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论文范文

刑事诉讼法论文篇1

关键词：宪法刑事诉讼法关系体现

一、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概论

要研究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就必须研究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传统法学理论看来，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个国家的其他法律都必须以该国的宪法为根据，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刑事诉讼法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随着理论的发展，人们开始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法具有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在具体实现过程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却常常处于冲突状态。惩罚犯罪带有强烈的国家强制的色彩，而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刑事司法机关，弱小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国家权力不当侵害的威胁。此时，宪法的价值就得以彰显。宪法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最高法的形式设置了在刑事诉讼中国家可以限制公民个人权利的底限，从而约束有关刑事诉讼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人们才可能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有深入的认识。

二、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域外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了解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不妨先从西方的和刑事诉讼法的发展经验来进行考察。

从西方国家的普遍经验来看，的精髓在于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它以宪法这一国家的最高权威形成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并通过的政治运作而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则是限政和保权，其核心特征是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尤其是将国家和国家机关的行为和制度设置置于宪法的框架下运作，从而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在条件下限制政府权力，也就是要求政府表明如何行使权力，一种制度如何操作，才能体现正当性。而尊重和保护人类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应当是作为一个正当政府的最主要条件。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特别是刑事诉讼制度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涉及到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因此与宪法联系更为紧密。西方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是“实施中的宪法”和“行动中的宪法”，可见刑事程序制度对于宪法的重要性。刑事诉讼程序规则更加紧密地触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制度上改变，尤其是文明发生重大变动，对刑事裁判形式所产生的影响，要比对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是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以及如何惩罚这些行为的影响，更加迅速、更加深刻。

除了思想和学理层面外，西方国家和从制度层面上，从宪法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角度作了规定。各国宪法都重视刑事诉讼程序特别是刑事诉讼制度，相应地作了规定。据统计，世界上142部成文宪法对刑事程序中就有关于确认公民享有的权利和保障个人权利行使的规定。各国有88％的宪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如辩护、与证人对质等权利；80．4％的宪法涉及到公民私生活，特别是对住宅以及个人生命保护问题；66．9％的宪法规定了人身自由和人身保障权。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7条规定，“除非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不得控告和拘留任何人。”1791年法国宪法对此予以确认。在德国，根据基本法第1条至第20条，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了法治国家程序原则，即程序法定原则。《日本国宪法》第31条规定：“任何人，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他刑罚。”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程序法定原则具体表现为正当程序原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这些规定，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1982年宪法的体现

就我国而言，从历史上来看，1979年刑事诉讼法存在一些缺憾，其重要原因在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不完善。1996年刑事诉讼法有了很大进步，充分体现了1982年宪法的精神。概括来看，如(1)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性质和指导思想的规定，关于我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的规定等，是刑事诉讼法的性质、目的、宗旨、任务和基本原则的直接依据；(2)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靠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的规定，也是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必须遵守的工作路线；(3)宪法关于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和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的决定，是刑事诉讼法关于决定或者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权限和程序依据；(4)宪法关于陪审制度、公开审判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都是刑事诉讼的原则和制度；(5)宪法关于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如公民对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权提出控告，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提出申诉，以及对公民的这种控告和申诉，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的规定等，是刑事诉讼法中诉讼参与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的根据等。

此外，刑事诉讼法的一些条文还直接反映了宪法的规定。如根据宪法第35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把在刑事诉讼中行使着国家权力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三机关互相分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刑事诉讼法中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刑事诉讼法第7条)。根据宪法第1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赋予参与刑事诉讼并行使着控诉权的检察机关监督整个刑事诉讼的权力，并确立了“检察监督”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8条)。宪法第126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5条中。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相比，在承载和体现宪法价值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刑事诉讼法对宪法价值的体现仍略显单薄。这主要体现在：保障人权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仍然不够，保障人权仍然是建立在打击犯罪的基础上；对刑事程序法治的规定偏少，缺乏以法治观念为基础的控辩平衡等。

四、修宪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从体现宪法价值、保障人权的角度

刑事诉讼法论文篇2

(一)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

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当事人”指被害人、自诉人、被告人……。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突破了刑事被害人不能成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禁域，开创了刑事被害人能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刑事诉讼的先例，表明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刑事被害人诉权的法律保护有了重大发展。

刑事诉讼法中的被害人员指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并在诉讼中执行控告职能的主体。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受害人，对犯罪的全过程有较为清楚的了解，能准确地提供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分子的特征，对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一般来说被害人不仅可以完整地，全面地向法庭提供被告人的犯罪情况，还能有力地揭露犯罪真相，反驳被告人的无理辩解，对于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查明犯罪分子的全部犯罪事实、核实证据都有重要作用。因而，确立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对于查清犯罪事实，正确定罪量刑、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的要求。

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8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另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被害人、法定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和委托人。”从中可看出，被害人是处于一种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证人，而是执行控诉职能的独立诉讼参与人与类似诉讼地位的有机统一。这就使得刑事被害人诉权难以实行，严重地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鉴于以往立法的不足，并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修改的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为当事人的地位。这样，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以二级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与此规定相适应，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便有了新的发展。

(二)、刑事被害人当事人身份的权利

1、申请回避的权利：

以往的立法，由于没有把被害人当作当事人，所以没有赋予其申请回避的权利。在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28条中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在肯定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后，理所当然的享有了申请回避的权利，这一立法意图的转变，正是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保护人权最显著的地方之一。这是因为：第一，法律规定回避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司法人员或偏袒一方，保证对案件作出公正处理；第二，被害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等等。总之，因为被害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对于司法是否公正，是否赋予被害人法律上的申请回避权利便关系到被害人人身权益的问题。

2、赋予被害人委托律师诉讼的权利

委托律师代为一定的刑事诉讼行为，是被害人借助律师的法律知识、诉讼技巧，实现自己诉讼权利，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1979年刑事诉讼法，只赋予了被告人委托的权利，没有规定被害人有该权利。在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40条中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人；自诉、附带民事诉法的当事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人。”这从立法上是一个小的转变，但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角度出发，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有利于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和保障。

3、刑事被害人申诉权，权的确定

赋予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不予侦查决定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以及对检察机关决定不不服而提出申诉或向人民法院直接的权利，是我国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保护刑事被害人诉权的又一新发展，它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已开始以被告人权利保障为主逐步转向寻求被告人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平衡，从而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88条、第145条规定了被害人对于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及决定不的案件的决定不服时，规定了法律保护措施。根据规定，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不立案侦查时，可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如不立案理由不成立时，检察机关应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对不决定不服的，被害人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应将审查结果通知被害人，被害人对维持不决定不服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受理后，检察机关应将有关材料移送法院。这些规定对于消除司法不公，加强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惩罚犯罪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4、刑事被害人请求抗诉权的赋予

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赋予刑事被害人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权利，改变了以往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对裁判结果只能被动接受，完全无能为力的状况，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体现和具体化。

总之，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的转变，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在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使其拥有完整的诉讼权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当事人地位的确立及其权利的赋予，有利刑事被害人自始至终参加刑事诉讼，充分行使法律赋予其的各项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人权的最突出表现。

二、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另一主体——被告人也享有人权保护、并且享有更多，这是刑事诉讼立法不断完善，走向法治化人权保障正轨的标志。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确定，是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最大突破。

以往的刑事立法，通过“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代替无罪推定原则。以致很多的案子无法查清，因为，实事求是原则在处理疑罪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当案件事实因各种原因而无法查清时，按照该原则就不能作出确切的结论。于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便成趋势。

无罪推定原则是一种法律推定，即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只具被告人的法律地位，而不具有罪犯的法律地位，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赋予其一系列程序权利，如辩护权等。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条明确了无罪推定原则，成了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最显著之处。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我们不能称被告人为罪犯，但也不是说他没有罪或者假定他无罪，即“宣告一个人无罪并不等于他事实无罪，只能说明我们不能证明他有罪，只要不能证明他有罪，就得宣告他无罪。”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这一规定的设定是重要的，并且也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赋予被告人各种权利，让其享有人权内容的保护。从这一点出发，被告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名称也是不同的，在侦查但未提起公诉前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后提起公诉了则称之为被告人，这也是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从而更进一步说明，无罪推定原则在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二)被告不受不必要羁押的权利

依据我国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1)逮捕人犯的条件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拘留的条件是：罪该逮捕，有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61条的7种紧急情况之一；逮捕的程序是：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的批准或人民法院的决定。(2)被拘留者对逾期的拘留有向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要求释放的权利。这些都是在合法程序下进行的，是对被告人人权保护的有力表现。

(三)接受迅速、公正和公开审判的权利

根据我国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1)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和二审公诉案件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至远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特殊情形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长一个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68条，第196条)。(2)为了保证公正的审判，被告人有权申请回避。(3)除涉及未成年人、国家机密、个人隐私以外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52条)，且所有案件的宣判必须公开。这些规定合理、及时地保护了被告人的权益。

(四)被告人有辩护权和辩护依赖权

根据规定：(1)被告人有权自行辩护或委托辩护人辩护。(2)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在向被告人送达副本时，应当告知他有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权利；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的，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等等一些应该说被告人在法院有罪判决之前，有充分的权利为自己辩护，解除或减轻自己的责任。

(五)对不公正判决的上诉权及申诉权

根据规定：(1)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80条)。(2)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90条)。(3)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203条)。

另外，上文说过无罪推定原则的确定，是人权保护的一大进步，该原则的确定，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有罪，但又不能证明他有罪的事实，那么用刑汛逼供的方法取证是违法的，应受惩罚的。其次，根据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此外，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他的法定人到场(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4条)等，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做了详细的规定，从总的来说，我国人权保障进一步完善、健全。

三、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检讨与不足之处

(一)立法的检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面对我国实际情况，我们可以设想：一般侦查人员的提问，首先就推定了犯罪嫌疑人有犯罪的事实，于是，他的发问，便使犯罪嫌疑人自陷其有犯罪事实的境地。另外一方面：该规定不仅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不同，而且与强迫自证其罪也不同。如果如实回答，固然可能使陈述者的主张成立；如果不如实回答，其直接后果却不应当是与之对立的主张成立。

其次，关于询问证人方面：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应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关于这点，我国刑事诉讼法目前尚属空白。

(二)实践中的错位

第一，候审羁押过的，根据刑事诉讼法对逮捕运用条件及程序的严格限制，可以推出被告人享有不受不必要羁押的权利。然而，据统计，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在1988年共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人犯422108人，而各级人民法院在同年给予刑事处罚的才361426人。也就是说,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基本上被羁押，受到羁押而最终未被处于刑罚的高达60682人。②第二，在有的地方，甚至普通地方，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真实，一般就可被法庭采纳，由此损害了被告人享有不受非法搜查、取证的权利。并且，对于“证明材料”与证据的关系，现在法院普遍采纳的仍是“证明材料”而不是证据，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证据原理的本来特性，造成许多查不清或“冤”的案子。第三，在少数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受到侵犯。有的下级法院遇到疑难案件就在开庭前请示上级法院；有的上级法院提前介入下级法院的一审之中，还有的上级法院对于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变相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上述作法，直接或间接侵犯了被告人享有的依法要求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的权利。

四、针对以上所举的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一)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是否引进沉默权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引进说，建议尽快通过立法程序，确立沉默权制度；二是否定说，认为在当前的治安形势下，不宜规定沉默权；三是折衷说，认为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但应进行适当限制。大部分学者支持折衷说。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沉默权，但已蕴含在立法中。如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可以看作是特殊沉默权的立法表现。在实践中已经有司法机关开始探索办理“零口供”案件。有的学者认为我国设立的沉默权制度，应当包括：（1）明示沉默权模式，即通过有关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对沉默权予以确认，包括明确告知规则、明确讯问时律师在场规则和明确违反沉默权后果规则；（2）默示沉默权模式，指法律条文虽未明确出现“沉默权”字样，但依据立法原意和宗旨可以推断出其隐含沉默权的内核，法律通过对被追诉者陈述的鼓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使沉默权得以实现；（3）沉默权的例外，指在特定情况下或者特定案件（如贪污贿赂犯罪、有组织团伙犯罪等）中，如果被追诉者要求行使沉默权，法院有权做出对其不利的判决。③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现行立法对非法证据的效力态度是：第一，反对非法收集证据；第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排除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但由于法律对非法证据及其衍生证据的可采性未作规定，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的规定则缺乏可操作性，造成了在实践中存在缺陷和不足。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借鉴外国有益经验，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是法律发展的最终方向。有的学者认为，要构建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应确立强制排除（或自动排除）和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一般原则和例外规定；二是要充分考虑法律文化传统、治安状况、人们的接受程度以及司法机关的执行能力等因素；三是根据各国的具体对策的演变和发展方向，做出相应的规定；四是对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的其他制度进行补充和修改，形成体系。因此，有的学者建议：（1）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升到宪法的高度加以界定；（2）修改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使之更加明确、具体和具有可操作性；（3）在司法解释中明确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及其例外情形；（4）确立衍生证据的可采原则；（5）制定《刑事诉讼证据法》或《刑事诉讼证据规则》。④

(三)实行以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制度。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当前诉讼制度下的高羁押率是超期羁押赖以生存的土壤，高羁押率造就了超期羁押。因此，羁押制度只有独立于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才能化解超期羁押与办案期限之间的矛盾，即羁押制度单独设立后，办案期限可以延长，但羁押期限不随其自然地延长。针对建立羁押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有的学者主张借鉴英国的保释制度，加强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监管力度，降低羁押率，减少超期羁押问题的机会。同时，实行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相分离的制度和超期羁押的程序性制裁机制，这样才能解决我国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问题的根本所在。

(四)设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原来的以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了改革，形成了当事人主义特征的诉讼模式—控辩式诉讼模式。为使此种模式更好地实施，有的学者主张引人英美法系国家相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其理由是：（1）在诉讼体制改革的背景变化中，辩方的作用日益加强；（2）公诉机关往往只复印对控诉有利的证据，甚至保留部分证据作为“秘密武器”，与改革初衷相违背；（3）面对律师在庭审中的“证据突袭”，公诉方往往措手不及，只能请求延期审理，浪费诉讼资源；（4）能使公诉方了解到被告人是否存在无罪或罪轻可不的证据，从而作出调整指控方向的决定；（5）对案情重大、复杂、证据繁多的案件，为控辩双方提供全面了解掌握证据对庭审质证予以充分准备的条件；（6）对不合格证据和法律文书起到过滤和提醒补正的作用；（7）有利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调解的达成。在证据开示范围上，检察官将全部证据材料开示给辩护方，而辩护方则至少将无罪证据和自首立功证据开示给对方；在开示阶段，公诉机关做出决定时应该进行证据的第一次开示，如有必要应在开庭前进行补充开示，补充开示应在法官主持下进行。

(五)建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

刑事诉讼法修正以来，控辩双方在法庭审判中对抗程度大大增强，导致庭审程序复杂化，效率低下。针对这种情况，有的学者建议引人英美法系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认为不论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还是从刑罚规律、刑事诉讼的目的等各个角度分析，辩诉交易制度都蕴含着其内在的重要价值，也是我国建立这项制度的内在动力。在我国的整个刑事法治过程中，从程序到实体，从定罪到量刑，从公诉案件到自诉案件，从立法到司法解释的各个环节，都有辩诉交易的表现形式。如诉讼程序上的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可以看作是英美法系辩诉交易制度的“变种”；巨额财产隐含着双方交易的影子，可以认为是我国在立法上的辩诉交易；自首、立功以及“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具有辩诉交易的色彩等等。因此，认为“我国未实行辩诉交易”是一个认识误区。在名称设计上，考虑到我国在法律渊源和司法制度设计与英美法系存在的差异，主张将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称为辩诉协商制度。⑤

综上所述：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所以在以后的修订中，我们要注意完善这些不足之处。我相信随着我国法治化的向前推进，公民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人权的法律保障正逐步走向完善、成熟。我国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便是一例，它特别强调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刑事诉讼主体的人权保护，并逐步健全。另外，人权保障制度深深渗透刑事诉讼法的方方面面，使人权保障在刑事法方面得到有力体现。

主要参考书目

[1]程荣斌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2]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

[3]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

[4]张仲麟主编：《刑事诉讼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

[5]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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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注：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78页。

②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3年5月13日。

③注：郁宏军著：《试论我国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中国诉讼法律网，2004年8月14日。

④注：陈光中，江伟著：《诉讼法论丛》，第一卷，143至212页。

⑤注：陈光中，江伟著：《诉讼法论丛》，第三卷，321至381页。

摘要：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作了重要修改，规范了刑事强制措施，明确了控方举证责任，体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改革了审判方式等，这些修改无疑科学借鉴和吸收了外国刑事诉讼中有利于保障人权的合理内容，既完善了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又进一步加强了人权的法律保障，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犯罪嫌疑人人权保护机制。当然，这部《刑事诉讼法》还存在着很多不足和弊端。本文着重阐述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人权保障方面的新规定及其重要作用与意义，并对其不足之处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

刑事诉讼法论文篇3

(一)适用对象的界定方面存在矛盾

1．适用对象界定中的相关概念存在并列不当的情况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界定中将“违禁品”与“财物”进行并列，存在较为严重的逻辑方面的错误。通过对“违禁品”与“财物”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范畴。例如枪支从一般意义上讲属于“违禁品”，但对于军工企业而言又属于“财物”。两者之间界限并不明确，将两者并列并不妥当。2．适用对象的界定范围相对比较狭隘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控制下交付实施的对象仅仅局限在违禁品与财务两个方面。有些物品既非违禁品，也不属于财务，但是在案件侦破的过程中也存在控制下交付的情况，这与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对象的规定并不相符。例如假币、假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这些并不属于违禁品与财务，依照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是不能够对其进行控制下交付的。但是在相关的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往往具备控制下交付的条件，但却不能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案件侦破效益。

(二)启动条件的规定较为模糊与主观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将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规定为“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在对其进行理解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界定“需要”二字。在心理学中，认为“需要”是人的主观状态，是生理需求与社会需求在人脑中的反映。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进行分析，其更加注重侦查机关的主观要求，而忽视了实施的客观可能性。此外，启动条件的规定较为模糊，可操作性较差，导致侦查人员可能陷入到无所适从或者滥用的局面，导致控制下交付的启动不能够选准准确的时机，增加控制下交付的风险。

(三)申请与执行的程序缺乏具体性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实施控制下交付的申请与执行都“依照规定”，但对规定的内容却并未具体体现。时至今日，我国在法律层面中都没有对控制下交付的申请与执行程序进行明确的规定，所存在的都是一些文件与协议。主要的文件包括《公安机关禁毒民警执勤行为规范》、《关于案件侦查协作有关问题通知》等;主要的国际协议包括《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品与精神药物公约》等。这些文件与协议成为了我国警方实施控制下交付的重要依据，能够为反毒的国际合作提供更高的保障。但是依据这些文件与规范对控制下交付进行规制，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缺乏法律的刚性与强制性、缺乏具体的申请与执行程序等。

(四)控制下交付与相关法律规定存在冲突

从长期的侦查实践中可知，我国对于控制下交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在运作方面存在非常严重的违法性，与刑事诉讼法、海关法、出境入境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都存在严重的冲突。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虽然针对控制下交付制定了相关的规定，但是其与相关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并未得到解决。例如，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指出，我国的搜查与扣押都是公开的，但是在控制下交付进行执行的过程中，如果侦查机关采用公开的搜查与扣押方式将会惊动犯罪嫌疑人，因此需要在绝密的状态下执行，但是这种非公开的搜查与扣押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二、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我国在对刑事诉讼法中的控制下交付立法模式进行规制的过程中，实现了国际传统立法模式的突破，与国际公约的发展相互适应。但是，新刑事诉讼法中控制下交付的相关规定只有一条，内容较为粗疏、可操作性较差，同时还与国际公约相互抵牾。因此，对控制下交付立法进行变革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在对控制下交付立法的改革与完善路径进行选择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2012年3月15日颁布，2013年1月1日生效，刑事诉讼法在短时间内并不会对其再次进行修正，难以满足控制下交付变革的需求;第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容量较少、设计抽象，而控制下交付这种侦查措施又较为复杂，在刑事诉讼法中对控制下交付进行详细、系统的规范存在一定的难度。通过以上两个方面因素的考虑，本文指出控制下交付改革与完善的主要路径包括:第一，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进行修改，从而实现对控制下交付的具体化与规范化;第二，通过专门性行政规章的执行实现对控制下交付的规范;第三，通过制定专门的《控制下交付法》实现对控制下交付的规范。这些改革与完善的路基各自具有自己的优势与不足，通过对这三种路径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得出，选择第三种路径的可行性较高。

(二)建议

1．实现控制下交付使用对象的变革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将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界定为“违禁品或者财务”，一方面自身存在一定的冲突，另一方面与国际公约存在抵牾。在对控制下交付使用对象进行变革的过程中，需要将其适用对象修改为“非法或者可疑的货物”，主要的原因为:第一，消除了新刑事诉讼法与国际公约之间存在的抵牾，能够对国际法中规定的义务进行较好的履行;第二，消除了违禁品与财务这两个概念在外延方面存在的冲突，为法律制度的内部和谐建构奠定了基础;第三，实现适用对象的变革实现了打击种类与范围的扩展，加大犯罪打击力度，促进了控制下交付功效的发挥;第四，实现了与其他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一致性，提高了国际控制下交付开展层面的深度与广度。2．实现控制下交付启动条件的变革当前，新刑事诉讼法中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与模糊性，可操作性较差。因此，需要对控制下交付启动条件进行变革，实现对控制下交付风险从制度层面的有效控制。在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中可以看出，联合国希望各个缔约国都可以对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进行立法控制。然后，由于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较为繁复，而且与其他国家的司法问题相互牵涉，导致国际公约中并不能够对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进行强制性的规定，只能够通过各个缔约国对其进行自主的调控。通过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的法律规定进行分析，本文指出其启动条件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控制下交付实施的制度条件———法律容许。只有在法律容许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控制下支付的实施，在国际控制下交付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对其“非法或者可疑货物”的输出国、中转国与目的地进行明确，对这些国家的控制下交付的相关法律及规定进行明确，只有在这些国家法律容许的情况下才能够执行。第二，控制下交付实施的前提条件———熟悉案情。侦查人员只有在对案情充分了解与熟悉的基础上，才能够正确地判断控制下支付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如果轻易启动控制下交付，将导致“非法或可疑货物”的逸失与侦查人员的死亡。第三，控制下交付实施的根本条件———协商一致。在控制下交付实施的过程中，相关的国家或地区必须在意向与态度方面达成一致。控制下交付所涉及的国家与地区较多，仅仅依靠一个国家或地区并不能够完成控制下交付的实施，需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侦查结构进行合作以确保实施效果。第四，控制下交付风险降低或消除的基本保障———有效监控。只有对“非法或者可疑货物”的流转及犯罪嫌疑人进行有效的控制，才能够使控制下交付取得预期的侦查效益。因此，如果在有效监控的实施过程中存在障碍或者不可能实现时，侦查人员应该适当享有控制下交付终止的权利。第五，控制下交付实施的最终目的———确保追诉。在控制下交付的实施过程中，如果其开展的国家与地区存在犯罪猖獗或者司法腐败的情况，那么必须提高自身的警惕，避免出现“放虎归山”的情况。第六，国际控制下交付实施遵循的重要条件———至上。在控制下交付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国家与地区的，是国际公约中强调的首要法则。3．实现控制下交付申请与审批程序的变革在新形式诉讼法中，针对控制下交付的申请程序、审批主体等方面都缺乏具体的规定。从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与监督，防止滥用的角度进行分析，这属于立法方面一个重大的疏漏。因此，实现控制下交付申请与审批程序的变革具有必然性。本文认为，控制下交付的审批主体应该设定为侦查机关，主要的原因包括:第一，部分学者认为控制下交付的审批应该实施司法审查机制，主要的依据为控制下交付所具有的欺骗性与诱导性等特点，如果出现控制下交付的滥用行为将导致信用危机的发生，从而对社会的信用体系造成冲击。本文认为该观点中没有正确区分诱惑侦查与控制下交付，在理论基础上本身就存在错误。控制下交付的性质为秘密监视技术，在公共区域较为常用，公民隐私期待权较低，并不会对公民的隐私权造成较大的侵扰。因此，没有必要进行司法审查。第二，法官的侦查专业素质较低，不足以承担司法审查的重任。控制下交付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尤其是国际控制交付。只有具备了专业的侦查素质才能够对控制下交付启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进行正确的判断，此外控制下交付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紧急情况与意外因素，在对其进行决策的过程中都需要高度的侦查专业素质，而法官并不具备这些侦查专业素质。4．对控制下交付与其他法律存在的冲突进行控制与解决在对控制下交付与其他法律存在的冲突进行控制与解决的过程中，主要的思路包括:第一，通过立法的方式对秘密搜查与扣押的合法性进行确认;第二，仅实行“有害控制下交付”，放弃“无害控制下交付”。在这些思路中，第一种思路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秘密搜查与扣押是公安机关进行技术侦查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在法律中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可。新刑事诉讼法中虽然对技术侦查措施实现了初步的立法确认，但是在其种类方面依旧采取回避态度。秘密搜查与扣押是否包含在技术刑侦措施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导致控制下交付与新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冲突依旧存在。因此要解决控制下交付与新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冲突，就必须去除“司法神秘主义”的魅影，将秘密搜查、秘密扣押明确地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

刑事诉讼法论文篇4

［摘要］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但是 ，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堪忧，绝大多数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已成为困扰执法工作的一大因素，对刑事诉讼的危害性颇大。因此，本文仅对我国目前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形成原因及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等方面进行简单的论述。本文经过对我国目前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之现状的简单分析，结合国外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特点，认为目前，我国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主要原因是立法相互矛盾，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不平衡，对现行法律进行完善是时展的主流趋势，我们有理由呼吁在立法上要设立证人出庭之义务，以贯彻现代审判之诸如辩论原则、言词原则，直接原则等基本原则，实现法律之正义和司法之公正。同时期望通过立法对证人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明确，尤其在保障证人作证的权利方面，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实践经验，通过一系列配套的措施和制度如证人人身安全和自由的保障，证人的经济补偿等，以解决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论文关键词：证人 出庭作证 原因 创新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但是 ，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堪忧， 绝大多数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已成为困扰执法工作的一大因素，对刑事诉讼的危害性颇大。具体而言：由于证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出庭作证，要有效定罪，必然会大量采用庭前尤其是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制作的书面证言，法官对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成为法官对控诉证据的书面性审查，而这种书面性审查很难使控辩双方进行有效的、实质性的质证，使法庭质证流于形式，形同虚设。当证人证言存在明显漏洞或证与供、证与证之间存在矛盾时，法官无法通过证人出庭，控辩双方交叉式询问质证，对证言鉴别真伪从而去伪存真，公正执法，而只能凭经验、理性等自由判断，从而降低了案件审理的准确性，同时也为司法不公提供了温床，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法官的信任度和认同感。但是反之，如果证人出庭作证，则有利于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减少外界因素对证人的干扰和诱惑，增加证言的真实性，同时证人出庭作证还可以减少出伪证、假证、随意出证的可能性，有利于增强刑事诉讼的透明度。因此，本文仅对我国目前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形成原因及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等方面简单的论述， 一、证人出庭作证的涵义及其意义所谓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指刑事证人在法院开庭审理案件过程中，出席法庭，当庭陈述和回答本人知道的案件事实。证人出庭作证一直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民的一项法律义务，是法庭查明案件的一种重要方式。法院开庭审判的目的就在于查清案件事实，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是对证明事实的证据的认证，证据只有在法庭上经质证，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证据在法庭上出示质证，是整个庭审活动的中心，它是《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规定所要求的。证人出庭作证是认真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司法原则的重要形式，是正确定罪量刑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证人证言作为直接证据，在揭露案件事实，打击犯罪活动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打击犯罪活动证人能够向司法机关提供有关案情的真相，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各执一词的场合，证人出庭接受双方的询问质证，揭露案件事实，能够正确的认定事实，同时也有利于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二）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56条、157条都赋予了控审双方庭审质证权。证人出庭能够弥补证人书面证言中，由于询问人的业务素质和记录人知识水平的差异，造成的证言笔录在某些细节上，表述内容上难免出现的模棱两可的语言。这样，即使是证人说出表达不清的言语，也可以通过当庭审查、判断、核实，进而使其得以准确的理解。另外，证人出庭作证，还可以减少金钱、利益等因素的干扰和诱惑，增加证人证言的真实 性。反之，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就不能进行有效的控辩对抗，也就难保控辩的平衡和法律的执行。（三）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增强案件审理的透明度证人出庭，可以减少执法过程中的偏差，避免暗箱操作，减少了出伪证、假证、随意出证的可能性，可以有效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同时也是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需要，将证人的证词置于旁听群众监督之下，真实体现了公开审判的社会效果。（四）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庭审方式的改革控辩庭审方式，具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内含，所举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经对方质证。由注重审查实体转化为注重审查程序，依法认证，确保了控辩双方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公正审判提供了法律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由控、辩双方申请到庭，充分体现了法庭中立的裁判者地位，促进公正裁判。证人出庭作证，还可以提高法官驾驭庭审活动的能力，使原来国家职权主义变成了控辩式的当事人主义，增大了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是庭审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证人不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庭审方式的改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二、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分析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严重存在着以书面证人证言代替证人出庭、证人不愿出庭甚至拒证的现象，致使控辩式的庭审难以实现，流于形式，有悖于立法的初衷。证人不愿出庭作证这一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多个层面上的因素。 （一）立法规定不明，相互矛盾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立法上却没有明确规定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时的制裁条款。从法理学上讲，义务与制裁是任何一个完整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因为，如果没有规定制裁的命令，那就不会有任何法律义务。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公诉人、辩护人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这就规定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采取出庭作证，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案情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将其证言制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的方式。证人在可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为证人不出庭作证提供了法律依据，容易造成不出庭作证的现象，使证人出庭作证不具有义务性和强制性，而具有可选择性，实质上对证人不出庭作证具有一种隐性的鼓励作用。（二）证人拒证的法律后果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有向司法机关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那么，单位拒证怎么办?个人拒不到庭如何处罚？目前，我国对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法律并未做出规定。这样就产生了两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方面证人认为自己不出庭作证也符合法律的规定，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遂不愿出庭作证，使法律的规定落空；另一方面，司法工作人员为了减少工作量和不必要的麻烦，会考虑优先采取宣读证人证言的简便易行的方式，而不会采取程序复杂、效率低下、易出意外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从某种角度上讲，这对证人不出庭作证起到了放纵作用。其实，这种没有责任作保障的义务是没有意义的。（三）没有健全的证人及其亲属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在实践中很难真正发挥出保护证人的作用，事实上，我国每年发生的残害证人及其家属的案件并不少见，但能及时对加害者进行惩治的事例却寥寥无几。因而许多证人在怕是非、求安稳的心理支配下，为避免事后遭到打击报复而不愿、不敢出庭作证。 综上，法律只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以及作伪证应负的法律责任，而没有给予其相应的人身和财产上的保护，使得证人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在法律上处于一种极不平衡的状态，这是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缺乏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因出庭承担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损失，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应该如何赔偿。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大，刑事案件发案率也相对较高，特别是一些地处边远地区或离审判地点较远的证人，要其承担交通、住宿费压力会更大。现在的人都是有着强烈经济观念的“经济人”，如果出 庭作证只能给自己带来损失而不能得到任何补偿或回报，吃力不讨好的事有谁愿意干呢！（五）耻诉厌讼的法律文化传统对证人作证的负面影响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耻诉厌讼的法律文化思想，在人民群众的心中根深蒂固，有的证人存在着明哲保身的思想和传统，加之法律宣传的力度不够，公民法律意识淡薄，作证意识严重缺乏，认为揭露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职责，不参与作证既不犯法，亦不为过。同时，自古以来，百姓进衙门都被人们认为是不好的事，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思想的干扰下，认为作证就是在人家背后下“黑手”，不是光明正大行为，会被人耻笑。而有些人则缺少正义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怕给自己带来不便，得不偿失，很少考虑到被害人的感受。在接到法院的出庭通知时，想方设法予以躲避，即使在确实无法躲避的情况下，通常也是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仅就无关痛痒的事实与情节作证，对于关乎案件定罪量刑的内容则一概以“想不起来”、“记不清”之类的语言予以搪塞。可见，传统的法律文化思想已严重地阻碍了证人正常地出庭作证。（六）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问题首先，由于部分司法工作人员还未完全从旧的庭审方式转变到新的庭审方式上来，审判公正观念的缺乏，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没有做好证人出庭作证的基础工作。有的司法工作人员甚至担心证人出庭作证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变化，使法庭难以控制，遂在实践中用宣读证人证言来代替证人自己出庭作证，大量案件靠书面证言定案，存在司法不公正的严重危险。其次，部分司法工作人员有怕麻烦、图省事的思想，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至于证人是否出庭，则在所不论。最后，由于个别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低下，在群众中影响不佳，使证人对所有司法工作人员抱有成见，持不信任和不合作态度，从而从行动上制约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三、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几点看法鉴于以上原因，对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本人有几点粗浅的认识：（一）在立法方面：1、借鉴国外立法，规定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条款英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庭对应当到庭的证人发出传票，对拒不到庭者，可以逮捕或以藐视法庭罪给予处罚；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8条规定：传唤证人时应当同时对他告知如果应传不到的法定后果。该法第51条规定：依法传唤而不到场的证人要承担由于应传不到造成的费用。对他同时还要科处秩序罚款和不能缴纳罚款时易科秩序拘留。对证人也准许强制拘传；在再次应传不到的情况中，可以再一次科处秩序处罚；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60、161条根据证人拒绝提供证言情节之轻重，并处罚金和拘留；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如果证人没有到庭，预审法官可以对拒绝出庭的证人采取传讯措施，通过警察强制其到庭，以传讯通知书并处罚款”；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34、36、37条规定，法庭可通过签发证人传票或者证人命令来强迫证人出庭。传票至诉讼结束前一直有效。当证人传票或命令送达到证人后，如该证人没有正当的理由而不服从证人传票或命令，他会被视为犯了藐视法庭罪，发出传票或命令的法庭可以用简易治罪程序来处罚该证人，法院也可以签发逮捕令，把证人拘留及羁押，以确保他出庭作证。另外，在美国，许多证人出庭作证并非出于主观自愿，但是“那些不自愿的因为法庭所发出的传唤书具有强制性质，也不得不到庭，否则会按蔑视法庭论，被追究起诉”。因此，我国立法应当明确规定证人拒不出庭作证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影响审判机关的正常活动，视其情节应给予相应的经济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目前我国刑法典中尚无藐视法庭罪的罪名及相关规定，故应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通过立法予以完善，使这类犯罪能得到及时的处罚，维护法律的尊严。2、制定对证人的保护措施首先应保障证人的人身安全，明确规定人身方面的保护措施：（1）对侵犯证人及其近亲属人身权益的行为，应严加处理。对证人打击报复的应按照《刑法》第308条追究刑事责任，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2）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住室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不应公开证人的住址及其工作单位。（3）在证人作证时，应采取使证人外貌、声音和身份不被暴露的措施。（4）在证人作证后，为证人 变更姓名和居住地。3、平衡证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从法律上明确出庭作证是证人的强制义务，而非可选择义务，并且明确证人拒证应负的法律责任：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法院可另行确定开庭时间后直接采取拘传措施；证人故意藏匿或带至法庭后仍拒不作证的，或具有其它严重情节的，可构成藐视法庭罪。同时，在完善证人各项保护制度的前提下，对有正当理由可不到庭的情形予以严格限制，这种权利义务的平衡会使证人不再将出庭作证视为负担，并通过宣传，逐渐培养公民出庭作证是维护法律尊严，是协助法官主持正义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之成为督促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动力。权利、义务、责任三者是相辅相承，互为联系的有机整体，如果只规定义务以及不履行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不明确证人应享有的权利，那么这种义务的履行就缺乏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应明确规定证人的主要权利：（1）对所询问的与案件无关的内容，有权拒绝回答；（2）有权阅读其本人的证言笔录，对记录有错误的，有权要求更正；（3）对因作证而遭受经济损失的，有权要求赔偿；（4）人身安全和财产利益受法律保护。4、建立和完善对证人及其家属的保护制度证人保护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对依法履行义务的证人及其家属的安全，应当提供法律保护的制度。对证人切实保护不仅关系到证人能否出庭，刑事诉讼能否正常进行，证人出庭制度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而且事关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为此，我们应该做到：(1)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保护，不仅体现在侦查、检察、审判的各个环节，而且应当包括事前提供必要的保护和事后对打击报复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两个方面，必须以事前保护为主，做到事前认真保护，事后认真监督，尽力消除证人出庭作证后受到打击报复的可能性。(2)明确证人的保护范围，受到保护的证人范围应当是一切依法履行作证义务的证人，不论该证人是属于控方或是属于辩方。(3)细化保护证人的具体内容，不但要突出对证人人身安全的保障，而且要将保护的涵盖面扩大到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5、规定证人因作证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补偿制度对于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因作证支出的费用和误工费给予经济补偿。我们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例如，在英国有证人酬金制度。证人酬金是指向证人支付的，补偿其来去审判地点及居留期间花费的款项。在美国，无论是以政府的名义传唤证人，还是根据无经济能力的被告人申请传唤证人，证人都可以获得由政府支付的费用，即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在德国，则专门制定了《证人、鉴定人补偿法》，对出庭证人的费用补偿规定的非常具体。我国也可设立一项证人出庭作证的基金，由法院负责管理，专款专用。对补偿对象、范围、条件、标准作出具体规定，使司法机关在对证人补偿时行之有据，便于操作。具体规定可包括下列内容：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支持公民出庭作证，不得因作证扣发本人工资；二无固定单位的证人因作证而减少正常收入的，法院从基金中应予适当补偿；三因作证支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从基金中予以补偿。同时，还可作出必要的限制性条款：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证人可以请求预支交通、食宿等必要费用，这样，既可以增加公民作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获取证据。（二）在司法方面：1.进行必要的司法改革，当务之急是要进行司法人员乃至整个社会观念的变革首先要强化亲历意识。我们知道司法权有几大特征，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亲历性，即司法活动要求裁判者亲自经历裁判的全过程。一是要直接审理，要求裁判者亲自在场，去接触离原始事实最近的材料；二是要以口头方式进行审理，就是要求裁判者必须以口头方式审理案件，听取双方以口头方式提供的证据。我认为这两点非常重要，因为间接审理和书面审理走到极端就会成为裁判者单方面的书面审理，而使审判活动演变成为一种行政活动，而非司法活动。其次是要强化质证意识，要牢固树立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质证的意识，这种质证必须是实质上的质证，有效的质证，而非流于形式的质证，未经法庭质证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当然，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身素质，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证人的信任和配合。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法，严格执法，询问证人时采取的态度、方式要适当 ，减少证人对司法机关抱有的严重抵触对立情绪和反感态度。正确地对待证人，尊重证人的自尊心，注意避免因个体形象不佳而致司法权威整体受损，最终抑制证人出庭协助查案的愿望。作为司法机关本身，还要切实提高对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认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也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收集证人证言，对证人出庭作证不够重视的做法。3.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制意识在这方面，要大张旗鼓地开展普法教育，通过新闻媒介的作用，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使公民真正认识到出庭作证是自己应尽义务和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减少畏惧心理，从而使他们从心理上消除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从根本上增强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变被迫作证为主动作证和自觉作证。并形成一种作证光荣、拒证可耻的社会风气，使每个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均以国家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为钱、权、势所动，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四、结论本文经过对我国目前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之现状的简单分析，结合国外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特点，认为目前，我国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主要原因是立法相互矛盾，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不平衡，对现行法律进行完善是时展的主流趋势，我们有理由呼吁在立法上要设立证人出庭之义务，以贯彻现代审判之诸如辩论原则、言词原则，直接原则等基本原则，实现法律之正义和司法之公正。同时期望通过立法对证人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明确，尤其在保障证人作证的权利方面，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实践经验，通过一系列配套的措施和制度如证人人身安全和自由的保障，证人的经济补偿等，以解决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 注释：、刘宋芳、黄丁全著：《刑事法律问题专题研究》，群众出版社1998年4月； P19。、陈光中著：《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P354。、夏立彬著：《法律图书馆》网站收藏。、夏立彬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分析》网站收藏。、吴 鹏著：《 证人缘何难以出庭作证 》，中国检察日报社网参考文献：1、陈光中著：《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P350-356。2、刘宋芳、黄丁全著：《刑事法律问题专题研究》，群众出版社1998年4月； P17-26。3、夏立彬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分析》《法律图书馆》网站收藏。4、吴 鹏著：《 证人缘何难以出庭作证 》，中国检察日报社网 web@jcrb.com.cn 。5、郭少聪著：《怎样从制度上保证证人出庭作证》，法律教育网（www.chinalawedu.com）

刑事诉讼法论文篇5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二、证人不出法庭作证的后果三、证人不出庭的原因分析（一）法律因素。1、法律对证人的权利义务规定失衡失缺。2、法律对证人的保护制度不健全。3、法律对证人出庭的规定具有矛盾性（二）证人因素。1、证人出庭出证存在着消极心理。2、证人出庭作证缺乏经济利益的支撑。（三）社会因素。1、传统文化与现代诉讼理念的冲突。2、社会环境与现代诉讼要求的冲突。四、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应采取措施（一）立法上的完善1、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2、明确证人作证的权利义务、责任，避免立法冲突。3、确定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保护制度和经济补偿制度。(二)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公民的法制意识,强化他们的作证观念。(三）转变执法观念,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四）当前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应解决的问题。目 录 内容摘要 1关键词 1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 2二、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后果 3三、证人不出庭的原因分析 3四、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应采取措施 6注释 10参考文献 11内 容 摘 要 证人出庭作证一直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规定所要求的.然而目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已经成为严重困扰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对证人的保护不力，证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平衡，证人拒证的法律后果不明确。而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正确打击犯罪活动，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加案件审理的透明度、促进司法公正。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对公正、合理、高效地审理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后,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证人出庭问题成为衡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本文就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应如何完善进行深入探讨,供大家参考。[关键词] 证人 证人证言 拒绝出庭 证人出庭作证是认真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司法原则的重要形式，是正确定罪量刑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证人证言作为直接证据，在揭露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分子，改变传统的庭审方式方面，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打击犯罪活动;有利于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 有利于增强案件审理的透明度, 有利于庭审方式的改革。本文作者通过对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的清晰阐述，使我们意识到证人怠于出庭作证的现实状况。再进一步探寻形成这种状况的多种原因，并进行深入分析，最后提出解决该种现状的法律建议，以期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制度。一、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 基本措施。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无疑是庭审中运用得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一种证据。如果证人不作证，特别是重要证人不出庭作证，将直接影响刑事案件的庭审质量。①《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 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 即使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而警察通知证人到公安局接受询问，一般说来证人却都会按时赶到，老实接受询问。因为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二、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后果 ②证人不到法庭作证，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直接造成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无法对证人证言进行当庭质证，使控辩式诉讼流于形式，严重影响法院庭审功能的发挥，影响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顺利进行，进而产生一系列的后果：对于前后矛盾的多份证言无法在法庭审理中排除和认定；对于部份因贿买、威胁等原因导致的伪证难以揭露；控辩双方可能对证人证言妄加解释，甚至故意曲解其真实意旨；未经当庭质证的证据是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使用的，由于证人不出庭而造成无法对证人证言进行当庭质证，也势必会影响到法官在法庭审理中对该证据的认证，进而直接影响到裁判效果。目前大量案件甚至最为严重的死刑案件，都大量存在不是通过对证人证言的当庭质证而是依靠书面证言定案，存在着司法不公正的严重危险。目前证人主要向侦查部门提供证言而不到法庭作证这种有法不依现象的长期存在，对法院通知证人出庭的出庭通知的"执行难"与法院裁判的"执行难"一样，必然会损害到法院的司法权威，严重影响依法治国的进程。三、证人不出庭的原因分析（一）法律因素。1、法律对证人的权利义务规定失衡失缺。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从法理上分析这是一条义务性规范，但不履行义务会导致怎样的法律后果却无相应的规定。法学基本原理是权利和义务的相对应，因此，证人履行作证的义务应当与其作证应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而作证义务的履行又应当与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联系在一起。然而遗憾的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的权利义务规定和证人拒证后果规定存在着明显的失衡和缺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庭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若拒不出庭或以种种理由拒证，法律竟然束手无策！综观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都是有法律制裁措施相随的，如：英美国家对拒不出庭作证的公民将以蔑视法庭罪论处；大陆法国家则对此设有拒不作证罪加以处罚。2、法律对证人的保护制度不健全。③证人在刑事案件中作证的风险显然要大于民事、行政案件，证人的人身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法律对证人保护措施的规定很不健全，特别是事前、事中保护措施的缺失，以及证人保护范围过窄、种类过少、机制不健全、人员不到位，加上打击报复证人的事件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给证人出庭作证蒙上了一层恐惧的阴影。如：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不构成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从中可以看出法律没有赋予任何可具体操作的实际内容，仅如此原则性的规定是起不到真正保护证人安全作用的。④其中对证人怎么保护、保护的期限、保护的程度如何？司法机关如果没有履行保护证人的职责，或者证人请求保护而司法部门动作迟缓、保障无力，造成证人安全受损怎么处置？司法机关由于故意、重大过失造成重要证人丢失、被劫持、被杀害，其直接责任人员应负什么样的责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法规是一片空白。而刑法对证人的保护，最直接的条款是第308条的打击报复证人罪，但这种规定只体现了对打击报复证人的犯罪分子的一种事后惩罚，是在证人实际被打击报复了或已经产生了被报复的严重后果以后，刑法才予以保护。3、法律对证人出庭的规定具有矛盾性。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里的“必须”表示证人提供的证言只有在法庭上接受审判人员,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讯问、询问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其证言只要经过公诉人或辩护人宣读,审判人员在听取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后,仍可作为定案的证据。如此立法上的不严密，使证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与公诉人、诉讼参与人宣读的证人证言具有同样的效力,均可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因此在庭审过程中,司法 人员也就择易避难,以书面证言、询问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以宣读证言代替出庭质证，证人出庭的必要性也就在现实面前显得不再“必要”了。（二）证人因素。1、证人出庭出证存在着消极心理。⑤证人作为自然人，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具有感官和丰富的心理，这种心理乃是影响证人作证态度的内在因素。在现实生活中，证人对作证可能受到的威胁顾虑最大，许多人对现实生活中证人作证会遭报复心有余悸，而现行的证人保护制度又不完备，同时证人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其出庭作证考虑最多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或亲友的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人际关系、个人感情是否受到伤害等。传统理论认为这些都是证人思想觉悟的问题，是证人“法律意识淡薄，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企图逃避法定义务”的表现，试图通过说服开导、道德教育的手段来促使证人作证。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收效甚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证人心理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思想问题，只有着眼于创造一套矫正社会行为的制度规范，而不是提高个别证人的思想觉悟，才能逐渐消除证人出庭作证的消极心理。2、证人出庭作证缺乏经济利益的支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人们的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在不断强化，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以经济尺度来衡量自己行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从经济学角度看，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多是人本位的。证人作证和拒证行为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权衡的过程，如果出庭作证，尽管可能因社会正义的伸张而得到心理的慰藉，但更多产生的可能是会受到人身安全危险、因作证而损失的直接物质利益，还有对原有的人际关系的破坏可能造成的隐形损失等。⑥如证人出庭作证,其经济上肯定会遭受一定损失,诸如车旅费、误工费等，特别是那些路途遥远的证人，尤其如此。而目前我国法律缺乏对证人经济补偿的配套制度,所以很多证人就把出庭作证看成是一种负担,怕因出庭作证而影响自己的经济利益。如果拒绝出庭虽有可能因证据不足而使罪犯逍遥法外，由此产生的道德负疚感，但是更多的是避免了可能受到的人身安全威胁，维持了原有的人际关系，也不会损失可能得到的物质利益。在证人拒绝出庭作证行为的背后存在着个人经济利益的得失问题，要改变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现状，就必须制定一套能保障其经济利益的配套措施。(三）社会因素。1、传统文化与现代诉讼理念的冲突。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虽然存在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也不可避免地遗留下大量落后消极的内容，它们会对重塑现代诉讼观念产生巨大的阻力：（1）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中庸之道、隐忍退让等因素造成的“厌诉”心态，一直是许多证人不愿介入诉讼的惯性思维；（2）“和合文化”为底蕴的社会伦理要求人们以和为贵、息事宁人，祈求相安无事，进而在刑事诉讼中形成拒证以求互不得罪、明哲保身的普遍心理；（3）传统社会中国家司法机关刑讯证人的做法至今仍令人心怀恐惧，由此衍生的抵触情绪难以完全消除。2、社会环境与现代诉讼要求的冲突。⑦从当今社会环境来看，证人拒证乃是一种生存策略：（1）从中国社会特征分析，中国乃是一个高度熟人化的社会，尽管20世纪末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个“关系社会”的根基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即使城市也有“网络化熟人社会”之称。在这样的社会交往中，人际关系、人情无疑占有较重的分量。实际上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处在一个人情关系的网中，而且，由于中国居民的非流动性，被告人与证人之间熟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人们不愿意冒险地去破坏这张关系之网，甚至有可能在被告人“遇难”之时施以援手。（2）从中国社会目前现状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社会转轨时期，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不可能避免地产生一些副效应，社会正义、社会正气在当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导致治安状况相对恶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刑事案件中的证人作证无疑有着一定的风险，况且国家还不能给证人提供一个安全的作证环境。（3）从案件强度系数分析，越是严重的案件证人作证的恐惧感就越大，因此越是恶性案件法庭上越难见到证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刑事诉讼法论文篇6

刑事诉讼法第150条之我见(1)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此只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审查，与原刑诉法规定庭前全案材料移送法官实体性审查相比较，我们可以理解立法的本意，是为了既要防止法官审前预断，不使庭审流于形式，又要使法官有的放矢地驾驭庭审，使审判有所准备。其实，现在的刑诉法150条在实施中背离了立法本意，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一是从法律规范本身上使法官的审前预断成为可能。修改后的刑诉法没有对主要证据的范围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即使后来作了补充性的规定，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的范围也相当宽，除极少数只能对案情起辅助性证明作用的证据外，几乎所有能对定罪量刑起证明作用的都属于主要证据的范围，都应当在庭前移送，而证据复印件与证据原件实出一辙。因此，从法律规范本身分析，此条规定的程序性审查与原实体性审查并无实质差异，都会有可能使法官产生审前预断。二是从立法上的两难取舍为法官的审前预断提供了可能。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起诉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主要证据范围的权力，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检察机关为了保证控诉犯罪的准确率，有可能只向法官移送有利于己方的控诉证据。这样法官在庭审前审查的只能接触有罪证据，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被告人已构成犯罪的预断。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就会有意无意地将公正的杠杆向控方倾斜，只采信被告人有罪与罪重的证据，而难以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原有的全案移送审查相比，其庭审前可以对全案的证据材料全面审查，其预断可能更趋近案件的客观真实。而现这种审查主要证据的方式似乎更易造成预断的片面性。三是庭审改革的不彻底性与妥协性也为法官凭卷断案成为可能。刑诉法150条规定检察机关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也是为了克服法官审前预断，防止出现凭卷书面审断案。其实刑诉法的其他条款及相关司法解释又为书面审提供了机会。如果法官审查移送材料中缺乏相关证据，可通知检察机关补送证据材料。对证据材料检察机关应该当庭移交，当庭无法移交，应休庭后补交。法官还可以采用各种方式调查核实。移送的主要证据与采取以上各种方式获取的就是全案的证据材料。刑诉法又没有硬性规定，案件必须当庭认证，当庭宣判，法官为了准确、稳妥，往往庭审后又要重新审查全案的书面材料。因此，原来的庭前书面审改在庭后书面审，庭审同样流于形式，所以只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是人为地增加了开支及工作量。既然法官庭审前应审查主要证据，那么对全案证据材料一并移送审查，也不可认为是严重违反了程序。众所周知，我国修改后的刑诉法是由原来的职权主义的纠问式庭审方式转变成控辩式的法官居中裁判的庭审结构。但由于刑诉法中150条自身的局限以及配套制度的缺失，法官带有观点庭审及审前定案没有从根本上防止。因此，建议对刑诉法第150条作进一步修改：一是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审查，割断法官对案卷证据材料的依赖，保证控辩式的庭审改革能够落到实处。修改后的刑诉法没有嫁接支撑控辩对抗制大厦的基石——起诉状一本，正因为这一大缺憾，才致刑诉法150条在运作中存在种种弊端。因此，建议刑诉法应修改为：开庭前审判组成人员只能查阅检察机关移送的起诉书，不得审查任何可能使其产生预断的案卷材料及其物品，以防止其产生审前预断。二是实行证据展示制度，防止庭审突袭，维系控辩平衡。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后，控辩双方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就双方应该承担展示义务的证据交换，如果一方提交的证据得到对方认可，那么在庭审中将不再争辩，直接由举证一方交给审判组织作为定案的依据。实行证据展示制度基本上可以杜绝被告人在庭审中突然“翻供”的现象，预防了庭审突袭，使得控辩双方能集中精力展开有针对性的辩论，保障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庭审效率。因此，如果控辩任何一方没有履行证据展示义务，应视其情节轻重承担不利的法 律后果。三是实行书记官与 庭审法官分离的制度，彻底排除审判法官的庭前预断。书记官负责对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进行实体性审查，以决定是否提交审判法官审判，这是为了防止不具备公诉的刑事案件进入审判程序，书记官并且可以主持庭前控辩双方的证据展示，协调控辩双方所可能出现的争执，应该在中立的书记官的主持下展开。同时，禁止书记官和庭审法官事前的交流沟通，以切实杜绝审前预断的现象发生。

刑事诉讼法论文篇7

刑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规范立案权的正确行使，纠正立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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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论文篇8

【关键词】被害人 诉讼权利 保护现状

一、被害人的界定

被害人，该词源自拉丁文，在司法领域中，针对不同的法律关系研究被害人，会得出不同的概念。刑事被害人最早出现在我国1979年7月1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中，一直被沿用至今。然而，在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对“被害人”一词做出明确的界定，由于被害人的内涵没有一统一的标准，在被害人的外延的界定上学术界也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其中对于受到侵害的法人活团体是不是可以成为被害人争议颇大。

许章润认为刑事被害人是指人身、财产或其他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犯的人。

刘文莉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被害人是指其具体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自然人。规避了学术界中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以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法人或非法人团体甚至国家，是否可以成为刑事被害人的争论。

卜建林从实体的角度，刑事被害人是指其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

杨正万从实体和程序结合的角度将刑事被害人界定为正当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并进而参加刑事诉讼，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人。

二、被害人诉讼权利范围的界定

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是指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享有的诉讼方面的各项权利的总称。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是刑事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

我国于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诉讼权利的规定比较粗略，使得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行使上有着很大的被动性，实际上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很难得到实现。

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对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具体是指涉及被害人的条文由原来的10条增加到20条，并且对刑事被害人的地位也做出了明确规定，使得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行使由被动变为主动，同时赋予了被害人相较于 1979 年《刑事诉讼法》更为广泛的诉讼权利，但是由于诉讼权利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立法带来的被害人诉讼地位改善的成效并不明显。

2013年《刑事诉讼法》也保留了对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规定，同时也具体规定了刑事被害人其他相关的诉讼权利。扩大了自诉案件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

学术界学者对扩大被害人诉讼权的范围持积极态度，傅宽之认为在保留《刑事诉讼法》现行规定的同时，增加补救措施，明确规定检察院必须接受刑事被害人请求抗诉的范围和基本条件，在诉讼程序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必要完善被害人及时获得被告知相应诉讼权利的规定。

三、当前诉权保护的现状

如上所述，在司法界我国对诉讼权利的保护是正在不断完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立法部门对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没有投入足够的关注，以致刑事被害人的权力无法得到保护，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得到实现。近年来随着对刑事被害人权力关注加大，在法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对诉讼权利的保护。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刑事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程序救济权、程序保障权等各种权利展开了系列研究。总体上来看，学界的一致观点是应该大力强化对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我国著名学者陈光中先生曾经说过：“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

刘文莉认为当前对诉权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并且提出只有构建诉权化的被害人权利保障体系，才能更充分的实现刑事司法领域对被害人和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平衡。

在刑事诉讼理论方面的研究中徐静村、谢佑平试图从刑事诉讼对诉权理论进行研究，不过其着眼点主要是关于被告人的诉权保障，而较少关注被害人的诉权，特别是被害人的刑事诉权保障问题。

张泽涛（2009）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以及立法部门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关注相对滞后，在此背景下，将权利保护的天平适度向被害人一方进行倾斜是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的，赋予被害人一定限度的诉讼权利既是保护被害人权利的需要，也是保障追诉和惩罚犯罪活动顺利进行的需要。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比较粗陋， 缺乏可操作性。

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也日益得到强化，尤其是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称为“新的刑事诉讼法”，更是突出地反映了当今的发展趋势，使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在对被害人诉讼权利法律保护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四、评论

纵观世界各国的法律文件，加强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已是普遍趋势，然则无论是从西方国家兴起的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之后的立法动态、刑事诉讼的本质及其基本法理，还是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作法来看，我们应该持谨慎态度，根据张泽涛的观点在以后立法工作中，应该主要完善和落实被害人的物质补偿制度，适度地细化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坚持刑事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平衡的原则，给予适时而适度的保护。针对国内一些刑诉学者所主张的应该大力强化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甚至改变现有的诉讼模式的观点应持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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