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人口范文

城镇人口篇1

关键词：人口；户籍；产业结构；城镇化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断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大战略举措。

一、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国家计生委去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在这份报告中称，202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超过8亿，未来10年累计要转移农村人口1亿以上。报告预测，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将吸纳新增城镇人口4000多万；闽东南等18个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将吸纳新增城镇人口7000多万；其他1000多个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吸纳新增城镇人口3000多万。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过半，达到51.27%，其中城镇人口为6.9亿人，乡村人口6.5亿人。与上年相比，城镇人口上升了1.32个百分点，增加了2100万人，乡村人口则减少了1456万人。这是一组非常重要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开始进入以城市为主体的发展阶段。

将这两组数据综合起来看，至少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仅不会停止脚步，而且还会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东部地区仍将是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主要接收地，中西部地区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能力仍将弱于东部。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不会按照自然承载能力和经济要素的优化组合逐渐趋于均衡，而是会跟随着城市集群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加不平衡。

最让人担忧的。这种担忧最直接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东部地区的过度倚重，将导致这些地区的自然承载能力和社会承载能力不堪重负，导致这些地区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严重错配，直至综合效益持续下降。例如，北（京）上（海）广（州）一类的特大型城市，由于人口过度密集，不仅存在严重的水与空气问题，同样还存在教育与医疗资源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合理利用问题。

二是对城镇化率的过于偏见，将导致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对资源的消耗大大增加。同时由于城市人口主要从事二、三产业，因此在地区分布和产业分布上一旦出现偏差，或者受国际市场或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出现行业不景气状况，就会造成大量失业，引发社会不稳定。而农业人口的过度萎缩，农产品生产相对减少，将会严重影响消费物价，直至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

通常认为，已发达的城市基础雄厚，能吸引、接纳更多人。殊不知，许多著名城市都是从小城镇甚至小渔村起家的，如深圳就是利用制度红利和政策红利开发起来的。现在，如果继续把资源向那些不堪重负的城市输入，将加剧地区不平衡，只有根据各地的自然禀赋以及历史人文与经济条件，构造新的城乡互动体系，才能走出均衡发展的活棋来。

二、户籍问题是城镇化的重要障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由于受户籍的限制，目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服务，官方统计的超过50%城镇化率实际上是半截子的城镇化，户籍制度背后反映的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工农差距，如果户籍改革制度能较快到位，将为实现十提出的收入倍增目标提供良好的机遇，会推动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10年甚至20年，相反，则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带来更大的社会矛盾。

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理应要享受城市公民一样的待遇，这是新型城镇化需考虑从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现在所谓超过50%的城镇化率，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绝大部分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并没有在城市实现永久定居。

城市空间扩张过快，而农村人口由于户籍、购买力等限制，被拒于城市大门之外，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而现行户籍和土地制度，正是阻隔在城乡之间的主要壁垒。

在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应该把人口、产业、财政三方面的制度改革统筹起来通盘考虑，并通过制定配套性的改革方案来从整体上推进，实现土地―财政―户籍改革的全面突破。

三、未来的中国城镇化道路该怎么走？

打破户籍肯定是未来城镇化改革的方向，但具体操作问题十分复杂，各省差异很大，只有逐步试点逐步推开。

（一）“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可持续”是中国城镇化之路

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遵从“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可持续”三个原则，按照“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要求，推动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具体到对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布局，更进一步的规划是，在东部地区，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在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在此基础上，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创造新需求，围绕未来城镇化战略布局，国家要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输油气管道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发挥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和引导作用。

（二）实施“城市群”战略

十之前，对于城镇化建设，十六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七大的进一步补充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业内人士普遍的说法是，十提出“新型城镇化”，是在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向上释放出了“转型”的“新信号”。

在2010年底中央向各省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决策层就释放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信号，其中最为明确的是提出了要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的“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在推进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优化开发的同时，形成三个特大城市群，在哈长、江淮、中原、长江中游等地区形成若干新的大城市群和区域性的城市群。

（三）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基本前提

按照城镇化率50%来计算包括2亿农民工，这2亿人算在城市人口中但又不完全是城市人口，比例非常大。让这类人真正进入城市，真正地成为市民，应该是城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未来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批农民工进入城市，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就业。要使得这批农民工成为“有业农民，在城市里有职业的农民。农民进了城，无论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都有一份职业，最好是长期的、稳定的职业。

但是，目前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农民工或者是被动转为市民的人，其生存技能普遍较低，很难适应城市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如何能够使农民工和被占了土地以后转为市民的这些人继续就业，就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城镇化需要产业支撑，农民工的市民化最重要的是要有稳定就业。

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基本前提，也是稳定就业的重要保障。要明确城市的产业定位，紧密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真正培育起具有鲜明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或鬼城。中国推进城镇化进程，将“坚持产业发展，繁荣城镇经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服务业发展壮大，统筹产业功能和居住功能，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良性互动”。

（四）、新型城镇化的产业发展路径

产业发展是城市建设的基础，也是城市人口聚集的前提，选择未来型持续成长产业，是新型城镇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城市发展中的产业选择，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且，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一体化发展，成为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中一种广泛认可的模式。

产业选择要因地制宜，不同的产业类型适应不同的地域与资源禀赋。高科技产业因其人力资源限制，对于一般中小城市，难于成为突破方向；出口导向型简单加工工业，因其人力成本要求高，发展机会相对偏于人口密集的河南、四川及交通优势地区；重化工工业，因其污染严重，资源依赖和交通依赖太大，一般区域很难引入项目；旅游休闲度假、养生养老、运动会议培训、物流、大型批零结合市场、本地特色产品加工（山货、土特产、中草药、特色食品、特色饰品等）、投资型产品加工生产（玉、石、金、银、木等）、文化工艺产品加工、特色家居产品加工等等，成为比较容易发展的选择。

城镇应当融合经济、金融、信息、贸易、生态、生产、生活、服务、教育、文化等多元功能，尤其是产业与生活服务功能，强化城镇在区域的产业与生活服务中心作用。

在产业集中的基础上，城镇可以集中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交通等生产要素，并对它们进行加工整理和创新发明，形成新的生产要素、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和管理方式，再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依次传播和辐射出去。

同时，在劳动力、产业和生产要素的集中基础上，城镇还能够为城镇居民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和服务环境。

在于利用产业形成的基础，推进土地开发、交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人口聚集，配套发展公共服务，结合发展商业化服务，形成区域城镇化发展的整合，实现产城一体化发展。

城镇人口篇2

要了解小城镇对周围农村发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镇的人口容量，就必须研究小城镇的人口问题。也只有对小城镇的人口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对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认识。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回顾

农村改革后大量的农民进城谋生。因此1984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县城以下的集镇入户居住，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这是对50年代以来户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自理口粮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国自理口粮人口428万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万人[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镇的经济缺乏活力。以1993年为例，在自理口粮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的占26.7%、商业的占23.2%、服务业的占17.7%、建筑业的占10.7%、交通运输业的占6.1%、其他的占15.6%，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为小城镇自身经济服务的就业人口占半数以上。让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而小城镇给农民的机会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决定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范围是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对象是外商亲属、投资者、被征地的农民。在这一基础上，1992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地方城镇户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蓝印户口”这种更加机动的户籍政策。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使用的印章为蓝色而得名。拥有蓝印户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户口的利益，但是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够转变为正式户口。最早采用蓝印户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镇也实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的条件和价值与城镇的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镇地位越高，得到蓝印户口的条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国近400个小城镇进行户籍改革试点。从1998年开始，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在这方面，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步伐迈得比较大。例如1998年贵州省在10个小城镇进行试点，在贵州省公安厅的《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方案》中规定，在小城镇中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生活来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满两年，就可以办理小城镇的常住户口，并且不允许收取城镇增容费。

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对小城镇户籍的开放速度也相应加速。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小城镇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放宽，至此绝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农民开放了。

在开放小城镇户籍这场改革中，对开放户籍促进城镇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从1997年开始小城镇的户籍试点改革到现在，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并没有明显的增强，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情况。例如1999年在安徽涡阳县竟然要把城镇户籍以每个600元的价格摊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镇的户籍开放后，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试点小城镇竟然没有一个人申报[3]。为什么小城镇的户籍改革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这从小城镇人口状况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二、小城镇人口状况

关于小城镇的人口统计比较混乱，不同的资料来源有出入。资料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口径问题，按照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镇人口的身份至少有两种类型，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一些镇中则可能还有“自理口粮人口”、“蓝印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等。按照户口所在地又可以划分成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中又可以划分为办理了暂住手续与没有办理的两类。按行政区划来划分镇人口，时常会产生误导。因为大多数小城镇的管辖范围都比较大，包含了大量的农村，容易夸大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目前小城镇的范围界定也有待完善，因为在一些地方，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工业的发展，镇与周边农村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如果用原来的行政区域来计算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则容易缩小其实际的人口数量。鉴于上述情况，在本文中对小城镇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种概况性的介绍。

表1与表2是来自不同资料的全国性小城镇人口资料，表1是历史性的回顾，表2是时间剖面的状况。表2的资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个镇的数据，占当年全部城镇数量的10%。如果比较两张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平均人口规模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而在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上的差异比较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统计范围的不同，前者是用镇行政区划统计，因此规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区，因此规模偏小。由于农业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镇的建成区外，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比较大。又因为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镇的建成区内，所以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上述的两个资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区统计的资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表1　部分年份小城镇基本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出版社.

[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3]《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根据表2中的数据，从60年代初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年间，全国小城镇在数量和人口规模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小城镇的数量从1980年不足3000增长到1999年接近2万个，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0.5%；人口规模从5693万增加到37637万，平均每年增长率也为10.5%。虽然近年来小城镇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分析一下却可以看出小城镇发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小城镇主体的非农业人口，从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迁移增长率实际上是很低的。第二个是在1980年平均每个小城镇有1.5万的非农业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个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的缩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规模大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三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人口”没有被承认是非农业人口。

表2　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情况

人／个

地带　平均人口　平均非农业人口　平均劳动力人数　平均企业人员数

东部

5842

2415

3155

1516

中部

5119

2378

2489

857

西部

3312

1460

1676

505

全国

5009

2169

2612

1077

说明：①共17260个镇资料，根据这些镇的资料计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镇区的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城镇人口篇3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带有本质性的变化，从此，在中国的文明史上，城市中国将正式取代农村中国登上历史舞台。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根据经济史家的统计，英国达到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大约花了200年，美国花了100年、日本花了50年。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19%，然而，中国只用了30年多一点时间，就走完了上述国家少则半个世纪多则两个世纪的城市化历程。

城市化将催生政改并推动经济发展

比起农村，城市因为有人口的集聚和规模效应，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及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一种全新的城市文明，这是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后还会催生出民主、法治等政治制度的变革要求。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保守估计接近70%，至少快城市化15个百分点。一般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比肩而来的，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城市化也将很快来到，这中间的时间差不会很大。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长期不匹配，势必会产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矛盾，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目前的中国就是这样。因此，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暗示两者的时间差将缩小，有助于缓解其内在的紧张关系，消除矛盾隐患。

另外，就经济增长而言，城镇人口大于农村人口也意义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至少还有20多年的高增长。这个预测的前提和基础，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事实上，无论是其他国家还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都充分证明，经济的快速增长都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目前美国的城市化率约为82%，日本和韩国的城市化率约为66%和82%，即使要达到日本的城市化水平，以中国当前每年推进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计算，还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何况，中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这意味着城市化对经济增长仍有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这种推动作用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的：首先，随着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对生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将产生巨大需求。其次，更大更多的城市需要更多的房屋、道路及更好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再次，从收入水平看，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人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6977元，若未来还有几亿农民成为城镇居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购买力也将提高。毫无疑问，这种种需求，都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成为继工业化后又一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城市化带来的户籍与平等问题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在看到城市化过半带给中国机遇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它所隐含的巨大挑战。某种程度上，挑战比机遇更直接和紧迫。因为城市化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在它实现了其目的和任务后方能体现出来，在此之前，只具有理论上或书面上的意义，而挑战则是现实存在着的。

城镇人口首超过农村人口带来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处理城市新旧市民间在发展机遇和公共福利分享上的平等问题。

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要素的城市化，而不是人本身的城市化。换言之，无论是人还是资本，他（它）的价值只体现在作为要素这一点上。这就造成在城市化中，人作为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作为完整的人则不能流动；或者，人流动了，权利和福利却不能同步流动。可以说，过去30余年的城市化基本是要素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这是中国城市化存在的最大问题。

也可把这种城市化称做半城市化或被城市化。它的根源在于现行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在城市捆绑了养老、医保、教育、就业、住房等利益；在农村捆绑着宅基地、承包地、林权、林业用地等利益。由于户籍背后的制度福利和利益刚性太强大，致使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并没有同时伴生城乡户籍制度的废除，从而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农民作为城市需要的劳动力是可以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即自由流动，但农民进入城市后，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换言之，农民只有产业工人的名分，而无城市居民身份之实质。这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阻碍城市化的真正实现。中国长期的储蓄过高、消费需求下降乃至外贸顺差过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都与此有关。特别是考虑到在半城市化人口中，二代农民工比例持续提高，他们对社会的不满程度远远高于父辈，对公平的渴望更加强烈。

粮食安全问题

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带来的另一挑战是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粮食安全之间维系脆弱的平衡。

纵观其他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在中国，这更多的表现为一个政府参与的拔苗助长的过程。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是通过县改市、乡改区的方式，把农村行政区划改成城镇行政区划，实现城市化的。所谓农民的被城市化，指的就是此种现象。

之所以如此，在于地方政府看中的只是土地在城市化中的价值。根据其他国家城市化的经验，土地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未来升值的幅度和潜力很大，对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贡献颇多，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目前的税制结构和政绩考核体系下。因而，土地的城市化成为地方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也就不足为怪。中国城市化率的提高，多半是通过城市的外扩实现的，这势必会造成土地的减少，危及“18亿亩”的耕地红线。因为适合城市化的地方一定是土地最优质的，再加上缺乏科学的规划和执行，结果极可能是城市化越高耕地面积越少。此种状况下，若粮食单产的提高跟不上土地面积的减少，粮食安全就必然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此外，在中国的土地城市化中，由大规模圈占农地及各地不断发生的强拆、暴拆而引发的矛盾冲突、恶性事件、，也对目前脆弱的社会稳定形势产生了不利影响。

城市化的本质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消除城乡二元差距。而根据中国户籍计算的城市化率和根据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它们之间的差距高达十几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农民所分享的城市化收益和福利其实还很少。

城镇人口篇4

本文在研究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扩大升级对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1978-2014年相关数据，对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消费需求、消费结构效应及消费需求传导下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人口城镇化质量对消费需求扩大具有正向影响，但受制于消费环境等因素，这一作用效应并非完全显著；人口城镇化质量具备提升消费结构的基础，关键在于释放前期累积的负面效应；人口城镇化质量与经济增长基本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存在通过消费传导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但受制于过去粗放外延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这种正向传导机制发生扭曲，正向促进作用逐渐被负面影响替代。

关键词：

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需求；消费升级；经济增长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许多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都体现出城乡结构的迅速转变[1]，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的城乡结构的变迁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市场潜力释放效应及城市集聚和扩展效应也促进经济的增长[2]。关于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E.A.Kolomak(2012)研究了俄罗斯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当地人口城镇化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规模较大的城市通过产生正外部性或溢出效应表现出更好的经济绩效，城镇化率每提升1%，平均促进区域生产能力提高8%[3]。HendersonV.(2003)认为人口城镇化并未强烈地作用于经济增长，过快的人口城镇化发展往往在数十年间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率或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4]。KolomakE.、AhmadN.A.和MohammadR.S.(2006)通过对35个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5]。国内的研究在检验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并普遍得出中国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联[6][7][8]，但金荣学和解洪涛(2010)则发现人口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并不明确[9]。

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直接式的，而是通过消费的传导加以实现。然而，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长期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许多领域产能过剩，消费需求的不足又难以化解众多产品的堆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有赖于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仍然离不开以拉动消费为核心的需求侧刺激来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人口城镇化对扩大升级消费具有积极作用[10][11]，进一步促进人口城镇化从传统数量型向质量内涵型转变则是消费扩大升级的关键，将有助于提升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王婷(2013)的实证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使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明显提升，尤其是开启对消费的传导[12]。人口城镇化质量提升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胡秋阳(2013)以浙江经济为例，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储蓄和支出效应不断趋同，工资公平化显著提高浙江居民的收入、增加消费和扩大内需[13]。不过，少数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人口城镇化同消费支出变化及平均消费倾向变化并无直接关联，不确定的未来预期、分割性户籍制度、缺位的社会保障及相对牢固的习惯习俗阻断了城镇化同居民消费增长的联系[14][15]。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效率差异及产业要素背离等也是人口城镇化与最终消费率呈反向变化的因素[16]。

综上文献，从人口城镇化角度深入思考我国经济增长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但仍存在改进的空间。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直接检验，缺乏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视角实证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缺少将消费作为传导机制，分析消费扩大升级条件下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扩大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采用我国1978-2014年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选择消费作为主要传导变量，分析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机制、路径和总体影响效应，这不仅是对当前研究的一个边际改进，也有利于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视角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政策依据，揭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意义。

二、变量选择、模型设定和数据描述

(一)变量选择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设置的解释变量为人口城镇化质量。人口城镇化质量提升不仅意味着户籍城镇化率的提高，还体现为城镇就业人口的增加及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土地的协调发展。解释变量为消费，主要从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两个层面来度量。为更加真实地反映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本文引入了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对外开放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等控制变量(具体如表1所示)。为分析消费传导路径条件下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需设定不同的假设并以此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假设1：人口城镇化质量通过影响社会劳动收入、平均消费倾向、消费价格和消费结构等推动消费扩张的动力机制，也因城镇化方式、城乡结构、社会保障、消费环境等而形成抑制消费扩张的阻力机制。为验证人口城镇化质量对消费的影响，我们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模型(1)、(2)分别估计人口城镇化质量对消费需求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消费习惯的存在，前期消费状态会影响后期的消费抉择，因此这两个模型中设置了消费的滞后项也作为解释变量。假设2：人口城镇化质量通过消费需求传导来促进经济增长，与供给层面的产业结构变化、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等相互伴随。该假设决定了分析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控制的变量，因此我们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3)：模型(3)主要估计将消费变量作为条件要素引入人口城镇化质量变量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交叉变量lnurqt•lncdft揭示引入消费变量后的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在以上模型中，每个变量都取对数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变量对数的差分近似等于该变量的变化率，在不改变数据性质和关系的基础上可消除异方差和指数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反映各模型变量之间的长期弹性关系。其中，ε为随机误差项，t代表时间。

(二)数据描述本文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以1978年为基年，分别采用人均生产总值指数、居民消费指数、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有关名义变量进行实际调整，缺失的数据主要以前后项的均值进行插补，其中1985年以前缺失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替代。对相关变量和数据进行整理后，我们分别从平均值、标准差、峰度、偏度、最大值和最小值等六个维度进行数据的统计描述。其中，峰度系数均小于3，说明相关变量呈扁平状态分布。从偏度系数上来看，尽管数据并非呈正态分布，但数据的正偏和负偏程度仍处在合理区间，样本数据适合于实证分析(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以上述设置的变量为基础，我们挖掘1978-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考察核心变量间的关系(见图1所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逐年提升，但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出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滞后于规模扩张为主的快速城镇化的现象，人口城镇化质量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消费需求与消费结构呈现良性发展趋势，而后期消费动力疲软，二者的增长速度缓慢。此外，尽管经济绝对量一直在增加，但各个阶段的增速出现明显的波动，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逐渐从过去的高增长降下来。综合来看，人口城镇化质量至少在统计上表现为与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消费结构变化呈负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能否得到实证检验呢？变量间的作用强度具体有多大？这都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首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在变量ADF单位根检验中，ADF检验的滞后期根据SIC准则自动选择。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皆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Johansen协整检验的条件。其次，对序列相关性的处理。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保证模型OLS参数估计有效，需处理可能存在的自相关性问题。借鉴传统计量模型的经典方法，结合D.W.检验和LM检验对序列相关性做出判断，我们对存在序列相关的方程采用广义差分法进行修正(即利用AR(p)模型解决)。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D.W.值在2附近，LM统计量的值N•R2没有超过临界值χ20.05(2)，说明修正后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从而保障了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最后，对多重共线性的处理。由于模型涉及多个控制变量和交叉变量，在尽量保证不丢失重要数据信息的前提下，根据AIC值和SC值及参数估计量的经济含义等综合方法，本文对具有共线性的变量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删除。运用软件进行回归估计后，人口城镇化质量影响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检验结果(如表3、4和5所示)。

表3显示人口城镇化质量对消费需求影响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可增加消费需求，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化-工业化协调度及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协调度的作用效果远不如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就业的作用效果。人口城镇化质量正向影响消费需求的系数在模型M1、M3中均能有效通过t值检验，但人口城镇化质量影响消费需求的系数则不尽然，说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对扩大消费需求的有效传导存在阻碍机制，进而假设1未得到充分验证。其原因可能在于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人力资本含量不足、职业技能门槛限制及户籍制度带来的社会歧视，大多进城农民从事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业和建筑业，很少进入薪酬较高的服务业领域，这一现实持续发酵并阻碍城乡收入分配的改善，加之社会保障配套政策跟进缓慢，不断上涨的社会服务价格导致支付重心转向居民个人，新增人口面临较高的住房、教育和医疗服务压力，从而削弱了居民的消费意愿[17]。表4显示人口城镇化质量对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改善就业结构能显著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城镇化与工业化失衡及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未协调发展会阻碍消费结构升级。在模型M1、M3中，以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改善就业结构指标度量的人口城镇化质量能有效降低恩格尔系数，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且二者的影响系数均能有效通过t检验。模型M2、M5反映随着城镇化-工业化、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失衡程度加深，恩格尔系数不减反增，从影响系数的显著性来看，后者失衡的作用效应更加明显，但模型M2却呈现一个与理论相悖的结果。随着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消费结构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这主要是因为前期过高的“户籍门槛”增加了居民的成本和隐性失业，居民将许多的时间、精力和费用花在消除这一门槛的过程中，由此产生的成本上升(挤出效应)和一系列城市化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的提档升级。表5显示消费传导下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存在正向传导路径，也存在反向传导路径。交互变量lnurq•lncdf均能有效通过t检验，表明人口城镇化质量存在通过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但模型M4、M5中的人口城镇化质量并未如M1、M2和M3三个模型中显示的那样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反而起到负向的抑制作用。之所以出现这一显著差异，主要在于中国土地城镇化领先于人口城镇化，从而造成二者的发展不协调[18]。此外，由于政府采取优先发展工业化的策略，利用行政力量干预城镇化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快于城镇化[19]，这种畸形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并不能长期存在，到一定阶段后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综上结果，政府干预程度、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对外开放水平及城乡收入水平等控制变量大多对实证变量产生了正向影响效应。也就是说，控制变量的确在实现消费需求扩大升级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有效作用，但有些情况下也产生相反的结果。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过去的发展主题中经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部分，相应的实现手段和政策也基本上是以实现经济发展为目的，从长期来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另一方面，现实经济存在复杂的影响机制，政策本身的滞后性、前期政策与后期政策及不同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等导致实际运行结果出现了类似偏差。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消费扩大升级是密切相关的，而人口城镇化质量又直接影响到消费扩大升级。本文在研究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扩大升级与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扩大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实证分析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人口城镇化质量对消费需求扩大具有正向影响，但受制于消费环境等因素，这一作用效应并非完全显著；人口城镇化质量具备提升消费结构的基础，关键在于释放前期累积的负面效应；人口城镇化质量与经济增长基本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存在通过消费传导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但受制于过去粗放外延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这种正向传导机制发生扭曲，正向促进作用逐渐被负面影响替代。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改善消费环境需更加注重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更加关注改善民生。为此，一要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配套服务半径的横向延伸，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文化娱乐和体育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通过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破除“量入为出”的居民消费习惯；二要加快内部消费重心下沉，完善平等的就业制度，尤其要建设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等手段，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技能素质的提高，逐步增加城镇新增人口的工资性收入；三是促进产业支撑和产业结构的持续调整，遵循产业递次发展规律和消费者行为变化态势，在创新发展中培育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热点。

第二，推进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土地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快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市场交易体制，实现土地市场上的“国退民进”并合理配置土地资源，逐步调整土地使用结构。同时，收缩各级政府对土地的控制权，严格把控“土地财政”，大力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调动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城镇发展。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探索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第三，严格把控相关政策的时效性与关联性。政府是政策制定的主要主体，在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不仅要考虑自己的角色定位，还应重点掌握政策实施的时空差异及政策间的关联效应，努力实现政策上的从简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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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篇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进展。而近期，城镇化更被决策层赋予了新的内涵。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公告里，就明确把城镇化作为未来中国经济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该公告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加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场化。”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其中包括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布局，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

也就是说，无论是2013年还是未来几年，政府都会把城镇化作为整个国家经济增长之动力，并通过城镇化来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或如有人所说，城镇化将是未来经济发展之红利。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与实质

十后，新一届政府把“城镇化”作为未来经济发展之重心及经济增长之动力，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方向也是对的，也与现代文明社会经济发展京城相合拍。

笔者认为，政府还应把“城镇化”推进一步，使之变为“城市化”。也就是说，我们“城镇化”的核心，不仅仅是让农民走出来到离农村不远的乡镇居住，更为关键的是要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实现产业的转型，同时完善乡镇城市服务功能。此外，就当前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不仅城乡之间存在严重差距，而且地方与地方之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也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对把城市化的发展仅是限制在“镇”上，根本就无法满足中国现实城市化的发展要求。只有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城市化”才能使传统的农村与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得以调整及融合，并满足现代中国多元化的城市发展要求，才能让农民真正进入城市，让农民人口真正的市民化。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到，城市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农村居民转换为城市居民，并在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实现个体城市社会化的转化。如果没有让农民进城并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并让他们真正地融入城市的社会生活，那么这种城市化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比如，尽管当前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务工，但他们在城市没有根基，没有所必需的住房、没有城市身份、没有平等就业与教育机会等，只能从事最低收入工作等。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超过了51.3%，但按户籍人口仅约为35%。两种人口统计相差16.3%，或者说有1.8亿农民没有进城。正如不少研究者指出，当前中国的这种城市化只是“伪城市化”，农民进城也只是“过客”，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可见，城镇化的核心或实质就是让农民进城及农民的市民化，就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所指出的那样，农村人口转移的市民化。而这种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转换，不仅仅在于其户口迁移改变农民的身份，而是通过农民进城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

这种农村人口的市民化反映了城市人口增加、城市空间扩张，景观、社会及生活方式等新的城市环境的形成。在这种过程中，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导致人口在一定时期内向城镇聚集，并在这种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中同时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向城市周边扩散，并在区域产业结构不断演进过程中形成新的城市空间与地理环境等。也就是说，如果城镇化不能让农村人口城市聚集、中小城市人口向大中城市聚集，让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而仅是建筑更多的钢筋水泥空盒，那么这种城镇化不仅是伪城镇化，也不可能成经济增长之动力，是不可持续的。

前十年的城镇化是让城镇化率上升到51.3%，但实际的城镇化率只35%，2亿多农民进入了城市打工，但他们并没有在城市真正住下来，更没有融入当前的城市经济生活中。这些生活在城镇化边缘的农民，既无法分享社会增长之成果，也没有改变其生活方式。资料表明，由于当前国内农民的收入水平不及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农民的消费也就无从增长。这就是“伪城镇化”的结果。因此，未来的城镇化就是让农民进城，就是让农民进城后真正融入城市经济生活中。这才是未来城镇化的核心与实质。

十后，无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告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有一个特别有新意的提法，就是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是把城镇化与农村土地使用效率、与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即未来中国城镇化就是农民进入城市的城镇化，就是让成千上万的农民真正进城。

可以说，该文件所提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十分有新意的提法，是目前所提倡的有质量的城镇化。如果这样，这种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因为农民进城，不仅需要提供大量的基本居住条件或住房，而且会完全改变农民生活方式、消费与收入水平，真正改变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比如，如果要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及住房是居民生活消费品，那么国内住房市场居民的住房潜大需求是非常大的。正如主持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将有超过5，0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成为城市人口，这将有效释放巨大内需潜力，再加上中小城市居民进入大城市，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具有一个无限大量，再加上相应城市基础市设施建设投资，对拉动城市经济增长是巨大的。这就是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在这里，不仅会生发出大量的农村居民对住房的消费需求，而且也能够让进城后的农民各种消费水平全面提升，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就业机会增加。国内城市就能够在这个过程扩张与发展，它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巨大消费的新增长点。如果农民进城享有平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如果农民收入水平全面提升，只要现有的农民居民消费水平达到当前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中国会涌现一个巨大的消费需求。至少要让中国GDP增长要翻一倍以上。

同时，在这种城镇化的过程中，也是农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及土地使用方式等发生重大变革的节点。因为，农民进城就可让农民土地重新集约流动与经营，中国现代新农业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现实。可以说，只有现实了让农民真正成为市民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就能真正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消费增长点及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之动力。

有质量的城镇化实现的前提条件

当大量的农民向城市流动、大量的中小城市居民向大城市或一线城市流动时，他们面对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安居之所。可以说，居住条件的解决既是农民得以进入城市的生活基点，也是城市化过程居民最大潜在内需。对进入城市的居民基本居住条件如何来解决？

当前市场流行都着“住房双轨制”观念，认为“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由政府保障性住房来解决，而住房市场的价格政府不要干预过多，让市场自由定价。可以说，如果当前这种观念是未来城镇化的观念，那么它将严重阻碍未来中国城镇化的进程。

因为，在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的住房市场发展可以借鉴德国等大国住房发展模式，绝对把住房看作是一种生活消费品，不允许居民把住房作为投资赚钱之工具。如果用严厉的法律制度把住房界定为一种严格意义的居民生活消费品，而不是赚钱的工具，那么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问题就能够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而政府所要生产的保障性住房也就十分有限，只能是让城市极少数极低收入或无收入民众有一个基本居住条件。

应该对当前中国住房市场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如果住房市场不能够转型为一个消费为主导的市场，住房市场赚钱功能不去除，那么这种住房消费需求是无法释放出来的。因此，要保证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愿景得以实现，或把居民潜在住房需求转为为实现的需求，就得对当前所有的住房法律制度、住房政策进行重大的改革。而这种住房制度的重大改革首先就得清除那些严重阻碍绝大多数居民住房的潜在需求转化的制度障碍；改革当前严重侵害民众利益的土地管理制度及住房预售制度；用有效的经济杠杆来遏制住房投资投机炒作而不是偏要采取政府行政干预的限购办法等。

在此基础上，对住房市场立法，比如制定《住宅法》，严格界定住房市场所生产的住房第一要务就是保证生产安全舒适及绝大多数居民有支付能力购买的住房，界定住房的基本宗旨。与住房相关的其它法律制度都围绕着这个宗旨来制定。而这些法律制度制定再也不能走由某种职能部门制定的老路。在公共决策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真正有利于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住房政策，才能平衡住房市场众多当事人利益关系，才能把广大民众的住房消费需求真正释放出来。

其次，要让农民进城，就得对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户口制度的重大改革，保证农民进城自由迁移，享受教育与就业机会上的平等。未来中国城市化的实质就得真正地全面放开户籍制度，让每一个农民及城市居民都有自由迁徒的权利。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

可以说，有质量的城镇化就得从这里开始，只有在上述前提条件下展开的城镇化才是有质量的城镇化，否则中国城镇化有可能走上前十年来的老路。

新型的城镇化不仅仅是

城市空间的扩张

最近关于城镇化的讨论与信息蜂拥而来。这些讨论的重点都在放在城镇化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加，放在农民进入城市住房需求增长、城市化将培养6亿中产阶层的消费等方面。这种对城镇化的理解，与最近中央所强调的城镇化的含义有较大偏离。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城镇化概念的提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无论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基本上都把“城镇化”看作是未来经济增长之动力。而这种城镇化更多的是城市版图的扩张（比如城市群的出现）、城市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城市人口增加所带来的住房需求成长等。可以说，这仅是对早几年城镇化的理解与延伸。如果说，未来中国的城镇化所谓的城市版图的扩张，那么这种“城镇化”要走多远是不确定的。

就当前全国所掀起城镇化进入“炒版图”概念的现象来看，实际上与中央政府所提倡的有质量的城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城镇化是有质量的城镇化。即“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其中包括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布局，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我们应该看到，有质量的城镇化的核心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但实际上，当前各地方及政府职能部门所强调的城镇化与有质量的城镇化是不同的。比如，当前国家部门所强调的打造新的城市群，地方政府所提出加快城际轨道交通等项目建设、要求建筑业总产值如何突破、提倡打破行政区约束进行跨地区资源配置及打造地方特色的城镇群建设等，基本上仍然是在前十年的城市发展思路走。即这种城镇化仅是强调城市扩张，并以此扩张来带动整个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及带动相关产业成长与繁荣。如果这样城镇化即使可把生态文明融入到城镇化过程，建设智能、绿色、低碳的现代住宅，但是，这仅是在旧有的思路加上一个技术性的建筑标准，而这些内容只要相关部门颁布一个新的建筑标准，并没有真正把握有质量的城镇化的核心。

总之，有质量的城镇化最为核心的应该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是要让农民进城。而要让农民进城，政府的经济政策并非就城市空间的扩张上，而应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险、公共服务制度等进行改革。以便让农民转换成为市民创造条件。只有这样，农民才能进城，才能让有质量的城镇化得以实现。否则，中国城镇化仅是“炒版图”概念，既无法发展繁荣，也不可持续。

城镇人口篇6

我国中部地区是指安徽、山西、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六省，总面积102.8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10.7%；2011年总人口35790.5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6.7%；中部六省国内（地区）生产总值10.4万亿元，为全国GDP的20.0%，其中第一产业12897.37亿元，第二产业55940.2亿元，第三产业35636.3亿元，三种产业比例为1.235：5.355：3.41。继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率先发张之后，中部地区城镇化脚步速度明显加快，总体水平逐年提高，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不断发展，中部地区城镇化战略取得的了卓越的成效，但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暴露出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需要在今后长远的角度上分析、改善、完善这些欠缺之处。

（一）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区域间仍有差距

中部地区自建国初期以来，整体城镇化速度在震荡中波动，但总体还是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在1952年，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仅8.8%，到1978年达到14.8%，再到80年代中后期中央提出的新的户籍管理政策使得城镇数量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在2005年的时候中部地区的城镇化率攀升至36.54%。由此可见，在这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前五个十年和缓慢发展的二十五年，后五个十年是大步前进的二十五年。这一进展也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及城镇化发展带来了的显著成效。

（二）城镇建设水平提高，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从2003年至2006年期间，国家政府高度重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加大投入力度，特别是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向性明显，鼓励外资和民营资本的资金流入。中部地区在2003年时的基础设施投资额为2339.41亿元，基础设施投资年增长率为12.76%，至2004年投资年增长率增至33.37%，之后两年为26.21%和22.02%。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直接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中部地区崛起提供了物质资料保障，同时达到了一定的示范效果带动整个地区其他给类型资金的投入，大大改善了中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人民的生活水平条件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真正实现了两翼齐飞。城市的道路建设、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通讯设施、环境改善、城市绿化、污水处理、学校、医院、互联网建设等设施都相较以前有了长足进步。

（三）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群能力显现

中部地区城镇建设中不仅在城镇数量上持续增长，而且城市建成区面积也在逐年扩大。2011年中部六省城市总建成区面积达8892.2平方公里，比2009年增加了1066.5平方公里，比2005年增加了33.6%。在人口流动方面，城镇人口数量达到16278.0万人，相比2005年增加了3429.0万人，年均增加571.5万人。其中河南郑州和湖北武汉城市市辖区人口数量超过400万，太原、南昌、合肥、长沙等市人口超过200万，整个地区市辖区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达32座。

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在国家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构想后，中部各省相继开始培育各自的城市群以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区域中心城市群带动周边城市，加速产业凝聚力，增强人口向城镇流动能力。通过这六个"龙头"的带动作用，不仅各自的中心城市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实力更加强劲，中部地区其他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不断增强。

尽管城市群的出现大大增强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链接作用，增强了城与城之间的紧密度，也强化了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但受地理空间位置、区域经济发展导向以及各自经济发展结构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中部地区的城市布局不合理，城市数量众多，到2011年共有169座城市，但大城市数量少，且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中小城市数量多且普遍规模偏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薄弱，产业凝聚力低，环境保护能力不足，无法在中心大城市的带动下发挥足够的吸纳能力，突出表现为承载能力弱，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从而影响整个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中部地区农村人口有效转移的意义

中部地区近年来发展快速，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促使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流动，中部地区人口转移取得了新的突破。中部地区作为全国的粮食生产基地，都是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大多数，有序的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扩大农民就业渠道，是促进农村经济加速发展，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的重要路径，因此，做好中部地区人口转移工作，合理有序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促进中部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

中部地区是我国的农业省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地少人多的土地状况使得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只会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减轻农村地少的压力，促进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通过推行土地流转制度，有助于农村土地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规模化生产对农业经营管理方式以及机械化生产的要求更高，促使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实现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劳动力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特别是工业和服务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聚集经济促使产业不断向某一空间上的区域集中，从而形成城镇，产业的集中及规模化生产要求更多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向城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不仅能够减轻农村人多地少的压力，将大量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释放出来，而且能够为第二、三产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保证第二、三产业在扩大规模生产时有足够的后备军，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三）拉动中部地区整体消费，扩大内需

目前，制约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消费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主要是由农村消费不足引起的，农村收入水平比城镇要低，购买能力不强，必然会拉低整体消费水平。城镇化过程中会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必然会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住房、交通、教育等方面的需求。进入城镇的人口收入水平提高后会增加对像家电等各类商品的购买，对娱乐设施、餐饮业、金融服务等的需求逐渐增强。另外，在城镇高消费的大背景下，新迁入人口在周围居民的带动下也会增加消费意识，从而有助于拉动中部地区整体消费水平，扩大国内需求，加快经济发展。

（四）加速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人口篇7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截止目前，新疆共同生活着55个民族，其中有13个是世居民族，分别是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满族、达斡尔族。2013年末，新疆全区总人口2264.30万人，汉族人口860.06万人，占总人口的38%，各少数民族人口1404.24万人，占总人口的62%。在少数民族人口中维吾尔人最多。全疆维吾尔族人口达1074.41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77.0%，占全疆总人口的47.4%。其次是哈萨克族（158.54万人）、回族（104.57万人）、柯尔克孜族（19.85万人）、蒙古族（18.43万人）。

③在13个世居民族中，维吾尔族人口主要集中居住在南疆，仅南疆四地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维吾尔族人口就占全疆维吾尔族总人口的76.8%，此外，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也有一定的维吾尔族人口居住；汉族人口在全疆各个地、州、市都有居住，但相对集中居住于北疆。北疆汉族人口占全疆汉族人口的73.8%，而南疆汉族人口只占全疆汉族人口的19.7%；哈萨克族作为新疆的第二大少数民族，人口高度集中居住在北疆，其中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最为集中，占全疆哈萨克总人口的78.7%，其次是阿勒泰地区（22.1%）和塔城地区（17.1%），除此之外，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哈密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也有一定数量人口居住；回族人口全国各地均有分布，但主要居住在北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1.2%）、乌鲁木齐市（25.6%)和昌吉回族自治州（14%）等地；柯尔克孜族人口高度集中居住在南疆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77.7%），除此之外，北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1.1%）和南疆的阿克苏地区（5.7%）也有一定人口居住，其他地方有少量人口居住；蒙古族人口在南北疆均有居住，但相对集中在某几个区域。在北疆，蒙古族人口主要居住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比重均在10%以上。在南疆，蒙古族人口主要居住在巴州，占全疆蒙古族总人口的28.2%；锡伯族人口居住高度集中居住在北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占全疆锡伯族总人口的79.6%，此外，乌鲁木齐市（13%）与塔城地区（4.6%）也有一定的锡伯族人口居住；俄罗斯族人口主要居住在北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6.7%）、乌鲁木齐市（31.4%）以及塔城地区（29.7%），除此之外，昌吉回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也有少数的俄罗斯族人口居住；塔吉克族人口主要高度集中居住在南疆的喀什地区（85.4%），除此之外，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1.6%）以及和田地区（2.1%）也有一定人口居住；乌孜别克族人口南北疆均有居住，但以北疆为主，其中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最多（44%），其次是喀什地区（24.7%）和昌吉回族自治州（13.2%），其他地方也有零星居住；塔塔尔族人口主要居住在北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最多（55.5%），其次是乌鲁木齐市（21.3%）与阿勒泰地区（20.5%），除此之外，昌吉回族自治州与塔城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居住；满族主要居住在北疆，其中乌鲁木齐市最多（40.3%），其次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9.2%）与昌吉回族自治州（12.0%），哈密地区、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以及石河子市等地也有少数人口居住；达斡尔族人口集中居住在北疆，其中塔城地区最多（79.1%），其次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7%）和乌鲁木齐市（9.3%），其他地区极少有人口居住。

①总而言之，从宏观看，新疆的人口居住格局基本上是南疆以维吾尔族为主，北疆以汉族和哈萨克族为主，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达斡尔等民族分布比较集中，其他民族大多为杂居，没有主要聚居区。各民族人口居住分布格局总体上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互相交错杂处”的格局。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认为城市居住空间同时具有社会和物质的双重属性，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社会空间里所蕴含的社会关系是其内在的实质。“物质空间与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冲突和转化相统一的空间同质性，这种空间生产关系的同质性通常可以将城市组织空间划分为不同层次的各种区域②”，即所谓的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在一个城市中，不同特性的居民聚居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整个城市形成一种居住分化甚至相互隔离的状况。在相对隔离的区域内，同质人群有着相同的社会特性，遵循着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或者保持着同一种亚文化；而相互隔离的城市之间，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③城市出现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对于多民族的大城市而言，居住空间分异会导致一些不良的结果。譬如民族隔阂，如果某一个街道基本以某一单一民族为主，其他民族很少进入，这种现象则会使不同民族之间缺乏交流与交往，从根本与长远来看，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实上，影响新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除了有人口迁移的因素、历史分布格局的因素、国家政策的因素等影响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民族宗教文化因素。在新疆，维吾尔、回、哈萨克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这些民族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无不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因而，他们在选择居住地点时必然会考虑到宗教活动、生活起居的文化共通性。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并维系了他们聚族而居的居住特点。

二、以城镇化发展为依托，促使族别人口居住格局由“大杂居小聚居”向混居转变的路径分析

（一）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推动各民族和谐混居人口学意义上的城镇化是指“城镇化农村地区人口流入城镇以及人口在城市的集中，简而言之，就是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的现象。”④随着新疆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必然有大量的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镇，目前，乌鲁木齐市已经成为新疆农村人口最大的流入地。由于人口迁移、历史分布格局、国家政策、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影响的原因，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南部老城区维吾尔族民众聚居程度较高，而流动人口来到乌鲁木齐市又多通过亲朋、同乡介绍居住场所，往往出现择族而居现象，这一现象使一些区域民族聚居化程度更高。“聚居化是一种加速器，聚居程度越高，就促使其他民族成员选择搬离，族际间相对隔离的程度也就越深。当这种社区的居民是由社会底层的群体构成时，有可能导致长期的或永久性的社会不平等，甚至产生对抗社会主义的群体亚文化，因此，成为骚乱和其他形式集合行为的发源地。”⑤所以，必须要采取措施，制定相关政策，干预这种择族而居的现象，促进各民族和谐混居。首先在推进新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可以尝试在城乡规划、小区安置点、村组楼栋的人口结构方面进行设置。合理的人口结构是各民族和谐的首要条件，如果某一单一民族都相对集中居住在城市的某一社区，某一街道，甚至是某一区域，由于他本身可以提供本民族成员所需要的商品服务和社会生活环境，甚至是更高层次的安全感和归属感，那么某一单一民族的相对聚居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民族人口结构必然失调，这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因此，必须要有针对性的对城乡规划、小区安置点、村组楼栋的人口结构进行科学调整，为实现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与和谐混居的目的提供条件与保障。其次，要合理配置教育、文化等资源。目前，因社会资源分布设置不均也会引发民族聚居而住和择居而住。因此，在增加少数民族就业机会的前提下，要合理布局加强城乡具有民族特色的商贸物流、农牧产品批发、干鲜果销售和清真餐饮等经济商贸行业的建设；在丰富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要合理布局和加强以民族文化为特征的歌舞剧院、双语学校和风俗习惯场所的建设；在满足信教群众的正常需求下，要科学合理布局宗教场所。

（二）市场引导，经济补偿，促进嵌入式居住结构的建立对于民族居住格局的模式，即聚居还是混居，我国学者一般都倾向于混居。这不仅是因为汉族人口数量庞大，更主要是因为目前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本族传统文化（包括语言、宗教等）影响较大、难以接受及进入主流文化等的另一种表述，也因此易形成封闭、排外、保守、贫困等问题，从而不仅影响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区域的发展，也影响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如果更进一步发展，就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政治问题。因此，少数民族聚居成为问题，汉族聚居则不是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聚居现象也不算是问题，甚至还有政策支持的聚居，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设置。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汉族聚居的关注，主要也是基于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调整，因为实现混居需要调整多个民族的居住格局而非单一民族的调整。也就是说，希望通过在少数民族地区汉族人口的分散居住，实现民汉混居，达到促进族际交往和共性增加的目的。①但对于如何推进混居的方式和方法，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些学者并不赞同用行政的手段去调整民族居住格局②。认为行政手段过于直接和明显，容易使族际之间产生抵触情绪和引发冲突。因此，通过市场引导，建立经济补偿的机制，来促进嵌入式居住结构的建立也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譬如，在新疆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同通过优惠的土地、财税政策，在商品房开发中按照一定的民族比例实行嵌入式的居住；可以采取一定的经济补偿措施，对已经形成单一民族居住的小区进行迁移和分流，鼓励和引导各民族嵌入式居住；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要有计划、有比例的按照混居模式，安置居民嵌入式居住。

（三）加快与壮大兵团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与力量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科学处理屯垦和维稳戍边、兵团和地方的关系，在事关根本、基础、长远的问题上发力”。③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就是要充分发挥新兵团在调节社会结构、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发展、优化人口资源的积极作用。“截至2013年底，兵团共下辖14个师，176个团，辖区面积7.0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70.14万，占新疆总人口的11.9%。”④。由于兵团的人口结构基本上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仅占兵团总人口数的13.9%，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既高度集中统一又深度融入新疆社会的优势，充分发挥兵团调节社会结构的作用，促进各族人民大团结。一座城市就是一个人口的聚集地，就是一个维稳戍边的堡垒，因此，要进一步壮大兵团的城镇化力量，大力推进兵团城镇化的进程，尤其是要进一步突出兵团在南疆城镇化发展的力量。虽然到目前为止，兵团已建成阿拉尔市、铁门关市、图木舒克市、双河市、五家渠市、石河子市、北屯市等7个县级市和金银川镇、草湖镇、梧桐镇、蔡家湖镇、北泉镇等5个建制镇，初步形成以城市、垦区中心城镇、一般团场城镇、中心连队居住区为发展架构，与新疆城镇职能互补，具有兵团特色的城镇体系，城镇化率已达62.3%。但是兵团城镇在南疆的基础和力量还比较薄弱，仅有阿拉尔、铁门关、图木舒克3座城市和金银川镇、草湖镇两个建制镇。由于居住在南疆地区汉族人口主要在兵团，因此，要改变南疆人口居住格局，使单一民族的聚居向多民族的混居转变就必须要重视与支持兵团在南疆的城镇力量的发展与壮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兵团应当把加强南疆师团建设力量作为重中之重，坚持顶层设计推动与基层探索实践相结合、壮大存量与扩大增量相结合、提升师团实力与服务周边地方相结合，充分运用和落实中央特殊支持政策，在财力分配、产业布局、资源配置、民生项目建设上优先考虑南疆兵团师团建设需要，布局建设一批重大项目，以统筹南疆垦区产业布局、城镇化格局为重要平台，充分发挥兵团在调节社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的作用，以推动南疆人口居住格局向混居转变。

城镇人口篇8

一、我国的人口特征与城镇化进程

1.特殊的人口条件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支撑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给社会资源的分配造成了压力。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生产力落后，我国的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还比较有限，总体上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率比较低，且社会生产力还不高，两者结合使得工资增长缓慢，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从人口转变理论看，我国的人口结构也经历了阶段性变化，但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我国则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且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经历着更加迅速的人口转变。1978年以后，我国的人口结构总体上变化不大，基本处于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红利期。也就是这一时期，人口总量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被大大压缩，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人口红利不会长期存在 。

2.城镇化的起步与进展

计划经济时期，资源的配置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城市农村一个样，城镇化几乎是停滞的，可以说，我国的城镇化直到改革开放才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之后，城镇化进程才显现出来。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对市场的认识不清，以及长期以来农业生产为主的历史传统，城镇化一直举步维艰。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不仅起步晚，而且发展缓慢。然而我国的工业由于外资、技术的引入，呈迅猛发展趋势，市场供给能力大大提高，与城市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二、人口红利、城镇化与出口贸易

在国家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低价劳动力是经济增长一个关键要素，人口红利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它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带来廉价劳动力。它还带来了高储蓄率。面对数量大幅减少的下一代，劳动力人口需要提前为将来的养老做好准备，储蓄往往是最佳选择，这就意味着国内消费能力有限，反过来说它促进了产品出口。此外，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的不协调阻碍了国内产业的发展，迫使厂商将商品出口到国外来实现利润。所以说，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人口红利和低城镇化水平条件下的自发选择 。

三、计量模型验证

1.模型设定

Y代表出口总额，因变化范围比较大，故取对数值；X1为人口红利指标，选取的是我国的“人口总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岁以下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同样取对数值，与出口相对，便于结果分析；X2为城镇化指标，按照传统来说，一般选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但是为了体现我国人口城镇化过程的特殊性――与工业化不同步，在这里我们选取“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X3为增加的控制变量，选了两个指标，一是外商直接投资（FDI），二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理论上看，它们都会对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因此增加进来丰富模型，但对其检验结果不作详细分析。样本采取时间序列数据，时间跨度选择1990年到2013年。

2.模型检验与结果

（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问题

时间序列分析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关于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问题，因此在参数估计之前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发现以上变量都存在一个单位根，都是非平稳的。接着观察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性。经过尝试，发现以上序列都满足一阶单整，并且经过协整检验排除了虚假回归的可能性。

（2）模型参数估计

我们先直观感受一下人口红利和城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人口总抚养比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为解释变量，出口总额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参数估计，估计方法就用最小二乘估计。

这个结果是符合前文的理论分析的，总抚养比与出口呈显著负相关，非农产业就业与出口呈显著正相关。首先，当总人口抚养负担不断减轻，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的时候，国内生产力会大幅提高，供给增加，但是同时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带来劳动力价格的低水平陷阱，增长缓慢，因此出口贸易呈现相反的上升趋势。其次，当非农业就业人员比重越大，即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上升的时候，城市工商业发展越好，出口额越大。

在此基础上，先后把外资和汇率因素放入模型，人口红利指标和城镇化指标依旧具有显著影响力，但是外资因素对出口的影响具有滞后性，而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

四、未来政策建议

近几年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出口产品的优势逐渐丧失；其他发展中国家崛起分割国际市场；经济危机、人口老龄化等等问题不断加剧，我国的贸易条件已经明显恶化。为此，要采取如下措施：

1.把人口红利变为人才红利，为经济增长、出口扩展提供持续动力。第一，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储备人才；第二，政府投资为一般劳动者提供更多培训机会，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第三，鼓励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进行创新活动，带动企业员工专业技能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