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法范文
时间：2023-02-22 05:16:09
权益法范文第1篇
摘 要 本文从我国股权投资会计核算的现状入手，以权益法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现行股权投资准则在核算层面和操作层面的两方面的弊端，并尝试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 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 会计报表合并
投资是企业为获得未来经济利益而付出经济资源用于某项事业的经济活动。股权投资是现代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展生产的必要手段和降低经营风险的重要方法。成功的投资决策，对于企业合理利用资金、提高经营效率、扩大企业规模、整合上下游企业的业务链条、实现利益攸关方总体利益最大化等方面都有重大意义。作为企业会计报表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股权投资会计核算方法的现状
股权投资会计常用的核算方法有单体报表下的成本法、权益法、公允价值计量法以及合并报表下的完全合并法和比例合并法。
（一）现行核算方法
我国2006年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CAS）体系遵循与国际趋同的趋势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为基础，进行了部分变更。
依据CAS2号、20号、22号、33号及其解释1号、2号，我国股权投资会计核算方法的现状大致如下：
1.在活跃市场中有报价、公允价值可以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按照持有目的不同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分别核算，分类标准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2.对于下列两种投资按成本法核算：
（1）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
（2）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3.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4.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合并报表中按照完全合并法合并。
5.投资企业对于与其他投资方一起实施共同控制的被投资单位，如果根据有关章程、协议等，表明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应当将被投资单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使用完全合并法合并。
（二）思考
除公允价值的引入外，CAS对股权投资的核算的最大变动当属成本法和权益法的使用范围的变更，即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从权益法变更为了成本法。
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以集团层次来说合并报表是主要报表。1958年会计研究公报第5l号（ARS51）认为“合并报表比单独财务报表更有意义，出于公允表述的目的，当集团公司中的一个企业对其他企业的财务利益有直接或非直接控制时，有必要编制合并报表”。财务报告关注的是一个整体，因此，包括母公司及子公司的合并报表就如同有几个经营分部组成的实体一样，其表述的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实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而是反映了一个实质上的实体的情况。
因为编制合并报表的过程对于控制类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比权益法更为全面准确，在核算中无需再进行权益法的核算。而成本法对控制类企业的核算造成的价值失真因为单体报表的“不重要”而变得可以接受。
二、现行核算办法的缺陷
我国的股权投资的核算办法既考虑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又符合与国际准则趋同的趋势。但在实务工作中，仍然存在着较多问题。
以下以权益法为切入点，简述其两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核算层面
1.权益法的投资价值的核算结果不公允
权益法下按照被投资企业的经调整后的净利润确认投资收益、增加投资价值。但实务中企业产生的利润能够有多大程度对股东的分配、在什么时候分配都是未知的，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
CAS权益法的核算范围都是非控股股东。毋庸讳言，无论我国抑或是市场经济发达成熟的国家，都存在着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和事例，诸如，对管理层（多为大股东指派）发放巨额薪酬、占用甚至无偿占用控股企业的资金或资源：通过有失公允的定价进行关联交易，以实现被投资方的利润转移至控股大股东方。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止，共有173家上市公司在10年内未曾进行过一毛钱的现金分红，同一批企业却在同一期间再融资近400亿元。同时，即使不存在上述情况，我国企业10%的盈余公积计提要求也会限制企业获得股利分配的金额和时间。
在此背景下，按照被投资单位利润确定投资收益既会形成资产的虚增，也不符合资产的定义。
2.权益法核算会扭曲财务指标
与合并财务报告不同的是，当选择了应用权益法进行投资的会计处理时，被投资方的资产与负债不需要与投资方的账户合并。取而代之的是，投资方的资产负债表只报告一个投资账户的金额。同样，在损益表里也只报告一个投资收益账户的金额。不同的是，如果被投资方被合并的话，那么它的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全都要被合并在投资方的财务报表的主表当中。
在表外融资之外，更进一步的影响是对企业财务指标的影响。如果使用比例合并法将表外融资产生的额外负债还原后，主要财务指标都会产生较大变化。下面以A公司为例，说明核算方法不同对企业财务指标的影响。
可以看到在A公司的案例中，使用比例合并法的情况下，主要的偿债和盈利指标都比权益法下的明显恶化（还原）了。
可见对于那些想要主动“管理”其资产负债表的公司来说，权益法进行投资的会计处理就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结果是相对于企业合并，公司使用权益法将会报告一个金额较小的资产与负债，以及经过“优化”的财务指标体系。
3.无法准确核算相互持股情况
我国法律层面的规范文件对交叉持股问题处于空白状态。除中国证监会制定的《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第10条规定“子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其控股股东、受同一证券公司控股的其他子公司的股权或股份，或者以其他方式向其控股股东、受同一证券公司控股的其他子公司投资。”暂无其他法律法规禁止该行为，即除证券公司外我国企业交叉持股形式上不违反法律。
实务工作中相互持股的企业已经占了相当的比重。如果甲乙两家公司均拥有对方40%的股权，由于双方都采用权益法会计来核算对彼此的长期股权投资，甲公司把乙公司利润的40%归入其财务报表，而后又把它的合并利润总额的40%“退还”出去。乙也是如此，两家公司都需要对方的会计利润数据来核算公司的投资收益，从而陷入一个循环怪圈。显然，由于各持股方相互间赖以分配的损益基数互为因果、循环反复，交叉持股是权益法会计中面临的一个重要技术问题。虽然现在出现一些数学分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实务当中还是有许多困难和争议。
4.CAS的短板
CAS虽然脱胎于IFRS，但在长期股权投资方面却较之IFRS有三点不同：
（1）IFRS采用完全权益法，要求核算股权投资差额，并在规定的年限中由投资收益来承担差额的摊销。而经过多年的反复（详见表2）CAS最终不对核算股权投资差额进行摊销。
（2）CAS中将企业合并分为了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两种情况。为防止合并企业通过公允价值粉饰报表，CAS中单独规定同一控制按照账面价值入账；
（3）IFRS认为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可以转回，但为防止企业调节利润，CAS却规定包括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在内的大部分减值都不可转回；
以上三点差异是为了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对IFRS作出的相应调整，是结合中国实际对国际准则运用的修改。但却使得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更加无法准确的体现投资价值。
（二）操作层面
1.区分标准的两难
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和其他四类长期股权投资分别对应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和其他被投资单位。其中CAS中权益法核算的范围是共同控制及重大影响部分。
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第18号意见书中关于权益法的应用指南中规定：20%―50%的投票表决权代表的是重大影响而缺乏控制的能力，这也是会计和审计实务中选择权益法核算的常用标准。但事实上，一个公司对于另一公司在少于50%的权益时能否实施控制呢？很显然，如果一个公司对另一公司有控制能力，那么就会将其合并入财务报表。然而，实务中有许多对另外一个企业达到控制而可以拥有低于50%的表决权的方法。例如，公司之间通过协议可以限制一个企业在没有另一企业许可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能力。这种合同性质的控制往往可以在债务契约安排、长期的购销合同、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协议等看到。其结果是，控制能力是通过许多契约安排来实施的。但是在对外进行财务报告时，如果投资所持的所有权等于或低于50%时，有实质控制能力的公司就可以从形式上否认“控制”权的存在。
同理，在19%-20%的持股区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务杠杆。管理层通过投资核算方式的选择操纵盈余的方式为：通过调节对被投资企业的投资比例，使之小于20%或大于20%这样就能规避或采用权益法核算对外投资。此外上市公司股权比较分散，尤其是银行股，以2013年第三季度浦东发展银行的情况为例：
可以看到排名第一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仅为20%，排名第二的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仅为16.93%。难道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对浦东发展银行仅有重大影响，而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连重大影响都没有？
由于不同的核算方法对于长期投资的核算结果存在重大差异，企业有动因刻意的将自己的持股比例调节进入（或离开）20%-50%的权益法核算。无论是IFRS、IAS、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还是我们的CAS对长期投资区分的非量化指标只有引导性的论述，没有一个清晰的、“放诸四海皆准”的准则指引。因此我们在实务中如果尝试不理会20%、50%的股权比例界限，只判断实质的重大影响力，往往会陷入一片混乱和争论之中。
因此，对于权益法核算范围的区分存在难以解决的两难境地。
2.核算方法复杂重复
CAS规定合营企业使用权益法核算，不得使用比例合并法（和IFRS11对IAS31的修正一致），但又规定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一方股东可以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完全合并。CAS解释2的上述规定使得合营企业的核算方式变得更加复杂，如表4所述：
上述体系，较为繁杂，变数较多，不利于投资价值的有效核算。
3.权益法获得的数据缺乏相关性
如前所述，权益法核算所得的投资收益，是按照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调节后的净利润所得。然而实务工作中银行等债权人、税务等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报表使用者更加关注的投资所形成的现金流量。遗憾的是，这两者 无法等同。无论从金额还是时间来看，成本法确定的投资收益与投资现金流入匹配度更高。
从信用评估的角度考虑，包含权益法利润的盈余质量低于那些对收入的确认局限于股利的成本法收益。因为权益法确认了那些不代表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报表使用者直觉上会将收益和现金流等同，为达成该目标，债权人宁可使用成本法，通过调整财务报表以取消权益法的影响。
此外权益法产生的收益核算和税法存在冲突，前者秉承权责发生制，后者则是收付实现制。运用权益法核算，会大大增加会计工作人员会计核算（递延所得税）和纳税申报（调整）的工作强度。
4.不符合成本效率原则
采用权益法后，投资会计实务因此变得复杂而繁琐，不仅需要根据被投资方各式各样的权益变化进行具体分析和及时调整，而且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
实务中，以1至12月为财政年度的企业经审计的年报报表往往要在次年的2月份后才能完成。如果被投资的重大影响单位还有下属的控股投资还必须等其完成合并报表的审计。拿到上述经审计的报表后，还要根据CAS解释1的有关规定抵消内部的未实现利润，才能确定最后的投资收益。按时依照准则完成年报权益法核算会成为会计人员的重大挑战。
此外，CAS2还在权益法核算中加入“投资企业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时，应当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认。”的规定。姑且不论此举带来的额外工作量，其操作原理也有待商榷。因为，股权的公允价值判断基础是公司整体而非某一个别资产，所以实务中，除了房地产等资产，要辨明被投资单位个别资产（或一资产组合）的公允价值是比较困难的。会存在单一资产组公允价值对企业股权公允价值的变动的一致性矛盾。
权益法加大了会计核算的工作量，会计信息的清晰度和时效性也受到很大影响。
三、对股权投资核算的改进建议
（一）改进方案
要解决上述诸多问题，笔者认为有一个可行的方案，不再要求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执行权益法，单体报表时执行成本法，在编制合并报表时采用比例合并法合并，详见表5。
（二）方案优势
改进方案较之CAS现行核算体系有以下优势：
1.脉络明确、条理清晰
按照改进方案，将单体报表层次的长期股权投资全部改为成本法，合并报表层次除无控制、无共同控制、无重大影响的公司外，全部进行合并，彻底将投资核算分为了两个体系即简化的母公司单体报表体系和全面的合并报表体系。
2.规避了由权益法核算带来的诸多问题
按照改进方案的两个体系可以规避由权益法核算的两方面问题。
（1）核算层面
改进方案中全面的合并报表体系可以避免权益法带来的核算层面问题，全面合并后的体系不会存在权益法的投资价值的核算结果不公允，也可避免表外融资和扭曲财务指标现象。
（2）操作层面
改进方案中简化的母公司单体报表体系可以避免权益法带来的操作层面问题。简化的母公司单体报表不用再纠结于权益法区分标准的两难境地，其核算数据对于投资性现金流、债权人和税法将更加相关明晰，成本法的简化核算也可以让财务人员现将母公司单体报表迅速完成。
3、如果CAS可以按照改进方案修正，那在股权投资方面，CAS和全面执行成本法的《小企业会计准则》就能够衔接起来，可以一定程度上弥合现在大小准则“脱节”严重的情况。
（三）方案劣势及其分析
改进方案当然也存在若干缺陷，例如：成本法本身对于投资价值的低估问题，比例合并法按比例合并联营合营企业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法律权属问题，无控制类投资不编制合并报表的企业的核算准确性问题。与上述问题相比，最严重的是该方案似乎违背了与国际趋同的趋势。2011年IFRS11替代了原来的IAS31，其中一条改变就是取消比例合并法。
针对上述问题，分析如下：
1.比例合并法是国际上历来普遍使用的投资合并方法，IFRS11取消其是为了和美国通用会计原则（USGAAP）取得一致。现在IFRS和USGAAP的拉锯战尚在进行当中，且仍将长期持续下去。IFRS本身的变更在不断进行当中，不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性。我国作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对符合我国实际的核算方法予以坚持，并向IASB提出改进建议。我国对IFRS的其余修正也是基于这个理念，而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与国际趋同。
2.对于其他缺陷可大多可以解决或承受，例如：成本法的估值缺陷可以在完全合并体系中化解，比例合并法的法律权属问题可以按照所有权理论予以解释，无控制类投资不编制合并报表的企业的核算准确性问题由于该类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体量较小，应属于可承受的核算误差。
当然改进方案还很不成熟，是否完全可行，是否进一步的改进需要，是否存在更多的待解决问题，仍然依赖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杨阳.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国际比较.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4.
[2]葛家澍.创新与趋同相结合的一项准则――评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会计研究.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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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晟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合营安排.中国注册会计师.2012.5.
[6]《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2006.财政部财会[2006]13号.
[7]《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2006.财政部财会[2006]3号.
[8]《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2006.财政部财会[2006]3号.
[9]《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2006.财政部财会[2006]3号.
[10]《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2007.财政部财会[2007]14号.
权益法范文第2篇
那么，在制定我国的合并准则时，可以照搬FASB的做法而废除权益联合法吗？权益联合法主要用于换股合并。笔者认为，对换股合并完全采用购买法，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还有诸多难点。
1.在我国如何计量换股所支付的股票的经济代价。我国新修订的投资准则和非货币易准则等都弃公允价值不用，改用所支付代价的账面原值。但是在换股合并的条件下，既然要使用购买法，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公平合理地反映出购买方支付的这种经济代价，即公允价值，从而区别于权益联合思想下的简单的账面资产加总。这就同现有的准则体系有矛盾。这种矛盾将会表现为具体会计处理中的种种不协调。其次，即使我们要计量换股合并时的股票的公允价值，又如何计量呢？国外通常是通过资本市场予以衡量，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否足够有效，能够作为公允价值的一种衡量手段呢？我国股市中，还存在我国所特有的股权结构问题，即历史形成的有深刻经济背景的国有股、法人股和所谓流通的公众股问题，换股时难道要分别不同的股权进行不同的计价吗？2000年原水与凌桥股份本有可能成为我国全国性证券市场上首起换股合并的案例，却因为两者市价和每股净资产的倒挂，难以确定换股比例，从而难以均衡不同股权持有者的利益而告吹。即使合并成功，采用购买法而非权益联合法，会将不同股权事实上的差别公开化和明朗化，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各方接受？
2.可能产生的巨额商誉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物资本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知识资本。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包括外购商誉资产在内的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日益提高，这是必然的趋势。采用何种会计方法当然不能改变这种趋势，但影响却不可忽视。在换股合并下，权益联合法不确认外购商誉，而购买法确认外购商誉，不同的会计处理的差别很大。由于受现金筹措的约束，较大规模的企业合并通常都不采用或不完全采用现金支付，而采用换股合并，所以研究两种会计处理结果的差别是很重要的。换股合并若用购买法来处理，由于通常兼并方支付的股票的公允价值通常按照兼并方股票的市价来计算，所以往往出现大额的甚至是惊人的商誉。1999年6月清华同方采用股权交换的方式吸收合并鲁颖电子，被认为是新中国首起以股权交换方式进行的合并。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此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该例中，清华同方向鲁颖电子股东定向发行普通股，按照1∶1.8的换股比例，换取鲁颖电子股东所持有的全部股份（即1股清华同方普通股换取1.8股鲁颖电子股份）。其会计处理采用的是权益联合法，不确认外购商誉。若我们按购买法处理，计算出的商誉却并不小，为42764万元，净资产也变为103639万元，扩大了67%，商誉占合并后净资产的比例为41%（见表）。该例兼并方清华同方的规模远大于被兼并方鲁颖电子，可以想见，如果被兼并方规模更大一些，购买法下的商誉还会更大。
清华同方兼并鲁颖电子两种会计处理方法的比较
─────────────┬────────┬──────│权益联合法│购买法
─────────────┼────────┼──────
合并后净资产(1998.6.30)│61893万元│103639万元
合并后商誉(1998.6.30)│0│42764万元
合并后净利润(1998年)│112238万│6961万元
合并后EPS(1998年)│0.62元│0.38元
合并后净资产利润率(1998年)│18%│6.7%
─────────────┴────────┴──────
注：根据陈信元、陈冬华《换股合并增加股东财富了吗？》——项案例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中的资料整理和计算。
注：根据陈信元、陈冬华《换股合并增加股东财富了吗？——一项案例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中的资料整理和计算。清华同方兼并鲁颖电子两种会计处理方法的比较
尽管这种计算只是我们根据一些合理假设所做的估算，但是，按购买法处理换股合并，容易出现巨大数额的商誉，的确是不争的事实。有人可能认为这是我国证券市场不够有效的问题，但在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情况同样如此。以2001年初的美国在线兼并时代华纳为例，虽然是换股合并，但出于种种考虑，采用了购买法会计。兼并后产生了约1300亿美元之巨的商誉资产，占合并后形成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总资产的60%.而合并前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各自账面总资产之和仅为600多亿美元。版权所有
我们不禁要思考，若对换股合并一律采用购买法处理，如何面对随之出现的巨额商誉？它们到底有多少资产含量？在尽力缩减资产水分、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今天，这将备受争议。
3.巨额商誉是否摊销的问题。在换股合并时采用购买法而确认巨额商誉，会带来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原有商誉摊销的挑战。国际会计界传统惯例是将商誉看作是一种递耗资产，对其在一定的年度内进行摊销，各国有不同的摊销年限（英国原来是将购买商誉立即注销，在1998年12月生效的财务报告准则（FRS）No.10《商誉和无形资产》中也作了改动）。美国在颁布SFAS142之前，允许的摊销年限最长为40年。然而在巨额商誉资产存在的情况下，即使按照40年去摊销，摊销额对当期损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同样以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为例，1300亿美元之巨的商誉将使该公司摊销后利润多年为负值。这种不影响现金流量的武断的摊销到底有何意义呢？美国财务分析师和投资分析师往往对财务数据进行调整，用摊销前的EPS或每股现金流量代替传统的EPS，这使得摊销后的净收益和EPS处于一种非常滑稽的无用地位。摊销做法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面临的尴尬处境，相信是美国改弦易辙的原因之一。
摊销额对损益影响的问题在我国可能会更严重。我国清华同方兼并鲁颖电子一案中，根据陈信元、陈冬华的研究，管理层最终决定采用权益联合法的原因不是操纵利润的动机，而主要是避免采用购买法所带来的较大的商誉摊销。按照我国规定最多10年的摊销期，购买法下EPS只有权益联合法下EPS的61%.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两者相差更远（见上表）。若对巨额商誉沿用现行摊销的方法，我国国有资本运作的业绩考核体系、公司管理层绩效评价办法、上市和配股的标准、市场投资者的投资分析方法等等，还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
在新颁布的准则中，FASB改变了以前的看法，不再将商誉作为一项耗减性资产，认为商誉只要管理得当，并不一定会减损。特别在某些行业尤其如此。新准则下商誉不再摊销，只计量可能的因为企业内外经济环境变化而发生的减值。
如果我们同意FASB这一立场，那就意味着将同样采取FASB的做法对待商誉，不摊销商誉而只进行减值测试。商誉的减值计量是依附于其他资产的减值计量基础上的。我国已颁布的几个新准则都涉及到了计量资产减值、提取减值准备的问题。但是，对固定资产等提取资产减值准备在我国刚刚开始，实际运作效果如何，提取减值准备会不会成为利润操纵的工具，都还是未知数。我国需在取得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的实务运作的经验基础上，再考虑商誉资产减值的计量问题。可见，若对换股合并采用购买法进行处理，那么对巨额商誉是否摊销的问题，我们将面临两难选择。
权益法范文第3篇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但不构成控制的，应当改按权益法核算，并以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或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的投资账面价值作为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一）根据上述规定，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可靠计量的长期投资，因追加投资导致持股比例上升，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是实施共同控制的，在自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核算时，应区分原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新增长期股权投资两部分分别处理
1.原持有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与按照原持股比例计算确
定应享有原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属于通过投资作价体现的商誉部分，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属于原取得投资时因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一方面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另一方面应同时调整留存收益。
对于原取得投资后至再次投资的交易日之间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相对于原持股比例的部分属于在此期间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中应享有份额的，一方面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另一方面应同时调整留存收益；属于其他原因导致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中应享有的份额，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同时，应当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对于新取得的股权部分。应比较新增投资的成本与取得该部分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其中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对于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应调整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同时计入取得当期的营业外收入。
上述与原持股比例相对应的商誉或是应计入留存收益的金额与新取得投资过程中体现的商誉与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应综合考虑，在此基础上确定与整体投资相关的商誉或是因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应计入留存收益或是损益的金额。
［例1］A公司于2007年1月1日取得B公司10%的股权，成本为500万元，取得投资时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4900万元（假定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因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重大影响且无法可靠确定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A公司对其采用成本法核算。A公司按照净利润的10%提取盈余公积。
2008年1月1日，A公司又以1350万元的价格取得B公司20%的股权，当日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6500万元。取得该部分股权后，按照B公司章程规定，A公司能够派人参与B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转为采用权益法核算。假定A公司在取得对B公司10%股权后至新增投资日，B公司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的净利润为1000万元，未派发现金股利或利润。除所实现净利润外，未发生其他计入资本公积的交易或事项。
（1）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时对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调整
对于原10%股权的成本500万元与原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490万元（4900×10%）之间的差额10万元，属于原投资时体现的商誉，该部分差额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对于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在原投资时至新增投资交易日之间公允价值的变动（6500-4900）相对于原持股比例的部分160万元，其中属于投资后被投资单位实现净利润部分100万元（1000×10%），应调整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同时调整留存收益；除实现净损益外其他原因导致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60万元，应当调整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同时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针对该部分投资的账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16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60
盈余公积1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90
（2）2008年1月1日，A公司应确认对B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借：长期股权投资1350
贷：银行存款1350
对于新取得的股权，其成本为1350万元，与取得该投资时按照持股比例计算确定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1300万元（6500×20%）之间的差额为投资作价中体现出的商誉，该部分商誉不要求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3）假设2008年1月1日支付1200万元取得B公司20%
的股权
借：长期股权投资1200
贷：银行存款1200
对于新取得的股权，其成本为1200万元，与取得该投资时按照持股比例计算确定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1300万元（6500×20%）之间的差额应确认营业外收入100万元，但原持股比例10%部分长期股权投资中含有商誉10万元，所以综合考虑追加投资部分应确认营业外收入90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90
贷：营业外收入90
（4）假设2008年1月1日支付1295万元取得B公司20%
的股权
借：长期股权投资1295
贷：银行存款1295
对于新取得的股权，其成本为1295万元，与取得该投资时按照持股比例计算确定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1300万元（6500×20%）之间的差额应确认营业外收入5万元，但原持股比例10%部分长期股权投资中含有商誉10万元，所以综合考虑应确认含在长期股权投资中的商誉5万元，追加投资部分不应确认营业外收入。
（二）因处置投资导致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能力由控制转为具有重大影响或者与其他投资方一起实施共同控制的，应当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
1.按处置或收回投资的比例结转应终止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
2.比较剩余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按照剩余持股比例计算原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
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大于按剩余持股比例计算的应享有原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属于投资作价中体现的商誉部分，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小于按剩余持股比例计算的应享有原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的同时，应调整留存收益。
3.对于原取得投资后至转换为权益法之间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相对于剩余持股比例的部分，属于在此之间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中应享有份额的，一方面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调整留存收益；属于其他原因导致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变动中应享有份额的，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的同时，应当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例2］A公司原持有B公司60%的股权，其账面余额为6000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20×6年12月6日，A公司将其持有的对B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中的1/3出售给某企业，出售取得价款3600万元，当日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16000万元。A公司原取得B公司60%股权时，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9000万元（假定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自A公司取得对B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后至部分处置投资前，B公司实现净利润5000万元。假定B公司一直未进行利润分配。除所实现净损益外，B公司未发生其他计入资本公积的交易或事项。假定A公司按净利润的10%提取盈余公积。
在出售20%的股权后，A公司对B公司的持股比例为40%，在被投资单位董事会中派有代表，但不能对B公司生产经营决策实施控制。对B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应由成本法改为按照权益法核算。
（1）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损益
借：银行存款3600
贷：长期股权投资2000
投资收益1600
（2）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剩余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4000万元，与原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400万元（4000-9000×40%）为商誉，该部分商誉的价值不需要对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进行调整。
处置投资以后按照持股比例计算享有被投资单位自购买日至处置投资日期间实现的净损益为2000万元（5000×40%），应调整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调整留存收益。企业应进行以下账务处理：
借：长期股权投资2000
贷：盈余公积20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1800
处置投资以后按照持股比例计算享有被投资单位自购买日至处置投资日期间，其他原因导致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变动中应享有的份额800万元[（16000-9000）×40%-2000]，应调整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借：长期股权投资800
贷：资本公积800
二、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投资企业因减少投资等原因对被投资单位不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改按成本法核算，并以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作为按照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具体情形包括：
（一）企业由于减少投资而对被投资单位不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二）被投资单位已宣告破产或依法律程序进行清理整顿。
（三）原采用权益法核算时被投资单位的资金转移能力等并未受到限制，但其后由于各种原因而使被投资单位处于严格的各种限制性条件下经营，从而导致被投资单位向投资企业转移资金的能力受到限制。
在具体实务中，企业是否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能否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应根据公司章程、合同或协议约定、被投资单位所在国家有关外汇政策等进行判断。
企业不得随意将其仍持有股权并具有重大影响、但已发生亏损的被投资单位，或将尚未满足股权转让条件（即未满足股权转让收益确认条件）仍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中止采用权益法核算。
长期股权投资自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核算的，除构成企业合并的以外，应按中止采用权益法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作为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以转换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作为按照成本法核算的基础。
继后期间，自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未超过转换时被投资单位账面留存收益中本企业享有份额的，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应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不作为投资收益。自被投资单位取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超过转换时被投资单位账面留存收益中本企业享有份额的部分，确认为当期损益。
（四）因追加投资原因导致原持有的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投资转变为对子公司投资的，从而形成企业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应从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并进行追溯调整。
1.对于同一控制下的合并，首先要求对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的结果按照成本法进行追溯调整，以调整后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作为合并对价的账面价值。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2.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首先要求对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的结果按照成本法进行追溯调整，以调整后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作为合并对价的账面价值，账面价值与其公允价值有差额的计入当期损益。
［例3］A、B两公司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两个企业，A公司于2007年2月取得B公司20%的股权，成本为1000万元，当日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4000万元，取得投资后A公司向B公司派出董事1名。2007年A公司确认投资收益100万元。在此期间，B公司未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2008年3月，A公司以3000万的价格再购入B公司50%的股份，并能够控制B公司的财务和经营。购买日B公司可辨认的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5200万元。
（1）2008年3月，对已确认的投资收益100万元进行追溯调整（假定A公司10%提取盈余公积）（权益法变为成本法）
借：盈余公积1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90
贷：长期股权投资100
（2）再投资成本的确认
借：长期股权投资3000
贷：银行存款3000
（3）对于原取得的股权，其成本为1000万元，与原取得投资时按照持股比例计算确定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800万元（4000×20%）之间的差额为投资作价中体现出的商誉，该部分商誉不要求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对于新取得的股权，其成本为3000万元，与取得该投资时按照持股比例计算确定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2600万元（5200×50%）之间的差额为投资作价中体现出的商誉，该部分商誉也不要求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4）假设2008年3月支付2300万元取得B公司50%的股权
借：长期股权投资2300
贷：银行存款2300
对于新取得的股权，其成本为2300万元，与取得该投资时按照持股比例计算确定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2600万元（5200×50%）之间的差额应确认营业外收入300万元，但原持股比例20%部分长期股权投资中含有商誉200万元，所以综合考虑追加投资部分应确认营业外收入100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100
贷：营业外收入100
（5）假设2008年3月支付2500万元取得B公司50%的股权
借：长期股权投资2500
贷：银行存款2500
权益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权益集合法 并购 企业合并
经历了60年的争议，权益集合法注1于2001年6月终止了在FASB的合法地位。但在我国权益集合法有方兴未艾之势，如1998年10月清华同方合并鲁颖电子，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首次批准了权益集合法在我国的应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有10家上市公司换股合并非上市公司时，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权益集合法。本文试通过回顾权益集合法在美国半个多世纪发生发展的历程，为业界内外思考相关的问题提供参考，将来权益集合法是否为我国采用尚未可知，但"以史鉴今"，理论界实务界都不应完全地弃之不顾。
一、企业并购是权益集合法滋生的土壤
提到权益集合法，不能不谈企业并购（M＆A）。企业并购是企业合并（merger）与企业购并（acquisition）的合称，权益集合法就是在企业并购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会计处理方法。企业并购的原因很多：如加速成长，降低成本及减少风险；所得税因素；产生立即利润(instant earnings)等等。美国在过去一百年来曾发生四次企业并购浪潮：
第一次：19世纪90年代（1898－1902），年平均发生360家次；
第二次：20世纪20年代（1920－1929），年平均发生680家次，后期增加到900家次；
第三次：20世纪60年代，年平均发生1062家次，尤其是在1965－1969年间，年平均发生1642家次；
第四次合并浪潮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末期，这可能与1980年里根政府对反托拉斯政策的放宽有关。因为美国政府有时反对大企业权力的集中，企业合并经常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司法部反垄断局的挑战。如《克莱顿法（Clayton Act)》第七章的条款规定：在本国的任何企业，如果收购可能会严重削弱竞争或蓄意制造垄断，那么任何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不能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另一家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的全部或任何部分的股份；受联邦贸易委员会管辖的任何公司不能获得其他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资产。
二、权益集合法的产生
采用权益集合法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公用事业，由于公用事业的计费标准通常准许公司赚取一定程度的投资报酬率，而该投资报酬率是以资产为基础来计算的，因此公用事业都希望能采用购买法使合并资产按市价入帐，以获得较高的利润。因而1943年政府强制规定，两公司合并时计算费率，应以账面价值作为计算资产的基础。这直接导致了权益集合法的产生及应用。
权益集合法最早由AICPA在《会计研究公告第40号》(ARB No. 40)"企业合并"中批准。权益集合法的假设前提是，新股发行企业与被并企业采用股东换股方式的企业合并，在本质上看成现存股东权益的合并比看成资产收购或资本筹措更为合理。在规模相当的企业间以交换普通股实施的合并中，现存股东权益的合并表现得尤为明显。合并后这些参并企业股东和管理当局象在原企业中一样继续保持他们的利益和活动。
三、权益集合法的基本会计处理
在权益集合法下，如由甲公司发行股票来换取乙公司的股票，换股后两个会计个体则合而为一，原乙公司的股东成为甲公司的股东继续存在。因此两个公司的合并是实质及形式的合并，实质上没有类似资产买卖的交易发生，从而资产、负债及股东权益的入账不以市价为基础，而以乙公司原来的帐面价值为基础。至于合并时发生的直接费用，因不是原来历史成本的一部分，自然也不能作为并购成本的一部分，应作为合并的费用来处理。可见，采用权益集合法在合并后并不产生并购商誉，未来也不存在商誉摊销的问题。例：甲公司以发行股票方式交换乙公司的全部股票，且符合权益集合法的适用条件。甲公司股票每股市价48元，双方认可的乙公司净资产为1，320，000元，乙公司资产2，100,000元，负债900,000元，股东权益1,200,000元，其中股本250,000元（面值10元），资本公积200,000元，留存收益750，000元。
采用权益集合法，应按乙公司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转入甲公司，全部转入金额为1，200，000元。由于甲公司应发行股票27,500股（1,320,000元/48元）以换取乙公司的股票，故转入股本应按275.000元入账，剩下资本公积的入账金额为：175,000元（250，000元＋200,000元－275,000元）。经上述分析，甲公司可作分录如下：
借：资产
2,100,000
贷：负债
900,000
股本
275,000
资本公积
175,000
留存收益
750,000
合并产生的直接费用不能作为成本，可作分录如下：
借：费用
10,000
贷：银行存款
10,000
本例中新发行的股票面额总值小于被合并公司原资本总额（275,000＜450,000）。若大于，则按程度依次减少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来弥补差额。
四、FASB对采用权益集合法的严格限制
由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可能比市价低，采用权益集合法计算的折旧费用可能低于购买法的折旧费，损益表上就可能出现较高的利润。同时采用权益集合法时，须将合并双方的股东权益部分直接相加，所以当双方均有相当的留存收益时，合并后股东权益就比较高，而且留存收益又相对降低了企事业的杠杆比例，因此许多公司都乐于采用权益集合法。
然而ARB No.40几乎没有提供判断是否可以采用权益集合法的标准，后来取而代之的ARB No.48仍然允许权益集合法用于大多数有关交换普通股的合并，也没有提供采用该法的明确判断准则，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许多公司在合并时都采用了权益集合法（尽管事实上并不是原有股东权益的合并），各种处理方法纷纷出笼。例如，有的先购买目标企业，然后化整为零出售，形成立即利润；有的利用股票交换方式，合并其他公司，以抬高每股账面盈余，造成权益集合法的滥用。
针对于此，美国财务会计原则委员会（FASB）于1970年第16号意见书(APB Opinion No.16)，设定12项标准，以限制权益集合法的滥用。该意见书特别声明，企业不得选择权益集合法或购买法，企业合并一旦符合这十二款规定，则必须采用权益集合法，否则采用购买法。当甲公司发行股票合并乙公司时，该意见书称甲公司为发行者（issuer），称乙公司为合并者（combiner）。这十二款标准可分为三大类，简要介绍如下：
1、合并公司的属性
条款1 在合并计划开始日（initiation date）的前两年内，合并一方不能为另一方的子公司或部门。
条款2 合并公司在合并前必须相互独立。
2、合并的方式
条款3 合并必须在一次交易内完成，或根据合并计划的规定，在合并开始日后一年内完成。
条款4 合并开始日后，发行者必须发行股票，以换取被合并者的全部资产或90%以上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票。
条款5 合并开始日前两年至合并完成日，合并公司不得因蓄意合并而改变其股东权益。
条款6 合并开始日前两年至合并完成日期间发放的现金股利不得高于正常水准。
条款7 被合并公司原有股东之间的持股比率在合并后应保持不变。
条款8 被合并公司原有股东所取得的股票，必须可以行使股权，不得剥夺或限制其权力的行使。
条款9 合并协议不得含有以合并完成日后事件为条件的或有付款。
3、不得为有计划之期后交易（Absence of Planned Subsequent Transaction）
为了防止以期后交易达到利用购买法的目的，APB No. 16特别指出，合并协议中明确规定或隐含下列条件时，不得作为权益集合法来处理：
条款10 发行者同意购回或注销因合并而发行的股票。
条款11 同意在财务上资助被合并公司的一部分股东。
条款12 计划在合并完成日两年内处分合并公司的重要资产。
这12条条款中，第4款的规定尤为苛刻。下列情况的换股不包括在换股数之内：
（1）企业合并发起日之前获得的股份以及在发起日由发行企业或它的子公司持有的股份；
（2）企业合并发起日之后由发行企业或它的子公司获得的非用于交换的股份；
（3）企业合并完成日仍在流通的被并企业的股份。
此外，企业合并之前由被并企业持有或获得的发行企业的任何普通股都必须考虑在内。在计算是否达到90%以上的换股比例时，发行企业的这些股份可作为被并企业的股份。为说明"90%可投票普通股准则"的应用，假定A公司和B公司换股合并，合并发起日前A公司持有B公司7500股普通股，B公司持有A公司6000股普通股；B公司共有股票100000股，其中库存股500股；合并发起日后A公司购入B公司1000股；A公司计划用可投票普通股的每1.5股与B公司的1股流通股交换。"90%的要求"计算如下：
B公司发行的全部股份 100000
减：库存股
500
合并时B公司全部的流通股 99500
减：合并前A公司拥有B公司的股份 7500
合并后A公司购入B公司的股份 1000
合并前B公司拥有的A公司股票折算的B公司股票 4000注2
小计 125000
合并时B公司用于交换A公司股票的有效股数 87000
"90%的要求"的应用：99500*90%=89550
这样，B公司重新确认的有效交换股数（87000）小于B公司全部流通股的90%（89550），则这一合并即使满足其他十一项的规定，也不能采用权益集合法。
五、权益集合法对报表的影响
本文试通过与购买法的比较中揭示权益集合法对报表的影响。具体内容表示如下：
影响项目 购买法对报表的影响 权益集合法对报表的影响
资产负债项目 被合并公司的资产、负债以合并时的市价转入合并公司，收购公司本身既有的资产、负债维持其历史成本。 被合并公司资产、负债仍以原历史成本转入发行公司。
股东权益项目 若以现金或以发行股票之外的方式合并，合并后股东权益不因合并而变动，若以发行股票方式合并，发行公司合并后股东权益增加的部分，为新发行股份的市价总额。 被合并公司的资本总额转入成为发行公司资本的一部分，留存收益亦转入为发行公司的留存收益，若其留存收益为正数，发行公司的留存收益因此而增加，产生立即盈余（instant retained earnings）。
损益表项目 若合并在期中完成，收购公司年底计算损益时，除自己原有的损益外，还包括被合并公司合并日后所发生的损益。 因无交易发生，两合并公司视为自始合并，合并年度的损益包括被合并公司全年的损益。
六、权益集合法在财务报表上的表达
APB No.20"会计变动"中认为，权益集合法的合并,产生会计个体的变动，故比较财务报表中应将前一年度的财务报表重新编制（restate），以便于与本年度报表相比较。不过实务上若被合并公司规模很小，影响不大，依据重要性原则也可以不重新编制报表，但应在附注一加以说明。
财务报表附注一般上应说明如下事项：
1、被合并公司的名称、简介；
2、说明会计上采用权益集合法；
3、因股票交换而新发行的股票数量；
4、两公司合并前各自的收入、净利、非常项目及股东权益的变动等；
5、因会计程序变动涉及净资产及净利的调整；
6、因合并导致一方会计期间变动时产生的影响；
7、发行公司以前年度的收入、净利与合并后重编的以前年度报表数据的差异的调节说明。
若合并后处分资产，产生了重大损益，应在损益表上分别列示，作为非常项目处理。
七、权益集合法下编制合并报表
权益集合法下，母公司拥有子公司90%以上的股权，自然应该编制合并报表。采用权益集合法，母公司的投资科目按子公司净账面价值的应享有份额入账，不产生并购溢价问题，亦即不论母公司所发行新股的全部市价低于或高于母公司对子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的应享有份额，一律以后者入账。那么合并日工作底稿的冲销分录就非常简单，只须将投资科目与应享有的子公司净资产份额（即股东权益部分）互相对冲即可。假设甲公司拥有乙公司90%的股权，乙公司股东权益不变，仍为1,200,000元，其中股本250,000元（面值10元），资本公积200,000元，留存收益750，000元。冲销分录如下：
借：股本－乙公司
（250,000＊90%）225,000
资本公积－乙公司
（200,000＊90%）180,000
留存收益－乙公司
（750,000＊90%）675,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
1,080,000
合并以后年度工作底稿的编制包括两种冲销分录，第一种是将当年影响投资科目的分录冲回至期初余额（含净利、股利发放的影响），第二种是将投资科目的剩余额与所据有的子公司股东权益对冲，避免重复计算。会计分录略。
八、对权益集合法的批评及废止
权益集合法在其应用过程中不断遭受到各方的批评，反对采用权益集合法的理由总结如下：
（1）企业合并是讨价还价的公平交易的结果，这一交易是以各种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而不是账面价值为基础，所以按公允价值记账是合理的。
（2）APB No.16确立了权益集合法的详细框架，但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值得怀疑的假定之上的。该法假设，涉及换股的合并导致了股东权益的合并而不是资产收购，这在会计理论中难以找到依据。
以现金、其他资产或负债等代价形式所实施的企业合并，总是按购买法来处理，将企业合并的代价改为发行股票，仅仅是改变了代价的形式，不应当改变会计处理的方法，因为股票只是合并代价的一种，仍应以公允价值计价为宜。
（3）用于企业合并中交换的发行企业普通股的公允价值在权益集合法中没有清晰的披露，APB No.16要求的披露局限于说明在权益集合法合并中发行的普通股数量。
（4）权益集合法下被并企业的资产不使用收购成本入账，没有坚持处理取得资产的传统会计原则。
（5）企业管理部门可能利用权益集合法，通过在年末合并其他盈利部门，以及尽早出售并入资产等方式来增加利润。
（6）资产价值失真导致在权益集合法合并后，每个会计期间反映的利润失真。
FASB认识到权益集合法合并中令人不满的状况，成立不久即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并出版了长篇FASB讨论备忘录"有关企业合并会计和购得无形资产问题的分析"，但后来"由于这一课题并不比其他现存的和潜在的问题更为急迫"注3，又把它从议事日程中取消。
20世纪90年代，企业并购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金额也越来越大，合并领域成为SEC所面对的最棘手问题之一，SEC大约一半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合并会计问题的处理，仅仅为判断特定企业是否符合权益集合法的标准就耗费了大量的审查资源。这种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的现实促使FASB在1996年不得不重新考虑企业合并的会计问题。1999年9月，FASB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提出了取消权益集合法，以购买法作为企业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唯一方法的建议，并于2001年6月的第141号准则公告中正式通过了这一建议。
权益集合法的存在与一定的外部经济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美国虽然已被取消，但只要在中国有其适用的阶段、状况，仍然可以为我所用，譬如有利于企业集团的建立，有利于合并后企业文化的整合等等。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我国尚无会计处理指南的现实，立足国情予以制定完善。
注1：权益集合法（pooling-of -interest method），又译为权益结合法，权益联营法等，本文采用权益集合法的名称。
注2：6000/1.5=4000。
注3：1994年AICPA出版的《会计趋势与技术》（第48版）表明，过去4年调查的600个企业合并中只有8%的合并使用了权益集合法。
参考书目:
1.《Advanced Accounting》,Floyd.A.Beams。
2.Status Report, FASB (Stamford: Apr.10,1981)。
3.2001年FASB第141号准则公告《企业合并》。
4.《现代高级会计》，（美）约翰.拉森著，张文贤主译。
5.《高级会计学》，郑丁旺，林美花。
权益法范文第5篇
一、权益法的目标
通常认为，权益法是指投资企业以成本记录对被投资单位的投资后，投资的账面价值需随着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化而变化的一种核算方法。其中，所有者权益的变化包括被投资单位净损益以及净损益以外的其他权益的变化。权益法的这一定义表明，最初运用权益法的目标是通过调整投资账户来反映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化，并最终使投资账户的账面价值与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相等，从而使投资者可以直观清晰地了解所占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
在权益法下，通常将投资企业和被投资单位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这同将母公司和子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经济主体）对待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因此，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第18号意见书《普通股投资核算方法中的权益法》（APB第18号意见书）指出，如果对被投资单位的投资采用权益法，那么，通过权益法和完全合并法（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所获得的应归属于投资企业的净损益和股东权益通常应当是相同的（除非出现超额亏损等情况）。两种方法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财务报表的具体项目上。比如，在权益法下，对被投资单位的投资通常在资产负债表上以单一账户（如“长期股权投资”）列示，同样，来自投资的损益，通常在利润表上也是以单一账户（如“投资收益”）列示，因此权益法也称单行合并法。而在完全合并法下，则需要将类似长期股权投资或投资收益的单一项目具体化，将其还原为具体的资产、负债、收益和费用项目（也称逐行合并法）。
因此，从权益法的演变来看，其目标可概括如下：（1）使投资的账面价值随着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化而变化，并最终使投资账户的账面价值与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相等（目标一）；（2）作为一种合并方法，使得通过该方法所获得的应归属于投资企业的净损益和股东权益同完全合并法一致（目标二）。
对权益法目标的定位不同，其核算的步骤和程序会存在差别。
二、权益法的运用
（一）何时应当运用权益法
通常只有当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或更大影响时，才能够运用权益法。当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或更大影响时，采用成本法通常是不合适的。这是因为：
（1）将收到的股利确认为收益可能不是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所赚取收益的充分计量，因为收到的股利可能和被投资单位当期的业绩没有任何关系。通过使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金额随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化，可以使投资企业及时确认基于投资而导致经济资源的增加和减少，从而更好地满足了权责发生制的要求。
（2）投资企业可以通过股利发放的时点来操纵收益。因此，APB第18号意见书规定，发行股票的公司，对下述企业（未合并的子公司、合营企业、持有被投资单位50%或以下的股份，但能对其经营和财务活动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的投资应当在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中采用权益法核算。并且母公司也应当在母公司报表中对子公司的投资采用权益法。
（二）如何运用权益法
权益法的运用取决于权益法的目标。不同目标下权益法的运用步骤如表1所示。如果将权益法视同一种合并方法，其核算的步骤和程序应当比较完全合并法的步骤和程序进行。
在运用上述步骤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表1权益法的运用
1.权益法作为一种单行合并方法，投资企业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中通常都只以单一项目来反映对被投资单位的成本，以及被投资单位净损益和其他权益的变化。
2.初始确认时，长期股权投资通常以成本入账，但我国准则中将企业合并区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因此，我国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也相应地区分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合并以外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对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需进一步区分为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两种情况分别处理。
3.对投资成本与投资日占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差额（长期股权投资差额）的处理。长期股权投资差额（如果形成母子关系，编制合并报表时则称合并价差）的组成可以通过投资成本、投资日占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和投资日占被投资单位净资产账面价值份额来进行分解。
长期股权投资差额（合并价差）＝投资成本－投资日占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投资成本－投资日占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投资日占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投资日占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商誉＋投资日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化额
从会计的角度看，对长期股权投资差额的处理至少包括以下几种方法：（1）不单独确认，确认投资收益时也不考虑；（2）单独确认，但不摊销；（3）单独确认，在一定年限内综合摊销；（4）不单独确认，但确认投资收益时需考虑；（5）下推到被投资单位确认。
在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中权益法运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长期股权投资差额处理上。1995年以前基本是采用第（1）种方法，1995-1997年主要采用第（2）种方法，1998-2006年采用第（3）和（5）种方法，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则采用第（4）和（5）种方法。显然，只有在第（3）、（4）和（5）种方法下，即对长期股权投资差额进行摊销和减值，或者在确认投资收益时进行考虑，或者下推到被投资单位确认，才可能实现目标一。
在目标二下，对这一差异需要比较完全合并法进行处理：
（1）初始计量中，对初始投资的利得（投资成本小于被投资单位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部分）需单独确认。作为一种单行合并方法，对投资成本大于被投资单位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部分不单独确认为商誉，而是反映在投资的初始入账金额中。
（2）因为购买日后，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基于购买日子公司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计算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所以权益法下，后续计量时应当基于投资日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计算的净利润份额确认投资收益。
4.对投资企业和被投资单位之间内部交易的处理。
权益法两种目标下运用步骤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投资企业和被投资单位之间内部交易的处理。在目标一下，无需对投资企业和被投资单位之间的内部交易进行处理，特别是在“顺流”交易中，未实现的内部损益并不影响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因此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金额缺乏依据。相反，如果根据内部交易对长期股权投资账面金额进行调整，就不可能实现目标一。然而，在目标二下，则需要比较完全合并法的做法对内部交易进行相应的处理。
总体来看，我国新会计准则主要是按照目标二来设定权益法的运用步骤，但对投资企业和被投资单位之间内部交易的处理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顺销交易，只要求按比例抵消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而不是完全抵消。
（2）如果投资企业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那么投资企业首先要在其账面上进行如下会计处理（假定为顺流销售的未实现销售利润而不是销售亏损）：
借：投资收益
贷：长期股权投资
而且还需要在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中做进一步的调整处理（下面的调整只是在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上进行，并不需要在投资企业的账面上反映）。即：如果是逆流商品销售，因该内部交易的未实现损益的影响体现在投资企业持有的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当中，故应在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中编制以下调整分录（假定为逆流销售的未实现销售利润而不是销售亏损）：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贷：存货、固定资产等
如果是顺流商品销售，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该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应在个别报表已确认投资收益的基础上进行以下调整：
借：营业收入
贷：营业成本
投资收益
5.追加投资导致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的处理。
当追加投资导致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时，在目标一下通常应当进行追溯调整，而在目标二下则需要比较分步实现企业合并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考虑到我国会计准则中主要将权益法视同为一种单行合并法，因此，对投资企业追加投资导致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的会计处理同分步实现企业合并的处理方法类似。
权益法范文第6篇
2012年1月28日，消费者罗迪称朋友一家3口在三亚富林渔村海鲜排档吃海鲜被宰。三亚市工商局得知情况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开展调查取证。经查实，三亚富林渔村海鲜排档在销售海鲜过程中擅自将“海白螺”标为实际上没有该种称谓的“白帝螺”；将“面包蟹”标为实际上没有该种称谓的“宝塔蟹”，以市场上根本不存在的海鲜品名，误导消费者，牟取非法利益，属于采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三亚市工商局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一次性死亡”原则，拟对富林渔村海鲜排档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日前，三亚市工商局已经给富林渔村海鲜排档下达了拟吊销其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按法定程序处理。
2012年2月1日，一个名为“黑人光辉”的微博贴出“7道海鲜价格却高达9746元”的菜单。三亚市价格主管部门获知情况后立即组成专案调查组并会同工商部门对三亚海岛渔村海鲜城展开调查。经查，该海鲜城1月27日在销售海鲜品过程中存在超过规定的平均差价率的行为。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同时通过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价等方式诱骗他人购买，属于价格欺诈行为，情节严重，社会影响较大。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三亚市价格主管部门决定对海岛渔村海鲜城处以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三亚市物价局已经向海岛渔村海鲜城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组织处罚。
【考点链接】
1.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将“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界定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结社权、获得教育权、人格尊严与民族风俗习惯获得尊重权、监督权等9项权利。
3.消费者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讼。
4.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交往中不兑现自己的承诺，失信于人，就会产生信任危机。不讲诚信的人可以骗人一时，不能骗人一世，谎言一旦被识破，他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其结果是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不讲诚信、制假售假、欺诈经营、道德缺失等，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影响到人民的衣、食、住、行，破坏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损坏国家形象。
5.诚信不仅是做人之本，也是企业的立业之基。人不讲信誉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企业不讲诚信就不可能发展。青少年应增强诚信意识，从小培养诚信的良好品质，坚持从我做起，在日常生活中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对于自己的承诺，要坚持实事求是，努力兑现；在涉及利益冲突的问题时，要站在多数人利益一边；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冲突时，要站在长远利益一边；在情与法的冲突中，要站在法律一边。
6.消费者应注意的问题：增强自己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进行适当合理的消费；维护市场秩序，有修养、讲道德。
7.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事关人民身体健康、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国家声誉和政府形象。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国制定了《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问题侵犯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人身财产安全权、公平交易权、知情权等。
【高效训练】
一、单项选择题
1.八年级学生小林在暑假期间购买了一台电脑，使用不久电脑的电路板就被烧毁，经专家鉴定，这是由电脑自身质量问题引起的。对此，你认为小林可以采取的正确做法是 （ ）
①到商场强行搬走一台价格相同的电脑 ②请求消费者协会解决 ③和商家协商解决 ④向法院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2.一家钟表店在营销一款手表时发现该表走时不太准，特意在店里贴出告示：该表走时每天误几秒，请君慎重购买。本以为告示一出可能会影响生意，结果该店各类手表销量大增，生意兴隆。这表明 （ ）
①实实在在做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 ②诚实是赢得人们信任的基础 ③尊重消费者权利势必损害商家利益 ④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助于公平交易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3.如右图漫画，几元钱一斤的散酒，灌入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瓶，顿时售价上升数十倍乃至数百倍。如此灌制假酒 （ ）
①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 ②是欺骗消费者、不讲诚信的行为 ③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④有利于商家长期获利
A.①②③ B.①②③④ C.①② D.①③④
4.消费者王某到某商店购物，当准备索要发票时，老板以发票用完了为由予以拒绝。这对王某可能造成的影响有 （ ）
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缺少了重要的证据 ②不能了解所购商品的真实情况 ③在享受售后服务时缺少了必要的凭证 ④使国家遭受税收损失
A.①②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5.张某在商店购买了一台电器，在使用过程中电器出现了质量问题，于是，张某便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最终经消协调解依法获得赔偿。这个事例告诉我们 （ ）
①我国法律专门用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③我国法律通过解决权利义务纠纷，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④我国法律在本质上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A.②③④ B.①③ C.①②④ D.①④
6.“民以食为天”，但有些不法分子为谋取暴利，以“地沟油”冒充食用油，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 权利。 （ ）
①知情权 ②公平交易权 ③自主选择权 ④生命健康权
A.①②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二、非选择题
7.（1）张大妈家旁边有个小吃店，但她从不去那里吃东西。因为她发现小店制作食品的过程很不卫生，食品用具和生活用具混用。每天看到许多不知情的人在那里就餐，她心里很不舒服。在劝说店主改进卫生状况无果的情况下，张大妈只好向卫生部门反映。卫生部门查实后，责令小吃店限期改正，并予罚款。
①小吃店经营者侵犯了消费者的__________等权利。
②张大妈行使了__________ 的权利。
（2）八年级学生小军去书店买书，因带的钱不够，只好把已看中的书放回原处，准备回家。正要走出书店时，一名工作人员拦住了他，问他为什么拿了书不付钱。小军解释说他把书放下了，可工作人员仍坚持说小军拿了书。小军赌气地把书包放下让他找。这名工作人员翻了半天也没找到新书，就把小军带到办公室，对他进行强行搜身，在仍未找到新书的情况下才允许小军离开。
书店侵犯了消费者小军的__________的权利。
（3）李小姐在逛自由市场时，看中了一件衣服，询价后试穿，感觉不是十分中意，便不想买了。谁知，李小姐正要走时，摊主却一把将其抓住，逼她非买不可。
店主侵犯了消费者李小姐__________ 的权利。
（4）王先生在快餐店吃完饭结账时，觉得对方好像多算了十几元。经核对，发现多算了一个汉堡的钱。王先生便要求服务员打印明细单，谁知打出来的账单除了几个阿拉伯数字外，其他的全是英文。于是，他要求打印中文账单，可服务员说只有这种英文账单。
快餐店侵犯了消费者王先生__________ 的权利。
8.又是一年“3・15”，如今消费者维权状况如何？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题客调查网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67.3％的公众明确表示会想办法维权，29.8％的人会视情况而定，只有2.9％的人表示不会选择维权。
消费者维权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该调查显示，“直接找商家退换货或赔偿损失”成为首选（56.0％）。接下来大家认为有效性较高的方式依次是：向大众媒体曝光、打12315、网上曝光投诉、向行政部门申诉、向法院。调查中53.0％的人认为“打12315”是最有效的维权手段。
（1）上述调查结果反映了什么问题？
（2）为什么有的消费者不愿意维权？
（3）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应注意些什么？
9.八年级学生小明在商店购买了一双名牌运动鞋，穿了几次之后，发现它是假冒产品。小明十分气愤，想去该商店要求退货，同学小王知道后就对他说：“买的不如卖的精，自认倒霉吧。”
请对小明和小王的观点进行辨析。
10.材料一：人人都是消费者，掌握必要的购物知识，正确选购物品，对于提高生活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学生小红花了600元买了一台电子复读机学英语，用了不到三天，便没有了声音。小红找到该文具店要求退换，店老板说这台复读机不是他出售的。小红又拿不出证据，一怒之下，她用复读机砸伤了店老板的头。
材料二：“清仓处理，两折销售”、“亏本甩卖，一律半价”、“原价100元，现在40元”，每当看到这些促销标语，小莉就心动不已。
阅读以上材料，运用所学知识回答:
（1）文具店老板的做法违反了什么法律？它是我国制定的一部专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人们把它称为消费者的“保护神”。你知道它规定的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的原则有哪些吗？
（2）材料一中小红的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
（3）你赞成小红的做法吗？我们在购物时应注意些什么？
（4）材料一中小红应该如何依法维权？理由是什么？
（5）假如你买到了劣质商品，你会怎么办？
（6）你能为杜绝上述状况提一些建议吗？
（7）面对形形的促销，小莉应该怎么做？
11.结合上文“热点聚焦”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1）三亚市工商局拟对富林渔村海鲜排档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三亚市物价局对海岛渔村海鲜城处以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这表明我国正在实施什么方略？
（2）消费者罗迪称朋友一家3口在三亚富林渔村海鲜排档吃海鲜被宰，并向相关部门反映。三亚市工商局查实后，给富林渔村海鲜排档下达了拟吊销其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按法定程序处理。富林渔村海鲜排档经营者侵犯了消费者的什么权利？罗迪行使了什么权利？
（3）罗迪的朋友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三亚“万元账单”海鲜城被罚50万元。这启示我们，生活在法治国家里，公民要怎么做？
参考答案：
一、1.C 2.B 3.C 4.C 5.A 6.A
二、7.（1）①知情权、人身安全权。②对商品和服务以及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2）人格尊严不受侵犯。（3）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4）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
8.（1）略。（2）目前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不太懂法，维权意识差，对维权成功没有信心；不知道该找谁维权；认为不值得浪费时间和精力；曾经采取过维权行动但没能解决问题。（3）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要妥善保存发票及相关的购物凭证，以便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维权有据可依。
9.小明的观点正确，小王的说法错误。①材料中的商店(经营者)出售假冒产品，侵犯了小明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因此，小明要求退货是合法的、正当的，是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体现，是具有良好的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体现。②小王自认倒霉的想法不仅使自己的权益受损，还给不法经营者以可乘之机，是错误的。③小明可以通过与经营者协商或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等合法、正当的途径，来使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
10.（1）文具店老板的做法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2）小红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到了侵害。（3）不赞成。在购物时，应注意辨别物品的质量并索要发票。（4）小红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请新闻媒体曝光，或向人民法院提讼。理由是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监督权等权利。（5）略。（6）有关政府部门应该下大力气整顿市场秩序；公民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经营者应诚实合法经营。（7）练就一双“慧眼”，增强自己的判断能力与选择能力；主动学习和掌握有关消费的知识；掌握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知识。
权益法范文第7篇
我赞成以法律方式保障农民权益。
但是，以什么样的法律方式保障农民权益，却值得研究。制定和颁行《农民权益保障法》是不是种好的方式，也值得研究。我认为，《农民权益保障法》的立法设想，在理论上并没有抓住农村法治问题的要害，在法律技术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即便它真的出台了也难有多大的实用价值，社会效果不会显著。与其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推动这一立法，不如直奔主题地去研究和推动涉农的关键性法律问题，为农村法治框架的建立奠定基础。
在此需要声明的是，我对《农民权益保障法》立法设想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资料。我所指的这一立法设想，是凭我的经验和想象来界定其内容的，也许和发起者所说的立法设想不同。
另外，我要谈的这个题目，也许要用一篇博士论文的篇幅和架构才能表达清楚。但是，由于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和机会坐下来写篇规范的论文，我只能谈谈我认为重要的观点，用粗略的方式来表述观点。
一、《农民权益保障法》立法的必要性及技术和制度障碍
在这个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被大规模侵权的时代，说立法保障农民权益没有必要，是不是需要点勇气？作为一个有十年从业经历的律师，我说制定《农民权益保障法》没有必要，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怀疑，而不是出于价值判断。耳闻目睹农村失落的现实，看到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一贫如洗，缺乏生活出路，流落城市，流落风尘，我痛心但无奈。我办理过一个青年农民杀人的案件，起因是他的未婚妻进城后，最后在各种纠纷引发的冲突中他杀了人。当他面临法律的制裁时，我能感受他内心的痛苦。曾经有一个被政府执法队员打伤的农民找我咨询，问了一个让我难以回答的问题：镇政府在抓计划生育的过程中为了乱收罚款，抓人、打人、抢走财产并毁损财物；既然镇政府执法队打我是非法的，我能不能还手，正当防卫？要在法律上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并不容易。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只有针对正在发生的犯罪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镇政府执法队乱抓人、乱打人、抢东西不是执法队员的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如果说其行为是犯罪，犯罪主体是镇政府。虽然法人可以作为犯罪主体，但政府能成为犯罪主体吗？这种情况在法律上应当怎样解决和处理？为此，我思考研究了很长的时间，并完成了《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及其救济》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被武大的老师称为当年武大宪法行政法专业最好的一篇硕士论文。说这些，是想说明我对农民是有感情的，但感情不能代替法律，法律应当合乎法理和逻辑，推敲法理时应当有平静的心态和严谨的论证。
我怀疑《农民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必要性，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弱者权益保障立法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变异
我国现有的弱者权益保障的特别立法有：《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1990），《未成年人保护法》（1992），《残疾人权益保障法》（1991），《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4）。这些立法的理论根据是对社会弱者权利加以特别保护的立法理论。这种立法理论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特别是政府主导的立法体制下，上述社会弱者权利保护立法之成为现实，是有其现实原因的。与其说这些立法出台是出于立法理论和道德热情，不如说是部门利益推动的产物。我们且看：先有侨办和侨联，后有《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先有共青团和少先队，后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先有民政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后有《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先有妇联，后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先有老龄委和老干局，后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先有工商局，后有《消费者权益保障法》。
上述已有的社会弱者权益保障立法，从出台至今，已有十多的历史。经过了实践检验，其效果如何，现在可以作研究、下评价了。我国的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老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做得怎样？对此，我不想加以评论，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评价。对其作整体的评价超出了我的能力。我想知道的是，这些社会弱者权利保护工作做得好还是不好，与这些立法的实施有多大的关系？与其说这些立法保护了社会弱者，不如说这些立法为相关部门的存在和获取社会资源（如财政拨款等）提供了法律依据。侨联、共青团和少先队、残联、妇联、老龄委、消协等，这些所谓的群团组织是不是部门？我认为是。这些组织的管理者都是国家干部嘛。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中国的立法与部门利益之间的关系相当明显，这是很多法律出台的真正原因，那些立法理论是美丽的包装而已。
《农民权益保障法》有没有可能派生出中国的农民协会或者农会？我认为，如果这部法律真出台了，应该能够派生出农会。我想，这可能是推动者真正想实现的一个具体政治目标。如果《农民权益保障法》能够派生出农会的话，我是会赞成的，农民确实需要自己的组织；否则，《农民权益保障法》只会成为词语抽象动听的一篇政治宣言或者道德宣言而已，不可能有多大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但是，话说过来，有了农会又怎样？我们不是已经有工会了吗？中国工人的权益保障工作做得如何呢？大家可以看看珠三角、长三角数以千万计的打工仔、打工妹，看看大江南北永远留在大地深处的矿工们，看看成群结队讨要工资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们，看看那遍布城市的下岗工人，看看被拖欠工资的乡村教师。看看他们的状况，数数他们的数量，答案就有了。我所在的城市，工会以及团委都是好单位，不仅政治待遇好，经济效益也好。投资巨大的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都是他们掌管的资产，都对外出租成了餐馆、商场和营业性的娱乐场所。这些庞大资产都是财政拨款和市民捐款建成的啊。为建青少年宫，我是捐了款的。但是，我的女儿从来没有机会免费享用一下名义上是他们的宫殿。说工会成了众多利益部门中的一个利益主体，应该不过分。工会的利益，并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如果有一天《农民权益保障法》出台了，农会成立了，那会是怎样一个农会？我不敢把话说绝了，但是，我认为在现有体制下，农会象工会一样成为准政府部门的可能性太大了。如果农会象工会等组织一样，成为官僚机构和准政府部门，我认为有不如无。首先，要养许多农会干部，每年要花费多少亿的财政收入啊，这难道不会加重农民负担吗？第二，这些行政化的群体组织的存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产生的阻力和障碍。试想，如果中国有了真正的工会，工人自己的组织，现有工会的这帮人的饭碗都成问题了，他们能不反对吗？
2、《农民权益保障法》在法理上有逻辑悖论
公民权利生而平等，要为某一群体特别立法以保障其权利，须有特别的理由。目前看，从立法理论上的理由就是该群体乃弱势群
体。我前面在列举我国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特别立法时，没有列举《工会法》。工人是不是弱势群体？相对于资方而言，工人就弱势群体。但也不尽然。在法治社会，在工人可以组织工会的情况下，工人的数量远远多于资本家，只要工人组织起来了，工人就并非弱势群体。但在我国，劳动力的供给过剩、资本短缺的状况下，又没有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工人是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应无疑义。农民是不是弱势群体，也不尽然。但在我国社会现状下，农民是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也应无疑义。
但是，按照我的理解，立法理论所称的弱势群体，并非一般意义上所称的弱势群体，盖有法律上特殊的意义也。强弱乃相对而言，没有绝对的强弱，因时因事因地而异也。立法理论上所称之弱势群体，应为因客观原因形成的强势群体，有不能克服的缺陷和弱点而弱势，而且能识别的群体。如老人、小孩、病人、残疾人和妇女。归侨及侨眷中有很多人属强势群体，但是20世纪70—80年代从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返国的侨民确为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中的华侨归国者寡。所以，把归侨、侨眷作为弱势群体有一定的理由，其弱势乃他国政治及战争等不可抗力所造成。但是，农民是弱势群体吗？农民的客观弱势却不是客观原因所造成，而是制度歧视所造成，这并非是不可抗拒的。法律就是制度。制度就是法律规定本身。换言之，农民的弱势是法律规定及实施的不当所造成；现在，又以农民是弱势群体为由，要特别立法保护其利益。这二者之间难道不存在法理上的冲突和悖论吗？好比在一个奴隶制社会中，在法律规定是一部分人是奴隶的同时，又颁行一部法律叫做奴隶权益保障法。岂不黑色幽默？如果农民的弱势地位是由法律规定（制度）本身所造成，废除这些造成农民弱势的法律规定不就行了吗？不废除旧的法律，而是制定一部新的法律，新旧两种理念冲突的法律如何实施？治治的要义之一是法律统
一、和谐的理念。法律之间相互打架，适用何种法律就成了问题。这是法律体系自身的神经分裂症，将导致疯狂。逻辑是法律的生命，相互冲突的法律，在逻辑上足以使法律本身灭亡。如果出台的《农民权益保障法》不与现行法律和制度相冲突，可以说这部法不会有多大的价值，不过是法律的花架上又多了一个点缀；如果出台的《农民权益保障法》与现行法律和制度相冲突，又将毁坏法律自身。岂不两难？
如果把法律上的弱势群体定义为因客观的、难以克服、不可抗拒的因素所造成的事实上弱势的群体，那么，农民就不是弱势群体，中国农民的弱势更多地是法律及制度本身所造成；以保护弱者的立法理论为依据制定《农民权益保障法》，就不足为凭，没有理论依据。贫穷不意味着法律上的弱势，文化水平低也不意味着法律上的弱势。只要给农民身份上的自由、财产上的自由和结社的自由，他们就会富裕起来，文明起来，强大起来。
3、《农民权益保障法》的技术障碍：农民的身份识别问题
谁是农民？这是个问题。这是法律上十分重要的问题：身份识别问题。一个人有没有资格享受《农民权益保障法》的保护，一个人有没有资格依据《农民权益保障法》向法院提讼，都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有农民的身份。如何识别农民的身份，有以下几个识别标准，但都有致命的缺陷。
（1）以户籍为标准识别农民身份：农村户口的人就是农民，城镇户口的人不是农民。户籍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我们暂且不论（应该是违宪的）。现实的问题是中国有很大一个群体，他们虽然是农村户口，但从事工商业等非农行业，居住在城市。他们中出现了许多农民企业家、农民工人、农民教师（民办教师）、农民律师等。如果有一天《农民权益保障法》出台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农民企业家手持该法，说我是农民，是弱势群体，请给予特别保护，岂不风趣。
（2）以职业为标准识别农民身份：以农、林、牧、副、渔的生产劳动为职业的人是农民。问题有二：①农村人口中有人数众多实际上失业、半失业不从事农业劳动的群体，有从事非农职业甚至亦工亦农、半工半农的群体，还有许多没有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他们并无农民这种职业身份。②大农业的外延很宽泛，使以农业劳动为职业的界限也模糊起来。如果城市户口的人到农村做农业工人或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科研，这些城里人岂不也成了农民了吗？甚至农业企业家、农业科学家（育种、生物、农艺、林业专家）等是不是农民？③依此标准进城打工的农民是工人而非农民。④在工业化、集约化、商品化的农业经营生产中，工业和农业的界限难以区分。作为职业的农民身份，本身也是模糊的。
（3）以地域为标准识别农民身份：凡生活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都是农民。问题是：①农村地区这一概念本身就十分模糊。在城市化的大潮中，在城乡结合部。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你很难区分农村地区和城镇的边界；②城镇户口的人生活居住在农村地区，是否认定其农民身份？③农村地区生活居住的非农业人口如教师、医生、商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等，身份如何界定？
（4）以户籍、职业的双重标准识别农民：有农村户口并且以从事农业产业劳动生产为职业的人是农民。上述许多问题仍然存在，把太多的人（农民工、农民商人、农民企业家、失业人口、无劳动能力的、老幼病残等）排除在外。
（5）以户籍、职业的兼容标准识别农民：有农村户口或者以从事农业产业生产劳动为职业，二者居其一便是农民。
………
我不想继续探讨农民身份的识别标准了。如果识别一个农民的身份都这么难，那么，司法操作和法律实施的成本会相当高。更重要的问题是，农民作为一种身份，应当是可以流动的，不论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流动，职业意义上的农民流动，还是地域意义上的农民流动，都应当是大力推动的事情。如果农民身份在频繁流动，农民身份如何识别？《农民权益保障法》的有效实施是否要以农民身份的不流动为前提？这种前提是否违反了历史潮流？各种身份应当可以交互流动。如果哪天我厌倦了都市的繁华，向往乡村里田园诗画的生活，制度安排也应当满足我的这种愿望。如果市民和农民身份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农民身份的识别就更困难了。
4、《农民权益保障法》的制度障碍：谁来执法和司法以保障农民权益？
“谁是农民”的问题之后，紧接着的就是“谁来保障”的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应该讨论一下我国当前的执法和司法主体存在的问题了。
我国的许多立法，都规定某某部门或者机关为该法的实施主体，即规定某行政部门或机关为该法的主管机关或者执行主体。我认为这是我国立法理论和执法实践中的一大误区。因为，一部法律的有效实施，往往涉及众多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利益主体、社会群体，涉及政治、行政、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将一部涉及众多主体和领域的法律由一个部门去实施，一方面往往超出了其职权和能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赋予了该部门一定程度的执法垄断权力，强化了部门利益。我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之严重，与这种执法体制有莫大的关系。在一个法治国家，由法律来统治国家和社会，而不是由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来统治社会。一旦法律颁行实施了，所有与这部法律有关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社会群体、公民和法人都必须遵守并实施该法律，而不应将实施法律的权力归定为单一部门专有。这才是真正的法治。但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这种法律的直接统治往往行不通。如果不规定某一部门为该法律的实施机关，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有利可图的事情，多个机关或部门争着管、抢着管，争权夺利；无利可图或者棘手的事情，互相推委，没人去管。这时，国家机关不再是中立的、超然的社会公正提供者，而成为社会生态中趋利避害的动物。
目前关于立法的争论，就与我国当前的利益化了的执法、司法体制直接有关。我在200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指出，我国专门的机关，只有程序上的价值，而没有实体上的价值。机关受理案件，却没有权力和能力进行实体性的处理，而是批转给有关部门进行处理。而、上访的老百姓，期待的是公正的实体处理结果。这种实体与程序的背离是如此严重。无法有效地解决实体问题，怎么能化解社会矛盾呢？我完全赞成于建嵘先生对此的观点：取消专门的机构。取消机构后，问题怎样解决？解决之道很简单：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各级立法、行政、司法、党群部门都应当从自己职责和分工的角度，承担起的职能，履行各自化解社会矛盾的职责，按照各自的职责和分工，不仅在程序上受理、上访案件，而且必须依法进行实体性的处理。也就是说，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职责和分工将全部党政、立法、司法机关都变成机构，承担起目前专门机构所承担的职能。这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若将现有的专门机构变成准司法机关，违反了依法行政、职责法定的基本原则，注定要破坏法治。这已有先例。我国已经把纪委变成了准司法机关，而且比一般司法机关享有更大的权力。纪委的限制人身自由，但缺乏法律依据。纪委司法化后，权力极速膨胀却缺乏制约。据说一家地级市的纪委，每年的“暂扣款”（暂扣款应予退还，或移送司法机关，实际纪委不退还或移送）近千万元，正在以培训中心的名义建“楼”。这种偏离法治规道的做法，类似武侠小说中的邪门功夫，虽有急功近利之效，却是舍本逐末，最终会走火入魔、自废武功。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不断出台许多改革措施，但是改革效应递减，以至于越改越乱，改革加速了王朝的灭亡。这种教训应当为前车之鉴。我认为根本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在民主和法治的规道上进行系统的制度创新，才能闯条出路。
再谈谈我国的司法主体存在问题。我国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已经颁行好几年了。这两部法律的执行情况如何？如果中国的法院和检察院对规范自己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都不能遵守和实施，难道我们还能指望它们能很好地实施其它法律吗？事实是，我国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规定：只有取得司法资格的人，才能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中国的律师早在1990年就开始实行考试的方式授予律师资格。律师资格考试历经十余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现在的司法资格考试就是从律师资格考试延续而来。但是，长期以来，对法官和检察官的从业资格却没有限制。司法资格开考以来，有多少法官和检察官通过了司法资格考试？我手中没有数据，但我知道极少有现职法官和检察官司通过司法资格考试的。我所在的城市，在司法资格考试开考的第一年，法院、检察院和司法局系统参加考试的数百公职人员中，竟无一人通过考试。我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现职的法官、检察官司中有80%左右的人没有司法资格。这些没有司法资格的人，按照《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规定，是不能做法官和检察官的，更谈不上行使司法权。可是，事实是，我国80%左右的法院判决和检察院决定，是由这些没有司法资格的人作出的。这就是我国司法主体的现状。新晨
在目前这种执法、司法体制和现状下，如果《农民权益保障法》出台了，由谁来执法、司法？是否也象许多法律一样，指定某个行政部门作为该法的实施机关？这部法律能被很好地执行和遵守吗？其实，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更损害法律的权威，更打击人们对法治的信心。有不一定比无更好。
我国的工会法是由工会作为主管和实施机关的。这在法理上非常荒唐可笑。工会应当是工会法调整、监管的对象，怎么能由工会自己做执法者呢？我国不仅有立法者就是执法者的问题，自己给自己立法的问题；而且还存在执法者就是被执法者的问题，自己给自己执法的问题。工会法就是一例。我还未见过以工会法为依据提起的诉讼案件。如果工会会员与工会发生了纠纷，能不能向法院？是以民事案由，还是以行政案由？我不知道。如果一部法律不能在司法程序中适用，这部法律的价值就值得怀疑。
权益法范文第8篇
(一)胎儿的法律含义
何谓法律上的“胎儿”，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辞海》中关于“胎儿”的界定主要从生理角度予以界定即“妊娠12周(也有人提出是8周)以后娩出的胎体。”但我国的司法实践以及学术界一致认为法律对于胎儿的界定不能完全采取生物学和医学的界定标准，更应注重胎儿的社会性即对胎儿利益的更全面的完善和保护。其一，“12周”这个标准无法从技术上予以准确界定。其二，如果受孕12周以下就不被认为是胎儿，那么显然不符合我国《继承法》第28条的有关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因此，法律上对胎儿的保护期间的规定，应从和卵子结合，即成功受孕的那一刻起。
(二)加强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我国法制进程的日益推进，对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不仅体现在对人性的需求方面，更是加强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一种表现。此外，由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胎儿利益由于无法可依而得不到合理保护的现象，使得加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关于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屡有出现，1992年，四川新津县发生关于胎儿因抚养关系产生赔偿请求权的案例。本世纪初的江苏无锡孕妇被撞导致早产案、江苏南通“小石头”索赔案、天津高院的“脑瘫婴儿案”以及成都市成华区“交通事故导致胎儿索赔案”等等。这些案例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加强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法理依据
(一)生命法益保护说
生命法益保护说是德国学者所创。依该学说学者观念，法益为民法所保护的利益。胎儿其实并不具有法律认可的主体地位，胎儿在母体中只是法律所保护的一种特殊权利即法益。生命权益保护说以法益作为胎儿民法权益保护的基点，巧妙避开了将权利能力作为请求权的依据。然而，其把对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认为是“自然”与“创造”，不仅缺乏严谨性也缺乏实体法的依据。显然，该学说还具有弊端。
(二)权利能力说
权利能力说立足于传统的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其认为是否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是决定胎儿利益是否应受到法律保护的根本因素。在我国台湾地区，由于“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其在“民法典”中予以明文规定。由此，台湾学者一致认为，对胎儿利益法律保护的依据是胎儿具有一定的权利能力。但至于胎儿的权利能力的性质如何，理论上有两种学说:一是为法定的解除条件说(当然享有说)，这种学说是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说，即认为胎儿在出生前就当然取得了权利能力，如果将来为死产时，则溯及地丧失权利能力。二是法定的停止条件说(溯及享有说)，该学说认为胎儿于出生前并未当然取得权利能力，直到其完全出生时，才溯及地取得相应的权利能力。此种学说是日本民法的通说。笔者赞同权利能力说中的法定的停止条件说，一方面，权利能力说符合了传统立法的习惯和心理，从而保持了法律内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因为胎儿利益的保护是对将来的人的一种保护，所以理应规定胎儿在活体出生后再溯及到其所拥有的权利，并不需要规定胎儿在出生前就取得了相应的权利能力。由此可见，法定停止条件说比法定解除说更具有合理性，更有利于胎儿权益的保护。
(三)人身权延伸保护说
“人身权延伸保护说”是杨立新教授所提出的，即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死亡后的人身法益，给予延伸的民法保护。其认为:民事主体在诞生前和消灭后，都存在着与人身利益相联系的先期人身利益以及延续的人身利益，这两者同人身权利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民事主体完整的人身利益。人身权延伸保护说，虽然该学说大胆的突破了权利能力制度，但其仍然没能说明胎儿权益应该予以保护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完善我国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立法
(一)确定民法保护的胎儿利益的范围
1．生命权
人的生命是人的最高利益，天然的具有至高无上的人格价值。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胎儿具有生命利益是无可质疑的，但对于胎儿在法律上是否具有生命权则观点不一，很多学者普遍认为如果赋予了胎儿生命权则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相违背。笔者则认为，作为未来的“人”，胎儿理应具有生命权，这一观点同计划生育和堕胎无罪并不相悖，因为胎儿只有出生时为活体才是其具有民事权利的基础和前提，无论何种原因造成胎儿出生前死亡，其都不具有生命权。因而法律应该赋予胎儿生命权这项基本的人格权，从而更好地保护其利益不受侵害。
2．继承权
物质财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对胎儿继承权的保护可为日后胎儿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因而被世界各国所普遍予以接受。我国继承法的第28条虽然没有明确承认胎儿的继承权但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胎儿的继承权，不过其前提为胎儿出生后为活体，否则其当然失去了继承资格。
3．损害赔偿请求权
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一般是由侵权行为引起，对胎儿的侵权行为发生于受孕后到胎儿出生这段时间之间，所以其具有不同于其他侵权行为的特殊性:第一，侵权行为具有间接性;第二，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具有特殊性;第三，损害事实认定具有时间性。笔者认为，只要侵权行为影响到胎儿的健康利益，相关权利人就可以追究侵权人的相关责任，根据前面所提到的保护主义法定停止条件说的规定，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胎儿出生为活体后方可行使。
(二)我国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立法建议
目前，我国关于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方面几乎处于空白阶段，民法上采取对此绝对主义的观点极为不利胎儿利益的保护。针对这种现状，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胎儿利益加以民法保护:第一，在民法总则中规定，当胎儿出生为活体时，其自受孕时即具有民事主体的资格，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若胎儿出生为死体时，则视其利益自始不存在。第二，在人格权保护方面，赋予胎儿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及健康权等。胎儿的健康权等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如果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则胎儿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请求侵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若其出生为死体，则视为对其母亲人格权的侵害。第三，对于胎儿的继承权予以承认，修改《继承法》第28条的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如果出生为死体，则继承份额由胎儿的法定继承人继承。
四、结语
频频出现的胎儿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让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引发公众的担忧。笔者认为，作为未来的“人”，胎儿应该拥有与出生的婴儿同等的权利，因为胎儿作为生命体是真实客观存在的。所以，法律应赋予胎儿全面的保护，除非其出生时为死体，才溯及的取消其应有的权利。唯有如此，才能对社会存在越来越多的侵犯胎儿权益的问题予以解决，从而更好维护胎儿的权益。胎儿作为未来的“人”，其权益的保护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我国目前在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方面存在不足，但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有关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立法会不断改进和完善。
权益法范文第9篇
一、民营企业权益受到侵害的主要表现
（一）民营企业身份的歧视性待遇
民营企业面对的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待遇主要表现在：1.观念上的不平等。主要指人们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民营企业的各种偏见，认为民营企业很难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相容，民营企业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基础，只能是一种“边缘性经济”。2.银行贷款方面的不平等。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身积累和借贷，甚至有不少来自地下钱庄。目前，民营资本70％是自筹，从国有银行获取的贷款不足30％。据中国人民银行在2001年下半年对贷款满足率的调查，企业反映为68.5％，金融机构反映为81.6％。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民营企业反映最低，虽然民营企业贷款满足率反映为60.4％，但仍低于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属于最难获得贷款的群体。3.税赋和法律方面的不平等。在税赋方面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严重的所得税重复计征，法律方面主要是民营企业在各类产权和产权关系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往往在事件的仲裁上更多地被歧视，等等。
（二）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
目前，尽管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刑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等重要法律都对我国民营企业的产权归属作出了明确规定，如《中小企业促进法》第六条规定：“国家保护中小企业及其出资人的合法投资，及因投资取得的合法收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小企业财产及其合法收益。任何单位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不得向中小企业摊派财物。中小企业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有权拒绝和有权举报、控告。”第七条规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其依法参与公平竞争与公平交易的权利，不得歧视，不得附加不平等的交易条件。”但是，在民营企业财产权利的法律保障上仍存在着诸多问题：1.民营企业资产与个人资产混在一起，与行业主管部门的产权关系没理清以及其他诸如民营企业享受国家优惠政策所形成的产权界定问题等；2.我国《宪法》、《民法通则》所列举的个人财产仅仅限于房屋、储蓄、生活用品、图书资料等个人生活资料财产。随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角色重要性的加强，个人财产范围不断扩大，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越来越多，上述法律对保护个人生产资料的条款尚不完善；3.目前《刑法》中规定了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和非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以贪污罪论处，最高刑罚可以处死刑；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从事同样行为，只以侵犯财产罪论处，一般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的才处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定罪、量刑明显不一致；4.为数不少的“戴红帽”的企业或称“挂靠企业”为了迎合所有制的需要，明明属于私人所有，却偏偏注册成集体所有制企业。但是“集体”是指哪一级，法律规定却又很不明确。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集体企业产权没有一定的法律规范，产权的主体、地位、界限、获取与转让的法律程序、法律形式及法律保护手段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是作为一种法律规定在操作，而仅仅是作为一种政策规定在运行。
(三)市场准入权利的不平等待遇
市场准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政府补贴要取消；第二是减少行政许可；第三是配套条件要公平；第四就是价格。因此，市场准入权利，就是要保障上述四个方面的公平，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但是，目前在一些垄断和半垄断行业，如电力、铁路、公路、民航、通信和市政设施等方面，民营企业难以进入；有些非战略性、非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民营企业也很难投资其中；有些行业，即使允许民间投资进入，但投资比例、投资形式受到许多限制。如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广东省，即便是一些已经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产业领域，民间投资也很难进入。在广东东莞当地的80个行业中，允许外商进入的有62个，占75％，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2个，刚刚超过50％。2002年底，武汉市随机抽选50户民营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有62％的企业希望实行公平的税费政策；58％的企业认为“竞争环境有失公平”。如在土地审批方面，对民营企业用地的审批程序和面积限制严于国企和外企。在政府补贴方面，一些优惠政策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如国有企业享受技改贴息，国有企业用技术开发费、技改投资购买国产设备抵扣所得税的政策优惠，民营企业就不能享受，同时，对外资企业实行的许多优惠政策，民营企业也享受不到。二、造成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和保障的原因
（一）立法方面的原因
在立法方面，目前我国对公、私财产的法律规定是有所区别的，体现在相关法律文件中，不仅对民营企业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方面存在一些不合理的规定，甚至个体业主与外国投资者同属私人财产所有者，在保护上也是有差别的，而且对民营企业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存在不对称，这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也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法治国家中，权力和责任的对称、权利和义务的对称是保障社会公平性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政府部门要求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政府部门要求法律的相对人承担什么样的义务，那么同样地要明确给予他什么样的权利。实际上，在事关民营企业的法律问题上，目前行政性法规居多，体现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等市场经济原则的法规较少，立法滞后，而且不乏不公平之处。由于义务本位的指导思想，立法上对民营企业应尽的义务规定的多，而对其应享受的权利规定的少，形成权利与义务不对称。在体系上，尚未形成种类齐全、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现代法律体系。
（二）司法、执法方面的原因
对民营企业“依权监管”的格局依然普遍存在，司法机关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民营企业权益的保护问题。许多民营企业感到与国有企业打官司费力耗时，而且胜诉的可能性很小，尤其是到外地打官司。因而，司法机关在处理民营企业问题上就显得力不从心，有时司法权力处于行政权力的附属地位。当民营企业的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力时，在行政权力和地方保护主义之下，往往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司法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加之司法裁量权的滥用，使得民营企业受侵害的权益失去了最后的法律救济机会。而且，由于司法部门的原因，在漫长的司法实践中，宪法不能作为仲裁案件的直接依据，宪法上的权利只有外化为法律上的权利后才能真正成为公民的实在利益。尽管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则司法解释，已经彻底解开了这一沉重枷锁，但各级司法机关依据宪法上的规定来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的氛围尚未形成。
使民营企业权益得不到实际上的保障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执法方面的因素。在执法过程中，某些执法者不是根据法律规定而是根据对自己有利的理解来执行法律，有的利用法律的漏洞，对法律进行曲解，进行对自己有利的歪曲，进行乱罚款、乱摊派、乱收费。更有甚者，有的执法者完全无视法律的存在，裸地践踏法律，进行敲诈勒索、索贿受贿。
（三）民营企业法律意识淡薄
首先,民营企业缺乏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我国法律的政策性工具品质，长期以来已经使得民营企业产生了对政策的依赖心理和对法律权威的不恰当理解，大多数民营企业认为法律是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维权的武器，因此对法律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当其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更愿意上访而不愿意诉讼，更愿意找党委和政府而不愿意找法院，更愿意找媒体曝光，而不愿意找律师咨询”。这种心理误区的存在，导致民营企业不能正确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民营企业也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保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自我保护组织。
其次，民营企业中的相当一部分企业法律意识淡薄，缺乏信用，主要包括：1.政策性信用问题；2.市场性信用问题；3.公益性信用问题；4.自我性信用问题。民营企业存在的信用问题，对民营企业的内在保护和外在保护产生了很大的牵制作用，严重影响了民营企业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三、保护民营企业权益的法律措施
（一）宪法保护
衡量一个国家公民的权利体系是否完备，固然要看一看它的成文法律，但更重要的是要看一看它的宪法是否全面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财产权是法律的核心，各国宪法都把财产权利作为其的基石之一，我国在宪法上确立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刻不容缓。宪法应对任何主体的财产权利给予平等的对待,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财产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财产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应受到宪法的同等保护。要明确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同时增加保护企业、社会团体法人等组织财产权的条款。在宪法作出修改后,应根据有关规定对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应条款作进一步修改,清理和修订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并在今后出台的民法和物权法等法律中予以体现。在宪法中还应明确对企业等组织及个人的财产是否国有化和征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等内容。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的法律精神值得我们借鉴。该条款规定如下：“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该条款贯彻了两条有借鉴价值的原则：一是法治的原则。公民的一切权利包括财产权，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机构与个人包括国家机关不得随意予以侵犯和剥夺。这里特别强调了程序正义对实质正义的保障；二是公平的原则。宪法修正案这个涉财条款在美国通常被叫作“充公条款”，如果必须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政府必须给予事主公平的赔偿。（二）加强司法保护制度，完善司法程序，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健全法律体系
首先，要制定由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结构合理有序、既有一定分工又互相协调统一的民营企业法律体系。在制度上使民营企业充分享有公共事务信息知情权，经济利益表达权，政治民主参与权等。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完善司法程序。在当前，一方面要树立司法权威，改变司法的从属地位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司法的核心和宗旨；另一方面，要健全法制，保证程序公正，在行动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在司法的实际操作中而不是在原则的规定上，切实保护民营企业的权益，给民营企业以权利救济的司法保护屏障。
其次，当国家的法律中出现了明显的侵害民营企业权益的规定时，我们应通过宪法比较认定这一法律规范无效。目前，由于我国还没有宪法争端审查机制，无论是法院还是其他部门在遇到这一问题都会无从下手。现在提出的“宪法司法化”命题，也仅仅是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远没有达到设计出合理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度。当法律与法律之间、法律与行政法规之间、行政法规与地方法规之间、地方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出现矛盾时，虽然我国《立法法》为解决上述纠纷提供了依据，我们可利用现有的法律争端解决机制化解矛盾，但是当不同层级的法都背离了宪法的宗旨，违背了宪法关于保护民营企业的规定时，我们就应依照宪法精神认定这一法律规范无效，并对所有的法进行必要的修改。
（三）加强监督，严格执法
鉴于目前在民营企业问题上普遍存在重人治轻法治、重政策轻法律的错误倾向，因此，“管理者必须得到管理”。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尽快制定监督法，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实现硬化规定，消除立法空白，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从而消除行政执法的死角。与此同时，切实贯彻《宪法》、《民法通则》、和《中小企业促进法》，加大执法力度，解决民营企业负担过重问题。尤其重要的是，要建立严格而科学的执法监督机制，保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应该尽快全面实行费改税政策，明确约束政府行为，真正做到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和政治上的民利，避免侵犯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现象发生。
（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一是要坚持不懈地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偷税、骗税、骗汇、走私等违法活动，查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行业和公用企业妨害公平竞争的行为，打破部门、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二是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切实转变行政职能，减少行政性审批，政府部门要切实履行制定市场规则、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职责；三是要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工商、税务、公安、法院等部门应建立失信约束机制，任何企业和个人的违法违纪行为，都应记录在案，形成“黑名单”，有关信息要在网上公布，使社会公众能及时查询。通过建立企业经济档案制度和个人信用体系，相应减少商业欺诈、恶意拖欠及逃废债务等不法行为的发生，使违法者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付出极大的代价。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0～511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38～192页。
〔3〕陈清泰：“积极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国研网，2003年。
权益法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胎儿；权利范围；保护方式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8/09-0105-03
作者简介：杜卉卉(1983- )，女，江苏徐州人，山东大学法学院2005级硕士生，专业方向为民商法。
一、世界各国对胎儿权利保护的规定及我国的立法现状
许多国家对胎儿利益作了或概括或列举式的保护性规定。根据这一特点，世界各国民法立法可分为三类：
第一，总括保护主义。这种立法模式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总括地保护胎儿的利益。《瑞士民法典》第31条规定：“权利能力自出生开始，死亡终止。胎儿只需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的条件。”可以理解为：自然人具有权利能力，且该自然人在出生前――胎儿期间也具有权利能力，即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受孕之时。可归入此类的法典还有《匈牙利民法典》、《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等。《匈牙利民法典》规定：“人，如活着出生，其权利能力应从受孕时算起，出生前300天算作受孕时间，但是允许证明受孕时间早于或迟于第300天，出生日包括在300天内。”原《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第7条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在出生的时候发生。胎儿如果活着出生，也具有权利能力。”这种模式对胎儿权益的保护相当有力和周延，我国许多学者主张采纳此种模式，如尹田教授。
第二，附条件保护主义，即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对其利益的保护视为已经出生。我国台湾地区的台湾民法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的保护，视为即已出生。”此种立法与总括主义的共同之处是皆以胎儿活着出生为前提，赋予其权利能力。区别是前者直接赋予胎儿权利能力，后者“被看作”自然人。它采用了概括主义的做法，对胎儿权益提供了相当周延的保护。与此同时，它并不泛泛地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从而避免了使胎儿成为义务主体的可能，在涉及胎儿利益时，“视为”已出生，则表明这只是一种法律拟制，是对传统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原则的一种延伸，从而避免了矛盾的产生，保持了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
第三，个别保护主义，即胎儿原则上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在某些事项上视为已经出生，在相关法律中予以特定保护。如《德国民法典》规定胎儿在继承(第1923条)、抚养人被杀时(第844条)视为已出生，可以享有继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日本民法典》规定胎儿在继承(第886条)、认领(第783条)、损害赔偿(第721条)方面视为出生。《法国民法典》规定胎儿在接受赠与方面，《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在“购置不动产、接受赠与、遗产和遗赠”(第906条)、认领(第254条)、和管理(第320条)、被动遗嘱能力(第462条)、由于意外出现的子女而作出的撤销决定(第687条)、对未出生的受遗赠人的赠与(第784条)等方面，承认胎儿取得权利。个别主义立法体例的关于胎儿权利的范围清楚明确，适用比较简单；但是由于立法总是会由于种种原因难免有漏洞，对胎儿的权利保护不尽周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涉及胎儿利益保护之事项必然趋于复杂，难以为立法者所事先预见。个别保护主义在德、法等国家实践中不断被突破的事实，证明了其适用的局限性和对胎儿利益保护的不周延性。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胎儿利益进行保护的唯一依据是《继承法》第28条，该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依照传统的民法理论，民事主体资格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由于胎儿尚未“出生”，按照规定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因而也不能享有任何民事权利(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自然也就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救济。我国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存在很大缺失。不仅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了困难，而且使胎儿权益得不到有力的保护。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我国胎儿权益保护的立法，对于胎儿权益的保护给予应有的重视。
三、胎儿的民事权利范围
尽管胎儿具有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但从法律保护胎儿的目的看胎儿享有的民事权利性质是附条件的权利，是一种期待权，必须等到其出生后才能行使，法律应当赋予胎儿的只能是身体性的人身权利和基于特定身份产生的财产权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健康权。胎儿的健康权是指其孕育期间所享有的生理机能的正常发育的权利。我国法律对胎儿的健康权没有作出规定，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胎儿为母体的组成部分，但是其形体具有身体和健康的人格利益，应予以法律保护。如果胎儿出生后其生理机能不能正常运作和发挥功能，便意味着其健康权受到了损害。当其成活出生后成为一个具有权利能力人的时候，就享有身体和健康损害的赔偿请求权得依法行使，使其受到侵害的人格利益得到恢复，权利得到保护。若法律规定胎儿健康权，如环境污染、劣质食品药品、医生错误开方给药导致出生的婴儿畸形，缺乏劳动能力，形成特殊疾病等，就能够在胎儿出生后依法得到公平的补偿。目前多数国家法律承认活着出生的胎儿享有健康权，给新生婴儿以法律救济。英美法系国家非常重视活着出生的胎儿的健康问题，并通过判例保护其健康权。例如：198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判决辛德尔诉阿伯特化学厂一案认为，胎儿的健康受到损害，在其出生后，有权请求法律保护。[4](P375)大陆法系一些国家也通过民法典对该权利予以了规定，如日本民法典第721条。胎儿的健康损害请求权应当由胎儿出生后的本人享有并行使，不能由他人行使，在其不具备行为能力时，请求权由监护人代为行使。
胎儿是否享有与身体有关的另外一项重要的权利――生命权?关于堕胎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同，有的持反对态度，规定堕胎仅得因医学、优生学和伦理之原因才被允许。考虑到世界人口急剧膨胀，理论上之讨论不应回避事实现状，放任生育类无异于人类集体自杀。笔者认为，胎儿不应当然享有生命权，其出生为活体的，对其健康损害的可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宜主张生命权。若第三人行为致使胎儿流产、死产的，胎儿被视为孕妇身体之一部分，对其损害构成对孕妇身体侵犯，孕妇得提起侵权之诉，主张赔偿，而不得以杀人罪。
2．继承权。对胎儿继承权的保护是普遍和确定无疑的，各国法律都有这方面的规定。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在遗产分割时要为胎儿保留其份额；若是死胎，为其保留的份额要按法定继承顺序来进行。”这就意味着胎儿原则上有继承权，若为死胎，则其继承权溯及地消灭。
3．受抚养权。胎儿尚在母腹中时，其抚养义务人因他人侵权行为导致死亡或伤残而丧失劳动能力，必然使胎儿在出生后本应受到的抚养全部或部分丧失，侵权人自然应对胎儿所蒙受之损害予以补偿。德国民法典第844条第二款规定：“抚养债务人因需负赔偿义务之侵权行为而致死亡的，受抚养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根据该款内容，在损害行为发生之时虽未出生，但已经孕育的胎儿，也享有此种损害赔偿请求权。我国法律对于胎儿的抚养费请求权缺乏相关规定，而事实上此类损害时有发生。由于法律无相关规定，出生婴儿的受偿往往得不到及时解决。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应该规定孕育中、尚未出生的胎儿，如出生时为活体的，具有受抚养权。
4．受遗赠权。该权是指接受被遗赠人遗赠财产的权利。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遗赠自由，但第25条却规定受遗赠人必须在两个月内明示接受遗赠，否则视为放弃，依据这一条，可以肯定胎儿没有受遗赠权。如果遗嘱明确表示把遗产遗赠给胎儿的，代替胎儿接受遗赠的也只能是胎儿的母亲，法律若不加以规定胎儿母亲便无权代为接受，胎儿利益就得不到保护。如果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场合遗赠的财产归属于谁也难以确定，所以，在我国个人财产不断增加又要征收遗产税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胎儿出生后的合法权益的实现，在胎儿阶段享有的受遗赠权及其行使必须明确。
5．程序法上作为诉讼主体的权利。上文既已列举了胎儿得享有的数种权利，那么，在权利发生纠纷时，为保障纠纷得以顺利解决，胎儿利益得到法律保护，当然就要承认胎儿的诉讼主体资格，以使它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获得法律救济。当然，胎儿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诉讼行为自应由其法定人行使。除以上几种主要权利以外，对胎儿利益保护的内容还有被认领，事务代为保管和等等。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民法将会对胎儿利益给予更为充分的保护，以体现“以人为本”的民法要旨。
四、胎儿的民事权利保护
胎儿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胎儿权利的保护必须分阶段进行。在胎儿未出生时，胎儿不可能保护自己的权利，必须由监护人或人去完成。父母既然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毫无疑问胎儿的监护人自然是其父母。胎儿的权益受到损害时，由于胎儿尚未出生，进行或应诉时须以其父母自己的名义为胎儿的利益行使请求权和诉讼权。该阶段涉及的主要是继承权、受抚养权和受遗赠权。对胎儿的健康的损害只能等胎儿出生后方可判断，所以在胎儿出生以后对所享有的权利都可以要求获得保护。因为胎儿已经出生而且成活，以自然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律关系中，其人就可以婴儿的名义进行请求和，要求对其在胎儿期间所受到的损害进行赔偿，从而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
构成侵害胎儿民事权利的主体是其父母以外的其他人。即使父母明知或应知自己有遗传疾病如性病、肝病等而孕育胎儿，该胎儿出生后也无权请求抚养以外的损害赔偿，因为其父母不仅给了他生命，同时法律也规定父母负有抚养子女的法定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再让父母承担侵权责任显然是多余的。但是，在父母离婚且该子女由母亲抚养或者父亲抛弃该子女的情况下，应该让父亲承担侵权责任，这对子女更为有利并且符合社会的公平理念。
构成侵害胎儿民事权利的法定要件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侵权人有过错，在法律特别规定条件下无过错也可以构成侵权，如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有损害结果；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以上四个条件缺一不可。由于胎儿地位的特殊性，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也具有特殊性。大致可按以下规则进行：第一，侵权行为发生时胎儿尚未出生，如出生后是活体且损害事实在其出生后即能确定的，则出生后的婴儿可作为独立的主体参加诉讼其权利可由他的法定人代为行使；第二，侵权行为发生时胎儿尚未出生，损害事实在其出生后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方能确定的，如损害事实确定时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则他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参加诉讼，其权利由他的法定人代为行使。如损害事实确定时其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则其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参加诉讼，由他本人来行使自己的权利；第三，在胎儿父亲因侵权行为而丧失劳动能力或致死的情况下，侵权行为发生时胎儿尚未出生，其抚养请求权可由其法定人行使，不必等到胎儿出生如果胎儿生下来是死体的，则先前所获得的损害赔偿应按不当得利返还；第四，因同一侵权行为受害的不仅有胎儿还有其他人(如母亲)的情况下，则对其他人的赔偿请求权可先行审理判决，对胎儿的赔偿请求权可待其出生后，损害事实确定时另案处理；第五，侵权行为发生时胎儿尚未出生其出生后是死体的，则不再考虑其请求权。[5]
胎儿的这种先期人身法益的法律保护期限，自胎儿出生之时，溯及到其成功受孕之时。但胎儿的健康权除外。在适用诉讼时效保护胎儿的民事权利上应以“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时开始计算。因为胎儿受到伤害导致出生后残疾的，出生前根本无法确诊，只有出生后才可能有办法确诊；有些疾病(比如食用不当的药物、食品导致婴儿弱智)，必须等到一定的年龄才能觉察和确认；有的受损害导致的疾病或传染潜伏期非常长，10年、20年不等，即使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往往时间也超过了。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