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播学范文

乡村传播学篇1

关键词 农村大学生 社会化 城乡二元结构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oints in the rural undergraduate study wit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key wordsrural undergraduatesocialization city-rural duality frame

大学生群体在

大部分研究在分析造成这些心理的原因之后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农村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缺失及其救援机制》15中指出建立必要的心理救援机制，包括心理疾病 治疗 ，心理咨询，心理健康 教育 等。《农村籍大学生在校心理特点分析及其教育对策》指出高校思想 政治 教育工作者针对农村籍大学生心理特点做好教育引导工作,帮助他们克服困难。16

另外还有一部分研究是对农村大学生适应性生活状态进行了描述。《分层视野中的社会化分析—关于农村大学生生活方式转型的一种描述》通过访谈的方式描述了农村大学生的生活状态。把农村大学生看作是校园中的亚文化群体。《农村籍大学生大学生活适应调查》采取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9 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学习、生活及人际关系、情感世界、就业选择等方面的适应情况的 电子 邮件访谈, 全面描述了他们进入大学后表现出的反差、苦恼、不解、焦灼、愤恨、不安情绪等种种不适应状况，涉及学习、生活、人际关系、情感、就业等各方面。《农村大学生生活适应状况调查及教育对策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从学习、生活、就业、心理等不适应方面进行描述。《农村大学生弱势群体现状、特征及对策研究—以重庆工学院农村大学生为例》中对于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 发展 机遇、物质生活条件等一方面或多方面处于劣势(如 经济 拮据、心理脆弱等)的农村大学生弱势群体进行实证调查。采取小规模座谈,单独访谈,及小范围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村贫困大学生进行包括生活、学习、心理、人格、人际交往、压力状况和自我认识等方面进行了适应性描述。17

3. 农村大学生思想道德价值观教育以及就业教育问题研究

农村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以及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除了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关注之外，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也得到了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在《关于农村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调查报告》中，研究者使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针对农村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特征做了详细描述，指出农村大学生总体上都是理性健康向上的。18就业教育问题也是教育者尤其重视的一方面。首先作为从农村流入城市大学的农村大学生，其社会化的过程以及适应性生活大部分还是在校园中完成的，而毕业之后的就业就要真正的融入到城市社会中，甚至拥有城市户口，改变自身的社会身份，或者回归农村，重新熟悉以前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这些对于农村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化过程。所以研究者从就业心理层面进行研究。农村大学生的就业心理中同时存在着消极和积极的因素，如果要保证农村大学生的顺利就业，那么就要尽可能的降低消极因素。《关注农村大学生就业心理》中对农村大学生即将离校的心理状态的描述。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主体视角从学校教育出发，做出与城镇大学生的比较。目的是协调就业过程中农村大学生群体与城市大学生就业之间的矛盾和压力。19《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心理剖析》中也指出农村籍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在国家和个人方面存在积极方面的因素，但是同时也表现出消极心理，比如自卑、功利、怨恨、攀比、听天由命等。消除农村籍大学生的消极就业心理,除了外部调适,更重要的是自我调适。20

4.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学人际关系研究

这部分的研究视角有所转化，不再仅仅专注于城乡差异所造成的农村大学生的被动适应和社会化，而是把农村大学生看作是社会人际交往中的主体，并且把社会背景纯化为农村，研究角度转向了农村大学生流动的源头。《从社会资本理论看农民对农村大学生的“巴结”》就以人际关系 网络 以及社会资本功能理论对农民巴结农村大学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由巴结关系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农村大学生群体具有异质性，成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具有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转化的权利。所以农民试图分享资源，转化资本。农村大学生具有这种吸引力的原因是在城市社会接受高等教育，具有从乡村流入城市甚至流入上层社会，具有自由流动和改变社会身份的条件。21

当然农村大学生的社会环境不可能完全把城市和农村完全割裂开，所以在城市校园中与所处城市社会环境的人们进行交往，处理人际关系也是研究者关注的另一方面。《农村大学生人际关系初探》中就指出个人因素诸如个人性格、自信心、社交技能、生活环境差异和社会因素主要是城乡环境差异会导致一些农村大学生对人际关系的认识和态度不同,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学习、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22《农村大学生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刍议》中则指出农村大学生缺乏自信，对人际交往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害怕交往挫折。23

六、对于“农村大学生”现有研究与实践的反思

在《农业教育传播》一书中有关于农业教育传播者的研究。对于不同农业教育传播者的现状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分类研究，普通，各类农业培训以及涉农经济组织。提出农业教育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包括政治精英乡村干部，经济精英：经济能人，文化精英。没有进行细分，更没有关注于农村大学生这个群体在农业教育传播中的作用。24但因为农村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属性有两点，一为其户籍身份属于农村户口，二为进入城市的原因考取大学，社会身份转变为大学生。相关的著作中对农村大学生的不同属性有所涉猎，比如《农村社会学》和《大学生社会学》分别涉及了农村大学生概念中的两个属性，但是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均未发现对于农村大学生群体的关注。在农村社会学中的农村社会流动研究中只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大学生社会学中有关大学生社会化，校园文化影响，生活方式，人际交往以及家庭因素的相关研究中，也未关注农村大学生群体。

综上所述，对作为乡村传播中肩负着主要的传递信息作用的农村大学生的关注远远不够。大多情况下，采用的是不平等的视角，始终把农村大学生看作是被动的接受，适应的特殊弱势群体，是需要帮助和教育的对象。而农村大学生身上所特有的带有乡土特色的群体特征在研究中没有明显体现，甚至是被忽略。研究中的小部分参与了乡村传播视角的研究，主要以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心理变化和原因和农民与回乡农村大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研究为主，对于农村大学生在城乡信息流动中所起的作用和位置，以及农村大学生作为信息传播过程中担负传者与受者双重身份的相关研究基本缺席。

而事实上乡村大学生在城乡互动的乡村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很值得探讨的，作为隐性传播者，在城市大学校园以及城市社会的人际传播和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回乡之后的他们处于乡村信息传播中的优势地位，又是在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传播心理是怎样的？作为文化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大学生群体又是否加强和改变了乡村中现有的传播效果呢？作为双重传授者，农村大学生的身份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他们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需要不断转换身份，也许就会产生问题，引起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变化，信息传播过程的异化，他们对于传播途径的选择和使用也会对城乡互动中乡村传播的过程及效果产生影响。

从事关于农村大学生在乡村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把农村大学生摆在研究的主体位置，从他们的视角和体验出发，深入到他们的生活文化背景当中，首先真正的认识这个群体，予以群体客观的特征描述。进而研究他们在城乡互动传播中的作用，这样研究本身才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注释

杨金平，熊辉，毛成耀：《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农村大学生就业与构建和谐社会》，《黑河学刊》，2007年第3 期。

张亿全，王毅杰：《农村籍大学生大学生活适应调查》，《青年研究》，2006年第12期。

徐新林：《在校农村大学生再社会化问题研究》，《河南社会 科学 》，2003年第2期。

刘朝阳，杜彩云：《利用校园隐性文化促进农村大学生社会化》，《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

徐新林：《文化冲突、和谐校园与农村大学生社会化》，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周明侠：《社会转型对农村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船山学刊》，2007年第4期。

乡村传播学篇2

关键词：乡村现实；城乡传播互动；农民工；乡村大学生；农村发展

项目来源：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2009B231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1-0007-2

“城市和乡村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类型及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它们在产业构成、发展水平、物质构成、职能作用等方面相互区别，但城乡资源互补、生态共生、经济发展相互依存，构成了两者相互作用的前提[1]。”在我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一些特殊的流动人群，以农民工和乡村大学生为代表，他们在沟通城市和乡村信息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部分弥补了乡村社会系统在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中的劣势。

1 中国乡村现实和乡村受众的特点

1.1 中国乡村现实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但是，我国农村的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与城市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来自农业部的数据表明我国城乡差距正在扩大，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8年的3.31:1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由2008年的11020元扩大到12022元。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目前仍有4007万农村人口尚未脱贫。2009年4月，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表示，我国4.9亿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不足5%,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还没有掌握现代生产技术[2]。

目前，我国农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信息的有效传播与利用对于农村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乡村受众的特点

大众传播受众的一般特点是数量巨大、复杂性、分散性和隐匿性[3]。中国的乡村大众传播受众除了具有上述特点外，由于我国乡村传播的特殊性，还有一些自身的特点。

1.2.1 媒介接触的有限性与狭窄性 在我国农村，乡村受众对于传播媒介的接触非常有限，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农业部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户电话普及率为41.6%,有线广播“入户率”占33.2%，有电视的农户占94.5%，有电脑的农户只占0.8%，而能上网的农户仅占0.3%，且多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上网率非常低[4]。

据2002年一次调查表明，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64%来自电视，12%来自广播，8%来自报纸，还有16%是靠会议、黑板报以及邻里口耳相传获得。所以，广大农民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来源是电视，乡村受众媒介接触具有明显的狭窄性。

1.2.2 信息反馈的被动性与滞后性 我国的乡村受众由于受条件、知识和观念的限制，他们很少主动对已获取的信息进行反馈，对媒介传播的反馈具有被动性。有些乡村受众虽然有反馈的意识，但是由于条件限制，使得他们很难及时进行反馈。乡村受众对信息反馈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使乡村传播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 农民工流动的传播学分析

2.1 农民工

农民工，是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以农民身分担任工人职务的一个特殊的群体[5]。农民工作为城乡传播殊的流动群体，既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又与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在城乡传播互动中起着中介作用。

刁松玲在对广东珠三角州地区的农民工进行调查后认为，农民工到城里打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赚钱供子女上学，同时改善自己的生活；二是学到技术，建设自己的家园[6]。调查如下图所示：

王春光以年龄为主要划分标准将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一代农民工，而将90年代初次外出的算作是新生代农民工[7]。新生代的农民工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强，城市的民主法律意识使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独立性、选择性日益增强。他们是当代农村社会的“精英”，是农村先进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在先进文化的传播中具有特殊的优势。

2.2 农民工在城乡传播互动中发挥的作用

文化底蕴、传统特色、群体性格、地域差异等也深刻地影响着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他们带着各自的乡村群体性格和乡村的文化积淀气息，一批批来到不同的城市，在与城市人群的碰撞和冲突中，体验和感受着该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城市特色[8]。农民工作为外出者，他们的眼界和认识明显高于在乡者。

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外出打工者把学到的技术、工艺和管理统统也带回了家乡；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城市发现了市场，把农产品打入城市，反哺在乡群体，给家乡带来了经济效益。

在转变思想观念方面，在城乡传播互动中，农民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农民工生活在城市里，作为受传者，接受城市现代气息，他们的视野比长期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更开阔，思想观念在现代化城市文明的熏陶下有了质的改变。另一方面，对于假期返乡回家的农民工或者是回家创业的农民工来说，他们作为传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传播给家乡人。

因而，农民工沟通了城乡关系，是城乡传播互动中的天然中介，有着传者和受传者的双重身份。

3 大学生流动的传播学分析

在我国城乡传播互动中，数量众多的乡村大学生作为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特殊流动群体，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1 乡村大学生与农民工的对比

乡村大学生与农民工相比，相同的是他们都与乡村有着天然的联系，都活跃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但是，他们又不同于农民工，因为乡村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已经被城市所接纳，而且大学是文化和知识的殿堂。回乡后，作为高文化素质人群，在家乡是邻里关注的中心，在信息传播中具有更多的优势。

3.2 乡村大学生在城乡传播中的作用

乡村大学生在城乡传播互动中作为特殊流动群体，扮演传者和受者的双重角色。

在信息传播方面，进入大学和城市后，广泛接触现代媒介和信息。例如互联网，在信息飞速发展日益变化的城市，大学生通过网络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将所了解到的信息介绍给家乡的人。乡村大学生对媒介和信息的了解更广泛、深入，能够在村民中发挥指导和导向作用。

在文化教育方面，乡村大学生在大学里接受高素质的文化教育，学习先进的科技技术，因此，他们自身的素质不断提高。在假期回家乡后，将在大学的所见所闻讲诉给在乡者，将先进的观念带回了乡村，在城乡传播互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科学技术方面，乡村大学生给乡邻们带回科学技术和致富信息，例如在大学涉农专业的学生，把科学的种植和饲养技术带回乡，运用到实践中，有助于乡村发展。

同时，他们也将乡村风貌带回城市，更多地以人际传播的形式传播给同学，让城市更加了解乡村。

从社会学视角看，乡村大学生在城市读大学，是介于城市与乡村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从传播学的视角看，乡村大学生在城乡传播互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所处的环境，在城乡传播互动中，乡村大学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城乡传播互动中，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发达地区向贫穷落后地区输送技术、传播信息，对于中国乡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农民工与大学生作为特殊流动群体，他们“离土不离乡”，“根”在农村，他们在观念、习惯、行为等方面对长期居住在农村的人起到了一种推动与示范作用，他们的存在对于城乡传播互动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的探讨”[J].中国软科学,2005(3).

[2] 中华硕博网

[OL].,2009-04-23

[3]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中的“受众论”[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201.

[4] 谭英.中国乡村传播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36-137.

[5] 陆学艺.“三农”新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62.

[6] 刁松玲.城市化进程中外来农民工群体信息需求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07(4).

[7]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7(3):63-76.

[8] 李红艳.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81-282.

乡村传播学篇3

传播与治理的天然联系

首先,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以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④治理过程中行动者形成的这种实践权力可以称为治理权力。与统治中的权力概念强调对资源的占有不同,治理权力的运用并不一定要占有资源,重要的是要对资源进行控制、影响以及整合运用。

没有传播就没有治理权力。一方面,治理权力不是强制性权力,其表现形式通常是信息权力。“信息既可以作为物质生产和在生产的手段而成为配置性资源,也参与社会时空的组织而成为权威性资源。”⑤治理主体之所以拥有治理的权力,就是因为他们控制了信息的生产、存储与传播,信息要发挥影响作用就必须通过传播。另一方面,治理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⑥,治理权力能够产生就依赖于治理主体、客体相互之间的传播互动、协商和妥协。

同时,传播是治理权力发挥效力的基础。治理权力具有“公共性”特征,公共性的治理权力是通过传播、流动和运行来发挥其作用的,就像人体的血液,必须要在全身正常而迅速地流动,以提供营养,保证人肌体的运转和协调。如果血液的流动出现阻塞,人就会感到不适,出现各种疾病,影响身体健康。“传播是公共权力的本质”,⑦如果公共权力不能开放、公平、科学而有效地加以运行和传播,到达其应该到达的领域和人群,不仅会失去权力自身的控制、约束及管理能力,还会导致公共权力、公共信息和公共资源的“滞留”、“截留(截流)”现象,出现过度的集权行为或引发寻租与腐败现象,最终导致治理权力体系的信用危机,甚至会引发整个公共权力体系的崩溃。

其次,传播是治理过程的本质。几乎所有的治理活动,要么本身就是直接传达治理信息,要么是间接输送治理信息。人们通过政治信息的流通与共享,相互影响、相互理解、相互结合或相互争斗。从一定意义上说,传播是治理过程的本质。

传播是现代社会治理主体联系治理客体的需要。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活动,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而使别人服从。”⑧可见,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如何不需要强制的力量就可以得到别人的服从,如何建立非正式的运作机制以及通过这些机制实现治理的目的,这一切都需要通过传播去实现。

传播是治理主体与主体相互之间联系的需要。和传统的“统治”相区别,“治理”的核心特征在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其它公共机构,也包括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从而形成“平行发展的、互动的多样化社会网络组织。”⑨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传播在主体间相互沟通连接的关键作用。

传播也是治理客体向治理主体开展反馈的需要。治理与统治之间一个主要区别是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是单向度的自上而下式,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强制性管理。而治理的运行向度是双向的,就是治理主体需要不断接受客体的反馈,而采取下一步行动,所以由上至下的传播再加上由下至上的反馈传播构成了完整的治理机制。

第三,传播是有效治理的保障。治理只有通过有效的传播和运行才有可能产生良好的绩效。在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传播机制非常重要,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人们不难发现,一切混乱的根源均可以追溯到沟通传播和互信机制的欠缺,传播不足容易导致信任匮乏,进而造成合作困难,以至于最终影响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系。

通过传播,治理主体与客体有机会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和协商,可确保治理最终产生最佳的绩效。通过广泛的沟通,不仅整合了民众的信息和意见,还吸收和汇聚了专家的智慧,使治理主体能够在全面和深刻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做出最佳的判断和决策,从而可大大提高治理的效果。

治理的最佳状态称为“善治(goodgovermance)”。所谓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这里的合作本质上就是传播。我国政治学家俞可平总结当代治理理论后提出善治的基本要素有十个: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⑩其中,透明、回应、参与都是传播的典型特征,而合法性、法治、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稳定只有通过传播才能达成。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传播之于治理,如影随形,“政治是传播的主神经,传播是政治的控制器”,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

乡村传播的政治认同功能

作为国家治理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社会历来是国家想尽一切办法努力控制的对象。乡村治理的根本目标,对治理主体的国家来说,就是其意志在乡村社会得以顺利贯彻,或者说作为治理客体的乡村社会对国家形成政治认同。

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国家治理的难点,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中央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现代国家的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权力高度集中和全民渗透的过程世纪初,国民政府着手将行政体系延伸到乡村社会,但由于长期军阀割据、战争不断,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处于较低水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通过行政体系将国家意志传递到乡村,从而第一次将分散的乡村社会整合到国家体系中,并逐步摧毁了乡村社会原有的非正式权力网络,进入了“全能主义”模式时期。

制废除后,实行“乡政村治”的体制。乡镇一级设立农村基层政权,乡镇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这种体制是一种分权式改革,即将高度集中于国家和上级政府的权力下放一部分给农民和基层。乡镇和村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接着是税费改革后国家的潜在退出,我国乡村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治理朝着多元治理、间接治理和依据法律/契约治理方向发展。农村改革后的治理体制使行政渗透机制的功能受到一定限制,特别是基层和农民的经济自主性日益增强。行政体制的功能受到限制后,国家意志如何在乡村社会得以贯彻?或者说国家如何得到乡村社会的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社会稳定的文化心理基础。村民的政治认同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政策、政府行为、基层干部的态度、情感和议论等心理倾向。在政治认同不足的情况下,合法的强制某种程度上也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但这种稳定往往是脆弱的。一旦社会不稳定因素积累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就有可能引发突发性。所以在乡村社会建立政治认同是十分重要的。

政治认同有赖于发挥传播的政治沟通、社会控制作用。政治沟通就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形式———不论是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对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或是利益动员———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

村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涉及到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和对地方政府的地方认同两方面内容。绝大多数农民对中央政府是充分认同的。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典型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在政权建立后的每一个阶段都获得了一定的利益满足,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当家作主”,改革开放后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有取消农业税后的负担减轻,等。另一方面就是政治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意识形态是治理正当性的基础,任何治理主体都必须形成自己的观念和说法,特定的意识形态,来证明自己治理的合法性,治理主体要与治理客体内心中现存的观念相切合,符合其内心的认知趋势。共产党执政后政治权威通过政治系统中的政治渠道或大众传媒向农民传送、灌输相应的政治制度、政策、法律、政治信仰、政治话语以构建农民对政治系统的拥护和忠诚。传播是意识形态形成的基础,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基础。

农民对基层政府政治权力的认同和支持相比起来就差距较大,这主要是由于多年来经济发展进程中基层政府“与民争利”导致的,比如政府与农民之间在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潜在价值上存在分歧,常常导致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引发。而对于乡镇政府来说,只有社会民众对其管理体制和治理模式认同和支持,乡镇政府才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简单来说,乡镇政府基于乡镇居民对管理和服务的认同和服从,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与中央政府主要依赖大众传播提升政治认同不同,基层政府、乡村精英主要依靠人际传播来强化这种认同,由于处于熟人、半熟人社会,村民的信任主要是基于血缘和传播互动距离,血缘越近信任度越高,传播互动频次越高、传播技术越熟练,信任度越高,执政权威及合法性越强。

传播是权力实现的方式,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传播是一种影响巨大的社会权力,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社会群体都不得不依靠它实现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借助传播,统治者可以把自己的意志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社会中去,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创造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社会环境和主流文化。对当前我国各级政府来说,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政务公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顺应信息社会人们不断高涨的信息需求;一方面要发挥传播的双向沟通功能,充分了解民意,与社会各组织积极沟通,在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制定决策;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大众传播的话语平台,为政策执行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通过议程设置促进人们对某一事务的关注,形成社会共鸣,继而引发社会行动。

乡村传播的社区整合功能

社会整合度是指村庄内部的人际沟通、社会信任和互助的程度。社会整合度越高,村庄社会的秩序稳定性越强;而村庄的社会秩序越好,越能促进村民之间的互惠互信和社会交往。乡村整合有利于社会动员,也有利于乡村内部的和谐。

乡村整合的一个核心指标是“村庄社会关联”。村庄社会关联关注的是处于事件中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村庄内部关系的能力。若一个村庄中的大部分村民都缺乏调用相互之间关系的能力,这个村庄就缺乏社会关联。当代中国,村庄社区正走向“陌生化”,人际关系的纽带极为松弛,社区关联性大大降低,村民普遍存在寂寞感和孤独感。村庄人心涣散、资源分散、生产乏力、文化乏味;集体感和凝聚力的弱化,使得农村社区越来越失去向心力和“社会向心空间”。与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组织严密、农民有强烈的集体感相比,如今村民的集体关怀大大减少,农民几乎难以感受到集体和他人的存在。村干部昔日的权威不再,村民昔日的“村庄向心”心理也趋于消失,大多数村民的心理预期是“离开村庄”,到外面去谋生和生活。村级公共事务难以正常处理,在谁都不愿意吃亏的情况下,“搭便车”不可能,当然公共目标更难以达成。村庄似乎真正进入到一堆互不相干的“马铃薯”状态,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也只是虚有其名,真有点“村将不村”的味道。

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首先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经传播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杜威就认为,“在一切的事物中,传播是最为奇特的了。……在有相互沟通的地方,事物就有了意义,因而也就有了代表、、记号和含义。”“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杜威强调传播与社会的内在结构关系问题,甚至把传播提升到社会结构建构的重要层面。卢曼指出,“只要有一个自我再制的沟通结构形成,就会透过限制适当的沟通,与环境划清界限产生社会系统;因此社会系统不是由人,也不是由行动,而是由传播(communication)所构成。”传播活动是乡村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形成和运行的纽带,不同的意见和利益可通过传播进行不断地讨论、交换,进而缩小分歧,求同存异,增进共识,强化社会规范,维护共同价值观。

传播也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增进。传播有利于形成乡村公共空间,为社会关联的增进提供了日常运作机制。乡村公共空间是指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在其中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场所,以及在这些场所中产生的一些制度化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公共空间包含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物理空间,指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二是公共活动,指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的活动形式,人们可以在其中进行交流、交往。三是公共组织,即村民自发形成的维护自身权益的各类民间组织。四是指公共舆论,即在上述空间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聚集,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各种消息,也可以正式集会公开讨论,形成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约束力的社会意见。其中公共活动是公共空间的灵魂。公共活动是由传播组成的,无论是文化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都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沟通,没有传播就没有公共活动。同时公共活动的形成也极大地提升了参与村民的主体地位和传播能力。各种公共活动与公共仪式对民主文化的培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不断发掘公共活动和公共仪式的价值,通过经常性的组织广大农民参与公共活动和公共仪式,在参与中及相互交往中培育广大农民的民主文化价值,加深村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增进乡村的社会关联。

传播还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调动。传播可以促进乡村社会民间组织的形成,也能够提升村民组织内部运行的效力。村民组织的形成和运作为社会关联的调动提供了制度保证。不同的阶层和人们由于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差异,其立场、利益、政治态度、兴趣各异。这种情况下,要想整合乡村社会力量,维持整个村庄的有序运行,需要一个强大的协调、融合的力量和机制。这就需要建立农民自治组织。农民组织作为乡村社会治理主体之一,能积极调动村庄内社会关联,对村民展开互助行动,能平等有效地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传播既方便村民们互惠互助,也能有效管理冲突,具有良好的解决冲突的效果。传播承担着各类事务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裁决者的角色,通过传播,大量的民间纠纷得到化解,从而维系了村庄的秩序与安宁。总之,良好的传播互动对乡村整合、社会秩序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乡村传播的社会发展功能乡村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乡村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等内容。

乡村传播首先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一般意义,对于农村社区来说就是经济增长;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就是增收。增长与增收是乡村治理的经济目标。增长与增收这两个指标可以比较客观地衡量出经济发展水平。乡村经济发展有赖于科技的扩散传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驱动力和支撑点。而农业现代化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农业科技成果,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农业技术推广,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尽快传播到农民手里,以促使农业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尽快应用于农业生产,保障农业发展。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科学技术对农业的贡献率偏低,仅为49%左右,与发达国家的60%-80%相比差距较大,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先进实用技术的到位率相差甚远。科学技术需要传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科技传播“是科技知识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在不同个体间实现共享的一个互动的过程”,科技传播对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作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另外,农产品产量的增产增收还离不开营销方面的传播。

传播也促进了乡村社会中个人的发展。对农传播的建设功能最集中地体现在培养发展农民的现代化人格,使农民建立起现代观念。信息时代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对农民受众的影响力是不容低估的。新闻传播不仅满足村民一般的信息沟通,而且改变了农村落后观念意识,激发农民学习先进技术的兴趣和欲望,使农民通过报道得到启发和教育。“大众媒介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注入新观念的大门,向人们显示新的行事方式,显示有助于增进效能感的技术;启迪并探讨多样的意见,刺激并加强对教育流动性的期望。歌颂科学,为技术大唱赞歌。所有这一切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多的现代性。”美国社会学家勒纳曾提出:“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帮助人们突破地理界限,开阔眼界,通过信息传递功能,培养发展社会成员的现代化人格,加速现代化进程。”推动一个社会或地区的现代性增长的因素非常多,传播不是唯一因素,可能也不是第一因素,但显然它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传播也促进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传播影响着现代化进程。客观世界变迁越大,信息传播发生的频度和密度就越高,信息传播的频度越高,社会变迁就越大,传播是打破封闭、引进新信息、新技术的有效手段。由于信息势差的存在,传播可以实现信息由“信息高地”向“信息洼地”流动,即由社会现代化程度高的地区向现代化程度低的地区流动。传播给欠发达地区带来了现代性因素,催化了社会发展的进程。传播不仅包括外部社会对乡村社区的传播,也包括乡村内部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传播,尤其是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型传播。农民作为乡村治理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松散无力、政治冷漠的个体,而应是公民社会的有力组成部分。传播有利于人的发展,提升了个人的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传播,同时也促进了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就长期的历史而言,公共空间与公民社会关系密切,公共空间是诞生公民社会的重要场所,而公民社会与现代性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传播可以推动乡村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广大村民的自主传播是一种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具有重要的民主价值。透过亲自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提议、讨论、说服或监督其执行,村民们真正与他人共同创造了一个“公共空间”,使自己本有的观点得以在参与过程中修正完善,转化成具有公共导向的意见。

结语:迈向传播型治理

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努力将乡村社会整合到国家共同体之中,这一努力在之前一直是通过制度化的强制力来推进的,并由此形成了长达20年的治理体系。包括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层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层化体系,对乡村社会实行“科层制控制”。科层控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渗透与控制的行政型治理。科层控制模式的建立,标志着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单向渗透与控制政策的最终成功。它意味着时期的国家权力远较以往时代更垂直地深入乡村基层，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由于处于底层的乡村社会被整合进了国家组织体系之中,原本“皇权不下”的基层“自治空间”消失了。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农业税费改革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乡村个体经济的发展,家庭间原子化倾向,乡村人口流动量的增大,特别是管理运营成本的巨大,中国的乡村治理已经不再适用原来那种自上而下权力控制的模式。“随着国家对农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农村的政治领域”,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正通过传播这种“软”权力介入乡村治理。国家乡村治理方式从行政统治向传播治理方向发展,传播正成为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策略。

传播型治理的特征之一是主体多元。行政型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即上级政府,而传播型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构成乡村治理主体可以分为乡村的外部参与者和内部成员。外部参与者包括政府官员、技术人员、推广人员、专家、发展专家以及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媒体制作人员等。这些人员一般文化层次较高,受过较好的教育,具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内部成员包括广大农民及其由农民组成的组织,以及由于自身能力条件从农民中脱颖而出的意见领袖、乡村精英和村干部等。传播主体在传播实践中,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和作用。传播权决定治理权,多元的传播主体分担乡村治理的责任,实现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以达到公共管理效率的最优化,推动和谐共生的多元化传播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

传播型治理的特征之二是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互动就是平等的交往,“一个时代的交往的性质和水平,不在于交往什么,而在于怎样交往,用什么中介手段交往。”乡村治理之路应该是“强国家—强社会”的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就乡村社会而言,村民通过传播形成各种民间自治组织、重塑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积极参与乡村社会的治理活动中,并进而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其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履行服务功能,培育乡村社会自主发展,而不是直接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具体活动中,这是乡村治理走向善治的必由之路。

乡村传播学篇4

关键词：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文化视域；贴近性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少数民族乡村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教育等在内的综合过程，大众传媒的发展为推进少数民族乡村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巨大便利，但如何提高传播效果，达到“传通”的目的却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围绕“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这一课题，笔者对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俗称独坡八寨)的上岩、坪寨两个侗族村寨和孟冲苗寨进行了为期近两年时间的多点民族志调查。通过调查了解到，在独坡八寨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实践中，媒体围绕“贴近性原则”开展了一些创新活动，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这些创新活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理性分析，以增强创新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更好地服务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文明建设。

一、对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贴近性”创新活动的理性分析

在对通道侗族自治县电视台、宣传部、县委办，以及独坡乡政府的采访中了解到，媒体在对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中，结合民族文化心理习惯，采取了一些贴近受众心理的新形式。在独坡乡的侗苗村寨调查中也发现，这些新形式传播在村民中非常受欢迎，大大增强了政治传播效果。

通道县有十四个乡镇可以收看到县电视台节目，为了让老百姓愿意看节目，容易接受节目内容，通道县电视台根据地方的文化心理特点，改变了传统政治传播的纯新闻播报形式，大量采用侗戏、侗歌、多耶、三句半等群众熟悉，乐于接受的方式来传播政策信息。比如，在宣传自治条例和计生工作政策时，通道电视台特意请了著名的琵琶歌王一一坪坦的吴勇材对相关的政策信息用侗歌进行编排，很受老百姓欢迎。

在政策宣传方面，通道县电视台的重要做法之一是节庆宣传。通道侗族被称为“万节民族”，一年中的每个月都有节庆，县里充分利用节庆来开展宣传活动，形成了比较著名的几大节庆宣传活动：一是“大戊梁歌会”，每年一次，四月中旬在牙屯堡镇举办；二是在独坡乡乡政府所在地木瓜村举办的湘黔桂三省交界侗族的“六月六情歌节”；三是每年正月初三在独坡乡上岩坪寨举办的“月地瓦”活动；四是每年举办的芦笙文化艺术节。节庆中常常利用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如多嘎、多耶(侗族对舞蹈和侗歌的称呼)等来进行政策宣传。如2011年6月6日在独坡乡乡政府所在地木瓜村举办的侗族“六月六情歌节”，节目表演就有用侗歌来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和村民选举活动的内容，有一万多人现场观看了节目。由于政策信息传播到位，计生工作在这些少数民族村寨开展得非常顺利。

在对通道侗族自治县创新传播形式的理性分析中发现，民族文化所铸就的心理习惯对传播形式的创新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创造物了。”

文化和民族不可分离。著名民族学专家林耀华先生也指出，“文化与民族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民族。一个人们共同体在自身的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创造了共同的文化并形成了民族；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在发展中必然也要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世代影响着该民族群体及其每个成员，而一个民族群体又靠这种传统文化紧紧凝聚在一起。因此，该传统文化一方面表现为本民族全体成员所共有，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相区别。”

饭养身，歌养心。侗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侗族创造了侗戏、多嘎、多耶、芦笙表演等传统文化形式；而由于文化的传播，与侗族相邻居住的通道侗族自治县的苗族同胞也有着与侗族相同的文化习俗。这些内涵丰富的精神文化已经浸润进民族的心灵，成为民族血肉不可分离的部分。曾经在侗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对侗族村民不愿意投资小孩教育，而热衷于民族文化事业活动很是不理解，这其实正反映了民族文化心理习惯的重要影响。

二、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贴近性”策略思考

通道电视台的“行走侗乡”栏目，因为报道的内容生活气息浓厚，报道形式贴近、生动，初期非常受观众的欢迎，但后来却办不下去了，原因是节目内容跟不上，能报道的题材人物都被报道完了；另外，天天用多嘎多耶来报道政策等政治信息，报道形式单一乏味。通道电视台面临的这一问题正是传媒在政治传播中容易表现出的枯燥和程式化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导致传播效果的大幅减弱。针对少数民族乡村的文化心理特点，做好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深入下去，真正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特点，对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贴近性原则”有更明晰和自觉的把握。

乡村传播学篇5

问题：电视媒体对乡村文化保护的现状缺乏深入把握

乡村民众生活空间狭小，欠缺信息经验，加之质朴的性格和对镜头权威的崇拜，使得电视媒体的教化功能和舆论导向功能表现得尤为强大。应该肯定的是，随着乡村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电视信息接收设备的改善，电视为乡村民众了解外界、收集致富信息和日常休闲娱乐等诸多方面提供了重要帮助，在引导民众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审美意识、理性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有些电视媒体对乡村文化传承的现状与乡村民众文化的需求缺乏足够的认识。

电视媒体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关注不够。有些电视媒体对都市消极生活观念的过度传播，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民众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偏移。传统农民重视个人幸福体验，弱化经济攀比，在乡土中国是主流意识形态，而当下农村这种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在乡村社会影响深远的民俗事象、节庆活动、民间艺术与传统技艺传承等，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衰弱。如民众对乡里能人的判断标准发生变化，他们以经济能力的强弱为唯一标准，来判断乡里能人和文化精英，乡村社会中曾经的文化精英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他们如果不能改善自身经济状况，即使民间艺术水平再好、传统技艺水平再高，也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和“好逸恶劳”。这样的舆论氛围使得众多乡民放弃民间技艺而进入打工赚钱的行列。比如，笔者所生活的关中西部地区，周秦文化底蕴深厚，传统乡村文化形式传承与保护相对较好。社火表演与西府曲子演唱是极富特色的民间文化形式，很多艺人技能精湛，节庆期间与闲暇时间进行表演和演唱，参与人数很多，曾经使民众感受到了本土文化的魅力。但当前这些艺术绝活已经面临困境，出现后继乏人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播跟不上，年轻人缺乏接触这些传统艺术的渠道，因而看不懂、听不懂，继而不爱看、不爱听。还比如凤翔泥塑、木板年画、布艺面花等，也存在传播力度不够，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况，

电视媒体娱乐化信息表现出“去乡土化”倾向。类似这些内容进一步改变了乡村民众的生活理念与人际交往方式。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之所以是乡土性，原因在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地缘和血缘属性，它是一个“熟人”社会，人际传播占据着主要位置。有学者认为，社会文化、社会知识是由各种可以被称为“社会菜谱”的常规和惯例所组成的，并在特定条件下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甚至谈判、结婚、宗教仪式都是按照这些社会“菜谱”来进行的。不论是舆论领袖还是乡里能人，不论从伦理层面还是信息导向层面，这些常规和惯例在乡村社会中都起着积极作用。现代信息手段的日新月异，一定意义上拉近了民众的空间距离，但扯远了民众的心理距离，改变了乡村民众休闲方式和日常交往，“乡土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例如传统习俗中的拜年、串亲戚、送灯笼等形式被电话、短信拜年及电子贺年卡等取代一样，电视可以使人足不出户，尽览世界风光。有些人宁愿坐在电视机前，在虚拟画面里度过时光，也不愿走出家门与人交流。这使得民众对人际交流与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不再感兴趣。

办法：乡村文化建设与传承方面的四个有为

一些文化学者提出“乡村文化危机论”，认为农村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他们对受城市化、市场经济、消费主义文化冲击的乡村文化的处境忧心如焚。在这种背景下，电视媒体应该勇敢担当， 在对传统乡村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应主动作为。

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要求。电视媒体应该配合国家乡村文化建设，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今年初，全国人大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将“非遗保护”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对于非物质文化来说，民间有不可或缺的文化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蕴藏在民间，活化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离开民间文化和民众力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难以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正确认识并引导民间力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工作。电视媒体作为主流宣传平台，应该顺应这一形势，选择适宜的方式，加大宣传力度。面向乡村民众的电视传播，应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引导，提高乡村民众的保护意识。近几年，乡村文化建设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正在有序展开，电视传播应该立足乡村文化实际，深入领会国家乡村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提高对乡村文化保护的宣传水平。

加大对传统乡村文化的传播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多策划、制作、播出一些与传统乡村文化相关的节目，可以多开辟一些专门针对乡村民众传播的栏目或频道，有意识地引导传统乡村文化的传播。比如戏曲频道可以加大地方戏曲的比例，有可能的话，还可以添加一些诸如花儿、关中道情、西府曲子、老腔之类濒临灭绝的艺术样式。综艺频道可以尝试增加民间演艺活动的传播，诸如民间曲艺、民谣、社火表演、地方风情、民族风情等内容，科教频道增加一些民俗事象、民间技能、老手艺等方面的内容。有学者提出民间技艺进课堂的论点，其可操作性值得商榷，但如果通过电视平台来传播，可操作性能否好一些，值得尝试。

充分体现传统乡村文化的特色。电视媒体在传播中，对传统乡村文化自身的特点，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积极引导，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事实上，民间传统艺术与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民俗事象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韧性，一直强烈影响着乡村民众朴素的审美意识、价值取向、家庭伦理观念、日常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行为等。虽然当下乡村社会的基层管理是新型行政管理而非“士绅”管理，但不能忽视传统儒家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在乡村的影响。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韧性对维系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外来价值观对乡村民众原有的价值体系形成冲击时，他们自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可见乡村文化中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提高为农村民众健康需求的服务意识。深入研究民众信息需求，加强对乡村民众信息需求的把握，杜绝单向灌输。通过一种通畅的传播途径真诚地与民众进行信息交流，才能真正发挥电视平台的沟通与服务功能。同时，应该加大对娱乐信息与广告信息的监管力度，保障乡村民众信息需求的合法权益。更进一步而言，电视媒体作为对乡村民众影响最大的主流信息平台，多年以来积累了较好的声誉，总体上民众对电视传播是满意的。但如果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不能继续维护这种形象资产的话，电视媒体的尊严能否存在还是令人担忧。

乡村传播学篇6

关键词：乡村旅游；气象景观；讲解员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模式，通过到乡村旅游了解真实的风土人情、礼仪风俗，从而带动整个乡村的行业发展和脱贫致富。其中，乡村旅游讲解员是建设乡村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是人们对乡村的第一印象。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讲解的过程中，涉及乡村风土人情、自然景观等多个方面，其中气象景观也是他们进行讲解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乡村旅游讲解员和气象景观的基本概念出发，通过对于二者的理论阐述，结合实例分析得到当前乡村旅游讲解员对于气象景观内容讲解的具体策略，以便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旅游讲解员的专项内容服务讲解水平，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服务业的发展。

旅游讲解员及相关概念阐述

解说，翻译自英文interpretation。早在公元前460年，《哈利加诺斯的希罗多德》一书中就记载了有关于埃及金字塔的导游的工作记录。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罗马人发现荷马时期各地已经有解说者的身影[1]。16世纪60年代，西方贵族家庭的年轻人在外出旅游时总会有解说人员的陪同。1957年FreemanTilden在《解说我们的遗产》一书中对解说下了定义：解说是一种教育活动，目的在经由原始事物的使用，以指示其意义与关联，并强调亲身的经验和运用说明性方法或媒体，而不仅仅是传达一些事实性知识[2]。在中国最早倡议讲解服务的是南通博物苑的创建者张骞。他在1905年向清政府建议，在建设帝室博物馆时，要“遴派视察员、招待员，用为纠监导观之助”[3]。当前，我国学界对于讲解员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研究领域大多集中在旅游管理专业，缺乏延伸和拓展。其中，在旅游管理方面的讲解员相关研究，又集中在博物馆及相关文创产业的讲解员管理建设层面，研究案例较为单一，研究重复性较大。讲解员作为面对面沟通交流的角色，在人际传播层面的价值可见一斑。将对旅游讲解员的研究与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勾连，是学科交叉发展的重要体现，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乡村旅游中的气象景观

前人在研究中曾对乡村旅游给出了清晰界定：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4]。在乡村旅游不断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对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礼仪习俗的关注以外，气象景观也是乡村旅游建设的重要范畴。国内学界对于乡村旅游的气象景观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停留在微观层面，更多的是关注某地区的气候适宜度问题，这与本文所探讨的气象景观研究差别较大。相较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气象景观资源指可作为独立观赏或利用的气象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的单独个体，一切能够引起人们进行审美与游览活动的大气现象及其衍生资源，包括自然气象景观、人文气象景观。也就是说，能够将本地区旅游资源与气象特色相结合，开发出相应的新型旅游资源的，便是气象景观。对气象景观服务的强调，其实也是看到了气象因素对于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阴晴雨雪正在持续影响着乡村的旅游生态，对当地旅游资源、景观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气象对乡村旅游自然景观的影响，其二是气象对乡村旅游人文景观的影响。从乡村旅游的自然景观来看，山岳、湖泊、植被、动物等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要素，都离不开气象的影响。气象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例如，春季春暖花开，万物复苏，适合在乡村踏青出游。而如果此时出现干旱（短期的异常干旱）可造成空气过分干燥、土壤水分亏缺，危害植物资源生长，影响旅游资源的开发。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当地气象条件合理开发适宜季节气候变化的乡村旅游资源，便成了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旅游开发建设的重点。例如，因为独特的纬度条件在三四月份会形成独特油菜花田风景的江西婺源，根据自身的气象条件，打造出了独属于婺源县的自然景观，也打响了当地乡村旅游的招牌。从乡村旅游的人文景观来看，当地的气象条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景观不同于自然景观是清晰可见的，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不同地区的气象条件决定了当地原住民的生活习惯、状态、风俗等方面。北方人民爱面食，南方人民爱精米，这既是因为南北方种植作物的不同，更是因为南北方气候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人文习惯的差异。对于乡村旅游而言也是如此，在土家族、苗族聚集的地区，吊脚楼建筑别具一格，而正是因为这些地区潮湿多雨，当地人民才建造了这种建筑，这种建筑也成为乡村旅游中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在乡村旅游中，气象景观展现出了重要作用。那么在乡村旅游讲解员的口中，是如何去呈现这些气象景观，又如何将其与当地旅游产业相结合，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将是本文接下来进行论述的主要内容。

讲解内容原生态

乡村旅游讲解员是能够真正站在乡村角度，向旅游者讲解乡村历史和文化的讲解人才[5]。因此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讲解内容时不同于寻常的旅游讲解，其讲解内容既不是如同博物馆讲解员那般对古往今来的历史进行溯源，也不像自然景观讲解员一样注重对整体环境的阐述，更多的是针对乡村中富有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介绍。而在对这些对象的概述中，其展现出了独属于乡村旅游讲解员的特质。笔者在走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女儿城景区的讲解员后发现，他们在进行讲解内容培训时，相较于博物馆讲解员对内容上专业性和严谨性的重视，更看重的是讲解内容的本土化效果，也就是原生态。长期在女儿城担任志愿讲解员的L表示：“女儿城本身就是一个体现本地少数民族特色的景区，所以我们在向游客介绍的时候以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主，其实也没有特别高大上的讲解内容。”在女儿城内有一家民俗博物馆，展现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土家族、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L表示，讲解员在向游客进行介绍时，会尽量避免书面化和烦琐的讲解用词，而是简单直白地把恩施少数民族生活状况介绍清楚即可。通过原生态的内容呈现，让游客直观感受到乡村旅游资源的“原真性”，从而产生对当地的留恋情感，成为回头客。乡村性应该是界定乡村旅游的最重要标志。如果对乡村旅游概念中乡村性这个特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就可能导致乡村旅游概念的模糊，这既不利于构建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也可能会降低乡村旅游的丰富性[6]。尽管都市旅游者参加乡村旅游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对乡野农村风光、生活和氛围的追求却是共通的，这就要求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应保持乡村旅游活动中乡土气息的浓郁性和真实性[7]。乡村旅游讲解内容的突出特征亦是如此，讲解员只有重视原生态内容，在进行人际传播时注重对于接近性内容的传播，才能唤醒游客内心对“乡村”这一概念的深层认知，从而达到情感上的共鸣，起到较好的讲解传播效果。在这样的基础上，聚焦于对本土气象景观的传播，将会更加突出原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介绍当地气象景观时，往往是根据本地自然特色和人文特色，结合气象特征进行说明讲解。讲解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内容上的过度专业化，而是将专业术语转换成口头语言表达给受众，从而达到讲解内容上的无门槛，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懂相关的乡村旅游气象景观讲解内容。

讲解手段交互性

在讲解手段方面，可以看到如今旅游行业的不断革新。如今大部分博物馆都推出了二维码扫码自动收听讲解的服务，在讲解手段上呈现出了科技性的特征。反观乡村旅游的讲解员，其在讲解手段上展现出了与其他旅游讲解截然不同的观感。对于乡村旅游讲解员而言，其所进行的讲解内容传播属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同时，可以看到，就乡村旅游的需求方面而言，旅游者无外乎是以下几种需求：第一，对于田园风光的向往；第二，扩大知识视野；第三，各种类型的旧地重游；第四，复合型的旅游需求[8]。基于以上方面的因素，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使用讲解手段时，更在乎是否能够达到有效交流，也就是讲解的交互性。所谓交互性，其重点在于传播的传受过程中传者与受者之间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流互动。其中，传者指的是乡村旅游讲解员，受者自然是那些有着以上乡村旅游需求的游客。二者之间对于交互性的要求，自然决定了讲解员在进行讲解时多多注重与游客的互动交流。尤其是在讲解有关气象景观方面的内容时，由于涉及大量本土性、原生态的内容，同时，气象景观内容上具有聚焦性和专业性，这就决定了讲解员在讲解手段的使用上一定要注意旅游者的接收度。因此在讲解时更要注意与游客的直接交流，随时根据游客的反应和态度而及时调整传递手段。例如，在发现游客明显对某一讲解话题不感兴趣时，及时转换话题，直到发现游客的兴趣点所在。只有把游客的反应放在首位，站在游客角度调整讲解手段，才能够产生更好的交互作用，从而改善传播效果。综上所述，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大背景下，乡村旅游传播是重点研究方向，而讲解员是在整个乡村旅游传播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灵魂角色。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每一位深耕于基层和一线的乡村旅游讲解员。他们用多样化传播手段开展对乡村旅游文化的编码解码活动，让更多游客感受到乡村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中蕴含的独特魅力。本文重点探讨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乡村气象景观讲解层面的具体策略，通过实地考察与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发现，气象景观作为乡村旅游景观中的重要维度，同样是讲解员在进行旅游传播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入探究讲解员在这一维度的传播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进行相关内容传播时，主要展现出讲解内容原生态和讲解手段交互性的特征。此类特征符合乡村旅游传播的特点，也贴合了乡村旅游受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本文仅对其气象景观的讲解策略展开了分析，在研究时也有不足之处，实地考察样本少、资料收集不全面等问题也持续存在。未来乡村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乡村旅游讲解员在工作岗位上的努力。因此，对于乡村旅游讲解员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在具体传播过程中的讲解策略研究，是建设乡村旅游传播良性生态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5]刘立成,解辉.乡村旅游讲解员的历史演变及特征研究[J].中国地市报人,2019(7):43-45.

[2]徐柯健.地质公园解说标识系统研究:以野三坡世界地质公园百里峡景区为例[C]//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建设:旅游地学论文集第十六集.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105-110.

[3]孙鑫.解说系统与解说员研究[J].学理论,2012(18):106-108.

[6]何景明,李立华.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125-128.

[4][7][8]杜江,向萍.关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旅游学刊,1999(1):15-18,73.

乡村传播学篇7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组织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加强领导、健全队伍，完善设施、丰富教材，规范站点、狠抓播放，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思路，提升党员电教干部素质，完善全县党员电教播放设施，提高党员电教工作水平，增强效果，促进和带动党员电教更好地为宣传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为提高党员素质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服务，为实施“果畜富民”战略服务。

二、目标任务

（一）基础条件完善。领导重视，组织创建活动部署到位，指导经常，任务落实。机构健全，县党员电教中心有专职人员，乡村和县级部门、事企业单位均有明确工作机构，且至少有1名专（兼）职电教人员。电教经费有保障，乡镇、村和县级部门、事企业单位电教站点每年在党员教育方面都有资金投入，县党员电教中心全年经费投入不少于10万元。设备满足需求，县党员电教中心摄录编技术指标达到省级以上电视台播出要求，乡镇、村和县级部门标准化播放点达到“六有”标准（即有电视机、有播放机、有电教室、有电教片库、有播放收看规范化制度、有“三簿一册”）。

（二）制片工作突出。全年拍摄反映基层优秀党员先进事迹的电教专题片两部，拍摄反映基层党建工作特色的电视新闻4条，争取年内在《党员电教》播出2条，在市级以上电视台播出2条。定期维护“党建”网站，宣传党建政策，反映党建动态。开办“现代农业科技”培训电视栏目，定期播放农业科技电教片。

（三）电教片丰富。抓好省、市统发教材的发行和运用，完成省上下达购片任务；年内有计划、分步骤购进10套以上党员电化教育专题片；同时充分发挥县级有关部门的制片优势，结合“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实际，制作“产业突出、内容丰富、易学易用、群众欢迎”的音像教材100部，各乡镇、村至少下载制作专题教材1个系列。

（四）播放员队伍素质高，工作尽职尽责。县级部门、事企业单位和乡镇、村选好配齐播放员。通过培训，使播放员掌握“四环”教学法，准确制定播放收看计划，按要求定期开展政治理论、业务知识、工作技能培训，认真落实“一册三簿”登记制度，切实加强对播放设备的管理，及时反馈播放收看信息。

（五）主题实践活动扎实有效。围绕新农村建设和“果畜富民”发展战略，开展“电教送科技，带头兴产业，建设新农村”主题实践活动。年内县委组织部党员电教中心开展电教下乡12次，组织全县乡、村电教站点开展电教集中培训不少于1500场次，农村党员人均接受培训12次以上，使45岁以下农村党员掌握1-2门致富技能，为做大做强猕猴桃、草莓、苹果、干鲜杂果产业和养殖、农产品加工业等搞好技术培训。

三、实施步骤

创建全省“党员电教示范县”工作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启动阶段。从现在开始到4月底结束。主要任务为：

1、制定方案。各乡镇和县级部门对照目标任务，制定任务明确、重点突出、责任具体的创建方案。

2、健全机构。乡镇、村和县级部门、事企业单位调整充实电教站点组成人员，并下发登记表，建立电教播放员档案。

3、迅速启动。县、乡及时召开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会和部署动员会，明确各级任务，落实相关责任，并采取适当形式宣传创建工作。

（二）实施阶段。从年5月开始到10月底结束，主要任务是：

1、培训播放员。在深入基层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培训计划，在5月20日前分期分批举办全县村级播放员培训班。5月底前，以乡镇为单位，对村级播放员再进行一次技能强化培训。

2、完善电教设施。5月15日前，组织专人摸清各村电教设备，统一编号存档。同时，协调县教育局、县文化局，采取资源共享模式，调剂充实村级播放点电教设备。同时，县上争取省市支持，为基层配备一批播放设备。结合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县委组织部统一布置36个规范的村级电教播放室。

3、组织下发教材。及时下发省、市统发教材，同时，结合农时节令引进下载一批产业突出、内容丰富、易学易用、满足需求的现代科技适用音像教材，并下发充实乡镇党委电教站片库。

4、扎实开展播放收看活动。围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布局，组织开展“电教送科技，带头兴产业，建设新农村”电教片播放收看主题实践活动。一是县委组织部电教中心全年举办4次“电教送科技下乡”活动。5月底前启动全县的“电教送科技、带头兴产业、建设新农村”播放收看主题实践活动。二是各乡镇党委充分发挥本镇电教站作用，围绕本镇农业支柱产业，结合时令，开展猕猴桃、苹果、葡萄、辣椒、干鲜杂果和家禽家畜种养殖培训。每个乡镇围绕“电教送科技、带头兴产业、建设新农村”主题，年内至少举办4次以上有影响的电教播放培训活动。三是发挥村党组织电教点作用，组织党组织科技致富示范基地负责人、党员科技致富示范户和科技致富带头人定期观看电教片，不断提高科技素质。并通过他们现身说法、传授技术、帮扶带动，引领群众学科技、用科技、兴产业，增加收入，增强主题实践活动实效。村电教点每月至少播放一次电教片，每次不少于4个小时。四是依托专家大院、乡镇农技校、农村远程教育站点，按照农时季节开展电教专题培训活动，使党员群众普遍享受到主题实践活动所带来的实惠。五是在县电视台开办“现代农业科技”电视专栏，连续播放一批种植、养殖、加工等方面的系列片，扩大电教送科技的覆盖面。六是组织县文化、科技、卫生等单位定期开展“三下乡”活动，丰富活动内容，不断推动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三）自查阶段。月初到月底，主要任务是对创建工作进行自查总结，对照实施方案，回顾总结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各乡镇先自查，上报创建工作总结。县上制定考核办法，逐乡镇检查考核，确定等次，达到要求的，授予“党员电教示范乡镇”称号。同时，认真做好省、市检查验收的准备工作。

四、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委成立创建“全省党员电教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担任副组长。创建领导小组由组织部、县纪委、宣传部、政法委、农工部、党校、财政局、农业局、文化局、教育局、科技局、电信局、电视台、网络公司和10个乡镇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委组织部，从县委党校、县教育局、县电视台各抽调一名工作人员，开展日常创建工作。各乡镇成立创建“党员电教示范乡镇”工作领导小组。乡镇党委副书记任组长，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的副乡镇长任副组长，组检干事、宣传干事为成员，负责乡镇和村的创建工作。县级有关部门党组织确定一名领导班子成员和一名干部主抓党员电化教育工作。

（二）明确创建责任。

为了切实完成创建任务，各有关单位分别要承担以下职责。

县委组织部（创建办）：

1、研究制订工作方案，做好牵头抓总和各项协调工作；

2、分解目标任务，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对完成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3、负责会议召集，抓好日常工作；

4、做好县电教中心设施建设；

5、联系一个村，协助搞好播放点示范化建设。

县纪委：

1、每月向县创建办提供一套党风廉政建设电教片，全年不少于12部。

2、定期协助创建办开展督导工作。

3、联系一个村，协助搞好播放点示范化建设。

县委宣传部：

1、及时做好宣传报道工作，年内在省、市级刊物上宣传创建工作3次以上，为创建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2、联系一个村，结合“四环”教学特点，帮助电教播放员每季度进行一次示范培训。

县委政法委：

1、组织司法机关年内制作普法电教节目10套，提供给县创建办供基层党组织借用。

2、联系一个村，协助搞好播放点示范化建设

县委农工部：

1、牵头组织与县农业局、电视合开办“一村一品”新农村电视专题栏目，介绍全县新农村建设动态。

2、联系一个村，协助搞好播放点示范化建设。

3、配合县创建办作好电教下乡活动。

县委党校：

1、组织教职工深入基层调研，根据群众需求备好理论宣讲课，制作成党员教育培训教材5套以上，交县创建办。

2、发挥党校党员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在各类党员干部主体班次培训中，每次运用电教手段开展培训不少于1个课时。

3、联系一个村，协助搞好播放点示范化建设。

县财政局：

1、积极为创建工作争取国家财政政策性投资；

2、采取措施，提供创建资金支持；

3、联系1个村，协助搞好播放点示范化建设。

县农业局：

1、结合全县农业产业项目规划，利用农业信息网站、专家教授讲课等资源，每月为县创建办制作提供电教片不少于3套，全年不少于20套；

2、结合农业科技包抓帮扶项目，建立农技人员帮扶联系点10个，每季度结合电教播放活动下乡开展一次技术指导。

3、联系一个村，协助搞好播放点示范化建设。

县文化文物局：

1、指导县电视台开办好“一村一品”新农村和“现代农业科技”电视专栏；

2、利用“易播宝”系统，下载制作电教节目不少于10个小时；指导乡镇文化站加强与村电教播放点的合作，建立电教资源共享制度；

3、协助县创建办做好日常工作；

4、联系一个村，协助搞好播放点示范化建设。

县教育局：

1、制定乡镇中小学校加强与村电教播放点的合作制度，建立村校电教资源共享机制；

2、县教育局电教中心每个月向县创建办制作电教教材2套。

3、联系一个村，协助搞好播放点示范化建设。

县科技局：

1、配合县创建办做好农业科技电教片开发引进工作，全年向县创建办提供电教教材不少于10套；

2、联系一个村，协助搞好播放点示范化建设。

县电信分公司：

1、为创建活动提供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

2、配合县创建办做好其他工作。

县电视台：

1、发挥职能优势，配合创建办拍摄制作党建电视新闻；

2、利用电视资源，开办现代农业科技培训电视栏目。

县网络公司：

1、为创建活动提供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

2、在互动频道宣传创建活动不少于20次。

3、配合县创建办做好其他工作。

各乡镇党委：

1、制定实施方案，抓好乡村创建工作的组织实施；4月底前上报创建方案、基层电教站点工作人员名册，5月15日前上报基层电教站点设备档案册。

2、完成乡村电教站点设施的协调任务，按“六有”标准，完善播放站点基础条件，全年乡村电教经费投入不少于2万元。

3、认真组织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形式灵活多样，效果明显。

4、半年、年终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一次检查考核，认真指导，督促落实创建任务；

5、按要求完成县上下达的各项临时性工作；

6、包抓2个村，建成全乡（镇）电教播放示范村。

乡村传播学篇8

根据《桃江县2016年度党委(党组、工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办法》文件要求，9月22—23日，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县文体广新局、县广播电视台组成3个督查组，对全县15个乡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现将情况通报如下：

一、前段工作成绩

（一）党委认识有新提高。绝大多数乡镇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主体责任得到落实，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年度任务完成进展有序。如桃花江镇、马迹塘镇、牛田镇党委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责任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中。桃花江镇党委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3次，并纳入了党建工作责任制和镇村两级工作目标管理。马迹塘镇党委将意识形态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与经济工作、党建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制定了对村和部门的意识形态责任制考核办法和新闻上稿奖励制度，责任和压力传导到村到人，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牛田镇党委通过创办“牛田力量”讲坛、开设“平安牛田”微信公众号，使意识形态工作更加深入人心。桃花江、牛田、高桥、鸬鹚渡、马迹塘等乡镇台账资料齐备、内容翔实、分类规范，且都足额配备了宣传文化工作经费。

（二）工作推进有新亮点。各乡镇大都按照时间节点和任务要求，扎实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在理论武装、文明创建、舆论引导和文化事业方面有新举措、新亮点，涌现出了一批好典型、好做法，值得相互借鉴和总结推广。

1、理论武装有新突破。桃花江镇截至目前已完成中心组集体学习17次，其中扩大学习5次。浮邱山乡、牛田镇、三堂街镇、沾溪镇创新中心组扩大学习方式，组织镇、村干部赴外地实地学习考察产业转型升级、美丽乡村建设、棚户区改造等先进经验。沾溪镇、牛田镇、浮邱山乡、高桥乡、三堂街镇邀请县委宣传部旁听了中心组扩大学习。

2、文明创建有新举措。牛田镇通过全镇发动，精心评选出8名镇级道德模范在“七一”进行了集体表彰并对道德模范事迹进行了宣传推介。浮邱山乡、灰山港镇志愿者服务活动多、内容广、效果好。浮邱山乡成立了志愿服务队28支、志愿者人数达1000名，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灰山港镇和平义工服务活动志愿化、经常化，截至目前，共捐助寒门学子40余人，金额达6万余元。沾溪镇举办了“最美沾溪人”评选活动，将目光投向“身边人”、“身边事”，深入挖掘出一批优秀的沾溪人，大力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力促进了当地精神文明建设。

3、舆论引导有新起色。修山镇首届印子粑粑节在全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三堂街、修山、牛田、沾溪等乡镇自办微信公众号，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宣传党委政府工作，传播正能量，收到较好效果。三堂街镇“洪水宝宝”新闻线索被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湖南日报等媒体报道后，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全县乡镇负面舆情基本可控，没有酿成大的负面舆情事件。沾溪镇连续四个月无网上投诉帖子。桃花江镇的网络舆情回复稿件，均由党委书记审定签发。鸬鹚渡镇红网、华声在线等媒体上的帖子做到了每帖必回。

4、文化事业有新进展。桃花江镇广泛发动全镇居民积极打造精品节目参加全县“欢乐潇湘歌唱桃江”群众文艺大赛并获特等奖。修山镇花桥港村村民自编自演的扇子舞《中国美》充分体现了群众文化创作的智慧，一举获得全县一等奖。牛田镇“欢乐潇湘歌唱桃江”初赛组织全部村(社区)参与，覆盖率达100%。武潭镇农村广播“村村响”在今年遭受3次洪灾巨大损毁的情况下，仍完成了77公里光缆线铺设改造任务和15个村的联网补点扩面任务。三堂街、鸬鹚渡等乡镇积极发挥农村广播网作用，注重开展日常宣传，汛期指导群众疏散，灾后重建等工作，获得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湖南经视就桃江利用农村广播网“村村响”工作进行了专题报道。马迹塘、浮邱山、高桥等乡镇注重农村广播网的日常维修管理，经常利用乡镇、村广播平台开展惠民政策、科普知识、法律法规的信息播报，深受人们喜爱。修山镇高起点地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村民服务中心建设一起规划，按照500—1000平方米的标准规划了文化广场，避免了重复建设。

二、主要问题和不足

本次督查，也发现部分乡镇党委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有的欠账还比较多，务必引起足够重视。

（一）中心组学习落实不够。中心组集中学习按照要求全年不少于12次，其中扩大学习不少于4次，邀请县委宣传部旁听一次。但在督查中发现，大部分乡镇中心组集中扩大学习方案没有上报县委宣传部，也没有制定邀请宣传部旁听指导的计划，存在理论学习应付不务实、任务有欠账、方案不完善、学习笔记简单的现象，没有真正把学习理论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和提升工作能力的重要举措，学习内容贴近工作实际不够，对指导具体工作缺乏针对性，导致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如沾溪镇今年的中心组集中学习次数仅有5次，其中扩大学习仅有2次。截至目前，仅有5个乡镇邀请了县委宣传部旁听了中心组集中学习，其余10个乡镇都没有认真落实中心组学习旁听制度。

（二）宣传队伍建设力度不够。许多乡镇通讯员、网宣员队伍配备不及时、不到位，导致新闻宣传、舆情信息调研工作滞后;当地特色工作、亮点新闻推送不及时，负面舆情处置不及时，舆论引导不得力。乡镇宣传队伍人员变动频繁，情况、业务不熟。许多同志缺少培训，工作进入角色慢，把握新闻题材敏锐度低，新闻稿件质量和上稿率较低。新闻报道奖励制度落实不够到位，上稿积极性有待提高。松木塘、大栗港等乡镇至今舆情信息调研上报数为零;高桥、修山、牛田、马迹塘、大栗港等乡镇对舆情跟帖转发较为欠缺;马迹塘镇舆情回复稿质量有待提高;三堂街、松木塘、?埠等乡镇新闻上稿数量排名靠后;石牛江、灰山港、高桥等乡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上报通讯员名单。

（三）文明创建纵深推进不够。部分乡镇对文明创建活动认识不够高，工作力度小，实际效果差。如文明创建活动中的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各乡镇台账资料中虽都有评选方案和模范人选，但大多无大规模的宣传发动和表彰宣传，群众知晓率和社会影响力低。修山镇以平安创建代替文明创建。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不平衡。沾溪、修山等乡镇没有完成每月一次的志愿服务活动;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不深入，在乡镇街道、政府、学校、医院等主要场所缺少宣传标牌;文明村(社区)创建工作抓得不紧，工作不力。

（四）宣传阵地作用发挥不够。由于管理缺失，农村广播、农家书屋、文体设施都存在设施损毁、书籍流失、设备不全的现象，宣传阵地成为摆设。如灰山港、大栗港、牛田、修山等乡镇农村广播“村村响”损毁较严重、维修不及时、失声喇叭较多、播放次数不符合要求。大栗港镇朱家村，灰山港镇紫荆花社区、檀树界村，牛田镇双江口社区和金光山村等地农村广播长期不开机，武潭镇杨家坪村广播站只在洪灾期间启用过，平时成了“哑巴”。灰山港镇有线电视站私设前端，擅自播出飞字广告，违纪违规，受到严厉查处。大部分乡镇创建现代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因资金、征地等问题进展缓慢，工作严重滞后，硬件、软件设施全部没有，影响全年任务完成，特别是文化广场没有按市委的要求，与村民服务中心一同规划建设，将造成较大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应迅速调整和改进。

（五）宣传委员履行职责不够。督查中，发现许多宣传委员身兼数职，工作千头万绪，对宣传本职工作情况不明、任务不清、思考不多、研究不深、汇报不够、履职不到位。有的当“甩手掌柜”、“二传手”，任务没有分解，压力没有传导，抓实抓细抓小的务实精神不够，统筹部署、跟踪督查落实不够;有的宣传委员向党委政府就意识形态工作汇报不多、研究太少;有的甚至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搭头”，作为份外事对待;也有个别乡镇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不够重视，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没有思考、没有部署、没有督促，很是令人担心和忧虑。

三、后段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今年是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的第一年，各乡镇党委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属地管理、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要求，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积极营造主流意识形态健康向上、思想舆论环境平稳向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总体态势，为桃江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进一步抓实理论武装。理论武装工作是凝聚人心，提升工作水准的重要抓手。要紧紧围绕乡镇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突出“两学一做”主题，结合当地实际和工作重点，积极探索有效的方式方法，按质按量完成学习任务，切实提高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让理论学习成果真正成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劲力量。

（三）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要严格按照《桃江县2016年度党委(党组、工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办法》和《桃江县新闻宣传(网络宣传、理论调研、舆情信息)上稿奖励办法》文件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层层完善落实党委重视、职责明确、目标细化、经费保障、考核奖惩、述职评议的工作机制，不断加大对镇村两级意识形态考核评价。健全文化统筹发展机制，将文化建设同党的建设统筹进行。健全人才队伍保障机制，真正做到意识形态工作事事有人做。

（四）进一步发挥阵地作用。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是一项惠民工程，在今年抗洪救灾中普遍反映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各乡镇要将村级广播的维护使用纳入乡镇意识形态的考核内容，加大力度，强化管理，确保“长久通”、“优质通”。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加快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按时完成各项建设任务。要加强对当地微信公众号的指导管理，不断扩大官方公众号的传播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