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范文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1

【关键词】法律；道德；富勒；新自然法学派

美国法学家富勒（Lon L·Fuller），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之一，他在学术生涯的代表作《法律的道德性》中，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展开了讨论。这本书同时也是富勒与哈特学术论战的产物。富勒与哈特针对“法律与道德是分离还是结合”展开辩论。哈特为实证主义的分离主张辩护，认为法律和道德是可分的。而富勒则从法律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法律自身的道德性出发强调了法律与道德不可分。为反驳当时实证法学的学术观点——“道德与法律的分离”富勒写就了本书。从书中“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对涉及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现有文献不满而展开”就可看出作者写作本书的出发点。

富勒是通过证明“法律与制定法律的目的性不可分”来论证“法律与道德不可分性”这一观点的。富勒认为，如果仅仅知道一条规则，而不知道制定该规则的目的，此种情形下，我们就无法知道这条规则意味着什么，进而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只有清晰地了解被观察者的目的，我们才能了解其行为的涵义，进而理解行为人的行为本身。

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对法律和道德的不可分性这一主张的证明，是从法律的目的性出发进而到法律的道德性。他的证明思路概括如下：立法者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制定出了法律。因为我们可以对立法者立法目的和动机进行道德上的评价，所以出于一定目的而被创制出的法律就具有了道德性。

富勒认为法律和道德之间存在联系，但他并不认为所有的道德都有与法律相联系。举例来说，接济穷这样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但是这样的道德和法律有关吗？答案是没有。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富勒详细地对与法律相联系的道德进行了阐述。从层次上将道德划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对人们必须做到的提出了要求，是人类行为准则的最低标准；而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对人们可以达到的最好的、理想的程度的追求。前者的表述方式一般是“你不得不如何行为”或“你应当如何行为”；而后者的表述方式一般是“你最好怎样行为”。前者会对不遵守它的人施加惩罚或负面评价；而后者却不会因为人们没有能力达到它所要求的境界而施以惩罚。

富勒对法律的道德的另一种分类是将其划分为法律的外在道德和法律的内在道德。前者关注法律的实质性目的，而后者关注程序性自然法；前者是传统自然法所信奉的一些价值理念，而后者是位于法律内部的价值体系，由一系列程序性法律原则构成。富勒认为，制定法律的活动必须符合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被归纳为：公开性、一般性、清晰与明确性、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定的一致性、稳定与持续、不溯及既往、不作相互矛盾的规定、不要求不可能之事。富勒认为，违反法律内在道德——即以上原则的法律违背了法的实质，不认为这是真正的法。法律内在道德的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自然法学界限的突破，是对自然法学超越性的发展。

而关于法律的目的，富勒以一种中立的态度来对待它们，富勒认为它们并不一定是好的或者是坏的。而富勒与哈特对法律的道德性展开思考与辩论的背景，是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二战中为纳粹工作的司法工作者，在这场审判中为自己辩护，自己当时只是在适用纳粹制定的法律进行司法审判。二战中，纳粹采取法律的形式公然践踏公民权利，由此可以看出，法律也会以追求不符合公平正义的目标，产生恶法。关于法律的目的性，富勒仅表明其和与整个法条是无法分离的，如果将法律的目的与法律规则分开看，我们将无法辨别法律的规则构成的还是不是法律，而无论法律追求的目的是善还是恶。也就是说，富勒承认“恶法亦法”。

掩卷沉思，富勒的观点是对传统自然法学的突破与发展。他的学术观点对我国建设“法治社会”也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已有十五年。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步伐仍在继续迈进。我们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基本方略的同时，也应当关注我们所实施的法律本身的正当性，正义性等。而富勒对立法的目的的道德性的探讨，和对程序正义的强调，能使“忠于法律”的理想变得有意义，也才能真正地实现“忠于法律”的理想。

参 考 文 献

[1][美]富勒，郑戈译．法律的道德性[M]．商务印书馆．2005

[2]孙笑侠，麻鸣．法律与道德：分离后的结合——重温哈特与富勒的论战对我国法治的启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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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雪蕾．法律内在道德及其价值初探——解读富勒《法律的道德性》[D]．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2010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2

一、西方法律思想下法律与道德的基本理念

西方法学家们对法律与道德关系进行思辨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理解，从而西方法学家们也被划分成了不同的法学派别。其中观点争议最为对立激烈的当属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

（一）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学派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回答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渐变过程。自然法学派始终强调自然万物按自然规律发展的理性法则，即自然法，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其实质也就是道德法则，是永恒普遍的道德原则。自然法是实在法制定的根本依据和标准，实在法必须始终追求并符合自然法的基本价值。因此，人们所创制的实在法，即法律，并非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必要的统治形式，法律只是实现自然法所倡导遵循的崇高道德法则的一种手段工具。因此，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不是孤立没有联系的，道德所倡导的正义就是法律所要实现的，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只有始终如一地遵守法律、服从法律,才能使道德标准能够实现,才能体现出正义性。”[1]柏拉图认为“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应当以整体道德为目的”。亚里士多德给予法治的含义是大家服从的法律应该是良法即符合道德原则的法,“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体人民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2]古罗马的西塞罗认为，“‘共和政府’是依照‘正义’和自然法则组织起来的，在这样的国家中,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以服从法律为美德”。[3]二战后，自然法学再度兴起，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虽然古典自然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内涵有所差异，但都强调法律始终以一定的道德原则为其理想目标，“绵延几千年的自然法无不包含了人类最美好的道德关怀”。[4]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

分析法学派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观点同样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完全排斥自然法到逐渐耦合。早期的分析实证法学派一贯坚持观点是法律与道德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对于道德要求的标准来说是恶的规定，只要一旦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那就得必须为全体所遵守。早期分析实证法学派不回答法律是否具有道德性这一问题，也不对法的价值问题进行探讨，即使法律与道德存在某些偶然的联系，但是内容方面没有必然概念之间的联系。新分析法学派逐渐松动了这种与自然法学派观点“势不两立”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耦合关系。认为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之间存在着共通性因素。“责任和义务的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具有某种显著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足以表明道德与法律使用共同词汇并非偶然”，承认并总结最低限度自然法的内容。“这些以有关人类、他们的自然环境和目的的基本事实为基础的、普遍认可的行为原则,可被认为是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5]

二、中国法律文化下法律与道德的基本理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一般道理是“以德服人”，国家统治方面遵循的基本价值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德主刑辅”“为政以德”等。在先秦百家时期，君主须“以德治国”方能平天下这一由儒家文化所积极倡导的治国理念，已经从理论设想阶段发展到君主治国的实践之中，其他各家，如道家老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墨家墨子所提倡的“兼爱、非攻”等思想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君主治理国家的道德要求。到了西汉时期，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统治思想，“德”的思想逐渐成为正统思想,成为法律制定、执行的指导思想。当然，在德治思想为主导的封建社会时期，法制思想，即刑治并不是完全被忽视。统治者往往将刑罚作为辅佐德治天下的一种统治工具，维护道德所提倡的社会秩序，与道德相辅相成。因此，形成了以德为主的德、礼、刑三位一体的治国基本思想。[6]

而法家所主张的以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的思想，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时期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秦朝昙花一现的迅速灭亡昭示着仅凭一套严酷苛刻的法律制度规则是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的，在适用刑罚的同时，必须以一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追求。而且当时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只是将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并没有将统治者本身规范到这种严刑峻法之中，统治者凌驾于法之上，使得法存在的价值受到质疑。

三、中西方法律思想中法律与道德关系对比

通过以上对西方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阐述，我们可以从这二者对法律和道德的评价中得出如下结论：

（一）西方法律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有交汇之处

西方自然法从人性为出发点，主张保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强调从最高的“善”的要求出发反映人的本性，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统一。自然法是实在法的制定依据和基础，是一种天然的理性价值观，也是主导一切存在物的最高自然法则，是一种和谐有序的自然状态。强调法律是实现道德所期望达到的和谐秩序的工具。而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儒家主张的“天人合一、人性本善”思想，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类共有之理性,是人所固有的，主张刑罚须辅助道德适用，这都同西方自然法学派的理性观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对道德关注的侧重不同

西方法律思想中主要是针对法律是否具有道德的属性而展开论战，自然法强调法律是实现道德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而分析实证法学派强调法律与道德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中主要强调的人自身的道德性，尤其是对统治者自身道德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对法律和道德要求不同

由于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相对自由宽松的言论环境，各个学派学者可以充分地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探究和阐述，由此形成了以法律为核心,盛行法治主义的至今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而古代中国总体上以道德为核心,盛行德治主义，法制思想只是在春秋战国一段时期被统治者适用，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小分支，法家思想并未完全充分发展起来，法律只是被作为在道德调整某些社会秩序不能时才被适用，法律只是道德的辅助工具。

四、中国现代化法治程序正义的理性选择

鉴于中国几千年以道德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准则的传统文化思想的主导，一个成熟法制社会的构建对于我国现今的法治发展状况来说，并非一日之功。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中人们一般追求的是“合情”的实证正义，因此，在中国社会中，使得人们对道德公正和法律程序正义公正的追求不尽相同。[7]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信息开放或者说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网络的普及与迅猛发展，使网络舆论成为一种监督司法机关办案的重要力量，有时，法官基于案件社会效果的考虑，可能会对案件的审判造成一定的影响，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认可的评价体系；反过来说，如果不考虑社会道德的公正标准，一味强调司法程序的严格适用，强调法官的中立，无论是程序适用还是法官独立，法律对公众而言就意味着一种僵硬和无情。民众希望程序可以根据社会道德的诉求及时审结，而程序正义却要求严格依照程序进行审理。这些方面对公正认识的差别不可避免地导致双方的冲突。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冲突，必须对舆论监督程序正义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依据程序正义理论，设置的正义程序就规限了权力主体应遵守的程序性义务，因此程序正义不只是正义的一种衡量尺度，也有利于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是一种利用正当程序规则对权力加以制约的有效机制。从舆论监督的范畴看，通过强化程序正义规则和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可从程序层面对舆论监督的主体形成约束和规范，防止舆论监督权的泛化和滥用，保证这一话语权在法制和道德的轨道上合理运行，由此达到更好的监督效力、效能；遵从正当程序，有利于为舆论监督创造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依据法定程序合理合法开展舆论监督，对于更好地发挥监督效能，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及和谐社会建设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兆兴.法律与道德[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

[2](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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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哈特(著),张文显(译).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6]蔡宝刚.迈向务实: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流变路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90-94.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3

关键词：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64-02

一、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法律职业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法律职业道德素养的形成是伴随着接受法律教育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不是单纯的让学生背诵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而是要揭示出法律职业的行业特点与法律职业道德行为之间的关联，把法律职业道德的思想融入学生的脑海中，使学生真正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并形成内在的道德确信，才有可能在将来的职业过程中基于内心的确信而表现出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因此，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相比法律知识和技能教育，在师生关系、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主体间性强调关系双方是双主体，均具有主体性，是一种消解主客体对立和主体中心的新主体性哲学。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主张师生之间在平等、友爱的交流与互动中，在贴近生活和感受法律道德的交往实践中，共同体验法律职业道德的真谛，实现理论的升华。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强调师生关系从单向走向双向交互，强调教育目标从“以知识为本”走向“以人为本”；强调教育方法从灌输走向对话；强调教育内容从理论走向实践。主体间性法律道德教育具有交互性、平等性、和谐性与共识性，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交往活动，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形成对法律职业道德所达成的相互理解，形成师生间的共同认识、共同价值和共同理想[1]。

二、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师生关系从单向走向双向交互

我国的法学教育，大多延续了传统主体哲学“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下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师生关系范式主要采取教师单主体式。在教师与学生的交往中，教师从总体上来说是控制大局的人，教师与学生的交往更多的是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学生对教师要绝对服从、遵从师教，无主体性可言。这种师生关系导致在教育实践中，一些教师把学生当成了被动接受法律职业道德知识和影响的对象，把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当作“主体――客体”关系来对待，道德教育过程等同于训练和控制过程[2]。这种教师单主体的教育模式容易扼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上，更不利于达到入耳入心的教育效果。

另一种教育模式，是学生单主体范式。它是作为“教师中心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尖锐地批判教师中心论无视学生的尊严与自由的做法，认为其形成的是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师生关系，并鲜明提出学生是中心，教育的措施是围绕学生而组织，把老师当作学生建构的“工具”[3]。“学生中心论”单纯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略了教师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崇尚物理利益，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物质利益面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学生的思想难免受到外界不良思潮的影响和左右，这时教师的引领和导航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单纯地强调学生的中心和主体地位是片面的。而且，这种以学生为单方主体的职业道德教育理念，强调学生的自我建构，实际上学生并未真正取得主体地位，因为学生这种主体地位无法避免教师的干预和引导的，因而也就无法真正成为法律道德教育的单一主角。

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强调双主体，教师和学生都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过程的主体，教学资源作为教育中介，是他们共同的客体。这种模式下，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无条件的平等关系，双方相互尊重、共同学习，教师走进学生的内心实现法律职业道德知识的培养。由于师生之间是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师生在共同探讨和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理念的时候会出现情感的交流、拉近彼此感情的距离，产生感情的共鸣和认同，这种共鸣和认同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的态度，使法律职业道德理念真正地深入学生的内心。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自身的素质和道德修养也得到提升，这样实现双方共同的进步，也达到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

三、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目标从以知识为本转向以人为本

传统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看重对学生知识的培养，把道德规范化为知识点要求学生进行记忆和背诵。随着对学生能力和素质要求的提高，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也提升了对学生能力的考核，在考核中，将职业道德化为能力考核应用题，判断学生是否选择正确且应对自如。不论是传统法律道德教育还是加强对能力的考核都忽视了人的感情和意志在法律职业道德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仅仅单纯地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忽视了法律道德是作用于人才能真正起作用的，没有加强对学生内心的理解和确认，因此都是一种以“知识”为本的道德教育[4]。

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宗旨倡导一种以“人”为本的职业道德教育，强调法律道德教育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掌握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职业道德规范知识的过程，更是一个学生的心灵生成与成长的过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一种针对学生心灵的教育，确认和培养其法律职业道德自觉性是教育的目标和宗旨。与形成法律人的道德品性相比，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是居于次要位置的，“人”才是这场教育中的主体和达成目标的首要方向。了解学生的感情和意志、激发学生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认同、使学生在教育过程中通过与教师和同学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实现心灵的成长，这是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要实现的教育目标。

四、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方法从输入走向对话

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与其他法学课程一样，大多保持单方面说教、正面灌输的教学方法，结果是教师在讲台上大谈道德理论，可学生在下面却各行其是，久而久之形成了教师不愿讲学生不愿听的尴尬局面。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交流，他们只注重法律职业道德知识的传授或者道德理性的训练，忽视了思想的交互。教师和学生者之间缺乏感情的传递，也造成了彼此并不关心对方讲授多少和接受多少。从理论上看，道德教育想要深入学生的内心、让学生在情感或态度上认同，就必须使学生有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接触实践以获得切身感受。因此，在法律教学传统之上找寻、建立有效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教学方法体系更为关键，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独特性也决定了其必须寻求一种不同于法律知识和技能培养的传统的教学方法，要为学生提供情感体验的体会，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认知，将来才能使学生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的推动力，并最终促进学生法律职业道德自觉性。

主体间性道德教育所体现出的是平等对话的方式。所谓的“对话”，是指在相互尊重、信任和平等的立场上，通过言谈和倾听而进行双向沟通。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一样都是学习者，是一个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相互提出问题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对话，建立起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学生不再与教师有距离感，也愿意向教师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通过对话，教师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可以更好了解学生，可以根据学生的内心需要和职业道德认知水平选择最合适的教育资源与学生共享；学生在与教师平等对话的中，也会主动参与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并与教师积极的讨论，在共同的思想交锋中，也实现了教师的进步和理论的升华。主体间性道德教育的对话式教学方法，实现了教师与学生的共同进步。

五、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从理论走向现实

现行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并没有与实践紧密结合，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以所依托的法学基本知识为载体，把需掌握的道德内容知识点化，并划入不同的学科，以寻求知识体系化和学科的支持；学生也通常把法律职业道德概念、特点、当事人的职责、法律责任等道德准则和规范作为知识点进行背诵和记忆，但当考试结束后，往往深入内心的不多。二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大多是法官、检察官道德行为规范的内容，这些规范性条文往往漠视学生现实的学习及生活状况，甚至是对真实的职业道德生活全貌的肢解和疏离。

主体间性法律道德教育要创建贴近生活、更符合切身感受的课堂，要改变单纯重视知识的积累与考核，改变忽视对学生作为“人的个体”心灵的培育，要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法律职业道德的大部分内容与律师与当事人、证人，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及案件参加人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大量的职业道德规范通过法律职业者亲身参与公诉、审判、辩护、会见当事人等法律案件而形成，不像在其他实体法领域更强调法学知识和技能的掌握。[5]这就要求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高度的职业敏感性，关注各种媒体，包括关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集中播报和关注的与法律职业道德有关的重要新闻，关注司法体制改革，通过大量的正面先进人物的事迹和反面案例尤其是近期国家反对和打击的丑恶行径，提升学生切身体会和感受的能力，在充满实践氛围的课堂中，体验崇高法律职业道德人生的意义。

六、结论

主体间性法律道德教育是师生主体在充满生活气息的交往互动中探寻道德共识的过程。将主体间性引入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法律道德教育的内涵，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新时期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者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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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静.论主体间性道德教育对传统和现代道德教育的超越[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7）.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4

关键词：道德、法律、德法合治

一、道德与法律

中华民族素称“礼仪之邦”，我国历史上的以礼治国就体现了治国中的德法兼施。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有的现象是由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决定的，以善恶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维系的，调整人与自我生命、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道德是一种偏重于情感的、柔性的社会调节机制，是一种自律。“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评价，重点对于人的内心，在于主体由自身利益和文明素质熔铸而成的思想动机，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及人们知识水平的不同，法的行为规范不可能囊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交往所达到的所有领域，而在法涉及不到的地方就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空间。不仅如此，法本身也需要道德上的支持一切合乎理性的良法同时也肯定是道德的。

道德主要利用文化沉淀中的善恶标准来影响人的行为；法律是通过既定规则的遵循和实施而发挥其功能。道德扬善、法律禁恶；道德是一种被内部化的、自律性的规范，法律则是一种外在的，他律性的规范。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二者各自具有各自独特的功能优势和边界。基于此，不但要注重道德与法律之间的联系，也要重视两者的界限和区别。道德和法律两者并不是必然对立的。法律无法调整之处正是道德的用武之地，法治与德治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二者应统一起来，相辅相成。

二、德治与法治

道德发挥作用的特点是求之于内而直指人心。古人讲：治世在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人心的主要手段就是靠“德治”。德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到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道德教育是德治的基本手段和途径。

从渊源上讲，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有人研究探讨过法治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的含义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他说：“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现代法治源于西方，它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发展演变，而且至今仍在变革超越之中。我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历史，人治和德治传统厚重，法治意识明显缺乏，因而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应当在认识到我国国情的前提下，在注重法治“硬件”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对道德这一“软件”的开发上，加强道德建设，实施以德治国。

三、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的治理选择

为什么法治与德治能够兼容而且必须兼容呢？因为法治强调法律至上，并不意味着法律万能。

1996年我国在通过宪法正式确认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之后，又于2001年前后提出以德治国主张，且有德治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相辅相成”之论证，意味着德治不只作为传统存在，更可能直接跃升为当下的治式选择，且可与已成既定目标和进路的法治并肩而行。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是对法治社会中的治国方式、治国手段的完善和补充。依法治国作为治国基本方略的地位绝不能动摇，同时也要看到以德治国作为依法治国的思想基础和重要补充的这种治国方式的重要作用。

以德治国是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德治，其有着健康的、蓬勃向上的、与时代精神相符合的肌体。德治对法治的实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社会关系领域法律不能调整的，或者没有相应法律调整，往往需要道德作为补充。

中国历经了历史上德治与法治的几经离合后，而在现代终于选择了德法合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在现代中国努力构建德法合治的过程之中，在对德治与法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情况下，似乎应将德治即道德建设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选择法治作为我国的基本社会控制模式，只是起到了治标的作用，而加强良好道德对社会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提高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才是社会治理的根本。

法治离不开德治，离开道德的法治就没有社会基础，同时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离开法律的德治就没有效力基础。因此同志才说：“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社会主义时期德法兼治，不仅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

德法合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健全的法制体系，而且需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意识作为前提。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必须选择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既要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同时还要通过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提高人们的文明素质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德法合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更加需要人们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信念。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缺乏道德修养，不坚持道德原则，即便有法律武器对其进行约束和规范，也不能从根本上使人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必然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因此，在解决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过程中，德治的重要性不可低估，道德建设将越来越成为调节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安定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必要调控手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结合并用，施行德法合治，有力的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才能使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朝着健康、正常的轨迹发展，才能把我们的社会真正引入和谐的社会。

四、结束语

德法合治这一治理模式是一种新的探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我们要立足我国的国情与实际，批判吸收中外历史有关法治和德治的文明成果，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模式。（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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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于帆.法律与道德，当代中国的治理选择[J].管理科学.2006.

[15]肖泽顺.以法治为基，以德治为本[J].法制与社会.2010.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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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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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6

关键词 道德 法律 本质联系

中图分类号：D631.4 文献标识码：A

一、法律的伦理视阈――道德

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也可以说，伦理学是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它研究优良道德的制定与实现。一方面，它探讨如何确立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它研究如何使人们遵守已存在的道德规范。上述两个方面也正是伦理学的研究任务所在。 保障社会的存在与稳定发展，是道德的普遍目的，而这一普遍目的又是为了满足社会中每一个体的发展需要，因此，道德的直接目的在于维持人际行为秩序、保障社会存在和发展，其间接目的则是为了满足个体的利益需要。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前者显然高于后者，这是因为只有社会存在与发展了，个人的需求才有可能得到满足。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论争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到了19世纪，因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自然法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两种法学理论，它们展开了具体而明确的争论。

自然法学派以富勒、德沃金为代表，他们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并对此进行了多方面论证。富勒使用了两对范畴来阐释法与道德的关系，他认为“法是使人类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作为一种‘有目的的事业’，法律具有‘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所谓‘外在道德’指的是法律必须符合社会的理想和道德追求，所谓‘内在道德’指的是内含于法的概念之中并成为评价法律和官员行为的善恶标准。 第二对范畴是“义务的道德”和“向往的道德”，他把“义务的道德”比作法律的堂兄弟，而“向往的道德”则是人们较高的道德追求。自然法学派一直坚持的核心观点即法律应以道德为基础，其认为道德是法评价的标准和存在的依据，法应该是合乎道德的。

以奥斯丁等为代表的分析实证主义者则主张道德和法律分离，否认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奥斯丁说：“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优缺点是另一回事”，这就是著名的“恶法亦法论”。他指责把法与道德混淆倾向，讥讽它是产生莫名其妙的术语，隐晦无知和困惑的一种最丰富的来源。

笔者认为自然法学派的主张固然有助于为法律提供必要的依据和价值支撑，但是由于他们过于夸大道德的作用，认为道德在法律制定、法律解释以及法官适用法律时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并且把法在实质意义上等同于道德，这就使法律成为道德的附属，而失去其独立地位和权威性。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在对道德对法律的影响程度的认识上是有一定合理成分的，他们认为应该对法律进行精确描述和准确适用，使法律脱离道德的影响。但他们认为恶法亦法，否认法律与道德在本质上的内在联系，这样必然会削弱法的价值基础，最后法律只是沦为一个机械的规则体系。

三、道德与法律本质的联系

自然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二者均是抽象地谈论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并没有与社会实践相联系，从而致使双方争执不下。笔者认为，只有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放到社会实践中，才能全面的认识以及系统说明法律与道德的本质联系。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不论从个体还是人这个物种来看，人都是一种真实的、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有生命有智慧的存在。现实社会中，各种社会主体为了追求自身的生存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许多要求，从而他们彼此间会因为这些要求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而实际上，维系人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却是有限的，某些资源甚至是稀缺的，正是由于资源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并同时制约着利益供给的不对等性，从而势必引起不同社会主体间的利益之争。道德规范属于非制度性规范，它没有特定的表现形式，它的实现主要依靠传统习惯约束，社会舆论监督和人们内心信念的坚守，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性质。但是，在一个利益关系纵横交错的社会里，只有道德这一种规定的存在是不够的。它无法阻止也无法惩罚破坏它的行为，因此，社会需要出现另外一些规范来弥补这些不足。 这种规范必须具有这样的特点，它既能体现基本的义务规范，而且又能保障它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们所遵守。它就是文明社会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法律。然而，法律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人的生存发展服务的，法律最终应是对人类有益的。反之，如果它不能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们的普遍利益要求，那么它就不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和遵守。从此种角度上讲，法律的持续存在在于其内在的道德属性的支撑。但是，由于受法律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实行中的法律无法准确地表达法的真实理念，法律希望人们所为的行为与人们真实的所为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甚至是相互背离。但是，法的应然与实然的冲突并不是法律与道德不存在本质联系的充分理由。

总之，法应反映社会的道德价值和要求，它只有反映和体现一定的道德价值和要求，才能为社会普遍认同和接受，并进而转化为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社会主体的行为准则。

（作者单位：江西省安远县人民检察院）

注释：

左玉辉主编：《环境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曹刚：《法律的道德批判》，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曹刚：《法律的道德批判》，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7

【关键词】法治 德治 刑罚

一、法治与刑罚

法治这一概念，可以说是舶来品，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概念，而只有刑罚、刑律概念。“法治”一词，在英文中与之对应的是这样一些词：rule of law, rule by law, 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这些词可分别译为“法的统治”、“依法统治”、“通过法律治理”。由此，结合我们的理解，法治应是一种社会控制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

我们知道，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主要来源于西方法律文化（当然，其精神和传统可上溯至古希腊、罗马）根据西方法学家和一些权威工具书对法治一词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法治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1）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2）法治与紧密相连，没有即没有法治；（3）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并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4）法治的最基本原则是“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建立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由此可见，西方的法治思想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尤其是法治与民主政治的缘生关系；法治与，法治与国家的互相联系，又相互制约关系，以及“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无不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精神特质。

对比中国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灭亡，两千余年的历史），从未有过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即是刑罚的代称，这可以说是中国法律传统的核心，无论在制度抑或观念，法家抑或儒家，都是如此。就这个意义上而言，要说中国古代有法治的话，那也只是“刑治”。然而，由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受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总是强调道德教化（即礼乐教化）相对于法的优位性，这便造成一个后果，即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完全没有形式的独立性、合理性可言，其总是从属于道德的，可以说道德是刑罚的目的和根据，刑罚全然成为推行道德的工具。这样，道德便完全凌驾于法之上，法被彻底的异化了，其只不过是道德的附庸，毫无任何形式的合理性、独立性可言。事实上，中国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时而不时的在人们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观点主张中，发现这一影响的存在，如人们对于“法治”和“法制”这两者的界限模糊不清，总以为法制就是法治，而完全忽略了法治这一概念背后所包含的深层文化底蕴，即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和“法律至上原则”等背景，这显然是受中国古代人们对法的认识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

二、德治的异化

德治与法治相应，也是一种社会控制模式，简单的说即是以德治国，或说道德的统治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的实现，德治的核心是德即道德，道德的根本特性是内在性即本己性、自律性，其首要条件是意志自由，他以应该的方式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自孔子始（甚至可追溯到“三代”，这在《尚书》中可得到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统治者德行的重要性），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西方哲人自柏拉图始，也有对德治向往的思想，如其在《理想国》中所揭示的那样。但德治思想很快在现实中陷入了困境。在西方，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此问题自觉和反省得比较早。由于有与中国迥异的人性论传统（即原罪说，性恶论），西方的哲人们更容易正视德治陷入困境的现实，进而能够给出更现实、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柏拉图最终放弃《理想国》的德治理想而转求于法律和秩序（见其《法律篇》的相关思想）便是很好的证明。事实上，柏拉图以后，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法治国”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家这一思想便成为西方的传统。然而在中国，我们将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况。为了搞清问题，我们有必要简要考察一下儒家的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化过程。下面，就让我们从儒家的鼻祖，孔老夫子开始，看儒家德治理想的现实化情况究竟如何。

孔子可谓生不逢时，其成长活动的时间，主要在春秋末期。此时正是多事之秋：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民不聊生。孔子怀着崇高的文化、历史的使命感，毅然挺身而出，创立了儒学，而此学说之中核即是“仁学”（即仁政、德治）。何谓“仁学”？简单的说（当然不是很恰当）即是将外在的道德律令、规范拉回到人的内心，使之成为人的内在心理欲求：“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这实质上即是要挺立人的道德主体性、自律性、自觉性，而这一思想运用到政治上，即是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德治。关于仁政思想，其明确提出且有系统阐述者当为孟子。众所周知，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的又一座高峰。孟子除了仁政、王道思想外，另一更重要的贡献其实在其性善论思想（即关于“四端之心”的学说，参见《孟子》一书）的提出，这实际上为儒家德治思想奠定了深层的哲理基础。然而，无论是孔子，抑或是孟子，尽管其关于仁政、德治的思想在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当时（即春秋战国之际）却是边缘化的学说，其最终未能竞争过法家。这一点，可从秦帝国的建立得到证明。事实上，尽管自汉武帝以来，儒家被定于一尊，似乎其德治理想的现实化已经看到了黎明的曙光。然而，中国两千多年的铁的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所谓的“德治”，终究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罢了。因为所谓的内圣外王，亦即“圣王”理想，总是被“王圣”的残酷现实所打破：德治蜕变为人治，甚而是刑治；以德治国异化为以理杀人……“儒表法里”的面具已经戴了两千余年。归根到底，儒家的德治理想之所以无法落实，除了现实层面的原因，即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结构，自然经济基础，以及君主专制制度等等，这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原因，即“德治”理论自身的悖论问题。我们知道，道德在本质上是自律的、内在的、本己的，因此也具有自由、多元以及非强制性等特点；然而问题是，一旦我们讲德治，即以道德来进行政治统治，那就意味着以某种方式形成或确立一统化的道德模式，并以某种力量强制推行，这样一种道德的模式化、强制性便完全背离了道德的本性。由此可见，在道德与德治之间，本来即存在一悖论，而我们不讲德治则已，只要讲了，我们就必然会陷入这一悖论中。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关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德治只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这样，我们便进到了下一论题，即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之重新定位的问题。

三、法治与德治关系的重新定位

如前所述，我们所理解的法治，是现代意义上的，源于西方民主政治传统的法治，其区别于“法制”，亦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刑罚”或“刑律”。法治的构成有两个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所谓法的普遍性，在现代社会主要指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且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实质上体现的是法律至上原则；而所谓法的优良性是指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权等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体现的即是法的正义性。这两者可以说既是法治的优越之处，同时又使法治（法律）与道德的融通成为了可能。首先，法治的优长在于其有普遍性，即法律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遵守，而这种普遍性之基础又在于法律本身具有形式的正当性、合理性。所谓法治的形式的正当性、合理性，实际上意指法律程序在形式上是公开、参与、客观、一致和平等的，而公平本身即是一种正当性。可以说，正是这种形式的正当性、合理性，使得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可被理解、把握性，可预期性，因此最终能保证其普遍性。其次，法的优良性（即正义性），也就是说法律不是与道德截然对立的，就如中国古代的刑罚只具惩治意义那样，而是本身即是对一定的道德价值，诸如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等的体现和保障。就此意义而言，法和道德拥有共同的价值，即尊重人，尊重人的自由和选择，把人作为最高目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法治、法律兼容道德的可能性（当然，这里也应有一个限度的问题，否则便消弭了道德与法治、法律的根本界限：法治通过借助法律程序和形式而体现和保障的道德价值，只能是某些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这主要表现为法律化的社会公德，以此保障人们最基本的权利、自由；而道德本身的价值追求是无上限的）。

然而，尽管我们说法治可以兼容道德，但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上升为治国之方略，并且由此而把德治与法治在治国的层面相提并论。我们通过上文对中西历史实践的考察，已经得出了如下结论：德治本身不可能现实化，其只可能，并且永远只能是理想；此外，德治概念本身就蕴含着悖论。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法治社会逐渐成为主流的大背景下，再讲什么“德治”、“以德治国”，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在我们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的同时，再提其他的“治式”很容易引起误会。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绝对是不能同时有两种主导的治国方略的。我们可以强调道德对法律的补益作用，但道德教化本身是等同，甚至上升为德治的。

总而言之，我们的主张只有一个：法治在现代社会中应是主流的社会控制模式，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才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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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中秋.法治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论.南京大学学报（哲社人文版），2002，（3）.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8

关键词：论战；当代法制；指导

"恶法"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在阐述道德对法律效力的影响之前，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个问题，即恶法是不是法，恶法是否具备法律效力。自然法学一向坚持认为，法必须是合乎道德的，不道德的法律规则不能称其为法，自然也就没有法律效力。而实证法学则认为，道德不是法律存在并有效力的标准。规则只要是有权力的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制定和公布的就是有效的法律。法律规则不会因违反道德而丧失其效力和性质。正如哈特所言，"这是法律，但它们是如此的邪恶以致不应遵守和服从。"哈特的话表明，实证主义法学强调的只是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主张法学研究的对象是法律，并没有任何政治、道德的暗示。

哈特坚持把法与道德分离，实际就是坚持划分"秩序"与"好秩序"。法律代表一种单纯的秩序，而好秩序则意味着符合正义与道德的法律。哈特认为如果将法律与道德混在一起，就将打乱一种最有利的道德批判武器。富勒反驳哈特的观点，指出正是哈特的方法是法律通向混沌。以战后西德法院审判卑鄙的告密者为例，如果法官们不是说纳粹立法不是法而是说"这是法，但它如此邪恶，我们将拒绝适用它"，那么，问题就严重了。当法院拒绝适用它承认是法的规则是，道德混乱将达到顶点。只有人民接受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的观点，才能阻止立法者把非正义、非人道的东西写入法律；避免法官以"依法司法"为借口为其不公正的裁决开脱，或为了干了道德恶行的人网开一面，并且能够杜绝漏洞，使在"合法"名义下从事卑鄙行径的人们无法为自己的罪行辩护。

法的效力与国家的合法性、权威性和社会控制能力密切相关。因此，法的效力是法律秩序的核心问题之一。围绕这个问题，学术上也存在诸多观点。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的效力是一个"逻辑的观念"，法的效力就是国家的约束力，因而凡是出自有立法权的机关的规则就是有效力的法律，即逻辑的效力观。哈特、凯尔逊等实证主义法学家一贯坚持这一观点。哈特从新分析法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出发，强调必须把"在法律上有效"和"道德上正当"区分开来。具体法规可能在道德上是不公平的，但在法律体系中却是有效的。他还模仿凯尔逊的做法，把法的效力归于一个最终的规则，即"承认规则"，从而为法律提供一个是否有效的标准。

于此对应的，自然法学派坚持法的效力是一个"伦理的概念"，他们认为，法的效力最终是法的道德约束力，因而有效力的法律必须是符合正义和道德的，即伦理的效力观。伦理的效力把法律的效力、渊源和标准归于法律之外的某种正义或道德准则。富勒和一些自然法学家始终强调，法的效力不仅包括而且必须超越其逻辑效力。当我们说到一个规则是有约束力时，既指它是现行法的组成部分，又指它是值得尊重的，我们有道德义务去遵守它。一个法律规范符合某种伦理标准时，这种义务就存在。法的效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与公认的道德价值的联系。虽然人民往往是基于便利、习惯、恐惧和"因为它是法"等理由依法行事，但是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即人民相信法律制度的核心或主体在道德上是合理的，相信法以其道德权威而约束人民。

通过上述对哈特与富勒论战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哈特始终坚持法律与道德无关的分离命题。与此相反，富勒也始终主张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理论。双方看似"水火不容"，其实存在着很多共同点，只是论证角度不同而导致双方的唇枪舌战。当富勒在反对哈特所代言的"分离说"时,并没有否定其基本的主张，即实在法与实质意义上的道德的分离,而只是通过进一步挖掘出"法律应该是什么"这一概念的形式内涵,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一步分解为"实在法和实质意义上的道德"以及"实在法与形式意义上的道德"两个不同层次的关系。而对于富勒所提出的实在法与"形式意义上的道德"的结合,哈特也表示了有条件的赞同。这便是隐藏在他们"分离说"与"结合说"背后的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所持有的共识。

哈特所主张的"分离说"与富勒所主张的"结合说"从不同的角度都强调了忠于法律的重要性。个人认为，这场论战的意义并不在于帮助我们弄清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是应该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还是结合,而在于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将实现法治作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的话，我们应在什么情况下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又在什么情况下坚持法律与道德的结合。在追求实现法治的努力中存在着以下两种危险:一是在强调法治道德和正义时简单地用社会的道德观和正义观替代法律的实质正义,从而在法律实践中简单地将道德的逻辑替代法律的逻辑,用道德的标准替代法律的标准,最终致使法治秩序无法建立或使已建立的法治秩序遭到破坏；二是在强调法律相对于道德、正义的独立性时放弃了对法律自身道德目标的追求,从而忽视法律自身内在道德的积累,并使法律无力抵抗以法律名义实施的种种恶行。前种危险是哈特所特别担忧的,而后种危险则是富勒所警觉的。法治的实现意味着成功地避免这两种危险。我国在通向法治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这两种危险,而且可能比其他国家更有易遭遇这两种危险。当我们强调承继我国法律传统中对实质正义的重视以符合当今国际社会对法律实质正义的关注趋势时,就有可能出现前一种危险；而当我们注重借鉴西方成功的法治经验,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而认识到我国传统法律思维对实现法治所形成的障碍后强调法律相对于道德独立时,可能会出现后一种危险。对于这两种危险我们都应加以高度警惕,但鉴于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以及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我们有更大的可能遭遇前一种危险,因而需要给予更多的重视。这应是这场论战对我国法治建设最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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