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五言律诗范文

经典五言律诗篇1

关键词：自由诗 新格律诗 新民歌

在中西方诗歌创作史上，由情而发的诗歌，最初主要是用来表达心中所思的，后来总是有一个内容被赋予形式的过程。但是，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是由特定的民族心理积淀而成的，每一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将本民族的诗歌固定为一定的形式，如波斯的柔巴依体、意大利的十四行体、日本的俳句、中国的律诗等，同样的，中华五千年的民族文化成就了中国诗歌艺术。

在唐代格律诗产生以前，古体诗占据了庞大的文人创作体系，及至新诗产生之后，古体诗、格律诗相对新诗被统称“旧诗”。用白话取代文言创作出来的诗歌谓之“白话诗”，即新诗。

从古典诗到新诗是一次文学革命的结果，对新诗来讲，不仅是指古典诗的本体进化，同时与外国诗的引进与移植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诗的诗体是由古代诗演化而来，实际上，它也是对古代诗形式的一种继承与革新。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说，新诗体的出现“是中国诗自然趋势所必至的”[1]。

翻译的外国诗歌对新诗形式的产生具有明显的影响和直接的作用，梁实秋曾经明确地说：“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胡适先生甚至宣称“《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2]。新诗打破格律，实际上是向自然声律的回归。新诗的诗歌形式自“五四”以来的八十多年间，可谓五彩缤纷，莫衷一是。从1918年新诗诞生到现今，新诗实验过的形式主要有三种范式：自由诗、新格律诗和新民歌。

一、 喷薄而出的自由欲望

中国新诗创作的先驱者之所以能跳出旧诗词的窠臼，并终于创作出“真正的白话新诗”，翻译英美诗的作用功不可没。英美诗的节奏和格律形式与汉语诗是不同的，在引进翻译时，由于我们无法打破语感氛围与习惯对作家的影响，因此无论是想要只忠实于原诗的内容，还是想要兼顾诗的内容与形式，因循自我的诗歌形式是行不通的。译者不得不进行再次创作，他们需要突破汉语五七言的固定格式或者词曲的调子，另辟蹊径，寻找到一种新的诗歌表达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五四”时期的诗人们感到了变革的重要性，新诗人都深受欧美自由体诗风的影响，追求新诗形式的“自由化”。自由诗形式不受传统律体诗之类的“格律”约束，诗人可以火山喷发式地“吟咏情性”，展其义而骋其情。自由诗也讲究节奏，追求体现在口语自然节奏、旋律上的音乐美，可押韵或不押韵。

胡适认为自由诗体是诗歌最有力的表达形式，他在《谈新诗》、《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中提倡自然、明白、朴素的新诗，要求注重“语言的自然节奏”、“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等等，追求自由的诗体。郭沫若主张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 “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他的作品《女神》更是诗歌形式“绝端自由化”的新诗杰作，此文恣肆狂放、雄奇热烈，深得自由诗之精髓。

随后，戴望舒、何其芳等诗人更将自由诗推进到一个新高度：从口语中提炼诗歌语言，自然、简洁而富于音乐效果，这既是初期白话诗的发展与提升，也是对新月派的矫正。二十年代流行的“小诗”代表了自由诗的另一种发展状态。这种诗一般是三至五行，最长的十八行，多短小精悍，清明易懂，文字优美，引人入胜。如冰心在1923年出版的《繁星》、《春水》，收入小诗346首，堪称小诗的典范作品。

艾青作为一位很有独创性的诗人，提出了“散文美”的概念，使得新诗变得阔大、自由、无拘无束。艾青说：“我用口语写诗，没有为押韵而拼凑诗。我写诗是服从自己的构思，具有内在的节奏，念起来顺口，听起来和谐就完了。这种口语美就是散文美。”但是，他所谓诗的散文美，并非“散文化”。他的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全诗十三节，不押韵。这种不押韵的诗篇，却能通过诗句自然的内在旋律，让读者感觉到鲜明的节奏，琅琅上口。自由诗体篇无定节，节无定句，句无定字，体现了自由诗一种新的境界和韵味。

自由诗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诗体的创新，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但是不断地张扬自由意识，要求冲破古典律体诗的格律樊篱，“自由化”的自由诗在之后的发展中产生了变化。

二、“戴着镣铐跳舞”的格律诗

20世纪的新诗发展中都是自由诗占优势，但是很多新诗诗人都有将其定型的愿望，很多诗人都是先写自由诗，后来逐渐向“戴着镣铐跳舞”，为了寻求新诗较固定的形式来写现代格律诗，甚至放弃新诗写古体诗。

很多作家发现诗并非无形虚幻的物体而是有实感的多姿多彩的生命，从而发掘了诗的格律化以及诗体的重要性，“现代格律诗虽然讲究有规律的节奏，有规律的押韵，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写现代格律诗要比写旧体诗词容易得多了。有些写惯了自由体的诗人不是在无意间也写出了符合现代格律诗要求的作品么？”[3]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文艺报》曾组织过一次关于诗体的笔谈，田间就曾说，“我们写新诗的人，也要注意格律，创造格律。”[4]冯雪峰也认为，“新诗要建立完全新的格律”[5]。

在这种状态下，很多作家在写作的变化发展中找到了自己新的天地，自由诗的最大倡导者胡适、郭沫若的早期诗作都是不拘形式的，特别反对格律形式的自由诗，但是他们后来都写了有一定格律形式的诗。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是自由诗的典范，几年后的《瓶》中的诗却完全是韵律整齐，特别是富有表面的音乐性的现代格律诗。闻一多也是先写自由诗后写新格律诗的，并且成为了新诗史上诗体的律化的最大鼓吹者。艾青对自由化诗体和律化诗体的态度的转变更加明显，他的诗歌的诗体走向是从自由诗体到半格律诗体。在抗战时期，“艾青全力倡导诗的散文化，他使散文化的诗，或诗的散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6]但是不可否认，他早期的自由诗在无意中写出了带有一定格律的诗句，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等，这些诗句的顿数相同，基本符合闻一多为现代格律诗定的规则――“句的均齐”。

新格律诗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首先是20年代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新诗要“戴着脚镣跳舞”，要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并创作了《死水》这一经典作品来例证。在50年代出现了以何其芳为代表的新格律诗讨论，林庚和朱英诞甚至根据中国古典诗发展的经验，认为中国诗歌从四言、五言、七言发展到现代应该是九言、十一言。这种新诗的实验固然是有价值的，但它最终证明此路不通。

新格律诗虽然没能推行，却带给新诗以格律意识，懂得限制的意义。经历了自由诗和新格律诗的发展，新诗在发展上累计了经验，逐渐树立了发展方向，并在戴望舒、何其芳和艾青等作家的实践中化为一笔珍贵的财富：他们的语言虽然是自由体，甚至无韵，却有节奏，有诗味的。这种探索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 民间化的新民歌

在诗歌于文化圈内自我更新，变化不断的同时，民间也兴起了一股诗歌创作热潮。新民歌从文学革命之时就有人开始实验，它有自己新的特点。在后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新民歌开始以无法预料的形势发展起来，作家们响应号召，深入民间，深入生活，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大众化的诗歌。

新民歌与新格律诗绝然不同的是，新格律诗是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吸纳西方现代诗学与古典诗学的一种体式，而新民歌的语言特征还不是完全的现代汉语，往往流连于五七言句式，诗学上也拒绝西方现代诗的成果，是发于本土而流传于民众的一种诗体。首先出现的作品有刘半农的《扬鞭集》，它是以江苏民歌体式创作的，到30年代，中国诗歌会倡导利用旧形式创作诗歌，但是在诗歌的发展潮流指引下，最终还是以介乎民歌与自由诗之间的体式创作。

真正意义上的新民歌产生于延安，代表性质的作品就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它来源于生活，是人们生活图景的一个提炼，以人们最熟悉的生活场景为创作背景，捡取最有特色的生活场面和对话为创作内容，展示出人们亲切的生活氛围，从而达到了最广泛的流传目的。

新民歌是当时社会环境与人心指向的作品，是响应时代的创作，具有那个时代独特的特点：节奏鲜明、押韵自然、韵律和谐、易诵易咏、琅琅上口、间顿乐感。新民歌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一大批作家和民间诗人成为自己的追随者，在当时极具号召力。

新民歌有些用于谱曲，还有些侧重于朗诵，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诗歌。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在后来，由于政治上的浮夸，新民歌变得无节制的夸张，没有实质内容，根本也不可能取得什么真实成就，成为对文学革命的反讽。

四、结语

但是，不管诗歌如何发展，其乐感、视感、语感都应该是“和谐”的，柏拉图曾称“和谐”为“看不见的、没有物体的、美丽的、神圣的和谐。”新诗的形式，也即诗体，它所体现的美感是一种带有生命情感的内涵，从中可以窥见作者心理意识的流变。在一切文学艺术形式中，没有哪一种形式比诗更富有形式意味。克莱夫・贝尔曾把“有意味的形式”视为“美学特质”。我们脱离诗的“意味”而言“形式”，犹如言说“纸做的花”。假如诗之花失去了生韵，那么还有什么诗美可言呢？因此，新诗的创作不能夸大其谈，脱离诗歌创作的真正渠道，我们在倡导新诗人的文体独创性和文体自律性的同时，也要注意新诗整体的内在“和谐”，促进新诗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胡适.谈新诗.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2]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86.

[3]邹蜂.中国现代格律诗选.1919――1984，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4]冯雪峰.我对于新诗的意见.论文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04.

[5]文艺报.1950（3）.

经典五言律诗篇2

[关键词]韦利；寒山诗英译；共振；独蹈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80－03

李惠红(1970－)，女，浙江农林大学天目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浙江杭州　311300)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汉学家韦利的寒山诗译本研究”(项目编号：Y201018245)的阶段性成果。

寒山诗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独具异彩的一朵奇葩，它从唐代开始便有了跌宕曲折的传布之旅，20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掀起一股热潮，延传至今，成为翻译文学中的经典。

最早的寒山诗英译者是英国汉学家韦利，1954年，他翻译的27首寒山诗在美国《相遇》杂志上发表，这是英译寒山诗的开始。《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英国文学》辞条中对韦利的介绍洋溢着赞誉之辞：“他是本世纪前半个世纪中的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也是将东方文种译为英文的最杰出的翻译家。”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1970年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赞美韦利“他挑选了中日文学这两颗宝石，把它们悄悄地别在自己的胸前。从未有人做到这个程度，今后也不会有人再成就此事。”

韦利涉猎很广，他的翻译囊括了除戏曲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国文体，译作的时间跨度大，从先秦两汉历六朝唐宋直至清代。而他多达数千首的中国诗歌翻译不仅是西方翻译的经典，也已经成为西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经典。其中，他的汉诗英译则是中国文学英译这颗宝石上最璀璨夺目的光芒，它照亮了中国古典诗歌，让西方英语文学世界渐渐认识到中国诗歌的美妙。为西方读者开启了一扇眺望中国文学、文化以及社会的窗户。

韦利对中国诗歌的翻译和研究贯穿了他的一生。从1913年起他开始研究《诗经》，1917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院刊》创刊号上首次发表英译汉诗，1918年公开出版第一部汉诗英译集《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1949年出版《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1951年出版《李白的生平与诗歌》，1956年出版《十八世纪中国诗人袁枚》，1953年被授予女王诗歌勋章，1954年韦利在《相遇》上发表《寒山诗二十七首》。他从三百余首寒山诗中选择了27首，通过这27首诗的选择与译介，向我们展现了他所理解、所追寻的寒山道。同时，他论述了欧洲诗歌与中国诗歌的差异，认为欧洲诗歌具有抽象性、阐发哲理的理性精神，而中国诗歌则具有具体性、注重形象的感性精神。韦利认为正是这种“异”成为其吸引欧洲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韦利对27首寒山诗的选择体现了他对寒山诗中所蕴含的中国诗歌的特质即具体可感性的一种把握和理解。通过这27首诗，神秘的寒山在读者眼中变得具体形象有血有肉了。

汉学家乐黛云也提出了“中国诗学是从外在的样态(所以)和历史的因由(所由)去洞察某种内心之所求(所安)；而传统的西方理论则是从任何现象中都必然存在的本质(理性内核)出发，去逐步探索现象是如何形成(制作)并何以会如此形成的。”韦利27首寒山诗的选择体现了他试图给寒山诗寻求一种逻辑，试图以跨文化眼光，从西方文化与文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寒山诗，试图探索寒山诗如何形成并何以会如此形成的，并给出自己的答案。

寒山，自号寒山子，是中唐时期一位隐士。在《全唐诗806卷》中记载：寒山子，不知何许人。居天台唐兴县寒岩，时往还国清寺。寒山隐居于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附近的寒岩。后人编《寒山子诗集》，收录其遗诗312首。与寒山相比，韦利也是一位现代隐士。1916年他在《中国诗歌》封面上就抄录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昭示自己的人生态度。他虽身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乱世之时，却能够做到“乱则隐”，隐于东方古典文学的世界中。以至于莫里斯在主编的《山中狂吟：阿瑟·韦利纪念文集》中说韦利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极为有趣的西方隐士”。英国传记学家昆内尔在为韦利写的纪念文章中也称他是“带着哲人面具的圣洁隐者”。

寒山诗在当时的社会寂然无声；五代时开始在禅林流传；到北宋时受到一些文人推崇；元代时寒山诗传入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等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美国兴起了一股“寒山热”。至今，从长期游离于中国文学正典之外到确立翻译文学经典地位，并得以空前的巩固与延传，寒山诗走过了一个曲折又颇具传奇意义的文学历程。

韦利是西方文学世界寒山诗的第一位明眼人，1954年，他在《相遇》上发表《寒山诗二十七首》，首开寒山诗英译之先，但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两年后，斯奈德在《常绿译论》杂志上发表《寒山诗二十四首》。英译寒山诗才真正在西方文学世界即自流天下，在当时的美国文坛和美国社会掀起一股“寒山热”，寒山成为“垮掉的一代”的宗师。

寒山诗形式上以五言为主，韦利使用五重音并且加上行中间的停顿来表现。用英语的一个重音代替汉语中的一个字，重音是五个，而且行中的顿也与中国五言诗的“二／三”停顿一致。形式对应上遗形取神。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原诗的形貌特点。同时，寒山诗其诗不拘格律，于诗歌典故、辞藻、偶对、音律方面不拘泥执著，这对以丰神情韵见长的唐诗而言显然是一种反叛背离。它所呈现的是毫无拘束洒脱自如的节奏以及没有半点矫饰浑然天成的风貌。寒山在诗里宣扬自己的诗学主张，如：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他讽刺用“蜂腰鹤膝”等东西来约束做诗的人的迂腐，如盲徒咏日般。死守格律诗的形式，反而从很大程度上伤害了诗本身。

经典五言律诗篇3

假如我是一名语文老师，我要让学生更多的学习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把他们都培养成风雅的才子和淑女，争取出几位国学大师。

首先让学生们背诵《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称《诗三百》。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他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里的内容就是歌曲的歌词。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同学们熟知的成语就来自于《诗经》。

其次，我还要学生们熟读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共选入唐代诗人77位，计310首诗，其中五言古诗33首，乐府46首，七言古诗28首，七言律诗50首，五言绝句29首，七言绝句51首，诸诗配有注释和评点。 五言古诗简称五古，是唐代诗坛较为流行的体裁。唐人五古笔力豪纵，气象万千，直接用于叙事、抒情、议论、写景，使其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其代表作家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 《静夜思》是我喜欢的诗词之一。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的学生经过长期的经典作品的熏陶，个个都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经典五言律诗篇4

关键词：小学语文；古典诗词；诵读教学

《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小学阶段的“学生能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要求同学们在诵读古典诗词的同时能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并要求1―6年级学生背诵古今优秀诗文160篇。由此，多年以来，笔者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一直致力于古典诗词诵读研究工作，目的在于引导同学们在诵读、鉴赏大量古典诗词的过程中感受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之一――古典诗词的节奏美、声韵美、意蕴美、情感美、形象美等，激发同学们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古典诗词的美好情感。同时，借助古典诗词中美好的情感内涵，培养同学们欣赏文学作品美、创造文学作品美的能力，促进同学们鉴赏古典诗词审美能力的提高，继之创建“古典诗词诵读”特色班级。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之一――古典诗词虽然形式优美、内涵丰富、言简意丰，堪称世界文学之最，但是，一方面由于其创作的时代与我们相隔甚远，其内容与形式与我们今天的阅读兴趣有诸多不相适应之处，另一方面，尚处于小学阶段的同学们对古典诗词的认识、接受、理解、鉴赏等能力也并非与生俱来。所以，教学古典诗词时，我们不仅要创设与古典诗词内容、意境等和谐一致的情境，引导同学们通过聆听和诵读等方式达到理解诗歌大意、品析诗歌中的艺术形象、鉴赏诗歌中描绘的美的景物及其蕴含在诗歌中的美的意境等，还要引导同学们学会抓住“诗眼”和关键词句，细细品味古典诗词的意境，唤起同学们的情感体验，与古典诗词的作者产生颤颤的共鸣之音；还要引导同学们调动自己已有的阅读经验，入境悟情，使同学们在学习古典诗词的整个过程有情有趣，其思维能力、想象能力、情感表达能力等也能够在鉴赏古典诗词的过程中得到提高。比如，教学唐代诗人杜牧的《山行》时，我采用多媒体电教设施播放了我从网络下载的音画视频配乐朗诵《山行》。当同学们看到画面中纷纷飘落的片片枫叶、听到视频中传出的悠扬悦耳的古筝乐曲和名家抑扬顿挫的诵读之声时，禁不住诗情荡漾，立即合着音画视频中名家的配乐朗诵极富表情的诵读起了这首诗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受此情境的感染，我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同学们激情诵读杜牧《山行》的行列中了。

可见，在古典诗词教学中，运用多媒体电教设施创设与所教学的古典诗词文本容一致的课堂情境，可以有效地激发同学们自觉诵读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

二、教给方法，培养能力

教学古典诗词，我们不仅要激发同学们诵读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还应该教给同学们诵读古典诗词的基本方法――即如何把握节奏、如何体现韵律等方法。因为我国最远古最原始的古典诗词具有鲜明的节奏美和韵律美，也因为《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小学五――六年级学生在“诵读优秀诗文”时，一定要“注意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所以，教学时，我们一定要引导同学们仔细聆听、模仿吟诵、细细体味名家诵读的古典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掌握阅读、品味、鉴赏古典诗词音韵美、节奏美之基本方法，从而引导同学们在学习与鉴赏古典诗词的过程中真正体味到古典诗词的韵律美、音乐美等美学特质。

比如，教学宋代苏轼的《赠刘景文》这首古典诗词时，我一边运用多媒体电教设备将从网路下载的古诗音画配乐朗诵《赠刘景文》视频播放给学生视听，一边引导同学们感悟这首古典诗歌的音韵、节奏等美学特点后，进而引导同学们明白下列诵读古典诗词之基本常识：（一），在古典诗词中，每句七个字的叫七言诗，比如苏轼的《赠刘景文》即是；七言诗的朗读节奏一般有三个，以苏轼的《赠刘景文》为例，其朗读节奏为：“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二），在古典诗词中，每句五个字的叫五言诗，比如唐代诗人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即是；五言诗的朗读节奏一般只有二个，以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为例，其朗读节奏为：“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从此以后，只要是学习古典诗词，同学们都能够很好的把握其节奏感与韵律感了，诵读古典诗词的兴致也远远高于此前了。可见，教给同学们诵读的方法非常重要。

三、适当延伸，拓展诵读

开展古典诗词诵读教学，还要把握时机激发同学们诵读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以点带面适当延伸，拓展同学们对古典诗词的诵读面，扩大同学们头脑中的古典诗词储存量。其法，将所教学的某一首古典诗词，与其题材内容、表现手法等相近的其他古典诗词联系起来诵读，或者将这首诗的作者的其他的诗篇联系起来诵读，继之形成一个连绵不绝的古典诗词诵读链接。

如教学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后，我们可以引导同学们诵读与“鸟”相关的其他诗歌，比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再如宋代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也可以引导同学们诵读王维的其他诗歌，比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前者把三首相同题材的诗歌联系起来诵读，后者把同一作者的不同诗歌联系起来诵读，就自然而然地将诵读古典诗词的单一性演变成了一点带面的辐射性，如此，则既扩大了同学们鉴赏古典诗词的知识面，又可以引导同学们在对比诵读中提升自己对古典诗词的感悟能力，强化对古典诗词的记忆效果，从而激起学生诵读古诗词的浓厚兴趣。事实证明，在古典诗词诵读教学中，只要我们采用适当延伸、拓展诵读的教学方法训练同学们，那么，不仅能够激发同学们对古典诗词强烈的诵读兴趣，还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中陶冶同学们的性情与情操。

经典五言律诗篇5

【关键词】经典；民族文化；德育素养

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华夏源远流长的经典诗文是文化艺苑中经久不衰的瑰宝。诵读经典，传承华夏文明；诵读经典，提高德育素养。《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言课程的基本特点。”“认识中华文化的深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所以我们开展经典诗文诵读，提高德育素养，正是让学生在诵读，欣赏、品味中，感受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体味中华经典诗文的独有的内涵美和韵味美，陶冶学生的美好情操，启迪学生的心灵，提高学生的德育素养。

首先，安排诵读的时间，以及规定的诵读的篇目。在大量诵读的基础上，激发学生诵读的兴趣，摸索出积累，背诵古诗词及诵读古诗文的方法。在晨读给学生提供十分钟经典诵读，课前五分钟集体背诵经典诗文，另外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学识水平，低年级要求诵读，背诵《三字经》、歌谣，以及课本规定的篇目；中年级要求诵读，背诵《千字文》、《弟子规》以及课本中规定的内容；高年级要求学生能诵读，背诵《论语》中经典的段落，并加以理解运用，和课标中规定的诗篇等，在读中去感悟，体味其中的意境美，体会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另外还规定每周一节经典诗文课，指导学生阅读，帮助学生理解其内涵，以及激发同学们对经典诗文的喜爱之情。俗话说得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培养学生诵读经典的兴趣，培养学生诵读经典的激情，培养学生诵读的感悟，提高学生的德育素养。

其次，创设经典诗文环境。“昔孟母，择邻处”，孟母的故事说明了环境的重要性。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荡漾着经典诗文的气息。当你步入我们泡子学校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优美的环境，置身之中，你就会感受到浓浓的书香气息，一首首健康活泼的经典诗文作品，一句句寓意深刻的格言，像一朵朵绽放的小花飘逸着浓浓的芬芳，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使学生在浓厚的经典诗文的氛围中，感受中华传统的文化，并提高学生的德育素养。你看，校园的橱窗中张贴名师名句，用他们特有的人格魅力熏陶着学校的每一位学子；操场四周的墙壁都写上诗意的语言；楼中的走廊，挂上同学们精心编制的经典诗文小报设计，凝聚着同学们对经典诗文的理解与感悟，同时也表达出学生们对经典诗文的特殊的意境；班级定时更换经典诗文的内容，有激励学生学习的诗句，有立志做人的名言，有提醒教育学生行为的诗句语言“冠必正纽必结”“轻声慢步过走廊”――营造校园环境，打造儒雅书香校园，享受着整个校园古朴典雅的诗词氛围，让学生时时刻刻与先哲圣贤对话，沐浴在经典文化的长河之中，受到耳濡目染的教育；校园的每一处都孕育着经典诗文的文化内涵，每一处都充满着这耐人寻味的诗情画意。“书香满园关不住，一律墨韵顺风来”，从而提高学生的德育素养。

第三，开展丰富多彩的经典诗文活动。在学生感悟理解过程之中，使每位学生都感受到了中华优秀的古典文化，并从中领略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意境美，并在实际教学中深刻理解运用，从而激发学生们对经典诗文的喜爱，因此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我校举办了“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诗词诵读比赛活动，学生们尽可能地把对诗词的理解用表演的形式体现出来，通过活动激发学生对经典诗文的传承；我们学校经常用重要节日“六一”“七一”“国庆节”“元旦”等开展形式多样的经典诗词朗诵会和经典诗文比赛；在高年级还经常开展中华经典诗文鉴赏活动，提高学生的鉴赏兴趣，鉴赏能力，鼓励学生作诗。我们学校成立了诗词协会，学生纷纷发表创作的诗文，《绿叶》诗刊，得到了家长、社会的极大关注。为了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发扬，我们举办了《书香家庭》《书香小博士》等活动，让书香不仅在我们校园广为传承，在社会上也要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既丰富了校园文化氛围，又拓宽了诗词进校园的渠道。这一系列活动对学生的德育素养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起到了以诗育情，以诗育人的良好效果。

经典五言律诗篇6

一、因为爱，所以行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古代圣贤、先哲的经典名著闪烁着耀眼的光辉，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它们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认为让学生多接触最具智慧和价值的经典，在他们的心灵中不断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可逐渐培养其福德，开启其智慧，从而奠定他们一生中具有高远智慧和优秀人格与秉性的基础，这些经典可作为他们一生不断消化、理解、受益的文化根基。

目前的教育模式偏重于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缺乏文化的熏陶、人格的培养。尤其是我们初中教育，面临着中考的升学压力，对古诗文的学习也只是为了试卷中的那二十几分——即为了考而去背。这简直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亵渎。

我一贯喜欢积累一点古诗词。因此，不仅学生时代最喜欢语文课的古诗文的学习，而且在工作后也喜欢讲解这一类的文章。因为在学习过程中，你可以穿越时空隧道去神话的故乡——《山海经》，在那里聆听先民的歌唱——《诗经》和泽畔的悲歌——《楚辞》，以及哲学的天籁《庄子》，在救世的苦行僧——《墨子》的引领下，登上历史的长城——《史记》去观看诸侯争盟记——《左传》并欣赏先人们运用隽永的说辞——《战国策》进行一场汉代财经大辩论——《盐铁论》。在辩论会后，你既可以领略曹氏父子的悲凉沉雄之风骨，也可见识阮籍的猖狂，然后，你既可以追随平静乐观、从容淡定的五柳先生一起去“采菊东篱下”，也可跟随狂傲不羁、飘逸洒脱的李白去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

就是因为爱，所以在近几年的语文教学中，我都会组织学生开展一项活动——每周一诗。

二、明目的，抓落实

我刚开始搞此活动是课前送诗，即每堂语文课前五分钟送一首诗。每天安排一位同学准备好资料，然后在上课前抄在黑板上（这也可让每位同学都有机会练习写粉笔字），并把生僻字词的读音、意思标出来，再面向全班稍作讲解（借此让学生练练胆量和口才），最后，全班同学（教师也准备好本子让当日抄送的同学抄）把此诗抄在专用本子上并写上“某某某”同学抄送和日期（每位学生可自行给此本子取一个名，如“诗苑奇葩”“轻叩诗歌大门”“诗海拾贝”等），在此基础上全班齐读三遍。

当然此活动并没有完全结束，前文我已说过，我之所以开展此项活动，既不是为了赶某种潮流，也不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而是因为自己爱这“一口”。为了让学生多储备，积淀一点“营养”，腹中多一点“诗气”，所以平日的早读也要拿来过过口，有时还利用课余活动时间进行配乐诗文朗诵比赛并进行录音，让学生们陶醉在自己演绎的情感世界中，和诗文越走越近，心中小有成就感。

课前送诗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学生的热情不那么高涨了，有点应付了事的味道，而我自己也觉得占用课堂时间太多，有时稍微把话题一打开，就会扯得很远，大大超过五分钟。为此，我立即作了调整，把课前一诗，改为每周一诗，即在每周星期一送诗，因为“食多也不化”。

任何活动开展之前，尤其是双向活动，都应该向活动的参与者说明目的、要求。每接一批新生，我都会告诉学生，此项活动重在参与。每位同学接到任务后，都应认真对待，因为这位同学除了要把准备好的资料抄在黑板上，还要面向全班讲解，这对那些表现欲强的学生来说不是件难事，而对那些上课都极少发言的内向学生来说，那简直就是故意为难他。但我的原则是“人人平等”，既不厚此，也不薄彼。当然，对后一类学生要给予更多的鼓励和帮助，让他们增强自信心。我相信，有了第一次的局促不安，就会有第二次的逐渐平和，也会有将来多次的泰然处之。

除此之外，还要向学生讲清，在搜集资料“备课”时要做哪些工作。上文说了，学生积累一些经典可作为他们一生不断消化、理解、受益的文化根基，所以，我们每周一诗活动不是鉴赏活动，因为鉴赏活动要对作品有全面的了解，即南朝梁文艺理论家刘勰所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我只要求作准备的学生读懂、读通（“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此话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说明了读懂文字的重要性），读懂就是让他们在“备课”时自己要扫除作品中的语言障碍，其中还包括诗中典故的出处、用意，让语言发挥其媒介作用，读懂作品以披文入情。如有学生抄送白居易的《暮江吟》一诗，这其中要扫除“瑟瑟”“可怜”这两个文字障碍，“瑟瑟”在此是碧绿颜色之意，而“可怜”一词为可喜、可爱的意思。读通，这是在过了语言关的基础上搜寻与作品有关的其他因素，如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具体环境以及作者的写作状态等。如针对白居易《暮江吟》诗，抄送者还了解到：作者此时因离开了京师这个是非之地，满心轻松愉悦，面对江南美丽的秋景，写下了这首七绝。

当然，要做到读懂、读通对条件好的学生来说并非难事，因为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很多；而对有些学生来说就比较困难，这就需要教师灵活掌控。若教师当场能补充讲解的，就立刻给学生一个答案。倘教师一时也难解释清楚（这是很正常的，中国的古诗文从最初的原始的二言发展到《诗经》的四言，变而为离骚，变而为五言，变而为七言，变而为律诗，变而为绝句，真是浩如繁星，教师不可能是“万诗通”），那就告诉学生，课后一起查找资料，以便学生更好地理解、背诵、积累，这也体现了教学相长的原则。

三、便学习，授人渔

为了把每周一诗活动开展得更好，每接一批新生我首先给他们讲解一点古诗文的常识（主要是近体诗，因为我要求学生抄送主要以唐诗宋词元曲为主，并且是名家名篇）。

首先是体裁。我国的诗歌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都是时代的产物，一时有一体，一体有一式。广义的古典诗歌包括诗、词、曲三种体裁。诗歌从语言形式上被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大系统。所谓“古”和“近”是相对的称谓，此称谓始于唐代，我告诉学生：一般的情况唐代以前的诗歌可称“古诗”“古风”，而出现在唐代，有严密格律和固定形式的“律诗”和“绝句”称为“近体诗”或“今体诗”。

其次是句式。近体诗篇幅一定，每句字数相同，从句式上看有五言（五个字）、七言（七个字）两大类；从句行的数目上说，又可分绝句、律诗、长律。绝句分“五绝”和“七绝”，律诗为八句。每两句为一联，共四联，依次称为首联、颔联、颈联、尾联。律诗也分“七律”和“五律”两种；长律是十句以上的律诗，同样可分为“五长律”和“七长律”。

第三是押韵（韵母相同或相近即同一韵部）。关于这一点我告诉学生一般情况：绝句的二、四句一定要押韵，律诗的双数句也要押韵。

最后是词和曲。词兴起于晚唐，至五代、宋蔚为大观。词，又称长短句，如辛弃疾的词集就叫《稼轩长短句》，词实际上是一种“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的格律诗。词分上下片（或阕），有规定格式的词牌，从风格上分为两大宗：豪放和婉约。曲，指合乐可歌的长短句即散曲，散曲分小令和大令两种主要形式，初中阶段接触的散曲不多，只有写景的小令——被誉为“秋思之祖”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还可教给学生古代诗歌的一些常见题材，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不同题材的主旨。（1）忧国忧民。（2）山水田园。（3）边塞行役。（4）爱情婚姻。（5）咏史怀古。（6）酬唱送别。（7）咏物感遇。中国古代诗歌内容极其丰富，绝非是几个主题就能概括完的。即使是同一首诗歌，不同人阅读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反复品读，其意味就更加丰蕴。

经典五言律诗篇7

关键词：吟唱诗词；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品味经典；提升效果

我校是一所经典古诗词诵读试点学校，除了完成课本上古诗词的教学，还会组织学生诵读、熟背一些经典古诗词，想让他们在记忆力最好的时候，通过积累，获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修养。应该说这样的出发点是极好的，但教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遇到了不少问题。

在教学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本以为这么首优美的诗歌，让学生读了又读，还讲解了诗歌的大意，学生一定能顺利背出。然而，事与愿违，大部分学生背得支支吾吾，只记得“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名句。而这种情况在日常教学中反复出现，虽然小学生处于记忆力极强的年龄阶段，但是从学生背诵古诗词的状况可以看出他们背得极不情愿，背诵效果很不理想。这让人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教学，希望找出问题的症结，寻求有效的策略方法，改变令人担忧的现状。

一、小学古诗词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10年秋，笔者接手了两个五年级平行班的语文教学工作，对两个教学班共60名同学就“你是否喜欢学习古诗词？”的问题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无一人对学习古诗词兴趣盎然；有一些兴趣的有5人，仅占8.3%；没什么兴趣的有24人，占40%；讨厌学习古诗词的有31人，占51.7%。这个调查结果既在情理之中――学生对古诗词学习不会有太多兴趣，但又在意料之外――没料到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会厌恶中华传统文化。通过调查反馈以及与学生的沟通，发现了这些问题：

1.理解记忆困难。

由于中国古典诗词博大精深，语言凝练，具有优美的韵味和广袤深邃的意境，而小学生虽然记忆力强，但由于年龄偏小、语言积累少，对知识的理解认同往往是通过直观的形象，且随着年级的升高，小学高年级同学所接触的古诗词不再是诸如《咏鹅》之类较浅显的五言绝句，理解、记忆难度不断上升，从而导致整体难理解、难背记。

2.教学方法枯燥。

传统的古诗词教学方法就是老师讲解意思，学生抄写、诵读，显得枯燥乏味。“讲解――诵读――抄写”成了古诗词教学固定的“三部曲”，这种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抑制了学生思维的灵性，扼杀了学生创造的需要，古诗词所蕴含的美感荡然无存，古诗词教学课堂气氛沉闷，缺少师生互动，从而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3.检测手段单一。

传统的检测古诗词学习效果的手段就是背诵、默写。学生为了在检测中获取高分，也只能在课后枯燥地背诗、抄诗、默诗。机械、单一的检测手段让学生感受不到古典诗词的美，领略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导致学生厌恶学习古诗词。

二、小学古诗词教学“吟唱”策略探讨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中指出：古诗皆诛之，然后以声依泳以成曲，谓之协律。古代的诗歌都可用来吟泳，然后用宫、商、角、徵、羽五声依照吟泳的调子谱成曲子，称之为协律。而古人说的“吟”无谱可依，且吟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这对于小学生而言难以驾驭；但现代意义的“唱”则有谱可依，主要指现代歌曲的唱，“唱”与“吟”虽有区别，却又不能截然分开，“唱”是在“吟”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民乐研究者统称为“吟唱”。

一次课间，学生哼唱王菲的《但愿人长久》，该曲中的歌词就是苏轼的《水调歌头》，一字一句，毫厘不差。由此可见，古诗词配上美妙的曲调，学生可以吟唱，更易于、乐于接受。于是，一个初步的设想产生了：能否将吟唱与古诗词教学做一次融合，借助“吟唱”这一策略帮助学生感受中国古典文化，理解经典古诗词作品呢？

1.对比尝试，初尝甜头。

正巧，在这个学期的校经典诵读篇目中看到了《水调歌头》，立刻想起了那个让人怦然心动的场景，于是笔者在所执教的两个平行班中进行了一个小实验。在A班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授，即讲解、读、背；在B班教学时，播放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学生学唱、跟唱，教师稍加讲解创作背景。第二天，对两个班的学生都进行默写，出现了不一样的结果（见表1）：

表1 AB班默写《水调歌头》情况对照表

经过对比，不难发现，在B班的教学中将吟唱与古诗词联系在一起，能显著提升教学效率。有研究表明，优美动听的音乐能把儿童识记过程中的心理调节到最佳状态，使儿童能够在集中而放松的状态下完成识记。将音乐运用于记忆，有着多元的科学依据和自身规律。早在上世纪50年代，保加利亚教育家罗扎洛夫的“主动音乐课”和“被动音乐课”就是最具成效的理论之一。学生在吟唱《但愿人长久》的过程中产生了放松的心理、愉悦的情绪，加深了对《水调歌头》的理解，更加强了记忆，因此在默写中取得了优于A班的成绩。

然而仅会吟唱、背诵《水调歌头》，只是古诗词学习中的冰山一角，要真正全面地让学生领略经典古诗词的美，甚至爱上古诗词的学习，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实践。经过进一步思考，将“吟唱”植入小学的古诗词教学中，进行深入的实践研究。

2.深入实践，获得效果。

经过一年的实践证明，“吟唱”策略运用于小学语文古诗词课堂教学中，行之有效。

（1）学唱歌曲，流行古典紧密结合。古诗词的语言原本就有一定的音乐性，如果再配上优美的曲调一吟唱，就更显示出娓娓动听的音乐美来。《史记・孔子世家》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墨子・公孟篇》道：“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诗词和音乐的关系密切，是无可怀疑的，因而才有“诗歌”一说。

经典五言律诗篇8

笔者曾指出，新诗的产生有其必然性，除了时代、社会、传媒等发生巨大变化之外，尤其有赖于汉语发生了从文言到白话的剧变。汉诗长期采用文言，文言是在先秦口语及当时书面写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超越众多方言的古代中华民族共同语，其形成之后沿用至近代，具有相当的稳固性。在信息手段不发达的时代，能超越众多方言的隔阂，实现最大范围的解读及流通，无疑有助于推进汉诗的巨大繁荣。但另一方面，文言为了确保超方言性和稳固性，其变异必然远远小于地域性很强的口语(白话)，逐渐与汉语口语发展脱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严重，导致相当程度依托“文言”，这使汉诗在社会发展水平有限、传媒不发达的时代也不得不依托“文言”，从而与现实语言脱节严重。对以语言为媒介而需要与接受者保持最切近联系的诗歌艺术来说，这当然是不可永续的。到20世纪初，这种矛盾已十分尖锐突出，加上当时社会启蒙、国家变革等迫切需求，不得不彻底解决长期累积的问题：以白话全面代替文言。这正是新文学运动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今天来看这场新文学运动，由于内在的迫切需要，也由于印刷技术的改进、新闻传媒的逐步发达、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等，在当时具备了相对充分的条件，现代白话主导地位很快确立。这意味着新诗以前的样式，无论古体、近体还是词、曲，由于都是以文言为基础或文言占较大比重形成的，必然难以适应这样剧烈的变化。换句话说，旧体“生锈”了，无法良好地适应现代白话语境和时代、社会的巨变。至少可以说，不可能仅仅依靠旧体或者主要依靠旧体去适应新时代对诗歌艺术的要求。

现代汉诗对白话的引入是全面而彻底的，胡适把能否运用白话创作新诗视为新文学运动语言变革成败的关键。本来，由于文体的特殊性，例如可诵甚或一定程度可唱，尤其是与接受者更贴近甚至无障碍沟通等特性，历代汉诗在一定程度上融人了当时的口语。不过，由于社会条件与传媒水平不发达的制约，这种引入通常是有限的，以免在增加平易与鲜活的同时损及文学语言超越方言的广泛流通性。明、清两代由于崇古、拟古风气盛行，汉诗创作对口语的引入陷人停滞甚至倒退。古代汉诗即便是更为接近口语的词、曲、民歌，也保留着以文言为基础的特征，在整理最口语化的民歌时，其中的虚词、叹词往往换成了文言的“之乎者也”。只有现代新诗的语言革新最为彻底，解决了语言与接受者之间的隔阂以及旧文言承载新思想、新内涵的困难。尽管现代汉诗依然道路曲折，经历了许多艰难的探索，但必须肯定，由于彻底解决了新诗所依存的语言媒介长期累积起来的巨大障碍，可以实现新思想、新内涵的顺利融入，为汉诗重新恢复活力及未来的繁荣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变能启盛”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叶燮《原诗・内篇之三》说：“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过去曾经起主导作用的样式，影响力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都指出文学必将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20世纪新诗的诞生，正是汉诗实现自身调整以适应新的时代变化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都必有新体的成熟。汉诗第一次大繁荣是周初到春秋中叶，代表作是《诗经》，这是中国第一种成熟的诗歌样式四言诗的繁荣期。楚辞可算是汉诗的第二次兴盛，产生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新样式，从形式上看是以六言为主的诗歌形式，与《诗经》的四言诗明显不同。

两汉至隋是汉诗相对沉寂的时期，但新变的酝酿与探索并未停止。五、七言诗均发端于汉代，其后相继成熟。其间最具代表性的诗人陶渊明，他的作品大多是五言诗，既不同于四言，也不同于六言。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永明体”的出现，核心是把汉语音韵引入五言诗而形成新体。到了唐代，汉语音韵成功引入七言诗，形式进一步完备，由此形成了所谓“近体诗”，即众所周知的五、七言格律诗。格律诗的最终成熟，正是中国古代诗歌进入黄金时期的关键因素。唐诗的繁荣固然不限于格律诗，但近体的空前繁荣至少占据了唐诗的半壁河山。唐代其他诗体如乐府、歌行等，基本上非五言即七言。大致可以说，唐诗乃是五、七言古体与格律诗的繁荣。试想，若唐人因为抱怨五、七言不及四、六言成熟古雅，或仅仅停留于陶渊明的非格律五言诗而无新的精进，是否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唐诗的惊人繁荣?

林语堂说：“三百年前李白和杜甫才气焕发，一度使唐朝的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人争相模仿的同定诗格。但是五言或七言律诗……(把)瀑布、鹭鸶或柳影的最后一丝风情已发掘殆尽・唐代诗家的充实感和情绪张力也就随着消失了。”说格律诗的表现力止于唐代未免夸大，不过，宋人的确没有止步于此前的古体及唐代格律诗，他们把流行于民间的唐五代文人已注意到的词加以改造・成为合律的文人词，并大量创制新调，这已不同于流行于民间的普通曲子词，实际上形成了新体，推进了宋代诗词的发展。同样可以设想，若宋人只是沿袭唐代五、七言古近体诗，恐怕中国古典诗歌的繁荣只能止于唐代了。元代的曲是另一种新体，产生了大量优秀散曲，还与戏曲结合形成杂剧，是中国古典诗歌繁荣的一种特殊方式，带有某些“共生”或“寄生”特征，虽然不及唐宋诗歌的鼎盛，但因新体的产生保证了诗歌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古典诗歌式微于明、清，这时小说成熟，诗歌的低潮明显地与根本没有新体的成熟有关。由此可以推断，若无新诗诞生，不管旧体诗词如何热闹，汉诗都没有再度繁荣的可能。

三、几点思考

第一，给新诗更多一些时间。由于文献欠缺，我们无法考察四言诗产生的确切年代，因而也无从知道四言诗从诞生到《诗经》的繁荣经历了多长时间。四言之后六言的成熟，即从《诗经》收录诗篇下限的春秋中叶到楚辞的出现，经历了200年以上。五、七言诗从出现到成熟经历的时间更长，不算五、七言在汉端，从南朝齐梁年间的“永明体”到初唐近体诗的成熟，也经过了200余年。词从唐初到宋代的全面繁荣，时间也不下200年。这样来看，一种新体从诞生到成熟通常需要200年左右或更多，但新诗诞生至今不足百年，我们似乎可以给予更多的时间来观察新诗的发展。

第二，新诗需要推进文体建设。与散文、小说不同，诗歌艺术通常需要形成某些具有形式特征(这种“形式特征”可大量“复制”)同时又特别适应时代审美心理的样式。如周代的四言、战国的六言(楚辞)，两汉至唐的五、七言以及近体诗、宋词、元曲等，这种相对稳定并可大量“复制”的形式特征，往往就是当时“审美心理的形式化”反映，似乎是诗人与读者实现有效沟通的心理默契，是诗歌获得更大范围接受和流传的有利条件，和小说、影视艺术依赖引人入胜的情节、魅力十足的人物形象而广泛流传出于同样的道理。诗完全失去形式特性，如废韵、结构的过分随意、极度散文化等，则犹如小说、影视没有曲折的情节和个性化的人物，作为有限的试验固然可以宽容一些，但显然不能作为

合理的整体方向引领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新诗产生于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又经历了连年战乱和国家建立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贫弱动荡的环境难以提供较为稳定的条件，新诗文体建设难以有效展开。改革开放以来，新诗作为一种冲破某些藩篱或标榜自由的工具，在引领时代潮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理性的思考尚有不足，文体建设也没有同步展开。奇怪之处还在于，新诗也即自由诗的文体建设有时被误以为可能危及其自由特性，从而导致把文体建设与新诗的自由精神有意无意对立起来。实际上，新诗文体建设越成功，新诗的自由精神、时代风气的表现就越有效。只有广泛接受与流传，新诗的自由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就实质而言，二者不是矛盾和排斥的关系，而是有机统一的关系。据笔者观察，新诗在今天主要代表一种求新求变的理念，而非像四言、六言、格律诗、词、曲等已经成为成熟的样式。推进新诗不断完善以形成真正的新体，还需要大力探索。闻一多在20年代提出的“三美”说固然出于时代的仓促，但已显示出诗人推进文体建设的急迫心情。50年代王力《汉语诗律学》以10余万字考察“白话诗和欧化诗”，以学者的严谨阐释了他的诗体建设理念。吕进指出，在无限多样的诗体创造中，需要规范自由诗和倡导格律诗，提出了新诗文体建设的思路。

在此我们想提出两点：其一，韵不可废。中国文学自先秦以来一直是韵文、散体文“两翼”发展的宏观格局，两类文体互相影响、渗透，确保了中国文学的均衡性、稳定性，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积极发展。新诗全面“废韵”、追求“绝端的自由”，则将导致中国文学韵、散宏观格局的失衡，韵文艺术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削弱。新诗与相对宽松、自由灵活的现代诗律“合作”，有利于增强现代汉诗的艺术性及中国文学韵文艺术、散体文艺术的全面协调发展。其二，有两类形式值得注意。一种是四行或八行“单元”，四行可以完成一次相对完整的抒写，八行可进行更完整细腻的表现，现代汉诗以“四行节”或其变体最为多见。另一种是双节对称式，可适应大部分抒情要求。这两类形式可为杂言，可为齐言，可确保新诗的自由特性。四行、八行是绝句、律诗的存留，双节对称式是乐歌、双调词的存留，这些具有数千年传统的形式因素潜存于民族记忆的深处，可能在某些时候被普遍唤醒，通过诗人的艺术创造，形成沟通性极强的时代审美心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