了他的狂热粉丝 ( 3) 将理性分析的事业转换成了盲目崇拜的活动。概括地讲，当前我国哲学教育的两种主要方式，虽然各自有其预设，并各自存在一些问题，但其共同的主要困境及其根源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缺乏问题意识; 二是缺乏严格的论证训练。因此，我国哲学教育的改造，必须将问题意识和论证训练放到中心位置。倘若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究竟是以权威的教材为教学依据，还是以经典原著为教学的依据，自然就不会显得那么对立了，因为，无论是教材还是原著，都可能在新的教学方式下培养起学生敏锐的问题意识和严格的论证习惯，但相比之下，我们还是会偏向于直接以经典原著为依据的教育方式。

二、问题意识:哲学教育的中心

倘若哲学问题对于哲学思想而言居于首要地位，那么哲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就应该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开始独立的哲学思考。因为，任何一种理论皆是问题的解答，先有问题，然后才有理论。在哲学上问题乃是始祖。没有问题，就没有哲学，哲学的核心在于一些特定的问题。倘若不明白某个哲学家所要解答的特定问题，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所提出的理论，理论不外乎是特定问题的解答方案。问题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同样的现象呈现在不同的观察者面前，有的人提出了极富价值的问题，有的人只是将其当做理所当然的现象而一概接受。多数人都有洗澡的经历，但发现浮力定律的却是阿基米德; 大家都见过物体下落的情景，但万有引力定律却偏爱牛顿，其核心在问题意识。问题意识至少有四个成分: ( 1)理解，( 2) 不理解，( 3) 觉察到不理解，( 4) 寻求理解。因为理解了某些事物或某事物的某些方面，而对其他事物或某事物的其他方面不理解，对这种不理解有一种理智上的自觉，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要寻求彻底理解那尚未被理解的东西，据此，问题就产生了，对问题的高度敏感或执著思索，即是问题意识。有的问题是原初性的，有的问题是派生性的; 有的问题是封闭性的，有的问题是开放性的。原初问题是直接观察自然、社会或思维现象而得出的，其答案直接关涉的是实在，而非对思想史的理解; 派生的问题并不直接出自尚未理解的现象，而是直接出自前人的思想或理论，旨在寻求对先哲之思想的理解。抽象地讲，原初问题比派生的问题更有价值，但是，在哲学上，试图提出前人从未讨论过的原初性的问题，其难度应该是相当大的，凡重大的哲学问题，无论是本体论的、知识论的或价值论的，在哲学史上也许皆有不同程度的讨论，所以分析或解答派生性的问题，对哲学研究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封闭性的问题是在既有思维框架之下产生的问题，对思维框架本身并不提出疑问，且问题的答案具有确定性，比如，孔子的仁究竟是什么意思? 对这一问题，虽然不同的研究者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但都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理性的、可理解的、通过分析论证而确定的答案，人们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并不需要先探讨何谓理性、人如何可能有理性等框架性的问题; 开放性的问题是对基本的思维框架本身提出了疑问，比如，不问孔子的仁究竟是什么意思?而问有能力提出这种问题者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派生性的问题多为封闭的问题，而原初性的问题多为开放性的问题。哲学教育就是要循着先哲所思考的问题，理解他们对问题的分析和解答，从而训练自己的思想。这种训练到达一定的程度，自然会产生如下的结果: 对于别人尚未分析过的现象，他逐渐会分析，对于别人尚未解答的问题，他将渐渐地学会解答，这正如临帖练字一样，临摹到一定的程度，对尚未临摹过的字也自会比临帖前写得高明。哲学思想的内容不外乎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行论证，从而形成观点。问题的提出是起点，论证是问题的分析和解答过程，答案是问题的暂时终结。

问题乃是整个哲学的中心，因此，哲学教育也必须围绕问题转，以问题意识为中心。但是，思维的过程与写作的过程是不一样的，思维必须从问题开始，哲学家们的写作却不一定从问题开始，因为，在写作之前，问题必然已经经过了一番思维，并有了大致的解答方案，所以写作可能直接从论证开始，甚至从结论开始，反而使得问题晦暗不明。另一种情况就是，哲学家的论证乃是针对当时思想界比较公认而心照不宣的问题，因而没有必要在文中直接而明白地陈述其问题，但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今天的读者并不能一见其论证就立即明白他所针对的问题。因此，在哲学教育过程中，通常需要重新明确地构造出哲学家们的问题。保持高度敏锐的问题意识，并重构出哲学家所欲解答的问题，这对哲学教育是异常重要的。除非你知道一个命题所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否则便不能说出它的意蕴。如果你误解了这个命题的问题，也一定会误解它的意蕴。当然，问题往往是复数的，而非单一的; 问题亦有层次上的分别，最高层次的应该是其总问题或首要问题，其余乃是处于不同逻辑层次的分问题或具体问题，具体问题之下亦有细小问题。最难以重构的当然是总问题或首要问题，每一种理论本质上都是一个总问题，发现其总问题或首要问题是从整体上正确理解某个哲学理论的前提。恰如柯林武德所言: 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是他对自己提出的某些问题的解答，不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的人就不可能理解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理解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思想，只要他能够把握这些思想所针对的问题。问题不需要是他自己的，它们可能属于某个与他自己头脑里正思考的问题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但是，这种差别不应该妨碍他对问题的理解，也不应该影响他的判断，判断那些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是否以正当的方式回答了它们。可以说，一旦你发现并理解了某个哲学家的问题，对于理解其整个思想而言，你就成功了一半。因为，哲学知识 =问题 +答案。只有答案，如同一些死的空话。学生也不可能因为见着这些死的空话而振奋。只有明白了其各个层面的问题，哲学家的思想才能在学生的心中复活，进而激发他们的兴趣，并获得真正的哲学素养。举例来说，孔子哲学思想的总问题，我们可以重构为: 天下大乱，怎么办?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总问题，乃大家熟悉的知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黑格尔的总问题也许是: 整个世界为什么是合乎理性的?马克思的总问题可能是: 资本为何会带来一系列的二律背反?其必然后果是什么?只有先让学生对这些总问题有了真切的体会，并找出了其分问题和具体问题，然后才能真正理解其相应的具体论证。无论以教材为纲，还是以经典原著为纲，首先必须要重构或发现哲学家们提出某一理论所欲解答的问题，倘若问题未能得到澄清，那么哲学教育就难以摆脱教条式的宣讲或记诵，学生亦无法体验到探索问题的乐趣，更没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答问题的成就感，势必对哲学教育感到厌弃，学生的通用智力亦无从培养。

三、论证训练:哲学教育的精髓

问题乃哲学的中心，论证即哲学的精髓。哲学之求得问题的解答，不是通过科学实验，亦不是通过调查统计; 倘若能通过实验或实地调查而求得问题的答案，那问题自然就不会被认做是标准的哲学问题; 有些问题曾经被当做是哲学问题，一旦我们发现可以通过系统的实验方法求得其答案时，它们就不再被认做是哲学问题了。比如，生命的性质的问题，曾是一个哲学问题，当分子生物学取得巨大进展，将这一问题分解一系列细小的、容易处理的、具体的生物学问题，进而通过实验的方法加以解答时，生命的性质问题就不再是哲学问题了。但关于生命的意义问题，我们尚无实验或调查的方法加以解决，所以它仍然是一个哲学问题。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认为哲学问题及哲学研究一般具有三个特征: ( 1) 没有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法，此普遍接受的方法，即实验的方法; ( 2)以框架性问题为主题，此框架性问题，是针对思维的基本的框架而发生的问题，即前面谈及的开放性问题，比如，哲学不问重物为什么下落，但哲学问什么是因果关系，只有在因果关系的思维框架下，才能思考具体事物的原因与结果; ( 3) 以概念分析为哲学研究的首要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古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史，不难发现，尽管哲学家们没能在任何重大的哲学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至少迄今为止，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哲学应该具有合理性、普遍性与客观性。这三个特征相互联系，但其核心在于合理性，合理性体现在严格的理性论证之中，离开了严格的论证，哲学的合理性、普遍性与客观性就成了痴人说梦。未经严格论证的思想，可以是意见、臆测、梦话，或者诗歌、小说等，但绝不是哲学。从本质上讲，任何一种哲学，哲学中的任何一本著作或文章，都是通过论证的方式为某种思想提供充分的理由。论证必须清晰而明确，任何模糊晦暗的论说或神谕式的独断，倘若可以归为哲学的话，那一定是坏的哲学。我们读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可能会觉得其论证有许多不清晰的地方，这多半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加上语言的变化和翻译的问题而造成的，不能就此认定其著作一开始就缺乏清晰的论证。倘若其一开始就缺乏清晰的论证，它必不能成为经典而流传至今。最主要的论证方法有三种，一是演绎，二是归纳，三是类比，用此三种方法进行明确的论证，是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有特征。这应该没有多大的疑问，问题在于中国古代哲学。通常认为中国哲学不重论证，因为没有系统的逻辑学，故重直觉体悟。中国虽没发展出系统的形式逻辑，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先哲的著作不合乎逻辑，正如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系统的消化学，但中国人的消化却符合一切消化学的规律，中国先哲的思想自然也是合乎逻辑的，亦是符合各种论证规则的。比如孟子和庄子的著作中有大量的类比论证，宋明理学中更是有大量精巧的论证。不过，中国古代哲学确实有言约旨远、富于暗示的问题，不像柏拉图那样可以使用上百页的篇幅来提出一个具体的论证。正因如此，所以冯友兰认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中国哲学中原有的论证常省略了部分前提或证明过程，因而难以识别出其完整的逻辑结构，给人的印象似乎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名言隽语。但实际上它仍有大量的论证，若要明确地揭示出其论证结构，非得要下一翻逻辑的工夫来进行重构。论证是哲学的精髓，哲学教育的精髓自然就是论证训练。如何进行论证训练?

经典哲学故事篇5

【关键词】哲学课堂 激发兴趣 趣味性 思辨性 历史性

哲学在古代称为“玄学”，被人为的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有人说：哲学如同夜空中的星星，美丽但又遥不可及。对于初接触哲学的高中生来说，刚开始对哲学充满了好奇，可是由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能力较弱，面对哲学抽象的概念、深邃的原理、理性化的观点，很多学生学习中慢慢地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哲学课产生了恐惧心理而望而却步。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哲学的兴趣，教学中我不断学习别人经验，总结课堂教学，反思自身不足。经过多年的探索，结合学生实际，结合教材特点，结合个人教学风格，通过通俗易懂的故事、俗语、诗句、名言名句、日常生活的现象、时政热点、生活热点等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打造了趣味性、生活性、思辨性、历史性的“四性”哲学课堂。“四性”课堂化抽象为具体，课堂洋溢思辨的氛围，闪耀智慧的光芒，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达到了“哲学就在我们身边”和哲学“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的效果，让很多学生受益匪浅。

一、讲叙故事，引趣激思，打造趣味性哲学课堂

趣味故事孕育哲理，通俗易懂，回味无穷。心理学研究表明：爱听故事的高中生占85%以上。教师可以将学生爱听故事的心理倾向引向课堂，结合《生活与哲学》教材内容精选一些趣味故事进行教学，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兴趣，开拓学生思维，活跃课堂气氛，来创造教学佳境。

例如，在教学“矛盾的对立统一”时，可采取故事式设疑：传说孔子曾带领一班学生找老子请教，老子很老了，正在闭目养神，大概听到了响动，抬起眼皮看了看，孔子赶快请安说：“弟子孔丘特来候教。”过了很长时间，老子才张开嘴，用手指着自己的嘴问：“你看到我的牙怎么样？”孔子说：“已经全掉了”，又问：“我的舌头怎么样？”孔子说：“还好。”老子又合上眼皮，静养去了。孔子带领众弟子退了出来。在故事中，老子教了孔子及弟子们什么道理？刚开始学生会认为什么也没有教，让学生再思考讨论。待学生回答后，教师补充总结，老子的意思是牙齿是刚强的，却是柔弱的，舌头是柔弱的，却是刚强的，看起来刚强的牙齿，敌不过柔弱的舌头。孔子向老子请教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看问题要用矛盾的观点。

又比如在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个难点知识时，可以用古代的“白马非马”的故事导课，讲完之后，不忙着分析，可以再讲个幽默笑话：“黑马向白马求婚，说：如果咱俩结婚，一定能生出一个黑白相间的什么活也不用干的斑马。”学生一听肯定哄堂大笑，紧接着提问：“白马是马么？”“黑马和白马结婚后能生出一匹斑马来吗？”继续启发“为什么”，学生讨论回答后，由此得出，马是白马、黑马的共性，白马、黑马是马的个性。一个很难的知识点就在这个有趣的故事中解开了，而且学生的印象会很深。

总之，以寓言、笑话、典型故事、历史故事、哲理趣文等的讲述和分析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道理。这类材料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还可以逐步地吸引学生参与到材料的分析中来，使学生慢慢地改变学哲学难的认识，从而提高学习参与的积极性。

二、结合热点，联系实际，打造生活性哲学课堂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指出：“一切知识是从感官开始的”。学生需要生活化的哲学课，需要让学生用感官感触社会生活，通过体验生活、感悟生活，最终习得《生活与哲学》课的观点、技能、方法、态度、价值观。教师要努力创设情境，采用切实可行的方式、手段，引领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生活的实境中感悟。

例如在教学第一课第一框“生活处处有哲学”时，可以这样导入。电视剧《武林外传》热播以来，男女老少都爱看，影响面很广。播放视频《武林外传》第29回“吕圣人智斗姬无命”中那段吕秀才说死姬无命共3分钟的视频。学生看完了很兴奋，教师借机分析：为什么一个书生能把一个武林高手说死，用的是哲学思维，靠的是知识力量。视频中的经典名句“谁杀死了我”，“我杀死了我”，用到的哲学思维是人的个体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构成……学生一听，太有意思了，从而很想了解哲学这门学科。哲学到底是什么？把学生引进来，让他们在兴趣中自己找答案。

哲学课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哲学教学中，我们可以选择现实的时事素材作为背景，设置一定的情景展示给学生，让学生自主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利于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例如在教学“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时，播放10分钟视频呈现我国的探月进程，让学生自己结合理论来分析讨论，从而真正领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三、循序诱思、展开辩论，打造思辨性哲学课堂

哲学问题也需要在思辨、争鸣、对话和交流中加深理解。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个接生婆，他努力追随母亲的足迹，做一个精神助产士，帮助别人生产出他们自己的思想。苏格拉底通过盘问的方式向别人提出问题，诱导别人思考、回答，使被问者不断否定错误，从而不断接近真理，这个方法被称作“苏格拉底接生术”。如果我们能在哲学教学中学习苏格拉底的接生术，善于循序诱思，必将会为哲学课堂增色。

在“哲学的基本问题”教学中，播放《林黛玉进贾府》片段设置了三个问题：（1）唯物主义认为是存在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存在？(2)但是林黛玉、贾宝玉从未谋面，却为何在他（她）们的心灵深入处先有了对方的影子？（3）那么倒底是先有我的观念，还是先有我看到的那个心灵之外的真实世界呢？这三个看似矛盾的三个问题，却非常好地引发了学生的讨论、争鸣，达到了教学目的。

经典哲学故事篇6

关键字：理性之美；古典主义；造型艺术

17世纪欧洲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促进了新文化观的形成与繁荣。这些观念直接为古典主义造型艺术奠定了坚实的美学基础。美学是一个时代审美文化的理论内核，而造型艺术就是这个理论内核物质性外化的时代产物。17世纪理性主义美学对西方艺术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古典主义造型艺术在理性美的滋养下孕育成长，或者说是理性美自身具有将经验提升到普遍原理的能力。艺术家把1理性美的内涵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作品崇尚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典范，创作构思严谨而饱含哲理，具有典雅、静穆和崇高的艺术特征。绘画提倡“绘画的真实”，笔法严谨、色彩沉稳。雕塑提倡“和谐之美”，手法概括稳重、协调平稳。建筑提倡用“标准的形式”和“绝对的规则”建立规范。在这个所有的艺术都受理性所支配的时代，艺术家带给我们的不是奢华的造型，而是加入理性思考和严整构思的艺术创作。

二、理性美的探究

17世纪理性主义哲学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也是主体意识觉醒后的必然产物。哲学观在理性精神的滋养下，成为人们行动的思想准则。现代人一定无法想象，沙龙里经常举办贵妇们的哲学讲座，她们在对话中融入哲学术语是很平常的事。人们可能会探讨以前的哲学与现在的不同，本体论怎样转变成认识论的等等哲学问题。而哲学家们借助理性，通过求知宇宙万物来解决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那时人们发现世界充满了矛盾，什么是真实的不得而知。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曾经说过，我们小的时候对各种各样的事物作过判断，但那时我们不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性。有许多先入为主的观念阻扰我们认识真理，怀疑所有事物都是“不真的”，但在我怀疑所有事物的过程中，却不能怀疑我在思考，不能怀疑“我在怀疑”。我这个怀疑的主体没了，就无法怀疑了。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在怀疑，所以我有思考的能力，我既然能思考那我一定是存在的。这就是笛卡尔最著名的理论“我思故我在”。这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由它来完成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变。笛卡尔把思维主体作为最先确定的认知对象，把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基础。它的哲学思想是17世纪哲学总的指导思想，为时代制订了新的游戏规则。17世纪理性主义美学就是在这样的理性哲学羽翼下形成发展的，主要理论内涵同样是理性。此时的美学维护理性规范，以“理性”作为文艺的最高要求，认为只有富含理性作品才有价值。对美的认识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崇尚抽象的理性，即普遍的人性；追求真理的永恒性，以真理为美；美在于追求明晰与秩序，在于“和谐”；美是具有普遍性的、绝对的，创造美是要遵循一定原则的。所以作品要遵循理性主义美学的指导思想，从理性的认知出发，以理性的哲学观为归依，形成完整的理性主义美学体系。

三、承载理性的艺术表达

17世纪的造型艺术受理性主义影响很大，理性思辨的方式使得艺术家们对美的理解有所不同。艺术的创作原则建立在科学、理性分析和数学关系验证的基础之上，笛卡尔几何原理的形式价值体系成为艺术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当时的艺术家把理性的审美观渗透在造型作品中，遵循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思想，从古代艺术品中发现理性因素，追求理性带来的灵感源泉，推崇绘画的真实，关注作品自身的观念性，信奉规则秩序、和谐崇高的原则，从而获得理性之美。理性主义时期的造型艺术，在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艺术特点，没有陷入前人既定的思维程式，具有一定的创新。（一）古典主义的理性画风古典主义绘画盛行于17世纪的法国和西欧等国。以古希腊、古罗马为灵感源泉，追求理性带来的和谐之美。法国人尼古拉.普桑酷爱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对数学、解剖学和透视学有一定的研究，还钻研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对笛卡尔等哲学大师的理性思想也十分着迷。这些知识储备奠定了他以古希腊、古罗马为模本，创作古典主义风格绘画作品的坚实基础。普桑曾说过：“绘画总应该表达思想，无论是绘画也好，或者是部分的构图也好，绝对不应该是故意做作出来的，而应该是完全符合主题性质的，符合理性主义审美原则的。”[1]这是理性的产物，是艺术家心灵和想象的产物，是对心灵的直接呼唤，无关于感情。从他的画中可以窥视到画家心灵深处的的思考。比如普桑的代表作《阿卡迪亚的牧人》，绘画以古希腊传说为题材，围绕着生命和死亡的古老命题，描述裸的人性，内涵发人深思。在画中作者隐喻当时贵族物欲过于膨胀、人们沉迷于对于权势的渴求中。普桑用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来刻画一个想象中的情境，用绘画来启迪贵族们的心灵，抚平浮躁的欲望，用想象的产物对心灵直接呼唤，追求真理的永恒性，以真理为美，追求明晰与秩序，让人们回归理性。其实古典主义者一直寻找的是一种理性的“绘画的真实”。比如普桑在描绘时，不是逐一地去模拟现实世界的景物与事件，而是通过理想来组织画面，展现事物应有的心灵的真实，富有哲理性，发人深思。因为如果只有对现实世界的模仿，通过绘画技巧是可以看上去真实的，但这是“真实的错觉”。“绘画不是去重新开创某些元素,而是致力于心灵的充实、提高、扬弃、净化，因此是在更高的意义上,在更纯粹的范畴里成为呈现者。”[2]古典主义画家会给眼睛不同的惊喜，他们寻找的是“绘画的真实”。洛兰的风景画不像普桑按照自己的理想世界来绘制，而是将他在罗马附近的写生素材，按照“绘画的真实”的方式理想化地表达出来。因为素材都是现实世界抽象出的理想化物象，画面看上去是那样的真实，没有一点虚幻的痕迹。当时许多人认为洛兰风景画里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有人试图寻找那些美丽的世外桃源，当然无法找到，因为那来自他的心灵世界，是他内心世界理性的表达。自然界的物象都是为了总体服务的，艺术家有权创作自然物象，这样才能使画面符合“绘画的真实，”（二）雕塑和建筑的理性美17世纪的雕塑艺术有一种肃穆、庄严、恬静、安谧之美，简言之就是和谐之美。在理性主义时期，雕塑主张模仿古希腊、古罗马对面部及身体刻画方式，反映雕塑形象内在的宁静及安谧，体现出静穆与端庄的古典主义意味。他们追求的是理想观念的表达。在古典主义雕刻家看来，艺术源于自然、高于自然，需要概括出自然界最美的部分，最终表现“和谐之美”。雕塑大多采用中心对称的结构与朴素稳重的雕刻手法。塑造准确而富于秩序感的艺术作品。但雕刻大师们也并没有完全陷入表现人物完美的思维程式，雕刻家依照不同人物的性格，寻找出人物独有的特征。雕刻者从时代背景出发，探寻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以理性的分析，概括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比如雕塑作品《伏尔泰》，面部雕刻得宁静安谧，典型的古典主义雕塑风格，为了表现伏尔泰智者的形象，衣服几乎完全遮盖住伏尔泰孱弱的身躯，衣纹的雕刻手法概括稳重，准确地表达出人物庄严高尚的学者气质。17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开始应用到建筑行业。严格遵守规则和标准所体现的建筑理性，并不意味着采用简单的建筑样式和粗陋的内部装饰。“它仅仅意味着美的效果是蕴涵在使建筑构建得以成功的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本性上，并依据理性的准则去设计那些构件。”[3]古典主义艺术提倡用“标准的形式”和“绝对的规则”建立建筑规范。数学关系和几何结构关系的运用，在古典主义建筑的设计与建造中频繁使用。古典主义建筑推崇古代罗马建筑的设计风格，认为它是最“真实”的建筑形式。古典主义建筑师们主张建筑的真实，不提倡自己的思想情绪在建筑设计中表达，倡导概括理性的一般性表达。当时的建筑中有一种古典的和谐崇高之美。法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路易十四崇尚古罗马秩序及法则，标榜具有“合理性”“逻辑性”的建筑

四、理性之美对后世艺术创作的指引

古典主义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为了追求画面统一、和谐、庄重、典雅的美，主张用理性来指导艺术创作,将理性表达当作基本目标，创作的过程规范、有序，注重形式和共性，将古典绘画特有的精准造型和高超的写实技法发挥到极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艺术的进步,但任何艺术流派都逃不过由鼎盛到衰败直至被取代的命运，被取代是不可避免的。几十年或上百年以后，在一种新的造型艺术形式中可能就会找到17世纪理性时期造型艺术的思想内涵和创作语言。古典主义建筑对后世的建筑及室内设计具有深远的影响，欧美国家中有很多的法院、银行、交易所、博物馆、剧院等公共建筑和一些纪念性建筑都继承和发展了古典主义的建筑语言。[4]理性主义美学思想对塞尚乃至后印象派的绘画创作影响也很大。他们始终在追求绘画应有的“真实”。这种真实其实就是表达出自我的意图和感受，对于能欣赏的人来说就是真实的。就像齐白石画的白菜，是用水墨的方式表达的，本身立体感不强，好像并不真实，但是又让人觉得很生动很逼真，这是绘画意境所达到的相对真实。塞尚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内在的、忠于自我的真实。比如塞尚的《圣维克多山》，看上去笔触洒脱、凌乱，画面随意、混沌，但实际上是依照内心的感受安置笔触和物象、按照一定的逻辑和理性秩序排列、加入理性思考和严整的构图，出发点就是所谓“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哲思。17世纪理性时期的创作语言，都是通过符合自然规律的色彩和线条表达的，艺术作品具象性强。而在理性时期以后，艺术作品的抽象性元素增多，抽象艺术的比重加大。好像理性时期那种符合自然规律的写实表达逐渐变得不再重要。而实际的情况是写实风格的存在才使艺术作品具有审美的根基。“艺术家在运用这些符号和图形表现创作意向的时候，无不充满了目的性和逻辑性，其本质上的逻辑真实仍然脱胎于古典主义。”[5]优秀的抽象艺术作品每一条直线、每一笔色彩的构成形式好像是没有规律，但是并不凌乱，而且和谐统一，直指物象本质。比如杜尚著名的《下楼的裸女》，几何图形的处理，构成细节上的逻辑真实，线条和谐、匀称、合理。古典主义造型艺术理性的艺术观，在200年后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艺术家们用符合艺术逻辑的形态来表现内心世界，是艺术创造的基本法则之一。造型艺术的思想内涵和创作语言会随着时间的长河，跳脱于流派之争，不断继承、发展、创新，开启新艺术形式的帷幕，进而呈现出理性美的瑰丽景象。

参考文献：

[1]张弘昕，杨身源.《西方画论辑要》[D].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19.

[2]何仁富.从尼采的“治疗哲学”到罗蒂的“教化哲学”——20世纪西方哲学观念的嬗变及其意义[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0):138-143.

[3]周祥.十八世纪末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的理性[J].华中建筑,2006(9):26-27.

[4]章一峰,孙连弟.浅谈石材幕墙在新古典主义建筑中的运用[J].石材,2012(05):23-26.

[5]许胜权.古典绘画在审美上技法上对现代绘画的影响[D].湖南师范大学,2013.

经典哲学故事篇7

在一般人看来，中西哲学的区别显而易见，根本不需特意加以区分。其实不然。由于中国人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对古代中国哲学开始研究的，自然而然会比照西方哲学的样子来理解和重塑中国哲学。明明知道中西哲学有重大的不同，中国哲学不是西方哲学，可是在实际研究时却往往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的问题、形态、范畴和概念来论述和要求中国哲学，结果是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因为西方哲学以本体论（ontology，应译为“存在论”）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我们也要在中国哲学中找出本体论，却不知将ontology理解为“本体论”本身已经错了。Ontology是对“存在”的研究，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因此，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可能有存在论。但由于首先将ontology误解为“本体论”，因而以为既然宋儒那里已经有了“本体”概念，中国哲学当然有本体论。殊不知传统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与西方哲学的存在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

再比如人们在谈论中国传统哲学时开口“主体”，闭口“主体性”，甚至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就是主体性。例如，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就说，中国哲学的特质“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1]劳思光认为哲学或归于主体性，或归于客体性。“中国哲学传统中，诚然有宇宙论，形上学等等，但儒学及中国佛学的基本旨趣，都在‘主体性’上，而不在‘客体性’上。”[2]这种对中国哲学特质的认定是成问题的。

“主体性”（subjectivity）并不像那些先生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哲学的普遍原则；而是一个非常西方的概念。并且，它在漫长的西方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主体性这个概念是从主体（subject）这个概念派生的。现代西文中Subject（主体）这个概念来自拉丁文subjectum，，而它又是希腊词hypokeimenon的拉丁文翻译，意思是“支撑者”，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这个词指属性的承载者。这个意义上的主体的意思近于Substance（实体）。因此，在逻辑推理当中，它又是一切谓语的主语（支撑者）。到了近代，从这里引申出灵魂或精神是一切意识状态的承载者或支撑者的意思。根据这种用法，主体是指意识的统一性，与“我”或“自我”基本同义。主体性概念就是建立在这个起源于17世纪的主体语义上，换言之，它建立在主体的一种特殊的（近代西方哲学）语义上。康德是这种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的最后完成者（上述港台哲学史家心目中的主体性基本是康德意义上，也就是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黑格尔和马克思尽管也使用主体和主体性的概念，但正是从他们开始，主体和主体性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开始了它们自己的去主体或结构过程。一个世纪以来，主体性的衰落早已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标志性景观，论述主体性衰落或“主体性的黄昏”的著作汗牛充栋，不绝如缕。一个多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对主体性概念的批判，使得主体性哲学内在隐含的问题暴露无遗，也使得17、18世纪西方哲学的主体性概念注定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哲学的普遍原则。

近代西方哲学的这两个基本概念的产生不仅与西方哲学本身发展的理路有关，也与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关，饱含这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还与西方语言严格区分主谓语有关。而汉语由于“没有分明的动词，所以谓语不分明，而因为谓语不分明，遂致主语不发明。主语不分明，乃致思想上‘主体’（subject）与‘本体’（substance）的概念不发达。”[3]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可能有“主体”和“主体性”这样的东西。我们不能用中国哲学中没有的东西来表明中国哲学的特质。

有趣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哲学的写作者和研究者会不强调或不承认中西哲学的根本不同。然而，这种承认的基本模式一直没有摆脱近代那种比较简单机械的做法，就是先指出西方哲学的特点，然后中国哲学一定与之相反。如西方哲学重思辨，中国哲学重实践；西方哲学重知识，中国哲学重道德；西方哲学追求的是知识的真理，中国哲学追求的则是超知识的真理；西方哲学重分析，中国哲学重直觉；西方哲学求客观世界的真相，中国哲学求内圣外王；西方哲学的核心观念是自然，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是生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彷佛上帝有意安排，中西哲学总是反向而行。这种独断机械的对中西哲学特征的对举概括，几乎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明确中西哲学的区别，决不是将中西哲学作为对立面来观察，来看待。这种做法既歪曲了中国哲学，也歪曲了西方哲学。中西哲学之间的确存在着重大区别，但这种区别不一定是截然相反；它们之间除了区别外也有相近和相似的地方。明确中西哲学的区别，不是要将这二者机械对立起来，而是要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避免西化中国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由于其产生的根源、背景，面临的问题，整个文化传统，思维语言以及思维方式都与西方哲学有根本的不同，它注定在形态上、问题上、方式上和特质上与西方哲学有重大的不同，这种重大的不同决定了我们不能将西方哲学的形态、概念、方式、问题简单机械地加以挪用和平移。相反，我们应该努力提炼中国哲学独特的形态、问题、概念体系和方式方法，为真正的世界哲学作出我们独特的贡献。

平心而论，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那么复杂。西方哲学在古希腊时已成呈百家争鸣的局面，后又融入基督教和阿拉伯文化的因素，到了近代，各民族国家的哲学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与不同，因此，泛泛而谈西方哲学如何如何是很不科学的。中国哲学相对而言要简单些。先秦诸子百家的确精彩纷呈，但魏晋以后除了佛教哲学有些影响外，基本是儒家哲学一枝独秀，诸子学直到清末才方始复苏。当然，这期间儒家哲学还是有许多变化，但其与原始儒学的区别与西方哲学中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或近代哲学的距离，不可同日而语。

但这只是中西哲学比较表面的不同，它并不能决定中国哲学的特质。决定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因素首先在于其起源上的特殊性。中国古代相对完备的政教制度使得学术文化最初在相当程度上竟属官守。班固《汉书·艺文志》依刘歆《七略》分列诸子与王官关系如下：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等等。章学诚在《校雠通议》中也说：

“后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在隶司乐，《诗》领於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4]

这就是后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张本。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亦言：“是故九流皆出于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5]当然，也有不同意的。如胡适就写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的主要论点是“诸子出于王官”说“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6]胡适的意见并非全无道理，班固等人可能确有牵强附会的毛病，但诸子学说亦不可能凭空发生。如果古代的确有职掌文教之官（这一点胡适恐无法否认），是古代思想文化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那么诸子不可能与王官之学毫无关系。由于古代除王官之学外再无别的思想文化资源，它必然构成诸子之学的主要来源。其次，哲学思想的产生需要闲暇。就像在古希腊只有奴隶主才可能从事哲学活动一样，[7]在中国古代要从事学术活动也需要行有余力，并需要有机会接触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先秦诸子若要有所发明，必须以王官之学作为他们学术思想的起点。而在春秋之际，官学变为私学，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提供了接触官学的机会。这也是先秦学术繁荣发达的一个外在原因。[8]先秦诸子的这个思想渊源，加上他们身处一个世变剧烈，危机重重的时代，奠定他们思想现实关怀的基本倾向。

中国最早的哲学家与古希腊哲学家另一个重要不同是他们有共同的经典作为思想的资源或出发点。《庄子·天下篇》说六艺为百家所共习：“……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章太炎亦曾指出：“六经者，周之史籍。道墨亦诵习之，岂专儒家之业。”[9]班固甚至说诸子九流“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10]而古希腊哲学家除了《荷马史诗》外没有共同的经典。更重要的是，这些上古流传下来的经典，大都是政史之书。自先秦以来，就有将这些经典视为史书的传统。从庄子“旧法世传之史”到章学诚的“六经皆史”[11]和章太炎的“六经者，周之史籍”，人们一直将六经看作历史。古人并非不知道，“六经皆官书，特典册之大者耳”，[12]之所以仍认为六经皆史，是因为他们对“史”的理解与近代实证主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近代实证主义对历史的理解是，历史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纪录。而按近代史学家金毓黼的说法，“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世官署之掾吏。”[13]这就是说，史之所记，多为政事、政法、政令、政制、政典。由于这些东西都与国计民生和社会政治有关，所以人们很容易将与此有关的文书典籍都算为“史”：“《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于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昭王者也。”[14]不宁惟是。古人向来不把史看作与当下人生无关的断烂朝报，而是看作有关世道人心，经世济邦的经法。不仅《春秋》，在古人眼里，六经皆关人事政治。“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者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15]作为中国哲学产生的共同的思想资源和出发点，六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倾向产生了根本的影响。

中国哲学起源上的这两个根本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特质是实践哲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自从1958年海外新儒家的4个代表人物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认识》的宣言，将所谓心性之学定为“中国文化之神髓之所在”以来，随着新儒家对中国哲学影响的扩大，很多人以为中国哲学的特质就是心性之学。我们认为，将心性论阐释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和正宗，恰恰会使中国传统思想中真正有普遍永恒价值的东西埋没不彰。我们看到，在心性论的解释下，中国传统的实践哲学几乎被人遗忘，而诸子学研究也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研究，也不大有人问津。只有心性之学的研究一枝独秀，但也已室强弩之末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现状足以证明，以心性之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遮蔽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缩小了中国哲学的问题域，限制了对哲学本身的开放性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中国传统思想，埋没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真正独特和永恒的东西。

当然，像“哲学”这个概念本身一样，“实践哲学”也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它用来阐明中国哲学的特点，因为它同样关乎人类思想行为的一些基本方面。在西方哲学中，“实践哲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实践哲学只是指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广义的实践哲学是指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人的公共世界和政治生活，人的自由活动和人际交往活动的哲学思考。如上所述，中国哲学起源上的两个特殊性使得它从一开始首先就是在狭义和广义两个意义上实践哲学。在外在形式上，先秦诸子就“论实际问题之语，诚较空谈玄理者为多。”[16]而思想去向上，更是无一不是要对世道人心有所思考匡正。孔慕大同，老称郅治，墨尚兼爱固不论，就是杨朱、名家、管子、法家等等，其思想趋向也无一不是实践哲学的。

但这决不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就只是实践哲学，更不是像有些人狭隘理解的，中国哲学只是道德伦理之学。相反，我们祖先形上之思的能力并不弱。他们同样会问“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所生恶起？……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议，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17]“未有天地可知邪？……死生有待邪？有先天地生者物邪？”[18]“夫有形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19]“古初有物乎？……物无先后乎？……上下八方有极尽乎？……物有巨细乎？有脩短乎？有同异乎？”[20]这样类似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问的深奥问题。然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并非一开始就是形而上学家。相反，他们的思想是从实践问题上升到思辨问题。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

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

安放何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出自汤谷，次于蒙氾。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

而顾菟在腹？何闇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九州何错？山

谷何洿？东流不溢，孰知其故？东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顺墮，其衍几何？[21]

这是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许多形上气味强烈的问题的一部分。但屈原并不是玄学家，他本也无意像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那样以探寻宇宙世界奥秘为职志。他是在实践活动中遭遇极大挫折与不幸，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转向形而上学问题。“屈原放逐，……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伟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写愁思。”[22]汉人王逸对屈原形上之问产生的描写固然有想象的成分，亦合乎情理。

我们中国人向来是将“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联系在一起的。“究天人之际”是为了“通古今之变”；而“通古今之变”必须“究天人之际”。古人向来认为，道通为一。“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23]内圣外王本非二事，“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才会“道术将为天下裂。”[24]因此，我们应该把实践哲学理解为中国古代的第一哲学，哲学的其他方面或其他哲学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当代一些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形而上学问题最早的中国哲学家并未在意。“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25]宇宙论问题也好，本体论（中国传统哲学意义）问题也好，既不是单独产生的，也不是最先产生的。形而上学在中国通过老庄、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几个阶段才渐成系统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古希腊哲学要靠苏格拉底才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了人间；那么中国哲学是从人间逐渐向天上延伸，但始终没有离开人间。这是我们中国哲学最可宝贵的传统。

迄今为止，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是人生哲学的观点非常流行。研究者在其他问题上或有分歧，唯独在这个问题上少有异议。殊不知，所谓人生哲学乃实践哲学内涵之一。前面已经说过，实践哲学关心的是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实际上是对人生意义的思索欲探究。因此，广义的实践哲学总是与人生哲学有关。实践哲学的概念完全可以涵盖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或中国哲学的道德性之类的说法。孔孟老庄固然是要给人生一个引导性方向；西来的释氏又何尝不是。所以，即使包括佛教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是实践哲学仍然是说得通的。

衡诸整个古代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是实践哲学仍然不可动摇。虽然汉代并非如一般人所以为的，武帝以后就是儒家的一统天下；而是“武帝以后，学者犹皆治诸子百家之学。”[26]但“两汉思想家的共同特性，是对现实政治的特别关心。”[27]这就决定了两汉哲学基本的实践哲学特征。即如在被人看成“重知识不重道德”[28]的王充，其动机也完全是实践哲学的：“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机世俗。……况《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29]王充这里说的“是非”，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是非，而是“人间是非”。他的攻击目标不在纯知识世界，而在“世俗”。所以说他的哲学也属实践哲学范畴是没有问题的。与两汉哲学并非儒家哲学的一统天下一样，魏晋时代哲学也并非只有玄学。既便玄学，也是实践哲学意义上的玄学。从表面上看，玄学家消极避世，实际却正是实践哲学的考量使然：“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30]玄学家的清谈玄言并非空无内容，也并非在彼岸世界或超验世界。玄学家不像古希腊的犬儒，他们许多人本来都有志世事，迫于环境不得不流于空谈。但从哲学角度看，他们的言谈并不“空”，何晏、王弼玄思精深，但其实践哲学的取向，却是无可怀疑的。佛教哲学总的倾向当然是出世，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或生命的学问，它同样应该算是实践哲学，而不是理论哲学。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哲学外哲学不甚发达，但基本是实践哲学一路是没什么疑问的。宋明理学被新儒家加以心性论解释后，其实践哲学的本旨往往湮没不彰。虽然宋明理学在形上思维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理学诞生的初衷，却并非是纯理论的。理学产生之原因按柳诒徵的解释是：“（一）则鉴于已往之社会之堕落，而思以道义矫之也；（二）则鉴于从来之学者专治训诂词章，不足以淑人群也；（三）则韩、李之学已开其绪，至宋盛行古文，遂因文而见道也；（四）则书籍之流通盛于前代，其传授鼓吹，极易广被也。而其尤大之原因，则沟通佛、老，以治儒书，发前人之所未发，遂别成一时代之学术。”[31]理学家是“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32]所以他们才能“不以事功为止境，亦不以禅寂为指归。”[33]“明体达用，本末兼赅。”[34]理学在明清之际遭到猛烈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明清哲学是以批判理学或维护理学来区分的。维护理学不去说，批判理学的无一不是以实践哲学的名义和理由。

总之，就像中国历史两千年来决不是停滞不前一样，中国哲学两千年里也是有许多发展的。但是其实践哲学的特质却没有根本的改变和消失。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对中西哲学的特长作过如下的比较。他说：“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35]也许是旁观者清，莱布尼茨的这个观察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研究者却因为囿于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片面理解而看不到这个特征。

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倾向和特质是实践哲学，决不等于说中国古代哲学就只是实践哲学。如果那样认识的话，同样遮蔽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实践哲学”不能包括中国传统哲学所有的东西，这是必须强调的。但它的确是了解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一个可靠进路。不能把中国哲学的所有问题都还原和化约为实践哲学，但中国传统哲学的大部分问题都与之囿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各个流派都有实践哲学的倾向这一点，也是没有疑义的。因此，实践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真正特质，也是应该没有疑义的。

参考文献：

[1]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页四。

[2]参看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页四0二。

[3]张汝伦编：《理学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

[4]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第一》，《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页九五一。

[5]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学》。

[6]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文集》，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0页。

[7]当然，也有例外，斯多葛学派的爱比克泰德就是奴隶出身。

[8]参看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9]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上》。

[10]班固：《汉书·艺文志》。

[11]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此说实本阳明。王阳明《传习录》曰“五经皆史”。

[12]黄建中：“中国哲学之起原”，《学原》，第一卷，第三期，页三一。

[13]金毓黼：《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页。

[14]龚自珍：“古史鉤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二一。

[15]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

[16]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11页。

[17]《庄子·则阳》。

[18]《庄子·知北游》。

[19]《列子·天瑞篇》。

[20]《列子·汤问篇》。

[21]屈原：《离骚·天问》。

[22]王逸：《楚辞章句·序》。

[23]《庄子·天下》。

[24]同上。

[25]《庄子·齐物论》。

[2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312页。

[27]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4页。

[28]同上，第356页。

[29]王充：《论衡·对作篇》。

[30]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三。

[3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508页。

[32]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五六O。

[33]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第515页。

[34]同上，第514页。

经典哲学故事篇8

在一般人看来，中西哲学的区别显而易见，根本不需特意加以区分。其实不然。由于中国人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对古代中国哲学开始研究的，自然而然会比照西方哲学的样子来理解和重塑中国哲学。明明知道中西哲学有重大的不同，中国哲学不是西方哲学，可是在实际研究时却往往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的问题、形态、范畴和概念来论述和要求中国哲学，结果是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因为西方哲学以本体论（ontology，应译为“存在论”）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我们也要在中国哲学中找出本体论，却不知将ontology理解为“本体论”本身已经错了。ontology是对“存在”的研究，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因此，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可能有存在论。但由于首先将ontology误解为“本体论”，因而以为既然宋儒那里已经有了“本体”概念，中国哲学当然有本体论。殊不知传统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与西方哲学的存在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

再比如人们在谈论中国传统哲学时开口“主体”，闭口“主体性”，甚至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就是主体性。例如，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就说，中国哲学的特质“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1]劳思光认为哲学或归于主体性，或归于客体性。“中国哲学传统中，诚然有宇宙论，形上学等等，但儒学及中国佛学的基本旨趣，都在‘主体性’上，而不在‘客体性’上。”[2]这种对中国哲学特质的认定是成问题的。

“主体性”（subjectivity）并不像那些先生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哲学的普遍原则；而是一个非常西方的概念。并且，它在漫长的西方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主体性这个概念是从主体（subject）这个概念派生的。现代西文中subject（主体）这个概念来自拉丁文subjectum，，而它又是希腊词hypokeimenon的拉丁文翻译，意思是“支撑者”，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这个词指属性的承载者。这个意义上的主体的意思近于substance（实体）。因此，在逻辑推理当中，它又是一切谓语的主语（支撑者）。到了近代，从这里引申出灵魂或精神是一切意识状态的承载者或支撑者的意思。根据这种用法，主体是指意识的统一性，与“我”或“自我”基本同义。主体性概念就是建立在这个起源于17世纪的主体语义上，换言之，它建立在主体的一种特殊的（近代西方哲学）语义上。康德是这种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的最后完成者（上述港台哲学史家心目中的主体性基本是康德意义上，也就是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黑格尔和马克思尽管也使用主体和主体性的概念，但正是从他们开始，主体和主体性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开始了它们自己的去主体或结构过程。一个世纪以来，主体性的衰落早已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标志性景观，论述主体性衰落或“主体性的黄昏”的著作汗牛充栋，不绝如缕。一个多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对主体性概念的批判，使得主体性哲学内在隐含的问题暴露无遗，也使得17、18世纪西方哲学的主体性概念注定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哲学的普遍原则。

近代西方哲学的这两个基本概念的产生不仅与西方哲学本身发展的理路有关，也与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关，饱含这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还与西方语言严格区分主谓语有关。而汉语由于“没有分明的动词，所以谓语不分明，而因为谓语不分明，遂致主语不发明。主语不分明，乃致思想上‘主体’（subject）与‘本体’（substance）的概念不发达。”[3]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可能有“主体”和“主体性”这样的东西。我们不能用中国哲学中没有的东西来表明中国哲学的特质。

有趣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哲学的写作者和研究者会不强调或不承认中西哲学的根本不同。然而，这种承认的基本模式一直没有摆脱近代那种比较简单机械的做法，就是先指出西方哲学的特点，然后中国哲学一定与之相反。如西方哲学重思辨，中国哲学重实践；西方哲学重知识，中国哲学重道德；西方哲学追求的是知识的真理，中国哲学追求的则是超知识的真理；西方哲学重分析，中国哲学重直觉；西方哲学求客观世界的真相，中国哲学求内圣外王；西方哲学的核心观念是自然，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是生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彷佛上帝有意安排，中西哲学总是反向而行。这种独断机械的对中西哲学特征的对举概括，几乎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明确中西哲学的区别，决不是将中西哲学作为对立面来观察，来看待。这种做法既歪曲了中国哲学，也歪曲了西方哲学。中西哲学之间的确存在着重大区别，但这种区别不一定是截然相反；它们之间除了区别外也有相近和相似的地方。明确中西哲学的区别，不是要将这二者机械对立起来，而是要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避免西化中国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由于其产生的根源、背景，面临的问题，整个文化传统，思维语言以及思维方式都与西方哲学有根本的不同，它注定在形态上、问题上、方式上和特质上与西方哲学有重大的不同，这种重大的不同决定了我们不能将西方哲学的形态、概念、方式、问题简单机械地加以挪用和平移。相反，我们应该努力提炼中国哲学独特的形态、问题、概念体系和方式方法，为真正的世界哲学作出我们独特的贡献。

平心而论，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那么复杂。西方哲学在古希腊时已成呈百家争鸣的局面，后又融入基督教和阿拉伯文化的因素，到了近代，各民族国家的哲学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与不同，因此，泛泛而谈西方哲学如何如何是很不科学的。中国哲学相对而言要简单些。先秦诸子百家的确精彩纷呈，但魏晋以后除了佛教哲学有些影响外，基本是儒家哲学一枝独秀，诸子学直到清末才方始复苏。当然，这期间儒家哲学还是有许多变化，但其与原始儒学的区别与西方哲学中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或近代哲学的距离，不可同日而语。

但这只是中西哲学比较表面的不同，它并不能决定中国哲学的特质。决定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因素首先在于其起源上的特殊性。中国古代相对完备的政教制度使得学术文化最初在相当程度上竟属官守。班固《汉书·艺文志》依刘歆《七略》分列诸子与王官关系如下：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等等。章学诚在《校雠通议》中也说：

“后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在隶司乐，《诗》领於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4]

这就是后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张本。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亦言：“是故九流皆出于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5]当然，也有不同意的。如胡适就写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的主要论点是“诸子出于王官”说“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6]胡适的意见并非全无道理，班固等人可能确有牵强附会的毛病，但诸子学说亦不可能凭空发生。如果古代的确有职掌文教之官（这一点胡适恐无法否认），是古代思想文化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那么诸子不可能与王官之学毫无关系。由于古代除王官之学外再无别的思想文化资源，它必然构成诸子之学的主要来源。其次，哲学思想的产生需要闲暇。就像在古希腊只有奴隶主才可能从事哲学活动一样，[7]在中国古代要从事学术活动也需要行有余力，并需要有机会接触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先秦诸子若要有所发明，必须以王官之学作为他们学术思想的起点。而在春秋之际，官学变为私学，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提供了接触官学的机会。这也是先秦学术繁荣发达的一个外在原因。[8]先秦诸子的这个思想渊源，加上他们身处一个世变剧烈，危机重重的时代，奠定他们思想现实关怀的基本倾向。

中国最早的哲学家与古希腊哲学家另一个重要不同是他们有共同的经典作为思想的资源或出发点。《庄子·天下篇》说六艺为百家所共习：“……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章太炎亦曾指出：“六经者，周之史籍。道墨亦诵习之，岂专儒家之业。”[9]班固甚至说诸子九流“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10]而古希腊哲学家除了《荷马史诗》外没有共同的经典。更重要的是，这些上古流传下来的经典，大都是政史之书。自先秦以来，就有将这些经典视为史书的传统。从庄子“旧法世传之史”到章学诚的“六经皆史”[11]和章太炎的“六经者，周之史籍”，人们一直将六经看作历史。古人并非不知道，“六经皆官书，特典册之大者耳”，[12]之所以仍认为六经皆史，是因为他们对“史”的理解与近代实证主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近代实证主义对历史的理解是，历史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纪录。而按近代史学家金毓黼的说法，“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世官署之掾吏。”[13]这就是说，史之所记，多为政事、政法、政令、政制、政典。由于这些东西都与国计民生和社会政治有关，所以人们很容易将与此有关的文书典籍都算为“史”：“《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于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昭王者也。”[14]不宁惟是。古人向来不把史看作与当下人生无关的断烂朝报，而是看作有关世道人心，经世济邦的经法。不仅《春秋》，在古人眼里，六经皆关人事政治。“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者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15]作为中国哲学产生的共同的思想资源和出发点，六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倾向产生了根本的影响。

中国哲学起源上的这两个根本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特质是实践哲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自从1958年海外新儒家的4个代表人物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认识》的宣言，将所谓心性之学定为“中国文化之神髓之所在”以来，随着新儒家对中国哲学影响的扩大，很多人以为中国哲学的特质就是心性之学。我们认为，将心性论阐释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和正宗，恰恰会使中国传统思想中真正有普遍永恒价值的东西埋没不彰。我们看到，在心性论的解释下，中国传统的实践哲学几乎被人遗忘，而诸子学研究也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研究，也不大有人问津。只有心性之学的研究一枝独秀，但也已室强弩之末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现状足以证明，以心性之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遮蔽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缩小了中国哲学的问题域，限制了对哲学本身的开放性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中国传统思想，埋没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真正独特和永恒的东西。

当然，像“哲学”这个概念本身一样，“实践哲学”也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它用来阐明中国哲学的特点，因为它同样关乎人类思想行为的一些基本方面。在西方哲学中，“实践哲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实践哲学只是指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广义的实践哲学是指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人的公共世界和政治生活，人的自由活动和人际交往活动的哲学思考。如上所述，中国哲学起源上的两个特殊性使得它从一开始首先就是在狭义和广义两个意义上实践哲学。在外在形式上，先秦诸子就“论实际问题之语，诚较空谈玄理者为多。”[16]而思想去向上，更是无一不是要对世道人心有所思考匡正。孔慕大同，老称郅治，墨尚兼爱固不论，就是杨朱、名家、管子、法家等等，其思想趋向也无一不是实践哲学的。

但这决不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就只是实践哲学，更不是像有些人狭隘理解的，中国哲学只是道德伦理之学。相反，我们祖先形上之思的能力并不弱。他们同样会问“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所生恶起？……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议，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17]“未有天地可知邪？……死生有待邪？有先天地生者物邪？”[18]“夫有形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19]“古初有物乎？……物无先后乎？……上下八方有极尽乎？……物有巨细乎？有?短乎？有同异乎？”[20]这样类似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问的深奥问题。然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并非一开始就是形而上学家。相反，他们的思想是从实践问题上升到思辨问题。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谁能极之？冯翼惟像，

何以识之？明明??，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

安放何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出自汤谷，次于蒙?铩W悦骷盎蓿??屑咐铮恳构夂蔚拢?涝蛴钟?控世??危?/p> 而顾菟在腹？何?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九州何错？山

谷何?矗慷?鞑灰纾?胫?涔剩慷?髂媳保?涿?孰多？南北顺??，其衍几何？[21]

这是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许多形上气味强烈的问题的一部分。但屈原并不是玄学家，他本也无意像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那样以探寻宇宙世界奥秘为职志。他是在实践活动中遭遇极大挫折与不幸，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转向形而上学问题。“屈原放逐，……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伟谲?妫?肮畔褪ス治镄惺隆V芰靼站耄?菹⑵湎拢?黾?蓟??蚴槠浔凇：嵌?手??孕狗唔??嫘闯钏肌！?22]汉人王逸对屈原形上之问产生的描写固然有想象的成分，亦合乎情理。

我们中国人向来是将“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联系在一起的。“究天人之际”是为了“通古今之变”；而“通古今之变”必须“究天人之际”。古人向来认为，道通为一。“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23]内圣外王本非二事，“内圣外王之道?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才会“道术将为天下裂。”[24]因此，我们应该把实践哲学理解为中国古代的第一哲学，哲学的其他方面或其他哲学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当代一些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形而上学问题最早的中国哲学家并未在意。“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25]宇宙论问题也好，本体论（中国传统哲学意义）问题也好，既不是单独产生的，也不是最先产生的。形而上学在中国通过老庄、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几个阶段才渐成系统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古希腊哲学要靠苏格拉底才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了人间；那么中国哲学是从人间逐渐向天上延伸，但始终没有离开人间。这是我们中国哲学最可宝贵的传统。

迄今为止，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是人生哲学的观点非常流行。研究者在其他问题上或有分歧，唯独在这个问题上少有异议。殊不知，所谓人生哲学乃实践哲学内涵之一。前面已经说过，实践哲学关心的是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实际上是对人生意义的思索欲探究。因此，广义的实践哲学总是与人生哲学有关。实践哲学的概念完全可以涵盖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或中国哲学的道德性之类的说法。孔孟老庄固然是要给人生一个引导性方向；西来的释氏又何尝不是。所以，即使包括佛教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是实践哲学仍然是说得通的。

衡诸整个古代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是实践哲学仍然不可动摇。虽然汉代并非如一般人所以为的，武帝以后就是儒家的一统天下；而是“武帝以后，学者犹皆治诸子百家之学。”[26]但“两汉思想家的共同特性，是对现实政治的特别关心。”[27]这就决定了两汉哲学基本的实践哲学特征。即如在被人看成“重知识不重道德”[28]的王充，其动机也完全是实践哲学的：“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机世俗。……况《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29]王充这里说的“是非”，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是非，而是“人间是非”。他的攻击目标不在纯知识世界，而在“世俗”。所以说他的哲学也属实践哲学范畴是没有问题的。与两汉哲学并非儒家哲学的一统天下一样，魏晋时代哲学也并非只有玄学。既便玄学，也是实践哲学意义上的玄学。从表面上看，玄学家消极避世，实际却正是实践哲学的考量使然：“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30]玄学家的清谈玄言并非空无内容，也并非在彼岸世界或超验世界。玄学家不像古希腊的犬儒，他们许多人本来都有志世事，迫于环境不得不流于空谈。但从哲学角度看，他们的言谈并不“空”，何晏、王弼玄思精深，但其实践哲学的取向，却是无可怀疑的。佛教哲学总的倾向当然是出世，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或生命的学问，它同样应该算是实践哲学，而不是理论哲学。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哲学外哲学不甚发达，但基本是实践哲学一路是没什么疑问的。宋明理学被新儒家加以心性论解释后，其实践哲学的本旨往往湮没不彰。虽然宋明理学在形上思维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理学诞生的初衷，却并非是纯理论的。理学产生之原因按柳诒徵的解释是：“（一）则鉴于已往之社会之堕落，而思以道义矫之也；（二）则鉴于从来之学者专治训诂词章，不足以淑人群也；（三）则韩、李之学已开其绪，至宋盛行古文，遂因文而见道也；（四）则书籍之流通盛于前代，其传授鼓吹，极易广被也。而其尤大之原因，则沟通佛、老，以治儒书，发前人之所未发，遂别成一时代之学术。”[31]理学家是“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32]所以他们才能“不以事功为止境，亦不以禅寂为指归。”[33]“明体达用，本末兼赅。”[34]理学在明清之际遭到猛烈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明清哲学是以批判理学或维护理学来区分的。维护理学不去说，批判理学的无一不是以实践哲学的名义和理由。

总之，就像中国历史两千年来决不是停滞不前一样，中国哲学两千年里也是有许多发展的。但是其实践哲学的特质却没有根本的改变和消失。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对中西哲学的特长作过如下的比较。他说：“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35]也许是旁观者清，莱布尼茨的这个观察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研究者却因为囿于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片面理解而看不到这个特征。

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倾向和特质是实践哲学，决不等于说中国古代哲学就只是实践哲学。如果那样认识的话，同样遮蔽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实践哲学”不能包括中国传统哲学所有的东西，这是必须强调的。但它的确是了解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一个可靠进路。不能把中国哲学的所有问题都还原和化约为实践哲学，但中国传统哲学的大部分问题都与之囿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各个流派都有实践哲学的倾向这一点，也是没有疑义的。因此，实践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真正特质，也是应该没有疑义的。

参考文献：

[1]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 1975年，页四。

[2] 参看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页四0二。

[3] 张汝伦编：《理学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

[4] 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第一》，《文史通义校注》， 中华书局，1985年，页九五一。

[5]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学》。

[6]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文集》，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0页。

[7] 当然，也有例外，斯多葛学派的爱比克泰德就是奴隶出身。

[8] 参看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9]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上》。

[10] 班固：《汉书·艺文志》。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此说实本阳明。王阳明《传习录》曰“五经皆史”。

[12] 黄建中：“中国哲学之起原”，《学原》，第一卷，第三期，页三一。

[13] 金毓黼：《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页。

[14] 龚自珍：“古史?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二一。

[15]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

[16]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11页。

[17] 《庄子·则阳》。

[18] 《庄子·知北游》。

[19] 《列子·天瑞篇》。

[20] 《列子·汤问篇》。

[21] 屈原：《离骚·天问》。

[22] 王逸：《楚辞章句·序》。

[23] 《庄子·天下》。

[24] 同上。

[25] 《庄子·齐物论》。

[26]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312页。

[27]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4页。

[28] 同上，第356页。

[29] 王充：《论衡·对作篇》。

[30] 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三。

[31]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508页。

[32]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 页五六o。

[33]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 下卷，第515页。

[34] 同上，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