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范文

刑事侦查范文第1篇

1．英美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双向独立性。英美法国家认为侦查在本质上是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独自为审判进行诉讼准备的过程。侦查权并非国家机关所独享，犯罪嫌疑人也行使着调查取证的侦查权，控辩双方都有权各自独立收集证据。

(2)侦查权力的行使受到严格规范和限制。英美法国家明确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以规范和限制国家侦查机关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滥用，如侦查人员具有告知义务，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审前羁押进行严格限制等。

(3)在警检关系方面相对独立、实行分离型的侦诉结构。英美法国家实行警检分离的关系模式，侦查和分别由不同机关进行，互不参与，侦查犯罪是警察机关的职权，检察机关一般不直接行使侦查权，不得干涉和指挥警察机关的侦查，侦查权与控诉权相对独立。

(4)由法官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在英美法国家由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针对侦查机关侦查权进行司法审查，以谋求对侦查权的有效制约。英美法系国家不承认侦查机关有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对所有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等权益的强制措施一律由中立的第三方以许可令状的形式批准才得实施。如一般情况下，逮捕、搜查、扣押或采取监听等秘密侦查手段，均应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经第三方审查批准方可实施。虽然不排斥警察对现行犯和紧急情况下采取无证逮捕、搜查、扣押、监听的可能性，但一般限制较严且允许采取的时间较短，事后应向法官报批，由法官对上述行为经过司法审查后做出是否认可的裁定。另外法官可基于嫌疑人及律师的申请，就警察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庭审中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进行事后审查。

(5)强化嫌疑人的防御权，控辩平等对抗获得有效保障。英美法国家为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明确赋予嫌疑人较大的权利以强化其防御权，如有保持沉默、获得律师帮助、申请人身保护令、获得保释等权利。法律还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系列权利，如秘密会见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以保障律师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

2．大陆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单向职权性。大陆法国家受职权主义的支配实行单轨制侦查，侦查程序是侦查机关单方面依职权对嫌疑人或嫌疑事实进行的官方调查程序，而不存在控辩双方平行的两种调查收集证据活动。

(2)侦查权力的行使较为灵活与宽松。大陆法国家的侦查机关享有强大的侦查权力，拥有多种侦查手段、方法，行使时较少地受到限制，有相对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一般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主行使，只有直接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逮捕、羁押等则由检察官或预审法官批准。

(3)在警检关系方面紧密配合，采取结合型的侦诉结构。大陆法国家普遍实行检警合一的关系模式。检察院集侦查权和控诉权于一身，检察院不仅可以自行侦查，而且可以命令、指挥警察机关侦查犯罪，而警察机关作为实质的侦查机关，其任务就是协助检察院侦查犯罪或受检察院的指挥、命令侦查犯罪。

(4)主要由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警察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抑制。大陆法国家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权传统上主要由预审法官或检察官行使。所不同的是，这种司法抑制的中立性不及英美法国家的治安法官，很难有效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通过改革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5)辩方的防御权受到限制，控辩不能平等对抗大陆法国家在审前阶段为嫌疑人提供的防御权过于弱小，同时还不同程度地限制律师介入侦查，即使是在对被告人权利保护得较好的意大利和德国，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审判前阶段也不足以与司法警察和检察官相抗衡。

3．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发展趋势。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各有利弊，英美法系侦查模式在查明案件真相和惩罚犯罪的效果方面明显不足，而大陆法系侦查模式极易造成对嫌疑人和无辜者合法权利的不当侵犯，理想的侦查模式能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今两大法系侦查模式都在进行改革，互相吸收和借鉴对方的一些侦查理念和做法，有逐步接近，相互融合的趋势。与英美法系的侦查模式的有限改革所不同的是，大陆法系侦查模式从英美法系侦查模式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和改革的灵感，也在构建一种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三角模式。现在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普遍建立了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机制；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范围呈扩大趋势；嫌疑人及被告人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普遍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等。

二、对我国侦查模式的理性反思

总的来说，我国没能建立起控辩双方相互制衡，侦查模式不具备“控、辩、裁”三方的诉讼构造，带有超职权主义特征。归纳起来，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

1．缺少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我国的侦查是在中立司法机构不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官不介入侦查，侦查过程中对人身或财产的强制性处分措施，都由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通过内部审查许可令状，没有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的司法授权与审查机制。这种制度的设计背离了包括“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的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因而经常出现较多的非法羁押、刑讯逼供、任意扣押等滥用权力的现象。

2．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辩方缺乏基本的防御权。我国侦查机关独享强大的侦查权力，侦查手段多样，侦查行为的实施条件灵活宽松，侦查活动秘密封闭，不受其他中立机构的控制。同时，辩护方实为诉讼客体，无权实施任何调查活动，只能被动的服从和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不具有较多的自由选择权，律师参与诉讼范围也十分有限，基本上不存在辩护一方有效的防御活动，在这里甚至连典型意义的辩护方都不存在①。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如此发展下去，必然会破坏刑事追诉程序的正当性，并动摇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3．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引发机制冲突，影响诉讼效率。我国的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建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基础上，既有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分立，又有二者的相互双向制约，其弊端突现：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具有被动性及滞后性，无法真正监督及制约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也是有名无实；警检关系的双向制约性使双方互相扯皮、内耗，引发警检冲突，减损侦控能力；无法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工作的参与、领导与指挥提高办案水平以及时有效破案；无法从公诉的角度指导侦查行为的实施和按照证据适用规格引导证据收集工作，这会造成损害检察机关追诉效果的后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诉讼效率。

4．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济机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那些权益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公民可以向法院提讼，从而引发法院就此事项进行的程序性裁判活动”②已成为各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设计。但在我国，针对各种强制侦查行为的实施，遭受侵犯的嫌疑人无权向法院提讼以获得事后救济。此外我国至今仍未做出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定，而非法言词证据在法庭上也很难获得证明，难以发挥救济作用。

注释：

①陈瑞华：“刑事侦查构造之比较研究”，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5期。

刑事侦查范文第2篇

（注：刑事立案涵盖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相关工作，内容丰富。本文仅立足于对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立案标准进行调查研究，阐述观点。人民法院受理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及刑事立案方面的其他内容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

一、存在问题

规范紊乱标准不一

规范紊乱，标准不一是当前刑事侦查阶段立案工作的重要特征。刑事立案的总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其涵义有三：一、认为有犯罪事实；二、认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三、属于受理机关管辖。但在实际执行中，其具体表现形式呈现出了多样性。

有些标准是从有利于案件的侦查角度出发而制定的，这些案件破了后就该起案件而言是不能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我们不妨称之为侦查标准。如：公安部于1991年1月16日颁布实施的《扰乱社会秩序等六类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六、案以牟利为目的，聚众的；或一次赌资在一千元以上的。”后一种情形已经不切合当前的办案实践。但是，由于公安部未明文规定废止，也没有作出修正，有些地方公安机关仍然将此作为刑事侦查立案的标准，进行立案和破案统计。检察机关制定的刑事立案标准也有许多与此相类似的规定，这类立案标准目前占有很大的比例。

有些标准将立案与追诉有机地结合起来，立案的标准就是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该案件侦破后能够直接就此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可以称之为追诉标准。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1年4月18日颁布实施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七十八、附则1、本规定中”追诉“是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审查活动”。

还有许多罪别没有明文规定立案的标准，只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原则性规定进行评判了。如97年刑法典新增加的一些罪名。

这种规范紊乱的状况给我们当前刑事侦查立案、破案工作的质量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由于标准不统一，造成在执行中各抒其词、各执其理，你执行你的规矩，我实施我的办法，各地刑事立案数的统计比较也就淡化了其本质意义，在无奈之中显现了立案统计工作具有玩数字游戏的色彩。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监督和被监督工作中也常常为此争论不休。

次起不分混淆概念

在刑事执法实践中，我们经常用到“次”与“起”这两个量词。它们既有严格的区别又密切关联，有时出现了混用的现象，将犯罪嫌疑人作的每“次”案均单独立为一“起”刑事案件，增加了立案、破案的总数。《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对“次”的释义是：量词，指动作或事件重复出现的回数。对“起”的释义是：量词，义同“件、次”。这表明“次”和“起”在现代汉语中意义是相近的，有些场合两者可以通用。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起”不是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所使用的概念，这是司法机关为了方便案件统计结合汉语日常用语习惯而引用的概念，由于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乏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性，所以对其理解差异的包容性很大。《刑法》中有关表示作案回数的“次”的规定有12处，即第153条、第201条、第263条、第264条、第265条、第301条、第318条、第321条、第328条、第347条、第358条、第383条。在刑事司法解释中使用的也很多，如：《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试行）》“九、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一）重大案件1、办理三次以上或者一次办理三人以上的；（二）特大案件1、办理五次以上或者一次办理五人以上的。”

“起”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在刑事司法中当犯罪嫌疑人作的一次或几次案所产生的法律事实符合刑事立案条件的，我们称之为一“起”刑事案件。从现在的法律规定看，“次”的内涵与外延当然地包含“起”的概念与外延。有的一次作案所产生的法律事实就符合立案条件，有的多次作案所产生的法律事实才符合立案要件，但无论是一次作案符合立一起刑事案件，还是多次作案符合立一起刑事案件都仅是量的换算问题，从本质上讲它们仍然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目前，有很多法律文书上叙述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多少“起”，除非其所指的每“起”案件都符合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否则，我们认为这种用法是不适当的，没能正确区分二者用法的不同之处，有害刑事执法的严肃性，应当统一使用“次”。

同时，这种“次”、“起”不分现象为破案的泡沫工程敞开了大门，造成了破案绝对数的大幅度上升，实际战果被人为地放大。

治刑不分重刑轻行

治安、 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交叉，界限不明是当前刑事立案工作的又一重要特征。有时明知是治安、行政案件，侦破后不能仅就此案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依据有关规定（侦查标准）将其立为了刑事案件。在盗窃案件立案工作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其他罪别如：诈骗、抢夺，在立案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出现这种“治”“刑”不分的现象的主要是受重刑事轻行政的传统侦查要求和观念影响造成的。将一些发案率比较高，群众反响大的治安行政案件立为刑事案件开展侦查，以提高对这些案件的打击力度。这样做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也人为地增加了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不能科学地反映出一时期的社会治安状况。实际上，将这些案件立为治案、行政案件以后，明确其为重点侦破打击的类别，这样做所产生的结果可能与将其立为刑事案件侦破所产生的结果没有多大的区别。

重刑事轻行政在信息化管理上也有明显的表现，很多地方只注重刑事案件的信息采集，实行微机化管理，对治安、行政案件却致之不顾，忽视了治安、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之间因量的积累而发生的转化现象。例如：一犯罪嫌疑人连续作了多次盗窃案件，每次案件在案件未侦破之前只符合立治安案件的标准，但案件侦破后，由于是属犯罪的连续状态，累计数额已达到较大的标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又转化成了刑事案件。如果我们不注重将治安、行政案件的信息输入案件系统，直接会影响到串并案侦查工作的效能，在审查中只能跟着犯罪嫌疑人的交待走，打被动仗。有时因案件信息没有采集，办案人员不能及时掌握有关的证据，导致出现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定不了案，不能正常进入诉讼环节的局面。所以，改变当前“治刑不分，重刑轻行”的状况是规范立案操作，改进统计方法的迫切要求。

理论匮乏缺乏共识

目前，在立案标准理论方面尚缺乏深入的研究。见诸报纸、刊物的理论探讨性文章不多，有关立案的规定和理论散见于检察院、公安的文件之中，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公安机关本身的立案操作，也不利于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刑事执法中，公安、检察为立案监督问题各执其理的现象并不鲜见。

有些人认为：立案标准和量刑标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公安机关制订的各类立案标准应低于法院量刑标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立案标准与量刑标准既相区别又有联系这是正确的。立案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时，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启动的一个诉讼程序，标志着刑事案件侦查、审理活动的开始，属刑事诉讼法的范畴。立案标准作为立案的操作细则，其在总体上也属于刑事诉讼法的范畴。立案的结果在公安、检察环节是待破、破案和销案。追究刑事责任仅仅是立案的一个可能性的结果。量刑标准是人民法院以刑法典为主要依据，对各罪别的量刑档次，量刑幅度所作的具体规定或解释，属刑事实体法的范畴。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已成为现实。立案标准与量刑标准又有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从立案开始侦查到法院定罪量刑是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

公安立案标准应低于法院量刑标准的观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侦查标准、追诉标准与量刑标准的下限应当有机地统一起来。侦查标准因与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相抵触，应逐步予以废止、修正。

“以人立案”和“以事立案”问题缺乏共识。公安机关主要采取以事立案的方式，很少以人立案。共同犯罪中有多名犯罪嫌疑人的往往只立一件刑事案件，一查到底，犯罪嫌疑人陆续归案的也同用一张《立案报告表》，不再另行立案。而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月13日颁发的《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2000]高检捕发第1号）中，以人立案的理念通贯全篇。从侦查角度和简化手续角度出发宜采取以事立案的方式。从立案监督的角度看，以人立案的方式又是必不可少的。怎样对这两种立案方式进行磨合，尚待进一步研究和商讨。

二、关于当前刑事立案工作的建议

现行有关刑事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部委规章、厅局文件从总体上看有些多、旧、乱。这些文件当中有些已明文规定失效，有的虽尚未明文规定失效但与现行的刑法典、刑事司法解释明显相抵触实际上已失效，这两类在立案操作时不难甄别。但是，有的文件则让人难以掌握执行。说其有效，其和现行的刑事法律规定不甚切合；说其无效，其没有明文规定失效。这种状况不利于具体执行人员进行规范操作。建议尽快对现有的刑事立案文件进行整理。常见罪别，比如盗窃犯罪，可以先制订出规范的、可操作性强的立案标准，以后逐步完善，待条件成熟后再制订一部统一的立案标准。制定立案标准的难易程度固然受犯罪类型的影响，有些犯罪类型如危险犯，其立案的可量化程度小。但在我国刑法典分则中，结果犯、情节犯、数额数量犯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如，以数额或数量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罪名约占整个刑法典的12%.制定立案标准的空间还是比较宽裕的。建议：

1、在法律依据上，以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为总的指导原则，结合各罪别的相关立法、司法解释，以达到追诉的要求为基本的立案标准。

2、在法律事实上，以案源为立案的基本依据，即案件发生时的法律事实符合立刑事案件的标准的则立刑事案件，符合立治安、行政案件的则立治安、行政案件，不能人为地抬高或降低立案标准。例如：很多地方将盗窃数额未达到较大标准的治安案件也立为了刑事案件。对此，我们认为欠妥。因为这些案件没有犯罪事实，只有一般违法的事实，案件侦破后也不能就此案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做法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

3、由于治安、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从有利打击，规范统计，正确再现社会治安状况，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准确的数据这一立足点出发，对各类治安、行政案件也实行信息化管理，以利于串并案侦查，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其中治安、行政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的可以实行单项考核。比如采取考核侦破治安、行政案件数和在刑事上采取“以人立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考核。

刑事侦查范文第3篇

在现代刑事诉讼机制中，侦查职能是一种相对独立于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的诉讼职能。从历史上看，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分化、整合的发展过程。从内容上看，现代侦查职能包括制止犯罪、查明案情、保全证据与嫌疑人等功能。

「关键词职能；诉讼职能；侦查；刑事诉讼

“职能”一词是一个功能主义用语，它被用来描述“一种体制和行为类型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或功能）以及它与其它社会性能之间的关联方式。”[1]在政治学中，“职能”与国家权力的划分有着密切联系，它常被用来指涉某一权力机构在整个国家政治体制中所具有的任务和职责，如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三项权能及其内容往往又被称为三项国家职能。在刑事诉讼领域，人们也经常借用“职能”一词来描述刑事诉讼中不同主体或“角色”所起的作用，①“刑事诉讼职能是指诉讼参与者在诉讼中依据各自的权能进行不同诉讼活动的方式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结果。”[2]刑事诉讼中之所以存在诉讼职能的划分，盖因刑事诉讼作为一项国家活动，涉及国家刑事司法权（广义的，包括审判权、控诉权和侦查权）的分配、组合，并围绕权力的分配、组合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模式、义务和权利，即角色，对于这些角色在刑事诉讼中所起的作用或功能以及各个角色相互之间的关系加以描述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不同的诉讼职能。但是，刑事诉讼毕竟不是国家权力单独作用的领域，作为一种冲突解决机制，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刑事案件中涉及的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国家与被告人的冲突，”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以及犯罪嫌疑人）个人权利的行使对于刑事诉讼的结果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被告人及其权利构成了刑事诉讼结构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尤其是随着现代刑事诉讼民主理念的塑立以及民本色彩的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受得更为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人们开始将辩护列为一项与侦控机关的侦控职能和审判机关的审判职能相提并论的独立职能来看待。这样，现代刑事诉讼就初步形成了控、辩、审三项诉讼职能为基础的诉讼构造。“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是因控诉和审判的分离、被告人获得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出现控、辩、审三种基本权能共存的状况而形成的。”[3]但是，上述结论只是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主要是从审判的角度）考察的结果，它所反映的实际上主要是刑事审判阶段的结构特征，而没有涉及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即没有从刑事诉讼案件流程的角度来考察分析，因为，从纵向角度考察，首先触及刑事案件的诉讼环节应当是侦查，接下来才依次是控诉和审判，如果说在刑事诉讼的横向结构中，侦查的重要意义被控诉职能所吸收，那么从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着眼，能否将侦查视为一项相对独立的诉讼职能呢？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将极大地影响到侦查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因此具有尤为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从界定侦查职能的地位入手，探究了侦查职能生成、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了侦查职能的独特内容。

一、独立抑或从属：侦查职能的地位

关于诉讼职能的划分，我国目前的理论颇有分歧，比较典型的观点包括：三职能说、 四职能说 、五职能说以及七职能说等。

（一）“三职能说”。“三职能说”主张，刑事诉讼由三种基本职能，即控诉、辩护和审判构成。控诉职能是指向法院并出庭支持控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由国家诉追机关和被害人行使；辩护职能相对于控诉职能，是指提出对被控诉人有利的事实和理由，维护被控诉人的合法权益，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人协助其行使；审判职能则是指通过审理确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和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由法院行使。控诉、辩护、审判三种基本职能互相联系、彼此制约，构成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主要内容。三职能说是传统诉讼理论的通说，根据这种观点，由于侦查是公诉的必要准备，是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非经侦查，便无从确定应否，因此从广义上可以将侦查视为行使控诉职能。[4]据此，侦查职能是从属于控诉职能的，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三职能说是审判中心主义理念的体现，其对诉讼构造的考察、分析，主要是站在审判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从审判程序这一角度对诉讼结构进行横向考察的结果。

（二）“四职能说”。有学者在传统的三职能说的基础上，提出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区分为控诉、辩护、审判和监督等四项职能，俗称四职能说。这种观点认为，三职能说固然能够反映传统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特征，但这种观点却不适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因为我国的检察机关除负担审查、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等控诉职能外，还有权对公安机关、法院以及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而对于检察机关的后一项职能，三职能说是无法加以解说的，这是三职能说的理论缺陷。该观点认为，一种诉讼职能理论必须要能够反映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不将法律监督职能列为刑事诉讼职能的范围，就无法准确解释我国实际存在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现状。为此，应当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规定在传统的三职能之外增加“法律监督”职能，并认为，法律监督职能的提出是我国诉讼职能理论的特色及与国外诉讼职能理论区分的关键。[5]四职能实际上只是根据我国诉讼权力（利）配置的独特情况而对三职能说进行了局部修正，但其分类的基本理论依据仍然来自三职能说，仍然坚持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考察的思路。

（三）“五职能说”。有学者在传统的三职能说的基础上将监督和协助司法，也作为刑事诉讼的职能之一，从而形成五职能说。该观点认为，一种科学的诉讼职能理论应当将所有参与诉讼的国家官员和个人的功能和角色都能概括进去，这样才能准确全面反映刑事诉讼制度的真实情况。据此，该观点主张，除了应将法律监督也列为诉讼职能之一外，还应将证人、鉴定人等角色在诉讼中的功能也列为一项诉讼职能，即协助司法职能。因为，证人、鉴定人本身一般与诉讼结果并无利害关系，它们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协助司法机关进行诉讼活动，发现事实真相，作出正确的裁判结论。他们实际上是在担负着一种为刑事诉讼所不可或缺的协助司法职能。[6]五职能说主张的是一种泛化的诉讼职能观，它在检察院、法院和被告人等传统的诉讼主体的作用范围之外，将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功能也列为独立的职能形式。

（四）“七职能说”。 该观点认为，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包括侦查、控诉、辩护、审判、执行、协助司法、诉讼监督。该观点认为，传统的“三职能说”是以狭义刑事诉讼为基础的，有其理论缺陷，对刑事诉讼职能的确定与划分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由于司法领域分工越来越细，分权学说的影响、人权思想的发达以及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诉讼职能在不断的分化、发展并不断的整合，传统的审判中心主义已为诉讼阶段论所取代，刑事诉讼的程序、阶段增多，向前延伸，因此诉讼职能的划分应当反映和展现从立案到执行各个诉讼程序中所有主持或参加诉讼活动的主体的全部诉讼活动，而不能仅从刑事诉讼系统中的一个或几个阶段的诉讼活动来进行职能的划分。第二，某一机关或者诉讼参与人的活动能否归纳为一种独立的职能，应当从其担负的功能、作用、独立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程序保障综合进行考察，如果他们的功能是特定的，无法为其他职能所包容、替代，就应当认定一种独立的职能。第三，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检察机关不仅仅是公诉机关，而且还要对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因此，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包括诉讼监督、执行、协助司法等职能。[7]

根据不同的诉讼职能理论，对侦查职能的性质认识会有所不同。在“三职能说”、“四职能说”包括“五职能说”的理论框架下，没有侦查职能独立存在的理论可能性，侦查职能被视为是控诉职能的附庸，完全为控诉职能所吸收。而相反，根据“七职能说”，侦查职能的独立性则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被视为是一项独立于控诉职能的完整诉讼职能。在这里，争论哪一种观点正确，哪一种观点错误，是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的，因为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系统，存在着建立各种分类研究体系的可能性，前面例举的关于诉讼职能的不同学说实际上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刑事诉讼职能进行分类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可以说都言之成理，都有其理论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一种分类标准更为科学，更能反映刑事诉讼结构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我们认为，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说，衡量一个社会功能系统独立与否，应当从该系统所担负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全面考察，如果其功能的内容是特定的，无法为其他功能系统所包容、替代，那么就应当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功能系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们认为，侦查职能应当是一项相对独立的诉讼职能。具体而言：

（一）控、辩、审三职能不能涵括、指代刑事诉讼的所有职能。如同其他多数诉讼理论一样，刑事诉讼职能理论也是舶来品，从相关理论谱系来看，刑事诉讼职能是大陆法国家的诉讼法学者在对现代刑事诉讼与纠问式诉讼进行比较研究时使用的概念，而提出“刑事诉讼职能”概念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导出诉讼“职能区分”（或称“职能分开”）理论。根据国外学者的观点，“诉讼职能区分似乎是纠问式程序与控诉式程序（accusatorial procedure）之间的基本差异之一”。[8]在纠问式程序中，控诉、辩护和裁判这三项诉讼职能没有得到区分。控诉与裁判由同一司法机构承担，被告人只拥有极少的自我防御机会，辩护职能事实上并不存在。而“在控诉式程序中，这些职能却有必要进行分离。控诉职能由检察官承担，辩护职能属于被告人和他的辩护律师，而裁判则是独立于前两者中任何一个的法庭的职能。”[9]法国学者卡斯东。斯特法尼认为，现代刑事诉讼实行的是“职能分开”原则，所谓职能分开是指，“负责进行追诉的司法官（检察官）完全被排除出审判法院；同时，同一人在同一案件中不得既行使预审职能，又行使审判职能。”[10]日本学者田口守一也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前提显然是控辩式诉讼构造。而从控辩式诉讼构造出发，可以明确现行法的几项根本性原则。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国家追诉主义，诉讼程序由检察官的追诉行为开始。由此，法官与检察官的功能分离。因为法官不是追诉人，没有追诉的事实不能审理（不告不理原则），只有被的被告人才是审判对象。[11]可见，诉讼“职能区分”理论的核心是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分化，而“刑事诉讼职能”这一概念从其产生伊始就是用来描述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不同功能和作用的，刑事诉讼职能，实质上指的是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刑事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所具有的任务和职责，而不是泛指所有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我们通常所指的“刑事诉讼职能”实际上指的是刑事诉讼主体的职能，即刑事诉讼的基本职能，它并不能排斥我们在控、辩、审三职能之外定位其他诉讼职能的可能性，像“五职能说”和“七职能说”提出的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的协助司法职能，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说在刑事诉讼中除了控、辩、审三方诉讼主体之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就没有特定的任务和职责了。这就像我们讨论现代国家的职能，通行的理论是说“三权”即国家职能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职能，但实际上“三权”并不能涵扩国家所有的职能，不排除在三权之外定位其他国家职能的可能性。

同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传统的控、辩、审三职能说带有较强的“审判中心主义”色彩，它实际上是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主要是从审判的角度）考察的结果，它所反映的主要是刑事审判阶段的结构特征，并不能据此反对我们转换思路和角度，从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即从刑事诉讼案件流程的角度对刑事诉讼职能进行分类考察，而从纵向角度看，首先触及刑事案件的诉讼环节应当是侦查程序（不限于侦查职能），接下来才依次是控诉和审判程序。虽然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一样也具有诉讼特性，即侦查程序也是构造化的程序，但是侦查程序中的诉讼职能配置与审判阶段显然不同，在侦查程序中，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行使审判职能，但这里的审判职能不是一种实体性处罚职能，而带有程序性监督职能的特征，法院在侦查中的司法审查不是通过审理确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和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而是通过审查判断侦查机关对嫌疑人实施的强制性侦查行为是否适当，是否需要对公民提供司法救济。同时，检察院虽然也介入侦查，但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行使的并不是控诉职能，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的角色不是向法院并出庭支持控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而是制止犯罪、查明犯罪、保全证据、保全嫌疑人的人身，因此，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行使的是侦查职能而非控诉职能，检察官在侦查阶段的功能是侦查官而非控诉官。日本学者田口守一将检察官在诉讼中的权限分为四类：（1）侦查权限，这是具有警察官特点的功能；（2）提起公诉的权限，这是具有法官特点的功能；（3）提出证据、陈述意见等的权限，这是具有律师特点的功能；（4）指挥审判执行权限，这是具有矫正保护职员特点的功能。[12]可见，尽管检察官从侦查犯罪到执行刑罚，在所有刑事程序阶段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侦查程序阶段，检察院和检察官的权限主要是侦查权限而非控诉权限，行使的是类似警察官的侦查职能，而非司法官的控诉职能。因此，从侦查程序阶段来看，侦查职能、辩护职能和审判职能构成了支撑侦查程序运行的基本诉讼职能，侦查职能是一项独立的诉讼职能。

（二）控诉职能不能完全包容、吸收侦查职能。传统的“三职能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侦查只是为提起控诉作准备，因此，侦查职能不具有独立性，而只是控诉职能的从属或附庸。但是，我们认为，这一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在现代法治国家，侦查职能和控诉职能往往由检察院一力承担（警察机关只被视为检察院的辅助机关），从而出现主体重叠现象，但是主体重叠并不能抹煞两项诉讼职能在目的和内容上的相对独立性。具体而言，首先，从目的层面来看，侦查的目的并非是为公诉作准备，而是为了明确嫌疑的有无，进而决定与不。因此，侦查的目的相对于公诉具有独立性，“侦查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有否犯罪嫌疑，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是为了提起公诉而做准备。对于许多自白案件，为了不进行侦查活动、防御活动；对于重大案件和否认犯罪案件，开始时就以审判为前提展开侦查活动。在侦查时要考虑到决定、不与准备审判这两个方面，即侦查是具有两个目的的”。[13]既然侦查的目的并非为了控诉，那么就不能将侦查职能视为是控诉职能的附庸；既然侦查的目的具有独立性，那么作为这一目的的实现，侦查职能本身也应当是独立的；其次，从侦查程序的结构来看，侦查程序的结构独立于控诉程序。任何一个独立的系统都有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结构表示系统的构造，功能表示行为方式或作用，这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结构是系统的恒定方面，功能是系统结构的行为，结构决定功能，它是行为的载体。[14]因此，独立的结构必然拥有独立的功能。侦查程序与控诉程序虽然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但侦查程序作为一个由犯罪嫌疑人、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被害人等多种角色构成的相对封闭的制度化体系，仍然是一个独立、自治的程序结构，它拥有自己的独立的功能系统（这一功能系统由侦查职能、辩护职能、审判职能构成）。再次，从侦查职能的内容来看，侦查职能与控诉职能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控诉职能具体包涵以下权能：公诉的提起（或不）、公诉的支持、公诉的变更以及抗诉等。这些权能都与“诉权”相关，与控诉权本质上是一种“刑罚请求权”的特征是密不可分的。而侦查职能则包括以下权能：制止犯罪、查明犯罪、保全证据、保全犯罪嫌疑人等。从侦查职能的内容来看，只有保全证据、保全犯罪嫌疑人的功能带有为控诉作准备的性质，而制止犯罪、查明犯罪等功能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这与侦查权不完全是一项司法权，而带有行政权的性质和特征是分不开的。可见，无论是从目的层面上，还是权能内容上，侦查职能与控诉职能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控诉职能并不能完全包容、吸收侦查职能，侦查职能保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二、分化与整合：侦查职能的形成

在现代化理论看来，社会发展过程就是结构的进步性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过程，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系统形态之间一重要不同之处便在于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程度有异。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在于地方群体稳定化、流动空间有限化、职业分化比较简单以及低差异的“泛能化”。而现代工业社会的的内部分化极大，存在众多个体角色和组织角色，且每一角色往往形式一种功能甚至发挥多种功能。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府的重要特征即是社会结构中各种角色（包括个体角色与组织角色）高度分化与各自功能专一化，国家机器及其功能作为整体也相应高度分化，机构数量众多且功能各异。[15]诉讼制度的变迁和发展历程，本质上也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过程。历史地看，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正是诉讼功能和结构日渐分化、整合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诉讼的产生是社会冲突的结果。从历史上看，诉讼的功能即使在很原始的社会中也已经存在。有社会就会有纠纷，因为利益纷争引发的社会冲突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普遍的，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平息、消饵冲突与纷争。冲突的频繁发生，使在社会中以某种形式存在着的权力及其支配者们，认识到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一味地通过暴力是不可取的，为此就有了通过一定的社会制度来解决纠纷的必要。可以说，纠纷解决机制的孕育、产生，是社会自身为了防止分裂所具有的本能性自卫作用的体现。[16]人类社会制度史表明，社会冲突是普遍的，自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起，社会冲突便无所不在。在一定条件下，冲突的发生甚至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整合性的积极效果，而一个高度合作、高度一致的社会只会表现为一个“无生命”过程。 但是，频繁发生的冲突毕竟影响到人类社会存续发展所需的连续性和确定性，激烈的和暴力的冲突甚至会导致不可控制的混乱局面的产生，因此， “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合于生存的秩序形式。”[17]可以说，建立符合自身利益需要的秩序，是人类社会稳固统治地位和维持社会存续发展的理想方式和必由选择。

秩序的实现需要控制，人类社会对秩序的需求，促使人们自发地创设相应的社会解纷机制以化解和消除衍生自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纠纷。与人类社会的进化历程相联系，社会解纷机制的发展也经历了由野蛮到文明、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精细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社会公共权力厥如，社会控制能力低下，个人间的纠纷往往是由双方当事人以自决或和解的方式私自加以解决。从结构上分析，作为一种社会解纷机制，自决与和解都呈现出一种“两方组合”的结构形态特征。整个解纷机制直接由纠纷的双方当事人组合而成，纠纷的解决依赖于组合双方的交互作用包括使用暴力和妥协让步。然而，和解依赖于双方的交涉、合意而往往难以达成，自决又容易演变为弱肉强食的恶性循环，因此，随着社会控制能力的提升，社会力量必然介入纠纷的解决过程以引导和促进纠纷的解决，从调解到仲裁，直至诉讼的出现，社会力量对纠纷解决过程的介入不断深入和常态化，并最终实现了社会解纷机制由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过渡的历史性嬗变。社会力量对纠纷解决过程的介入导致社会解纷机制发生结构性变革，本由纠纷双方当事人组合而成的“两方组合”演化为由纠纷双方和由社会力量扮演的第三方共同组合而成的“三方组合”。这种结构分化为诉讼职能的分化、形成提供了空间条件。

诉讼自其产生以来便逐渐成为最常规也是最规范的社会解纷手段。诉讼是一种典型的“三方组合”，原、被告双方在诉讼中对抗求证，而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居于其间、踞于其上，被动听证、消极裁判。区别于调解和仲裁等其他“三方组合”机制，诉讼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形式性。诉讼对纠纷的解决是围绕查明事实真相而展开的，但这里所要查明的事实并不是“实质真实”，而是“形式真实”，即证据所显示的事实，查明真相的的手段也限于证明。诉讼查明真相的过程就是当事人提交证据与论证证据，法官评价证据和认定证据的过程；二是亲历性。由于诉讼的形式性特征，诉讼所查明的事实可能并非“实质真实”，而是“形式真实”，因此判决的公正性或者说合法性，就不能完全建立在结果的正确之上，而是建立在判决过程的公正性上。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让纠纷双方当事人亲身参与到判决的形成过程中来，在诉讼中给予当事人充分陈述己方意见的机会，从而促使当事人在判决结果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也能较为理性地接受判决的结果，从而在心理和行动层面上彻底解决纠纷。这就是季卫东先生所说的程序的“作茧自缚”效应。 诉讼的这一功能要求诉讼具有亲历性，即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原、被告双方应当亲身参与诉讼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彰显程序的这一功能，甚至强制当事人出庭参与诉讼。从诉讼的上述特征派生出了两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或原则：一是举证制度。由于诉讼的形式化特征，证据成为诉讼解决纠纷的关键和核心，由此规定一定的证据提交和论证制度，就是非常必要的；二是直接原则。由于诉讼的亲历性，原、被告双方应当亲自出庭参加诉讼，尤其是被告一方，由于可能成为判决的责任承担者，其出庭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效果均非常重要，从诉讼的历史形态来看，很早就有强制被告出庭的作法，而“审判应以被告人出庭为前提”的观念也一直延续至今。但是，证据需要调查、收集，而被告人的情况也有待查明。可以说，诉讼中的举证和强制被告人出庭，这正是侦查职能产生的最原始动机。

但是，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社会关系较为简单，纠纷解决技术也不复杂，因此诉讼形态的结构和功能较为单一，表现在：民、刑事诉讼基本不分，都适用同一诉讼形式——弹劾式诉讼模式，这是诉讼功能单一、泛化的表现。在早期的弹劾式诉讼模式下，“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极为相近，受到追诉的人与其对手应当处于平等地位，在不持偏见的裁判者面前，对问题进行争论，而裁判员所纪录的仅仅是争议的结果。”[18]弹劾式诉讼结构和功能的泛化使得刑事诉讼的进行带有强烈的自力救济的特征，一方面，诉讼的启动完全由私人决定。在弹劾式诉讼模式中，“追诉经‘提出控诉’而发动。控诉人指控对方当事人犯罪，并向公共权力机关提出受理诉讼之请求。最初时期，控诉权唯一属于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诉讼与纯私法性质的争议没有很大的区别。”[19]另一方面，诉讼的进展完全由控诉人主导， “提出控诉（对控诉人）也包含着严重后果的危险，它将迫使（控诉人）采取追诉行动，并且迫使当事人承担进行诉讼所引起的物质上、法律上与金钱上的责任。”在弹劾式诉讼模式下，不仅举证之责由控诉人负担，连保证被告人到场的责任也是由控诉人承担。例如在古罗马诉讼中，原告不但负担举证责任，同时必须保证被告人到场。 “在法定诉讼中，诉讼的主动权在当事人而不在法官。法官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纯系机械地按法律规定办事，类似一个证人。有关传唤和执行等诉讼事务，仍由当事人自行办理，可见自力救济在当时仍占重要地位，新兴的罗马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以公力救济为指导思想的完备的诉讼制度。”根据罗马《十二铜表法》的规定，如果原告（actor）欲对被告（reus），应亲自向被告传唤。《十二铜表法》规定，原告一般可于公共场所，用法定语言通知被告在诉讼日到法官前进行诉讼，被告应即遵从原告的要求。如果被告拒绝，原告得请第三人作证，牵之同往。若被告企图逃避，原告有权施以强力，扭之前去。但若被告因年老或有病不能行走的，原告应备车马，供其乘骑。由于传唤的手续较为粗暴，故因被告的地位或原被告间的关系，判例规定，市民对长官、卑亲属对尊亲属、解放自由人对恩主以及祭祀在举行祭典和男女在举行婚礼时都禁止使用。[20]可见，在早期的弹劾式诉讼中，收集证据、强制被告人到庭等“侦查”活动都是由作为私人的控诉人来承担的，带有自力救济的性质。但是，在这个时期，很难说有独立的侦查职能存在，因为诉讼结构和功能的单一化或者说“泛化”，导致刑、民事诉讼不分，都采用的是私诉的形式，没有独立的侦查或控诉程序，所谓诉讼就是指审判程序，举证和保证被告人到场，都是审判的前期准备，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因此不存在独立、完整的侦查职能。

在我们看来，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依赖于两项条件：一是诉讼形态的分离，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制度在结构和功能上发生分离，独立的以国家承担追诉职能为基础刑事诉讼制度与私人告诉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分离开来，并在结构组合和机制运行上呈现出较大差异。诉讼形态的分离是侦查职能形成的前提之一，因为只有在刑事诉讼中，侦查的重要性才会凸显出来，才有分化、形成独立的侦查程序结构和功能的必要。从历史上看，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到奴隶社会后期、封建社会初期，纠纷解决技术的复杂性已经大为增长，对于一些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行为来说，案件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私人所能掌控的范围，由受害人承担收集证据和保证被告到庭的责任越来越不现实，如果继续沿用原始的自力救济式的司法方式，就将放任大量的犯罪行为不受追究，而这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无疑是相当巨大的。对于一个统治形式日趋成熟、正企图全面介入、控制社会生活的社会形态——封建制社会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封建国家逐渐接替受害人而承担起追究犯罪的责任，“大量刑事行为不受惩罚这一事实，促使国家权力恍然省悟到追究犯罪不仅要受害人参与，国家本身也有责任参与”，[21]因此，“公共权力自行负起对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追查的责任，并且按照具有强制性的规则，组织专门的公共机构对此种行为实行制裁。”[22]国家取代受害人成为追究犯罪的主体后，收集证据以供举证以及保证被告人到庭的责任页转而由国家专门机关承担。从历史上看，在罗马后期，随着非常程序已经成为实行公力救济的比较完备的诉讼制度。在优帝一世时，传唤已经全由法院办理。可见，诉讼形态发生分离的原因是由于刑事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以及国家追究犯罪的必要性，使得采用刑、民合一的诉讼形式不再适用，而必须发展独立的、适合于国家追究犯罪的诉讼形态，在这一新的诉讼形态中，诉讼不仅表现为审判程序，审判前的查明案情、查获证据和嫌疑人等准备性活动也得到重视，这些准备性活动即“侦查”活动对后续的审判起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显然，诉讼形态的分离为侦查职能形成提供了功能前提。

但是，仅仅实现了诉讼形态的分离并不就意味着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在封建纠问式诉讼模式下，刑事司法权在国有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权力的集中化，受封建集权思想的影响，纠问式诉讼模式将侦查、控诉的权力完全交与法官行使，由于法官本已承担着审判权能，这就造成法官集侦查、控诉与审判权于一身的司法集权现象。“在今天看来，纠问式程序的功绩在于使人们认识到追究犯罪并非受害人的私事，而是国家的职责。其严重错误则在于将追究犯罪的任务交给法官，从而使法官与当事人合为一体。如果说此前的控告程序依循的是‘没有人告状，就没有法官’，此时根据纠问程序的本质，则允许在没人控告的情况下，由法官‘依职权’干预。”[23]纠问式程序的特点是“任何法官都是检察官”，只要受害当事人向审判法院提起控告，即可以直接受理案件，并可以开始进行调查，以确保法官能够查明事实真相。[24]在纠问式程序中，由于法官即侦查、控诉和审判权于一身，法官的诉讼行为和诉讼职能出现全然混淆的模糊状态，难以清楚地界分侦查职能、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的内容。因此，在纠问式诉讼模式下，尽管诉讼形态得到区分，但是由于诉讼职能的混淆却抹煞了独立、完整的侦查职能产生的可能。显然，侦查职能的形成还依赖于诉讼职能的区分，诉讼职能区分是侦查职能得以形成的第二项条件，只有在实现了诉讼职能分化即控诉职能与审判职能分离的诉讼架构下，才有侦查职能形成的空间条件。

从时间维度看，诉讼职能的区分是在近代控辩式诉讼模式普遍确立后才最终得以实现的。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权力分离理念为基础的控辩式诉讼模式全面取代了集权的封建纠问式诉讼模式，国家专门设立检察院来承担控诉职能，从而使法官和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发生了分离，形成了控诉和审判两项不同的诉讼职能。由此，控诉职能成为一种主动性、攻击性职能，与被告人的辩护职能形成平等对抗的局面，而审判职能则成为一种消极性职能，法官在控辩双方对抗求证的基础上，中立听审、居中裁判。这样就在刑事诉讼的审判阶段形成了一个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诉讼职能的区分在使控诉职能与审判职能产生分化的同时，也使侦查职能从审判职能中分离出来，加速了侦查职能的独立、分化、形成。但是，早期的控辩式诉讼的重心在审判阶段，因此，审判前的侦查带有较强的公诉准备性质，这就使得侦查职能完全为控诉职能所包容、吸收，导致侦控职能的合一，检察院成为专门承担侦控职能的诉讼主体，检察院不仅在审判阶段承担控诉职能，而且在侦查阶段专司侦查之责。因此，尽管实现了诉讼职能区分，侦查职能仍未能完全独立。随着刑事诉讼领域分权思想和人权保障观念的深入发展，刑事诉讼程序结构和功能分化的趋势日渐加剧。出于更为周密地保障公民人权的考虑，要求刑事司法权的进一步分立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结构和功能更加细化，刑事诉讼在案件流程上逐渐分化为三个主要的程序阶段：侦查、控诉和审判，传统的审判中心主义逐渐过渡为诉讼阶段论，刑事诉讼各个程序、阶段的结构和功能独立性增强，侦查程序的独立性开始凸显。在传统的审判中心主义下，检察官集控诉和侦查职能于一身，同时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和控诉，但是随着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侦查的技术化、专业化要求加剧，由检察官进行侦查渐感吃力，“由此产生了一种观念，即司法机构应当增添一个与之合作的监视机构，这样就能防止犯罪和更容易拘捕到犯罪者。公安和司法应当是同一程序的两个互补行动，公安保障‘社会对每个人的行动’，司法保障‘个人反对社会的权利’。这样，任何犯罪都将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受到十分确定的惩罚。”[25]正是为辅助检察官行使侦查权，各国开始成立专门的侦查机构——现代警察机关。虽然目前，人们对警察产生的时间尚无统一意见。不过，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时，国家就已经有了对警察职能的需要。例如，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王国就有了同时负责对外作战和对内维护治安的“警察”部队。但是，早期的“警察”组织并非专门的侦查机构，而是大多以军队形式出现的非专业化组织，因此，与现代警察机关的要求相距甚远。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加速了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都市犯罪活动的剧增。面对大批的累犯和惯犯，封建社会那种非专业化的犯罪侦查体制便显得力不从心了。社会发展需要建立专业化的犯罪侦查队伍，并采取积极主动的侦查行动。这样，专业化的现代警察机关开始出现。在法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治后，原来以法官为中心的纠问式侦查机制逐渐废除，法官逐渐将侦查职能交给了检察官和司法警察，后来警察中的侦查人员又形成了犯罪的主要力量。[26]在英国，19世纪以前，刑事法律的执行大多是公民个人的责任，并以私人的名义执行。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提起刑事指控是由犯罪被害人承担。被害人在调查过程中可以得到治安法官的帮助，治安法官可以签发搜查证和在搜查被怀疑藏有偷窃物品的房屋时在场。地方各类警察由城镇或由私人安排支付薪俸。当时没有全国性的有组织的警察部队，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负责协调侦查犯罪和犯罪的中央集权的司法部。经过19世纪，治安法官逐渐地不再直接介入对犯罪的调查，警察机关开始沿着有组织的方式建立，并且警察机关慢慢地接管了侦查犯罪和犯罪的双重职责。[27]警察机关的出现反映了侦查专业化、技术化的趋势，同时也带来了刑事诉讼结构的调整、变化，由于警察机关在侦查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渐成为“一线侦查机关”或实质上的侦查机关，而检察机关则逐渐退居为“二线侦查机关”，成为形式上的侦查机关。这样，侦查程序实际上就成为主要由警察机关主持进行的独立程序，这就标志着独立、完整的侦查职能的正式形成。

三、制裁与保全：侦查职能的内容

从性质上分析，侦查权并非完全的司法权，而是带有行政权的部分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侦查权并不完全是一项被动性权力，侦查也不表现为一个应申请而活动的被动反应过程，即一定要先有犯罪行为发生，才有侦查的介入，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如遭遇现行犯时，侦查行为与犯罪行为是同步进行的，侦查的作用在于预防、制止犯罪，这时侦查的功能就不完全是司法性质的，而是带有排除危险、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行政的特征。同时，侦查机关在侦查中也不是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应当事人的申请而作出裁判，而是作为一方当事人积极参与案件的调查活动。 侦查权的这种双重性质，反映在侦查职能的内容上，就是侦查职能中既有司法性职能，如侦查的查明功能和保全功能；同时也具有行政，如侦查的预防功能。

（一）制止职能。制止职能是指在现行犯罪的情形下，侦查机关负有及时制止犯罪，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功能。一般情形下，侦查具有滞后性，总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侦查机关获知犯罪消息后，才能进行侦查。但有时，侦查机关获知犯罪消息的时间与犯罪行为的发生时间是同步的，如在现行犯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与犯罪行为就是同时进行的，在这时，侦查的首要功能便是制止犯罪的继续发生、阻止犯罪造成严重后果。《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118条规定，侦查机关负有义务采取为预防和制止犯罪所必需的各种措施。《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55条也规定：“司法警察应当侦查包括主动侦查犯罪，阻止犯罪造成严重的后果，搜寻作案者，为保护证据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且收集其他可能有助于刑事法律适用的材料。”制止功能是侦查职能行政性特征的重要表现，因为排除危险，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被视为是典型的秩序行政功能。 从原理上说，既然制止职能具有行政性特征，那么根据职权分开原则，似乎就不应由司法警察来承担，而应由行政警察来承担，但是，原则总有例外，“犯罪的现行性质具有引起‘职权分开原则’之例外情形的效果，”[28]也使制止犯罪这一行政性职能具有了司法的性质。总的来看，侦查制止犯罪的职能只能适用于现行犯罪。所谓所谓现行犯罪，法律上包括三种情形：[29]一是“当时正在实行”的犯罪，即犯罪当时正在实行过程之中，还没有实施完毕；二是“刚刚实行”的犯罪，即犯罪的实行行为已经终了，但也仅仅是“终了”这一时刻上，即终了的时间仅仅连接行为完毕的最后界限上。现行犯本来的含义是指“正在燃烧的犯罪”（flagrante delicto），“刚刚实行”的犯罪，指虽然犯罪已经停止燃烧，但炭灰（犯罪的痕迹）还是热的，或者还在冒烟，或火焰正在熄灭过程中。[30]对此，按照我们的理解，主要是指犯罪行为虽然实行终了，但犯罪结果尚未发生，或者犯罪结果仍在持续发生的犯罪，即刑法理论上所称的“结果犯”和“状态犯”。 三是“被视为现行”的犯罪，即在实行犯罪之后很短的时间内，犯罪嫌疑人因公众呼喊而受到追捕，或者发现犯罪嫌疑人持有作案之物，或者带有犯罪迹象或痕迹，据此可以认定其参加了某种犯罪的情形。对于现行犯罪的第一种情形即“当时正在实行”的犯罪，侦查的职能在于阻止犯罪的继续实行、使犯罪终结在未遂状态；而对于现行犯罪的其他两种情形即“刚刚实行”的犯罪和“被视为现行”的犯罪，侦查的职能则是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阻止犯罪造成严重后果。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构成现行犯罪的要件，主要是犯罪实行的时间，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外部表现”标准，也称为“视觉”标准，即仅在具有警察可以从外部确认的、可以使人相信存在某种违法行为的表面迹象并由此表明存在犯罪时，才能构成现行犯罪。据此，一般的情况，或者匿名的告发，并不足以证明发生了现行犯罪案件；与此相反，如果某人表现出企图逃避警察注视的行为、举动，某一告发得到行政部门进行监视交易的行动的证实，以及由真正的或可能的受害人进行的告发，则可能是表明存在现行犯罪行为的外部迹象，例如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汽车内发现明显的武器，就属于这种情形。[31]对此，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在一起警察对酒后驾车者无证逮捕的案件中指出：“警察有权逮捕任何明显犯罪的人；因此只要警察觉得某人由于喝酒而不会适合驾驶，即使以后发现其并未犯罪，警察的行为也是合法的……这项法律涉及在这个国家适用道路交通的女王陛下全体臣民的安全，因此任何由于喝酒而不适驾驶的人不得在道路上开车就成了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大事，而警察应该有权制止这样的人继续驾驶。做到这一点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当即逮捕这样的人。只要警察在场，我们即须立即行动。必须用案发当时他们感觉到的事实，而不是用事后的情况分析来判明警察是否在依法办事，不能仅仅因为陪审团后来开释司机就谴责警察的行为。”[32]因此，在判断是否构成现行犯罪时，侦查机关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查明职能。查明职能是指侦查负有判明是否发生了犯罪、以及犯罪的行为人及行为人之责任包括犯罪之性质与轻重的功能。在法国，侦查直接被定义为查明案件的行为或活动。“侦查（information，也称‘正式侦查’）是指，在决定是否将犯罪嫌疑人提交审判法庭进行审判之前，由预审法官受理案件并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enquete）”。[33]《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245条（侦查之目的及范围）也规定：“一、侦查系指为调查犯罪是否存在、确定其行为及行为人之责任，以及发现犯罪及收集证据，以便就是否提出控诉作出决定而采取指一切措施之总体。”具体而言，侦查的查明职能，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判明是否发生了犯罪。犯罪行为的发生，是侦查行为启动的前提，因此，查明职能要求侦查机关接获犯罪消息后，首先应当判明是否发生了犯罪。在实践中，侦查机关获知犯罪消息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通过检验非正常尸体、接受告诉、告发、请求或自首等发现犯罪，也可以通过报纸、杂志及其它出版物的报道、投涵、密告、谣传等广泛的社会途径获悉犯罪消息并展开侦查。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展开侦查，首要任务都是判明是否确有犯罪行为发生；二是查明犯罪行为人的身份。根据对象，侦查的启动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对事侦查”，即已经知悉犯罪行为人的身份，侦查的目的在于查明案件事实，包括犯罪的性质和轻重；另一种则是“对人侦查”，即案件事实已经明确，但行为人的身份尚不明确，还有待通过侦查予以揭示。与专制国家普遍采用“连坐”“株连”不同的是，现代法治国家在刑事责任的追究上实行“罪责自负”原则，因犯罪引发的刑事责任只能由犯罪者本人来承担，不能处罚那些与犯罪人仅有亲属、朋友、邻居等关系但并没有参与犯罪的人，因此追究犯罪责任的必要前提之一就是必须明确行为的责任人，也就是本案的被告人。“对人侦查”的目的就是通过侦查活动揭露隐藏在罪案背后的行为责任人，将其从幕后推向台前，并最终将其送上被告席；三是查明犯罪的性质和轻重。除了“罪责自负”原则之外，“罪刑相当”或者说“罪刑相适应”也是现代刑事司法的重要原则，它要求对犯罪人判处的刑罚与犯罪人的行为之间保持一种客观的对称性，刑罚的性质和轻重应当与犯罪的性质和轻重相适应。因此，要公正司法、正确定罪量刑，必须展开“对事侦查”明确犯罪的性质和轻重，以便于审判机关作出与之相适应的刑罚判决。

刑事侦查范文第4篇

关键词：催眠侦查催眠者催眠状态侦查人员摄心术角色属性催眠原则催眠过程催眠技巧注意问题数字法催眠作用

引言：

随着侦查环境进入变动交替时代，侦查人员应致力拓展侦查思维，发展侦查方式，为我国犯罪侦查注入新的侦查观念。催眠侦查作为新的一种侦查方式，有利于发展案件侦查的线索、勾画出犯罪现场原貌、重现犯罪现场、协助发展侦查方向。

当前，我国社会环境随着民主改革日益提高，法律制度日益完善之际，人权保障愈发受到重视，影响所及势必使打击犯罪的侦查工作备受掣肘，作为警察将陷于维护治安和保障人权的两难之间。因此，为避免侦查人员在侦查案件发现事实的职责下身陷法网，在侦查环境的变动交替时代，侦查人员应致力拓展侦查思维，发展侦查方式，为我国犯罪侦查注入新的侦查观念。

在我国，当犯罪发生以后，侦查机关对犯罪案件的认知，除了部分案件由侦查人员主动发现外，大部分均来自目击证人或被害人的供述。而一般目击证人因认知上的偏见或掺杂个人的臆测或扭曲，时常导致不正确的证词出现，如有利害关系更容易造成说谎；被害人易因惊吓造成精神创伤，导致回忆困难或不愿再回忆不愉快的犯罪案件；再则受时间推移的影响，被害人和目击证人会遗忘曾经经历过的事件细节，更容易受到他人的暗示，意见的影响，从而导致供述的正确性发生变化，使侦查人员无法确实了解犯罪过程，掌握案情，进而使侦查方向发生错误，陷于迷雾之中，无法突破案情。然而，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频繁发生，在国外，诸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在犯罪侦查过程中，如果遇到侦查陷入困境，无法顺利破获案件时，便使用催眠技术协助发展侦查线索，为侦查犯罪提供相关参考。

催眠侦查作为新的一种侦查方式，使始于1962年美国催眠学家Bryan和Arons的大力倡导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侦查方式。它以催眠术来破获案件，基于心理学理论，利用心理学上的技巧，通过催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人或目击证人，应道受测者放松心情，减低其潜在压力，痛苦与恐惧，使其集中潜意识，正确回忆其曾经经历或见闻过而存储于潜意识之下的事实，发展有利于侦查的线索，勾画出犯罪现场原貌，重现犯罪现场，协助发展侦查方向的新型侦查方式。

1976年7月美国桥奇拉州发生二十六名学生和司机被蒙面歹徒绑架。被绑架的学生和司机随即被歹徒埋到该州以采石场地下。其中司机和两名年纪较大的学生挖掘出地面顺利逃出。该名司机在正常状况下被询问，但其回忆并不完全，警方无法得到有利信息，随将此案置隔起来。后来美国联邦调查局接管此案，鉴于司机曾看过歹徒货车车牌的两个号码，因此考虑运用催眠。司机经过检查，符合催眠条件。司机于是被催眠到一种普通的催眠状态下，以年龄倒退法把时光倒退到绑架的当日下午而，利用心像屏幕控制回忆状况。在催眠过程中，除了歹徒车牌的一个数字外，司机成功回忆出全部过程及车号，美国警方随即破获了这起举世著名的桥奇拉绑架案。在1986年美国田纳西州法院审判BradlleyCounty持枪抢劫和二级谋杀案，1987年美国堪萨斯州法院审判FrankRock故意杀人案和1988年美国北达科他州联邦法院审判一场肇事案件中，均不同程度的采用催眠证人的回忆当作证据。由此可见，催眠运用于司法方面最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运用在侦查或收集证据方面，这仅仅是利用催眠获得证人的回忆资料，协助犯罪侦查；第二个目的是使用催眠证人的回忆当作法庭上的证据，为法院审判提供资料。

侦查催眠运用催眠年龄倒退的技巧，使被催眠者重新体验过去某一时间曾发生的事件，以增强记忆的方法。因被催眠者在催眠过程中的反应为一系列顺从行为，需要催眠者与被催眠者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因此，依据催眠原理，适合侦查催眠的对象是证人或被害人，而非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此要实现高质量的侦查催眠，就需要深入了解进行侦查催眠应遵循的原则、侦查催眠的方法与过程、侦查催眠的技巧以及在侦查催眠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进行催眠侦查应遵循的相关原则

为了保证催眠的公正合法性，侦查人员和催眠者必须遵循特定的原则。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结合英国内政部及美国联邦侦查机关制定的关于侦查催眠原则，提出以下几点，用来作为我国进行催眠侦查时的参考。

1、接受催眠的对象是自愿参加，不受任何干涉或胁迫。

2、接受催眠的对象只能是被害人或目击证人，而不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3、催眠师必须是催眠经验丰富的合格精神医师或心理医师。

4、侦查人员只能对催眠者提供案件的最基本资料。

5、侦查人员不能担任侦查案件的催眠师。

6、催眠师本人或他的近亲属与本案或本案的当事人没有某种利害关系。

7、被催眠者应当在催眠前对催眠者叙述他所知事实，并记录在案。

8、在催眠实施时，应该对催眠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9、在催眠过程中，至少有两名侦查人员参与，保证催眠的合法性。

10、催眠所得结论的价值性与证据性均须有相关的证据得以最终证明。11、为保证催眠侦查的真实可靠性和公正合法性，催眠侦查的录音录像资料应交予相关机关进行鉴定。

二、催眠侦查的方法与过程

催眠通常是指两个人之间许多内外在过程中的一种互动。这些过程是彼此互不独立的存在，包括选择性的注意力、想象力、顺从、角色属性、扮演及放松、暗示的感受等。而暗示则为催眠的重心，暗示就是催眠者给予被催眠者一个观念，而被催眠者会有一种强迫，自动性质的反应。由于暗示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个观念，其它的观念就自然的受到抑制，而成为精神统一的状态，接着就发生和这种观念一致的身体运动，而只要有这些微微运动的方式，自然会产生一种运动强化的交互作用，如果在加以适当诱导，观念运动更容易激烈，更容易接受暗示，从而使被催眠者进入催眠状态。

在心理学中，将催眠状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催眠状态为轻度状态。催眠诱导法中，最确实容易的方法就是利用“观念运动”。观念运动就是使暗示表现在身体的运动。简单的观念运动暗示就是手臂的上升，另一观念运动的暗示使姿势的摇动。观念运动一发生，就标志着被催眠者进入轻度催眠状态。第二阶段催眠状态为中度状态。它是观念运动暗示与改变身体知觉的意识即改变观念知暗示相结合，使身体的某些生理反应发生变化，如心脏跳动速率的变化。第三阶段催眠状态为深度状态。这种暗示直接改变人当时的感受，致使人觉得时间不是过的很快就是很慢，甚至于遗忘。有关侦查的催眠便是运用催眠过程中这一年龄退化暗示，即暗示被催眠者重新回到过去曾经历过的那一时光，让他再次体验该事件的感受，从头到尾向侦查人员叙述整个发生的过程。由此依据催眠理论的方法与过程，可将侦查催眠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与被催眠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阶段。这是进行侦查催眠的基础。为了缓和被催眠者的焦虑和消除催眠过程中的神秘性，应在催眠进行前预演催眠时要做的步骤，并提供被催眠者一些有关遗忘的原因和恢复记忆可能性的简单解释。

第二阶段：侦查催眠的准备阶段。这是进行侦查催眠的必要前提。这一阶段要求催眠实施者与侦查人员知晓基本犯罪资料，用以了解案情，同时也需要了解做侦查催眠的整个背景及受催眠者的身体状况，包括是否有脑部损伤，听觉是否损害，是否有精神方面症状等问题，决定是否需要有特别的诊断。其次考虑催眠环境、地点、时间是否适当，尽量避免影响被催眠者的情绪。

第三阶段：诱导式催眠逐步向深度催眠状态加强阶段。这一阶段是催眠者令被催眠者进入轻度催眠状态后，应逐步强化对被催眠者的暗示程度，加强受测者的身体感受性。这一阶段是侦查催眠过程中的重要阶段，直接关系到催眠侦查能否成功。因此需要催眠者把握好深化技巧，典型的深化技巧有：从十倒数到零的倒数法，意念运动法如使被催眠者感受手臂漂浮在空中、身体失重等，以及心像暗示法包括使被催眠者想象高山、沙滩、城市等。

第四阶段：导出案件相关资料阶段。为了帮助被催眠者恢复记忆，应确定犯罪现场和时间的变向。为了配合被催眠者回忆的步调，通常使用自由的诱导指令。在这一阶段应运用警方相关专家对被催眠者的描述加以描绘，便于取得最佳效果。

第五阶段：解除催眠作用阶段。通过催眠者诱导被使催眠者的情绪逐渐平静，放松及恢复正常。帮助被催眠者清醒的方法有数数字法或催眠者自己的诱导方式。待被催眠者完全清醒后，催眠者应回答被催眠者提出的相关问题。

三、催眠侦查中的相关技巧

（一）、放松技巧：在许多诱导程序中，通过结合各种松弛技巧的方式（如重复暗示放松、镇静、平静等)来获得最佳效果。然后再暗示身体不同部位出现有沉重感觉(如四肢无力、模糊、疲倦等）。在侦查催眠过程中，放松与沉重的暗示必须很缓慢的进行。在暗示被催眠者身体的各个部分放松或沉重前，须有技巧性的暂停。这种方法不仅在时间上允许被催眠者对暗示内容的了解与融入外，也能使被催眠者充分发挥想象力看到所暗示的影像。因此，在放松暗示阶段需要有技巧性的停顿，稍做暂停后立刻变换另一暗示。将其切分成多个短节奏的拍子，并进行匀整和谐的变换，是催眠的重要秘诀之一。

（二）、沉重手臂暗示技巧：在放松之后，通常使用“沉重手臂”的暗示。这种暗示经常当作催眠深度的指标。在标准的催眠技巧中催眠者通常对被催眠者进行重复的手臂沉重暗示。这个暗示很巧妙地把手臂沉重和进入更深层次的催眠状态结合在一起。

（三）、深化催眠技巧：如果被催眠者必须要有某种较长时间保持催眠状态，应该使用深化催眠技巧。这种技巧与放松技巧大致相同，一般使用从十到零倒数法。

刑事侦查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刑事侦查；刑事技术；科学技术

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人、财、物的流动性不断增强，给刑事案件的侦查提增加了难度，使刑事犯罪形势日益严峻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违法犯罪，刑事犯罪呈现出智能化与高科技化的特点，刑事案件的侦查难度提高，为了对刑事案件进行及时侦破，需要在刑事侦查阶段充分利用现有的刑事技术，将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进行有效的衔接与配合，为刑事案件的侦破提供技术保障。

1 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概述

刑事技术也称物证技术，是公安、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收集、分析、检验和鉴定与犯罪活动有关的各种物证材料，为侦查、、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专门性技术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刑事案件侦查中的证据获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将刑事技术真正应用于刑事侦查的各个环节，推动刑事侦查人员由技术型向科技型的转化，持续增加控制、发现、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促进刑侦改革[1]。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有利于适应新时代犯罪形势的新特点。现阶段我国的刑侦工作中，侦查员和技术员因为工作地位的不同，所以导致各自负责的工作对象不同，工作对象的不同又影响了各自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导致衔接配合出现分离脱节现象。

2 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表现

2.1 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现场勘查阶段的衔接配合

现场勘查是刑事侦查的首要环节，在原有的侦查工作跟踪，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各司其职”，某些侦查人员认为现场勘查是技术员的事和自己无关，积极性不高；某些技术员证据意识不足，过于崇尚理论，就现场看现场，就痕迹论痕迹，导致技术分析无法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现场勘查沦为形式，导致现场勘查工作与侦查工作脱节。

为了提高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侦查人员与技术人员应转变观念，双方共同承担起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访问工作，打破原来的双方只是各自负责自己的工作，不能进行有效交流的尴尬局面，实现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双赢[2]。

2.2 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审查询问阶段的衔接配合

审查询问时“侦”与“审”的统一，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在当前刑事案件的侦查模式中，侦查人员负责审查询问，技术人员主要负责现场勘查很少参与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询问，导致侦查人员只能就案论案，工作粗糙，缺乏确凿的证据，容易使审查询问工作陷入僵局；为了实现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审查询问阶段的衔接配合，应在审查询问前，技术人员和侦查人员共同制定询问计划，使技术人员参与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询问，技术人员从技术角度进行询问有利于反思和解决现场勘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也有利于最大程度挖掘罪行，确保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能够完整展现出来，方便依法量刑。

2.3 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阶段的衔接和配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人、财、物的流动性不断增加，继续采用原有的摸底排队、调查访问的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犯罪特点，跨区域犯罪、多种多样的犯罪方式为案件的侦破增加了难度。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应在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阶段的衔接和配合，充分利用犯罪痕迹物证以及各种信息，及时将技术资料送达技术部门，及时认定犯罪嫌疑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发现嫌疑人，建立指纹识别系统，充分利用DNA、声纹、笔迹等鉴定方式，使犯罪分子无处遁形。

3 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前景展望

人是各项活动中最活跃和最重要的要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有利于各项活动效率的提高。在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工作需要人来完成，应充分发挥侦查员和技术员的主观能动，提高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工作的工作水平。应定期开展专门的技术培训和交流，使侦查员与技术员的业务知识融会贯通，拓宽业务面。努力使侦查人员技术化，技术人员专门化，侦查员应熟练掌握常规的现场勘查技术，及时发现物证，能对物证进行有效地提取、包装、运送、保全，了解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的实际应用情况，以便在详细占有现场资料的前提下与技术人员进行交流，并对案件的侦查范方向和侦查范围作出确定，侦查人员应保证高度的证据意识，以便提醒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物证的提取，侦查人员的技术化有利于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的有效应用；技术人员也应具备侦查意识，将侦查意识和思维应用于刑事案件物证的勘查，将现场勘查的完整情况及时反馈给侦查人员，及时对侦查人员发现的案件可疑情况进行技术分析，使技术分析更加准确，全面，有利于刑事案件明确侦查方向、缩小侦查范围，为刑事案件的侦破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3]。

刑事技术部门应直接参与案件的侦查办案中，真正实现技术与侦查的接轨。基层侦查部门的侦查员与技术员的划分相对模糊，侦查员与技术员被统称为侦查员，基层侦查技术部门在案件侦查中应立足实际，不能严格按照专业化的角度进行技术分析，避免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技术人员不应只是参与案情分析会，应允许技术人员参与后续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去，有利于技术人员拓宽思路，及时对案件作出科学合理的技术分析，为案件的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的确定提供技术指导意见；技术人员参与案件侦查工作，实现理论知识与实际侦查的有效结合，提高技术人员的实战能力，有利于技术人员专业素质的提升。

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科学技术的更新速度加快，应及时引进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技术设备，保持刑事技术的先进性，针对新形势下的犯罪特点，制定出可行性的预见方案，以其有效打击智能化、高科技犯罪；应定期对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培训，使其专业知识水平适应技术更新的变化；为了实现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配合，各地区的侦查部门应积极交流经验，使各区域的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工作水平的总体提高[4]。

4 结语

高科技犯罪猖獗，传统的侦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案件侦查的需要，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是时代条件变化下刑事侦查工作转型的必然；切实开展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工作，有利于降低案件侦查成本，缩短案件侦查时间，提高案件侦查效率；现阶段我国的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工作面临诸多挑战，需要立足实际，坚持技术和管理的双重创新，不断提高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工作的工作水平，及时侦查案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宝字，贾牧樵，李玮琳等.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8，20（2）：60-62.

[2] 陈明平，曾辉.浅议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衔接[J].才智，2014，（21）：233-233.

[3] 王方林.以信息化推动基层刑事技术工作转型升级――以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区分局为例[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4，（6）：85-87.

[4] 韩均良.刑事侦查工作的现状及前瞻[J].河南社会科学，2002，10（3）：34-36.

作者简介

刑事侦查范文第6篇

关键词：刑事侦查 刑事技术 痕迹检验

刑事技术，亦称刑事科学技术，是一门以发现、揭露和证实各类犯罪活动为目标的专业，是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发现、记录、提取、识别和鉴定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物证、书证，为侦查、、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各种专门技术的总称。刑事技术检验是刑事侦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侦查活动的一项重要措施。 只有在刑事技术渗透到刑事侦查各个环节中去时，才能真正转化为物质力量，使侦查人员由单纯的体力型向科技型转化，使在刑事办案中获取的各类物证更具价值性和证据性，对犯罪分子的认定作用和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

一、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必要性

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刑事侦查破案的主要目的，但在传统的侦查模式中，单纯依靠摸底排队、调查访问的做法已无法适应当前刑事案件的发案特点。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地区间不平衡和人、财、物大流动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外来流窜犯罪已呈逐年上升趋势，典型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都是外地人。且以侵财型、跨省地市、系列型为主要特征。犯罪分子异地作案、异地住宿、异地销赃，团伙作案、时分时合、交叉结伙，手段多样，对侦查破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侦查部门要想有效地遏制其扩张恶化，必须更新观念，转变机制，紧密依靠刑事技术中的科学技术力量。

技术部门要及时将含有现场（时间和空间）信息、手段特点、物证资料等串并汇总材料传递给侦查部门，便于侦查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去发现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及时消化案件信息，将有关信息传递到特情耳目，利用高科技手段侦控，并及时进行阵地控制等，当发现嫌疑人员时，应及时将刑事资料送技术部门查对，便于及时认定犯罪嫌疑人，从而在调查审讯中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二、刑事技术在实战案例中的应用

除自然现象或意外事故外，任何事件现场都是事件行为人活动作用的结果，案件现场上遗留的痕迹物证，反映了行为人的行为动机、行为目的和活动的情况。下面就是通过刑事技术和痕迹检验破获的一起案件。

2015年3月份，绥滨辖区内连续发生3起暴力破锁技术理论开锁案件。由于案件特殊性，技术人员利用现场勘查系统与萝北县2起手段一样的案件串并，两地警方利用该信息筛选出有重要价值线索，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为佳木斯市居民张某，将张某及同伙3人抓获后破获这5起案件。2015年1至5月份，辖区内发生9起爬楼入室盗窃案件，技术人员和侦查人员利用信息研判手段及现场痕迹物证分析，认定8起案件一人所为并可以串并，破获案件后，利用串并案件依据让犯罪嫌疑人如实交待了犯罪行为。

在此类案件中可以看出刑事科学技术可以为确定案件性质提供科学依据，分析案情提供线索，为认定嫌疑人提供重要证据，为串并案件提供科学依据，刑事技术的运用使得刑事案件侦破工作的效率和准确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因而更好地发挥和运用刑事科学技术，就能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最终被绳之以法。

三、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的重要意义

以现代科技对付现代犯罪，应是刑事侦查破案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缩短破案时间的制胜捷径。当前，在全国各级公安机关逐步建立起了指纹自动识别系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这一系统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破案力。2015年全年利用现场指纹直接比中犯罪嫌疑人破案3起，带破案件4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人。此外，DNA检验鉴定、声纹鉴定、笔迹鉴定等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更使公安机关破案如虎添翼。2015年上半年利用DNA检验技术比中犯罪嫌疑人破获2起抢劫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人。相信随着21世纪科技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应用到公安工作中来。

刑事技术出现是必然的，其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以及刑事侦查的需要，它在案件的侦破以及案件的审理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利用刑事技术我们不但可以确立案件的性质，还可以最大限度的分析嫌疑人作案范围和作案动机，只有重视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重要性，才能是我们的工作更有针对性、时效性和主动性。

刑事侦查范文第7篇

[关键词]催眠；侦查；证据；线索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134-01

一、催眠技术及其历史发展

“催眠是由各种技巧所引发的一种意识交替状态，而被某些有特别能力的人加入某些特性，以对暗示所引起的知觉、记忆、动机和自我控制感上的改变作反应”。简单来说，催眠就是利用心理暗示，使被催眠者处于一种清醒和睡眠之间的过渡状态，对其心理造成影响，通过被催眠者的反应感知其深层次内心世界的一种技巧。

二、催眠技术在国外刑事侦查中应用的现状

从十八世纪至今，催眠术一直处于娱乐表演的地位，近代以来开始被运用于精神疾病的治疗。催眠技术首先在美国被应用于刑事侦查。20世纪50年代，美国偶然地训练警察使用催眠技术，伴随着争论和实践，现在培养出上百名警察催眠师，促使政府各阶层逐渐接受应用于司法实践的催眠技术。

1987年，美国选出七件已侦破的案子，以传统标准侦查与催眠侦查相比较，结果发现催眠侦查比传统标准侦查多出177%（三倍）的数据。近年来，运用于侦查的催眠在美国一直以等比级数增加，大部分执法机构已经利用催眠协助侦破案件。除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也开始在刑事侦查中使用催眠技术，并加以立法规范。可以预见，催眠技术最终必将得到司法界的认可。

三、催眠在我国刑事侦查中的应用

要将催眠运用于我国刑事侦查，首先应当树立使用催眠侦查的意识。其次要明确催眠在侦查中作为辅助手段的地位。再次，应根据侦查工作需要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催眠侦查类型。催眠术根据其属性的不同，可以分为若干种类，如：自我催眠和他人催眠，言语催眠和操作催眠，合作性催眠和反抗性催眠，催眠和非催眠，浅度催眠、中度催眠和深度催眠等。针对我国侦查工作特点和现状，从催眠侦查应用角度，把催眠侦查分为规范的催眠侦查和简易的催眠侦查两类。

（一）规范的催眠侦查

规范的催眠侦查指严格按照催眠规范要求进行的侦查催眠。

1 主体

规范的催眠侦查的主体包括：经过专业培训，具有专业资格的侦查人员和催眠师。

2 适用对象

规范的催眠侦查要求较高，适用对象选择应当慎重。

（1）适用案件：适用案件应当是疑难案件，即使用其他手段不能解决问题的悬案。

（2）适用人员：规范的催眠侦查的适用人员只能是案件的证人、被害人，不包括犯罪嫌疑人。这是因为规范催眠需要被催眠人员的配合，由于犯罪嫌疑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很难主动配合。

（二）简易的催眠侦查

简易的催眠侦查是借助催眠的一些引导方法的催眠侦查。在讯问、询问中，借助催眠的一些诱导方法，有助于稳定情绪，唤起深度回忆，并能适度减弱犯罪嫌疑人的抵触。与规范的催眠侦查相比，简易的催眠侦查有以下特点。

1 主体是侦查人员，无需专业催眠人员介入。

2 对象可以是被害人、证人，也可以是犯罪嫌疑人。

3 适用的条件。简易催眠适用于临场状态，无需按催眠程序严格进行，无需事前准备、设计。

4 目的与规范。简易催眠的主要目的是缓解被害人、证人的紧张恐惧情绪，或减弱犯罪嫌疑人、证人的抵触情绪，在此基础上获取更多案件信息。

四、我国在刑事侦查中运用催眠技术时应注意的问题

（一）采用催眠技术的时机

催眠技术能够在刑事侦查中发挥作用，但任何技术都有缺陷，如果在侦查的开始阶段，侦查人员对大量线索视而不见而都选择催眠，则会影响案件的正常侦破。所以应该在传统侦查方法都已尝试，而侦查仍处于僵局时再考虑催眠技术。

（二）催眠者的选择

1 催眠者必须是有丰富催眠经验的合格精神医师或心理医师，并有一定职业道德。

2 催眠者不应由案件的侦查人员担任。为保证公正，催眠者必须是具有独立的身份的人，不隶属于诉讼的任何一方，更不应是该案件的侦查人员。

（三）其他注意事项

1 在采用催眠技术之前必须得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批准，保证程序上的合法性。

2 经过被催眠人或其法定监护人的同意。

3 至少有两位催眠者在场。首先，有些被催眠者不易达到所需的催眠深度，因此需要不同的催眠技巧多次催眠；其次，两位催眠者在场可以相互监督，有效保障被催眠者的权益。

4 催眠的过程中，除了催眠者和被催眠者之外，禁止其他人在场。

5 催眠的结果只能作为“线索”，而不能作为证据。

刑事侦查范文第8篇

公安刑事侦查行为（以下简称侦查行为）的内涵是指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立案后，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的强制措施。根据法律规定，公安侦查行为的种类有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等。同时，因扣押派生出来的查封、冻结、追缴行为，因拘传派生出来的传唤行为，因监视居住派生出来的暂扣证件行为等，也属法律规定的侦查行为。此外还应包括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经常采取的窃听、通讯监听、邮检等不由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秘密侦查措施。侦查机关不仅拥有如此多的侦查权，且在行使这些权力时拥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而相对来说，我国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和控制就显得很薄弱。笔者认为只有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才能更有效的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办案、保护被侦查人的合法权益。下面笔者就侦查权的性质、将侦查行为列入人民法院司法审查范围的必要性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侦查行为具有行政属性不具有司法属性对于侦查权的性质，我国传统上是将其与检察权、审判权并称为“司法权力”，与此相对应，我国《刑法》第94条将负责侦查的人员确立为“司法工作人员”。近年来，由于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出现，促使学界对这一传统观点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笔者也认为将侦查权归结为司法属性不恰当，将其归结为行政属性更适宜。所谓司法，是由特定主体通过适用和宣布法律对具体的争讼进行裁决的国家行为。一般来说司法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具有被动性。众所周知，司法活动实行的是“不告不理”原则，它是由适格主体依法启动程序，司法机关不能主动进行。而对犯罪的侦查，是公安机关对于怀疑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犯罪事实依职权积极主动地进行的调查或采取的强制措施。第二，具有中立性。司法活动简而言之就是司法主体居中裁判，而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直接与犯罪嫌疑人周旋、较量，不具有中立者的地位。第三，具有独立性。在司法过程中，司法权的主体居于独立的地位他们只忠实于事实，忠实于法律，不受制于系统内外任何来源的权力。侦查机关则不具有这种特性，他们在追究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是组织严密的集体，必须遵从一体化的上命下从的模式。第四，具有终结性。是指相对于行政而言，法治国家中一切因适用法律而引起的纠纷以司法为最终解决途径。侦查机关显然不具有这种终结性的权力，侦查活动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属于前期准备阶段，对于公民的法律责任并不能裁决。而侦查行为是以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揭露犯罪、证实犯罪为目的的行为，其从主体、目的、结构、手段上都具有行政特征。（1）从主体上说，我国实施侦查行为的公安机关（拥有刑事侦查权的不止是公安机关，本文仅就公安机关而言）属于行政机关，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不因为其承担侦查任务而染上司法的色彩。（2）侦查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这一目的必然决定的在侦查中适宜作用行政权。侦查的本义就是警察利用国家权力诘问事实真相，查明犯罪嫌疑人，为刑罚权的正确运用打好基础，侦查过程实际上体现了行政权的运用。（3）从结构上说，侦查行为不存在司法所要求的双方主体，即不存民主相对抗，利益相矛盾的双方以及从中立者的地位对纠纷事实作出处理的裁判者，却与其他种类的行政行为的结构没有区别：侦查的主体是警察，侦查的意图是查清犯罪事实，侦查的客观表现是实施了某些行为或采取了某些措施，侦查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使被侦查人的权利、义务受到影响。（4）从手段上说，侦查强调效率而体现行政的风格。效率原则是贯穿于行政过程始终的，可以说，行政不讲效率，也就失去了其作用。司法虽然也讲效率，但更多的却是遵循严格而健全的程序，包括提讼、审理、判决和执行等，并对各个环节规定了具体的保障制度，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时间的投入。如果在侦查中赋予太多的司法因素，如将听证规定为必经程序、甚至规定可以裁判等，那必然会影响速度，还会导致国家机关职权的混乱。因此在侦查过程中为了查清犯罪事实，为整个刑事程序打好基础，必须采取体现效率的行政模式，才能适应与纷繁复杂的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需要。纵上所述，侦查行为具有行政性，不具有司法属性，也就是说其具备了人民法院对其进行司法审查的前提条件。对公安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来自公安系统内部的监督以及律师参与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这三种方式。因基于“侦查要属于刑事司法权力”这样一种传统观点，国家立法把刑事侦查活动排除于行政诉讼范围之外。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一般采取事后审查的方式：审查公安机关该立案的有无立案、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捕和的证据是否充分、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无违法情况及审查已经侦查终结的案件等等。对于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除了逮捕以外的大量涉及到公民人身、财产或者隐私的专门调查工作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实施，都不需要经过检察机关的批准，侦查机关具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立法对侦查行为规定的公安内部存在的制约机制，就是侦查人员在实施强制措施之前，必须取得侦查机构负责人的授权或者批准，并由后者签发有关的许可令状，同时，侦查机构采取的其他强制性措施，如搜查人身、住所，扣押文件、物品或邮件，进行电话或其他方式的监听，查询和冻结，以及对公民进行通缉等，也须由侦查机构负责人经审查后予以授权并令状。律师参与侦查活动，通过对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侦查权的行使起到了监督作用。在这里笔者不想强调，检察院的监督范围太窄，且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 为因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而监督不力，也不想强调公安机关的内部制约效果不甚令人满意，而是想说，这种所谓的“法律监督”和“内部制约”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因为作为侦查机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往往是作为一个整体开展侦查活动的。检察机关尽管名义上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却事实上担负着审查和提起公诉的职责，在诉讼目标和诉讼角色方面与侦查机构总体是一致的。侦查机构负责人无论是公安局长还是检察院检察长，都属于侦查活动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与案件侦查活动及其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足以发挥根本上的作用。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非法羁押、超期羁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和窃听等现象，很多都是在侦查机构负责人授权同意下出现的，也很多都是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下发生的。这显然表明，只靠检察机关进行的法律监督或者侦查机构的内部制约，侦查活动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而对律师来说，他们对侦查活动的参与范围极为有限，只是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定的法律帮助而已，其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受到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不成文惯例的严格限制，故律师对侦查机构权力的制约更是极其微弱。因此笔者认为由不负有侦查职责的具有超然、中立地位的司法机构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才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也就是说有必要将侦查行为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规定对于侦查过程中国家行政权力对个人造成的一切损害，公民均可以寻求司法救济，真正实现司法权的最后屏障功能。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远实践来看，如不赋予侦查行为可诉性，很可能失掉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普遍约束，使整个社会面对失控的警察权力而束手无策。也许有人认为，即使侦查行为具有行政属性，也没必要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督。因为如果侦查行为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害人可以要求国家赔偿。但是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行政先行的原则，赔偿程序复杂、冗长，加之对赔偿义务机关的信任不够，很少有人选择这样的救济渠道。况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诉讼就没有“权利”，一切行政“权力”都应接受司法监督。因此，只有将侦查活动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才能使受害人权益真正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如此，公安机关不会以其违法行为系“刑事侦查行为”为由而逃避法院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司法实践中也不会因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是“刑事侦查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争论不休。当然也许又有人认为这样会存在法院干涉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之嫌，影响公安机关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法院受理侦查行为相对人的后，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的原则，侦查行为可不要求停止。法院通过答辩、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程序的审理后，确认侦查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即判决维持该具体行政行为；如确认侦查行为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超越职权等，法院要么依法判决撤销该行为、要么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如行为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还可判决公安机关作出相应赔偿。这样既保护了被侦查人的合法权益，又保障公安机关依法进行侦查活动，维护了警察权威。纵观西方各国，均建立了“司法授权”机制。即负责侦查的警察尽管有权实施具体的侦查行为，但对那些涉及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个人自由、财产、隐私等权益的强制性侦查措施，不具有最终的决定权，要向法官提出申请，须取得法官的审查和授权，由法官依法许可令状方采取。同时还规定被侦查人对羁押这种最严厉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可随时提请法院进行事后的司法救济。可见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抛弃了那种将侦查行为视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进行单方面追诉的观念，大体上都能够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侦查程序，将国家追究公民刑事责任的活动纳入“诉讼”的运行轨道。因此我国将侦查行为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势在必行，此种监督方式，在我国对侦查行为监督初期采取，符合我国的国情。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法官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同时建立“司法授权”机制也未偿不可，这对侦查行为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更合理、更全面。

刑事侦查范文第9篇

[关键词]刑事侦查;制度 特点;侦查方法

一、中国古代刑事侦查制度的内容

“士官”刑事侦查的主体，中国古代的刑事侦查可以说是伴随着犯罪而生，而最初尽管出现了具备刑侦职能的官吏，但还未形成独立的刑事侦查制度，因此中国古代刑事侦查中负责审案的官员也就是侦查官员。

1.具备刑侦职能官吏的源起―士官

随着原始氏族公社社会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调整和约束氏族习惯和惯例也开始向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法律转变，原始的违犯禁忌演变为法律意义上的犯罪。统治者为了对付这些不断出现的犯罪现象，在规定许多禁令和刑罚的同时不得不任命一些官吏维持社会秩序，进行某些社会管理职能的活动，在这些管理职能活动中，侦查职能开始萌芽，并出现了具有侦查职能的官吏――士官。我国古代关于司法官吏起源的传说甚多，但多不足信。

2.“纠举”：刑事侦查的程序

官纠举是指官吏和官府发现犯罪而启动的刑事侦查程序，包括官吏的举告和官府的纠劾两种形式。官纠举成为刑事侦查程序起源于西周，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有“掌司斩杀戮”的“禁杀戮”官，其主要职责是“伤人见血而不以告者，攘狱者，遏讼者，以诛之。”其意为：凡伤害他人至于流血而被害人不提出告发的，或告发后故意不受理的，伤害者利用恶势力迫使被害人不得提出告发的，禁杀戮官要查明事实，并由其向司寇提讼启动刑侦程序。

二、“律”、“令”：刑事侦查的主要依据

中国古代刑事侦查依据的主要是刑典当中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无论汉代的律、令、科、比还是唐代的律、令、格、式，宋代的敕，明代的诰，清代的例都可起到一代刑典的作用，都可以成为司法官吏刑事侦查活动的依据。但在侦查实践当中，律、令是刑事侦查的“主要”依据。如：“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但“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

三、刑讯在侦审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侦审合一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带来了古代审讯策略方法的繁荣，但这种繁荣却严重受制于整个古代广为盛行的刑讯逼供制度，审讯方法呈现的是一种两极偏向的发展态势。在原始社会，对侵害氏族或部落内部的行为进行复仇。当这些原始习俗演变为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的习惯法时，就成了刑罚。因此，滥施刑罚就成为整个侦查案件中经常使用的手段和方法，也是统治阶级维护皇权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四、我国古代侦查方法对当代侦查活动的影响

1.常规侦查方法与古代大体相同

现场勘查、司法鉴定、辨认、侦查实验、讯问、通缉等侦查措施在古代侦查活动中都有体现，这些常规的侦查方法的运用与古代大体一样，只是在规则方面更加严格和具体，但是在解决案件方面发挥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在古代和当代的侦查活动中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2.重视言词证据，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在常规方法中，讯问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也是最受侦查人员青睐的侦查措施，讯问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认为是“证据之王”。侦查人员往往只重视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而忽略其它证据和信息的搜集。更加注重对现场勘查方法上的研究，不注重程序上的规范。

五、总结

一个时期的侦查体制与方法必然有着时代的烙印，反映着时代的需求，在当时是有促进作用和积极意义的一个在今天看来落后的体制或方法，在古代的时代背景下是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的。我们要正视侦查的发展历史，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对前人在侦查制度方面取得的成果要予以肯定，而不是盲目地批判。

在侦查体制与方法的改革方面，我们应当在继承与保留前人优秀智慧结晶的基础上，从现实问题入手，认识到体制和方法的缺陷，以及缺陷出现的原因。要不断提高侦查体制和方法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努力改革和尝试，同时兼顾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念，探索适合中国侦查制度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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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侦查范文第10篇

主题词：侦查工作 “零口供” 对策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并要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承担“如实回答”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犯罪嫌疑人都会主动供述。犯罪嫌疑人出于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天性，往往可能选择沉默、拒不供述。同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即便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侦查人员也不得采取“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因此，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侦查讯问制度日趋法治化，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刑事案件，即“零口供”案件，必然不断出现并日渐增多。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刑事发案总量居高不下，侦查机关的警力配置、技术装备、办案经费严重不足，以讯问获取口供破案依然是基层公安机关提高破案率的重要途径。实际工作中，基层公安机关仍在沿袭“摸底排队、确认重点犯罪嫌疑人、而后突击审讯获取口供”的破案方法。在这种侦查模式下，口供不仅是据以定案的七种法定证据之一，而且是引导获取其他证据的重要途径。因此，“零口供”案件的出现和增多，必将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一、收集和获取证据的难度加大

犯罪嫌疑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参与者，其供述对于查明案情、引导侦查人员发现和提取证据具有重要作用。如在侵财案件中，往往只有犯罪嫌疑人供出赃物的去处，侦查机关才可能起赃；在杀人案件中，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凶器藏匿处所，侦查人员才可能提取凶器等。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但尚未有其他证据证实其犯罪，或者仅仅在其住所、车辆、随身物品中发现有涉案赃物，需进一步盘查核实时，侦查人员往往特别倚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引导作用。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侦查机关通过口供指引来收集证据的便捷之路将被阻塞，收集证据的难度随之加大。一些证据将无法发现和提取，从而必然导致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将因证据不足，被公安机关放弃追诉。“零口供”加大了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对抗性，使得公安机关同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呈现更加复杂、尖锐的局面。

二、认定犯罪的证据要求更高

我国现行证据制度不是实行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而是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口供往往是整个证据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特别在目前“由供到证”为主导的侦查模式下，口供不仅是破案之必要，而且在案件证据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是侦查人员建立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体系的起点和核心。 缺乏口供的案件，定案将比较困难。从司法实践看，在公安机关向移送检察机关移送审查批捕或者审查，或者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时，一般都要求提供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以便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没有口供，即便公安机关认为证据确实充分，检察院、法院站在不同角度也未必认可，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口供情节”。这也是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不惜以变相体罚、刑讯逼供等违法方法获取口供的原因所在。而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必将加大侦查机关证实犯罪的难度。侦查机关将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人力、物力，去搜集更多的其他证据，特别是物证,最终建立起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锁链。这在目前公安机关警力不足、装备落后、经费缺乏、侦查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实难完全做到，从而必然导致部分“零口供”案件难以侦破和认定。

三、深挖犯罪的能力受到削弱

加强讯问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促使犯罪嫌疑人交代出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人的犯罪事实。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深挖犯罪、挤清余罪”。实践中，通过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指引，往往能够从一个案件出发，深挖出几十起、甚至上百起案件。通过讯问获取口供破案，已成为公安机关对付流窜犯罪、团伙犯罪和累犯、惯犯的重要手段。而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开口，“深挖犯罪、挤清余罪”将因失去口供的指引作用而无法实现。结果导致相当一部分犯罪分子逃脱法网，相当一部分案件处于隐案状态。特别对于流窜犯，一旦犯罪嫌疑人在传唤、盘查的法定期限内死不开口，侦查机关最后只得放人;对于惯犯、累犯，一旦其抱定“打死我也不说”的信念，深挖余罪就成为一句空话。因此，“零口供”案件增多，必然导致公安机关侦破积案、隐案的能力大大下降。

面对“零口供”的挑战，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只有不断更新侦查观念，转换侦查模式，提高队伍素质，增强科学取证能力，才能担负起新时期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神圣职责。

一、更新侦查观念，淡化口供意识

要正确认识口供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地位和作用，根除“口供中心主义”的不良影响，树立起全面证据意识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侦查观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关于“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定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侦查人员要坚定信心，改变单纯依赖口供破案的做法，全面、细致、准确、及时地收集和获取与犯罪事实有关的一切证据，特别是要重点收集和运用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如物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要坚决摈弃先抓人、后取证的习惯做法，逐步实现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换 ，杜绝侦查活动中的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二、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学取证能力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科学证据”时代，面对新形势，侦查部门必须更新观念，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主动运用科学证据和科学手段办案的意识，不断提高刑事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今后一个时期，公安机关要继续加大投入，推动刑事物证鉴定技术更新换代，逐步将DNA、痕迹、指纹、足迹、声纹等人身鉴定技术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实践。同时加强刑事犯罪情报资料的微机化、自动化管理，建立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及刑事犯罪现场和犯罪人员DNA数据库等项目，直接服务于侦查破案。

三、调整讯问策略，巧妙使用各种讯问方法

淡化口供意识，并非轻视口供或者放弃口供，犯罪嫌疑人的自愿、真实供述，对于认定案件性质和事实具有直接作用。因此，当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时，侦查人员要具体分析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讯问策略，促使犯罪嫌疑人转变态度，主动供述。讯问中，要注意采取刚柔相济、迂回曲折、巧妙使用模糊语言、注意发现和利用矛盾、适时运用证据等方法，合法地取得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同时，大力提倡引入科技手段配合讯问，把测谎技术、心理学、行为科学等运用于侦查讯问。特别是测谎技术，作为侦查讯问的一种辅助手段，在帮助侦查人员及时排除无辜者、甄别供述的真实性、瓦解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发现新的犯罪线索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值得研究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