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论文范文

刑事审判论文范文第1篇

法院组织法规定最高法院管辖法律、法令规定和它认为应由自己审判的一审案件，这种规定，赋予了最高法院一审管辖实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有悖法治原理。刑诉法规定最高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是全国性重大刑事案件。但对什么是全国性重大刑事案件，立法未进一步指明或列举规定，也未以刑法有关罪刑条文参照规定。由于立法对最高法院一审管辖设档过宽，形成最高法院一审管辖的随意性。从1979年刑诉法颁布至今，最高法院一审仅审判过“林江反革命集团”案。全国人民极为关注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贪污案、原人大副委员长贪污受贿案，按其职位级别及巨大社会危害性和恶劣影响，按立法精神及社会公正正义价值评判，在全国可谓重大刑事案件。但这类案件最高法院一审并未管辖。（注：案件是由北京市高级法院一审；案也最高法院指定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管辖规定对级别越高的法院没有约束力。对遏制极为猖獗的腐败类大要案，在审判入口处已有所失轻，不利于对重大犯罪的打击和震慑，也引起了法治意识不断上升的广大群众以及全国人大代表的注意和不满。（注：《参考消息》2001年3月24日载，全国人大代表在通过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时，“以高达30%的反对票、弃权票间接地对开展反腐斗争的方式提出了批评”。）若立法明确规定最高法院一审管辖具体范围，无疑对最高法院依法管辖树立公信力，具有良好促进作用。我国法院一审是公开审判（除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外），而二审、再审、死刑复核多为书面审，规范最高法院一审管辖意义更加重大，有助于为各级法院公开审判贯彻刑诉法一系列原则制度树立楷模，更有利于树立公开审判原则的权威和昭示对此原则的尊重。

法治发达国家最高法院管辖权限是非常明确的。单一制的法国、日本最高法院没有一审管辖权。法国最高法院管辖范围虽广及全国，但在权力制约框架下法律授权十分明确，最高法院对任何罪案都没有初审管辖权，只对刑事审查庭裁定、重罪、轻罪、违警罪法院终审裁判的上诉和已生效的重罪或轻罪判决的申诉具有“撤销管辖权”，因而法国最高法院被称为“撤销法院”。（注：参见法国刑诉法第609、619、623、625条。）日本最高法院只受理上诉和特别抗诉案。（注：参见日本裁判所法第7条。）联邦制国家最高法院有一审管辖权但由立法具体规定。美国最高法院一审管辖权、受案种类由宪法规定。（注：参见美国宪法第3条第2款第2项。）德国最高法院一审管辖权由法院组织法对照刑法条文列举规定。（注：参见德国法院组织法第134条。）可见不论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均以清楚无误的管辖权限为基准，规范最高法院依法管辖，昭示分权制衡法治原则无处不在，为其最高司法权威的建树奠定了良好的法治基础。想必对我们应有所启迪。

（二）关于高级法院一审管辖问题

刑诉法规定高级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是全省性重大刑事案件。何谓全省性重大刑事案件，立法未指明，也未对照刑法条文列举规定。由于管辖授权太灵活，以致法律规定与现实之间缺乏一致性。实务中，高级法院一审管辖刑事案件寥寥无几，大量精力用于刑法、刑诉法并未授权的依法应由最高法院承担的普通刑事犯罪的死刑复核。江西省原副省长贪污受贿被处极刑，在该省属全省性重大案件当无可非议，可实际上这一要案也不由江西省高院管辖，而是由审级低一级的北京中院一审管辖。云南省原省长在云南任职期间共受贿1810万被判死缓，在云南应属全省性重大案件，可也没由云南高院管辖，而是由审级低一级的北京市二中院一审管辖。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无期徒刑，也是北京市二中院一审管辖。问题还在于这类犯罪的省部级干部不仅一两人，近年来这类大要案也未呈下降趋势，（注：转引自吴敬琏《转轨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另据《南方周末》2004年1月8日文介绍，2003年一年公开报道了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查处情况。）而管辖方式均基本同上。

这类案件按其犯罪性质及被告人职位级别和巨大社会危害性，应属全省性重大案件，理应由该省高级法院管辖。但因立法规定抽象空洞，该省高院管辖与否都有极大余地，事实上这类案件各发案地高院都未管辖（如有法定回避情形另当别论，后面转移管辖还将论述这一问题），而是由千里之遥且审级低一级的北京市或其它中院管辖，立法关于高级法院一审管辖规定形同虚设，致实际管辖于尴尬境地。这也与刑诉法关于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法院管辖规定相冲突，凸显高级法院一审管辖过于随意，有损其司法权威。如此，不仅公众难以理解，且是否公正适当也无法权衡。不论是立法弹性过大还是执法不严都会淡化人们对法律的尊重，时日一长要让人相信依法办事就更加困难。这类大要案如由案发地省高院一审管辖，体现尊重当地民众知情权，对全省公职人员和当地群众有更直接、更现实的法治教育意义，对这类犯罪也有更大震慑作用，利于各界监督树立法治权威。

德、日等国高级法院一审管辖权由法院组织法、裁判所法对照刑法或由刑诉法规定得非常明确具体，便于法院依法管辖。我国立法对高级法院一审管辖明细化非常必要，从审判人口处严格把关，使个案管辖“对号入座”，才不会出现级别管辖越权或落空的无序状态。

地域管辖之不足与修正

和世界多数国家一样，属地原则是我国刑法地域效力最主要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具有实体法意义，还应对程序法具有指导作用。由于犯罪地有行为地与结果地之分，为避免犯罪漏网或生歧义争执，刑法规定“犯罪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据此，无论犯罪行为地还是犯罪结果地都是犯罪地当属定论。为使刑法规定不致落空，必须在刑诉法设定与其环环相扣的具体管辖规则。但刑诉法地域管辖还缺乏和刑法相配套的有关规定。最高法院审判解释又对犯罪地作缩小解释（注：参见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2条。），地域管辖漏洞更明显了。

（一）关于犯罪地和地域管辖覆盖面问题

依刑法犯罪包括犯罪行为与结果，刑诉法犯罪地规定无疑应当与刑法衔接吻合，这是法制统一性的必然要求。据此，刑诉法上的犯罪地应是指犯罪事实之地，包括犯罪行为地与结果地。我国刑诉法对犯罪地并无明确限制性规定。学界相当长时期对犯罪地是采行为地与结果地说，即各犯罪行为地与犯罪结果地都是犯罪地。审判解释没有任何权力对立法作出扩大或缩小解释，只能忠实于立法本意。但最高法院审判解释把犯罪地限制为“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财产犯罪除外）（注：参见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2条。）。对犯罪地作缩小解释，尽管解释者意图可能是想使犯罪地更清楚减少管辖争议，但这一缩小解释和刑法关于犯罪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的明确规定相冲突，也使刑诉法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法院管辖的规定从周延的地域管辖变成了不周延，使地域管辖出现漏洞和不必要争议与麻烦。因有的犯罪即时完成，行为地与结果地同一以行为地为犯罪地，而有的犯罪行为地与结果地不同一，例如行为与结果异其土地区域即所谓隔地犯，将其犯罪地限制为犯罪行为地且以行为地法院管辖为唯一标准，对这类犯罪管辖就会出现问题。加之刑诉法对犯罪地法院管辖的补充规定仅提到“由被告人居住地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法院管辖”，也就是将被告人被逮捕地、被拘留地、案件破获地法院的管辖权都统统排斥了。地域管辖过于狭窄僵硬，难以应对相关犯罪。

例如，甲在我国和N国临界处N国领域向我国境内开抢打死中国公民。犯罪行为地无疑不是在中国而是在N国，犯罪结果地肯定是中国。按刑法犯罪行为或结果有一项发生在我国领域内就认为是在我国犯罪，依刑诉法案件由犯罪地法院管辖，两者基本吻合没有排除这类案件是在我国犯罪应由我国法院管辖按我国法律处理。但若按解释，就与刑法、刑诉法规定明显冲突，缩小了案件管辖范围，这类案件管辖会出现争议。因解释已留下瑕疵，起码授人以柄：“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从地域管辖总体上已把这类案件拒之于外，有损我国司法。

事实上犯罪行为地和结果地不同的案件并不少见，如邮政人员故意延误邮件，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以电话、传真、信件、E-mail侮辱、诽谤他人或教唆他人犯罪或捏造事实诬陷他人，意图使其受刑事追究；在长途交通工具上安放爆炸物后离开；采用移动通信装置对炸弹定时通过电话遥控起爆等。且随着我国人员流动加剧和科技迅速发展及案犯反侦查能力增强，犯罪行为地和结果地不同的案件肯定还会呈增加趋势。如仅以犯罪行为地法院管辖为唯一标准，这类案件管辖定会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和拖延，束缚司法机关手脚，甚至使犯罪者漏网。

从司法实际看，刑事案件除案发前得到群众举报或案犯自首外都是出现犯罪结果后，结果地公安机关立案和展开侦破，即多是从危害结果入手查找和发现作案人。犯罪结果地在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当犯罪结果地与行为地不同一，往往是结果地公安、检察机关做了大量工作才寻找到行为地。但由于解释不合刑事诉讼规律，在地域管辖中抽去犯罪结果地，会浪费犯罪结果地和行为地控方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因结果地检察院必须将案件材料移送行为地检察院，后者审查期限应从其收案之日起算，无端延误诉讼时效。地域管辖需要控审最佳衔接，必须考虑控方运作时空内容，从犯罪事实着眼，犯罪事实必然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人为将这两者割裂，把犯罪地局限于行为地，势必造成管辖障碍。

为达最佳司法效果，从诉讼流程看，被告人被捕地、拘留地、案件破获地法院都应有管辖权。例如泰国华人亿万富豪陈世贤在澳门被从珠海去的湖南人唐少华抢劫杀害一案，唐在澳门作案，犯罪行为地、结果地都在澳门，潜逃后被粤湘警方在K517次列车上（行至广州花都区）抓获。（注：《广东省公安厅今天公布侦破富豪陈世贤被劫案始末》，《羊城晚报》2003年6月24日。）有人认为唐在澳门作案且澳门抢劫罪处罚较内地轻，此案应由澳门法院管辖适用澳门法律。我司法机关认为唐是在内地被捕，内地法院应有管辖权，指定珠海中院一审管辖。（注：被告人唐少华在珠海中级法院2003年9月9日开庭审理后于同年9月20日羁押场所自杀身亡。依刑事诉讼法规定，珠海中级法院裁定终止对唐少华被控抢劫一案的审理。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9月26日。）可见将犯罪地缩小解释为犯罪行为地不科学，理论与实践根据都过于薄弱，无力支撑地域管辖，弊大于利，实属作茧自缚。

为使犯罪难逃法网，西方两大法系对犯罪地都采广义的“遍在地”说，认为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都是犯罪地，明定犯罪地或被告人住所地或犯罪破获地或被逮捕地甚至拘押地的法院都具有管辖权。（注：参见法国刑诉法第382、522条；德国刑诉法第7、8、9条；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8条；1980年英国治安法院法。）实有借鉴价值。

建议刑诉法修改时明确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并拓宽地域管辖覆盖面，增设被告人被捕地、拘留地、案件破获地法院的管辖权，使这类案件地域管辖免生争议。

（二）我国船舶或航空器内犯罪管辖问题

1979年刑诉法制定于我国改革开放法制重建之初，受当时历史条件和犯罪情况所限，未设定与刑法相对应的、在我国船舶或航空器内犯罪案件的具体管辖。但1996年刑诉法对这一涉及国家司法的重大管辖问题仍未作具体规定就实在太遗憾了。虽然1998年6月最高法院的解释对此问题作了一些规定，但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根据宪法、立法法以及最高法院的法定职能，这类重大法律问题由审判解释规定不恰当。执行机关不能代替表意机关。法、德、日等国这类案件的审判管辖都是由刑诉法明确规定。（注：法国规定在飞行器上犯罪由飞行器降落地法院管辖。参见法国刑诉法第693条。德国规定在悬挂德国国旗的船舶、飞行器犯罪，该船舶、飞行器本籍港属地法院或行为发生后船舶、飞行器最初到达的德国港口属地法院有管辖权。参见德国刑诉法第二章。日本刑诉法第2条也有类似规定。）建议我国刑诉法修改时在地域管辖中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与刑法相应的具体规定。

特别管辖的瑕疵与改进

（一）指定管辖和转移管辖问题

按民主审判管辖理念，设置指定管辖是为解决案件因特别情形使固有管辖法院一时不明，由控方或争议法院提出通过上一级法院指定使原本就具有该案件管辖权的法院管辖。指定管辖的基础和实质是“原本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指定只是外在形式，要受制于“原本具有管辖权”，这才不与固有管辖相冲突，符合管辖法治原理。且需由控方或争议法院提出要求这一法定程序严格职能分工严防专断，而不是自行任意指定任何一个法院任意管辖。

转移管辖是由于对某一案件本有管辖权的法院因某种原因（如法官回避无法组成合议庭或审判该案件将影响当地公共安全），不能或不便对该案行使管辖权，为避免弊端公正司法，经过严格的启动程序，即要检察院或被告或有关法院根据事由提出，由上一级法院裁决将案件移送与原审法院同级的另一原本无管辖权的法院管辖。转移管辖针对的是极个别案件的特殊情况，为确保司法公正，案件由本有管辖权的法院转移到本无管辖权的法院管辖。因此，对转移管辖的原因须由立法指明，启动转移管辖必须有相应的权力分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措施，以防恣意滥选专断。

可见，指定管辖和转移管辖原本就不是同一类型的管辖。刑诉法第25条却把这两种管辖合二为一：上级法院可以指定下级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法院审判。认真分析这一概括性条款，是用“指定”、“转移”、“管辖”的文字意义将其结合揉成一条刚性极强（指定）但却又极灵活（转移）的“指定、转移管辖”，实际上是把这些案件的管辖决定权都集于上级法院，仅有指定管辖和转移管辖的一些表面形式，却缺乏指定管辖、转移管辖应有的实质内容和法定具体要件。不仅对“管辖不明”的情形没有规定，更未指出转移管辖的明确要求，而是由上级法院任意“指定、转移管辖”，实践中这类任意指定、转移管辖的案件随处可见，使管辖的法治意义荡然无存。

根据无控诉即无审判原理，对进入审判第一关管辖之争议的解决绝不能不考虑控方职能和意见，而仅理解成只要是审判管辖就由法院自行解决。在这控审临界处，需要控方启动也需要保障控方权力和权利（自诉人），设计由控方提出指定管辖或转移管辖请求不仅是贯彻控审分工的方式，还能以此作为监督制约措施，促使指定管辖、转移管辖公正科学。出于人权保障、公正司法考虑，在审判入口处辩方也应拥有相应的防御手段对应控方的攻击措施，赋予被告人因法定情形提出转移管辖申请权是必要的。此外，刑诉法第25条对“上级法院”也没作任何限制，未指明是上一级法院或哪一上级法院。以我国基层法院为例，其上级法院就包括三级，可以是上一级中级法院，也可以是高级法院甚至可以是最高法院指定管辖；而被指定管辖法院范围可以在市也可在省甚至全国范围。这种大大包围的粗疏立法理解难以避免歧义给管辖带来偏差和随意。凸显以行政命令方式分配案件管辖权，与司法权性质相悖。特别是该条后半部分“也可以指定下级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法院审判”，这里的“案件”没有任何限制性规定，以字面含义，当然包括下级法院管辖的任何案件，“其他法院”也无任何具体说明，过于宽泛。再从司法权公开透明性质看，由于没有法定具体原因，径由上级法院（也不知到底会是哪一级）指定转移管辖法院，不仅在开庭前究竟应由何级何地法院管辖，被告人、被害人、社会公众无法衡量，且由于管辖规定太抽象，也无法衡量该管辖是否正确适当。检察机关权力和被告人权利均受到削解，管辖问题裁判文书也无理可讲，仅写上“根据××法院指定管辖决定，立案受理”。、案由北京中院管辖，依据就是指定转移管辖。在案发地如此重大影响之案件，既未见检察院、被告人提出转移管辖要求和申请（例如是否有法官具有法定回避情形应予回避不能组成合议庭或法院不可能维持裁判公正等），也不知到底是何原因就悄无声息地指定转移到千里之外的且级别低一级的中院管辖。其它大要案指定转移管辖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凭上级法院一家之言定管辖的司法行政化作法，与公开审判原则相悖，也有太低估管辖法院法官素质能力之嫌，其社会效果尤其对程序法权威的影响不容乐观。

指定管辖和转移管辖，法、德、日等国是分别明确规定，有严格适用条件、启动方式和制约措施，严格控审分工，力求公开公正。（注：参见法国刑诉法第658、659、660、661、662～667条；德国刑诉法第13、14、19、15条；日本刑诉法第17、18、19条；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20、21条。）。

我们应当摒弃案件由哪个法院管辖都一样的蔑视甚至不要科学管辖程序制度的错误观点，设定科学、公正、有严格适用条件的指定管辖和转移管辖，赋予控辩双方对两种管辖的启动权和制约权，以避免随意指定、转移管辖的不明智作法。

（二）牵连管辖和竞合管辖问题

牵连管辖是不同数案件之间相关联，合并由有管辖权的数法院中的某一法院管辖。牵连管辖对象是互相牵连的不同案件，牵连管辖目的是为防止白耗时日的讼争，促进正确高效司法。为避免滥用牵连管辖，牵连案件的条件须立法明定，包括人的牵连（一人犯数罪）、事的牵连（数人共犯一罪）、人事均牵连（数人共犯数罪）等。

法、德、日等对牵连管辖均明确规定。英国刑事法院仅一个，对牵连案件管辖不存在问题，治安法院各有辖区，对牵连案件管辖和大陆法系相差不大。（注：参见英国1980年治安法院法。）

竞合管辖，是因同一案件犯罪要素、地域不同一，致数法院对该案都有权管辖而形成管辖竞合，根据控方和法院意见决定由其中一个法院管辖。竞合管辖的对象必须是同一案件。同一案件即被告与犯罪事实均相同，刑罚权仅属一个，刑事诉讼以刑罚权为对象，按诉讼原理不能分割审判重复追究，以防随意专断重复使用审判权一案几判。德、日等对竞合管辖也有详尽规定。（注：参见德国刑诉法第12条；日本刑诉法第10、11条。）

我国没有明确区分牵连管辖和竞合管辖，立法仅笼统规定几个同级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法院审判，必要时可移送主要犯罪地法院审判。这里的“案件”，是指同一案件还是不同案件或是不同案件之间互有牵连？从立法上难寻答案。“主要犯罪地”，其内涵、外延是什么，立法也未进一步指出。“必要的时候”，更是十分抽象，反映出管辖立法粗糙不成熟。究其实质，是没有仔细研讨司法实务中互有牵连的几个案件分别由几个法院受理和同一案件由多个法院受理的情况究竟如何管辖为最佳，在理论上也未探究竞合管辖和牵连管辖的界限及划分标准，更未考虑这两类管辖中控审分工及控辩双方参予制约，加之受立法宜粗不宜细思想影响，简单地把这两类管辖拼凑在一起作为“合并管辖”。因此，难免理解有误，使实务操作各异，造成不必要冲突扯皮。

建议刑诉法修改时取消第25条含混不清的规定，表述为两条。一是牵连管辖，首先指明相牵连案件的法定情形。例如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或犯与本罪有关联关系的窝赃、销赃、伪证等罪。考虑到我国检察机关的职权和法律监督性质以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可规定为“数同级法院管辖案件相牵连者，通过这些法院取得与检察院申请相符合的合意将数案件合并由其中一法院管辖。不能取得合意时，根据检察院、被告人申请由共同上一级法院裁定管辖法院。不同级法院管辖的案件相牵连者，合并由该上级法院管辖”。二是竞合管辖，“同一案件分别系属于有管辖权的几个同级法院，由最先受理的法院管辖”。之所以指明同级法院，是因为竞合管辖针对的必须是同一案件，既然是同一案件，只要级别管辖划分明确，管辖竞合一般不发生上下级法院都受理的问题。

建议取消刑诉法第23条和法院组织法的类似规定

刑诉法第23条规定，上级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审判下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法院审判。这一规定由于使用了极其抽象的用语，如“必要”、“案情重大、复杂”，实质上成了弹性极大的“任意管辖”。管辖方式上，其前部分，实为授予上级法院一审管辖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后半部分，过低估计下级法院审判能力，削解下级法院法定管辖权限，也是司法实践中请示汇报案件的护身符。既不符合审判独立原则又非常轻易地否定了法定各类管辖，使管辖充满随意。法院组织法也有类似规定。均是学习原苏联法的结果。（注：1995年6月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刑诉法第40条规定：“上级法院有权作为第一审受理下级法院管辖的任何案件。”该法基本上沿用苏联解体前的刑诉法，类似的管辖规定对我国刑事审判管辖立法有重大影响。）

我国刑事审判管辖立法，基本明确了基层和中级法院管辖范围，今后修改时将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管辖案件明细化并对地域管辖不足进行完善，各级各地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就基本明确；对指定管辖、转移管辖、牵连管辖、竞合管辖予以革新补充，特殊案件管辖也完全于法有据；刑诉法23条任意管辖和法院组织法类似规定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

刑事审判论文范文第2篇

网络舆论是在社会中形成的一种舆论宣传，舆论一定程度上会对审判产生积极的影响，但还应当看到，舆论不仅仅有积极作用，还有消极作用，总之，舆论是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对刑事审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审判独立性的影响舆论对审判独立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对审判独立的积极影响。在现实司法中，为了保障审判独立，法院往往会承担巨大的压力。而网络舆论则会一定程度上帮助法院抵抗这些压力，当网络舆论对案件事实比较了解，不断的发出要求依法判决的时候，外界力量就很难再去控制审判，进而有利于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第二，对审判独立的消极影响。这一负面影响与网络舆论的积极影响的形成相反，当舆论声音所依据的案件事实不正确，或者有人试图通过舆论影响法院独立审判，进而达到自己个人目的时，网络舆论的倾向将对法院独立审判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

(二)对审判公正性的影响第一，对审判公正性的积极影响。由审判独立引申出的审判价值———审判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种，在实现这两种公正的过程中，网络舆论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防止法官或者外界力量为了不正当目的随意审判，侵害被告人或者被害人的利益，保证公正价值的实现。第二，对审判公正性的消极影响。前面的论述也是建立在正确舆论导向的基础上，但如果舆论导向不正确时，难免会出现法院无法抵抗舆论的压力，或者其他力量在无法抵抗舆论压力时要求法院作出有失公正的判决的情况，这样将会对社会的公正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

(三)对审判权威的影响网络舆论对于司法权威同样产生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对审判权威的积极影响。行为、规范、刑法与公众认同之间应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当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符合公众预期、符合公民朴素正义感的判决时，民众将感受到司法威慑力，无形中提升了司法权威。第二，对审判权威的消极影响。在强大的舆论面前，量刑随着民众的喜而轻、怒而重，案件随着民愤、民情之声再审、重审，或许可以实现个案正义，但朝令夕改的审判也将导致法律严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的丧失。

二、实现网络舆论正确影响刑事审判的策略

随着网民越来越多的通过网络关注政府和司法机会行使职能，每一个国家机关的活动都会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评价，刑事审判是社会公众评价社会价值观念和对社会安全程度进行心理认可的重点，因此，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运用网络的手段监督刑事审判。但是，按照我国宪法，我国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团体、个人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应当如何引导舆论对刑事审判进行正确影响是我们应当首先考虑的问题，笔者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两者的协调:首先，要求法院具有接受社会监督的意识，主动接受网络媒体舆论的监督，而不是采取对立的态度，对抗舆论对审判的监督;其次，对舆论声音进行及时整理，舆论的声音并不一定不可取，因此，要对网络舆论的监督情况及时反馈，对有益的部分虚心接受;最后，建立互动机制，对网络舆论的反应进行及时的回应，比如通过程序公开、新闻会等形式，将案件的审理和进度向社会公开，进而有利于公民理解司法机关，接受刑事判决。

三、结语

网络舆论对刑事审判具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的影响，因此，要采用更加有效的方式减少舆论对审判的消极影响，就要不断研究网络舆论的形成、影响机制和减少不正确舆论导向的方法。我国还处于社会发展的初期，人们的思想和认识有待提高，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互动公开机制，将案件情况公之于众。

刑事审判论文范文第3篇

一、法官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法律依据及特点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证据有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的权力。1997年刑事诉讼法继承了这种规定。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时，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这种规定赋予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完全相同的调查取证的权力，使法官在刑事诉讼中也具有侦查职能。在实际操作中，法官不仅在法庭上具有这种权力，而且可以将这种权力延伸至庭外。不仅如此，法官在“必要时”，还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在这种制度下，法官不仅具有审判机关的审判权，侦查机关的侦查权、检察机关的指控权，甚至还具有辩护人的辩护权，法官完全可以根据需要扮演任一角色。

二、法官收集刑事证据在制度上的缺陷

（一）法官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本身的规定，而且违反了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负责收集证据，检察机关负责复核和审查证据并决定是否提出指控，辩护人负责收集和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的证据，审判机关负责审理案件并依法作出判决。这是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宪法的规定便是一纸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对宪法的规定进行了重申。然而，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官职能的规定却否定了宪法规定的这一前提，混淆了法官和检察官、侦查人员的职能。

（二）法官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当对某一证据是否存在疑问发生分歧时，对于检察机关公诉人来说，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申请延期审理，对于这一申请，法官应当同意；对于被告人和辩护人来说，可以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对于这一申请，法官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重要的是，法官还可以依职权决定庭外复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这一规定表明，在决定是否进行调查核实的问题上，完全取决于法官对证据的认识和判断，法官认为需要调查核实就调查核实，法官认为不需要调查核实就不调查核实，控辩双方都很难监督。有人认为法官休庭以后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不是收集证据，但法官庭外调查核实的手段就是收集证据，其直接结果就是产生新的证据。不仅在决定是否进行调查核实的问题上取决于法官，而且在具体如何操作上也完全取决于法官。根据有关规定，在调查复核时，法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一般都是根据取证可能得到的结果来决定是通知检察人员还是通知辩护人，即如果即将取得的证据可能有利于指控则通知检察人员到场，然后要求由检察人员来出示这种证据；如果即将取得的证据可能有利于被告人则通知辩护人到场，然后要求由辩护人出示这种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检察人员和辩护人都沦为法官左右定罪量刑的工具，法官完全可以通过调查核实的形式，合法地补充新的证据，以便改变罪名、改变量刑档次或者量刑幅度。

（三）法官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法官应当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作出有罪判决或者无罪判决，其中无罪判决包括绝对无罪的判决和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这说明法官在指控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而不是退出法庭收集证据。法官收集证据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侦查工作和审查工作的重复，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增加了诉讼成本。不仅如此，法官收集证据还需要时间，延长了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对于被告人来说，迟延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判决。

三、法官收集刑事证据在法理上的冲突

在人类法律制度的发展史上，侦查权、检察权从审判权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专门职能部门，是人类诉讼活动的一大飞跃，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彻底摧毁了封建时代法院集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于一身的专横司法体制，推动了刑事司法的现代化、正规化进程。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自己的司法体制时都批判地借鉴了这种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分离的模式。现代主流刑事诉讼模式为三角形，即检察官担任控方，提出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和证据；被告人和辩护人是辩方，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和证据；法官居中裁判。我国刑事诉讼法在总体上确立了这种三角形的诉讼模式，但在法官具有收集证据的权力这一点上明显与这种诉讼模式相冲突。

（一）与法官专司审判职能的原则不符。根据世界各国对法官职能的设定来看，法官的主要职能就是审理和裁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和第一百三十条也规定了相同的内容。这种规定意在强调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但强调司法独立并不是要司法单干，不是要某一机关包办一切。在刑事诉讼中，法官的唯一职能就是审理和裁判，没有侦查职能和追诉职能，也没有辩护职能。但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法官具有调查取证的权力，这一权力不仅可以为审理和裁判服务，也可以为侦查和追诉服务，还可以为辩护服务，实际上使法官同时拥有审判权、侦查权、检察权和辩护权。

（二）与法官居中审理和裁判的地位不符。法官严守中立地位是世界刑事诉讼的主流，但我国人民法院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浓厚的非中立色彩。《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并且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以保卫无产阶级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种表述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警察法》关于检察职能和警察职能的表述基本相似，混淆了审判权、国家监督权和行政管理权。法官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调查取证权正是这种规定的具体体现。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应当是听证者和裁判者，如果法官可以收集证据并将这种证据用于指控被告人，则法官就会充当第二公诉人；如果法官将这种证据用于为被告人辩护，则法官就会充当第二辩护人。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调查取证权的法官很难居中裁判，很难严守中立地位。

（三）与举证责任不匹配。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出于指控犯罪的需要，必须举证并达到确实充分的要求，辩护人出于辩护的需要，也必须举证并达到优势证明的要求，而法官是不必承担任何举证责任的，法官的职责在于判断某一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法官自行收集证据，这种证据将由谁来举证呢？如果由公诉人或者辩护人举证，而公诉人和辩护人不是收集者，不能对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合法性负责，因而不应当承担这种举证责任；如果由法官自行举证，则法官应当受到公诉人或者辩护人的盘问以便质证，法官必将陷于尴尬的境地。实践中，法官多为自行取证，自行举证，自行采纳，这实质上是自侦、自控或自辨，然后自审、自判。

四、立法和司法建议

刑事审判论文范文第4篇

一、人权保障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特有内涵

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和社会的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在我国刑事审判中，被害人为犯罪行为所侵犯，人权主要由公诉机关运用国家公权力保障，被告人面对公诉机关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强大追诉，明显处于弱势。为促使控辩双方平等参诉，实现公正审判，通常刑事审判中的人权保障仅指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包括实体意义上的人权保障和程序意义上的人权保障。实体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指被告人有获得公正定罪量刑的权利，程序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指在诉讼程序中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公民权利[1]。笔者仅从我国刑事第一审程序的角度，探讨刑事审判中被告人人权保障的立法规定，其特有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迅速及时获得审判。被告人在受到刑事追诉后，应当及时交付法庭审判，不得长期处于羁押或不特定状态，防止被告人人身自由或财产权利受到侵犯。

（二）获得公正、公开审判。被告人在受到刑事追诉后，应当交付公正不偏不倚的法庭审判，审判应当公开进行。

（三）积极参与诉讼。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能够积极参加诉讼，并且对诉讼进程有影响力。

（四）拥有平等的诉讼地位。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拥有与公诉机关平等的诉讼地位，诉讼意见受到平等关注和对待。

（五）获得适当量刑。被告人在有罪判决中，获得的量刑应当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样罪名同样情节的量刑应当大体相同，不得因人而异。

（六）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宪法是制定刑事诉讼法的依据，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于定罪权属于法院，在未作出有罪判决前，被告人仍是普通公民，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在刑事审判中应当受到保障。

二、刑事审判中实现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有效途径

虽然立法层面对被告人人权保障作出应然的期许，但检视司法层面实然的状态，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媒体报道出的一起起冤假错案，无一不透露出被告人人权遭受强烈践踏的事实。在法治社会、司法公正、人性化语境下的司法实践，注重被告人人权保障是一种必然选择，重打击轻保护的时代已经逐渐走远，人们已经开始接受被告人虽然涉嫌犯罪，但其作为人的权利和诉讼当事人享有的诉权，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的观念，司法作为人权保障的最后屏障显得尤为重要。笔者以现行立法为出发点，以司法实践为落脚点，针对刑事审判中被告人人权保障的特有内涵，提出以下保障被告人人权的有效途径。

（一）贯彻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原则

准确定罪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的根本。刑法不仅是公民行为规范的指引，而且是被告人的人权。无罪被判有罪，被告人人权将遭受极大侵犯，有罪被判无罪，被害人人权将遭受极大侵犯。为了正确行使定罪权，世界各国通过多年的刑事审判经验总结出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原则。贝卡里亚曾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写到“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2]”，“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3]。在这部经典的刑事著作中，贝卡里亚率先提出了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原则，这两项原则的实施体现了刑事法律对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有效性，使刑事法律更具正当性，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原则由此成为刑事法律的两大基石。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表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无罪推定原则表现为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对于我国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管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多大，法院不能作出有罪判决，更不能判处刑罚，坚持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4]同时，在有罪判决作出前，被告人是诉讼当事人，不能当作罪犯，法院应通过审查公诉机关提供的有罪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判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对被告人无罪的辩解给予充分关注。

（二）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

适当量刑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的要害。法官在裁量刑罚时应做到罚当其罪，罚当其责，准确裁判被告人应当受到的刑罚。假如法官量刑失衡，被告人承担的刑事责任与其所犯罪行不相适应，就是对被告人人权的严重侵犯。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大，法官可以根据犯罪事实、性质和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对案件作出个性化裁判。在个案判决中，不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量刑就可能失轻失重、均衡不一，被告人难以得到公正的判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难以贯彻。笔者认为，鉴于我国不是遵循先例的国家，判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可以从两方面进行：

1、制定常见案件的量刑指导意见

常见案件的犯罪情节表现较多，案情虽各不相同，但轻易在同类案件中找到平衡点；同类型的案件处理多，审判经验积累丰富，量刑幅度的把握有一定参照。因此，各地法院可以常见案件为适用对象，以地域为适用界限，制定出符合当地经济、政治发展、治安形势要求的量刑指导意见，平衡地区内的量刑幅度，防止量刑畸轻畸重。

量刑指导意见主要是确定各类犯罪的量刑基准点，以及从轻、减轻、从重情节的幅度，缓刑的适用，酌定情节的范围和适用等内容。在对个案量刑时，首先不考虑任何量刑情节确定量刑基准点，然后根据个案的量刑情节对照重处、轻处的幅度，在量刑基准点上具其加减，形成对案件的裁判意见。当然，案件千差万别，量刑指导意见不可能预见出所有会发生的案情，确定量刑基准点后，应当在轻处、重处的情节和幅度上给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得同类案件量刑在大体平衡的前提下，作出个性化裁判，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编制案例汇编

尽管案例在我国不具有约束力，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类案件的量刑幅度是否相同通常在案例中比较，被告人对自己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是否认可，也是通过案例比较，法官为了保持同类案件量刑幅度的平衡，往往借鉴以前的判例。因而，各地法院可以将自己所判案件集中起来编制成案例汇编，在量刑时参考以前的判例，把握量刑幅度，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三）建立人权保障救济制度

救济制度是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基础。“无救济则无权利”，即在个人权利和自由遭受侵害时，必须给予个人获得法律救济的机会。否则，被侵害者将处于告状无门的境地，或者被迫诉诸私利救济，法律确立的权利将流于形式。正如法律的生命贵在实施，权利的生命在于实现，建立权利救济制度能够使被侵犯的权利获得“为权利而斗争”的机会和可能，确保公民权利得以实现。

1、建立强制措施审查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涉及被告人人身或财产，在侦查、审查阶段，对被告人人身或财产采取强制措施，都是由办案机关决定。这种行政式决定，缺乏中立第三人的监督和评判。笔者认为，办案机关强烈追诉愿望，使其很难作出公正决定。为有效保障被告人人权，应当建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对被告人拘留、逮捕或查封、扣押财产，赋予被告人救济的权利和途径。强制措施接受司法审查是国际通行做法，符合正当程序原则要求[5]。

2、建立程序性事项救济制度

程序性事项是刑事诉讼法对有关诉讼程序作出的规定，主要是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规定，包括申请回避、重新鉴定、重新调取新的证据、上诉等。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不保障诉讼权利行使，二审将以违反法定程序发回重审。实践中，法院一般不会置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于不顾，但刑事诉讼法对启动申请重新鉴定、调取新证据等诉讼权利的理由，没有明确规定，法官对此把握不一，对诉讼权利保护不力。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当制定诉讼权利的行使程序，建立有效的救济制度，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有效、正当行使。

3、建立其他人权的救济制度

其他人权是指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亦即被告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如被告人的知情权、就医权、被探视权等。司法实践中，法院重视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忽视对其他人权的保障。在法律人性化光线的照射下，被告人作为人的应有权利和尊严理应得到法律保护，被告人生病应当得到很好的医治，亲人之间非凡情况可以探视，被告人不是法律专家，不具有足以对抗公诉机关的法律知识，对诉讼权利如何行使和有关罪名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被告人应当享有知情权。因此，建立被告人其他人权的救济制度，具有深层次的意义。

笔者认为，法院可以通过三个途径为被告人提供知情权、就医权、被探视权的保障，一是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后开庭前，应当将诉讼权利和罪名的相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告知被告人，并有针对性指导被告人行使诉讼权利，让被告人知道怎样行使诉讼权利，能够猜测自己将要获得的判决；二是鉴于我国财力状况，被告人在看管所中生病得不到很好的医治，法院可以通知家属到医院缴费，由看管所负责带被告人到医院治疗，使被告人生病后不会因被羁押得不到有效医治，身体受到摧残；三是答应被告人家属到看管所探视，非凡是出现生病或意外事故，基于人道主义，在不违反监规、不串供情况下，答应亲属之间探视。

（四）强化刑事审判监督

强化监督是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后盾。缺乏监督的权力轻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审判权作为国家公权力，在运行中应当接受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刑事审判每个流程均涉及被告人人权保障，加强对刑事审判监督，有利于被告人人权得到充分的保障。

1、建立审判治理机制

审判治理包括审判流程治理和审判结果治理，通过审判流程治理，对诉讼程序进行监督，防止被告人超期羁押，案件超审限办理；通过审判结果治理，对实体裁判进行监督，防止对被告人错误的定罪量刑。实践中，法院可以围绕审判治理的具体内容，构建审判治理体系，使审判全过程接受法院内部的监督。通常做法是由立案庭、审判监督庭对审判流程进行治理，合议庭、审判业务庭、院长、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裁判结果进行治理。案件进入审判环节后，立案庭应专门针对被告人的羁押情况，案件审理期限进行流程跟踪治理，期限届满时应当向审判业务庭发出改正通知，有延长期限的应当说明情况，重新确定审理期限，再次进入流程治理；审判监督庭通过对案件全面评查，监督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行使是否得到保障，是否被超期羁押，案件是否违反审理期限的规定。同时，鉴于我国目前法官素质实际状况，加强对审判结果治理十分必要，审判业务庭、院长、审判委员会对审判结果治理虽然具有行政化色彩，但层层把关可以减少案件出错机会，减少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发生。

2、健全审判监督体系

建立审判治理机制进行动态监督，健全审判监督体系进行静态监督，为被告人人权保障建立有力的监督机制。审判监督体系是指审判治理以外的监督，主要由内外两大体系组成，一是法院内部纪检、监察的监督，通过错案、群众反映强烈案件、被告人申诉案件，以及审判人员工作作风，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进行监督；二是检察院的法律监督，通过公诉案件参与审判程序，对法院保障被告人人权情况进行监督。

三、衡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现实冲突

打击犯罪是国家通过惩罚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共利益，具有强烈的追诉愿望；保障人权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理性的权利要求，维护个体利益，被告人具有逃避刑事追究的强烈愿望，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不完全吻合，使得二者之冲突客观存在。

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是刑事审判不断追求的目标。打击犯罪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宁和秩序，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保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国家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重要手段。假如国家不运用公共权力对犯罪行为进行打击，被害人就会动用私力救济，报复犯罪分子，使社会秩序将陷入非理性或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们最基本的安全需求缺乏保障。因而，只要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存在，打击犯罪必不可少，非凡是在刑事犯罪上升时期，打击犯罪既能维护社会秩序，更能威慑、预防犯罪发生，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保障人权和法律人性化得到应有的重视，法治社会强调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不能因治理社会的需要，而放弃对人权的保护。笔者认为，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观念的平衡

法院承担着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在刑事审判中应当打击犯罪，非凡是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在证据确实充分，法律依据明确的情况下，更应从重从快地判处刑罚，但在审判过程中应当保障被告人人权。当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发生冲突时，应该以人权保障为底线，不能因打击犯罪而侵犯被告人人权，或以牺牲人权为代价实现打击犯罪的目标。同时，强调保障人权不能毫无原则，对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依法构成刑事犯罪的，应毫不犹豫地打击，不得将保障人权当作放纵犯罪的借口。

2、立法的平衡

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在立法中的平衡，体现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配置问题，配置的最佳状态是使打击犯罪既能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也能充分保障人权。这就要求立法者在资源配置时充分考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现状，既要适度打击犯罪，又要对人权保障适度倾斜，更多地设置权利，促使权利与权力的真正对抗，实现控权是手段，平衡是目的。首先，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应将犯罪和刑罚作出明确规定，让普通公民明白哪些行为构成犯罪并受到何种处罚，防止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其次，在刑事诉讼法中，应设置权利制约权力的诉讼制度，防止审判权滥用；第三，增加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法律规定，为被告人设置更多的诉讼权利，增强被告人与公诉机关抗衡的能力，真正实现国家与个人进行平等的理性对抗，使国家追究个人的任何行为和决定都具有正当和合理的基础。

3、司法的平衡

打击犯罪是国家行使权力的表现，保障人权是个人行使权利的表现。根据权力与权利的行使规则，权力只能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不答应对权力进行扩张解释和推定，只能依法定范围行使权力，不能超越立法目的和法治基本精神，否则构成越权；而权利并不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法不禁止即为自由，在法律原则前提下，可以从权利义务、职权职责中推定被告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因此，完善的司法应是对立法之规定全面落实的过程，法院打击犯罪应受到事前规定并公布的规则约束。只要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准确适用刑事法律，严格执行诉讼程序，就能够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很好地结合起来，平衡二者之间的冲突。

注释

[1]《法制日报·网络版》，2003年3月12日。

[2]埃德加.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

[3]魏琼、文萧著：《刑诉人权保障国际标准的历史渊源》，发表于《现代法学》1999年第5期，第77页。

[4]樊崇义著：《论联合国公正审判标准与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发表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第83页。

刑事审判论文范文第5篇

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被称为“再审程序”。当前，界及司法实务界和其他国内外诸多舆论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希望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能够尽快得到修正与完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亦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加大了理论的力度，并着手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在此，笔者仅就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进与完善略抒己见。

一、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刑事审判监督程序”，这一重要的诉讼程序。所谓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职权提起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一种诉讼程序。

要准确理解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本质属性，还应把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第一，审判监督程序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也就是说经过两审终审的案件，审理程序即告终结，案件转入执行阶段，执行终结，案件也就不复存在。但是，如果在执行过程中或执行终结后，发现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有关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再审或提审，就发生了审判监督程序。这种审判监督程序只能发生在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前提下，并不是每一起案件都有这种程序，而且绝大多数案件没有这种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开始与否不取决于当事人申请与否，当事人申诉未必引起再审，当事人不申诉也不见得不进行再审。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

第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生效的判决、裁定包括已经超过法定上诉、抗诉期限的地方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判决、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确定审理对象主要是从案件的表现形式上看，并不是依案件的内在本质来定。我们要强调的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并不意味着任何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都可以成为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只有那些既发生了法律效力而又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才可以成为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

第三，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是法定的机关和人员。有权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再审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只是引起再审的一个来源，其本身不是再审的主体，不能直接引起审判监督程序，也不能阻止判决裁定的继续执行。

第四，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不受时间限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没有规定时间上的限制，无论生效的判决、裁定是处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是已经执行完毕，只要在认定事实上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任何时候都可以提起再审。

第五，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没有再审程序和监督程序的划分。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之分，只有一种审判监督程序。这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掌握，便于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也有利于人民法院在事实与法律的全面审查中发现原裁判的错误，从而彻底纠正错误。因为事实上的错误与适用法律上的错误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断然划开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国的规定较、合理。

第六，再审改判可以判处重于原判的刑罚。这与“上诉不加刑”是有区别的。再审后的案件，认为原判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的，应当裁定维持原判，驳回申诉和抗诉；认为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失实，或者事实属实，但不构成犯罪的，应当撤销原判，改判无罪；如果原判量刑过重，被告人仍在服刑的，可以撤销原判，酌情改判减轻刑罚，原判确属量刑过轻，可以改判加重刑罚。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对生效裁判实施救济的一种特别程序，其设立有着自己的理论基础。按照的主流诉讼理论，建立“审判监督程序”的最大目的，就是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原则，最大限度的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为了纠正原审生效裁判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错误，追求实体裁判结论上的正确，法院和检察机关都应当随时提起再审程序。这一论点实际构成中国审判监督程序赖以存在的主要理论基础。

正因为如此，依照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判案件，对于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是由我国的体制所决定的。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审判监督程序正是适应这样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按照法定程序纠正确实存在的错案而设立的。这一程序的设立，畅通了监督渠道，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特点，又避免了因缺少监督而可能导致的司法专断。由此可见，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审判监督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政治体制的重要一环。

其次，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符合我国当前法院队伍和审判工作的现状。一些案件审判质量不高，甚至出现错案、冤案，这是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反映最为突出的。对此，肖扬院长说：“扭转法院工作的被动局面，解决裁判不公问题，一定程度上寄希望于审监庭。”这正是我们严格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加强审判监督工作的重要指针。

最后，在深化审判方式改革的新形势下，审判监督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审判方式改革是法院改革的一项系统工程。随着法院审监分立机制的完善，院长通过审判监督庭所实施的监督，理应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一、这是一种最严格、最规范的法律监督。二、这是一种最权威、最有效的法律监督和司法救济。三、这是连接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并使外部监督落到实处的唯一渠道。由此可见，强化审判监督是使审判方式改革健康的重要保证。审判方式改革越是深入，审判工作越要加强。

二、现行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不足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1996年我国修正制定了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体制上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与1979年的刑诉法相比较，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方面作了修改和补充：（1）申诉的适格成员改为“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2）补充了人民法院对申诉重审的具体条件：第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的；第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第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3）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补充了“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规定。（4）增加了人民法院对案件重新审理的时限规定，即再审案件应当在作出提审、再审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需延期的不得超过六个月。关于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作了相应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诉讼的审判监督程序。

但是，从当前的审判实践看，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参照了前苏联的模式，国家干预色彩较重，强调由法院代表国家发现“真理”。因此，再审程序的启动是法院依职权启动的，而不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这种诉讼制度带来诸多弊端，在实践中产生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主体无限、理由（条件）无限、时间无限、审级无限。

1、申诉、申请再审以及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扩大化是传统审判监督程序在主体方面的典型特征。

2、理由方面，以原判确有错误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是导致再审程序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也是诱导当事人无限申诉的主要原因。因为法律对“错”没有进行界定，而判断“错”的主体又不是特定的，法院认为没有错，而当事人认为有错时，或者法院认为没有错，而检察院认为有错时，或者当事人与检察院都认为没有错，而法院认为有错时都可能导致申诉、申请再审或再审活动的产生。其次，有错必纠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只要法院的判决错了，不管什么错、不管哪一级法院（含最高人民法院）的错都得纠正？以确有错误作为启动再审的条件，会使法院处于两难境地。同时，会导致法院先入为主。如果法院再审判决认为没有错误，会使法院的裁定和判决自相矛盾，反而加剧当事人申诉。在新证据方面，法律也没有作具体的规定。3、关于时间方面的问题，由于申诉没有时间限制，使法律关系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有的案件申诉时间长达几十年以上。4、审级（次数）方面，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也可以提起再审？为什么检查机关对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可以抗诉？为什么不服基层法院判决的当事人可以一直申诉到最高法院？为什么再审适用一审程序时，当事人还可以上诉？

总之，这种传统的审监模式使得实践中产生一些不良后果。

（一）使诉讼秩序混乱，导致当事人无理纠缠形成大量上访老户；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渠道都进行监督，最后形成终审不终的局面。

（二）出现无限申诉、无限再审。只要有一线希望，当事人就要申诉，最后集中到法院讨说法。最高院、高院不给说法就不罢休，答复不满意就找人大、找政协、找检察院。

（三）造成诉讼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反复审理，形成诉累。

（四）终审判决涉及的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受到挑战。

（五）对终审裁判既判力的巨大。案子改了，牵一发而动全身。

（六）对司法公正有巨大影响。老百姓到法院讨公正、讨说法是对的，但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司法公正？没有客观标准。另外，再审提起的前提是判决确有错误。反过来说，法院经常搞错误裁判，因此要错案追究、违法责任追究。但“错案”不应当经常使用，一个国家法院的错案比比皆是，并不利于国家形象，也不应该是这种状态。（七）影响司法机关形象。法院本来应该是居中裁判，法官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判断，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现在，法官成了被告，成了原被告的共同被告。

产生以上不良后果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法院本身的组织体系和审判程序存在是导致滥诉的重要原因。两审终审制是申诉泛滥的根本原因。首先，由于地方保护、司法不独立等诸多因素的存在，老百姓在当地是很难得到公正的司法救济的。于是当事人只好到外面、到更高一级的司法机关寻求司法救济。其次，二审终审的虚无化也是导致“四无限”的重要原因。有的法院不好好利用二审，而是随便作出一个生效判决，老百姓不服，当然会申诉。第三，各审级不区分事实审和审也是产生无限申诉的重要原因。

2、法官的素质问题、司法质量低也是产生“四无限”的重要原因。

3、错案追究制也是当前审判监督工作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错案追究使法官与案件的结局直接发生牵连。法官成了当事人，因此，即便有错案也是设法阻挠纠正，从而使矛盾激化无限申诉。审判监督程序和国家赔偿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司法病症的总爆发。

4、期望值不合理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

当前司法活动由于受到各方面不切实际的渲染，因此，公众对司法的期望值与司法现实情况产生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司法活动本身受到很多因素的，特别是司法中确实存在一定问题，公众对司法产生了不信任感。另外，人们对司法的认识与法院办案相矛盾也导致无限申诉。法院办案是按法律事实，以证据为依据进行的。而实事求是追求的事实真实，二者出现矛盾后，很容易使当事人产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感觉，因而申诉。以上种种原因最终导致刑事再审制度“终审不终”，这有违程序的安定性与裁判的既判力。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保障司法救济的特殊程序，必须通过改进和完善制度价值，弥补实践中的不足使之真正成为“公正与效率”相一致的救济制度。

三、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出路

针对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可以看出，其根本出路就在于诉讼的更新和诉讼观念的转变。具体而言，应对传统的不枉不纵、有错必纠等理念进行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的刑事再审理论体系，使得包括“一事不再理”、“禁止双重追诉”在内的一系列诉讼原则得到确立和普遍的承认，使得法院裁判的既判力、确定力和终结性等基本观念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同时，在制度上亦应进行重新设计。

第一，从整体模式方面，应将现行审判监督程序改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归根结底，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属于带有较强行政色彩的救济程序。要改变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再审申请制度，使得任何再审的提起建立在“诉”的存在和提出的前提下。根据“无利益则无诉讼”的原则，法院显然不应成为诉讼的发起者，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检察机关和原审被告人双方才是真正的当事者。由此，未经检察机关或原审被告人提出再审申请，法院绝不能主动或者自行启动再审程序，而只能被动的接受并审查控辩双方提出的再审申请。与此同时，在提出再审申请方面，检察机关与原审被告人应拥有大体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考虑到检察机关对未生效的裁判的抗诉与当事人的上诉在引发第二审程序方面具有相同的诉讼效果，因此，为了将再审真正纳入诉讼的轨道，立法者应终止检察机关再审抗诉的特殊地位，使抗诉与申诉在引发再审程序方面具有完全平等的效果。

第二，应将再审明确区分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作此区分的主要目的是使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受到更多、更严的限制。1、在提起的理由上，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与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事后发现新事实和新证据的发现应成为这种再审提起的主要理由。2、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有追诉次数和追诉时效的明确限制。一般情况下，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一经提起，法院经过再审无论作出怎样的裁判，检察机关都不能再就同一案件重新提出再审。同时，这种再审申请的时效应短于刑法确立的犯罪追诉时效，应从犯罪发生后立即，而不应因刑事诉讼的发动而终止。由此，申请再审的有效期间应为有关犯罪发生后其时效的余数。相反，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提起上则可以不受任何时效和次数的限制。

第三，应对再审的申请理由作出重新确定。应将刑事诉讼法就当事人申诉所规定的四项理由连同法院、检察机关据以提出审判监督程序的“确有错误”理由，全部予以废弃，根据再审是否对原审被告人有利来确定申请再审的理由。具体设想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只能依据以下理由提出：1、原审法官、陪审员在制作原审裁判时，有、枉法裁判或者其它职务上犯罪行为的；2、原审案件的主要证人、鉴定人有严重的伪证行为的；3、作为原审裁判主要依据的书证、物证被发现属于伪造或变造的，等等。从实质上看，这些都属于事后被发现但发生在原审裁判制作过程中的证据虚假、裁判者任意出入人罪的情况。与此同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除可以根据以上理由提出以外，还可以另有以下据以提出的理由：一是有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证明原审裁判不成立，原审被告人应被改判为无罪或者从轻量刑的；二是原审裁判所依据的其它裁判，业已通过再审得到变更的。由此，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提起理由上就将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

第四，接受再审申请的法院应为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除最高法院的生效裁判以外，其他任何生效裁判一旦被发现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再审理由，再审应由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负责受理。

第五，接受再审的法院应以诉讼方式对此申请进行审查。为避免再审程序启动上的任意性和随机化，法院接受的无论是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还是当事人提出的申诉，都应在控辩双方的同时参与下，举行听证程序，并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是否开始再审的裁定。

第六，在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上可以实行“一审终审制”。首先，实行“一审终审制”使再审这一特别程序区别于普通程序，体现其特殊性。其次，实行“一审终审制”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可以缩短诉讼周期，从而可以尽快实现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国家司法活动的有效性。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以现有的司法资源实现最佳的诉讼效益。最后，审判监督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亦能保证程序与结果公正。适用再审程序的案件都经过了普通程序的严格审理，而且再审案件在提起之前也都经过了谨慎的、审查，所以经过再审的案件一般都得到正确的处理。

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灵魂，是我们搞好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审判监督程序是最终的司法救济，应当是最能体现公正与效率。我们应当处理好纠正错案与维护裁判效力的稳定性、权威性的关系，对现有的审判监督程序加以改进和完善，改变“终审不终”、“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的被动局面，坚持公正与高效，依法维护终审权的司法权威。

《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研究》陈卫东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樊崇义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陈瑞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人民法院改革理论与实践》梁宝俭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审判监督指导与研究》2001年第1卷、第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

《对刑事再审制度之思考》/《法学论坛》2001年第4期

刑事审判论文范文第6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__年3月14日修改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章特别程序中，专门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了详细规定。在总结以往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家庭和社会环境，受教育程度，成长经历等因素，就未成年人犯罪后接受审判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行使诉讼权利，得到法律帮助，如何教育和挽救已犯罪的未成年人，从以往的普通规定，转化为特别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让失足的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和社会帮助，教育他们改过自新，为他们解决现实和今后的困难。因此，人民法院在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规定，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充分体现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文关怀。

一、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按照该条款的规定，凡是年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必须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对年满十六周岁的人触犯法律构成犯罪的，就具备了完全刑事责任年龄，理当负刑事责任。同时，该法第二款规定了限制刑事责任年龄，即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法律采用列举的方式，对触犯法律规定的行为，虽然行为人不满十六周岁，但因年满十四周岁，对法律规定的犯罪仍然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在刑事处罚上，该法规定了有别于成年人犯罪和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既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必须遵守，不得滥用。

二、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一般理解

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首先，应当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贯穿到刑事审判的始终。为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和共青团、妇联、工会、未成年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的联系，争取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共同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中，根据具体情况，最好由少年法庭或者少年合议庭具体负责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人员配备上，应当选拔具有熟悉和了解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审判人员主审或参加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审理，尽量邀请共青团、妇联、工会、未成年保护组织具有熟悉法律和少年身心特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充分听取陪审员的意见和建议。其次，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开庭时，随案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不能通知或无法通知时，应当尽量通知他们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所在学校、社区、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行使监督权。提醒办案机关及办案人员正确履行职责，纠正侵犯未成年被告人权利的行为。经法庭同意，参与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庭帮教等工作。同时，法定人到场后，保障法定人代为行使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参与举证、质证，进行法庭辩论，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以及如何恰当量刑发表意见，对被告人最后陈述后，进行补充陈述。第三，对依法公开审理，但可能需要封存犯罪记录的案件，人民法院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发通知和邀请函等组织有关单位和人员旁听法庭审判。根据案情需要，确有必要通知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采取有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进行举证、质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自移送审查受理至宣判前，人民法院不得向外界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址、照片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相关信息，告诫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在查阅、摘抄、复制未成年人案卷后，不得对外公开和传播。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适应保密和不公开的规定。第四，不公开审理及公开宣判信息

传播限制原则，法律以强制性的规定，公开宣布了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时，一律不公开审理。只有经过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可到场，到场人数和范围由人民法院决定。到场的代表经法庭同意，并可以参与法庭帮教工作。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宣告判决则应当公开进行，但不得采取召开大会等形式进行。同时，对依法公开审理，但可能需要封存犯罪记录的案件，不得组织人员旁听。对依法应当封存犯罪记录的案件，宣判时，不得组织人员旁听，有旁听人员的，法庭应当告知其不得对外传播案情，并记录在案卷。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庭准备程序的适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准备开庭时，应当做好以下保障工作：(一)履行告知义务，人民法院在向未成年被告人送达书副本时，应当向未成年被告人讲明被指控的罪行以及有关法律对该罪行的规定，告知审判程序及其法律规定，询问是否委托辩护人，如何行使辩护权，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对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有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让他们知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条件，征求未成年被告人、法定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是否同意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或有无其他意见，如有不同意见或异议，人民法院当尊重他们的意见，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二)履行通知义务，经过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审查，在被告人接受审判时不满十八周岁而没有委托辩护人时，应当依法通知审判法院所在地的人民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对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人时，人民法院应当主动为其帮助申请法律援助，保障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同时，在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开庭时已满十八周岁、不满二十周岁时，人民法院开庭时，一般情况下应当通知其近亲属到庭，经法庭准许，近亲属可以发表看法和意见，在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或者是共犯时，应将情况记录附卷;(三)接收社会调查报告或自行调查，对人民检察院及其辩护人提交的有关未成年人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家庭状况、社会交往、犯罪原因、犯罪前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的社会调查报告等书面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列表登记。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司法行政、共青团等社会团体收集调查或自行调查，形成对该未成年人的综合社会调查报告。同时根据案件特殊情况，必要时，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疏导，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也可以对其进行心理测评。(四)安排会见，根据案件情况，为帮助未成年被告人消除恐惧心理和体现家庭亲人的温暖，在开庭前和休庭时，安排未成年被告人与法定人或者其他近亲属及有关组织的代表见面。

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程序的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时，应当保障法定人等席位设置、戒具使用限制、拒绝辩护限制、语言表达、社会调查材料、法庭教育、法定人补充陈述以及判决书送达等具体事项依法落到实处，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一)席位设置，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应当在辩护台靠近旁区一侧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近亲属等人安排妥善的席位，同时，对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或者过失犯罪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为未成年人设置靠椅式座位，在其旁边安放花卉等植物 以减轻未成年人接受法庭审判产生的心理负担，让未成年人在平和的环境里开庭审判。(二)戒具使用限制，对未成年人从适用强制措施开始，法律规定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在审查批捕和决定逮捕时，都必须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和教育。法庭审理中，原则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戒具。只有被告人人身危险性极大，足以妨碍审判活动的，才使用戒具约束。待现实危险消除后，应立即解除戒具。(三)拒绝辩护限制原则的运用，若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人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指派律师的，合议庭经评议后，应当准许。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后，没有辩护人的，应当宣布休庭，仍有辩护人的，庭审可以继续进行。重新开庭后，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人再次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的，不予准许。若重新开庭时被告人已满十八周岁的，可以准许，但不得再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要求另行指派律师，由其自行辩护。现有法律及其司法解释对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人拒绝辩护人辩护，采取了宽容和限制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保护了未成年被告人行使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也防止了诉讼权利滥用，保证的刑事诉讼的合法有序进行。(四)语言表达平和性，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时，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必须掌握未成年被告人智力发育程度和心理状况，用简便易懂的语言向未成年被告人表达。任何时候发现有对未成年被告人采取极端的诱供、训斥、挖苦、讽刺或者威胁等情形的，必须有力制止。(五)社会调查参照性，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提出对未成年被告人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等量刑建议，必须要求提供有关未成年被告人获得监护、帮教以及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的书面说明或者介绍等材料，明确家庭和社会安全度。当然，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也许现有的材料能够满足法律的要求，但进入社会考察阶段，情况会千变万化，需要社会治安综合执法部门谨慎行事。公诉机关移送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的社会调查报告及辩护人提交的有关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的书面材料，无论社会对未成年被告人作了怎样的评价，均可以作为法庭帮教和量刑参考的内容。(六)法庭教育的特殊性，对人的教育主要分为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这是生活在正常环境下的教育方式，而当一个人失足后，自然会产生在特殊环境里的教育。法庭教育是以上教育形式欠缺后的弥补性和期待性教育。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庭教育，是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时，无论适用普通程序或者是简易程序，根据案件的特殊性和该未成年被告人的具体情况，在法庭辩论结束后，依法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帮教，宣判时，判决未成年被告人有罪的，宣判后，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同时，法庭还可以邀请诉讼参与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成年亲属、代表以及社会调查员、心理咨询师等参与。(七)法定人有权行使补充陈述权，在 未成年被告人作最后陈述后，法庭应当征询法定人的意见，是否需要补充陈述，让其行使补充陈述权。(八)判决书送达，一般情况下，宣告判决时，依法将判决书送达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但是，在定期宣告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判决时，遇到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无法通知、不能到庭或者是共犯的，法庭可以通知他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基层组织或者学校的代表等到场，待宣判后向未成年被告人的成年亲属送达判决书。法律规定了有关未成年被告人刑事判决无法或者不能向其法定人送达时，法庭有义务向未成年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等送达刑事判决书。

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执行程序的理解与适用

(一)送达执行，人民法院在未成年被告人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应当将未成年罪犯送监执行刑罚或者送交社区矫正，并将有关调查报告及其审理中的表现材料，连同有关法律文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二)封存犯罪记录，依照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应采取保密措施，特别注明并进行封存。司法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向人民法院申请查询封存的犯罪记录时，是否同意，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三)加强与管教所或者社区矫正机构联系，人民法院可以与未成年罪犯服刑场所建立信息联系，随时了解未成年罪犯改造情况，必要时协助做好帮教、改造工作和回访考察，并可以督促已收监服刑的未成年罪犯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及时去探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罪犯，可以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做好帮教工作，分析制定帮教管理措施，加强协作。同时，适时走访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罪犯及其家庭，了解并听取管理和教育情况，充分发挥判后释明作用，引导未成年罪犯的家庭承担管教责任，努力为未成年罪犯改过自新创造条件，改善管教环境。(四)解决后顾之忧，人民法院对具备就学、就业条件的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罪犯，可以就有关安置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或者推荐安置。

刑事审判论文范文第7篇

⒈基本原则。一直以来，我院对调研信息工作就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为审判工作服务，为领导科学决策服务。××年曰日，省高院下发《关于加强全省法院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后，我院对调查研究工作就更加予以重视。在基层工作的基础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不闭门造车、深入实际，突出调研工作的针对性、应用性、科学性。

⒉人员配备。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我院尚未成立专门负责调研工作的研究室。所从事的工作隶属今年成立的审判管理办公室。由于工作缘由，也没有配备专职调研人员，但有一名审判人员在兼顾其他工作的同时，侧重于审判调研工作。审管办的负责人为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⒊调研成果。从审管办的成立到现在，审判管理工作已取得长足的发展，今年在前几年调研工作的成果的基础上，在院领导的直接重视的情况下，调研工作又有新的突破。从省高院苏高发号通知下发截至今年十一月底，我院干警撰文各类调研篇，其中在部级刊物上刊登论文篇，省级报纸刊物上刊登论文篇（其中有四篇论文分获江苏省第四届学术论文研讨会特等奖、一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市级报纸刊物上刊登论文篇。同时，我院在为省院第十七届学术论文和案例的编报工作，以及审判管理工作研讨会上，我院积极组织和引导全院干警投笔参与，取得了一定成效。调研工作已经纳入岗位目标考核，调研工作的好坏已经成为评优评先，晋升晋级的硬性杠杠。在这种情形下，全院干警形成个个动手，争创调研新高的良好形势。

二、调研转化成果

近年来，我院司法调研工作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涌现出了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优秀的调研人才。早两年，我院在不突破《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幅度的基础上，出台了《刑事审判管理规范指导意见》，找出量刑基准细化量刑格次，明确法定从重、从轻比率，确定适用缓刑的限制标准，细化财产刑处罚和适用范围。指导意见的出台，不仅受到了法院系统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法学界的极大关注，而且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全国各地一百多家法院来人来函，到我院学习交流，在民事审判方面，去年，我院又就民事审判常见的婚约返还彩礼、精神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劳动争议、房地产纠纷等几种类型案件的裁判，提出了规范性裁判意见，并运用于审判工作实践，既规范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又统一了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与此同时，还出台了《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简易程序告知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规范》、《简易程序庭审提纲》等工作流程规范；行政审判方面，我院率先引入《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听证办法》；执行工作方面，我院推出了《执行工作流程管理相关规定》、《关于代管款管理暂行规定》、《刑事案件财产刑执行操作规程》、《执行案件听证程序规范》、《执行案件中止管理规范》、《执行长联席会议制度》、《执行工作紧急情况处置预案》、《执行工作接待规范》、《制裁性强制执行措施实施规范》、《中止恢复执行案件立案结案管理规定》等十多项制度；在审监工作方面，出台了《申诉、再审、申请审查听证办法》；在立案工作方面，我院制定了《立案大厅接待管理规范》，《立案人员行为规范》，《接待窗口礼貌用语规定》、《诉讼费收取实施细则》。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面前，我院应用审判研究工作还存在不少亟待提高和完善的地方。比如，研究成果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研究成果与审判实践的结合有待进一步加强；院各部门参与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的积极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我们要继续高度重视这些存在的问题，并着力加以解决，把我院的审判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建议

刑事审判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刑事审判；证据调查；现状；问题；建议

一、刑事审判中证据调查的基本理论

不同法系之间相互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经修改后，我国 1996 年的刑事诉讼法适当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制精神，对于庭审阶段的证据调查相比过去有了较大调整。因此正确理解当今证据调查的基本理论有其必要性。

（一）刑事审判中证据调查的概念

刑事审判的证据调查是指在刑事诉讼的法庭审理过程中，证据调查主体通过对证据的审查与运用，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活动。就一般意义而言，刑事审判中的证据调查在时间上，自诉讼双方当事人到庭情况由审判长或法官查实，宣布开庭正式进行法庭调查或证据调查时开始，当法庭做出事实认定，进行法庭辩论或陪审团裁决时终止；在空间上，开展于法庭即为法院办理案件的正式场所。这一阶段的证据调查是对案件事实的最终确认，这一最终确认具有两重意义，一为通过审判活动监督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是否根据职权进行诉讼活动，二为在依法惩治犯罪的同时保障庭审当事人的公民合法权利。

（二）刑事审判中证据调查的价值

法理学家佩雷尔曼认为，法律基本上是关于各种价值的讨论，其他都是技术问题。解决法律的技术问题首先要从理解法律的价值开始，同时，法律的价值观也反映出庭审证据调查的发展历程。庭审证据调查的精心设计与法律价值的探究不可分割，笔者认为证据调查具有的主要价值包括：第一，界定案件真实性的依据。刑事审判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发现案件真实。作为法律概念的真实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绝对真实，只是最大可能地无限接近客观真实[1]。审判过程中出示的证据来自于案件当事人与司法机关双方，当事人因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倾向于对法庭提供利己证据甚而伪造证据，而司法机关在调查过程中也并不能够确保证据具有完全的真实性，因此双方所提供证据都必须经由查证核实才可作为界定案件的事实依据。可见，刑事审判的证据调查是界定案件真实性的依据。第二，保证审判程序公平正义。控辩双方出示的证据包括双方的证人证言等都要求当庭展示并接受质询，即双方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参与证据调查。此外，证据及质询的公开使庭审透明度增加，更增强了庭审的公正性，促进审判程序的公平正义。

二、我国刑事审判中证据调查的现状概况与问题分析

1996年经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原有的庭审程序进行了较大改革，其最主要改革之一在于对证据调查的方式进行了调整，使庭审方式出现了一些当事人主义的特征。尽管如此，我国庭审方式仍未摆脱传统的职权主义枷锁，庭审证据调查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被告辩护律师存在取证障碍，控辩双方难以实现平等对抗。理论上，控辩双方实力趋于均等才能实现在庭审中平等对抗的要求。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通常较原告居于弱势，需要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特别是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法定委托人来说，需要在掌握和占有大量证据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做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法庭辩护，而这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来说是十分重要的[2]。但在被告人有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况下，我国法律对律师的刑事辩护权的行使也有诸多限制。刑事案件中的辩护律师只有经检察院或法院的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才能向他们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这就意味着辩护律师享有有限的调查取证权，与公诉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力无法平等对应[3]。

其次，证人出庭率低，以交叉询问为基础的证据调查难以实现。相对于固定的物证，人证具有不稳定性，易受外界影响，可能由于种种因素说出虚假的证词。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受法庭公正严肃以及法律的严肃性影响，更能确保证人证词的真实可信。当前我国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上规定了证人的作证义务，并未对拒绝作证的证人规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这表示证人无需承担拒绝作证的法律后果。此外，证人保护制度在我国极不健全，刑事诉讼法仅规定司法机关应保障证人及其亲属的安全，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对人身财产权利的保障措施的规定，这也是证人不愿出庭作证原因之一。在没有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对控辩双方的证据调查权利造成影响，同时使得交叉询问的调查方式形同虚设，诉讼公正性及证据调查的完整性受到严重影响。

最后，庭审的证据调查程序职权主义色彩过重，缺乏对法官权利的制约。经改革后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借鉴了当事人主义的部分技术设置，但把对实体真实的执着追求保留了下来，职权主义因素仍旧有着重要作用。当前刑事诉讼法同时注重加强当事双方举证责任和法官审判职能的履行，在庭审中保持审判人员的主导地位，审判人员被赋予较多案件调查权和询问权。法官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刑罚运用的技术性、约束性规定并未到位，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法定量刑幅度内的不公正量刑难以提起抗诉[4]。此外，对法官权利约束不足导致法庭中容易出现法官不尊重律师权利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职权主义的弊端。

三、对我国刑事审判中证据调查的建议探讨

（一）完善律师辩护制度，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辩护是被告方充分行使辩护权的基础，并且可以均衡庭审中控辩双方实力。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保障，对庭审的公平性十分重要。笔者建议，首先应当保证律师的会见权。律师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会见，获取证据，并告知权利，这一程序对于律师掌握案情并保障被告权利非常重要。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律师的会见权受限颇多，导致律师进行调查取证有较大困难。仅从规定上难以保证律师行使其权利，应从立法上做出律师会见权的明确规定，且设置对应的申诉异议的程序。其次，建立强制调查制度，取消律师在取证调查中所受不合理限制。当前我国辩护律师取证困难，控诉方侦查权大大高于辩护方，控辩实力失衡。即使辩护律师可以向被害证人取证，被害证人也可以拒绝接受，律师调查权受到很大阻碍。为了审判的公平正义，提升辩护方实力，应当赋予在侦查阶段的律师相应的调查取证权，便于其搜集证据，并且针对被调查人普遍不予配合之情况，在立法上消除对律师取证的过多不合理限制，落实辩护律师的取证调查权。

（二）完善人证出庭制度，实现交叉询问模式运作

因立法缺陷及淡薄的司法观念，我国法律实践中普遍存在证人难以在案件中发挥其作用的现象，直接影响了证据调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建议在立法上完善证人作证制度，对证人出庭实行强制出庭及给予证人经济方面补偿等制度。并且对于出庭作证拒不接受的行为，规定给予适当制裁或处罚，同时也要适当保留特殊证人拒绝作证的特权。此外，相应的必须完善证人的保护制度，这对于提高证人出庭率有重要作用。

（三）调整证据调查的模式，加强当事双方的主导权

当前我国在庭审的证据调查中存在着较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不利于庭审过程中证据调查制度中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对此应调整档期证据调查的模式，加强控辩双方的主导权，确立以当事人的推进为主，法官调查为辅的证据调查模式。其包括均衡控辩双方对于庭审前的证据调查权，真正将证据调查的主导权赋予庭内控辩方，法官保持主持指挥地位，但不赋予其过多实体裁量权利，以控辩双方对于证据调查过程所发生的争议来进行裁决。此外，明确法官辅助查证职责，在保证法官可以查明事实情况的审判职责的前提下，严格限制法官对证据调查的过度影响。

参考文献：

[1]舒辉.论刑事庭审证据调查[D].广东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8.

[2]曾风.略论我国刑事审判证据制度的问题及对策[J].法制与社会，2011（28）：52.

[3]朱彦.论构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思路及完善对策[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8.

刑事审判论文范文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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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郑良、杨著：《5年来人民陪审员参与全国法院审理案件近200万件》，载/2010-05/14/content-1606220.htm于2010年6月10日访问。

⑸肖恩・多兰著：《陪审团审判》，载《英国刑事司法程序》，麦高伟、杰弗里和威尔逊主编，姚永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46页。

⑹施鹏鹏著：《陪审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3月出版，第81页。

⑺[英]麦高伟、杰弗里和威尔逊主编：《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姚永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⑻宋冰编著：《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⑼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56页。

⑽刘辉著：《论陪审制度》，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3月出版，第37页。

⑾刘辉著：《论陪审制度》，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3月出版，第36页。

⑿熊秋红著：《司法独立与法官责任追究》，载《转变中的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⒀夏庆山著：《陪审制度在中国与美国的运作》，载《山东审判》第21卷总第165期。

⒁施鹏鹏著：《陪审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3月出版，第192页。

⒂[意]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⒃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页。

⒄陈平著：《试论中国的人民陪审制度》，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期，第365页。

⒅尹章华著：《再论陪审制度之诉讼功能及社会功能》，载台湾《军法专刊》42卷第4期，1998年4月。

⒆陈桂明著：《诉讼公正之程序保障论--民事诉讼程序之优化》，中国政法大学199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8页。.

⒇王敏远著：《中国陪审制度及其完善》，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刑事审判论文范文第10篇

周森锋200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去湖北工作，此后便在当地政府迅速得到升迁;这使得很多人怀疑他的资历，对他迅猛晋升表示质疑。网民们在网上论坛中要求得到更多有关周森锋家庭背景、人际关系以及他出任宜城市长相关程序的更多信息。宜城是湖北一个20万人口的小城市。

搜索者没有发现周森锋的家庭背景存在任何政治关系，但看起来周森锋仍然存在诸多指摘之处。网民们贴出一张周森锋视察一家当地农场的照片，照片显示周森锋背着手站着，而另外一个人在为他打伞。网民们还贴出中国总理在雨中自己打伞的一张照片，与周森锋形成鲜明对比。

周森锋还面临着论文抄袭的质疑。中国网民贴出周森锋2004年在清华大学就读研究生时期写的一篇论文《基于价值链的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这篇在一份学术期刊上。一个博客作者指出，周森锋的这篇论文与另外一篇发表于2002年的论文《论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存在数处类似之处，并列出相似的文字。

关于周森锋论文抄袭的问题引发中国网民的激烈讨论，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就有超过2万条评论，中国网民对此也各持己见，一些人要求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不过，很多人认为这是媒体哗众取宠的又一例子，并质疑人肉搜索引擎的危险。一位新浪网民说，媒体应该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吸引眼球。为什么不去报道腐败案件？为什么要把一个29岁的年轻人逼到绝境？（周森锋生于1980年7月，按照中国的年龄算法，他被认为已经29岁了。）（By Julet Ye）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6月26日）

“两高”新官凸显“西南政法现象”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7日经表决，任命景汉朝、南英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任命张常韧、柯汉民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新任最高法副院长景汉朝是中国“60后”的青年法学家之一。先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曾历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庭长，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一位省高院经济庭庭长。其后被最高人民法院选调进京，从事司法解释工作和调研工作，1997年调回河北省高院任副院长。2006年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

55岁的南英同样先后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历任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书记员，最高人民法院刑事一庭书记员、审判员、副庭长，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刑事二庭庭长、刑事一庭庭长。2004年调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两位新任副检察长中.张常韧此前担任最高检政治部主任.柯汉民担任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

政情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两高”领导层的调整，再次凸显出“西南政法现象”。目前，在中国政坛特别是公检法领域，大批西南政法大学（及其前身西南政法学院）的毕业生担任了省部级的领导职务.数量之多令北大、清华等名校望尘莫及。如此次履新的4位高官中.除政工干部出身的张常韧之外.其余3名法律科班人士景汉朝、南英、柯汉民及刚卸任的胡克惠，均是西南政法的校友。此外.如湖南省省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苏泽林、熊选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等.亦是西南政法的高材生。（马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