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护论文范文

法律保护论文篇1

[关键词]技术措施；冲突；利益平衡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版权人的利益构成很大的威胁。在法律滞后，不能及时制裁网络侵权的情况下，版权人通过开发和设置技术手段以防范非法使用者，这种做法得到法律的认可，即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然而，技术措施是“全有或全无”的工具，包含在作品中的技术措施既可阻止非法的使用，也同样可以阻止法律所允许的合理使用。因此，技术措施的采用，客观上将使社会公众原本享有的合理使用作品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剥夺。美国自DMCA(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增加了网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责任以来，关于禁止规避技术措施的规定一直是引起争议的焦点。

一、技术措施及其法律保护

技术措施[1]，又被称为“技术保护”[2]、“技术保护措施”[3]、“版权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4]、“数字化作品著作权的技术保护措施”[5]等等，译自“Technolog-icalMeasures”、“CopyrightProtectionSystem”、“TechnologicalProtectionServices(TPS)”①等词句，实际上就是版权人为了控制作品而设置的保护屏障。广义的技术措施，是单纯在技术层面上所说的技术措施，泛指版权人或相关权利人为保护版权或与版权有关的权利而采取的一切技术手段。狭义的技术措施，或称法律意义上的技术措施，是指国际法或国内法中规定保护的技术措施。技术措施根据其功能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防御性的技术措施。包括控制访问(AccessControl)作品的技术措施、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措施和控制作品传播的技术措施。二是反制性的技术措施。包括追踪、识别作品的技术措施和制裁非法使用的技术措施。

根据《WIPO版权条约》第11条和美国DMCA第1201条的规定，受法律保护的技术措施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1)只有作者所使用的技术措施才构成条约项下的技术措施。美国DMCA对此作了扩展，将主体规定为版权所有者，把邻接权主体也包括了进去，由于网络内容提供商有相当一部分是邻接权主体，这样规定可以避免他们采取的技术措施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尴尬。(2)《WIPO版权条约》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须为行使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权利。然而，美国的DMCA扩大了技术措施保护权利的范围，对控制访问作品的技术措施也予以保护。(3)《WIPO版权条约》第11条要求，技术措施是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4)技术措施须有效。美国DMCA规定，如果某技术措施在通常操作过程中，要求经版权所有者授权以应用某些信息或经过某种过程或处理才能访问作品，该措施即“有效控制访问作品”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互联网条约给予了技术措施以法律保护②。WIPO的两个版权条约和美国、欧盟各自的立法，赋予版权人技术措施的权利主要包括：第一、禁止他人规避控制访问作品的技术措施的权利。版权所有者有权禁止任何人规避其所采取的有效控制对作品进行访问(access)的技术措施。也就是说，任何人未经版权人授权或法律许可，不得对已编码的作品进行解码；对已加密的作品进行解密，或以其他方式回避、越过、排除、化解或削弱技术措施。第二、禁止他人制造、流通规避装置的权利。版权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禁止任何人制造、进口、向公众出售、供应或以其他方式买卖主要是为规避技术措施的任何技术、产品、服务、设备、部件或其中的零件。

二、数字环境下技术措施保护的困境

在版权法领域，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利益：作品创作者的利益、作品传播者的利益和作品使用者的利益，后两者的利益又可归结为社会利益。现代版权法的理念就是作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双重保护。从版权法的整个制度看，利益平衡要求授予的版权不仅仅应当“充分而有效”，而且应当“适度与合理”。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版权法基石的利益平衡状态会产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趋向就是原来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致使原有的平衡走向失衡。在数字环境下，技术措施的采用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型产权关系及其法律保护问题向传统的版权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与权利用尽的冲突

所谓权利用尽，也称首次销售原则(theFirst-saleDoctrine)，是指版权人行使一次即告用尽了有关权利，不能再次行使。这一原则，严格地讲仅仅适用于经济权利中的发行权[6]。权利用尽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版权人专有权利的一种限制。它旨在防止版权人限制买主转让或者处置作品，同时保护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应当注意的是，权利用尽原则仅适用于已被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合法转移所有权的作品，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软件除外，且只限于那些获得了作品所有权的人。但是，版权法引入技术措施保护的规定后，权利用尽原则遭遇了很大挑战。

以电影业者在DVD中采用的技术措施为例。鉴于互联网和数字压缩技术的发展，电影业界为了保护影视作品的版权，在DVD中使用了内容扰乱系统(ContentScramblingSystem，CSS)和区域码(Region－alCoding)技术。CSS系统将DVD以40位编码加密，而能够播放经过CSS加密的DVD的播放器DVDPlayer只能由电影工业联盟授权的厂家生产。这样消费者就被限制在特定的播放机上——而不能在其他播放器，如个人电脑上——观赏DVD。而区域码技术则把全世界DVD播放区域分为六个区，每一区的DVD光盘与播放设备都有独立编码，不同区域的DVD不能兼容。比如美国为第1区，台湾为第3区，在美国购买的DVD光盘无法在台湾购买的DVD播放机上放映。可见，CSS技术干扰了DVD业者在市场上自由处置DVD的能力，权利用尽原则受到了技术措施的限制。

图书馆业者也对反规避条款表示了关注。因为反规避条款令版权人始终有能力控制对作品的访问和复制，这实际上扩展了版权人原本依据权利用尽原则已经用尽了的权利。例如，传统上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存档和接受捐赠等活动都因此受到了限制。

可见，技术措施的保护对权利用尽原则的影响确实存在。依据传统的版权法，合法拥有作品的用户享有很大的自主性：自由地阅读、欣赏作品；将它借给或者送给朋友；甚至可以转手卖出。但是，由于技术措施的采用，这一切都受到了限制。

(二)与合理使用的冲突

世界各国在对版权提供保护的同时，大多规定了权利的限制和例外。合理使用，就是各国普遍规定的限制之一。合理使用是对版权利用的特殊情况，它是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不必征得权利人同意又无须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而使用他人作品的合法的事实行为。

在版权保护方面，法律与技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补关系。当法律的威慑力不足以制止侵权行为时，技术手段就发挥了替代作用。但是，技术措施对于他人的合理使用也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在数字环境中，合理使用制度由于技术措施的日新月异而正在缩小适用空间。版权人与使用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过度的技术保护对使用者来说就是对其权利的限制、义务的附加。“没有人反对权利人在自己的私有财产周围树立篱笆，但是要是有谁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就不能不受到公众的反对”[7]。技术措施正是版权人树立“篱笆”的行为，是版权人的“圈地运动”。过度的技术措施将阻碍技术的进步，形成不合理的信息垄断，与版权法鼓励作者创作、促进科学和文化的进步的立法价值大相径庭。诚然，由于在互联网上大量低成本、高质量地复制作品变得非常容易，且其复制件能够很快在互联网上传播，版权人的复制权已经越来越难以行使和控制。因此，法律应当加强对版权人复制权的保护，适当扩大复制权的范围。但网络要正常运行，往往又不可避免地在其计算机或系统中产生复制，如将这些复制也纳入版权人的复制权的范围中，势必会损害网络的发展和网络信息流通。因此，在扩大网络环境下复制权的范围的同时，必须对其网络环境下复制权进行适当限制，从而为社会公众的合理使用提供条件。

(三)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冲突

对隐私权的保护，是现代社会保障人权、尊重个体自由的标志。数字环境下，个人隐私的保护因技术措施而变得异常脆弱。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收集、获取个人信息和资料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侵权后果可以迅速、大范围地扩散，很容易造成比传统环境下更严重的损害。由于技术手段本身的两面性，版权人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也并非没有侵害隐私权之虞，对于那些反制性的技术措施，如具有跟踪、识别作用的技术手段来说，被控侵犯隐私权的可能性更大。比如，WindowsXP的推出就引发了有关隐私保护的争论[8]。

WindowsXP操作系统和.Net产品的核心组件——Passport鉴定系统，可以在网上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对消费者在互联网上的活动进行追踪和监视。美国的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PIC)和其他一些隐私保护组织据此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指控，认为微软计划通过它推出的WindowsXP操作系统和.Net产品“不正当和蓄意”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迫使微软改变它的不合理行为。这些组织认为，尽管微软在Passport中包括了一些选项，允许用户对他们的个人信息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是，这些信息仍然处在微软的控制之下。这些隐私保护组织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对Passport的信息收集机制进行调查，要求微软修改WindowsXP的注册程序，清楚地告诉用户接入互联网并不一定需要注册Passport；要求微软不得在没有获得消费者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和MSN下属的网站分享Passport收集的信息；要求微软在WindowsXP中增加匿名或半匿名技术，允许WindowsXP的用户轻易使用其它网上支付服务。

(四)与公有领域公有性的冲突

英国1710年颁布的《安娜法》设定了“文学艺术的公有领域”(thepublicdomainforliterature)。一部作品超过了法定的版权保护期，或该作品所在国家、地区未对作品提供版权保护，也未参加国际版权保护公约，该作品就进入了“公有领域”。对于公有领域内的作品，使用者可以不征得版权人同意，也不需支付报酬。伯尔尼公约中，作者享有一生加50年的保护期。欧盟保护期限指令中，作者享有一生加70年的保护期[9]。

技术措施的采用使保护期事实上得到延长，从而使公有领域进一步受到威胁。一部作品超过了版权保护期，版权人不再享有版权，在版权法上它便进入了公有领域，理论上公众就可以自由使用。但正如学者指出的，“公有领域中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自由可取”，“使用公有领域中的资源很可能会受到限制”[10]。实际上，由于技术措施的保护依旧存在，公众无法使用作品，除非对其进行破解，但这又恰恰违反了反规避法律的规定。于是，版权法在这方面陷入了二难的境地。

技术措施对公有领域另一方面的威胁来自于它侵占属于公有领域的内容的可能性。《WIPO版权条约》第11条将对版权客体的解密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但却没有将对不受版权保护的客体的加密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例如，该条款允许数据库的卖主自由地对一组不受版权保护的数据以一段导言或一个关键数码系统的形式贴上一个版权的标签，然后把整个数据库加密，并依据第11条所制定的国内法阻止他人对整个产品解密。因此，只有一种能够将那些把产品中显然应当划分为公有领域的材料予以加密的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的措施，才能在版权领域中实现平衡和公正，让那些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加密，而让公有领域的内容向公众开放[11]。

(五)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利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于一个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状况和所支配的经济资源来说，公众利益是社会为所有成员(并非为大多数成员，也非为势力强大的集团，而是为社会中所有的人)努力争取的基本目标的集合。狭义的公共利益是指与版权人利益相对的，版权产业商利益之外的使用者利益，即公众自由使用作品的利益[12]。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9条第3项指出：著作权人以复制、发行等方式行使其著作权中的使用权，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

在数字环境下，版权人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网络广泛传播，提供给不特定的多数人使用。版权人的任何举措都可能对广大用户产生影响，其与公共利益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这在江民公司的“逻辑锁”案件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该案是在我国著作权法和刑法修订之前发生的一起软件版权人因采取技术措施不当而受行政处罚的典型案件①，它突出地反映了版权人为维护自身权利采取的技术措施与公共利益之间潜在的矛盾冲突。该案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技术措施只能是预防性的，不能以打击盗版为名，采用攻击性手段；版权人采取技术措施对付盗版活动的行为必须合法，不能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必要限度。

上述五个方面的冲突是技术措施保护所引发的最主要冲突，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冲突只会加剧。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就应该对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调和，做出取舍。在当前版权人权利范围高度扩张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调整立法以充分关照公众利益，最终实现版权保护的利益平衡。

三、技术措施保护的价值取向：重申利益平衡机制

版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代表着私人利益，而信息资源共享则是对公共物品的分享，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因此版权法试图通过对私权的保护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实现全社会的信息资源自由流动，充分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从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TRIPS协议在前言中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同时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诸国内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发展目的与技术目的。在第8条中还规定成员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共利益，并防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WIPO1996年12月通过WCT和WPPT两个条约，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使用以及对表演和唱片的制作和使用有深刻影响的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中有关的版权和邻接权问题，从而以尽可能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现对作者就其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权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权利)的保护，并维持作者的权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

版权制度中，版权人对作品的专有与社会公众对信息的合法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构成版权领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如果赋予版权人的权利过大，就会损害公众接近和利用智力产品的权益，从而使版权制度的根本目的无从实现；如果给予版权人的权利过窄，就会使作品创作的原动力不足，版权制度的目的同样也不能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以利益平衡机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版权立法。这就要求：版权法既要保护作品作者和传播者的合理权益，以鼓励作者创作作品、传播者传播作品的积极性；也要保证社会公众能够尽可能多地利用作品，使全社会能够共享作者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最终促进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因此，在扩大对版权保护的同时，保证公众对信息资源的共享的权利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数字环境下，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必须遵循版权法维持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否则版权法将会降低甚至失去其功效。数字环境的开放性、技术性、虚拟性、交互性、数字化等特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原有的版权利益平衡关系，不利于实现版权法的功能。因此，有必要根据互联网的特征及其对现行版权限制制度的影响，重申利益平衡机制，重新界定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版权利益关系，以实现上述版权利益关系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平衡。基于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对网络服务商等技术措施使用者规定相应的义务，以保障网络用户即数字媒介消费者的利益，是维护版权利益平衡的重要方面。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6)项虽然也增加了保护技术措施的规定，但同时指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实际上就是为协调技术措施权和权利限制之间的冲突留有的空间。

四、结语

权利作为利益的法律化，是法律设定的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任何权利都有边界，这种边界是权利人与其他任何人利益的分界线或平衡点。在数字环境下，版权法应当着力调整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既要保障版权人的技术措施权，又要保障社会公众分享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促进人类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与交流。版权法作为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器，合理地构建起版权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正是其价值核心之所在。

[参考文献]

[1][7]薛虹．因特网上的版权及有关权保护[A]．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p131．

[2]郑成思．两个新的国际版权条约评介[J]．外国法译评，1997(4)：p72～77．

[3]李明德．美国正在审议通过实施WIPO两个新条约的议案[A]．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p346．

[4][澳]马克·戴维生撰，王源扩译．计算机网络通讯与美国版权法的新动向——评美国知识产权工作组1995年9月最终报告[J]．外国法译评，1996(1)：p60～66．

[5]王迁．略论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保护系统引发的法学课题[J]．著作权，2001(1)：p25～29．

[6]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p272．

[8]赵峰．隐私保护组织向美FTC指控WindowsXP和．Net[EB/OL]./news/buss/2001/07/30/54_51623_html,2001-07-30.Chinabyte.隐私保护主义者盯上微软的WindowsXP[EB/OL]．/20010726/1412302.shtml.2001-07-26.Chinabyte.隐私权组织将扩大对微软的范围[EB/0L]./20010815/1414366.shtml.2001-08-15.

[9][12]袁泳．数字版权[A]．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二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p33,p17．

[10][美]劳伦斯·莱斯格著，袁泳译．开放的代码、开放的社会[EB/OL]./vip/yy/0001.htm#_ft-nref62003-05-10．

[11][美]保罗·戈尔茨坦著，周林译．版权及其替代物[J]．电子知识产权，1999(6):p15～17．

①TechnologicalProtectionservices的用法意在区别于TechnologicalProtectionSystems。学者认为，后者技术保护系统，重在强调与数字化环境整合及自身相互整合的一系列工具。然而，在一个缺乏有效的内外隔绝手段的开放式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中，这样的“系统”难以有效地运行。因此，前者“技术保护设施”的用法更合适。每一种“设施”都可以为信息化产品所利用。“设施”之间还可以互动。见Committeeon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theEmerging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TheDigitalDilemma:IntellectualPropertyintheInformationAge,Washington,DC,NationalAcademyPress,2000,p.153.

①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Section1201(a)(3)(B).

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11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8条。

法律保护论文篇2

【内容提要】在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中，外观设计较为特殊。作为一种发明，它可以受到专利法的保护；作为某种美学思想的表述，它可以受到版权法的保护；当它在市场上获得显著性或第二含义后，又可以作为商标得到商标法的保护，或作为商品外观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外观设计问题涉及专利权、版权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外观设计与商品包装外观设计可获得专利法的保护，但商品包装只能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英文摘要】As a subj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design is a specialone.While design is an inv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patent law,it is also an expression of aesthetic idea,which falls intothe subjects of copyright. After it became distinctive oracquired sec-ondary meaning in the market,it may be protectedby trademark law as a trademark,or by unfair competition lawas a trade dress.the design concerns patent law,copyright law,trademark law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 . A design and apackage may be protected by patent law, but the package mayonly be protected by unfair competition law after it becamedistinctive in the mardet. 【关 键 词】外观设计/专利/版权/商标/不正当竞争/商品包装 【 正 文 】 在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对象中，外观设计是一个特殊的保护对象。就外观设计属于专利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来说，可以受到专利法的保护。就外观设计是一种美学观念的表述来说，可以受到版权法的保护。而当外观设计在市场上获得了可识别性时，又可以作为商标受到商标法的保护，或者作为商品装潢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虽然都规定各国或成员应当保护工业品外观设计，但又没有具体要求采用何种方式予以保护。同样，世界各国对于外观设计的保护也不尽一致。有的国家将之纳入专利的保护，有的国家将之纳入版权法的保护，有的国家既给予专利法的保护又给予版权法的保护。还有的国家则根据外观设计保护所具有的特殊性，制订了专门的工业版权保护法。（注：例如，英国于1968年颁布的《外观设计版权法》，德国于1986年颁布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版法》。本文将结合中美两国的有关法律规定，探讨外观设计的专利保护、版权法保护、商标法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及其所存在的问题。 一、外观设计与专利法 当工业品的外观设计属于一项新的发明创造时，毫无疑问应当受到专利法的保护。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赋予了外观设计以专利权的保护。《中国专利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的外观设计。"美国专利法第16章也专门规定了对于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与发明专利和植物专利相并立。 根据中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条，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根据这个定义，外观设计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外观设计是就产品的外表所做出的设计。所谓产品，就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一切物品。美国有一个案例曾依据字典的定义说："产品是指人的双手利用原材料制成的任何物品，不论该物品是直接用手制成的，还是使用机器制成的。"由此看来， 产品实际上涵盖了除自然物之外的一切物品。 外观设计是就产品的外表所做出的设计，还隐含了外观设计的工业实用性，即使用了某一外观设计或具有某一外观设计的产品是可以批量复制生产的。如果不能批量复制生产，不具有工业实用性，则不能申请专利。 第二，外观设计是指形状、图案、色彩或其结合的设计。其中，形状是指三维产品的造型，如电视机、小汽车的外形。图案一般是指两维的平面设计，如床单、地毯的图案等。色彩可以是构成图案的成分，也可以是构成形状的部分。这样，外观设计可以是立体的造型，可以是平面的图案，可以辅以适当的色彩，还可以是三者的有机结合。 外观设计是指形状、图案、色彩或其结合的设计，又隐含着外观设计必须富有美感。事实上，运用形状、图案、色彩对产品的外表进行装饰或设计，必然会为产品带来一定的美感。当然，对于外观设计中美感的要求不能定得太高。在美国1930年的一个案例中，申请人就一件混凝土搅拌器的外观设计提出专利申请，专利局以缺乏装饰性美感为由，驳回了申请。法院则推翻了专利局的决定，指出"对于外观设计专利中美感和装饰性的要求，不能定义为在美术品或艺术品中所见的美和装饰性。"法院认为，外观设计专利法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尽可能消除许多机器或机械装置上不雅观和令人厌恶的特征。

法律保护论文篇3

关键词：婚姻事实婚姻婚姻关系非法同居

一、有关事实婚姻

“婚姻是人为的仪式，用以结合男女为夫妇，在社会公认之下，约定以永久共处的方式来共同担负抚育子女的责任。”“我们似乎不应把限制两性关系视作婚姻的基本意义，婚姻之处的两性关系之所以受限制，还是因为要维护和保证对儿女的长期抚育的作用，有必要防止发生破坏婚姻关于稳定的因素。”[1]从古到今，由男女相结合而形成的婚姻关系以及由婚姻所衍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事实婚姻也是婚姻关系中的一种，它在我国存来以久，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侯，我们可以从婚姻关系的成立来谈起。

（一）婚姻关系的成立

婚姻，究其根本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指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自愿建立夫妻关系的结合。婚姻关系也并非永恒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从远古时代的群婚制[2]（群婚制就是原始社会中，一定范围的一群男子与一群女子互为夫妻的婚姻形式。）到对偶婚制[3]（对偶婚制就是一男一女相对稳定偶居的生活方式。），以及后来封建社会所谓的一夫一妻制（实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它都在随着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情况而不断地变化着。到了今天，真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可，我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环境中，在全体人民平等地当家作主的前提下，也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为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所规定的婚姻关系成立的要件是：

第一，必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同性之间的结合不能称为婚姻；

第二，男女双方必须完全自愿，不允许任何一方或第三者对另一方加以欺骗或强迫（第五条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第三，男女当事人的结合是为了建立夫妻关系；

第四，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它包括以下几点：

⑴结婚双方必须亲自持有关证件到民政部门进行结婚登记；

⑵结婚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第六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⑶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的原则；

⑷双方不具有法律规定的不准结婚的条件。

（二）事实婚姻的形成原因

法律婚姻是我国现行法律予以支持和保护的合法的婚姻关系，但事实婚姻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它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由于我国辐源辽阔，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虽然我国自建国以来就提倡男女平等，在婚姻关系方面规定实行严格意义的一夫一妻制，结婚必须经过民政机关的婚姻登记，但是因为封建社会在我国存在的时间太长，其在人们心中所产生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并且在有些地区经济生活水平极其落后，导致当地居民的思想文化水平也十分陈旧，很多新思想、新观念并未真正在人们的思想上站住脚，许多群众在思想上甚至并未意识到结婚登记为婚姻关系成立的法定要件之一，而是将举行结婚仪式作为结婚的必备条件，在他们心目中认为只要男女双方在家长的主持下举行了结婚仪式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这使得在许多山区和农村贫困地区的居民将结婚当做是个人的私事，并不认为结婚应该与国情相符，应该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从而导致了事实婚姻在农村地区的大量存在；

二是法制宣传教育不够经常、深入，人们法制观念淡薄。对婚姻登记制度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从而无视法律规定，自行举行仪式结婚。也有一些不具备法定结婚条件的人，比如有些当事人不足结婚年龄，或有些当事人因自身具有不具备结婚的条件，却为传宗接代而结婚，这些人为达到结婚目的，故意不去登记结婚，以逃避国家的审查和监督。

三是由于登记制度不够完善，婚姻登记的体系不健全。有的婚姻当事人到了登记部门，因各种原因而未能登记；还有些地区以“土政策”代替婚姻法，擅自提高婚龄，故意制造繁琐的登记手续，使当事人合法权利得不到实现，迫使当事人自行结合。

四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妇女被诱骗、拐卖或因自然灾害外流等现象，这些人迫于无奈与他人结合成为夫妻，这也是事实婚姻形成的原因之一；另外，在现实社会中还有一些生活环境并不算落后，自身的文化素质也不算低新新人类，他们将结婚当情的坟墓，认为男女双方一旦进入了婚姻的殿堂，便束缚了自身的个性，将爱情走到了终点，为了维护他们所谓的神圣的“爱情”，就理所当然地不进行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部分的事实婚姻；还有的事实婚姻的形成是因为当事人原来的婚姻不幸福，又与原配离不了婚，无法再次进行登记结婚等许多不可详列的理由以至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婚姻家庭法规定的要件的事实婚姻关系。

（三）事实婚姻的概念

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依法履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两性结合。它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事实婚姻的主体包括未婚的和已婚的所有男女；

第二,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具有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

第三，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具有公开的夫妻身份和长期共同生活的形式，并为群众所公认；

第四,事实婚姻未履行结婚登记手续，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1、事实婚姻在我国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从第一部婚姻法到1980年的第二部婚姻法，都强调结婚必须依法登记。但是由于我国大多数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较低，旧的婚俗习惯影响深远，事实婚姻一直在现实社会中存在，并且近几年来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农村和一些边远地区，“结婚”不登记的达到70%~80%，有些地区竟高达90%以上。我看到过许多农村的青年男女，只要到了十七、八岁，家长就开始安排他们见面，双方在各方面满意后，就在家长的主持下订婚，然后就是同居生活在一起，他们考虑的仅仅只是双方家庭的条件是否相符，并未将自已的结合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纳入考虑当中。他们当中有些在年龄到了法定婚龄后会去补办结婚登记，有些就一拖再拖地过下去。这种婚姻关系一旦发生纠纷，诉讼到法院要求离婚的也有很多，使得司法部门在适用法律上有很多困难，这对安定社会环境、保护当事人合法利益都存在很大的弊端。

2、事实婚姻的社会危害性

事实婚姻大量存在于我国的现实社会中，虽然它有存在的原因，但这不能避免它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⑴、事实婚姻的成立违反结婚登记的法定形式要求，严重影响我国婚姻登记制度的贯彻执行，诋毁婚姻登记的严肃性、权威性，削弱人们的法律观念。它使婚姻的成立摆脱了国家的指导和监督，也使这种婚姻关系逃避了法律的审查和约束，从而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也给不法之徒创造了可乘之机，助长了早婚、童婚、包办婚姻、买卖婚姻、重婚、拐卖妇女等违法行为的滋生和蔓延，影响我国婚姻制度的贯彻执行；

⑵、事实婚姻损害了婚姻当事人的身心健康，影响了优生优育。事实婚姻的存在，使某些禁止结婚的人也得以成家育子，贻害了对方和子女的健康，降低了我国的人口素质；

⑶、事实婚姻缺乏法律保障和约束，影响了法律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如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发生离婚、一方死亡、子女抚养等问题时，容易引起纠纷，而且处理这类纠纷和适用法律容易造成困难，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也容易受到侵害。

3、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的关系

男女因结婚而成为夫妻，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家庭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当男女双方经过登记而结为夫妻关系，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关系，他们原来所在的家庭关系也因而发生变化；

⑵、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男女因结婚而成为配偶，并分别使一方与另一方的血亲形成姻亲，夫妻因生育而与子女相互形成血亲，因收养、再婚而形成养父母子女、继父母子女关系。也就是说，其它家庭关系是与夫妻关系相联系的；

⑶、夫妻关系在实现家庭职能中具有重要作用，赡养老人、生育后代、抚养教育子女、满足性要求等家庭职能，都是通过夫妻关系来实现的。

⑷、夫妻关系的状况对家庭关系发生重要影响甚至起决定作用，一般来说，夫妻和睦则家庭幸福，夫妻冲突由家无宁日，夫妻感情破裂则家庭解体。

以上各个方面，表面上看是一种家庭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必然会受到法律的调整和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夫妻关系必须因一定的法律行为即结婚而成立。我国《婚姻法》具体规定了结婚的条件、程序、禁止结婚的条件等；

⑵、夫妻关系的内容，即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地位依法成立。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在家庭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有相互扶助的义务等。

⑶、夫妻关系的终止以及引起的一系列人身、财产关系我国的法律也做了详尽的规定。

这些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都是针对法律婚姻来说的，对于事实婚姻，在法律上却无法进行全面的保护。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表面上看是一种十分相似的婚姻关系，它所表现的外在形式都是男女双方长期的共同生活在一起，且以夫妻名义相称，周围的群众也认为他们是夫妻关系，并且事实婚姻同法律婚姻也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们有着一定的区别：

⑴、从法律上说，事实婚姻是一种不合法的婚姻关系，它不受法律的保护；而合法婚姻是经《婚姻法》确认的婚姻关系，它不论何时何地都受法律的保护；

⑵、从人身关系上说，合法的婚姻关系一旦确立，夫妻双方即享有相互扶助的义务，任何情况下一方都不能随便遗弃另一方，否则将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而事实婚姻的双方却不享有这种确切的人身关系，一旦发生意外事件，无论是哪一方要求合法权利时都无法得到法律上的充分保护；

⑶、从财产关系上说，合法婚姻所确立的财产关系是夫妻平等，两人自结婚登记后即享有家庭财产的共同所有权，一方不能以另一方收入低于自己而否认对方的这种平等的权利（另有约定的除外），甚至以后夫妻关系如果发生变化，这种财产关系的平等性也不会发生变化；而事实婚姻却无法保障这种财产关系平等性与合法性，以后一旦发生争端，弱势方的合法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

⑷、从子女抚养方面来说，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都负有抚养子女相同义务，即使是双方的婚姻关系结束，任何一方也不能免除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但是事实婚姻却因为其婚姻关系在适用法律上就有困难，因而一旦婚姻关系发生变故，子女的抚养问题也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

⑸、从财产的继承上来说，合法婚姻关系所产生的夫妻双方分别为对方的第一继承人，一方发生意外或者死亡，对方是法律上的第一财产继承人，任何人都无权剥夺；而事实婚姻却无法保障这种财产继承权。

⑹、从双方要求离婚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来看，法律婚姻经调解不成的，司法机关可以判决双方不准离婚以保护其中一方的合法权益，而事实婚姻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却只能判决解除双方的这种婚姻关系。

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出，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虽然有着若干相似的地方，但从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性等方面来看，事实婚姻都存在着极大的隐患与弊端，这也是我国法律不赞成事实婚姻的根本原因。

（四）事实婚姻的效力问题

事实婚姻在各国法律上的地位和效力，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社会习俗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种：一是承认主义，二是不承认主义，三是限制承认主义。

所谓承认主义，即对不具有形式要件的婚姻，法律上承认其效力。承认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婚姻应重事实轻形式，有利于夫妻关系的稳定。罗马法的时效婚和英美法系的普通法，均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南斯拉夫的法律认为同居婚姻与合法婚姻发生同等效力。联邦德国1946年婚姻法规定，如双方已经共同生活五年以上的，或一方死亡前已共同生活三年以上的（第十七条二款），同居的事实婚姻即取得合法婚姻的效力。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第二百零九条专门规定了推定配偶的法律地位，任何人如果认为与他人已经结婚并同居，并未履行合法的结婚手续，为推定配偶。“推定配偶享有合法配偶的权利。”上述规定即是对事实婚的承认主义。

所谓不承认主义，即法律上不承认其地位和效力。其基本观点是，婚姻为要式行为，非经法定的形式，不能确认其为婚姻。日本等国采取这种态度。日本民法亲属法规定：“当事人不为婚姻申报时为无效婚姻。”日本实行严格的结婚申报制度，凡未申报自行结合的事实婚姻，法律概不承认。一方死亡，他方不得享有夫妻间的继承权，即使在办理结婚申报过程中，一方死亡也不发生婚姻效力。

限制承认主义，即有条件地承认其效力。限制承认主义，即重视实际婚姻状况，又要求符合一定的条件。各国要求具备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符合法律规定的结婚条件；第二，符合法律规定的同居年限，有的为二年（玻利维亚法律），有的为三年（联邦德国1946年婚姻法、危地马拉法律），有的为五年以上（南斯拉夫科索活自治省法律等）；第三，符合法律规定的单身与稳定条件，并经法院确认后，使之合法化。

我国目前法律对事实婚姻的态度大致相当于限制承认主义，即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关于我国对事实婚姻的效力问题将在后面详细谈论。

二、事实婚姻与“姘居”、“通奸”等非法同居现象的关系

（一）“姘居”与事实婚姻的关系

“姘居”是指男女一方或双方有配偶，又与对方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生活在一起，以公开形式同居，并以夫妻名义生活，但没有再建立婚姻关系的目的。姘居是一种违反一夫一妻制原则的违法行为，因此，姘居决不允许合法化，不仅法律不予承认和保护，而且强制禁止。依照公安部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发现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姘居的，应责令其立即结束非法姘居，并且具结悔过；屡教不改的，可交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由公安机关酌情予以治安处罚，情节恶劣的，由当地劳教机关劳动教养。姘居与事实婚姻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当事人没有建立婚姻关系的目的，在法律上其根本就不具备婚姻的效力。

（二）“通奸”与事实婚姻的关系

“通奸”是指有配偶的男女与他人秘密、自愿发生两性关系的行为。通奸是一种严重损害社会风气，破坏家庭的违法行为，向来都是被人们所唾弃的。对于此类案件的当事人，公安机关要严加管制，以维护社会公德。通奸与事实婚姻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根本就不具备婚姻的各种要件，是法律严行禁止的一种非法同居关系。

三、事实婚姻所引发的财产和继承问题

（一）对事实婚姻所引发的有关财产问题的处理

处理事实婚姻所造成的财产问题的时候，一般应比照法律婚姻的做法来处理，人民法院审理非法同居关系的案件，如涉及非婚生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应一并予以解决。具体分割财产时，应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妥善分割。

被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的，同居期间共同所得的财产及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被认为非法同居关系的，同居期间共同劳动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为一般共同财产，该期间双方各自继承或受赠的财产为双方个人财产，为共同生产、生活形成的债权、债务，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无论是哪一种关系，在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与对方的财务，按赠与关系处理。一方向另一方索取的财物，应根据双方同居生活时间的长短、对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双方经济状况等实际情况酌情返还。事实婚姻关系的双方在同居生活期间所生子女为婚生子女，非法同居关系双方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的规定，无论是事实婚姻关系还是非法同居关系，双方离异时，其子女抚育问题也应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事实婚姻的双方离婚分割财产时应本着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的原则来处理，以保护她们的合法权益。

（二）事实婚姻所引发的子女抚养及继承问题

据我国的立法精神，由事实婚姻所引发的子女抚养问题一般如下处理：事实婚姻期间所生的子女，离婚时由双方协商抚养；协商不成的，哺乳期内的子女原则上由女方抚养，男方按月支付或一次性支付子女的抚养费；如果男方经济条件较好，可由男方抚养；如果子女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时，一般应征求子女的意见。

事实婚姻所引发的继承问题比照法律婚姻所产生的继承问题处理，尤其不能损害到子女的利益。

四、我国现行法律对事实婚姻的态度

（一）现今我国对事实婚姻的效力问题的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无效，自始不受法律保护”。[4]持这种态度的一方认为事实婚姻造成早婚、童婚、包办婚、强迫婚等非法婚姻的存在，从而给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妇女、儿童的保护工作都造成很大的困难，影响社会发展，不利于治国安民。

第二种态度是认为对事实婚姻应该区别对待，因为我国各地的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地区无论是经济还是法制建设都十分落后，有些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并不是从主观上就不愿意进行结婚登记，而是有些地区客观上存在登记不方便，收费不合理等原因，迫使当事人不得不自行结合。

（二）我国司法机关认定事实婚姻的一般原则

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案件，应首先向双方当事人严肃指出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并视其违法情节给予批语教育或民事制裁。但基于这类“婚姻”关系形成的原因和案件的具情况复杂，为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维护安定团结，在一定时期内，有条件的承认其事实婚姻关系，是符合实际的。为此，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的一般做法是：

1、1950年~1989年11月21日前，承认符合结婚实质条件的未经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关系为事实婚姻。

2、1989年11月21日~1994年2月1日，有条件地承认未经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关系为事实婚姻，但条件比过去严格，体现了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精神。

3、1994年2月1日（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施行）以后，对未经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关系一律按非法同居处理。

五、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事实婚姻在我国还有很深的社会根源，但就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立法的态度来看，对事实婚姻的认定也将本着“以前从宽，今后从严”的态度来认定，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法制社会的不断进步，事实婚姻必将逐步被法律婚姻所替代。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125页。

[2]杨怀英、邓宏碧：《婚姻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21页。

[3]杨怀英、邓宏碧：《婚姻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24页。

[4]巫昌祯，杨大文：《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参考文献

1、《第三人侵害婚姻家庭的认定与处理》，杨遂全，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2、《婚姻登记条例问答》，丁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实用手册》，胡康生，刘海荣，王胜明，丁露，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4、《夫妻的权利与义务》，蒋月，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5、《老百姓关心的16个国事难题》，魏焕伦，中国戏剧出版社。

6、《西方政治思想史》，唐士其，北京大学出版社。

7、《结婚与婚姻无效纠纷的处置》，陈苇，宋豫，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8、《法官告诉您怎样打官司》，张世琦，延边人民出版社。

法律保护论文篇4

关键词：弱势群体法理基础权利保护

一、弱势群体的概念界定

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关于什么是社会弱势群体，学术界有多种说法：郑杭生等在1996年出版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书中曾明确提出：“社会脆弱群体是指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生活有困难者群体。”陈成文在其专著《社会弱者论》中提出，社会弱者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邓伟志认为：“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较差的人群。”有的学者指出：所谓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不但实际的经济收入偏低，而且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其未来发展也有相当困难的人群。他们往往面临着心理的和经济的双重困境。按照国际社会学界、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界达到的基本共识，所谓社会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

法学上的弱势群体概念与其它学科上的界定相比，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法律规范性、强制性和可司法性。我国《宪法》未明确规定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宪法》规定认为，弱势群体应当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及华侨、归侨、侨眷等。如周叶中教授认为：“我国《宪法》除对一切公民所应普遍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作出全面的明确规定外，还对具有特定情况的公民设置专条，给予特别保护。”笔者认为弱势群体具体是指妇女、退休人员、军烈属、儿童、老人、残疾人、青少年、华侨、农民等。

二、弱势群体法律保障的法理基础

美国著名学者路易斯·亨金在《权利的时代》一书前言中指出：“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人权追求的是人作为人的尊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因此人权与平等理念是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价值基础，社会弱势群体有权追求被人尊重和被平等对待的权利。法治社会应当通过法律保护的方式将人权的理想落实为现实的存在，使社会弱势群体获得权利的保护。在当今中国，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法律保护及保障制度的建立十分重要。其理由如下：

（一）实现社会平等与公平的必然要求。

从法的价值看，平等为法的价值之所在。平等的价值理念一经出现就播及四海，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一切法律、法规得以实施的基础。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障也正体现了法的平等价值。弱势群体是社会的弱者，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其财产上和人身上的弱势地位，而法理上的平等理念要求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无论是在人身上还是在财产上均应获得平等的对待。

公平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法是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法的这种普遍性内在地要求法对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对待。但社会上无论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都要求法的例外优待，这是对法的普遍性提出的挑战。强势群体寻求更多的法外特权以保证自己的强势地位，而弱势群体则希望法的倾斜保护以改变自己弱势地位。显然，法所面对的是如何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寻求平衡，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进行法律保护的价值取向是以“不平等”求正义。正义所需求的平等绝非物理量上的绝对相等，而应当是实质的平等。立法上并不禁止对公民权利的差别性规定，其根本目的是实现法的实质平等与正义。平等与公平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的行为准则。法治社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追求平等与公平。

（二）实现权利理念的需要。弱势群体的出现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是弱势群体实现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等公民基本权利的必然要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做得并不够，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应上升到的高度去认识。只有在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得到确认，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性质才能从根本上确立，进而现实地实现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

（三）社会稳定发展理念的需要。

法作为国家的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在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的首要作用是确立社会秩序，使社会有序、稳定。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稳定，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只有稳定才能避免冲突这一危害社会秩序的根源。构建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制度，必须坚持发展的理念。只有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自身利益上的冲突，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不断进步。

三、完善弱势群体基本权利保护的建议

（一）完善《宪法》规定，加强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我国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单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基础和依据。所以强化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宪法》中规定对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根本性原则，加入保护弱势群体的相关条款，进而在法治过程中确实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原则。

有了《宪法》保护的原则性规定作为依据，其他部门法才可能逐步予以细化，相继制定《劳动安全法》、《社会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社会立法，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实现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

（二）增强弱势群体在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参与。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加强弱势群体的参与，尊重弱势群体作为被保护者的意愿，更真实地反映他们的需要，在法律、法规施行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利益。如果长期无法参与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就会出现对国家和社会的信任危机，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制度的发展完善。

有关弱势群体保护的决策实际上是由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的，这种决策在有效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只能依靠决策者的善良愿望。因此，弱势群体问题是政府、弱势群体及非弱势群体之间的复杂的互动行为，弱势群体本身也应该是行动的主体之一，参与到执行的过程中来。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保护弱者、救济弱者，从而维护弱者最基本生存权的重要制度。社会保障的重要原则就是公平，因而它要求将全体国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它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有最广泛的覆盖面，只有这样才可体现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然而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对弱者最基本的人权保护，忽视人权的基本理念，致使我国弱势群体中的农民、农民工等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由于我国实施城市低保制度时间较短，总体救助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待完善，这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内容是不相符的，因此，完善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就应将长期被忽视的农民、农民工和其他弱势群体都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构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四）完善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司法救济机制，健全司法援助制度。

司法救济是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手段，也是最有效、最核心的权利救济方式。我国的司法资源在平等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的同时更应当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甚至可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弱势群体实行“倾斜保护”的原则。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特别是司法权力的保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障。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也有通过司法判决对弱势者的权利进行保护的判例，如德国，男女不平等现象很严重，为此，法院在相关判决时尽可能进行特殊的倾斜保护。德国的《不来梅邦的平等法律》第4条“妇女保障名额规定”中规定：“在任用及拔擢官员、法官时，若有女性应征者与男性应征者具有同一资历，且该部门之女性不及半数者，应优先任用及拔擢女性。”这表明，对弱势群体之一的妇女权利采取倾斜性司法救济是被德国所认可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当中对弱势群体实行倾斜性的保护这一原则是可行的。

在保障弱势群体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的同时应当健全法律援助制度。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法律援助条例》，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很难落到实处。各地的司法援助机构应脚踏实地地贯彻、落实法律援助制度，规范法律援助制度，增加资金投入，建立法律援助机关与相关部门的配合机制，为有需要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咨询，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给予法律救助，必要时提供援助律师。

四、结语

法治社会呼唤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特别是对那些社会弱势群体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给予人权保障上的例外对待和特别保护是由他们的弱势地位决定的。在法治社会，人权的最基本的价值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普遍的尊重和保障。在人权的法治原则基础上通过相应的措施最大限度地缩小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差距，实现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是我们实现目标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严存生.法理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84.

［2］肖泽晟.宪法学——关于人权保障与权力控制的学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7.

［3］赖静.法治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刍议［J］.天府新论，2007，（6）：38.

［4］魏继华.我国弱势群体法律保障的法理分析及制度构想［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54.

法律保护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个人信用征信隐私权立法保护

一、个人信用征信和隐私权保护基础理论

（一）个人信用征信的含义

个人信用征信，是指依法设立的个人信用征信机构对个人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并根据用户要求提供个人信用信息查询和评估服务的活动。

个人信用征信体系包含四方面的主体：（1）个人信息主体：（2）提供信用信息者；（3）依法设立的信用征信机构：（4）个人信用信息的使用者。在这四方面主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信用征信机构，方面它从信息提供者处收集个人信用信息，另一方面将整理加工后的个人信用信息以消费者报告的形式出售给信息使用者。

（二）个人信用征信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

在个人信用征信的整个过程中，第一步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提供者收集到关于相对人的各种信息，并且根据约定或法定的方式提供给合法的信用征信机构：第二步就是个人信用征信机构通过特定的方式对信息进行整合、分类、加工以及筛选，按照信息提供者的要求提供相关的信用评估报告。这上述的过程中，存在着两方面的利益，一个就是个人对其自身信息享有的隐私权、安全权等，一个就是提供者、征信机构以及社会对个人信用的期待的要求，这两方面在实践中难免会引起冲突。

个人信用征信与隐私权的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个人信息保密权与信息提供者向征信机构提供，征信机构出售个人信用报告之间的冲突；个人信息支配权与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对个人信用信息的支配；个人信息知情权与征信机构对信息的内部管理；个人信息更正权与征信机构对信息的采集、加工权；个人信息安全权与征信机构对信息的存储与传播。

（三）在个人信用征信过程中保护公民隐私权的重要意义

在个人信用体系立法中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是信用经济，对市场主体征信并将其信息公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过程中，避免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和用户利用便利条件侵犯消费者隐私，成为个人信用征信法律制度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但是我们面临的现状是：我国目前在个人信用征信领域对于隐私权保护的立法还很不完善，个人信用系统存在很大风险。从根本上讲，征信立法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保证信用信息披露公开、透明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因此，在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立法中必须注重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二、我国个人信用征信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及缺陷

（一）个人信用征信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尚未明确规定隐私权概念，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和基本法的民法未将隐私权规定为独立人格权加以保护，我国刑法中也没有设立侵害隐私权罪的罪名，只是在某些法律条文中包含了保护隐私权的精神，这就很难形成一个健全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这使得个人信用征信中隐私权保护成了无源之水。在个人信用征信方面，只有一些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做了规定。法律上对个人信用征信隐私权的保护是不全面的。在个人信用活动中，隐私权保护也存在许多问题：尽管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经实现了全国联网，但只向联网的金融机构提供查询服务，还不能向社会其他部门开放。

（二）个人信用征信隐私权保护的缺陷

1.征信立法建设严重滞后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全国性的规范信用信息的法律，除《国家保密法》没有法律明确界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哪些征信数据不可以向公众开放，哪些数据可以公开以及公开的程序、对象等。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发生信用信息泄露和滥用的情形，侵犯信用主体的隐私权。目前我国个人信用制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法规是《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试点办法》和《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管理办法》，一方面立法层次低；另一方面法规只简易的规定了隐私权保护的原则和大体框架，没有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条款，不具有可操作性。此外，现行法规只注重权利被侵犯后的救济问题，却很少关注事先预防，这使得公民的个人隐私权无法得到全面的保护。

2.征信管理机构运作不规范，管理混乱

目前有关个人征信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侧重于对征信机构的管理，对于信用信息提供者、信用信息使用者则规制较少，管理的厚此薄彼为不法利用信用信息造成漏洞。同时全国征信管理机构的管理权限并不明确，使征信机构管理混乱。人民银行、商务部、工商总局、财政部、海关总署、各地方政府均有对征信方面的管理权，也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管理系统。但对征信机构经营管理的规定几乎没有，各征信系统和征信服务机构各行其是。

3.欠缺对不良信用信息的科学界定

对不良信用信息的科学合理界定是保护信用主体个人信用隐私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现行个人信用征信相关法规、部门规章都对不良信用信息规定了强制公开的期限，但是对什么是不良的信用信息却没有做出界定。以《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管理办法》和《江苏省个人信用征信管理暂行办法》为例，其条文中都没有明确“不良信用信息”定义。《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了不良信用信息的概念，表述为：不良信用信息是指恶意拖欠数额较大款项的信息，具体拖欠数额，由市征信办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并予公布。很显然这个定义是简单而粗放的，并没有对不良信用信息做出科学界定。

三、加强我国个人信用征信体系中对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建议

（一）加快立法填补法律空白，完善信用隐私保护法律体系

个人信用征信体系的建设首先是相关制度的建设。在个人信用征信体系视野下保护公民信息隐私权，尤其需要填补法律空白形成体系。

首先，在民事基本法律中明确隐私权作为独立人格权的地位。在将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规定，同时还要对信用权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配合个人征信法律体系中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完善：其次，尽快出台对个人信息权利予以保护的专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个人信用信息的范围和征信机构不得采集的个人信息范围。再次，针对个人信用征信行业专门立法。最后，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对散布于银行、税务、工商等机构数据的公开制定统一的法律，确保征信机构合法、快速获得相关数据。

（二）明确个人征信制度申隐私权的具体保护措施

1.明确征信信息的范围。法律应明确界定征信机构获取个人信用信息的范围，与信用相关的个人信息应当只限于三类：（1）表明被征信主体信用能力的个人身份信息：（2）表明被征信主体履约意愿的信用记录和公共事业缴费记录：（3）影响被征信主体信用评价的处罚记录。另外还应对非征信信息做出禁止性列举。对影响个人信用状况的违法犯罪记录，应设立专门条款对有关机关存储、使用、透露这些信息做出实体和程序上的限制，防止有关机关滥用权力侵犯个人隐私权。

2.严格规范个人信用信息征集程序。个人信用服务部门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机构，在法律规范下，通过向合法用户提供个人信用调查报告以获取利润。如果对个人信用信息征集程序规范不严，征信机构在利益趋势下很容易侵犯信用主体的隐私权。因此在个人信用信息的征集中，要严格依法规范征信程序，征信方法要公正、合法，对法定例外的信息进行征集时须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以保护信息主体的隐私权不被非法侵害。

3.依法规范个人信用信息的使用。一方面依法限制个人信用信息的使用目的：另一方面，规范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信用记录的条件，除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提供信息外，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信用信息时应事先征得被征信者的同意。除此之外，还应保证当事人对本人个人信用记录的知情权。

4.明确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和征信相关机构的义务。明确个人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保密权、个人信息利用权、个人信息更正权、个人信息权益救济权等基本权利。同时必须明确征信机构的义务，例如安全保密义务、保证个人信息准确、及时、完整的义务及保证信息主体有知情权和异议权的义务等。

5.完善隐私权的保障救济机制。完善的个人征信体系，应建立对消费者隐私权的多重保障救济机制。首先是要建立内部的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进行内部的监督，制定相关的自律制度、进行必要的行业检查，做到尊重和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目的：其次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针对性的官方信用征信机构监管部门，利用国家的权力对相关的市场进行监督，并JJu强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再次赋予相关公民的法律上的救济权利，可是使消费者能够通过法律的形式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最后就是坚持违法必究的原则，对构成犯罪的要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三）加强征信监管

在法律不健全的背景下，我国的征信监管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没有统一的征信监管机构，监管的具体环节程序混乱、监管粗放，无法对信息主体隐私权进行预防性保护。因而完善我国征信监管制度势在必行：第一，可以提高征信监管机构的市场准入门槛以规范征信机构的设立，监督基础设施是否完备、人员配置是否规范、执业目的是否合理等，通过限制征信机构的硬性条件来强化对隐私权的保护。第二，征信监管机构通过对征信机构的经营流程，特别是评估程序的监管有效杜绝征信机构对被征信主体做出不公正客观的信用评价。第三，加强对信用使用主体的使用目的监管，设立专门投诉部门，做到救济的顺畅。

四、结论

法律保护论文篇6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带领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其一显着特征就是计算机应用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广，这也使得数据在计算机应用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重要。过去计算机系统中的数据仅仅是程序的附属品，而现在的系统大多以数据结构及数据为主体，程序已退居于附属地位。数据库正是数据结构和数据的重要载体，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对数据库法律保护的相关问题作一定探讨。 一、数据库的内涵和外延 数据库一词从英语Database而来，简称DB。顾名思义，数据库是计算机中存放数据的“仓库”。仓库建立在外存储媒介中，如磁盘、光盘等。〔1〕 有学者认为数据库是数据的集合，它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并存放于统一的存贮介质上，它是多种数据集成，并可被用于共享。〔2〕根据《英汉计算机辞典》的注释：“数据库是指在计算机存贮设备上合理存放的相互关联的数据集合。”〔3〕美国的知识产权教科书认为，“数据库是指按照现代化快速检索方式存放于计算机中的信息的有序的集合。”〔4〕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1996年颁布的《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指出：“数据库是指以系统、有序的方式对数据或其他材料进行编排，并通过电子或其他方式表现的独立作品或信息的集合。”对于数据库的定义，这是比较全面的表述，揭示了数据库的三层含义： 第一，数据库是作品、数据或其他材料的集合； 第二，数据库是一种编排有序的集合； 第三，数据库的作品、资料或其他材料均可通过电子的或其他的方式为访问者单独浏览和得到。 根据这一定义，反省目前许多法学书籍的论述，可见法学界对于这一概念确实存在一定误解： （1）忽视非电子数据库 欧盟“数据库指令”指出，数据库可以是通过电子方式来表现的，但同时并未把数据库仅限定为电子数据库，数据库也可以是其他方式的。数据库的电子化是一个过程，在完全电子化之前，可能存在于其他形式中，如电话电码簿、节目预告表、交通时刻表直至百科全书。有些数据库的建立可能根本不是为了电子化。这些非电子形式的数据库仍然属于数据库的范畴，只不过我们一般默认讨论的都是电子数据库，本文也不例外。 （2）混淆数据库、数据和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库系统（Database System，简称DBS）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是由数据库、软件、硬件和用户构成的系统。〔5〕数据库是数据的载体，将分散的数据按照一定的结构排列组织起来，是整个数据库系统的核心和管理对象。数据库管理系统简称DBMS，用户对数据库的各种操作请求，都是由它来完成。各计算机语言均有对数据库处理的专用算法，DBMS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对于同一个数据库，可以采用不同的DBMS软件来进行管理。因此对数据库的保护和对DBMS的保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命题。 二、数据库保护辨析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数据库生产者都试图从技术途径来保护数据库产业的发展，但反保护行动的猖獗以及技术措施和采取制裁代价的昂贵，也迫使国际社会同时寻求法律途径尤其是知识产权法来保护数据库生产者的经济利益。可见，数据库的保护不能笼统而谈。 （一）数据库的技术保护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保护 数据库的技术保护功能，主要是指电子数据库的安全性、完整性、并发控制和数据恢复。技术保护手段，着眼点在于如何保护数据库内部结构不被破坏，无论这种破坏是故意、是过失，或是意外事件。在这一层面上，其实并不涉及太多的法律关系，它不考虑因为数据库的非法复制、传播、使用带来的法律问题，因此在学术讨论中也就不能笼统讲数据库的保护，而是要讲清楚是就技术层面的还是就法律 层面。 （二）数据库的法律保护手段 对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手段： 1.数据库的版权保护； 2.数据库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3.数据库的合同法保护； 4.数据库的特殊权利保护，这种权利属于一种特殊的财产权，是针对数据库的内容而存在的排他性权利。〔6〕 三、数据库各种法律保护手段的评析 （一）版权方式对数据库加以保护，数据库生产者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版权保护，但其存在的困难与不足也是非常明显的 1.原创性标准的不清楚致使大量数据库由于其缺乏原创性而被排除在版权保护体系之外 材料选择的原创性是很难做到的。数据材料的选择标准或表现为某一个主题，或表现为作者的主观好恶和情感，或表现为用户的需求，这些都不存在原创性。材料编排的原创性同样难以做到。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是计算机程序，因为创作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可以受软件版权保护这是无可非议的。对于数据库而言，通常驱动程序大致决定了数据在库中的结构安排和对应关系，原创性很难体现。 2.保护数据库中的数据使版权方式陷入两难境地 版权方式保护的只是数据库作为汇编作品的整体，并不延及构成数据库的数据材料，数据库中大量的材料不属于版权法要求的“表达”（Expression），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反之，如果版权不但保护数据库的结构，同时还保护其中的数据、材料，则又会陷入另一困难境地：可能赋予了如电话号码这种不受任何保护的材料以版权，甚至可能将版权的保护扩大到思想层面，违背版权法的基本原理。 （二）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数据库也有局限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下的数据库生产者享有反不正当竞争权，这种权利并不赋予数据库生产者对这些数据材料排他性的权利，因此他人既可以为任何非商业性目的的使用数据库生产者收集、整理的数据材料，也可以为了商业目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收集、整理相同的数据材料制作类似的数据库。比较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由于数据库生产者无权禁止他人收集、整理相同的数据材料制作相同的数据库，因此其权利相对较弱。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范围与标准具有不确定性，执法机关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很难确定，数据库生产者如果没有完全的把握也不太敢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三）利用合同法可以许可并限制他人使用数据库，但也还是存在弊端 其一，数据库生产者享有的具体权利不明确；其二，合同法只能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无法对付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即如果他人利用各种手段获取数据库的数据、材料等，数据库生产者无法依合同法制止其行为，同时，如果他人通过正当使用数据库而剽窃数据库的选取标准与编排方式应用于自己的数据库制作，合同法也无可奈何，也只能作为数据库生产者加强自我保护的一种有效手段而已。 （四）数据库特殊权利保护争议比较大 支持者认为这样可以充分保护数据库投资人的利益，反对者认为忽略了公众的利益，会导致信息来源垄断，阻碍信息传播。数据库的特殊权利保护与版权保护的标准与原则不同，后者只保护有原创性的表达，思想不受保护，而前者根据所谓的“血汗原则”，只要数据库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有了投资，就有权控制他人对这些数据的使用。 四、对于数据库立法的建议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一个“信息贫国”，更需要加强对 本国数据库产品的法律保护，同时还应积极参与国际数据库法律保护制度的制定，维护自己使用数据资源的权利。根据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对这一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以受限制的信息权取代版权保护数据库 数据库在版权保护上遇到困难，美国、欧盟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都在探索关于数据库除版权法外的特殊权利保护，即前述的最后一种保护方式，它在本质上就是关于信息权的保护。 采用信息权保护数据库，有着其独特的优点。享有版权的作品要具备原创性条件，信息权客体并不要求这一点，而且非作品的无形财产（如专利技术）也可以享有信息权，数据库当然可得到合理的保护；版权保护的是作品的表现形式，对内容是不保护的，而信息权保护的正好与之相反，保护的是信息的相关内容，对于数据库的数据内容可以明确地给予保护。 欧盟“数据库指令”明确规定了信息权的内容：数据库信息权有两项内容，即提取权和反复利用权。提取是指采取任何方法或以任何形式，将数据内容的全部或实质部分永久或暂时转载到别的载体上。反复利用是指通过销售拷贝、出租、联网或其他传输方式将数据库的全部或实质内容以任何一种形式提供给公众。数据库信息权都是排他性的，根据“指令”规定，数据库信息权的保护期为15年，自制作完成当年的1月份起计算。〔7〕 然而，数据库的生产与利用二者关系微妙，数据库是材料的数字化，这并不影响数据库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数据库法律保护制度必须是双方利益均衡的产物。〔8〕由于数据库特殊权利危及到合理使用制度的安全，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一定的限制，具体限制方式可以参考版权法的相关规定，大致有以下几种： 1.为了说明、解释、举例、评论、批评、教学、研究或分析的目的，传播或摘录数据库的合理行为； 2.为了教育、科学或研究等非商业性目的，传播或摘录数据库内容的行为，但不得对数据库产品或服务的基本市场或相关市场造成重大损害； 3.传播或摘录数据库中的单个信息或数据库内容的非实质部分的行为，但是恶意的重复或系统性的行为不在此列； 4.仅仅为了验证信息的准确性而传播或商录信息的行为； 5.政府部门因实施调查、保护或情报活动传播或摘录信息的行为。 （二）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它是知识产权法的基础，也是知识产权法的生长点，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它的原则性特点来补充具体知识产权法的不足。〔9〕不享有版权的数据库，除了信息权保护方式之外，还可以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数据库全方位的法律保护。从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所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来看，“搭便车”行为似乎并未列入其中。所以我们应该重视“搭便车”的各种行为，将数据库的非法复制、传播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范围之内。 （三）积极参与数据库国际立法 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信息贫国，信息不对称又继续拉大了贫富差距。欧盟“数据库指令”、美国H·R·3531法案以及WIPO提交外交会议讨论的“数据库条约草案”几乎一致提出要对数据库实行“特殊权利保护”，即对数据库实施信息权保护，对数据库保护延及构成数据库的材料。我国是WIPO的成员国，也是WTO的成员国，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一旦“特殊权利保护”被纳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虽然数据库生产者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获取将更加艰难，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将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我国应该积极参加数据库的国际立法，完善数据库法律保护制度，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争取一个折中的方案，不仅考虑到数据库生产者所付出的劳动，同时也保证数据库竞争者、使用者合理地获取数据库信息的权利， 实现数据库生产的最大效率与数据库产品的公平利用双重目标。 注释: 〔1〕吴保国、孙国光等：《电子信息应用基础知识丛书――数据库应用基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4页。 〔2〕徐洁磐、王银根：《数据库系统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1页。 〔3〕张平：《中美数据库著作权保护的司法比较》，知识产权出版社1998年版。 〔4〕刘江彬：《数字信息交流的法律问题：资料与数据库的智能财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1999年版。 〔5〕吴保国、孙国光等：《电子信息应用基础知识丛书――数据库应用基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4页。 〔6〕吴汉东、胡开忠等：《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278页。 〔7〕郑胜利、崔国斌：《数据库保护的立法现状与基础理论》，载《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1卷。 〔8〕袁泳：《论数字版权的利益平衡》，载《知识产权研究》1998年第6期。 〔9〕宋红松：《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知识产权法体系中的地位》，载《知识产权研究》2002年第12期。

法律保护论文篇7

【内容摘要】随着网络游戏的出现和发展，针对网络游戏出现的纠纷频繁发生，特别是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成为纠纷的焦点之一。而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针对此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加快进行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以保护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游戏业的健康发展，已成为网络游戏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韩国的网络游戏业发展较早，起初法律规定禁止虚拟物品的交易，而地下交易活动不断。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随后有规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和虚拟物品独立于服务商而具有财产价值，网络财产的性质与银行帐号中的钱财并无本质的区别。我国台湾有关部门也作出规定，确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务和帐户多属存与服务器的“电磁记录”，在诈骗罪及盗窃罪中均可看作“动产”，被视为私人财产的一部分。在网络游戏中窃取他人虚拟财务被视为犯罪，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人在文中通过对我国网络虚拟物品的现状、虚拟财产的特征及其财产属性、关于对虚拟财产进行立法保护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虚拟财产的价值评估、关于虚拟财产主体的划分与确认、虚拟财产违法行为的认定以及立法对策进行的说明和分析，阐述了我国在虚拟物品的保护方面的欠缺。希望国家尽快出台关于虚拟物品保护方面的法律，从而保护广大的网络游戏玩家的合法权益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进而使我国的网络产业能的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上进位个人观点，希望对虚拟财产的法律研究以及相关立法起到参考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互连网络的逐渐普及，特别是近年来网络游戏的兴起。使得游戏的虚拟物品交易发展成一个全新的经济体系.并冲击着现有的法令、经济和人们的认知。据统计，我国经常玩网络游戏的用户有800万，偶尔上网玩游戏的用户有2300万。有关数据表明，在未来的5年内，我国网络游戏产业总值将以每年200%的增幅递增，达到100亿元人民币。目前我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已经相当巨大。网络游戏规模已经超过韩国跃居世界第一。网络游戏的收入已经超过网络的广告收入，成为网络运营商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网络游戏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网络游戏所引发的一些法律和社会问题也相继出现，网络虚拟财产，游戏ID和游戏装备的法律地位、运营商的法律责任、玩家的权益保护等诸多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直接阻碍了我国网络游戏业的进一步发展。加快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以保护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游戏产业以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目前在我国已经颁布和实施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当中，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还是一片空白。韩国的网络游戏业发展较早，起初法律规定禁止虚拟财产的交易，而地下交易活动不断。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随后有规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和虚拟财产独立于服务商而具有财产价值，网络财产的性质与银行帐号中的钱财并无本质的区别。我国台湾有关部门也作出规定，确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务和帐户多属存与服务器的“电磁记录”，在诈骗罪及盗窃罪中均可看作“动产”，被视为私人财产的一部分。在网络游戏中窃取他人虚拟财务被视为犯罪，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 虚拟财产的概念、特征及其财产属性（一）、虚拟财产的概念及特征网络“虚拟财产”又称为“网财”，一般是指网民、游戏玩家在网络游戏中的账号（ID）及积累的“货币”、“装备”、“宠物”等“财产”。 网络虚拟空间里含有多种虚拟财产，个人认为主要包括：1、游戏账号（包括在游戏中的虚拟人物的等级、职业、性别等属性）2、虚拟金币（在某款游戏中所使用的货币）3、虚拟装备(武器、装甲、药剂等) 4、虚拟动植物。（二）、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 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及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纠纷的不断增加，各种形式的纠纷的不断出现，网络虚拟财产已经不在完全“虚拟”，侵犯虚拟财产已经突破虚拟空间而向现实空间过渡。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虚拟财产不只是虚拟的或者独立存在于虚拟社会中的，而是逐渐与现实社会的真实财产建立了对应或者换算关系。因此，虚拟财产已经具备了现实社会中真实财产的价值。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只是在保护的方式以及手段方面做出不同的规定而已。网络虚拟财产是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以下特点： 1、无形性（客观性），虚拟财产在本质上只是一组保存在服务器上的数字信息，台湾的相关立法称作“电磁记录”，其以电磁记录形式存储于游戏服务 器上。 2、可转让性，虚拟财产既可以通过买卖的方式在玩家和游戏服务商之间转让也可以通过离线交易的方式在玩家间转让，现实中也存在很多网站进行这种交易活动 3、有价值性，网络虚拟财产也是有价值的，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包括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4、时限性，网络虚拟财产只存在于游戏运营阶段，游戏一旦停止运营，虚拟财产也会随之消失，因而具有明显的时限性。 5、依附性，虚拟财产基于特定的虚拟社区空间而存在，基于特定的网络游戏而存在。 虚拟财产的交易，直接表现出了虚拟财产在现实世界中的价值。我们应该承认虚拟财产的价值并予以保护。 我们可以看出财产的核心在于其价值属性，同时我们主张虚拟财产又是具有价值的，因而虚拟财产也具有财产属性。财产之所以具有财产属性是由于： ⑴ 虚拟财产是有价值的，虚拟装备、有一定级别的帐号以及其它虚拟财产在网络世界中是具有价值的，能够满足虚拟人物在虚拟空间的发展，同时获得这些财产也是需要耗费一定的劳动的（一般是通过做任务打怪取得或从服务商处购买）。⑵ 虚拟财产是可以进行交易的，法律并未禁止虚拟财产的买卖，现实生活中进行网络财产交易非常普遍，各大网站也都有专门的栏目进行网上交易。第二、我国网络虚拟财产的现状及对虚拟财产进行立法保护的迫切性及必要性。（一）、我国虚拟财产的现状自2009年李宏晨诉北极冰一案后，网络盗窃活动更加猖獗。四川一名青年男子利用高科技软件在网络上盗窃了100多个《传奇》游戏的ID号，并把号上的虚拟装备挂在网上进行现金交易，被众网友当场抓获并送到成都黄瓦街派出所，警官只对该男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而因找不到使用法律，只能不了了之。武汉3名男子在网上卖“兵器”，收到对方“寄”来的游戏币3000元“钱”，不料还未下网，“钱”已被盗。他们怀疑是被接替其上网的两名男子所窃取，要求对方还“钱”，遭到拒绝后遂报警。我的朋友小邓玩网络游戏《传奇世界》已经3年了，在几个月前他的法师升到了47级。但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的装备和几百“元宝”（元宝是《传奇世界》中的官方交易货币，一元宝=一元人民币。是从服务商那里买来的）被盗了。小邓找游戏运营商要求追查，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不能帮你查询，清保护好自己的帐号和密码。小邓原打算到公安机关去报案，可因为虚拟物品没有相关的法律保护，所以只能就这样不了了之。现在游戏中的装备或ID被盗可谓到了猖獗的地步，众多游戏玩家特别是骨灰级玩家差不多都有被盗号的经历，而最终也只能是苦水往肚子里咽。而我国现在的法律，如《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均未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予以明确规定。 在我国，网络上的虚拟财产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究其原因在于现行法律包括《宪法》和《民法通则》只对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予以认可，并没有对虚拟财产的合法性作出明确规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网民对虚拟财产的权利也不属于现有的消费者权利中的任何一项，因此出现了很多玩家在丢失财物后投诉无门的现象。因而为了保护网络游戏者的合法利益，促进网络事业的健康发展，加快解决“网络虚拟财产的合法性认定、制定保护网络虚拟财产的相关性法律法规等关键问题”已迫在眉睫。（二）、对虚拟财产进行立法保护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自2009年“中国网络游戏第一案”――李宏晨诉北极冰案以后，因网络游戏纠纷引起的诉讼不断。但是我国法律，甚至各国法律的规定都相对滞后，不论学理界还是实体法律，都在网络游戏财产方面显露出巨大空白。网络游戏财产问题，亟待讨论；关于保护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相关法律法规也急需制定。2009年12月25日，一份《保护网络虚拟财产立法建议书》，连同19名律师的联合署名，通过邮政特快专递从成都寄往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该《建议书》建议制定一部《网络虚拟财产保护条例》。据悉，法律界人士联名上书呼吁保护网络虚拟财产，这在全国还是首例。《建议书》中认为，网络游戏 目前在中国的年收入已达到10亿元人民币，已经形成了一项庞大的产业，拥有数千万的消费者。同时，网络虚拟财产本身附着了价值，已经具备了一般商品的属性，“理应立法进行保护”。 随着网络和网络游戏的普及，包括虚拟财产在内，网络虚拟世界中的一些现象，应该尽快由立法机关制订相应的法规加以规范和保护。为维护网络秩序，网络游戏的经营者也应当自觉规范行为，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这种权益不仅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 虽然此前曾有过玩家因虚拟财产丢失起诉运营商并最终获赔的案例，同时还有法院“特殊的网络游戏环境，令虚拟财产具有了无形财产的价值，可以获得法律上的适当评价和救济”的司法解释，但我国的现行法律只对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予以认可，并没有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合法性做出明确规定，而这种状态势必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刑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从以上法律条文可以看出，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内，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无论是在民事领域还是在刑事领域，都受到了法律的保护。2009年《宪法》经过修改后，更是将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明确的列入宪法，体现了我国对公民私权的日益尊重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法治精神。那么，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用户的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利，是否可以将其纳入到我国法律体概念的外延，系内的财产决定了司法部门是否可以直接适用我国的法律来保护网络游戏者的网增多，同时，因网络游戏纠纷而导致的恶性案件不断“命丧网吧”的事件不断，因而本人呼吁为了我国网络游戏业的健康发展，加快进行相关的虚拟财产法律制度建设以保护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游戏业的健康发展，已成为网络游戏产业发展的瓶颈。如不尽快立法可能会导致我国网络游戏行业的彻底崩溃。 第三、对我国网络虚拟财产进行法律保护的思考 （一）、虚拟财产的价值评估问题 网络虚拟财产只存在于特定的网络环境中，其价值也只对特定的游戏中的特定玩家而有意义，因而在确定其价值上具有非常大的难度。目前来说虚拟财产的价格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确定：一是游戏开发商在出售虚拟财产时的自定价格，二是玩家之间私下的交易价格。但是，将这两种价格作为判断虚拟财产价值的标准都存在一定问题。首先，游戏开发商作为企业经营者，在制定价格时主要考虑的是销售量，因此其所制定的价格并不能作为虚拟财产价值的确立标准。其次，玩家就虚拟财产进行的私下交易易受感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无序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玩家之间所进行的私下交易是自发产生的，没有相关有权部门的价格监督和指导，具有极大的随意性，所以作为标准也是有问题的。 对于虚拟财产价值的认定笔者建议应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1、由我国信息产业部牵头，组成一个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游戏开发商、游戏高手等共同参与的机构，制定一套虚拟财产的认定和评估体系。 2、通过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虚拟财产的价值，虚拟财产的取得必须是玩家经过一定的劳动而取得的，网络虚拟财产中凝结着人类的劳动，通过游戏高手以及运行商的合作共同计算出虚拟财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其价值。3、根据玩家的投入成本计算出具体虚拟财产的价值，其中玩家必须出示合法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n bsp; 4、由于大多数的虚拟财物并不直接体现现实价值，具体到不同游戏中的虚拟财物的价值，应当跟游戏本身的性质、运营状况、运营商的运营成本密切相关的，因此需要综合各项因素对虚拟财物的价值进行各案分析后确定。”笔者认为，应当将网络虚拟财产价值的评估，交由独立于服务商与用户自发市场外的专业机构来进行，这样才能给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有一个公正而准确的认定。 （二）、关于虚拟财产主体的划分与确认问题但这些网络“虚拟财产”算不算私人财产？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权受不受法律保护？一种观点认为，“虚拟财产”是玩家在游戏中取得的，其取得方式与状态由游戏的规则所确定，属于游戏内容的一部分，因此其所有权属于运营商，而玩家只享有使用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虚拟财产”是玩家通过自身努力所取得，而经营商只是存储这些数据，所以这些“虚拟财产”的所有权是属于玩家的。 本人同意后一观点，“虚拟财产”虽然产生于特定游戏运营商的服务器，并且通常只能存储在该特定服务器上，但是“虚拟财产”的产生和变化并不由运营商控制，而是玩家在接受运营商服务时特定行为的结果，具体虚拟角色和财物的种类和数量则是完全取决于玩家自身的活动。运营商只是提供游戏时段的服务及相应的保管工作。因此，“虚拟财产”的所有权应当归属于玩家，而不属于运营商，运营商只是在服务器上保存这些数据，并没有对其任意修改的权利。（三）、“虚拟财产”违法行为的认定问题我们以工具意义看待网络世界时，它仍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是现实世界中的人们进行信息交流的技术手段之一，如在电子商务、网上银行等社会经济活动中网络联系的地位与作用。在我们以本体意义看待网络世界时，它却用独立的信息处理和记忆方式，构筑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区别的虚拟世界，如在网络游戏中形成的社会环境。这样在我们的感知范畴就形成了两种社会关系体系：一是现实世界的现实社会关系体系，二是虚拟世界的虚拟社会关系体系。现实的法律只能调整现实的社会关系，现实的法律不能调整虚拟的社会关系，如网上婚姻及因此形成的共同虚拟财产关系。但是，虚拟世界并不能完全脱离现实世界而存在，虚拟世界需要现实世界的物质和能量的支持才能存续，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存在必要而频繁的信息交流。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的关系属于社会关系时，它应当属于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如玩家网络游戏中用现实货币购买游戏装备。至此，我们可以给法律是否保护虚拟财产设定一个最为基本的界面限制：只有虚拟财产与现实的社会关系发生具有法律意义的联系时，才能进入现实法律调整的范畴。在审理与虚拟财产有关的案件时，要避免把虚拟世界的内部事务纳入判决的范畴。所谓虚拟世界的内部事务大概有这样一些要件：主体是虚拟世界中特定的，如玩家自己的ID；主体是以虚拟世界的身份活动的；活动的范围限于虚拟世界，不论其是否遵守虚拟世界的游戏规则；在虚拟世界活动中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是非法律意义的，如玩家自己为参与网络游戏而付出的能量与信息。如果一个玩家以虚拟世界的身份侵害一个玩家的虚拟财产，不管其行为是否符合该虚拟世界的游戏规则，均应当视为该虚拟世界的内部事务，现实的法律不应当理会；如果运用一个虚拟身份侵害现实财产，如盗取他人网上银行的账号并窃取其资金，则属于现实世界的事务，应当属于现实的法律调整的范畴；如果以一个现实世界的身份侵害他人的虚拟财产，如运营商随意删除玩家的虚拟财产，也应属于现实世界的事务，可以运用现实的法律对这种行为进行制裁。（四）、立法对策考虑尽管目前立法保护网络“虚拟财产”无论是在技术层面上，还是在可行性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尽快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广大网民的虚拟财产权和相关权益已经迫在眉睫。首先应从维护网民的合法财产权入手，建立起保护网民虚拟财产权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如对网上购物应建立“追踪机制”，完善网上追踪系统，这样出现“虚拟财产”失窃事件后，可以及时找到相关的责任人，做到有责任可查。目前最简易可行的方法是利用现已比较成熟的银行支付系统，由网络运营商与银行联手，所有支付行为均通过银行，实行银行实名汇款制，保证玩家的真实存在性，从而保障游戏玩家对于“虚拟财产”拥有的合法权益。制定网络游戏服务法，明确服务商的权利与义务。服务商安排专人在网络游戏中充当网络警察。控制网络游戏的外挂等。删除玩家的非法复制物品时，要保障善意第三方的权益。让服务商利用技术手段 在游戏中发挥上帝之手的作用。1．两种途径并举：民法保护和刑法保护。首先要通过司法解释扩大民法通则中“财产”的外延。根据上文的论述，仅仅依据合同法难以完全保护虚拟财产，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又受到保护范围的限制，盗窃虚拟财产以外的纠纷往往难以解决，本人认为真正能从根本上解决与虚拟财产有关的法律问题主要还是依据民法，关键是对《民法通则》第75条中“其他合法财产”做扩大解释，因此当务之急的是出台司法解释将虚拟财产纳入“其他合法财产”的范围。 同时对于盗窃虚拟财产数额较大的应以刑法来调整。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台湾的做法，其把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物和账号视为存在于服务器上的“电磁记录”，“电磁记录”在刑法诈欺及盗窃罪中均为“动产”，属于私人财产的一部分。盗窃他人虚拟财物的构成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2．制定网络游戏基本法。仅仅通过司法解释扩大民法通则中“财产”的外延还是不够的，因为虚拟财产的法律特征和法律要件，虚拟财产的物权 、运营商的责任以及虚拟财产纠纷的解决方式等都难以涉及到，而这些也正是实务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且网络游戏还才在着诸多私服、外挂、虚拟交易平台的规范、网络游戏格式合同治理等问题，通过制定一部网络游戏方面的基本法把这些问题系统地解决才是比较彻底的，这也是目前整个网络游戏行业的日益高涨的呼声。【参考文献】1、 “红月”玩家李宏晨在2009年2月17日发现自己一个ID中所拥有的装备全部丢失。虽然他与运营商多次联系，但都被拒绝。为此，他提出商北极冰公司赔偿他丢失的各种装备，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元等诉讼请求。2009年8月27日和11月5日，北京朝阳区法院分别开庭审理了此案。2、荆龙：《“虚拟财产”面对现实考量》 3、陈甦：《虚拟财产在何种情形下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4、吴学安：《谁偷了我的“虚拟财产”》 《法制日报》5、 参见王利明著，《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204页。6、寿步在虚拟物品法律保护圆桌会议上的主题发言提纲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法律保护论文篇8

[摘要]数字环境下，网络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大，版权保护的难度也随之加大。鉴于此，版权法赋予版权人技术措施权，以强化对其利益的保护。然而，技术措施是“全有或全无”的工具，技术措施的采用，将使社会公众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剥夺，由此引发诸多的冲突。因此，如何平衡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成为现代版权法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技术措施；冲突；利益平衡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版权人的利益构成很大的威胁。在法律滞后，不能及时制裁网络侵权的情况下，版权人通过开发和设置技术手段以防范非法使用者，这种做法得到法律的认可，即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然而，技术措施是“全有或全无”的工具，包含在作品中的技术措施既可阻止非法的使用，也同样可以阻止法律所允许的合理使用。因此，技术措施的采用，客观上将使社会公众原本享有的合理使用作品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剥夺。美国自DMCA(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增加了网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责任以来，关于禁止规避技术措施的规定一直是引起争议的焦点。

一、技术措施及其法律保护

技术措施[1]，又被称为“技术保护”[2]、“技术保护措施”[3]、“版权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4]、“数字化作品著作权的技术保护措施”[5]等等，译自“Technolog-icalMeasures”、“CopyrightProtectionSystem”、“TechnologicalProtectionServices(TPS)”①等词句，实际上就是版权人为了控制作品而设置的保护屏障。广义的技术措施，是单纯在技术层面上所说的技术措施，泛指版权人或相关权利人为保护版权或与版权有关的权利而采取的一切技术手段。狭义的技术措施，或称法律意义上的技术措施，是指国际法或国内法中规定保护的技术措施。技术措施根据其功能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防御性的技术措施。包括控制访问(AccessControl)作品的技术措施、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措施和控制作品传播的技术措施。二是反制性的技术措施。包括追踪、识别作品的技术措施和制裁非法使用的技术措施。

根据《WIPO版权条约》第11条和美国DMCA第1201条的规定，受法律保护的技术措施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1)只有作者所使用的技术措施才构成条约项下的技术措施。美国DMCA对此作了扩展，将主体规定为版权所有者，把邻接权主体也包括了进去，由于网络内容提供商有相当一部分是邻接权主体，这样规定可以避免他们采取的技术措施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尴尬。(2)《WIPO版权条约》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须为行使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权利。然而，美国的DMCA扩大了技术措施保护权利的范围，对控制访问作品的技术措施也予以保护。(3)《WIPO版权条约》第11条要求，技术措施是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4)技术措施须有效。美国DMCA规定，如果某技术措施在通常操作过程中，要求经版权所有者授权以应用某些信息或经过某种过程或处理才能访问作品，该措施即“有效控制访问作品”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互联网条约给予了技术措施以法律保护②。WIPO的两个版权条约和美国、欧盟各自的立法，赋予版权人技术措施的权利主要包括：第一、禁止他人规避控制访问作品的技术措施的权利。版权所有者有权禁止任何人规避其所采取的有效控制对作品进行访问(access)的技术措施。也就是说，任何人未经版权人授权或法律许可，不得对已编码的作品进行解码；对已加密的作品进行解密，或以其他方式回避、越过、排除、化解或削弱技术措施。第二、禁止他人制造、流通规避装置的权利。版权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禁止任何人制造、进口、向公众出售、供应或以其他方式买卖主要是为规避技术措施的任何技术、产品、服务、设备、部件或其中的零件。

二、数字环境下技术措施保护的困境

在版权法领域，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利益：作品创作者的利益、作品传播者的利益和作品使用者的利益，后两者的利益又可归结为社会利益。现代版权法的理念就是作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双重保护。从版权法的整个制度看，利益平衡要求授予的版权不仅仅应当“充分而有效”，而且应当“适度与合理”。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版权法基石的利益平衡状态会产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趋向就是原来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致使原有的平衡走向失衡。在数字环境下，技术措施的采用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型产权关系及其法律保护问题向传统的版权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与权利用尽的冲突

所谓权利用尽，也称首次销售原则(theFirst-saleDoctrine)，是指版权人行使一次即告用尽了有关权利，不能再次行使。这一原则，严格地讲仅仅适用于经济权利中的发行权[6]。权利用尽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版权人专有权利的一种限制。它旨在防止版权人限制买主转让或者处置作品，同时保护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应当注意的是，权利用尽原则仅适用于已被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合法转移所有权的作品，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软件除外，且只限于那些获得了作品所有权的人。但是，版权法引入技术措施保护的规定后，权利用尽原则遭遇了很大挑战。

以电影业者在DVD中采用的技术措施为例。鉴于互联网和数字压缩技术的发展，电影业界为了保护影视作品的版权，在DVD中使用了内容扰乱系统(ContentScramblingSystem，CSS)和区域码(Region－alCoding)技术。CSS系统将DVD以40位编码加密，而能够播放经过CSS加密的DVD的播放器DVDPlayer只能由电影工业联盟授权的厂家生产。这样消费者就被限制在特定的播放机上——而不能在其他播放器，如个人电脑上——观赏DVD。而区域码技术则把全世界DVD播放区域分为六个区，每一区的DVD光盘与播放设备都有独立编码，不同区域的DVD不能兼容。比如美国为第1区，台湾为第3区，在美国购买的DVD光盘无法在台湾购买的DVD播放机上放映。可见，CSS技术干扰了DVD业者在市场上自由处置DVD的能力，权利用尽原则受到了技术措施的限制。

图书馆业者也对反规避条款表示了关注。因为反规避条款令版权人始终有能力控制对作品的访问和复制，这实际上扩展了版权人原本依据权利用尽原则已经用尽了的权利。例如，传统上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存档和接受捐赠等活动都因此受到了限制。

可见，技术措施的保护对权利用尽原则的影响确实存在。依据传统的版权法，合法拥有作品的用户享有很大的自主性：自由地阅读、欣赏作品；将它借给或者送给朋友；甚至可以转手卖出。但是，由于技术措施的采用，这一切都受到了限制。

(二)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利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于一个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状况和所支配的经济资源来说，公众利益是社会为所有成员(并非为大多数成员，也非为势力强大的集团，而是为社会中所有的人)努力争取的基本目标的集合。狭义的公共利益是指与版权人利益相对的，版权产业商利益之外的使用者利益，即公众自由使用作品的利益[12]。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9条第3项指出：著作权人以复制、发行等方式行使其著作权中的使用权，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

在数字环境下，版权人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网络广泛传播，提供给不特定的多数人使用。版权人的任何举措都可能对广大用户产生影响，其与公共利益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这在江民公司的“逻辑锁”案件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该案是在我国著作权法和刑法修订之前发生的一起软件版权人因采取技术措施不当而受行政处罚的典型案件①，它突出地反映了版权人为维护自身权利采取的技术措施与公共利益之间潜在的矛盾冲突。该案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技术措施只能是预防性的，不能以打击盗版为名，采用攻击性手段；版权人采取技术措施对付盗版活动的行为必须合法，不能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必要限度。

(三)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冲突

对隐私权的保护，是现代社会保障人权、尊重个体自由的标志。数字环境下，个人隐私的保护因技术措施而变得异常脆弱。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收集、获取个人信息和资料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侵权后果可以迅速、大范围地扩散，很容易造成比传统环境下更严重的损害。由于技术手段本身的两面性，版权人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也并非没有侵害隐私权之虞，对于那些反制性的技术措施，如具有跟踪、识别作用的技术手段来说，被控侵犯隐私权的可能性更大。比如，WindowsXP的推出就引发了有关隐私保护的争论[8]。

WindowsXP操作系统和.Net产品的核心组件——Passport鉴定系统，可以在网上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对消费者在互联网上的活动进行追踪和监视。美国的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PIC)和其他一些隐私保护组织据此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指控，认为微软计划通过它推出的WindowsXP操作系统和.Net产品“不正当和蓄意”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迫使微软改变它的不合理行为。这些组织认为，尽管微软在Passport中包括了一些选项，允许用户对他们的个人信息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是，这些信息仍然处在微软的控制之下。这些隐私保护组织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对Passport的信息收集机制进行调查，要求微软修改WindowsXP的注册程序，清楚地告诉用户接入互联网并不一定需要注册Passport；要求微软不得在没有获得消费者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和MSN下属的网站分享Passport收集的信息；要求微软在WindowsXP中增加匿名或半匿名技术，允许WindowsXP的用户轻易使用其它网上支付服务。

集(四)与公有领域公有性的冲突

英国1710年颁布的《安娜法》设定了“文学艺术的公有领域”(thepublicdomainforliterature)。一部作品超过了法定的版权保护期，或该作品所在国家、地区未对作品提供版权保护，也未参加国际版权保护公约，该作品就进入了“公有领域”。对于公有领域内的作品，使用者可以不征得版权人同意，也不需支付报酬。伯尔尼公约中，作者享有一生加50年的保护期。欧盟保护期限指令中，作者享有一生加70年的保护期[9]。

技术措施的采用使保护期事实上得到延长，从而使公有领域进一步受到威胁。一部作品超过了版权保护期，版权人不再享有版权，在版权法上它便进入了公有领域，理论上公众就可以自由使用。但正如学者指出的，“公有领域中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自由可取”，“使用公有领域中的资源很可能会受到限制”[10]。实际上，由于技术措施的保护依旧存在，公众无法使用作品，除非对其进行破解，但这又恰恰违反了反规避法律的规定。于是，版权法在这方面陷入了二难的境地。

技术措施对公有领域另一方面的威胁来自于它侵占属于公有领域的内容的可能性。《WIPO版权条约》第11条将对版权客体的解密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但却没有将对不受版权保护的客体的加密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例如，该条款允许数据库的卖主自由地对一组不受版权保护的数据以一段导言或一个关键数码系统的形式贴上一个版权的标签，然后把整个数据库加密，并依据第11条所制定的国内法阻止他人对整个产品解密。因此，只有一种能够将那些把产品中显然应当划分为公有领域的材料予以加密的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的措施，才能在版权领域中实现平衡和公正，让那些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加密，而让公有领域的内容向公众开放[11]。

(五)与合理使用的冲突

世界各国在对版权提供保护的同时，大多规定了权利的限制和例外。合理使用，就是各国普遍规定的限制之一。合理使用是对版权利用的特殊情况，它是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不必征得权利人同意又无须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而使用他人作品的合法的事实行为。

在版权保护方面，法律与技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补关系。当法律的威慑力不足以制止侵权行为时，技术手段就发挥了替代作用。但是，技术措施对于他人的合理使用也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在数字环境中，合理使用制度由于技术措施的日新月异而正在缩小适用空间。版权人与使用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过度的技术保护对使用者来说就是对其权利的限制、义务的附加。“没有人反对权利人在自己的私有财产周围树立篱笆，但是要是有谁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就不能不受到公众的反对”[7]。技术措施正是版权人树立“篱笆”的行为，是版权人的“圈地运动”。过度的技术措施将阻碍技术的进步，形成不合理的信息垄断，与版权法鼓励作者创作、促进科学和文化的进步的立法价值大相径庭。诚然，由于在互联网上大量低成本、高质量地复制作品变得非常容易，且其复制件能够很快在互联网上传播，版权人的复制权已经越来越难以行使和控制。因此，法律应当加强对版权人复制权的保护，适当扩大复制权的范围。但网络要正常运行，往往又不可避免地在其计算机或系统中产生复制，如将这些复制也纳入版权人的复制权的范围中，势必会损害网络的发展和网络信息流通。因此，在扩大网络环境下复制权的范围的同时，必须对其网络环境下复制权进行适当限制，从而为社会公众的合理使用提供条件。

上述五个方面的冲突是技术措施保护所引发的最主要冲突，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冲突只会加剧。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就应该对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调和，做出取舍。在当前版权人权利范围高度扩张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调整立法以充分关照公众利益，最终实现版权保护的利益平衡。

三、技术措施保护的价值取向：重申利益平衡机制

版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代表着私人利益，而信息资源共享则是对公共物品的分享，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因此版权法试图通过对私权的保护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实现全社会的信息资源自由流动，充分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从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TRIPS协议在前言中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同时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诸国内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发展目的与技术目的。在第8条中还规定成员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共利益，并防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WIPO1996年12月通过WCT和WPPT两个条约，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使用以及对表演和唱片的制作和使用有深刻影响的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中有关的版权和邻接权问题，从而以尽可能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现对作者就其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权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权利)的保护，并维持作者的权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

版权制度中，版权人对作品的专有与社会公众对信息的合法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构成版权领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如果赋予版权人的权利过大，就会损害公众接近和利用智力产品的权益，从而使版权制度的根本目的无从实现；如果给予版权人的权利过窄，就会使作品创作的原动力不足，版权制度的目的同样也不能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以利益平衡机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版权立法。这就要求：版权法既要保护作品作者和传播者的合理权益，以鼓励作者创作作品、传播者传播作品的积极性；也要保证社会公众能够尽可能多地利用作品，使全社会能够共享作者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最终促进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因此，在扩大对版权保护的同时，保证公众对信息资源的共享的权利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数字环境下，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必须遵循版权法维持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否则版权法将会降低甚至失去其功效。数字环境的开放性、技术性、虚拟性、交互性、数字化等特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原有的版权利益平衡关系，不利于实现版权法的功能。因此，有必要根据互联网的特征及其对现行版权限制制度的影响，重申利益平衡机制，重新界定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版权利益关系，以实现上述版权利益关系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平衡。基于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对网络服务商等技术措施使用者规定相应的义务，以保障网络用户即数字媒介消费者的利益，是维护版权利益平衡的重要方面。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6)项虽然也增加了保护技术措施的规定，但同时指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实际上就是为协调技术措施权和权利限制之间的冲突留有的空间。

四、结语

权利作为利益的法律化，是法律设定的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任何权利都有边界，这种边界是权利人与其他任何人利益的分界线或平衡点。在数字环境下，版权法应当着力调整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既要保障版权人的技术措施权，又要保障社会公众分享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促进人类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与交流。版权法作为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器，合理地构建起版权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正是其价值核心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澳]马克·戴维生撰，王源扩译．计算机网络通讯与美国版权法的新动向——评美国知识产权工作组1995年9月最终报告[J]．外国法译评，1996(1)：p60～66．

[2]郑成思．两个新的国际版权条约评介[J]．外国法译评，1997(4)：p72～77．

[3]李明德．美国正在审议通过实施WIPO两个新条约的议案[A]．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p346．

[4]赵峰．隐私保护组织向美FTC指控WindowsXP和．Net[EB/OL]

[5]王迁．略论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保护系统引发的法学课题[J]．著作权，2001(1)：p25～29．

[6]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p272．

[7]薛虹．因特网上的版权及有关权保护[A]．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p131．

[8]袁泳．数字版权[A]．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二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p33,p17．

[9][美]保罗·戈尔茨坦著，周林译．版权及其替代物[J]．电子知识产权，1999(6):p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