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管理论文范文

权益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消费欺诈；消费者欺诈；经营者

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消费者权利特别保护之法，我国几乎所有经济法学著作中谈到消法时也只强调和解释“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然而，随着科技与商业的发展，雇“托”消费、店内盗窃、退货、促销欺骗等消费者欺诈和消费者知假买假或参与黑市交易等严重损害经营者权益的消费行为时有发生。谁来保护和怎么保护经营者的权益?著名民法专家江平教授明确指出，消费者法律体系仍有不协调和空白之处，维护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平衡，加强经营者权益保护理应引起立法者的重视。中国

一、经营者权益保护的理论基础：平等权的尊重

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产生信息不对称，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支配关系代替了平等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在市场交易和消费环节中的平等权都应得到尊重。

(一)民事主体平等权。在交易过程中，无论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可能因为某种利益驱动产生欺诈心理，从而出现针对交易相对方的消费欺诈或消费者欺诈。但是，消法对消费欺诈与消费者欺诈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标准，而使之承担了不同的责任，如对经营者的消费欺诈使用惩罚性赔偿和严格责任，而消费者欺诈则适用过错责任。事实上，经营者与消费者在交易中处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地位，因此欺诈应该受到相同的处罚。

(二)公平交易权。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作为一种习俗和伦理准则为交易双方平等地遵守，而且作为一种“帝王条款”式的法律规则，保护交易者和竞争者的公平。因此，消费者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经营者也有权拒绝消费者的强制消费行为，二者均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三)信用权。信用“是指一个人具有受托人品格中所包括或要求的有关信任、信赖和谨慎善意、坦诚的品格”，“或企业或个人及时借款或获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债权人或其他权利人一方对于对方有关偿债能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见的结果”。可见，信用兼有道德性和经济性特征，前者主要指个体在人格与美德上的信誉；后者主要指一种特殊的财产利益，即交易中的特殊经济能力。但是人们在谈论信用时往往会偏重于信用的某一方面。如顾客信用，侧重信用的道德性，指的就是顾客在交易中的信誉；而消费信用，侧重信用的经济性，是指对消费者进行信用供给。事实上，信用既表现为一种人格利益，也表现为一种财产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经营者和消费者因拥有信用权而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四)自由选择权。经营者享有自由选择权，其拥有在法律范围内自主选择有利于其经营方式、经营条件、经营理念和特色、市场定位的选择权；而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权，能够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尽管二者“自由”的界限(义务)仍有着根本的差异：作为享受主体的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服务主体，但不可将这一“选择权”扩张为一种不平等权，如欺凌其所选择的服务主体；而作为服务主体的经营者可以自由选择服务内容或服务方式，但不可选择服务的对象或对之加以分类，予以歧视性的区别对待。但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从社会地位上看，他们有着平等的自由选择权。

(五)公平竞争权。消费者欺诈还体现在其他经营者做“托”上。如一些商场或私立医院等经营者经常雇佣“消费者”(通常谓之“托”)进行虚假消费而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这种虚假消费行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表现为经营者的“消费欺诈”，从而增加消费者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表现为消费者的“消费者欺诈”，从而降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信任度，损害经营者的利益。而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国家对实施市场法律负有最终责任——不能对社会的底层人民撒手不管。因此，在竞争与垄断、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冲突中，必须保护公平竞争权，对欺诈进行规制，以达成社会弱者与强者之间的平衡。

因此，尊重平等权，将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平和而非对抗的基础之上，本身有利于确立不同“人格体”参与社会生活时的基本规范与价值观念，奠定相互交往中的基本模式和基调，也为经营者权益保护提供法理依据。

二、经营者权益保护的现实需要：消费者不当行为

(一)消费者不当行为的原因分析

1、立法滞后。随着社会转型期内“知假买假”、教育消费、医疗服务消费和雇“托”消费等各种新的消费现象的出现，消法有必要进行修正，对消费者、消费者行为、消费者欺诈的界定作出明确的、具体的规定。立法的滞后，特别是消费者义务、经营者权利和救济条款的缺位，使得“盗版”消费规制和经营者维权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

2、科技进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等科技高速发展，促进销售与经营方式的革新，不仅使传统的店铺交易走向规模化、标准化，而且出现了电子商务，实现有形经济向无纸化交易发展。如上门直销、电视购物、网上订购等商业经营模式和交易形式上的变化，既方便了消费者，也增加了经营者的销售或服务成本，极易引发交易安全，经常导致信息的截取、窃取、篡改、假冒、交易抵赖等等各种消费者欺诈行为发生。

3、消费心理。消费信息不对称，使商家往往能够掌握顾客受益的信息而顾客却毫不知晓商家的信息。于是，一部分消费者出于不当得利的趋利性或对经营者不满的报复心理而不得不采用欺诈来损害经营者利益。

(二)消费者不当行为的具体表现。立法滞后、科技进步、消费心理不仅产生消费者不当现象，而且也使经营者开始在交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具体来说，消费不当行为表现为：

1、滥用实体权利。主要表现为滥用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求偿权、监督批评权、知情权和产品“三包”规定等。如弄脏弄坏超市试穿、试用商品，故意制造产品缺陷或服务不满事件，漫天要价，强制退货，索赔无度，甚至恶意敲诈或请求赔偿精神损失费等，这些行为不仅引起经营者的不安，而且对经营者有失公平。于是，消费者的权利扩张与滥用必然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挤压，它不仅使经营者的利益受损，而且有违我国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最终严重损害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和谐关系。

2、滥用诉讼权利。近年来通过网络成名的“芙蓉姐姐”、“天仙妹妹”等现象如同商业领域一个新产品之所以能迅速获得广泛的知名度和关注度，是因为通过新闻媒体或互联网，以某种事件为载体，将特定的人或物聚焦于社会公众的关注下，这就是“炒作”。同样，个别消费者也借助“极端性维权”等滥用诉讼权利的方式，甚至不惜损坏或诋毁经营者的商业信誉，以“炒作”自己，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很显然不符合诉讼法律的原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精神。

3、实施消费者欺诈。一是实物消费欺诈。主要指店内盗窃、退货欺骗、服务购买、促销欺骗等等店铺交易中各种有损经营者利益的欺诈行为。二是信息消费欺诈。如电子商务、电视购物等无纸化交易极易导致信息的截取、窃取、篡改、假冒、交易抵赖等等消费者欺诈发生。三是竞争消费欺诈。如在医疗、培训和商业促销等方面，具有竞争性的同业经营者，通过雇佣“托”，进行不正当竞争性的虚假消费。

由此可知，消费者行使权利必须有个边界，以维持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过度地保护经营者，使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会造成消费萎缩；过度地偏向消费者，使经营者无利可图，必然损害到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导致经济衰退，最终也将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经营者权利的确立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一)我国消费者权利保护法的立法缺陷。相对经营者来说，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使消费者受到消法的特别保护，这也使我国消法存在以下方面的缺陷：

1、消费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法律的价值应当体现公平与正义。德国历史学家德里希·迈内克曾指出：“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界限的诱惑。”而在消费关系中，经营者与消费者的自利性及权力的本质特性都极易导致二者的行为超越界限。而权利(力)与义务是相关联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但是，我国现行消法却没有体现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牺牲了经营者权益，赋予消费者权利，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被放大。如消费者权利的种类及范围不断扩充，消费者权利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权利束。经营者的义务也不断延伸，如具有建议和咨询义务、发货义务、保证义务、安全义务和信息披露义务，等等。整部法正如它的标题一样就是一部消费者权利保护法，消费者的义务和经营者权利的条款缺位，具体表现为：

一是消费者义务没有具体化。作为一种民事行为的主体，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应担负两方面的义务：(1)消费者负有对于消费行为相对方，即生产经营者的相关义务。(2)消费者从事民事活动时负有对于整个社会的义务。前者属于合同义务的范畴，主要包括给付价款、受领标的物和拒收时的保管义务等，后者属于消费者的社会义务，如诚实信用等道德规范。但是，我国消法并没有具体规定消费者义务，只是部分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有消费者义务的规定，如《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7月5日起施行)第7条规定“消费者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应当相应履行下列义务：(1)尊重经营者的劳动和合法权益；(2)挑选商品时应当爱护商品；(3)遵守营业服务秩序；(4)投诉、举报应当实事求是。《辽宁省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2004年8月1日起施行)也规定消费者承担下列义务：(1)讲究文明礼貌，尊重售货、服务人员的劳动；(2)遵守营业场所的秩序；(3)选购商品时爱护商品；(4)投诉必须符合事实，并提供购物凭证及有关证据。这样，消费者义务不是通过消法而只能通过合同法上的消费者合同或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等来确定。

二是经营者权利没有特定化。在民事领域，作为经营者权利之“经营权”只是作为财产权或经营自较之人身权更受关注。而经济法的国家适预性特征使得经营者的权利不局限于民事领域，如在商业领域，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分别规定了自主经营权、自主定价权、公平竞争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多项经营者权利。但是，经济法“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理念使得经营者的权利须从公共领域着手方能周全。而作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消法不仅没有对经营者公平交易权特别化，也没有设专章或专门的法条规定经营者权利。可见，经营者的权利既未成体系，其权利也没像其义务那样受到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的重视。

2、消费者行为和欺诈界定不合理。整个消法没有对“消费行为”和“欺诈”作出科学明确的界定，不仅引起了学术纷争，也使经营者权利受到消费者的欺诈时无法进行救济。

一是消费行为界定。消法第2条所规定的消费行为以“为生活需要”作为消费动机明显过窄。它无法解释现存的“知假买假”、金融服务、医疗服务、法律服务、会计师服务，甚至教育培训、商品房投资等各种消费行为。就国外消费者立法来看，消费者行为并没有严格“生活需要”，而是指“当消费者为了满足其需求和欲望而进行产品与服务的选择、采购、使用与处置，因而所发生的内心里、情绪上以及实体上的活动”。事实上，消费动机有多种，既包括生活需要，也包括生产需要，还包括投资需要等等，一个人无论在不同还是相同的环境下均可能会因需要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消费行动。因为，若不能正确界定消费行为，不仅降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效率，而且也会伤害经营者的利益。

二是欺诈的界定。法国、德国民法典围绕意思表示规定欺诈，而英国《错误陈述法》和美国《统一商法典》将欺诈与错误性陈述相联系。尽管各国对欺诈的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均规定因欺诈而订立契约“可撤销”。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关于欺诈的规定，但均没有给欺诈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学者们对我国消法上的“欺诈”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主观标准，认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民法通则》第58条和《合同法》第52条上的“欺诈”概念应采取同样的文义、同样的构成要件。具体应当参考学说解释和最高法院的解释，以“故意为构成要件”，“过失”即使“重大过失”也不构成“欺诈行为”。另一种是客观标准，认为基于消费者与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的实质不平等性，法律对消费者实施倾斜保护，即无需考虑经营者的主观状态，也无需考虑消费者是否基于欺诈陷入错误判断并且为错误的意思表示，只要经营者实施了欺诈行为，就可以认定《消费权益保护》中规定的“欺诈”已经成立。我们认为，在法律解释上，要求对三部法律上的欺诈概念作统一解释。

3、经营者的救济手段缺失。消费者权益受到经营者侵害，可通过消费者协会、惩罚性赔偿或向行政部门申诉等方式获得权利救济，而经营者的权利受到消费者的侵害则没有任何的规范。作为一个普通的经营者来说，特别是小商人、商合伙等经营者，面对“王海”等专业消费者，若完全以私法上意思自治为基础或因民事诉讼而索赔，不仅经营者在扣留、搜查和消费者侵权的风险很高，而且影响生产者的声誉和信誉，浪费经营者的经营机会，甚至会放松和纵容对经营者利益的侵害。在这方面，美国部分州的立法可以借鉴，如在美国每个州都有商业保护法，如果商家为其扣留、搜查和个人提供合适的理由，该法为商家提供“条件性特权”或民事责任豁免权。除了刑事，有50个州已经实施了商业民事补偿法，允许商家向那些在店里偷窃被抓获的人收取服务。该法的实施不仅可以遏制消费者欺诈行为，而且很好地保护了经营者的权利。

(二)确立经营者权利与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律对策。日本学者星野英一认为，现代民法对权利的抽象把握，已转变为坦率地承认人在各个方面的不平等、根据社会经济地位把握具体的人、对弱者保护的年代。从消费欺诈角度看，消费者是弱者，但是从消费者欺诈的角度看，经营者是弱者。实际上从平等权上分析，无所谓强者与弱者，权利的保护与义务的履行是相对应的。我们认为；消法应当突出权利本位，但不可忽视消费者义务，在加强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同时，也应该彰显经营者权利。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利保护法。

1、立法理念上应该承认消费者与经营者在法律地位、市场交易和消费环节中的平等权。作为交易中的平等主体，应该平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利，将消费者欺诈和消费欺诈纳入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即使是对消费中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不平等问题，合同法自身没有作任何的涉及，这也不是合同法的功能，只能借助经济法的力量，对信息优势者直接限权和对信息劣势者的信息服务来完成。

2、严格界定消费者行为和欺诈。在消费者行为界定上不采主观标准，而采客观标准，即将消费者行为定位为进行产品与服务的选择、采购、使用与处置的行为，而对欺诈的界定则应以“故意”为构成要件，并将民法、合同法和消法中的“欺诈”作统一解释。

3、增加经营者权利和消费者义务条款。一方面可以直接规定经营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不过于偏重义务规定的前提下，消法在规定消费者权利的同时应当至少在部分条文中明确规定消费者的相关义务。这样不仅体现权利与义务的一致，而且也给予消费者与经营者有差别的平等保护，符合立法精神。

权益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涉众型金融犯罪被害人权益之救济

近年来，频繁出现诸如“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之类涉及众多受害群体的金融型犯罪案件。虽然最终吴英等人均已受到相应的刑罚制裁，但案件所牵涉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却无法得到最大限度的救济。如何保障这些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另一重大问题。此类案件通常涉及众多被害人，特别是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非法买卖非上市公司股权）罪等罪名，笔者把此类案件通称为“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

一、涉众型金融犯罪被害人权益维护之现状

涉众型金融犯罪涉案人员多，金额巨大，损失一般难以挽回，案件一旦发生，处置及善后工作难度较大。涉众型金融犯罪一旦成立，其被害群众人数动辄成百上千，乃至上万，波及群众之多、地域之广、牵动利益之重都要求检察机关深度思考如何妥善处理和化解矛盾，如何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就成了大家最关注的问题。然而犯罪嫌疑人在取得大量款项后，通常对赃款的处理有以下几种情况：用于小额履约以骗取更大额的钱财；用于维持“空壳公司”等非法存在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用于偿还其他债务；用于个人或他人挥霍；转移或转投资进入其他账户或地点等等。由于赃款直接关系到被害人的经济利益的补偿，而赃款的追缴又是一项复杂而艰苦的工作，在这种矛盾中，司法机关往往对于形式上所有权或控制权性质明确的款项追缴不存在障碍，但对已被转移或更改财产属性、隐匿财产、偿还他人的财产等实质上财产所有权或控制权尚待具体分析的款项的追缴存在很大障碍。

二、涉众型金融犯罪被害人权益无法切实维护之原因

在涉众型金融犯罪中，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切实维护，原因是多方面的，除这类案件的自身特点外，相关法律设置模糊论文范文，界限不清，当事人法制意识淡薄等也是阻碍被害人合法权益无法实现的障碍。

首先，涉众型金融犯罪的特点决定了此类案件被害人的权益无法像其他侵财类案件一样容易得到维护。涉众型金融案件中，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法多样，不断翻新，或者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对案件的侦破、取证带来难度；犯罪分子贪利性强，涉案金额巨大，且所得赃款大多已被挥霍或转移，发赃工作难以进展，损失一般难以挽回；即使是追回了部分赃款，但由于受害群体人数众多，涉及范围广，往往存在“僧多粥少”现象。

其次，相关法律相对滞后。目前，维护涉众型金融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主要体现在“退赃”方面，一是司法机关依据职责采用各种手段追赃后，发还被害人，二是犯罪分子及其家属等人主动退赃。但是，我国尚未形成一套比较规范的退赃制度和规范的操作模式，导致给退赃工作带来困难，给被害人带来“第二次被害”。此外，相关法律概念的模糊也给维护被害人权益带来了难度。如现行法规文件对非法集资的概念界定不严密，对非法集资的打击处理可操作性不强，造成打击处理滞后。

再者，制度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单一，缺乏多样的投资渠道。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资金增值渠道单一、银行利率低、股市风险大、融资手续繁琐，这些都造成群众资金投向的迷惑和融资渠道的困惑，都希望寻找到一种投资快、成效大的投资模式，导致被害人轻易掉进犯罪分子精心设置的“陷阱”。

最后，受害群体法律意识淡薄，具有贪财和盲目的心理，面对利益诱惑，被害人不能正确辨别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在求富心理的驱动下，一见到高利率的诱惑就盲目产生投机行为。部分受害人为贪财，明知是骗局也故意参与，充当犯罪活动的“帮凶”。

此外，相关部门职责不明确，也是不能及时、有效打击该类犯罪活动的原因。实践中，往往存在这种悖论：“要打早、打小，切不可坐等其做大了成了气候”是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共识，但具体操作过程中，相关部门却又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做法，认为不形成一定的规模，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很难认定为“涉众”，也很难认定为“非法”。即使有时及时发现了犯罪的苗头论文范文，由于信息资源的共享不够，沟通不够，信息传递不及时，没有统一的协调、配合，放任了犯罪行为的发展，也使得更多的受害者卷入。

三、涉众型金融犯罪被害人权益维护体系之构建

被害人权益的维护涉及众多方面，除通过对现有的退赃制度进行重构外，还需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以切实有力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

（一）重构以大规模退赃为中心的退赃制度

由于我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对于追赃和退赃制度并无具体规定，实践中，通常由公安机关和法院负责退赃，具体包括：公安机关通过发赃大会集中退还被害人、承办法官直接通知被害人发还、被害人人数众多时指定数名被害人为代表人统一领取赃款、通过公告方式发还。此四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均无法确保被害人的财产权利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笔者认为，针对被害人人数众多的特大型金融犯罪案件，应拟定符合我国法律和国情的发赃模式，重构以大规模退赃为中心的退赃制度，具体操作上可借鉴我国实践中的民事执行中的公告程序，由公检法三家配合进行。

1、依照平等、及时保护原则发赃。发赃程序中不存在优先受偿权，应当依各被害人实际受损失的情况，根据所追缴的赃款数额平均补偿。鉴于“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在案件审结后，法院应当采取适当的方式及时通知被害人，及时将赃款发还至被害人。

2、明确发赃对象及条件。发赃对象必须是经过刑事审判程序确认的被害人。因为未经司法程序确认的事实非定罪事实，亦不存在追缴赃款问题。对于未经司法程序确认的被害人，只能通过其他救济途径，如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挽回损失。此外被害人必须提供发赃依据，如当时“投资”的依据等，及相关身份证明资料。

总之，发赃操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细化相关规定，并区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发赃情况，使之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以适应新型犯罪背景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现实需要。

（二）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

1、加大法制宣传和犯罪预警的力度。涉众型金融犯罪中犯罪分子常以高额利益做鱼饵引诱被害人卷入，犯罪手法越来越具欺骗性，鉴于此，相关部门在对此类犯罪加强打击力度的同时，还需大力加强防范宣传工作，开展相关案例警示教育，使群众了解各种经济犯罪的形态和手段，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及时识破犯罪分子的谎言，使犯罪分子无处遁形。作为公民个人而言，要不贪利、不侥幸、不盲从，理性投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2、加强办案机关自身建设，增强打击犯罪能力。办案人员要转变观念，重视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平时加强相关金融业务的培训论文范文，及时学习相关如产品、投资、金融、保险、税收、知识产权、广告、期货、破产以及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业务知识，提高打击各种新型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水平，使自身能力能适应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新情况，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3、加强部门之间配合。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要加强加强法律和行政法规和有效衔接，积极行动，协作配合，对发现的犯罪苗头及时扼杀。各地司法机关可建立、健全“经济犯罪举报中心”，并与金融、税务、审计、工商、海关、纪检、监察等部门建立起一套多种形式的社会联系制度和案件移交制度，形成发现、揭露、打击犯罪的社会合力。

4、健全金融监管制度。凡重大涉众型经济案件，都无一例外地利用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的管理漏洞，大肆利用虚假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开立银行帐户，完成对赃款的转移、隐匿等洗钱行为，给案发后的追缴工作造成极大的障碍。对此，要大力加强金融系统综合治理工作，及时掌握民间非正常的投资动态，捕捉可疑资讯，如发现犯罪迹象，则毫不犹豫地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做到防患于未然。

5、建立长效的追赃机制。长效的追赃机制可以使追赃活动不因案件审查起诉或判决而停止，不因被告人被交付执行而停止，不因法院一段时间内的财产执行而停止等等，真正做到在任何时间发现被告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司法机关都可以随时追缴用于发还被害人等，同时使被告人祛除“执行刑罚即不用还钱”等侥幸心理，使被害人随时有可期待财产归还的平和心态。司法机关必须形成合力，并建立与随时追缴相适应的长效机制，从而真正维护被害人权益。

 

权益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公司业绩

一、 前言

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在国内外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只是利益侵占程度各不相同。根据委托理论，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最常见的侵占行为是过度的在职消费行为，管理者过度的利益侵占行为会造成企业价值下降。Jensen(1986)指出负债融资可以抑制管理者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然而，债务融资这一约束作用在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如果将管理者利益侵占、公司资本结构以及公司业绩放在一个系统的框架中，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又将如何？国内外学者对债务融资对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是否产生影响的问题研究较少，同时研究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对公司业绩影响的文献相对更少。

陈冬华和陈信元(2005)等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中薪酬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主要受企业租金、绝对薪酬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发现负债融资不能有效地约束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王满四(2006)研究了负债融资对管理者工资和在职消费的影响，分析表明负债融资加重了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并且发现在成本较高的样本组中，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有负面影响；而在成本较低的样本组中，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正向相关。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在研究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司业绩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往往将其中之一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其他两个或其中之一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单方程回归模型进行独立研究，参数估计难免有偏和不一致。本文以权衡理论、理论以及融资次序理论为依据，将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和公司业绩作为系统内生变量，建立联立方程，采用8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系统估计，以期得出关于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和公司业绩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结果，从而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二、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公司业绩理论研究

本文将依据权衡理论、理论、融资次序理论以及企业租金的思想阐述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据此作为本文联立方程模型的理论基础。

1.权衡理论在考虑公司存在财务风险、破产成本和成本情况下，阐释价值与资本结构关系。权衡理论认为，由于企业负债率的上升所带来风险和相关费用的增加，企业不可能无限制的追求减税收益（税收挡板收益）。随着企业债务的增加，公司陷人财务困境甚至破产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相应的破产成本、财务困境成本以及有关负债成本都会随之增加，从而降低了企业价值。因此，资本结构会对企业价值产生一种非线性的影响，即“倒U型”的影响关系，企业存在目标资本结构。

2.动态权衡理论是在权衡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动态权衡理论认为公司希望其资产负债率位于目标资本结构，但是由于存在“调整成本”，公司实际资本结构调整公司目前资本结构所带来的利益大于调整成本时，公司会进行主动的调整。基于权衡理论，我们可以把公司当前的资本结构状态看成是公司主动选择目标资本结构所产生的一种结果。

3.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提出融资次序理论。根据融资次序理论，当公司拥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时，公司更有可能从内部进行融资以满足其资金的需求，因此，业绩优良的公司拥有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与权衡理论和动态理论相反，基于融资次序理论，我们可以把公司当前的资本结构，是公司在考虑融资需求的过程中被动产生的一种资本结构状态。

4.综合权衡理论、动态理论以及融资 次序理论，本文认为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基于权衡理论和动态权衡理论，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会产生非线性影响，即“倒U型”的影响关系。

假设2：基于融资次序理论，公司业绩与资本结构负相关

负债融资可以抑制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降低成本。其理由是，负债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可以减少管理者控制的现金，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公司债务的增加，不履行到期债务可能性增加，未履行到期债务会损害其声誉及未来的职业道路，因此增加债务融资可以促进公司管理者减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本文所研究的利益侵占行为。然而，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健全的债权人保护机制和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只有这样，未履行到期债务才会真正损害到公司管理者的声誉及其未来的职业道路，对管理者的侵占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但中国上市公司还不具备这个前提条件。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债务融资不能够对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产生约束作用，相反增加了公司管理者可以控制的资源，进而激发了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即资本结构的对管理者利益侵占会产生正面影响。

同样，根据委托理论，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将造成严重的问题，从而造成巨大的成本，对本期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将对本期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企业租金的思想，各要素的产权主体都有权索取企业租金，企业租金就必然要按照某种形式进行分配，公司管理者作为要素的产权主体，自然要求获得企业租金的一部分，而公司管理者可以通过利益侵占行为获取企业租金，基于此，本文以上一期公司业绩指标衡量企业租金，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上一期公司业绩会对本期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即上一期公司业绩越好，本期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越严重。

三、实证分析

1.管理者利益侵占方程

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费用“粘性”，向下调整费用的速度很慢，这可能是由于低下的管理水平和高昂的管理者成本所致。基于此，我们认为本期的利益侵占程度将受到上一期利益侵占程度影响，因此，选择滞后一期的利益侵占变量作为该方程的一个解释变量，期望得到它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正向显著关系。

根据企业租金理论，企业租金会对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即企业租金越大，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越严重，因此选择滞后一期的公司业绩指标计量企业租金，并假设它与利益侵占变量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

鉴于理论，当企业规模增大时，管理者手中可以控制的资源增多，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实施更大的利益侵占。因此，本文选取公司规模作为利益侵占行为的解释变量，并假设公司规模越大，管理者利益行为越严重，即二者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对于处在高速成长过程中的公司，为了满足成长的需要，公司势必会发生较大规模的管理费用支出，由于本文选择管理费用的相关指标替代利益侵占行为，因此选取衡量公司成长性的指标Tobin，作为利益侵占的解释变量，并假设二者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根据理论，当管理者对公司没有剩余索取权时，管理者不会约束自身的利益侵占行为，会导致大量的成本；而当管理者拥有公司一部分剩余索取权时，即持有公司股份时，管理者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身利益侵占行为。因此本文选取国有股比例作为利益侵占行为的解释变量，并假设二者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转贴于

此外，公司所处行业是否为受保护行业以及公司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均会对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产生影响，故采用虚拟变量衡量这些因素，作为管理者利益侵占方程的解释变量。

2.公司业绩方程

根据权衡理论以及动态权衡理论，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会产生非线性影响，即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产生“倒U型”的影响关系，为了验证这种“倒U型”的关系，本文在公司业绩方程中，除了选择资产负债率作为解释变量，同时选择资产负债率的平方作为解释变量，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将产生严重的问题，从而造成巨大的成本，本文假设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将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Ramakrishnan和Thomas（1998）认为，会计盈余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持续性，他们将盈余按持续性分为三类，分别为永久性会计盈余、暂时性会计盈余以及与价格无关的会计盈余。鉴于公司盈余持续性现象，本文选择滞后一期的公司业绩指标作为公司业绩方程的一个解释变量，并假设它与公司当期业绩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

此外，本文认为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所处行业以及公司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均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故将这些因素作为公司业绩方程的解释变量。

3.资本结构方程

根据融资次序理论，当公司拥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时，公司更有可能从内部进行融资以满足其资金的需求，因此，业绩优良的公司拥有较低的资产负债率，基于此，本文认为，公司业绩会对资本结构产生负向影响。

权益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公司业绩

一、 前言

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在国内外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只是利益侵占程度各不相同。根据委托理论，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最常见的侵占行为是过度的在职消费行为，管理者过度的利益侵占行为会造成企业价值下降。jensen(1986)指出负债融资可以抑制管理者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然而，债务融资这一约束作用在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如果将管理者利益侵占、公司资本结构以及公司业绩放在一个系统的框架中，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又将如何？国内外学者对债务融资对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是否产生影响的问题研究较少，同时研究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对公司业绩影响的 文献 相对更少。

陈冬华和陈信元(2005)等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中薪酬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主要受企业租金、绝对薪酬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发现负债融资不能有效地约束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王满四(2006)研究了负债融资对管理者工资和在职消费的影响，分析表明负债融资加重了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并且发现在成本较高的样本组中，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有负面影响；而在成本较低的样本组中，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正向相关。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在研究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司业绩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往往将其中之一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其他两个或其中之一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单方程回归模型进行独立研究，参数估计难免有偏和不一致。本文以权衡理论、理论以及融资次序理论为依据，将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和公司业绩作为系统内生变量，建立联立方程，采用8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系统估计，以期得出关于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和公司业绩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结果，从而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实践提供有益 参考 。

二、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公司业绩理论研究

本文将依据权衡理论、理论、融资次序理论以及企业租金的思想阐述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据此作为本文联立方程模型的理论基础。

1.权衡理论在考虑公司存在财务风险、破产成本和成本情况下，阐释价值与资本结构关系。权衡理论认为，由于企业负债率的上升所带来风险和相关费用的增加，企业不可能无限制的追求减税收益（税收挡板收益）。随着企业债务的增加，公司陷人财务困境甚至破产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相应的破产成本、财务困境成本以及有关负债成本都会随之增加，从而降低了企业价值。因此，资本结构会对企业价值产生一种非线性的影响，即“倒u型”的影响关系，企业存在目标资本结构。

2.动态权衡理论是在权衡理论的基础上建立 发展 起来的，动态权衡理论认为公司希望其资产负债率位于目标资本结构，但是由于存在“调整成本”，公司实际资本结构调整公司目前资本结构所带来的利益大于调整成本时，公司会进行主动的调整。基于权衡理论，我们可以把公司当前的资本结构状态看成是公司主动选择目标资本结构所产生的一种结果。

3.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提出融资次序理论。根据融资次序理论，当公司拥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时，公司更有可能从内部进行融资以满足其资金的需求，因此，业绩优良的公司拥有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与权衡理论和动态理论相反，基于融资次序理论，我们可以把公司当前的资本结构，是公司在考虑融资需求的过程中被动产生的一种资本结构状态。

4.综合权衡理论、动态理论以及融资 次序理论，本文认为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基于权衡理论和动态权衡理论，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会产生非线性影响，即“倒u型”的影响关系。

假设2：基于融资次序理论，公司业绩与资本结构负相关

负债融资可以抑制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降低成本。其理由是，负债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可以减少管理者控制的现金，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公司债务的增加，不履行到期债务可能性增加，未履行到期债务会损害其声誉及未来的职业道路，因此增加债务融资可以促进公司管理者减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本文所研究的利益侵占行为。然而，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健全的债权人保护机制和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只有这样，未履行到期债务才会真正损害到公司管理者的声誉及其未来的职业道路，对管理者的侵占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但

此外，公司所处行业是否为受保护行业以及公司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均会对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产生影响，故采用虚拟变量衡量这些因素，作为管理者利益侵占方程的解释变量。

2.公司业绩方程

根据权衡理论以及动态权衡理论，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会产生非线性影响，即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产生“倒u型”的影响关系，为了验证这种“倒u型”的关系，本文在公司业绩方程中，除了选择资产负债率作为解释变量，同时选择资产负债率的平方作为解释变量，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将产生严重的问题，从而造成巨大的成本，本文假设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将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ramakrishnan和thomas（1998）认为， 会计 盈余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持续性，他们将盈余按持续性分为三类，分别为永久性会计盈余、暂时性会计盈余以及与价格无关的会计盈余。鉴于公司盈余持续性现象，本文选择滞后一期的公司业绩指标作为公司业绩方程的一个解释变量，并假设它与公司当期业绩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

此外，本文认为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所处行业以及公司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均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故将这些因素作为公司业绩方程的解释变量。

3.资本结构方程

根据融资次序理论，当公司拥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时，公司更有可能从内部进行融资以满足其资金的需求，因此，业绩优良的公司拥有较低的资产负债率，基于此，本文认为，公司业绩会对资本结构产生负向影响。

动态权衡理论认为由于存在“调整成本”，并不会将公司的负债率“及时的”调整至目标资本结构。因此本文认为，公司滞后一期的负债率较大时，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当期负债率也将取较大的数值，本文假设二者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本文选取流动比率、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资产结构、非债务税盾、公司股权结构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等因素作为资本结构方程的解释变量。

4.联立方程估计结果

基于研究的稳健性，本文选择两个管理者利益侵占指标—管理费用的 自然 对数、经行业均值调整的管理费用占资产的比重，两个公司业绩指标——每股收益和主营业务总资产收益率，组合成四个联立方程，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上述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了估计。可以看出，采用不同的利益侵占变量和公司业绩变量，结果一致，综合如下：

对于管理者利益侵占方程，资本结构对管理者利益侵占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债务融资对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没有产生约束作用，相反增加了公司管理者可以控制的资源，进而激发了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这与我们的假设一致；滞后一期的利益侵占与本期利益侵占程度产生正向影响，这与我们前面分析相一致；滞后一期的每股收益对利益侵占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上一期公司业绩越好，本期管理者进行利用侵占的动机越强，这与 企业 租金的思想相一致；资本密集对利益侵占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前面的假设不符。此外，我们发现公司成长性、国有股比例对管理者利益侵占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我们分析一致；公司规模对利益侵占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前面的分析不一致；是否受保护行业利益侵占弱于非受保护行业，中西部的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弱于东部。

对于公司业绩方程，负债率与公司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负债率的平方与公司业绩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产生明显的非线性影响，确切地说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这与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相一致。管理者利益侵占变量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本期利益侵占程度越强导致本期业绩下降，这与前面分析一致；上一期公司业绩与本期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一结果符合盈余持续性假说；此外，我们发现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和管理者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地域虚拟变量与公司业绩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位于中西部上市公司的业绩低于东部上市公司，这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

对于资本结构方程，公司业绩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当公司拥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时，公司更有可能从内部进行融资以满足其资金的需求，这一结果符合融资次序理论，这与以往研究成果相一致；滞后一期的资本结构与本期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滞后一期的资本结构对本期资本结构会产生影响，这一结果符合动态权衡理论。此外，我们发现，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以及非债务税盾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流通股、流动比例、国有股比例、股权集中度以及资产结构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5.稳健性检验

陈冬华和陈信元(2005)等研究我国国有企业中薪酬管制对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时一项中的办公费，选用报表附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费和会议费来衡量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通过这些项目，管理者最容易实现利益侵占行为。鉴于此，本文选用“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作为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的替代变量，将其引人我们的联立方程做稳健性检验。由于我国自1998年起开始编制现金流量表，因此样本不包括1997年的样本，联立方程估计的结果

同样支持上述结论。

四、小结

本文依据权衡理论、理论、融资次序理论以及企业租金的思想，建立联立方程对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

与公司业绩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扩展了以往的研究成果。

实证结果表明，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公司业绩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资本结构对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负债融资不能抑制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倒u型”的影响关系，这一结果支持权衡理论及动态权衡理论。同时，管理者利益侵占会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公司业绩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支持融资次序理论。

对于一阶滞后系统外生变量，实证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利益侵占程度将对本期利益侵占程度产生正向影响，这与“费用粘滞”现象相一致；滞后一期的公司业绩越好，本期管理者进行利益侵占相一致。滞后一期公司业绩与本期公司业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支持盈余持续性假说。滞后一期的资本结构与本期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滞后一期的资本结构对本期资本结构会产生影响，这一结果符合动态权衡理论。

对于其他系统外生变量，本文得到了一些附带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资本密集程度对管理者利益侵占产生负向影响；受保护行业的上市公司利益侵占行为弱于非受保护行业；位于中西部的上市公司中的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弱于东部。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对公司业绩产生正向影响；流通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对公司业绩产生负向影响；中西部上市公司的业绩低于东部上市公司。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以及非债务税盾对资本结构产生正向影响；流通股比例、流动比例以及资产结构对资本结构产生负向影响。

上述实证结论支持权衡理论、融资次序理论以及企业租金理论，为我们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

参考 文献 ：

[1]陈冬华 陈信元 万华林:国有企业的薪酬管理与在职消费【j】 经济 研究 2005（2）.

权益管理论文篇5

论文摘要：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是决定行政法各项制度的基础。在诸多学术观点中，鉴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应当强调行政法的控权职能，承认行政法是控权法而不是平衡法或管理法。从行政法作为控权法的价值定位审视现有行政法律制度，从而最大限度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前言：现代社会的行政法是控权法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是调整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产生的行政关系以及由于国家行政权力行使而产生的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是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的理论基石，是行政法各项具体制度的基础。在对行政法价值定位的研究和探讨中，有着不同的学术观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控权论”、“平衡论”和“管理论”等等。本文试从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认为行政法的主要职能是控制行政权力，行政法的价值定位应是控权法。以“控权”作为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均优于“平衡论”及“管理论”。

一、行政法的主要职能是控制行政权力，而不是保障行政权力的行使

西方学者认为，行政法的主要作用是控制行政权，行政法是控权法。如美国行政法学家施瓦茨明确指出：“行政法是控制国家行政活动的法律部门，它设置行政机构的权力，规范这些权力行使的原则以及为那些受行政行为侵害者提供法律救济。”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差异，但行政权的性质是相同的。行政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行政权的存在及运行有可能损害他人的利益，需要行政法加以控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讲控权就是由人民来控制政府，使政府能依法行政。加之现代行政权扩张倾向的事实，使“控权”必然成为行政法的重心。

强调控制行政权，我们应对行政权的授予和行政权的保障有明确的认识。行政权的授予是一个法律问题。在现代法制国家，所有权力都必须通过法律赋予，否则任何行政机关不能享有和行使任何权力。与此同时，任何权力都必须通过法律来制约和控制。西方学者麦迪森说过：“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对于行政权的保障而言，行政权本身就无须行政法加以保障。因为行政机关有足够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赋予其行政权的其他法律）实现其意志，惩罚违法者。相对一方的个人、组织处于被管理和支配的地位，相对于拥有强大力量的行政机关是弱者，从这一角度看，行政权更不须以行政法加以保障了。明确了控权、授权及保权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权应是足够强大以管理社会而又必须受行政法的控制。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政府必须强大到足以维持社会安定并抵抗手中掌握的权力的人施加压力，如果政府认为应当这样做的话。但政府不能强大到企图使它的官员不受法律控制的地步。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否则“公民生命、自由必然要成为滥用权力的牺牲品”。我们认为行政法应当强调对行政权的控制作用，内容上以保护个人、组织合法权益不受非法行政行为侵犯为目标，因此，行政法是控权法。

二、行政法以控权为主，不仅仅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平衡论”观点认为：行政法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行政法监督和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另一方面，行政法保障行政权的运用，防止个人、组织滥用权利。“平衡论”也可称为“兼顾论”，即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平衡论者认为，在我国，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根本上和总体上是一致的、统一的，这是平衡论的客观基础。在平衡的具体表现上还包括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以及效率与公正的平衡等，认为平衡是行政法的基本精神，是行政法追求的价值。平衡论者还认为，平衡（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的平衡）是现代行政法的实质，是行政法的精义。我们认为，当行政权力与相对一方权利发生冲突时，就无所谓平衡的问题了。而兼顾论者所持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看法，是我国法律普遍的价值准则，并非行政法所独有，故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似乎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行政权具有支配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是权力的主体，而个人、组织是权力的客体，在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双方无平衡可言。在行政关系中，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恰恰是以不平衡为特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平衡论”只能是一种理想。中国有漫长的封建历史，人治重于法治，不可能有所谓的平衡。要实现行政法制的目的，做到依法行政，更需要的是控权，而不是所谓的平衡。

三、行政法不仅是管理工具，更重于对行政权的监控

“管理论”者认为行政法是管理行政机关与公务员的法，又是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的法。“管理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忽视了行政法的本质，无形中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以管理论为本位，把法律视为管理个人与组织的工具，这就忽视了行政法保障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功能。

我们认为，行政机关具有实现其意志的人力、物力和国家强制力，总是处于强者的地位，而个人、组织总是居于“弱者”地位。基于这种力量对比，行政法应以监督行政权、保障公民权作为根本目的，致力于控制和约束政府权力，救济因违法和不当行政给个人和组织造成的损害。“管理论”是高度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已不适应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而加强控权才是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方向。因此行政法不应是管理法，而应是对管理者进行管理的法，即管理管理者的法。

结束语

行政法作为控权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在行政机关日益扩张其权力的事实面前，从控权法的价值定位审视行政诉讼法及整个行政法体系，必然要求更积极的保护公民权利，更严格的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因此对行政诉讼法——这个公民保护其合法权益的重要工具必然提出重大的改进要求。无论受案范围的改变还是规章法律效力的确定，无不是为更进一步保护公民权利并使行政机关权力行使更符合立法者的意图，这将是中国走向法治国坚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

[1]美b·施瓦茨著：《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页。

[2]《(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3]彼德斯坦等著：《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燕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5]罗豪才等：《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中国法学》1993年第一期。

[6]王锡锌：《在论现代行政法平衡精神》，《法商研究》，1995年第二期，第37页。

[7]沈归：《试析现代行政法的精义——平衡》，《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三期，第12页。

权益管理论文篇6

摘 要 并购是企业最为重要的一项资源配置战略，而实施这项战略计划的决策权一般掌控在公司高管手中，因此，研究并购中高管人员的行为动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高管激励利益是推动企业并购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从高管激励利益的视角，从薪酬激励和控制权激励两方面探讨企业高管人员是否在企业并购中具有提高自己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并就如何弱化这种动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薪酬激励 控制权激励 企业并购 管理权力

一、引言

并购活动是资本市场永恒的主题。然而在大量的并购案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许多标准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或与传统理论解释相悖的现象。许多学者关于我国证券市场并购重组绩效的研究成果表明，并购行为并没有为企业带来相应的中长期经营绩效或其它财务收益。要很好地解释中国资本市场并购活动是否创造价值、是否改进了公司治理，需要考虑并购决策行为的动机，本文从高管激励利益的视角，从薪酬激励和控制权激励两方面探讨企业高管人员是否在企业并购中具有提高自己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并就如何弱化这种动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管理权力论”及其视角下的高管薪酬激励动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公司管理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自己的薪酬，由此形成了薪酬制定理论的新流派－－管理层权力理论。该理论认为：（1）董事会不可能完全控制管理层薪酬契约的设计，管理层有动机和能力影响自己的薪酬；（2）企业不按业绩计酬，而是很可能运用权力寻租；（3）管理层薪酬激励并不必然减轻问题，它本身也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根据“管理权力论”，管理者除了契约中规定的特定控制权外，还拥有剩余控制权，不仅可以赚取大量的权力收益，同时还可以重新安排货币性补偿，获得超过契约规定的租金，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了这种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管理者会对薪酬进行动态调整。

高管薪酬的多少（这里主要指年薪和奖金）与企业收益和经营难度系数密切相关，其中的经营难度系数则直接与企业规模有关。我们知道，内生性的资产规模扩大周期较长，加之高管人员一般也实行任期制，因此，外延式的扩张并购，就成为企业高管人员能够迅速、直接提高自己薪酬的有效方式。

此外，并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可以使高管在和董事会谈判订立薪酬的时候具有更有利的位置，并购相对一般的资本性投资来说，一方面，需要更多额外的努力和更多的知识，并且带来了企业经营规模、经营范围和经营复杂性的巨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往往是高管人员薪酬契约度量和考核的基础，无疑能为高管改变董事会所制定的薪酬契约、提高自身薪酬，提供了一个好的契机，另一方面，并购也具有更好的市场反应，为薪酬重新签订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三、高管控制权及其激励动机

根据产权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的契约性控制权可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是指能够事先以契约的形式明确规定的控制权权力，而剩余控制权则是指那些事前未在契约中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力，是决定资产在最终契约所限定的特殊用途外如何被使用的权力。现代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中，特定控制权如日常的生产、 销售、雇佣等权力通过契约授权给高级管理层，而剩余控制权如任命或解雇管理层、重大投资等战略性决策权则归董事会所拥有。作为所有者的股东，除保留部分剩余控制权外，将本属于自己的绝大部分剩余控制权授予了董事会。简言之，在缺乏对经营管理者行为有效控制和监督的情况下，经营者能够为牟取个人私利或本企业的小集体利益而损害企业投资者的利益，在企业内部形成了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

控制权激励就是把控制权作为一种能够引导经营者行为的激励因素。这是因为控制权可以满足管理者的三方面需要：一是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二是满足控制他人的需要。高层管理者作为拥有特殊人力资本的个体，低层次的需要容易得到较高质量的满足，因此主要集中于对权力的需要；三是以职位特权获取正规报酬激励以外的物质利益满足，主要包括：过度在职消费、 额外津贴、 通过关联交易获取的利益、 利用公司商业机会获得的收益等。以上控制权收益的存在会诱惑高管人员盲目扩大企业规模，进行多元化投资。

四、结论与建议

由上分析可知，一方面，由“管理权力论”可知，薪酬制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高管在高薪酬利益的驱使下会通过资源配置改变权力，而并购就是扩大企业规模、重新配置资源的最快捷方式，它显著影响股东的财富和公司资产配置的效率，也会通过改变经营范围；另一方面，高管存在很强的扩大公司规模的愿望，并购有助于高管实现控制权的政治收益、有利于维护高管的控制权地位、同时也有利于提高高管的显性控制权收益。

对于如何弱化高管在并购中的机会主义动机，提出三点建议。首先 要进一步加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并实行强力监管。其次，要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均衡高管的权利与责任。第三，要在保持现有年薪激励的前提下，进一步创新和加强股权激励给高管带上“金手铐”。

参考文献：

[1]张新.并购重组是否创造价值.经济研究.2003.

[2]李增泉,余谦,王晓坤.掏空、支持与并购重组.经济研究.2005.

[3]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经济研究.2000.

权益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股权激励；利益趋同；利益壕沟

JEL分类号：D31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4-0039-06

一、引言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股权激励机制就开始在中国的一些上市公司进行初步尝试和积极探索，但是受到相应的法律法规缺失、股权分置问题及资本市场股价长期低迷等综合因素的制约，股权激励的正效应难以充分发挥，严重影响着公司治理状况的改善。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结束，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为了解决管理层问题，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和国资委于2006年颁布了一系列关于股权激励的法规，为股权激励的实施扫清了法律障碍。

然而，公司管理层的股权薪酬是否与公司价值创造相匹配?管理层股权激励到底是产生了利益趋同效应，为股东创造了价值，还是产生了利益壕沟效应，即掠取股东利益而为自己谋取私利，损害了公司价值?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果有差异，是什么因素影响股权激励的有效发挥?本文以2006至2009年国内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考察股权激励对公司经营绩效和成本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一)管理层股权激励与成本、公司绩效

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由于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和作为人的经理两者的目标函数不同，掌握信息优势的经理可能通过损害股东的利益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成本。因此，根据最优契约理论，股东向经理提供股权激励方面的契约，经理获得剩余索取权，并承担相应的风险，二者的利益趋于一致，可减少成本。Mehran(1995)基于1979至1980年期间随机抽取的153家美国制造业公司数据分析认为，管理层持股和以股权为基础的薪酬结构对公司的价值有显著影响，而薪酬水平对公司的价值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有些学者研究发现，管理层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成本敏感度很低，与最优契约理论并不一致(Jensen and Murphy，1990；Yermack，1995)。

早期的国内学者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没有影响，原因是管理层持股水平较低，“零持股”现象普遍存在，股权对经理激励功能较弱，未能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魏刚，2000)。从深层次分析，中国资本市场的股权分置，使得拥有非流通股份的控股股东无法从资本利得中获取收益，必然产生侵占小股东利益的动机。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抽取上市公司的利润，造成公司股票价格长期低迷。公司股价不能对控股股东和管理层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股权分置改革结束后，非流通股股东(大股东)通过向流通股股东(中小股东)支付对价后而获得流通权，能够从二级市场获得投资收益。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趋同使得公司治理机制得到改善，公司股票定价功能得以恢复，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不断增强。随着管理层股权薪酬的占比不断上升，公司股价使控股股东、小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趋于一致，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的绩效和成本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股权分置改革后，管理层股权激励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公司绩效。

(二)产权性质、管理层股权激励与成本、公司绩效

中国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规模上均占有主导地位。普遍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成本高于非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如李寿喜(2007)研究发现，国有产权企业普遍比混和产权企业的成本高，而混和产权企业又比个人产权企业的成本高。根据最优契约理论，股权激励能有效降低管理层成本，那么在国有公司中实施股权激励能否缓解冲突并提高其价值?国内学者的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俞鸿琳(2006)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分析，发现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持股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而程仲鸣与夏银桂(2008)用混合数据OLS分析认为，国有企业经理人实施股权激励能提高公司价值。上述研究的样本数据基本在2006年前，资本市场的弱有效性和内部公司治理机制残缺都制约着股权激励的有效发挥。造成实证结果缺乏稳健性。

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非流通股和流通股二元结构问题。但是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的治理机制影响不同，进而对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影响也不同。股改显著改善了非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机制。提升了大股东的正向治理作用(汪昌云等，2010)，因此大股东可能设计高效率的股权激励契约，将管理层股权激励薪酬和公司业绩紧密联系在一起，更能调动管理层积极性，降低其成本，使其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

股改对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机制影响有限。由于存在委托链条过长和所有者缺位等问题(白重恩等，2005)，国有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在短期内也无法发生显著改变。尽管股票可以全流通，但是国有控股公司中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仍高达39％，高出非国有控股公司6个百分点，国有股依然保持控股地位。国有股“一股独大”，代表大股东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虽然拥有最终控制权，但是没有剩余索取权，对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并不承担风险，因此对公司管理层监督动力不足。而公司第一大股东之外的外部股东占比较低，难以发挥监督作用，外部控制权市场对公司管理层也难以形成威胁。因此，公司管理层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国有公司依然被“内部人控制”。当公司的监督机制难以对管理层发挥作用时。激励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国有公司控股股东所设计的股权激励契约是独立有效的，则有助于解决内部人控制，降低管理层成本，提高公司绩效；反之如果股权激励契约的设计受到管理层干预，偏离股东利益而重点体现管理层利益。那么这种激励契约不能对国有管理层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进而对成本和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2a：国有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成本显著负相关，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

假设2b：非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成本显著负相关，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国有管理层股权激励对成本、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三)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

与传统的最优契约理论不同，管理者权力理论认为，董事会并不完全代表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可能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弱化的情况下，公司高管控制董事会或者与董事会合谋。操纵薪酬政策，为自己谋取租金(Bebchuk et al，2002；Be-bchuk and Fried。2005)。当公司业绩出现下滑或者亏损的情况下。管理层依然能保留职位或者建立起一旦职位被取消将取得巨额补偿的薪酬条款。Core et aI.(1999)研究发现，当董事会人数较多及控制力较弱时，高管薪酬越高，薪酬与业绩的敏感度越低。

权益管理论文篇8

从股东至上治理理论、人力资本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和核心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等治理理论的比较分析入手，提出中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契约治理实践应以人力资本治理理论和核心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为依据，以此为基础提出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平衡，建立了家族企业职业经理财产权契约、控制权契约和人权契约协同治理模式，并以阿里巴巴为例进一步探寻协同治理模式的具体应用，不仅拓展了家族企业治理研究内容，又创新了中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契约治理模式。

关键词：家族企业；产权契约；财务资本；人力资本；职业经理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3）04007307

家族企业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企业形态，美国《财经》杂志评选的全球500强企业中约1/3是家族企业。在中国75%的私营企业中存在家族式组织或家族式管理，而且其他类型的企业如乡镇集体企业中也大量存在家族组织现象，家族企业的发展事实上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当前鼓励“全民创业”的大背景下，中国家族企业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然而，目前中国家族企业面临的企业主与职业经理矛盾不断激化、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1]，严重制约着其生存与发展，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何凸显职业经理人力资本的产权地位，创新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产权契约治理模式，提升家族企业治理效率，是当前家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基于此，本文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深入探讨企业产权契约治理理论的演进，以此为基础创新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契约治理模式，并以阿里巴巴为例进一步探寻中国家族企业合理的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契约治理模式。

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对企业产权契约治理理论进行了认真梳理，找到了构建中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契约治理模式的理论依据。同时，拓展

了人力资本产权契约的内涵，提出人力资本产权契约是财产权契约、控制权契约和人权契约的融合，创新性构建了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协同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丰富了产权契约治理理论研究内容；二是以阿里巴巴为例，深入剖析其人力资本财产权契约、控制权契约，尤其是人权契约安排的合理性，从而为中国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本产权激励提供了具体思路，更是值得在职业经理人的财产权和控制权激励方面过于保守，人权激励缺失的家族企业大胆借鉴。

一、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契约治理：理论分析

（一）企业产权契约治理理论的演进

1.股东至上治理理论

古典企业理论中，就将雇员与雇主进行区别，并指出投入品所有者享有剩余索取权[2]。以新古典企业理论为代表，先验地接受了这种“股东至上”、“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将企业假定为财务资本所有者（股东）实现其权益主张的手段，并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都赋予企业的非人力资本提供者，认为企业管理者、雇员等只是因为有助于股东获取更大的利润而根据契约或者法律享有对企业的权益主张。

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财务资本产权主体难以独自经营企业，专门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职业经理人顺应而生，开始出现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现象，问题也随之产生。Wilson[3]、Ross[4]、Mirrlees[5]、Holmstrom[6]以及 Grossman and Hart[7]等人开创了委托理论。该理论仍然以“股东至上”的传统企业治理观为逻辑起点。Grossman and Hart[8]、Hart[9]更是在委托理论框架下，从资产专用性和合约的不完全性出发，证明“股东至上”这一传统企业治理观的合理性，主张企业所有权归于非人力资本的投入人。

美国经济学家Alchian and Demsetz[10]提出“团队生产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实质是团队生产，团队生产可以产生更高的生产力。同时，由于团队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使得团队单个成员的劳动投入难以计量或计量成本很高，导致团队成员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一个团队生产组织的有效运行要有监督者。该理论进一步指出股东至上治理是一种帕累托最优的产权治理模式，企业主作为投资者同时也是监督者，应该成为剩余索取者，劳动力提供者则获得工资。

2.人力资本治理理论

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Adam Smith[11]在《国富论》中最先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但是他没有将人力资本概念引入到经济学框架中。美国经济学家Irving Fisher[12] 在《资本的性质和收入》一书中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并将其纳入到经济学框架之中，其思想可看作人力资本理论最早的理论渊源。20世纪50-60年代以后，关于人力资本产权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高峰。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者Schultz[13]指出，人力资本主要指凝聚于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他认为人力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更本质的作用，同时人力资本的取得不是无代价的，需要消耗稀缺资源，是投资的结果。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为重要的资源，这要求社会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作出相应的回应。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兴起，进一步完善了人力资本产权理论，Lucas[14]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首次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和“外部效应”，前者是指人力资本能给其所有者带来收益，后者是指人力资本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Williamson[15]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视角研究了产权理论。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是指人力资本具有某种专门技术、工作技巧或拥有某些特定信息。随着劳动分工的深化，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越来越强。他认为企业剩余的源泉不仅包括非人力资本，也包括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加强了人力资本产权主体的谈判力，从而影响企业所有权安排和治理结构。

3.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

20世纪6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应该由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 认为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与股东利益一样重要，产权治理在充分实现股东利益的同时要有效确保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并使它们达到最大化的均衡，进而实现整个经济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Freeman[16]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角度》一书中提出，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能够被企业目标实现的过程所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包括企业内部的股东、管理者、雇员和企业外部的政府、客户、供应商等。John Kay and Aubrey Silberston[17]提出，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且两种权利相对应的“共同治理”模式才是有效率的企业治理结构。Blair[18]甚至主张，由于股东只对企业负有限责任，且可通过投资多样化来化解其承担的风险，在企业治理改革中，不应把更多的权利与控制权分配给股东 ，而应将更多的权利分配给其他利益相关者。

4.核心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局限性的逐步凸显，国内外学者开始对该理论的缺陷进行修正，并形成核心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该理论强调谁提供了对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性资源或承担企业经营的重大风险，谁就该拥有企业的索取权和控制权。Wheeler and Maria[19]提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存在明显差异，对于某一特定的企业而言，在众多利益相关者中，有的绝对不可或缺，有的则可能影响不大。核心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代表人物日本学者伊丹敬之[20]提出，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资源和承担企业经营重大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为企业者，只有企业者才能参与企业治理。他进一步指出股东和核心员工是企业者，即核心利益相关者。国内学者陈宏辉[21]、邓汉慧[22]等认为，对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不需要“等量齐观”，“分类治理”、注重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才是企业保持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并应用米切尔评分法通过实证研究把核心利益相关者界定为股东、管理者、员工三类。

5.治理理论的发展关系

“股东至上”治理理论，强调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倡导财务资本产权主导下的单边治理模式，至今仍是一种主流的产权治理理论。然而随着管理者人力资本价值的不断提升，人的主体地位愈来愈受到的重视，股东财务资本与管理者人力资本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人力资本产权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和核心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等治理理论顺应而生，其发展在批判“股东至上”理论的过程中不断凸显，我们暂且称之为 “反股东至上”理论。从上述治理理论的演进分析，我们发现 “反股东至上”理论具有共性，除了强调股东财务资本的重要性，也开始重视管理者人力资本的价值。同时，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现有研究，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指股东和管理者，从资本层面看，即是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这充分显示了目前人力资本产权治理理论和核心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在指导企业治理实践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可见，“反股东至上”理论尤其是人力资本产权治理理论和核心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为中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治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契约治理模式创新

1.人力资本产权内涵分析

现代产权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Coase [23]对产权的理解简单而独特的，即产权是一种人们所享有的权利。根据Coase的观点，我们认为产权即是企业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组合。从家族企业治理特点来看，产权治理主要是创业者财务资本产权与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之间的产权安排与产权结构问题，其中产权结构是指产权安排的集合。因此，本文把产权界定为：产权是企业相关利益主体所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包括财务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其中，人力资本产权是指劳动者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对自身所拥有的智力、知识、经验、技能和健康状况等的所有、使用、收益及处置等基本权利，具体包括人力资本财产权、人力资本控制权。人力资本相对物质（财务）资本而言具有人格化的特性，因此，从更为广泛的角度考虑，还应包括人力资本人权 人权是指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从企业管理层面而言，人力资本人权即是企业员工追求自由、平等、发展和被信任与尊重的权利。尊重人权即是尊重每一个员工的价值和个人自由，给予员工最大的信任，尽量满足员工的发展需求，创造平等、团结、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思想。

。

2.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平衡

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日益居于中心地位。企业是一个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特别市场契约[24]，企业价值创造过程就是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有机组合的过程[25]。因此，企业所有权既不能由人力资本所有者独享也不能由财务资本所有者独享，应由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所有者共享。著名经济史学家Bruadel[26]认为，在任何一个经济时代都存在一些钱财找不到投入场所的现象。可见，真正稀缺的是人力资本而不是财务资本，必然导致人力资本所有者寻求在企业中与其贡献相对应的产权地位，享有更多的财产权、控制权和人权[27]。当然，目前财务资本主动退出舞台让位于人力资本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如何平衡创业者自有产权与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契约治理模式，是企业发展的关键[28]。在家族企业发展初期，家族企业创业者依靠其财务资本和自身人力资本成立企业，并完成了企业发展所需的原始积累，创业者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产权作为主导因素发挥作用。但由于外部职业经理人的引进，改变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职业经理人力资本部分取代了创业者企业家人力资本。要想职业经理人力资本真正发挥优势，必然要求家族企业创业者把外部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资本产权等同于原来创业者（或创业团队成员）及创业家族内部的人力资本产权[29]。

3.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契约治理模式的构建

职业经理人一进入企业，首先就是拥有了相应的职权，即控制权。经理人拥有控制权并不是其最终的目的，其最终目的是追求财务上的收益，也就是追求人力资本财产权的实现，实际上就是职业经理人人力资本向财务资本转化，这是其努力工作的原动力[30]。因此，家族企业创业者应当给予职业经理人控制权及与之相对应的财产权，以便发挥其最大积极性和挖掘其最大潜力。与此同时，不应该仅仅依赖监督、控制和财产激励，与职业经理人建立一种相互排斥、高度紧张的关系，更应该通过充分授权、协调和人本激励，发展一种完全信任、共创事业的合作关系，即构建职业经理人力资本控制权、财产权和人权协同治理模式（图1），充分发挥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功能，在创业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建立共同愿景、相互信任与良好合作，并以此提高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家族企业不仅要注重职业经理控制权和财产权的合理安排，但更要重视人力资本人权契约的科学安排，其更有弹性和更具持久性的影响，特别是在家族企业财务资本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更为丰富的人权激励手段来弥补财产激励的不足[31]。值得一提的是，人力资本人权激励手段科学合理的利用，能够有效避免因职业经理人财产和职权激励过度，而导致家族企业的创业者失控，这显然是中国绝大多数家族企业创建者不愿看到的结果[32]。本文进一步以阿里巴巴为例深入分析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契约协同治理模式的具体应用。

图1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协同治理模式

二、阿里巴巴职业经理产权契约治理：实证分析

“阿里巴巴”集团自1999年马云等以50万元的资金创建以来，经过十几年的短暂发展，阿里巴巴已成长为拥有B2B国际贸易、网上零售和支付平台，及以数据为中心的云计算服务综合业务体系的跨国电子商务公司，现服务来自超过240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用户，在大中华地区、印度、日本、韩国、英国及美国70多个城市共有25 000多名员工，成为IT产业的翘楚。我们认为，阿里巴巴如此成功，除了创始人独到的市场眼光和个人魅力，关键在于独特的产权契约治理机制下造就了企业卓越的领导团队和员工团队。阿里巴巴把职业经理人力资本财产权、控制权、人权的协同效应发挥到了极致。具体分析如下。

（一）职业经理财产权契约

阿里巴巴始终坚持“财聚人散”的理念，舍得以股权吸引优秀人才。阿里巴巴大胆的股权激励是许多企业不敢想象的，通过赋予职业经理人较多的股权将经理人的角色从者转变为管家甚至合伙人，使经理人对公司的承诺转变为对自身的承诺，从而以更高的热情和责任感去经营公司，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这也是阿里巴巴在短短几年内吸引了一大批优秀职业经理人加盟的重要原因。2009中国海外上市互联网IT企业家族财富榜调查数据显示：阿里巴巴的马云虽然个人财富排名仅第20位（持股比例为0.57%），但该集团冒出两大“新闻”：一是阿里巴巴共有8人入榜，成为上榜企业中拥有“富翁”最多的公司，二是阿里巴巴CEO卫哲家族（持股比例为0.97%）的财富居然超过了马云。相比而言，财富榜其他家族企业创始人的持股比例明显高于马云家族（表1） 2009中国海外上市互联网IT企业家族财富榜上榜者是以其上市公司财富来排行，他们中多数还拥有众多未上市的企业，其家族财富远远超出表中所列，马云也不例外。

。

（二）职业经理控制权契约

企业创业者一般都喜欢大权独揽，对下属进行严格控制，但马云却能放心移交权力，稳坐钓鱼台。在赋予高管相应的职权之后，就会放手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使职业经理人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促进了企业长足的发展。阿里巴巴在人力资本控制权治理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充分授权，大刀阔斧整改。在马云的授意下，CPO关明生成了阿里巴巴早期的“铁血宰相”，帮助马云度过了互联网的“冰河季”，将马云想做但没有做到的团队文化、价值观发挥到了极致，打造了一种独特的“阿里文化”。CFO蔡崇信让阿里巴巴从一出生就逐渐正规化、国际化。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卫哲一到任，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企业领导力提升到了接近跨国企业的水平，为公司有序平稳上市奠定基础（北方新报，2009-11-3）。其次，合理放权，重心转归事业部。2007年开始，阿里巴巴旗下的几大事业部的负责人开始走向前台。以前谈论阿里巴巴、中国雅虎、淘宝业务的人都是马云，而现在则分别是卫哲、曾鸣和孙彤宇。第三，尊重职权，挑战能力极限。阿里巴巴非常尊重职业经理人在职责范围内的权力。高管和员工只要是在职权范围内，为了企业的利益和目标，都可找上级领导理论。在阿里巴巴，你甚至可以跟马云拍桌子。为了培养和激励一些关键人物，阿里巴巴甚至不惜承担风险把他们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哪怕其一时还难以胜任。比如，阿里巴巴中文网站总监就是一个毕业才五六年的年轻人。

（三）职业经理人权契约

阿里巴巴在产权契约治理上注重了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激励，但阿里巴巴能够吸引大量优秀职业经理的加盟，还有一个关键在于其人权契约治理的独有魅力，即对人力资本人权的高度尊重与维护。

1.职业经理人信任契约

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创业者往往都比较信任自己的家族成员。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家族成员能力有限，职业经理人的引进成为必然[33]。因此必须注重改善和职业经理人的关系，赋予职业经理人家族特性，建立与经理人的信任，进而降低风险[34]。阿里巴巴又是如何建立起与职业经理人的信任机制呢？首先，建立了物质利益共享机制。2009中国海外上市互联网IT企业家族财富榜显示（人民网，2009-8-4），阿里巴巴共有8人入榜，成为上榜企业中拥有“富翁”最多的公司。同时，阿里巴巴CEO卫哲家族的财富居然超过了马云家族。与巨人集团史玉柱家族72.57%、盛大网络陈天桥家族60%和网易丁磊家族的58.5%相比，马云在阿里巴巴B2B上市公司中拥有仅0.57%的股权只是象征性持股，这种利益共享的理念充分展现了对职业经理人的信任。其次，建立了阿里群心会和“中央党校”制度。阿里巴巴2007年开始推广“群心会”。让总裁们先在各家子公司里互相评价，然后再对集团高管进行评价。在一个工作环境里面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此外，马云经常会把高层召集在一个茶馆里，轻松地聊天，说一说不满与痛苦，找一找方法与对策，这就是所谓的“中央党校”制度。阿里群心会和“中央党校”制度，其实质就是一种深度的信任，赋予了职业经理人家族特性，这种开放与信任传达着彼此之间的真诚，当彼此之间都坦诚相待、开诚布公时，整个管理氛围中就会充满一种安全感，企业整个管理协作机制的运行也将更加流畅。

2.职业经理人发展权契约

阿里巴巴的职业经理人力资本发展权契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优化提升管理团队。2007年12月，淘宝网总裁孙彤宇、阿里巴巴集团COO李琪、阿里巴巴集团CTO吴炯、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李旭晖辞去现任职务，正式进入海外学习休整期。高管的学习和休整是一种充电，有利于他们掌握新的理论与发展，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保持经理人团队的不断创新。其次，高管领导力的培养――轮岗与融合。在“2009中国最佳领导力培养公司”排行榜中阿里巴巴排名第九（中国经济网，2009-11-6）。通过“组织部”对集团和子公司高管统一培养和规划，采取高管轮岗这一非常规战术，即将一个高级管理者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岗位上进行锻炼与培养。如2006年将刚来公司1年多的集团CHO邓康明调去做业务，担任阿里巴巴主管渠道与大客户的事业部总经理。调动轮岗对高管来说是一种充满新鲜感的挑战，能为高潜质人才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挥创造力的舞台，协助经理人完成职业转型及职业生涯的飞跃式发展。第三，空降高管价值观认可培训。为使空降高管尽快融入到企业氛围中去，阿里巴巴设立了“百年湖畔”和“降落计划”两个培训项目。在培训期间，总裁会亲自进行企业文化讲解，让高管定期“回炉”沟通，并在公司内部找到一个与他经历、级别相似的伙伴，帮助其解决困惑，于互动中实现增值。

3.企业文化契约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形成的经营理念、经营目的、经营方针、价值观念、经营行为、社会责任、经营形象等的总和，是企业个性化的根本体现，它是企业生存、竞争、发展的灵魂，是企业的DNA[35]。阿里巴巴对文化的重视程度非比寻常，马云更是亲自投入大量精力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阿里巴巴的成功离不开其独特的侠客文化与创业文化。2001年，阿里巴巴以书面形式确定了愿景、使命和价值观，形成了“六脉神剑” 六脉神剑：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诚信、激情和敬业。

的价值观体系。对高管的行为评价从“独孤九剑（2001年） 独孤九剑：群策群力、教学相长、质量、简易、激情、开放、创新、专注、服务与尊重。

”逐渐升华为“九阳真经（2008年） 九阳真经：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诚信、激情、敬业、眼光、胸怀与超越伯乐。

”。此外，阿里巴巴倡导内部创业文化，变职业经理人为合伙人，让经理人摆脱“寄人檐下”的感觉，相反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独立的“房屋”。总之，阿里巴巴的文化内涵包含了充满激情、武侠情结、团队作战、共同创业等主要元素，是一种平等、和谐、轻松、团结、共赢的富有魔力的“阿里之家”文化，其不断地提升着阿里巴巴管理团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并引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三、结论与展望

家族企业的家族产权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中国更是如此，这种过分强调家族财务资本产权主导而忽视人力资本产权治理作用的产权治理模式必然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事实上，现代经济社会，真正稀缺的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而不是财务资本。正因为此，本文从人力资本视角构建了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产权治理模式，并首次建立了家族企业职业经理财产权契约、控制权契约和人权契约协同治理模式，阿里巴巴则是成功应用该模式的典范。人力资本的重视和运用已成为一个时代性课题，本文在职业经理产权契约治理模式的构建和应用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如何从宏观和微观制度设计上真正实现人力资本产权，以及人力资本产权与财务资本产权之间的量化问题，本文并未涉及，这又是将来研究的重要主题。参考文献：

[1]严介和.企业管理的十个用人法则[J].现代企业文化，2012（5）：46-48.

[2]谢获宝，杨明泽.社会责任观下企业经营目标的构建[J].今日机械工程，2007（1）：80-83.

[3]WILSON R.The structure of incentives for decentralization under uncertainty[J].La Decision 1969，171.

[4]ROSS S.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 The principal’s problem[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3，63： 134-139.

[5]MIRRLEES J.Notes on welfare economics， 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79（6）：1278-1292.

[6]HOLMSTROM B.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les[J].Bell Journal Economics，1979，10（1）：74-91.

[7]GROSSMAN S， HART O.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J].Econometrics，1983，51：7-45.

[8]GROSSMAN S， HART O.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Political Economy，1986，94：691-719.

[9]HART M.Debt and seniority：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hard claims in constraining manage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85（9）： 567-585.

[10]ALCHAIN A，DEMSETZ H.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62：777-795.

[1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12]潘清.人力资本理论综述――探究人力资本的成因[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92（5）：78-83.

[13]SCHULTZ T 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51（1）： 1-17.

[14]LUCAS R 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22：3-42.

[15]WILLIAMSON O E.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 contracting[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

[16]FREEMAN R E.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 holder approach[M].Boston， MA：Pitman， 1984.

[17] KAY J，SILBERSTON A.Corporate governance[M].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1995，153 （1）：84-107.

[18]BLAIR M.Rethinking assumptions behind corporate governance[J].Challenge 1995（9）：12-77.

[19]WHEELER D，MARIA S.Including the stakeholders： the business case[J].Long Range Planning，1998，31（2）：201-210.

[20]伊丹敬之.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体系[J].财经问题研究，1997，（4）： 31-36.

[21]陈宏辉.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62-85.

[22]邓汉慧.资源型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界定[J].统计与决策，2007（3）：150-152.

[23] COASE R H.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 1937，4（16）： 386-405.

[24]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71-80.

[25]王华，胡玉明.人力资源管理会计：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相结合的理论框架[J].中国注册会计师，2001（10）：22-25.

[26]BRUADEL F.Afterthought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M].Baltimore， Marylan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35.

[27]兰玉杰.人力资本、治理结构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研究[J].财贸研究，2004（2）：67.

[28]Jaskiewicz Peter， Klein Sabine.The Impact of Goal Alignment on Board Composition and Board Size in Family Businesse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7，（10）：1080-1089.

[29]SUNDARAMURTHY C.Sustaining trustwith in family businesses[J].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8， 21（1）：342-354.

[30]杨继平，张翠翠.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个综述[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4（1）：57-62.

[31]曹虹剑，张慧，刘茂松.产权治理新范式：模块化网络组织产权治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0（7）：84-93.

[32]苏方国.人力资本、组织因素与高管薪酬：跨层次模型[J].南开管理评论，2011，14（3）：122-131.

[33]MUSTAKALLIO， MIKKO， AUTIO， ERKKO，ZAHRA，SHAKER A.Relational and contractual governance in family firms： Effects on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J].Family Business Review，2002，15（3）： 205-222.

[34]储小平.家族企业研究：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0（5）：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