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范文
时间：2023-03-05 20:50:02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正当性；中国模式
针对犯罪多元化的现状趋势以及弥补现行司法体制不足与缺陷的实际需要，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备受人们关注。对于这样一种发端与西方国家的新的刑事思潮和法律价值观变化的产物，如何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并加以引进，挖掘其在中国的正当性基础，探索中国特色刑事和解制度模式，对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缓解刑事案件审判和刑罚执行机关的压力、保障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 刑事和解制度概述
刑事和解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恢复性司法会商。它的基本内容是在犯罪发生之后， 调停人主持受害人与加害人协商解决纠纷， 为恢复被犯罪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谐关系， 并最终为犯罪者回归社会而创造条件。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从轻处罚。可见刑事和解与“私了”有着本质区别。“私了”是与“公了”相对而言的，是民间对于诉讼双方自行和解的一种俗称，是纠纷双方不经过国家专门机关自行协商解决的统称，而刑事和解则是当事人在司法工作人员主持下的“公了”。
二、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可行性分析
1、合和文化是刑事和解的文化基础。文化，即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合和”文化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人与自然保持“合和”的关系，人要顺应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代表思想主要有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二、人与人之间保持“合和”的关系，强调社会关系的和睦融洽，避免争斗纠纷，古代先贤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这一关系的重要性，从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到墨子的“兼相爱则治”，再到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无不体现“合和”的一贯思想。由此可见，以“合和”文化为底蕴的传统诉讼法律文化要求人们以和为贵，息事宁人，祈求相安无事。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普通民众普遍养成厌讼，息讼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对簿公堂的争讼被认为是一种恶或不道德的行为，因此“讼不可妄为”。
2、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刑事和解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2004年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它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其中，“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而一个和谐社会又尤以社会的安定、稳定、健康为基石。刑事和解制度正好顺应了这一需求，它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注重发挥被害人与加害人在解决刑事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和空间，促进双方的谅解；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从而最大限度的恢复犯罪破坏的秩序。
3、人本主义是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人本主义是西欧自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文艺复兴时期所涌现的一种新思潮。其基本观点主张“人类自由权利不可侵犯，即自由意志论”。自2004年人权入宪以来，在国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本建设当中随处可见人本精神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称赞，这为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建立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虽然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司法中的国家本位价值观相冲突，建立个人本位价值观上的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现有的刑事观念中找不到相应的支撑，但随着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国家本位刑事观的质疑，刑事案件处理效率低下，被害人权益长期被忽视等矛盾的突显。刑事和解正好与现今这个人们日益追求人本性需要的社会相吻合，刑事和解以扩大诉讼中的私权范围为尝试，赋予公民更多的纠纷解决自，扩大私权利在诉讼中的行使范围，其必然在我国赢得广泛人民的支持。
4、法治是刑事和解的法律基础。法治即依照法律治理，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国家智力的原则和方略，与人治相对的治国理论、原则和方法。2007年，同志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其中，“宪法法律至上”是依法治国原则的体现，而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即必须有完备的法律及系统的法律体系。针对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犯罪总数有增无减，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增多，疑难复杂案件增加，司法机关面临的压力逐步增大的现状，从法律体制上认可刑事和解，将其纳入我国刑事立法体制，无疑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因为其对轻微刑事案件的温和处理方式，不光能抚平当事人的心理创伤，而且能使司法工作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最大化，符合目前我国贯彻宽严刑事政策的要求。
三、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路
1、明确刑事和解的范围。刑事和解制度就其本质来讲是“公诉权”和“私诉权”博弈的结果，它是国家公诉权在一起程度上的放弃。因此，国家本位的刑事和解制度逐渐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但不意味着能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无限扩大，刑事和解制度应当限定未成年人犯罪或依法应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告诉才处理和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具体理由有：一、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发育未完全成熟，多数未成年人犯罪偶然性比较大，且主观恶性较小，应该尽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以补偿和赔偿作为监禁的替代措施。二、3年以上的犯罪行为，其性质上属于侵犯国家安全和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些犯罪所涉及的矛盾和法律关系不仅是当事人双方的矛盾，还关系到国家、社会利益，必须适用公权力解决，由国家干预。三、扩大刑事和解犯罪会改变案件的性质，从而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背道而驰。如：公安机关撤回将会变成民事案件，变成社会治安案件。于是犯罪分子可能利用这一漏洞心安理得的继续犯罪而不会判刑。综上，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光要“宽”，也要注重“严”，严格限定刑事和解范围正是这一刑事政策的具体落实。
2、明确刑事和解的具体程序。
（1）刑事和解制度适用阶段应限定在审查阶段。理由有两点：一是若在侦查阶段适用，可能出现侦查人员为避免艰苦复杂的取证工作，而在事实未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勉强让双方和解，导致“和稀泥”或“以钱买刑”的情况发生。二是在审判阶段和解已无实际意义，案件进入审判阶段，程序已基本走完，对提高办案效率意义不大，且无法避免被害人在法庭上人格尊严和精神再次受到伤害。
（2）刑事和解应该由检察机关来启动主持。鉴于刑事和解是司法制度，属于公权利，应由公权力机关主持和解，而不能由社区调解委员会主持，因为由后者调解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和解协议无强制执行力，易出现不予履行的情况，不符合和解初衷。如果由检察机关主持和解，既可以发挥检察机关熟悉和解程序的专业人员的优势，又可以使刑事和解在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下进行，还可以避免基层检察院人少案多，起到保证和解的效果。
（3）争议解决程序是刑事和解的关键，可以采取类似于听证的方式，在特定机构或岗位专门审查监督下，由检察机关人员主持，加害人、受害人及双方人、监督人和亲属、加害人生活社区或就读学校人员，工作单位人员参与。通过就犯罪事件本身进行沟通，加害人通过悔过、认错、道歉，尽可能消除被害人内心的不满与伤痛，争取被害人的谅解与宽恕，最后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形成有法律效果的书面赔偿协议。
3、建立刑事和解的宣传教育机制，树立正确的刑事诉讼理念。
由于刑事和解在我国还处于构建初期，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取得了理想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如：在检察机关中作用认识不一，和解整体使用偏低且不均衡，和解方式单一，赔偿缺乏标准，老百姓对刑事和解认识偏颇，认为“刑事和解即为花钱买罪”等。针对这一情况，笔者认为应建立刑事和解的宣传教育机制。在社会上， 大力宣传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刑事和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 使广大群众认清刑事和解与案件“私了”的本质区别。在司法人员中， 要强化刑事和解的执行能力， 严格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 避免因刑事和解不当而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在加害人方面，要对其进行法律警告威慑教育， 使其真正认罪伏法， 真诚悔过， 避免加害人出现轻易即可被免除刑罚的心理而促成其重新犯罪。在被害人方面， 要对其进行必要的精神抚慰， 了解其同意和解的真正原因， 避免因种种因素使其被动接受和解而产生对司法机关或加害人的仇视和怨恨， 从而实施报复性犯罪。
4、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1）建立暂缓制度。暂缓制度，即指检察机关对应当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年龄、危害程度等情况综合考虑之后暂时不予，给予其一定的考验期限，令其进行自我改造和反省，根据其悔罪表现决定是否的制度。作为一种介于“”与“不”间的中间措施，实体上体现刑罚经济思想，程序上体现便宜主义，这种暂缓制度揉入了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因素，对于当事人权利保护、诉讼效率的提高以及刑事案件的合理分流都有重要意义，应当尽快在立法中予以确认。
（2）建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同，经常出现类似案件而和解结果有天壤之别的现象。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下，很可能出现加害人因最大限度满足受害人的补偿要求而造成生活极度困难，或加害人因经济条件不能满足受害人的补偿要求而和解失败进入诉讼程序，而这些都是与更多地关注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刑事和解初衷相违背的，同时也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因此，为更好地保护公民权益，国家除制定刑事损失赔偿基金，以解决刑事和解中的加害人赔偿给付金额悬殊，加害人无力赔偿的现象，使刑事和解制度真正得到实施。
四、结语
刑事和解制度所追求的价值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相辅相成的。其在司法体系中的积极价值占据优势地位，因而该项制度在我国建立有其充分的理由与社会支持，我们应该对其予以正面的肯定，并予以重视，立足中国国情，建立并完善中国特色刑事和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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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刑事和解；法律冲突；衡平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加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或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调解（Victim-offender-mediation，简称VOM），指在犯罪发生后，通过加害人和被加害人直接交流协商，达成赔偿协议，最终解决刑事纠纷的制度。刑事和解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是被害人保护思想，它是诸多解决人类社会纷争的理性选择的一种手段，其从根本上体现出人们对待社会冲突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广泛的选择，以应付由个人纠纷引发的冲突。诉讼只是从回避到暴力等诸种可能的解决方式之一。纠纷解决的各种方式．以及各种文化中的社会制裁的选择，传达出人们所钟爱的理想，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反映了他们与他人关系的质量。它们显示出，人们是希望回避还是鼓励冲突，是压制还是温和地解决这一冲突。最终，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被揭示出来。”“任何社会和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纠纷，无一例外，而关键在于社会必须对冲突纠纷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冲突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而进行。”因此，和谐只是相对的和谐，而防止社会纠纷向狂暴的方向发展才是解决社会纷争的基本目的，和解无疑是符合这种解决纠纷目的的手段。
一、刑事和解蕴含的冲突
（一）犯罪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冲突
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相对应，指当事人在权利遭受侵害时，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的公权力帮助，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免权利受到侵害，以及解决纠纷的动态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公力救济是指国家机关根据权利人请求，通过公权力对被侵害权利实施救济，使纠纷得以解决的活动。私力救济在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不发达、国家政治、司法制度不健全时具有相当的合理价值。它往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体现，被害人在受到侵害时，通过私人力量的救济，对加害人进行惩罚，从而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对将来的侵害也是一种警告，从而减少了社会冲突的扩大，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在现代社会，私力救济同样也有其存在的必要。因为法律毕竟不是无所不在的，一定有其触角难以涉及的地方。通过私力救济，可以更大限度地弥补法律的空白地带，减少社会冲突造成的不良后果。刑事和解就是如此，通过刑事和解，可以使被害人享有处分自己利益的权利，减少纠纷解决成本，实质上维护自己的权益。“大概不会有人为了使法律在任何时候都百分之百地得到执行，而乐意承担必须的高昂成本……有时，法律的完全执行要求警察和行政机构不得不对更多的人实行强制，使那些人强烈地感到法律是错误的。无论对一个具体情况和决定作出的判决多么规范，我们都必须承认，执法者在执行那些不受欢迎的法律时常常会犹豫不决。”因此，私力救济在公力救济无力或者匮乏的时候，无疑是解决社会多元冲突的可以选择的一个良策。虽然公诉案件在传统观点上侵犯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但是，具体的损害毕竟不是由抽象的国家来承担，如果被害人不是犯罪侵害的唯一承受者，那么其最起码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在应然角度上，有权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国家出于社会控制和管理的需要，把被害人保护自己的权利收归国家所有，以国家的力量帮助被害人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从而避免了冲突的扩大化给社会造成的冲击。“国家不仅仅窃取了‘冲突’，而且还通过迷人的法律语言将社会相互联系和冲突的戏剧效果和感情转变为适用刑事程序的技术性过程”。国家通过公诉垄断追诉犯罪手段，使报复和惩罚犯罪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私力救济曾在原始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氏族内部围绕着生产、分配、婚姻的纠纷或争执，都通过氏族成员自行解决，如血亲复仇。而法产生后，一切当事人不能解决的严重冲突则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由此，公力救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对于和解这种私力救济方式而言，无疑与传统的公力救济的观念发生了碰撞。公力救济采取国家机关或者其人对追究犯罪垄断的模式。私力救济的范围被压缩，被限制于在少数种类的案件中使用。更重要的，同时也是更为普遍的救济方法，是法院判决所给予的救济。”这是因为，虽然犯罪侵犯的是被害人的利益，但是，其最终体现为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侵犯，即使一个轻微伤害案件都会侵犯到社会整体利益，这种侵害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无形的，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的。既然对国家整体利益进行了侵犯，被害人不能因为一己之私而阻止国家对犯罪进行追诉，不顾国家利益而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在传统观念中，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被害人虽然从程序上属于当事人，但实际上却处于证人的角色，他们既不能对程序问题有什么发言权，也不能在案件的实体问题提出个人的要求，这是因为，如果任由被害人自己决定是否对犯罪进行惩罚，除了侵犯了国家固有的追诉权，会使社会冲突扩大，导致国家无法控制而损害普民利益外，在被害人因种种原因放弃对犯罪追究时，更可能导致犯罪人逍遥法外，可能会对国家、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在刑事和解问题上，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之间的冲突，其实质上是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与现行刑事法的国家本位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在我国人本观念尚不发达的前提下，这两种冲突将会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及理念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同罪不同罚之间的矛盾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中的黄金法则。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就是唯一上帝，在法律之上没有其他的权力。在法律帝国内，每个人都是法律平等的子民。没有人可以因民族、种族、国籍、身份、等得到特殊的优待或者不利对待。法律没有特殊的亲属，不需要对谁特别进行关照。法律也没有特殊的利益，不能因为谁的利益而在同样事情下做出不同对待。
罪行法定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演绎和具体化。只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具有最高的蕴义，才能保证每个人的犯罪只有而且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决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上溯至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第39条的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在17、18世纪，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的黑暗现实，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并以三权分立说、心理强制说和人权保障理论为其基础，使罪刑法定的思想更为系统，内容更为丰富。无疑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一定的缺陷，是通过一种现实的社会代价去换取理想中的法律真正的、完全的公正的原则。因为刑法作为一种规范将永远要滞后于犯罪，加上否定类推，意味着有相当部分的犯罪不能被绳之以法，导致对一些犯罪的放纵和无能为力。但是，罪行法定原则进一步明确了法律在金字塔顶端的地位。犯罪只有通过法律才能决定，而不是由其他任何恣意的或者不羁的意志能够抉择，这保证了一种民主和法治秩序的有效展开与建立，人治社会的消融与分解。
罪行相适应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行法定原则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罪刑相适应的观念可以上溯至古代社会的“同态复仇”。但当时的“同态复仇”实际上是统治阶级酷刑的依据，是完全以结果论责任的绝对报应刑。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严刑酷罚的司法制度，提出了罪刑等价的观念。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惩罚应有程度之分，按罪大小，定刑罚的轻重。”贝卡利亚也指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罪行相适应原则可以防止犯罪所得到的与其所失去的不成比例，通过对犯罪的相当惩罚也可以警醒未然犯罪，使正义以一种朴素的方式体现。
但是，对于刑事和解而言，其与上述刑法的基本原则发生了严重冲突。因为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加害人付出一定的金钱等物质利益的前提下，在刑事惩罚方面予以减轻或者豁免的制度。这样，无论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原则以及罪行相适应原则都形成巨大的理念和实践悖论。这样，正义可以用金钱赎买，法律可以为有钱人定做。有钱人可以获得正义和平等，而无钱的人只好因经济原因远离正义和平等了。即使刑事和解是基于被害人利益考虑而采取的一种新型制度和理念，但是，其对人们的法律是公正、平等的信仰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二、刑事和解的比较考察
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与三个传统有关，第一个传统是门诺教会对加害人与被害人调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program，简称VORP）的探索；第二个传统是公共刑事司法局缓刑部门的和解计划；第三个传统是矫正部门以赔偿为中心的和解计划。其起源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案例，并且随着世界各国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引进和发展，又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一）美国
基于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会谈会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考虑，美国律师协会(ABA)直到1994年才对刑事和解予以认可。在1995年被害人援助国际组织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后，美国的刑事和解在正式的法律背景下才终于合法化。
1．案件适用对象及范围。美国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最初是少年犯及其受害人，后来扩大到成年犯及其受害人，适用案件范围最初是破坏艺术品、轻微人身伤害、偷盗等轻微刑事案件，后来扩展至、杀人、放火等严重暴力性案件。
2．案件的适用程序。首先，刑事和解案件的受理。确定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是通过“案件筛选程序”(Screeningprocedureofcases)完成的。美国刑事和解协会(Victim-OffenderMediationAssociation)所确定的筛选标准是：(1)有利于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意愿并能够参与；(2)和解过程对被害人和加害人都具备安全性。一般而言，这种标准是非常宽松的。其次，刑事和解的准备。准备是根据美国刑事和解协会《建设性道德准则》进行的。该规定包括：(l)为犯罪人和被害人讲解注意事项，以确保和解中人身及心理的安全；(2)鼓励与倾听双方的情感表达；(3)提供有关刑事和解制度、和解过程、刑事司法制度、调解人自身的信息和可得的司法资源的信息；(4)与各方讨论刑事和解对其可能存在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帮助其做出包括参与和解、在任何情况下推出刑事和解的各种决定。
3．案件执行程序。如果刑事和解成功，达成书面协议，调停人会将协议提交社区、检察官、警察、缓刑官员等人审查。检察官会据此决定是否终止公诉。对于刑事案件的执行情况，调停人可以进行监督。
（二）法国
1992年10月，法国司法部颁布了关于规范刑事和解程序的行政通令(circulaire)，对刑事和解的目的及其基本法律框架进行了规定。此后，法国立法者又通过1993年1月4日的法律将刑事和解程序正式纳入《刑事诉讼法典》，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公诉替代程序，并进一步明确了其运作的细则。依据1992年行政通令之规定，所谓刑事和解，指“在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由双方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寻求解决犯罪冲突的方案”。2004年3月16日的行政通令对这一界定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指出，“刑事和解指通过第三者的引导将犯罪行为实施者与受害人召集会见，以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并就赔偿的具体细则和重新修复关系上达成合意，尽可能促进确立不再重新犯罪的条件”。
1．实施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其一，检察官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行为存在且系被告所为；其二，当事人明确存在；其三，当事人双方同意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
2．适用范围。法律对于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并未作明确规定。但依判例及司法实践，该程序一般适用于家事诉讼案件（lecontentieuxfamilial）、抛弃家庭案件、妨碍亲权行使案件（lanon-representationd´enfant）（《法国刑法典》第227-5条）、冢庭暴力案件(lesviolencesconjugales)（《法国刑法典》第222-11条及以下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程序还经常适用于如下几种类型的刑事案件：轻微的暴力伤害案件（《法国刑法典》第222-7条及以下条款；第R625-1条）、盗窃案件（《法国刑法典》第311-1条及以下）、诈骗案件（《法国刑法典》第313-1条）、破坏、毁誉及毁损案件（《法国刑法典》第322-1条及以下）、威胁案件（《法国刑法典》第222-17条及以下）、伤害案件（《法国刑法典》第R621-2条）以及恶意电话案件（《法国刑法典》第222-16条）等等。
3．刑事和解的程序。一般法国刑事和解程序需经历四个阶段，即和解前的会见阶段(laphasedelentretienprealable)、当事人交流并寻求解决方案的阶段(laphased´echangeetdrecherchedesolutions)、和解成果的固定阶段(laphasedeconsolidation)以及和解协议的执行阶段(laphased´execution)，但并非所有的刑事和解程序均需经历这四个阶段，因为当事人可能在和解程序的某一个阶段（在合意固定前）因种种原因而宣布退出和解程序，回归一般的公诉程序。
如果和解成功，在当事人签署了和解协议后，和解员将案件材料连同双方当事人所签署的和解协议以及一份简短的报告交给委托和解的共和国检察官。但是，和解协议仅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对检察机关没有约束力。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协议，如果协议内容涉及损害赔偿金，另一方当事人可请求法院强制执行，虽然和解协议对共和国检察官没有约束力，但一般共和国检察官会尽力保证协议的执行，并在协议达成后撤销对被告的公诉。如果协议内容涉及停止暴力活动的，共和国检察官也可就当事人新的犯罪提起公诉。
（三）德国
德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是一项非常完整和全面的制度设计，有三部重要法律对其做出了规定，分别是《德国刑法典》、《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和《德国少年法院法>。根据《德国少年法院法》第10条、45条、47条规定，刑事和解是一种刑事转处措施，而自1994年以来，如果被告人已赔偿了被害人损失或者在审判之前至少真诚地努力这样做，法庭就有权据此减轻刑罚、判处缓刑或对一年以下的自由刑及罚金免除刑罚。修改后的1998年少年刑事法补充规定：少年犯与被害人的和解是法官可以科处的教育处分措施；如果已执行教育处分，检察官认为无科处少年犯刑罚之必要的，可免于追诉，法官则可终止诉讼程序。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80条、153条a之规定，刑事和解对象则扩展到成年犯罪人，根据德国刑法典之规定，如果犯罪人努力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其行为全部或大部分得到补偿，或努力致力于对其行为进行补偿，或被害人的补偿要求全面或大部得到实现的，可依法减轻刑罚或免除刑罚。德国刑诉法规定对于公诉案件中的轻罪案件，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的同意，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同时要求被告人做出一定的给付、弥补行为造承担损失；如果被告人履行了要求，则不再追究犯罪。这样，可以看出德国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些具体特征：
在案件适用范围上，德国刑法虽然对和解的适用没有限制，但在实践中则有具体要求：(1)愿意参加者；(2)被害人是个人的；(3)坦白的加害人；(4)案件的事实和状况能明确地证实：(5)限于轻微犯罪和一般的犯罪，对于性犯罪和暴力犯罪只在若干例外中适用。
在调解的机构上，德国的调解过程中需要有调解人。德国的调解人包括两个特别的VOR和解中介机构，即专门的“纠纷调停人”和“解决调停人”。对于同意参加和解的少年犯罪案件中的当事人，一般优先考虑由其直接商谈，对成年当事人，基于避免其直接接触引起冲突的考虑，可以通过电话或中介人间接联系。在和解成功后，签订口头或书面协议，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应当在限定的期限内履行。
从上述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中，可以发现一些区别。第一，在两大法系国家中，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略有不同。英美法系国家适用范围较为宽泛。例如，美国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从少年犯到成年犯，从轻微刑事案件到、杀人、放火等严重暴力性案件。大陆法系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则比较逼仄。基本上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例如，意大利的刑事和解制度主要应用于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旨在教育和改造未成年犯罪人。日本的刑事和解制度也主要适用于轻微犯罪案件和少年犯罪案件。第二，在刑事和解模式上，也有差异。英、美国家在实践中多适用社区或转处模式。欧洲大陆国家则适用替代模式，但也并非绝对如此，如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就适用了替代模式。所谓的社会模式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逮捕以前由社区进行调解的方式。转处模式是指在罪犯被逮捕后前由和解中介机构进行调解。所谓的替代模式通常是由司法官员在量刑和执行中适用，替代监禁刑。但是，上述两大法系国家刑事和解制度也具有一些基本相同之处。第一，和解都应当出于自愿。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前提，也是通过刑事和解处理案件与通过公诉案件处理案件区别的关键。其体现了对行为人主体意志的尊重。第二，刑事和解一般由调解人参与。例如，德国刑事和解中有专门的“纠纷调停人”和“解决调停人”。到1990年为止，英国也已成立了14个和解组织参与刑事案件的和解。
三、刑事和解中国化的现实考察和原则导向
（一）刑事和解中国化的现实可行性考察
第一，历史传统为采取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适宜的背景。在传统上，虽然在我国历史上就有“私和公事罪”的记载，但是，刑事和解在我国却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价值根基。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儒家思想曾经垄断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孔子在《论语》曾经提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即礼的作用，以和谐为重；先王准则，以和谐为美。同时，中国也长期具有耻讼、厌讼的传统，在《论语》中，孔子还曾经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英国社会学家西比尔，范德斯普伦格尔在其书中强调，中国人民避免打官司，大多数纠纷都通过调解在法庭外解决。在我国传统中，“和”的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高柏园以《论和合文化与全球化》谈到《论语》有“君子和而不同”之论，《老子》有“冲气以为和”之论，《易传》直谓“保合太和以利贞”，《庄子>云“游心于德之和”，凡此皆可说明中国文化以和平与和谐为主要基调。除了儒家之外，释、道和其他文化流派也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这一概念，成为贯通中国文化思想领域里一个综合性概念。
在当今社会的广大农村，仅凭国家追诉，通过公力救济远远达不到解决社会纷争的目的。苏力曾经谈到：在农村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紧密、人员较少流动的社区中，村民必须相互依赖、相互帮助才能克服一些无法预料的事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在无数次的小摩擦里，他们陶炼出一种熟悉，建立了这样一种相互的预期。因此，他们并不是如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所假定的那样，是分离的、原子化的个体，而是因生活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那种基本上是基于个体化预设和社会条件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不可能在这样的社会中有效运作。因此，在我国幅员广大的农村，和解无疑是有着广泛的市场和深厚的土壤。在城市社会中，由于我国传统上属于农村社会的历史积淀，即使在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中也不能脱离我国与人为善、和谐共生的历史一贯传统。所以，我国具有实行刑事和解的适宜的本地环境。
第二，我国刑事案件的压力是实行刑事和解的内在动力。现代国家在文明和民主发展的同时，刑事案件并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呈现出不断高涨的趋势。在中国，刑事和解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刑事案件的压力。2000年前后，迫于案件数量的压力，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开始试行刑事和解制度，因为该检察院办案压力比较大，每年的刑事案件好几千件，而轻伤害案件就有五、六百件，刑事检察部门不堪重负。这成了采取刑事和解的重要因素。在实行了刑事调解制度后，2006年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一庭共审结刑事和解案件327件，解决赔偿金额600多万元。在某一个两年半时间段内，北京市（笔者加）七区检察院公诉部门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27427件，其中轻伤害案件共4607件，轻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适用和解结案的共667件，和解适用率为14.5%。轻伤害案件经和解后，作移送公安机关撤回（撤案）处理的共534件，占80.1%；作相对不诉处理的共129件，占19.3%；作处理的仅4件。上海崇明县人民法院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后，刑事附带民事（包括自诉）案件调解撤诉率2005年达到94.28%，2006年为81.82%。虽然一些轻微刑事案件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其在程序上的要求并不一定少于严重的刑事案件。通过刑事和解，提高了案件的处理效率，可以使单位司法资源更好地分配到更需要的重大刑事案件中去，从而提高了司法资源的利用质量和效果，这无疑是符合人类理性的特征。
第三，从被告人保护到被害人保护的国际趋势是刑事和解的外部源泉。刑事和解的本质在于对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加强和深化，这体现了当今国际社会刑事司法由被告人利益到被害人利益转化的趋势。1941年，德国犯罪学家汉斯，冯．亨蒂首次提出“被害人在犯罪与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在二十六、七十年代，被害人犯罪学开始在西方国家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被害者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1957年英国的法改革者MargeryFry提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不应无视被害人，因此提出应赔偿被害人，并着力于罪犯与被害人的和解。自此“赔偿”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就成为被害人犯罪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JohnR.Gehm)对刑事和解制度在理论研究中有重大突破，在其《刑事和解方案，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文中，他提出刑事和解的三个理论基础是：“平衡理论(EquityTheory)”、“叙说理论(NarrativeTheory)”、“恢复正义理论(RestorativeJusticeTheory)”。他从社会本位和犯罪者、被害者个人本位角度，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从而在理论上推动了刑事和解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二）刑事和解的本土化构建
第一，逐步推进原则。即使一项法律制度的引进具备了内部及外部的可行性因素，但是，如果一项制度涉及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法律的尊严，那么，就应当采取逐步渐进了的方式。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的真正方法不是对社会发展进行预言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而是自然科学中行之有效的试错法。社会科学的任务不是控制社会整体、全盘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工程，而是逐步、逐个、温和地治疗社会弊病的渐进的社会工程。社会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发展过程，社会发展要求我国在解决刑事和解这一制度引进以及构建时必须采取稳妥的方式，不应当不只是追求纯粹的理论及研究，而是要保证这项制度能够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而言，由于我国自诉案件已经初步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和解特征，在本质上是一种刑事和解，但需要增添加害人诚意悔过等实质性内容后才可基本完善；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只需重点改造两个方面即可：一方面，实现加害人的赔偿问题与其刑事责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挂钩，把加害人是否赔偿及赔偿的多少作为对其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另一方面，把对被害人的精神赔偿、恢复性治疗和加害人的过错承担问题都纳入到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和解制度里去。针对公诉案件，由于我国公诉案件中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因此在构建的时候应相当的谨慎，难度相比之下也较大。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从几个关键问题入手进行构建：a．客观方面必须以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为前提，主观方面必须以双方自愿，加害人真心悔罪，被害人同意为前提。原因不言自明：因公诉案件涉及到当事人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且被害人保护问题在公诉案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故适用前提应慎之又慎。b．适用案件的范围应严格限定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和社会危害比较小的轻微刑事案件。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其适用案件的范围肯定会大大扩展。c．在我国现阶段下和解人应选择法官和检察官较为适宜，因其威慑力较强。d．当前适用阶段应严格限定在审查和审判阶段。以防止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以和解为由不迅速全面的取证而被动的办案。当然以后会慢慢扩展。e．在提起主体方面由于侦查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为防止侦查机关权力滥用应赋予检察机关、法官或者当事人。这样从自诉案件到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再到部分公诉案件，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推进我国和解制度的构建。
第二，底限原则。即使是在刑事和解中，对于通过刑事和解解决案件的范围，也是有个限度的。也就是说，在国家、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上必须保证一定的限度。的确，刑事和解可能为被害人和加害人带来双赢的结果，但是，由于刑事案件还侵犯了国家的利益，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双赢局面往往是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对被害人和加害人而言，这可能实现了具体的正义，但是，对于国家而言，是以国家法律权威以及整体正义的适当减损为代价的。国家毕竟是一个全民的福利机关，其不仅维护个案正义，还必须维护整体正义，因此，必须保证国家对个人利益让步的底限。在刑事和解案件中，这可以通过限定刑事和解适用案件的范围来实现。一般而言。刑事和解适用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包括各类过失犯罪，以及亲属邻里关系中的盗窃，数额不大、情节不太严重的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刑事和解不适用于重刑犯罪案件，也不适用于累犯和惯犯案件。这是因为，对于重型案件，其本身悔过自新的余地较小，如果适用刑事和解，也不能满足被害人对其要求惩罚的报应情感的需要。此外，由于刑事和解属于自愿进行，在被害人一方也难以达成和解协议。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等公害案件，由于侵害的是国家的秩序，受侵害的是国家，因此，没有达成和解的必要和前提。对于累犯和惯犯，由于其主观恶性较强，犯罪恶习已经形成，如果采取和解方式结案，无疑是鼓励和纵容其继续犯罪。
第三，自愿原则。刑事和解是对当事人主体地位尊重的体现，一般而言，由被害人或者加害人自己进行协商，自己决定是否采取刑事和解、是否赔偿以及如何赔偿，这也是彻底解决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冲突和矛盾的一种方式。因此，国家一般要尽量减少介入的程度。由当事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当然，在刑事和解严重偏离正常轨道，出现了胁迫、利诱等情况，司法应当介入，保证当事人的自愿与国家的司法力量达到适当的平衡。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刑事和解；轻微刑事案件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刑事和解制度关注被害人利益以及社会关系的修复。通过达成和解，被害人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程度获得赔偿和抚慰，加害人获得谅解和从轻处理，国家因此而节省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在刑事和解中，公权力机关的主要职责在于监督和审查和解过程、和解协议是否合法，纠纷当事人是否和解完全处于自主意愿，强调的是对个人自由和自的充分尊重，强调当事人的自愿性，目的在于通过和解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各种社会关系。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体现在对被害人利益的最大化保护。刑事和解制度的创设发端于刑事保护政策思潮的勃兴，其核心价值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利益保护。
刑事和解的概念一般表述为"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加害者的和解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交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一半包括以下几个内容，一是加害方自愿认罪、悔罪、赔礼道歉并向被害方作出经济赔偿；二是被害方对加害方的认罪、悔罪、道歉以及经济赔偿数额表示满意，对其侵害行为给予谅解，并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法院明确提交放弃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要求或者载有类似内容的协议；三是通过参与主持和解或者认真审查，公检法机关确认加害人的行为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加害人通过真诚悔过显示其再犯的可能性不大，具有重新回归社会的可能性与条件，因此对其做出终止刑事诉讼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的决定。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正处于探索阶段并没有成熟的机制和法律法规作为支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层面都不尽完善，在司法实践层面各地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特征
刑事和解只存在有具体被害人的案件中，没有被害人的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也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在可能判处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等是那种案件类型中。
犯罪人认罪并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法律不应该限制犯罪人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方式，现实中获取被害人谅解的方式可能有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劳务或公益性劳动等，甚至可能被害人基于情感等不需要任何补偿而原谅加害人，对此不应以强制性规定限制。但对于侵害他人利益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应予以排除。
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书面契约，并将该契约及时告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和解契约的内容应当以书面形式固定，并在一定期限内及时向司法机关表明司法机关对于和解的案件进行审查，在综合考量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对何洁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
司法机关在确认和解协议后，对被害人作出非刑化或轻缓化处理。再将刑事和解适用范围严格限制在轻微刑事案件、狗屎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地方，检察机关一般会依据刑事诉讼法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对加害人作出不决定，或者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建议撤案处理。对于较重刑事案件的处理，检察机关可以对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的加害人向法院提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能兼顾正义与效率的平衡，在抚慰被害人的同时促进假好人回归社会，是对报应正义为基础的传统形式司法的有益补充。刑事和解能够实现对被害人利益保护的最大化，通过赋予被害人直接参与刑事纠纷处置的地位和权力，与加害人直面叙说伤痛、接受道歉，最终达到抚慰心灵创伤，恢复社会正义的目的。我国目前被害人补偿制度不健全的司法制度下，加害人在受到刑罚后很难再有赔偿的积极性，容易导致对被害人的赔偿判决最后落空。刑事和解给被害人提供了一个自由抉择的机会，是放弃仇恨与加害人和解从而顺利实现赔偿，还是抱着复仇心态放弃赔偿，完全由其行权衡抉择。
另一方面来说，刑事和解有助于加害人回归社会。实践证明，一报应注意为基础的刑事诉讼制度，不能充分体现刑罚的教育和预防作用。严厉的刑事制裁不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和回归社会，同时也加重了司法资源的压力。通过刑事和解，加害人接受被害人的谴责，深切感受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伤害后果，从而产生愧疚达到思想上的震撼、悔过，另一方面通过非刑罚化或轻缓的处置使加害人避免和减少刑罚的消极影响，可以更加快速、自然地融入社会，有效降低再犯率。
四、检察机关运用刑事和解制度
检察机关发挥自由裁量权，可以通过相对不对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终结诉讼。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和第140条第4款的规定，相对不的适用必须同时具有两个条件：一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二是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一张刑罚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后一条件将酌定不限制在极窄的范围内，现实中很难发挥作用。而通过刑事和解的运用，适当扩大检察机关对于不的自由裁量权，对于符合刑事和解条件，达成了和解协议的轻微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相对不。实践中，检察机关将"被害人同意协商且不再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作为适用相对不的条件之一，进行阶段刑事和解的试点，通过调研，案件当事人对处理结果持很高的满意度。在扩大检察机关的权利同时要加强监督和规范，做到最大程度地利用刑事和解制度的优势，减少弊端，防止权力滥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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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刑事和解 加害人与被害人 误解
一、刑事和解的内涵：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同陈光中教授的概念：“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其环节包括：一是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有意愿进行和解；二加害人通过一定的行为补偿被害人的损失达成和解协议，并向司法机关提请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三国家专门机关根据法律和相关原则对当事人进行考察。当公安司法机关确认当事人的和解行为符合刑事和解的具体要求后，便会大致产生以下三种实质结果：一是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或检察院提交和解书，公安机关或检察院认为案件轻微时，公安机关可以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检察院则可以作出不提起公诉的决定；二是检察院认为和解不能达到完全免除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仍有必要提起公诉时，检察院在书中把当事人刑事和解行为写明，使其成为法院减刑的根据。三是当双方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达成和时解，法院加以审查后做出是否适用的决定。刑事和解的范围一般界限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轻微刑事案件和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中国古代唐朝的保辜制度，是指在被害人伤情未定的情况下，官府给予一定期限，让加害者尽力为伤者医治，期满之日再根据被害人伤情对加害人进行量刑处罚的一项制度。1这种制度让加害人积极做出医治伤者以减轻处罚的行为，达到了双赢的局面。其实，可以说古代的保辜制度和如今的刑事和解制度是不同时代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人性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同样也是给加害人有悔过和弥补罪过的机会，从而达到减刑等目的的制度。它不仅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呵护，同时也体现了对社会关系的维护。它具有以下的作用：
首先：减低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开始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刑事和解。其立法背景是当时法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相当繁杂，对一个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往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司法成本极高。因此，检察官面对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常常在惩罚罪犯、保障人权和节约诉讼资源两个目标的选择中，陷入是否的困惑。在司法实践地不断探索，理论界的大力呼声下，立法者终于将其写入刑事诉讼法中。2实践证明，此制度不仅使受害人损失得到及时赔偿，补救了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而且大大减少了司法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
此外，在很多发达国家（如德国、英国、新西兰等）都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了一种类似于刑事和解的刑事处理方法——恢复性司法。它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3
现今中国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司法资源极为缺乏，公安司法机关集中力量办大案，对一些轻微的刑事犯罪案子同样处于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状态，导致了受害人的权益得不到公权力的保障，同时法律的公平正义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刑事和解能减少短期自由刑，不仅避开短期自由刑惩罚功能弱、威慑力不强却容易给加害人留下“后遗症”的弊病，也可以减低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适合，适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其次：“公权力”和“民权利”相互配合，当事人共享益处。
刑法对于一些轻微案件适当收缩权力，退而让当事人平等协商，不仅符合刑法的“谦抑性”理念，而且可以使民主意识和人权思想得到更好落实。具体而言：
一：被害人能及时得到物质的赔偿、精神的抚慰。
很多案件，被害人往往因为加害人经济上的拮据，纵然法院审判下来，得不到有效执行的现象屡见不鲜。通过刑事和解，加害人或者其家庭会尽全力去筹钱，这样无疑更能使被害人及时得到物质的赔偿。而且，对于一些家庭纠纷或者邻里纠纷，很多时候被害人事后已经原谅了加害人，他们并非真的想看到自己的亲人或邻居受到法律处罚。但此时公权力的不妥协性往往会造成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二：刑事和解不仅使加害人能够减轻或免除处罚；也有利于鼓励加害人改正错误，忏悔罪恶，重归正途。
一方面刑罚的目的主要在于教化犯人，不在于重罚犯人。特别是对于一些“冲动型”的犯罪分子，本来他们的社会危害性不大。但是被关进监狱后，在与其他罪犯接触中，有可能受到一些不良习性的影响。结果不但可能得不到教化，反而不幸染上恶习，甚至产生极端思想，萌生对社会的憎恶心理。
另一方面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与家人共度难关更能使其真诚悔过。即使是要服一定的刑期，他们也会立志认真服刑，改正后回报社会。孙铭伟交通肇事案，其父亲孙林为了挽救儿子一条生命，老人家无暇顾及自己身上有血尿病，一心在为获取受害者家属的谅解书而真诚道歉和为了筹到100万而忙碌奔波。相信家里人对孙铭伟的关爱会感化到他，使得他以后更好做人，报答家人和给予宽恕的受害人。虽然此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和解的贯彻，但孙铭伟能够从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从判决书看，法官在量刑时确实主要考虑了孙林积极赔偿的行为和孙铭伟认罪态度良好这两个因素。
再次：对构建和谐法治社会也有很大的作用。
当事人握手言和，缓解了社会矛盾的深化，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司法机关居中调停、教化也使法治思想更深入民心。社会成员稳定则国家稳定，这也是此制度的核心价值。
又次：刑事和解制度赋予公安司法机关灵活对待案件的权力，弥补了刑事司法程序死板的缺陷。此外，中国自古有“息讼”的法律文化传统，刑事和解具有较坚实的社会背景。
最后：是对中国传统刑诉理论的突破。
传统理论一味地强调公诉案件只能利用公权力惩罚犯罪分子，当事人不具有任何处分性质的权利。然而刑事和解制度的贯彻落实正意味着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回归，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更好地兼顾了刑诉的两大直接目的：保护人权和惩罚犯罪。
三：民众的误解：
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一再强调，各级法院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刑法原则，根据社会治安形势，从有利于减少犯罪、增强群众安全感、促进社会和谐出发，准确把握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此，北京、上海等地方推行的“刑事和解”制度，特别是2010年3月，成都市中级检察院出台文件正式承认刑事和解制度，应该说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的创意解读和大胆推行。然而自从它诞生之日，便被一些普通百姓甚至法律学者冠以“花钱买刑” 这个不无讽刺的俗称。如上所述，无论从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出：只要践行者适当贯彻此制度无疑更有利于当事人的利益乃至社会法治的发展。民众为什么会产生此种误解，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其原因，为刑事和解的进一步贯彻扫清障碍。
原因之一：民众担心这会造成对有钱人的放纵，更加剧了法律的不公正性。在笔者看来，富裕的人确实更容易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是刑事和解绝非‘花钱买刑’、也不是对富人的放纵。原因就在于刑事和解要求加害人真诚悔罪、赔礼道歉，并获得被害人的谅解。也就是说刑事和解不仅要重视物质的赔偿，更要重视思想的教化。“钱”只是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对于赔钱而没有真诚悔过的犯人，司法机关同样可以根据和解制度的条件否认其和解的效力。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司法机关减轻犯罪人刑罚的实质根据，在于加害人真诚悔过体现出其人身危险性较小，而这一因素使得对加害人施以较轻的刑罚显得合情合理。刑事和解的中心不应该是建立在是否赔偿、赔偿多少的基础上。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虽然给予赔偿，但是不能说明其具有真诚悔过的态度，不能证明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那么即便被害人予以谅解，相应公权力机关也不应从宽处理。”其次，此制度是要严格在法律和法律原则的框架内执行的，绝对不是随便就可以适用的。司法机关作为国民权利保护的最后防线，它应该严格考察当事人和解的行为是否符合此制度的要求，防止当事人滥用此制度，破坏此制度的真正目的。同时，根据“宽严相济”的政策，对于一些严重暴力性、危害性的犯罪分子也不适合贯彻此制度。因此，事人是此制度的积极参加者，他们的和解行为是要在制度的框架内和司法人员的指导下严格进行。一个人不可能成为整个活动的操作者。显然，如果当事人的和解就一定成为司法机关量刑的依据，那刑事和解制度就真的成为一种“民间私了”了，这样也会造成司法机关公权力受制于国民私权利的不良局面。最后：刑事和解要综合参考加害人经济状况。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往往对有钱人课以更加严格的赔偿要求，比如加害人只有已经足额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公安司法机关才会不立案，不或者减轻、从轻处罚。然而对于贫穷之人则适当放松了要求。此外，有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试图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帮助被害人度过难关。如果此制度能够得到实行，那么就能大大弥补贫穷人无法充分享受刑事和解的好处的缺陷了。
原因之二：有学者认为此制度有违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之嫌。笔者认为：从“罪责刑相适应”这个原则的实质侧面看，它禁止不均衡的刑罚，要充分考虑犯罪和犯罪人危害性。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司法机关是基于加害人的认罪态度良好、积极赔偿道歉的表现，认为其危害性较小，行使自由裁量权不追究、从轻或者减轻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刑事和解并不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此外，《刑法》第37条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第四条：被告人已经可以赔偿被害人物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2006年12月18日最高检《关于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对于轻微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险性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刑事诉讼法》142条第二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法罚的，人民法院可以做出不的决定。”等相关法条也可以为此制度找到法律根据。
原因之三：司法机关人员会滥用此制度，利用其权力迫使被害人接受和解，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刑事处罚，最终伤及被害人的权益。甚至有些司法工作人员利用此制度收取利益，同时损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钱某借刑事和解之名徇私枉法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的确，在如今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总体较低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但是，据此就一概否定此制度显然是不合理的。对于此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监督制度加以规范，同时健全被害人的上诉制度等渠道不断地加以完善。
总之，由于司法工作人员水平较低，民众情绪化，法治思想不浓厚，相关实行程序和配备制度的缺失和不成熟等因素，使得原本是一个法与情相融合的和谐制度，被冠上了“花钱买刑”这个不无讽刺的说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以更加客观的态度看待新生物的诞生，给予更广泛关注，让它能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努力从实体和程序上改善此制度存在的缺陷，让这种法情相融的新事物能在我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优势。
参考文献：1《中国法律制度思想史教程》——蒲坚
2法国刑事和解程序及其借鉴意义——施鹏鹏
3百科词条的解释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诉法；完善
在我国，不同的学者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有不同角度的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认为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经由中立的调停人，促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双方的纠纷冲突，其目的是恢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促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1]。第二，认为刑事和解实际上并不是针对刑事案件刑事部分的和解，而是在刑事案件的民事部分和解之后，被害人对加害人适用的刑罚持一个宽容的态度，国家专门机关通过审查、确认后对加害人作出从宽处罚的处理决定[2]。第三、兼顾国内外刑事和解实践的概括，认为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3]。
笔者认为，刑事和解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后，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的基础上，在中立协调人的帮助下，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通过协商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和解协议，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审查后对加害人依法从宽处理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
一、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刑诉法第5编第2章第277至279条对公诉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范围做了专门规定，按照法律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纳入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刑罚的犯罪行为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法定刑在七年以上的刑罚的过失犯罪行为，如果出现适用从轻、减轻等法定或酌定情节，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都可以纳入刑事和解范围。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对于故意伤害致一人重伤的案件基准刑为三年至四年的有期徒刑，考虑到自首的量刑情节，最大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这样完全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也符合刑事和解的条件[4]。
以上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和解决。
（一）立法缺乏可操作性
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正式纳入了法律的范畴，这也是我国目前唯一一部明确对刑事和解制度作出规定的法律。刑诉法在第五编第二章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但综观该章第277条至279条中有关刑事和解适用的相关内容，只是规定了三个框架性的条款，显得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刑诉法第278条赋予司法机关对双方当事人达到刑事和解协议的情形进行审查的权利，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具体的启动程序、实施程序和监督程序。
（二）适用范围及适用阶段过窄
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我国刑事和解的范围基本上都属于轻刑事案件，也就是说，在我国现阶段，刑事和解制度的应用基本上都限定在“轻”刑事案件中。笔者认为，如此限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一些相对较重的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其是否符合刑事案件处理的自然规律值得商榷。能否将刑事和解的适用空间拓展到我国现行法律限定以外的其他刑事案件，是目前我国刑事和解领域待研究的一个课题。例如，不在新刑诉法规定的适用刑事和解案件范围之内的寻衅滋事罪，属于非民间纠纷引发的侵犯社会管理秩序的案件，在笔者看来，此类型的案件明显具有适用刑事和解的空间。
（三）缺乏赔偿的统一标准
在目前的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处于主动地位，只有加害人愿意给予经济赔偿，被害人才会同意和解。因此，在和解的过程中，被害方及其家属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很有可能抓住被告人想要通过和解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心理，而漫天要价。而加害人为了能减轻刑罚，也不得不接受并承担高额的经济赔偿。特别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为了小孩不背负受刑事惩罚的污点成长，加害人家长往往不惜任何代价，对于被害人家长的漫天要价只得无奈接受，客观上也造成了委曲求全、迫不得已的情形，有失法律的公平、公正、合理[5]。这样，即便达成了协议，也违背了刑事和解良好的初衷。实践中，一些轻伤害案件，被害人得到几十万的赔付的案例不在少数。还有一些被害人重伤甚至死亡案件却没有轻伤害案件赔得多，这些都无疑会导致被害人群体产生不公平的心理，容易激增社会矛盾。因此就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赔偿标准，例如制定补偿金额计算标准、最高赔偿金额等等。
（四）缺乏相应的配套机制
作为一项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积极效果的重要制度，若想真正发挥刑事和解的价值，实现制度的规范化和合理化，其配套制度明显缺失。
1、缺乏对加害人是否真诚悔罪的考察机制
刑事和解中，除了经济赔偿，加害人的悔罪表现能充分显示和解的效果，但悔罪本身是一种内在的情绪，不易查明。虽然我们可以根据加害方的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外在行为进行推测和甄别，但是也难免会有加害人在和解时虚伪的表现出悔罪的态度，而之后又露出本性，态度嚣张，甚至散布以钱买刑的恶意言论。在刑事和解中，判断加害方是否真诚悔罪往往要基于其是否积极赔偿来认定，即便加害方并不是真诚悔罪，受害方往往也基于想取得赔偿金而与对方和解，即便被害人在内心并不是真正谅解加害人，但此时在法律上、在诉讼上的表现是被害人“谅解”了加害人，司法机关据该种谅解对加害人宽宥刑罚[6]。这实际上放纵了一部分犯罪分子，虽然和解执行完毕，但事实上并没有真诚的悔罪、认罪。因此，亟待建立相应的考察机制，对加害人悔罪、认罪态度进行最终的监督和处理。
2、缺乏监督制约机制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检察机关可以建议人民法院从轻处罚或者作出不的决定，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哪些属于不的范畴；新刑诉法将刑事和解适用案件的刑期限定在“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这样的规定太过笼统，不利于实际操作，可能会造成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使其滥用刑事和解。另外，新刑诉法中也没有规定由哪个机关来监督检察机关的处理结果，因此给滋生腐败提供了土壤。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中还规定了“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刑事处罚”，这一规定也使法院对被告人的自由裁量权得到扩张。这些都可能导致当事人利益受损，削弱司法公信力，产生司法不公甚至腐败现象。
3、缺乏矫正程序
在实际操作中，超过九成的和解方式以经济赔偿为主。这让民众不得不质疑其中存在“花钱买刑”的嫌疑。经济赔偿对于解决刑事和解案件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被害人的现实困难，但是刑事和解的目的是考察加害人的真心悔罪表现、主观恶性大小以及他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仅仅以经济赔偿来解决问题，笔者认为，这与刑事和解制度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也违背了司法正义的底线。
刑事和解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平衡社会利益、促使加害人复归社会，而矫正程序的缺失，可以说是此次刑诉法修改中的一大缺憾。在我国的刑事和解实践中，更多的是将关注点落在和解协议是否达成上。一旦协议达成，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做出从轻或从宽处理后，案件基本上算完成，而被告人的后期帮教工作却遭到了忽视。
加害人在回归社会后应当承担起一部分社会责任以修补因其犯罪行为而损害的社会关系，例如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或其他劳动，无偿为社会和被害人服务等。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社区矫正制度，但其矫正对象明确界定为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7]，但其并不能涵盖全部刑事和解制度结案的加害人。由于矫正程序的缺失去而使得他们没有承担责任的途径，尤其对于未成年罪犯来说，这项工作尤为重要。因为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可能有家庭、学校、成长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为了实现刑事和解的初衷，使这部分人群回归社会后能真正改过自新，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也可以预防其再次犯罪。国家应当对矫正程序加以规定，制定相应的规则和制度，完成对加害人的监督和教育。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立法，细化程序
我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刑事和解方面，我国也应该结合本国国情，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是司法制度的一部分，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不仅能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同时也使刑事司法系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如前所述，新刑诉法对刑事和解的规定较为粗犷，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要不断完善立法，并在法律中将程序进一步细化，通过细化程序来实现刑事和解的规范化。在充分权衡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基础上，还需对当事人双方如何达成和解协议、加害人如何履行和解协议、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后果、司法机关在整个程序中的行为规范、司法机关对履行和解协议的监督保障机制、司法机关的职能等问题做出进一步规定[10]。
（二）适当拓宽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1、采用排除法规定案件类型
目前我国刑事和解仅适用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和侵犯财产罪这两类范围，大部分学者认为适用范围过窄。笔者认为，法律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颁布的《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方式和规定内容，采用排除的方式规定如下类型的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1）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案件。像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都属于这种情况。（2）职务犯罪案件（私营独资公司、企业的人员所实施的职务犯罪应除外）。像贪污贿赂罪、渎职罪都属于这类情况。（3）侵犯到不特定多数人合法权益的案件[8]。
2、确立专门的未成年刑事和解制度
近年来，未成年犯罪率持续增长，呈现居高不下的态势，这很不利于我国的教育和发展。如何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教育、改造，以及如何促使未成年罪犯回归社会后能够得到较好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未成年罪犯犯罪时年龄偏小，涉世未深，身心发展具有很大可塑性。因此，我国目前针对未成年罪犯采取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使其重新做人，很好的回归社会。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专门设立未成年人的刑事和解制度。
（三）建立刑事和解的配套机制
1、构建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指的是被害人及其亲属在遭受了犯罪行为的侵害，并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后，没有获得加害人赔偿或者赔偿不足以弥补损失，由国家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制度。联合国于1985年通过了《为罪行与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则宣言》，其中第11条规定：“当遭受严重犯罪行为所造成的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害的被害人以及由于这种情形所导致被害人死亡或身心残障，其家属特别是受养人无法从犯罪人或者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当设法向其提供经济上的补偿[9]。”当被害人同意和解，而加害人由于经济条件限制而无力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时，由国家对被害人给予一定的补偿，既有实际的价值，又保护了被害人的权益。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相继出台了国家补偿制度。我国也应借鉴这一宣言的相关规定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在立足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加快构建被害人国家补偿机制。
2、建立加害人的帮教机制
帮助加害人顺利重返社会是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和解后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需要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学校、社区、家庭等各方的参与，帮助加害人清扫回归社会过程中的障碍，为其疏通多重回归渠道，发挥应有的积极的作用。对加害人的帮教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例如：定期检查加害人的日常生活，并要求他们定期汇报思想动态；对加害人进行工作技能方面的培训，使他们能尽快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加强正面引导，培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使他们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公民；为加害人创造更多、更公平的机会，加强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平等联系，使他们重新点燃生活的热情；帮助加害人解决诸如工作、社保等一些实际的问题。
3、完善社区矫正等服务项目
在西方国家，进行社区服务、参加义工活动等手段逐渐发展成为监禁刑之外的刑罚方式，为恢复性司法的开展提供了足够的制度支撑[10]。在刑事和解的操作中，社区服务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形式，其目的是让加害人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使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仅要补偿被害人，也要向社会做出一定的补偿。更重要的是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强化法律意识。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等项目，以达到刑事和解期望的效果，实现加害人再社会化的目标。笔者认为，可以吸收国外一些成熟经验，对加害人进行一些必要的监禁刑以外的刑罚，如社区服务、志愿者、公益劳动等，使其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继续悔过和自我改造，同时也给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份助力。
4、完善监督机制
由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难免会引起人们的质疑，比如，认为加害人只要有钱就容易达成和解，最终获得轻判，即所谓的“花钱买刑”；再比如，在和解的过程中，少数司法工作人员由于自身素质不高，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为了自己的不正当利益，而采用劝说、引诱等方式 使当事人违背自身意愿被迫接受和解协议。因此，只有完善监督机制，才能防止权力寻租等司法腐败现象的滋生，以免降低司法公信力，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1）发挥公安职能，完善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机制
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是开端，由于在侦查阶段，办案人员与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接触沟通较频繁，更加了解案件的整体情况，更能够掌握双方诉求的关键点，因此，在此阶段确立刑事和解程序，对于节约我国司法资源、保护当事人隐私、重塑当事人双方友好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安机关内部承担执法监督职能的法制、督察等部门，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监督的作用，对出现的典型问题或严重问题要加大调查力度，一旦发现借刑事和解之名行、徇私枉法之实的违法行为，应立即查处，构成职务犯罪的要移送检察机关立案查办。同时，还要加强对达成和解协议后，需要撤销案件或者治安处罚的案件的管理力度，建立行之有效的内部执法监督机制。
（2）加强司法机关的监督
这里的司法机关主要是指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一直是国家的监督机关，它的法律监督职能是由我国宪法赋予的，在我国的司法监督体系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其核心职责是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对司法活动中出现的违法违规现象予以检查、督促和纠正，从而保障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一部分，尤其是目前正处于初步试行阶段，检察机关非常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督。笔者认为，检察院对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应贯穿案件的侦查、审查、审判以及执行的全过程，在任一环节发现有违法或违规问题存在，都应当及时做出处理意见。
同时，人民检察院还应做好自身监督工作。除检察机关内设的监督部门外，我国现推广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也可以对检察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在和解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的作用，使他们参与到每个环节的监督审查中；还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并赋予其表决权。人民监督员制度可以有效监督检察机关滥用公诉权、及时发现检察人员的违法行为等，因此还需不断完善。同时，检察机关内设纪检、监察部门也要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设立案件回访机制。在案件办理完结后，不仅要及时审查相关材料，还要建立对当事人的回访机制，定期调查和了解当事人对案件的处理方式以及结果是否满意，办案人员在和解过程中是否严格依法履责等，以确保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成效。
（3）扩大社会、舆论的监督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民众，特别是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法国政治思想家卢梭在《论社会契约论》一文中将舆论称之为“公众的意见”。社会舆论是公众的意见，是公众看待问题的“正常的”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并有意识的影响社会风气，产生一定的行为导向，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压力[11]。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通过社会舆论的监督，不仅可以将公权力暴露在阳光下，预防司法腐败，而且还可以促使加害人积极矫正其对他人甚至国家的损害，从而真正的回归社会，不再危及他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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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 刑事和解 被害人 加害人 和谐社会
一、引言
刑罚权历来被视为公权力而被国家所垄断,在严厉的惩罚,司法系统和监狱负担沉重、再犯率又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给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新的启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出于对传统诉讼模式忽视被害人缺陷的反思,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成为西方犯罪学界研究的主体,以刑事和解方案为主要操作模式的恢复性司法方案成为热点。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也都纷纷掀起了“刑事和解”的研究狂潮。各地的探索性实践也颇见成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也已经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但都只限于自诉案件。虽然刑事和解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被害人的合法利益,使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尽快而设立的,但在实践中会因多方利益的角逐而偏离预先设想的初衷,甚至会危及其根基,这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有时会因被害人、加害人之间财力悬殊、取证困难、诉讼费高昂而使被害人违心和解,这样刑事和解成了“有钱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i;同样,加害人可能以赔偿为条件提出减轻刑罚等不合理的要求,这会从本质上动摇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根基,然而许多被害人及其家属却往往由于现实原因接受不合理的要求,从而使法官面临是保证被害人获得赔偿还是让被告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的两难的窘境。而刑事和解则演变成了只要赔偿就可以按加害人要求量刑的真正“交易”。因此,我们更应该从理论层面对刑事和解有更好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完善它,进而用它来指导实践。
二、刑事和解的含义及其特征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
和解作为诉讼法中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通过自愿达成协议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的行为和结果。按照纠纷或诉讼性质的不同,和解可以分为民事和解、行政和解和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即刑事和解制度,一般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在调停人的主持下,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对话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ii
对概念的理解,要把握以下几点:
1.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而非检察机构,这一点就是刑事和解制度与“控辩双方的协商制度”的区别,后者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之间的协商。
2.刑事和解必须在“调停人”的主持下进行,调停人作为中立的中间人判断刑事案件和解的可行性和和解协议的合法性等问题。这点也是“刑事和解制度”与“刑事案件私了”的本质区别。
3.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在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和解的结果中起着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而调停只是扮演一个消极的,中立的角色。这也就体现了和解与调解的区别。调解更加强调了调解人在其中起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调解人起着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协议的达成的作用。
4.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的。刑事和解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和解双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方是处于优势地位或劣势地位才能确保和解双方根据自己自主意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二)刑事和解的特征
从以上描述不难看出刑事和解制度的特征:
1.恢复性。该制度最大的价值所在就是让原本破坏了的社会关系恢复,消弭冲突。如是熟人之间发生刑事纠纷后不愿从此反目,或者陌生人之间发生刑事纠纷后不愿就此接援,他们就回考虑是否一定要通过正式的诉讼方式强行解决纠纷。比起激烈对抗的方式,有人会更倾向于缓和矛盾,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有利于营造和谐社会。
2.自愿性。首先,刑事和解程序要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才能启动;其次,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也是双方自愿协商妥协的结果。
3.互利性。对于受害者来说,刑事和解制度不仅改变了被害人权利被忽视的局面,而且通过自愿、公平、公开的面对面协商,使加害人了解到自己行为的不利后果,使被害人有机会向加害人表达自己受侵害的感情,从而降低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痛苦,同时得到了经济上的赔偿。而加害人通过和解,了解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同时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减轻了量刑。这样,使原本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了恢复,对整个社会也是有利的。
(三)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和解制度的自愿契约精神,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刑事案件被排除在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之外,因其违背了刑事和解的价值基础。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已经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其主要体现在《刑法》第37条、《刑事诉讼法》第142条和最高院司法解释等中规定的权限范围等。具体来说应包括以下几类案件且一般仅适用初犯、偶犯:
1.自诉案件。根据刑法规定,自诉案件主要包括:(1)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如侵占罪、遗弃罪等;(2)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怎人,但 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做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上述案件均为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轻微案件。在自诉过程,被害人具有较大的处分权,本身就可以与犯罪人达成和解继而撤诉的权利。
2.未成年犯罪案件。这是出于对未成年犯罪行为人的特殊保护,以最大限度的挽救失足青少年。未成年的生理、心理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其实施的行为大多为冲动所为。我国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贯彻“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原则。而刑事和解制度推行“轻刑化”、“非监禁化”和“非刑事化”,倡导社会化、社区性及公众参与,这与对有关未成年犯罪行为的规定的初衷相吻合。
3.过失犯罪案件。因过失犯罪案件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相对较小,教育、改造的难度相对较低,从矫正犯罪和实现犯罪人社会化的角度看,应当将这类案件纳入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4.可能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公诉案件。在这类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加害人若能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法官可更加广泛的适用缓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既帮使被害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又能让加害人改过自新,使原本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恢复。
三、刑事和解的域外考察及启示
国外的恢复性司法和刑事和解很相像,但又不是同一回事。《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撮要》中对恢复性司法是这样定义的:恢复性司法指对犯罪的受害人进行赔偿和补偿的一系列司法措施,包括在案件的调查的初始阶段使用包括调节在内的措施,以便能在审判前弥补损害和向受害者提供赔偿。为此目的,警官可以在适当案件中提议受害者和犯罪者进行和解。但是要有监督机制来防范贪污受贿的危险。采用恢复性司法措施,特别是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采用这种措施和方案的完整资料。恢复性司法措施不应仅限于轻微罪行。在处理暴力犯罪时,赔偿和受害者—犯罪者的和解被认为是重建社会安宁的重要因素。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项刑事司法革新运动,最早于1973年出现在加拿安大略省的基切纳市,建立了第一个被害人与加害者和解计划,得到了很好的成效。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厄客哈特也建立了加害者和解计划。到20世纪末,恢复性司法已在西欧国家、北美国家和加拿大、拉美的巴西、智利、阿根廷、亚洲的新加坡、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数十个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应用。iii上述各个国家之间,甚至该国家内部的各司法辖区之间,和解的制度也并不相同,都因各自风俗习惯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司法制度的区别而具有自己的特点。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一般不纳入诉讼程序,而是直接由警察、检察官、法官、教会成员、社区自愿人员等专业人员主持协商的非诉讼程序。虽然如此,协商过程中达成的和解协议,各国刑事立法普遍均予以认可且在刑事裁量中予以考量,并被广泛运用于侦察、、审判、刑罚执行等各个阶段,同时也成为轻微犯罪发生后、刑事程序启动前的由社区负责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这些国家中,刑事和解制度具体表现为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教会模式等四种模式。
四、从刑罚的角度看刑事和解的价值
(一)刑罚的功能及其弊端
刑事实体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是确定是否构成犯罪、犯何种罪以及罪重或罪轻的法律。其具有两方面的功能:(1)刑法的秩序功能,通过对犯罪范围和对犯罪惩罚措施的明确规定,对该行为在法律上作出无价值的评价,给公民明确的行为指导,从而防止初犯;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除了能保护法益不受侵害外,也能一定程度上起到警戒和行为引导的作用,使罪犯不再犯罪,也使合法公民不去犯罪。另外,通过对犯罪行为的及时地制裁和定罪量刑,进而使原本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2)刑法的安全功能,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即刑法一旦被制定和实施,则成为司法机关必须遵循的司法准则,司法机关只能依据刑法明文规定的罪行规则对犯罪行为进行定罪和量刑,而不能在法律之外动用刑罚,限制了刑罚权的发动,防止法官任意裁判,从而实现司法公正和对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从而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不受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
但传统的形式司法也存在弊端。传统理念认为,犯罪侵害的是国家利益并非个人利益,是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对犯罪人的追诉权只能由国家形行使,被害人不能提讼,更不允许调解。犯罪人与被害人间的“私了”行为,被认为是非法行为。被害人在传统司法体系中的诉讼地位只是作为单纯的被害方,失去了独立性。在刑事方面的处理没有独立的请求权在刑事诉讼中,更接近一个证人的诉讼地位。,国家如何对待犯罪分子已经和刑事被害人没有实质的关联。被害人沦为刑事诉讼中的“旁边之人”和“被遗忘的人”。v从这个意义上看,犯罪行为不仅仅是、甚至根本不是对被害人个人的侵害,而是对国家、对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危害。国家成了任何犯罪的受害者,自然,也是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国家运用刑罚惩罚了犯罪人就等于实现了社会正义,也就等于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这种单项度的司法运作,实际上明显地忽视被害人。
(二)刑事和解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取向是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而非国家本位,其可以改变被害人权利被忽视的局面。
然而,刑事和解是否真的与刑法的罪刑法定等原则所表现的价值相违背?我们从现实的角度看待一个制度,若它对基本法的价值没有损害,某种意义上说,反而能够更好地保障基本法的价值的实现,那即便这个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缺陷,也是有生存的必要的。这也是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案件的适用范围上,刑事和解制度不适用严重的刑事犯罪,而适用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轻微案件;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刑事和解制度并不纵容“和稀泥”,必须以查明案件事实为前提。vi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被害人才能接受与加害方进行“和解”。同时,刑事和解的是在“主持人”的参与下,由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对话协商,并非一种无原则的“私了”行为,避免了对刑法价值的损害。
刑事和解除了对被害人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外,还是国家实行宽严相济的纠纷解决机制下,促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全面恢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缓和、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较之着眼于惩罚的报应性司法,刑事和解使社会关系得到更全面的恢复。报应性司法下满足公众惩罚犯罪要求的正义是暂时和表面的正,不代表被犯罪破坏的正义已经得到恢复,也不可能使所有被害人利益得到全面有效的保护,设置有些恰恰是以牺牲和忽略一部分被害人权益为代价的。因而这种恢复是有限的,而刑事和解的恢复则更加全面。通过双方相互面对面的协商,加害人更能够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与危害;而加害人的悔过心理,也能更深刻地被被害人所感受,从而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同时,被害人还能得到经济上的赔偿。这样双方的矛盾就有得到根本化解的可能。在诉讼效率上讲,刑事和解大大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
而且,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如果被告人同意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加以补偿,法院可以从轻处罚。这也渗透着刑事和解的精神, 又一次说明了刑事和解存在的合理性之所在。
然而,在有着深厚的“以合为贵”的传统理念的我国,倡导“冤家宜解不宜结”、“化干戈为玉帛”这样的古训。而且我国还有着历史悠久的“调解制度”的实践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是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和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些我国的传统文化与政策向导,都预示着我国构件刑事和解制度有着其特殊的根基和积极意义。
五、结语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第7篇
在审查阶段实行刑事和解，主要意义在于：有利于社会关系的恢复和矛盾的化解、有利于保障被害人权利、有利于节省诉讼资源。如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办理的姜某故意伤害案，姜某是一名26岁的停车收费员，负责夜班，当他看到负责白班的同事黄某收了本应由他收的停车费，一气之下将黄某打成轻伤。检察人员考虑到二人已达成赔偿、谅解协议，未将姜某提起公诉而是予以从轻处理。此案因“财”而起，赔偿环节不仅能让受害方获经济利益，也能犯罪嫌疑人得到去“财”的教训，并免去其刑罚记录，可谓一举三得。同时也应该看到，刑事和解具有一定消极作用：如可能带来“花钱买刑”、“赔钱减刑”假象、对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造成冲击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即将施行的背景下，我们应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原则、适用条件和范围，适用科学规范的和解流程，努力促使刑事和解的消极面降到最低。现对检察刑事和解的具体制度进行设计，以期为检察实践及理论改革提供参考。
一、纳入和解的案件范围
根据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公诉案件可以达成和解协议的主要包括两类案件：一是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或侵犯财产罪的案件，且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是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第二百七十七条同时规定“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依法应当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民间纠纷案件，因情节一般较为轻微，是纳入和解的主要部分。如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办理的王某涉嫌故意毁坏财物案，2010年4月的一天晚上，王某酒后与妻子来到北京市西城区一酒吧，正赶上酒吧搞活动，允许客人上台表演，王某正要上台却被酒吧工作人员拦下，被告知当前客人太多。王某从酒吧出来后觉得“窝火”，决定报复，于是将两个空啤酒瓶扔向酒吧，听到“砰砰”两声响后离开现场。王某的酒瓶砸在了被害人孙某的奔驰车上，造成该车前挡风玻璃、左侧后视镜等处损坏，经鉴定损失价值人民币9000元。该案中，王某毁财的数额构成“较大”，依刑法规定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鉴于其主要侵害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权益，且情节轻微，检察人员可主持王某与车主孙某进行刑事和解。
根据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前的实践情况来看，司法机关也的确很少对较为严重的故意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然而，从理论上讲，如此狭窄的和解范围会在客观上丧失许多化解社会矛盾的机会。笔者曾办理过一起故意伤害案致人轻伤案，充分凸显出之前的案件矛盾没有化解而带来的隐患：刘某伤害邻居王某致其轻伤，刘某认罪并愿意赔偿，但被害人王某强烈请求将刘某提起公诉，拒绝化解矛盾。经了解，我们发现王某几年前曾当过“犯罪嫌疑人”，其曾将谢某打成重伤，而谢某强烈要求重判王某，最终王某被判刑4年。此次王某被刘某打伤，心态失衡，一定要将刘某“弄进去”才甘心。可以看出，王某虽然将谢某打成重伤，但因为二人未及时通过和解化解矛盾，遗留的“积怨”终于爆发。
因此笔者认为，刑事和解的范围还有适度扩展的空间。将一部分严重刑事案件纳入刑事和解，被害人及其家属能够通过刑事和解的方式得到经济及精神的双重弥补，而犯罪嫌疑人虽仍被做处理，但可以得到从轻处罚。如此，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二、和解的启动条件
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在符合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和解范围的基础上，还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一）犯罪事实基本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
由于刑事和解的初衷之一是节约诉讼资源，因此只需达到事实“基本”清楚、“基本”证据充分的标准即可。
（二）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
和解的重要内容是要求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道歉，实行精神抚慰和补偿，这要求犯罪嫌疑人必须真心悔过，存在摒弃恶习、重新做人的主管愿望。
（三）犯罪行为主要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且有直接被害人的
主要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不能将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当然作为从轻处罚的条件。
（四）和解主体意思表示真实、自愿
“双方当事人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原则，也是开展刑事和解工作的重要启动条件。
三、和解的具体程序
和解分为当事人主动和解及检察官建议和解。鉴于主动和解的程序相对简单，故以下主要在建议和解的视野下探讨和解程序。
（一）告知。办案人员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双方提出和解建议，在当事人双方主动同意和解时，办案人员应向双方明确告知刑事和解中的权利、义务及产生的法律后果。
（二）和解协议的达成。在此阶段，由和解主持者在不泄露办案秘密的情况下将有关的司法程序及案件情况介绍给当事人，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
关于刑事和解的主持者问题，一方面可以延续目前实践中盛行的做法，由检察官担任，检察官作为和解主持者具有熟悉案件程序、当事人较为信任等独特优势。但另一方面，检察人员若参与所有和解案件的主持工作，势必会投入大量工作精力。因此和解主持者的担任可以根据情况操作如下：
1、双方当事人均有律师，或者一方当事人有律师
在此情况下，为确保和解工作的权威性，可以由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居中担任和解主持者。有条件的公诉部门可设置专门的和解工作办公室，由1-2名办案经验丰富、有耐心和责任心的检察人员专门负责和解工作。
2、双方当事人均无律师
此时可以根据矛盾化解的难度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在被告人认罪态度好、被害人谅解可能较大、和解成功率较高时，可委托承担公益义务的律师担当和解主持人，由其将和解情况及达成的协议文书移交检察机关。二是在双方当事人矛盾化解难度较大，须经过一番工作才能实现和解效果时，可聘请对双方情况均较为熟悉的居委会、村委会工作人员、教师、妇联、共青团干部、人民调解员等担任和解主持人。
（三）和解协议的审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在观察和解是否自愿时，重点在于审视双方确定的赔偿额是否系自愿达成。以故意伤害案件举例，被害人在案件酿成时一般处于劣势地位，但到了审查阶段，被害方由于公权力的介入往往成了强势一方。此时，办案人员既要避免被害人被逼和解，也要详细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和解意图。如，甲、乙二人因开车斗气发生互殴，甲将乙打成轻伤。经治疗，乙产生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1万余元。在和解工作中，乙提出要甲给20万元了事，否则要求追究甲刑事责任，甲害怕司法机关从重处理自己，勉强凑出20万元给乙。赔偿若造成甲今后经济生活上压力重重，仍不利于矛盾的真正化解。笔者认为民事赔偿额度一般不宜超过被害人实际经济损失的5倍。
（四）和解协议的履行。犯罪嫌疑人在该阶段需要承担的义务较多，包括自身的认罪、悔罪，根据协议内容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实践中也存在犯罪嫌疑人先期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钱款，后同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形。如笔者办理的李某抢劫案，李某（未成年人）抢劫马某手机一部，后投案自首，并愿意赔偿损失。后由李某家长带领李某向马某赔礼道歉，积极赔偿马某因被抢劫受到的各方面损失1万元，在此基础上，马某表示不再要求追究李某刑事责任，双方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签订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免不了产生金钱的来往。为了避免“花钱买刑”的误会出现，检察机关需要严格履行刑事和解程序，不参与具体金钱交易，只参考被害人的最终谅解态度对加害人做出相应处理。
（五）依法决策。办案人员根据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的结果，综合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情况、有无自首、立功情节、被害人有无过错等案件综合情况，出具处理意见。如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依法从轻处理的张某涉嫌故意伤害案。张某涉案时38岁，系某国有公司正处级女干部。因察觉丈夫和自己多年好友曹某有染（产生婚外情并同居），张某情绪十分低落。2009年4月，张某发现丈夫同曹某一起入住酒店，愤怒地将拳头砸向曹某面部致其轻伤。事后，张某主动投案、认罪伏法，并取得被害人书面谅解。检察人员考虑到本案中被害人存在过错，是引起张某情绪失控的重要原因，而张某案发前无前科劣迹、案发后自首、认罪悔罪，最终认定其情节轻微，未将其提起公诉。
四、和解的后果
根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据此，检察人员应对当事人和解的案件性质、《和解协议》真实性以及实际偿付情况进行审查，认为真实、自愿、合法的，按照法定程序分别做出、不决定：
（一）不
1、不的条件、范围
拟不的案件，应在刑事和解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限定为：该犯罪行为对公共利益损害较小，不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当地审判机关一贯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
2、不决定的做出
对于符合不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做出不决定，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责令其监护人加以管教。认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的，应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二）
对于犯罪情节相对较重需要提起公诉的，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仍然有效，可作为犯罪嫌疑人得到从轻处理的依据。此时办案人员应将和解协议随案移送人民法院，并依据和解结果明确提出对被告人从宽处理的量刑建议。如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办理的赵某故意伤害案，17岁的赵某因不满同事解某在背后议论自己，持刀将其腹部扎成重伤。因赵某承诺赔偿解某5万元、与解某达成和解协议，检察人员在提起公诉时将和解协议随案进行了移送，并建议法院对赵某酌情从轻量刑。但在法院审理阶段，赵某又拒不履行和解协议、不愿赔偿，法院最终未考虑和解情节，依据赵某犯罪时系未成年人、有自首情节的事实，依法判处赵某有期徒刑2年3个月。
五、和解的监督检查
目前，刑事和解仍是一个正在探索完善的制度。因其涉及公诉权的介入及决策，容易在具体工作的开展中产生、权钱交易等导致司法不公的现象。因此，我们需要给刑事和解工作设置一个全面的监督检查体系，对于在刑事和解工作中存在徇私枉法等严重情节的检察人员，及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首先，检察机关应加强自我监督。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加强对自身刑事和解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实施刑事和解的检察机关应将和解及处理情况及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送备案，上级人民检察院定期通过案件质量检查、走访双方当事人等形式，及时纠正违法违规现象，以防止刑事和解的滥用。其次，应从外部加强对人民检察院刑事和解工作的监督。人大代表和人民监督员可以将刑事和解工作列入对检察机关的专项监督目标，定期听取检察机关关于刑事和解案件情况的工作汇报，随时开展质询和探访。最后，深入推进检务公开。应进一步通过立法、行政手段落实检务公开制度，将承办刑事和解案件的检察官信息、刑事和解工作的内容、进展及处理情况作为检务公开的重要方面，通过检察机关门户网站、公告栏等方式及时、适度地公开，方便社会群众对办案检察官的监督。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刑事和解制度由于其显著的价值功能,已经备受世界各国的青睐。在我国,刑事和解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基础,也有现实可行的刑事政策背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我国应当结合现实国情,在继承传统“和”文化的基础上,合理地吸纳国外刑事和解制度之精华,确保刑事和解功能的充分发挥。
在我国传统的儒家社会观中,“和”是最高的境界,人们一般倾向于通过伦理道德来调节社会纠纷,以此来达到儒家所追求的“和谐”境界。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调解制度就是吸取了传统文化的这种精神构建起来的,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在刑事诉讼领域,近年来,这种诉讼文化也备受关注,许多学者开始倡导建立以此为基础的刑事和解制度,从而有效地保障被害人的利益、矫正犯罪,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现代刑事和解制度最早于1974年出现在加拿大和美国,后来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纳。在我国,这种刑事和解的传统源远流长,传统上以“和”为主导的制度设置较为成熟和完善,在古代社会,调处和私和广为盛行,有些刑事案件的和解也为官府所允许。这是我国刑事和解的历史轨迹,也是我国当今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借鉴的重要历史资源。
一、国外刑事和解制度之考察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刑事制度,其产生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一次司法实践,现在已经被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运用。
(一)国外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20世纪中叶,受“被害者导向”理念和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的影响,西方刑事和解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
1.“被害者导向”理念。传统刑事司法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因此,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被害人的权利被国家的权力挤到了边缘,只是诉讼程序被动的参与者。随着“被害人犯罪学”理论的兴起,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刑事诉讼不应仅仅体现国家和犯罪者之间的关系,更应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被害人成为积极的诉讼主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害者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兴起,如何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成为学者的热门话题,而被害人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获得赔偿。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2.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随着人们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提高,犯罪人权益保障也开始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在这种环境下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承担其复归的义务。因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犯罪人复归,并不断探索新的措施以促进犯罪人的改造。通过探索和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复归社会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使之回到那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社会中,尽量不让犯人入狱,在社会上改造,更利于犯罪人有效实现复归社会。因此,通过加害人、被害人、社会等多方面互动来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已经成为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之必需。
(二)国外刑事和解的实践内容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刑事和解实践已经开始在各国盛行。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差异,各国刑事和解具体的实践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制度在适用宗旨和适用范围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概而言之,国外刑事和解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制度宗旨上,许多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都吸纳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关注和保护理念,普遍重视刑事和解对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和对加害人的教育矫正功能,经济赔偿位居其次。
第二,在适用范围上,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少年犯罪和一些有关个人权益的轻微成年人犯罪。少年犯罪是最早适用刑事和解的,也是最重要的适用对象之一。在成年人犯罪中,各国适用的具体范围不尽一致。例如在美国,刑事和解不仅适用于轻罪案件,也适用于重罪案件;英国主要适用于轻犯、初犯以及财产犯;俄罗斯的刑事和解仅限于轻罪,即指可能判处2年以下监禁的案件。
第三,在适用条件上,刑事和解必须以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和当事人的双方自愿为前提。刑事和解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双方自愿协商,尤其是受害人的自愿。但各国一般都未以被害人同意为要件,规定只要犯罪人做出和解努力的,即可从轻处罚。
第四,在和解的程序中,一般都要调停人的参与。调停人或由专职的专业调解员担当或由执法官员担当,在和解程序中保持中立并协调双方关系。
第五,刑事和解的处理结果视适用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西方国家的刑事和解实践具体表现为四种和解模式: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与司法模式。在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和替代模式下,刑事和解使刑罚的判决或执行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因而,具有刑罚替代措施的性质;在司法模式下,刑事和解是一种附属性的教育惩戒措施。
二、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
(一)传统“息讼”、“和”文化的思想基础
纵观我国对待诉讼的态度,它有个基本的倾向,那就是对“无讼”的追求,对诉讼的厌恶和鄙视。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比也使无讼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们不敢轻易涉讼,他们认为一旦涉讼,会更加激化纠纷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因此,和解是民众、官府解决民事纠纷甚至部分刑事纠纷的重要形式。在我国,这种以“和”文化为基础的“息讼”传统源远流长,这也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与环境。
(二)“宽严相济”的政策基础
近年来,轻型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在这种环境下,我国也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它的核心是区别对待,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从严处理。简而言之,宽严相济是指: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这种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要求我们不能再一味地借助高压、监禁等方式来解决刑事犯罪问题,而应当探求理性化、多元化的犯罪应对机制。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顺应了我国“宽严相济”的政策需求。
(三)社区矫正的实践基础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指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之下,在判决、决定或裁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003年至今,我国已有多个省市作为社区矫正试点,开展了相关的社区矫正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刑事和解制度赖以实施的前提,因此,这些试点活动为我国刑事和解的有效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我国法律对刑事和解规定少且分散,刑事和解尚未形成制度体系。现行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很窄,主要集中在刑事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中,对公诉案件并未适用。法律的匮乏限制了刑事和解功能的发挥,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亟待构建和完善。
(一)规范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具体而言,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有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判明该案件是否属于刑事和解的范围,才能确保刑事和解的妥当适用。另外,将案件事实清楚作为前提,也有利于提高公检法办案人员的责任心,防止因其不对案件作深入调查而放纵了部分犯罪人。
第二,犯罪人认罪,双方自愿和解。犯罪人认罪是其人身危险性减小的最明显特征,也是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基本前提。仅仅有犯罪人单方面的和解意向还不够,和解还必须是基于被害人的真实同意。如果忽视了被害人的意愿,可能会损害其合法权益,这也有违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最初理念。因此,只有取得被害人的真实同意,基于双方的合意进行和解,才能有效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二)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对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规定,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普遍做法,即适用于少年犯罪案件以及成年的轻微刑事案件。为了确保刑事和解功能的充分发挥,我国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成年犯案件。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其目的是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使其避免受“犯罪标签”的影响,为他们的再社会化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侵害个人法益的轻罪案件。对于这类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一方面,可以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问题,确保被害人能够获得物质赔偿;另一方面,将和解限定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而将侵害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犯罪排除在外,有利于加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防止刑事和解造成对被害人、犯罪人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失衡。
第三,家庭婚姻矛盾、邻里或同事纠纷引发的案件。这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属于“熟人社会”的圈子里,甚至是亲戚、夫妻关系。由于双方关系的特殊性,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多有悔过、内疚的心理,受害人也有原谅犯罪人的倾向。因此,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恢复紧张的社会关系,这类有和解基础的案件应当尽量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
(三)限定刑事和解调停人
为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性,避免和解中可能发生的司法腐败,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与当事人任何一方有利害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有悖于其追诉犯罪的职责,因而主张由社会中立力量来主持。但是如果由社会机关和个人担任调停员,可能会引起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扩大,导致和解的滥用,有损刑法的权威。因此,结合我国现状,我国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应以检察机关和法院为限,以便合理地把握和解的范围,保障刑事和解的顺利进行。
(四)强化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
刑事和解扩大了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为了保障其积极功能的正常发挥,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强化对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显得异常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司法机关内部及相互间的监督;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的外部监督也不能忽视。就监督形式而言,可以采用备案方式。为了使每个案件都能受到监督,可采用备案制,即检察机关的相关部门在案件办结后,将有关材料报送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审判机关在案件办结后,将和解协议、处理决定书和裁判文书等送到检察机关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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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第9篇
一、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的相关规定
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后，经由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或者专业法律人员或者经过培训的志愿人员充当中立的第三者的调解，使加害者和被害者及社区代表之间面对面地直接相谈、协商与沟通，双方达成谅解后，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犯罪人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从而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破坏的加害人和被害者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案件纳入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双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进行量刑时，考虑到其与加害人达成了刑事和解，不仅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也可以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
二、刑事和解的价值
(一)刑事和解的公正价值
刑事和解的公正价值以其对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的全面保护为基本蕴含。刑事和解是对个体公正与整体公正进行权衡的结果，以对被害人、加害人全面保护为其根本目的。’’刑事和解以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为核心，同时兼顾犯
罪嫌疑人及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
1、刑事和解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刑事和解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其不仅能参与而且能够对刑事冲突的解决产生影响。和解过程不会出现对责任归属的争执，加害人主动道歉悔罪、积极履行保证了被害人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及时恢复，淡化了被害人的报应情感。它以当事人之间正常社会关系的平复为附属效果，从而降低了被害人再度被同一加害人侵犯的可能及对此的担心。
2、刑事和解有利于对加害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及其再社会化。及时诉讼(快速审判原则)是加害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一项基本需要，侦、诉、审的快速运行能大大地减少加害人对不确定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使其能尽快地开始重返社会的努力，侦查、阶段的和解适应了这一需要。同时，刑事和解在加害恢复方面的效果也十分显著。通过双方就犯罪的影响进行讨论，使加害人能深刻地体会其行为后果，从而促使其真诚地认错、觉悟。再者，因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对加害人的刑事追诉，加害人可避免侦查、等进一步刑事程序对其造成"犯罪标签"式"影响，并可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
3、刑事和解体现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刑事和解一般具有刑罚替代手段性质，即其适用会使有一定之罪的人不再承担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但这种免责性有其严格的条件。刑事和解限定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涉及的公共利益较小，如严格地按照刑法规定对定罪判刑会带来较大的监禁、改造的压力，不利于对较大公共利益有潜在威胁的再犯进行预防，而适用刑事和解却可克服这一点。刑事和解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倾向更集中在"未来"，指向的是较大的公共利益，而不是现行犯罪所侵犯的较小的利益。
因此，在刑事和解模式下，加害人所承担的不再是抽象的责任，被害人所得到的也不再是抽象的补偿与满足，刑事和解所实现的是全面的平衡与公正，对被害人、加害人以及社会的全面保护是刑事和解公正性的基本蕴含，而它所实现的正义是"所有人的正义"，它所追求的核心价值是"无害的正义"。
(二)刑事和解的效率价值
刑事和解的效率表现在三个方面:个案诉讼效率、刑事司法整体效率及司法资源的成本节约。也就是说，引入刑事和解将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刑事司法效率，满足我们对司法效率的需求。
1、刑事和解能直接实现个案的诉讼效率。刑事和解需要在基本查明案件事实的前提下进行。司法实践中，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大量存在，其个案的侦查、、审判难度并不因案件性质较轻而有所降低。即使司法机关确信加害人就是行为人，也可能因为关键证据的缺少或加害人的拒绝供述而使案件无法顺利、审判。所谓迟来的正义已非正义，尤其对轻型犯而言，许多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被告人，经过羁押日期与宣告刑的相抵，判决之日基本相当于释放之日。如果当事双方同意和解，那么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就不会十分严格，侦查、机关也不会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承担撤销案件、补充侦查或宣判无罪的风险。适用刑事和解司法机关可避开这些问题快速做出合法合理的处理。
2、刑事和解能间接实现刑事司法整体效率。适用刑事和解快速、合法、有效地处理大量轻微刑事案 件，使司法机关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人、财、物等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刑事和解起着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作用，对全面提高诉讼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
3、刑事和解可以极大程度地节约司法资源。刑事和解在司法资源上的低成本耗费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一方面，刑事和解由和解机构主持，通常所需时间较短，被害人和加害人不需要特别的物质或精力上的特殊准备，主持和解的人员通常将和解过程操作得简单易行，使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合乎双方利益，且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和解结果。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对和解结果的确认，可避免案件在侦查、、审判、执行环节的进一步的司法资源支出。也就是说，刑事和解"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公平程序中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纠纷的渠道"，从程序利益上看，由于其具备的灵活性，可以便捷、经济和不伤和气的优势解决纠纷，使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可以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取较大的利益。
(三) 刑事和解的时代价值
刑事和解成为我国当前理论与司法界的研究焦点，并不是学者们、司法实践人员的突发奇想，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需要，体现一定的时代特征与现实需要。当前我国社会矛盾问题较为突出，如何解决当前人民内部的突出矛盾，成为摆在每个领导者、学者们的问题，其一定程度地表现在刑事法律学者面前，是如何解决人民内部涉及到刑事法律关系的矛盾，最大限度地解决这种矛盾，实现社会关系的良好修复，最终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1、刑事和解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或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而刑事和解制度则顺应了这一需求，其根本任务是使得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这种恢复是一种更深的内在恢复，有别于以往那种仅仅停留在打击犯罪的表象恢复。后者是在被害人、加害人与社会利益同等减损情况下的一种简单恢复，而前者则是一种积极、全面的恢复:对被害人而言，修复物质的损害、治疗受伤的心理，使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恢复旧有的平衡;对加害人而言，向被害人、社会承认过错并承担责任，在确保社会安全价值的前提下交出不当利益从而恢复过去的平衡;对社会而言，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共同修复，从而恢复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
2、刑事和解体现刑罚轻缓化的潮流
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体现了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对于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重的犯罪，处罚较以前更轻，使用成本更小的轻刑同样可以甚至更能达到威慑犯罪，保护人民，实现社会良性发展的目的。刑事和解将调解引入刑事司法活动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刑事司法模式。过去的刑事司法，表现为国家惩治犯罪的模式，反映的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惩罚与被惩罚的关系。在这一刑事司法关系中，被害人被忽略了。被害人的缺位，表明这种惩罚模式本身的异化。而恢复性司法则将犯罪人与被害人视为中心，国家只是一种调解人的角色，在犯罪人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获得犯罪人的精神上的补偿与经济上的赔偿的条件下，双方达成和解，从而化解矛盾，并不要求消灭对犯罪人的刑事追偿权，而将其主动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作为对其量刑幅度的考虑内容，对其进行一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可见，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轻缓化的要求。
三、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和解的条件和案件范围，但在实践中，一些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利用加害人不希望被判处刑罚尤其是不希望被开除公职的心理，漫天要价，提出极为不合理的赔偿要求，将刑事和解当作其敲诈钱财的手段，使刑事和解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等价值受到严重削弱；而另一方面，一些犯罪案件中的被告人则容易产生"以钱换刑"的思想，这种思想会使得侵害人有恃无恐，认为只要有钱即可逃避或减轻制裁，不能对其产生教育、震撼和惩罚的作用。同时极易使其犯罪欲望死灰复燃，对社会安定造成威胁。
刑事和解，如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一方面可以防止刑事和解过程中不公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可以规范审判机关对刑事和解案件的公正量刑。
四、新刑事诉讼法和解制度的完善
（一）新刑事诉讼法和解制度完善的原则
1．当事人双方自愿原则
当事人双方自愿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在主持刑事和解时必须要以当事人双方自主的意愿为前提，而不应强行地主持来推动刑事案件的尽快终结。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以当事人利益为主导的恢复性司法活动，当事人双方的自愿是刑事和解活动的核心要素。因此，一旦出现当事人任意一方不愿进行和解的情况，国家机关应当立即停止和解进程，进行其他程序。
2．公平正义原则
公平正义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在主持刑事和解时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公众朴素的感情要求。毕竟《刑事诉讼法》是公法性质的《刑法》的程序法，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法益造成侵害的同时，也是对社会公共秩序和利益的侵害。基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朴素的法道德理念，老百姓更愿意看到"被害人沉冤得雪"和"侵害人认罪伏法"的结局出现。因此，如果我们在实践工作中只是一厢情愿地考虑和解，而不去理会侵害人的内心是否收到悔罪冲击，公众朴素的感情是否得到成全，那么社会上诸如"以钱换刑"观念的滋生就无法避免了。
（二）新刑事诉讼法和解制度完善的建议
1.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充分的法律依据是刑事和解制度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可以说，有法可依，是解决刑事和解实践问题最根本的方法。
一方面和解程序要确定。从阶段来看，刑事和解应该可以在侦查、和审判的各个阶段启动，公检法三机关应该在各司其责的同时，开展互助合作，比如检察机关是法定的监督机关，刑事和解是对侦查活动的终结，可以避免大量轻微案件进入审查甚至审判阶段才能和解，从而提高办案效率，符合刑事诉讼分流的要求；再就是刑事和解应当比照民事和解，启动主体应当为双方当事人，公检法三机关处于被动的地位。毕竟公检法三机关启动了刑事和解程序，当事人不同意即非自愿选择和解的话，刑事和解也无法进行，和解协议也应被认为无效，所以，当事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启动者。
2．进一步完善刑事和解的执行与救济程序
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和解的具体运作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成果，趋于成熟，但我们也该清楚地认识到，刑事和解在降低惩罚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犯罪成本，在带来司法效率的同时又产生了非效率。因此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模式的构建一定要充分发挥它应有的功效，避免它自身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就如何在和解之后有效防范加害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如何有效促进其再社会化、如何彻底消除被害人的心理顾虑, 保障被害人安全和正常的生活等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思考和探索。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和解的这种执行与救济程序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所以在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后，我们更加期待相关配套司法解释的出现。刑事和解内容应趋于多元化，除经济赔偿外还可以有劳务补偿、赔礼道歉等形式，对于这些非刑罚化的惩罚内容，需要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共同预防再犯罪和保障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首先主要由社区辅助监督执行和解协议，并将执行情况及时向检察院或者法院反馈，公安机关及其派出机构深入社区和街道，可以及时了解加害人的社会改造动态，有针对性地进行防范、教育和信息反馈。检察机关可根据相关规定和和解协议书内容，建立相关的 档案制度和跟踪检察制度，并以和解内容的实现作为加害人减刑或免刑的前提，以及在加害人不能履行和解协议之后被害人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直接而使案件重新进入司法程序。相应的也可以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于被害人受偿无法实现的可以通过国家财政或社会公益支持，解决生活上的急需，也可以通过心理疏导缓解被害人的情绪。
3．严格限制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
《刑事诉讼法》是公法性质的刑法的程序法，和解上自然会与民事有所不同，在考虑双方当事人意愿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对社会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将案件限定在一个范围内，通俗来说，就是"有限私了"。因此，在贯彻执行时，依法进行是不存在商量余地的，在法律规定的案件范围内重点关注侵害人真诚悔过、当事人自愿及其之间关系的恢复。
4、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在刑事和解司法实务中，能否最终积极赔偿减轻处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施害一方的经济条件。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施害者有着更强的支付经济赔偿的能力，为了逃避刑事处罚，他们具有更强的支付赔偿的意愿，因此，在刑事和解中，经济实力较强的施害者通常更容易得到受害者的"谅解"。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实力不同的案犯在相同和类似情况下，受到的刑事处罚可能会截然不同。这种变相的"以罚代刑"势必会引起社会的极大不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法律沦为了以金钱为计量单位的正义时，人们难免就会担忧，这样的金钱与法律的交换，不仅无法救济穷人的权利，反而会变成富人的施恶许可证。权利只有在受到监督的时候，才会达到相对的制衡。因此，检察机关要加强法律监督职能，审慎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充分把握公诉裁量权，在适用前进行充分地调查研究，预防恶意逃避刑罚情况的发生。必要时还可以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将案件情况向社会公开，增强透明度，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行进行监督，一方面可以防止刑事和解过程中不公平现象的发生。构建定期回访机制，找双方当事人、单位领导、所在村委了解情况，以确保行为人彻底悔罪、真心改过，被害人完全谅解、消除仇恨，社会矛盾和冲突得以化解，防止当事人一方特别是受害人上访、告状等问题的发生，巩固先期办案中化解社会矛盾所取得的成果，促进社会和谐。
结 语
刑事和解制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刑事和解 和谐
刑事和解在我国仍属新鲜事物，但从世界范围看，刑事和解由来已久，在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焕发着活力。刑事和解在我国引起的关注，是我国传统刑事司法体制的一种自我反省，更是我国刑事司法体制进行变革的绝好契机。
一、什么是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指通过调停人使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内容，选择双方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加害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①
笔者以为，刑事和解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各国的本土文化和社会风俗息息相关，因此很难给它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之所以引用上面的概念是为了对刑事和解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介绍，从以上概念可以看出 "会面"、"商谈"是核心内容，强调的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达成相互谅解的效果。然而在实践中，出于种种原因，许多当事人不愿意出席和解。由此衍生出许多 "间接和解"的刑式，例如找一个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都信任的共同第三方，由其在当事人双方之间进行斡旋、协调；或者当事人双方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利用网络、录音录像等手段进行沟通，以此来达到和解的目的。诸如以上手段，尽管当事人双方并未实际面对面沟通，但仍然实现了和解的目的。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任何措施只要以恢复被害为目标，并且达到了恢复损害的效果，都可以将其归进刑事和解范畴，对刑事和解的涵义应持开放观点。
二、刑事和解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一个广泛概念，它不仅追求社会整体的和谐，更注重保障公民个人利益的实现，这与刑事和解所追求的保护被害人利益，使犯罪人得到改造的原则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刑事和解制度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第一、从根本上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就现有的刑事诉讼机制而言，其对纠纷的解决是刚性的、当下的，由于刑事法规则本身的严格与确定，其在纠纷解决的结果上往往是"非黑即白"的，这种刚性的、非黑即白的判决往往会使得当事人双方本已紧张的关系更加紧张，甚至是"不共戴天"，往往只是暂时的解决了眼前的纠纷，却不知已经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极易造成新的社会纠纷，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迈克尔·d·贝勒斯曾指出，纠纷的解决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种是行动上的解决，一种是心理上的解决，法院的判决仅仅从行动上解决了争执。②却忽视了从当事人心理上的解决，只有当事人双方从心理上对裁判结果充满认同感，才可能继续维持较好的关系，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而刑事和解试图实现的，正是在一种缓和亲切的氛围下，当事人双方进行理性的沟通与对话，达成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妥协"，只有当事人双方在这种情形下坦诚相对、深入交流，才会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纠纷，而不是单单从法律层面、技术层面上解决纠纷。因为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双方自己达成的，所以和解协议对双方而言都具有合理性，双方均乐于接受此结果，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不会在协议履行后后恶化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使当事人双方继续维持稳定友好的关系，并消灭了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刑事和解制度则能恰到好处地使受损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使情、理、法有机融合，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③
第二、有利于犯罪分子重新融入社会，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犯罪分子被释放后如果不能及时融入社会，将是社会上的极大不稳定因素，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十分不利。据有关统计，我国目前的再犯率达到了30％以上。④许多的重大恶性案件，都是累犯重操旧业再次犯罪的结果。而根据英国两位学者对英国的成年犯罪的调查，通过刑事和解程序处理的犯罪人的再犯率，大约比正规司法系统中犯罪人的再犯率低10％。刑事和解强调的是对被害人利益的重视和保护，是对犯罪人用理性和宽容去对待，更易得到犯罪人的认同,削弱其意识。刑事和解中的犯罪分子因为真诚悔罪和积极赔偿而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不再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得以从轻处罚。这样，犯罪分子充分体验到社会和他人的宽容和温暖，对自己以前的行为重新认识；避免了犯罪分子因被监禁受其他被监管人员的"污染"再犯罪；避免了犯罪分子因入狱而家庭破裂的隐忧；避免了犯罪分子经长期监禁后被释放对社会的疏远感和不适应感。这些都有利于犯罪分子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顺利回归社会，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三、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必要性分析：现行刑事诉讼体制面临着司法资源不足、实际效果低下、加剧当事人之间的裂痕、纠纷解决的表面化等问题，单靠现行刑事诉讼体制的内部变革已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由此所产生的"昂贵的正义" 、"有害的正义"也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的。任何制度都要面对现实需求进行改变，刑事和解制度恰好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它所具有的节省司法资源、提升司法效率、比实际效果良好、程序灵活、弥补当事人之间的裂痕等价值恰好是我们所需要的。因此，在"诉讼爆炸"的今天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必需的。
2、可行性分析：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安定，这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引进提供了政治基础；我国传统的"和" "合"思想，"无讼"、"耻讼"思想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引进提供了文化基础；现行刑事立法的规定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制度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自诉案件的和解制度、相对不制度等都具有刑事和解制度的特点；我国目前的社会形态仍是一个"关系型"社会， "私了"在我们当前社会中仍大量存在，这位刑事和解制度的引进提供了现实基础。所以说当前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是完全可行的。
四、面临的困境
和解制度给现行的传统体制带来了巨大挑战，面临着众多的责难。反对者认为和解制度是对正当诉讼程序的漠视，适用范围有限，难以保障和解当事人出于真正的自愿，还致使刑法民法化。诚然，和解制度确实存在缺陷，但我们引进刑事和解并不是想取代诉讼，而是用其来分担诉讼压力，促进诉讼体制的完善。和解制度的构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涉及到了刑法中的犯罪观、责任观等观念的改变，且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解的具体操作等都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予以考虑。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对具体制度的设计不敢妄加评论。总之，引进并构建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大势所趋，但我们要对可能面临的困难充分估计。
"刑事和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刑事和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合意''共识'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处理，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使判处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这就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实质。" ⑤
参考文献：
①刘方权、陈晓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介评》载于《云南法学》第2003第1期，第 45 页。
②[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22页．
③胡志泽.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缺失与立法完善.
④转引自陈晓明：《修复性司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