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7 19:22:22
1、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2、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4、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5、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6、未知生，焉知死
7、小不忍，则乱大谋。
8、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有教无类。
9、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
10、言必信，行必果。
11、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12、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13、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14、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15、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16、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17、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18、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2、子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3、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5、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6、古者言之不出，耻恭之不逮也。
7、以约失之者鲜矣。
8、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9、德不孤,必有邻。
10、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摘 要 题】汉语言文字学
【关 键 词】显性非宾格现象/内论元/格/话题/主语/特征核查/受事主语
【正 文】
一 引言
非宾格动词现象(unaccusativity)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人们通常把依靠表层句法结构位置显现出来的非宾格属性称为“显性非宾格现象”(surface unaccusativity)。据此，非宾格动词现象在汉语中应该主要是呈显性表现，很多时候凭句法结构位置就可判定动词的非宾格属性。本文把能够从表层句法结构位置上反映动词非宾格属性的句式结构统称为“显性非宾格动词结构”(surface unaccusative constructions)。常见的这类句式包括存现动词句(1a)、有对应使役形式的非使役动词句(1b)以及被动句(1c)：
1)a. 来了客人 b. 沉了三艘货船 c. 被偷了一辆摩托车
从生成语法理论的角度来看，显性非宾格动词结构的研究涉及到动词的论元结构、名词组的格、句法移位、空语类等诸多理论问题。在相关文献中，诸如此类的问题已有过不同程度的讨论。但大多比较零散，未见有系统的探讨。由于对一些语言事实的认识尚存在差异，理论纷争在所难免。
鉴于一些理论解释还存在严重的缺陷，难以准确地反映语言事实的本质，我们拟以生成语法普遍语法理论为框架，对汉语显性非宾格结构的句法性质特征作一次系统的考察，以期就它们的一些共同特征作出统一的解释。此外，在讨论非使役动词句的生成时我们还将论及汉语中的所谓“受事主语句”。
二 非宾格假说
非宾格现象一直是许多语法学家研究动词及其类型的复杂属性时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Perlmutter首先在关系语法(Relational Grammar)的框架下提出，传统意义上的不及物动词应进一步区分为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s)与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s)两个次类;虽然它们都属于一元动词，而且其唯一的论元通常都出现在动词的前面位置充当句子的表层结构主语，但两类动词与其论元之间的深层逻辑语义关系却有着本质的差别：非宾格动词的终极主语(final subject)为其起始直接宾语(initial direct object)，即表层结构中的主语是深层结构中的逻辑宾语，而非作格动词的终极主语是其起始主语，即表层结构中的主语也就是深层结构中的主语。这就是所谓的“非宾格动词假说"(Unaccusative Hypothesis)。
Burzio[2，3]继承了Perlmutter的思想并在生成语法的框架下加以发展①。从生成语法管约理论的角度来看，非作格动词在句中只带一个受论旨标记的深层逻辑主语，属于深层无宾语结构，而非宾格动词在句中则只带一个受论旨标记的深层逻辑宾语，属于深层无主语句[4，5]。按照Williams的划分标准，非作格动词的唯一论元是动词的外论元(external argument)，而非宾格动词缺少外论元，其唯一的论元是内论元(internal argument)。
2)a. [[，IP]NP[[，VP]V]]unergative
John sang
b. [[，IP][[，VP]VNP]]unaccusative John arrived
从2)可以看出，区分内、外论元是以动词的最大投射动词组(VP)为界线的。作为深层逻辑宾语，非宾格动词的独论元是在VP之内基础生成(base-generated)，随后经过显性句法移位到了屈折语素的最大投射IP的论元位置上，而该位置正是非作格动词主语的基础生成位置。
随着句法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动词组内主语假说”(VP-internal Subject Hypothesis[7，8])的提出，我们有必要对Williams原有的界定作适当的修正。根据动词组内主语假说，所有的论元主语都在VP之内基础生成，都在VP之内接受论旨角色的指派;IP的指示语位置只不过是主语移位后的落点位置，并不能接受论旨角色指派。该假说为论旨角色的指派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动词的所有论元，包括内论元与外论元，都源自VP内部，各自都在VP内有一个接受论旨角色指派的基础位置。因为同在一个动词的最大投射之内基础生成，内、外论元与动词之间的相互结构关系必然都是局域性的(local)。如果接受动词组内主语假说，动词最大投射便不再适合担当划分内、外论元的分界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深层结构位置上的差异会因此而消失，只不过界线有了改变而已，即外论元在VP的指示语位置基础生成，而内论元在V的补足语(complement)位置上基础生成。用树形图表示，例2)a、2)b的结构表达式分别为例3)a、3)b： 3)a IP b. IP
Spec I' Spec I'
I VP I VP
Spec V' V'
V V NP
John[，i] -ed t[，i] sing John[，i] -ed arrive t[，i]
从3)可以看出，非作格动词sing只有外论元，没有内论元，句子主语由外论元充当;而非宾格动词arrive只有内论元，没有外论元，句子主语由内论元充当。
因为深层语义结构上的差异，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在表层句法结构中表现出了一系列的不同之处。人们因而将这些句法特征视为区分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的诊断句式。其中，文献中提到较多的有如下一些：
(一)非人称被动句(impersonal passive) 在一些语言(如丹麦语)中，非宾格动词不允许被动化;相反，非作格动词允许有非人称被动式[1，9]。
(二)助动词的选择(auxiliary selection) 在法语、德语等语言中，非宾格动词选择与英语BE(是)相当的助动词，而非作格动词选择与英语HAVE(有)相当的助动词[1，3，10]。
(三)结果式结构(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在英语中，表结果的词语语义上指向及物动词的宾语，而不指向主语。非宾格动词的主语由于实际上是动词的深层宾语，因而可以带结果补语;相反，非作格动词不能直接带结果补语[10，11]。
(四)过去分词名词修饰语(prenominal perfect participles) 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可以充当直接宾语相应名词组的定语修饰成分。非宾格动词可以转化为类似的形容词形式，而非作格动词则不允许有相同用法[9，10]。
(五)ne-附着化(ne-cliticization) 在意大利语中，及物动词的直接宾语可以通过一个指代性的附着语素ne依附在动词中心词上。同样的操作适用于非宾格动词，但不适用于非作格动词[3，10]。
并不是上述各项诊断式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一些语法学家曾对个别诊断式的有效性和普遍性提出过质疑，但对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的本质差别似乎已达成了共识。普遍认同的是，非作格动词的独论元具有施事的性质，句法上与及物动词的主语相似;相比之下，非宾格动词的独论元虽然出现在主语的位置上，但是句法上与及物动词的宾语相似;语义上该论元表示的是一个经过状态或者位置变化的参与者，因此所带的论旨角色为受事或客体。
三 显性非宾格动词现象
早些时候，人们研究非宾格动词时所关注的焦点是一些不及物动词的唯一论元虽然与及物动词的主语有着同样的句法位置，但所具有的属性跟宾语的却一样。随后的研究发现，在某些被确认了的非宾格动词结构中动词的唯一论元不仅表现出与宾语相同的特征，而且表现形式也与及物动词的宾语一样。Burzio观察到，在意大利语中非宾格动词的独论元可以出现在直接宾语的表层结构位置上 p21-23。例如，以下4)中动词arrivare(arrive)的论元可以有动词前和动词后两个结构位置。
4)a. Molti esperti arriveranno
b. Arriveranno molti esperti
many experts will arrive
will arrive many experts
' Many experts will arrive. '
' Many experts will arrive. '
只有当论元出现在动词之后时，也就是位居表层的直接宾语位置上，arrivare这类动词才允许进行ne-附着化操作。
5)a. Ne
arriveranno molti
b. *Molti ne
arriveranno
of them will arrive many
many of them will arrive
' Many of them will arrive. '
如果一元动词的论元能够出现在动词之后的逻辑宾语位置上，这应该是一种显性的非宾格现象(surface unaccusativity)[10，12]。人们可以通过动词论元的显性结构位置来了解动词的性质，诊断其是否具有非宾格属性。如果动词的论元位于表层主语位置，动词的非宾格属性就不可能单凭表层的位置来判断，而必须通过上述的其它诊断式加以鉴别。换言之，这就是一种隐性的非宾格现象(deep unaccusativity)。
动词非宾格属性的显性与隐性表现形式在各种语言中不尽相同。英语中的显性非宾格现象表现在there-存现结构与处所倒装结构(locative inversion constructions)中②。
6)a. There appeared a ship on the horizon
b. Into the room came a man
汉语中的部分一元动词允许其唯一的论元可以有动词后和动词前两个不同的句法位置，如：
7)a. 来了客人
b. 客人来了
8)a. 沉了三艘货船 b. 三艘货船沉了
如果不考虑话语功能的差异，单从结构上看，上述两种序列组合形式包含的词语相同、表达的意义相近，只是组合形式不同，它们应该属于深层的同构形式，即其中一种形式为基础形式(basic form)，由它派生出另一种派生形式(derived form)。要是有办法证明这类动词之后的位置是论元的基础生成位置，那么就能为动词的非宾格属性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从句法生成角度说，把上述a句视为派生b句的基础形式是合理的。根据句法移位的原则，移位只能是层次位置上自下而上，或者说线性位置上从右到左的操作，必须保证移动后的成分能够成分统制(c-command)在移出原位上留下的语迹。假若以句b为基础形式，那么得到句a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句法移位把论元名词组从动词前位移至动词后位。而这样的句法结构是无法得到允准的，因为移位留下的语迹得不到先行语的合理约束，从而违反了句法移位的限制条件。如果动词论元像句a那样在动词后位上生成，则可以通过显性句法移位到动词前位派生出句b，而得到的也是为普遍语法原则所允准的结构。
一般来说，基础形式受到的结构限制条件相对较少，为无标记语序，而派生形式受到的结构限制条件则要多，为有标记语序。以能否进入从句作为形式标准，可以鉴别不同序列组合中哪一个形式更为基本[13，14])。
9)a. 来了客人的家庭
b. *客人来了的家庭
10)a. 沉了三艘货船的海域 b. *三艘货船沉了的海域
以上两组例子中句a与句b的对立说明例7)a、例8)a为无标记的基础形式，而例7)b、例8)b为有标记的派生形式。在其它语言中，类似于“来”等同样用以表出现、消失、存在意义的存现动词以及类似于“沉”等同样用以表状态变化的非使役动词属于典型的非宾格动词。汉语的这部分动词不仅在宾语位置上基础生成，而且能像宾语一样在这个位置上表达出来证明了这些动词的非宾格属性，同时也说明非宾格现象在汉语中呈显性表现。就句法行为而言，这部分动词与同为不及物动词的非作格动词完全不同。非作格动词的独论元根本不允许出现在表层结构的宾语位置上。试比较：
11)a. *咳嗽了病人 b. 病人咳嗽了
12)a. *哭了孩子
b. 孩子哭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动动词也应该看作是一种派生的非宾格动词。被动动词由对应的及物动词构成。经过被动化的操作过程，原来的及物动词的外论元受到抑制，同时动词也丧失了原有的及物性，从而成了不及物性动词。值得注意的是，被动动词原在宾语位置上基础生成的宾语有时仍可保留在原位。这是汉语具有显性非宾格现象的又一证据。
13)a. 被抢了一个钱包③
b. 被打伤了一条胳膊
正是因为发现被动动词与其它非宾格动词存在重要的共性，Burzio才将它们放在一起作类比分析，并在此基础提出了在生成语法中影响至深的“Burzio原则”(Burzio' s Generalization)。该原则的大意是，如果一个动词不能指派论旨角色给外论元，那么它也不能给内论元赋宾格，反之亦然。
将被动动词称为派生非宾格动词无非是想说明它们由其它动词派生而来，同时，又具有非宾格动词的特征。其实，若从来源上说存现动词应该属基本型非宾格动词;它们是词库中的基本词汇。相比之下，“沉”、“破”等表状态变化的非宾格动词(即传统上所称的“作格动词”)也应该算作派生型的词汇。这类动词由对应的及物性使役动词派生而来，但已变成了非使役性不及物动词。这类非使役动词与被动动词有着不同的派生方式，因此也有着某些不同的句法表现。本文在后面将会讨论它们的派生机制及其句法表现。
四 动词后论元的格问题
如果将被动动词句、存现动词句、非使役动词句统称为非宾格动词句，它们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理论问题是：如何解释动词后名词性成分的赋格(或称格特征核查)?具体地说就是，为什么滞留在宾语位置上的名词性成分不会违反“格鉴别式”(Case Filter)?
非宾格动词，正如其名称所示那样，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不能给自己的宾语指派一个结构宾格。在英语的相应结构中，宾语都不能停留在动词后的宾语位置，而必须经显性句法移位移到表层主语位置上。这并非完全是因为句子需要一个结构主语的缘故，因为即使在句首用上一个无实质语义内容的主语填充词it并不能改变句子的合法性。
14)a. *Arrived three students at the office
b. *Sank a boat
c. *Was broken a window
15)a. *It arrived three students at the office b. *It sank a boat c. *It was broken a window
16)a. Three students arrived at the office
b. A boat sank
c. A window was broken
可见，这类移位发生的真正动因在于格。基于管约理论框架的解释是，所有显性名词组NP都必须具有抽象格或称结构格;NP只有在特定的结构位置上才能获得赋格。主格赋给限定性分句中屈折语素词组(IP)的指示语位置，宾格则赋给及物动词的补足语(即宾语)位置。因为无法在其原生位置上获取结构格，非宾格动词的宾语只能通过句法移位移到语法主语的位置上获取格位。这种移位称为论元(A/Argument)移位。根据最简方案的解释，A移位与NP格特征核查(feature checking)直接相关[15-17]。设定单词由基本特征(atomic feature)构成，如he这个词就包含了表达其人称、数、性等多个基本特征。格位是所有NP所固有的基本特征，属于逻辑式层面上无法解读的特征(uninterpretable features)，它们必须在结构运算进入逻辑式之前获得核查并加以删除，否则结构式不合法。删除了的特征不会进入逻辑形式，也不会影响对整个生成式的语义解读。而核查只能是当该词在派生过程的某个阶段处于特定的结构位置时才能实现，如主语格只有在IP的指示语位置上接受核查。因此，A移位反映了普遍语法原则中特征核查的利己性原则(Principle of Greed)，即语类的移位仅仅是为了核查自身的语法特征。A移位必须满足两个操作条件：一、移出位置必须是不能被赋格的论元位置;二、移入位置必须是能被赋格的非论旨角色位置。例16)的移位都属于从无格但有论旨角色的宾语位置到有格但无论旨角色的主语位置的移位。
徐杰在论及汉语相关结构中动词后面名词组的格问题时，援用了“部分格”(partitive case)概念进行解释[14，18]。根据Belletti的观察，动词后的名词性成分有可能从动词那里获得两种赋格，一种是宾格，另一种是部分格。宾格属于“结构格”，而部分格则属于“固有格”。部分格是在深层结构中由词汇项指派给名词性成分，与表层结构无关。Belletti指出，在有些词汇形态丰富的语言里宾格与部分格具有不同的形态标记，因此宾格与部分格之间的对立应该是各种语言里普遍存在的，尽管在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中这种对立没有相应的体现形式[19]。徐杰据此认为，在如下句式中“两颗门牙”与“一个钱包”所获得的正是这样一种部分格，理由是：虽然“Burzio原则”说非宾格动词不能指派宾格，但并没有规定它不能指派部分格。
17)a. 张三掉了两颗门牙
b. 李四被偷了一个钱包
表面上看，“部分格”似乎解决了动词后面的名词组的格问题。殊不知，这样的解释又会带来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实际上并不可取。问题之一是汉语与其它语言在这方面的差别无法得到说明。例如，在类似情况下，英语要求动词后面的名词组移位到动词之前的表层主语位置，而不允许留在宾语位置上。上面提到，这样的移位是受到赋格或格特征核查的驱动，与句子有无结构主语无关(见例15))。如果说部分格的存在是普遍的，那么为什么英语与汉语会有不同的表现呢?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英语同类结构中名词组的格问题，说它们也能获得部分格呢?
另一个问题是出现在动词后面的名词组并非只限于表“部分”意义。据认为，部分格实质上体现了语义的无定效应。接受部分格的名词组须为无定性词组，语义上表示一个实体集(a set of entities)中的某个或某些无定的实体，意即表示该实体集中的某部分而非全部[20]。换言之，有定名词组和全称量化名词组不能得到“部分格”。据此可解释为什么以下句子不合法[18]。
18)a. *掉了张三的两颗门牙
b. *被偷了李四的一个钱包
然而事实上，有定名词组和全称量化词组并不完全被排除在动词之后这个位置之外。下面的例子就包含了这样的词语，但句法和语义上没有什么问题。
19)a. 掉了那个钱包(之后，小马变得小心谨慎了)
b. 被毁了所有的桥梁(，该地区的交通运输相当困难)
正如上文所述，有时论元名词组出现在动词的前面，这应该是名词组显性句法移位的结果。试观察以下例句。
20)a. 两颗门牙掉了
b. 一个钱包被偷了
问题是，既然名词组可以在动词之后获得格，那么它为什么还要移位到主语位置上?移位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名词组已经有格，那么移位就是从一个有格位置到另一个有格位置。这样的操作势必造成名词组的重复赋格。而显性移位是有代价操作，必须有操作的动因，否则有违普遍语法的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15]。
与英语等语言不同，汉语的非宾格动词句可以在动词后面宾语位置持有宾语的同时，还允许动词前面句首位置上出现一个与宾语名词组有着广义领属意义关系的名词性成分，如：
21)a. 王冕死了父亲
b. 李四掉了两颗门牙
c. 张三被偷了一个钱包
鉴于动词前后两个名词性成分之间存在领有与隶属关系，徐杰、韩景泉主张用移位来解释这类句子的生成，即它们是领有名词提升移位的结果[14，18，21]。换言之，例21)的潜在结构为例22)。
22)a. 死了王冕的父亲 b. 掉了李四的两颗门牙 c. 被偷了张三的一个钱包
如果获得提升移位的对象是整个“领有+隶属”结构则生成23)之类的句子。
23)a. 王冕的父亲死了 b. 李四的两颗门牙掉了
c. 张三的一个钱包被偷了
至于移位动因，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为了寻求赋格。在徐杰看来，例22)中的动词后名词组因为得不到格而不能成为合法的表层结构。动词的非宾格性决定了它没有赋宾格的能力，而有定名词组又决定了它不可能获得部分格，因此领有成分移位可以为保留下来的宾语接受部分格创造条件，而整个有定名词组移位到主语位置则可获得主格[14，18]。韩景泉也认为整个名词组的移位是为了获取主格，但反对援用部分格来解释保留宾语的做法，而是主张领有成分的移位在于把所获得的主格传递给保留在原位的宾语名词组[21]。
应该说，上述的移位解释把移位的动因归结为格问题似乎难以成立。拿领有名词组来说，它本身是有格的，即所有格。有格就证明它缺乏为了格移位的动因，而移位必然造成该词组的重复赋格。而且，正如上文所指出，部分格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动词宾语的赋格问题。从维护非宾格动词性质和格理论原则的普遍性角度出发，我们这里试提出这样两点不同的解释：
第一、汉语非宾格动词同样不具备给深层逻辑宾语指派或者核查宾格的能力，这是非宾格动词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
第二、保留在动词后的逻辑宾语名词组之所以不会违反格鉴别式是因为它在该位置上获得了主格，即汉语非宾格动词的论元可以有动词前和动词后两个获取或核查主格的位置。
如果上述解释成立，那么在“掉了两颗门牙”与“两颗门牙掉了”中的名词组“两颗门牙”以及在“被偷了一个钱包”与“一个钱包被偷了”中的名词组“一个钱包”都具有结构上的主格。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解释英汉语之间的不同表现?英语同类结构中的名词组必须作显性句法移位才能获得主格。为什么它们不能不经移位也能解决格问题呢?我们认为，其中必然有独立的原因。这应该与英汉语句子主语位置的形式特征强弱程度不同有关。
据扩充投射原则(Extended Projection Principle/EPP)[15，22，23]，所有句子(TP)必须有主语;词汇信息体现在句法结构上④。某种意义上可以把EPP理解为一条结构主语要求条件，即要求TP必须投射出一个主语位置。然而该主语条件并不意味着主语位置上一定非得有一个有形的主语成分占着。换言之，句子结构要求必须有一个主语位置存在，但实际占据该位置的可能是一个有形的词汇性成分，也可能是有一个无形的空代词(pro)，甚至可能是一个空位(e)。当然，具体属于哪一种情况还得取决于具体的语言以及具体的结构。句子必须有主语，这表明EPP就应该是TP的中心语T所具有的一个固有形式特征。作为T的不可解释性特征，EPP特征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获得核查并消除，否则导致句子结构运算的解体(crash)[15，23]。所谓T的EPP特征核查，是指T的指示语特征(specifier-feature)与主语的中心语特征(head-feature)之间的特征匹配(matching)，匹配即为特征的同一性。特征有强弱之分，特征的强弱在不同语言呈参数变化。可以假设T的EPP特征在英语中为强特征，而在汉语中为弱特征;强EPP特征的语言要求句子主语位置上有词汇性主语成分，弱EPP特征的语言则不要求句子主语位置上有词汇性主语成分。这样，英汉语非宾格动词句中的不同句法表现就能够得到有效地解释。因为EPP为强特征，英语既不允许以空代词pro作主语也不允许有主语空位的无主语句。
24)a. *pro likes music
b. *e exist some controversies
c. *e is raining
以上例句中的空代词pro须更换成一个词汇性的主语，而无主语句则须通过显性句法移位将句中适当的成分移入主语位置或通过第二次合并(merge)引入形式主语，若句子中没有适合作主语的成分时，就只能通过第二次合并引入形式主语。
25)a. He likes music
b. Some controversies exist(或：There exist some controversies)
c. It is raining
相比之下，pro作主语以及无主语句在汉语中都是允许的。
26)a. pro 喜欢音乐
b. e 存在一些争议
c. e 下雨了
以上事实说明，虽然英汉语非宾格动词句都属于深层无主语句，或天生的或派生的，但由于EPP特征核查的方式不相同，最后生成的结构形式也不一样。在非宾格动词句中，空位主语是动词唯一的论元移位的可能落点位置。因为汉语允许句子的主语空位，动词后的名词组即使不移入该空位也不影响结构的成立。这就是显性非宾格结构的情形。相反，英语要求相应的位置上有词汇性主语。以填充词there充当形式主语所生成的there存现结构是英语的一种显性非宾格结构。Radford指出，其中动词后面的论元带的不可能是补语所带的宾格，而应该是主语所带的主格[16];这在名词有显性形态标记的语言里会有直观表现[24]，但诸如以下的英语结构也能足以说明问题。
27)There(but for the grace of God)go I
除了there，英语的it也可以用作结构填充词。不过，前者不及后者的独立性强。这表现在：作主语时there不能决定谓语动词的数，用单数还是复数往往要视动词后面名词组的数而定，Chomsky将其分析为名词组逻辑式层面上的一个词缀(LF affix)[25];it作主语时动词一律用单数，不必考虑相关名词组的数。由于充当形式主语的there缺乏独立性，它所在位置上理应获得的一些结构特征便被它所依赖的名词组继承过去，这其中就包括了数、格等。汉语没有类似there、it的结构填充词，句子允许主语空位。在显性非宾格结构中，句子的主语是以空位的形式出现，而该空位又是动词后面名词组入住的默认位置。因此，完全有理由假设，动词后名词组可以获取空位主语位置上的结构特征，而格就是其中之一。换言之，在汉语显性非宾格结构中动词之后的名词组所获得的格为主格，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获得了主语的地位，而正是主语空位的存在为动词后面的名词组获得主格提供了平台。
五 句首名词组的语法地位
例21)和23)的动词之前均有一个名词性的成分。对于这些句首名词组的来历以及语法功用，目前似乎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大家对非宾格动词结构句法特性的了解。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这些句首位名词性成分在句中所占的语法地位。
前面提到，相关的研究倾向于把例22)之类的结构处理成一个基础形式，认为例21)、23)均在其基础上派生得来，前者是动词后名词组中的领有成分移位的结果，而后者则是动词后整个名词组移位的结果。对此，本文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移位分析适用于例23)，但却不适用于例21)。
先看例23)的情况。如果说其中的句首名词组是从动词后面移位来的，那么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弄清移位的动因。既然在其源结构例22)中非宾格动词后面的名词组可以在原位上取得格或核查格特征，移位的动因显然就不应该是为了寻求赋格或核查格特征。我们认为，移位的真正目的在于造就一个话语主题，即话题(topic)。
名词组发生句法移位之后，得到的是一个变化了的序列结构。尽管它们的逻辑命题意义保持不变，但由于结构成分组合方式上的差异，各自所传递的语法意义往往有所不同，表达的信息功能也不相同。例如，“人来了”与“来人了”之间就存在着差别。就语法意义而言，“人”在前一句中为有定指称，而在后一句中为无定指称。就信息功能而言，“人”在前一句中属于已确立的已知信息，而在后一句中却是希望强调的未知信息。信息的编排须遵循一定的规律。比如说，组织言语信息片断时，人们通常用已知信息引出未知信息。从已知到未知构成了一个无标记的信息流向程式。之所以称之为无标记形式是因为该程式具有认知意义上的顺序象似性，符合认知过程的自然规律。
作为最基本的信息单位，句子往往把表达已知信息的有定性成分放在句首位置上作句子其余部分的陈述对象，即充当句子的话题。话题不同于主语，前者是话语或语用概念，后者是句法概念[26，27]。但特定情况下，主语与话题可以重合，即体现在同一成分上。在许多语言中，话题常常是无标记结构中的主语，这样的话题可称为无标记话题。有时话题与主语并不同一。这时，话题便会带上某种标记，比如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分单位置于句首。这就是一种有标记话题。不少学者(如赵元任[28])认为，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把这里的“话题”理解为无标记话题是适合的。
现回头来看看例22)，其中“王冕的父亲”、“李四的两颗门牙”以及“张三的一个钱包”都属于带有表领有意义修饰语的有定词组。它们一般与已知信息联系在一起，通常应该位于句首作话题。如果置于动词之后，句子则无话题，这明显有违信息结构组织的基本规律，所以例22)的结构不合格。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将整个“领有+隶属”名词组显性移位到动词前面主语空位上，派生的结构为例23)。因为名词组在移位之前已获得主格，实际上具有主语的结构特征。移位之后，名词组的句法结构特征并没有改变，所带有的格特征依然为主格，继续充当句子的结构主语。因此，移位不会造成名词组的重复赋格。不过，名词组的话语地位因移位发生了改变，已经成为了话语主题。总之，移位后的名词组这时是一个集主语与话题于一身的成分，既是结构主语又是话语主题，也就是无标记结构中的话题。
如果说例22)因为句中有定名词组位于动词之后导致语句没有话题，违反信息结构组织原则，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例19)a“掉了那个钱包”中的“那个钱包”不也同样是有定性词语吗?为什么又可以放在动词后面呢?如果比较例19)与例22)中的名词组，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语义上，“那个钱包”、“所有的桥梁”等名词组属于开放性单位，允许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外层扩展，如“小马的那个钱包”、“该地区的所有(的)桥梁”;相反，“王冕的父亲”、“李四的两颗门牙”以及“张三的一个钱包”等表领有隶属关系的名词组都属于封闭式单位，意义已经饱和，很难再有向外层扩展的空间。可见，它们是两种不同语义类型的名词组。这种语义差别反过来又对句子的结构产生影响。句子传统上被认为是表达思想的最小单位，用以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所谓相对完整的意思，是指能使听者/读者得到相对的满足。暂且以这一不甚精确的定义为准绳，我们可以说例22)之类的句子表达了相对完整的意思，因为其语义没有缺损，已达到了饱和程度⑤。反过来，如果听到某人说“掉了那个钱包”或“被毁了所有的桥梁”，我们难以感到满足，很可能会追问掉了那个钱包的是“谁人”，被毁了所有的桥梁的又是“何地”。在特定的语境中，这里的谁人与何地应该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都熟悉的已知信息，或者至少是说话人设定为听话人所熟悉的已知信息，相当于语句的话题。孤立地看，正是话题的缺席造成句子语义模糊、意思不完整。当然，只要有足够的话语信息，完全可以将所缺的话题补出。补全话题后，从例19)可得到例28)。
28)a. 小马掉了那个钱包
专名是指涉一个特定对象的符号或名称，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单独词项，逻辑中的个体常项，如，“晨星”、“暮星”等。在语句中起到专名作用的成分的是指称一个特定的对象的词组，如，“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指称一个对象的名称、指称一个特定对象的词组，在弗雷格看来都是专名。他是从区分句子的指称和涵义，进而区分专名和概念词的指称和涵义的。归纳起来，他对涵义和指称的区分主要作了如下两方面论证：
(一)认知价值论证
弗雷格根据康德关于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区分的观点，分析了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的识别。如，“晨星是晨星”，“晨星是暮星”，这两个句子虽然都体现了一种关系，但它们在认知上的价值是不同的。a＝a的有效性是先验地可识别的，是分析的。即使不能识别晨星的人，也能证明“晨星是晨星”是有效的。a＝b则包含了知识的扩展，其有效性是经验地可识别的，是综合的。即使是在今天，要辨认a和b两个名字或符号标志的是同一颗行星也是需要经验验证的。
“22=4”和“2·2＝4”这两个等式表达的是不同的思想，但是这两个等式的左边“22”和“2·2”可以互相替代，因为这两个符号有相同的指称。因此，“22＝4”和“2·2＝4”这两个思想不同的等式有相同的指称。同样，“晨星是一颗行星”，“暮星是一颗行星”，虽然这两个句子由于“晨星”和“暮星”的指称相同而真值相同，但是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是不同的，因为不知道晨星就是暮星的人，会以为这两个句子中一个是真的，而另一句是假的。因此，对于认知者而言，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是不同的。
(二)同一关系论证
a＝b要表达的似乎是“a”和“b”这两个符号或名字所命名的同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a=b是真的，那么a＝a和a＝b的认知价值就基本相同了。但既然用了a和b两个不同的名字，显然两个名字的意义除了对象以外，还有其他未尽之意。这未尽之意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命名同一个对象。“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那个出生在斯塔吉斯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两个符号的差异不在它们所命名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由于命名者的语境(或背景知识)不同，在于对同一个对象的给出方式不同。可见，符号“a”和“b”的差异只是在对象给出的方式或语境方面。
由此，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别涵义和指称”。弗雷格明确指出，专名的指称就是专名所命名的对象；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直陈句的指称是它的真值，直陈句的涵义是它包含的思想。但却没有明确指出专名和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如何定义“涵义”。
二、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功能
弗雷格首次区分了专名的涵义和指称，从此关于专名的意义问题便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专名有指称无涵义；第二，专名有涵义而仅仅在下述条件下有指称：只有一个且仅有一个对象满足专名的涵义。由此看来，专名的涵义问题是两种对立观点争论的交点。专名，乃至语言表达式的涵义问题在弗雷格理论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取决于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多种功能。
(一)涵义是给出表达式指称的媒介
根据弗雷格反对逻辑心理主义原则，必须把心理学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区别开，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区别开。因而必须把语言表达式的指称与个别心灵的表象图像区别开。如上所述，专名的指称是它表示的对象，但是对于弗雷格来说，名字或符号并不能直接与其对象联系，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语境，或者通过符号出现的方式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当出现“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时，可能通过考察出生地，把那位古希腊人与这个专名所指的对象联系起来，也可能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把那位柏拉图大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与这个专名的所指联系起来。如果把符号的给出方式理解为弗雷格意义上的专名的涵义，那么“专名通过涵义的媒介并且仅仅通过这种媒介与对象联系在一起”。
弗雷格指出，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在42＝4·4这个等式中，不是概念的简单相等，而是对象，即概念的外延之间的相等。所以可以断言，两个概念词的指称相同，且仅当其从属的概念的外延重合。那么概念词如何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呢?弗雷格虽未明确说明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但根据他“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指称，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指称”的基本原则，可以把概念词的涵义理解为(表达句子的)思想的一部分。这样便可以认为，概念词是通过它的涵义与它所属的概念的外延相联系的。正如弗雷格所说：“不仅对于专名，而且对于概念词，逻辑必须都有要求：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且从涵义进到指称，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会根本无法谈论指称。”
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从涵义进到指称的思想是否能推广到对直陈句的分析上呢?“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和“暮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这两个句子的思想是不同的，但如果我们知道晨星就是暮星，那么我们便知道这两句的真值是相同的。如果我们用“暮星”替换前一句中的一部分“晨星”，便得到与前一句具有同一关系的后一个句子。显然，这两句相同的是真值，而不是思想。所以弗雷格明确指出，直陈句的涵义是其思想，直陈句的指称是其真值，并由这个假设推导出两个重点结论：第一，如果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指称，那么所有真句子就有相同的指称，所有假句子也有相同的指称。第二，保真互换原则，即当句子的一部分被指称相同而涵义不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因此，“一个断定句含有一个思想做涵义(或者至少要求含有一个思想作涵义)；这个思想一般是真的或假的；就是说，它一般有一个真值。”这样，对于直陈句而言，仍然是从句子进到涵义，并从其涵义进到指称的。由此可见，涵义是联结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的认识论通道。
(二)涵义是间接指称的对象
与直陈句不同的是，间接引语的指称不是真值。在问接引语中，人们谈到的是另一个人某句话的涵义，所使用的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指称，而是通常作为语词涵义的东西。比如，“哥白尼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的不是其中的从句“行星的轨道是圆形”的真值，而是哥白尼是否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这个思想”，可见，从句的指称不是其真值，而是其思想。由此弗雷格区别了语词的通常指称和间接指称，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一个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是被间接地使用，或者它具有间接的指称；类似地，也区别了一个语词的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并指出，一个语词的间接指称是它的通常涵义。这样一来，对于间接引语，保真互换原则就应该修改为：当从句被与其通常涵义相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整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如上例，如果我们用“哥白尼认为太阳运动假象是由地球的真实运动造成”和“哥白尼认为行星的轨道是网形的”互相替代，不会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
弗雷格根据这个原则处理了命题态度的归属问题，例如，由“…认为”、“…相信”、“…推论”、“…认识到”、“…知道”、“…以为”、“看来…”、“指责”、“希望”、“害怕”、“同意”等所引导的名词性从句，其间接指称是其通常涵义。这样，在间接引语中，通常涵义就转变为间接指称的对象。
(三)涵义是语义理论的构成元素
弗雷格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语义理论，因为他没有使用元理论为他的基本推理原则和规则辩护。但是他使用自然语言介绍和论证了他的形式系统的特征，从而建立了他的语义理论。
弗雷格有一个雄心勃勃的逻辑主义计划，即模仿算术语言构造一种纯思维的形式语言。因为他认为算术是进一步发展的逻辑，逻辑定律是严格论证算术定律的基础，这就要求算术符号语言必然扩展为一种逻辑符号语言。为了实现他的这个逻辑主义计划，他把函数概念扩展为逻辑概念，把含有空位的函数看作概念，用真值代替了作为自变元的函数值。真值是判断的可断定内容，“可断定内容”是弗雷格逻辑系统中很重要的语义概念。弗雷格把判断符号表示为上，他在《概念文字》中这样解释道：“水平线可以叫做内容线，竖杠可以叫做判断线。内容线通常也用来使任何一些符号与其后出现的符号整体联系起来。在内容线之后出现的东西必然总有可断定的内容。”在判断中可断定内容不仅具有概念(或函数)真值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另外两种功能，即指在一定背景中判断所能够表达的东西，以及断定的说服力。尽管我们断定某个东西时，我们实际上是说它是真的，但是我们所断定的不是真值。真值赋予句子并不是逻辑意义的全部内容，所以真值不能完全承担弗雷格所说的可断定内容的全部功能，仅仅满足了可断定内容的概念值的功能，而满足可断定内容后两种功能的东西，他称之为判断(即陈述句)的“思想”。而思想并不与他的逻辑中的函数和自变量直接联系，他给思想赋予了如下一些特殊的性质：
第一，思想不是思想者心理的对象，而是思想者思考的实体，或语言的实体。因为它们虽然是思想者断言或接受的东西，但却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断言或接受而存在的。
第二，思想是公共的，可分享的，它的理解和识别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思想是或真或假的，思想的真就是与客观一致，所以思想依其断言为真必须是客观的。
第三，思想不等同于句子的意义，因为只有陈述句表达思想，非陈述句，如疑问句、祈使句等不表达思想，但非陈述句是有意义的句子。
第四，判断表达的思想独立于附加在句子上的语力。句子使用不同的语调，对句子的语力是有影响的，“他真会这么绝情”，用升调和用降调表达的语力是不同的。而且句子使用了不同修辞色彩的词也会影响句子的语力，用“战马”代替“那匹劣马是红色的”一句中的“劣马”，句子的语力就不同了。用“但是”和“并且”连接的句子语力不同。然而，判断表达的思想不涉及语力方面的东西，只涉及推理中与形式表达有关的东西。
第五，思想是对象。思想是作为具有真值的东西出现在判断中的，真值是句子的指称。另一方面，弗雷格把“p这个思想”这种表述看作构成对象的专名。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具有对象的特征。
一个句子代表或表示一个真值，它表达一个思想。真值是句子的指称，思想表达了句子的涵义。可以说，弗雷格把可断定内容的功能区分为两种，然后把这两种小同的功能指定为句子的真值和思想，即句子的指称和涵义。他的语义理论是以区分句子的涵义和指称为基础的，对涵义特征的论证是他的语义理论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
三、弗雷格“涵义”的困惑
弗雷格把语言表达式的涵义与其指称区分开对于实施他的逻辑主义计划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首先，保证了语言交流中，不论是一致或不一致的看法都具有公共的对象，因为尽管不同的认知者对同一个专名涵义的看法可能有分歧，但是由于涵义是非心理的对象，是语言实体，所以，只要专名有指称，那么最终总能达到同一指称。这样避免了考虑认知中不可断定内容的私人(主观)对象的尴尬。
[论文关键词]弗雷格；涵义；指称
29)a. *王冕死了王冕的父亲 b. *李四掉了李四的两颗门牙 c. *张三被偷了张三的一个钱包
再来看例21)的情况。不少人认为，它同样是由例22)派生来的，只是派生的方式与例23)的不同而已；这里发生显性句法移位的不是动词后面的整个名词组，而只是其中表示领有意义的那部分。至于句首位置上领有名词组的句法功用，文献中能提供的答案几乎都一样：主语。徐杰认为，包含领有成分的整个名词组与部分格不相容，提升领有成分在于为保留的宾语部分接受部分格提供条件，同时，领有成分移入空主语位置可以获得主格[14，18]。韩景泉反对援用部分格的解释，但认为领有成分是移入空主语位置以便获取主格。他提出领有名词组可以通过语链将所获得的格传递给保留在动词之后名词组[21]。同样将该类结构句首位置成分视为句子主语的还有tan、pan、潘海华等[29-31]。
必须指出，试图用领有名词组移位分析来解释例21)句首名词组的生成比较困难。ross指出，领有名词组的移位违反左向分支条件(left branch condition)，英语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领有名词组移位，无论包含领有成分的名词组位于主语位置还是宾语位置[32]。
30)a. *whose i was[np ti father]very rich?
b. *whose[，i] did you see[[，np]t[，i]father]
c. *john[，i]，[[，np]t[，i]father]was very rich d. *john[，i]，i saw[[，np]t[，i]father]
虽然汉语不像英语那样严格遵守左向分支条件，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根据huang的观察，处于主语位置的名词组允许其中的领有成分移出，而处于宾语位置的名词组则不允许有领有成分移位[33]。
31)a. 张三i，[[，np]t[，i]爸爸]很有钱
b. [[，np][[，tp][[，np]t[，i]爸爸]很有钱的]那个学生[，i]]来了
32)a. *张三[，i]，我看见[[，np]t[，i]爸爸]了
b. *[[，np][[，tp]我看见[[，np]t[，i]爸爸]的]那个学生[，i]来了
即便没有对领有成分移位的限制，要想证明类似的句首成分是句子的主语并不太容易。如果认为例21)中的“王冕”、“李四”及“张三”是靠移位生成的主语，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中没有格冲突。因为表达领有意义的名词组在包含它的大名词组中本来是有格的，即所有格，它不可能再为了格而移位，否则造成重复赋格。又因为移位是从一个所有格位置到一个主格位置，这难免在两个不同的格之间引发冲突。按预测应发生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原因何在？类似的问题在tan、pan、潘海华那里不存在，因为他们的分析是基于词汇操作规则，认为句首名词组是以动词论元的身份直接投射到主语位置上的[29-31]。但问题是，原本作为一元谓词的非宾格动词怎么突然又可以带一个以上的论元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存在着一条词汇操作规则，允许往动词的论元结构中添加一个“受害者”的论旨角色，可称之为“受害者插入规则”(maleficiary role insertion)。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类动词可以有主语和宾语两个论元。的确，有时候通过词汇规则可以改变谓词原有的论元结构。英语中被动化、动词化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33)a. john broke the windowthe window was broken
b. the knife was sharpbill sharpened the knife
例33)a与33)b代表着两种不同方向的操作过程。前者因加缀过去分词词缀-en导致施事论元的抑制，后者则因加缀使役动词词缀-en导致施事论元的增容。值得注意的是，增容的论元与动词有直接的语义关系。例如，例33)b中的bill为动作的使役者，是直接实施行为的主体，即施事。例21)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其中句首的领有名词组与动词之间根本不存在直接的语义关系。具体地说来，领有名词组不受动词的独立支配：例21)a中死的是“父亲”而不是“王冕”，例21)b掉的是“两颗门牙”而不是“李四”，例21)c被偷的是“一个钱包”而不是“张三”。如果可以把一个与动词无直接语义关系的成分视为动词的论元，这意味着用以界定论元的客观标准将不复存在，其结果也就无所谓动词论元以及论元结构了。这在理论上肯定是不可取的。另外，“受害者插入规则”并不具备普遍性，它在汉语中有而在英语中又没有，如何有效地解释这种语言间的差异恐怕又会成为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考虑到上述问题的存在，句首名词组不应该看作主语，而应该看作话题。这类话题不是靠移位得来，而是在原位基础生成的(base-generated)。表面上看，这时候主语与话题重叠，位于同一个结构位置。实际上，主语的结构位置是一个空位，句首名词组位于标句词组(cp)的指示语位置，而不是tp的指示语位置。换言之，主语与话题并不同一，所生成的是一个有标记话题。用结构式可清楚表明，只是因为主语空位才看不出它与话题线性位置上的差别，使得话题貌似结构的主语。
34)a. [[，cp]王冕[[，tp] e[vp死了父亲]]]
b. [[，cp]李四[[，tp] e[[，vp]掉了两颗门牙]]]
c. [[，cp]张三[[，tp] e[[，vp]被偷了一个钱包]]]
这样的话题结构应该归为所谓的汉语式话题一类[34，35]。它们与述语(comment)部分中的动词没有直接的语义选择关系，述语中也不存在任何与话题直接相关联的结构位置，这使话题结构上显得无依无靠，因此称为“悬垂话题”(dangling topics)。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述语部分的结构成分应有尽有，但是语义上并不自足，属于语义开放性谓语(semantic open predicate)。其中所包含的语义空缺起着变量(variable)的作用，句首位置的话题正是因为语义变量的存在才得以允准(licensed)[36]。在原位基础生成话题不会改变动词的论元结构。话题与述语之间靠语义联系，但其间的具体语义关系是什么必须视具体的结构而定。在例34)中，话题与动词后面名词组的语义关系为领有—隶属关系。据观察，类似结构中通常都存在某种广义的领有隶属语义关系。
汉语中既有原位基础生成的悬垂话题，同时也有通过成分移位生成的话题。移位生成的话题一定与述语部分中的某个结构位置相关，话题依靠该位置上的句法空位(syntactic gap)或复指代词(resumptive pronoun)来允准。有的语言只能靠成分移位生成话题结构，英语就是一个例子。英汉语的这种差别可以归结于它们不同的语言类型。英语为主语突出(subject-prominent)语言，汉语为话题突出(topic-prominent)语言[35]。汉语句子可以有话题而无主语，而英语句子不可无主语，这些就是很好的支持证据。
六 受事主语句
汉语句子中动词的深层逻辑宾语经常会出现在动词之前位置上。从语义上来看，以下句子的句首名词组都属于谓语动词的深层宾语。
35)a. 文章已经发表了
b. 信写完了
c. 房子建好了
因句首位置只有一个名词性成分，自然就被认定为句子的主语。又因它们语义上为受动者，接受谓语所表示的动作或行为的影响或支配，语法研究中将这类句子称为受事主语句[37]。
关于受事主语，丁声树有这样的描写：有些句子的主语是“受事”，就是说，在意义上主语是被动者，是受谓语中所说的行为的影响的[38] p29。黄伯荣、廖序东指出，受事主语，表示动作承受者[39] p358。从此类有关受事主语的论断中可推断出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结构上为句子主语；二、语义上为动词的深层逻辑宾语，即为谓语动词所表示动作的承受者或者动作行为所涉及的对象时。
黄伯荣、廖序东列举的受事主语句就有“信写完了”以及“报纸还没有印出来”[39]。cheng将汉语的动词“写”与英语的动词break(打破、破)放在一起作类比分析，试图论证它们都能参与及物动词交替(transitive alternation)[40]。试比较以下两组句子。
36)a. john broke the window
b. the window broke
37)a. 黄蓉写了那封信
b. 那封信写了
英语动词break有及物与不及物两种形式，用作不及物动词时，不能指派施事论旨角色。如果以带有使役意义的及物形式(causative)为基本形式，那么非使役不及物形式(non-causative)是经过一个非使役化(decausativize)过程派生来的⑥。在施事论旨角色被完全抑制以后，动词的受事论元移位移到句首位置充当主语。动词非使役化实际上就是从使役性及物动词派生出非宾格动词的操作，可称为动词的非宾格化(unaccusativization)，本文因此将非使役动词归入派生非宾格动词一类。据认为，非使役动词句与被动句的生成过程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又有本质差别[10]。cheng认为，英语的break与汉语的“写”可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40]。这样，例36)b与例37)b的生成方式及结构形式是相同的。
应该说，有关英语break的分析是成立的，例36)b完全具备受事主语句应该有的本质特征，即句首的名词组the window既是句子的主语又是动词的深层宾语，但这并不等于说同样的分析也就一定适用于汉语的“写”[41]。说例37)b的句首名词组“那封信”是动词“写”的深层逻辑宾语肯定没问题，因为信不会自己写，而是写这一动作的所涉对象。但问题是，“那封信”能否看作结构上的主语？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认为，“那封信”应该是话题，而这时的施事主语仍然存在，只不过没有词汇形式而已，是一个空代词pro，而且其所指对象完全可以用词汇形式显性表现出来。
38)a. [[，cp]那封信i[[，tp] pro[vp写好了ti ]]]
b. [[，cp]那封信[，i][[，tp] 黄蓉[[，vp]写好了t[，i] ]]]
如果例37)b果真以例38)a为结构表达式，那么它显然不能称为受事主语句，因为“那封信”并不是句子主语，而是一个有标记话题。也许有人会说，即使例37)b可以分析为例38)a，也不能排除它还有其它的分析形式，比如说，它还能与例36)b有以下相同的结构表达式。
39)a. [[，tp]那封信i [[，vp]写好了ti ]] b. [[，tp]the window [，i] [[，vp]broke t[，i] ]]
事实证明，例36)b的结构表达式只能是例39)b，而例37)b的结构表达式则只能是例38)a，这是由动词的语义性质决定的。英语break一类动词可以通过非使役化，或者说非宾格化，转化为非宾格动词⑦。但并不是所有的及物性动词都允许同样的转换操作。值得注意的是，与汉语例35)对应的英文句子都是不合法的。
40)a. *the paper has published
b. *the letter wrote
c. *the house built
认真观察一下词义，就可以发现publish、write、build之类动词用作及物动词时严格依赖于施事。动作的启动、进行以及完成，都有一个施事全程参与并全权主导。离开了施事作使因，动作将无法进行。这类及物动词只具有狭义的使役意义。但break之类的动词则不同，构成使因的不一定非得是施事，也可以是环境、工具、自然力等非施事。
41)a. the boy broke the window
b. the wind broke the window c. the stone broke the window
可见，作及物动词使用时break所具有的是广义的使役意义。而是否具有广义的使役意义是决定动词能否进入非宾格化操作的最基本条件。
我们认为，无论是例35)汉语句子中的动词还是例40)英语句中的动词都不具备非宾格化的要求。然而前者合法而后者不合法，原因在于当例35)中的句首名词组为有标记话题，而主语为空代词pro时，所得到的是一个为汉语语法所允准的结构；相反，例40)中的句首名词组只能是主语，一旦动词非宾格化的条件不存在，句子便失去合法性。以下是英汉语都可以接受的非宾格化例子：
42)a. 船沉了
b. 门打开了
43)a. the boat sank
b. the door opened
作及物动词使用时，动词sink、open以及“沉”、“打开”都具有广义使役意义，构成使因的既可以是施事，也可以是非施事，只要是一种能构成使因的外作用力即可。
44)a. 水手/风沉了船
b. 老人/风打开了门
45)a. the sailor/the wind sank the boat b. the old man/the wind opened the door
有时，使因的作用并不明显，仅限于动作的启动，倒是动作的承受对象主导了动作的整个过程。汉语的相关句子加上“自己”，英语的相关句子加上all by itself，句子的意思不受影响。
46)a. 船自己沉了
b. 门自己打开了
47)a. the boat sank all by itself
b. the door opened all by itself
除及物动词被动化外，使役动词的非宾格化是生成受事主语句的又一途径。汉语例42)与英语例43)都属于典型的受事主语句，非宾格化操作致使深层逻辑宾语移入动词前面的主语位置充当语法主语。但由于汉语允许空代词pro作句子主语，例42)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歧义句。它的另一种可能结构式跟例38)a完全一样，其中，主语为pro，而句首的名词组“船”和“门”是动词宾语经话题化(topicalization)提升上来的有标记话题。毕竟，将动词宾语移到主语前面作有标记话题远远不像非宾格化操作有那么多的限制。了解动词非宾格化的限制条件有助于正确判定一个句子是否受事主语句。
七 总结
非宾格动词假说具有丰富的跨语言支持证据，其基本观点也得到了来自汉语的相关事实的强烈支持。非宾格动词现象在汉语中主要呈显性表现，很多时候非宾格动词的唯一论元就出现在表层宾语的位置上，凭借表层句法结构位置就能判断动词的非宾格属性。能显性体现动词非宾格性的句式结构包括存现动词句、非使役动词句以及被动词句。本文在普遍语法理论原则的框架下对这些汉语显性非宾格动词结构的某些句法表现与基本性质进行了考察并作出了统一分析。
从来源来看，存现动词属于基本非宾格动词，而被动动词与非使役动词属于派生非宾格动词，尽管它们的派生方式并不相同，前者由句法派生，而后者由词汇派生。就其本质特征而言，非宾格动词不能给深层逻辑宾语指派结构宾格。因为非宾格结构为深层无主语句，而空主语位置又是动词后面内论元名词组入住的默认位置，即使不作显性移位动词后面的论元名词组也能将指派给主语空位的数、格等结构特征继承过去，论元名词组原位所获得的实际上是主语格。动词之后的论元名词组是否须作显现句法移位取决于该语言epp特征的强弱。因为汉语epp为弱特征，空代词作主语以及无主语句都是允许的。动词后面的论元名词组移入主语空位可以生成一个无标记话题。有时，在没有移位发生的情况下可以在句首位置基础生成一个有标记话题，而这时的句子无主语。基础生成的话题由述语部分中的语义变量来允准，与动词后面的论元名词组结为某种广义的领有隶属语义关系。非宾格动词的逻辑宾语移入主语空位可生成受事主语句。由于汉语允许空代词作主语，很多时候以空代词为主语的有标记话题句被误认为成受事主语句。汉语的显性非宾格结构可以有话题而无主语，这有效地支持了有关主语突出—话题突出两分的语言类型学以及汉语为话题突出型语言的论断。
注释：
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所谈论的为同一现象，但他们使用的术语名称并不相同。perlmutter用的名称为“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1]，而burzio用的名称为“作格动词”(ergative verb)[2，3]。作为一个原有的术语，“作格动词”这一名称曾被用于其它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言现象，为了避免引起混乱，本文从perlmutter的非宾格动词。
②据发现，英语中的部分非作格动词也出现在处所倒装结构中[10]。应该说，非作格动词用于这样的结构是有条件限制的，而且我们认为在相应的限制条件下动词的属性极有可能发生了变化。因篇幅所限，恕不能在此展开讨论。
③很多时候被动动词的深层宾语不允许留在原位，如：“某人杀了李四”不可以被动化为“*被杀了李四”，正确的形式应该为“李四被杀了”。据此，有人可能说例(13a-b)之类的句子应该分析为一种独特的句式，确切地说，其中的动词主动式带有两个深层宾语，如“张三[vp抢了[np李四][np钱包]]”；因被动化，外论元“张三”受到抑制，丧失格的深层宾语“李四”显性移位到句子主语位置，而另一个深层宾语“钱包”则因为仍具有格而继续留在原位，从而生成被动句“李四被抢了钱包”。如果这一分析正确，那么这类句子显然就难以看作显性非宾格句，因为留在原位的深层宾语能够获得宾格。本文的看法有所不同，认为“李四被抢了钱包”之类句子的句首成分“李四”为主题，深层宾语“钱包”不能获得宾格，最直接一个证据就是其中的深层宾语可以作显性句法移位移到主语位置生成“李四，钱包被抢了”。进一步的论证，见下文。
④句子被认为是时态助动词(如英语中的be、may、can)以及时态词缀(如-s、-ed)为中心语的最大投射。助动词表示为aux，时态词缀表示为i(或infl)，因此往往用ip表示句子。不过，现在更多的人倾向于用tp(tense phrase)来表示句子语类，即把句子视为t的投射。这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本质上没有差别。
⑤严格地说，任何动作的发生或状态的存在都离不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这种普遍的时空意义这里暂且不计在内。
⑥也就是所谓的作格化(ergativization)，本文称之为非宾格化(unaccusativization)
⑦类似的常用动词包括close、open、melt、freeze、drop、roll、sin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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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1.研究问题
句子语境的相关研究表明，采用“自下而上”的词义、句法策略以及“自上而下”的语义策略进行双重解码，就可以在句子语境中习得生词词汇，即生词词义在强句子语境中是可以被通达的。但是，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都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为被试，且鲜有研究涉及句子语境和生词词汇通达二者之间的关系。鉴于此，本实验将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为被试，直接考察在句子语境中生词词义通达和词性、词位两因素各水平间之间的关系。
2.研究对象
来自福建省二级达标学校罗源一中的高三学生被选作被试，他们的英语水平居中，都是以汉语为母语，13岁起正式接受学校英语学习。其中120名学生分别参加了准备实验一、准备实验二和前试。另外，高三四个班级的又200名学生被随机抽选参加正式的实验。最后，排除不按要求作答或敷衍答题的学生，共有165名学生的测试结果被认定有效。
3．实验材料
本研究的实验材料是经过两个准备实验获得的，并进行了前试。准备实验一：准备100个可能的生词让随机抽选的50个学生写出其词义（见附录1），另外随机抽选的50个学生完成关于这些单词熟悉性的问卷调查（见附录2），之后根据所获得的数据（见附录3），选出70个所有这些被试完全不认识的生词，包括名词25个（句首12个，句尾13个），动词22个（句首10个，句尾12个），形容词23个（句首11个，句尾12个）。准备实验一：邀请4个从事高三英语教学五年以上的老师阅读这70个单词所在的句子并判断这些生词是完全未知的吗？它们所在的句子可理解吗？句子语境有助于生词的理解吗？句子中有其他的生词吗？需要改动吗？句后所附的四个选项有无构成理解上的障碍？最后，60个生词及其所在的句子语境被确定下来作为正式的实验材料（见附录5），包括名词20个（句首10个，句尾10个），动词20个（句首10个，句尾10个），形容词20个（句首10个，句尾10个）。接着又请20名随机抽选的学生对该实验材料进行前试。前试结果没有发现“天花板效应”或“地板效应”且发现存在主效应，这表明该实验材料是有效的。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有效性，我们还设计了25个fillers穿插其中，并打乱顺序重新编排（见附录4）。
4.实验设计及操作
实验采用被试内2×3两因素混合设计。两因素指生词词性（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三个水平）和词位（包括句首、句尾两水平）。主要采用重复测量法。被试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完成实验材料的测试――85道选择题（其中有效题60、fillers 25，总分为60分），并把正确答案涂在答题卡上（以便仪器读卡统计）。最后，采用SPSS 13.0对165个有效被试（排除不按要求作答或敷衍答题的学生）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三、实验结果
1.不同词性的生词词义通达呈主效应
表3.1表明了不同词性的生词词义通达的主效应，不同词性的生词不论在句首［F（2，328）=22.405，P
表3.2和3.3结果表明，生词词性在词位各处理水平（句首［P
2.生词词性和词位呈交互作用
为了进一步分析生词在句子语境中的不同位置（句首、句尾）与该生词的词义通达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生词词位进行了被试内重复分析。表3.4显示了句子层面生词词位在生词词性各处理水平的效应。
从表3.4可以看出，在强句子语境中，当生词为名词［F（1，164）=0.522，P=.47＞0.05］或者形容词［F（1，164）=1.990，P=0.16＞0.05］时，其词义通达在词位各水平（句首、句尾）均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一个未知的名词或形容词出现在句首或句尾时，其词义均可在该强限制性的句子语境中有效且准确地被理解。然而，从表3.4我们还可以看出，当生词为动词时，其词义通达在句首和句尾呈显著差异［F（1，164）=66.80，P＜0.01］。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强句子语境中生词词性和词位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见图3.1、图3.2（WuXuefeng，2008）。
此外，表3.5进一步揭示了本实验的结果。即：强句子语境中生词词性（名词、动词、形容词）在词位各处理水平（句首、句尾）有明显效应［F（2，328）=10.904，P
四、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不同词性的生词在强限制句子语境中其词义通达呈主效应。换句话说，生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在强句子语境中，无论其位置是在句首还是句尾，中国英语学习者都能利用该句子语境通达其生词词义。根据语境效应模型理论，强限制的句子语境中词与词之间的、词典内的快速的、自动的传递激活、联结启动，导致了主题性（Topic）的结点关系或语义场的形成，并自上而下激活相关的词语，因而使得该句子语境中的生词的词义理解成为可能。换句话说，强限制的句子语境产生的特征限定决定了语义网络中该生词词义的通达。
此外，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强句子语境中生词词性和词位呈交互作用。具体而言，在强句子语境中，当生词为名词或形容词时，其词义理解在词位各水平（句首、句尾）均无显著差异；但当生词为动词时，其词义通达在词位各水平（句首、句尾）呈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强句子语境中动词的词位对其词义通达的程度有影响。动词中心论认为，句子理解过程中，往往以动词为核心，在识别提取动词词义后结合句法、语义的分析加工，最后形成句子的完整意义。因此学习者能在强句子语境中依托动词词义的识别来有效地推知名词或与名词关系密切的形容词的生词词义。然而，在强限制句子语境中遭遇的生词为动词时，学习者就无法依托动词词义的识别来进行句子加工。当遭遇的动词在句尾时，大多数学习者能利用该句子前面的已知信息先自下而上地形成语义场，该语义场又自上而下激活该动词的词义。但是，当遭遇的动词在句首时，语言能力强的学习者可能会借助动词的题元结构、题元角色或构式意义等语境线索，同时结合其它已知信息来推知其义，而语言能力差的学习者可能就只好望词兴叹了。
五、结论
关键词：一元动词带宾语；无受格动词（被动词、作格动词、存现动词）；非作格动词；述补结构（使成式）；受事宾语；施事宾语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三
本文上篇就刘探宙（2009）关于非作格动词也能有带宾语的论元结构的论断，以及付义琴（2012）对一元动词带宾句进行历史探源所下的“非宾格动词或直接由及物动词的用法引申生成”结论提出了质疑。下篇再就其“非宾格动词或由述补结构上字脱落而生成”的理论，与之商榷；最后提出一元动词带宾语假设。
付学者认为《三宝太监西洋记》中一句“把座敌楼推塌了一角”的“推塌”是述补结构，“推”是“塌”的原因和方式；《封神演义》的 “飞云阁塌了一梁”一句是 “一元动词带宾句”。一元动词“塌”是由上句中的述补结构“推塌”的上字“推”脱落发展而来。她又从《三侠剑》中挑出一段文字：“把桌子又撞倒了一个……，眼看桌子板凳倒了十数张……。”用这段文字之中后面的一句“桌子板凳倒了十数张”中的“倒”字，来证明是前面一句“把桌子又撞倒了一个”中的述补结构“撞倒”的上字“撞”脱落变成。该作者自以为“从中我们可以较明显地看出二者的源流关系。”
因此该作者如此类推并进一步泛化，认为一元动词皆由述补结构上字脱落生成。例如“倒”是由“撞倒”和“推倒”的上字“撞”和“推”脱落而生成；“死”是由“打死”、“药死”、“杀死”和“跌死”的上字“打”、“药”、“杀”和“跌”脱落而生成；“跑”是由“追跑”和“打跑”的上字“追”和“打”脱落而生成。
我们认为该作者提出的一元动词带宾句是由述补结构上字脱落而生成的理论既违背人类语言发展趋势，又违背汉语语法的发展规律，更违背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
根据张今（1981）“关于原始动词的假说”，我们认为人类语言发展的趋势，是由单语素词向双语素词和多语素词发展，没有理由和证据证明单语素词是由双语素词的上字脱落，或下字脱落而生成。人类语言的这种发展趋势，正是帮助和促成人类由低级的具体思维，向高级的逻辑思维发展的催化剂。人类的这种语言和思维发展的趋势，在儿童的语言和智力发展过程中，就以缩影的方式大体上再现和印证了人类语言由单语素词向双语素词和多语素词发展，人类思维从具体思维上升发展到抽象（逻辑）思维的历史进程。故此，应该说汉语双语素的作格动词，也就是该文所说的“述补结构”，例如： “撞倒”、“推倒”和“推塌”；“打死”、“药死”、“杀死”和“跌死”；“追跑”和“打跑”等等，是由一单语素的使役动词和另一单语素的存现动词构词配置而生成，因而形成作格动词集使役动词所蕴含的行为义、使役义，和存现动词所蕴含的结果状态义，三义于一体的语义特征。作格动词也是一元动词！在句子的表层结构上是不能带宾语的！它的语义上的宾语出现在主语位置上，形成受事做主语的句法特征。例如：“板凳撞倒了”，“妖怪打死了”，“和尚打跑了”等等。应该说，这样的语言发展趋势，揭示了人类语言的发展推动人类逻辑思维发展的进程。
该作者提出“一元动词带宾句”一是由致使动词发展而来，二是由述补结构发展而来的理论时，引证了王力先生（1980）对致动用法的衰落和使成式的产生和兴起的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我们认为刚刚在这个问题上，该作者的立论认知与王力先生的研究结果，在因果关系上是本末倒置的。而王力先生关于致动用法的衰落和使成式的产生、兴起与我们此前引证张今关于人类语言产生和发展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该作者所讲的致使动词和述补结构，就是王力先生（1980）所研究的致动词（用法）和使成式。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1980）中对致动用法的衰落和使成式的产生和兴起，进行详细考察史料后发现，致动用法在上古时期盛行，但随着使成式自汉代开始产生，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完善于宋代，便逐渐取代了致动用法。
使成式（causative form）是一种仂语的结构方式。从形式上说，是外动词带着形容词（如修好、弄坏），或者是外动词带着内动词（如打死、压倒、吹散）；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动词性仂语中表现出来。这种行为能使受事者得到某种结果，所以叫做使成式。王力先生（1980）说：由致动发展为使成式，是汉语语法的一大进步。因为致动只能表示使某事物得到某种结果，而不能表示用哪一种行为以达到此一结果。它们的作用相似，但是有两点差别：1、致动只用一个汉字，是单语素词，使成式用两个汉字，是双语素词；2、致动是一种临时职务，使成式是一种经常职务。试比较：
致动 使成式
小之： 削小、裁小、砍小它
正之： 纠正、改正、扶正它
死之： 打死、药死、绞死、吊死、淹死、咬死它
广之：放宽他
活之：救活它
孰能一之： 谁能统一它
王力考察大量史料发现，除了动词以外，能用作致动词的大多数是形容词，还有名词、代词和数词等。
由致动发展为使成式经历了十好几个朝代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过程。使成式是两个词的组合，在它发展的前一阶段，由于二者的连接关系还不是十分紧密，上字和下字，即动补之间还常常被受事宾语隔开。例如“石角钩衣破，谁能拆笼破，长绳百尺拽碑倒，检书烧烛短，寒天催日短，大风吹云散”等。宋代以后基本上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使成式的上字和下字，即动补之间的关系就已经结合得十分密切了。五四以后，汉语受西洋语言的影响，使成式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就是外动词带形容词的使成式大量增加，这种结构逐渐占了优势，因为西洋语言有许多动词或行为名词是来自形容词的，而这种来自形容词的动词或行为名词，用使成式的结构来翻译最为合适，例如improve（改善）， strengthen（增强）， widen（扩大）， innovation（革新）， correction（改正）。当然也增加了一些外动词带内动词的使成式，例如改进、增进等。在现代汉语里，有些使成式逐渐单词化了，例如“、扩大、改善、革新”等，因为它们的背景是西洋语言的单词。
由此观之，汉语使成式这一仂语结构的产生、发展、变化，经历了长达10多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在此过程中由“外动词带内动词（如打死、吹倒、驱走、放去、增进、吹散、用尽等）”和“外动词带形容词”构成的两种使成式，前者表示“其施事者的行为的结果是使某事物有某种行为”，后者表示“其施事者的行为的结果是使某事物有某种情况”。根据王力先生对使成式的结构配置和语义蕴含的考察和界定，本文付义琴（2012）提出的“一元动词带宾句是由述补结构上字脱落而生成的”的理论，就既有语言理论依据，又有充分的语言事实的支持。因为该作者将王力先生称作“内动词”的存现动词，说成是由使成式的“上字脱落”而来的。然而语言发展和语法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存现动词在使成式，即述补结构之前，早就已经产生、存在并且能够带宾语了！
王力先生进一步指出：使成式的产生，使汉语语法更完善，更能表达复杂的思想。然而该作者的理论与这一发展趋势完全相反。王力先生对使成式的考察与研究证明他所讲的“使成式”与我们所指的“作格动词”几乎相似。
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刚刚才咿呀学语的儿童，在还不知道“打”、“踩”和“死”这样的单语素词的概念和低级的具体思维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我把虫虫踩死了”、“虫虫被我踩死了”、“虫虫踩死了”这样的双语素词概念和高级复杂的逻辑思维？还推导出一元存现动词“死”是“述补结构”“踩死”的上字“踩”的脱落而生成的？儿童只可能在爸爸妈妈的引导下一次又一次地学着念“打”、“踩”和“死”等单语素词，并无数次地做“打”、“踩” 和“死”的具体动作，才在大脑中形成低级的具体思维。在此基础上，一天孩子看见地上有一条小虫，爸爸说“打，”“踩”，孩子才能照着爸爸的话做了。爸爸看见虫子死了，便说，“哟，死了。”孩子也学着说，“哟，死了。”“谁踩死的呢？” “我踩死的。”于是孩子才将这些单语素词联系起来，也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联系起来，学到了双语素词“打死”和“踩死”，脑海里的初级的具体思维逐渐发展为高级的逻辑思维：“我踩死了虫虫”，“虫虫被我踩死了”，“虫虫踩死了”。我们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而编造出违背语言产生、语法发展和思维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所谓语言事实来。
另外，将所谓的“述补结构”认定为完全“及物性”，也是使该研究陷入死胡同的症结。“述补结构”，就是王力先生所指的“使成式”，即“作格动词”，既是及物的，也是不及物的。当它用做及物动词时，有施事和受事的共同参与，施事充当主语，受事充当宾语，例如，“展开豹皮幅子看时，……”。（西游记第七十回）当它用做不及物动词时，用做及物动词时的施事主语自动消失，而用做及物动词时的受事宾语成为它用做不及物动词时的主语，但仍然是受事，例如，“连连在饭店住了几天，盘缠也用尽了”。（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母亲肢体折伤，疼痛而死。”（镜花缘第十回）因为这种所谓的“述补结构”还有一个由及物性变异为不及物性的“及物性变异的过程”。这种异变过程有时甚至对于成年人，也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逻辑思维过程，孩子要理解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样说来，作者所提出的较为简单的单语素的存现动词，是由很有难度逻辑思维的双语素的所谓“述补结构”的上字脱落而生成的理论，就更站不住脚了！更何况充当述补结构下字的绝大多数是形容词和普通不及物动词，存现动词只是少数。
王力先生笔下的使成式，一种由外动词带形容词构成；另一种由外动词带内动词构成，内动词指的是存现动词和普通不及物动词。我们反复考察和分析使成式的构成及其语义蕴涵后发现，所谓述补结构上字脱落后，留下来的下字能够带宾语的只有存现动词，而存现动词本来就能够带宾语；而构成绝大多数使成式下字的是形容词和普通不及物动词，但都不能带宾语，所以例句16b和17b皆成为病句：
16.a.他把汽车修好了。
b.*好了汽车。
17.a.大风把乌云吹散了。
b.*散了乌云。
然而，凡使成式，即述补结构根本用不着上字脱落，都既能够用作及物动词带宾语，譬如例句16、17、18、19、20的（a）所示；也能够用作不及物动词生成“受事主语句”，即“作格句”，如下例句18、19、20的（b）所示；还能够用作一元“作格动词”，生成作格动词带宾句，如下例句18、19、20的（c）所示：
18.a. 他把汽车修好了。
b. 汽车修好了。
c. 汽车修好了两辆。
19.a. 车队把队伍冲散了。
b. 队伍冲散了。
c. 队伍冲散了一大半。
20.a. 他们把桌子板凳撞倒了。
b. 桌子板凳撞倒了。
c. 桌子板凳撞倒了十数张。
使成式，即作格动词也是一元动词，和存现动词、被动词一样也可以带宾语。只是很多人没有发现、没注意到而已。最后所讲的这些除了验证“上字脱落”论不能成立外，还说明语言研究，除了立论认知必须把握准确以外，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只知其一，不知有二的研究方法应该避免。
四
我们现在回到一元动词中有哪些动词能够带宾语，带的是什么类型宾语的论题上来。
所谓一元动词，是依据动词的论元结构规定只有一个论元的动词。余澄清（2013）的专著《无受格动词研究》在对动词进行重新分类时，将一元动词分成非作格动词和无受格动词。无受格动词下分五个次类，即被动词、中动词、作格动词、存现动词和提升动词。按照普遍语法规则，及物动词才能够带宾语，一元不及物动词是不能带宾语的。然而独特的汉语却滋生着大量一元动词带宾语的现象，因而也就成为语言学界争相研究的热点话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理论价值。
根据“无受格动词假说”和“布尔兹欧定律”，非作格动词唯一论元为域外论元，带施事论旨角色，无域内论元；无受格动词唯一论元为域内论元，带受事论旨角色，无域外论元。学者们在研究一元动词带宾语现象时，只注意到存现动词和非作格动词，很少有人提及被动词，更无人涉及作格动词，这也是不能全面、正确、深入认识一元动词带宾语现象的原因。因此，本出如下假设：
宾语假设：
一、无受格动词旗下五个次类中，有被动词、作格动词和存现动词能够带宾语；无受格动词带宾句的生成，遵循动词语义上的宾语滞留在宾语原来位置上的句法操作过程，因此带的宾语都是受事宾语。
二、非作格动词也能像无受格动词一样带“宾语”，然而非作格动词带宾句的生成，完全不同于无受格动词，走的是一种非常规句法操作程序，因此带的所谓“宾语”其实是后置到宾语位置上的主语，是施事宾语。宾语的形式主要是以计数名词组，或表示对比焦点的光杆名词，逻辑上应该是无定的。
主语假设：
一、无受格动词带受事宾语句的主语，必定是非施事论旨角色，但可以拥有任何一种论旨角色。
二、非作格动词带施事宾语句的主语，以整体-部分关系和领属者论旨角色为主，兼有少数处所、工具等论旨角色。
以被动词为例，考察分析无受格动词带宾语的理据。邓思颖（2004）提出被动句由作格化推导出来的句法机制，给我们研究无受格动词带受事宾语的假设提供了理论支持。衍生的无受格动词都是通过作格化变异而来的。“作格化”（ergativization）是一种让动词由及物动词变为不及物动词的句法过程。经过作格化后，动词的施事主语消失，动词也失去指派受格的能力，被动词、作格动词和中动词都是如此。不带宾语的被动句，即直接被动句是由得不到受格的宾语进行移位生成，如例句21所示：
21.张三i被土匪杀了[ti]。
例句21说明受事宾语“张三”不能停留在原来的位置，必须移位至主语的位置得到主格，成为受事主语。
带宾语的被动句，即间接被动句由宾语滞留在原来的位置，从作格化动词获得部分格而生成，如例句22所示：
22.张三被土匪杀了父亲。
从例句22可以看出，动词原来的施事外论元“土匪”从主语位置消失，只能依附介词“被”字而现身。这一事实说明，不管是被动词的主语还是宾语都不可能是施事论旨角色了。滞留在被动词后的宾语为保留宾语，故此断定被动词带的宾语“父亲”绝不是施事宾语，而是受事宾语，因而证明被动词带受事宾语的假设成立。
一是经过作格化后，动词的主语不再是施事，二由于被动词带宾句的主语并非直接由宾语而来，所以被动词带宾句的主语除了不能是施事以外，但可以拥有任何一种论旨角色：可以是领属者，如例句23a的“张三”；可以是整体-部分的关系，如例句23b的“十个苹果”和“两个”；也可以是处所，如例句23c的“那块地”，和23e的“珠宝店”；还可以是工具，如例句23d的“那块肉”：
23.a. 张三被土匪杀了父亲。
b. 十个苹果被张三吃了两个。
c. 那块地被他们种了土豆。
d. 那块肉被妈妈炒了青椒。
e. 珠宝店被劫了大量黄金。
邓思颖（2004）用作格化推导出被动句的句法机制，毫无疑问同样适用于作格动词。作格化后，作格动词原施事论元消失得无影无踪，无法得到格位的受事论元移位到主语位置，成为受事主语，如例句24所示：
24. 镜子i摔破了[ti]。
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如邓思颖（2004），都将作格句称作“受事主语句”。如果作格动词带宾语的话，其句子生成机制遵循像被动词带宾句一样让宾语保留在原来位置上的句法操作过程，带的宾语也只能是受事宾语，绝无可能是施事宾语，因为作格动词的施事论元在句法层面不存在。如下例句25所示：
25.a. 屋檐撞塌了一角。
b. 西服弄脏了一只袖子。
c. 10架飞机击落了9架。
d. 奶奶的眼睛哭红了一只。
e. 毛笔写坏了无数只。
和被动词带宾句一样，作格动词带宾句的主语不能是施事，但可以是领属者，如例句25a的“屋檐”和25b的“西服”；可以是整体-部分的关系，如例句25c的的“10架飞机”和“9架”、25d的“奶奶的眼睛”和“一只”、25e的“毛笔”和“无数只”。但有的情况又与被动词带宾句不一样， 作格动词带宾句的主语不能是处所和工具论旨角色。
至于存现动词，根本就无法进行作格化。按照邓思颖的说法，因为“这类动词在词汇库里早就已经是作格动词了”，既无施事者外论元，也没有指派受格的能力，即与被动词和作格动词一样了。那么，存现动词带的宾语也绝无可能是施事，必定受事无疑了。请看下面存现动词带受事宾语的例句：
26.a. 他们家跑了一只鸽子。
b. （教室里）出去了一个人。
c. 树底下蹲着一个老头儿。。
d. 这把椅子坐过很多人。
e. 七月份一共死了40多人。
f. 村里来了两个勘探队员。
g. 昨天走了两个游击战士。
然而有些学者如易洪川（1997）、张伯江（1989）等，将存现动词带的宾语定位为施事宾语。他们认为施事宾语的语义特点是“宾语是动作的发出人（施事者）”，并引用孟琮（1987）的《动词用法词典》的释义作为理论依据：施事宾语语义上“是动作或活动的发出者或当事者”；形式上有“动词和宾语的位置可以颠倒，宾语变为主语而意思大体不变”的特点。如：出去了一个人——一个人出去了。此例句和上面例句26全部引自他们论文中被认定为带施事宾语的句子，都是存现句。但是根据我们提出的“宾语假设”，存现动词和被动词、作格动词一样，带的宾语是受事宾语，绝不是施事宾语。
首先，本文提出的存现动词，和被动词、作格动词一样，带受事宾语的假设，得到“无受格的动词必无外论元（论旨角色），无外论元的动词必无受格”的布尔兹欧定律提供的理论支持，这一理论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跨语言事实的证明。存现动词无施事外论元，只有内论元。这个内论元就是语义上的受事宾语。
其次，被动词能进入存现句的语言事实，给我们提出的“宾语假设”提供了有力佐证： 存现动词带的是受事宾语，不是施事宾语。我们知道，英语的存现动词全部来源于不及物动词，但是有些及物动词的被动式可以进入存现句。请看下面例句27：
27.a. In the cemetery were buried many war heroes.
b. Under the bed was found a sleeping cat.
我们刚刚讨论过直接被动句是由得不到受格的宾语必须移位至主语位置而生成。但是被动词进入存现句后，完全受存现句法结构的严格制约，使受事宾语仍然停留在被动词之后的宾语位置上，如例句27所示。被动词的受事宾语在存现句中可以停留在被动词之后不用移位的语言事实证明，被动词像存现动词一样，在存现句中可以保留宾语不用移位，并且可以解决受事宾语的格位问题。如果不是在存现句中，英语被动句的受事宾语绝不允许滞留在被动词之后，因为滞留在被动词之后的受事宾语由于通不过格鉴别式（Case Filter）而使句子成为病句，如例句28所示：
28.a. *Were buried Many war heroes in the cemetery.
b. *Was found a sleeping cat under the bed.
汉语及物动词的被动式进入存现句的例子就更多，如例句29a和30a所示。特别有说服力的是，被动词，与其同源衍生而来的存现动词，同处存现句中，两者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几近相同，名词组论元都在动词之后，如例句29a-b和30a-b所示：
29.a. 大厅正上方被挂着一幅中国地图。
b. 大厅正上方挂着一幅中国地图。
30.a. 墙上被写着一个“静”字。
b. 墙上写着一个“静”字。
英语和汉语被动词能够进入存现句的语言事实充分证实：存现动词与被动词一样，动词的“行为动作或活动的发出者或当事者”，即动词的施事外论元不在句中，存现动词天生就没有，被动词作格化后消失了。这就使得易洪川、张伯江等学者提出的“存现动词带施事宾语”假设的理论基础——“施事宾语语义上是这种动作或活动的发出者或当事者”就化为乌有了，说明存现动词带的宾语铁定不是施事宾语。
进入存现句的被动词和存现动词一样，可以将其宾语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的语言事实，有力佐证了存现动词和被动词同样带的是受事宾语的假设。这样就可以完全张伯江、易洪川等学者关于“存现句中施事作宾语是大量存在的”的论断。
最后，我们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有力旁证，即石毓智（2000）关于汉语定语从句语序的总结，来证明存现句的两种形式，哪一种是深层初始基础形式，哪一种是表层形式，从而可以证明，存现句带的是受事宾语，还是施事宾语。
石毓智（2000）指出，从句是句子内部的一个成分，它的构造不受句子以外的各种语境因素的影响，代表的是汉语的基础性的、核心的、自然的、无标记的句子结构，跟无标记结构相对的有标记句子结构则是因应各种外部语境因素而通过改变语序，或者添加语法标记等手段产生的各种灵活多变的格式。他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汉语定语从句的语序是：
[（施事） +动词 +（受事）] + 的 + 名词
这就是说，尽管表层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在汉语基础性无标记结构中“施事名词”只能位于动词之前，“受事名词”只能位处动词之后。
我们来对比两种形式的存现句充当定语从句时的情形：先看看由“存现动词处于名词组之前” 的深层初始基础形式充当定语从句的名词组例句31：
31. a. 死了一条狗的老头。
b. 掉了三颗牙的老汉。
再对比以下由“存现动词位于名词组之后”的因应语境因素而派生出来的表层结构形式充当定语从句的名词组例句32：
32. a. * 一条狗死了的老头。
b. * 三颗牙掉了的老汉。
从以上例句（31）和例句（32）相对比发现，按照“受事名词只能位处动词之后”的顺序原则，由存现句的深层初始基础形式充当定语从句的名词组合理合法；而违背这个顺序原则，将受事名词置于存现动词之前则是存现句的基础形式派生出来的表层结构。由这样的结构充当定语从句，用来修饰名词组，不符合汉语定语从句的语序，不合语法，失去存在的的合法性。
这一论证结果对我们认定存现动词后面的名词组论元是受事，而不是施事的假设极端重要。因为存现句的初始深层基础形式是“V + O” ，而不是 “S + V”。“S + V”则是由初始深层基础形式的受事宾语移位到主语位置，而派生出来的表层结构。这说明不论是“O”还是“S”，它们都是受事，即受事宾语和受事主语，从根本上否定了存现动词带的是施事宾语的假设及其理论基础。
我们再来看看由非作格动词构成的句子充当定语从句的情形。下面例句33中的名词组的定语从句，都是由“施事名词 + 非作格动词”所构成：
33. a. 两个人结婚的地方。
b. 病人咳嗽的时候。
而下面例句34中的名词组的定语从句，则是由“非作格动词 + 施事名词组”所凑成：
34. a. * 结婚两个人的地方。
b. * 咳嗽病人的时候。
例句（33）和例句（34）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与上面例句（31）和例句（32）的情形完全相反，由非作格动词生成的句子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施事名词组在非作格动词之前”。由这样的句子结构充当定语从句的名词组才合乎语法；由于没有非作格动词在施事名词组之前的句子存在，所以由这样的句子结构充当名词组的定语从句，理所当然不合语法。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存现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生成的句子，只有深层初始基础形式充当定语从句所修饰的名词组才能合乎语法。顺理也验证了存现句的深层初始基础形式是“存现动词位于受事名词之前”，即“存现动词的唯一名词组论元处于存现动词之后”。因为我们早就发现和找到大量例证证明不及物动词中的非作格动词与无受格动词，尤其是与天生的无受格动词——存现动词的区别：非作格动词的唯一论元名词组不论是在底层结构还是在表层结构中，都处于动词之前，根本不存在名词组移位的问题；存现动词的唯一名词组论元既可以在底层结构中处于动词之后，也可以通过名词组移位至动词之前。所以我们从以上例句（31）与例句（32），例句（33）与例句（34）可以看出这两类不及物动词所生成的深层初始形式所形成的鲜明对立。
石毓智关于汉语定语从句语序的总结，不仅对无受动词和非作格动词之间鲜明对立的理论，而且对存现动词所带的受事宾语假设，都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理论和事实支持；同时也佐证了本文在上、下篇所论证的非作格动词的唯一论元是施事外论元，动词带的所谓“宾语”并不是动词语义上和逻辑上的宾语，而是后置到焦点位置上的主语，即施事宾语的假设，如例句35所示：
35.a. 在场的5人就哭了4个。
b. 郭德纲一开口，我们仨就笑了俩。
c. 我大学同学已经离婚了好几个了。
d. 他们接连感冒了三四个。
e. 他们五人就工作了四人。
f. 这台跑步机一连跑了三个大胖子，那台只跑了一个。
g. 跳远项目已经跳了10个运动员，跳高也跳了10个。
h. 东门走汽车，西门走行人。
这些例句表明，非作格动词在特殊条件下带的所谓“宾语”，必定是施事宾语，绝无可能带受事宾语；非作格动词带宾句的主语大都为整体-部分关系和领属者论旨角色，如例句35a-b-c-d-e所示；另有少量工具、目标、处所论旨角色，如例句35f-g-h所示。
此刻再回顾付义琴（2012）在刘探宙（2009）关于非作格动词也像非宾格动词一样能够带宾语的错误立论认知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元动词带宾句的历史探源所下的结论，就觉得错得更远。该学者的一元动词带宾语研究之所以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是因为她始终跳不出只有及物动词才能带宾语的认知窠臼。该学者在引述刘探宙（2009）很多非作格动词带宾例句后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以为这种非作格动词带宾语的用例应该是由非宾格动词带宾语的句子类推而来的，非作格动词进入这种构式后，也具有了‘计较得失’的含义，谓语前经常出现‘就’就是这一构式的体现。”她还认为“在这种句子产生的早期，动词通常是非宾格动词，但后来由非宾格动词又类推扩展到非作格动词。”很明显，付义琴（2012）对一元动词带宾句进行历史探源所得出的结论是：非作格动词和非宾格动词的词性来源相同，构式没有差别，构式义也一样。一个演员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演员相同，扮演的角色可大不一样。我们只想借这个比方，来说明语言研究不能只看表面，更应该探寻内在的本质特征。
结语
本文之所以花了太多的篇幅来探讨一元动词带“宾语”现象，是因为这一论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存在太多的争议。
语言研究，应该在得到比较充分的跨语言事实证明具有很强解释力的当代语言学理论框架下进行；当然利用能够相补的语言学说，建立语言理论新框架推演则更好；最好在双语或多语的背景中展开，这是我国老一代语言学界前辈的谆谆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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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是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着名观点,但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因而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争论的焦点问题。从认知价值和同一关系两方面,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分涵义和指称。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主要有三种功能,由于概念模糊而功能广泛,弗雷格的涵义概念产生了诸多困惑。
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指称和涵义是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着名论点,弗雷格通过讨论专名、概念词和句子这三种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及其区别阐释,他的意义理论的思想。但是,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只是给出一些说明的例子,因而,弗雷格的“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谜点。这个问题之所以仍然值得探讨,首先是因为哲学家们和语言学家们对弗雷格意义理论的基本教条的理解分歧无存;其次是因为对弗雷格“涵义”概念引起的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当今意义理论的发展。
一、区分涵义和指称的理由
专名是指涉一个特定对象的符号或名称,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单独词项,逻辑中的个体常项,如,“晨星”、“暮星”等。在语句中起到专名作用的成分的是指称一个特定的对象的词组,如,“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指称一个对象的名称、指称一个特定对象的词组,在弗雷格看来都是专名。他是从区分句子的指称和涵义,进而区分专名和概念词的指称和涵义的。归纳起来,他对涵义和指称的区分主要作了如下两方面论证:
(一)认知价值论证
弗雷格根据康德关于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区分的观点,分析了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的识别。如,“晨星是晨星”,“晨星是暮星”,这两个句子虽然都体现了一种关系,但它们在认知上的价值是不同的。a=a的有效性是先验地可识别的,是分析的。即使不能识别晨星的人,也能证明“晨星是晨星”是有效的。a=b则包含了知识的扩展,其有效性是经验地可识别的,是综合的。即使是在今天,要辨认a和b两个名字或符号标志的是同一颗行星也是需要经验验证的。
“22=4”和“2·2=4”这两个等式表达的是不同的思想,但是这两个等式的左边“22”和“2·2”可以互相替代,因为这两个符号有相同的指称。因此,“22=4”和“2·2=4”这两个思想不同的等式有相同的指称。同样,“晨星是一颗行星”,“暮星是一颗行星”,虽然这两个句子由于“晨星”和“暮星”的指称相同而真值相同,但是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是不同的,因为不知道晨星就是暮星的人,会以为这两个句子中一个是真的,而另一句是假的。因此,对于认知者而言,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是不同的。
(二)同一关系论证
a=b要表达的似乎是“a”和“b”这两个符号或名字所命名的同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a=b是真的,那么a=a和a=b的认知价值就基本相同了。但既然用了a和b两个不同的名字,显然两个名字的意义除了对象以外,还有其他未尽之意。这未尽之意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命名同一个对象。“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那个出生在斯塔吉斯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两个符号的差异不在它们所命名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由于命名者的语境(或背景知识)不同,在于对同一个对象的给出方式不同。可见,符号“a”和“b”的差异只是在对象给出的方式或语境方面。
由此,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别涵义和指称”。弗雷格明确指出,专名的指称就是专名所命名的对象;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直陈句的指称是它的真值,直陈句的涵义是它包含的思想。但却没有明确指出专名和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如何定义“涵义”。
二、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功能
弗雷格首次区分了专名的涵义和指称,从此关于专名的意义问题便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专名有指称无涵义;第二,专名有涵义而仅仅在下述条件下有指称:只有一个且仅有一个对象满足专名的涵义。由此看来,专名的涵义问题是两种对立观点争论的交点。专名,乃至语言表达式的涵义问题在弗雷格理论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取决于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多种功能。
(一)涵义是给出表达式指称的媒介
根据弗雷格反对逻辑心理主义原则,必须把心理学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区别开,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区别开。因而必须把语言表达式的指称与个别心灵的表象图像区别开。如上所述,专名的指称是它表示的对象,但是对于弗雷格来说,名字或符号并不能直接与其对象联系,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语境,或者通过符号出现的方式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当出现“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时,可能通过考察出生地,把那位古希腊人与这个专名所指的对象联系起来,也可能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把那位柏拉图大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与这个专名的所指联系起来。如果把符号的给出方式理解为弗雷格意义上的专名的涵义,那么“专名通过涵义的媒介并且仅仅通过这种媒介与对象联系在一起”。
弗雷格指出,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在42=4·4这个等式中,不是概念的简单相等,而是对象,即概念的外延之间的相等。所以可以断言,两个概念词的指称相同,且仅当其从属的概念的外延重合。那么概念词如何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呢?弗雷格虽未明确说明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但根据他“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指称,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指称”的基本原则,可以把概念词的涵义理解为(表达句子的)思想的一部分。这样便可以认为,概念词是通过它的涵义与它所属的概念的外延相联系的。正如弗雷格所说:“不仅对于专名,而且对于概念词,逻辑必须都有要求: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且从涵义进到指称,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会根本无法谈论指称。”
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从涵义进到指称的思想是否能推广到对直陈句的分析上呢?“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和“暮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这两个句子的思想是不同的,但如果我们知道晨星就是暮星,那么我们便知道这两句的真值是相同的。如果我们用“暮星”替换前一句中的一部分“晨星”,便得到与前一句具有同一关系的后一个句子。显然,这两句相同的是真值,而不是思想。所以弗雷格明确指出,直陈句的涵义是其思想,直陈句的指称是其真值,并由这个假设推导出两个重点结论:第一,如果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指称,那么所有真句子就有相同的指称,所有假句子也有相同的指称。第二,保真互换原则,即当句子的一部分被指称相同而涵义不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因此,“一个断定句含有一个思想做涵义(或者至少要求含有一个思想作涵义);这个思想一般是真的或假的;就是说,它一般有一个真值。”这样,对于直陈句而言,仍然是从句子进到涵义,并从其涵义进到指称的。由此可见,涵义是联结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的认识论通道。
(二)涵义是间接指称的对象
与直陈句不同的是,间接引语的指称不是真值。在问接引语中,人们谈到的是另一个人某句话的涵义,所使用的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指称,而是通常作为语词涵义的东西。比如,“哥白尼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的不是其中的从句“行星的轨道是圆形”的真值,而是哥白尼是否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这个思想”,可见,从句的指称不是其真值,而是其思想。由此弗雷格区别了语词的通常指称和间接指称,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一个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是被间接地使用,或者它具有间接的指称;类似地,也区别了一个语词的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并指出,一个语词的间接指称是它的通常涵义。这样一来,对于间接引语,保真互换原则就应该修改为:当从句被与其通常涵义相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整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如上例,如果我们用“哥白尼认为太阳运动假象是由地球的真实运动造成”和“哥白尼认为行星的轨道是网形的”互相替代,不会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
弗雷格根据这个原则处理了命题态度的归属问题,例如,由“…认为”、“…相信”、“…推论”、“…认识到”、“…知道”、“…以为”、“看来…”、“指责”、“希望”、“害怕”、“同意”等所引导的名词性从句,其间接指称是其通常涵义。这样,在间接引语中,通常涵义就转变为间接指称的对象。
(三)涵义是语义理论的构成元素
弗雷格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语义理论,因为他没有使用元理论为他的基本推理原则和规则辩护。但是他使用自然语言介绍和论证了他的形式系统的特征,从而建立了他的语义理论。
弗雷格有一个雄心勃勃的逻辑主义计划,即模仿算术语言构造一种纯思维的形式语言。因为他认为算术是进一步发展的逻辑,逻辑定律是严格论证算术定律的基础,这就要求算术符号语言必然扩展为一种逻辑符号语言。为了实现他的这个逻辑主义计划,他把函数概念扩展为逻辑概念,把含有空位的函数看作概念,用真值代替了作为自变元的函数值。真值是判断的可断定内容,“可断定内容”是弗雷格逻辑系统中很重要的语义概念。弗雷格把判断符号表示为上,他在《概念文字》中这样解释道:“水平线可以叫做内容线,竖杠可以叫做判断线。内容线通常也用来使任何一些符号与其后出现的符号整体联系起来。在内容线之后出现的东西必然总有可断定的内容。”在判断中可断定内容不仅具有概念(或函数)真值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另外两种功能,即指在一定背景中判断所能够表达的东西,以及断定的说服力。尽管我们断定某个东西时,我们实际上是说它是真的,但是我们所断定的不是真值。真值赋予句子并不是逻辑意义的全部内容,所以真值不能完全承担弗雷格所说的可断定内容的全部功能,仅仅满足了可断定内容的概念值的功能,而满足可断定内容后两种功能的东西,他称之为判断(即陈述句)的“思想”。而思想并不与他的逻辑中的函数和自变量直接联系,他给思想赋予了如下一些特殊的性质:
第一,思想不是思想者心理的对象,而是思想者思考的实体,或语言的实体。因为它们虽然是思想者断言或接受的东西,但却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断言或接受而存在的。
第二,思想是公共的,可分享的,它的理解和识别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思想是或真或假的,思想的真就是与客观一致,所以思想依其断言为真必须是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