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资本范文

权益资本范文第1篇

关键词权益资本成本资本成本会计计量

资本成本会计(AccountingfortheCostofCapital)在西方会计理论界曾经引起长时间的热烈论争，但主要局限于财务会计如何对资本成本进行核算，未涉及其较深层的理论问题，而且论争之焦点集中在现行财务会计实务是否应该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尤其是权益资本成本，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些相关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发达的金融市场、完善的现代公司制度和会计信息系统为依托，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以求达成共识，推动资本成本会计尽早付诸实施。

一、权益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与稳健性原则

稳健性原则(ConservatismPrinciPle)作为一项修订性惯例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它曾经对财务会计实务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其要旨在于：如果某项业务有几种会计处理方法可供挑选时，应当选用对服东权益产生乐观影响最小的那种方法。比如说，对资产的计价，如果有两种价格可供选择的话，就应该选用较低价格入帐；如果是对负债的计价则相反。但是，“对于费用与其迟确认不如早确认，而对于收入则与其早确认不如迟确认”①。一句话，稳健性原则要求“宁可预计损失和费用，而不可预计收入”。

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基本原理，在确认权益资本成本时、借记“利息汇总”帐户，贷记“留存收益”账户。据此，有人认为在计量权益资本成本的同时，也确认了权益资本的收益。这种在收益实现之前便确认的做法，违背了现行财务会计的稳健性原则。

我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这是因为：

第一，权益资本成本帐务处理的过程，一方面确认相计量了权益资本成本，而另一方面也确认和计量了留存收益。它既确认和计量成本(费用)，也确认和计量留存收益，其结果对股东权益总额并没有什么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如果公司没有固定资产，也没有存货(即产销完全平衡，实现零存货)，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权益资本成本增加，当期净收益必然以相同的数额减少，而这减少的数额不就是记入“留存收益”帐户贷方的数额吗?

相反，如果公司既有固定资产，又有存货，这时，权益资本成本要在固定资产、存货和销售成本之间进行分配，当期有一部分权益资本成本转化为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成本，只有由销售成／1担的这部分权益资本成本作为当期的费用与当期的收入配比，由此得到的净收益自然小于记入“留存收益”帐户贷方的数额。但是，如果我们从持续经营的角度来考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化为固定资产和存货成本的权益资本成本部分最终会转化为销售成本，从而与某期的收入配比。这样，在某个特定的期间，留存收益总额还是不变的。这与不同折旧方法在固定资产使用期限内不影响整个使用期限的利润总额道理相同。

第二，如果把稳健性原则表述成“某项业务有几种会计处理方法可供挑选时，应当选用对股东权益产生乐观影响最小的那种方法”的话，那么，应该说，违背稳建性原则的不是资本成本会计而是现行的财务会计。因为在现行财务会计程序和方法下，当期的净收益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和真实的利润两部分。把本应属于成本的部分作为净收益，显然高估了当期的净收益。就当期而言，这能说稳健吗?

第三，根据实现原则，收益只有实现才能加以确认。这一点我坚信不疑，但是，我认为资本成本会计对权益资本成本的确认与实现原则无关。因为它影响的仅仅是成本和留存收益，顷与收益概念无关。恐怕没有人会认为收益就是留存收益。因此，那种认为资本成本会计“在收益实现之前便确认它的做法、违背了现行财务会计的稳健性原则”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当然，收益与留存收益并非毫无关系。众所周知，收益是引起留存收益变动的一个主导因素。没有收益就没有净收益，没有净收益又哪来的留存收益呢?即使如此也无妨。因为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工具创新，未来收益实现的确认标准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四。稳健性原则在现行财务会计实务中最有代表性的例证就是存货计价的“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勘storMarketwhicheverisLower)。有人担心如果推行资本成本会计，在存货成本中计入部分资本成本会不断增加存货的价值，从而使存货价值超过市场价格，违背稳健性原则。②其实不然，如果存货成本超过市场价格，仍然可以根据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按市场价格计价，并对存货成本进行调整。我认为如果真的出现公司存货成本超过存货的市场价值，这个信息将更有意义。因为这对公司是一种警告，说明公司存货生产或销售存在某些问题。公司必须注意这个问题并设法改进。

其次，稳健性原则在当今财务会计体系的地位已是日暮西山，今非昔比。稳健性原则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与企业的组织形式和金融市场相联系。从企业组织形式来看，稳健性原则适应于独资或合伙企业组织形式；从金融市场来看，稳健性原则适应于金融市场欠发达，企业资金主要靠银行、财团和其他金融机构直接提供，即主要来自直接融资，而不是靠金融市场间接融资。随着形势的发展，稳健性原则的局限性日益突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金融社会，发达的金融市场促进了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而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改变了整个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资本来源渠道。因此，也改变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主体，即从以债权人为主体转化为以股东为主体，包括其他与公司有经济利益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多元化信息使用者集团。在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现代公司制度下，作为曾经保护债权人利益，防止公司将资产作为股利分配给股东的稳健性原则，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现代财务会计要求客观和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动情况，稳健性原则显然难当此重任。因此，我们不能再用稳健性原则作为否定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的依据。

二、权益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与主体现念

在19世纪，所有权观念(ProprietaryConcept)主宰着财务会计。当时，大部分企业组织都是独资或合伙企业组织形式，由其所有者直接管理，公开持股的公司十分罕见。根据所有权观念，企业的全部资产归所有者所有，企业全部的负债也由所有者承担，构成所有者的义务。企业由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或几个人拥有。在这种情况下，单独确认和计量权益资本成本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相反，重要的是要确认和计量债务资本成本。因为从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债权人是唯一、真正的“外来者”‘在满足了这些“外来者”的权益之后，剩下的就是企业业主的利润。因此，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和企业组织形式以独资或合伙形式为主体时，重要的是如何确认和计量债务资本成本而不是权益资本成本。

以后，随着金融市场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后来居上。这时，财务会计的基本观念发生相应的变革，从原来的所有权观念转变为主体观念(EntityConcePt)。根据主体观念，公司被认为是一个与其所有者独立的个体，甚至具有自身的人格化。与发达的金融市场相联系的公司通过两个渠道来筹集其所需要的资本，即从债权人那里筹集债务资本，或通过发行股票从股东那里筹集权益资本。这时，从公司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角度看，无论是债权人还是股东相对公司这个独立的“人格化”主体而言，都是“外来者”。至于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如何组合，这是公司理财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就需要对这两种资本来源的特点和成本进行权衡。既然现行财务会计已经确认和计量了债务资本成本，再确认和计量权益资本成本又有何妨呢?

根据主体观念，所有的资本都是由公司主体的“外来者”提供的，无论从哪个渠道取得资本，对于独立的“人格化”的主体而言，都是有代价的。然而，遗憾的是现代财务会计师一方面倾向于接受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却在会计实务中的某些领域继续采用所有权观念。资本成本的处理就是其中一例。根据主体观念，无论是债务资本成本还是权益资本成本都应该作为成本处理。因为从公司作为独立的主体而言，它们都是公司使用资本的代价。在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中，不论是债务资本成本还是权益资本成本都不是作为成本处理。对于债务资本成本，以利息的形式支付债权人，作为利息费用处理；对于权益资本成本，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股东，作为留存收益分配处理。因此，我认为当前财务会计不仅理论与实践相背离，即使就理论本身而言，也不是那么一致。

主体观念还认为债务利息从性质上看并不是费用，而是收益的分配，即对各种权益所有者进行的分配，均属于公司收益的分配。例如，美国会计学会会计概念和标准委员会在1957年曾经指出，利息费用和所得税均属于利润的分配。根据主体观念，主体本身的经济活动与主体的所有者如股东以及其他主体必须区分开来。因此，从理论上说、利息费用、所得税和服利都是公司的成本或费用。但是，当前的财务会计理论却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利息费用和所得税作为费用处理，而股利作为留存收益分配处理，显然，违背了主体观念。它把公司这个主体的所有者——股东与公司主体本身混淆起来了。这不能不说，财务会计理论本身也并不是一致的。

三、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与成本观念

上面我们从主体观念讨论了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问题，下面我们以此为基础从成本观念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从总体上说，财务会计记录各种成本，而各种资产通常以其成本来计量，净收益便是收入与为了取得收入而发生的各种成本之间的差额。因此，如果利息确实是成本，那么，利息就应该记录在会计成本帐户上。

什么是成本呢?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名词委员会发表的第4号“会计名词公报”曾经对成本下过如下定义：“成本是指由于取得或将能取得资产或服务而支付的现金、转让的其他资产、结付的股票或承诺的债务。所有这些不同的支付方式，都可用货币表示其总额。”④这个定义基本上还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它还不能明确地表述出成本总是指“某物”的成本这一层含义。这里的“某物”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成本目标”。例如，某建筑物的成本就是为了取得该建筑物而使用的各种资源的总额。如果是用现金购买该建筑物，这个总额便可以用现金表现；如果是公司自行建造该建筑物，那么，这个总额就是人工成本、原料成本和其他资源成本的总和。

同样地，如果产品是外购的，那么，其成本可以用耗费的现金数额或发生的负债数额来计量；如果产品是公司生产，其成本可以用人工成本、原料成本和其他资源成本的总和来计量。因此，成本计量了成本目标所使用的各种资源。公司在生产产品时，使用的人工用人工成本计量，使用的原料用原料成本计量，使用的各种服务用类似的项目来计量。所有这些项目构成产品成本的组成部分。

同理，公司还应用各种资本即应用各种资本来取得各项资产。如前所述，这些资本来自两条渠道：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但是：

1．债权人不会为需要资本的公司提供债务资本，除非这样做他们可以得到回报。这个回报，在会计上称为“利息”，就是公司使用债务资本的成本。

2．来自公司股东的权益资本同样也有成本。股东不会为需要资本的公司提供资本，除非这样做他们可以得到回报。这个回报就是公司使用权益资本的成本。根据主体观念、应用权益资本的成本与应用债务资本的成本没有什么区别。

债权人提供债务资本可能得到的报酬是标明的利息，而股东提供权益资本预期的报酬包括两部分：(1)各种股利；(2)股票市场价值的增值。他们当然不希望股利就是全部的报酬；相反，他们期望其投资所得到的部分收益将留存于公司，而这些留存于公司的收益所创造的收益以及其他因素将带来公司股票市场价值的增值。将股东的报酬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与使用权益资本需要成本的结论并不矛盾。这个成本正是股东提供资本给公司时要求得到的报酬。

根据上述分析，目前所用的“股利”这个名称有点词不达意。因为如果股东得到的报酬只是目前公司支付的股利，那么，他们是不会投入他们的资金的。他们之所以投入其资金是因为他们期望所得到的报酬率高于目前的股利率，并且期望将来能得到较高的股利或者当他们出售股票时能得到较高的市场价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正因此，股利率一股低于债务利率。因此，用“股利”来表述权益资本成本低估了它。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净收益”也有点词不达意了。“净收益”计量公司的经营业绩，它本身不是一种成本，而是刁耗用的成本即费用与收入的差额。按照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净收益”包含了一部分成本即使用权益资本应负担的权益资本成本，但是，“净收益”并不等于权益资本成本。净收益还包括卓越的管理、优质的产品、良好的市场占有率以及其他因素所带来的酬。

四、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与两类资本的界限

公司所需要的资本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用发行债券或股票筹集。从广义上说，权益是指资产的所有权，也就是投入资产的资本来源。权益包括债权人权益和股东权益。有人担心财务会计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会混淆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界限。债务资本及其利息是对资产的一种法定求索权，而权益资本只有剩余的求索权。⑥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都是公司的资本来源，对公司这个独立主体本身而言都是有代价的，因而，需要确认和计量其成本。这只是其共性。我们并没有否认其个性。其次，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对于在资产负债表上分别报告各项负债和股东权益没有影响。进一步说，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不仅对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就是对收益表也没有什么影响。在这时，成本中包含资本成本与包含折旧费用并没有区别。它们都不是“法定的求索权”，也都不是当期的现金流出量。

五、资本成本确认和计量与利息资本化问题

如前所述，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将使一部分资本成本资本化为存货、厂房和设备的价值。对于存货项目，按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34号准则公告，其利息成本不能资本化，更谈不上权益资本资本化了。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会计信息系统而言无关宏旨。因为在未来高新技术环境下，公司将以销定产，实现零存货，也即销售多少才生产多少。这时，资本成本是否资本化对公司当期损益没有影响。如果公司存在一定量的存货，那么，资本成本是否资本化对公司当期的损益可能有影响，但是，存货总是要出售的，如果从持续经营的角度来看，对公司整体的损益也没有什么影响。至于固定资产项目，按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34号准则公告，只有符合条件才能将债务资本成本资本化为固定资产价值。但是，“从会计理论来看，计列应负利息是一种最合理的会计方法”⑥。这里的“应负利息”包括实际支付的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两部分。根据前面的分析，权益资本成本是否资本化为固定资产的价值，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内，对公司的损益也没有什么影响。

西方现行会计实务允许公用事业企业在固定资产价值中计列应负利息。这是因为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和盈利水平，严格控制在政府的监督之下。“为了保证公用事业企业能够获得正常的投资收益，允许在其投资总额内计列应负利息，这样，按照控制总额所规定的盈利水平才是合理的。”⑦既然公用事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利息已经资本化，要把它延伸到所有的公司又有何难呢?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将资本成本资本化存货和固定资产的价值，公司置存资产的时间越长，其成本越高，公司所需要追加的投资也就越多。这样，不仅可以在会计报表上如实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资产的经济价值，而且可以把资本的筹集、使用及其效益联系在一起，更全面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时，它将使得公司自建的各项固定资产与外购的或租赁的各项固定资产的计价具有可比性，从而增强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在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中，外购的或租赁的各项固定资产价值不仅包括供应商的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包括其权益资本成本，但是，公司自建的固定资产中则假设末使用任何权益资本。这样，在进行有关固定资产的自制还是外购或租赁决策时，由于决策标的物价值缺乏可比性，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将资本成本资本化为固定资产的价值，将消除这种不可比性，增强会计信息的决策功能。

权益资本范文第2篇

徐亚琦（1990-），女，汉，河南漯河人，管理学学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摘要：对于权益资本成本来说，其不但是企业投、融资行为的重要参考标的，也是股东等广大投资者的预期报酬率。本文站在投资者的角度思考股权激励计划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探究能有效抑制股权激励产生负面影响的方法机制，以保障股权激励计划得以顺利实施。本文的研究不但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的了解实施了股权激励措施的公司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还可以为相关部门对约束和监督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提供参考。

关键词：股权激励；权益资本成本；措施

理论上说，管理者持有公司股票，可以强化所有者与人之间有效的制衡和监督管理体制，降低股东所面临的风险，则股东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就会下降，即减少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但是，股权激励效果很可能会受到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Brown 等学者们在管理者权力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公司治理与股权激励的关系。他们认为，股权激励并没有替代薄弱的公司治理，即股权激励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相反公司治理不力的企业往往会出现管理层滥用股权激励来达到饱私囊。当高管薪酬与股价波动性相关性密切时，高管会不顾合理的资本结构，更加倾向于取得高杠杆率的债务融资，增加公司财务风险，从而导致权益资本成本增加。股权激励在某种程度上也诱发或助长了管理层的一些自利行为。上市公司会在实施股权激励前故意压低业绩、在股权激励期中平滑业绩或粉饰业绩，这些盈余操纵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即诱使他们隐瞒了有关未来期权增长的不利消息，并选择次优投资政策，这容易导致严重的股价高估及随后的暴跌。

并且，Armstrong 等学者认为，如果管理者是风险厌恶型，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管理者收入对股价波动越敏感，就越有财务错报动机。所以如果投资者预期管理层会进行盈余操纵，股权激励反而可能会提高必要投资回报率，增加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一、研究成果综述

1、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与治理效应分析

由于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状况，最优契约观认为，股权激励措施的目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冲突，支付更高的报酬以换来更好的公司业绩。然而，有些学者指出最优契约理论的三个约束条件（ 董事会的独立性与有效制约、市场的有效约束力、股东诉讼的有效途径） 均不符合现实状况。因此，提出管理层权力理论，指出股东与董事会之间存在着问题，即“监督监督者”，这会造成管理者利用自身能力议价甚至操纵薪酬合约，来获取高于合理水平的薪酬。苏冬蔚、林大庞等学者认为，股权激励失灵甚至出现负面治理效应原因在于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董事会没有设计出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励方案。管理者权力越大，其操控薪酬契约获取私有收益可能性就越高，而股权激励不仅仅会导致过度支付，还可能会造成管理者舞弊。

2、股权激励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路径分析

权益资本成本是反映资本市场融资效率和投资者衡量投资标可行性的重要指标。外部投资者在进行投资选择时，一般会面临两种风险： 经营管理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估计风险。股权激励通过作用于这两类风险从而对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

首先，当董事会无法有效监管制约管理层的薪酬，股权激励反而会扩大了管理层权力，导致管理层通过权力寻租而不是真正通过经营来获取薪酬。管理层权力越大，冲突越大，具体表现在企业业绩波动性越大，经营风险越高。当股权激励合约的设计时受到管理层权力干预，激励往往会偏离股东利益而变成了管理层的利益，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经营风险增加又提高了投资者对企业要求的风险溢价水平，相应的提高了权益资本成本。

其次，最优薪酬理论认为与业绩挂钩的薪酬契约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因此股权激励效应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密切相关。但在现实中，业绩中包含着行业政策，管理层盈余操纵等大量“噪音”。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未必能减少成本。因此，基于业绩的股权激励虽然可以激励管理层为实现契约目标而努力，但也增加了盈余管理动机。当盈余信息能影响到投资者预判企业经营状况，导致股价变化，并且管理层能根据股价变化选择卖出或是持有股票时，高管进行盈余操纵的概率增加。由于股权激励计划而引起管理者增加盈余操纵动机，从而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投资者则会增加必要投资报酬率来弥补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使得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上升。

二、启示与政策建议

我国股权激励还处于起步阶段，制度不完善和激励效用偏低等因素会严重影响股权激励作用发挥。经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会随着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增加而上升；股权激励增加了公司的成本和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若在实施股权激励过程中自愿披露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则其权益资本成本会相对偏低，即完善的内部控制能有效降低关系产生的道德风险，减少盈余管理行为，降低投资者对企业风险的估计，进而降低预期报酬率。

尽管人们普遍认可股权激励措施作为一种经理人报酬机制，但次贷危机的发生，促使人们对其态度产生转变，一旦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和实施不合理，就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得到的启示如下： 股权激励并不是企业创造业绩和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它与所处的资本市场环境和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与严格的监管监督体系密不可分；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制度环境和监管监督条件并不成熟，较低的行权条件和行权价格、较短的激励期限很容易造成管理层等被激励对象实行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加剧企业风险，使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增大，便会提高所要求的投资报酬率；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改善股权激励而引起的问题，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并提升企业价值。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首先，不断推进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和监督监管体系的建设。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且处于弱式有效市场，一方面股票价格并不能真实有效的反映公司业绩和管理者才能，另一方面高管股权激励收入与股价敏感性较高，因此为防止被激励高管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自利行为，需要严格监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披露时机。相关部门还应当加大处罚力度，增加高管的“犯错成本”，减少高管盈利操纵行为。

其次，科学合理地设计高管股权激励方案和业绩评价体系。企业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自身出发合理设计股权激励计划和业绩评价体系，并通过征询第三方独立专业机构的意见，不断完善；要随着企业战略规划来及时调整激励计划。

最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有效监督和制约管理层行为，应当提倡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苏冬蔚，林大庞. 股权激励、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J]. 经济研究，2010，（ 11） ： 88-100

[2]吕长江，严明珠，郑慧莲，许静静. 为什么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计划[J]. 会计研究，2011，（ 1） ： 68-75

[3]陈胜蓝，卢锐. 新股发行、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激励[J]. 管理评论，2011，23（ 7） ： 155-162

[4]游春. 股权激励、董事会、TMT 团队与经营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管理评论，2010，22（ 9） ： 3-13

权益资本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本文以2002-2006年上海、深圳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审计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稳定性检验。研究发现，审计质量对权益资本成本有重大影响，具有高质量审计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较低。

关键词：审计质量 权益资本成本 证券市场

引言

独立审计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外部监督机制，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更多体现为信息功能。由于审计的重要性，国内外对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已有丰富的研究。权益资本成本是公司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从本质上说，权益资本成本是公司融资的机会成本，是公司融资进行风险项目投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利润率。权益资本由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筹得，因此从投资者角度来说，权益资本成本是在一定的公司风险状况下，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是公司财务的重要研究课题。传统文献关注宏观经济状况、公司基本财务特征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近年来，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也受到关注。但是国内对审计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却研究较少。

文献回顾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研究

理论研究方面，DeAngelo（1981）提出了“声誉理论”，认为审计规模会影响审计人员的动机，即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事务所能提供更高水平的审计质量。Dye（1993）提出了“深口袋理论”，认为大事务所往往更有动力去发表准确的审计意见，因为其诉讼成本较高。实证检验方面，Clive S.Lennox证实了“声誉理论”和“深口袋理论”的合理性。DeFond et al.（1999）以1993-1996年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结果都显示事务所的规模显著影响审计的独立性。国内学者对审计质量与事务所规模关系问题也有大量研究。王振林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上，审计费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差异。李树华的研究发现，大规模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显著高于小规模事务所，从而得出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小规模事务所的结论。另外，王跃堂、赵子夜、蔡春等学者都得出结论，表明事务所规模越大，独立性越强。

（二）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的研究

事务所行业专长是指审计师拥有的对某一行业的专有知识和专业技能，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计师的专业技能。由于事务所的独立性和专业技能基本决定了审计质量，所以事务所行业专长自然就成为了影响审计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Owhoso et al.（2002）研究表明，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更好地发现会计错报和违规，行业专长与审计服务的可信度成正相关。Krishnan et al.（2003）以“六大”的客户为研究对象，发现相比其他客户，拥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的客户具有更高的盈余质量。国内关于审计师行业专长方面的研究成果还非常少。叶丰滢在其博士论文中（2007）考察了事务所行业专长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具备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给客户带来更高的附加价值，并能潜在地提高审计师的审计质量。

（三）审计意见与审计质量的研究

Dnopueh，Holthausen和Leftwieh（1986）的研究显示，市场对媒体披露的非标准意见表现出强烈的负反应。李增泉（1999）考察上市公司1993年至1997年的审计意见，发现收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与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在年报公布前后有不同的市场表现，进而得出结论：审计意见会对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单鑫（1999）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的披露有显著的负反应。

（四）审计轮换与审计质量的研究

Ann Vanstraelen （2000）研究发现，会计事务所在审计任期的前两年，更倾向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但是随着审计任期的增加，事务所更倾向于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可见其出具“非标”意见的意愿有所降低。Dopueh 等 （2001） 发现，强制轮换降低了会计事务所愿意出具客户所偏好的审计报告的可能性， 因此提高了审计独立性，而审计质量也随之提高。国内方面，曹伟 （2003） 分析了事务所轮换对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审计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得出有必要实行事务所轮换的结论。李兆华 （2005） 运用博弈理论得出结论：事务所定期轮换是解决审计合谋的最佳途径。另外还有其他对影响审计质量因素的研究，如施丹（2011）研究审计师性别组成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研究假设

由于投资者自身专业知识的有限，并且鉴定信息成本较高，投资者往往无法对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质量做出判断。会计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可信度的鉴定结果，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可见，高质量审计可能通过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增加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可信度，最终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重要影响。根据影响审计质量的主要因素，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审计事务所的规模和客户的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假设2：审计事务所的行业专业性和客户的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假设3：审计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发表与客户的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4：审计轮换和客户的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从大所换到小所，会增加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相反，从小所换到大所，会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界定

1.因变量界定。目前，权益资本成本的估计有很多方法。以往的研究在计算权益资本成本时，一般以当年每股股利或当年每股收益除以股票市价作为权益资本成本。他们的不足是没有考虑企业股利和收益在未来年度的变化。为了克服上述缺陷，Gebhardt 和Lee以及Swaminathan引入了剩余收益折现模型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汪炜、蒋高峰认为GLS方法更能说明中国特殊的市场结果。本文也采用该模型来计算我国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为了增强结论的说服力Ohlson& Juettner-Nauroth（OJ，2005）提出方法作稳健性检验。

2.自变量界定。本文选取了四类变量来对审计质量进行衡量：

第一，会计事务所行业专长。本文对事务所行业专长的研究是基于全样本中“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样本，即本文假设，只有“四大”才具备行业专长。本文基于2002-2006年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数据，采用某事务所在特定行业的市场份额法（IMSik）（Zeff，Fossum ，1967）来测算：

其中FEE为某一客户的审计费用，分子代表i事务所在k行业的Jik家客户的审计费用总和，分母代表k行业中Ik家事务所的全部Jik家客户的审计费用总和。在参考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定义：若IMSik大于10%，则说明某事务所在该行业具有审计专长。

第二，会计事务所规模。对这个审计质量特征的研究，同样是通过设置虚拟变量来检验事务所规模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首先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百强排名信息”，以“综合排名”作为参考指标排序，将事务所规模划分为两大类：十大、其他事务所。如果选择十大所时，BIGX=1，否则，BIGX=0。

第三，审计意见。表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简写为 OP），是一个虚拟变量。本文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称为标准审计意见，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统称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如果上市公司收到的是“标准审计意见”，则设OP=1；反之，如果收到的是“非标准审计意见”，则设OP= 0。

第四，审计轮换。为考察审计轮换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设置了两个虚拟变量，Switch-NBtoB和Switch-BtoNB， 分别对审计轮换中的小所换大所、大所换小所这两种情况进行了研究。在前一种情况的研究中，当上市公司将事务所由小所换为大所时，取1，否则为0。在后一种情况的研究中，当上市公司将事务所由大所换为小所时，取1，否则取0。

3.控制变量选取。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审计质量特征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中要控制其它因素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以使我们能较准确地测量审计质量特征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根据国内外已有文献的观点，本文概括了如下控制变量：

第一，β系数，本文采用的β系数为CSMAR数据库中提供的β系数值。

第二，资产负债比（LEV），本文将杠杆率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就是用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来表示。

第三，公司规模，本文预计公司规模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采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代表公司规模。

第四，账市比（BTM），账面市值比与股权融资成本相关，但相关关系不确定。

第五，资产周转率（AssetTurn），本文将资产周转率作为控制变量，并预计资产周转率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

（二）回归模型与变量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审计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关系。本文使用下面的回归模型来检验假设：

（1）

其中，公式中的变量定义在前面已论述，变量代码说明如表1所示。

（三）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由于算权益资本成本时要用到滞后3年的数据，所以本文的样本来自上海、深圳2002-2006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了消除IPO 的影响，选择在2001年12 月31 日以前上市的公司，并且剔除了金融类、ST、PT 类公司。在利用行业平均ROE 估计公司未来的回归终点时，剔除了ROE 畸高（ 如100%以上） 的数据和显著为负（ 小于-50%） 的数据。对所有计算出来的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本文剔除了最高和最低各1.5% 的样本，保留其余的公司样本进入加权资本成本计算并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的资本市场数据和相关的财务数据来自CCER、CSMAR数据库以及手工整理取得，并采用EXCEL和SPSS 等统计软件进行计算和统计分析，权益资本成本计算借助 MATLAB 软件。

从表2可以看出，对资本成本模型进行的相关分析中，权益资本成本（CoEC）和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相关，并且相关系数符号与预期符号一致。在解释变量中，审计意见（OP）与CoEC显著负相关，说明“清洁”意见（即标准审计意见）能够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事务所审计行业专长（SPEC）和CoEC负相关，即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比无行业专长的事务所更容易降低客户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CoEC与BIGX正相关，说明选择大型事务所能够给上市公司带来较低的资本成本。

在控制变量中，CoEC与贝塔系数（BETA）、账市比（BVTMV）、财务杠杆（ LEV）显著正相关，这与预期相符。贝塔系数（BETA）与CoEC正相关，表明市场系统风险越高，投资者的要求回报率越高，这符合经济学规律。财务杠杆（LEV）与CoEC正相关，说明资产负债率高即长期偿债风险大的公司容易获得权益资本成本。客户公司规模（LNSIZE）与CoEC负相关，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公司比小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更低。资产周转率（AssetTurn）与CoEC也在1%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说明较高的资产周转率代表较高的经营效率，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从而减少了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执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改变权益资本成本的测算方法。采用Ohlson& Juettner-Nauroth（OJ，2005）提出方法重新计算样本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进行了上述更改后，本文对原模型进行了重新回归。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各个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值的大小、符号以及显著性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表明本文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如表3所示。

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02-2006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审计质量特征是否会影响权益资本成本。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控制贝塔系数、账面市值比、公司规模、杠杆率、资产周转率等因素的条件下，高审计质量会对客户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可分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事务所规模与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四大”事务所的行业专长能带来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第三，“清洁审计意见”（即标准审计意见）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第四，审计轮换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其中，将审计事务所由小所换成大所，对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有积极影响；反之，则会造成消极影响。高审计质量使得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降低，说明低审计质量有其经济后果 ，也说明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别对待审计质量不同的上市公司。而目前国内的学者对审计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方面的研究甚少，因此有必要鼓励进一步加强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的联系，并探讨提高审计质量的途径。

（二）政策建议

第一，鼓励进一步加强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的联系，并探讨提高审计质量的途径。高审计质量使得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降低，说明低审计质量有其经济后果，也说明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别对待审计质量不同的上市公司。而目前国内学者对审计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方面的研究甚少，因此有必要鼓励进一步加强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的联系，并探讨提高审计质量的途径。

第二，加强公司治理，尤其是加强公司内部监管机制和信息机制的建设。高审计质量之所以能降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审计质量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的可信性，即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从而降低了投资者的要求回报率。因此，有必要由公正独立的机构开发和建立一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将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水平传递给投资者，从而使信息披露质量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变得更为明显。

第三，继续鼓励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合理的规模化发展战略。在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上市公司审计市场行业集中度日趋提高。各类会计事务所的规模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鉴于事务所规模和对降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有积极影响，应继续鼓励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强强合作来扶持已有信誉和品牌的大事务所，以满足上市公司的需求。

参考文献：

1.Anwer S. Ahmed，S.Rasmussen，Senyo Tse. Evidence on Audit Quality Differences across Big Audits：The Effect of Using an Industry Specialist on Cost of Equity[R].Texas A&M University， 2007

2.Anwer S.Ahmed，S.Rasmussen，Senyo Tse.Audit Quality，Alternative Monitoring Mechanisms， and Cost of Capital：An Empirical Analysis[R].Texas A&M University，2008

3.蔡春，杨麟，陈晓媛，陈任汉.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类型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沪深股市2003年A股年报资料的研究[[J].财经科学，2005（1）

4.李春涛，宋敏，黄曼丽.审计意见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J].中国会计评论，2006（12）

5.李淑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审计意见之实证研究—统计特征及信息涵义[[J].审计研究，1998（8）

6.刘峰，周福源.国际四大意味着高审计质量吗？—基于会计稳健性角度的检验[J].会计研究，2007（3）

权益资本范文第4篇

关键词：权益资本成本 计量方法 述评

每一个企业必须做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就是决定将资金投向何处，并定期对已投资项目进行再评估（Damodaran，2001），而资本成本是评价这些决策的重要基准。此外，资本成本也是企业决定其资本结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资本成本一般分为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两种，由于使用债务资本有比较容易计量的成本开支，因而可以比较容易的度量其大小；而权益资本的使用除了发行费用等开支外，没有明确可以用来计量对资金所有者支付的数据，因此，如何合理准确地计量资本成本就成为现代金融学和财务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估算方法可以分为三大类：基于市场风险的收益率模型法、历史收益率法和折现模型法等。本文拟对这些方法进行简要述评，以利于后续的资本成本相关研究。

基于市场风险的收益率模型法

基于市场风险的收益率模型法主要包括两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法和套利定价模型法。

（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法

以马科维茨的投资理论为基础，夏普、林特拉、莫森等分别独自提出了将风险和必要报酬率联系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将资本市场的风险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其中系统风险是指处于同一市场中的所有股票共同面临的、不能通过投资组合分散的风险，具体包括：宏观经济走势、汇率利率调控政策、政治军事局势和管理层对股市干预等；非系统风险是指存在于个别股票的由某一企业自身或行业因素所带来的、可以通过投资组合分散的风险，具体包括：公司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股票本身波动规律、行业地区发展动态和投资者心态与方法等。

由于非系统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组合分散消除，而系统分析无法通过投资组合分散消除，因此，风险定价就是只是对投资组合中的系统风险进行定价。因此，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可以用如下公司计算：

（1）

其中，Ri为公司i的权益资本成本；Rm为市场回报率；Rf为无风险利率；βi为公司的系统风险系数，用于衡量企业风险相对于整个市场风险的程度。

由于CAPM模型非常简洁、明了，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并在实际操作中，被广泛应用于市场投资过程。CAPM己经成为证券投资者，市场监管机构和投资银行进行证券投资的主要应用参考模型。

（二）套利定价模型法

由于CAPM模型的假设条件较为苛刻，罗斯等人在“完善市场中不在套利机会”的假设前提下提出了套利定价模型，简称APT（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套利定价定理的核心思想是市场不允许套利机会的存在，即市场价格的调整将使得投机者无法在交易市场上通过套利活动获得超额收益。套利定价定理认为资产收益会受系统风险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但系统风险又受到相互独立的多个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共同作用决定了风险资产的收益。套利定价模型为：

（2）

其中：Ei是资产i的期望收益率；λ0是没有系统风险时的期望收益率；λk是k因素的风险溢价；bk是对于k因素的敏感系数。

套利定价模型的假设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要简单，并且可以考虑多个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尚不存在相应的理论来说明哪些风险影响因素应该进入该模型，为此该方法对估算步骤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定，在使用上不如CAPM简单，对该方法使用者的能力有较高的限制和要求。因此，该方法多为熟悉企业经营状况的经营者所应用。

历史收益率法

历史收益率法是指用过去一段时间投资者对某公司或行业投资所获得的平均收益率来估计股权资本成本。尽管在短期内，股票投资的收益率波动较大，甚至可能出现负值，但从长期来看，其平均收益将会比较稳定。因此，可以将长期平均股权投资收益率作为股权投资者的期望收益率的替代。这种方法由于数据容易获得，运用起来较为简单，在实际研究中也得到了较多的应用。但由于企业的运行具有不可复制性，用历史数据来估算未来收益率的方法不能满足企业面向未来决策的需要。因此，运用这种方法计算的权益资本成本可能与真实权益资本成本存在较大的差距。

折现模型法

折现法是指利用市场价格和公司财务数据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求出内在贴现率来作为权益资本成本的一种方法，更贴近于资本成本的定义。在这种方法下，权益资本成本就是设定投资者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于当前价格的贴现率。根据Botosan和Plumlee（2005）的总结，其具体应用方法主要有四种：Gebhardt、Lee和Swaminathan（2001）的产业方法（GLS）、Botosan和Plumlee（2002）的目标价格法（DIV）、Ohlson和Juettner-Nauroth（2005）的经济增长法和Easton（2004）的PEG比率法。

这四种方法实际上都是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上对经典股利折现模型进行演化而得到的。经典股利折现模型为：

（3）

其中，P0是当前股价，dpsi是第i年预期每股现金股利，r是权益资本成本，E为期望算子。

（一）GLS模型

GLS模型实际上是在Ohlson的“剩余收益观念”的基础上，将异常收益折现划分为预测期、退化期和延续期三个阶段而对经典股利折现模型演化而得到的。其中预测期为3年，需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具体预测相应的盈余，退化期为9年，即从第4年到第12年，假设权益回报率从第三年的值线性退化到该产业内部全部公司过去十年的平均权益回报率（这也是GLS模型之所以称为产业模型的原因），也就是第12年的权益回报率；永续期是其后一直保持第12年的异常盈余不变。由此得到如下方程：

（4）

其中，r为权益资本成本，b0为当前每股账面价值，epsi为第i年预期每股收益，roei为第i年的权益回报率。

（二）目标价格法

目标价格法由Botosan和Plumlee（2002）提出，是假设股利只支付到第五期，其后不再支付的股利折现模型。其本质是一种有限期股利折现模型。其计算通过如下方程求出：

（5）

字符表示与前述基本相同。

（三）预期收益增长模型（KGMM模型）

本模型由Ohlson和Juettner-Nauroth（2003）提出， Cheng、Collins和Huang（2006）将其称为KGMM模型，这种方法假设上市公司的短期盈余增长率将会渐进退化到长期盈余增长率，一般为宏观经济增长率。

其计算方法如下：

（6）

（7）

其中，y为1+企业固定增长率，epst+1为t+1期每股收益，Pt为t期的股票价格。

（四）PEG比率法

PEG比率法由Easton（2004）提出，其假设短期异常盈余增长率可以永远保持下去。计算方法如下：

（8）

权益资本成本计量方法在国内的应用及其展望

上述股权资本成本的估算方法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特别是折现模型法在近几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沈艺峰、肖珉、黄娟娟，2005；曾颖、陆正飞，2006；蒋琰，2009a、2009b）。然而，由于折现模型法要求对未来股利等数据进行长期估计，国外有比较完善、成熟的相互竞争的预测机构可以提供相对可靠的相关数据，而国内缺乏公认、权威的预测机构，因此，其应用具有较大的困难性。从国内学者的前期实证研究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学者估计的权益资本成本偏低，比如曾颖和陆正飞（2006）估计的权益资本成本的均值和中位数为3.61％和3.35％、沈艺峰等（2005）分别为5.39％和5.15％、蒋琰（2009b）的分别为6.1168％和5.905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截止到目前人们认为最具有理性的对风险- 收益进行权衡的工具。洛温斯坦（L. Lowenstein）明确指出，依据CAPM计算出来的所有者权益成本，代表了调整风险之后的所有者权益资本的机会成本。虽然也存在对CAPM模型的种种质疑，但大多数研究结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风险因子β对于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叶康涛、陆正飞，2004），因此，国内外学者和金融从业者在研究股权资本成本时，大多采用CAPM模型（闫甜，2008；范海峰和胡玉明，2010；姜付秀等，2006；姜付秀等，2008；汪平、李光贵，2009）。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John R.Graham 和Campbell R.Harvey（2001） 就资本成本、资本预算、资本结构对美国上市公司所进行的调查显示，估计股权资本成本的方法使用率最高的就是CAPM（73.49%）。因此，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估计权益资本成本仍是国内学者进行权益资本成本研究的首要选择。

参考文献：

1.Botosan,C., and M. Plumlee, 2002, A Reexamination of Disclosure Level and the Expecte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0

2.Botosan, C. A. and Plumlee, M. A., 2005, Assessing alternative proxies for the expected risk premium, The Accounting Review, 80(1)

3.Gebhardt, W., C. Lee, and B. Swaminathan, 2003, Toward an Implied Cost of Capit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9(1)

4.Ohlson, J., and B. Juettner-Nauroth, 2005, Expected EPS and EPS growth as determinants of value,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10

5.Easton, P., 2004, PE ratios, PEG ratios, and estimating the implied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on equity capital, The Accounting Review, 79

6.Cheng, C. S. A., Denton Collins, Henry He Huang, 2006, Shareholder Rights, Financial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l27(2)

7.沈艺峰，肖珉，黄娟娟.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J].经济研究，2005(6)

8.曾颖，陆正飞.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J].经济研究，2006(2)

9.叶康涛，陆正飞.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影响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4(5)

10.汪平，李光贵.资本成本、可持续增长与国有企业分红比例估算—模型构建及检验[J].会计研究，2009(9)

11.姜付秀，陆正飞.多元化与资本成本的关系：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证据[J].会计研究，2006(6)

12.姜付秀，支晓强，张敏.投资者利益保护与股权融资成本—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8(2)

13.蒋琰.独立董事治理机制与融资成本—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2009a(2)

权益资本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内部控制；权益资本成本；内部控制质量建设

一、引言

1934年《美国证券法》首先提出了“内部会计控制”（Internal accounting control system）的概念，内部控制开始普遍被人们认识和接受。内部控制的发展由产生到成熟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光阴。2001年“安然事件”的发生使得内部控制成为了舆论的焦点，萨班斯法案（SOX法案）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SOX法案要求公司建立维持合适的内部控制结构，对内部控制的评价和外部独立审计的审计报告进行披露。

中国近年来内部控制建设也逐渐成熟起来。2006年上交所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同一年深交所也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指引中提出了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要求。2008年，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接着在2011年了配套指引，内部控制体系逐步在海内外同时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和大规模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和其他主板上市公司中推行。

随着内部控制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的改进，学术界针对内部控制的研究热情也逐渐高涨。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有利于削弱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企业资本成本。内部控制信息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能通过其职能保障财务信息的质量，引起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经济效果。

二、文献回顾及本文创新

1.内部控制缺陷与内部控制目标

按照COSO报告，内部控制主要有三大目标：即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果和效率和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存在缺陷的内部控制会在上述3个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低质量的内部控制容易引起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导致会计核算过程中的重大失误，最终使得财务报告的可靠性难以保证。Leone（2007）指出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往往具有组织复杂、出现过重大的组织变革以及缺乏资源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公司的财务可靠性令人担忧。Stephen Kwaku Asare（2012）研究认为内部控制缺陷会负面影响投资者对财务报表的使用信心。

存在缺陷的内部控制会使得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为其进行财务操控和过度投资等提供可能。国内外对于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关系鲜见研究，对于内部控制和投资效率的研究，都是为了加强企业资产的安全性以及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显然的。李万福等（2011）通过基于流动性特性的条件关系检验和基于预期投资偏离的无条件关系检验，探讨了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实证检验了高质量内部控制对于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此外，国外不少研究也表明，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面临的法律诉讼风险更高。

综合以前文献可以知道，内部控制缺陷对于内部控制实现其公司治理的目标有着显著的影响。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在财务信息质量、投资效率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均面临较大的信息风险和商业风险。

2.内部控制与权益资本成本

我们已经知道内部控制对企业的财务信息质量、投资效率等均有显著的影响。而企业的财务信息质量、管理层行为等又会对资本成本产生较大影响（Botosan，1997； Richardson，2001；Francia，2008等）。以前研究表明，内部控制通过两条途径影响权益资本成本：

（1）直接途径

Lambert等（2007）首先提出了“内部控制―财务报告质量（信息风险）―权益资本成本”的直接作用途径。高质量财务报告信息能削弱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的权益成本。内部控制能更好地保障财务信息的准确性，提升财务报表质量，从而达到降低权益成本的效果。在此理论的基础上，Ashbaugu（2009）首次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

（2）间接途径

内部控制可以抑制管理层自利行为或者防止大股东利益侵占，减少投资者的商业风险，从而使企业权益成本得到降低。即为“内部控制―内部人行为（商业风险）―权益资本成本”的间接作用途径。目前，针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几乎是空白。笔者目前亦打算作相关的研究探索。

3.本文创新和贡献

我国目前内部控制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深度还应加强。文章创新和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前文献仅探求了内部控制质量本身对于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而未将内部控制质量建设控制进去。即有着相同内部控制质量的公司（数据指标上相同），存在内部控制改善的公司由于其内部控制建设行为会得到认可，将有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

（2）鉴于内部控制建设的影响，本文在控制内部控制质量建设后，得到了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权益资本成本越低的实证结论，进一步为这一命题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

（3）本文试图验证内部控制建设对于内部控制较差的公司在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上有着更高的边际效用。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通过内部控制质量建设并未能获得更高的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效果。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2009-2012年为样本选取时间段，剔除有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得到1742家公司，共计6967个样本。由于内部控制质量构建时部分数据没有披露，特别是2007年、2008年相关的数据很多均为自愿披露，最终样本得到5270个。相关财务数据从CSMAR数据库获得，非财务数据通过巨潮资讯上传的上市公司年报等获取。内部控制质量数据通过上市公司自我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等手工搜集。

2.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文献回顾，本文提出两个假设：

H1：在控制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建设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权益成本越低。

H2：对于存在内部控制质量建设的公司，其他条件一样时企业具有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

H3：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公司，通过内部控制质量建设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边际效应较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公司更大。

3.模型设计及变量解释

为验证假设一和假设二，构建模型一如下：

结合以前研究和本研究需要，控制变量如下所示：

财务风险指标：资产负债率ALR。

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LS。

股权制衡度DR，用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3.公司治理：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PID

4.公司成长性：GROWTH，用营业收入增长额除以上年营业收入。

5.年度：考虑到近些年我国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逐渐在修正与完善，内部控制信息由自愿性披露在不同范围内的公司中逐步要求强制披露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故对年度作为哑变量处理。分别为YEAR07， YEAR08，YEAR09，YEAR10。例如YEAR07当年度为2007年时为1，否则为0。

为验证假设三，在模型一中引入交互项，得到模型二如下：

四、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

由表一给出的描述性统计可知，样本公司平均的权益资本成本为11.58%，平均的内部控制质量为5.64分。可以看出，样本中存在极端值，例如资产负债率ALR最大值为29.49，该样本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资不抵债；成长性也出现了超级增长的公司，最大值为43.17。因此，在stata中采用robust进行稳健回归。

五、稳健性分析

本文针对权益资本成本进行了稳健性分析。

首先我们将每股收益预测值由均值取为中位数，计算权益资本成本并进行上述模型回归，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果。

然后，根据Berk（1995）、French（2006）、Botosan（2005）等人的研究，良好的权益资本成本计量指标应该与贝塔系数和权益账面市价比正相关，与规模负相关。本文通过检验证实了许多学者推崇的PEG模型的确是良好的权益资本成本指标。

六、研究结论与研究建议

本文通过PEG模型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建设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与以前研究一致，内部控制不管其到底是通过财务报表信息质量还是内部人行为发挥治理作用，将显著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内部控制质量建设将向投资者传递企业正面发展的信号，达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效果。内部控制差的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具有更好的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

本文只是研究了内部控制及其改善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控制变量的选取也是依据以前文献的研究结果筛选。更进一步，研究者需要探求内部控制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两条途径的作用机理及其相互关系，而一旦这方面取得了成果，在选取控制变量时研究者将可以依据内部控制的影响途径进行控制，这将更能稳健地反映内部控制与研究对象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朱华建等.21世纪以来我国内部控制研究主题.会计研究，2011（11）.

[2]李万福.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_效率促进还是抑制.管理世界，2011（2）.

[3] 王敏等.内部控制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研究述评与展望.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5）.

[4]Ashbaugh-Skaife等，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on Firm Risk and Cost of Equity.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9，47（1）.

[5]Botosan等.Disclosure level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Accounting Review，1997，2（3）.

[6] Easton， P. D. PE Ratios. PEG Ratios， and Estimating the Implied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on Equity Capital.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4a，79（1），73-95. .

作者简介：

权益资本范文第6篇

【关键词】 会计稳健性； 权益资本成本； Basu模型； CAPM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30.9；F2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4-0047-05

一、会计稳健性及权益资本成本

（一）会计稳健性及其计量

会计稳健性，又称谨慎性原则，是会计基本原则之一。Stickney and Weil[1]等认为，会计稳健性越高意味着更慢的收入确认和更快的费用确认，以及更低的资产估计和更高的负债估计，这个标准会导致更小的累计报告盈余；Basu（1997）则从损益表视角将稳健性定义为：会计核算时，会计盈余对当期可能引起股票收益率增加的事项（好消息）的确认比当期可能引起股票收益率降低的事项（好消息）的确认要慢。正是由于Basu（1997）将会计稳健性的定义从损益计量的数量大小转向损益计量的时间快慢，从而将会计稳健性的实证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与此同时，虽然Basu模型可以用来测量所有企业总体上是否存在稳健性，但更多用来做定性判断，存在着同质性假设，而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在会计政策选择以及会计估计中存在很大的异质性，为了反映不同公司之间稳健性程度的差异，本文在Basu模型基础上进一步采用Khan & Watts[2]提出的模型计算公司的稳健性，它在Basu（1997）模型基础上进行了拓展，用C-Score值来表示公司稳健性的高低。

（二）权益资本成本及其度量模型

权益资本成本，也称为股权资本成本，主流学界对其往往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企业为取得和使用这部分资金所花费的代价，包括筹资成本和使用该资金的成本。二是投资于某一项目或企业的机会成本。正是由于对股权资本成本的理解不同，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计量方法：前者按实际支付的本利和现值作为计量依据；后者按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来计量。权益资本成本常用度量模型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三因素模型以及非正常盈余增长率模型等，其中，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简称CAPM）基于投资者是价格接受者、投资者进行的决策是基于短期的考量、投资者的投资范围是公开交易的证券资产、交易成本为零等假设而被提出，CAPM模型一经产生，就被广泛采纳和使用，原因主要在于其理论基础完善，操作方便，实用性强，同时该模型的预测结果也比较精准。由此，本文选择CAPM模型对权益资本成本进行研究。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Watts[3]认为，会计稳健性的作用机制包括四个方面：债务合约、权益合约、法律风险以及税收成本。当企业会计稳健性程度较高时，投资者通常认为企业管理层对未来经营前景自信和对未来收益成长性有较高的预期，证券市场往往对稳健性较高的会计盈余以更高的价格益酬（Premium），即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在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基本要求之一，通常要求在财务报告中及时确认不利的信息，因此好公司通常通过高会计稳健性水平向信息劣势方的投资者传递这一信号，从而提高投资者对该公司的认可程度。如果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是股东，就可能降低该公司的股权成本。如果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是债权人，则会带来债务成本的降低。从信号理论的角度来理解会计稳健性就是，会计稳健性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信号传递的扭曲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计稳健性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

会计稳健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其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可能作用机制是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成本，即会计稳健性高，其成本将得到一定的缓和，其经营效率可能超过一定的预期水平，从而产生一定的股票价值溢价，即权益资本成本得以降低。如果会计稳健性存在该作用机制，则可以进一步推论：问题越严重的企业，投资者对稳健的会计信息的需求越高，即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的效用越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存在着大量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众所周知，国有上市公司虽然存在名义上的所有者，但并不是最终的剩余权益要求者，即存在严重的所有者缺位现象[4-5]，本文进一步认为，相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更严重。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效用更明显。

会计稳健性作为企业对外发出的信号，表明企业的发展前景良好，经营风险较低，从而使得外部投资者给予更高的估值，即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得以降低。据此本文推测：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大，则意味着本身向资本市场传递着经营前景良好、违约风险较低等信号，同时也意味着会计稳健性向资本市场传递的信息含量明显降低[6-8]。对此，亦可以从收益数量和收益质量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当某企业收益数量增加时，本身向外部投资者传递着经营前景良好、违约风险较低等信号，此时对反映收益质量的会计稳健性这一信号的需求相对来说要小于收益数量小的企业。总之，盈利能力越弱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对资本市场传递的信息含量越高。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高盈利能力企业而言，盈利能力较弱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效用更大。

三、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14年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主板A股上市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市场的最新数据进行研究，剔除了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经以上步骤，共获得样本498家，其中2012年123家，2013年175家，2014年200家。样本均来自Choice金融终端数据库，本文采用Excel和STATA软件进行处理。

（二）会计稳健性及权益资本成本的测量

1.会计稳健性的测量

稳健性水平的测量，一般都采用Basu（1997）模型，Basu认为，会计稳健性指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确认上的非对称性，也就是说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即损失的反映要比对“好消息”即收益的反映更加及时。因此，Basu以公司的股票回报率是否大于零作为消息好坏的替代变量，研究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反映更加及时，从而证实了会计稳健性的存在。建立模型如下：

EPSi，t /Pi，t-1=a0+a1DRi，t+a2Ri，t+a3DRi，t×Ri，t+δ （1）

其中，EPSi，t /Pi，t-1表示会计盈余，公司i披露的第t年每股收益除以第t年期初每股股价；Ri，t表示公司i在第t年的年度股票收益率，计算公式为Ri，t=∏（1+rij）-1，其中rij为个股月回报率，j表示月份，取1至12；DRi，t表示虚拟变量，若Ri，t小于零，取1，否则取0；δ表示随机误差项。该模型中Ri，t的系数a2表示盈余对好消息的反映程度，DRi，t×Ri，t的系数a3表示盈余对坏消息增量的反映程度，a2+a3表示盈余对坏消息的反映程度。a3度量了会计盈余反映坏消息的程度比反映好消息的程度高出的部分，若a3显著大于零，说明企业更快地反映未实现的损失，即存在稳健性。

由表1可以看出，2012年的会计稳健性均值要比2011年高。这说明样本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程度总体趋势是上升的。C_Score最小值为-0.0047981，最大值为0.038062，据详细统计，总样本中C_Score>0的有337家，约占总样本的68%，具有稳健性的上市公司已经在个数上占绝对优势。C_Score均值为0.000399，2010―2012年的各期均值均为正；标准差为0.0020541，就整体水平来看，我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市场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偏稳健。

2.权益资本成本的度量

风险定价就是只对投资组合中的系统风险进行定价。因此，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可以用如下公式计算：

RCAPM=Rf+βi（Rm-Rf） （5）

本文运用CAPM模型计算权益资本成本。其中无风险报酬Rf数据根据央行当年一年期的再贴现利率，分别为3.33%（2010）、3.85%（2011）、3.85%（2012）。市场平均报酬率Rm根据证据市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的平均市场报酬率计算，三年的Rm分别是-14.46%、-21.64%和3.12%。βi表示公司的系统风险系数，反映了资产的风险大小，用于衡量企业风险相对于整个市场风险的程度。其数据直接来源于Choice金融终端数据库。然而由于2010、2011、2012三年的股市震荡厉害，严重扭曲了股市，从而导致RCAPM的计算值为负值，直接影响着数据的运用。考虑到以上因素，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一年期的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作为股票市场平均报酬率的变量。

3.控制变量的选择

本文控制了一些与权益资本成本相关的变量：ROE，EG，LIQ，ITR，TAR。变量定义如表2。

（三）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即假设1的验证，本文采用模型6进行假设检验。模型6中Contrvariable1为表2所列示的控制变量，C_Score是各公司年的稳健性指数，该数据来源于模型3的计算结果，η1表示各公司年的随机干扰。对模型6进行OLS回归检验，主要关注会计稳健性（C_Score）的系数β1，如果该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会计稳健性程度越高，权益资本成本越低；反之，会计稳健性程度越低，权益资本成本越高。

模型7中，解释变量State是企业股权性质哑变量，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时，该变量取值为1，反之为0。β3是会计稳健性与股权性质交互项的系数，如果该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对股权资本成本具有更显著的降低效果。其他变量与假设2一致。该模型中β3如果显著大于零，则说明假设2成立。

模型8中，解释变量Bad是公司盈利能力哑变量，本文中将498个公司年样本数据按照净资产报酬（ROE）从大到小排列分成高盈利能力组和低盈利能力组，如果样本属于低盈利能力组，则Bad取值为1；如果样本属于高盈利能力组则Bad取值为0。β3是会计稳健性与公司盈利能力交互项的系数，如果该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盈利能力越弱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对股权资本成本具有更显著的降低效果，因为收益越低的上市公司对收益质量的需求也越高。其他变量与假设3一致。该模型中β3如果显著小于零，则说明假设3成立。

（四）研究结果分析

表3反映了股权资本成本（COC）对相关影响因素的回归情况。本文主要关注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C_Score）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为负值。从表3来看，会计稳健性（C_Score）的回归系数全部为负，这说明会计稳健性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也为假设1提供了部分证据。表3还反映，ROE和E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盈利能力（ROE）和成长性（EG）对于权益资本成本存在着积极的效应。说明我国资本市场估价体系对盈利能力和成长性等特征的重视，这与国际发达资本市场基本一致。另外，LIQ、ITR和TAR的回归系数没有显著性，说明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资产管理效率等会计信息对权益资本成本没有明显的降低作用，其原因可能是资本市场对偿债能力、资产管理水平等财务指标不够关注。

表4反映模型7的回归结果，其主要目的是验证假设2，即会计稳健性是否存在通过缓解成本进而降低股权资本成本这一作用机制。解释变量State是企业股权性质哑变量，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时，该变量取值为1，其余为0。本文关注的是会计稳健性与股权性质交互项的系数β3是否显著为负。从表4的数据来看，交互项（C_Score×State）的系数β3并不存在明显的效用，说明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对股权资本成本并没有更显著的降低效果。同时该结论还可以进一步推测，会计稳健性并不能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缓解上市公司的成本。

表5反映模型8的回归结果，其主要目的是验证会计稳健性是否具有向资本市场传递良好前景和低风险等信息进而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这一作用机制。解释变量Bad是公司盈利能力哑变量，如果Bad取值为1，则样本属于低盈利能力；如果Bad取值为0，则样本属于高盈利能力。如果会计稳健性与公司盈利能力交互项（C_Score×Bad）的系数β3显著为负，则说明盈利能力越弱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对股权资本成本具有更显著的降低效果，进而说明会计稳健性具有较强的信息含量。

从表5反映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样本，C_Score×Bad的回归系数全部为负，说明盈利能力低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降低的效果更明显。进而说明，会计稳健性存在如下作用机制：稳健性越高，向包括潜在股东在内的外部投资者传递的经营前景越好和经营风险越低等信息，权益资本成本越低。这也为假设3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撑。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选取2012―2014年数据，采用Khan & Watts 模型度量会计稳健性，研究结果显示，会计稳健性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中真实存在着，并且呈现越来越稳健的趋势；其次，针对我国资本市场会计稳健性原则的应用情况及其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挑选应用相对广泛的CAPM模型进行回归计算及检验，对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若控制变量不变，会计稳健性能够降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且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检验发现，会计稳健性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机制不是缓解成本，而是信号传递机制。

上述结论带给我们如下启示：首先，上市公司采用的财务报告会计原则越稳健，其在筹资方面所要花费的权益资本成本就越少，支付给投资者的股利相对较少，节省下的资金与获得的筹资额能够为公司的经营状况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9]；其次，股东对会计稳健性原则的强烈要求，可以监督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发现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投融资项目，尽早放弃净现值为负的项目，维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此外，稳健的财务报告也能降低外部投资者与公司内部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保护外部投资者。因此，上市公司应该继续遵循并发展会计稳健性原则[10-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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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FOND R，WATTS R L.The information role of conservatism [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83（2）：447-478.

[3] WATTS R L.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J]. Accounting Horizons，2003，17（3）：207-221.

[4] 郭洪，何丹.基于剩余收益价值模型的权益资本成本计量及其运用[J].管理世界，2010（1）：183-185.

[5] 饶品贵，姜国华.货币政策波动、银行信贷与会计稳健性[J].金融研究，2011（3）：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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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杨华军.会计稳健性研究述评[J].会计研究，2007（1）：82-88.

[8] 邓永勤，张水娟.信息披露质量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实证研究[J].财政研究，2010（3）：60-63.

[9] 张圣利.机构持股、会计稳健性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J].经济经纬，2012（5）：117-121.

[10] 谢志华，杨克智.会计稳健性运行机制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2）：9-16.

权益资本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审计质量；　权益资本成本；　所有权性质；　市场化程度

一、引言

权益资本成本乃是现代财务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它既关系到公司治理、项目效益评估和企业理财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投资者保护、资本市场有效性等重大研究课题。Sharp等（1990）所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明确指出，决定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大小的乃是风险。

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将会给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带来不可分散的投资风险。审计是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缓解问题的一种机制（Jensen and Meckling，1976）。审计作用发挥的大小，赖以其质量的高低。高质量的审计，可以明显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降低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信息风险。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资本市场逐步建立并且完善，股份制企业的数目不断增长，审计行业也随之逐渐复苏。时至今日，在我国沪深两市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共计2 307家，总市值达到了208 936.60亿元，但是与此同时，我国资本市场上依然受到政府的严重干预，各地区的制度建设和市场化进程也存在巨大差异。处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我国的外部审计师能否影响以及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这无论是对于审计工作的从业者、监管者，还是对于财务报表的使用者而言，都是一个极其感兴趣且意义非常的问题。本文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二、理论分析，文献评述和假设提出

现代风险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将会对信息劣势方造成不可分散的信息风险（Easley等，2004）。企业的内部人对企业状况更为了解，拥有外部投资者所不具备的信息优势，他们可以根据自身所持有的私人信息及时变换投资组合，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这对于处于信息劣势方的外部投资者而言无疑非常不利，为缓解这种局面，投资者必然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加大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财务报表是外部投资者认识企业、判断企业价值的重要依据。许多研究表明，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披露，可以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明显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Botosan，1997；Richardson等，2001；Ashbaugh等，2004）。

审计可以对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公允性提供合理保证，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明显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质量，增加其可靠性和相关性。Teoh等（1993）和Subramanyam（1996）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增加企业的盈余反应系数和盈余的持续性。Basu等（2002）则找到了外部审计的审计质量与企业财务信息的稳健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的证据。而Becker等（1998）以及蔡春等（2005）的研究都证明了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明显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如下逻辑关系：决定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乃是投资者所面对的信息风险，而外部审计通过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质量，可以起到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投资者的信息风险，从而减小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所聘用外部审计师的审计质量越高，其权益资本成本越低。

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为数巨大的国有上市企业乃是我国资本市场上的一大特点，虽然经历了国企私有化和股权分置等一系列改革，但是在我国今日的资本市场中，由政府控股的上市企业依然占到了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与行为逐渐自主化的民营上市企业不同，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的严重干预，往往作为当地政府实施政策的载体，其理财目标也出现异化，雎国余等（2004）和陈信元等（2009）都认为国有企业的理财目标更多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维持社会平稳等，而不是单纯的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因此，对国有企业而言，外部投资者对于其重要性显然不及对于非国有企业，故国企管理者操纵财务信息，欺骗投资者的动机也比较微弱。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审计对国有企业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及对非国有企业所发挥的作用大。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减小非国有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程度大于国有企业。

作为转型经济体，由于受到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以及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各省市的制度建设和市场化程度存在着巨大差距。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各项制度的建设更加完善，企业行为更加自主和理性，外部审计师为应对较大的执业风险也会不断提高审计质量。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受政府的干预严重，审计师所面临的执业风险也较小。故而本文预计，相对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外部审计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所发挥的作用更大。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中，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减小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程度更大。

三、研究设计和样本说明

（一）权益资本成本的衡量

本文选取剩余利润模型中Easton（2004）所提出的PEG模型来估计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陆正飞等（2004）认为剩余价值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成本的预期能力要优于其他模型。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具体计算如下：

Ri，t=■ （1）

权益资本范文第8篇

关键词：资本弱化；财务绩效；工资合约；劳工权益；工会博弈

中图分类号：F246；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089―06

资本弱化(Thin Capitalization)，亦称资本隐藏、股份隐藏或收益抽取，是企业股东为了少纳税或其他目的，以贷款方式替代募股方式进行的投资或者融资(孙少岩，李响，2006)。按照经合组织(OECD)的解释，只要企业的权益资本小于债务资本，股东的资本弱化行为就存在。由于与债务资本相关的利息费用具有“税盾效应”(Taxshield)，资本弱化问题由此产生。为规制资本弱化对一国税基的侵蚀，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制度对资本弱化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事实上，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资本弱化问题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很多外资企业“亏而不倒、越亏越大”现象与资本弱化问题不无关系。

一般认为，劳工工资合约体现企业劳动者的核心权益，是劳工或其“代言人”――工会与资方或其代表――管理层就劳动报酬所进行的约定。理论上，劳工工资合约与企业绩效密切相关。“会计数据”作为规制公司合约的重要依据(付蕴英，2004)，已经成为检验企业绩效的“代名词”，并在工资集体谈判中被广泛应用(任小平，2008)。因此，资本弱化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税收合约，也必然会影响到劳工与企业之间的工资合约。而本文的意图是，以资本弱化下的劳工权益受损为逻辑起点，从劳工权益“代言人”一工会的视角，分析工会在劳工工资合约中的博弈行为，并探究性的提出劳工权益维护的因应策略。

一、资本弱化下的劳工权益受损逻辑

企业是一个合约集(neXtlS of contracts)，股东、债权人、政府和劳工(工会)是公司重要的合约主体。劳工工资合约作为企业重要合约之一，在劳资双方的工资谈判中，无疑会考察企业的财务绩效，“工效挂钩”正是这样的例证。当财务绩效成为工资合约的决定变量时，理性的资方(股东)有动机让工会知晓的是低财务绩效的会计数据，而资本弱化行为有助于其动机的实现。因此，资本弱化下的劳工权益受损逻辑图景就是：

在注册资本审批制度下，股东根据需要确定企业经营所需总资本的同时，根据企业所在地的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加大债务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①。和股东投入权益资本所不同的是，较多的债务资本可以给股东带来三方面的隐性收益：(1)因债务资本利息的税前列支而节约的税负支出；(2)与债务资本相关的利息费用可以降低企业财务绩效，从而降低与财务绩效挂钩的合约标准，而劳工工资合约也与此相关；(3)在公司责任有限制的情况下，如果股东投资的企业经营不善，按照法律的规定承担的责任仅以出资额为限，而低的权益资本无疑可以实现这一目的。所以，在现实的工资谈判中，当工会代表劳工表达工资增长诉求时，资方一般会以财务绩效水平不佳予以婉拒。

和股东直接主导下的资本弱化所不同的是，“两权分离”下的管理层作为股东财产的受托经营者，自身也会与股东之间形成合约(即管理层的激励合约)。一般情况下，管理层的激励合约与企业财务绩效也是相关的。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管理层是否有动机支持股东资本弱化行为呢?或与此相反，作为受托人的管理层是否有动机与劳工合谋取得最佳的财务绩效以实现各自的最优合约呢?

从现实的层面考察，股东的风险偏好无疑是诱使其投资动机的重要因素。但是，股东能否把风险偏好转换为现实投资行动的关键是其预期的合约收益能否弥补其所承受的风险。当股东的合约收益超过其承担的风险成本时，其投资的动机就能实现，基于股东投资行为的企业组织得以诞生。当股东的投资偏好付诸实施后，剩下的问题是谁将对股东的合约收益负责?

理论上，股东亲自打理自己所出资的企业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但受股东自身的经营能力的限制，绝大部分股东又不得不将所投资的企业交给具有专业经验的人或团队进行管理，尤其是在企业规模扩大、资本大众化成为现实后，专门负责企业经营管理的管理层(职业经理人)由此诞生。管理层的主要任务是：(1)对外，在以合约的方式获取一定的授权后，对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债权人等)的合约收益承担责任，并取得约定的合约收益；(2)对内，则以权威命令等手段，动用一切资源，组织实施有效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当管理层被授权经营企业后，股东为防范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可能带来的合约损失，必然有动机将自身合约收益压力传递给管理层，并与管理层签署有压力的激励性合约。当管理层承受这种压力的时候，自然会将这种压力在企业内部以“领导者”的身份予以传递和分解，而劳工就成了这一行为的直接承受者。

因此，管理层基于自身合约收益的考量，存在与股东合谋压低企业财务绩效的动机，而动机转化为行动的两个基本条件就是：(1)管理层主导下的劳工工资合约不会导致劳工的抗争；(2)管理层可以从与股东合谋下的低财务绩效中取得“补偿”。现实当中，当工会代表劳工提出较高的工资合约要求时，管理层与股东在立场上的高度一致i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管理层通常从压低劳工工资中获益。对股东主导下的资本弱化行为，管理层也乐观其成，尤其是当管理层的合约收益中包括部分长期性激励(如股权激励、期权激励)时，更有动机在最有利的时候对潜在的财务绩效集中释放，以最大限度获取收益。

所以，资本弱化问题侵害的不仅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税收合约，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对弱势劳工群体的工资合约侵害也同样存在。即使是在“两权分离”下，管理层基于自身合约收益的考量，也不会在劳工工资合约方面与工会合谋，除非管理层的利益与劳工利益高度一致，而这在现实当中很难成为普遍现象①。在资本话语权空前强大的背景下，劳工权益的被侵害不仅有资本权益优先的制度性偏好，而且也有包括资本弱化在内的隐害，这在外资企业中可能更为明显②。

二、资本弱化下的工会博弈行为分析

工会当以劳工权益为首要责任。没有强大的劳 工运动，就没有强大的中产阶层(奥巴马，2009)。在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市场化演变的事实表明，劳工权益“被侵害”③已经是一个普遍事实，曾经的“主人翁”身份在现实的语境中更多地被社会解读为一种“政治符号”，而劳资冲突并未因“政治符号”的存在而忽略对自身经济权益的诉求，经济权益的缺失已经成为劳资冲突的主要因素，而社会的观察往往认为是劳3“话语权”的缺失并将问题归咎于中国工会的“三不行为”(不作为、不能为和不愿为)，但这种无谓的诘难并未改变中国工会应将表达和维护职工权益作为一切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制度主张。集体谈判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工会代表劳工向资方主张权益的基本制度，在我国的实践中也得到了大力的推行。在此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工会率先倡导并大力实施的“共同约定行动”之所以能够得到“劳、资、政”(劳工、企业和政府)的大力支出，重要的因素就是规定所有涉及劳工权益的行为，尤其是经济权益，必须以集体谈判的方式共同决定。和西方工会在劳3-32资合约博弈行为所不同的是，中国工会独有的“双重受托责任”一直是在寻求劳工权益和与资本利益的和谐共赢(任小平，许晓军，2009)，即使在“资本弱化”这一事实下，中国工会也是初衷未改。

(一)“合则两利、败则两伤”是决定工会博弈行为的基本准则

就性质划分而言，博弈论(game theory)往往被区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两大类(纳什，1951)，而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无疑是实现劳工利益的基本前提。但能否实现的基本条件就是：对参与博弈的主体而言，合作博弈的收益应大于非合作博弈的收益。

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劳资谈判中的对抗之所以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劳工制度承认工会的集体行动权(即“罢工权”)，并且也认为只有通过劳工的集体行动，才能让资方迫于压力重回谈判桌并最大限度接受工会的主张。由于国情不同，中国的劳工制度对工会的“集体行动权”没有明确的说法，对事实上采取非合作博弈的“集体行动”④也偏好用“”予以表述，并借政府之手予以解决。可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合作博弈是工会的最佳选择，即使存在着“资本弱化”对职工权益的侵害，“合则两利、败则两伤”仍然是决定工会博弈行为的基本准则。这是因为：(1)工会在劳资谈判中很难发现“资本弱化”的事证；即使发现，也很难理清这一行为对工资合约的具体影响，即使能够厘清，与之相关的成本也是工会不能承受之重；(2)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代表劳工谈判的工会代表的风险要比劳工群体的风险要大，因为工会代表的“饭碗”是由资方决定，现实当中也不乏因维护职工权益而遭受资方“不公正待遇”的案例；(3)国家关于资本权益优先的制度安排使工会很难背离这一制度偏好，尤其是在“引资发展”的大背景下，工会任何的不合作行为将被冠以“本位主义”的帽子而备受责难。因此，在劳工工资合约的博弈中，中国工会在制度上不具备非合作博弈的空间，即使在合作博弈的基本条件丧失时，中国工会仍然会坚守“合则两利、败则两伤”的博弈准则，并以此为基础，决定具体的博弈行为。

(二)以“数据说话”为核心的“柔性诉求”是工会现实可选的理性博弈策略

信息的完备程度决定合约的完备程度。就工资合约而言，与之相关的企业绩效信息是否充分将直接影响到劳工的工资合约。劳资谈判中，资方的信息优势是明显的，尤其是与工资合约有关的信息，资方几乎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信息垄断。但在“合则两利、败则两伤”的基本准则下，工会明知处于信息劣势，但仍希望用“数据”来支撑自身的谈判诉求，并以此期望资方做出让步。在工会无法知硗所在企业真实财务绩效的情况下，工会可供选择的路径就是大量的与所在企业相关的行业、地区甚至政府的非刚性规定(如工资指导线)等数据作为博弈的依据。当工会收集的这些数据足以让资方知晓工会的“良苦用心”时，理性的资方也会做出适度的让步来部分满足工会的诉求。而现实当中的两个小案例可以窥见一斑。

案例一：某企业组建工会后，按照制度要求寻求与管理层就职工工资问题进行谈判，并不断要求管理层坐下来与工会就工资问题进行协商，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管理层仍然以各种理由婉拒工会的谈判要求。在工会“持之以恒、软磨硬泡”下被逼无奈的管理层提出，只要工会能够找出企业绩效改善的信息，就和工会进行谈判。随后，工会依靠工人拿出了大量的生产数据，并将模拟后的企业绩效提供给管理层，当管理层看到数据后，在惊讶的同时也最终同意了工会的谈判要求，并最终达成当年员工工资增长8％的协议。

案例二：某跨国公司，1997年成立，到2002年仍然累计亏损近2个亿，但在此期间，该跨国公司在中国三地扩建了三个新工厂。2002年，工会提出工资增长20％的谈判诉求，管理层坚决回绝并单方决定当年工资零增长。为迫使管理层同意工资谈判并实现增资目标，该企业工会围绕人均产值、人均利税、人均工资等指标，收集与企业相关的行业、地区和同一地区同类型外资企业的相关数据近3000个，并将本企业的相关数据与之比较后提交管理层。尽管管理层质疑工会数据的公信力，但在基本事实面前也迫不得已和工会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增资10.52％的协议。

案例一是有“数据”才谈，而案例二则要有“好数据才谈”。上述个案或许不具备学术研究上的一般意义，但个案中的观察也足以描述中国工会在劳工工资合约谈判中的“柔性诉求”，而“数据说话”无疑是重要的，以“数据说话”为核心的“柔性诉求”是工会现实可选的理性博弈策略。

事实上，在案例二中，工会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指出了资方的“资本弱化”行为，也发现资方尽管亏损，但个别股东因“资本弱化”行为的获利已经超过权益资本的3倍。工会虽然也认同资方的“资本弱化”行为并不违背法律规定，但事实上是该行为影响到了企业绩效，并进而影响到员工的工资合约。可以想象，在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没有大量数据支撑的“柔性诉求”，劳工工资合约的实现将何其艰难。

(三)巧用“压力机制”，促使资方让步是中国工会实现博弈目标的保障

工会代表劳工进行工资谈判是一种集体行为。在资强劳弱的现实下，工会能否抑制资本的强势需要有一定的行为能力和策略手段。实践中，尽管工会认为没有集体行动权的集体谈判无异于“集体行乞”，但仍然希望按照“合则两利、败则两伤”的博弈准则并付诸在“数据说话”的“柔性诉求”中实施具体的博弈行为。如果资方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一味拒绝与工会合作，中国工会实现合作博弈目标的手段就是巧用“压力机制”。和法律认可的“罢工“这一集体行动权不同的是，该“压力机制”的核心是在内部出现“消极怠工”和在外部寻求“制度救济”相结 合的一种博弈策略。在中国独有的国情下，这一压力机制具有现实基础，尤其是中国工会所独有的“双重受托责任”，使其较为容易获得外部的制度救济，包括政府的指令和上级工会的帮助，而中国独有的商业生态也决定资方不敢忽视工会寻求“制度救济”而产生的社会压力。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促使劳资谈判制度的建立，将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纳入评选和谐劳动关系企业的核心内容，而被评为和谐劳动关系的企业，其产品在进出口方面将享受快速通关甚至免检免验的待遇。对视时间如金钱的企业而言，这一对集体谈判的“制度救济”在某种意义上比单独的集体行动权可能更为有效。

三、资本弱化下的劳工权益维护

劳动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利益关系，在我国现实的劳资纠纷中，绝大部分与劳工经济权益受损有关。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据也表明，当企业发生集体劳动争议及时，61％的职工表示“有可能参加”①。这说明，劳动关系领域所累计的社会风险在不断加大，在资本弱化行为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加大劳工权益维护不仅是工会的应尽之责，而且也应从社会层面提出因应之策，为建立劳动关系和谐基础上的社会和谐创造必要条件。

(一)制度层面高度重视资本弱化行为对劳工权益的不利影响并予以有效规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趋势基本形成，基于劳动合约的劳资自治是市场化劳动关系调整的基本方式，劳资权利的对等是实现劳资自治的基本要求。在资本稀缺大背景下所推行的改革路径，一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较为容忍资方的资本弱化行为，对外商投资企业尤为宽容。为控制这一行为的不利影响，现有法规更多的是从保护国家税收和债权人利益的角度来进行规制②，而劳工利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在与劳工经济权益密切相关的工资合约中，现有的制度设计仅仅寄希望于“劳资自治”的工资谈判方式予以解决，这无疑将本就弱势的劳工群体推向了“自生自灭”的窘境。股东主导下的资本弱化行为，受损的不仅仅是国民的税收财富，也不利于劳工权益的实现，还有可能诱发劳工群体的潜在性抗争。因此，从制度普适性的角度，也应将劳工权益的维护纳入制度规制的范围，在国家层面的劳动关系游戏规则中加入资本弱化下劳工权益保护条款，当务之急是要允许工会比照税法调整后的企业绩效作为工资合约的要价标准，或者以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的固化比例来抑制股东的资本弱化行为，在实现税收合约保护的同时保护劳工权益。

(二)提升集体谈判制度在劳工权益维护方面的实质性效果

集体谈判制度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成为劳资：自治的一项重要制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集体谈判制度尚未落实，往往处于“有形式、无内容”的尴尬境地。因此，如何发挥集体谈判在劳工权益维护方面的应有作用，已经成为包括劳工群体在内的社会期望。

“合则两利、败则两伤”作为工会博弈的基本准则应该提倡，以“数据说话”为基础的“柔性诉求”也应予以鼓励，但由此产生的谈判成本也可能抑制工会主动维护劳工权益的积极性，而工会在现阶段巧用的“压力机制”也仅仅能有限保障工会博弈目标的实现。就我国市场化劳动关系的现状而言，将劳动关系的调整完全寄托于现有的“压力机制”也不现实，集体行动权作为提升劳动者谈判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未来的政策选择中可能更为重要。当然，基于中国特有的国情考虑，制度层面的集体行动权必须是一种有限的、可操作和可约束的权利。就当前的现实而言，比较有效的做法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从制度层面完善与集体谈判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使工会的工资协商有据可依。

(三)不断彰显工会在劳工权益维护中的应有功能

只要工会主动作为，在劳工权益维护方面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但从社会观察的大量事实却发现，工会在市场化劳动关系中的应有功能彰显不足，多数企业工会在劳工权益维护方面与社会期望差异较大，这或许是劳工群体对工会认知度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工会作为维持劳动条件或改善生活状况为目的的永久性团体(Sidney and Beatricd Webb，1920)，要“把表达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08)；为此，“要把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2008)。由此看来，工会不仅需要从制度层面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而且在实践层面不断累积与资方谈判的博弈经验。就本文所关注的主题而言，工会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源头参与劳工权益的维护：(1)，企业层面，应在企业成立之初的有关公司章程或协议中，征求工会的意见，并将工会的关注纳入其中，而这一工作将有赖于上级工会的主动作为；(2)宏观层面，国家在出台与劳工权益相关的经济政策时，应充分征求工会的意见，并将工会在微观层面的关注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制度规则。

权益资本范文第9篇

【关键词】 权益资本； 资本成本； 财务杠杆； 经营杠杆

中图分类号：F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2-0016-02

一、传统财务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认识

资本成本是公司财务一个核心的问题，其基础是货币时间价值，同时也包括资金提供者对风险的考虑。债务的资本成本比较容易确定，难点在于权益资本成本。然而，在现有的国内外教科书中，大多介绍了权益资本计算方法，但没有从理论上探讨决定权益成本高低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

权益资本成本，是企业获取自有资金应该付出的代价。股东不可能、也不愿意无偿将资金交付给经营者加以使用，更不愿意其投入到企业的资金被经营者偷窃、滥用、闲置或低效使用。就自有资金而言，优先股的股息率一般是固定的，因而优先股资本成本的确定没有任何技术难度。有难度的是普通股资本成本。

理论上讲，权益资本成本（严格意义上，应该称为“权益资本成本率”，但人们大多习惯称之为权益资本成本）有两种确定思路。一是由全体股东协商后通过董事会明确向经理层下达净资产收益率的任务；二是在股东未明确授意的情况下，采取特定方法加以测算。

先讨论第一种情况。在股东明晰、公司治理健全的情况下，所有者会每年根据外部环境和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状态等因素向经理层发出权益资本要求的报酬率。以央企国资委为例，目前采用经济增加值等指标考核评价央企，其所下达的权益资本成本率暂按5.5%执行，并根据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而上浮，三年不变。各央企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设定更有针对性和挑战性的权益资本成本率，逐步达到7%～10%。而对于承担国家政策较重的、资产通用性差的企业定为4.1%。对于资产负债率在75%以上的工业企业和80%以上的非工业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率上浮0.5个百分点，即6%，引导央企尽可能控制风险，尽可能稳健经营。也就是说，官方对央企的权益资本成本率划分为三个层次：4.1%、5.5%和6%。重点参照因子是贷款利率、企业财务杠杆等。贷款利率变动要考虑纯粹利率、通货膨胀附加率、违约风险附加、期限补偿、变现力补偿等因素，但公司特征仅仅考虑财务杠杆是否完整值得探讨。因为企业总风险包括财务杠杆风险和经营杠杆风险，笔者认为经营杠杆风险也应考虑。

如何测算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目前教科书中提供了五种方法，分别是评价法、贝塔系数法、债券利率加风险溢酬法、历史报酬率法、市盈率倒数法。这五种方法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股东基于从公司所赚得的，比如评价法是基于公司红利未来按照一个固定的增长率（g）增长，历史报酬率是股东事实上长期持股已经获得的红利和资本利得的平均水平；二是基于资本市场股价及其波动，如贝塔系数法、市盈率倒数法；三是参照物法，比如普通股相当于优先股、公司债有一些风险是相同的，可以在参照物（优先股、公司债）的基础上加上一个经验数值。但这些方法背后的理论是什么？要考虑风险是共识，但究竟是什么风险？资本市场股票价格波动风险还是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风险、系统风险等？需要仔细推敲。

二、学术界对权益资本成本的研究成果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企业外部因素影响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水平。比如Sharpe（1964）、Lintner（1965）、Fama & Macbeth（1973）研究发现：系统性风险越高，权益资本成本越高。也就是说，当经济不景气等情况发生时，股权投资者宁愿持有现金规避系统风险而不愿意购买股票，如果投资创办企业或购买股权则期望获得较高的回报，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自然会提高。这也符合“风险与收益相对应”的基本经济原理。随后，一些学者关注行业、规模、财务杠杆等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公司信息披露水平、投资者保护水平等因素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汪炜和蒋高峰（2004）、吴文锋和吴冲锋等（2007）研究发现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沈艺峰、肖珉、黄娟娟（2005）发现，在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不同阶段，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中小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加强，我国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出现递减趋势；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和宏观经济变量的情况下，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仍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三、权益资本成本的决定因素与影响因素

权益资本成本的基础是货币时间价值，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所有者放弃当前消费而推迟消费的一种补偿。也就是说，利率是股东所能接受的权益资本成本的下限。作为投资者，可以选择成为企业的股权投资者（即股东），也可以成为债权投资者（购买公司发行的债券、贷款给企业、赊销商品给企业等），后者承担的风险要小于前者。通常来说，股东要求获得比当债权人更高的收益率，即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大于债务资本成本。因为企业债务的利息可以在税前列支，而股息、红利只能在税后列支，所以，即使债务利率与股利支付率名义上完全相等，实际上对企业而言还是权益资本成本高些。除此之外，决定因素是企业自身的风险水平，主要有：

（一）财务杠杆水平

目前教科书中的财务杠杆主要指有息负债的利用程度，实际上，优先股也是一种财务杠杆，在有优先股的情况下普通股每股收益波动幅度会加大。举债资本成本与举债资金利用效果往往存在差距，优先股的股息率与优先股股本投资利用产生的投资报酬率一样会存在差异，这会导致普通股每股收益的波动。目前在我国企业实践中，将优先股作为一种融资方式，资本结构中普通股、优先股、长期负债构成的资本组合还非常罕见。仅就举债而言，举债水平在一定区间内（比如有息负债率在行业平均水平左右），股东不会显著提高期望报酬率要求。央企国资委单纯从资产负债率角度提出的财务杠杆显著导致风险上升的临界点是75%（工业企业）、80%（非工业企业），当然金融业还可以更高点。如果基于有息负债率角度，工业企业不宜超过50%。一些著名的大公司会要求财务部门测算财务杠杆水平、风险的提高与权益资本成本。比如，波音公司当负债率为零时，权益资本成本为9.79%；负债率为50%时，权益资本成本为13.28%；负债率为60%时，权益资本成本为15.54%；负债率达90%时，权益资本成本为47.18%。

（二）经营杠杆水平

经营杠杆是指企业固定成本水平所带来的收入波动引发的利润波动之程度。由于固定成本的存在，企业经营利润的增长（或下降）幅度会大于营业收入的增长（或下降）幅度。企业要获得经营杠杆利益，必须相应承担由此引起的经营杠杆风险。一般而言，有大量房屋、机器设备的企业经营杠杆水平高，传统的汽车、制药、化工等经营杠杆要高些；而网络、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经营杠杆水平要低些。经营杠杆水平高，相应的企业盈余波动性大些，股东要求的期望报酬率会高些。

（三）总杠杆水平

通常情况下，企业管理层会综合考虑面临的财务杠杆水平和经营杠杆水平，进行适当的搭配，防止风险过高。财务杠杆与经营杠杆反向搭配成为一种基本财务政策。罗伯特・哈马达（1969）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修正的MM模型结合起来，考虑了经营杠杆风险与财务杠杆风险双重影响下的普通股资本成本：

普通股资本成本=无风险报酬率+经营杠杆风险报酬率+财务杠杆风险补偿报酬率

其中：

经营杠杆风险报酬率=无负债经营企业的贝塔系数×（市场平均股票投资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

财务杠杆风险补偿报酬率=经营杠杆风险报酬率×（1-所得税率）×（债务资本÷权益资本）

哈马达公式是从企业内部风险角度考察权益资本成本，非常符合资本成本之精神实质，很好地考虑了资本成本之决定因素。

从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来说，在两权分离的条件下，股东信息不对称水平等因素会导致其提高或降低要求的报酬率。根据学术界研究之成果，一般而言，信息披露水平高、投资者保护水平高、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股东相互制衡等有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另一些因素，比如政治关联对权益资本成本呈正向还是负向影响尚无共识。

【参考文献】

[1] Sharpe W.Capital Assets Prices：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J].Journal of Finance ，1964（19）：425-429.

[2] Lintner，J.The Valuation of Risk Assets and Selection of Risky Investments in Stock Portfolos and Capital Budget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5（47）：13-17.

[3] Fama，E.F，Macbeth，J.DRisk，Return and Equilibrium：Empirical Test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1973（12）：279-283.

[4] Robert H.Hamada.Portfolio Analysis，Market Equilibrium，and Corporation Finance[J].Journal of Finance，March，1969（1）：13-31.

[5] 沈艺峰，肖珉，黄娟娟.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J].经济研究，2005（6）：115-124.

[6] 汪炜，蒋高峰.信息披露、透明度与资本成本[J].经济研究，2004（7）：107-114.

权益资本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社会责任报告； 权益资本成本； 产权性质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8-0035-04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公司的信息披露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以信用经济和法制经济为基础，保证各市场参与者的有序活动。上市公司应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我国企业在追求自身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导致的经济后果也使政府和各利益相关者注意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性。为了引导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深交所和上交所先后于2006年和2008年就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引，这些举措推动了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发展的进程，对企业运作模式的转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高自身竞争力，是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严格执行社会责任可能会增加直接劳动成本和管理成本，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这一现实问题促使学术界展开了相关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对两者的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尽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其选取的样本容量有限，对于两者的计量不一致，或是单纯侧重于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单向影响。本文主要研究了社会责任报告是否披露与披露质量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目前，在我国存在“二元所有制结构”这一特殊的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可能会有所不同，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水平也会有所差异，因此本文还尝试解释产权性质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公司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问题的存在，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前提。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等，企业的信息披露不仅应包括财务利润类信息，还应包括社会责任类信息。而投资者对企业信息的了解程度会影响到其预期报酬率，从而影响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Verrecchia[1]提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可以提高信息透明度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评估来降低资本成本。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相对于未披露的公司而言，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其权益资本成本较低。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企业进行信息披露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2]，但现实问题是很多公司出于发行股票和业绩考核等目的进行虚假、不规范的信息披露，致使信息披露的效果受到影响，这一行为严重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也有着研究的现实意义。曾颖和陆正飞[3]分别从风险预测水平和股票流动性两个方面总结了信息披露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认为从投资者的行为来看，其所要求的收益与风险预估呈正比，公司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投资者的风险估计和其所要求的投资回报率，从而融资成本也会相应降低；从上市公司的行为来看，公司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可以提高信息透明度，吸引潜在投资者，提高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投资者的交易成本越低要求的收益率也会越低，对企业来说也就意味着权益资本成本的下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在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中，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较高的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较低。

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国有持股等制度因素可能会导致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如国有企业可能不是单纯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而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或被迫完成；非国有企业可能会出于企业自身发展、社会要求和企业家个人价值等动机来承担社会责任，会更加关注企业的生存发展和企业的价值增值[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拥有国家资本强力支持的国有企业，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并更高水平地进行社会责任披露，投资者会更倾向于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即对有政府保障的国有企业进行投资，从而使得融资成本更低；而对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者来说，需要承担企业全部的经营风险，其往往会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权益资本成本也会更高。非国有企业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是以实现企业利润、增加股东财富为目的，其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并进行信息披露是吸引公众投资者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发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作用的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社会责任报告对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差异，即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能发挥社会责任报告质量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

权益资本成本是筹集普通股资金所需的成本，是股东的必要收益率。毛新述等[5]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将我国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分为事前和事后两类模型，还从经济和统计两个角度对不同的测度模型进行了评价，认为从经济角度来说，事前权益资本成本测度要优于事后权益资本成本，在事前权益资本成本测度中，PEG和MPEG模型能更好地概括各风险因素的影响。

通过相关文献的研究总结，本文采用的是Easton（2004）提出的零增长模型（PEG模型），该模型假设长期 增长率和下一期每股股利为零，且每股收益增长率为正，计算公式为R=，其中R表示权益资本成本，eps1为投资者购买股票后第一年的预期每股收益，eps2为投资者购买股票后第二年的预期每股收益，P0代表零期的每股股价。

2.解释变量

（1）社会责任报告（CSR）。该变量为虚拟变量，上市公司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时取值为1，否则为0，从统计结果来看，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占总样本的33%。

（2）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CSRQua）。本文采用“润灵公益事业咨询（RLCCW）”对外的MCTi社会责任报告评级体系中对社会责任报告的评分来进行衡量，该体系采用结构化专家打分法，分别从整体性M、内容性C、技术性T和行业性i（综合业与其他制造业无行业性指标评价）等对上市公司报告进行评级打分，润灵环球致力于客观科学的企业责任评级信息，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

本文以2011―2013年社会责任报告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评分来自于 润灵环球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其他的财务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由于权益资本成本的计算需要，本文剔除了eps2-eps1

（三）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本文的三个假设，分别构建了以下三个模型：

模型中将公司规模（Size）、账面市值比（BM）、市场风险（Beta）、财务风险（LEV）、盈利能力（ROE）、股票流动性（Turnover）、成长性（Growth）作为控制变量。

模型（1）主要考察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因此采用了全部3 182个样本公司。模型（2）和模型（3）考察了信息披露质量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以及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的作用，所以只选择了润灵环球对其社会责任报告给出评分的894个样本量。

四、实证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多元回归之前，本文首先对模型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CSR）、产权性质（GOV）、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CSRQua）均与R显著负相关，与预期相符，其他的控制变量也均与被解释变量R显著相关。一般认为，如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于0.8，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所涉及的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远小于临界值，因此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1.社会责任报告数量及其评分的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样本公司在2011―2013年期间社会责任报告数量的描述性统计，本文还对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的公司数量进行了统计，表3列示了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以上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表2显示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大部分为国有企业，说明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要强于非国有企业。数量方面，尽管大多数公司仍然没有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但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在逐年增多，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逐渐被引起重视，我国上市公司更愿意将社会责任报告纳入公司战略；质量方面，尽管每年的评分均值都有提高，但大部分公司的评分都没超过60分，整体质量有待提高，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我国起步较晚，且报告的规范性和完整性还存在诸多问题。

2.权益资本成本的描述性统计

表4列示了各年度权益资本成本的区间分布情况，统计发现，3 182个样本的权益资本成本观测值均处于0～40%范围内，本文以10%为跨度，将该范围划分为4个区间。对比各区间样本数与所占比例发现，大部分样本分布在10%～20%的区间内，其样本占比依次为79.83%、75.14%、62.13%。这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国A股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普遍在10%以上，低成本段样本极少。2011―2013年权益资本成本均值依次为13.74%、12.29%、11.62%，无显著差异。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考察社会责任报告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三个模型的回归汇总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在模型（1）中，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CSR）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较低，假设1得到验证。公司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使投资者更多地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增强其对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目标的信心，还可以影响不知情交易者的交易行为和风险预估，吸引潜在投资者或降低股票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股票流动性降低权益资本成本[6]。

在模型（2）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CSRQua）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公司有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证实了假设2。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可以降低投资者的风险预估和所要求的最低回报率，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对于重视长期收益的投资者而言，企业更高水平地进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传递了其可持续发展的信心，这类投资者会更偏好于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提高股票流动性等渠道来减少权益资本成本[7]。

在模型3中，添加了产权性质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产权性质（GOV）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有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产权性质会减弱社会责任报告对权益资本的负向影响。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通过政府关系获得经营发展所需资源的机会较少，多数企业需要依靠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友好协作才能维持企业良好的经营环境、提高竞争力，因此，非国有企业会更认真对待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来积累社会资本，从而提升企业价值[8]。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剩余收益模型（GLS）方法计算权益资本成本，其他变量的数据不变，重新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表6的结果表明虽然统计显著性会受到不同权益资本成本估计方法的影响，但从系数的符号来看，前文的假设仍然成立，表明结论稳健。

五、结论与启示

在社会责任运动席卷全球，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亟待改善的背景下，本文选取了2011―2013年社会责任报告的非金融类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以及不同产权性质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公布社会责任报告以及进行高水平的披露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对产权性质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更好地承担了社会责任，而且权益资本成本更低，但非国有企业更能发挥社会责任报告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

总体来看，目前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还较少，而且披露水平还比较低，上市公司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应考虑加强对社会责任的投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权衡社会责任活动的成本效益，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这样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司价值的提升；其次，政府部门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上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大多属于非自愿披露，对披露内容和格式的标准还不完善，这就需要政府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更符合规范的披露框架，还可采取一定的奖惩制度，鼓励并引导上市公司积极主动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并提高披露质量；最后，还应充分发挥投资者的监督作用，企业信息披露与投资者的利益息息相关，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在某种程度上也蕴含着投资风险，各利益相关者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注度有助于敦促企业更合理的、高质量的信息披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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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姝，赵颖，童婧.社会责任报告降低了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J].会计研究，2013（9）：64-70.

[7] 李姝，肖秋萍.企业社会责任、投资者行为与股票流动性[J].财经问题研究，2012（3）：2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