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制度范文
时间：2023-09-28 18:57:54
刑事司法制度篇1
我国传统刑事立法与司法上的“苏联模式”在观念上一贯强调国家主义与集体利益。按照学术界的流行观点，“准确及时杳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首要任务。其中，惩罚犯罪与保障无罪者不受刑事追究是刑事诉讼统一任务的两个方面，两者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从法学界的通说观之，我国奉行的是一种比较均衡的犯罪控制观。近年来，随着国际文化论文联盟交流的日益增多，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中也吸收了不少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价值成分，对个人权益的保障日渐重视。刑事和解制度以被害人的利益为中心，兼顾了加害人的利益，那么，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中是否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综观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制度，最有可能存在刑事和解制度的程序当属刑事附一带民事诉讼程序、被害人参与的公诉程序以及自诉案件程序。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目前是没有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即使有，也仅仅是一种和解雏形，不能作为笔者所研究的完整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以下笔者就这三项程序中不存在刑事和解程序进行分析。
一、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一带民事诉讼。刑事附一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事诉讼，适用于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包括调解与和解。与民事诉讼的不同之处是，其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赔偿问题，而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按照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解决赔偿问题应当适用调解，调解中应遵循自愿与合法的原则，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坚持不愿调解的，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在这一程序中，法官的调解或者当事人的和解，主要是针对加害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进行的，法官的任务是计算物质损失的大小，分析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能力。但是，加害人即使同意赔偿再多、赔偿协议的履行再积极也不能指望必然得到从轻或减轻刑罚的处理结果，因此，被告人在法庭调解中往往表现并不积极，能够与被害人达成协议的也为数不多。
综上，在刑事附一带民事诉讼程序中，明显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其理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法官调解中赔偿问题与刑事责任问题截然分开，使赔偿解决成为一个单纯的民事问题，是否赔偿及赔偿的多少并不影响对加害人的定罪量刑，而刑事和解的经济赔偿与责任承担在多数情况下有着内在联系，刑事和解的成功进行可以有条件地替代刑罚的执行，这是刑事附一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调解与刑事和解本质的不同:刑事附一带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调解的唯一目的就是解决加害人对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刑事和解不仅要解决物质赔偿问题，还要解决精神赔偿问题，不仅要解决赔偿问题，还要解决被害人的恢复性治疗和加害人的过错承担问题，关注的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双重利益。
二、我国被害人参与的公诉程序中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是当事人之一，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有权参加法庭调整，在法庭上就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向被告人发问，向证人发问和质证，就物证等其他证据质证和表达意见:被害人还有权参加法庭辩论，对证据和案件发表意见，并与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相互辩论。在被害人参与的公诉程序中，被害人就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和罪责问题与被告人进行辩论等。
从表面上看与刑事和解的被害叙说及事件讨论极为相似，但二者的价值目标、程序前提及结果处理完全不同。刑事和解的价值目标是正义的恢复，而被害人的公诉陈述则以报应犯罪为存在根据:刑事和解的程序前提是加害人认罪并愿意承担责任，和解的过程则转向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的修复与治疗，被害人的公诉陈说通常以被告人否认犯罪或缩小责任为前提，其作用无疑于对犯罪行为的指控:刑事和解的结果是忏悔与宽恕，以及赔偿协议的达成，而被害人的公诉陈说则增加了不愿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的责任承担的可能。概言之，被害人参与公诉程序是强化国家公诉权的内在需要，是报应犯罪的价值形式，已与刑事和解只能是隔山之物。据此，我国被害人参与的公诉程序中亦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
三、我国自诉案件程序中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
自诉是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直接向法院提起的刑事诉讼。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这一程序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在杳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判决宣告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对于已经审理的自诉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应当记录在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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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应当在自愿、合法，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达成协议的，法院应当制作刑事案件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从司法实践的情形看，被害人自诉多提起附一带民事诉讼，自诉人的目的一般也不是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而更注重追究加害人的民事责任。法官调解的焦点也集中在两个方面：案件的实体处理，即对是否必须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进行调和:如果不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被告人应当承担何种具体的民事责任。尽管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性质不同，但法官调解中往往把二者联系起来作为平衡当事人利益请求的重要手段，通过当事人的和解来解决案件纠纷的占据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
刑事司法制度篇2
关键词:司法文明;刑事证据制度;完善
刑事诉讼法的完善必须要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切合，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提高法律的威慑性，维护社会的稳定。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审判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证据的参与，证据的收集、质证以及采信和排除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的正确性，因此必须要加快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完善的进程，贯彻现代司法文明的要求。
一、司法文明的基本要求
(一)科学合理的司法理论
司法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平与正义是司法文明的内在要求。司法理论需要符合客观自然发展规律，符合公众对于司法规律的理性认知，可以使得人们在司法理论的支持下发现事实的真相，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因而司法文明中司法理论必须要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以便于对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工作提供正确的引导。
(二)符合国情的司法理念
司法文明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存在的，因而司法理念必须要符合当地的国情，坚持公正、科学和正义的态度建立完善的国家司法制度。司法理念根据国情的变化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公民可以依靠法律来解决工作生活中的问题，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科学且与国情相符合的司法理念是正确的司法制度和国家公民的司法文明意识建立的基础。
(三)完备健全的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是司法文明的直接体现，也是司法措施实施的保证。司法文明体现现阶段人类进步的文化与思想，完备健全的司法制度是司法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有效司法解释指导。近些年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开始通过指导性案例的来对司法制度进行完善，这符合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以及司法文明推进的要求，也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四)具体可行的司法规范
法律是司法文明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的重要方式，为了确保法律制定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必须要采取具体可行的司法规范，来对司法实践进行指导。法律不仅仅是流于形式的文字性规范，而是人们在现代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行为准则，因而基于司法规范建立的法律必须是具体可行的。司法规范与道德规范共同配合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和法律价值的实现。
二、刑事证据制度的价值目标
(一)维护司法公正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两大要求，通过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实现司法公正，推进司法文明实现法治社会是其重要的价值目标。目前理论界对于司法公正两大要素的重要性存在争执，在我国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实体公正给予了更高的重视，导致司法执行的过程中存在不符合规定的现象，严重阻碍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基于司法文明动静结合以及过程与结果协调统一的要求，应当对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进行协调，根据不同的刑事案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刑事证据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减少传统刑事诉讼法下不合法的证据行为，确保案件侦办和审判过程中司法公正理念的体现，提高我国司法部门的公信力，维护司法公正。
(二)提高诉讼效率
诉讼效率对于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影响不亚于诉讼结果，过于拖沓的办案节奏会直接导致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的认可度降低。提高刑事案件的诉讼效率是刑事证据制度完善重要的价值目标，刑事证据制度与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直接的关系，通过健全的证据制度控制证据收集与运用的成本，减少证据采纳的环节，保证证据的真实性以及对刑事案件审判的贡献是诉讼效率提高的内在要求。
三、刑事证据制度与司法文明之间的关系
(一)健全的刑事证据制度有利于保障人权
保障人权是现代司法文明的重要原则，通过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可以对触犯法律，危害他人人身权益的犯罪分子依法进行惩处，推进司法文明。社会公众要从心理上认可现行的法律制度，因为除了打击犯罪之外法律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对心存不轨的人进行威慑，减少刑事案件的发生概率，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因而必须要实行全面合理的刑事证据制度，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减少非法取证现象的出现，对于非法证据要采取有效的排除程序，促进社会司法文明价值标准的建立，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构建。
(二)健全的刑事证据制度有利于打击犯罪
打击犯罪是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也是推进司法文明的必由之路。刑事犯罪会直接损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威胁到社会安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果不加以控制将导致社会混乱的出现，直接影响的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社会活动。而健全的刑事证据制度有利于提高刑事诉讼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便于侦查及司法检察人员及时发现犯罪事实，对不法分子实施有效的制裁，打击社会犯罪，维护社会安定，这也是司法文明的内在要求。
(三)健全的刑事证据制度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
证据的采集、质证、采用和排除会对刑事诉讼的效果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如果缺乏对刑事证据制度的司法解释，人以及刑侦人员基于利益诉求有可能采取非法的手段获取证据，进而导致不正确的司法审判结果的出现。因而可以通过健全的刑事证据制度的建立对刑事案件的证据流程进行规定，对于非法证据要依照程序进行排除，确保采纳证据的真实性，保证刑事案件审判的准确性，维护司法公正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司法文明建设。
四、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途径
(一)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证人出庭制度是刑事证据制度的组成部分，刑事案件证人的证言是判决的重要参考内容，为了确保证言的可靠性必须要对让证人出庭并通过证人在询问和反询问中的表现来判断其真眼的真假。在我国传统的刑事证据制度之下证人的出庭率比较低，证言的真实性无法得到验证，容易导致案件判决的失误。我国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从证人出庭的义务、必须出庭的证人范围、证人不出庭的法律责任以及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保障四个方面对证人出庭制度进行了完善。一是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人民警察等刑侦人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如果有目击到刑事犯罪的发生且符合证人相关规定的有义务出庭作证，帮助法庭了解刑事案件的发生和侦查过程，确保量刑的准确性。二是证人必须出庭的范围。证人出庭非强制性，但是当证人的证言对犯罪嫌疑人的量刑影响巨大、刑事诉讼当事人辩护人或者诉讼人对证人的证言存在质疑且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出庭作证的必要时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时案件的相关证人必须要出庭作证。该项规定保证了证人在法庭接受质疑。此外还对鉴定人出庭的义务进行了规定，从而保证鉴定意见的可靠性。三是证人不出庭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在接到人民法院的通知后且无正当不到庭理由的证人，司法部门强制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严重的还可以采取训诫拘留等行政处罚手段，确保法律的实施的有效性。四是证人作证的保证。很多形式案件的证人之所以不愿意出庭作证就是怕遭到报复，针对于此当证人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时相关司法和执法部门可以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同时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支出给予相应的资金补助。
(二)被告人及嫌疑人在刑事证据制度中权利的保障
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要以宪法的原则作为基础，因而刑事证据制度的制度也要体现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在案件侦查、审查以及审判中的权利进行明确，彰显我国保障人权的文明价值。一是刑侦场所的规定。为了避免犯罪嫌疑人在拘留或者是羁押的过程中遭受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对于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和讯问的场所进行了规定，同嫌疑人在被逮捕和拘留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必须要依法送至看守所进行羁押，相关侦查人员只能在看守所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确保刑事案件侦办的合法性。二是执法人员不得强迫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刑事案件的办案人员不可以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可以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为了解决案件同时确保刑事案件侦办的效率和真实性需要另寻突破口，通过案件相关的物证、电子证据来对案件进行侦查。三是讯问过程中必须要录像或者是录音。根据目前我国的司法文明建设现状，不同地区讯问过程中的记录规定可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量刑较重的，例如对于可能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刑事案件的嫌疑人在讯问的过程中必须要进行全过程的完整录像或录音记录。从而对犯罪嫌疑人人权进行保护，弥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漏洞。
五、结语
在司法文明推进的影响之下，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创新，以此推动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进程。相关司法从业人员需要加大对刑事证据制度的研究力度，找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存在的不足并以此为切入点推进我国刑事证据的完善和高层次司法文明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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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制度篇3
关键词：刑事和解；司法建设；完善路径
一、刑事和解制度
（一）刑事和解概述
刑事和解是指刑事诉讼中，在公安司法机关的主持下，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行平等沟通对话，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民事赔偿，司法机关由此减轻甚至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基本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刑事和解制度包括三方主体，分别是主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第二，形式和解制度启动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进行沟通对话。第三，和解的达成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民事赔偿。第四，需要司法机关对和解结果进行认定，并最终反映在裁判结果上。
（二）刑事和解特征
刑事和解有四个基本特点：其一，司法机关非常重视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其作出裁决的重要依据，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尊重当事人意愿，体现了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其二，从被害人的角度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悔罪以及相应的民事赔偿有利于其更好更快地从受害事件中恢复过来，尽可能减少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对抗情绪，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其三，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看，刑事和解程序让其有机会接触到被害人因为遭受伤害受到的痛苦，有利于其更深刻认识反省自身的错误，减少其社会危害性，让其能更快的回归社会；其四，刑事和解有助于当事人双方双赢局面的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的人性化有助于和解协议在极短时间内达成，受害人也可以更快地获得民事赔偿。在侦查、、审判等所有阶段都可以进行刑事和解。譹訛陈光中教授认为，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精神和原则，应该在刑事诉讼中确定下来，而且要贯穿刑事诉讼整个过程。从司法机关角度来看有利于实现案件的分流，相对于正常刑事诉讼程序来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节省了司法资源。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司法检视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规定较为原则
1.适用刑事和解的情形需要解释适用。《刑事诉讼法》第277条规定适用刑事和解的两种情形，一种是侵犯人身权利、民利、财产权利的案件，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另一种是可能判处七年以下的过失犯罪（渎职除外）。虽然看起来很明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不得不面临将“三年”或者“七年有期徒刑”理解成法定刑还是宣告刑的问题。如若理解为法定刑，则刑事和解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将大大缩小，与设立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存在出入；如果理解成宣告刑，则意味着在刑事和解之前就要对案件进行仔细深入的了解，根据案件事实确定适用的刑罚，这显然极大的增加了刑事和解的适用难度。
2.当事人的自愿性和合法性没有明确的标准。刑事和解制度以当事人自愿以及程序合法进行为前提，公安司法机关应该进行必要的审查，但是怎么判断自愿与合法并没有相对确定的规定，导致实践中的标准难以统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2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对此进行了尝试，其中第522条规定，在刑事和解的任何时候，即使是在协议履行完毕之后，只要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打击和报复被害人的，和解协议无效。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效力规定过于模糊
1.刑事和解“从宽”处理的标准不够具体。《刑事诉讼法》第279条对刑事和解的法律效力作了规定，对于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从宽、不等优待。但是从宽到什么程度？怎么适用从宽情形？并没有相应的操作标准。
2.刑事和解协议书的效力不具有强制性。《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刑事和解协议书的效力作具体规定，也没有说明协议书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间的衔接关系。刑事和解协议书只有主持和解的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签字，并不会加盖检察院和法院的公章，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譺訛履行完成的协议书其效力等同于附带民事调解书，权利人不得就该事项再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经提起的应该撤回。
（三）刑事和解的民事赔偿没有统一标准
1.刑事和解的民事赔偿数额浮动较大。现行法律规定并没有一个相对统一具体的确定最终赔偿数额的标准。
2.刑事和解民事赔偿方式比较单一。《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于和解的履行方式进行具体规定，但是从司法实践过程来看，刑事和解一般有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补偿。物质方面的一般都是金钱赔付，精神方面一般以赔礼道歉为主。根据调研，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单一采用精神方面就达成和解的案例，更多的是以金钱赔付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进而来达成和解协议譻訛，因此，在很多案件中经济实力成为影响和解结果最重要的因素，极易演变成“以钱代罚”，这与立法初衷相背离。
三、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制度的思路
（一）进一步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
1.解释适用刑事和解的具体情形。首先明确前文所述“三年有期徒刑”或者“七年有期徒刑”。从刑事诉讼程序来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在不同阶段承担相应的诉讼任务。在侦查阶段，案件基本事实尚未完全清晰，证据尚未收集完全，此时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应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十分困难，同样要审查犯罪嫌疑人的宣告刑为“三年有期徒刑”或者“七年有期徒刑”几乎没有可能，因此在侦查阶段应该采用的是法定刑。进入审查以及审判阶段以后，案件的基本事实已经侦查完成，此时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宣告刑应当有了初步判断，因此在审查和审判阶段应该采用的是宣告刑。
2.进一步明确当事人的自愿性和合法性的标准。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是否原谅，与双方之前的关系如何有很大关系，因此有必要考虑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之前的社会关系纳入考量的范围，将其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自愿的重要指标。例如，如果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近亲属，只要被害人有原谅对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司法机关无须再进行审查被害人的自愿性；如果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亲朋好友，在双方当事人表达自愿的意思表示之后，司法机关需要进行一般性的审查；对于双方之前是陌生人的，司法机关则需要从审慎的角度来考察双方当事人内心的自愿性。
（二）明确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效力
1.区分“从宽”在刑事诉讼过程的不同意义。为了引导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主动地修复因其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取得被害人的原谅，应当根据刑事诉讼进展的不同阶段来区分“从宽”的具体涵义。在案件侦查阶段，由于案件事实等尚未清晰，现行的规定可以不作变动，侦查机关可以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在审查阶段，案件侦查已经基本完成，案件事实也基本查清，在此情况下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73条“酌定不”情形的，如果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则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的决定；在最后的审判阶段，犯罪事实案件证据都基本清楚确定，法官应该将“和解协议”作为定罪量刑考虑的法定情节，综合案件其他事实情节只要达到“可以免于刑罚的”，如果当事人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则“应当免于刑罚”。
2.明确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应该将刑事和解协议视为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履行完成的协议书其效力等同于附带民事调解书，权利人不得就该事项再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经提起的应该撤回。因此，建议在后续的司法解释中有必要明确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将其视为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并且要求检察院法院加盖公章。
（三）规范刑事和解民事赔偿的标准
刑事和解赔偿落实到最后，往往都是物质方面的补偿，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给予被害人一定的经济利益获取被害人的原谅，那么如何确定补偿数额就成为刑事和解的关键，由于暂没有统一的计算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补偿悬殊很大。为了维护司法的公平公正，司法机关在主持和解过程中应该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确定相对合理的标准，构建制度规范刑事和解赔偿。一方面，联合金融机构设立刑事和解救助基金，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有悔过表现，但是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没有相应的赔偿能力，被害人也亟需资金解决生活困难的，可以有双方当事人申请救助基金垫付，后续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后续偿还。另一方面，各地可以根据生活收入水平设立最高的赔付数额，避免在刑事和解中补偿过于悬殊。
刑事司法制度篇4
一、现行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的严重缺失
社会，一个国家公民个人权利的发展，是反映该国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人权作为“权利的最一般形式”[1]，即“属于人的或关于人的权利，即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不可非法无理剥夺或转让的权利”[2]，理应当受到最高和最完整的保护。然而，现行的刑事、刑事政策或刑事司法实践，偏重于国家职权主义，为达到整治和刑事处罚的目的，采取一些违法侵权与手段，甚至有些规定不惜牺牲程序性的公正，不惜抛弃对人的尊重、关心、爱护的人权要求，对人权保障造成严重缺失。
1、非规范的侦查、审讯方式仍然存在。目标决定行为。为了尽快查明犯罪事实、查清犯罪分子，实现对犯罪分子的打击与制裁，司法侦查机关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方法，“强制”审讯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屡禁不止，以致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国家立法、司法等机关已看出非规范的侦查方式存在侵犯人权的严重性，故而无论在新刑法的修改，还是内部纪律处分上，都对类似刑讯逼供现象作出严厉制裁的规定。但只要国家公诉裁判强势权力思想存在，被告人、受害人的各种权利，在国家利益旗帜面前就难以不受到“弹压”、“排斥”；侦讯中人权保护愿望，在国家诉讼打击犯罪的目的性下显得苍白无力。
2、申辩理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很多学者都认同，人权在上分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诉讼权与平等、自由、生命、人格、反压迫等权利一样，属于基本权利。而申辩权是诉讼权中一项当事人保护自己，发表个人对自我“法益”保护的宣言，我们刑事司法中任何一个机关、部门或办案人员都不应当漠视。然而，在检察、审判程序中，对来自非规范的侦讯方式形成的“供述”和证据，有几回能听取当事人的申辩呢？不少刑事庭审存在这样的状况：证人基本不出庭，被害人基本不通知到庭，庭审仅是侦讯笔录的“翻版”。这种模式的庭审，当事人的申辩权在实质上不可能得到保障。面对申辩应当积极予以回应，“给当事人一种公平待遇之感”[3]；漠视申辩，就是漠视当事人的人权保障。
3、有利被告人的证据收集不足。没有证据就没有诉讼。刑事诉讼法第4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然而，司法实务中，往往只注重对当事人不利的、指控其有罪部分的证据花大力气去收集，甚至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忽视了对其申辩理由是否成立证据的收集。在传统的“二元结构”刑事诉讼模式下，当事人一方相对于国家司法机关而言是非常弱小的。“串供翻供”、“认罪态度不好”、“伪证罪”等一系列“大帽子”的恫吓，足以令所有参加到当事人一方收集证据的人望而却步。在申辩理由得不到重视，在支撑辩护观点的证据得不到收集的情况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怎么能得到充分保障！
4、被害人的损害未能得到充分关注。在修定的刑事诉讼法中，将被害人界定为当事人，并赋予其一系列重要诉讼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损失未能得到充分关注，特别是在遭受人身和财产损害时得不到侵害的赔偿，得不到国家的补偿和社会的救济。具体表现在：对侦查阶段的控告和申请复议的权利，没有规定复议机关；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侦查的，没有规定检察机关监督期；对鉴定结论不服的无救济渠道；在审查阶段，刑诉法145条规定被害人对检察决定不有申诉和向法院自诉的权利，但由于系统内部失却监督和不立案决定的制约，使这条规定有时形同虚设。在审判阶段如前所述，开庭基本不通知被害人，被害人对判决不服也不能上诉，司法机关注重履行惩罚和打击功能，对被害人损害未有足够重视，使被害人最关注的自己利益得不到实现。
5、受害人的精神赔偿受到限制。最高人民法院[2000]47号司法解释规定，“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刑诉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只能对其遭受的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这些规定的制定者可能认为，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就是对被害人最好的精神抚慰。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跛，因为任何被犯罪行为侵害的人，首先关注自己受到多少损失，国家制度怎样补救私人的损失（包括物质的、肉体的、精神的），其次才关注加害人受公权力什么样的刑事处罚。我们的刑事政策不顾作为个体要求补偿的强烈愿往，不顾被害人巨大的、持久的、甚至改变一个人终身命运的精神上和心理的隐形创伤，而以国家“父爱”角色强行否定。应该重视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即认为任何法益侵害都应当‘还原’为个人法益而加以保护，与之利害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被害人，国家和社会也有义务创造一个不受犯罪侵害的环境，并尽力协助恢复到被害前的状态或予以弥补”[4].
上述现实刑事司法的严重不足和缺陷，均是由于国家司法权过于强大，追求国家公诉模式所造成的，结果是忽略了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利益需求，忽视了人对享有权的渴望。严存生主编的《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对马里旦在《人和国家》的一段表述的作了这样的论述：“这些权利是自然享有的，它们是先于并高于成文法和政府之间协议的一种权利。是世俗社会不必授予但却必须承认它们是普遍有效的权利，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加以取消或轻视的权利。”[5]要解决现行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严重缺失的，现实有效的方式就是构建刑事司法和解制度。以此彰显对人权的保护，体现对人本的关怀，体现司法的人性化。
二、构建刑事司法和解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国家公诉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因。然而，随着人类对被害及被害人的认识不断向前迈进，各国当前刑事法给予对被害人利益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传统刑事形成强大的冲击。对原有刑法惩罚性至上认识的重新定位这一世界性潮流，应引起我们对现实需求进行深刻的反思。那么构建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什么呢？在论述这个制度前，我们必须先知悉，刑事和解的法理基础。西方流传着一句古老的法律谚语：“有犯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这反映了人类早期对被害人救助保护的思想。自社会从私力救济阶段进入公力救济阶段后，原有的自愿和解制度被国家“罪行法定”所替代，至少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适用（例如我国的自诉刑事案件可以和解）。国家强势司法的参与淡化了被害人的求偿权，“最终造成了‘以刑代偿’的局面”[6].当然“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原则，是人类司法文明进步的象征。贝卡里亚认为，刑罚的重要作用之一即是对私人复仇的否定与阻断，国家与法律就是通过刑罚的方法来避免社会陷入复仇和相互侵犯的恶性循环之中。但无论是刑法学家的贝卡里亚，还是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都提倡首先要犯罪人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甚至主张对犯罪人的惩罚与补偿并重，兼顾到各方的利益。时至今日，国家公诉打击犯罪的模式，并没有减少犯罪；相反，犯罪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公害和玩疾，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对传统司法模式的反思。有一个较为流行的学派，提出以矫正主义司法的新范式替代报应刑罚的旧范式。这一学派主张“当发生违法案件时，他们更喜欢采取调解程序消除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冲突，实现和解。”[7]认为“目前的刑事司法只能给犯罪人造成痛苦，但是又不能解决被害人的问题，也不能给更多的人留下印象。因此，必须追求和解，而不应追求镇压，追求赔偿，更不应追求支配。”[8]根据这一观点，构建的刑事和解制度，应是犯罪发生后，经侦查确认的犯罪人在和审判阶段，就被害人（不包括广义的单位和国家作为被害人在内）遭受的物质与精神赔偿方面达成协议，司法机关则根据被害人的请求适当作出减轻、免除刑罚或选择社区矫正等方式手段，解决犯罪引起的冲突。现阶段的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更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1、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观的内涵。以人为本的内涵就是坚持把人的本质、个性、价值及发展，当着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它是对人类上出现的以物为本和以人为中心两个阶段的思想进行批判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它比较地指导人们从事各种制度的建设。在刑事司法中，和解制度的构建正是对这一原则的体现。它有利于保护人权，有利于私权表达和实现。注重刑事司法过程的公正，就是对私权极大保护的过程。具体办案中，就要坚持保护个人权益的原则。正如德沃金在论述权利时所说：“政府必须关怀它所治理的人，……政府必须不仅关怀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关怀和尊重人。”[9]刑事和解制度正是最充分地表达了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对权利的要求，最有效地防止国家司法权的滥用，节约司法资源的成本，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2、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是一对矛盾体，犯罪行为是社会和谐的最大隐患。对因犯罪而受伤害的被害人来说，初始心理莫大不过于复仇和赔偿。但当人们冷静下来，理性的选择更容易使被害获得补救；而非理性的行为就可能造成再次受害或走向事物的反面——由被害转向加害。一个高度民主法治的国家，定会把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作为人们的终极价值和行为准则。正如罗尔斯所述：“秩序良好的社会不是私人性社会，因为在公平正义的秩序良好社会之中，公民们都有共同的终极目的”[10].真正的正义应着眼于未来世界的程序，合作和谅解，而不是维护现在社会的稳定，因此不应以惩罚和镇压去寻求正义。“人类目前的状况需要改变正义的理想，从倾向于我们所属的社会的目标转到倾向于各个社会之间相互谅解的理想。关于犯罪、惩罚和镇压的观念不应当有优先的地位，而应当发现一种相对和谐、合作的制度。”[11]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家的刑事司法应当积极倡导一个有利于冲突双方、矛盾双方和谐共处的司法架构，即以刑事的和解促进社会的和谐。
3、弥补国家与社会对受害人保障的不足。如前所述，没有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就没有实质的公平正义，就实现不了人们共同的终极目的。在被害人的国家补偿上，理论主观上还没有达到“国家未尽到防止犯罪发生应承担责任”的高度。现阶段，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仅能维持对犯罪行为人的追究和制裁，办案经费有时还靠违规“创收”来解决，客观上更不可能承担对被害人予以适当补偿之责。在我国一直强调国家司法，社会法律援助力量相当薄弱。从1994年开始，虽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社会对被害人的救济事业还未得到应有的回应；即便对被害人法律援助，也被刑事诉讼法排除法律援助之外，只能限对被告人适用。国家与社会对被害人的保护如此软弱的状况，更应让我们考虑，国家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造宽松的环境，充分利用当事方的资源，尽最大可能让犯罪人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弥补国家与社会对受害人保障的不足，以实现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8条明确的给予受害者“提供服务和恢复权利”的赔偿。
4、符合“公法”私法化倾向的趋势。刑事公法“不得被私人简约所变通”、“私人协议不变通公法”等传统观点，在犯罪的持续上涨状况下，正发生新的变化。正如大家所知，现代法治为全面保障人权，把“私有财产绝对神圣不可侵犯”改为“所有权行使的限制”，把“无过失不负损害赔偿责任”改为“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在刑事公法领域，则盛行“社会防卫主义”和“保安处分”。法国当代著名刑法学家安塞尔等人新社会防卫主义的主要观点认为，国家公权力对付犯罪的各种手段并非旨在通过刑罚惩罚和制裁，而是为了保卫社会免受犯罪的侵害，利用不属于刑法本身措施，包括排除或隔离、矫治或性措施。刑罚的“保安处分”更是对“报应”性刑事司法的否定，是对犯罪废除主义理论的实践。国际防卫运动新纲领原则方向是，“尽可能不判处刑罚。应当采用民事性的、行政性的、社会性的、心理性的、教育性的和帮的方法，解决犯罪问题”[12]，“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创建一种和谐、和平和相互理解的社会环境”[13]提出利用民事手段，甚至是无担责的教育方式来处理犯罪与刑罚这个国家垄断性公权力的问题。20世纪中，被害人学的兴起，形成了从“强调公权至上，国家惩罚”，到“重视保护个人法益，呼吁对被害人赔偿和补偿”的发展变化。简言之，对被害人保护从公权力救助到公力加私力合力救助过程，反映了“公法”正逐步向私法转变的趋势。构建刑事司法和解制度，不仅符合这个趋势，而且会进一步推动这个趋势。
5、有利于个体自由选择解决纷争的方式。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引起的一切纷争，均源于“利益”。刑事犯罪所侵害的法益。一般分为个人、社会和国家法益，但任何法益的侵害都最终应当“还原”为个人法益而加以保护，因为与之利害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当事人了。根据功利主义者边沁的观点：“利益是幸福和快乐的基础”，“能够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么做”[14].所以，作为受到侵害所遭受损失的个体，最有资格决定自己的行为，国家不能充当“父爱”的角色，把“对被告人严厉制裁，就是对被害人最好的补偿和安慰”等观点，强加给遭受物质与精神损害的被告人；把犯罪人对自己行为造成危害后果表示忏悔和接受改正的机会强行堵塞。在“以人为本”的今天，在社会需求多元化和刑事司法“三元结构”[15]生成的潮流下，作为国家强势法并体现代表公权力的刑事司法，对遭受人身、财产侵犯而渴望获得各种赔偿的公民，不能随意否定其自由选择处理纷争的权利；更不应采取强行剥夺性“保护”方式，以免被害人与被告人都将利益机会保护不足的怨恨转嫁到国家，从而成为“替代”受过者。因而，国家应当尊重公民选择问题解决方式的自由。这绝不是提倡极端个人主义，而是发扬人的本性的更高层次社会文明的要求。
三、刑事司法和解制度的程序保障
一个新制度的创设本身就是一个程序的运用。为了保证制度能产生合乎正义的结果，必须以具有内在独立价值的“看得见的公正”形式作出，那就是制度的程序性。程序对制度保障功能有：一是“有意识地阻隔对结果，对法律外的目标过早的考虑和把握，防止恣意和程序中的选择的自由”[16]；二是保证对立的当事人数方直接参与协商，充分表达，平等对话，使决定公正合理。“现代程序就是交涉过程的制度化”[17]；三是提高解纷效率，节约成本，促使权利和预期结果早日实现。下面，对如何建立健全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程序，提出以下几点见解。
1、侦查阶段“和解”的禁止适用。“法的目的是和平，而达到它的手段是斗争”[18].按照英国法学家边沁的观点：任何人都是功利主义者，最会对自己利益进行。因而犯罪人在犯罪后，一般都采用隐藏犯罪事实和形骸，逃避制裁的一种动物本能。侦查阶段的任务就是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分子，使其“隐骸”能“显形”，是充当斗争的角色。而斗争是充满“激情”的，它与刑事和解目的的理智性是相对立的；让一个有情绪的人来做一个理智的事是不妥当的。如上所述，在侦查阶段过早地考虑和把握刑事和解，就会有意阻隔公正结果的发生，因为和解就会放松侦破案件的欲望，丧失了保护国家、和公民合法利益不受侵犯的能力；还可能产生恣意，对犯罪人采用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不法方式。确立对被害人以国家利益情绪化掩盖利益补偿，应重点转向受害方的司法意识。因而，我们认为在刑事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可以提出刑事和解的方案与意见，但禁止适用，以实现程序价值和人权价值。
2、检察阶段的广泛适用。检察机关在我国是法律监督机关，不仅具有刑诉法第139条规定的“听取被害人的意见，了解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及案件处理意见和要求的必经程序”的职能，而且要“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见，为辩护人的活动提供方便”，根据法律精神还可接受律师辩护意见。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已具备将诉讼中的各种信息给予双方相互传递的条件，诉讼中的各方（包括检察机关）能够直接、充分、平等地听取对方的意见。人们原先的行为与心理冲突经过程序的时空转换得到缓解，紧张气氛得以缓和。通过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对案件处理的看法，为双方的“纷争”提供一个协商的平台，一个增加自由选择的机会，一个对话而达成合意解决的环境。
这个阶段相对于侦查阶段来说，已远离“情感”区域干扰，有足够的空间来克服和防止法律行为的随意性和随机性，使刑事和解制度稳健地向理性、公正和平等方向。又由于它与审判程序有一定距离，此时进行刑事和解不但提高程序的效率价值[19]，而且减轻检察机关不必要的出庭繁锁劳作，从根本上缓解法院刑事审判的压力，完全符合近几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提高效率的改革方向。适用和解制度，比司法实践中运用简易程序、普通程度简易审的做法更有积极的作用与效果。和解制度在我国具有优良的传统，特别在民事方面的调解制度，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特色的司法制度”。随着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大，有必要将该项制度引入刑事司法。
3、审判阶段“和解”的有限适用。任何制度的构建都要植根于该国的国情，都要与社会的发展需求相适应，否则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本、昙花一现，并很快消失殆尽。作为刑事和解的司法制度也不例外。美国法官卡多佐强调说：“司法必须与社会现实相适应”[20].刑事和解协议要经法院最终审查确定，才能发生效力。这个程序是我国司法机关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程序价值相吻合的，符合已有的司法程序传统，适应人们心理认同。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认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在我国现行的司法框架下，只有法院才能作出被告是否构成犯罪的裁判。同时，法院还要对检察机关主持下达成的撤销指控、降格指控和请求从轻处罚的具体和解协议进行审查，以确保司法公正和发挥刑罚的惩罚、威慑功能。只有待条件具备了，即公民的法律意识极大提高，国家就业渠道足够宽广，市民社会力量足够强大，以致社区矫正能够替代刑罚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尊重当事人协议的和解内容，才能在反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呼喊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因而，审判机关对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确认其效力是必要的。同时，为贯彻程序的内在价值，保持司法的统一性，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和解未成功的和未进行主持和解的案件，在审判机关继续进行。
4、刑事司法“和解”情形的适用及排除。边沁根据犯罪行为的不同形式和危害把犯罪分为五类[21]：①私罪，即侵害他人人身、财产、名誉、生活条件等犯罪；②准公罪，即侵犯某个邻里或特定阶段的犯罪；③自我犯罪，基本上与私罪相一致；④公罪，即侵犯不特定的多数人和社会的犯罪；⑤多重方式罪，即使用可以危害他人的多种方式中的一种造成损失的犯罪。
对照上述分类结合我国刑法分则，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当前可以在以下罪名中适用：一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侵犯财产罪，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危害较小、情节较轻的案件；二是初犯、偶犯、过失犯；三是未成年人犯罪。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案件，虽是特殊的恶性案件，但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这类犯罪最高刑都可能被判处死刑，如果不考虑“恢复性司法”，[22]不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会使“被害人”数量极剧增多（不仅被害人或其家庭亲属得不到赔偿、补偿、救济，很可能造成其家庭崩溃；而且因对犯罪人采取极刑处罚，使犯罪人的亲戚家庭也处于无限痛苦之中，他们是被忽略的“被害人”）。如此庞大的“被害人”群体的存在，只能增加对社会的逆反心理，无论对社会的管理，国家的安宁，还是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是不可忽视的逆流。就如同单位使用管理人员不当，成员不仅憎恨管理者，更痛恨决定授权的领导者一样，因拒绝在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适用刑事和解，而且采用集权专治进行“高压”打击的不当方式，使得“被害人”们集中将愤怒射向国家，国家即成为“替代”受过者。
综上，可以说对私罪、准公罪、自我犯罪均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对公罪、多重方式罪只要符合条件的，也可以有条件适用。
5、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这项制度除受上述适用范围和国情限制外，还有其自身的条件性。一是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的证据，放宽至“确实但不是很充分的”程度。如果不能证明有罪或被告人不能自认有罪，则不能适用，即无罪的人不适用刑事和解。二是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以及辩护人、委托人参与案件处理方案的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适用刑事和解主要是当事人双方，但也要得到国家司法机关的认可。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两点：第一，充分保障被告人自愿性，不得为了节约成本，借口提高效率而强迫被告人自认其罪；第二，检察机关在决定进行刑事和解时，应充分听取被害人意见，特别是被害人赔偿或安抚方面进行充分的工作，使被害人身心得到抚慰。如果被害人损害得不到足够赔偿的或被告人漠视被害人利益的，被害人不同意采用刑事和解解决冲突的，不得适用该制度。
6、刑事“和解”的正当性。目前有两种情形拷问该项制度的正当性：一是穷人犯罪，无法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赔偿怎么办？二是少数被害人乘机进行讹诈被告人钱财怎么办？一个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性，是衡量它是“恶法”还是“良法”的标准，它体现了制度的自由、安全、合理、平等有序的内在价值。为了追求制度正义价值的实现，“人类一次又一次对法律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加以否定，却总也无法消除法律形式相对持久的完备与法律内容对人类根本要求相对无法满足的不和谐。”[23]“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这是一项充满了巨大困难的使命……”。“在努力寻求具体解决时，人们不得不考虑大量的变量和偶然情形”[24].据此，我们可知不存在一个制度的“绝对正义”，人们只能不断的追求它的相对合理。部分情形的出现使得制度规定在公平价值方面显示的不足，只能在具体方法上加以调整。对穷人犯罪而又对被害人无法进行经济赔偿，以致得不到刑事和解带来的个人权益“好处”，可以通过对被害人提供服务或协商一致的其它方式进行补偿，鼓励犯罪人在社会矫正中承担责任，从而有条件地不适用刑罚。这种方式，可以弥补制度平等性上的不足。对于被害人借机讹财的行径，就该制度的设立上，因处理的最终决定权在国家司法机关，通过主持和解、审查协议等方式能较好地平衡各方利益，杜绝新的违法现象的发生。
刑事和解制度，一方面保护了被害人人身财产的安全，达到刑事惩罚中对受害利益保护的要求；另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相关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原来这两方面的价值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相互冲突，被人权保障的和谐发展需求所替代，在平衡价值冲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每一个新兴的诉讼制度，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弊端，需要人们在适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我国刑事司法模式，是以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折衷模式，它为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提供了优良的土壤；同时，还有多年对刑事自诉案件适用和解方式解决冲突的成功经验；因此，只要我们有勇气去接纳这个制度，大胆地尝试，定会开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新天地，定会在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对人权尊重与保护方面取得新突破。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8页
[2]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第113页
[3][美]戈尔丁：《法律》，三联书店1987版，第241页
[4]丁后盾著：《刑法法益原理》，中国方正出版2000年版，第32页以下
[5]严存生主编：《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次版，第290页
[6]许永强著：《刑事法论视野中的被害人》，第29页
[7][8]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5页
[9][美]德沃金：《认真地看待权利》，1978年版，第272页
[10][美]约翰·罗尔斯著：《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谭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215页
[11][奥]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第267页，转引于严存生《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第351页
[12][13]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88页
[14][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
[15]由于被害人学的兴起，许多学者都认可，在原有国家与犯罪人刑事法律关系之间的“二元结构”，应加入被害人形成“三元结构”。
[16]公丕祥主编：《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17]季卫东在《法治秩序的建构》中的观点。转引自公丕祥《法理学》，第226页
[18]德国法学耶林在《权利斗争论》中的观点，见《法学译丛》1982年第2期，转引严存生主编《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第224页
[19]不单指行为的快速，更有一个效益问题：即刑事和解的成功要使得国家与当事人投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其中有些是可计算的经济意义上的诉讼费用、人力、物力的投入，另外还有不可计算的，例被告人人身的限制，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失等
[20][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21][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版41页，转引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第70页
[22]张庆方著，《恢复性司法》中的观点
[23]邓正来在重译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的序言，第3页
刑事司法制度篇5
首先，从必要性角度分析，据最高人民法院的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增长显著，犯罪人数逐年攀升，形势十分严峻；犯罪主体低龄化趋势明显，闲散人员居多；犯罪类型增多，趋向暴力性、恶性化、团伙性和科技化。远期的有李天一轮奸案举国上下传的沸沸扬扬，近期的有刚刚爆出的浙江省庆元初中几名学生殴打六岁男童，类似的相关报道不断涌现。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探讨如何改善现状遏制不良风气的发展从而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进一步研究势在必行。
其次，从重要性角度分析，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是实现中国梦的后备军，他们决定了中国在未来几十年能否跻身于世界前列，常言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所以对其犯罪的处理是否妥善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和祖国的前途命运。对于家庭而言，它不仅是父母的希望所在更是幸福的组合体，一个未成年人的失足最直接的受害对象就是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的家庭。故于国于家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预防和适当处理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从我国司法现状来看，在预防和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上仍有很多缺失和不当亟需改善。尽管在我国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中都或多或少体现出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处理和区别对待，但这些制度在现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下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在实际执行操作过程还会存在偏颇，如未成年人犯罪的档案封存主体不够明确，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缺乏专门法庭和组织人员，未成年人案件审理总体依然依附于普通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惩罚措施相对单一，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理念出现偏差未能明显体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等等，对此在文章的下一部分将做进一步阐述。
二、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现状
1.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理念方面我国采用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思想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66条的规定均体现了该思想。虽然这种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理念为理论界所认可但在实践中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上依然受传统重刑思想影响，司法机关宁重勿轻杀一儆百的刑罚思想根深蒂固。近期较为典型的李天一轮奸案中，外界舆论所传递的重刑思想，伴随在整个案件审判的始终，社会的焦点自始至终都是聚焦在加害人行为的危害性，基本完全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强奸罪中的加重情节，和普通成年人犯该罪的处理并无明显差异，在对李天一本人属于未成年人这一事实却较为轻描淡写，对这一特殊性考虑不多，两审判决均以十年有期徒刑而告终。
2.在具体法律规定方面，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我国法律对其在刑事责任、定罪量刑和诉讼程序上都作了特殊规定
一是对未成年人如何定罪量刑方面对哪些负全责哪些负部分责任哪些不负责作了明确规定；二是在如何定罪方面规定了不认为是犯罪和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和特殊行为的定性；三是如何处罚方面，总的来说主要有两个原则：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和不适用死刑。四是对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如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询问不满18岁的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1416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18岁未成年人案件，一般不公开审理。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判决前，审判人员不得向外界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案卷材料，除依法查阅、摘抄、复制以外，未经本院院长批准，不得查询和摘录，并不得公开和传播；在法庭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戒具等。
上述实体法和程序法均体现出了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上的特殊性。但相对于整个未成年人司法现状而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范基本上仍是处于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的状态，尤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未成年人专门司法机构专门司法人员的缺失，缺乏贯彻符合未成年人教育、改造、挽救理念，在刑罚适用上除开禁用死刑和慎用无期徒刑外仍然基本上和普通成年人一致，缺少为未成年人量身定做的以教育为主的刑罚种类。
3.在于处理未成年人案件中与之配套的非处罚性教育监督措施和后期帮助失足少年早日回归社会也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社区矫正制度以及《新刑事诉讼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封存记录做出了新的规定。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这一规定，是在诉讼法上，为落实《刑法修正案（八）》所规定的未成年人轻罪免除前科报告义务，所设置的配套程序规定。规定未成年人轻罪免除前科报告义务、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利于防止未成年犯罪人被标签化，有利于他们更好地重新回归社会。目前在很多国家，如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瑞士等都有类似规定。
这也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一大进步的一个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传统的公检法机构而是将社会这个重要角色纳入其中配合公检法机关一同教育感化失足少年犯，同时也兼顾考虑到到未成年犯日后融入社会的问题，明细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从而保障其日后更好的融入到社会中去。但目前对社区矫正主要还是运用于成年人犯，对于未成年犯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区别于成年犯的社区矫正，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也不属于是针对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而犯罪封存记录虽然是针对未成年犯做的特殊规定，但这一规定本身就带有其一定的缺陷，如司法机关因办案需要还是可以查询的，这一规定就将封存的价值大大缩水，此外，对封存主体、封存程序、封存不善责任承担等方面均未明细。这些都将导致此项特殊规定在实践中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三、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前景
首先，在思想理念上，可以借鉴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教育导向的思想以保护、教育、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宽宥思想替代以惩罚、监禁为主的惩罚导向的严厉思想，对于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宽严相济的司法理念在实践中很容易偏离初衷，偏向惩治而忽略掉教育。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宽宥教育为主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实践中效果也较为显著。
其次，在立法方面，加强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制定独立的未成年人法。如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律将其审判程序、审判主体、司法强制措施等与成人区别开来，将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主体的保护表现的更完整、具体、可行。将其与成人明显区别开。
再次，组建专门的机构和专门的组织，建立相对独立的刑事司法体制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必不可少的。鉴于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专门机构基本没有建立，专门人员亦属于普通刑事司法机关，缺乏相对的独立性；要改变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依附于普通刑罚制度，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审判法庭，培养具有丰富教育经验的未成年犯专审法官是必须的。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且呈不断上升趋势，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体制以适应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专业化的需要。未成年犯处于特殊阶段，身心发育尚未健全，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大部分未成年犯都与其所成长的特殊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针对这类群体就需要熟知心理学兼有丰富的教育经验的专业人士对其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降低其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以温和友善的方式对其进行引导，循循善诱，最终使其从根本上认识到自身错误，自愿主动改正积极早日融入社会。
具体而言，一是在以公安机关为主的侦查机关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侦查部门，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侦查的过程中不仅要查清案件事实，还要充分考虑到国家对这类团体的特殊保护，采用适度宽松的刑侦手段，如尽量减少逮捕和拘留的刑事强制措施，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过程中的方式和态度及策略均应区别于成年犯罪嫌疑人，即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的初级阶段处理阶段就贯穿好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理念，从而为后续未成年人犯罪件的审理和未成年犯改造阶段奠定基础。二是在审判机构应完善少年法庭的设置，充分发挥其专门处理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的功能，聘请或录用深谙未成年人心理的法律工作者来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三是就检察机关而言，要加强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违法行为的监督，对其违法违规行为及时追究，并采取一定的追责措施。
只有公检法三机关各尽其职，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处理，改变传统理念，才能使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
刑事司法制度篇6
一、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对社会治安影响较大。未成年人犯罪已与环境污染、贩毒吸毒并列为三大社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2008年全国法院判处未成年罪犯88312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0.85%。（1）以笔者所在的河南省信阳市两级法院2005-2008年判处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例，2005年判处未成年罪犯267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2.07%；2006年判处未成年罪犯187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1.59%；2007年判处未成年罪犯191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0.79%；2008年判处未成年罪犯231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1.09%。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对该类群体的犯罪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依法予以矫治。由于未成年人在生理、心理等方面与成年人相比有较大的差别，这些因素必然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目的、方法、后果等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内在本质全然不同，对他们的司法处理也不能照搬成年人的模式。wWw.133229.CoM英国著名学者培根说:“执法也不可过苛，不能把法律变成使人民动辄得咎的罗网。在考虑法律正义的同时也应当有慈悲救人之心，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2）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刑事实证学派将犯罪原因归结为犯罪人自身、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因素，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在于惩罚犯罪人，而在于矫治犯罪人，使之改恶从善，复归社会，认为刑事政策主要应以特别预防为目的，应依照犯罪人恶性程度的差异以及犯罪具体原因的不同，落实刑罚个别化原则。（3）对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惩罚打击只是手段，保护教育才是目的。国外司法机构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普遍遵循“保护处分优先”的原则，即将刑事处分作为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最后手段。为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效预防、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保护犯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建立一整套不同于成年人的审判和执行的特别司法制度。这种制度设计，应突显“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体现教育、保护和适度惩罚的职能；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及成长特点，赋予犯罪未成年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及保证实施的措施；制度设计更为灵活多样、缓和宽松，满足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实践的需要。
实践中，一些法院也探索适用特殊制度依法矫治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例如，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于2006年首次将道德调查纳入量刑参考，南京市司法机关于2005年首创暂缓起诉制度和暂缓判决制度，广州市自2006年始实施社会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青少年“金不换工程”，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出台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实施办法》，以激励失足青少年改过自新，上海市综治办等8家单位于2007年共同制定了《关于对违法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实行考察教育制度的意见》，并在全市范围内施行，（4）等等。实践证明，这些举措均收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因此，设立未成年人犯罪诉讼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二、社会调查制度
犯罪人格理论认为，对未成年人判处刑罚应探讨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根据犯罪行为及罪犯的人格形成过程和复归社会的可能性大小来决定刑罚。（5）法国著名刑法学家安赛尔认为，为了正确处理案件，法官必须了解他负责审理的犯罪人。为此，必须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调查，调查应从“社会、医学和心理”等方面进行。务必使对犯罪人的处遇与其人格相符合，便于其尽快地复归社会。（6）社会调查制度在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的国际公约中普遍得到确立。《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以下简称《北京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置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审判。”英国《2003年刑事司法法》也规定：“法庭在判处监禁刑、社区刑时必须获得判刑前报告，法庭有责任获得并考虑判刑前报告。”（7）
在我国，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法庭作为量刑参考，乃司法实践探索的结果。2006年北京市丰台区法院首次将道德调查纳入量刑参考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实践中我国的社会调查,主要是针对那些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有可能被判处缓刑的刑事案件被告人。调查的组织者一般为司法行政部门，调查的内容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和邻里关系、单位表现、社会交往等情况。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公众关于被告人的评价意见的记载，是公众参与司法的新途径，体现了司法民主。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有利于调动相关司法部门参与未成年人犯罪矫治工作的积极性，形成多部门相互配合，齐抓共管，共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良好局面，促进社会和谐。
但是，司法实践中适用社会调查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依据问题。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或者有可能适用缓刑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实行判前社会调查，这仅是司法部门的一种实践探索，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未对此作出规定。司法解释的少许规定也较原则，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社会调查实施的程序以及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程序，实际操作上随意性较大，不够统一。第二、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问题。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出发点是保证量刑的公正性，但是，量刑的公正要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为前提。如果这种社会调查报告为部分人利用，内容不真实，必将会影响量刑的公正性。（8）
针对上述不足，应立法规范社会调查制度，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性质，调查的主体、调查的对象、内容以及适用的案件范围等内容，在赋予社会调查法律依据的同时，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真正发挥该制度的作用。
其一、调查报告的性质。社会调查报告为刑事审判中的道德调查, 是量刑的参考因素, 不影响定罪。故不应把调查报告当成判决内容，否则庭审也失去应有的地位。被告人在案件中的行为仍是案件评判的主要依据。
其二，调查的组织者与制作主体。调查的组织者与制作者为受案法院平级的司法行政机关。从事庭前调查的人员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及广泛性，可以由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矫正机构人员、人民陪审员、以及心理专业人员、志愿者等组成。调查者一般不少于两人，并且应当全部出庭。调查报告的具体组织人与制作人适用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的规定。
其三，调查的对象、内容。调查的对象包括被告人的邻居、同事、单位领导、居委会或村委会负责人等熟悉被告人的人。调查的内容应分清案件轻重程度，来考虑调查的范围及详略情况。对情节轻微，以及过失犯罪等明显适用缓刑的案件，可以简化调查模式；对量刑刑期在三年以上，可能判缓，以及可能存在争议的案件形成详细的报告，主要针对罪犯的个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包括被告人的家庭结构、性格特点、社会交往、工作情况以及案发后表现以及被害人的相关意见等多方面。（9）从而分析出未成年罪犯成长过程中存在的积极与消极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并于调查结束后形成书面意见，为对罪犯的量刑、矫正、帮教工作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其四，调查适用的案件范围。社会调查报告适用案件范围主要为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刑期在三年以上，具备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可能判处缓的案件，也适用社会调查制度。案件审理中若审判人员认为量刑需要社会调查报告的，可以通知司法行政机关制作报告。检察人员、被告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诉讼人、辩护人认为本案需要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可以向法官提出申请，由法官决定是否进行社会调查。
三、暂缓判决制度
暂缓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经开庭审理后，根据其所犯罪行和悔罪表现，暂不判处刑罚，而是作出延期判决的决定，让其继续就业或就学，对其进行观护帮教，考察期满后，再根据原犯罪事实和情节，结合被告人在考察期间的表现予以判决的法律制度。（10）实践证明，暂缓判决制度既能对未成年犯罪人起到惩罚作用，又能对其起到教育、挽救之功效。
暂缓判决是对现代西方国家观护制度的借鉴。1974年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年刑法》第27条规定，“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根据侦查的材料，不能确有把握地断定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否已造成非判不可的危害时，少年法庭的法官可以判定少年被告人有罪，但是判刑的决定在确定的考验期内暂不作出。在考验期限内，少年被告人由任命的考验期监督人进行监督和观护。如果该少年被告人在考验期间表现不好，法官可以对其随时宣布刑罚判决，并且不许缓期执行。反之，如果该少年被告人在考验期间真诚悔改，表现良好，犯罪倾向已消失，法官则可撤销原判。”（11）
我国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也探索适用暂缓判决制度。2004年12月17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对4名被指控犯抢劫罪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宣读了《暂缓判决决定书》，4名被告人获得了3个月的考察机会，如果在此期间表现良好，4人可获大幅减刑，甚至可以“定罪免刑”。最终，4名被告人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减刑，该制度的施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实践中暂缓判决的适用仍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首先，暂缓判决的适用对象不统一。一些法院对暂缓判决仅适用于未成年人，有的则扩大到在校大学生，还有的适用于轻罪犯罪嫌疑人。其次，暂缓判决的适用条件不明确。由于刑事诉讼法律对适用暂缓判决的案件类型、法定刑以及犯罪情节轻重等问题没有明确地规定，实践中不同法院掌握暂缓判决的适用条件不统一，有的过严，有的又偏宽。再次，对暂缓判决考察方法的设计不科学，随意性较大。有的法院作出暂缓判决决定较随意，只是让未成年人回到社会，一放了之，由于缺乏系统的、科学的考察方法，不能有效地对考察对象予以必要的监督、检查，因而其做法有放纵犯罪的嫌疑。
在我国推行暂缓判决制度，笔者有以下建议。第一，立法规定暂缓判决的内容、性质和适用条件，赋予暂缓判决法律依据。在刑法中规定“对未成年被告人单独宣判有罪”的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未成年被告人暂缓判决中犯罪认定判决和刑罚裁量判决分开。第二、统一暂缓判决的适用对象和条件。适用暂缓判决应当具备以下条件：适用对象为已犯罪的未成年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刑；共同犯罪中，系从犯、胁从犯或被教唆犯；不是累犯，犯罪情节轻微，平时表现良好，且认罪态度好，人身危险性不大；愿意接受社区服务考察；具有家庭监管条件等。第三，建立科学的暂缓判决考察制度。作出暂缓判决决定后，应对未成年被告人建立考察制度。由社区矫正机构下设的专职考察部门制定考察帮教计划，并对未成年犯建立考察评议档案，负责对少年犯进行教育、管束，在考察期届满后对暂缓判决对象作出综合评定报告。法院在考察期满后，应开庭听取法定人、辩护人、公诉人的意见，结合考察部门提交的考察评估报告，分别作出判决，对考察期表现良好、确认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被告人，应当适用缓刑；对犯罪情节较轻、暂缓判决考察期表现良好的未成年被告人，可以适用免刑；对于极少数表现不好的暂缓判决被告人，按其原犯罪事实和情节判处实刑。（12）最后，规范暂缓判决书的制作。一般而言，暂缓判决书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①判决被告人犯有何罪以及拟判处的刑罚；②规定考察期限，期限一般为为1—2年，期限由犯罪情节轻重决定，并决定“社区服务令”内容；③写明如果被告人在考察期间如果其表现符合“社区服务令”要求的，将免刑、减刑或者缓刑判决，具体刑罚种类和刑期待考察期结束后最终予以判决。
四、非刑罚处置制度
现代刑法理论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追究，目的应当重在教育挽救，而非惩罚报复。英国法学家莫里森在《少年犯罪人》一书中论述道，监禁会将一个天真的少年犯罪人变成一个顽固的、习惯性的犯罪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监禁，监禁机构和自由社会差别极大，它不可能交给少年犯罪人在自由社会中所需要的行为方式。（13）虽然该论断有些片面，但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非刑罚处置的重要性。
目前世界上较多国家淡化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的观念，而代之以保安处分和教育处分等非刑罚处理方法。国际人权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第4款规定：“应采用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管、指导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北京规则》第18.1要求：“应使主管当局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更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有些可以结合起来使用，这类措施包括：a、监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b、缓刑；c、社区服务的裁决；d、罚款、补偿和赔偿；e、中间待遇和其他待遇的裁决；f、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的裁决；g、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h、其他有关裁决。”（14）
我国刑法对非刑罚处理方法规定在该法第37条、第17条第4款等条文之中，主要包括以下七种方法，即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责令父母或监护人严加管教，收容教养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上几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难以实现教育未成人的目的，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对非刑罚处理方法缺乏系统、专门的规定。如前所述，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规定于《刑法》第37条、第17条之中的，总体而言，这些方法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更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作出专节、专条的规定。其次，非刑罚处理方法种类偏少、体系性不强。与《北京规则》第18条相比，一些方法如社区服务、参加集体辅导等没有涵盖在内。最后，多数方法的强制性不足。除收容教养具有强制性教育外，其他方法强制性不够，实践中易造成一放了之的局面。而收容教养以剥夺自由为前提的，且没有明确的期限限制，很多情况下，处罚又可能过重。因此，各种非刑罚处理方法之间悬殊较大，没有形成一个轻重有别、逐级递进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15）三是一些非刑罚处置方式的适用效果不够显著。例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这三种措施教育时间短，难以使未成年人体会到自己犯罪给他人、社会带来的切肤之痛，从而促使其真正悔悟，教育效果不佳。
针对非监禁处罚适用存在的上述不足，应采取如下措施依法予以完善。首先，完善刑法中现有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刑法典中设立专条、甚至专节，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作出专门规定。具体而言，“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完全可以同时适用，将这三种方法合并为一种；基于未成年人一般不存在行政单位的归属，可排除“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严格“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配以具体的监督保证措施；将“收容教养”加以司法化改造，纳入刑法规范中，作为一种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其次，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增加未成年人犯罪的其它非刑罚处理方法。⑴担保释放。即由司法机关责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交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由某些有固定住处，又有能力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的人员或单位作出担保，保证未成年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再实施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在此前提下，免予未成年人的刑罚处罚。一旦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则由司法机关撤销担保释放的决定，没收担保金，或取消担保资格，并重新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措施。⑵监管令。是指司法机关可对未成年人发出并由其监护人监督执行，禁止未成年人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某些限制性行为的书面指令。例如，不得游荡社会、夜不归宿；不得吸烟、酗酒；不得进入营业性的歌舞厅、网吧、酒吧等场所。同时，监管令还可以要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保证监督其行为。⑶社区服务令。即指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不予关押，而是将其置于社区之中，在特定委员会的监管下，要求未成年人必须完成一定的社会公益性服务劳动或社区工作的一种处罚方式。⑷工读学校。工读学校以前主要是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手段，适用于有违法或不良行为的少年。当前，可以将工读学校纳入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中。对于某些犯有轻罪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入工读学校加以严格教育。⑸社会帮教。即将其置于社会上，对其活动场所、交往活动进行一定限制，要求其定期向社会矫正人员汇报，离开本地或有其他重大事项必须向社会矫正机构报批，若在保护观察期内无任何不良倾向，则对其免予刑事处罚。（16）
五、刑事污点消除制度
刑事污点消灭制度也称前科消灭制度，指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罪犯，如果在前科考验期内无违法违纪现象，根据其本人或其法定人、社区矫正机构的申请，由原判法院组织调查、听证，确定其已改过自新的，则取消其刑事污点并通知有关部门，依法视为未受过刑事处分或没有刑事前科的法律制度。（17）
美国犯罪学家弗兰克·坦南鲍姆指出，制造犯罪人的过程，就是一个（给他）贴上标签、下定义、认同、隔离、描述、强调以及形成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过程，它变成了一种刺激、暗示、强调和发展被谴责的那些品质的方式。这就意味着人们容易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保有成见，给其贴上“坏人”的标签，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犯罪的未成年人自暴自弃，难以改过自新。（18）现代多数国家意识到刑事污点对未成年人教育和成长的较大影响，纷纷立法建立刑事污点消除制度。《北京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德国现行的《少年法院法》第97条规定：“少年法官确信，被判刑少年行为无可挑剔，证实已具备正派品行时，少年法官可依其职权，或经被判刑少年、其监护人或法定人的申请，宣布消除前科记录。”日本《少年法》第60条规定：“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免于执行，使用有关人格法律的规定，在将来应视为未受过刑法处分。”法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第770条规定：“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作出的裁判决定，在此种决定作出起3年期限届满后，如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即使其已经达到成年年龄，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申请、检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经宣告撤销犯罪记录登记卡时，有关原决定的记述不得留存于少年犯罪记录中；与此裁判相关的犯罪记录登记卡应销毁。”（19）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却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该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的刑事处罚，不得隐瞒。”然而，实行前科报告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存在一些问题。 2004年，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制定并实施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实施办法》，以激励失足青少年改过自新。该制度解决了前科对未成年罪犯将来学习、就业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受到了罪犯家属的欢迎，可受到一些法学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在没有相关立法的情况下，前科消灭举措会因为执行中的一些难题无法克服而难以实际地发生作用。实践中人民法院尝试适用刑事污点消除制度面临尴尬局面。
刑事污点消除制度使得符合条件的有过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避免前科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够平等的享有与其他正常人一样的权利和机会，使其真正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因此，我国也应确立与国情相符的未成年犯刑事污点消除制度。可以规定，对犯有不同罪行的未成年人给予不同的考验期，如果在此考验期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在期限届满后根据未成年犯人的申请取消其刑事犯罪记录：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缓刑考验期满没有故意犯罪的；被判管制、拘役，刑罚执行完毕后6个月内，没有故意犯罪的；处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1年内，没有故意犯罪的；处刑为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内，没有故意犯罪的；处刑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3年内，没有故意犯罪的。（20）另外，如果未成年被告人在此考验期内未成年人有特别突出表现的，例如，阻止他人重大的犯罪活动，见义勇为的，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有发明创造重大技术革新的，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可以根据未成年犯人的申请在考验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其刑事污点。
六、社区矫正制度
关于社区矫正的性质，我国刑法学术界与实务界有不同观点。有的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社区矫正定义为：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有的观点认为，社区矫正并不完全等同于非监禁刑，社区矫正不是刑种概念,而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21）还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和社区社会工作，应当放宽社区矫正的范围，还应包括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受刑人的安置帮教工作、监狱行刑社会化等内容，实现犯罪人再社会化的目的。（22）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法国刑法学家卡斯东·期特法尼指出：“刑事政策极其严重的困难之一是，我们尽力使犯罪人能够适应社会，其本人也恢复了信念。尽管如此，这些人却发现对他们的真正惩罚是在他们走出监狱之后才开始的，社会专门排斥他们，使他们的全部生活都由犯罪打上了烙印”。（23）可见，在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更应强调对未成年罪犯的权利维护和保障。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是“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减少未成年罪犯重新犯罪并帮助其回归社会。社区矫正不仅能降低行刑成本，而且有利于犯罪的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它不仅充分彰显了人文关怀，体现法治文明及社会进步，而且符合世界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是建立和谐社会秩序的良好方法。
自2003年我国司法机关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的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和不断深入。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经在我国25个省（区，市）的123个地（市）、517个县（区，市）、4189个街道（乡镇）展开，分别占建制数的78.1%、36.9%、18、1%和10.1%。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14320人，其中解除矫正45226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69094人。（24）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应当承认，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仍然存在诸如没有明确法律依据、适用范围过窄、缺乏专门的矫正机构等问题。因此，应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先进作法，依法予以完善。
1、立法规制社区矫正工作。将社区矫正的内容纳入刑事执行中, 促进狱内行刑与狱外行刑的一体化。另外，应适时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完善有关社区刑罚的实体和程序方面内容, 规定社区矫正的公开宣告、回访以及对矫正对象的监控、教育、评估、奖励等可具操作性的规范，为社区矫正的实践运作提供一体化的立法保障。（25）
2、适当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主要包括下列五种罪犯，即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笔者认为，可以适当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特别是针对部分轻微犯罪，如故意轻伤害、交通肇事等，如果未成年犯人犯前述轻微犯罪在监狱等机构服刑期间能认真悔改，并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当其刑期执行达到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时候，也可以转交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矫治。
3、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明确其职责。笔者认为，可以设立一个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机构，在现阶段可以设立由政法委牵头，法、检、公、司、教育、工会、团委、妇联等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心理专家和志愿者组成社区矫正委员会，下设判前社会调查、帮教扶助、监督考察等部门。判前社会调查部门负责组织未成年犯的判前社会调查，启动社区矫正程序。帮教扶助部门与未成年犯及其法定人签订帮教协议，制定定期跟踪矫正的计划，由心理辅导专业人员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提供就业安置、心理咨询、行为指导等方面的管理和服务工作。监督考察部门监督各类非监禁处置措施的执行，对未成年犯执行非监禁刑的情况进行考察监督，出具社会考察评估报告，提出减刑建议。通过一个固定的专职机构统一负责未成年犯的改造和矫正工作，真正发挥社区矫正制度的功效。
4、丰富社区矫正的教育内容，充分发挥其职能。一是对未成年罪犯进行适当的心理引导，告诉其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如何正确分辨各种社会现象。二是让未成年罪犯参加公益劳动。这不仅能使他们对自己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予以弥补，而且可以增加其荣辱感、责任感，改正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气。三是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生活能力。大多未成年罪犯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谋生技能，他们无论在心理还是谋生能力各个方面都存在问题，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社会生存能力。（26）
结语
美国少年法庭运动代表人物、著名法官朱力安·马克指出：“如果发现他（未成年人）走向犯罪并被控告，则不应一味地予以处罚，而应该实行改造；不是让他从此堕落下去，而是要叫他振奋起来；不是要把他摧垮，而是要他发展；不是要把他变为罪犯，而是要把他造就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公民。”（27）因为，处在人生特定阶段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具有特殊性，更需要社会的关心，法律的呵护。在未成年人因多种原因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时，对未成年人的关心和保护，对其改过自新和保持家庭的幸福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自1984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探索已经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有效矫治犯罪的未成年人，促其悔过自新，应当总结实践探索的成果，针对存在的问题，规范和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必需强调，这种制度设计不应一味地强调处罚的宽缓性，而忽视刑罚的强制性，应当宽严相济，体现教育、保护和适度惩罚的职能。如果对未成年人犯罪一味地宽缓用刑，甚至以罚代刑，放任自流，就会矫枉过正，不仅不利于未成年罪犯改过自新，刑罚也会因为欠缺惩罚力度，难以保证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均衡而有失公允。笔者认为，应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为契机，在增设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别程序篇”中重点规定前述几项制度，主要内容为：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实行社会调查，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在校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表现等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决定暂缓判决，在考察期内对其进行观护帮教，于考察期满后视帮教具体情况予以恰当判决；整合现有的非刑罚处置方法，吸收、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非刑罚处置方法，形成科学的、系统的非刑罚处置体系；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前科消灭制度，即具备一定条件的犯罪未成年人，在其人事档案中隐匿其犯罪记录；正确界定社区矫治的性质，适当扩大其适用范围，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明确其职责，丰富社区矫治的内容，充分发挥其职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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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制度篇7
未成年人年龄在我国法律中指年满十四周岁,不满18周岁。在少年刑法中,刑罚不再只是报应的手段,更应当是教育的方式,尤其是对待一些身心发育不成熟,可塑性较强的未成年人来说,更应当谨慎适用,不得轻易发动。我国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探索少年审判制度,成立了少年审判法庭,根据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采用区别于成年人的审判方式,在坚持依法审理的前提下,把着眼点放在对少年犯的教育、感化、挽救上,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努力矫治失足青少年,使他们改邪归正,从而达到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的目的,开展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一)社会调查措施
法国着名刑法学家安赛尔认为,为了正确处理案件,法官必须了解他负责审理的犯罪人。为此,必须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调查,调查应从“社会、医学和心理”等方面进行。务必使对犯罪人的处遇与其人格相符合,便于其尽快地复归社会。实践中我国的社会调查,有法律法规的相应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放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调查。”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有利于调动相关司法部门参与未成年人犯罪矫治工作的积极性,形成多部门相互配合,齐抓共管,共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良好局面,促进社会和谐。
(二)暂缓判决措施
暂缓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经开庭审理后,根据其所犯罪行和悔罪表现,暂不判处刑罚,而是作出延期判决的决定,让其继续到学校企业继续就学就业,对其进行观护帮教,考察期满后,再根据原犯罪事实和情节,结合被告人在考察期间的表现予以判决的法律制度。
(三)非刑罚处置措施
所谓非刑罚化,是指少年法庭在对未成年人犯罪裁量刑罚时,不仅考虑犯罪性质、情节以及后果,而且考虑未成年人的生活背景事实和矫治条件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作出以矫治为目的的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非刑罚处置措施是倡导轻刑、非监禁刑、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该举措追求更高层面的公平和正义,同时要求法官全面理解法律,全面掌握事实,处理案件的立足点要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作出矫治效果好,充分体现法律和社会效果最佳统一的判决。
(四)圆桌审判措施
圆桌审判方式就是采用灵活性与严肃性相结合的原则,改法台式审理为圆桌式审理,灵活运用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相适应的方式进行审判的一种庭审方式。其主要特点就是通过对以往审判庭形式上的改变,圆桌审判时,公诉人员在讯问被告人时态度温和、神情和蔼、可亲可敬、关爱与严肃并重,消除了被告人的恐惧感。这样更有力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预防重新犯罪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挽救和期望。
(五)“审判后”回访帮教措施
为更好的巩固审理效果,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促使失足少年尽快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成为社会建设的有用之材,建立审判后帮教措施是刻不容缓的举措。回访帮教失足少年,减少他们的心理负担,积极为他们提供各种教育,提供就业就学的机会途径。这是人民法院对少年犯宣布判决后的一种向后、向外延伸,是教育、矫治少年犯的继续,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制度的现状存在的不足
(一)人才资源缺失
第一,专业人才缺失。目前的少年司法实务当中,许多少年法官除办理少年刑事案件之外,还要办理其它刑事案件,使得少年法庭名不符实;第二,专业知识缺失。对少年进行庭审教育和延伸教育,需要相关教育人员具备必要的知识结构和一定的职业精神。少年司法人员欠缺心理学、教育学、犯罪学、美学、口才学等专业知识,往往使法庭教育过于肤浅,流于形式,达不到惩罚、教育、感化的目的。
(二)相关程序流于形式
第一,社会调查报告流于形式。不少案件起诉到法院时,没有社会调查报告,或者社会调查报告内容不充分,这使得庭审教育缺乏针对性,庭前延伸教育时断时续,没有规划性;第二,庭审程序形式化,少年案件大幅度上升,为了完成审判任务,少年法庭的庭审程序加快,庭审教育虽然保留,却也只是流于形式。
(三)回访帮教不到位
我国少年帮教制度倡导两条龙体系,一是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的政法一条 龙,二是妇联、学校、社区等社会团体一条龙。但是,在实践当中,由于各司法行政机关的配套改革不完全协调一致,有工作关系不顺畅、各自为阵、力量不均的现象。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制度的相关建议
(一)少年法庭的普遍设置
以笔者所在的抚州市法院系统,整个抚州市法院系统里没有设置少年审判法庭,而抚州市法院系统每年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案件占所有刑事案件的10%左右,可谓一个很高的比例。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审判资源。应该在每个基层法院设置少年审判庭,并在向已设有少年审判法庭的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再进行综合改进,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不断完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才能更有针对性的,更地域性的对失足少年上好审判这堂课,让这些失足少年在审判的过程中感受到法官对他的关心,社会对他们的不离不弃,鼓励他们重新站起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少年法庭的普遍设置,也可以使少年法庭不仅限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审刑事案件的审理,今后少年法庭还可以进一步将案源扩大到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行政、经济等案件的审理,让审判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二)少年法官的素质提升
未成年犯罪案件多为一些传统单一的普通刑事案件,如盗窃、抢劫、故伤等,法律关系简单,少年这一特殊群众具有身心尚不成熟、人格尚未成型、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和对自身的控制能力差,但可塑性非常强。而且庭审调查、法庭教育、庭后帮教的工作繁杂,需要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在过程中需要各种才能的综合运用,所以,一是在少年法官的遴选上,应该突破变通的法官选择条件,可以针对少年审判这一块来遴选一些在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专家来担任少年法官;二是提高在职法官的素质,少年法官要熟悉青少年身心特点,本身具有高尚、慈爱、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些品质,同时,在加强业务能力的同时,应该定期组织少年法官参加如心理学、口才学等知识的培训。只有全面提升少年法官队伍本身的素质,才能更好的为失足少年进行教育感化。
(三)上好“审判前”的预备课
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副院长在全国法院第五次少年审判工作会议上指出:“经过长期实践,少年庭已经形成一整套特色工作制度,如社会调查、法定人出庭、寓教于审等制度。”在我国,是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法庭作为未成年人犯的量刑参考,但并没有准确的立法规定,只是在司法解释中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社会调查实施的程序以及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程序,实际操作上随意性较大,不够统一。因此,必须有专门的关于社会调查的立法,规范社会调查制度,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性质,调查的主体、调查的对象、内容以及适用的案件范围等内容,在赋予社会调查法律依据的同时,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真正发挥该制度的作用。严格庭前的社会调查,法官积极参与到社会调查当中,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也能全方位的了解当事人的生活环境与脾气性格,为将来的庭后审判职能延伸,回访帮教失足少年作好铺垫。
作为少年法庭的法官,要做好“审判前”的预备课,从以下几点完善现有的相关社会调查制度。一是有无私奉献的少年审判人员,只有具备此种品质有这样的耐心的审判人员,才能走入失足少年的内心,为审判掌握第一手资料;二是立法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和内容;立法规定社会调查报告为刑事审判中的道德调查, 是量刑的参考因素, 不影响定罪,并明确社会调查的主体,可以由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矫正机构人员、人民陪审员、以及心理专业人员、志愿者等组成。调查者一般不少于两人,并且应当全部出庭。调查报告的具体组织人与制作人适用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的规定。从而分析出未成年罪犯成长过程中存在的积极与消极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并于调查结束后形成书面意见,为对罪犯的量刑、矫正、帮教工作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三是有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的能动性;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和邻里关系、单位表现、社会交往等情况。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公众关于被告人的评价意见的记载,是公众参与司法的新途径,体现了司法民主。要切实掌握未成年犯的全面资料,只有法官一方的积极主动也远远不够,必须依托其它各方的力量,通过走访到未成年人所在的家庭、社区、学校、单位,并与相关人谈话的形式,了解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和成长经历,这样的调查报告才能得到比较全面的评价,也使社会调查报告不居于一方,不流于形式,使报告内容更客观真实。
(四)上好“审判中”的综合课
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既要注重保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又要注重保护失足少年,把保护社会与保护少年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要将此理念落实到整个审判过程中来。目前根据我国《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中,少年法庭开庭审理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少年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进行,对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少年被告人,一般不公开审理。
据此,本人认为,对少年刑事案件应依法“一律不公开审理”,同时不宜公开宣判,即实行“绝对不公开原则”。但是,如果少年被告人的近亲属或者教师等人到庭更有利于审判工作的教育,经少年审判庭庭长批准或邀请到庭,但应告知他们不得向外界传播或提供案件审理情况,注重做好保密工作。
(五)上好“审判后”的帮教课
构建和谐社会是全社会的事情,解决与未成年人犯罪有关的问题也绝非一家之力所能及。少年审判在整个资源体系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失足少年的问题,不仅是审判前,审判中,更重要的是审判后,要让这些失足少年知道何去何从。只有全方面的回访帮教,动员和协同社会力量齐抓共管,帮助失足少年就学就业再深造,才能更好的巩固审判效果。
刑事司法制度篇8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的立法模式，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制定一个单独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二是制定一个刑事被害人保护法或救助法。在后一种立法模式当中，除了要规定被害人国家补偿这方面的制度内容以外，还要规定被害赔偿、被害救助等内容，这种立法模式，相对于前者来讲是一个大立法。通过调研得知前一种模式更加适宜，但同时也要考虑后一种模式。因为，如果只考虑到被害人的国家补偿，而对其他与被害人保护相关的制度没有设计或者没有通盘考虑，那么保护和救济被害人的初衷就很难达到。所以，只有以成文法形式规定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才能真正达到保障公民和法人的法定权利与合法权益的目的。无论采取何种立法形式，当前最重要的课题则是如何完善这一救助制度的相关环节。
一 基本原则
考虑我国的国情，依据司法救助制度的理论基础，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和补偿实践，我们认为，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1、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所谓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是指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在没有通过法律救济途径（一般是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途径）要求加害人赔偿，并就加害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权申请国家补偿。也就是，如果加害人有责任有能力赔偿，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无权再要求国家补偿。因为，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直接的侵权主体是加害人，是加害人直接的犯罪行为所致，按照“行为责任理论”理应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国家补偿虽体现了一种国家责任，但更多的则是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国家并不是直接的侵权责任主体。因此，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申请国家补偿前必须先行要求加害人实际承担加害赔偿责任，否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放弃对加害人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在对加害人的财产没有实际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权申请国家补偿。
2、国家适当补偿原则。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国家承担的只是一种国家救助补偿责任，体现的是对弱者的救助理念，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责任。因此，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金额应坚持适当补偿原则，并且国家救助金额和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实际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金额之和，一般以达到当地的最低生活水平为准。司法救助具有补偿性和抚慰性，它不同于国家赔偿；救助不是阳光普照式的福利，只有在符合救助条件确有必要时才能进行；对被害人的救助也不是全额补偿，仅仅是部分救助；救助金的确定要区别不同情况，综合考虑被害人的受伤害程度、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各种因素，以彰显救助制度公平合理之本色。
3、司法救助从属性原则。被害人从其他法律途径获得赔偿的应先予扣除，禁止重复赔偿。关于应扣除的“其他法律途径获得的赔偿”有着不同理解。台湾《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11条规定，“依本法请求补偿之人，已受有社会保险、损害赔偿给付或因犯罪行为被害依其它法律规定得受之金钱给付，应自犯罪被害补偿金中减除之”。德国暴力犯罪赔偿法规定首先要从赔偿金中支付医疗保险公司为被害人治病或进行治疗所预付的医疗费用，有人不无幽默地称该法为“医疗保险公司赔偿法”；瑞典刑事损害补偿法也规定应扣除保险金。
4、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相结合原则。司法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国家财政收入一般都是为了大型的国家公共利益建设和国家安全防护设施的需要，如果一切都要国家财政开支，势必会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并且犯罪是一种社会风险，每一个社会成员应风险共担，才能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理念。因此，被害人补偿制度应坚持国家补偿与社会救助相结合的原则，可以成立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基金会等组织，收集社会捐赠，予以救助。
5、效率原则。需要国家补偿的被害人通常处于经济上的窘境，迫切希望能得到经济上的帮助，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被害人再度受害，国家补偿应该在被害人提出申请后及时、迅速进行，不得无故拖延；补偿程序的设计和运作要科学、高效、方便、快捷，能够切实保障被害人补偿权的顺利实现。
二、救助的对象及范围
绝大多数国家的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暴力犯罪的被害人，但从我国实际来看，非暴力犯罪被害人得不到充足赔偿的现象大量存在，只限暴力犯罪被害人不利于国家救助制度的有效开展，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被害人救助的对象也应当包括两种：一是因遭受犯罪侵害生活极端困难的被害人或者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导致严重人身损害的被害人和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不包括单位；二是因帮助执法官员而受到伤害的人，即在企图阻止犯罪发生或者企图抓捕嫌疑犯的过程中受伤或死亡的人。其他人一律不予救助。近亲属只限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以及被害人生前的法定扶养对象。受到救助的近亲属可以排列顺序：第一顺序为被害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和被害人生前的扶养对象；第二顺序为被害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有前一顺序补偿对象的，后一顺序的不能补偿，但确有特殊情况的例外。同一顺序的救助对象为数人时按比例分配，但不得代位受偿。至于犯罪的类型则无需细分，无论故意与否，只要犯罪行为侵犯被害人生命健康权并导致被害人死亡或重伤或者是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即可。行为人被决定不或免予刑事处罚或终止刑事诉讼，不影响被害人等的受偿权。同时救助对象一般应排除以下情形：（1）被害人诱发犯罪的；（2）被害人的死亡或重伤应归责于本人的；（3）具有补偿资格的近亲属是伤害被害人的行为人或对被害人曾经实施过犯罪行为的；（4）被害人死亡前，具有救助资格的近亲属故意使申请救助金的先顺序或同顺序的遗属死亡的；（5）被害人死亡后，具有救助资格的近亲属故意使申请救助金的先顺序或同顺序的遗属死亡的；（6）具有救助资格的近亲属因实施其他犯罪行为正在服刑或者正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包括囚犯、假释者、缓刑者、共犯、有组织犯罪的成员等。
在救助范围上应坚持有限范围补偿原则。首先应坚持犯罪类型有限化，也就是不是所有的受到犯罪侵害而得不到加害人赔偿导致生活极度困难的被害人都应得到国家救助，救助的犯罪类型应坚持人身受到伤害造成死亡或重伤致残导致劳动能力丧失的原则。被害人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再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自身和其近亲属的生活困境，并且其近亲属本来也没有劳动能力，也不能通过其近亲属的努力改善家庭的生活困境的，这时国家应伸出救助之手进行补偿。如果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没有丧失劳动能力，虽然没有得到加害人的赔偿，但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善其生活困境的，国家完全可以不进行补偿，或者只帮助其走出一时的生活困境即可。其次应坚持过错责任化，也就是国家补偿也要考虑被害人的过错，被害人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过程中无过错的优先赔偿，有过错的降低赔偿数额，有严重过错的，可以不予救助。对因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符合国家补偿标准的应优先救助。再次应坚持有限对象受救助，也就是实际应当得到补偿的当事人的范围应有所限制，一般应是被害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和有其他抚养赡养关系的人，范围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范围大致相同，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在救助项目上应限于：（1）被害人的医疗费用。（2）对被害人扶养对象的救助，可以参照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最低生活标准，再乘以若干倍数，实行分期发放；该扶养对象还有其他法定扶养义务人的，应当扣减其他扶养义务人应当承担的部分；该扶养对象获得了其他社会援助或者补偿后又取得赔偿的，应相应减少补偿金额。（3）基于特殊需要而救助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特殊救助金（比如死亡补助金、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一般不考虑生活或医疗的实际开支，实行一次性定额补偿，具体金额可以以上一年度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额乘以法定倍数计发。（4）死亡被害人的丧葬费，可以参照目前民事赔偿的数额确定，但不能太高，以不超过3000元为宜。
三 救助金额的确定
1、资金来源和管理
设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国家一般都设立专项补偿基金，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联合国《基本原则宣言》第13条提出：“应鼓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家基金的做法。在适当情况下，还应为此目的设立其他基金，包括受害者本国无法为受害者所遭伤害提供补偿的情况。”我国也应该设立被害人专项救助基金，基金的来源渠道可以多样化，除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外，还可以考虑如下来源：（1）对罪犯适用附加刑中的罚金；（2）监狱服刑者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3）犯罪人的犯罪所得或其财产依法没收后的变卖所得；（4）考虑将管制和拘役“以罚代刑”；（5）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的一部分；（6）国家代位求偿所得；（7）社会捐赠等。
为防止资金被挪用，保证专款专用，应由基金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并且在基金的管理上实行基金管理部门与救助决定机构相分离的原则，基金采取专款专用、单独核算、帐务公开的管理办法并接受救助决定机构的监督。基于救助基金的补偿安抚功能，可以考虑由民政部门作为基金的专门管理机关，但救助基金应该与其它类型的救助金相分离。救助金的决定由人民法院承担，具体而言，人民法院内部设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委员会，并吸收社会上的法律工作者（如律师、法学研究者等）和医疗机构的专家参与。
2、救助金额确定标准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是对被害人的补偿，是国家对被害人的一种救助或援助，具有国家福利的性质，而不是赔偿刑事被害人的一切损失。因此，在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时应对救助金额的总额根据我国财政情况进行适当的限定。同时，在救助金额时，既要考虑被害性质、程度，也要考虑刑事被害人在被害过程中的过错与责任。
四 救助管辖
各国一般以犯罪发生地的救助机构管辖为原则，因为这样有利于补偿机构审查核实有关案件事实。我国的补偿管辖也应以受理刑事案件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救助委员会管辖为原则，补偿任务较重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设立若干分支机构或委托有关机关协助核查救助证据；我国公民在外国受到侵害需要在我国提出补偿申请的，应该向被害人原住所地或最后居住地的救助机构提出，但犯罪发生地所属国已经予以救助的除外。
我国各级救助机构管辖案件的划分应以救助金的数额为标准，救助金不超过5万元的由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管辖，其中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补偿数额不超过3000元的可以由补偿委员会中的一人单独作出决定，超过3000元的由委员会成员3至5人作出，需要听证的则由救助委员会全体成员决定；5万元以上不超过10万元的救助决定由中级人民法院核实证据后报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决定；救助数额超过10万元的应逐级层报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国家救助委员会决定。另外，对于社会影响很大、涉及救助人员很多、救助数额很高的特大型案件（比如石家庄棉纺厂爆炸案）的救助可以由国家救助委员会直接管辖。
五 救助程序
救助程序是指被害人取得犯罪损害补偿应当履行的手续及救助机关作出补偿决定应该遵循的方式、方法和步骤。为避免刑事被害人在申请补偿过程中再度被害，必须建立方便、快捷的救助程序，使符合条件的刑事被害人能够及时、迅速地得到公平合理的救助。救助程序一般包括启动、调查、听证和裁决、执行、救济等几个阶段。
1、救助的启动
救助的启动以适合条件的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关机关提交救助申请表为标志，救助的启动应包含以下内容：
（1）救助权的告知。为了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属救助权的实现，法律应当规定公安司法机关的告知义务，即负责案件侦查、、审判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及时告知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申请司法救助的权利，负有告知义务的机关没有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的，被害人的申请期限可以适当延长。另外，对被害人进行援助的服务机构也应当负有一定的告知义务。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救助的条件、申请期限、申请应当提供的材料、申请提交的机构、补偿的救济等。在告知时，告知义务机关应该重点告知申请应该符合的前提条件。
（2）申请的前提条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申请必须符合下列情形之一：a、公安机关在立案后二年内无法侦破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b、检察机关作出的生效不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c、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无罪判决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d、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无法执行被告人财产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
（3）提起申请的期限。对提出救助的期限，国外有不同的规定。美国各州对报案时间的要求从1天到3个月不等，一般为3天，若超过时限，则不予受理。日本对被害人的补偿是由被害人或其家属在知道犯罪被害之日起2年内或从被害发生时起7年以内提出。法国要求补偿金的请求应当自犯罪之日起1年内提出，逾期将丧失请求权；对侵害人追究刑事责任的，1年期间应予延长自法庭对刑事诉讼做出确定裁判时算起，但逾期提出请求的人能够证明自己有正当理由时，委员会应当接受其请求。具体到我国，申请期限可以分两种情况设定：一是对被告人或其责任人单独或附带提起过民事诉讼的，自执行终结裁定生效之日起1年；二是犯罪嫌疑人不明确、下落不明或死亡而无法行使请求权的，可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犯罪侵害之日起3年内提出，但最长不超过5年，逾期则不予受理；但超过申请期限的申请人确有正当理由的，有关机关可以受理。
（4）申请人提出申请的途径和应提交的材料。一般而言，申请人应当直接向有管辖权的救助委员会提出申请，申请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被害人援助机构或者服务机关提出申请的，这些机构应当将申请材料及时转交有管辖权的救助委员会。申请人提出救助申请时须填写申请表，救助申请表通常可以通过公安司法机关或被害人援助和服务机构获得，或者直接通过救助机构获得；申请人书写有困难的，有关机关应当按照申请表的内容询问申请人并代为书写。救助申请书应当写明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职业状况、月收入水平、有无扶养人、加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基本情况、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被害的程度、有无后遗症及其种类、已经和将要发生的治疗费用、被害人有无过错、损害赔偿情况、有无加入保险、目前生活状况等。申请人提交申请书应当附有相应证据，如个人身份证明、被扶养人情况、被害人医疗诊断证明及法医鉴定书、医疗建议书、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出具的生活困难证明、刑事判决书附加执行终结裁定书或刑事立案决定书附加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证明，撤销案件决定书附加犯罪嫌疑人死亡证明，不决定书等。申请表填写完毕后申请人应当签名或盖章。
2、救助调查
救助委员会接到申请后需指派一名或数名委员会成员单独或组成合议庭进行调查，救助调查主要以书面方式进行，必要时还可以派专人或请求有关组织、单位进行调查、询问，申请人及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调查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被害人接受检查、复验。被害人拒不合作或提供虚假证据材料的，救助委员会可以驳回申请。调查的内容包括程序性事实和实体性事实两个方面：
（1）救助的程序性事实包括：a、申请人是否具有申请资格；b、申请是否符合申请时效的规定；c、案件性质是否属于救助的范围，申请是否属于受理的救助委员会管辖；d、申请手续是否完备，申请表的内容和所附材料是否明确具体。
（2）救助的实体性事实包括：a、被害人的性别、年龄、职业及收入、受养人的有无及基本情况；b、加害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及收入、受养人的有无及基本情况；c、被害情况：包括原有的健康状况、被害的程度、已造成的物质损失及远期影响、后遗症的有无及种类、治疗费的数额、被害者与加害者的关系、被害者责任的有无及程度，被害人同司法机关的合作情况等；d、被害后的影响：包括由该犯罪被害引起的被害者职业变化、收入变化、家庭成员生活变化等；e、损害赔偿的状况：被害人是否受领过损害赔偿金和紧急补偿金，损害赔偿金和紧急补偿金的受领额及方式，是否参加保险，是否接受过社会捐助等；f、犯罪的性质：国外对犯罪性质的要求一般限于严重暴力犯罪，基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我国对犯罪性质限定不能太严，只要是导致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犯罪都应该包括在内，但财产犯罪一般应排除在外，除非财产犯罪造成了被害人生活极端困难；g、救助委员会认为需要查明的其他事实。
3、听证和裁决
救助委员会在审查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救助的决定，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救助委员会应申请人的申请举行听证。
（1）听证。为确保司法救助的客观公正，5000元以上的救助在作出决定之前，应当告知救助申请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救助申请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5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救助委员会应当在20日内组织听证。救助委员会应当于举行听证的7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救助申请人。听证一般应公开举行。救助委员会应当指定调查该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听证主要围绕救助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主持人应听取各方的陈述意见，审查各方提出的事实、证据并组织各方进行辩论与质证，在此基础上查明事实。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听证笔录应当交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盖章。救助委员会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公平合理的补偿决定。
（2）裁决。救助委员会应在受理申请后30日内或听证程序结束后10日内作出是否支付救助金的决定，决定支付的，必须同时决定支付的具体金额。救助金额应综合考虑被害人实际遭受的损失、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被害人过错程度、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经济赔偿能力、当地的生活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因素，对于被害人是老弱病残或者未成年人的，国家应根据其生活来源情况予以适当补偿而不必考虑其责任大小。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即取得受领救助金的权利，此权利的时效期限可定为6个月，并且不得转让。
4、救助决定的执行
对于救助委员会作出的救助决定，申请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给付救助金，有关部门应当执行；执行救助决定主要是指基金管理部门依照救助决定发放救助金，这涉及支付方式、先行支付、支付救助金三个方面。
（1）支付方式。各国救助金的支付方式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次性支付、定期支付或部分支付；有些国家为防止被害人逃避付账，救助机构直接把救助金付给救助被害人的主体（比如医院）。具体到我国，除残疾赔偿金可以分期支付外其他费用应坚持一次性补偿原则，丧葬费等其它费用可以直接付给申请人，必要时，医疗费救助金可以直接支付给医院。
（2）先行支付。救助委员会受理申请后，因无法查获加害人或者被害人的伤害程度一时无法确定而不能迅速作出是否支付救助金及其具体金额的决定时，如果被害人的生活状况已因其受害而极度恶化或被害人急需抢救而需治疗费用时，救助委员会有权在审查核实后作出支付紧急救助金的决定，并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一次性或数次临时支付的方式先行支付。此后，如果救助委员会作出正式救助决定，则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支付或退回。
（3）救助金的支付。救助委员会作出救助决定书后应该在10日内抄送基金管理部门和送达救助申请人，救助申请人接到救助决定书后应当在法定期间内持该决定书和其他相关材料（比如身份证）请求基金管理部门支付救助金，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提出申请的则不予救助；基金管理部门接到救助委员会抄送的救助决定书和救助申请人要求救助的申请后应当在7日内进行审核并予以支付。基金管理部门应当每半年定期向救助委员会书面报告支付情况。被害人取得的救助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5、救助的救济程序
申请人对驳回申请的决定或者对决定的救助数额不服的，可以在接到救助决定书后15日内向上一级救助委员会申请复议，上一级救助委员会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后20日内作出维持原决定的决定或变更决定。复议期间应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六）救助金的返还和国家的追偿权
救助金的返还是指被害人得到紧急救助金或救助金后，又从罪犯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或救助的，应主动返还救助金，被害人不主动返还的，救助资金管理机构有权要求返还。
国家的追偿权是指在被害人得到紧急救助金或救助金后，如果其他负有赔偿责任的人或单位有赔偿能力而没有赔偿或者被害人没有要求赔偿，国家有权在救助金范围内追偿。但国家追偿并不妨碍被害人要求罪犯赔偿除国家补偿以外的应该得到的其他损失。国家对犯罪分子的追偿权无时效限制，即当犯罪分子刑满出狱参加劳动取得收入有了偿债能力时，救助资金管理机构有权随时向其追还为其承担的补偿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