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舆论监督论文范文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1

【论文摘要】：自17世纪70年代调查性报道诞生以来，越来越受到新闻界的重视。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调查性报道的舆论环境日趋成熟，调查性报道在我国发挥着巨大的舆论监督作用。

一、调查性报道的概况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较为系统、深入地揭露政府、公共机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为主旨的新闻报道形式。它利用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某一事件，尤其是关系到影响公共利益的不正当行径的强有力的解释。[1]

调查性报道包括揭露性报道和调研性报道。揭露性报道的重点是揭露政府官员、公司企业经理以及公共机构中管理人员的不法行为和丑闻。调研性报道其重点既非揭露某桩丑闻，也非追踪某个特定的违法者，而是系统的调查研究政府机构、公司企业以及整个社会制度中存在的痼疾和缺陷。

由此可见，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在于，媒体在报道中并不满足刊登政府部门、执法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常规新闻来源提供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也常常是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新闻来源，但是他们仅仅是调查的起点，而非终点。

一般报道只报道个别的、孤立的、公开的突发事件的结果，而调查性报道则更为注重挖掘业已发生的新闻事件的内在的、隐蔽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正如沃尔特．福克斯所说，调查性报道往往来自"新闻报道主流外所获得的材料"，却也常常是"一个记者能够写出的一些最重要的报道"。[2]他们潜藏在公众日常谈论的新闻事件之下，如果不是有敏锐嗅觉和强大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冒着风险，付出比日常报道多出数十倍的努力，将其揭示给受众的话，也许永远不可能公诸于世。记者们这么做的理由，主要是基于新闻界的一项基本理念--也许，称之为美好理想更为确切--即保卫公众利益，利用传媒的力量进行舆论监督。

调查性报道发端于美国并成为美国以至整个西方新闻界的主要流派之一。在其他国家的新闻界，调查性报道也同样受到公众的欢迎。在印度，派记者冒充军火商人揭发政府高官受贿行为的网站一夜成名；在动荡不安的非洲，尼日利亚记者也以其对政治黑幕的勇敢揭露而享有"世界上最勇敢的记者"的美誉；在韩国，媒体的报道帮助揭露了卢泰愚总统的受贿行为，导致其下台与入狱……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舆论监督的大旗下，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明显增多了。毫不夸张地说，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以成为全球新闻界的主流。

二、调查性报道在我国的舆论环境

60年代初《人民日报》记者连云山赴深圳调查边民逃港事件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写下了四篇内参，建议建立深圳特别政策优惠区。这是我国新闻界最早的优秀调查性报道之一--尽管它并未被公开发表。

1980年，《工人日报》率先披露了"渤海二号"沉船事件，阻止了一些领导干部"丧失当成喜事办"的企图，这一报道促使有关部门查处了有关领导的责任。[3]

从连云山的"内参"到《工人日报》公开报道"渤海二号"沉船事件，舆论环境已经有了极大改善。"渤海二号"沉船事件的公开报道并产生影响，标志着我国新闻记者的调查性报道从"内参"走上了公开发行的刊物，从而使这些原本秘而不宣的事件置之于公众视线及强大压力之下，调查性报道乃得以发挥它巨大的影响力。

跨入90年代，媒体开始把反映民众呼声，从事舆论监督视为自身的神圣职责。

三、调查性报道的舆论监督作用

要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作出恰当的评价，并非易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调查性报道对我国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调查性报道的风行，首先令公众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从而更加充分的发挥了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以前，我国公民对于政府的决策运作几近一无所知，只有被告知结果并表示拥护的权利，而现在，通过调查记者的努力，我国人民逐渐开始获知政府的决策过程，这使他们有机会进行独立思考，并通过媒体的互动发表个人意见，换言之，公众开始以这种方式参与公共政治事务，进行重大决策，这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是一个重大突破。

媒体对于国家公共事务进行广泛的调查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透明、公开。它为公众提供了一条与决策者对话并进行监督的渠道，也因此促使政府在决策时更加谨慎，更加积极地与民众进行沟通以获得支持。例如，全国人大在修改《婚姻法》时，各媒体进行的相关调查性报道，就获得了立法者的关注，其调查结论在讨论过程中得到了反映。调查性报道的有力监督，还促使政府加快进行制度改革。近年来，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秩序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均是不同程度地在新闻媒体的监督和暴光下促成的。这有力地说明了调查性报道强大的新闻舆论监督作用。

调查性报道的另一个突出的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体现在有力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在震惊全国的"8.24"张金柱交通肇事案的系列报道中，《大河报》在对整个案件不明的情况下，将记者手中的主要事实毫无保留地公开，并配发了措词严厉的、态度明朗的评论。透明化操作使所有可能进行黑箱操作的渠道全部被堵死，各种可能的说情、利诱、胁迫也失去了机会。这种堵死一切退路的做法，令当权人物不能不有所顾忌。两天后，一直期待案情水露石出的市民终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可以想见，如果《大河报》没有进行这一系列的调查性报道，身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很可能在司法系统少数人的"帮助"下逍遥法外。对张金柱一案的报道，很大意义上可视之为媒体运用调查性报道遏止腐败的胜利。再如2001年广受公众关注的"黑哨事件"，毫不夸张地说，是《新闻调查》、《今日说法》等一批权威媒体的加入，促使司法机关介入了对于传闻的调查，并最终对龚建平等一批涉嫌吹黑哨、拿黑钱的裁判采取了行动。

此外，调查性报道还有重要的制定议程的能力，提醒公民们有那些问题是没有受到重视的。虽然持续的新闻关注并不能确保问题得到讨论和解决--例如：司法机构采取调查行动并诉讼渎职者--但它至少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否则，问题可能被永久性地掩盖在假象之下。《南方周末》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一系列关于三峡水库的报道中，提醒公众：三峡的建设并非完全没有隐忧，它可能导致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恶化。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也曾率先在2001年12月中旬对足球界的"黑哨风波"进行了深入采访。尽管一度被要求延期播放，但这期报道最终和其他媒体的调查一起，引起了公众特别是人大代表们的高度关注，从而促使原本对介入持消极态度的司法机关开始了岁黑幕的长期调查。

凡事都有两面性，调查性报道尤其堪称新闻的双韧剑。因此我们在运用调查性报道进行的新闻舆论监督时，一定要把握正确的尺度，找准方向，尽量避免其消极影响，从而促使它推动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海燕.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新华出版社,2003.

[2]沃尔特.福克斯.新闻写作--报刊记者指南.新华出版社,1999.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2

关键词：新闻舆论；舆论监督；政府行为

一、 我国新闻舆论对政府行为监督进程中的进步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政治文明的提高，新闻舆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已经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新闻媒体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不但有法可依，并且新闻媒体监督政府行为的渠道变得更加多样化了，新闻舆论监督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首先，我国立法更加重视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权。我国的正在逐年立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虽然具体的新闻法尚未出台，但是个级政府都在积极的制定法规来维护新闻媒体的新闻监督权，以昆明市为例，昆明市人大制定相关法规规定："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的"，将被问责直至追究法律责任；"新闻媒体应当对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其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昆明市人大将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列入地方法规，将"文件支持"转为"立法支持"舆论监督，是值得称道的"破冰之举"。[1]

其次，新闻媒体自身也更加注重监督的规范性。在新闻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新闻媒体记者本着负责的态度，认真调查真相，使新闻报道做到了不偏不倚，最大程度的还原真实。在近些年来的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不再是简单的为报道而报道，而是为了真相而报道。

政府部门对于新闻媒体的法制意识增强，政府部门不再是一味的对新闻媒体进行控制，使其不能正常进行监督。而是更多的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与新闻媒体进行沟通，使新闻媒体能够更好的进行监督工作，同时使政府部门自身的政务得以公开，使民众通过媒体报道对政府政务有个更好的了解。例如，政府部门定期召开的媒体接待会等。这些都是政府部门利用法律法规与新闻媒体理顺关系，相互合作的表现。

二、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政府行为进程中的不足

（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仍然较小

虽然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仍然还很不够。新闻舆论往往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地域内有着良好的运转，纵观我国新闻舆论的整体状况，仍然是力度较小。

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在经济发达城市运转情况较好，力度较大，但是在一些二线城市以及基层县镇，舆论监督仍然是表面城市，没有形成很好的局面。

除了地域上了差异外，新闻舆论监督的机构并不普遍具有监督力度，在经济发达地区的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以及各省级电视台等，这些机构掌控的资源角度，拥有的权力较多，因此监督力度比较大，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也比较到位。但是，在一些地市级电视台，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舆论监督的力度较小，往往表现为只是表面上的监督，形式上的监督，而其实际作用并不大。

在我国，除了新闻监督因为时间和地区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外，新闻舆论监督也因受到了很多条件上了限制而导致监督力度较小。比如，新闻媒体往往受到了地域上的限制而导致监督无法正常进行。在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调查的时候，往往不只是局限于本区域内的，但是当新闻媒体进行跨区域，跨部门调查时，往往受到地方的一些"保护性"限制而致使调查监督无法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我国新闻监督力度由于受到了时间，当地社会发展水平，地域限制等种种原因而导致新闻监督力度仍然较小，全国范围的良好的舆论监督体制仍没有有效的建立起来。

（二）新闻监督权力的滥用

近些年来，我国新闻舆论监督飞速发展，但是伴随着新闻舆论监督事业飞速发展同时是新闻官司不断的增多，而这些案件往往以新闻媒体的败诉而告终，新闻舆论监督权力的滥用往往导致我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下降，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受到制约。

新闻舆论权力的滥用在我国近些年来有下列现象指的我们注意。

其一，新闻媒体报道往往急功近利，报道过于匆忙缺乏调查，导致新闻报道出现了偏差，这一方面使被报道者的名誉和利益受到了损害，同时也使公众对于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其二，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过程中，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和个人主观色彩的浓重而导致新闻报道失当。

其三，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往往受到人情以及诸多其他因素而导致在报道过程中掩盖部分真相等而最终导致新闻报道出现偏差。

（三）新闻舆论监督角色定位偏差

在我国，对于新闻舆论监督角色的定位是，新闻舆论监督是除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外的重要监督方式。这就决定了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是除体制内监督外监督的重要的一种方式，新闻舆论监督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坚持"不失位，不越位。"

但是我在我新闻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往往还是存在着很多失位，越位现象，这导致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受到影响。

首先，新闻媒体放弃监督与批评。在我国，很多新闻媒体放弃了法律赋予的监督与批评权，意味跟着政府的步调走，为政府片面的歌功颂德，使得新闻媒体的形象受到影响。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媒体广泛的存在。

其次，新闻媒体监督报道过程中夸大报道。"在现实生活中，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是复杂多样的，决不能采用统一的尺度、模式和方法监督所有的事件。" [2]这说明在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必须客观，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新闻媒体的报道往往过于带有倾向性与感情化的色彩，这种没有站在客观位置上进行报道的做法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往往会影响到一件事件处理的公正性。

再次，在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实际进程中，新闻媒体相互竞争意识过强，这种竞争往往表现为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过程中采取过激手段进行报道，这些不正常的竞争往往导致报道事实，而最终会影响社会大众的对一事件的判断。

新闻媒体自身的定位失位究其根本原因是新闻媒体自身的责任感不强，没有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放在第一位。所以，我国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亟待加强。

三、改善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的对策

（一）逐步完善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保障

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广大新闻媒体，但是在我国长期的新闻舆论监督实践过程中，政府部门往往对于新闻媒体管的过死，过严，这就使得新闻媒体在监督过程中往往因自身的权力过于弱小而导致新闻媒体在监督过程中出现有心无力的现象。新闻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往往受到干扰，"一些被批评部门和单位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有些甚至进行刁难。" [3]对于这些问题，解决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加强新闻媒体一定的监督权力。一种权力的加强可以限制另一种权力。加强新闻媒体的权力势必会使政府部门在面对新闻媒体的监督调查时有所畏惧，同时也可以使新闻媒体能够更加放开的对政府部门进行调查，使监督与调查进行的更加顺畅。

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新闻媒体报道监督时受到了严重的地域限制，这使得新闻调查严重不畅。建立各地的新闻媒体联动机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很好的帮助。

目前在我国，新闻媒体之间相互比较分立，很多新闻媒体还树立了很强的竞争关系。这不利于新闻媒体整体的前进与发展。新闻媒体应该保持相互的联系，相互的帮助，相互的资源共享。我国亟待建立新闻联动机制，这首先要有国家相关的新闻管理部门加强引导使新闻媒体加强新闻媒体的联动意识。另外，新闻媒体的积极实践也可以为联动机制的建立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媒体联动是创新报道模式的一着好棋，只要有很好的选题和报道计划，并通过良好的组织协调，保证报道计划的落实，往往可以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去年底，武广高铁开通的系列报道，以及今年一季度的全国性用工荒报道，武汉晚报都采用了媒体联动的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报道效果。" [4]

（二）逐渐增进媒体与政府之间互动

"在中国语境下，由于舆论监督主体与党和政府、公众的关系比较特殊，就决定了舆论监督不可能是非常单纯的监督主体。新闻舆论在进行舆论监督时，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进行舆论监督，还受到其他两种力量的影响，即受到党和政府、公众力量的拉动、制约。" [5]因此，新闻媒体机构不应一味的去强调自身的主体地位，应该切实的转变思想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新闻舆论监督报道的客观、真实和准确。

首先，新闻媒体应切实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树立为广大民众的利益而监督政府的思想。唯有这样，新闻媒体才能在民众的支持下持续的发展。

其次，新闻媒体应理顺与政府的关系。在对政府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既不能一味的惧于政府权威而进行片面的歌功颂德的报道，也不能不负责任的对政府一味的挖角进行批评报道。既要明确我党和政府的主要思想和政策方向，又要客观的对政府做出了错误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和批评。只有这样，新闻媒体才能够与党和政府部门进行很好的互动。

四、总结

我国新闻舆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是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和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而出现于发展。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新闻舆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政治逐步的进步，但是伴随着进步有问题，有问题就需要相应的方法进行解决。

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民众，新闻媒体以及政府的三方互动，这个互动影响着政府决策，影响着官员廉政，影响着大众生活。我国经过多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闻监督事业的发展逐渐有了法制依托，社会民众的新闻监督意识逐渐加强，同时新闻舆论监督也促使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近些年来，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政府行为也存在着很多问题，突出的问题显现为监督力度仍然较小，新闻监督权力时而被一些人滥用，新闻舆论监督的角色定位往往出现偏差以及新兴媒体发展缺乏规范等。这些问题影响到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大局，给广大社会民众带来了损失。

总结来说，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政府行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成就中各种问题也开始凸显，要使新闻舆论监督健康持续的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扭转思想，健全法制，努力创新，为新闻监督事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使社会大众都拥有健康的舆论监督意识。

参考文献：

[1]王研.干扰阻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者将被问责直至追究刑责--昆明舆论监督法治化引强烈关注[J].《法制日报》.2009（8）.

[2]林凌.论新闻舆论监督的角色定位[J].《当代传播》.2007（5）.

[3]刘明章.试论新闻舆论的监督与被监督[J].《新闻通讯》1998（10）.

[4]左洋明.媒体联动--一种创新的报道模式[J].《新闻前哨》. 2011（3）

[5]张涛甫 童兵.当代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动力分析[J].《现代传播》.2007（3）.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3

【关键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问题；措施

一、前言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在大力弘扬正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成为了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的另一种方式。不过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要跟上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法律意识和满足人们在新阶段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要求，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不规范、不健全的地方，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影响到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工作的开展以及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所以，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合理、法制健全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机构，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符合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已成为我们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二、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概念及方向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的权利。舆论监督的产生与社会制度紧密相连。在我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监督评议的重要途径。做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是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的手段，也是新闻工作的重要职责。

三、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主要优势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进步，新闻舆论监督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从最初的小心谨慎到今天的锋芒毕露，从以前的屈指可数到今日的遍地开花，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监督特点看，舆论监督具有以下几大优势。一是具有很高的受众关注度和影响力；二是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能力；三是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四是涉及面广，关系到受众的点滴生活。

四、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成就

随着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可以说数量有所增加，范围有所扩大，力度和深度有所加强，呈现出一种渐进、发展的好势头。从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成效看，所取得的成就如下：

1.抵制腐败成效显著。在党中央加强了对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今天，新闻媒体对腐败问题揭露批判的力度大大加强，舆论监督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现在，腐败问题已成为一些强势新闻媒体的重要内容。

2.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得民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省市级报刊、电视都开办了关于“3・15消费者权益日”节（栏）目，实施对产品和服务的新闻舆论监督，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维护了合法经营企业的经济利益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促进立法、监督执法日趋成熟。新闻媒体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引导群众公开讨论，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以保证所制定法律法规的正确和全面。另外，新闻媒体还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对执法机关、执法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通过曝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反面典型形成威慑力，使他们不敢违法，从而推动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良好社会风尚的逐渐形成和发展。

五、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中的现存问题

虽然我国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看待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从总体看，与党和政府的要求、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很大距离。在有的时候、有的地方、有的问题上，群众对我们的新闻舆论监督还不太满意。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还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认识

当前我们一些人对新闻舆论监督的认识还不深刻、不到位，甚至是不正确。认识问题在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中存在的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缺乏力度。其表现：一是批评和监督的限制多，导致范围偏小、偏窄，形不成规模和声势而力度不够；二是批评和监督的目标不明确，重点不突出，导致盲目出击，分散使用力量，形不成合力而力度不够；三是批评和监督的内容不深入，批评不深刻，有些批评报道像蜻蜓点水，不痛不痒而力度不够。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认识不到位造成的。

2.选题难，采访难，取证难，报道难

第一是选题难。所谓“选题”的过程即通过对情况比较典型、事实比较清楚、不触及有关规定又符合当前报道方向的“坏消息”进行报道，进而起到新闻监督的作用。如《焦点访谈》经常反腐案例、刑事案件、家庭暴力等新闻以期引起社会的重视。第二是采访难。舆论监督的内容是坏消息、负面消息，而新闻媒体就是通过对这些负面消息进行恰当的舆论监督以使其更为公正、公开，并让官方介入尽快公正处理。在采访这些所谓的负面消息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和当事人不仅不会提供采访的必要条件，反而会处处作梗、处处设障，强行阻拦新闻记者，用软硬兼施的方法限制记者的行动和自由，这样就给正常的采访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第三是取证难。新闻舆论监督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性质和程度，这需要大量准确、可靠的事实材料做基础和依据。但是，由于记者采访的是负面消息，所以记者在采访时会遭受干扰和阻力，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很难拿到对舆论监督有用的材料。第四是报道难。绝大多数人喜欢正面的东西，因此，新闻记者采写了负面消息，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压制记者和媒体，为媒体实施舆论监督设置种种。

3.新闻舆论监督的外部环境尚未真正形成，地方保护主义色彩较浓

新闻舆论监督的外部环境尤为重要，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作祟，当下的新闻媒体监督一般问题易，监督重大问题难；监督基层工作易，监督领导机关难；监督群众中存在的问题易，监督领导中存在的问题难。如近年来，山西等地煤矿经常发生瓦斯爆炸或矿井塌陷事故，死伤很多人，一些主管领导伙同煤矿的主要负责人对发生的重大事故不报或少报，从而使自己逃避问责或减轻责任。一些新闻工作者报道相关事件后，还有可能被一些领导通过某种手段予以批评或责难，这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报道者的勇气和积极性，进而消减了舆论监督的力度。

4.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缺失，导致无法可依、无规可循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舆论监督法（或者新闻法），更没有一套完整的舆论监督法律法规体系，国家没有从法律的角度和站位去明确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地位、性质、宗旨等。虽然我国党和政府一直比较重视新闻媒体工作特别是舆论监督工作，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和办法，但这些办法可操作性不强，存在着一些缺陷，当新闻记者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并不能很好的解决。

5.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异化，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良莠不齐

当前，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一些传媒把监督作为创收的手段，为了达到吸引眼球、引起轰动效应、增加发行量、提高收听收视率、扩大媒体知名度的目的而进行有悖社会正面导向的舆论炒作。另外，新闻舆论监督最终要靠新闻工作者的实践来完成，但有些新闻工作者的个人素质较差，影响了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常发展。

六、加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有效措施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权力制衡机制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权力制约机制中最体现民主和民意的力量。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合理地实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是值得我们不断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1.提高对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一是要进一步放下包袱，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尽可能扩大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的范围，缩小“”。在一个时期中，在一定范围内，要适当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声势以加大批评和监督的力度；二是要选准批评和监督的目标，突出批评和监督的重点，要注意选择典型的重点人物和事件，集中力量加以突破，防止无计划、无重点的分散使用力量；三是要善于深入挖掘所批评和监督的人物与事件的思想内涵及政治意义，批评要击中要害，监督要有力量。

2.改革现行管理体制，增强新闻舆论监督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为了确保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稳定大局的前提下，应改革媒体的组织结构，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一个一主多元的新闻舆论结构体系，鼓励其他形式的新闻媒体发展。取消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党对舆论监督的行政干预，保证新闻媒体对重大案件有采访、调查、报道、评论的权利。实行新闻单位对舆论监督的报道独立负责制，可以自由地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对某些人或事的曝光不受某一部门领导人意见或看法的左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舆论自由。当然，新闻媒体也应对其所做报道的真实性承担相应的责任。

3.新闻舆论监督与人大监督相辅相成

如果媒体监督与人大监督联袂，人大的权威就与媒体的传播优势很好地结合到了一起，人大借助媒体使代表的意见公之于众，获得广泛的舆论响应，构成对行政机构的强大舆论压力；媒体则借助这种结合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保持了媒体应有的客观、中性的社会身份，顺利地实现单独靠媒体行动无法完成的舆论监督追求。当然，媒体与人大的互动监督并不等于削弱与行政、司法等机关的合作，新闻舆论监督还应当与法律监督、权力监督有效地结合起来。

4.加快新闻立法进程，健全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体系

只有加快制定《新闻法》，才能明确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权受法律保护。有了《新闻法》，新闻舆论监督就会有更加切实的法律保障，新闻机构也就能进一步运用法律武器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也能保护自身的正当利益。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需要法定，新闻舆论监督的责任也需要法定，建立有效的新闻舆论监督机制是保证新闻舆论监督工作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

5.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提升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首先，新闻工作者应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以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认真学习体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髓，树立新闻工作者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做好新时期新闻宣传工作。其次，新闻工作者必须做到忠于党和人民，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正确导向，同时恪守职业道德，坚决抵制各种有违新闻职业道德的不正之风，自觉维护新闻队伍的形象和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声誉。再次，从众多的舆论监督报道中，我们发现很多具有影响力的舆论监督报道都是善于抓住事件的细节，从细节中找出事件的源头和问题所在，这需要记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自身揣摩细节和逻辑思维的能力。最后，新闻舆论监督最需要做好相关的记录，包括采访录音录像、信件、各种资料等等，这样做能够最大可能地保护记者本人。

七、结束语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效方式，是防治政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强大武器。所以，建立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体系对我们尤为重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体系中，只要新闻媒体握紧“舆论监督”这把“利剑”冲破重围，让民主自由的阳光更充分地洒向大地，那么我们的国家会走上一条更加公平、更加民主、更加和谐、更加繁荣的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张益锴.当前新闻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10）.

[2]郑保卫.2002年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综述与评析[Z].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2.

[3]陈一沫，王勇.关于地市媒体破解舆论监督难题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地市报人，2010（9）.

[4]张春喜.浅谈新闻媒体如何做好舆论监督[J].科技风，2013（15）.

[5]朱学成.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法制保障问题探析[N].攀登，2013（4）.

[6]陈沭岸.论社会环境对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消极影响[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3（2）.

[7]薛艳萍，李建红.论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有效途径[J].前沿，2010（21）.

[8]王倩.浅谈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社会作用[J].前沿，2013（11）.

[9]齐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问题研究及对策[J].中国传媒科技，2013（16）.

[10]张立，孙卉.略论加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06（2）.

[11]吴黎.浅析当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不足与完善措施[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12]王维亚，王泓.让“无处不在的眼睛”更敏锐―当前新闻舆论监督的问题与对策[J].安徽警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5）.

[13]岳坤莉.新闻媒体舆论监督问题与对策分析[N].贵州政协报，2013.

[14]徐继胜.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现存问题与对策分析[J].山西青年，2013（10）.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4

关键词:公民社会 舆论监督 公共领域

公民社会是指由自由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社会。以人为本的真正实施,是公民社会形成的政治表现。我们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和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从组成要素上看,包括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主要有行业协会、公民维权组织、民间公益组织、公民自发组织等。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又不属于市场系统(第二部门),所以人们把公民社会看做是既不属于第一部门也不属于第二部门的第三部门。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利用公民社会这个平台有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的公正、公平、正义,使社会公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因此,本文分析了处于公民社会形成时期的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历程、作用、存在的问题以及坚持的原则等问题。

我国公民社会条件下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历程

我国公民社会形成下的新闻舆论监督的历史变迁经历了兴起、发展和持续推动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舆论监督乘着民主法制建设和新闻改革的东风蓬勃兴起,这一时期,“舆论监督”这一概念在我国首次提出,并在新闻理论界和实践界引起注意,得到了初步发展;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舆论监督步入大发展时期,其典型特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将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提升到首位,而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舆论监督在制度法规方面的逐步规范,共同促进了新闻监督实践上的突飞猛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全国新闻媒体掀起了一股舆论监督热潮,诞生了一批新闻舆论监督的品牌栏目。如《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品牌栏目的推出,成为我国舆论进度发展中值得书写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焦点访谈》节目以准确的实事、客观的报道和直击社会阴暗面的胆识,赢得了上自政府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的交口称赞。《焦点访谈》成功的巨大示范效应,带动了全国媒体舆论监督的热情,各地各级新闻媒体纷纷仿效,争相开办栏目,如河南电视台的《中原焦点》、《人民日报》开办的《人民论坛》等,反映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巨大威力。第三个时期从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舆论监督持续深化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和发展,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大众新闻传播媒体不断加大了对各种形式和内容的监督、调查及批评性报道的力度。(2)新闻舆论监督主体的多元化成为新时期舆论监督的重要特征。(3)党和政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关注和重视新闻舆论的对象和内容,为新闻舆论监督的良性运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和理想平台。(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建设的逐步加强和完善,由新闻舆论监督引发的新闻“诉讼”也在不断增多。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处于转型社会过程中公民意识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显著提高,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个别从业人员浅薄的法律意识甚至无知。

我国公民社会条件下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

新闻舆论监督在公民社会形成条件下有三种作用:一是以督导和督促为主的舆论督察作用。舆论督察是新闻传媒代表公众对社会各个方面所进行的以督导、督促为主的监督,其主要特点体现为广泛性、日常性和不间断性。这种监督,涉及相当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既可以是在重大突发事件(如特大矿难事件、重大群众性卫生安全事件、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等)发生以后实施,也可以是在平时就不间断地进行(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如液化气涨价、消费中的陷阱、天价医药费以及公共服务机构的态度和质量问题等进行监督);既可以是对重大事项(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事项如拆迁安置等问题,改革开放中预计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人事改革等)决策过程的督察,也可以是对重大事项贯彻实施情况的督察;督察的对象,既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是正面的和中性的。新闻媒体所进行的舆论督察,并不一定是带有批评性质的报道。不少媒体上的言论,缘事而起,有感而发,秉笔而书,显示了一种群体性监督力量的存在和它所发挥的切实有力的干预。

二是以揭露和批判为主的舆论鞭挞作用是新闻传媒利用舆论的力量,对社会生活中明显有着负面性质且程度较为严重的人、事和现象所作的批判谴责。新闻传播要通过合乎事实的真实报道以及对事实所作的分析、解释,在广大公众中揭露其丑行劣迹,使之在道义上受谴责、在社会上被孤立。

三是以预警和警示世主的舆论警示作用,舆论警示是由新闻传播根据社会舆论和历史经验所进行的提醒式的监督。预警式的舆论监督,是新闻传播和新闻工作者作为社会的望哨,在深刻了解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在某些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凸显之前做出的警示式的舆论监督,是在媒体及其从业者对已出现的重大负面人物事件的深刻反思中实现的。在一次次的严重矿难发生以后,新闻媒体有必要引导人们从思想理念、安全措施、技术条件等各个方面进行检讨。上述三种作用是相辅相成的。三者往往紧密联系,互相包容、补充,且通过形成合力的方式而发挥积极的作用。

当前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标志着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构筑和谐新闻舆论监督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主要表现为:(1)对舆论监督内涵外延的理解失误。(2)舆论监督游离于法律之外,造成侵权事件屡有发生。一些媒体在开展舆论监督的过程中,由于方法失当和把握事实失准等原因,引发一些纠纷。(3)媒介出现基层监管、异地监督的奇异现象,总体监督不力。(4)自我监督不严,舆论监督自身在转型过程中的浮躁和对社会转型的片面理解造成了自我监督不力。如2007年7月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栏目播出的“纸馅包子事件”,就表明了个别从业人员低劣的职业素质以及媒体本身责任意识的淡漠和缺失。(5)舆论监督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严重。个别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在进行舆论监督时存在越位、错位的现象,从而造成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的混乱。所谓越位和错位,就是在需要舆论监督的关键时刻找不到新闻媒体的身影。另外,由于一些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司法机构、社会组织的单位和个人无视媒体在实施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职能和权力,对正常和正当的舆论监督任意干扰,或是拒绝采访,或是拒绝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料,或是干脆下“禁令”,禁止采访报道等,致使在需要舆论监督的时候,常常出现媒体“失语”和“缺位”的现象,使群众听不到媒体的声音,看不到媒体的作为。(6)暴力抗拒和打击报复现象严重。遭受暴力抗拒和打击报复,是媒体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存在的又一个严重问题。多年来,记者在采访中被殴打、拘禁;摄影和摄影器材、设备被砸、被毁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被批评的单位和个人,还有社会上的恶势力,采取暴力和极端手段恐吓和报复记者,使记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和侵害。(7)新闻舆论监督自身疲软。个别新闻舆论监督本身缺乏接受其他形式监督的勇气和力量。作为新闻舆论监督主体的个别媒体在监督过程中对于群众、知情者和见证者的意见和建议听而不闻,为了片面追求“独家新闻”效应而凭个人的主观判断对监督对象做出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断,这就是近年来造成“新闻官司”不断的主要原因。(8)媒体把关人把关意识薄弱,“说情风”导致舆论监督稿件夭折率高,一些被批评的单位和个人在了解到媒体实施舆论监督的行为以后,往往会通过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手段,或是递条子,或是登门造访、请客送礼等,来“摆平”和“铲除”正在运作中的批评和监督稿件。(9)部分舆论监督的内容迎合低级趣味。有些媒体的报道动辄“大透视”、“大特写”,内容充满着暴力、灾难、罪恶、性关系、明星艳事等,其目的是刺激人们的阅读欲,吸引读者的眼球,从而达到商业目的。舆论监督是媒介的一种重要职能,其实施的好坏优劣直接关系到媒介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如何有效开展新闻舆论监督

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完善决不意味着新闻舆论监督可以随心所欲,新闻舆论监督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各项方针和政策为原则,并在新闻舆论监督实践中端正态度、规范行为,应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公民社会形成背景下的新闻舆论监督必须与我国国情相符合,既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新闻舆论监督模式,也不能忽视新闻舆论监督所发挥的独特社会作用。第二,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将舆论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自觉考虑舆论监督的社会影响,揭露问题要富有建设性,不从个人和小团体利益出发,而从改进工作、解决问题、扶正祛邪、维护稳定、服从大局出发,引导积极、正确的舆论监督方向。不为追求轰动效应而猎奇、炒作或渲染甚至无中生有。第三,必须把好新闻舆论宣传的度。新闻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是批评性报道。因此,新闻舆论监督要掌权平衡,把握好监督的尺度和力度。这就要求在批评对象上的选择必须慎重,把握好舆论监督的内容,不能以偏赅全。如对一些的报道,舆论监督报道如果选错报道的时机和角度,就容易出现负面影响,给人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错觉。解决总体批评报道失衡的问题,关键要确定好选题、报道领域和报道角度。第四,舆论监督必须在法律、政策规定和社会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公民社会的形成虽然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但是必须防止将舆论监督变成少数人的暴政,尤其是媒体,不能滥用手中的话语权。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主体一定要尊重自己手中的话语权,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使得新时期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舆论监督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舆论监督本身要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这就要求舆论监督本身应该具有较强的腐败免疫力,对来自方方面面的、非法的利益诱惑不但要排斥,而且还要充分发挥自身功能,借助于公民意识的觉醒即对法制、公正等要求的优势将那些利益诱惑置于阳光之下。另外,舆论监督对于社会公众监督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应该时刻保持自身倾向性不被监督对象表面所迷惑,始终坚持自身所承担的对社会、国家和社会公众的责任和义务。

如何有效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就是要实行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和规范管理,就是要从操作程序和运作规程上建立起有效的制度保障,形成规范化的管理。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要建立舆论监督的保障机制;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舆论监督选题、稿件“采用”和“不用”标准件机制;加强媒介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注重舆论的效果;清理不利于新闻舆论正常开展的文件、规定。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徐光春:《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几点参考》,《光明日报》,2000年1月4日。

3.朱晓明:《中国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法律环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4(3)。

4.洛厄里、德弗勒[美]:《人类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刘勇:《媒体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农村版)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5

扬社会公平和正义――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是推进反腐倡廉宣传的有效载体和重要窗口

新闻舆论监督对揭露社会腐败、倡导公平与正义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很大，它是反腐倡廉的利刃，让腐败分子闻风丧胆。新闻舆论监督实质上是一种群众监督。近年来，我国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覆盖面广、辐射力强的优势，以多种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党中央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政策方针和有关部署，开设有关专栏专题，如“曝光台”“以案说纪专栏”“反腐倡廉专页”等，公布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成果，配合大案要案的查处，对典型案件进行公开曝光和深刻剖析；针对群众中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认识问题，答疑解惑，进行正面引导。这些做法，进一步强化了新闻舆论监督，大大增强了广大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热情。

近年来，我们党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新闻舆论监督的地位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也是无法替代的。2004年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条例明文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听取意见，推动和改进工作。”该文件的出台，为新闻舆论监督领导干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强化防腐机制遏制腐败――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是推进反腐倡廉的主要渠道

近些年，围绕新闻舆论监督工作引发了一些争议，其中部分原因是报道对象对媒体揭露的事实有不同看法。因此，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必须做到实事求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必须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强化思想教育，完善监督机制。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新闻媒体要注意从“党和政府明令禁止”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结合点上寻找突破口，使新闻舆论监督成为推进反腐倡廉的主渠道。当前，新闻舆论监督要突出五个重点：一是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揭露和批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赃枉法等行为，推进依法治国；二是加强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反映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希望和建议，揭露和批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各行其是等行为，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三是加强对党纪政纪执行情况的监督。揭露和批评失职渎职、滥用权力、消极腐败等行为，促进干部队伍廉政建设；四是加强对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监督。揭露和批评以各种手段和方式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和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五是加强对社会丑恶现象、不道德行为和不良风气的揭露和批评。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弘扬社会正气。

从“传媒监督”到“舆论引导”――做好反腐倡廉新闻舆论监督的角色定位

舆论监督要正常运行，其前提是公众知情，即公众对公共事务信息尤其是政务信息进行全面、及时、客观的掌握。只有公众知情，舆论才能产生监督的效应。同时，传媒作为重要的监督渠道，其报道活动也应受到法律、具有可操作性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自律条文的监督和制约。

舆论监督是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长期以来，人们一说到反腐败首先就想到舆论监督。对于我国正在建立健全的反腐败体系而言，媒体的重要性不只体现在监督方面，更体现在教育、制度、监督这三道防线的任何一道防线上，要新闻舆论监督和其他监督密切配合，协同作战。舆论监督毕竟是一种外部的非权力制衡性的信息型监督形式，它与监督对象不构成上下级关系，因而不能直接进行法律上、组织上和行政上的处理。应把新闻舆论监督、纪检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构筑起健全的权力监督机制。新闻舆论监督的特性决定了其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新闻舆论监督只有与其它监督形式相互协调配合，才能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闻媒体及从业人员应该采取积极、慎重和理智的态度，提高反腐倡廉舆论监督水平。新闻从业人员要树立大局意识，提高思想修养。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百姓的情感载体。新闻从业人员拥有着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是属于党、属于社会、属于人民的。新闻从业人员在进行舆论监督时，心要热，头脑要冷。所谓心要热，就是要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敢于碰硬，反映真相，为群众说话，捍卫党和国家的利益；所谓头脑要冷，就是要善于思考，在任何复杂的形势面前，在任何扑朔迷离的事物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审时度势，从大局出发，把握事物的主流和本质，有效地实施舆论监督，通过有效的舆论监督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新闻工作者不是“无冕之王”，要时刻牢记自己在整个社会分工中的定位，不仅要具有专业素养、敬业精神，更要有很强的党性和人民性，而且具备政治的、时代的、社会的、历史的责任感。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是负有法律责任的。无中生有，歪曲事实，丑化人格，揭露隐私等，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媒体要正常开展舆论监督，避免新闻纠纷，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

总而言之，反腐倡廉舆论监督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权威性、公开性，是一项运作复杂的系统工程。显然，从“传媒监督”到“舆论引导”形式和观念的转变，是媒体实施有效新闻监督的进步。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6

关键词：舆论监督；城市台；主流新闻

中图分类号：G22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6-0123-02

“舆”本意是指轿夫，后演变为众人。顾名思义，舆论即指众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并不是许多人单个意见的简单累加表述，而是一种个人意见的集合意见。舆论是指通过传播再现社会集体意识的、具有权威性或影响力的众人的议论和意见。广义的舆论是指众人的议论和意见，狭义的舆论是指新闻舆论，即大众媒体能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基本的传播方式。本文所谈的城市台新闻的舆论监督的模式主要是指后一种狭义的概念。

一、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混合体

我国的监督可以分为六大类，分别是“党内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1]。与其他监督方式不同，舆论监督不具备司法监督的特殊强制力，也不像其他四类监督一样具体到不同的领域，它无时不在，是民主政治国家特别重视运用的一种监督形式。舆论监督的客体，从理论上讲，应该是背离、妨碍以致损害现行制度和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一切现象和行为。从国家的重大决策的制定、执行到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公众人物工作和思想作风的问题，从各种错误的理论思潮到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无一不在舆论监督的范围之内。

但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对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利的一种方式，主要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其他公众人物及他们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活动和行为。根据电视新闻的表现形式不同，舆论监督模式可以分为民生新闻式的和主流新闻式的舆论监督模式。目前，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已经逐渐泛化为一种电视涵化现象与司法监督融合的混合体；主流新闻的舆论监督模式则主要表现为一种传声筒式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混合体。

民生新闻中的舆论监督功能只能使受众认为所生活的城市是一个邪恶的，不安全的世界，没有将事件间的社会生态性互动及关联表述出来，只在于简单罗列过滤过的单维性事件之过程。从舆论监督的角度讲，这类新闻主要在一些不可抗力、小范围的个体行为、自然力等范围内打转，无论记者做怎样的努力，车祸都不会因为电视台的每晚不间断报道而趋于下降，小偷也不会因为记者的不断关注而销声匿迹。碎片式的速报没有多少意义。有时候偷一辆自行车的小偷会被电视台报道，而偷盗50万元的大盗却被压下不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这些新闻是因其重要性被报道，还不如说是出于电视编排和维护某种意识需要才被报道的。

如果新闻记者过分地重视几小时内发生的新闻，他们便没有时间去追踪一个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的发展，也无法从容地将事件发生的历史因素放进多维的视野中，那么，民生新闻就会处于一种永远没有终了的“我们将会继续关注此事的进展”的未完形态中，只能依据时光的流逝来幸运地将这些碎片串连起来，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却不具备这项特殊的技能，几个小时发生的新闻使我们觉得整个城市处于某种滞胀状态之中。

对此，研究电视暴力的学者乔治戈伯纳在研究电视暴力达30年的基础上，提出了电视涵化理论（cultivation），同时，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mean world syndrome”，指出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即收看大量电视节目的人更倾向于相信世界是无情和危险的地方。他在国会的听证会曾经指出：“充满恐惧的人们更有依赖性，也更容易纵和控制，更容易放纵骗人的简单、强大、强硬措施和铁腕姿态，他们可能接受甚至欢迎压制——如果这种压制许诺减轻他们的不安全的话。这是充满暴力内容的电视带来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戈伯纳指出，电视最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对社会、特别是对社会中容易遭受暴力伤害的弱势群体的精神恐吓作用，这是一种新的精神惩罚措施，它使人们意识到人们正在生活在一个“邪恶的世界里”，周围的环境极不安全，因此，这些受到惊吓的人更容易依赖强权去防御伤害，因而也更倾向于支持强权采取压制性社会措施去解决暴力问题。这种依赖性逐渐使得目前城市台新闻中的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功能出现了二者合一的倾向，“媒介审判”的功能在今天的新闻媒体中变得越来越强。

比如2011年全国热议的“药家鑫事件”实际上媒介审判已经代替了司法审判。电视台已经抢先给出了结论，或者说在法院正式判决之前已经变相“宣判”了案件。事实上，媒体在判决之前抢先对涉案人员作出罪行裁定的报道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而在民事案件结案之前抢先做出倾向于一方的报道则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确认的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原则。伦理道德性的判断已经被蓄意性的人身侵犯所代替。

另外，在民生新闻的编排中，编辑常常因为编排意识的缺乏而消解了舆论监督的功能，一条负面新闻所带给人们的不快情感还没有消除的时候，另一条搞笑诙谐的新闻出现了，编排意识的缺失无形之中消解了上条新闻的监督的功能。如果说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通过对比模式诉诸人们对于黑暗制度的反抗，今天新闻中碎片化的集体无意识则使人们丧失了这种批判精神。

二、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良性结合

民生新闻在实施电视舆论监督的同时，要避免一些误区。一是舆论监督万能论，通过监督性的新闻报道，一些纠纷、案件得到了公正的解决，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使舆论监督在群众中的期望值不断上升，有的便开始认为舆论监督是万能的。二是使舆论监督与媒介的隐性报复能力逐渐融为一体。少数记者和媒体策划了几次成功的批评报道后，自我感觉良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作用和能量，遇到任何问题不分青红皂白一曝了之，感觉痛快过瘾。

美国著名新闻人普利策对新闻记者社会责任作过精辟论述：“如果说国家是一艘船，新闻记者就是站立在船桥上的眺望者。他要注意来往船只，以及在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他要报告漂泊的遇难者，以便将其救起。他要透视雾幕和风暴，以便对前途的危险提出警告。”可以说，这段话是对舆论监督功能的最好的陈述，记者要对生活的一些灰暗面做出报道，同时还要敏锐地注意到历史航船的航向，在把握舆论导向的基础上透视雾幕和风暴，而不是将自己的目光仅仅聚集于一些航船四周浮游的生物和泛起的沉渣。城市台中，今天要避免过多地对鸡毛蒜皮小事的监督，而应将一段时期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予以夸大性的曝光，形成连续性的效应。媒体从业人员应该深刻认识到，舆论监督只是一种“软性监督”因而不是万能的，它不但不是给各个国家机关部门及相关公众人物脸上抹黑，而是帮助有关部门和领导改进工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舆论监督不是简单地曝光，而是与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一致的。

因此，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城市台更是要注意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良性结合，而不是把媒介当作是媒体的一种宣泄口，或是通过媒介显示自己在遇到障碍时能够爆发出来的一种无所不摧的报复能力。

三、建构具有独立媒体品格的舆论监督之路

在城市台中，舆论监督又是一种历史社会现象，它同时要受到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限制，从主流新闻的角度讲，城市台主流新闻的收视率比起省台往往处于劣势，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二者的舆论监督功能也同样处于这种比较之中，按照波兹曼的说法：“如果电视节目变得糟糕起来，我们倒是庆幸了。[2]”在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台的新闻节目虽然稍显粗糙，然而，它与省级非上星频道不同，没有将本来具备舆论监督功能的新闻定义为娱乐性新闻，没有将严肃的新闻语言变为充满稚气的搞笑的垃圾语言，或者说，没有将受众变为金钱天平上的一个砝码，更没有将关注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当作杂耍。所以，虽然总体的收视率处于劣势，但是，这种对传统新闻理念的固守本身便是难能可贵的一种舆论监督的品质。

主流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有助于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人民群众通过媒体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是一种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比如说一些大的工程的报道都有助于民主监督的进一步实现。同时，就某项决策，新闻媒介请相关领导人回答群众的疑问，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对此，城市台的舆论监督功能较为有效。其次，城市台的主流新闻有助于克服党内工作和政府工作中的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事实上，仅仅依靠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于些重大的事件和案件，决不能在事后再处理，那样便失去了舆论监督的威力。当然城市台主流电视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在此方面还处于倚轻倚重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舆论监督不得批评同级党委和政府，这使得舆论监督产生了滞后性。

四、结 语

我国的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员干部都要接受新闻机构的舆论监督，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说，新闻机构不能对同级党委提出一些善意的批评和建议，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式的监督和批评，而不是一种无原则的传声筒作用，所以城市台希望获得进步，必须摈弃民生新闻中的“媒介审判”和政务新闻中的“传声筒”模式，真正走出一条建构具有独立媒体品格的舆论监督之路来。

参考文献：

[1] 王强华,魏永征.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0.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7

【关键词】舆论监督；传播；社会引导力

国家广电总局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要求的通知》中指出，新闻媒体揭露问题要富于建设性，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改进工作、解决问题、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维护稳定、服务大局出发，密切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向积极的方面引导，力求好的结果。也就是说，舆论监督只是手段，不是新闻媒体的目的，如何迅速有效地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才是新闻媒体的终极目标。因此，新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该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引导力，更好地促进矛盾的解决和社会和谐。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是当前媒介生态不断变化的必然要求

媒介生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几乎包含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因素。[1]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与发展和其他子系统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新闻媒体所开展的活动，包括舆论监督，必然离不开其所置身的媒介生态环境的制约。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一，社会矛盾的凸显。当前，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日益多元化和社会流动速度加快将催生更多个体矛盾和维权事件的出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就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三方面，是真正的“社会矛盾凸显期”。[2]而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矛盾凸显而又不断被媒体曝光的情况下，仇富、仇官等社会情绪不断积累，甚至失控，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其二，维权意识的高涨。当下社会已经进入公民社会，市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高涨，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任由国家和集体“大包大揽”。同时，市场经济“逐利”和“自主”本质，也决定了市民意识向“自我选择、自我决策、自我负责”转变。因此，作为新闻受众，市民更加独立、自主，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需要更多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需要新闻媒体来反映不同利益和要求，协调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其三，传播渠道的多元。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互联网、iptv、博客、播客、网络视频、微博等新的媒体形态不断发力，不但快速分流了传统媒体的受众市场，更是形成了一个多元的传播网络。而且，由于传播技术和渠道的不断多元，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复杂，政府过去那种企图通过“选择”、“封锁”新闻来控制舆论的做法，放在如今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显然是笨拙的，也是无法达到控制目的的。因此，传播渠道的多元改变了媒介生态，而这种被改变的媒介生态势必反作用于新闻媒体，迫使其协助政府和社会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转变，力争新闻传播更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其四，阳光政府的打造。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3]要实现这个目的，应该说新闻媒体是一个主要的平台和渠道。以权谋私、假公济私、铺张浪费、打击报复、贪污腐化等等，都可以通过舆论监督来表达民意，让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既然政府都有让媒体批评和监督的开明和信心，那么新闻媒体同样也要具备批评和监督的勇气和智慧，更主动地配合政府工作，更及时、有效地进行舆论监督。

综上所述，媒介生态的不断变化，决定了新闻媒体不能再墨守成规、畏首畏尾，而应以更积极、开放的姿态去应对新技术带来的信息时代变革，以一种更健康、更具有建设性的姿态去进行舆论监督，更好地发挥社会引导能力，以惩恶扬善趋利避害，推动政府工作和社会建设。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积极提升主流媒体的社会引导能力

随着媒介生态不断变化，在新技术、新媒体不断冲击，传播方式和信息源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主流媒体或者说传统媒体的发声也就显得极其重要。由于主流媒体代表了“政府的声音”，内容方面的真实性、权威性依然无可替代，因此在社会急剧变革和转型的当下，主流媒体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建设性舆论监督，应该能够促进社会民主、和谐和进步，也更能彰显其强大的社会引导能力。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前提：改变观念服从全局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要“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党和政府赋予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重要依据。但舆论监督不等于乱监督，舆论监督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忙而不添乱”，促进政府解决问题，社会和谐进步。具体而言，主流媒体应该主动改变观念，服从全局，从促进矛盾解决，构建和谐社会出发，进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

在当前信息时代，虽然新闻封锁难成可能，但一味曝光揭丑，片面追求轰动效应与收视率，同样证明不适应新闻和现代媒介生态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毕竟，舆论监督一旦失控，负面情绪积累，新闻报道只会放大、激化矛盾，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导致不良社会心态的产生，这显然与舆论监督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在具体的舆论监督实践中，主流媒体应当从全局的角度出发，结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紧扣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首先，舆论监督一般从一个时期内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角度来确定新闻报道选题，并要求选题体现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密切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其次，舆论监督应该遵守新闻纪律，尤其是重大新闻事件，主流媒体必须按照宣传主管部门的指示，统一新闻报道口径和尺度，有序进行舆论监督。最后，要进行艺术性舆论监督，也就是说在文稿处理和编排方面艺术处理，负面新闻正面引导，合理释放负面情绪，点出解决问题的光明前景等，譬如在标题、点评等方面适当正面引导，让受众看到光明和希望；或者说差异化编排，不要让负面新闻扎堆等等。这样的舆论监督，才会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密切关注，也才能促进工作的解决，达到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效果。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方式：客观真实 加强策划

其一，坚持舆论监督的时效性。现代社会信息爆炸，新闻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新闻时效性已经进入“秒争”时代，舆论监督首要注重时效性。问题是主流媒体如何在保持新闻时效性的同时又不违反宣传纪律，不给党和政府的工作添乱，这就需要掌握采和播的配合艺术。对于任何舆论监督事件，主流媒体一方面应该要求记者到达现场，掌握第一手新闻，保证舆论监督不失声，并持续进行关注和追踪，避免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应该根据事件程度不同逐级上报，根据宣传主管部门的指示进行相应程度的报道和解释，实现舆论监督的时效性和建设性相结合。

其二，坚持舆论监督的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只有真实，才谈得上舆论监督，才能保证舆论监督的公信力。根据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新闻媒体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中树立的“保护者”形象，更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很多时候，主流媒体要求记者必须采访对立双方甚至多方观点，听取不同的声音，同时还提倡明察暗访，掌握第一手资料和证据。去年3月，深圳广电集团都市频道《第一现场》对市场上涉及的潲水油、问题消毒餐具等进行了持续报道，记者不但暗访了相关黑作坊，配合执法部门现场查处，同时积极走进餐馆厨房，实地调查用油情况、消毒餐具存在的问题等，用无可争辩的事实对潲水油、问题消毒餐具的危害进行分析报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足够关注。如此一来，舆论监督显得有理有据，也有充分的说服力，避免出现混淆真假、杜撰事实、合理想象等报道失误，达到了惩恶扬善的监督效果。

其三，坚持舆论监督的权威性。舆论监督的权威性来自新闻报道的深度，应该通过对事件主题的深化挖掘，在报道中独辟蹊径，寻找到独特的视角和独家的内容。我们认为，强化舆论监督的权威性，就是要提倡调查报道和新闻评论。调查报道虽然费时、费力、风险大，但作为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影响很大，效果也很明显。而新闻评论，则依托报道案例发表意见、评论，揭露、抨击相关不法现象，从而提升整个报道的力度和深度，彰显舆论监督的权威性。

在民生新闻大行其道的当下，深圳广电集团《第一现场》栏目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就在于它能够坚持每天播发一条深度调查，同时就当天新闻热点事件进行新闻评论，要求特约评论员做客演播室现场直播访谈，观众则可参与短信互动。在具体的话题选择和观点阐述中，做到了具象性、专业性和平民化。首先，新闻评论有具体的新闻事件作为依托，再加上直播的进行时态，更加彰显电视评论的直接性和说服力；其次，栏目在遴选特约评论员的时候，都有意识地针对其专业领域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点评，评论内容具备专业化和个性化，再加上主持人的个性化评论风格，因此比较能吸引受众的目光；最后，有关选题的策划尽量从民生的角度做文章，其评论的主体事件具有“三贴近”的内涵，评论方式都是以平民角度和平民化的叙述方式，因此新闻评论和节目本身的风格依然是一脉相承的。

其四，坚持舆论监督的策划性。坚持策划性并不是说主流媒体可以无中生有地进行舆论监督，而是要加强舆论监督的主动性、组织性和持续性，通过改进报道方式、提高报道效果，促进新闻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提高。尤其在新媒体传播优势凸显的今天，新闻信息量已经不是竞争的重点，主流媒体要想突破其封锁的话，就应该加强策划，强调舆论监督的广度、力度和深度。譬如在“郭美美事件”中，网络的接力让郭美美炫富“人肉”，演化为对整个红十字会的不信任调查，而在经过主流媒体的介入报道和持续跟进后，红十字会不得不出面多次澄清，使得整个事件在策划报道中达到了舆论监督的目的，最后也势必引发人们对中国慈善事业如何更加阳光透明的制度反思。可以说，一个好的舆论监督案例，新闻选题经过严格的把控、策划分析和论证才能出炉。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些新闻事件作为由头，持续进行策划报道，形成舆论监督的气场，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进一步打造主流媒体的社会引导能力。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的目的：及时联动 解决问题

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目的在于化解矛盾，推动问题的解决。但是要怎么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主流媒体不是政府部门，没有更多的权限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它就应该和政府部门合作，及时将掌握的情况与政府部门沟通到位，通过政府部门来积极推进问题的解决。但是，主流媒体所要求的联动，其主动权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态度和作为。

其一，政府部门应该转变观念，纠正舆论监督就是负面报道、影响社会稳定等错误观念，以更开放的姿态应对新闻媒体。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说：“舆论监督不能叫负面报道，而应是正面报道。现在的舆论监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4]舆论监督不是负面报道，而是正面报道。政府部门应积极面对舆论监督，积极介入事件、化解矛盾，扭转负面事件为正面影响。尤其是当前，一些基层政府视媒体为洪水猛兽，不知也不敢应对媒体，事件无论好坏一律封杀不报。因此，如何改变观念，培育正确面对媒体和舆论监督的心态，各级政府部门还需更开放、更有睿智。其二，政府部门应该建立科学的新闻会机制，甚至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及时通报相关情况，保证市民的知情权。目前，现代互联网发达，新媒体也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新兴媒体日渐成熟，颠覆了原有的舆论引导格局，社会生态的“去中心化”和传媒生态的“碎片化”情势凸显。以往传统政府的逻辑中，对于信息的“延报、缓报甚至不报”的“宣传政策”无法延续，全球化的即时信息传播使得政府对于部分信息的封闭也很难实现。

因此，在传媒发达的社会，现代政府应利用新闻会来信息，执行政务公开，满足群众知情权的需要，尤其在处置突发事件时能更好地引导新闻舆论，起到稳定民心，促进问题解决的作用。同时，人民群众还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对政府工作有全面的了解，行使监督权，对于政府各项工作好的做法能够及时倡导，错误的做法也可及时批评指正。

其三，政府部门应该及时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监控相关事件的进展，积极主动舒缓矛盾，解决问题。在主流媒体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同时，政府部门要积极介入相关事件，主动协调各方矛盾，和新闻媒体一起促进问题的解决，形成新闻舆论监督中政府和媒体的良性互动。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要有“请人打扫卫生”的姿态，满腔热情地邀请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真诚欢迎监督，认真改进工作。对于一些实在不能报道的舆论监督案例，则可以通过新闻内参的形式上报，以实现“版面外”和“屏幕下”的舆论监督。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公众议程影响政策议程。每一次舆论监督就是一次议程设置的过程，建设性舆论监督，无论是对突发事件揭露式监督、对公共政策参与式监督，还是对公共权力协商式监督，对于促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现代政府要打造开明、责任和阳光政府，需要主流媒体积极进行舆论监督。同时，主流媒体也应该主动从建设性的角度进行舆论监督，积极提升自身社会引导能力，多为政府的工作提供决策性建议和依据，为政府传声、为人民请命，切实搭建好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信任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张卫华.从媒介生态的变迁看“三贴近”［j］.传媒观察，2009(9).

    [2]李培林.中国社会矛盾的三个级重点［j］.求知，2005(9).

    [3]温家宝.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r].（2010-03-05）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8

新闻舆论监督及其现实意义

“监督”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监察督促”，通常是指一种“上级”对“下级”的行为，多伴随着制裁措施，是一种权力的表现。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实质上是媒介机构通过发现、筛选，并概括表述为“广大受众”的意见。相对于西方媒介多元、分散的公众意见，中国的新闻舆论监督更具有“监督”的权力实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秩序对法制化的要求越来越高，由于媒体报道是舆论的主导，舆论监督主要通过新闻媒体的监督来实现，因此，新闻舆论监督已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

现时的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社会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医疗改革、教育乱收费、食品安全、养老保险、环境保护、房价上涨过快等。这些都是关系到人民生活切身利益的关键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在民众中产生怨气，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有可能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为此，新闻媒体有义务承担起揭露社会时弊，反映民众呼声的社会职责，在督促问题解决的同时，充当社会的解压阀，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条件。

影响新闻舆论监督的生存环境因素

行政干预力量过强。新闻媒体在履行舆论监督职责时，往往会遇到重重阻力和频频干扰。当今一些权力部门常用红头文件限制记者采访，逃避新闻舆论监督，如2002年，兰州市公安局以“违背新闻报道客观真实性的原则，损害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形象”和“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性”为由，对16名记者予以“封杀”。

近来行政力量干预媒体监督的情况稍有好转，但又出现了变相干预，如2007年安徽枞阳县实行的“全程陪同采访”。表面上看，似乎是当地政府重视和善待舆论监督的具体表现。但大多数人更愿意将这一重视方式解读为“全程监视”。

法律保障相对薄弱。我国缺乏比较完善的舆论监督法律、法规体系，没有从法律的角度明确舆论监督的地位、性质和权利。已有的相关规章制度和办法，也都比较抽象，操作性差，难以作为评判标准。

当前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缺乏有效的司法规范和保护，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经常遭到外部权力的侵害。不仅新闻媒体要承受种种压力，而且身处第一线的采访记者更是首当其冲：遭刁难、谩骂、恐吓威胁、拘禁、殴打，更有甚者则被陷害而身陷囹圄。如曾经揭露山西运城地区假渗灌事件的高勤荣就经历了8年牢狱生活。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在执行舆论监督功能时，缺乏规范，有时损害了他人的权利。由于法律对于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的界定，新闻媒体很难保证自身的监督行为不越位。可见，缺乏法律保障的舆论监督是没有自由的，因而无法正常发挥其作用。

信息环境的制约。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信息公开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目前我国推行的各种形式的公开只对一些特定的政府信息进行了规定，而且缺乏全盘规划和部署，并且公民在获得政府信息的程序方面缺乏保障和救济机制。如2006年北京市4名食用福寿螺的患者北京市卫生局，要求赔偿的案例。由于行政部门未能及时通报疫情，导致了这一严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发生，从中也暴露出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不健全所导致的公众知情权得不到保护。

在目前的新闻体制中，各级党委直属的新闻单位被称为主流媒体，而其余绝大多数市场化的媒体被归类为非主流媒体。尽管非主流媒体发出的声音正在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有一种倾向不应忽视，即非主流媒体及其记者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的表现之一就是非主流媒体获取信息的困难程度远大于主流媒体，原因除了采访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硬件建设严重不足，不能及时捕捉新闻信息并进行公开报道，从而无法完成其监督社会、监督政府的社会职责。

新闻舆论监督生存环境的优化

协调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机制中，五大监督类型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新闻舆论监督只有与其他监督形式相互协调配合，才能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首先，要强化新闻舆论监督权。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的监督，在整个监督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称它为“第三种权力”。有学者认为，要实现媒体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必须强调媒体的独立性，媒体始终要处于新闻舆论监督的主导地位。

其次，舆论监督是行政监督体系中的一种非权力型监督形式，要保证其有效性需要通过权力监督机制的启动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此外，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监督功能。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都是现代文明社会赖以维持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也都存在缺陷。舆论监督往往缺乏刚性，而法律监督却缺少主动。所以，要使这两个监督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使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密切结合起来，实现良性互动，优势互补。

加快新闻立法，完善法律保障机制。新闻媒体要依法履行舆论监督，同时新闻舆论监督更需要法律强有力的保护。目前新闻舆论监督之所以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闻法制还不够完备。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一系列大法、基本法和各类法规，但在具体操作中，难以从法制上明确和具体界定。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除了新闻单位必须严格依法实施舆论监督，依靠和正确地运用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外，国家应当通过新闻立法来规范和管理新闻批评和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使其能借助法律来改变无序和困难状况，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运行轨道。

法律保障的另一方面是要求司法部门重视新闻传媒在实施舆论监督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着眼新闻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实际，正确运用有关法律、法规，秉公办案，排除外界的干扰。司法部门对蓄意阻挠、破坏舆论监督的当事人，即那些威胁恐吓、打击报复、殴人致伤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严格执法，处置到位。

求得党和政府的深度理解与广泛支持。舆论监督的实践一再证明，凡是舆论监督推进比较顺利，必然有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的支持和帮助。有力的支持不仅在于其对舆论监督的鲜明态度，而且在于能把舆论监督列入议事日程，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领导机关应该充分认识到，对舆论监督的支持，是防止公务人员的得力措施，也是遏制不正之风的有效手段。时下，有关新闻舆论监督的政令贯彻不畅通，现实中的阻力和干扰，更多的是来自一些地区中层或基层的部门单位和=F部。对此，特别需要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直接介入，支持新闻舆论监督的“尚方宝剑”要一插到底，不仅要抓观念的端正，更要切实地为新闻舆论监督排除各种阻力，帮助媒体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态度，也应成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如此，新闻舆论监督才能顺利推进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培育新闻舆论监督的土壤。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稀缺公民教育，百姓不知道公民权利，而与百姓权利平等的官员更不知道什么是公民的权利，常以“父母官”自居。

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行建立在公民缴纳税赋的基础上，因此政府必须为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设施和

公共服务，保障社会的公平、公正、和谐发展，公民也因此而纳税。公民社会的政府必须服务于人民，要保护公民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保护公民不受无端侵扰。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这是社会转型的应有之义。每位公民都要树立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清除“官本位”意识和“官贵民贱”的等级思想，并建立起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