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例范文

刑事案例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刑法案例分析；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司法考试

如何对刑事疑难案例进行分析，是法律教学、司法考试和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法律专业在校学生和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掌握的基本方法。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实质上说，是对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的理解、掌握和综合运用。近年来，案例分析在司法考试、法律专业自学考试、检察官素质考试等法律考试中所占分值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考试中不仅有专门的案例分析题，而且选择题也常以案例的形式出现，要求应试者从所给的数个答案中选择出正确的答案。正确掌握刑事案例分析的方法，无论对在校生还是应试人员以较好的成绩通过司法考试，还是对司法工作人员搞好业务工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以下介绍刑事案例中刑法案例分析和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刑法案例分析

刑法案例分析，是指根据所给案例，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如何定罪量刑所作的分析。刑法案例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二是如果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三是阐述定罪量刑的原则（如果是司法考试，只需阐述定罪量刑的原则，不用指出具体适用的刑罚）。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定性

首先需要确认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肯定不外乎两种结果，构成犯罪和不构成犯罪。如果不构成犯罪，必须说明不构成犯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例如：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但行为人在主观上既不是出于故意，也不是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致，属于意外事件。意外事件，不是犯罪。根据我国刑法，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主要有：

1、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即使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但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相关规定，就必须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来处理，不能以犯罪论处。例如，1979年刑法第160条流氓罪中规定的“其他流氓活动”，包含了行为。但1997年刑法将流氓罪分解为四个新罪名，并取消了原流氓罪的法条，但在新分的四个罪以及其他的各项罪名中，都找不到有关行为的规定。因此，对1997年刑法生效后发生的行为，就不能再以犯罪论处。

2、刑法第13条中规定的“但书”，即“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但书”所说的情况，主要是指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如盗窃罪、侵犯通信自由罪、交通肇事罪等犯罪，在犯罪数额、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等方面达不到构成该罪所要求具备的条件时，不能以犯罪认定。

3、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属于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因此，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4、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以外的犯罪的。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换句话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负责，如果实施了这8种犯罪以外的犯罪的，则不负刑事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下列犯罪的，仍应当负刑事责任。它们是：奸淫的（第236条第2款）；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7条第2款）；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第238条第3款）；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第292条第2款）；携带凶器抢夺的（第267条第2款）；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第269条）。

5、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这里指的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是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6、属于意外事件的。即刑法第16条规定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但在案例分析时，应当注意区分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的过失构成的犯罪之间的界限。

7、正当防卫的。即：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和第20条第3款规定的“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但如果在上述两款之外，属于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的“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8、紧急避险的。即刑法第21条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但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属于避险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

9、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即犯罪已过刑法第87条规定的追诉期限的，不再追诉。需要注意的是，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二）定罪

如果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进一步确认构成什么罪，并说明构成该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在案例分析中认定犯罪的程序一般是：

1、根据所给案例，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什么罪。

2、阐述该罪的概念和特征。

3、说明认定构成该罪的理由。主要是根据案例所给的事实，依据犯罪构成的理论和刑法分则中该罪的构成条件，证明行为人的行为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均符合刑法分则关于该罪的犯罪构成，因此构成该罪。

4、注意罪名的转化。某些犯罪行为，从表面上看，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某些罪名，但刑法分则对这类犯罪在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又规定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的其他条文定罪处罚。这类罪名转化的案例，近年来在考试中经常出现，应当引起考生的注意。这类转化的罪名主要有：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第247条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第248条虐待被监管人罪；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等等。

5、有时候还需要证明行为人为什么构成此罪，而不构成彼罪的根据，即划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这一点一般不是必经程序，但有时案例分析题要求应试者回答。所以，考生在复习时，也应当注意掌握罪名认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目前，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罪名共有413个，如果要全部记住，难度很大。但在司法考试、自学考试以及检察官素质考试中，都有考试大纲，在考试大纲中，一般都详细划定了考试的范围、需要掌握的常用罪名等。应试者只需将考试范围内的应当掌握的罪名熟记即可。在复习准备中，要认真把握好各罪名的概念、特征和认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考试时，也就不难确认所给案例的罪名性质以及对此展开分析了。

（三）定罪和量刑原则的运用

司法实践中，完全根据刑法分则定罪和量刑的情况极少，通常还要根据犯罪事实综合运用刑法总则与分则中规定的原则。作为考试案例也同样如此，在案例所给的各种事实中，肯定还有一些需要运用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迄今为止，笔者还从未看到过仅需依据刑法分则就可以定罪量刑的考试案例。因此，在审查所给的刑事案例时，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事实和刑法的相关规定：

1、行为人的年龄。刑事案例中给定行为人的年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注明行为人的年龄；另一种是同时注明行为人的出生日期和实施犯罪的日期，此时就需要用后者减去前者求得行为人的实际年龄。在年龄的认定上，一律以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行为人只有在过了14周岁、16周岁、18周岁的第二天起，才算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一定要注意不满14周岁、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这三个年龄段，这三个年龄段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有直接影响。例如，对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了犯罪的，必须阐明行为人具有刑法规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以及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原则。

2、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时间。应特别注意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生效这个日期。凡是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并在1997年10月1日前判决未生效的，都要根据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处理。

3、行为人的人数。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是故意犯罪且为2人以上共同实施的，应适用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在案例分析中需要分清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所起作用以及阐明刑法对主犯、从犯、协从犯、教唆犯的处罚原则。

4、行为人在实施故意犯罪过程中的停止状态。行为人在实施故意犯罪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因为客观或主观上的原因，使犯罪停止下来，从而形成犯罪的预备、犯罪的未遂和犯罪的中止。因此，要仔细分析行为人在犯罪的什么阶段，是由于客观还是主观上的原因使犯罪停止下来，从而认定是犯罪预备、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同时阐明刑法总则对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处罚原则。

5、行为人的身份。要特别注意行为人的身份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不同的身份会影响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例如：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的最主要区别就在行为人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此外，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某些犯罪时，虽不影响定罪，但在量刑时要从重处罚。如国家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从重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从重处罚，等等。

如果犯罪主体是单位的，也要阐明根据刑法的规定，对单位犯罪应当适用两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6、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数个犯罪。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数个犯罪，需要分清是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还是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发现漏罪的；或是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新罪的这几种情况，然后分别根据刑法第69条、第70条、第71条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理。

7、行为人是否为累犯。如果案例给了行为人以前曾因故意犯罪被判过刑，且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的时间不满5年，又再次实施故意犯罪的，有可能构成累犯。应阐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累犯不适用缓刑，累犯不得假释的原则。

8、行为人在实施犯罪后，是否有自首、立功的情节。如果有，也需要阐明刑法总则关于自首、立功的处罚原则。

9、其他需要运用总则的情况。如：精神病人犯罪的；聋哑人、盲人犯罪的；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缓刑、假释期间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使用特别的方法犯罪的，等等。这类情况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也有影响。

二、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

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是指根据所给案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立案、侦查、审查、法庭审判、刑罚的执行过程中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所作的分析。从这几年的考试案例看，主要是从所给的案例中在程序上找错。一般来说，错误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体不当

主体不当，是指权力行使人无权行使法律规定的该项权力，或者虽有权行使，但在一定条件下法律对行使人行使权力作出限制的。如：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3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如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的，属于主体不当。再如，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如果曾担任过一审合议庭的成员，在发回重审时，又参加了另行组成的合议庭的，亦属于主体不当。

（二）适用的对象不当

适用的对象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适用法律时对法律适用的对象发生错误。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的5种强制措施，其适用对象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适用。司法实践中，即便是证人、被害人不配合司法机关的侦查活动，也不能对证人、被害人适用强制措施。

（三）时间或日期不当

时间或日期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间或日期。在刑事诉讼法中，有许多法条都规定了相应的时间或日期，以确保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例如：对犯罪嫌疑人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或者连续拘传；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不得超过6个月，等等。权力主体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时，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或日期，也是一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

（四）适用程序不当

适用程序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适用法律时，未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例如：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当中的任何一个程序都不能省略。又如：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必须通过原审人民法院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不得直接提交到上一级法院。再如：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适用法律有错误的，不是依法改判而是发回重审的，等等。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

在刑事诉讼法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也作了规定。其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应有权利还作有特别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应当保障他们应有的权利。如果其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也是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

1、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有：刑诉法第14条第2款：“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第34条第2款：“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152条第2款：“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第213条第3款：“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

2、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有：刑诉法第60条第2款：“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第105条第3款：“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第112条第2款：“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第152条第1款：“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第214条第1款：“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第211条：人民法院执行死刑时，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3、一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有许多，例如刑诉法第11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第34条第3款：“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96条：“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享有一项重要的权利，即：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由检察机关承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对刑法第395条巨额财产、刑法第282条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外，不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的义务，侦查人员不得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

（六）律师、辩护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

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律师、辩护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也作了规定。律师、辩护人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时，司法机关不得限制或阻碍。这些权利主要有：刑诉法第96条第1款：“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第96条第2款：“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第36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第37条：“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在刑事诉讼法案例中找错时，还有一些窍门可以适当利用。一是从案例分析的分值中估计可能有几个错。如分值5分，一般就是5个错；分值8分，可能有4个错，每个错2分。当然也不是太绝对。二是多找错，不扣分。案例分析中的找错，不像多项选择，多找了要扣分。所以，在答题时，可以多找一些错，对那些似是而非的地方，先可以假定它是错的，即便不是错，也不会因多找了而扣分。

刑事案例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 刑事案例指导 司法解释 案例指导制度

现代国家应是法治之国。而法治国的核心价值就是限制公权，保护国民自由。这一点在刑事领域集中体现为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就产生了法律主义。法律主义认为规定犯罪的刑法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予以规定，司法机关只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去适用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确保国民的预测、保护公民的自由，从而通往法治国家。因此构成成文法的刑法规范必须要凝练，以此来确保国民的预测。然而，成文法固有的弊端又是显而易见的，以语言文字组成的成文法必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不同的人存在不同的理解，反而使我们所追求的明确性不易实现；社会状况不断变化、新情况不断出现，而刑法条文一成不变，所追求的稳定又变成了僵化解决不了新问题。因此，刑法必须解释，解释才能使刑法具有生命。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由此产生。

一、司法解释与案例指导制度的产生

我国现行的刑法适用以成文刑法为主并结合司法解释辅之以指导案例，以期达到法律规范的统一适用。其中，司法解释由于条文众多、规定详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具有的显著作用。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二条的规定，我国的司法解释具体是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赋予给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据统计，自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各自单独、联合或与其他机关共同制定了上百部的刑事司法解释。

但是，司法解释同样存在缺陷。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司法解释存在泛化的现象，从而导致司法解释使刑法条文含义固定化，不利发现真实含义；司法解释表述如同成文刑法需要再解释；司法解释不当导致刑法适用不当；下级司法机关面临上级司法机关的审查、监督，下级视司法解释为圭臬，重视程度超过成文刑法；下级成为适用司法解释的机器缺少能动性等等弊端。为此有学者提出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来解决司法解释的弊端。更有观点将指导性案例作为司法解释四种形式即“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之外的第五种解释形式。然而，张明楷教授认为案例指导制度“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司法解释，或者说是司法解释的另一种表述”、“司法解释所具有的缺陷，同样存在于所谓的案例指导制度中”。笔者认为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一针见血。那么，如何避免已经走向司法实践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成为另一种司法解释？在我国现有的办案模式下，即检察官、法官可以把案件审查报告写的详细、超长，也不详细阐明案件裁判理由。然而任何试图省略这种说理过程的制度设计都是枉费的。因此，指导性案例必须体现亲历裁判过程的司法者对于整个案件的解释或者说是理解。这种解释或者理解集中体现在阐述案件裁判理由的过程，也就是阐述司法者对案件与规范解释的过程。

二、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指导性案例

关于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关系，现有的论述还很少，这有待于我们去探讨。笔者认为理清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指导案例的关系，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大有裨益。

（一）二者制定、的主体相同，存在基础却有所不同

刑事司法解释制定和的主体是两高，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释工作的决议》对此明确规定；而刑事指导性案例同样由两高负责遴选、审查、报审、编选和。司法解释源于最高司法机关对检察、审判工作中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的概括、总结，以规范条文的形式表现，其存在基础是最高司法机关所具有的司法权，对于全国司法工作具有强制约束力。刑事指导性案例却正好相反，虽然案例同样由最高司法机关，却只是赋予其“指导性”的效力。其存在基础是司法者对法律的解释、对案情的理解，这种解释和理解符合法律的规定、蕴含法律的原理，从而解决法律、司法解释无能为力的状况，具有统一适用的标准。

（二）二者追求的目的相同，逻辑方法正好相异

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指导案例同样是为了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以期达到“法律的统一公正实施”。在体现的逻辑方法上，司法解释以逻辑演绎的思维方法，创造类似刑法条文的抽象规范，适用于今后的案件。刑事指导案例却是以类似的案情为依托，实现由案到案的类比思维，使抽象的、缺乏操作性的刑法规范在系列案件中得到统一的适用。

（三）二者效力表述上有所不同，但事实上相同，存在的范围具有互补性

最高法《关于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确规定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可以作为裁判依据，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指导性案例具有相似的效力，但司法实践中还不存在明确引用的条件。最高法的《规定》中是以“应当参照”的规定予以表述，其效力在表述是“指导性”而非“约束性”，但是，“应当参照”是具有了事实上的约束力。二者存在的范围应该是相互补充的，案件裁判存在明确的司法解释没有必要以案例的形式存在，指导性案例就是为了填补司法解释的缺位。

三、案例指导制度的定位误区：司法解释化

在司法解释越来越存在“准立法”趋势时，要避免刑事指导性案例“司法解释化”，或者说不要让案例指导制度成为一种附带案情的司法解释，或者成为对司法解释的再解释。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现有的司法者在司法程序中的定位如果不予以明确，传统的办案思维模式不予以适当改变，对司法解释的依赖与崇拜会使司法者不自主的寻求已有的条文，指导性案例所包含的归纳性思维将无从体现。多年来，我国最高司法机关试图否认司法人员的刑法解释权，为了达到对法官在刑法适用过程中的全面控制，努力制定更加“全面”、“详细”的司法解释，甚至敢于超越、突破立法权，彻底清除司法者对刑法的解释行为。这种情景印证了英美法系学者的描述“大陆法系审判过程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式活动的操作图。法官酷似一种专门的工匠，除了很特殊的案件外，他出席法庭仅是为解决各种争诉事实，从现存的法律规范中寻觅显而易见的法律后果。他的作用也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从法律条款与事实的结合中会自动产生解决办法，法官赋予其法律意义”。英美法系的批判形象化，连我们自己都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因此，在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建立之初，适时承认司法者的解释，将为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铺平道路，避免案例“司法解释化”。明确指导性案例本质特征非常重要，是案例指导制度化建设的保证，同时区别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使案例指导制度自成一体，而非流于形式的表面文章。

四、案例指导制度的正确定位：司法者的解释

为此在理清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指导案例的关系后，我们首先并且肯定的将刑事指导性案例所体现的本质内容定位于是司法者对法律的解释即司法者的解释，只有这样才能解放司法者的头脑，使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机体不断得到完善。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所包含的关键点就是司法者的解释，任何偏离亲身裁判的解释、试图以上级的概括起到点睛作用的“好心”会打破制度设计的初衷。如最高法的指导案例4号：王志才故意杀人案，一审判处被告人死刑，；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法在行使死刑复核权的过程中，发回二审重新审理。二审法院面对发回重审的压力，已经清楚最高法的量刑意图。在公布的裁判理由中有这样的表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志才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本案系因婚恋纠纷引发，王志才求婚不成，恼怒并起意杀人，归案后坦白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且平时表现较好，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这里的裁判理由与其说是二审法官的理由，不如说是最高法案件审查者的理由。笔者并不是对判决结果存在质疑，在“限制死刑适用”的大环境下，重审判决结果当然是罪刑相当。笔者只是认为，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压迫式指导意见形成的判决如何能成为指导案例。这种指导案例的内容，与最高法下达的案件批复意见并无太大区别，与司法解释自上而下形成的渠道也并无不同。正如胡玉鸿教授评价所言，“一个案例是否具有指导意义，不是因为其本身对案件所作的公正甚至艺术化的处理，而是源于其背后的权力的支撑。质言之，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权确定哪些案例是指导性案例，因而具有必须参照的效力，这实质上是同常为人诟病的司法解释一样，带有权力垄断的性质”。因此，今后对于案例指导制度要避免其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司法解释，而丧失其作为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特征。

五、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定位为司法者的解释是司法者行使司法权的需要

多年来我国法官、检察官作为司法者其主观能动性限定在有限的空间内，似乎法官、检察官就是案件的加工机器按照一定的司法程序产生相应的案件产品。我们不仅要反问：司法者在案例指导下所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是案件的圆满、定罪量刑，以达到所追求的社会效果？还是司法者作为积极的法律人员其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在解决新型、疑难、典型案例过程中对于法律的理解、阐述，从而过渡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从法学理论上讲解释不只包括对制定法意义的阐述，也包括使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相对应，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司法者所作出的任何判断，都包括对刑法的解释内容，这种解释的制度化建设就构成了我们现在研究的案例指导制度。而不是只有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才是对刑法的解释。

我们的社会处在不断的运动之中，为了使法律适应这种变化，解释者面对崭新的社会关系、生活事实时，在立法、司法解释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根据刑法理念认为必须对其进行规制时，将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对应，在案件中反复斟酌并解释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这一过程正体现了司法者对现实生活的回应，反映了司法的有限能动。如日本现行刑法典颁布于1907年，至今已有100多年，虽然进行多次修改，但没有制定新刑法。“原因之一是，高素质的司法人员，能够在罪刑法定主义指导下，将现行刑法的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既不指责现行刑法的缺陷，也不期盼国会制定出理想的法典，更不期盼国会作出立法解释，而是在宪法精神指导下，充分进行客观的解释、目的论解释、同时代的解释，从而使这部100年前颁布的刑法典仍然适应现在的需要”。这充分说明了社会需要司法者的解释，刑法的发展需要司法者的解释。

刑事案例范文第3篇

作者对本院1998年1月至2006年12月精神病医学鉴定资料中116例精神病人刑事案件司法鉴定资料分析进行回顾性分析。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116例鉴定精神病人中男103例，女13例；年龄17～81岁，平均(33.71±12.46)岁，21～40岁的青壮年96例；婚姻状态：未婚85例，已婚19例，离婚11例，再婚1例。文化程度：文盲35例，小学46例，初中25例，高中10例。职业分布：无业74例，农民16例，渔民7例，工人4例，干部1例，其他14例。

1.2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表作回顾性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案件类型、鉴定目的、结论、刑事责任能力、鉴定诊断等项目，鉴定诊断依据1998年年按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方案第2版(CCMD2-R)，2001年起按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方案第3版(CCMD-3)，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五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及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院在实际操作中把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按照“完全”、“部分”或“限制”、“无”3个等级进行判定。

2结果

精神疾病与案件类型的关系见表1；表1精神疾病诊断与案件类型的关系（略）

各类精神病法定能力评定情况见表2；表2各类精神病法定能力评定情况（略）

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情况见表3。表3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情况（略）

说明：MR：精神发育迟滞；分裂：分裂症；躁狂：躁狂症；人格：人格障碍；癫痫：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冲动：冲动控制障碍；酒精：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脑器：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短暂：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妄想：妄想阵发；滋事：包括寻衅滋事、扰乱、打人；破坏：损坏公共、家庭财物

重大刑事案指危及他人生命的案件：伤害、杀人、猥、放火、投毒

3讨论

国内研究中精神病人刑事案件鉴定中以精神分裂症为主，占49%～80%［1～3］，精神发育迟滞其次。本研究中精神疾病分类以精神发育迟滞45例居首，占38.8%，高于李良杰的10.4%［4］，和宋建成的18.6%［3］。精神分裂症31例,占27.6%,低于张钺［5］的80%,朱国钦［6］的78.48%，李良杰的44.7%［4］,与陈维梅的61.4%［7］。说明本地区精神病人刑事案件中以精神发育迟滞为最多。

凶杀案件在司法精神医学上占有重要地位,本组资料凶杀案例占同期全部鉴定案例的4.8%,明显低于朱国钛的40.19%［6］张钺的30.4%［5］李良杰的26.8%和沈慕慈的21.9%［1，4］其中精神分裂症杀人5例，占50%，抑郁症和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各2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碍1例，说明精神分裂症是凶杀案的主要病种，与朱国钦、陈维梅等学者的研究基本相符［6，7］。精神

分裂症可以幻觉妄想支配下作案，对社会治安、人身安全危害极大，因此，加强对精神分裂症的防治工作是防范精神病人作案的重要措施。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均在意识障碍下行凶杀人,或因人格障碍激惹性行凶,作案手段残暴,后果严重，同样是防范的重点。

精神发育迟滞病人作案中以盗窃和为主，分别占62.5%、22.5%，本研究中未见有凶杀案，由于精神发育迟滞病人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差,易在冲动情况下或在易受他人指使下犯罪。

本资料精神病人作案以21～40岁的青壮年占绝大多数，未婚者多；文化程度以受教育程度低的占多数，其中文盲35例、小学46例；职业分布为无业人员74例、农民16例。说明这类人群的精神病人是今后防治工作的重点。

精神病人发生刑事案件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影响力大，引起舟山市政府的重视，2005年舟山市开展“暖人心、促发展”工程（简称“暖促工程”），由政府出钱对重症精神病人进行集中收治，刑事案件发生率，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1998～2004年精神病刑事案件年均发生14.3例，重大案件年均发生5.9例，“暖促工程”后年平均发生刑事案件8例，重大刑事案件年均发生1例，说明在政府重视精神病人管理后精神病人刑事案件，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成效显著。

因此，政府重视精神病人管理，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及时治疗各种精神疾病，尤其是对有攻击、伤人言行的精神病人加强治疗和管理，及时积极采取防范措施，是防止精神病人刑事案发生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沈慕兹,金伟,蔡建华,等.司法精神医学鉴定654例分析.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88,21(3):168.

2邓武.67例凶杀案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分析.实用临床医学杂志，2003,4(2)：57.

3宋建成,吉中孚.精神病司法鉴定1389例分析.神经与精神卫生杂志，2004,4(3):179～181.

4李良杰.48例凶杀案司法精神病鉴定分析.上海精神医学杂志，1998,10(4):218.

5张钺,李桂荣.197例凶杀案例司法精神鉴定.上海精神医学杂志,1992,4(1):35.

6朱国钦,叶廷蔚.79例精神病人凶杀案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分析.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87,13(4):253.

刑事案例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 刑事指导案例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 运行

一、引言

司法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倘若单纯去依靠立法和司法解释来维护司法的稳定性显然效果不会理想。在这种情况背景下，让指导性案例用自身通俗易懂、具体生动的优势特点来指导审判人员对案件的统一适用尺度，无疑是一种好方法。应当说，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行，是法官受益、当事人受益的双赢模式。首先，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很多事实和法律上的问题，此时，法官一般会积极寻找解决的办法。对法官来说，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四种：翻阅法条、咨询学术界权威人士、法官之间的探讨、案例指导。而指导性的案例往往更直接，操作性更强。其次，对当事人来说，获得与以往案件一样的公平的宣判，尽早解决纠纷、获得赔偿、惩罚犯罪才是“硬道理”。

笔者拟从现行的体制、机制、实践、效力以及法官能力水平等方面探讨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运作中的问题，并尝试性地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各项措施。

二、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运作中的问题

（一）现行体制障碍

这个主要是从刑事指导案例未来的出路角度讲，也是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的首要问题。尽管笔者在前文已就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定位问题作出分析，并肯定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准司法解释效力，但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均未明确确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准司法解释效力。权力机关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暂时不给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正位”，而这恰恰是导致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该制度界定混乱的重要原因。学术界对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定位不一致，有人赞成有拘束力，有人认为没有拘束力，而赞成有拘束力的又将拘束力分为事实上的拘束力和法律上的拘束力……这一切的争议不仅没能让该项制度的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却让该制度的存在变得被动；另一方面，实务界希望提升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地位，却又苦于没有合适的立法司法支持，而有沦落到“一纸空文”的危险。

（二）现有的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数量不能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

自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在《公报》上公布指导案例以来，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已经度过了近27年的时间，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亦达600多例。然而多数是民事案例为主，刑事案例相对较少。仅查阅2002年至2011年这十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就会发现，刑事案例最高也不过是2004年的31%，最低时仅为2011年的6%。但是不管怎样，指导案例的公布仍维持在一定数量之上，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希冀通过这些指导性的案例，来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活动。虽然有了一定数量的指导性案例，但是比较我国每年颁布的刑事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刑事司法解释等的数量，我们公布的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数量所占的比例显然不能满足现如今审判实践的需要，因此说数量还是偏少的。

（三）法官不擅长用刑事指导案例解决纠纷，同案重复性论证程度高

我国作为一个制定法为主的国家，长期的制定法传统和实践让法官们已经习惯了依靠成文法断案。碰到案件时，法官首先想到的是从庞杂的制定法中去找寻本案应该适用的具体规定，如果没有制定法作为依据，就会显得无所适从，进而找上级请示。此外在判决书的制作过程中，法官习惯用机械的“事实—法律—判决”的演绎推理模式，这不仅使得很多案件因为缺乏具体、周延的说理而难以令人信服，更重要的是它极大的阻碍了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公正、高效解决案件纠纷的能力。法官不擅长用刑事指导案例解决纠纷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现有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导致同案的重复性论证程度高。笔者以2008-2010年全国法院刑事案件二审和审判监督改判、发回重审的相关情况来说，改判、发回重审率均维持在21%上下浮动0.5个百分比。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刑事案件改判、发回重审比率较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已经公布的刑事指导性案例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没有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是法官不善于用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去解决纠纷。

（四）当前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定位不准、效力不明等缺陷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截止目前，仍然只出台了4个案例指导，但需要明确一点的是，类似的指导案例将随着我国法制的完善而越来越多。按照这种运行方式进行下去，也将有很大的弊端。有学者就认为，案例指导制度以经验主义为特征，形式合理性程度不高，规则缺乏体系性，且经日积月累，容易形成卷帙浩繁的案例汇编，这些汇编不仅使普通民众感到神秘莫测，就连法律职业者也常常感到过于复杂和困惑，也就更不能为一般民众所周知和理解，所以需要大量的律师帮助，这无疑不利于民众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强化，这种固有的缺陷，在我们这个法律知识相对缺乏、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的国家更为显眼。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正是由于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效力不明、定位不准等缺陷造成了运行中很多问题无法解决。由于刑事指导性案例不是法律，也不属于现阶段意义上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更是用“应当参照”这一相对比较抽象的词汇来规避，导致公布的案例中真正可以用来作为司法判决依据的案例数量不够多，内容不够全，质量不够高，权威性不够强。所以很自然指导性案例不会被法院列为法官的必学内容加以培训，由此法官便不可能像熟悉法条法规那样熟悉指导性案例，也就谈不上灵活运用，用指导性案例指导审判实践的作用也就荡然无存。

（五）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缺乏监督救济机制

任何一项制度的有效、合法运行，都离不开完善的监督救济保障制度。倘若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救济制度，评价再好期望再高的制度也是虚设的，没有任何价值。纵观与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相关的文件，几乎全部都明确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其中的主体作用，只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怎么做，却没有规定不可做什么。也就是说，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过分的倚重了法院自身的监督作用，却没有想到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的存在是对法制社会发展的大阻碍。并且应当看到，由于缺乏监督救济制度，已公布的指导性案例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首先在案件的遴选过程中没有专门的监督部门审查指导性案例是否合宪、合法。其次，在具体的审理过程中，忽视当事人的制约作用，而且在诉讼中当事人提出要求适用指导性案例时，只说法官应当回应并说明理由，可见主动权掌握在法官手中。用不用指导案例由法官说了算，就算不用，法官也只要说明理由即可，当事人没有什么救济程序。缺乏监督救济机制，法官没有了约束，导致其在实践中有可能会随意取舍，这样，已公布的指导案例在实践中就很难树立权威，发挥预期的功能和作用。

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

（一）明确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地位

理论界的学者和实务界的司法工作人员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统一思想，提高对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认识。应该明确，我国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实践运行过程中的产物，它不是对普通法系国家的判例法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的简单借鉴和移植，这是我国法院改革审判方式的一种有益尝试，这一制度的设计是为了弥补制定法的不足，以案例的形式来解释法律，指导司法活动。因此，要完善我国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对于所有的法律工作者来说，首先就是提高认识，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域外制度的过分影响，重视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地位。

（二）制定规范系统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参照体系

虽然对指导性案例的具体操作适用规则还在制定之中，但是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表述，其实对其走向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笔者认为如果单靠最高人民法院答记者问时透露的一些有关适用的信息，显然是不够的。参照的内容过于抽象、参照的途径过于单一、没有参照前后的救济程序等等都是其存在的问题。因此，出台更加细致的参照体系迫在眉睫。再有值得一提的是，《通知》中明确说明，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性案例，也就意味着同意各高级人民法院类似的案例，只是这个案例不再叫“指导性案例”，笔者认为应该制定规范系统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参照体系，明确各级法院对指导性案例和参考性案例的适用效力。

（三）建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监督机制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监督机制是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有效运行的保障，所以应该成为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于由谁来监督的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进行合法性审查；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来进行法律监督。笔者认为，监督机制一般由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和社会监督三大部分构成。内部监督在此主要是法院内部的监督；外部监督应当包括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的监督；社会监督主要是从当事人救济角度出发的监督。

（四）改革我国特有的案件请示制度

刑事案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涉案特点;预防犯罪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8231（2011） 07-0305-01

随着社会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精神病人的权益也日益得到广泛关注，以致在精神病人出现违法犯罪行为时，常需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以明确其行为当时状态及法律能力。为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涉案行为的特点，本文收集涉及刑事犯罪的精神分裂症鉴定案例共73例，对其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收集本院于2008年1月一2010年12月间经司法精神病鉴定为精神分裂症的涉及刑事违法行为的案例共73例。

1.2方法

对入组案例的相关鉴定资料及案发时相应涉案行为进行回顾性分析。

2结果

2.1一般资料

73例中男性54例，女性19例；年龄13～65岁，平均33.71±12.46岁；其中l8岁以下者3人，18至45岁者49例，大于45岁者21例；受教育程度：文盲5例，小学文化28例，初中25例，高中14例，大学1例；职业状况：工人10例，农民29例，无业30例，其他4例；婚姻状况：已婚32例，未婚30例，离婚9例，丧偶2例。

2.2案情及鉴定结果

在本组案例中，案由主要是故意伤害（包括杀人7例）24例、涉性案件共16例（被害11例、5例）、盗窃15例；鉴定结果：完全刑事责任能力4例、限制刑事责任能力19例、无刑事责任能力39例；性防卫能力削弱2例、无性防卫能力9例。

2.3两性涉及刑事案件案由比较

在本组案例中，男性54例，女性19例；男性涉案鉴定中案由主要是故意伤害（包括故意杀人6例）20例、盗窃14位、6例、抢劫3例；女性涉案鉴定中案由主要是被害11例、故意伤害（包括杀人1例）4例。

2.4两性涉及刑事案件责任能力比较

54例男性涉及刑事案件法律能力结果：完全刑事责任能力4例；限制刑事责任能力17例；无刑事责任能力33例。

19例女性涉及刑事案件法律能力结果：限制刑事责任能力2例、无刑事责任能力6例、性防卫能力削弱2例；无性防卫能力9例。

3讨论

在各种精神疾病中，精神分裂症是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最常见的案例，也是与犯罪行为最为密切的精神病［1］。本文调查发现精神分裂症涉及刑事案件时以故意伤害（包括杀人7例）24例为多（占32.88％），其次为涉性案件共16例（占22.22％），盗窃15例（占20.55％），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涉及刑事案件大多为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及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提示我们应加强对该疾病的防治和该人群的监护。

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障碍、感知障碍、情感障碍及各种病理性思维，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其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受损而造成危害性后果。本文调查还发现全部的73例案例法律能力评定结果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仅4例（5.48％）、限制刑事责任能力19例（占26.03％）、无刑事责任能力39例（占53.42％）；性防卫能力削弱2例（占2.74％）、无性防卫能力9例（占12.33％）。可以看出精神分裂症患者涉及刑事案件时，案发当时大多案例的辨认和或自控能力受到损害，甚至完全丧失。

本调查还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涉及刑事案件时多发生于青壮年人群，男性居多，而且案件社会危害性较大，考虑与精神分裂症起病多发生在青壮年，早期症状常常被家人忽视，加上男性患者体格健壮，自控能力较差，易于冲动有关［2］。不容忽视的是女性涉案的鉴定案件中，被害占首位，考虑与一些家庭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关心不够，监管不力有关，提示应加强对女性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监护管理。

综上所述，精神分裂症患者涉及刑事案件时，其社会危害性及社会影响较大，为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我们应该加强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和监护管理，维护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合法权益，减少社会矛盾，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沈渔.精神病学（第四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787.

刑事案例范文第6篇

关键词：DNA鉴定技术 刑事案件侦查 美国无辜者案例

在刑事案件侦查中，DNA鉴定技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帮助侦查人员准确的找出犯罪嫌疑人，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之前有过犯罪记录，我们的DNA数据库中有他的DNA数据，起作用会更加突出，直接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大大加快了刑事案件侦查的速度。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DNA鉴定技术不仅可以帮助侦查人员确定犯罪嫌疑人，还可以帮助那些有犯罪嫌疑的人洗脱罪名，更重要的是帮助那些已经判刑入狱但并没有真正犯罪的人沉冤昭雪。错案的出现古今中外并不鲜见，但是这些错案的发生之时DNA鉴定技术并没有发展起来，随着DNA技术的不断发展，冤案的发生也在不断减少，下面笔者通过对美国无辜者网站上253个无辜者的案例，以及列举出的几个较为典型的错案案例分析，阐述DNA鉴定技术的发展对刑事案件侦查过程的影响，以期引起从业人员对DNA鉴定等新刑事技术发展的重视，深刻理解科技强警的内涵。

一、DNA鉴定技术尚未发展完善时美国错案发生概况

（一）错案发生时间分析

在253件可以适用DNA鉴定技术案例中，发生在1969年至1994年之间的错案高达228件，比例为90.11%，分段统计结果为：1974年至1984年110件 ；1985年至1994年114件 ；1995年至2007年25件，但是，美国的犯罪率确是在1990年后持续上涨，也就是说1994年后美国每年的犯罪总人数是大于1969年至1994年间的每年的犯罪总人数[1]。根据分段统计的结果也可以看出，1974年至1984年与1985年至1994年这十年间的错案发生数基本持平，但1994年后错案发生的数量的急剧下降且1994年后的犯罪案件的总量是高于1994年之前的。美国国会于1994年通过了《DNA鉴定法》，这说明了1994年DNA鉴定在美国已经较为成熟，且被广泛应用到了司法领域，因此才需要一部法律对其进行规制，这一时间与美国错案发生率的下降是有着一定的联系的（因为选取的这些案例都适用DNA鉴定技术）[2]。由此得出结论，DNA鉴定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刑事案件侦查提供了更为强大的物证，不仅加快了刑事案件侦查的速度，更减少了错案冤案的发生。

（二）案件性质分析

在笔者收集到的253件（其中包括17个共同犯罪案件）美国错案中，涉及罪的案件共136件、犯56件、罪24件、绑架罪53件、谋杀罪72件。从以上数据中可以计算出罪错案占了53.75%。在美国类的犯罪错案占有如此大的比例与案件本身的特点有关：第一，类的案件隐蔽性较强。类案件大多发生在人迹较少的晚上，通常只有被害人与者两人。因此，类的案件亲眼目睹了犯罪整个过程的证人（Eyewitness）[2]基本上为零；第二，类案件的证据通常只有言词证据即被害人陈述与犯罪嫌疑人供述，实物证据较少，言词证据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实物证据则是客观情况的反映才更具有准确性；第三，在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影响下，被害人的陈述会对陪审团最终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是无罪有着重大的影响，即使陪审团不相信被害人的陈述，被害人的陈述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起码会造成陪审团对被的犯罪嫌疑人人品等方面的怀疑。以上的原因导致了类的案件很容易出现错案。

在案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者一般都会留下自己的。因此对的检验成为了破案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在DNA鉴定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这几乎成为了一个难题，因此只能通过其他鉴定查明案件。下面一个案例是美国的鉴定专家对者在现场留下的头发进行的错误鉴定，导致的一件错案的发生：

1982年，被害人在去上学的路上遇到袭击被奸杀，随后她的尸体在一条河的附近被发现。警方讯问了在犯罪现场附近出现的人们，在众多的人中警方锁定了Charles Irvin Fain，FBI收集了Fain的头发与出现在被害人身上犯罪嫌疑人的头发进行对比，通过显微镜的观察认定Fain的头发与出现在被害人身上的头发相似。随后在对Fain的审判中，FBI专门研究头发的专家证人作证表示Fain的头发与被害人身上的头发十分相似且都具有相同的不与常人相同的特点。另一位FBI的专家证人也作证表示Fain的脚印与现场留下的脚印相同，最终认定Fain谋杀罪、、抢劫罪成立，判处死刑。

该案最终发现Fain是无罪的，由此可以看出，鉴定技术的落后对刑事案件侦查的不利影响，加上被害人的错误记忆，导致的后果就是冤案的发生。

（三）案件致错原因分析

在错案中，案件的致错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同样的，一个案件中也会出现多种多样的致错因素。从案例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是造成的主要原因：被害人错误指认、律师的不当辩护、鉴定人的错误鉴定、政府的不当行为、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笔者在进行数据统计的时候注意到，由于被害人的错误指认造成的错案占据大多数，253个案件中154件案子的致错因素包括了被害人的错误指证，下面一个案例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一情况：

1988年9月22日，一个11岁的小女孩在一个车站附近被人。被害人描述者是一个身材苗条、个子较高、20岁左右、短发、脸型长窄、没有胡子的、一只眼睛有点斗鸡眼、穿着粉红色的短裤，可能有着校徽的上衣的黑人。23日的早晨，警方带着被害人在其家附近寻找可疑分子。被害人指认出了Marvin Mitchell ，认为他可能有着一只斗鸡眼，事实证明Marvin Mitchell 并没有，而且Marvin Mitchell 留着山羊胡子，但随后Marvin Mitchell 被了。检察官拍下了其被逮捕时的照片拿给被害人辨认，被害人指认Marvin Mitchell 就是侵犯她的人。1993年1月23日根据被害人的描述，以及Marvin Mitchell 确实有一件粉红色的裤子，陪审团认定Marvin Mitchell 有罪。

被害人的错误指认之所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案件致错因素，是因为在实物证据缺乏的案件中，被害人的陈述对定案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这154件案例中几乎每个被害人都很确定自己指认的是真正的侵犯者，但是最后的真像表明被害人的记忆并非那么准确，即使这个被害人是诚实的、做出的证言也是诚实的，但是诚实的证言并不能代表它的真实程度。且被害人的记忆很容易受他人的影响，如上述案例中的被害人，刚开始陈述的时候十分肯定侵犯者是没有胡子的，但是当她看到了Marvin Mitchell 被逮捕的照片时就认定他就是侵犯他的人，那是因为当时Marvin Mitchell 是以一个犯罪者的姿态出现的，加上可能本身与真正的侵犯者之间的相似造成了被害人的错误指认。也就是说，言词证据的客观性是较低的。这时，相关的实物证据的证明就显得十分的重要，而在1988年的美国，DNA鉴定技术显然还没有应用到这个案件当中。

二、DNA鉴定技术的发展对侦破冤假错案的影响

通过对美国错案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案件多发生于DNA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的1974年至1990年初；第二，容易致错的案件大多是定罪量刑的证据中言词证据占大部分，实物证据较少；第三，言词证据的可信度较低。从以上三个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出DNA鉴定技术的发展对刑事案件侦查的准确程度有着巨大的影响：

首先，DNA鉴定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发现这些冤假错案的存在。据笔者统计，253件冤假错案中220个案件是在DNA技术发展起来之后，通过无辜者申请“无辜项目”等途径，重新进行DNA鉴定后，才得以翻案。无辜者Fain的案例中，也是Mitochondrial DNA鉴定中心在进行样本收集的过程中，发现被害人身上以及现在留下的头发与Fain的头发所鉴定出来的DNA不相吻合，Fain的律师重新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之后于2001年8月Fain改判无罪被释放，至此，Fain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18年的时光。在很多错案中，无辜者进入监狱的时候还是未成年，等到他们终于沉冤得雪出狱之时，虽然余生恢复了自由，名誉恢复了清白，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已经逝去，甚至有的无辜者死于狱中。这些案件的最终告破，大部分要归功于DNA鉴定技术的发展，在铁的物证面前，即使是经过公正审判的“犯罪人”也会重新变为清白的。

其次，DNA鉴定技术的发展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存在。这是DNA鉴定技术的发展对刑事案件侦查的最重要的一点意义。上述内容提到，在美国发生的这些错案中，大部分发生在DNA鉴定技术还未发展起来的时间范围内，并且大部分案件是主观性较强的被害人陈述作为定案依据的案件，如果在这些类的案件中，可以对被害人身上残留的进行DNA鉴定，相信大部分案件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在DNA技术飞速发展的2003年之后基本上很少出现冤假错案，这更加说明了DNA鉴定技术对于刑事案件侦查的巨大影响。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着案件的侦查与审判，但较之DNA技术还未成熟的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目前，美国侦破的最近的一起冤假错案，发生于2006年：

2006年2月27日，被害人遭遇了抢劫。在侦查期间，警察听闻Cody Davis在案发时间左右吹嘘其抢劫过程，两个目击证人也在一组照片中指认出了Cody Davis，但是其中一个目击证人记得抢劫者的手上有一个纹身，但是Cody Davis的手上并没有纹身。警方在犯罪现场附近找到一个滑雪面具，但这个面具并没有作为证据使用，因为目击证人都不记得抢劫者带有滑雪面具，随后该面具被送往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Cody Davis已经开始接受审判，而且他的律师并不知道滑雪面具的事情。2006年10月26日，陪审团根据证人证言认定Cody Davis有罪。4个月之后，滑雪面具的鉴定结果完成，在面具上提取的DNA与 正在监狱服刑的Jeremy Prichard 的DNA吻合。 Jeremy Prichard的右手上有着纹身，与证人的陈述相符。 Jeremy Prichard承认了其在2006年2月27日所犯的抢劫罪行。2007年初Cody Davis无罪释放。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造成错案的主要原因是认定证据的程序不当，在本案中的关键性证据滑雪面具的鉴定意见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就贸然做出判决，造成了冤案的发生。此例冤案的发生与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此不再进行展开论述。

最后，DNA鉴定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刑事案件侦查的准确性，更快地帮助侦查机关锁定犯罪人。DNA鉴定技术发现、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刑事案件侦查的质量越来越高。刑事案件侦查的过程是发现犯罪的过程，我们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是疑罪从无，而DNA鉴定技术的出现大大降低了“疑罪”出现的概率。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每个人的DNA数据库，只能提取出现在现场的犯罪嫌疑人的DNA，这条对查找不在DNA数据库的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太大的价值[3]。但是，一旦锁定某个犯罪嫌疑人就可以与收集到的现场的犯罪人的DNA进行对比，一是可以确定是否是真正的犯罪人，避免冤案的发生；二是形成了强有力的物证，可以更快地侦破案件。

事物的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的，DNA鉴定技术的发展对刑事案件侦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刑事案件侦查也会推动着DNA技术的发展，在我国大陆地区的陕西省就发生了一件令鉴定人员束手无策的案件：

2012年6月30日，岐山县一女孩报警称被邻居，警方通过现场痕迹的搜寻及女孩身体残留的，通过DNA鉴定，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甲。但是案件移送之后，发现张大还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弟弟乙，两人的DNA测试结果相同。最后检方求助西安第四军医大学DNA分型研究中心，该中心将这个案例作为一个课题接了下来，并最终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成功的破获了案件。

该案例很好的说明了，刑事案件侦查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发现问题的过程，也许出现的这些问题正是DNA鉴定技术领域的空白，在DNA鉴定技术大大推动了刑事案件侦查准确性的同时，刑事案件侦查也为DNA鉴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素材与研究的发展方向，二者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另外，DNA鉴定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刑事案件侦查的手段，但是在适用DNA鉴定技术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事项有很多，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取证程序的正当性，保证所提取的DNA没有受到周围环境的污染。即使DNA鉴定技术本身并没有出现错误，但是如果提取的方式不对、不结合全案证据进行判断，仍然可能导致错案的发生。

三、结语

DNA鉴定技术的发展对刑事案件侦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侦查的过程更加迅速，侦查的结果更为精确，大大地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也使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同时刑事案件侦查也推动了DNA鉴定技术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迷信DNA鉴定技术，因为DNA鉴定技术虽然具有相当高的准确性，但如果取证方式不当，提取错误的证据或者因为DNA的鉴定而忽视了其他证据，那么冤案的发生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总之，DNA鉴定技术的发展对刑事案件侦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我们要充分、正确地利用这一技术，真正地做到惩罚犯罪、保护无辜者。

注释：

[1]本论文为2012年重庆市公安局科研启动资金资助项目《多位点Y-SNPs复合扩增检测技术及其法医学应用研究》（项目主持人：孔庆波）的前期预研成果。

[2]联邦证据规则601规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证人，联邦证据规则中证人包括被害人及犯罪嫌疑人，此处的证人特指目击证人，是我国刑诉法定义上的证人。

参考文献：

[1]美国无辜者网站：http：///

[2]陈松，胡兰，李万水.国际刑警组织DNA技术的应用和数据交换[J].刑事技术，2004（1）：3-6.

刑事案例范文第7篇

内容提要: 为缓解量刑失衡的局面，量刑规范化被列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量刑规范化牵涉实体与程序多重进路的设计与构建，量刑改革同时是一项稳妥、规范化的作业。为此，建立案例指导量刑制度，既能发挥其指导量刑的具体示范作用，又能为具有全国指导意义的《量刑指导意见》的形成提供充分的经验借鉴。

一、案例指导与量刑规范化的契合和优势

（一）案例指导与量刑规范化的契合

案例指导制度，就是选择典型的案例判决作为案例，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借鉴和指导，今后有类似事实的案件，在适用法律以及裁量幅度上，都可参照相关案例进行判决。实行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案情近似的官司判决结果却大不同的现象，这不仅是司法进步的标志，而且也有利于司法公正。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2年10月制定下发并正式实行《关于在民商事审判中实行案例指导的若干意见》，天津“案例指导制度”的适用范围，被明确限定在了民商事审判领域，有学者给出的理由是“我国刑事领域的成文法典已相当完备，具体操作的难道也不大。”[1]这种判断不客观。事实上，刑事法官并非想象中仅是具体地、机械地适用实体法的规定而已，特别是关于刑种和刑期的适用，因为我国《刑法》对很多罪刑都规定了宽泛的刑罚处罚范围，有的甚至从管制刑直到死刑，因此，裁量刑成为刑事司法中的常态。

裁量刑的后果之一就是“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存在，其原因很多，但法官个人原因是影响量刑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从理论上讲，法官的上帝只有一个——法律，但是，法官作为一个社会人，其成长背景、所受教育、个人、经历、信仰乃至其性别、性格等都会对其量刑裁量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权力需要制约，特别是刑事法官裁量的结果直接关系到被告人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的剥夺，如果不对这种权力进行必要的规制，权力滥用或者误用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甚至十分可怕的。然而，任何社会在量刑问题上始终面临着灵活性与稳定性的困惑，绝大多数情况下，量刑的钟摆总是在灵活性与稳定性之间摇摆。量刑均衡本质在于同类情况同类处理，量刑均衡不是绝对的，司法的属性、量刑本身的定量化与决定量刑因素的非定量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决定了刑罚均衡与个别化趋于协调是理想的选择，案例指导的功能和案例的具体、直观、稳定、统一、公正的特点与我国量刑规范化的改革，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意味着将法官的群体性经验转化为带有普遍或一般意义的规范，这种规范即案例规范一旦形成又可以为经验的运行设定一条职业群体所共认的标准。通过刑事案例的指导和约束，案例给法官处理同类案件提出了鲜活、具体的参照标准，对于实现量刑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行案例指导制度：一是案例的创立可以充分发挥法官的聪明才智。法官在审理到疑难复杂案件时，可以凭自己的文化功底和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在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的框架下，大胆地行使解释权，勾连或填补普遍性、抽象化的法律条文与案件具体事实境况之间的沟整；二是充分发挥检察官、律师乃至当事人的能动性，通过引证主张和要求法院接纳先前类似案例的刑罚裁量，促进个案刑罚裁量之间的均衡性和对称性，进而达至刑罚裁量的基本统一。三是充分利用案例对法官的“示范”和“引导”意义，为法官处理同类案件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参照标准，用同行业的“经验规则”制约和消解法官偏离先前案例的冲动，从而有助于限制法官的专断与偏见，起到后盾的作用。四是通过建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以便经受特定程序的检验；同时，案例指导制度将案例公开，有利于社会公众利用先例，对照自己的案件，对案件的处理过程和诉讼结果，产生一种预期，这种预期无疑是促成刑罚裁量统一性和均衡性的剂。

（二）案例指导对实现量刑规范化的优势

我国传统的刑罚裁量方法属于一次完成型的综合估量式的量刑方法，这是一种传统的经验作业法。这种量刑方法能够充分发挥法官的量刑主观能动性，赋予法官较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种量刑方法是一种非规范化的量刑方法，具有侧重经验判断而忽视理性决策，侧重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的“估堆裁量”的缺点。针对传统量刑方法的弊端，人们设计了种种量刑方法对量刑进行规范，核心是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规制。迄今，我国地方法院探讨和尝试的新量刑办法，大体有电子计算机和“量刑指导规则”、“量刑指南”规范量刑的模式，学者则尝试设计刑罚阶梯，以实现量刑均衡。[2]综观这些探讨和研究，共同特点是从法律的细密化、具体化的向度出发的。

首先，电子量刑方法，试图把数学、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引入到量刑的过程，尽量排除情绪化因素对法官裁判的影响，对量刑情节细化，对刑罚的法定刑幅度进行细化，通过一定的精密计算程序设计，形成犯罪情节与刑罚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从而达到精确量刑目的。然而，这种借助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设计，与司法过程性质相佐，违背法律的本性和量刑的特性，同时是对量刑规范化的误解，原因在于案件和刑罚的社会性决定了量刑不可能通过一套死板的数学分类法或模型加以解决。更何况电脑量刑的量刑情节都是有预设的，其设定的只能限定于法定情节，由于社会的变化发展，在案件发生之前，我们很难穷尽影响量刑的各种因素，很难对每种因素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进行事先的分类和评估。

其次，关于“量刑指导规则”模式。这种模式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量刑基准点的选择与确定。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5月9日通过的《量刑指导规则（试行）》为例。《规则》第8条规定：“为防止量刑失衡，应当确立各罪的量刑基准，即对已确定适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个罪，在排除各种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情况下，仅依其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而应判处的刑罚。”第9条规定：“确立量刑基准采用以下方法：（一）非数额型的一般典型犯罪，以法定刑中段为量刑基准。法定刑幅度为单一有期徒刑的，以该幅度的二分之一为量刑基准，例如，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即以五年有期徒刑为该法定刑的量刑基准；法定刑为不同刑种的，则以中间刑种为量刑基准；法定刑仅为两种刑种的，则以两个刑种的结合点为量刑基准。但法定刑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量刑基准为有期徒刑一年；法定刑为有期徒刑五年以下的，量刑基准为有期徒刑二年。（二）数额型犯罪，以犯罪数额比对相应的法定刑幅度确定量刑基准。（三）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的除外）或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以死刑或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为量刑基准。”应该说，量刑基准的有无以及采取什么样的量刑基准，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法官刑法裁量权的大小。因此，这项尝试本身具有积极意义，相信对于在该省域量刑均衡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量刑均衡化与量刑公正不是一个概念，量刑均衡也仅是我们进行规范化追求的目标之一，最终目标仍然是量刑公正，而评价量刑公正的最终尺度恐仍然是刑罚目的实现。“量刑基准”和上述量刑基准的确立方法存在如下疑问：其一，量刑基准如何形成的，其理论根据是什么，如何说明其合理性。其二，量刑基准的确立为何标准不统一，为什么有类型的犯罪采取“中线说”，有的采取“最重刑种”的方法，“量刑基准”的具体确定方法又为何与“量刑基准”的概念不相一致。其三，量刑基准的确立是立法问题还是司法问题。仅就量刑基准形成的方法而言，上述量刑基准的得出，是从刑法理论和刑事政策出发进行逻辑推理得出的结果，还是通过调查统计和实例分析寻求结论，其说服力会大不一样的。笔者看来，实证方法比较可取，因为实证分析法看到了表征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素对确立量刑基准的决定性意义，作为寻求量刑基准的最基本方法，可以克服逻辑推理法缺乏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的不足。然而，量刑基准的实证分析必须调查、统计、分析每一个具体罪名的量刑情况，而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样本本身的典型性和公正性则是关键环节，于是又回到指导性案例的与积累上来。

再次，关于刑罚阶梯的设计。刑法阶梯的确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刑种之间的换算问题。因为刑罚阶梯是一个虚拟的标有均匀刻度的“标尺”，而且“标尺”通常是以有期自由刑（月）作为单位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刑罚阶梯似乎很容易建立，然死刑、无期徒刑和管制如何科学地在同一个“标尺”上显现出来。当然，学者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主张无期徒刑根据实际执行的刑期来确定所应在刑罚阶梯上所处的位置，而死刑则根据死缓所执行的刑期，参照无期徒刑高于无期徒刑两年来确定其所对应的位置，管制则是按照1／2或者1／3有期徒刑幅度来确定。这样确立的一个刑罚阶梯从形式上看似乎相当完美，为法官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标尺”。然而，不同刑种之间的换算特别是死刑和无期徒刑能否简单地兑换成一定幅度的有期徒刑仍然一个悬而未决值得探讨的问题，死刑和有期徒刑之间有着质的不间，当对量刑情节进行理性评价积分达到了无期徒刑或者达到了死刑的刻度时，最后的判决能否作出质的突破，作出这个质的突破是否合理？如果是正好处于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区间或者刚好处于无期徒刑和死刑区间时该如何确定最后刑罚？再如，具体量刑情节的分类和浮动范围的设定。比如在赵延光教授的设计中，[3]为体现个案的差异性，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分了两步：以从轻情节为例，首先对从轻情节根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评价为五个等级，特别次要情节（10分）、次要情节（20分）、一般情节（30分）、重要情节（40分）、特别重要情节（50分）；然后再综合其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也分为五个等级，表现最好的（40分）、表现较好（30分）、表现一般（20分）、表现较差（10分）、表现最差（0分），然后把两次积分相加，然后在“标尺”上找到对应的刻度。从上述量刑的过程可以看出，花费相当成本的刑罚阶梯的设计又回到老路上来，因为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本身就是法官主观性和个人倾向性的产物。因此，“这种精确度足以制胜迷人的诡辩、诱人的雄辩和怯懦的怀疑”[4]的犯罪与刑罚之间一一对应关系的诱惑，同样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在法理上也难以得到支持。

相比较而言，以《量刑指导意见》规范性文件规范量刑的模式是较为理想的选择。那么，可否制定我国统一的《量刑指导意见》，以本文之见，条件不成熟，最关键的是《指导意见》的形成需要建立在经验、统计、分析和合法与合理的论证基础上，脱离具体案件情景制定普遍性规定，其考虑问题的周延性和公正性易引起质疑，尤其是在量刑问题上，法官的群体性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让法官的群体性经验形成一种带有普遍或一般意义的规范，这种规范（如案例规范）又可以为经验的运行设定一条职业群体所共认的标准，从事相同活动的人都必须借鉴或遵守，构成量刑公正、量刑均衡的理想路径。[5]诚如17世纪英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黑尔（matthew hale）在一部批评霍布斯的论著中所指出的，“悠久而丰富的经验能使我们发现有关法律所具有的便利之处或不便之处，而这一点恰恰是最富智慧的立法机构在制定此项法律时亦无法预见的”[6]。对以往的刑事案件判决进行统计分析和归纳总结似乎可以成为完成这一前提的捷径，但由于量刑本身存在许多值得反思的因素，以此可以作为对以往量刑公正分析的借鉴和参考，通过案例，增强量刑透明度和量刑理由的说明，利用五年时间边指导实践，边进行经验积累，对稳妥地进行量刑规范化非常必要。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指导意见》一旦形成，稳定性关乎其权威性，关系到刑事法治的公信力，因此，量刑改革必然是一项稳妥、规范化的作业。

《指导意见》制定出来后，是否意味案例指导不再需要。《指导意见》与案例指导不仅不相冲突，相反应该是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以《指导意见》指导新的案例的形成，案例是对《指导意见》的应用，并且起具体化和发展《指导意见》的作用。原因在于，《指导意见》内容的细化和全面化，会带来其应变能力的退化，因此需要以案例为实证统计分析方法为基础，以不断完善《指导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在美国司法及学术界也造成了很多纷争，许多法官和学者对之持以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其不仅困住了法官的手脚，在具体案件中无法顾及特殊的情况，造成量刑畸重，而且对美国今天鉴于人满为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一些学者还认为，量刑指南抛弃了刑罚的治疗功用，对犯罪人采取的是关押政策，也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防止犯罪，造成许多社会问题。这些争论伴随联邦量刑指南而产生，至2005年1月5日，联邦最高法院在boo—ker一案中以微弱的多数（5：4）正式宣布联邦量刑指南不再作为强制性的法律规则，而只是供法官们在量刑的时候参考而已。[7]自此以后，《联邦量刑指南》对法官量刑不再具有约束力。此外，以美国《量刑指南》作为一面镜子，尚有另一个值得借鉴的方面，即美国量刑指南时的背景是建立在传统犯罪观基础上的，即重打击、惩治。现在，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观的转变，人们广泛接受的是刑罚目的综合性的追求，刑事和解等制度、被害人意见引入量刑考虑等，这些均构成对刻板的量刑设计和模式的挑战。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的演变史为我们提供了规范量刑的一面镜子，更加深了用案例指导量刑的信念。

二、案例指导量刑中刑事案例的形成、遴选与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而指导性案例又是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内容，目前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方式和指导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还没有出台，不同性质案件的指导制度采取相同规则还是有所不同并不明确。刑事案例制度既与其他案例制度特征相重合，又有自身的显著特征。

（一）刑事案例的形成

刑事案例的形成构成刑事案例遴选的前提。刑事案例形成是建立在刑事判决基础上的，案例的形成来自于判决的制作。作为案例生成的第一道工序，从我国法院设置和刑事案件的管辖和分工来看，作为案例来源的刑事案件的制作主体不应有审级和地区的限制。尤其是刑事案件，有的属于对定罪的理解，更多地则是有关量刑的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固然由于级别和职能的原因拥有这项权力，在我国，多部分刑事案件由基层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司法活动地方知识的体现更多地体现于这两个级别的法院审判，不能以基层法院法官素质低为借口，否认其刑事判决成为案例的来源，同样不能否认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成为案例的来源。

此外，刑事案例不同于其他领域案例的明显特征在于，其它司法领域案例的建立，重要的在于弥补现有法律的来漏洞与不足，因此所选案例可侧重于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模糊或是有歧义，对案件没有明确的指向，同时也缺乏司法解释的疑难复杂案件，因为，此时，案例指导制度才能较大程度体现其意义。而刑事案例因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加之刑事案例对刑事司法的示范作用更多地应该体现在量刑环节，因此，刑事案例的生成应着重于典型、多发性案件，以为今后的刑事判决特别是量刑提供示范。

（二）刑事案例的遴选与公布

我国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的较为权威的案例汇编文本有案例选、审判案例要览（与中国人民大学合编）和公报案例三种。这些案例都是通过法院系统内部作为调研工作的一项正式内容经过一层一级严格筛选而汇编入册的，许多地方高级人民法院也经常以不同的形式编印案例下发，要求参照。法院内部对这项工作有布置、有考核、有奖惩，因此可以说，已形成案例指导制度的雏形，或者说者少在法院内部已形成。当下所言的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其意义就在于使案例指导成为一项对法院而言是一项主动、有意识的制度，对社会而言，变为一项公开的正式制度。尤其是后者让制度公开，可以打消民众的顾虑，社会对法院的判决多了一个监督的可参照坐标，当事人的抗辩也多了一个较为明确的预期，即使有差异，也要求法官能依法明确地指出这种差异，法官的随意性将会受到一定的约束，司法公正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保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一步完善案例的遴选与公布。

在我国，用案例指导刑罚裁量，目的在于使同案同判，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由于刑法的特定性和刑法正式法源的特殊性，应避免司法改革“地方诸侯”先打出自己的“招牌菜”的现象，刑事法治权威的树立和刑事司法公正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同等情形同等处理的前提下。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的最高审判机关，依法行使国家最高审判权，同时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工作。因此，就刑事判决的遴选和公布的主体主体资格来说，应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一方面由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案例进行筛选、编撰和能保证指导性案例的质量；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对于全国的司法审判工作有全盘的认识和把握，不受地方私利的影响。

具体而言，可由中级以上各级人民法院组建案例汇编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的构成可以吸收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法官。虽然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颇受质疑，但是其成员无论审判委员会废除与否，还是存在的，因此可以吸收审判委员会中，有丰富经验的法官作为案例汇编委员会的成员，同时还建议邀请一些在本辖区内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法学教授与法律学者，作为委员会的成员。关于遴选的案件，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向中级人民法院上报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案件。中级人民法院遴选的案件，既包括本法院审理的案件与上诉案件，也包括基层人民法院上报的案件，并同时向高级人民法院上报遴选的案例。高级人民法院遴选的案件既包括本法院受理的案件与上诉案件，也包中级人民法院上报的案件。遴选之后向最高人民法院上报。最高人民法院遴选的案例，既包括本法院审理的案件，也包括各地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上报的、由最高人民法院经过认真挑选和筛选的案例。遴选过程需要重点关注犯罪类型、情节类型、刑罚程度类型化的刑事案件。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意味着我国用于司法指导的案例应当是公开发表的，也就是可以被当事人和律师自由查询并用于庭审抗辩的，而不能只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掌握，只让法官知晓并进行那种“暗箱”式操作。因此，经过遴选的案例，应及时公布，鉴于我国刑法正式法源的特殊性和刑事法治的统一性要求，指导性刑事案例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而且应当通过公开渠道发行，现有条件下可以出版的方式面向公众，让普通人在新华书店就能很方便地买到。随后，逐渐建立和完善软件检索系统，可以方便案例的分类和查询。

（三）刑事案例的指导效力

我国的审判制度承袭的是大陆法系，适用的依据是制定法，不同于英美普通法国家的以案例为主，这就决定了我们所实施的案例指导制度不是对案例的直接适用，而只是有目的的寻找类似或大致相同的案例来为当前正在审理的案件提供一个或若干个参照，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案例对法律的适用来提示法官对当前正在审理的案件作出更为恰当的法律适用，判决书上不必出现“依据某某案例”这样的提法，而仍然只是对制定法的适用和法官在解释制定法时的说理，但需要在适当位置注明相关的指导案例，以此起到指导法官判案的作用，又可将判决置于当事人、其他社会主体如新闻媒体、法学研究机构等的监督之下，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建立案例制度。与此同时，建立类似于德国背离报告制度，法官对同类案件认为不适用指导性案例，应向指导性案例的法院提出报告说明理由。如果作出与指导性案例出人较大甚至相冲突的判决，既可作为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

【注释】

[1]资料来源：www．people．com．cn／gb／guandian／30／20020905．登录时间：2008年12月30日。

[2]2006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推出与高科技公司共同研制的电脑量刑软件；2004年5月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正式通过《量刑指导规则》，并在全省强行推行；自2005年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了《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总则部分（试行）》、《上海法院量刑指南——犯罪之一（试行）》、《上海法院盗窃罪量刑指南（试行）》等；学者则对刑罚阶梯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参见赵廷光：《实现量刑公正性和透明性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

[3]赵廷光：《实现量刑公正性和透明性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

[4]（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5]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即是在归纳一万个案件量刑结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6]转引自（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刑事案例范文第8篇

据悉，一年来，上海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进一步提升。衣念（上海）时装贸易有限公司与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杜国发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入选2011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庄则栋、佐佐木墩子与上海隐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等4起案件入选2011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2起案件在201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

案例指导重“三化”

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志先说，近年来，上海法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审判典型案例的实践与理论价值，积极探索案例指导工作，体现了案例遴选制度化、载体多元化、运用信息化特点。

该院以“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上海法院“四个一百”、“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的评选为平台，推进“精品案战略”；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等期刊呈现典型案例，扩大影响，丰富知识产权法学理论；以书籍汇编经典案例，高院出版《知识产权案例精选》9本，市其他法院出版同类书籍10余本，为审判积累了丰富的裁判思路和理论成果；开通“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以案例网络共享宣传拓展与社会的沟通。

新型案例重“灵活应对”

审判白皮书指出：2011年全市法院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2485件，二审490件，总计2975件，比2010年分别增加16%、9.4%、14.8%；对应审结比例分别增加16.8%、9.3%、15.5%。刑事案件一、二审受理率比2010年分别增加103%、350%，审结率分别增加147.3%、185.7%。

知识产权案件新类型不断出现，如审结的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著作财产权纠纷案，系首例涉及技术转码行为的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新技术的运用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较为活跃，带来了新的法律争议。另外，著作权案件数量较快增长，商标案件涉及知名品牌多，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尤其是涉商标犯罪案件大幅增加。

不同类型案件采取不同方法。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注重依法采取诉前临时措施，同时坚持贯彻全面赔偿原则，依法判决侵权人赔足权利人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成本，加大恶意、重复、群体、规模化侵权等侵权行为赔偿责任，尽量依据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非法获利判决赔偿数额。审理刑事案件则积极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各级法院运用多种刑罚手段，在使用主刑的同时重视财产刑的使用，运用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合一”综合审判模式，等等。

审判机制重“调整完善”

2011年，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4月，经最高法院批复同意，普陀、徐汇、闵行三家区法院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高院与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会签《关于本市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调整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指定管辖范围。高院对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进行了调整。上海法院积极探索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尝试与上海版权纠纷调解中心、中国互联网协会合作开展委托调解。高院通过加强调研指导、业务培训、理论研究和开发办案软件等措施，促进法律适用统一。

刑事案例范文第9篇

关键词: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审判

中图分类号:DF63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166-02

所谓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使被侵害人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特定的身份权利等遭受侵害时,赔偿义务人依法应承担的向赔偿权利人给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责任[1]。当人们受到精神损害时,除了通过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获得救济以外,受害人当然还有权主张经济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既是对受害人精神权益的民事权利的救济,同时也对侵权人具有一定的经济惩罚性,以示制裁。

从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来看,精神损害赔偿应作为一项重要的权利补救制度,借助金钱、物质等手段达到精神抚慰以及对加害人惩戒的目的,从而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体现公民的生命权利和精神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保护人格尊严、重视精神损害的赔偿已经成为各国法律重要的价值取向[2] 。

一、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回顾

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民事法律中,走过了由长期处于立法空白到逐渐确立的过程。至于刑事法律中,至今尚处于封冻的状态,司法操作执行不能。

(一)民事立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即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行为,致使受害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遭受损害的,均可提起赔偿请求,其中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就是一种精神损害赔偿。但该条法律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尚未涉及到金钱层面。

修改后的《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本条规定的损害赔偿,既包括对无过错方物质损失的赔偿,也包括对享有特定身份的配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特别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该司法解释的出台,绝对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授权性立法的突破,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得以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也有所扩大,且赔偿数额有了衡量的标准。

这些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出台,明确了对民事案件中受害人因侵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予以保护,使民事审判有法可依,有利于受害人在民事侵权案中得到更多的保护与抚慰。

(二)刑事立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法释(2000)第4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不仅重申“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附加了一句“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此后,最高院对云南高院批复法释(2002)第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即在因犯罪行为人身权遭受侵犯的受害人,在民事及刑事附带诉讼程序中,均不得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可见,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是明确剥夺了受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于是,在许多刑事案件,如故意伤害、杀人、、诬告陷害、侮辱、诽谤、强制猥亵妇女等犯罪中,严重的精神创伤的被害人往往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如2001年著名的“麻旦旦处女案”,就使得精神损害赔偿遭遇尴尬。不过尚有值得欣慰的是,2007年11月26日,“北京公交售票员掐死清华教授女儿案”民事赔偿部分终审宣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赔偿10万元精神损害金的一审判决,改判赔偿30万元,这是迄今我国法院判决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数额[3]。尽管司法实践中开始出现凤毛麟角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但毕竟给了我们信心。

二、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不予确立的误区

针对刑事案件中精神损害为何不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在司法解释的解读中这样说明:“通过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判处其一定的刑罚,本身就是对被害人的一种抚慰。”由此可知立法机关在当时立法时的本着判处被告人刑罚来抚慰被害人精神创伤的立法宗旨。

按照熊副院长所代表的官方意志,其逻辑是判被告人刑罚就是对被害人最好的精神损害赔偿。即公法责任替代了私法责任。我们疑问公法责任能替代私法责任吗?非也。

1.《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本质是同一诉讼中同时解决两个责任。该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为何如此规定?源于刑事案件中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因为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在触犯了刑法,在接受代表国家行使诉权的公诉机关的诉讼对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又要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质是民事诉讼,民事赔偿“附”带刑事诉讼,本意是为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在同一诉讼中同时解决两个责任。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第100条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认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然适用民法通则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就确认了刑事侵犯公民人身权的案件,当然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然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却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受害人的诉权之外,在法律上也相互矛盾。

3.民事责任重在通过对被侵权人的损害进行赔偿维护法益,而刑事责任强调通过对犯罪的惩罚来保护法益。刑事责任的目的虽然在本质上与侵权责任的目的相一致,但是两者的内在逻辑根本不同[4],因此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并不相悖,前者承担的是私法责任,后者承担的是公法责任。前者无吸收后者之必要,后者无替代前者之可能。以公法责任替代私法责任,实质是剥夺受害人应享有的权利。

4.刑事案件较之民事侵权损害更为严重,民事侵权尚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然而刑事案件却不予受理,在价值评价上出现严重的矛盾。刑事和民事两方面法律对精神损害截然不同的规定,导致如下法律结果:当发生侵权行为不构成犯罪时,被害人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而发生严重侵权行为构成犯罪时,被害人就不享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也就是受害人遭受较轻伤害时,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而遭受严重伤害形成刑事案件时,反而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如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侵权人将某人打成轻微伤,被害人可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若打成轻伤或重伤,反而不会得到任何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的结果,不仅违反举轻以明重的解释规则,在法律评价上也严重错位。所以,对更为严重的侵犯人身权的刑事案件,没有理由不适用。

三、侵权责任法促成刑事法律精神损害赔偿的坚冰融化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侵权责任法》,该法明确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规定将我国司法实践已经承认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化,标志着我国现行法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侵权责任法》第4条第1款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与《刑事诉讼法》同为法律。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两法没有位阶高低之分。从颁布时间的先后看,后法优于先法。所以《侵权责任法》将改变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不予保护的现状。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侵权责任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也只是原则性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怎么认定,什么情况下构成精神损害赔偿,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究竟赔多少,对于构成精神损害的“严重精神损害”中的“严重”的程度该如何认定等,在司法实践中依然有一定难度。这些须进一步具体明确。

综上所述,法释(2000)第47号和法释(2002)第17号的规定既违背实体法的价值评价标准,在程序法上也无坚强的理由。况且现代法治理念强调私权优于公权,精神损害赔偿司法保护已经成为对人身权,特别是对精神权益受到损害的一项重要司法救济途径。所以,笔者建议,还是借《侵权责任法》出台之东风,应尽快准许刑事案件被害人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1] 陈现杰.侵权责任法条文精义与案例解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72.

[2] 刘效仁.精神赔偿入法,公民更有尊严[N].羊城晚报,2010-05-04.

[3] 刘武俊.精神损害赔偿终于有法可依[DB/OL]中国人大网.2009-12-30 www.npc.省略

刑事案例范文第10篇

这是电视直播的一起案例。因为只看了法庭辩论部分，对整个案情了解的不够，所以不便对该案的实体问题妄加议论。但笔者注意到，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发生的程序问题还是值得探讨的。

上述案例中，法院的判决显然变更或超出了公诉人的指控。中央电视台直播的重庆虹桥垮塌一案的审判也有类似情形，原来被公诉人指控犯罪的某被告人在法庭宣判时，被确定为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这里，法官的判决也与公诉人的公诉请求不符。

文章无意指责这两起判决的违法性，因为这两起案例的主审法官是有法可依的。最高人民法院1998第23号司法解释“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6条第（二）项规定，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做出有罪判决。根据这一司法解释，上述两案例的法官，可以按照自己审理后确定的罪名直接判决。

于是，我们不得不探讨上述司法解释第176条第（二）项的合法性问题。根据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诉讼程序的启动，必须有原告人的，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刑事诉讼。人民法院的法定职责应该是，通过审理确认有关案件事实是否存在，并根据法律规定做出支持或者不予支持原告（含公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或裁定。

《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据此，对被告人提起公诉是人民检察院独有的职能，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权限，仅限于审判而不能包括追诉。在审判过程中，人民法院只能根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确认公诉请求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在此基础上判决或裁定公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成立者支持，不成立者驳回。而不应当行使不属于自己的权力，即公诉人的权力。毫无疑问，变更和增加公诉请求的权力，应当属于人民检察院。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做出以下判决：（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有罪判决；……。以上司法解释的第176条，正是对本条的解释。比较《刑事诉讼法》第162条，我们难以发现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法》的违反；比较《刑事诉讼法》第3条也即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时，就会发现，最高人民法院1998第23号司法解释第176条显然超出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是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违反。

按照以上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单纯的裁判角色将演变为追诉加裁判的角色。通俗地讲，就是人民法院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无法保证裁判公正。同时，因为该解释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规定，所以应当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