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文化论文范文

影视文化论文篇1

审美情趣日趋多元化，影视文化日益成为审美文化主流;审美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使受制于收视率、票房率的影视文化出现类型化、单一化等倾向，抑制着影视文化的质量提升和多样化的繁荣。影视业必须重新建构自己的美学特征，特别是从文学艺术中吸取精华，才能提高艺术品味，获得艺术生命。

社会的发展使当下的审美情趣日趋多元化，使影视文化日益成为审美文化主流;但审美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发展，又使受制于收视率、票房率的影视文化出现类型化、单一化等倾向，这些倾向抑制着影视文化的质量提升和多样化繁荣。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影视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审美价值体系，特别是从文学艺术中吸取精华，才能提高艺术品味，获得艺术生命。

一

影视文化之所以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是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影视视觉文化的广泛传播的可能，但这也与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有关。城市化、都市化的扩展使现代人之间越来越隔膜、越来越陌生。这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话和沟通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这种交往、对话和沟通的最简便的方式便是通过直接的形象欣赏。当代审美文化也就适应人们的这一生存方式而向视觉文化转化。现在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形象，感受到形象，甚至触摸到形象。有的研究者将这种形象称之为“意象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对举形态而出现，这深刻地概括了当代审美认知从“反映”到“反应”，从理性愉悦到感性娱悦的转变。以“意象形态”为其表征的审美文化当仁不让地在社会审美文化舞台上成为主角，那些业已成为当前人们生活方式、生存范式所必不可少的享受需要的电视、电影、卡拉0K、MTV、广告艺术、时装表演等，正是意象形态的基本承载主体。在高度紧张忙碌的现代都市生活中，快节奏、高速率改变了人们的时间概念，多数人已无暇去浅吟低唱、品尝玩味，去细细咀嚼、推敲和寻索那些潜藏在语词和概念背后的意蕴，无暇进行精细的心灵内省和思想反刍。“形象”能够消除以往人们对待外部事物的距离感和隔膜感，例如电视几乎能将整个世界的“形象”搬进人们的客厅和卧室。精采纷呈的电视图像使观众的审美需求得到很大的满足，极大地丰富了家庭生活。

审美情趣日益多元化和视觉文化成为审美文化主流的发展趋势，不断向影视业提出新的要求，也不断为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人们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发展要求影视业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审美文化品种，满足不同的审美文化需求。

二

当前世界影视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进入商业化运作轨道。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影视文化一方面受全球影视业商业化的影响，一方面受国内改革，特别是业内改革的影响，也越来越商业化了。商业化一方面为影视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不竭动力，为影视生产的多样化提供了动力资源，促进了影视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但另一方面，一切以利润为中心的影视业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抑制影视文化多样化健康发展的不良倾向，即在影视审美情趣多元化的总体趋势下，也呈现出一些影视作品类型化、单一化等不良倾向，严重影响着影视审美艺术的发展，影响着影视艺术的质量提升，影响着影视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健康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商业化的影响下，影视产品越来越呈现出新的类型化

观众审美情趣的多样性决定了影视制作的多样化。这既是大众审美文化丰富性的要求，也是影视作为一种艺术审美形态的要求。艺术的审美价值首先在于鲜明生动的个性化。电影电视艺术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只有具备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价值。歌德指出，“显出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真实的艺术。只要它是从内在的、专注的、注重个性的、独立的感情出发，来对周围事物起作用，对不相干的东西毫不关心，甚至意识不到，那么，不管它是出于粗犷的野蛮人之手也好，还是出于有修养的敏感的人之手也好，都是完整的，有生命的”①。然而，影视作为大众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其审美情趣多元化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收视率、票房率等影视市场机制的影响。影视的产业化发展势头要求把收视率、票房率作为影视生产的重要导向。影视的市场实践证明，只有满足数量最大的一类观众群的需求，才能获得最大的收视率和经济效益。而类型化的电影作品可以有效地避免创新所致的商业风险，避开文化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因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米契尔·丹曾指出，一个节目的成功与否仅仅根据其在收视率方面的竞争情况，而3/4以上的新节目注定要失败。这表明，审美品味的创新意味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所以电影电视节目都倾向于模仿过去的成功作品，以保证收视率和经济效益。在收视率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氛围中，电视审美品味不迎合最大数量的观众的需求是不现实的。正如，美国电视制片人F.齐夫指出，“我们全都很了解美国公众的口味，他们需要的是消闲的娱乐品……我们不搞高雅的东西，我们的产品要面向最大多数的观众。他们是电视机的最大买主。他们买了电视机，啤酒商就会来找电视台了。啤酒商需要吸引的是卡车和出租车司机，普通人，他们对那些少数人喜欢的歌剧、芭蕾和交响乐不感兴趣”②。为此，好莱坞生产的电影几乎完全按照若干成功作品模式进行类型化制作，并扩展成一种全球性的影视生产模式。

在这种世界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影视圈也呈现出严重的类型化倾向。“戏说热”、“纪实热”、“宫廷戏热”、“武打热”等类型化现象层出不穷。近几年来，中国影视业发展迅猛，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审美品味的作品，如《牵手》、《围城》等，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审美品味高、艺术创新大的精品电视剧太少，而类型化、雷同化的电视剧居多，审美情调单一化现象严重。例如，我国影视圈曾一度兴起宫廷戏热，一打开电视机，粉墨登场的将相帝王、皇后公主、皇嫔皇妃，尽收眼底。其中一些作品审美品味低下，艺术价值不大。与此同时，青少年题材、工业题材、部队题材等反映边缘领域的电视作品则明显偏少。这表明，我国影视审美类型化问题也日益严重，亟待改善。

（二）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部分影视作品过分追求感官刺激，迎合庸俗低级趣味，致使影视文化中暴力和色情泛滥

暴力对社会的危害早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然而，它却常被影视界用作提高收视率的重要法宝。据统计，美国每10集电视剧中平均有8集包含暴力内容;每1小时的电视节目中平均出现7次暴力情境;每周电视节目中平均会出现600次暴力情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影视暴力内容也非常突出。这些暴力内容虽然不会立刻对社会发生消极作用，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的安定。据犯罪心理学家调查表明，大部分恶性凶杀案的制造者都热衷于观看暴力影视节目。在影视暴力现象日益严重的美国，现实社会的暴力事件也泛滥成灾。据美国司法部部长的一份声明指出，由于影视暴力的影响，、抢劫、凶杀等暴力犯罪在美国青少年中呈增长趋势。为此，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于1998年3月批准使用V型芯片技术，便于父母锁住有暴力和色情倾向的电视节目。2000年起，美国所有电视机用户都要求使用V芯片。

色情泛滥也是当今西方影视界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自从美国政府对影视色情的控制放松后，好莱坞电影的色情化倾向已经非常严重。与其说好莱坞电影在向全球传播美的理念，还不如说成是性的理念。正如科罗拉多丹佛大学的内尔森教授指出，“我们用我们以为的美污染了全世界”③。目前，美国是全球色情影视作品的传播中心。自1991年以来，色情影视作品的年产量增长了5倍。色情影视节目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文化出口产品之一。造成影视色情泛滥的原因非常简单，仅仅源于审美品味低下和拜金主义。法国作家维尼在《一个诗人的日记》里指出:“灵感的狂热远远胜过在一个女人怀中的那种令人销魂的迷狂。精神上的享受是更长久的……道德上的陶醉高于肉体上的迷恋。”④影视艺术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格并不在于的迷恋，而在于从内心深处唤起人们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和对高尚情操的无限向往。希金森早在1867年就对人类审美文化的独立品格和理想境界作了深刻地揭示:“文化的意义在于真善美和造就完人，直到他把肉体的需求看到无足轻重，而把科学和艺术作为唯一值得追求的、有内在价值的目标。这种精神置纯艺术于功利主义的艺术之上，并为求得更为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安贫乐道。”⑤

在我国，影视文化中的暴力和色情问题，也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暴力和色情画面容易使人意志消沉、精神颓废、性情孤僻，对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有识之士早已对此一再呼吁，要求减少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和色情内容，但是问题一直难以很好解决。一些影视作品为了提高收视率和票房率，肆意渲染恐怖、暴力和色情等感官刺激性强的画面内容。

（三）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部分影视作品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

在1987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电视艺术节中国电影学术讨论会上，法国电影学者贝热隆指出，中国电影给予西方最深刻的印象是现实性和时代感。然而近年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中国影视界也一度风行玩文学、玩人生的游戏哲学，从而导致影视创作中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影视艺术世界与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影视作品往往采用象征性的手法表现社会生活的价值结构和本质联系。影视节目如果过分倾向于通过夸张离奇的审美方式去描写脱离现实社会的幻像，不仅会使作品失去反映现实、指导人生的社会教育功能，也会误导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使他们扭曲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产生错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日本、韩国、香港等地的电影电视节目倾向于用明星、偶像包装虚假的剧情。内容一般以高度理想化的浪漫爱情故事或轻松喜悦的情境喜剧为主，情感表现往往采用极端夸张的煽情手法，从而让部分观众沉溺于虚无缥缈的“美丽的谎言”中，消磨了学习工作的意志。这些影视作品纯粹从娱乐消遣出发，情节脱离现实生活，内容夸张离奇，格调低级庸俗，不仅不能鼓舞观众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世界观，反而培养出一批追求享乐、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小市民。

因此，影视艺术作为一种审美方式，在艺术形式上无论如何前卫、先锋，但必须始终承担起影视艺术的社会教育功能，大力弘扬影视艺术的人文精神，用正确的思想影响人，用高尚的情操鼓舞人。唯其如此，才能使影视艺术真正成为寓教于乐，真善美统一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相反，如果影视艺术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合理内核，必然堕落为一种肤浅的感情消费或感官刺激。

三

影视文化面临危机，必须从文学中吸取精华，才有可能走出窘境，重获生命。文学的繁荣，为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具有共同的规律。因此，影视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学的支持。近年来，影视发展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脱离文学的滋养所致。实践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使影视取得加倍的成功。无论是《乱世佳人》、《王子复仇记》、《廊桥遗梦》，或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都是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基础的。这些作品从人物形象到审美意味，再到理性层面，都达到艺术所应有的审美标准，都反映了艺术的人文性、审美性特征。因此，很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可。相反，现在很多影视作品，纯粹从迎合观众的需求出发，忽略文学性的重要意义。结果使作品空洞乏味，格调低下，缺乏艺术底蕴，从而导致影视生产出现大规模的滑坡。文学之所以对影视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就在于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外延的丰富性。从影视剧作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为电影和电视提供了优秀的剧本。由于文学与影视的情节建构技巧与叙事艺术规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具备影视艺术作品的基本要素，有些文学作品甚至等同于影视剧本。另一方面，文学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或抽象性。这种思想性或抽象性为影视作品镜头语言的自由发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并成为影视艺术丰厚的艺术底蕴的关键。

文学，作为人学，注重立足思想层面和美学层面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观照。这种观照能有效地克服影视艺术商品化造成的各种弊端。以画面为基本载体的影视艺术，如果没有影视文学的支撑，很容易陷入单纯追求画面感觉刺激的误区。以文学作品为基础改编的影视作品往往能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文学艺术丰厚的人文底蕴给影视艺术以思想深度和文化品位。

综上所述，影视艺术只有以文学艺术为基础，才能获得丰富和繁荣。由于文学在形象塑造、风格建构、艺术品味、审美多样化等方面，已经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因此影视业如果从文学艺术中吸取养料，那么无异于如虎添翼，锦上添花。

注释

①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01页。

②《世界电影》1996年第5期。

③转引自《性感好莱坞》，《书城》1998年第2期。④于斯曼:《美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3页。

影视文化论文篇2

“移情”本是美学术语，指审美主体把情感渗透到审美对象中。后来该概念被应用到修辞学和跨文化交际领域。美国学者B.DRuben提出跨文化交际中进行有效交际的七个要素，这其实就是移情下的交际过程。在国内外语界，何自然于1991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了“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提出了跨文化交际中“移情”的概念，即文化移情。“文化移情”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主体自觉地转换文化立场，有意识地超越本民族文化的框架模式，摆脱自身原有文化的传统积淀和约束，将自己置身于对方的文化模式中，在主动对话和平等欣赏中达到如实地感受、领悟和理解其文化的目的。人们在一定的文化环境成长，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受自身文化固有的思维定势影响，往往不自觉地以自己的文化价值标准判断别的文化中的事物，有时难免怀有民族文化优越性的倾向，将本民族文化凌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而且希望得到来自客体文化的人们的尊重，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常有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误解或冲突的事例。影响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效果的因素有多种:交际的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合作态度，良好的语言习惯，移情能力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移情能力，通过移情可以克服面对陌生人和环境的焦虑、恐惧与偏见等心理障碍，提高跨文化交际效果，因此移情能力是成功地进行交际的重要条件。文化移情可以克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交际障碍，有效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文化移情的前提是熟悉自己和他人的文化，而且了解彼此的文化差异，并愿意进行换位思考。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既要表现自己的文化，也要适度地顺应对方的文化，为文化移情创造条件，以达到求同存异，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跨文化交流成功的事例中都含有文化移情的成分。随着交通通讯科技的发展，全球一体化发展形势不断加快，国际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影视剧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机会也日益增多，而影视剧跨文化传播同样需要跨越交际障碍，因此研究影视剧的跨文化传播很有必要。

二、影视剧跨文化传播与文化移情

影视剧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展现特定民族人们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使观众感触到直观的文化;作为文化传媒形式，它集艺术性、文化性、娱乐性和商业性于一身，可以雅俗共赏，影响广泛。影视产品跨文化传播时，由于受不同文化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审美认知等方面差异因素的影响，异域受众会对作品中的人物言行、思想主题或艺术表达形式产生理解上的障碍，影响传播效果。在2013年11月北京第十七届“中国电影如何与海外市场对接”论坛上，专家学者指出中国电影在对外传播中遭遇文化壁垒，有些在本土大获全胜的电影，在海外的表现却差强人意。由于自娱自乐、晦涩难懂、价值观模糊以及不善讲故事等原因导致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屡屡受挫。因此需要研究国产影视如何穿越文化障碍，达到东西方文化与审美认知的融合，实现与海外市场的对接。从接受心理上看，人们往往倾向于接受与自己情感相通、观念相似和符合自己心理预期的信息，因此，要让中国影视具有吸引力，我们需要了解目标观众的审美认知心理和艺术欣赏习惯，创造文化认同，以全球化视野观照中西文化差异，用国际视角阐释中华文化精神，拍摄融合目标市场文化需求的影视剧，克服跨文化传播的屏障，也就是适当进行文化移情，探索与国际接轨的路子，寻找与世界电影的文化共性，减少文化折扣，有利于影视作品被海外观众认同接受。在影视艺术的文化移情方面，好莱坞电影的思路和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借鉴。好莱坞电影经常借用外国文化题材，在国外取景拍摄，表现美国文化价值观。电影既满足了自己国内观众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又让场景拍摄地的观众倍感亲切，从而消除了异域传播的文化障碍，为电影走向海外奠定了基础。好莱坞这种文化移情策略提高了电影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了销售市场。华语电影成功使用文化移情策略的当属李安导演，他执导的《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理智与情感》、《冰风暴》、《卧虎藏龙》、《断背山》等影片在国际市场大获成功。他熟悉西方文化与观众的欣赏习惯，能以国际视角诠释中华文化精神，他在处理东方题材影片时考虑到西方观众的欣赏眼光，他在处理西方题材时，又以东方的视角加以适度的改造，使之既为东方人所接受，又让西方观众觉得新鲜，李安运用文化移情策略把东西方文化融合一起的电影文化，可以说是其电影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三、影视剧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移情策略

就像陌生人进入到一个他者群体需要收敛他固有的个性一样，中国影视走进异域文化，也要适当采用文化移情策略，顺应当地的文化环境，选取能够激发国外观众对我国文化产生共鸣的视角，消除跨文化传播障碍，才能得到理解和认同，达到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正如在论坛上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所说:“中国电影要讲全世界都听得懂的中国故事，传播正确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寻找人类精神价值的中国表达。”那么，中国影视剧跨文化传播如何进行文化移情呢?笔者认为文化移情应从影视剧的文化题材选取，思想主题表达和艺术审美三方面进行，精心选择体现中华文化精髓的影视题材，在主题表达和审美认知方面适应目标观众的欣赏习惯，达到艺术与思想的共鸣，从而突破跨文化传播的屏障。

(一)题材的文化移情

题材的文化移情指选择能够吸引海外观众的独特的中国文化题材，用中华文化符号诠释人类共同关心的思想主题。西方人偏爱观看反映动物、自然和生命题材的艺术作品。在制作影视作品时，为了保证跨文化传播的成功，重点选择能够体现自然美、人性美的题材，反映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问题、战争问题、种族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老人问题、青年问题、妇女儿童问题、人际道德关系、婚姻家庭伦理等等。目前我国影视作品亟须进行题材创新，摆脱拘泥于历史题材，或者因跟风拍摄导致题材相似的现象。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历史和民俗文化，有许多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无数的民族英雄、科技文化精英，也有众多普通百姓的题材可以表现，甚至可以借鉴好莱坞电影做法，融合中外文化题材，诠释中华文化内涵。与我国相对集中的拍摄题材相比，好莱坞电影较少表现雷同题材，因为跟风模仿不符合美国文化所推崇的创新精神。

(二)思想主题的文化移情

中外艺术精品无一不是成功歌颂真善美、表现惩恶扬善这一思想主题的作品。虽然中外文化存在很大差异，由于人类喜怒哀乐的情感相近，具有追求幸福的相似愿望，中外文化可以找到共通元素，能够共享公平、正义、诚信、善良的思想价值观。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影视作品的艺术风格百花齐放，思想主题可以求同存异，易于引起观众共鸣。中西文化具有思想上的交集，如西方文化信奉勤奋尽职、遵守契约、个性解放以及开拓创新等价值观，认同公平、正义、勇敢、智慧的美德，这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仁、礼、智、信、勇等价值观具有共核部分。纵观好莱坞的电影，不论何种题材，它们折射出爱、正义和人性的思想光芒，往往集观赏性、娱乐性和思想性于一体。目前我国很多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没能反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是过多地表现勾心斗角的权谋和阴暗残酷的斗争，导致跨文化传播难以被海外观众接受的现象，《甄嬛传》在美国播放时删去大量的此类内容，也就不足为怪了。我国影视剧在思想主题的表达上不妨学安的成功经验，适当进行文化移情，融合中西文化精髓，表现中华文化的哲学思想与价值观，如兼容并包、亲和力强的和合思想和中庸之道，反映中华民族的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表现中国人民追求公平、正义、勇敢、智慧的美德。以优秀文化为依托的影视作品，能够反映人的精神风貌与生存状态，进入海外市场后才能赢得文化认同，得到海外观众喜爱。

(三)审美的文化移情

按照德国学者姚斯(HansRobertJauss)和伊塞尔(WolfgangIser)的接受美学理论，受众的接受能力取决于受众所处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个人性格等因素，它们会对受众的接受过程产生作用，也可以说，影视作品的题材与主题表现以及拍摄策略要由话语环境、观众等因素决定，因而影视作品制作时需要考虑受众的欣赏水平和他们的期待视野。一般来说，西方观众“倾向于喜欢与自身审美期待一致、自然人性单纯直观、沉淀了自身情感体验、易于诱发和满足自然人性和欲望”的艺术。鉴于东西方审美认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我国影视剧在艺术风格上应进行文化移情，选择受众容易接受的审美心理模式，减少中西文化差异对影视剧跨文化传播的不利影响，比如中国电影善于创造意境，有如中国的诗歌和水墨画，含义丰富，节奏舒缓，而好莱坞电影擅长叙述故事，节奏较快，风格明晰。我国影视作品可以融合二者风格，故事情节的设计不必太过复杂，但故事要建立在现实生活事实的基础上。在拍摄历史故事片时，应尊重史实，不戏说，不穿越，否则影响海外观众的理解，甚至可能误导他们，对我国文化产生质疑，影响中国影视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四、结语

我国影视产品跨文化传播的目的是获得海外观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从而促进相互往来。在对外文化传播中，我国影视作品应以国际视野观照题材选取、主题表现和艺术审美，适当运用文化移情策略，满足西方观众娱乐需求的同时，在思想主题方面赢得共鸣，用艺术美征服观众，在国际文化市场中打造响亮的中国影视文化品牌，实现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文化的目的。

影视文化论文篇3

本文对存在于世界影视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影视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认为，美国影视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文化形态上集中地体现：一、对影视本性认识的根本性偏差，导致了美国影视的唯经济主宰；二、对高科技变成人类图腾的迷狂，导致了美国影视堕入滥用技巧的误区；三、对悠久历史文化的嫉妒，导致了美国影视呈现出极度的扩张欲望。

针对愈演愈烈的美国影视“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本文不但论述了法国率先提出的“文化反弹”理论，而且就“文化反弹”理论在影视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影视界的影响，进行了对策性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了中国应当在三个层面上来确立自己的影视文化战略：在影视文化观念形态上，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到21世纪信息社会“世界文明”地图显示出来的文化沟通大趋势；在影视机制运作层面上，要尽快建立与世界影视工业接轨的市场运行体制；在影视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要在市场研究、影片创作、影片制作、影片发行的所有营运环节中，体现出中国影视产业体系的国际化特点。

［关键词］影视；WTO；文化学；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反弹

说明：由于国外影视间近年来出现的体制“合流”大趋势，特别是美国出台《1996年联邦电信法》后，以此为标志的信息产业媒介“空前大整合”潮流风起云涌，电影电视之间的分野已极其模糊（即产业形态和媒介壁垒正在打破和消融）。因此，本文在提及和使用“影视”概念时，一是多用影视合流的“泛指”；二是所提及和使用“影视文化传播”概念时，多限于“影视艺术作品”的范畴。

加入WTO，中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影视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从中美签署的WTO双边协议的内容来看，在文化领域电影业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中国加入WTO影视业作出的承诺主要是：在电影上，增加“国外大片”的进口数量和逐步放开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假如我们此时用“帝国文化的侵略”来谈论中国即将加入WTO的问题，那将十分刺激。这种刺激，很大程度上在于用我们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来看待“帝国文化”一词，很容易带上政治“大批判”的眼光。实际上，“帝国文化”一词，根本不是我们的“发明”与“创造”。在学术界，哲学领域的法兰克福学派60年代末就涉及此问题。作为政府间文化政策的主张，是法国文化部长雅克·郎于1982年，在联合国所作题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演讲中就曾提出的。这种提法出自法国，直接的原因似乎是法国的视听业，特别是影视业受到了美国的巨大冲击，但更为深刻的原因，应当是法国文化的高度自觉与文化渊源的极其深厚，加之法兰西的独特个性。诸种因素的合力，共同促使了这种被称之为“文化愤懑”首先在法国，而后在欧洲的喷发。很快，这一问题得到了众多国家，主要是文化渊源丰厚，工业化程度很高，视听业（特别是影视业）非常发达的国家的响应，并引发了一场颇具声势，颇为激烈的论战，对这一问题的学术大讨论，甚至形成了学术流派。

在中国即将加入WTO之际，这一问题陡然“再现”（我们毕竟要履行所签署的入世公约）。我们如何不是简单地，甚至只是感性地研究影视业中的“帝国文化”问题，而是深入地，在学理层面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持久的研究，已成为影视界一个十分突出的课题。这问题也应当成为中国文化战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研究，不仅在影视上、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将有十分积极、甚至是重大的意义。本文将就中国加入WTO，国外影视，主要是美国影视对中国产生的的影响问题，发表自己的一点学术见解。

一、加入WTO，中国影视面临“帝国文化”传播扩张的严峻态势

2000年年初，美国商务代表白茜芙（又译白介夫）在洛杉矶贝佛利山庄的一席演讲，为美国影视工业进军中国大陆市场带来一片喝彩，与会的影片公司主管和海外发行代表更是显露出勃勃雄心。美国电影协会主席贾克·瓦伦提(JackValenti)满怀信心地表示，中国加入世贸后，将为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美国影视业提供难以计数的机会，其中包括影片开放进口、投资兴建影视院以及跨国合作拍片等。瓦伦提一向被称为美国影视工业的超级说客，他为了促使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曾多次在国会发表演说。瓦伦提的亲密伙伴、美国福克斯公司的东家，也是国际传媒大亨的梅铎(RupertMurdoch)，过去多年来一直默默地从事进军大陆市场的努力，今年5月他也走到了前台，甚至开放位于洛杉矶西区的20世纪福克斯制片厂，并召开以进入中国大陆影视市场为主题的“亚洲娱乐与国际影视艺术”会议，其目的在于协助美国政府和影视界认识并进入中国巨大的影视市场。

美国娱乐业被归为“以版权为基础的”制造业。1998年被称之为“王中王”的影视业与电视业，以及所带动相关的录像带、录音带、音乐出版行业等方面的总收入高达600亿美元，占美国出口额的第一位，其中120亿美元是由影视业直接创造的。在美国影视巨子的眼中，中国内地不但是一个13亿人口的巨大影视市场，而且是世界影视最后的一个大市场。他们相信在世界各地所向披靡的美国影视能在中国进入世贸后，到中国内地大发利市。就以过去数年为例，中国内地每年最多进口10部影片，美国电影业从中获得的平均收益是2500万美元，而在日本、香港等地的收入，由于少受到限制，往往都能突破10亿美元收入，这就带给他们无限的憧憬。美国电影协会联合会秘书长莫瑞（JamesMorel）指出：“中国大陆加入WTO后，第一年从美国进口的影片将从已往的10部增加到20部，中国人一向有看电影的习惯，若以每人10元计算，便能超过20亿美元。”莫瑞说：“根据统计数据，中国大陆每12万2千名观众才有一家电影院；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平均每8000-18000人即有一家。”因此，大陆开放外国影片进口后，势必兴建更多的电影院，而美国电影娱乐界不会错过这个良机。除了兴建近年盛行的连锁式电影院外，由电影票房连带产生的商业行为还有光盘、录像带、唱片、录音带、书籍以及纪念品的发行、销售，每一项产品衍生的利益都令美国电影垂涎三尺。有别于影片公司，一些零星的独立制片人则正在寻觅他们跟中国大陆电影界的合作方式。

日前由上海返回洛杉矶的一名先头人员表示，中国大陆本土电影制作正尝试技术性的突破，美国电影中的计算机影像合成技巧领先全球，未来这方面的合作可为美国业者提供无限商机。总之，当今美国影视业的上上下下，都开始摩拳擦掌，只待中国正式进入世贸后，便能随着美国商业大军长驱直入。

然而，对中国大陆有着更为深入研究的兰德公司（美国最好的思想库之一）却有其力排众议的看法。兰德公司认为，美国影视业与其他工业不同，不可能像波音公司卖飞机一般，只是制造与出售产品，也不似英特尔直接到大陆设厂，聘用当地劳工生产芯片而已，影视业所衍生的意识形态将会面临政治上、文化上难以计数的阻碍。美国要真正打开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市场，将要比纯粹的经济领域赚钱花费更多、更大的精力。但是，美国必须这样做，因为影视业是中国入世后，美国进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产品的第一场巨大战役，胜败如何，直接影响美国在文化领域其他事业的开拓。兰德公司的研究，十分值得我们注意！它提出的问题，早已超越了一般经济学的市场意义，它让我们强烈而充分地感受到在中国入世之际，“帝国文化”开始的对中国新的巨大的冲击。兰德公司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谓的“狼来了”，可不是一般的“狼”。

我们应当看到，美国影视在全球市场上越来越强大的占有率，并不是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优秀影片。绝大多数的影片，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所谓巨片，不但仅仅是娱乐性强，而且有相当的作品文化品格颇为低下。当然，将美国影视等同于美国文化，尤其是美国高文化（highculture），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美国文化学者麦切尔·米达（MichaelMedved）说：“大多数的美国人并没有将美国的娱乐业，尤其是影视业视为亲密的朋友，他们也认为这些东西践踏我们最珍视的价值观和腐蚀我们孩子们的心灵，但是，值得吃惊的是，世界都那样地欢迎美国的这些东西。”就麦切尔·米达的这番话而言，我们的确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以影视为代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文化，一方面极大地冲击着我国的文化工业，而另一方面，它更开始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观、生活方式，甚至是价值观。在这一问题上，西方后现代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在论及大众传播媒介所涉及的“公共领域”时指出，我们现在甚至可以这样说：“不是美国影视在腐蚀世界，而是世界在腐蚀美国影视。”对这种文化的全球性悲哀，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弗·贝尔的话语是极其精辟的：“这种文化性经济利益的获得，本身是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决定了的。”

中国加入WTO，发达国家影视业，主要是美国的影视业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构筑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优势。

首先，他们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机会进入中国影视市场。国际影视文化传播历来是不平衡的。在欧美国家中，美国是第一影视大国。他们一是实施影视产品的单向流通，由几个大国，特别是美国向中国流通；二是进入流通的影视产品绝大多数是娱乐性的。他们凭借规模化经营、雄厚的财力和制作水平，借我国开放市场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加入世贸双边协议签署后，好莱坞、华纳、迪斯尼等各大公司立即研究中国大陆市场，纷纷在中国设立“中国部”，大量招聘了解中国大陆影视市场的华人供职。在中国大陆，美国既要提供大量影视，还想建立院线。电视业更是在亚洲、特别在中国上空积聚了大量的卫星，虎视眈眈。

其次，他们利用资本优势占领中国影视市场。国际各大传媒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纷纷采用多层次发展战略，加速资本的积聚与集中，迅速扩大资产规模，凭借发达的资本市场与高新技术产业融合，使得竞争力飞快提高。世界范围影视投资成本越来越高，据统计，美国影视平均成本1996年是3980万美元，1997年为5340万美元。而当年影片的发行宣传费用为2220万美元。这对我国的影视界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国影视平均规模不到美国影视的1%，对不断增长的投资规模难以满足需求。高投入，使得视听产品，特别是影视在跨国传播中，形成文化产品的单流向，即发达国家凭借资金的优势，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在欧美大型传媒企业集团逐鹿欧美各国和洲际市场的同时，他们也把眼光紧紧盯住了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这片增长潜力巨大的传媒市场，千方百计想渗透这个市场。

第三，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段垄断市场。国际传媒产业的竞争演变过程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全球化的趋势而日新月异的。从最初的主要集中在平面媒体领域的竞争逐渐延伸到影视、电视等视听媒体的竞争。而今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影视、数字广播都已面世。影视、广播正由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全面过渡。电脑特技（数码特技）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影视创作的主流，高科技手段已逐步取代传统影视。对美国影视而言，电脑特技如今是确保票房的最大热点，其卖价甚至超过了大牌明星。自从中影公司每年引进十部大片以来，国内观众的视听习惯已被国外、尤其是美国的那些高科技制作的影片所熏陶。中国影视界的高科技手段才刚刚起步，还不足以与与国外抗衡，因此影视市场受到国外高科技手段拍摄大片的冲击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四，利用国外大企业的优势与我国竞争。加入WTO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传媒企业优势与中国影视企业竞争。国外大公司发展不但已成规模，而且运作自如，如好莱坞、迪斯尼，无论是专业化水平、还是科技手段、人才素质、产业化经营，都比我国成熟许多、超前许多。据统计，1999年世界电视20强第一名的美国时代—华纳收入已达123亿美元。第十名的巴西环球组织是1965年4月才创办的，现已远远超过我国中央电视台。可见中外电视企业规模势力的差距是明显的。我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难以与国外大公司抗衡。

第五，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容易使我被动。知识产权保护类似一把双刃剑，它既保护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也会为后进国家带来发展困境。加入WTO后，会使我们面临更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约束。一方面，高新技术对我国封锁，高价卖出，使我国影视制作业陷入以高价引进依赖和知识产权陷阱。另一方面，我国影视业知识产权保护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如对著作权的保护尚不彻底，这与国际惯例相悖。再比如，走私、盗版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规范市场的主要法律手段。在这方面滞后，将影响我国影视业的发展。

二、加入WTO，中国影视面对世界影视权力话语的文化分析

尽管“文化帝国主义”所指涉的现象既广泛又复杂，但这一问题的起源，是基于影视业。目前看，西方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大致有这么一些较有影响的观点。首先，文化批评的倡导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在当今社会之存在，主要体现为两种现象：政治体系现象与经济体系现象。文化决不是孤立的，它必然在社会聚像层面的政治与经济上体现出来。其次，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博士（JohnTomlinson）将文化帝国主义分为四个层次来加以解剖和分析，即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由于媒介、民族国家、全球资本主义都是现代性运作的发展因素，所以汤林森把对其前三者的论述都整合在对现代性批判的架构之下。第三，美国著名批评家赛义德（EdwardSaid）认为，“文化是一个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他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或策略。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际中的特有形式，特别是在文化领域中徘徊。

尽管以上的三种理论各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无论哪种理论都触及了文化制度。这些理论认为，所有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都有着相应的文化制度，而这种文化制度不是被人称做是扩张主义经济制度取得胜利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被认为是扩张主义经济制度的先决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整套经济、政治与军事殖民现象，它同样是一种思维习惯，是欧美发达世界中的一种主导观念，广泛表现在知识、文化与技术领域里。因此，“文化帝国主义”所涉及的话题不是单一的，而是极其错综复杂、纵横交错的。在这三种理论中，与视听文化，特别是影视文化关联性最强的是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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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进入90年代后，人们更多地关注“国际经济一体化”等诸多问题，而忽视了美国用多种方式向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输出影视、电视节目和其他视听产品的现实。50年代和60年代，影视界还远不是美国的天下，法国、意大利等都占有重要的国际市场，而到了1999年，法国影视市场的72%，德国影视市场的90.05%，日本影视市场的64%以上均为美国所抢占。电视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和严重，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98年统计，世界各国进口的电视节目中有75%来自美国，这其间既有新闻节目、专题节目，更多是电视片（特指电视剧之类的片目）。新西兰的电视节目有50%来自美国，拉美的电视节目竟有85%来自美国……面对着这严重的现实，雅克·朗率先警觉并向世界提出“抗御帝国文化”的呼吁，其出发点和立足点也许是站在这样两个角度：一是美国化的影视是否会导致世界影视作品的雷同和文化的趋同？二是美国化的影视是否会使世界影视丧失民族性的活力？尽管这样两个角度体现出了勇气和远识，但更为深刻的一个问题却由此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美国的影视全球化传播是否会将美国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领域更深层的观念强加给世界各国？

显然，与牛仔裤和雀巢咖啡不同，美国影视迅速全球化的过程，传递着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观念。用美国专栏作家约翰·热伊尔（JohnReil）的话说：文化帝国主义通过影视、广播等渗入其他国家。它通过宣扬衍生其信仰和行动的根基，直接触及文化的精髓。它貌似城里来的好心人，而实际上却是“魔鬼”。当然，要更为深刻地剖析当代美国影视所形成的“帝国文化”这一国际间文化传播现象，须触摸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这不由使人想起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早就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

审视当代美国影视呈现出的“帝国文化”现象，就其文化艺术范畴内的分析，不能不涉及到以下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影视文化霸权语境下的传媒现象分析。

第一，对影视美学本性认识的根本性偏差，导致了当代美国影视的经济主宰倾向。在分析当代美国影视时，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严肃主题也存在于美国影视中。无论是《生逢七月四日》还是《与狼共舞》，都能让人们感悟到这一点。但是，正如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福柯(MichelFoucault)所说：美国影视作品的优劣，好像是英文的词根与词尾的关系。那些严肃主题的作品偶有出现，但给人以词尾的印象——稍有变化；而那些平庸的作品铺天盖地，恰似词根——长驻永存。分析美国影视的权力话语体系，有这样的几点可以予以阐释。具体看，当代美国影视美学本性认识上的偏差，一是在于美国影视的制片、发行（播送）体制由谋利集团酿就。无论是垄断性的公司，还是专权的制片人，一切都使金钱成为这种体制的利益冲动。二是美国影视在美学上的“幻觉论”使得美国影视作品力图以文艺对人生意义梦幻式的解说，填补社会存在的精神空白。丹尼弗·贝尔在其力作《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一书中，对此种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贝尔认为，美国影视中构筑起的虚假的富足，灰姑娘式的成功等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幻觉文化，这种用影视作品进行社会病治的“欢乐疗法”，实质上只不过是大众享乐主义。它的广为传播，使游玩、娱乐、炫耀和刺激，带上了强烈的美国式强制色彩。诸如影片《电光骑士》、《洛奇》、《超人》、《第一滴血》、《蝙蝠侠》、《生死时速》等，都为这种“大众享乐主义”做了很好的注解。

第二，对高科技变成人类图腾的迷狂，导致了当代美国影视堕入滥用技巧的误区。当代美国影视之所以能构成国际文化传播中的“帝国文化”现象，其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是重要的原因。高科技在影视传播过程中的运用，使得美国得以用空前强大的传播手段，向全世界进行美国影视的扩张。无论是其先进的空间技术在广播电视网中的利用，还是其现代化科技手段进行影视作品制作，都使当代美国影视成为展览高科技的最佳方式。这确实使人们记起了香港已故传播学者林年同的一句话：“高科技在影视中的炫耀也是表达意识形态的特殊方式。”当代美国影视的确也正是利用这些，让人们在美国高科技形成的人类图腾前，顶礼膜拜。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似乎已构成圆他们世界影视霸王之梦的迷狂。但实际上，诸如《太阳帝国》、《蝙蝠侠》、《超人》等影片高科技式的银幕展览恰恰让人窥见了幼儿般的“卡通意识”，难怪乎影评人评论这类影片说“这种超力量的显示，已无艺术想象的空灵可言，只是将影视艺术残缩为现代科技的游艺”。

第三，对悠久文化的嫉妒，导致了当代美国影视呈现出极度的扩张欲望。作为人类艺术发展阶梯上的影视艺术，无论怎样贴进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就其深刻地昭示人类创造历史的丰富和博大的使命来说，都是与其他艺术一样的。而当代美国影视恰恰将美国银屏作为用美国式的伦理、价值观掂量世界一切的尺度，将美国银屏天地视为“没有历史的包袱”、“个人开拓的强悍性格”、“个人价值显露的天堂”等美国意识纵横驰骋的领地。这种无视世界文化积淀的丰厚和悠久历史传统的极度扩张欲望，实质上显示出文化视野的狭窄和艺术目光的短浅。

三、加入WTO，中国影视文化发展的战略性思考

中国入世的本身，就是一个“与狼共舞”的“二律背反”哲学命题，这一命题注定了我们的影视也要在巨大的悖论中生存和发展。

面对着帝国文化的强大冲击，面对着美国影视全球性扩张潮流，世界上一些有着丰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在影视文化上曾经创造过璀璨历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都正在觉醒中寻求着联合。在法国的倡导下，许多国家在纷纷制定本国文化策略的同时，寻求各种方式进行文化反击。除去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如予以特殊的补贴等措施外，甚至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联手行动。如在直播卫星接收天线日益普及的情况下，美国影视的大肆侵入更是势如猛虎，欧洲一些国家达成协议，用不进行语言转译的方式对美国影视作品进行抵制；在美国继《神探亨特》后又推出电视剧《摇滚警探》的情况下，欧洲诸国又投入巨资联合拍摄与之抗衡的纯“欧洲风味”的庞大系列剧《欧洲警察》……但这一系列的文化反击，并未奏效。

虽然世界一些国家响应法国倡导的呼吁，投入到抗御当代美国影视的行列中去，但却不能不正视严酷的现实：“帝国文化”的侵入难以遏止。正是面对如此低迷的状况，还是法国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反弹理论（Toreboundculture）。文化反弹理论认为，如果一种外来的浅层文化深度侵害另一种丰厚的文化，经历一定的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就会实施反弹，即人们就会重新认识并认可原有的丰厚文化。文化学中的反弹现象，的确出现在不同的艺术部类，并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世界范围内。法国提出的这一理论，的确显示了法国在文化理论研究上的厚重，特别是维护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决心。但是，此理论即便是在反对“帝国文化”的阵营内，也还是存在争论的。赞成者认为，“文化反弹”是一种极为深刻的文化理论，特别是面对“帝国文化”似乎无法抑制的侵略，文化反弹理论不仅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而且为最终认识和解决“帝国文化”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并极大地鼓舞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维护和振兴本国文化的信心。反对者则认为，文化反弹仅仅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是文化上的海市蜃楼，祈盼文化奇迹的出现不但令人失望，而且还会放弃文化自省后的即时努力，让“等待”成为“无奈”。

在中国入世格局已定的今天，在中国影视界面对极其严峻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的今天，我们了解“文化反弹”理论，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尽管我们认同这一理论，但是，我们也必须采取积极应战的态度，来应对中国影视业面临的“帝国文化”问题。决不能让“等待”成为“无奈”。这实际上已涉及了我们在影视上的文化战略。也许，我们应当在三个层面上，来确立我们的文化战略。

首先，在影视文化观念形态上，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21世纪信息社会“世界文明”地图显示出来的文化沟通大趋势。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塞谬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关于“信息社会与新型文明断层线”的看法。在亨廷顿看来，从大的线条（大的文化走向）说，信息时代的世界绝对会走向一个统一的现代文明。在这个现代文明之中，历史上的各个文明的断层线将变得模糊。就各种文化形态而言，任何形态的文化都会将其一部分特性带入这个统一的文明体。从更细的线条（小的文化走向）看，信息时代将为许多原来已经式微了的文化开辟新的空间，使之融入统一的文明体。在这方面，赛义德的观点也许更为精彩，他认为，任何想在现代文化的格局中寻求发展的文化圈层，都要学会“有意识地介入世界文化话语，并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承认边缘化的或被压抑、被忘却的历史”。无论如何，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应该成为一种对话，通过交流和对话以达到双方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赛义德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前景：“只要我们不站在历史的终点上，只要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做点什么，无论我们生活在世界政治中心里面还是外面，我们的文化前途都充满了希望。”人类的文化行为、文化创造具有普遍性、共同性，优秀文化完全可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分歧，成为各国分享的资源。如美国人诠释《花木兰》，中国人诠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例证。中国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片的资金投入比1999年乌克兰全国整个电视行业的财政拨款还多。加入WTO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会明显增多，我国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和利用世界优秀文化资源。

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近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我们的态度似乎除了全盘接受就只有完全拒斥。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不真实”的选择。这种“人格分裂”事实上导致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依赖，尤其在思想和认识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文化帝国主义”，我们应该有全新的立场、全新的思维模式，既抵抗帝国主义或是西方文化的扩张，也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目前，全球化带给人类文明的巨大变化之一，是各民族国家的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其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交流的内容更是千差万别。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影视文化间的相互冲突、兼容、理解、共处等问题。面对全球化，诸多的影视界人士对自身的影视文化处境产生了深刻的焦虑。全球化下的“殖民化”，目前表现为帝国主义对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行资本垄断、在社会和文化上进行“西化”的渗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从而弱化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因此，许多人担心，本国、本地区的影视工作者会不会认同于殖民者的影视文化？当他们看待自己本土的各种影视文化现象时，会不会不自觉地套用殖民者审视和评定事物的标准与理论？这种疑虑并非多余。但是，无论我们在创作还是在研究中，只要不再忽略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环境，我们便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既要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在影视业的极度扩张，也要坚决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这应该成为我们影视界对待外来影视文化的一种不变的态度。

其次，在影视文化传播机制运作层面上，要尽快建立与世界影视工业接轨的市场运行体制。在这方面，中国影视界首要的是加强政府保护性措施。要制订中国影视的产业政策，加速影视的产业化进程，并在这方面实施强有力的法制保证。美国近年来之所以能够在信息经济中独占鳌头，美国1996年通过新的电信法极为重要，功不可没。美国站在世纪门槛上的成功此举，被国际上誉为“惊天创造”，这也就是指美国在经历了激烈的国会辩论后，终于以高票通过了《1999美国电信法》。通过此法律后，美国终于将电脑业、电信业、传播业（包括电影、电视等诸多的媒体形态）、娱乐业三者的壁垒彻底地横向打通，使美国在信息产业的大旗下进行了巨大产业重组。自《1999联邦电信法》通过后的产业重组浪潮风起云涌，特别引全球注目的是2000年10日上午，时代—华纳公司宣布同意被美国在线以1630亿美元的价格并购，组成新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AOL-TmeWarnerInc.），股票市值3600亿美元，年销售总额300亿美元以上。作为全球最大的传播娱乐公司与全球第一号网络公司的联姻，因而意义非同小可。这宗合并案我们可以看做是两种经济的融合，两家公司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经济，一个就是高科技资讯时代的新经济互联网公司，一家是比较老牌的传统媒体公司。这是两个时代的人，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合在一起。这次合并会加速新旧媒体合纵连横的脚步，同时还将对互联网、媒体及娱乐业产生影响深远的冲击。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合并是信息产业被称为信息产业以来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从这一刻开始，信息产业才第一次部分地露出了它的真面目。此次合并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变革不是发生在被以前认定的信息产业范围里面，而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一次重组。它不仅标志着新兴产业终于进入了社会的主流，发挥出人们预期的巨大推动力，开始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标志着社会开始接受新兴产业，对旧的产业加以改造，从而开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

在这一重组中，美国的影视业又借此机会“登堂入室”，无论是在运行体制上，还是在媒体融合上；无论是在资金的优势上，还是高科技的优势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攀升。美国在千年之际展示出来的在影视上的最新发展态势，正在为世界瞩目。这种瞩目，最根本的是让人们窥见了体制创新带来的巨大力量。显然，中国影视界要深入研究这些最新的走向，并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具有规模效应的影视产业集团。要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实现影视产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团化。目前我国影视产业存在着规模小、封闭性运作等特点，这严重阻碍着影视产业的发展，必须尽快加以改变。要通过人、财、物的优化配置，把影视企业做大做精，提高影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具有明显优势的影视企业，可以其为龙头组建产业集团，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中小影视企业做到活、专、新、特。形成影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发展中掌握社会化、现代化生产的经验。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多种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一是培育资本市场，提高影视企业的融资能力。二是培育一批与国际接轨的影视人才。特别是培养出一批大制片人、融资专家，造就一流编导队伍。提高影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利用世界优秀文化资源，敢于做到资源在外，市场在外。四是适当吸收国外资本，利用国际游资，加快国内影视业发展。当然，还要强化管理，必须极力发挥法规的权威性作用，如有效地控制“天空”，防止进口配额的多头申报等。

第三，在影视的具体操作层面上，一定要在市场研究、影片创作、影片制作、影片发行的所有营运环节中，体现出浓郁的国际化特点。入世后，我们的影视创作面对国际化市场带来的激烈竞争，一方面体现为争夺国内的市场，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争夺国际的市场。而在这竞争中，影视创作问题，将先于影视制作，突出地表现出来。其间，影视的题材，又将成为创作的重点。中国影视的创作，无论是面对国内的市场，还是面对国际的市场，都有一个寻求中国影视题材合理构架的关键问题。以往在影视题材上的计划色彩（如影视题材规划中的“节日艺术”等）都将重新接受市场的检验。只有根据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来配置中国影视题材资源，才能征战影视市场。在这方面，一是我们要对国际性题材予以关注和追赶。在我们的影视题材中，够得上国际性题材的作品实在是太少了。老人题材、残疾人题材、妇女题材，我们都非常薄弱。即便是爱滋病题材和同性恋等题材，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我们的视野。二是要完成从“族意识”到“类意识”的超越。在我们的影视中，关注民族性是应当的、必要的，但是，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是否更应当关注人类共同的东西呢？族意识与类意识相比，类意识是更高的一个层次。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不足取的，这在影视创作中，亦如此。中国影视《一个与八个》、《晚钟》等作品之所以得到世界的承认与赞赏，很大程度上，是在于这些作品中深刻体现出来的人类意识。遗憾的是，我们以往的影视评论和影视理论，大都忽视了这些。三是对“东方风情”的创造性转换。中国影视之所以在世界影视中具有特殊的魅力，在赛义德看来，“东方风情”是其重要的方面。尽管“东方风情”是“文化帝国主义”者的文化偏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东方风情”的创造性转换（站在不失民族精神的立场），发现与开掘世界性题材的独到魅力，并用影视的国际性话语予以阐释与诠解。《洗澡》、《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应当算成功之作，但在运用国际性影视话语上，尚有一定的距离。影视的创作，终究要在影视的制作上体现出来。我们的影视要在应用高科技方面急起直追，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在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同时，要在培养专门人才、着重研究数码特技方面予以特别的关注，用高新技术提升我国影视业的发展水平，以与国外高科技大片相抗衡是中国影视发展刻不容缓的大事。

在影视的发行中，要全面建立并运用先进、科学的营销体系。在影视的市场运作中，如何运用市场营销策略决定着影视的成败。中国许多的优秀作品，之所以无法打开国内，特别是国际市场，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没有在影视的市场营销中去寻找症结。影视企业在面向市场的过程中，必须采取科学、全面和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否则就会徒劳无功或事倍功半。影视的营销策略是指影视企业为了扩大影片销售，提高影片的市场占有率，在对市场、影片和观众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的需求，对影片促销活动进行全面策划的过程。在发达国家，影视的销售已经历了从影片的低度开发阶段（生产导向时期，注重商品力）到影片的的中度开发阶段（营销导向时期，注重营销力），现在又发展到了影片的的高度开发阶段（形象导向时期，注重形象力）。近年来，IMC（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整合营销传播正在异军突起。所谓的IMC战略，是指在市场活动中通过整合营销传播，实现企业所有传播活动的一元化，让企业良好的形象得以完整和充分的发挥，以此形成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新战略。这种理论的背景是市场营销理论已发生的巨大变革，即从P理论：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权利（power）、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发展为C理论：消费者的需求与欲望（Thewantsandneedsofconsumer）、成本（cost）、方便（convenience）、沟通（communication）。对影视而言，美国影视《泰坦尼克号》就是全面运用了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我国的《参考消息》曾作过全面的介绍）。这一理论的运用，已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影视营销研究中的一个成功经典案例。

我们认为，抗御“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就是造就世界影视文化的多样性。这一意义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影视简单共存，而是要在世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中，用影视来促进人类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充分调动人类的总体智慧资源、艺术资源来应对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我们坚持影视文化的多样性，就是承认每一种影视文化都具有自己特殊的魅力、独到的文化形态，只有这样，世界文化才丰富多彩，世界才丰富多彩。正因如此，国际影视界出现的“文化反弹”理论足以构成一种抗御“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但是，如何理解，特别是如何运用这一理论，还是一个放在我们面前的极为严峻的课题。检验这一理论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实践。世纪中国，应当也能够在这方面，以出色的影视业绩来回答影视的这一世纪课题。这方面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般经济学的范畴，进入了更为深刻的层次：世界民族文化在影视中体现出的极其深刻和丰富的影视文化，正凝聚着反弹的冲力，抗御着“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也在寻求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强大潮流中，迸发出来一股寻求世界文化新秩序的正义力量。

在人类未来发展的态度上，罗马俱乐部曾被视为悲观论的代表，但他们也认为，“只要能够明智地运用各种资源，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源，那么人类就可以摆脱危机，而且几乎可以实事求是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建立未来世界”。世界影视文化传播、中国影视文化传播又何尝不是如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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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Samuel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TideOfpost20thCentury,1998

影视文化论文篇4

论文摘要：韩国影视在儒家传统文化的保存和现代化以及商业化的过程中成为重要媒质。中国是泱泱文化大国在社会的转型期传统文化却被慢慢湮没。社会文化淡漠。价值取向模糊。分析比较韩国的文化视点和文化价值总结发展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韩流来袭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韩流”汹涌而来。“韩流”的产生绝不是平地风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的影视产业。

韩剧中有着浓厚的温情和鲜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补了国内目前的道德空白。韩国既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又经济发达，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先进，世界韩国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儒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和“学而优则仕”的为学之道，在韩国深入人心。并演化为注重教育的传统。剧中所体现的儒教传统，那种森严的长幼尊卑关系、几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顺父母、重视家庭、谦恭有礼的人生态度，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东方文化传统。

二、韩国影视的文化视点

人性亲和力。韩剧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仅因为东亚文化的同质同源，还在于韩剧的叙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体现了全人类的善世思想。每部韩剧都有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核心。无论是青春偶像剧如《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浪漫满屋》等，还是日常生活剧如《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抑或是历史剧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个情节曲折、细腻精致、打动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中通常蕴涵着这样一些主题：亲情、爱情、友情、信义、利益、误解、宽容，情和义、恩和怨被绵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编织到日常化的真实生活场景里，既令观众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被其中蕴涵的戏剧元素所打动。无论故事如何发展，韩剧总有一个情节核心如影随形，紧紧扣合，这是吸引观众看下去，并被打动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韩剧即使长达几十上百集，观众仍是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伴随剧情始终。比如多数韩国影视剧是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民众的精神风貌。无论轻松诙谐还是感伤忧郁，都真实而亲切。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文化亲和力。韩剧在题材类型上显现出多样化，而且在内容上也很注重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从形式看。有历史剧、现代剧；从主题看，有历史题材的励志剧《大长今》、《海神》、《茶母》，也有现实题材的励志剧《明朗少女成功记》、《汉城奇缘》。主人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不畏艰难、不计名利、不怕打击，历尽曲折终有所成。伦理剧《黄手帕》，反映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赎，《商道》旧瓶装新酒反映现代商业精神和义利之争；肥皂喜剧《爱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岁》、《我的名字叫金三顺》、《校园卧底》、《黑道千金要结婚》、《爱在哈佛》、《家族荣誉》等幽默诙谐，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费尽周折而结局却皆大欢喜；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天国的阶梯》、《雏菊》，感情执著坚如磐石，悲彩凝重，让人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凄楚之绝美。

韩剧的文化构图从基本的生活细节铺开。以家庭为点、社会为面，辐射到各个行业、各个社会阶层，人物的情感丰富和文化的立体呈现。伦理和道德的社会约束，舆论的强大作用，再加上美丽的自然景观、寓情于景的叙事手法、悠扬哀婉的主题曲等，在一种不动声色的客观性的描述中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在银幕荧屏上实现新写实小说的个人化书写。韩剧中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心理的准确客观的把握。细腻细致的描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深得同样面临事业和家庭等各种关系困扰的中青年女性的共鸣。工作中的竞争、同事的远近亲疏、利益分配。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无论是和谐还是纷争。都有因东方文化的含蓄而有着为情义、得失难以启齿的心理较量。韩剧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感情专一，执著于理想与家庭，遇到困难隐忍坚强。一方面负有传统的家庭责任，另一方面也富有现代社会的事业女性特有的进取精神与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演员表演真实投入，感情真挚，画面干净，色彩浓淡相宜。虽然韩剧冗长繁琐，但还是在中国大陆有很高的收视率、有很强的视听效果，很富有感染力。

三、当代韩国影视的立足点

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韩国人认为人的修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人所信奉的共同道德就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年来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人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文化道德在其鼎盛期过后，已明显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如“拜金主义”使人钱迷心窍，不择手段；“个人主义”涣散集体，瓦解民心；人情淡薄漠视亲情，分裂家庭。有害社会。于是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主张不仅要挖掘发扬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而且要大力发展以儒家文化道德为主体的“文化产业”，一方面可以抵制欧美颓废文化道德对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仅在2002年韩国就向文化产业提供资金5000亿韩元，约合4,5亿美元。同时，韩国又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又陆续对原有的《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了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发展空间。

四、当代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

韩剧在我们国内的流行主要是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也都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观念的转型期，国人的思想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是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都很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在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芸芸众生。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在细节中。”用曲折的剧情吸引人。用唯美的画面迷倒入，用婉约的音乐打动人，在文化共通中营造亲和氛围，在文化差异中展示独特风情，韩剧就是通过对其中一个个细节的精妙把握，完成了对中国观众的一次又一次征服。无论是历史剧还是现代生活剧，当代韩国影视在电影电视剧题材选题和内容情节中面向生活与现实的个人化形态上，都体现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文化策略与文化战略方式是文化市场化运作的独特显现。韩剧注重在触手可及的家庭生活细节中，充分挖掘通俗琐事的表意潜力，在细致入微的家庭生活流程中客观呈现、主观营造厚重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并借以倡导真善美，使人物的精神得到逐步的阐发和张扬。可以将韩剧的文化价值概括为：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倡导现代观念而又尊重传统、看重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呼唤现代人的沟通理解。

五、结语

影视文化论文篇5

最常用的是音画同步,即用音乐来复述、强调画面的视觉内容,音乐与画面的情绪、节奏一致,视听统一。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人们逐渐不满足于用音乐直接表现画面的情绪、气氛,由此产生了音画对位的结合方式,即音乐所表现的情绪、节奏、主题等与画面中所呈现的情绪、节奏、主题等截然相反,通过对比,反衬,烘托出画面的内容。这种结合方式有利于音乐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影片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从电影音乐与电影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电影音乐,对其进行评价,并不是以音乐的音响效果为标准的,而是以是否体现了影片的总体构思为准绳。电影音乐首先应该是属于电影的,它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符合电影的观念和需要,无论是主题创作音乐,还是资料性音乐,都必须与影片风格统一,与叙事节奏相辅相成,与电影其他的元素相匹配。电影音乐的结构形态语言以及长度,都必须由电影的要求来决定,而不能离开影片孤立地强调音乐的表现性和完整性。总之,电影音乐必须是为电影的整体要求服务,并自然地发展和分寸适当地存在。只有设计自然,在审美主体不知不觉中起作用的电影音乐才是电影音乐的上乘之作。

电影音乐具有对人物文化传统的表述功能

在电影艺术中,音乐和视觉影像时时刻刻都在描绘着特定民族的风俗、信念与习惯,传达着知识、艺术、道德与法律的信息,暗示着一种历史的与人文的气息。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都会有形或无形地受到自身民族文化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具体表现为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一个群体的心灵状态、习惯与性格特征,是一种物质上、知识上、精神上的生活状态的整体显现。作为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整体,文化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是一种从学习中得到的行为方式,也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共有的。

电影音乐对人物文化传统的表述往往是以音乐主题的方式实现的。音乐主题是影片音乐的“核心”部分,是描绘人物形象最突出、最富于乐思的旋律与节奏。美国电影理论家迈克尔?拉毕格在《影视导演技术与美学》中说:“一种特殊的管弦乐法或特殊的音乐节拍贯穿整部电影是由角色、场合或情绪所设定的。”电影音乐对人物形象的描绘不是理性的诠释,而是感性的刻画,是通过感性的节拍、旋律、节奏以及不同器乐音色的特点来描写人物文化传统与性格特征的。在电影音乐中,不同的乐思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与立意,不同的乐器拥有不同的地域色彩与特性,这种旋律的立意与特性不仅能够突出人物情感和性格的特质,也能为某些场面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化与民族的氛围。例如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自导自演的影片《廊桥遗梦》中,导演在两个主要的场景里通过收音机传递出来的、有声源的意大利歌剧音乐交代了女主人公弗兰西斯卡的出生地域、文化背景和人物的兴趣、品味,并通过歌剧音乐刻画出主人公内心那种多情浪漫的性格特点以及她美好的个人理想与沉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影片中这对男女之间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的发生具有人物性格上的依据和可信性。

影视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电视剧；历史叙事；消费意识；文化传统；艺术价值；文化意义

在中国，电视展开宏大的长篇历史叙事之后，对高雅趣味和对艺术价值的追求使历史题材电视获得了《三国演义》厚重的历史感，《水浒传》深刻的人性，《大明宫词》诗化的意境，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所珍视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文化传统。

随着市场化日渐深入，影像媒体自身的商业逻辑日益渗入我国影视艺术创作，并以收视率标准和政治审查制度下的主流意识一起，规定着电视历史叙事的方向。商品化的日渐深入，使中国文艺“载道”的传统观念和追求高雅艺术趣味的创作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脱离市场的宣传教化片和艺术片纷纷落马。

《太平天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局促上演的一出历史电视剧。

本文试图从这出历史剧叙事对历史纷乱的想象中，清理现时文化所蕴涵的诸多矛盾，以审视中国电视剧重新建构的历史叙事，在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语境中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可能性，及其对保持文化独立性的价值和意义。

一、历史阐释和叙事主题

所有叙事哪怕是最荒诞的虚构故事，总是蕴涵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这就是叙事的主题。这种意义使叙事的想象性虚构超越纯粹的谎言，而获得某种人类文化意义上的普遍真实性和哲学意味。

对于历史叙事来说，主题便是叙述者藉以把支离破碎、毫无意义的史料贯联并赋予其意义所阐释的观点。对于一部电视剧形式的宏大的历史叙事来说，叙述者的情况远比小说作者要复杂得多，集体性的创作方式、政治性主流话语的干预、商业性营运机制带来的大众参与，都使叙事者必然作为一个多重价值的联合体而存在。这就使得历史无法像传统叙事一样，在某个人或者某一种价值逻辑的统一观照下进行阐释。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涵养和良好艺术悟性的历史小说家，张笑天在叙述太平天国这一历史事件时，对历史叙事文化传统的珍视和艺术创作风格的追求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创作谈中溢于言辞间的历史悲剧意识，对悲剧英雄所倾注的悲悯之情与恻隐之心，以及对深厚的历史意境的追寻，无不标识出他试图摆脱现时各种历史理性法则的羁绊，回归传统的努力。

在传统那里，历史是一场场周而复始的循环，历史冲突中的群体双方成也好，败也好，俱是天意，突显出来的英雄人物善也罢，恶也罢，任人评说。历史中的个体生命作为历史主体的选择是无奈的，因而也是值得同情，应当宽宥的。历史的悲剧早已决定，叙述历史悲剧的意义就在于展现悲剧英雄的人格魅力和人物命运在自身性格发展中，在与群体生命构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的冲突中，以及神秘的天意面前所获得的无限丰富的生命意义和永恒的生命价值。张笑天为之倾倒的太平天国神韵，便是这种令人遐思无限的深远的历史意境。这也是我们民族为之倾倒的历史以及历史叙事本身的神韵。

同时，时代精神赋予艺术家的民族责任感和社会批判意识又使剧作家敏锐地感觉到，一直以来我们认为推动了历史发展进程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其本身并非历史的进步，它所代表的社会形态和思想意识，以及施行的社会制度和法规，比作为其历史对立面的清政府更为野蛮落后。这固然主要是历史的局限性所造成，但天国英雄人物性格自身的弱点：专制、凶残、欺诈、贪鄙、腐化，他们身上这些典型的民族负面性格中最恶劣最危险、也最富于感染性的特征，对天国社会“远远超过清王朝”的“等级压迫制度和不讲人道的法规”的施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张笑天的英雄悲剧意识所无法忽略的，对历史主体的无限的宽容，造成的只会是“整个民族作为无辜害人者和无辜受害者的无尽更迭”。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笔下的狂人眼中令人绝望的历史的恐怖，才有了疗救痼疾的理性批判。然而，痼疾毕竟是历史长河沉积于文化的普遍存在，在时代社会罪恶的浸染下无限膨胀的结果。如同启动的“一个巨大的飞速转动的机器”，上面的人“谁也不能叫停”。

张笑天似乎是在更深远的文化那里发现了天国英雄进入历史的通道：野蛮法规和制度的实施者和接受者有着同样的文化意识。也正是在此，我们看到了历史和历史叙事的文化传统汇入时代精神的出口。

但是，还“有一种观念在制约着我，当然也制约着这个时代的所有作家”。这就是对天国英雄唱了将近50年颂歌的主流文化意识。这种观念认为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意义在于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于是创作者试图以悲剧意识、对史实的强调和对历史人物命运的关注来淡化各种阐释观点中复杂的意识形态矛盾，以对现时愿望的满足来弥合各种矛盾可能带来的激烈冲突，并赢得观众。

于是，在电视媒体自身逻辑的参与下，各种矛盾转化为多元化语境中合理共存的时尚意识，历史叙事成为以各种时尚意识为依据的现时需要支配着的愿望故事。《太平天国》电视剧的历史叙事离开了创作者的本意，成为丧失了深度风格自身包含诸多解构意义和阐释价值的折衷主义的拼凑文本碎片。

电视剧叙事文本开头，旁白解说词陈述的具有统一性主题用意的话语，并不具有贯通全剧的统一性意义。作为清政府腐败，西方列强入侵背景图解的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的一大群不相干的饥民，几个无关紧要的清政府贪官，随即在叙事中淡出。一群按现时愿望构想出来、有着自由民主现代意识的英雄美女情节，使农民战争和天国朝廷的纷争和腐败，成为其命运沉浮的第二层次的叙事背景，游离在英雄性格发展线之外。民主女性和自由爱情主题的介入，虽然使天国英雄的专制、腐朽和愚昧得以淡化，调和了洪氏天朝实行的封建专制与反封建主题的冲突，但是深度意义的历史背景却被消解了。历史叙事仿佛在一出出时空错乱、误入农民军和天国朝廷中的现代都市女郎的爱情故事中，成为与历史无关的当下时空的感性经验。

另一方面，对人性深度主题的追求，使洪秀全、杨秀清等英雄及其对立面曾国藩都超越了角色的单面性格，成为兼有正与邪、善与恶的矛盾复合人物，但对史实的强调和对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执着，使他们未能在复杂社会关系中展现其个性的丰富性，却成为受历史事件发展牵制的傀儡。

历史事件的发展有利地呈现着曾国藩儒雅的文化风范和智慧的人格魅力，过度地暴露了天国英雄奸诈、盲昧、贪鄙的性格弱点，这不仅消解了主题设定的历史英雄，更使主题本身反封建反压迫的农民运动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意义遭到质疑和否定。

《太平天国》电视剧主题在面对众多历史阐释话语时无所适从的尴尬，使叙事无法在历史的真实性和现实意义之间，在叙事对现时人生的愿望满足和对历史命运的关怀上求得统一的情节线索。面面俱到的努力激发出的满足现实愿望和感情深厚历史意境的期待，在各种阐释观点和价值标准的矛盾中，在由此引发的主题和情节纷呈的矛盾中遭到了双重的否定。

二、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

《太平天国》电视剧对有史料为证的重大历史进程和场面真实性的强调，使事件成为主体人物行动的主要依据，天国英雄由此失去了按其性格和意志自由选择行动的主动性，同时也失去了在行动中展现其智慧力量和性格魅力的可能性。一场场恢弘壮烈的征战胜利背后的英雄智慧和人格魅力只是一种空泛的抽象，我们只看到他们“做了什么”，而我们更关心的却是他们“怎么做”。只有在“怎么做”中，人物才能展示出个人心灵的秘密之花。

传统历史叙事中，想象着“怎么做”的虚构故事具有超越历史事件本身也超越叙事文本的人文意义。它更集中地体现着人类的叙事智慧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从陈寿的《三国志》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我们能够感受到故事性越来越强，人物性格也越来越生动。故事中的人物如诸葛亮、刘备、曹操等，在获得了性格的同时也获得了指向故事之外的主题意义，他们具有了普遍的心灵特征和文化意蕴。而能够越出《三国演义》小说文本之外，在各种电影、电视剧乃至连环画中获得普遍意义的也是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由此，对于现实的普通民众而言，无论是作为小说读者，还是电视剧观众，蜀汉中兴、赤壁之战背后的道德和智慧都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在桃园结义、三顾茅庐、草船借箭和借东风的故事里，在故事人物刘备、诸葛亮所指称的具体可感的形象中。文化传统意境所追求的厚重的历史感，亦是在故事人物性格的展开和命运的发展中，在故事人物行动所牵涉的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结中，在辨气数、观天象、察地理、审时度势、制天命而用的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中触发的感悟。现实中的人也正是通过故事中人物性格所揭示的心灵奥秘，来满足认识自我的内心需要。

一方面，我们感觉到正是由于“怎么做”故事的缺失，《太平天国》人物未能在1-9集初期革命进程中，充分发展其作为中国历史英雄的性格特征：时代正义感、意志力、牺牲精神，尤其是在复杂伦理关系中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观众并未能获得感性的理解和认同，而洪秀全狭隘的权谋、好色和贪婪，杨秀清的精明和专断，韦昌辉的投机和野心已露端倪。在定都天京后的10—36集，包括了杨秀清美人计献程岭南，洪秀全反美人计诛恩人曾水杨，杨秀清频繁天父下凡专横跋扈，洪秀全弄权欲除故纵乃至血洗东王府、翼王府、北王府的天京内讧等，这些以最大篇幅讲述的一系列平庸俗套，却藉“真实性”借口而变得深刻的故事中，发展到了令人不齿的程度。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一个由电视带来并最深刻地影响着电视本身的多元化文化中，亦即后现代批评家博德里亚所说的“电视既是病因又是病症”⑻的文化语境中，叙事已无法被纳入统一的价值意义之中，一部企图让“观众喜欢的电视连续剧，总是要试图满足包括两极在内的两极之间的尽可能多的观众价值取向，这就无可避免地在其叙事中阐释着某种价值意义的同时，包含着对这种价值意义的反讽和消解。”后现代语境中的《太平天国》电视剧，其故事情节以及在其间发展的人物性格，都已经不可能像古典时代的《三国演义》一样，在一种单一的价值选择主导下发展，诸葛亮的善，有草船借箭的智慧、七擒孟获的仁义、出师表的忠、空城计的勇。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的性格弱点的发展，离开了张笑天追求的历史英雄性格的超越性价值的统一性和深度意义，走向了非英雄乃至反英雄，是主创人员始料不及的。这是叙事文本单一风格和电视多元价值追求的矛盾造成的，这也正是中国电视剧创作中，由于对后现代多元维度中的电视叙事多样性的不自觉而普遍存在的问题。

电视批评家吉姆·柯林斯在其《电视与后现代主义》一文中，分析了美国著名电视剧《双峰镇》基于自觉认识，而在价值意义和叙事风格多样性上取得的兼收并蓄的风格化特征，及其获得多维观众认可的效果。⑼无论是从电视批评还是电视创作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它(《双峰镇》)从哥特式恐怖故事、科幻小说、警方疑案故事以及肥皂剧中采用了一系列视觉上、叙事上和主题上的惯用手法，在特殊的场景中，这些兼收并蓄的折衷主义通过对各种接受类型的不同处理而得到强化。在某个场合，一种类型的惯用手法被“正儿八经”加以运用；而在另一场景，它们可能会被用来为某种互相矛盾的滑稽模仿表演服务……但这部电视剧从来又不仅仅是装腔作势的表演；其滑稽模仿的视觉被更直接的表达方式所取代，激发起的是一种富于同情心的反应而不是纯粹滑稽模仿的反讽距离。”

也就是说，《双峰镇》以真挚情感和反讽离间的不断流转交替，表达并满足了电视引发的后现代多元性主体价值观念交融互渗的要求。而《太平天国》仍然试图从“客观”的角度，把人物严肃地统一在超越性英雄价值观上，进行三七开或七三开，这就不仅让观众直接面对两个极端的价值意义，即人物作为历史英雄的观念引导和作为腐朽愚昧的专制者的种种劣行表现而不知所措，更使这两种极端的价值，由于没有过渡而无法在人物性格中求得统一。

三、电视剧对历史叙事民族传统的自觉选择

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对于历史“近乎宗教的”崇尚和迷恋，使得历史作为我们民族智慧和生命意义的表征，渗透于各个时代艺术的各种形式，总是最能唤起民族同感，也最具民族艺术魅力的文化传统。

同时，这种崇尚也使中国的历史叙事显得格外慎重也格外拘谨。作为艺术的中国的历史叙事，不是在能令想象驰骋纵横的史诗中开始，而是在与史书有着类似审美效果的史文中发端，“一种纯客观的幻觉由此产生，并且成为一个经久不坏的模式，从史官实录到虚构故事，横贯中国叙事的各种文体。”这就是由第三人称“他”者叙述人从全知的外视角，以权威性的概括、评述、对史实的强调和“述而不作”的姿态造成的“客观陈述”的感觉。从史书到野史到演义乃至大量当代历史小说、戏剧、电影和电视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种传统一脉相承的延续性，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制约性的观念——“在那些以表现重大历史题材为对象的影片结构中，设置一个‘全知’式(他者)人称叙述视角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能够提供一种总体意义上的知识背景与历史视野”，并具有“概括性叙述与评价功能”。

《太平天国》似乎是严格遵循这一传统模式的范例。然而，“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叙述人声音已失去了统一文本的力量，因而失去了慑服观众的权威，由史料佐证的史实也很难与现实投射的意义统一于观众经验中的真实感，于是模式传统本身成了观众接受历史叙事的障碍。

在所有模式和所有规则都无法涵盖和遮掩现实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今天，人们早已在电影《泰坦尼克号》的露丝和《大明宫词》的太平公主身上，感受到了内视角叙述人传递出的亲历者的历史真实感和权威性。如果《太平天国》由亲历了运动的知识女性——女状元傅善祥来叙述，故事会不会因为她的亲历而更具深刻人性的真实意义?情感因为她的女性视角而更多彩细腻?历史人物的恶劣行径经由她的主观视点而内化为英雄性格弱点?历史叙事经过她类似于史官的责任感和胸襟而更具磅礴气势和可歌可泣的悲剧感?

对传统俗套的厌倦总是标示着创新的要求和可能性，但是创新并不总是意味着对文化传统的否弃或替代为新的模式。实际上，细究起来，主观内视角叙述人也是“古已有之”的述史方法和观念之一，只是由于史家们一次次偶然选择的疏忽，未能发展其优势而昭显为中国述史之主流文化传统而已。

强调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是电影和电视在“入世”以后对抗好莱坞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共识性策略，但是，由影视倡导的大众文化已经把观众培养成“倾向于忽略电视有意为之的影响，而只从电视中撷取最适合他们的东西。”尖锐的个体与多元化的群体使折衷主义的拼凑成为一种必然，作为选择对象的民族文化也无法越出老少皆宜的艺术旨趣的限制，来进行具有深刻传统意义的独创性的叙事风格的开拓。只有对此有着高度自觉意识的大众文化叙事文本，才能够使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都对这种后现代景况中选择的偶然性和矛盾性作出准确反应。

注释：

⑴参看王新勇著：《空山灵语》，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⑵⑷⑸《一部反帝反封建的英雄史诗——太平天国》，载《中国电视报》，2000年4月17日第15期。

⑶孟悦著：《历史与叙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53页。

⑹⑺参看高小康：《人与故事》，东方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67、17页。

⑻⑼⑽⒁罗伯特·C·艾伦：《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第348、349、351、344页。

⑾⑿［美］蒲安迪著：《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第15页。

影视文化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跨文化传播；现代大学生；文化意识

“鱼是否知道自己是湿的?”这是文化、媒介评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不知道”。鱼的生存是由水决定的，只有在没有水的情况下，鱼才会感觉到自己的处境。这个例子对于人和大众媒介来说是同一个道理。媒介已经完全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至我们经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更感觉不到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媒介向我们传递信息，给我们提供娱乐，使我们兴高采烈，让我们烦恼困惑。媒介改变我们的情绪，挑战我们的文化意识，侮辱我们的理智。

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变为“地球村”的今天，大众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改变传统文化边界，拓展文化空间的过程中，推进着跨文化传播，进行着文化的整合，同时也携带着政治与资本的力量，推行着文化霸权主义。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各种文化正是由于不断地吸收不同文化的有益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

现在越来越活跃和频繁的跨文化传播使我们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充满了新鲜内容，校园媒介也开始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例如，大学生们穿的是“韩国风”和“欧美风”带来的、款式多样的、休闲时尚的衣服；戴的是“韩国风”吹来韵有着光亮色彩的、能展现大学生青春活力的、精细幽雅的饰品；我们的手机彩铃是现在最流行的韩文或英文歌曲；宿舍墙上贴的是安在旭、Rain、张东健、金喜善等韩国影星的巨幅海报；手机、钥匙或书包上挂的是“冬日恋歌”的插图或Rain、辈勇俊等英俊韩星的小型照片；课余休闲时，我们在网上看韩国最新的浪漫爱情剧或美国现在最受欢迎的连续剧；我们模仿韩剧男女主角的流行发型和发色，现在我们最想去的城市是汉城……

追求浪漫、追求美、追求时尚、追求新形式和新鲜内容，喜欢模仿别人的东西、适应性强、价值观和审美观灵活的、代表一个时代的现代大学生正在成为吸收跨文化传播养分的主力军。我们的各类文化意识也随着跨文化传播的潮流而打破了本土文化的界限。具体说来，跨文化传播对现代大学生文化意识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服饰文化意识的影响

公元前221年以后，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织品通过贸易进入欧洲，促使西欧人广泛地了解东方的古老文明。从此东方文化开始影响欧洲中世纪人们的服饰。中国织物光泽华丽的外观、豪华的金银线刺绣与欧洲人对神的崇拜心理一拍即合。尤其在l3世纪，随着西方和东方贸易的不断加强，形成了欧洲人热烈追求东方服饰的热潮，女装衣服的领、袖、衣边均出现模仿绣花的形式。因此，中国袍装和装饰对后来的西欧服装的演变和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可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的跨文化传播对各民族的服饰文化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而现在，“欧美流”和“韩流”在中国迅速蔓延，对中国的服饰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充满活力、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现代大学生，常常把具本民族特色的传统衣服叠放在箱子里，成为追逐“欧美版”“韩版”潮流的主力军。

几年前，在年轻人中间兴起美国黑人的“街舞热”，在我们校园则引起穿HIP—HOP服饰的浪潮。在校园里，无论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男生或女生，都流行穿宽大的休闲T恤、肥大的裤子和滑板鞋。几年来，随着韩剧越来越多的播放，走在校园里，身旁飘过的、一身精致时尚韩版服装打扮的个性男女越来越多。韩剧给人印象最深的除了剧中女美男俊的主角、催人泪下的煽情剧情外，还有男女主角青春亮丽的各色服饰。现在“韩国风”征服了无数年轻人，让欧美时尚成功的亚洲化。

突出自由自在的个性，即不像西方服饰那么开放、又没有东方服饰那么的过于保守，注重精美的细节处理，简约而含蓄、大方，经典又不失时尚、朴实，闲适中透露出高雅，适合各种场合穿着的休闲、舒适的韩服符合具有追求完美、自然轻松、无拘束的浪漫休闲心态的，还在校园学习生活又渴望时尚个性的现代大学生的审美情趣。也因此，风靡流行的韩服成为了现代大学生的首选。

大学生们也喜欢佩戴韩剧里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首饰，喜欢金黄色的、剪得千奇百怪的韩版发型，还喜欢像韩剧中的女主角一样着鲜艳的眼影，抹光泽的唇膏，以此炫出自己的青春。

由此可见，跨文化传播使大学生的服饰文化意识更多样化、个性化和色彩化了。

二、对饮食文化意识的影响

饮食文化，从本质上说，不是指这个人和那个人在餐饮上应该做出哪种选择，它指的是隐藏在人们心里的东西；如共同的历史背景、民族文化的基础；指的是人们在这个方面连续重复的群体实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为了生存，曾发明很多加工食物的工具以及各种烹饪技巧和食用方法，并把这些技巧和食用方法利用各种符号传播给别人。也正是因为这些饮食文化的传播，人类积累了丰富的饮食习俗、典故、思想和理念。

信息交流对饮食文化的影响很大，特别是跨文化交流对各族人民的饮食文化意识的影响更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环境的不同，造成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各民族的饮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中国饮食文化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长盛不衰，是因为，不仅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传播交流，同时又积极吸收海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饮食文化。

从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大众传播媒，跨文化传播和交流不断地影响我们的饮食文化，断地更新我们的饮食文化意识。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商业贸易传播和宗教传播是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而现在各大众传播媒介也成为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2002年笔者刚进大学的时候，同学们中间去肯德鸡、百富、德克士等西式餐厅就餐的情况不是很普遍。但随着乌鲁木齐西式餐厅的增多，西式食品价格也随之下降，在校园里，学生去装修豪华、优雅的肯德鸡、德克士、西饼屋等西式餐厅消费成了一种时尚。在各种节日里，同学们很喜欢去环境舒适、给我们新鲜感的西式餐厅，享受给我们带来新滋味的西式食品。最近，随着“韩流”热在中国的出现，各式各样韩国料理的美味也飘到了我们的身边。像西餐很快成为我们饮食文化的一部分那样，不久，韩餐也将成为我们饮食文化意识的另一个新内容。

三、对节日文化意识的影响

世界上各民族都有本民族特色的各种节日。如圣诞节是西方人的最大节El，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最主要节日。随着各民族和各国之间跨文化交流和大众媒介的跨文化传播的日益增多，其他民族的一些节日不同程度地融进了我们的节日文化。特别是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和父亲节等典型的西方国家的节日，在新疆的各民族人中尤其是年轻大学生中很流行和普及。

每次圣诞节，不论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还是其他学院的学生，都会用圣诞树和圣诞礼物把教室和宿舍装饰得非常漂亮，门和玻璃上贴着“MerryChrist．mas”的贴纸，并相互发短信来庆祝。情人节是追求和向往浪漫爱情的现代大学生的另一个重要节日，母亲节和父亲节则是我们向父母表达孝心的重妻节日。总之，这些典型的西方节日已成为大学生节日文化意识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对休闲娱乐文化意识的影响

年轻人都特别重视娱乐活动。尤其是在校园重重的学习压力下，在做不完的作业之中忙来忙去的大学生，特别渴望参与轻松愉快的娱乐活动。几年前，校园里主要盛行的娱乐活动是去操场打球，在安静的树林里跟朋友聊天、看小说，晚上则去操场沿着跑道跑两三圈或散步，或去看学校搞的各类晚会。

而近几年来，在大众传媒带来的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和电子产品的日益发展中，我们的娱乐活动和娱乐文化意识也多样化了。大学生喜欢去学校附近的网吧打电子游戏，入迷地看韩国的浪漫爱情故事和好莱坞大片，通过QQ聊天交友，随身带着MF3或MP4听港台、欧美和韩国的流行歌曲，在周末或各类特别的日子里，则跟朋友去舒适、浪漫的咖啡厅、酒吧或西式餐厅。

影视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商业大片　汉服　服装设计　视觉文化

一、现象：古装商业影片的汉服

古装商业影片，成为近年中国电影主体市场的亮点，从《十面埋伏》《英雄》、《无极》，到备受关注与争议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都赢得不菲的国内票房。这些国产商业影片有一个基本共性，即基本的故事构成要件贫弱，反之，服装与美术设计等作为视听综合艺术的形式要素，表现得别出心裁、美仑美奂，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成为电影受众议论的焦点与影片的亮点。就《满城尽带黄金甲》而言，那数量千万的金色与银色的铠甲，那充满杀机并不乏唯美色彩的围巾，还有宫女嫔妃穿的低领V字开口艳装，着实让人吃惊不小，这部影片为之获得美国电影业服装设计工会奖中历史类最佳电影服装设计奖《英雄》的服装设计也较有成就，章子怡一袭红妆，领口与衣带缀绣花纹，李连杰则黑冠带、黑发额、黑盔袍、黑剑盾。张曼玉与梁朝伟都着翠绿纱衫，红色、黑色、绿色被分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

电影演员的服装是由美工组的服装师设计出来的，电影服装设计是电影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古装商业影片而言，服装设计注意的要点很多，不仅拘牵于剧本、剧情，而且还有导演业已成熟的艺术风格。另外还需有利于演员在典型环境中的形象塑造。所有这些都建立在一个既定的前提之下。即电影服装设计要基本符合人物形象所处历史阶段的服饰风俗或传统。

在历史语境内，中华民族的服饰传统就是汉服，汉服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基本特点，那就是“上衣下裳，束发右衽”。《周易・系辞下传》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上衣下裳”是华夏民族最早的服饰传统，“衣”指上衣。有方领与交领之分，交领又叫“衿”，交领处有结，腰间系带，男性常用革带。女性常用丝带。贵族多穿帛衣和皮衣，贫民则着粗麻或兽毛制成的短衣，汉代学子常服青色交领上衣，因此，曹操《短歌行》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表达其功业未就而求贤若渴的充沛感情。“裳”指下衣。追根溯源，是由上古先民的遮羞布演变而来，裳有帷裳，或者称“帷”，帷者，围也，指围在下身的布帛，《论语・乡党》云：“非帷裳，必杀之”，杀指杀缝，想必帷裳是不必杀缝的，可见帷裳是裳的最初形式。就裳而言，郑玄称：“凡裳前三幅，后四幅也。”大致样式指前面由三幅连缀，后面由四幅连缀，腰部带褶，褶的多少大小。以裳的上腰部与穿着腰身粗细为度。“束发右衽”也是华夏民族最早的服饰传统。古人“束发”出于礼义的要求，《礼记・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男子束发以加冠，女子束发以加笄，成为成年男女的日常服饰特点。古人之“衣”，均为右衽，指衣襟右掩。系于腋下。束于腰间。其直接功用在于遮掩裳的开口之处。

“上衣下裳，束发右衽”表现出来的汉服基本特点，以及它在不同时代的流行款式，已经成为古装商业影片中电影服装设计的重要参照。具体表现为，反映不同时代的影片要求相应的汉服特点，在大致遵循汉服形制的前提下，演员着装的具体款式与颜色搭配可根据影片类型、演员风格与角色性格决定取舍，甚至可以加进某些现代设计元素。电影服装设计最终做到的。是能够将服装设计化入人物形象塑造，使之成为剧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传递出与影片主题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内涵。

二、符号：民族文化的形象识别

汉服所具备的独特的审美特征，与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尚书・武成传疏》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华夏”成为我国的代称，暗含着服饰之美是我国的伟大象征。中国美学体系是以“意象”为基本范畴的审美本体论系统。美的创造表现为“意象”的产生及向境界的升华。“‘象’既是意象之本，也是美之本。无象则无美。”汉服之美不仅表现为古人对美的追求与创造，尤其表现为汉服所自觉呈现的审美意象。同样作为认知世界的方式，“象”比“言”可能更接近现实本身，因此，才有《周易・系辞上传》“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就汉服的审美意象而言，它必然会传达出一种精神内涵，换言之，汉服是一种“道”的外化与象征。而这种“道”指称什么呢?

春秋以降，中国上层社会兴起宽衣博带，并将其视为尊贵加以推崇，有这样的社会风气，衣与裳被时人缝缀在一起，称之为“深衣”，取象于“披体深邃”。汉代以前袍服已经盛行，何谓“袍”?《急就篇》注云：“长衣曰袍。下至足跗”，指衣的长度达到脚脖的衣服。由于深衣在中国服饰史上出现早，流行时间长，及其对现代服饰的巨大影响力，人们将其视为华夏服饰的重要代表，我们以深衣为例说明。《礼记・深衣第三十九》记载深衣形制云：“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圆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礼记・郊特牲第十一》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被视为儒家经典，深衣形制讲究“规”、“方”、“直”、“平”，强调“天人合一”和等级秩序，隐含着其符合儒家思想要求的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乃至伦理观念。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文化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这个意义上，深衣不仅是汉服的一种款式。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实存，甚至是华夏文明的一种表征。

深衣如此，其他汉服款式亦如此，如汉服的上衣下裳，《周易・系辞下传》中就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的记载“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那么上衣下裳取向于天地又有什么意思呢?《礼记・乐记》记载：“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天尊地卑，决定了君臣之间君尊臣卑的等级关系。而上衣下裳的冠服制度，则成了标志和维护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这就很明显的把服饰创造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彰示了古代服饰的文化功能。在这里，上衣下裳的服饰不单单是指服饰本身，而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象征、一个统治工具，从而形成中国古代独特的“服饰治世”文化现象。汉服作为电影服装设计审美意象之“道”即在于此。

事实上，在较为严格的文化学理论范畴 内，汉服仅仅是表征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事象，对于整个华夏文明而言，可能并不那么重要。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斯塔德(Hofstede)把文化分层解析，将一个民族的文化比喻成一个洋葱，由表及里分别为象征物(Symbols)、英雄人物性格(Heroes)、礼仪(Rituals)、价值观(Values)。在他的这个理论里，汉服与语言、建筑物等一样，人们能够看得见，并很容易分辨出来，它们共同隶属于最外层的象征物。但是。也应当看到，在象征物意义上的汉服出于礼仪的需要，常常关系到个体在社会交往与生活中的行为方式甚至方法。因此，汉服又隶属于礼仪层。事实上，无论是作为象征物或是礼仪。汉服毋庸置疑地都能够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按照巴尔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电影服装设计成为使用影像加工与创造银幕世界的一种“代码”。它也存在表层和深层两个结构系统。既可以为视觉形象地感知，又可以不断生成意义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电影视觉符号的汉服具有生产功能，它生产出一定的意义。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不仅如此，作为电影视觉符号的汉服。也会生产出相应的社会解读和文化认同。由此生发出个体的身份认同和相同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汉服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事象。其传达的不仅仅是高超的美学工艺，还是汉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与理想追求，每一位华夏子孙都会从中寻找到某种精神皈依，体会到历史的厚重感，增强实现民族腾飞的责任感。

三、视觉：服装设计的审美期待

电影服装设计作为最终呈现于银幕的影像，最终是服务于电影受众的视觉的，也就是最终要“被看”的。对于广大电影受众而言，对电影服装设计注意与否可能因人而异，他们具有视觉选择的自，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选择性是视觉的重要特征，他形象地阐释说：“在观看一个物体时，我们总是主动地去探查它。视觉就像一种无形的‘手指’，运用这样一种无形的手指，我们在周围空间中运动着。我们走出好远，来到能发现各种事物的地方，我们触动它们，捕捉它们，扫描它们的表面。寻找它们的边界，探究它们的质地。”阿恩海姆讲这番话，主要用以说明视觉是一种主动性很强的感觉形式，而积极的选择是视觉的一种重要特征。以视觉为理论视域，电影艺术被作为视听艺术，影像与声音是电影艺术的重要媒介，或者说是电影艺术具有本体性的特征，其中的影像是靠视觉来解读的，电影服装设计最终也是服务于视觉的。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影像或图象占据了我们文化的主导地位。人们越来越倚重于通过影像或图象来理解和解释世界，视觉对于人们变得如此重要，我们已经步入视觉文化的时代，如周宪所指出的，“我们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觉文化时代，它给我们带来许多值得深省的文化问题”。进言之，视觉性已经成为文化的主导因素，广泛的视觉化在深刻地改变许多文化活动的形态，电影也不例外，以影像为重要媒介的电影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事象，我们都感受到其作为视觉媒体的强大影响力。以此为讨论背景，电影服装设计蕴藉的审美期待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