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申诉总结范文
时间：2023-02-23 08:18:05
刑事案件申诉总结范文第1篇
第一条为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未成年犯的合法权益，正确履行检察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区别对待的原则，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加强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联系，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注重社会效果，保证执法公正。
第四条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联系，共同做好教育、挽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第五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意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不得公开或者传播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诉讼权利。
第六条人民检察院应当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人员承办。
第七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在校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
第八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文书和内部工作文书，应当注明未成年人的出生年月日。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成年犯的有关情况和办案人员开展教育感化工作的情况，应当记录在卷，随案移送。
第二章审查批准逮捕
第九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十四、十六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第十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注意是否有被胁迫情节，案件中是否存在教唆犯罪、传授犯罪方法犯罪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该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实际，制定详细的讯问提纲，采取最适宜该未成年人的方式进行，讯问用语准确易懂，教育用语生动有效。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告知其如实交待案件事实及自首、立功、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律规定和意义，核实其是否有立功、检举揭发等表现，听取其有罪的供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由女检察人员担任。
第十二条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原则上不得使用戒具。对于确有现实危险，必须使用戒具的，在现实危险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第十三条严格掌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条件，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保证诉讼正常进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一）过失犯罪的；
（二）犯罪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
（三）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四）犯罪后有明显悔罪表现，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的；
（五）具有其他没有逮捕必要情节的。
第十四条适用本规定第十三条，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前，应当审查其监护情况，参考其法定人、学校、单位、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意见。
第三章审查与出庭支持公诉
第十五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自受理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讲明法律意义。
对本人或者其法定人提出聘请律师意向，但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第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本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七条制作书，应当依法建议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八条对未成年被告人提起公诉，应将有效证明该未成年人年龄的材料作为主要证据复印件之一移送人民法院。
第十九条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认真做好出席法庭的准备工作：
（一）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状态，并对其进行接受审判的教育；
（二）可以与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人交换意见，实行证据开示，共同做好教育、感化工作。
第二十条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不妨碍案件审理的，应当分开办理。
第二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征得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一般不提请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
第二十二条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应当充分阐述未成年被告人构成犯罪以及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和法律依据。
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悔罪态度较好，具备有效帮教条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被告人，公诉人应当建议法院适用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主观恶性不深的初犯或者胁从犯、从犯；
（三）被害人要求和解或者被害方有明显过错，并且请求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的。
公诉人在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时，要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社会危害性，适时进行法制教育及人生观教育。
第二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条件，有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教育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落实法庭教育工作。
第二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不决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决定。
对于经补充侦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不决定书，应当向被不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公开宣布，并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阐明不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不决定书应当送达被不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并告知被不人及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申诉等权利。
第四章刑事诉讼法律监督
第二十六条公安机关违反法律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未成年被害人或其法定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
第二十八条审查批准逮捕、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同时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发现有下列违法行为的，应当提出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
（二）未依法实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分管、分押的；
（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后，在法定时限内未对其讯问，或者未通知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的；
（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威胁、体罚、侮辱人格、游行示众，或者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
（五）利用未成年人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六）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以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或者侵害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
（七）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
（八）对已作出的不批准逮捕、不决定，公安机关不予执行或延期执行的；
（九）在侦查中有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第二十九条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时，发现法庭审判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在休庭后及时向本院检察长报告，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意见。遇有下列情况，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可以及时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
（一）依法不应公开审理而宣布公开审理的；
（二）开庭或宣告判决时未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庭的；
（三）未成年被告人在审判时没有委托辩护人，而人民法院也未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对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律规定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合议庭未予准许，未宣布延期审理，未另行指定辩护律师的；
（四）法庭未详细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辩护、提出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最后陈述、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的。
第三十条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时，应当注意审查该判决、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抗诉。
第三十一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管教所、拘役所中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和公安机关对监外未成年犯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三十二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管教所实行驻所检察。在刑罚执行监督中，发现未成年犯管教所收押成年罪犯或关押成年罪犯的监狱收押未成年犯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发现对年满十八周岁后余刑在二年以上的罪犯没有转送监狱的，或者混押被政府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人民检察院在看守所检察中，发现对余刑不满一年的未成年犯留所服刑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三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发现拘役所对未成年犯没有与成年罪犯分押分管的，或者违反规定混押被判处徒刑的未成年犯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三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加强对关押未成年犯场所的安全防范、卫生防疫、生活环境等狱务的监督，确保监管改造秩序和教学、劳动、生活秩序。
人民检察院配合执行机关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促进依法、科学、文明监管。
人民检察院发现执行机关对未成年犯体罚虐待、侮辱人格、刑讯逼供、违规强迫劳动、违法使用戒具、禁闭不当、刑期届满未按时释放等问题，应当依法及时纠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未成年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案件和未成年犯提出的刑事申诉、控告、检举案件，应指定专人及时办理。
第三十五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实行监督。对符合减刑、假释法定条件的，应当建议执行机关向审批机关呈报；发现呈报或裁定不当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对管制、缓刑、假释等未成年犯脱管、漏管或者没有落实帮教措施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五章刑事申诉检察
第三十六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提出的刑事申诉案件。
复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和刑事赔偿案件，指派检察人员及时办理。
第三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复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直接听取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的陈述或辩解，认真审核、查证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线索，查清事实。
第三十八条对已复查纠正的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本规定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涉嫌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
第四十条实施犯罪行为的年龄，一律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为已满××周岁。
第四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本规定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刑事案件申诉总结范文第2篇
刑事犯罪由社会矛盾衍生，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和极端表现。检察工作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这些社会矛盾必然通过刑事诉讼的途径进入检察环节。检察机关建立刑事案件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势在必行。本文拟通过对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中的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进行总结、分析和建议，力求以此促进检察机关刑事案件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全面建立和完善。
一、刑事案件中社会矛盾的产生类型及危害
刑事案件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案发后又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并贯穿于诉讼的整个过程。司法实践证明，在刑事诉讼的检察环节将不可避免地面对诸多由刑事案件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一)刑事案件本身积聚的社会矛盾
许多刑事案件由社会矛盾升级而产生。司法机关通过办案可以一定程度地化解这些矛盾，如通过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就可以化解受害者的愤怒。但法律和执法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累积日久的社会关系也并不可能完全因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而得到全面、彻底地恢复，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甚至有再次激化的可能。如，由邻里之间长期不睦而引发的伤害案件，不可能因司法机关将伤人者绳之以法就能化解他们之间的宿怨。
(二)由刑事案件而引发的次生矛盾
刑事案件不可避免地对原有平和的社会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产生了诸如赔偿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对办案人员的仇视问题等大量的社会矛盾，很可能引发次生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隐患。如20__年2月，我院受理了公安机关移送的丁×案，经审查得知，丁×犯罪时刚满14岁，在玩捉迷藏游戏时，对本村童×实施了接触式奸淫，后经检验该女处女膜完好。案件发生后，童×的父母难以接受，要求司法机关从严处理。而丁×的父母在赔礼道歉得不到谅解后认为，丁×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是童家得理不饶人，从而使原本相安无事的丁童两家一时反目成仇。
(三)造成刑事案件发生的深层次社会矛盾
刑事案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具有许多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在这些原因中，有许多是社会矛盾累积，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但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仅仅触及的是涉及犯罪的部分，是表而不是本，并不能直接地化解这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如果这些矛盾在案发后得不到解决，必将酝酿新的犯罪或其他严重的危害后果。如20__年5月，本县城关镇肖家村村民张××因房屋边界纠纷将邻居钟××左腿打成轻伤。案件移送审查后，承办人员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实地走访调查后得知，犯罪嫌疑人张××所在的肖家营村地处县城郊区，随着县城的不断扩大，该村地价、房价节节攀升，村民们对房屋的产权意识不断增强，以前不在意的“边头边脑”的房屋边界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矛盾的诱因，产生了许多的矛盾纠纷，张×故意伤害案就是这类矛盾激化而引发犯罪的典型案例。
(四)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中引发的社会矛盾
司法机关办案的过程是甄别犯罪、查证犯罪、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过程。而同时，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包括接受其委托的律师参与诉讼，则是证明其无罪、罪轻的过程，这两者无疑是一种矛盾体的存在。而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中采取的诸如拘留、逮捕、扣押、冻结等措施，必然与犯罪嫌疑人一方利益相悖，也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一种因素。此外，办案人员在执法中的违法行为和消极行为，更是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二、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各级、各地检察机关十分重视化解刑事案件中的各类社会矛盾，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的社会矛盾化解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尚未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
刑事案件存在社会矛盾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在当前社会矛盾高发期的重要时期，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是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同时，刑事案件中的社会矛盾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牵连性等特点，掌握、控制、化解这些社会矛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套较为完善的工作机制，才能较好地处理这些社会矛盾，才能不因检察机关的疏漏而致使社会矛盾发生恶化、激化。检察机关作为全程参与刑事诉讼的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完全可以多方位、多层次地掌控社会矛盾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但在当前，检察机关尚未建立起发现、应对、处理这些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尽管在工作中也很重视对社会矛盾的化解，但许多都是零碎型、应急型的，忽略了许多可能恶化和引发新冲突的社会矛盾和矛盾隐患，有的甚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事件和越级上访事件。
(二)自觉主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识不强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重在落实到具体的办案中去。这就必须要求每一名办案干警必须具备主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识。实践中，一些干警对化解社会矛盾有畏难情绪，或者习惯于就案办案，使许多社会矛盾被忽视，主动开展矛盾排查的不多，仅仅是被动地做工作，有关当事人不来申诉，不来吵、不来闹就自动忽略。还有的搞本位主义，只要不在检察环节出问题就行。更有甚者，与其他司法机关相互推诿，将矛盾引至其他机关，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三)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不足，方式方法不多
刑事检察环节的社会矛盾相对于其他社会矛盾，更具激烈性、对抗性。开展刑事案件的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不仅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心，更需要有以丰富的社会知识和基层工作经验为基础的方法和策略。但在实践中，许多检察官在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丰富的检察理论知识并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在面对社会矛盾时往往手足无措，找不出矛盾的关键所在，不知从何处下手。而且，在处理矛盾纠纷时，方法单一，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引发当事人不满，矛盾化解工作效果不佳。
三、检察机关刑事案件矛盾化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建议
面对大量而复杂的社会矛盾，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工作机制，就难于保证在刑事检察环节有效地化解这些社会矛盾。笔者结合本院的工作实践，认为在检察环节建立刑事案件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可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转变观念，努力营造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氛围
1、明确建立检察机关刑事案件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重要意义。加强对刑事检察干警的理想信念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形势教育，让干警们充分认识到，化解刑事领域的社会矛盾是检察机关的 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是检察业务工作的重要内容，是落实三项重点工作的具体体现，是服务社会发展大局，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以此增强干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办案中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2、明确解检察机关刑事案件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界定和涉及的范围。即将刑事案件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目的、范围、要求、标准、实现形式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整体设计，形成方案，使干警对刑事案件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进行全面的了解，牢记于心，增强干警在工作中自觉主动化解社会矛盾的思想意识。
3、明确刑事检察环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职责分工。刑事检察部门的办案干警是化解本环节社会矛盾当然的责任主体，负责化解社会矛盾的具体工作。而科室负责人、分管检察长，乃至检察长同样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责任主体，根据矛盾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确定工作职责，形成多层次的工作格局。同时，负责刑事案件社会矛盾化解的综合管理部门必不可少，该部门可单设，也可以案件管理部门为依托，掌握、控制社会矛盾化解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协调处理各种关系，使矛盾化解工作得以规范、有序、有效地进行。
(二)抓住重点，建立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良好的运行机制
刑事检察环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但并非无规律可循，特别是矛盾预警(或风险预警)、办理流程和评查考核三项工作，是建立该机制的核心。
1、建立社会矛盾的预警制度。社会矛盾预警是矛盾化解的基础。从检察工作规律来看，矛盾预警可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控告申诉部门的收集。控告申诉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的“窗口”，可以将收集到的刑事案件中的社会矛盾，迅速通知给社会矛盾综合管理部门处理；二是受案环节的了解。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的过程中，负责受案人员应向侦查人员详细询问案件中是否存在尚未解决的社会矛盾及矛盾隐患，做到心中有数，并汇集到社会矛盾综合管理部门统一处理；三是办案中发现。承办人员通过阅卷、讯问犯罪嫌疑人、走访调查等工作，可以发现一部分社会矛盾和矛盾隐患，从而发出预警通知，启动程序。四是在监所内发现。监所检察部门也可在履行监所检察职能的过程中，发现刑事案件中存在的社会矛盾，从而及时掌握办案中未注意到的社会矛盾。
2、建立规范的社会矛盾处理流程。一是风险评估。社会矛盾综合管理部门作为社会矛盾化解的控制中心，对各方面综合来的信息进行评估、分类、分级，保证社会矛盾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处理。二是合理分流。对依职责应当由政府和其他机关办理的，可以通过发《检察建议书》的方式，监督其依法办理；对影响诉讼程序进行的社会矛盾，由检察机关自己办理；对较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可与地方政府和其他职能部门联合办理。检察机关自己办理和联合办理的，指定办理责任人和责任领导(一般为案件承办人及其上级领导)，并限期办结。三是指导控制。承担社会矛盾化解的责任人应当根据掌握的社会矛盾特点拟定工作预案，报责任领导或检察长审定后实施。在矛盾化解过程中，责任领导和检察长通过听取汇报、指导、参与等手段，掌握、控制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中的法律政策和策略，确保社会矛盾化解合法性与实效性的统一。
3、建立科学合理的评查考核方式。对办理完结的社会矛盾纠纷，应及时报社会矛盾综合管理部门进行评查，复核社会矛盾化解情况。必要时，可对化解社会矛盾的效果进行评级。同时，检察机关还应将化解社会矛盾的情况纳入案件质量管理和目标考核之中，年终进行全面考核。
(三)加强配合，增强刑事案件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成效
1、按照检察一体化要求，在检察机关内部形成良好的矛盾化解机制。刑事案件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必须全院齐心协力，多部门开展联合，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控告申诉部门可将职责前移，与刑检部门联合处理社会矛盾；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对涉及赔偿等民事领域的社会矛盾开展说理解惑工作；自侦部门对刑事案件侦办人员涉嫌收受贿赂、渎职、徇私、徇情枉法而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隐患，应及时介入侦查，构成犯罪的依法处理，给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复。
2、加强与党委、政府和其他职能部门的联合，共同化解刑事案件中的社会矛盾。建立与刑事案件发案单位和发案地党委、政府的社会矛盾通报制度，对掌握的社会矛盾及隐患，在按程序处理的同时，应及时向发案单位和发案地党委、政府通报。同时，一并通报给相关的其他国家机关。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应主动寻求发案单位和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协作，共同处理好社会矛盾纠纷。
刑事案件申诉总结范文第3篇
关 键 字： 审判机构 追捕 制勘 复审 死刑复奏
一 宋代刑事诉讼制度概述
宋代在中国封建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引起了热中关系的激剧变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带来了各来矛盾冲突的激烈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兴盛，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使宋代的封建文明在众多方面“居于当时世界文明最前列” 。宋代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其法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很有自己个性的。虽然在我国法制史理论界，普遍的将唐代作为我国古代法制发展甚至是中华法系发展过程的全盛时期，而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宋代法律制度的考察 ，轻视了宋代法律制度在我国古代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略的地位。事实上宋代是我国古代唐以后在法制上最为辉煌的时代，本文将详细考察宋代 法律制度中有关刑事诉讼的部分，并对一些制度与唐代进行了比较。
宋代的形式诉讼制度中具有突出特点的有两个：一是皇帝直接行使审判权越来越广泛，中央行政机关干预司法的越来越多，审判中非法刑讯逼供手段更加残酷；二是司法审判中收集证据、月用证据更加广泛。在刑事案件中，不仅只能故事对物证的收集、鉴别和运用，而且建立了较为严密的检验制度，犯罪现场勘察制度以及在死伤案件中运用法医学的知识，这些都反映了宋代的司法文明的发展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二 宋代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
《宋刑统》中有捕亡律一章，其条文内容相当于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部分和有关逮捕拘留的一些规定，在当时是作为政府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根据来使用的。 本文只论述其中的与逮捕犯人相关的内容。
宋代的追捕犯人包括将吏追捕犯人和道路行人抓捕逃犯等。依据《捕亡令》中的规定，囚犯以及有贼、盗和杀伤而要加入寇贼的都必须追捕归案，也就是说凡是犯罪败露而逃走的都要被追捕。对符合追捕的人，负有追捕职责的人必须尽职，否则的话将受到处罚。宋代对追捕过程中可实施的措施作出了一定的限制，规定如果逃犯空手拒捕的不准加害，并对违反者规定了一定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执杖拒捕的可以将其杀死，对于罪犯逃走的，捕者在追逐的过程中也可以将其杀死。此外，普通人在一定条件下负有追捕或帮助追捕的义务，如将吏奉命依法追捕犯人以及律准扭送而力不能及的，路人在被告知的情况下若其人持有杖的功能器具有能力控制罪人但是没有帮助的，要承担“杖八十”的后果。
三 宋代的刑事司法机构
两宋的司法机构包括各级审判机构、复核机构以及司法监察机构。宋的审判机构及其职权基本上是承袭了唐制，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套审判体系，按不同审级确定了不同的审判权，根据犯罪对象又设有兼理审判机构和临时审判组织，使宋代的审判体系更加完整。
1）宋代的中央审判机构。宋代初中央设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太宗淳化二年（991）“特置审刑院于禁中” 之后，大理寺的职权改变为“但掌天下奏狱”而“不复听讯”，也就是说大理寺成为只依法决断地方上奏案的慎刑机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7）“复置大理寺”，凡京师百司之狱归于大理，流罪以下案专决，死罪案报御史台“就寺复审” 。为避免大理寺在审判中出现失误，在大理寺设左断刑、右治狱两个系统，左断刑设三案、四司、八房，掌断天下疑案及命官、将校罪案的审理 。元丰6年（1083）又将左断刑分为断、议两司，凡断公案皆送议司复议。右治狱设左右司、驱磨、检法、知杂四案，掌决京师刑狱，并“专一承受内降朝旨重密公事及推究内外诸司库务侵盗官物” 。元丰改制后，虽然恢复了大理寺的审判职权，但是奏裁重案和招狱，仍有皇帝指定朝臣组成临时的特别审判机构“制勘院”进行审理，由皇帝直接决断。
宋代的中央设御史台为监察机构，但是在刑事监察职能外，御史台还拥有重大疑难案件以及诏狱的审判权，同时也是法定的上诉机关。这个可以以下史料中看出，“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 ，“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鞠” 。
2）京师审判机构。两宋的京师开封府和临安府的审判权由知府行使，，值得注意的是京师审判的刑事案件都需要报大理寺审查，送刑部复核。但是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下诏“罪至徒以上者，并须闻奏” ，至此京师对杖以下罪有了判决权。
3）地方审判机构。宋代的地方审判机构主要有州（府、军、监）和县两级。州由知州很通判主掌审判权，可以接受县呈报的徒罪以上刑事案件。北宋中前期，州拥有徒、流罪及无疑死罪案件的终审权，在元丰改制后，规定诸州大辟罪案“情理昭然不应奏者，具奏款申提刑司祥复论决” ，因此虽然州依然有独立的审判权，但是死刑的判决权已经归于提刑司，州只剩下徒、流罪的判决权。宋代的州的法定的刑事案件审判机关为司理院，对此审理有不服的，移送州院（专司民事案件）复审。宋代的县是司法审判活动的基层单位。县级的形式案件审判由知县或县令兼理。县对刑事案件的判决权仅限于杖以下罪，徒以上的刑狱县仅有预审权，在将案情审理清楚，然后提出处理意见，送州复审断决。
4）其它审判机构。宋代除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定审判机构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审判机构，如某些行政机关直接行使审判权，以及一些临时的审判组织。宋代对于军人犯罪的案件设有独立的审判机构，再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拥有监督审判军人案件的权力。中央设有殿前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号称“三衙”）各设推事，主掌“勘鞠、取会、追呼诸军班诸般词状公事”，设“法司，检引法条” 。京师禁军狱案归三衙审理，“自犯杖罪以下，本司决遣，至徒者奏裁” ，若是大辟案件，则要“送纠察司录问，呈枢密院审核进奏”。南宋时的军人案件，由三衙和江上诸军都统制司的后司审理，这是专门受理本军案件的军事司法机构。在外戍守的禁军案件，杖以下的由本路提刑司“准法决罪”，“徒以下禁系奏裁” 。宋代的临时审判机构主要有“案议”、“制勘院”、“推勘院”三种，其中“案议”是宋断诏狱中的一种最高集议判决形式，主要在刑名有争和疑狱不能决时，朝廷召集宰相、谏官、御史、翰林学士、知制诰等高级朝臣集议于朝堂（称为“杂议”），以议定刑名和集议判决，具有审判的性质。“制勘院”是当地方遇有重大案件时由皇帝亲差法官前往案件发生地临近州县置院推勘，“凡一时承诏置推者，谓之制勘院” 。“推勘院”是对大辟或品官犯罪翻异案进行复核，由诸路监司差派清强官在案件发生地的临近州军置院勘推。
5）宋代的司法复核机构。在宋代，为了加强对司法活动的控制，在强化刑事案件的复核之外还赋予了行政机构复核刑事案件的职权，使得宋代的行政干预司法显得更为的突出。宋代的专职司法复核机构有一个变化与复归的过程。宋代初是将刑部作为专职的司法复核机关，且为了加强刑部的复核职能，于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在刑部增设“祥复官五元，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公遣鞫狱” 。但是随着淳化二年（991）为了防止“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诋”，于刑部外又专门设置了一个复核机关即“置审刑院于禁中”，到淳化三年（993）下诏规定“大理寺所祥决案牍，即以送审刑院，勿复经刑部祥复”，至此到元丰改制期间刑部丧失了司法复核职能。元丰改制后又将司法复核职能归属于刑部，恢复了刑部祥议、祥复职能，到宋代终结没有大的变化。在专职的司法复核机构外，宋代的某些行政机关具有复核刑事案件的职能，这与宋代的国家机构设置有关，在宋代中央的最高行政机关中书门下和最高军事行政机关枢密院（号称“二府”）都位局司法机关之上。对于司法机关不能断决的疑难案件以及用刑不当的案件，中书有权对之进行审判或决定对案件的用刑，尤其是对于军人反大辟罪的案件必须经枢密院复核审定。通过这些规定，宋代加强了行政机关对司法的干预，这在宋代的司法活动中具有明显的特色。
四 宋代的制度
宋代没有专门的提起公诉的的机关，一般均由被害人或其亲属直接向官府提讼或由各级官府纠举犯罪。概括的讲同带的方式主要由自诉、告发、举劾等几种。
1）自诉。自诉是指刑事受害人及其亲属直接向官府提出的诉讼。宋代鼓励人们提讼，通过设置中央鼓院、检院以及理检院来方便百姓提出控诉。 3）举劾。举劾是监察机关通过上下级和官司之间的互相监督、举报、弹劾而纠举违法犯罪的一种形式。中央一级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和谏院，对地方的监察则有转运史和提刑司执行。此外州一级的通判也可以形式此项职能。对没有很好履行职责的机构将要受到处罚。除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外，基层的耄保对百姓，各级行政长官对下级官吏，军官对士兵，以及各个部门之间，都有责任随时发现并纠举犯罪。
此外学者将自首作为宋代的一种方式。 宋代法律提倡自首，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 ，借以来吸引犯罪者自首。宋代的自首分为三种：强制自首是指对某些违法行为限期自首，违者从重追究法律责任，例如真宗大中祥符6年（1013）诏令两浙州军寺观及民家所藏铜象“限两月内陈首” ；按问自首是对司法机关欲审问的犯罪事实主动交待的行为，宋仁宗朝的〈嘉 编敕〉中有“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脏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以及功能诘问，隐具本罪，不在首减之例。” 的规定；官自觉举，即官吏因公事失错而主动举发自己犯罪的行为，规定“诸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原其罪。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余人亦原之。其断罪失错已行决者，不用此律”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按问自首发生在诉讼中，应此根本没有将其作为来考虑的可能，而剩余的两种自首行为虽然可以引发诉讼的开始，但是将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的一种不是很恰当，当今的理论界普遍的将刑事界定为“享有控诉权的国家机关或公民依法想法院提器诉讼，要求法院对指控的犯罪进行审判，以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并予以刑事制裁的诉讼活动” 。
宋代对刑事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其一是对人的限制，规定对老疾及妇女告论词诉不得受理，限制被囚禁者或被告发者提讼以及卑幼对于尊长、奴婢对于主人、妻子对于丈夫不得控告；其二是对诉讼内容的限制，主要是限制控告小事或事不关己且无法取证之事，对已经赦免的罪限制控告以及严禁诬告；其三是对越讼的规定，学者对于宋代的诉讼等级顺序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认为其等级是县-州（府、军、监）-路-御史台-六部-朝省-鼓院-检院-理检院-拦驾 ，另一种观点认为宋代的诉讼等级依次为县-州-监司-御史台-朝省-三院（鼓院、检院、理检院）-邀车驾 。对于诉讼等级制度的遵守，宋初实行的是禁止越级诉讼，否则的话就要受到处罚即对越级者“先科越诉之罪，却送本属州县，据所诉以理区分” ，但是在北宋徽宗朝，越诉限制逐步打开，尤其是到南宋时还指定了专门的越诉法，这也被后世学者认为是中国封建诉讼法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最后宋代对诉讼状也作出了限制，规定某些具有特权的人不能作为状首人，并规定状子“皆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得称疑” ，否则不予受理，此外诉状必须由书铺并对诉状的书写语言也作出了要求，诸如规定诉状内有“上命及与民作主之类”者“并勿受理，令别承状” 。
五 宋代的证据制度
宋基本上沿用唐代的证据制度，但是又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2）物证。宋代的刑事案件中物证据最多，主要包括犯罪工具、犯罪中留下的物品以及痕迹、犯罪所遣返的客体，这些物证的收集是由司法机关通过现场勘验、检查、搜查而获得的。在宋代规定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即使犯罪者不承认也可以定罪。同时还规定即使犯人已经招供也要查取证物以验证口供的虚实，尤其是审理共同犯罪的案件。值得注意的而宋代开始出现关于物证的理论，郑克在其所著的《折狱龟鉴》中通过比较分析各种案件，系统的总结了治狱之道、破案之术和定案之法，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证据观念。六 宋代的审判制度
关于宋代的审判制度中的审级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有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就不加以赘述。2）宋代对结案条件的规定。宋代规定的结案的条件包括：①“本贯会问”即当犯罪者是外籍人时，再审寻结束而没有结案时必须派官吏到其原籍进行会问。会问内容主要为调查犯人“三代有无官荫”特权，是否具备“应留待丁”条件，是否是正在追捕的在逃犯，并将这些情况作为判决时宽贷或加重刑罚的依据。 ②重案在结案前必须经过检验，规定凡杀人或伤人等的重大案件必须委官进行检验，否则不得作为审结案件。③实行书写日历制度，即大辟罪犯及干连佐证人在领到的由上级官司统一印制的历纸上（一人一份）记下自己从入狱到审讯完毕每次提供的案情，同时也要求勘审官将每次提问的问题记下，并将这些资料作为上级官司检查结案成款是否合法的依据。④结案必须有供状。犯人供状原则上由自己书写，犯人不能书写的由典狱官但需要向犯人宣读；审讯官也需要做审讯笔录并由犯人亲书画押，官吏做审讯笔录必须“据其所吐实辞” ，违者“监司按治施行” ；还规定重大案件要摘抄“录本”呈送上级审核，上级可以索取原状对照。
3）作出判决的程序规定。宋代作出判决的过程分为录问、检法、定判三个程序。录问是指在审讯结案后和检法议刑前，对徒罪以上大案差派没有参加过审判并依法不应回避的挂员对案犯提审录问，宋代对不同犯罪案件规定了不同的选差录问官标准以及确定了录问官的奖惩制度以保障其实施。在录问后，刑事案件由负责检断法律的法司根据犯罪情节将有关法律条问筛选出来供长官定罪量刑使用，宋代的录问还具有减少冤案的功能。在发司进行完检法程序后，依次为拟判（即由推官或签书判官厅公事等幕职官草拟初判意见 ）——签押（即审判法司内的官员集体审核和签字画押）——定判（即由长官作出判决），在定判之前设置的程序杜绝了长官判决时随心所欲的情况，对于防止长官个人专断和减少刑狱滥用具有一定的效用。有学者将结绝作为判决作出的程序的最后一部分，对此本文不这样认为，而是将其作为执行的前置程序以及关于被告实施申诉权法律规定，这一点在本文后面将有论述。七 宋代的刑事复核复审制度
1）宋代的申诉复审制度。宋代规定犯人在审讯结案后的录问期间，宣读判决时的询问犯人是否服判时和行刑时的三个机会申诉，但是对申诉的形式作出了很多的机会，到南宋时期又规定只有取得了判决后才可以申诉，这在事实上加强了对申诉的限制。宋代还对申诉的时效和程序作出了规定。宋代规定犯人的申诉必然的会引发复审的开始。宋代的犯人申诉制度中最为常见的是“翻异别勘制度”，即犯人在录问或行刑时若供词或申诉有冤情，则这个案件必须更换审判观或更换司法机关重新审理。
宋代的“翻异别勘制度”分为两种，即原审机关的移司别勘和上级机关的差官别审。但是原审机关对于已经经第二次翻异的则没有权利进行移司别勘，此时要直接由上级机关差官别审。为了防止囚犯利用翻异别勘而任意拖延时间，宋代规定对于经过三次翻异别推后的案件即使不复也要进行强行判决（类似唐代的三推之限制度）。但是在这个规定之外有两个例外：一是犯人高本推官受贿，因而枉受其罪者，不受三推的限制而继续予以别推；二是犯人称冤有确凿证据的即“称冤事状言讫便可立验者” 不受三推之限。
有学者将宋代刑事审判中因管辖规定而产生的下级机关初审后再由上级机关审判的现象纳入复审制度中， 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原因如下：首先在这样的情形中夏季机关事实上根本没有审判权，其次其初步结论对上级机关来说没有效力，上级审判机关作出判决并不必然的参考，就算是参考也与复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七 宋代的刑事执行制度
学者在论述我国古代的刑事制度时多将各种刑罚的执行制度放在刑法篇中，但是笔者认为刑罚的执行制度应该是刑事诉讼制度的内容 。鉴于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在此仅仅论述其中的几种执行制度。
1）杖刑的执行制度。宋代对杖的尺寸加以严格限制，宋初规定杖长三尺五寸，大头不得超过二寸，厚及小头直径不得过九分， 后又规定杖“诏无过十五两”，此制度一直沿用到南宋末年。对杖刑的实施部位，宋代规定为当杖者为臀部，当徒流者为背部。此外宋还规定了杖刑的行刑时间以及宽恤对象，如“遇夜不得行杖” ，“老幼不及，疾孕不加” ，“妇人犯杖以下罪许赎” 等，这些制度都体现了宋代的恤刑的精神。
2）徒刑的执行制度。 关于徒刑的执行制度包含监狱的管理在我国唐代就已经很是完备，宋在唐朝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宋代主要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规定：①宋代有了明确的收监制度，规定犯人入监严禁随带纸笔、酒、钱物以及金刃等物。②规定了犯人在监狱中要带的刑具的尺寸等，明确了“死罪枷，妇人及流罪以下去” 的制度。③规定规定分明的系囚制度。对于杖罪犯人以及80以上或10岁以下，疾废者，怀孕的妇人和侏儒等适用散禁（即不带狱具），此外对于犯公罪的也适用散禁。另外还规定了锁禁（系带锁镣狱具）、枷禁等囚禁制度。④在唐代允许给予病囚医药以及对于病重者允许其家人如内看待并免去其所带狱具 的基础上，对囚犯的饮食、住宿条件、医疗、卫生状况等基本待遇都有着详尽的规定。⑤为了加强上述规定在实际中被严格实施，规定了检视制度，对不依制度对待囚犯的要科罪惩办。宋代的有关徒刑执行的规定，因为其封建本质而决定了它必然具有保护官吏的特地为和特权等明显的有着封建烙印的痕迹外，其对犯人生活待遇的规定以及对因为自身情况的人而适用的悯恤制度还是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意义。
3）宋代的死刑执行制度。宋代对死刑的执行规定了复核和复奏两个前置程序。关于死刑的复核在本文第七部分已经论述，这里只介绍一下宋代的死刑复奏制度。我国古代关于死刑的复奏制度在唐代最为完善，宋代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恢复唐代的旧制。宋初真宗和仁宗年间，曾反复讨论恢复死刑复奏制度，但因为担心淹延刑禁而没有在全国实施，只是在京师地区维持了死刑的一复奏制度。究其原因 ，有学者认为有方面：一是宋代的案件积压情况严重；二是宋的统治者已经扩大了对疑虑可悯案的奏裁范围，将应该宽贷的死刑案在奏裁时加以解决，而对于证据确凿的死刑案则没有必要向中央复奏。因此认为宋代的统治者缩短死刑复奏的程序减缓了刑狱淹滞的压力，是宋代统治者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而采取的变通措施。 对此笔者认为将案件积压作为减少死刑复奏的原因不能自圆其说，宋代的案件较唐代而言多是事实 ，但是将作为刑罚制裁中最严厉的措施的死刑放宽其执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案件增多的引发原因之一。
结束语
对我国古代诉讼制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国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变化，另外我们不可以忽略的是古代的某些做法读我们今天的司法改革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甚至是借鉴意义。相对于我国理论界对唐代法律制度的关注来说，宋代的法律制度及其价值被理论界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当然对古代制度的考察除了需要有一定的法律常识外还需要对古代的相关资料有一定程度的占有甚至是吸收，对于这一点，我自认不足，所以本文的相关资料大多是一些二手资料，在资料的真实性上似乎有一定的问题。不过本文尽量在收集的资料上详尽的概括宋代的刑事诉讼制度，并在诸如强制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基本框架是建立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上的，这样的考虑主要是从现代的学者研究以及与现代制度比较的有利性的角度出发的，至于这样的构建是否适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本文没有加以叙述留待以后解决的问题之一。
刑事案件申诉总结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错案 内涵 成因 预防 救济
近几年爆出了很多刑事冤假错案。佘祥林案件，赵作海案件等等。笔者认为错案的出现并不是近几年才有而且还那么频繁的，只不过是媒体的快速发展推动了错案的发现与纠正。这些错案的发生不仅对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了重大的损害，也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使得公民对司法权的正确适用丧失了信心。笔者不仅想到彭宇案件。虽然这是一个民事案件，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没有太大关系。但在很多人看来都是错案的彭宇案件以及诸如此类的多种案件无疑给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使人们不禁慨叹好人难做，人们普遍形成了一种“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事风格。这只是一个民事案件，更何况于刑事案件的影响。因此谨慎界定错案的内涵，了解其成因并形成相应的预防与救济机制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错案的内涵及成因
（一）内涵
何为错案，1998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第2条中规定：“本条例所称错案是指检察官在行使职权、办理案件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案件，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造成处理错误的案件。”目前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刑事错案的概念和外延形成了多种观点。比如实体错案说认为违反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的即为错案。如“刑事错案是指司法机关或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错误地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被错误地定罪、判刑的案件。”与之相对的是程序错案说，认为只有严重违反诉讼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的案件，才是错案。其实总结起来两种的关系牵涉到是程序优先还是实体优先的问题。笔者认为认定一宗案件是不是错案，程序和实体两方面都要考虑。违反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案。但是在实体方面我们要注意一点，要看该实体方面的违反是不是因为司法工作人员故意为之，或者存在重大过失。不然我们二审改判的案件就都是错案了。只有在司法工作人员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致使适用法律错误，我们才称之为错案。而至于程序方面因为我们是有章可循的，严格遵守相关的程序法，是我们可以相对客观的做到的。所以对于此方面笔者认为不需要区分故意与过失。毕竟，在法律适用方面，虽然有法可依，但由于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况且在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上，即使法官素质再高也难免会导致适用法律的错误。所以在实体方面我们要注意导致错案的主观方面的因素。
强调程序的重要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避免现实司法中普遍存在的刑事逼供案件。强调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虽然犯罪嫌疑人有可能犯了罪，但是正如其称呼，只是有这个嫌疑。即使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他也应该享有其该享有的权利。再者，司法机关是代表国家来侦查犯罪嫌疑人，此时的犯罪嫌疑人是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的。法律追求的目标之一是公平，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权利并保障这些权利的落实是公平的应有之义。
（二）成因
1．办案人员的渎职及素质能力相对较低
案子是由人来办的，但办案子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很多错案的出现是由于办案人员不依法办案，草率办案造成的。特别是在侦查阶段，由于这一阶段是查明事实，找出证据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的违法与马虎为冤假错案的出现埋下了隐患。
而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在事实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该决定不予，但是现实中还是检察机关并没有履行好其监督职能。其往往过分信任侦查机关，并没有认真的进行审查，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
此外，有些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相对较低，往往错失取证良机。再如有的侦查人员破案能力低下，不得不采取刑讯逼供、威胁、等非法方法获取证据这就使得事实真相大打折扣。这些办案人员能力素质的高低影响着案件的破案率。
2．人为假证
一项关于错案产生原因的问卷调查显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和证人证言是七种证据中最容易导致错案的两种言词证据。”
犯罪嫌疑人、证人的错误供述会给侦查人员形成直接的误导，使他们在调查取证上离案件事实越来越远。而当真相难以澄清的时候，一些容易疏忽的办案人员难免采取一些非法的措施来获取证据。
3.辩护律师的被动
律师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增强法官事实认定的透明度和公开信，确保被告人得到合理的定罪量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质量的辩护可以帮助法官发现案件的疑点，尽可能的还原事实真相。但是实践中由于部分律师素质较低，使得犯罪人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
另一方面，律师普遍认为刑事案件辩护的风险性太大，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态度不积极，特别被动。在关系到是否有刑讯逼供等情形的案子上，律师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咬一口。律师的消极被动是导致错案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
4．有罪推定
虽然在犯罪嫌疑人被捕后，他只是犯罪嫌疑人，但是实践中办案人员通常在心理上形成了其肯定有罪的思维态势，甚至不惜采取非法手段来获取非法证据以证明其有罪。即使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在审判阶段也难免会得出疑罪从轻的结论。在如此强势的攻击之下，被告人不冤都难。
二、预防
（一）建立健全错案发现机制，将有可能成为错案的案件消灭于萌芽状态
实践中很多错案的发现要么是因为真凶归案要么是所谓的“被害人”出现，要么是由于媒体的介入才被发现的。而司法机关主动发现的错案少之又少。关键是因为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去发现错案。虽然我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对处理决定不服的申诉权，但事实上是很多作出决定的机关与申诉机关为同一机关，在此种情形下显然这一权利没有得到合理的保障与落实。我们应该完善申诉机制，认真处理申诉事件，因为在每一个事件的背后都有可能潜伏着一桩错案的诱因。“刑事错案最好能在诉讼过程中发现并及时加以制止和救济，一旦发现，以终止侦查、撤销案件;不或撤诉;免于刑事责任或宣告无罪等。”
（二）提高司法人员的业务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
依法办案、文明司法是法治国家对司法主体的基本要求，公检法三机关的人员应该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有法必依，相互分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发挥他们各自的功能。使做饭的做好饭，端饭的端好饭，吃饭的吃好饭。尽量的还原事实真相，使该追究的人得到追究，清白的人不受冤枉。
（三）良好的监督机制
这里我们要着重强调一下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院是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又是在侦查之后对案件审查的机关，在这个环节一定要把好关。
此外还要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申诉权得以充分实现，并且申诉机关不是直接办案的机关。对于媒体、社会的监督，办案机关也应该引起重视。
（四）认真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司法机关不能将非法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在此，笔者想提一下著名的辛普森案件。虽然对于此案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工作者都认为其有罪，但是因为有一项关键证据的取得违反法定程序，法官最终还是判辛普森无罪。虽然很多人觉得不公平，认为美国追求程序正义追求的过于极端。但笔者认为刑罚是对一个人生命权与自由权的剥夺，对待刑事案件理应用如此谨小慎微的态度。这样更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五）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实
刑罚是比其他惩罚都严苛的惩罚。这要求我们谨慎对待刑事案件。在处理任何刑事案件时，都要排除合理怀疑方可认为被告人有罪。
（六）赋予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相关权利
笔者认为赋予被告人以沉默权，被告人不得自证其罪，不利证据责任归于控方，虽然加大了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的难度，但是对于减少冤假错案却具有重要作用。
（七）提高律师的辩护质量
提高律师从业队伍的整体素质，并加大对律师人身权的保护对于提高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积极性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三、救济
（一）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责任追究的强度
错案的造成很多是由于司法工作人员不认真执法，不正确适用法律造成的。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个人责任的追究，能够对个人形成一种威慑力，使他们谨小慎微的适用法律。今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决定在河南试行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给法官上了一个“紧箍咒”，以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错案的发生。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就曾表示：“谁办案，谁就要负责一辈子”。河南作为冤假错案的多发省份实行这样的机制对于错案的防范有重大意义。当然终身责任追究制也有点严苛，但我们不难看出河南纠正以及预防冤假错案的决心。至于该机制是否值得全国推广，笔者认为不宜操之过急。河南有其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各个省份的情况不一样，不见得每个省份都适合。但这种机制值得我们借鉴。
（二）加大对被害人损失的补偿
对于救济方面主要是加大对被害人的赔偿。特别是加大对被害人精神损失的赔偿。我国现行刑事赔偿的方法主要是对被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也就是对其应得工资等收入的赔偿，而对被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却没有。被害人在狱中承受的更多的是精神的折磨与心灵的痛苦，而在出狱后，很多被害人往往不能适应外界的生活。这场错案的天灾人祸对其造成的更多的是心灵的创伤。故而我们应该加大对精神损害的赔偿。
刑事案件申诉总结范文第5篇
关 键 字： 审判机构 追捕 制勘 复审 死刑复奏
一 宋代刑事诉讼制度概述
宋代在中国封建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引起了热中关系的激剧变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带来了各来矛盾冲突的激烈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兴盛，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使宋代的封建文明在众多方面“居于当时世界文明最前列” 。宋代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其法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很有自己个性的。虽然在我国法制史理论界，普遍的将唐代作为我国古代法制发展甚至是中华法系发展过程的全盛时期，而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宋代法律制度的考察 ，轻视了宋代法律制度在我国古代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略的地位。事实上宋代是我国古代唐以后在法制上最为辉煌的时代，本文将详细考察宋代 法律制度中有关刑事诉讼的部分，并对一些制度与唐代进行了比较。
宋代的形式诉讼制度中具有突出特点的有两个：一是皇帝直接行使审判权越来越广泛，中央行政机关干预司法的越来越多，审判中非法刑讯逼供手段更加残酷；二是司法审判中收集证据、月用证据更加广泛。在刑事案件中，不仅只能故事对物证的收集、鉴别和运用，而且建立了较为严密的检验制度，犯罪现场勘察制度以及在死伤案件中运用法医学的知识，这些都反映了宋代的司法文明的发展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二 宋代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
《宋刑统》中有捕亡律一章，其条文内容相当于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部分和有关逮捕拘留的一些规定，在当时是作为政府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根据来使用的。 本文只论述其中的与逮捕犯人相关的内容。
宋代的追捕犯人包括将吏追捕犯人和道路行人抓捕逃犯等。依据《捕亡令》中的规定，囚犯以及有贼、盗和杀伤而要加入寇贼的都必须追捕归案，也就是说凡是犯罪败露而逃走的都要被追捕。对符合追捕的人，负有追捕职责的人必须尽职，否则的话将受到处罚。宋代对追捕过程中可实施的措施作出了一定的限制，规定如果逃犯空手拒捕的不准加害，并对违反者规定了一定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执杖拒捕的可以将其杀死，对于罪犯逃走的，捕者在追逐的过程中也可以将其杀死。此外，普通人在一定条件下负有追捕或帮助追捕的义务，如将吏奉命依法追捕犯人以及律准扭送而力不能及的，路人在被告知的情况下若其人持有杖的功能器具有能力控制罪人但是没有帮助的，要承担“杖八十”的后果。
三 宋代的刑事司法机构
两宋的司法机构包括各级审判机构、复核机构以及司法监察机构。宋的审判机构及其职权基本上是承袭了唐制，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套审判体系，按不同审级确定了不同的审判权，根据犯罪对象又设有兼理审判机构和临时审判组织，使宋代的审判体系更加完整。
1）宋代的中央审判机构。宋代初中央设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太宗淳化二年（991）“特置审刑院于禁中” 之后，大理寺的职权改变为“但掌天下奏狱”而“不复听讯”，也就是说大理寺成为只依法决断地方上奏案的慎刑机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7）“复置大理寺”，凡京师百司之狱归于大理，流罪以下案专决，死罪案报御史台“就寺复审” 。为避免大理寺在审判中出现失误，在大理寺设左断刑、右治狱两个系统，左断刑设三案、四司、八房，掌断天下疑案及命官、将校罪案的审理 。元丰6年（1083）又将左断刑分为断、议两司，凡断公案皆送议司复议。右治狱设左右司、驱磨、检法、知杂四案，掌决京师刑狱，并“专一承受内降朝旨重密公事及推究内外诸司库务侵盗官物” 。元丰改制后，虽然恢复了大理寺的审判职权，但是奏裁重案和招狱，仍有皇帝指定朝臣组成临时的特别审判机构“制勘院”进行审理，由皇帝直接决断。
宋代的中央设御史台为监察机构，但是在刑事监察职能外，御史台还拥有重大疑难案件以及诏狱的审判权，同时也是法定的上诉机关。这个可以以下史料中看出，“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 ，“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鞠” 。
2）京师审判机构。两宋的京师开封府和临安府的审判权由知府行使，，值得注意的是京师审判的刑事案件都需要报大理寺审查，送刑部复核。但是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下诏“罪至徒以上者，并须闻奏” ，至此京师对杖以下罪有了判决权。
3）地方审判机构。宋代的地方审判机构主要有州（府、军、监）和县两级。州由知州很通判主掌审判权，可以接受县呈报的徒罪以上刑事案件。北宋中前期，州拥有徒、流罪及无疑死罪案件的终审权，在元丰改制后，规定诸州大辟罪案“情理昭然不应奏者，具奏款申提刑司祥复论决” ，因此虽然州依然有独立的审判权，但是死刑的判决权已经归于提刑司，州只剩下徒、流罪的判决权。宋代的州的法定的刑事案件审判机关为司理院，对此审理有不服的，移送州院（专司民事案件）复审。宋代的县是司法审判活动的基层单位。县级的形式案件审判由知县或县令兼理。县对刑事案件的判决权仅限于杖以下罪，徒以上的刑狱县仅有预审权，在将案情审理清楚，然后提出处理意见，送州复审断决。
4）其它审判机构。宋代除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定审判机构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审判机构，如某些行政机关直接行使审判权，以及一些临时的审判组织。宋代对于军人犯罪的案件设有独立的审判机构，再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拥有监督审判军人案件的权力。中央设有殿前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号称“三衙”）各设推事，主掌“勘鞠、取会、追呼诸军班诸般词状公事”，设“法司，检引法条” 。京师禁军狱案归三衙审理，“自犯杖罪以下，本司决遣，至徒者奏裁” ，若是大辟案件，则要“送纠察司录问，呈枢密院审核进奏”。南宋时的军人案件，由三衙和江上诸军都统制司的后司审理，这是专门受理本军案件的军事司法机构。在外戍守的禁军案件，杖以下的由本路提刑司“准法决罪”，“徒以下禁系奏裁” 。宋代的临时审判机构主要有“案议”、“制勘院”、“推勘院”三种，其中“案议”是宋断诏狱中的一种最高集议判决形式，主要在刑名有争和疑狱不能决时，朝廷召集宰相、谏官、御史、翰林学士、知制诰等高级朝臣集议于朝堂（称为“杂议”），以议定刑名和集议判决，具有审判的性质。“制勘院”是当地方遇有重大案件时由皇帝亲差法官前往案件发生地临近州县置院推勘，“凡一时承诏置推者，谓之制勘院” 。“推勘院”是对大辟或品官犯罪翻异案进行复核，由诸路监司差派清强官在案件发生地的临近州军置院勘推。
5）宋代的司法复核机构。在宋代，为了加强对司法活动的控制，在强化刑事案件的复核之外还赋予了行政机构复核刑事案件的职权，使得宋代的行政干预司法显得更为 的突出。宋代的专职司法复核机构有一个变化与复归的过程。宋代初是将刑部作为专职的司法复核机关，且为了加强刑部的复核职能，于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在刑部增设“祥复官五元，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公遣鞫狱” 。但是随着淳化二年（991）为了防止“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诋”，于刑部外又专门设置了一个复核机关即“置审刑院于禁中”，到淳化三年（993）下诏规定“大理寺所祥决案牍，即以送审刑院，勿复经刑部祥复”，至此到元丰改制期间刑部丧失了司法复核职能。元丰改制后又将司法复核职能归属于刑部，恢复了刑部祥议、祥复职能，到宋代终结没有大的变化。在专职的司法复核机构外，宋代的某些行政机关具有复核刑事案件的职能，这与宋代的国家机构设置有关，在宋代中央的最高行政机关中书门下和最高军事行政机关枢密院（号称“二府”）都位局司法机关之上。对于司法机关不能断决的疑难案件以及用刑不当的案件，中书有权对之进行审判或决定对案件的用刑，尤其是对于军人反大辟罪的案件必须经枢密院复核审定。通过这些规定，宋代加强了行政机关对司法的干预，这在宋代的司法活动中具有明显的特色。
四 宋代的制度
宋代没有专门的提起公诉的的机关，一般均由被害人或其亲属直接向官府提讼或由各级官府纠举犯罪。概括的讲同带的方式主要由自诉、告发、举劾等几种。
1）自诉。自诉是指刑事受害人及其亲属直接向官府提出的诉讼。宋代鼓励人们提讼，通过设置中央鼓院、检院以及理检院来方便百姓提出控诉。
2）告发。告发是指受害人及其亲属之外的知情人对违法行为的检举。宋代的告发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自愿告发，主要针对的是一般性的犯罪。例如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下诏规定：“应典卖财产、影占徭役者，听人告。” 其二是奖励告发（也有称鼓励告发的），奖励告发一般针对的是某些特定的具体犯罪并且是在朝廷看来比较严重或在某段时间内需要重点打击的犯罪，对告发者的奖励包括物质的或官职，要经过固定的报批程序，由皇帝或中央有关部门作出决定或由专门的立法规定。其三是强制告发，主要针对危害性大的犯罪，强迫伍保邻里、同僚、同居之人必须告发，若是谋反或盗贼等十恶重罪，不告发者将受到连坐的处罚。在宋代的某些时期甚至不知情的人也会受到连坐的处罚。
3）举劾。举劾是监察机关通过上下级和官司之间的互相监督、举报、弹劾而纠举违法犯罪的一种形式。中央一级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和谏院，对地方的监察则有转运史和提刑司执行。此外州一级的通判也可以形式此项职能。对没有很好履行职责的机构将要受到处罚。除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外，基层的耄保对百姓，各级行政长官对下级官吏，军官对士兵，以及各个部门之间，都有责任随时发现并纠举犯罪。
此外学者将自首作为宋代的一种方式。 宋代法律提倡自首，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 ，借以来吸引犯罪者自首。宋代的自首分为三种：强制自首是指对某些违法行为限期自首，违者从重追究法律责任，例如真宗大中祥符6年（1013）诏令两浙州军寺观及民家所藏铜象“限两月内陈首” ；按问自首是对司法机关欲审问的犯罪事实主动交待的行为，宋仁宗朝的〈嘉 编敕〉中有“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脏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以及功能诘问，隐具本罪，不在首减之例。” 的规定；官自觉举，即官吏因公事失错而主动举发自己犯罪的行为，规定“诸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原其罪。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余人亦原之。其断罪失错已行决者，不用此律”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按问自首发生在诉讼中，应此根本没有将其作为来考虑的可能，而剩余的两种自首行为虽然可以引发诉讼的开始，但是将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的一种不是很恰当，当今的理论界普遍的将刑事界定为“享有控诉权的国家机关或公民依法想法院提器诉讼，要求法院对指控的犯罪进行审判，以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并予以刑事制裁的诉讼活动” 。
宋代对刑事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其一是对人的限制，规定对老疾及妇女告论词诉不得受理，限制被囚禁者或被告发者提讼以及卑幼对于尊长、奴婢对于主人、妻子对于丈夫不得控告；其二是对诉讼内容的限制，主要是限制控告小事或事不关己且无法取证之事，对已经赦免的罪限制控告以及严禁诬告；其三是对越讼的规定，学者对于宋代的诉讼等级顺序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认为其等级是县-州（府、军、监）-路-御史台-六部-朝省-鼓院-检院-理检院-拦驾 ，另一种观点认为宋代的诉讼等级依次为县-州-监司-御史台-朝省-三院（鼓院、检院、理检院）-邀车驾 。对于诉讼等级制度的遵守，宋初实行的是禁止越级诉讼，否则的话就要受到处罚即对越级者“先科越诉之罪，却送本属州县，据所诉以理区分” ，但是在北宋徽宗朝，越诉限制逐步打开，尤其是到南宋时还指定了专门的越诉法，这也被后世学者认为是中国封建诉讼法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最后宋代对诉讼状也作出了限制，规定某些具有特权的人不能作为状首人，并规定状子“皆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得称疑” ，否则不予受理，此外诉状必须由书铺并对诉状的书写语言也作出了要求，诸如规定诉状内有“上命及与民作主之类”者“并勿受理，令别承状” 。
五 宋代的证据制度
宋基本上沿用唐代的证据制度，但是又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
1）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在我国古代的诉讼法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宋代的言词证据包括原、被告的供词与陈述和证人证言。关于言词证据的使用规定主要有①追摄证人必须经主管部门同意后依法定程序进行，且对于外地的证人追证要以最快的邮传方式，但是对于女证人“千里之外勿追摄”。 ②对于证人的放送的规定，仁宗康定二年（1040）规定：“自余连累若需要照证，暂勾分析，事了先放，只于案后声说。” ③对证人的关放日期专门作出了规定，规定2日放人且延长不得超过5日。④正犯重罪已明即不在追索轻罪的证人证言，对于命官案件罪状明白也不必追索干证。⑤对于没有证人或证据不足的可以申报上级或中央机关裁决，以避免司法官滥追无辜。
2）物证。宋代的刑事案件中物证据最多，主要包括犯罪工具、犯罪中留下的物品以及痕迹、犯罪所遣返的客体，这些物证的收集是由司法机关通过现场勘验、检查、搜查而获得的。在宋代规定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即使犯罪者不承认也可以定罪。同时还规定即使犯人已经招供也要查取证物以验证口供的虚实，尤其是审理共同犯罪的案件。值得注意的而宋代开始出现关于物证的理论，郑克在其所著的《折狱龟鉴》中通过比较分析各种案件，系统的总结了治狱之道、破案之术和定案之法，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证据观念。
3）检验制度。检验是获取证据的重要途径，宋代的检验制度和检验技术都远远超过前代。宋代的检验制度主要包括：对检验范围的规定，有学者研究认为宋代法律明文规定凡杀伤公事、狱中囚犯非理死亡及无近亲在旁的非政策死亡等（对于这个，也有学者认为是对凡杀伤公事及非理死者死前无近亲在旁良种非正式死亡情况的必须差官检验 ）都必须报官府差官检验，通过检验后确定有无犯罪。尤其是人力、女使的死亡必须经官检验，后来又规定反没有医生证明或猝死的即使被人称为病死仍要检验。 其次是对检验程序的规定，宋代的检验一般必须经过报检、初检、复检三个程序，报检是指在发生杀伤案件及非正常死亡之后，死者所在的邻保必须报州县差官检验，在宋代这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性义务，但是在这种制度下瞒报或不报的情况出现太多，因此到宁宗嘉泰（1201-1204）年间降旨规定：“凡有杀伤人去处，如都报不即申官，州县不差官检复及家属受财私合，许诸色人告首，并合从条究治。其行财受和会之人，更合计脏重行论罪。” 但如果是被害人 家家属借机虚报以嫁祸于人，亦要以诬告罪论。在报检后州县官府要召集当地保正、副及死者家属等干连人在场进行初检。 复检是在初检后根据案件性质和法定的复检范围，对已初检的案件进行复查，检验有无情弊和错误，复检是对初检的监督和检察，所以其复检官必须是与初检人员无关的上级人员或相邻州县的人员。宋代还对检验的笔录的内容、格式等作出了一定的要求。此外对检验官的责任也有明确的规定，这一点在《庆元条法事类》中体现的尤为详细。宋代检验技术的发展伴随着检验理论以及法医学理论的发展，宋代宋慈的《洗冤集录》被认为是中国以及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专著。
六 宋代的审判制度
关于宋代的审判制度中的审级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有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就不加以赘述。
1）宋代的审判原则。据学者研究表明宋代的审判原则有以下几个：①长官亲自审查原则，宋代初为了杜绝审判中的弊端就规定长吏必须亲自参加狱讼。宋太宗太平兴国9年（984）7月下诏：“御史台推勘公事，其当须推御史并当面推勘，不得垂帘，只委所司取状” 。即要求中央司法机关审判案件时长官必须亲自参加。对地方的审判活动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但是实际中执行情况不如人意。②回避原则。宋代的回避原则吸收了唐代的做法并加以完善，起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不得差京朝官往本乡里制勘勾当公事” 即所谓的乡贯回避；审讯官与犯人有亲戚关系者必须回避；推勘官和录问官是同年同科及第者必须回避；按发缉捕官必须回避推勘；“职事相干”的上下级官员间要回避，如“提点刑狱司检法官于知州、通判、签判、幕职官司理、司法参军（录事、司户兼鞫狱、检法者同），亦回避” ；重审翻异案件，前审官与后审官有仇嫌关系者必须回避。③据状鞫狱原则。《宋刑统》中规定：“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对此原则在宋代存在例外，即对劫盗杀人者不受限制。④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原则。宋真宗咸平5年（1002）诏狱史台：“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书取意。” 并严禁“监司于所部刑狱令承勘官司禀受推鞫”，以实现“州县尽公据实依法断遣” 。为了防止州县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出现的不能独立审判和观望上级态度的现象，宋徽宗曾颁发了《政和敕》对这种情况加以禁止。⑤“鞫狱分离”原则即审理与判决分离原则。宋代规定审理与判决分司负责，互不通用，互相牵制。此原则更多的是体现在案件审讯过程中审讯官不可以负责断刑，当然从宋代的组织机构上也可以得到体现，但是在一些小的州县由于无法达到规定的设置机构的标准而无法实现。⑥刑讯法定原则。刑讯在我国古代的审判活动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当时的显示条件决定了在古代刑讯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刑讯终究是一种比较野蛮的行为，从唐代就开始在法律中加以限制，宋代再此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宋代的免受刑讯的有：对证验明白无疑的不必拷讯。对70以上或15以下以及残疾、废疾、笃疾者不准拷讯，女犯怀孕的不得拷讯，宋代对品官是否可以拷讯在不同时期规定不一，宋代初对品官可以拷讯，南宋初又确立了品官免受拷讯的制度。宋代规定了适用拷讯的条件，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12月下诏：凡盗贼重案“支证分明，及脏验见在，公然抗拒，不招情款者，方得依法拷掠” 。比较唐代的适用条件“事状疑似，尤不首实者，然后拷掠”而言，宋代的刑讯进一步限制了被滥用的可能。两宋还对刑具的大小、重量以及刑讯使用的程序、部位、数量等作了统一的规定，并规定了违反者的责任。虽然两宋都没有能够完全的制止法外刑讯的存在，但其制度上的完善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
2）宋代对结案条件的规定。宋代规定的结案的条件包括：①“本贯会问”即当犯罪者是外籍人时，再审寻结束而没有结案时必须派官吏到其原籍进行会问。会问内容主要为调查犯人“三代有无官荫”特权，是否具备“应留待丁”条件，是否是正在追捕的在逃犯，并将这些情况作为判决时宽贷或加重刑罚的依据。 ②重案在结案前必须经过检验，规定凡杀人或伤人等的重大案件必须委官进行检验，否则不得作为审结案件。③实行书写日历制度，即大辟罪犯及干连佐证人在领到的由上级官司统一印制的历纸上（一人一份）记下自己从入狱到审讯完毕每次提供的案情，同时也要求勘审官将每次提问的问题记下，并将这些资料作为上级官司检查结案成款是否合法的依据。④结案必须有供状。犯人供状原则上由自己书写，犯人不能书写的由典狱官但需要向犯人宣读；审讯官也需要做审讯笔录并由犯人亲书画押，官吏做审讯笔录必须“据其所吐实辞” ，违者“监司按治施行” ；还规定重大案件要摘抄“录本”呈送上级审核，上级可以索取原状对照。
3）作出判决的程序规定。宋代作出判决的过程分为录问、检法、定判三个程序。录问是指在审讯结案后和检法议刑前，对徒罪以上大案差派没有参加过审判并依法不应回避的挂员对案犯提审录问，宋代对不同犯罪案件规定了不同的选差录问官标准以及确定了录问官的奖惩制度以保障其实施。在录问后，刑事案件由负责检断法律的法司根据犯罪情节将有关法律条问筛选出来供长官定罪量刑使用，宋代的录问还具有减少冤案的功能。在发司进行完检法程序后，依次为拟判（即由推官或签书判官厅公事等幕职官草拟初判意见 ）——签押（即审判法司内的官员集体审核和签字画押）——定判（即由长官作出判决），在定判之前设置的程序杜绝了长官判决时随心所欲的情况，对于防止长官个人专断和减少刑狱滥用具有一定的效用。有学者将结绝作为判决作出的程序的最后一部分，对此本文不这样认为，而是将其作为执行的前置程序以及关于被告实施申诉权法律规定，这一点在本文后面将有论述。
4）宋代对审判期限的规定。宋代为了起稿司法机关的效率，对于审判期限作出了如下规定：凡大理寺审判的案件，大事不过25日，中事不过20日，小事不过10日。审刑院复核案件的，大事不过15日，中事不过10日，小事不过5日。关于所谓大事、中事、小事的划分标准在哲宗时曾经具体规定：凡20 缗以上为大事，10缗以上为中事，不满10缗为小事。
七 宋代的刑事复核复审制度
1）宋代的申诉复审制度。宋代规定犯人在审讯结案后的录问期间，宣读判决时的询问犯人是否服判时和行刑时的三个机会申诉，但是对申诉的形式作出了很多的机会，到南宋时期又规定只有取得了判决后才可以申诉，这在事实上加强了对申诉的限制。宋代还对申诉的时效和程序作出了规定。宋代规定犯人的申诉必然的会引发复审的开始。宋代的犯人申诉制度中最为常见的是“翻异别勘制度”，即犯人在录问或行刑时若供词或申诉有冤情，则这个案件必须更换审判观或更换司法机关重新审理。
宋代的“翻异别勘制度”分为两种，即原审机关的移司别勘和上级机关的差官别审。但是原审机关对于已经经第二次翻异的则没有权利进行移司别勘，此时要直接由上级机关差官别审。为了防止囚犯利用翻异别勘而任意拖延时间，宋代规定对于经过三次翻异别推后的案件即使不复也要进行强行判决（类似唐代的三推之限制度）。但是在这个规定之外有两个例外：一是犯人高本推官受贿，因而枉受其罪者，不受三推的限制而继续予以别推；二是犯人称冤有确凿证据的即“称冤事状言讫便可立验者” 不受三推之限。
有学者将宋代刑事审判中因管辖规定而产生的下级机关初审后再由上级机关审判的现象纳入复审制度中， 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原因如下：首先在这样的情形中夏季机关事实上根本没有审判权，其次其初步结论对上级机关来说没有效力，上级审判机关作出判决并不必然的参考，就算是参考也与复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2）死刑复核程序。北宋初之规定中央刑部在死刑执行后有依据各州的申禁状进行时候复查的权力，这一制度的弊端显而易见，因此到了北宋中期后将州级机关死刑案件的终审权取消，由提刑司（路级）在执行前复核。当然宋代对特殊时期的死刑归可以免于复核 ，如高宗建炎元年（1127）因为战乱而规定：“自今获强盗至死 ，情理巨者，更不申提刑司详复，令本州一面依法处斩 ，俟盗贼衰息日仍旧。” 但整体上来说两宋对于死刑的复核还是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其被滥用的可能。
七 宋代的刑事执行制度
学者在论述我国古代的刑事制度时多将各种刑罚的执行制度放在刑法篇中，但是笔者认为刑罚的执行制度 应该是刑事诉讼制度的内容 。鉴于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在此仅仅论述其中的几种执行制度。
1）杖刑的执行制度。宋代对杖的尺寸加以严格限制，宋初规定杖长三尺五寸，大头不得超过二寸，厚及小头直径不得过九分， 后又规定杖“诏无过十五两”，此制度一直沿用到南宋末年。对杖刑的实施部位，宋代规定为当杖者为臀部，当徒流者为背部。此外宋还规定了杖刑的行刑时间以及宽恤对象，如“遇夜不得行杖” ，“老幼不及，疾孕不加” ，“妇人犯杖以下罪许赎” 等，这些制度都体现了宋代的恤刑的精神。
2）徒刑的执行制度。 关于徒刑的执行制度包含监狱的管理在我国唐代就已经很是完备，宋在唐朝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宋代主要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规定：①宋代有了明确的收监制度，规定犯人入监严禁随带纸笔、酒、钱物以及金刃等物。②规定了犯人在监狱中要带的刑具的尺寸等，明确了“死罪枷，妇人及流罪以下去” 的制度。③规定规定分明的系囚制度。对于杖罪犯人以及80以上或10岁以下，疾废者，怀孕的妇人和侏儒等适用散禁（即不带狱具），此外对于犯公罪的也适用散禁。另外还规定了锁禁（系带锁镣狱具）、枷禁等囚禁制度。④在唐代允许给予病囚医药以及对于病重者允许其家人如内看待并免去其所带狱具 的基础上，对囚犯的饮食、住宿条件、医疗、卫生状况等基本待遇都有着详尽的规定。⑤为了加强上述规定在实际中被严格实施，规定了检视制度，对不依制度对待囚犯的要科罪惩办。宋代的有关徒刑执行的规定，因为其封建本质而决定了它必然具有保护官吏的特地为和特权等明显的有着封建烙印的痕迹外，其对犯人生活待遇的规定以及对因为自身情况的人而适用的悯恤制度还是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意义。
3）宋代的死刑执行制度。宋代对死刑的执行规定了复核和复奏两个前置程序。关于死刑的复核在本文第七部分已经论述，这里只介绍一下宋代的死刑复奏制度。我国古代关于死刑的复奏制度在唐代最为完善，宋代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恢复唐代的旧制。宋初真宗和仁宗年间，曾反复讨论恢复死刑复奏制度，但因为担心淹延刑禁而没有在全国实施，只是在京师地区维持了死刑的一复奏制度。究其原因 ，有学者认为有方面：一是宋代的案件积压情况严重；二是宋的统治者已经扩大了对疑虑可悯案的奏裁范围，将应该宽贷的死刑案在奏裁时加以解决，而对于证据确凿的死刑案则没有必要向中央复奏。因此认为宋代的统治者缩短死刑复奏的程序减缓了刑狱淹滞的压力，是宋代统治者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而采取的变通措施。 对此笔者认为将案件积压作为减少死刑复奏的原因不能自圆其说，宋代的案件较唐代而言多是事实 ，但是将作为刑罚制裁中最严厉的措施的死刑放宽其执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案件增多的引发原因之一。
结束语
对我国古代诉讼制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国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变化，另外我们不可以忽略的是古代的某些做法读我们今天的司法改革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甚至是借鉴意义。相对于我国理论界对唐代法律制度的关注来说，宋代的法律制度及其价值被理论界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当然对古代制度的考察除了需要有一定的法律常识外还需要对古代的相关资料有一定程度的占有甚至是吸收，对于这一点，我自认不足，所以本文的相关资料大多是一些二手资料，在资料的真实性上似乎有一定的问题。不过本文尽量在收集的资料上详尽的概括宋代的刑事诉讼制度，并在诸如强制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刑事案件申诉总结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刑事公诉案件 被害人 诉讼权利 上诉权 保护
一、引言
保护人权是当代民主国家在法律和政治等方面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国家促进和实现法制化、民主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刑事诉讼法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权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有刑事被害人的案件中，刑事诉讼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追究犯罪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因此，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平等地保护对立双方，即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应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对任何一方权利的忽视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经历了一个“权利漠视”、“诉讼地位确立”、“被害补偿”、“刑事和解”等不同阶段，20世纪中期以来，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二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性人权保障运动的开展，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逐渐得到加强。1985年被害人保护的里程碑式的文献《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及《世界人权宣言》等，刑事司法中被害人的人权保障更加人性化、全面化、理性化。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我国的宪法中。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仍受限于司法理念和实践中的许多误区，法律理念和法律规定的滞后与现实迫切需要之间还存在很大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对保护、完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和保障机制方面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诸如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享有控告权、举报权、申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权、申请再审权，等等，但是如刑事被害人的上诉权在现行法律中没有做任何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当被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时，只能通过提请公诉机关行使上诉权，但是是否上诉则由公诉机关决定；而公诉机关在行使上诉权时，能否体现被害人的意愿，则无从保障。可以说上诉权不仅是刑事被害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而且是我国宪法关于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否则，不仅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保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还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纠纷，反而有悖司法公平、公正，不利于民主化、法制化和谐社会的建设。
我们认为，现行法律对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上诉权并未作任何规定，不赋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以刑事上诉权，不仅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保护，反而常致刑事司法于被动境地，不利于矛盾纠纷的根本解决，有悖于司法公平、公正。在刑事诉讼中平等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应当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平衡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权利，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主张。我从刑法学、社会学、法理学等多个角度入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定性分析、个案研究、系统科学、经验总结等多种方法，对我国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上诉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但愿能为我国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提供些许有益的帮助。
二、刑事被害人上诉权概述
案例：轰动全国孙伟铭醉酒驾车一案，其行为构成的罪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案一审判决其死刑，被告人孙伟铭提起上诉，经过二审审理（当然，最高人民法院为此专门做出了解释，认为其犯罪行为还不是那种非杀不可的案件；被告人孙伟铭及其家庭积极赔偿，亦有悔罪表现，亦取得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等）改判无期徒刑，即便如此，也仍有很多老百姓认为孙伟铭罪该当死。如果判决结果恰恰相反，一审判决孙伟铭无期徒刑（或者10年有期徒刑），该案中的被害人如果不服一审判决，就依据现在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提请检察机关抗诉；是否抗诉，由检察机关决定。那么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能否绕过检察机关这一环节，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人，可以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做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害人是没有上诉权的。如果刑事被害人对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决不服，仅仅有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权利，却不享有直接提起上诉的权利。如果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抗诉，被害人即使认为法院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和诉讼程序方面存在错误，也不能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被害人唯一的救济途径，就是等待一生判决生效之后，踏上漫漫申诉之路。①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备受法学理论界争议的热点焦点问题。否定者认为，在一般情形下，因为被害人凭着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受传统思想意识的影响，认为法院对被告人的判决结果，往往不能满足被害人的心理预期。当事人和普通公民在通常情形下，会从最基本的道德层面上和直接的现实结果上理解法律，所以被害人一般从心理上来讲，常常对一审判决是不服的。如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就必然会造成上诉案件数量增加，必将对“上诉不加刑”的刑法基本原则形成直接的冲击，甚至名存实亡。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和认识未免有些危人耸听。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体现了法律对被害人地位的重新认识和定位。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应贯穿刑事诉讼过程的始终，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也应当是全面的，并且应当与被告人应享有的诉讼权利相对应，方能在刑事诉讼权利方面保障被害人和被告人在法律适用上的平衡性，否则将会造成当事人各方诉讼权利的失衡。因此与被告人依法享有上诉权相一致，应当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这样才能使得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权利处于对等的地位。当然，现行法律规定了被害人可以通过提请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但是由于对同一事实的认识国家检察机关与被害人在性质、程度等方面存在不一致，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同被害人相比较而言，检察机关对犯罪过程的感知和结果的具体感受肯定不同；被害人虽然有权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但是检察机关是否抗诉并不取决于被害人，检察机关一旦决定不抗诉，被害人的请求就肯定不能通过抗诉的程序实现。否定者认为的另一个理由是：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会影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执行。我们认为该理由是没有依据的，否定者的担心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于被告人提出上诉而检察机关没有提起抗诉的案件。即使依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如果人民检察院对一审判决提起抗诉或者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提出上诉，就必然不会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刑事法律民主性与公正、正义、公平性的实现，应当平等地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更应当平等地保障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因此不能因为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能（仅仅是可能）影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执行，而对被害人应该享有的刑事上诉权弃之不顾；更何况现在的司法实践中本身已经存在自诉人提起上诉、检察院提起抗诉会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情形。
三、刑事被害人上诉权的产生及其演变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被害人对公诉案件的一审判决如果不服，曾经被赋予提起上诉的权利。195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判决不服可否提起上诉问题的复函》中指出：“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判决不服，可以被害人的资格提起上诉。”这一规定虽然在“”②中名存实亡，实际上直到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一直没有被明文废止。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则出现了倒退，没有赋予被害人上诉权。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同样没有规定被害人的上诉权问题。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说明我国政府对人权保障的重视程度及其重要地位的认识提到了宪法的高度。可以说，赋予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上诉权，有利于平衡被害人和被告人作为当事人诉讼权利，同时也有利于制约公诉机关和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中滥用权和审判权。刑事公诉案件的侵害人与被害人是刑事案件中极为重要的两方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在根本上也是对立的，享有相同或相当的诉讼权利是法律对双方的同等保护。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集中规定了保障罪行受害人的基本原则，但是就公诉案件被害人刑事上诉权的问题，没有明确予以规定。因此不论是有关国际人权法，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都做出了对被告人和被害人不对等的规定――只赋予被告人刑事案件的上诉权，对被害人的上诉权问题则讳莫如深。
四、我国现行法对刑事被害人上诉权制度的规定及其缺陷
（一）我国现行法对刑事被害人上诉权制度的规定
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与被害人，同样是刑事诉讼审判程序的当事人，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应当相对应，就是说被害人应享有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同等或对等的权利。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对被告人的保护基本上是符合宪法规定的，但是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规定，则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两者的诉讼权利并不对等。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的上诉权，亦赋予了自诉案件中被害人上诉权，却没有赋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上诉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人有上诉的权利。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的，不管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是否有确凿的无罪或最轻的证据，人民法院则在所不问，均依法予以受理。但是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后果的直接承受者--被害人，现行刑事诉讼法则没有赋予他们上诉的权利。被害人只能在一审判决未生效时，依法享有提请检察机关抗诉的权利（见本文前述），如果检察机关决定不予抗诉，那么被害人只有等一审裁判生效后进行申诉。对于已经法律效力的裁判，被害人则享有申诉权，即被害人可以对生效的刑事裁判提出申诉，如果申诉理由成立，就启动再审程序，按照再审程序的法律规定对已经生效的裁判进行重新审理。
（二）我国现行法对刑事被害人上诉权制度规定的缺陷
我国现行法没有赋予公诉案件中刑事被害人上诉权，应该说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害人属于当事人的规定是不相符的，也与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不相称，也可以说与宪法、法律关于平等地保护公民的权利的规定不相一致。具体缺陷表现如下。
第一，检察机关虽然在诉讼程序中，通过法律赋予的公诉权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被害人来行使追诉犯罪和打击犯罪，维护被害人权益的作用，但是检察机关一般来讲是从国家公权力和最大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并不能完全代表不同的被害人所追求和各自具有的某些个性特征，不能透视由被害人自己处分的个体权益。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机关所具有的抗诉权时，也只有在一审裁判确有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错误，以及具有其他提起抗诉的法定理由时，才会由上一级检察机关向同级法院提起抗诉。在实践中，通过被害人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从而引起检察机关抗诉的少之又少。
第二，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使得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不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有悖于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与国外的三审终审制相比较，本身即存在者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在二审终审制的现有条件下，更有必要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以说，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的刑事诉讼权利是不完整的，是与全面保障人权宪法性要求是不相适应的。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申诉权，这就导致当被害人不能行使上诉权，又不能通过提请抗诉行使上诉权时，反而可以在一审判决生效后，通过申诉权的行使，从而启动法院的再审。如此反复曲折，倒不如直接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保护被害人的权益来得更为痛快。也就是说，未生效的一审判决能否引起第二次审理，取决于检察机关的决定权，已经生效的判决（不论一审还是二审）引起第二次审理，则取决于被害人自己的决定权。现有法律如此的规定，不得不使人感觉到被害人的请求抗诉权与申诉权是自相矛盾的。
第三，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不赋予其上诉权，而是仅具有提请抗诉权，显然是与其当事人的地位不相适应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第八十二规定“当事人”的含意时明确指出，“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之一，被害人无疑应当具有独立的诉讼法律地位，被害人是否上诉显然不应依附于任何个人和组织，更应不依附于公诉机关，与被告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一样，是否上诉取决于当事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他人。因此上诉权是被害人的当然权利，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徒有虚名，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自己作为当事人的权利根本不能实现。
第四，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使得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刑事诉讼权利失衡。上文已经明确，被害人对一审未生效判决没有独立的上诉权，只能在收到一审判决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检察院抗申请诉诉权。既然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他和加害人（被告人）是刑事上的对立方，作为加害人的被告人有权提起上诉，甚至其辩护人和近亲属经其允许也可以提起上诉，为什么唯独被害人没有此项权利？这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在实际上不利于纠正错误裁判，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实体权利。更为不公平的事，被告人仍有申诉的权利，这与被害人具有申诉权是一致的，反而更加突出了被害人寻求救济途径的狭窄，更加使得被害人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权利方面的失衡。
第五，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难以平衡被害人的权益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通常认为，从“人是社会的人”的哲学观点出发，被害人的权益依附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只需将被害人的权益置于国家法律的庇护之下，置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之中，在国家合法地实现了自己的利益维护了社会公共秩序与利益的前提下，被害人的权益自然而然地就得到了全面的维护。但是，司法实践和社会现实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与协调，是一个恒久的课题”，被害人的权益和检察机关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不必然一致。其一，根据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哲学原理，国家权力代表的只能是国家和社会整体普遍的利益与要求，但整体并不代表个体的简单相加，每一个独立的被害人作为特殊性的个体，在不同的刑事案件中显然会存在不同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独立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倾向愈加明显，被害人这种特殊性的诉讼权益日趋明显。其二，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其代表的特征首先当然是国家公权力，重点关注的也当然是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从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来讲，检察机关如此处理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公诉机关，在刑事公诉案件中，往往特别注重考量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普遍性，却忽视甚至漠视了作为被害人的独立利益要求的特殊性。作为代表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与遭受侵害有切肤之痛的被害人相比，在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的感情方面不能感同身受，也无法理解被害人作为独立个体的特殊性要求，公诉人在代表公家机关行使指控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控诉职能时，往往难以也无暇相顾被害人的特殊诉讼权利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法律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这就容易导致被害人的刑事诉讼权益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上的不平衡。
五、对我国刑事被害人上诉权的完善
我国曾经赋予被害人上诉权，那么在今天以保护人权为宪法原则，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的中国，赋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刑事上诉权，保护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可以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从立法方面来讲，为了法律能公平地保护同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被害人和被告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
1.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权利主体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诉讼人，以及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
2.被害人提起上诉权的范围，应是已经做出但是尚未生效的一审判决、裁定。
3.被害人上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被害人一方可能出现上诉权滥用的情形，为了节约诉讼资源，被害人一方提出上诉的理由应当是事实不清或者法律适用不当等，否则将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当然不宜在被害人上诉立案阶段进行限制，建议在二审时采取适当的处理方式，比如，如果被害人上的理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一审裁判法律适用上亦无任何错误，二审法院就可在进行书面审查后，直接其上诉，维持原判。刑事被害人上诉权在立案时的不受限制，可能增加二审法院的困难，但是与制约检察机关滥用不予抗诉的决定权相比较，保护被害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应当是更为重要的。对被害人一方行使上诉权进行过多限制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不仅可能使被害人一方的上诉权被非法剥夺，而且不符合司法公平原则。
4.为避免检察机关抗诉与被害人上诉的冲突或者可能出现的矛盾，导致二审程序的混乱，在一审裁判宣判后，被害人不服一审裁定、判决的，仍可行使提请抗诉权（如在被害人收到裁判书之日起的3日内）请求检察院提起抗诉。如果检察机关在收到被害人提请抗诉书的一定期限内（比如3日内），就应将是否抗诉的决定书面告知被害人。如果检察机关决定抗诉，则被害人就不必再行提起上诉；如果检察机关决定不予抗诉，则被害人自收到一审裁判之日起10内③提起上诉，以避免被害人只能等待一审裁判生效后进行申诉，损害被害人自身合法权益不利后果的发生。
5.无论被害人自行上诉，还是公诉机关进行抗诉，如果二审法院决定公开进行审理而不是采用书面审理，公诉机关就应当出庭，行使指控犯罪的公权力的职能，而不是只有公诉机关进行抗诉的案件，公诉机关出庭支持公诉，而被害人自行上诉的案件公诉机关便不出庭支持公诉，如此将与公诉机关的职权背道而驰，不能因为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公诉机关便减轻自己的职责。
6.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了被害人的上诉后，原审人民法院及一审执行控诉职能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证据移送二审人民法院。对于这种上诉，二审人民法院合议庭经过阅卷，听取被害人的上诉意见，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诉讼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如果原判没有错误，二审人民法院就应当用裁定维持原判，驳回被害人的上诉。对于事实不清的，可以开庭审理，通过审理可以改判或者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另外，应强调的是，在被害人行使上诉权时，公诉机关应承担起帮助和支持的作用。在现有的法律援助制度下，增加被害人提起上诉时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相应规定，避免经济困难的被害人在寻求法律帮助时的困窘，不至于被害人不因经济原因而放弃上诉权的行使。
六、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随着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进一步推进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问题需要立法机构不仅要重视，还应加快立法和修订陈旧法律条文的进程。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做了详细的规定，但是如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些规定显得与时代的节拍不相一致，有些被害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认为，公诉案件中刑事被害人的上诉权应当是刑事被害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而现行法律对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上诉权并未作任何规定，不赋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以刑事上诉权，不仅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保护，反而常致刑事司法于被动境地，不利于矛盾纠纷的根本解决，有悖于司法公平、公正。在刑事诉讼中平等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应当对与被害人上诉权有关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诉讼结构平衡理论、刑事公诉案件求刑权的归属和权利与权力相制衡问题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剖析，并从立法上进行疏浚，维护司法公平和社会稳定。
注释：
①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使得被害人失去了一条寻求法律解决问题的途径。刑事案件的申诉，在法律的适用和证据的固定上，对于被害人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上访引起某些领导的重视，则成为被害人的行使救济的一种手段。
②“”历经十年（1966―1976），被称之为“”。期间，公检法系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法律制度极不健全，是正在的“无法无天”状态。
③为了保持行使上诉权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建议适当延长被告人、被害人提起上诉权的时间。
参考文献：
［1］田圣斌，姜艳丽.关于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的思考［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VOL18，（4），（总76）.
［2］宋建超.论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2006-7-4.来源：中国法院网，www.省略/html/article/200607 /04/210388.shtml。
刑事案件申诉总结范文第7篇
造成我国再审程序弊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理念认识上的偏差，也有制度设计上的失误。因此，改革和重构我国的再审程序，需要从理念到制度，并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予以考察。
一、再审理念之检讨
我国刑事诉讼中再审程序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实事求是从根本上说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内在规律认识和改造世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受到主体自身认识能力和外部客观条件的制约，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很难达到完全正确的认识，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认识，认识的过程既是发现真理的过程，也是纠正错误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刑事案件的复杂性和司法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刑事诉讼要受到证据规则、诉讼期限等各种条件的制约，已经生效的裁判可能存在错误。如果生效裁判的错误得不到纠正，势必违背诉讼公正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刑事诉讼不可能无休止地进行，如果任意对同一案件重新启动审判程序，势必损害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诉讼的效率也会降低，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原则上，判决既已确定，即生确定力，且依一事不再理原则，自不许重开审判而撤销或变更判决，以免使国家在刑罚权之行使上予人出尔反尔之感，此不但影响人民之权益，而且足以损害司法威信。惟刑罚权之行使必须力求正确无误，方能符合公平正义之最高理念，今业已确定之判决所认定之事实若发现显有错误，自应谋求救济，而得撤销或变更此等以错误事实为依据之判决，再审即属此种非常法律救济程序。”[1]由此可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我国确立再审制度的指导性原则，它是一项普遍性的原则，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刑事再审程序中，则表现为如何调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与裁判的公正性之间—，的冲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与再审制度之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再审程序要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一般原则为指导。同时，刑事诉讼有其特殊性，贯彻这一原则时不能无视刑事诉讼的特有规律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在传统的诉讼观念中，过分强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把追求案件实体真实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很难找到程序正义的位置，程序法成为实体法的附庸。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我国再审程序的启动时间没有限制，理由规定不详，主体多元并存，其直接后果是人民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遭到破坏，法的安定性荡然无存，国家的刑罚权毫无节制，不仅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也无法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更是无从谈起。实际上，刑事诉讼就是通过程序实现社会正义，它不仅包括实体正义，也包括程序正义本身，程序本身的正当性是正义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有和谐一致的一面，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正义的程序不能称之为正当程序。另一方面，二者也可能发生冲突。刑事诉讼是一种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进行的活动，有时难免会妨碍实体真实的发现，如果一味追求案件实体真实，就会牺牲程序正义，导致不择手段。为了调和二者之间的冲突，在再审程序中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既要考虑纠错的必要性，也要考虑纠错的可能性。为了维护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不得随意启动再审程序；由于诉讼受到时空条件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不可能纠正所有的错误，这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果我们无视司法活动自身的特点，一味强调有错必纠，实际上是走向了实事求是的反面。此外，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的差异，各国的再审制度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不可一概而论，对此不可不察。
二、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问题
对于再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沿用了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历史沿续性和对司法实践中习惯用语的尊重。但是，审判监督程序的称谓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宜将之改称为，“生效裁判再审程序”，其理由在于：第一，刑事诉讼中的审判监督既包括人民法院内部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也包括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还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社会监督。在人民法院系统内，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既包括依照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案件，也包括对审判工作进行检查和一般性指导。这些都是审判监督的表现形式，而审判监督程序只是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实行监督的一个方面，只将对生效裁判进行的再审称为“审判监督程序无法涵盖审判监督的全部内容。将”审判监督程序“改为”生效裁判再审程序“，含义明确，适用范围清楚，并有利于消除法律用语与社会现实不符的矛盾。第二，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少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均将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称为”再审“或”非常上告“。例如，德国、法国、日本的再审程序，系指对已生效的裁判发现事实存在重大错误而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俄罗斯的再审制度，将发现新的事实作为提起再审的条件，称为”因新发现的情况而恢复诉讼“。将”审判监督程序“改为”生效裁判再审程序“，有利于同世界各国的规定接轨。
三、再审的目的和立法选择
基于对再审目的的认识不同，大陆法系国家的再审制度有两种不同的立法例：法国主义与德国主义。法国主义的立法例认为再审的目的在于保护受判决人之利益。因此，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仅允许为被告人之利益可以提起再审，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充分体现了限制刑罚权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德国主义的立法例认为再审的目的在于更正事实错误。因此，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不仅允许为被告人之利益可以提起再审，而且为被告人不利益也可以提起。构成再审程序的理由原则上只应涉及所依据的事实部分，当提起再审程序的理由有 利于被告人时，不受时效的限制，其价值追求在于追求实体真实和维护社会利益，同时也兼顾保护被告八个人权利。英美法系国家承袭古罗马“一事不再理”原则，并把“禁止双重危险”（double jeopardy）视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禁止国家在裁判生效后再行追诉。不过，英国和美国在特定情况下允许被告人向最高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调卷令等，使案件得以重新审查，充分体现了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至上的价值理念。
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只要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即可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正，并且不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在再审制度中得以充分体现。一方面，这种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现案件实体真实，但并不必然有利于发现实体真实。因为刑事诉讼是一个艰难的回溯过程，案件事实只能靠证据认定，时过境迁，收集和判断证据的难度必然加大，使得案情更为复杂，很难保证案件审理的“准确、及时、合法”；另一方面，程序公正遭到破坏，使得业已恢复的社会秩序重新被打破，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也不利于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因此，在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兼顾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统一。
借鉴国外的做法，总结我国司法经验，我国再审制度应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有明确的追诉次数和追诉时效，追诉次数应限于一次，追诉时效应从犯罪发生后计算，不应超过犯罪追究时效，如果从保障人权的角度考虑，最好限制在人民法院裁判生效后一年以内，从而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和避免被告人法律地位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如果是由司法机关主动提起的，则不受时效和次数的限制，只要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随时可以提起，以充分体现国家保护人权的职责和精神；如果是因申诉而提起的，期限上不作限制，次数应限于两次为宜，但如果有新的充分理由的，则不作次数上的限制，仍允许申诉。这样一来，既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又能避免诉讼久拖不止，在确保裁判公正性的前提下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而且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四、再审理由之重构
再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必须具备法定的理由方能提起。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无非包括两个方面，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刑事诉讼中的事实不同于一般的事实，而是一种法律事实。刑事审判中对事实的认定，必须依据证据，此即所谓的证据裁判主义。[2]正因为如此，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事实的认定，要受到证据规则和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客观真实，而只能是法律真实。另外，在适用法律问题上，由于法律是一般的抽象性规定，而具体案件则是千差万别的，将抽象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也只能达到相对的正确，而无绝对的正确。因此，在确定再审案件的标准时，不能随意扩大范围，必须进行严格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提起再审的理由，仅规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显得非常笼统和概括。理论上理解不一，各执一词，司法实践中因无具体的统一依据也出现意见不一致、难以把握的情形。这也是造成我国再审混乱状况的重要原因。其他国家对再审理由规定得详尽具体，一般采用列举式的规定，容易理解，便于操作。[3]我国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坚持事实审和法律审相统一，进行全面审查，为了对“确有错误”这一用语进一步明确，总结我国再审经验，吸收国外的有益做法，可以具体规定，如果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起再审程序：1.原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不存在的；2.原裁判证据不足或者证据之间矛盾未得到合理排除，不能证明案件事实的；3.原裁判适用法律不当，造成错误地认定有罪，无罪或者量刑明显不公的；4.有新事实或证据足以原裁判认定的事实或证据的；5.司法人员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五、再审程序之启动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再审程序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以及各级人民法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或者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提起。提起再审程序的材料来源包括：1.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申诉；2.有关机关、单位和公民对生效裁判提出的意见和反映；3.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关纠正错案的议案；4.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自己发现的错案。下文拟就人民法院主动提起再审，当事人申诉和外部监督如何启动再审程序等问题予以论述。
我国再审程序的启动具有积极主动性，人民法院自身可以依职权发动再审程序原有的生效裁判，这在世界各国是极其罕见的。“可以说，法院有权主动发现生效裁判中的错误，并自行提起再审程序，这是中国再审制度的最大特点。”[4]对此，权威的解释是：1.审判监督程序是一个特殊程序，专门用于纠正有错误的生效裁判，遵循的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和原则；2.人民法院上下级之间虽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在审判工作中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换言之，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上级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负有同样的监督职责。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再审程序虽然是特殊的救济程序，但再审程序既然是一种诉讼程序，就不应违背诉讼的基本原则和规律，人民法院自身提起再审使得法院在再审案件中自诉自审，造成了角色的错位，是典型的控审不分，不告而理，严重违背了不告不理、控审分离的诉讼原则；其次，法院在诉讼中是中立的裁判者，与案件本身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缺乏法理依据；再次，人民法院通过自身的监督效果如何尚存疑问，尤其是原审法院可以对自己作出的生效裁判提起再审其公正性难以保证；最后，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再审案件是因当事人申诉和人民检察院抗诉而引起的，人民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情况极少发生，这也从反面证实了该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性。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
在我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舆论等监督案件是再审的重要材料来源，这是我国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目前尚无统一的法律对之予以规范，造成了外部监督在一定程度上的无序和混乱。那么，外部监督如何引起再审程序的启动？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我们认为，外部监督不同于人民检察院的专门法律监督，不具有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法定性和权威性，不能必然引起再审程序，但是不能据此否定外部监督，而应当加以正确的规范和引导。为了规范外部监督，增强外部监督的效果，我们认为，外部监督如欲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应当向人民检察院提起，由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向人民法院提起再审，从而使外部监督转化成人民检察院的专门法律监督，将其改造为正式的诉讼程序。之所以提出此种构想，其理由在于：1.人民检察院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法定的权力和职责，这样做有利于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2.检察人员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能力，这样做有利于增强监督的效果，避免监督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也有利于克服多方监督的混乱状况；3.我国司法资源非常有限，这样做有利于减轻人民法院的工作负荷，强化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
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申诉是他们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不服，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重新审查处理的一种请求。申诉并不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只有经过司法机关审查，认为原裁判确有错误，才能对案件重新处理。但申诉作为再审的重要，材料来源 在实践中占很大比重，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近些年来，出现了申诉难、申诉乱、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的情况，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法律上来说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将申诉作为诉讼看待，申诉不具备诉讼的基本特征。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对申诉作了规定，但是实际上申诉只是当事人享有的一种民利，即申诉权。为了规范申诉，以法律手段切实保障当事人的申诉权，并尽可能减少申诉，节约司法资源，应当将当事人的这种民利具体化为诉讼权利，将其纳入诉讼的轨道，改造为申请再审程序，具体可作如下规定：1.申诉的主体，即有权提出申诉的人应包括当事人及其近亲属；2.申诉理由，应当与再审的理由相同；3.申诉期限与次数（上文已有，不复赘述）；4.申诉管辖，规定申诉应向终审法院或同级人民检察院提起，也可以向其上级人民法院或上级人民检察院提起，但应由上级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处理，审判应由上级人民法院进行（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判除外）。
六、再审案件之审判
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再审程序的启动既已非常严格，审判更应得到重视。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如何依照再审程序对案重新审判规定得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鉴于再审案件一般都比较复杂、疑难，再审的结果关系到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和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以及社会关系的稳定，对再审案件的审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1.坚持全面审查原则，强调事实审和法律审相统一，充分发挥再审程序的“纠错”机能；2.再审应当开庭审理，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当事人可以委托辩护人和诉讼人参加诉讼，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必须有律师参加。这样做虽然增加了一些诉讼成本，但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3.在对再审案件的处理上，必须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坚持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4.再审案件实行一审终审，不再区分一审和二审，因为再审案件一律由原终审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审理，已从程序上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刑事案件申诉总结范文第8篇
摘要：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理念、具体程序设计上存在不足，在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再审制度时应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取消法院再审主动启动权，将检察院再审抗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地位，提高再审的审级，细化再审理由，使再审案件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下公开开庭审理。
一、关于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观点与状况
对于刑事诉讼中是否设立再审程序的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任何刑事司法制度都不可能绝对地避免错误的发生。美国著名法学家罗·庞德说过：法令承认提供的事实并根据事实来宣布指定的法律后果。但是事实并不是现成地提供给我们的。确定事实是一个可能出现许许多多错误的过程。错误认定曾导致过许多错判。再审的主要任务不应是纠错，对“错误”的纠正或救济更多地应当置于再审程序之前的程序之中，再审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人权保障。刑事再审制度的设立是各国处理这部分“错误”的措施之一，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但是，纠正这种“错误”的程序应当设计成为纠正那些显失公平的错误。因此，再审程序首要的价值就是对终审判决既判力的尊重，也是尊重个人避免“双重归罪”的权利。在人权保障日益法律化的当今世界，人权保障尤其是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再审程序也不例外。
但是，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部门对刑事再审制度理念的认识距离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准则有一定的距离。笔者认为应当更多地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角度，而不是从司法机关办案的角度，对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进行设置。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再审程序，必须注意诸多价值之间的平衡。再审程序必须把追求公平正义、纠正错判和既判力理念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统一的目的。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最关键的是应当引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中国国情，应当确立有例外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一定情况下不允许提起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刑事再审程序。
二、我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
(一)在“总则”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
在表述一事不再理原则时有三种立法例可供参考。
一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立法模式。“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以审判或惩罚”。该条款由于过于原则和绝对，许多国家，包括奥地利、丹麦等欧洲国家，对该条款提出保留。
二是《欧洲人权公约》及有关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原则加例外的立法模式。该公约规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以最终判决为一事的终结点，同时允许各国在满足公约要求的条件上进行重新审理的相关立法，是一种原则加例外的规定。《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405条规定，不允许通过监督审复审法院决定而恶化被判刑人的状况，不允许对无罪判决或法院关于终止刑事案件的裁定或裁决进行复审。第413条规定，对被告不利的复审必须在诉讼时效内，并且必须在发现新情况之日起1年内才允许提起。
三是有些大陆法国家采取的再审仅限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立法模式。《欧洲人权公约》虽许可各国有条件提起再审，但有些国家不允许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根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649条的规定，在被告人被宣告开释或者被判刑并且有关判决或刑事处罚令成为不可撤销的之后，不得因同一事实再次对该被告提起刑事诉讼，即便对该事实在罪名、程度或情节上给予不同的认定，第69条第2款和第345条的规定除外。意大利不但不允许对被告不利的再审，对被告有利的再审也仅于法定情形下方可开启。法国、日本和韩国等也只允许提起对被告有利的再审。
从以上规定看，绝对禁止对被告人的不利再审并非国际统一做法。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在刑事司法中有强烈的政策实施导向，这要求判决应尽可能追求实体真实，在程序公正下的判决可能错误时，应尽可能纠正错误。严格地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既缺乏民意和国家意志的支持，现有司法力量也难以保证司法的公正。因而，在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同时，应设置一定的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可作以下表述：“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任何人一经人民法院做出最后裁判，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再次对其进行追诉或审判。”
(二)划分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目前，刑事再审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我国为代表的无论生效裁判存在事实错误，还是法律适用错误，都适用同一种程序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将纠正事实认定错误的救济程序与纠正法律适用错误的救济程序加以区分的模式。在日本的刑事诉讼中，对于确定判决救济体现为两个方面，即针对法律错误的救济和针对事实错误的救济，前者在日本刑事诉讼中称为非常上告，后者称为再审。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有一些国家虽然不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但以纠正事实错误为重点，而且只有对裁决事实认定错误的再审，单纯的法律问题可以通过向甚至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来解决。
我国并不存在事实审法院和法律审法院的分工，在程序上也不存在单纯的法律审程序，无论对未生效裁判的复审还是对已生效裁判的复审，均实行全面审理的原则。从司法实践来看，大多数刑事再审案件既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也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因此，综观国外的立法例，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情况，目前我国还不宜对两种程序进行严格区分。
从启动刑事再审的理由来看，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再审程序又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以法国、日本为代表，强调保护被判决人的人权，再审程序的提起仅限于为了保护受判决人的利益。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22条的规定，法国启动再审的理由旨在维护受判决人的权益，如果发现新的能够证明受判决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均可作为启动再审的理由。日本采取了与法国相似的做法，再审的启动只能为了受宣告人的利益。1948年颁布的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依据宪法二重危险禁止的规定，采法国主义利益再审原则，即只允许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且“为法律，为利益”上告，不仅是为了法令解释和适用的统一，也应该包括因违反法令而损害被告人利益的情形。另一种以德国为代表，重在求得实体的真实，维护社会的利益，再审程序的提起不仅限于为受判决人的利益。在德国，启动刑事再审的理由被区分为有利于受有罪判决人和不利于受有罪判决人两种。
鉴于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和办案质量不高的情况，将不利于被判刑人的再审完全禁止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尤其是严重犯罪的被告人，利用法律制度中的疏漏逃避惩罚，这种情况可能会严重损害法律的公正实施，继而损害法在公众中的权威性，最终不能达到法的安全性的目的。中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应考虑吸收德国法的经验，将提起再审的理由区分为有利于被判刑人和不利于被判刑人或被告人两种。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程序在提起刑事再审程序时可以不受任何时效和次数的限制。法律应当严格限制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比照民事诉讼的两年申诉时效，可以规定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提起有效，超过两年则不允许再提起。
(三)改革再审的启动方式
1取消法院的再审启动权
按照现代民主法治原则，司法机关必须各司其职、相互制约。法院拥有审判权，检察院拥有检察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也应当是先有控诉才有审判，不能控审不分。各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认真负责地完成本职工作，不能越权，不能违反法律关于司法权力的职责分配。
2将检察院再审抗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如果以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为标准，俄罗斯应该可以称为一个转型国家，因此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法律制度更有借鉴意义。俄罗斯把对再审的申请区分为申诉和抗诉，均是一种权利。申诉的主体是被判刑人、被宣告无罪的人以及他们的辩护人或法定人，被害人、他的人；抗诉的主体是检察长。基于权力的制约和权利义务的平等，应将检察机关的再审启动权纳入法院审查机制，确立法院审查再审程序，加强审判权对追诉权的制约。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但其同时也是公诉机关，依法行使刑事追诉权。人民检察院这种“一身两任”的特殊身份不利于它站在中立的立场，客观、全面地进行法律监督，容易导致追诉权的膨胀甚至异化，使其他诉讼参与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检察机关也只能有申请再审的权利，但是否再审由人民法院决定。
3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诉，未规定当事人为审判监督程序申请人。关于再审申请人，除俄罗斯和我国外，多数国家都赋予了再审申请人以法律地位，如当事人死亡。其配偶、直系亲属、兄弟姐妹都可以提出再审申请。法国、德国、罗马尼亚、日本都有类似规定。法国规定司法部长，德国、日本规定检察长也可以作为再审申请人。从诉讼理论上分析，当事人不能仅作为一般申诉人，当事人不仅是前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也极可能将是后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当事人应作为诉讼主体而不是诉讼客体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因此，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中就不能将当事人排斥出局，而应使当事人能够依法采取积极的法律活动与司法机关共同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进行施加影响。赋予当事人依法提出审判监督程序申请的权利，对其申请内容的审查也就成为应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活动。再审申请人应仅限于被告人、被告人的法定人，被告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可由其法定人、近亲属代为申请。
(四)再审的审判主体
再审案件应由原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终审法院为最高人民法院的除外)，即中级以上的法院才有权管辖再审案件，基层法院没有该项权力。这样，可以排除种种干扰，从而有利于保证再审案件的质量，并且可以让当事人减少误解，增加信任，实现再审的公正性。
(五)改革再审的理由
在提起再审的理由方面，我国法律的改革应体现一事不再理原则，保护被判刑人追求判决终结性的权利，并维护司法的公正性等重要价值的平衡。在俄罗斯，因新的情况或新发现的情况，可以撤销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裁定或决定，对案件的诉讼可以恢复。所谓新发现的情况，即在法院裁判或其他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已经存在，但不为法院所知悉的有关证据或事实情况。包括：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被害人或证人做虚假陈述、鉴定人故意提供虚假鉴定结论，以及伪造的物证，伪造侦查行为、审判行为笔录和其他文件，或者翻译人员做故意不正确的翻译，导致做出了不合法的、没有根据的或不公正的刑事判决，导致作出了不合法的或没有根据的裁定或裁决。2，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检察长的犯罪行为导致做出了不合法的、没有根据的或不公正的刑事意判决，导致作出了不合法的或没有根据的裁定或裁决。3，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法官在审查该刑事案件时实施了犯罪行为。所谓新的情况，指的是在法院作出裁决、决定前不知悉的应当排除行为、有罪性质和应受刑罪处罚性的情况。具体而言，包括：1，俄罗斯联邦认定法院在该刑事案件中适用的法律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2，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俄罗斯联邦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因下列情形而违反了《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规定：一是适用了不符合《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规定的俄罗斯联邦法律；二是其他违反《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行为。三是其他新的情况。
因此，我们也应细化再审理由，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并区分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有学者认为凡存在以下情形之一，致使原判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的，均可以提起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1发现原生效裁判所依据的实物证据系伪造、变造，或者原审所依据的言词证据经查证为不真实或者是采取刑讯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不具有可采性。2同一案件事实，发现新的犯罪人，足以证实原判有罪人为无辜的。3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的，即证据不确实充分。4发现新证据，与证明原裁判事实的证据存在严重矛盾的。5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对此各国刑事诉讼法未做具体规定，结合我国司法实际，主要指违反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规定、违反追诉期限规定以及量刑违反刑法规定的等。6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有贪污受贿、、枉法处理行为的。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应当严格限于：1严重犯罪漏判的，即原判证据不足判为无罪，后来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被判无罪的人确实实施了严重犯罪。2由于以下两种情形导致错判无罪、重罪轻判、量刑畸轻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有贪污受贿、、枉法处理行为的，被判决人方串通证人、鉴定人作伪证、虚假鉴定的。笔者赞同此观点。首先，该观点对再审理由进行了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的区分；其次，该观点细化了再审理由，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六)改革再审的审理方式
刑事案件申诉总结范文第9篇
会和谐稳定、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实现自身科学发展的关键和基础。全国检察机关80%的人员在基层，80%的工作在基层，80%的案件在基层，抓好基层检察院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是当前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把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要求落实到基层检察工作中去，笔者结合汝州市检察院自身工作实际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实施方案》，认为重在抓落实，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要在抓源头，清积案，建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形成依法有序表达诉求、及时有效解决问题的社会环境。
（一）强化社会矛盾化解工作领导
成立以检察长为组长的涉检矛盾化解领导小组，以实现涉检赴省、进京“零上访”为目标，统一领导全院的涉检矛盾化解工作。建立健全有效化解积案、加强源头治理的工作机制，在全院干警中形成加大办案力度与矛盾得到化解相统一的工作理念，坚持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使执法办案过程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过程。
（二）完善涉检长效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涉检源头治理机制和涉检积案化解制度。在重点乡镇、街道办事处、大型企业，依托当地党委政府、、司法民调部门建立检察工作服务基层联络点，负责涉检信息报告、涉检案件的处置、反馈、回访及法律宣传、法律服务等职能。建立预警报告表、处置跟踪监督表、结案反馈表和立卷建档“三表一档”制度，切实把社会矛盾化解细化到办案工作的各个环节和方面。
（三）进一步规范执法办案流程，强化风险意识
完善审查逮捕、审查案件操作流程和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于受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要进行风险评估，划分风险等级，并针对个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与公安、法院及当事人所在社区等单位密切联系，通力协作，化解矛盾，息诉罢访，力争减少或杜绝审查批捕、审查环节涉检案件的发生。
（四）继续探索使用刑事和解，积极推行答疑说理和听证制度
对于轻微刑事案件，继续探索使用刑事和解，化解矛盾，减少对抗。对一些疑难棘手的批捕、案件实行答疑说理，把答疑说理制度贯穿于执法办案的全过程，让当事人明白捕、诉或不捕、不诉理由，赢得理解和信任。对一些多次无理缠诉的老上访户，探索推行“三解制”。即解心结，正确把握申诉人的目的和期望，化解申诉人心中所积的怨忿；解心惑，帮助申诉人正确认识自身的要求和法律政策规定之间的差距，引导申诉人从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中解脱出来；解困难，想方设法协调解决申诉人因申诉造成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困难。积极组织听证会，认真听取当事人意见，坚持做到让当事人在公开场合讲话，把想说的话说完。增强检察机关执法办案透明度，使检察权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公平、公正、公开的行使。
（五）积极探索附条件不制度
对轻微刑事案件实行附条件不，制定轻微刑事案件附条件不暂行办法，以规范其适用范围、考察期限、被不人的帮教措施及监督回访等具体工作流程。把附条件不与刑事和解有机的结合起来，切实为化解社会矛盾，减少当事人对立情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有益的探索。
（六）深入查办职务犯罪化解社会矛盾
检察机关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最根本、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大力加强执法办案工作。不但要通过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且要通过深入查办职务犯罪，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当前要进一步加大办案工作力度，切实把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一要根据上级院工作部署和目标考核方案，将目标细化分解到各侦查科或办案组，整合办案力量，充分发挥反贪、反渎、技术、监所部门“协作一体化”，反贪、反渎、政工、纪检、办公室“监督保障一体化”的作用，形成办案合力，提高初查成案率、立案准确率和侦查工作效率。二要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着力优先查办群众联名举报、长期举报甚至引发群体上访的职务犯罪案件。三要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结合办案搞预防，把预防寓于办案之中，在办案中加强犯罪分析、对策研究、预防建议、警示教育和预防调查、宣传、咨询等工作，建立完善侦防一体化工作机制。
二、要加强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等工作，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
（一）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制
重点放在对被依法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裁定假释、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的矫正上，协调法院、司法、公安、民政、劳动、工会、共青团、妇联和村民委员会等部门及组织，研究制定和落实社区矫正工作办法，以保证社区矫正依法
公正实施。
（二）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未成年人维权活动
在重点打击故意杀人、黑恶势力犯罪、坑农害农犯罪、企业周边的黑恶势力干扰、无偿占用企业水电资源或以征用土地、环境污染为由强行索要、敲诈企业等犯罪行为的同时，加强对违法青少年的教育挽救。成立“少年侦监公诉组”，落实专人专办；增设“法庭教育”程序；实行案后回访帮教制度；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个案台帐”，制作《未成年人案件登记卡》，跟踪未成年犯的改造情况及改造效果；开展法制宣传进学校活动，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三）组织青年党团员干警开展“送法进农村、进企业、进社区”活动
动员年轻干警利用星
期天，深入农村、企业和社区，通过发放问卷调查表等形式，就当前检察作风、检察工作服务“三农”、服务企业的满意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征求意见和建议，以使检察工作更好地体现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同时，还要通过赠送法制宣传资料、开展法律服务等多种形式开展普法宣传，重点宣讲与企业以及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刑事法律常识、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基本程序，以及国家的各项惠农政策等。在宣传走访过程中，对农民群众和企业反映的一些影响农村稳定以及企业发展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要深入分析，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加强与乡镇党委的沟通协调，献言献策，督促职能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将各种影响新农村建设和企业发展的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四）积极参与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
依法打击网络犯罪，充分重视检察门户网站建设和维护，充分发挥网络宣传阵地的正面引导作用，防范门户网站受到恶意攻击，按照上级检察院下发的关于加强检察机关突发公共事件宣传报道管理工作的意见，加强宣传报道，杜绝损害检察机关形象的公共事件发生。其次要做好日常网络舆情检索与收集工作，及时将舆情内容上报给院领导，便于及早处理，同时积极与相关媒体协调沟通，探索高效的做好日常网络舆情掌握与应对的工作方法。
三、要在提高执法能力、细化执法标准、强化执法管理监督、加强检察机关党的建设上取得新进步，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深入推进公正廉洁执法
（一）加大诉讼监督工作力度，促进公正廉洁执法
强化刑事立案监督，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办案和被害人向人民检察院控告这两种手段发现立案监督线索的方式，由静态监督变为动态监督，通过定期不定期到公安机关内部查阅受案登记，从治安处罚案件和劳教案件中发现立案监督线索，解决立而不侦、久侦不结等问题；强化侦查监督，加强追捕追诉漏犯漏罪工作，重点对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不予批捕案件的跟踪监督，制订《存疑不捕案件跟踪监督卡》，一案一卡，监督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进展动态；强化审判监督，不但要加强对量刑畸轻案件的法律监督，而且要加强对量刑畸重案件和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案件的法律监督；强化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深入推进民事检察介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方式，尝试支持工作方式，积极探索以行政诉讼监督引入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新模式，优先审查办理社会弱势群体的申诉案件和侵害公共利益影响和谐稳定的申诉案件，维护司法权威，促进社会和谐。
（二）深入开展“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学习型检察院”活动
每年要至少两次聘请党校教授授课，聘请法学教授给干警授课，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纪律作风等教育，确保检察人员始终坚持“三个至上”、“四个在心中”。开展“读书月”活动、“一帮一”岗位练兵活动、正反方辩论赛活动，建立青年干警列席检委会制度，以此激励年轻干警钻研检察业务，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实行职务犯罪案件“一案三总结”制度，使案件主办人能够认真反思和总结，也使非办案人员从中受到启发、教育，达到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提高的目的。
（三）开展“恪守检察职业道德、提高执法公信力”主题教育活动
在全院大力弘扬以忠诚、公正、清廉、文明为核心的检察职业道德，制定争先创优活动实施方案，充分调动广大干警办好案、办大案、办铁案的积极性。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坚持每季度对自侦案件、不捕不诉等六类案件必查、其他案件按5%比例抽查的制度。建立干警执法档案，严格检察人员执法办案的考核监督，继续实行“工作周报制”，实行法律职务身份人员一人一档，主要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办案效率、工作作风、培训考核以及办案干警在办案中的突出业绩和差错情况等，执法档案作为衡量工作、考核干部、检验队伍的重要依据。
（四）加强和改进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机制
坚持重要工作和重大案件及时主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专题汇报，主动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检察工作。对于人大及其常委会交办、转办的案件以及政协委员的提案、议案，要及时办理并随时报告进展情况，努力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
（五）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大力推行“阳光检务”，以公开促公正
汝州院已建立了检察院门户网站，开设了检察举报、宣传窗口，公布了12309举报电话；还建立了“案件信息查询系统”，把所办案件的非信息向社会公开，方便人民群众查询；在辖区乡镇街道办事处设立检察工作宣传栏；印制了《检务公开手册》分送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各部门领导、人民代表、各界人士等，并在“举报宣传周”、检察开放日等宣传活动期间向广大群众散发。下一步要建立当事人申请予以公开制度，建立检务公开大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刑事案件申诉总结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理念、具体程序设计上存在不足，在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再审制度时应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取消法院再审主动启动权，将检察院再审抗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地位，提高再审的审级，细化再审理由，使再审案件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下公开开庭审理。
一、关于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观点与状况
对于刑事诉讼中是否设立再审程序的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任何刑事司法制度都不可能绝对地避免错误的发生。美国著名法学家罗·庞德说过：法令承认提供的事实并根据事实来宣布指定的法律后果。但是事实并不是现成地提供给我们的。确定事实是一个可能出现许许多多错误的过程。错误认定曾导致过许多错判。再审的主要任务不应是纠错，对“错误”的纠正或救济更多地应当置于再审程序之前的程序之中，再审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人权保障。刑事再审制度的设立是各国处理这部分“错误”的措施之一，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但是，纠正这种“错误”的程序应当设计成为纠正那些显失公平的错误。因此，再审程序首要的价值就是对终审判决既判力的尊重，也是尊重个人避免“双重归罪”的权利。在人权保障日益法律化的当今世界，人权保障尤其是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再审程序也不例外。
但是，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部门对刑事再审制度理念的认识距离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准则有一定的距离。笔者认为应当更多地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角度，而不是从司法机关办案的角度，对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进行设置。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再审程序，必须注意诸多价值之间的平衡。再审程序必须把追求公平正义、纠正错判和既判力理念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统一的目的。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最关键的是应当引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中国国情，应当确立有例外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一定情况下不允许提起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刑事再审程序。
二、我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
(一)在“总则”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
在表述一事不再理原则时有三种立法例可供参考。
一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立法模式。“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以审判或惩罚”。该条款由于过于原则和绝对，许多国家，包括奥地利、丹麦等欧洲国家，对该条款提出保留。
二是《欧洲人权公约》及有关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原则加例外的立法模式。该公约规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以最终判决为一事的终结点，同时允许各国在满足公约要求的条件上进行重新审理的相关立法，是一种原则加例外的规定。《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405条规定，不允许通过监督审复审法院决定而恶化被判刑人的状况，不允许对无罪判决或法院关于终止刑事案件的裁定或裁决进行复审。第413条规定，对被告不利的复审必须在诉讼时效内，并且必须在发现新情况之日起1年内才允许提起。
三是有些大陆法国家采取的再审仅限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立法模式。《欧洲人权公约》虽许可各国有条件提起再审，但有些国家不允许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根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649条的规定，在被告人被宣告开释或者被判刑并且有关判决或刑事处罚令成为不可撤销的之后，不得因同一事实再次对该被告提起刑事诉讼，即便对该事实在罪名、程度或情节上给予不同的认定，第69条第2款和第345条的规定除外。意大利不但不允许对被告不利的再审，对被告有利的再审也仅于法定情形下方可开启。法国、日本和韩国等也只允许提起对被告有利的再审。
从以上规定看，绝对禁止对被告人的不利再审并非国际统一做法。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在刑事司法中有强烈的政策实施导向，这要求判决应尽可能追求实体真实，在程序公正下的判决可能错误时，应尽可能纠正错误。严格地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既缺乏民意和国家意志的支持，现有司法力量也难以保证司法的公正。因而，在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同时，应设置一定的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可作以下表述：“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任何人一经人民法院做出最后裁判，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再次对其进行追诉或审判。”
(二)划分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目前，刑事再审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我国为代表的无论生效裁判存在事实错误，还是法律适用错误，都适用同一种程序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将纠正事实认定错误的救济程序与纠正法律适用错误的救济程序加以区分的模式。在日本的刑事诉讼中，对于确定判决救济体现为两个方面，即针对法律错误的救济和针对事实错误的救济，前者在日本刑事诉讼中称为非常上告，后者称为再审。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有一些国家虽然不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但以纠正事实错误为重点，而且只有对裁决事实认定错误的再审，单纯的法律问题可以通过向甚至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来解决。
我国并不存在事实审法院和法律审法院的分工，在程序上也不存在单纯的法律审程序，无论对未生效裁判的复审还是对已生效裁判的复审，均实行全面审理的原则。从司法实践来看，大多数刑事再审案件既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也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因此，综观国外的立法例，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情况，目前我国还不宜对两种程序进行严格区分。
从启动刑事再审的理由来看，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再审程序又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以法国、日本为代表，强调保护被判决人的人权，再审程序的提起仅限于为了保护受判决人的利益。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22条的规定，法国启动再审的理由旨在维护受判决人的权益，如果发现新的能够证明受判决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均可作为启动再审的理由。日本采取了与法国相似的做法，再审的启动只能为了受宣告人的利益。1948年颁布的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依据宪法二重危险禁止的规定，采法国主义利益再审原则，即只允许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且“为法律，为利益”上告，不仅是为了法令解释和适用的统一，也应该包括因违反法令而损害被告人利益的情形。另一种以德国为代表，重在求得实体的真实，维护社会的利益，再审程序的提起不仅限于为受判决人的利益。在德国，启动刑事再审的理由被区分为有利于受有罪判决人和不利于受有罪判决人两种。
鉴于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和办案质量不高的情况，将不利于被判刑人的再审完全禁止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尤其是严重犯罪的被告人，利用法律制度中的疏漏逃避惩罚，这种情况可能会严重损害法律的公正实施，继而损害法在公众中的权威性，最终不能达到法的安全性的目的。中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应考虑吸收德国法的经验，将提起再审的理由区分为有利于被判刑人和不利于被判刑人或被告人两种。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程序在提起刑事再审程序时可以不受任何时效和次数的限制。法律应当严格限制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比照民事诉讼的两年申诉时效，可以规定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提起有效，超过两年则不允许再提起。
(三)改革再审的启动方式
1取消法院的再审启动权
按照现代民主法治原则，司法机关必须各司其职、相互制约。法院拥有审判权，检察院拥有检察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也应当是先有控诉才有审判，不能控审不分。各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认真负责地完成本职工作，不能越权，不能违反法律关于司法权力的职责分配。
2将检察院再审抗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如果以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为标准，俄罗斯应该可以称为一个转型国家，因此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法律制度更有借鉴意义。俄罗斯把对再审的申请区分为申诉和抗诉，均是一种权利。申诉的主体是被判刑人、被宣告无罪的人以及他们的辩护人或法定人，被害人、他的人；抗诉的主体是检察长。基于权力的制约和权利义务的平等，应将检察机关的再审启动权纳入法院审查机制，确立法院审查再审程序，加强审判权对追诉权的制约。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但其同时也是公诉机关，依法行使刑事追诉权。人民检察院这种“一身两任”的特殊身份不利于它站在中立的立场，客观、全面地进行法律监督，容易导致追诉权的膨胀甚至异化，使其他诉讼参与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检察机关也只能有申请再审的权利，但是否再审由人民法院决定。3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诉，未规定当事人为审判监督程序申请人。关于再审申请人，除俄罗斯和我国外，多数国家都赋予了再审申请人以法律地位，如当事人死亡。其配偶、直系亲属、兄弟姐妹都可以提出再审申请。法国、德国、罗马尼亚、日本都有类似规定。法国规定司法部长，德国、日本规定检察长也可以作为再审申请人。从诉讼理论上分析，当事人不能仅作为一般申诉人，当事人不仅是前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也极可能将是后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当事人应作为诉讼主体而不是诉讼客体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因此，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中就不能将当事人排斥出局，而应使当事人能够依法采取积极的法律活动与司法机关共同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进行施加影响。赋予当事人依法提出审判监督程序申请的权利，对其申请内容的审查也就成为应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活动。再审申请人应仅限于被告人、被告人的法定人，被告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可由其法定人、近亲属代为申请。
(四)再审的审判主体
再审案件应由原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终审法院为最高人民法院的除外)，即中级以上的法院才有权管辖再审案件，基层法院没有该项权力。这样，可以排除种种干扰，从而有利于保证再审案件的质量，并且可以让当事人减少误解，增加信任，实现再审的公正性。
(五)改革再审的理由
在提起再审的理由方面，我国法律的改革应体现一事不再理原则，保护被判刑人追求判决终结性的权利，并维护司法的公正性等重要价值的平衡。在俄罗斯，因新的情况或新发现的情况，可以撤销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裁定或决定，对案件的诉讼可以恢复。所谓新发现的情况，即在法院裁判或其他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已经存在，但不为法院所知悉的有关证据或事实情况。包括：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被害人或证人做虚假陈述、鉴定人故意提供虚假鉴定结论，以及伪造的物证，伪造侦查行为、审判行为笔录和其他文件，或者翻译人员做故意不正确的翻译，导致做出了不合法的、没有根据的或不公正的刑事判决，导致作出了不合法的或没有根据的裁定或裁决。2，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检察长的犯罪行为导致做出了不合法的、没有根据的或不公正的刑事意判决，导致作出了不合法的或没有根据的裁定或裁决。3，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法官在审查该刑事案件时实施了犯罪行为。所谓新的情况，指的是在法院作出裁决、决定前不知悉的应当排除行为、有罪性质和应受刑罪处罚性的情况。具体而言，包括：1，俄罗斯联邦认定法院在该刑事案件中适用的法律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2，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俄罗斯联邦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因下列情形而违反了《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规定：一是适用了不符合《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规定的俄罗斯联邦法律；二是其他违反《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行为。三是其他新的情况⑥。
因此，我们也应细化再审理由，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并区分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有学者认为凡存在以下情形之一，致使原判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的，均可以提起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1发现原生效裁判所依据的实物证据系伪造、变造，或者原审所依据的言词证据经查证为不真实或者是采取刑讯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不具有可采性。2同一案件事实，发现新的犯罪人，足以证实原判有罪人为无辜的。3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的，即证据不确实充分。4发现新证据，与证明原裁判事实的证据存在严重矛盾的。5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对此各国刑事诉讼法未做具体规定，结合我国司法实际，主要指违反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规定、违反追诉期限规定以及量刑违反刑法规定的等。6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有贪污受贿、、枉法处理行为的。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应当严格限于：1严重犯罪漏判的，即原判证据不足判为无罪，后来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被判无罪的人确实实施了严重犯罪。2由于以下两种情形导致错判无罪、重罪轻判、量刑畸轻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有贪污受贿、、枉法处理行为的，被判决人方串通证人、鉴定人作伪证、虚假鉴定的⑦。笔者赞同此观点。首先，该观点对再审理由进行了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的区分；其次，该观点细化了再审理由，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六)改革再审的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