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心得体会范文

法治中国心得体会篇1

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为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各项工作，制定本规划。下面是由小编带来的有关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心得体会，以方便大家借鉴学习。

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心得体会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我们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铮铮誓言，也是衡量司法工作成败的关键标尺。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均以此为目标，各项司法工作都为此而努力。

2017年7月10日，在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强调，全国政法机关要按照党中央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笔者认为，法治中国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一路前行，有利于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完善，为公正司法提供了制度保障。法治中国司法体制改革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容和保障。法治中国对现行司法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切入点，发挥牵一发动全身的功效，带动整个司法体制改革次第前行。

法治中国实行司法体制改革一路前行，有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法治中国实行司法体制改革一路前行，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全社会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和侵权须赔偿”的法治秩序，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与权威。

法治中国实行司法体制改革一路前行，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多年来，司法机关为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赢得广大群众广泛认可。法治中国实行司法体制改革一路前行，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建设法治中国，实行司法体制改革一路前行，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但要求维护社会稳定，而且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但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但要求享有知情权与表达权，而且要求享有参与权与监督权。法治中国实行司法改革一路前行，深化司法公开，推进司法民主，完善保障人权的司法制度，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

总之，法治中国实行司法体制改革一路前行，一茬接着一茬干，不断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有利于法治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心得体会

人民主权原则和人民主体地位，必然要求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利的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和至上地位，成为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总规矩，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总规范总依据。我国宪法不仅明确规定了人民与国家、中央与地方、人大与“一府两院”等最重要的政治关系，而且明确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规定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实践证明，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同志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切实在宪法实施和监督上下功夫。”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要不断提高宪法意识，从思想上充分认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推进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背景下，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改革举措必须符合宪法法律，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良法善治是治国理政和依法治国的理想境界。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来表述，良法就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其中主要是法律制度体系;善治就是运用国家法律和制度管理国家、治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过程和结果。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与基础。国家要善治，须先有良法。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而是要求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成熟定型的良法治理国家和社会。创制良法，就是国家制定和形成一整套体现良法要求的制度体系尤其是法律制度体系。同志对当下中国制定良法的基本要求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体制和程序，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

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心得体会

当前，继大走访之后，深入开展社会矛盾和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在江苏全省各地迅速展开，编织“责任网”绷紧“安全弦”，扎实推动隐患排查和矛盾化解，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为党的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然而，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加之各种利益诉求多样化、复杂化，上访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成为困扰各级政府加强社会创新治理的一大难题，更是目前基层每天面临的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其成因与广大群众“熟人社会”传统处事方式和法治观念入心不深、信法意识不强有很大的关系。全面依法治国，让群众信法而不信访，必须真正树立起法律权威。

全民守法必须树立法律权威。法律是国家制定，反映社会公众意志和共同利益，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必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加大普法宣传教育力度，弘扬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在全社会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法律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具有高度信仰和普遍认同，法治精神渐入人心，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人人尊重法律、服从法律、维护法律的良好社会氛围正逐步形成。

全民守法必须建设法治政府。各级政府规范行政权力的配置和运行，扎紧制度的笼子，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予不可为，保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履职尽责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真正做到在法治的轨道上开展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严守党纪国法，把自己置身于党纪国法的约束之下，崇尚法律思维，重视法律权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将依法治国的思想传递给人民群众，带头做遵纪守法的典范，时刻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始终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全民守法必须树立法治信仰。执政兴国，离不开法治支撑;社会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百姓福祉，离不开法治保障。要在全社会树立起法律红线意识，崇尚法治，对法治有敬畏之心，让法治成为一种“国家信仰”。只要违法犯罪不管你官居多高、功有多大都应依法予以追究。执法机关要公正执法、严明执法，要让违法者受到严惩，付出沉重的代价，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法律管用，凡事以法律说了算，遇事找法、办事循法，让群众依法办事不再难、打得起官司、降低群众依法维权的成本，真正感受到法治的公平正义，才能让信法不信访成为社会的共识，依法维权才会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坚持崇法尚德，法治信仰才会深入人心。

法治中国心得体会篇2

民法典的实施将是我国法治建设领域中的一件大事，这不仅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等环节和程序中，也需要每一位公民、每一个民事法律主体参与其中，尊重法律、敬畏规则。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的观后感心得与体会2020，但愿对你有借鉴作用!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的观后感心得与体会1民法是万法之母。孟德斯鸠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充分认识民法典颁布能够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民法典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典为保障个人合法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也为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兴权利、新型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之所以要编纂一部统一的民法典，是因为从建国至今，我国颁布了大量的民法单行法规，这些法规内容庞杂，分散广泛，不仅存在一些法规相互之间不够协调的问题，而且老百姓使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民法典弥补体系缺漏、去除体系重复、消解体系冲突。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民商事领域的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促进公平正当竞争、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政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国家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开展工作要考虑民法典规定，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有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民法典问世，意味着我们国家形成了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规范的民事行为准则，完善的权利保护机制和有效的权利救济规则——我国法制的体例框架由此丰实延展、枝繁叶茂。

民法典充分反映人民意志，提高依法治国水平。民法典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落实到民事法治领域，充分赋予民事权利，保障权利不受限缩、不被侵犯。民法典聚焦民生发展问题，处处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所谓“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体现出我们国家以良法促进发展、保证善治。民法典草案对于民事权利类型规定更丰富，行使权利规则更清晰，权利保障更完善。“民法典对公民权利类型及其行使方式规定得越丰富、越精细，就越能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越能起到规范公权力的作用。”民法典的出台为政府提高治理能力、提高依法治国水平提供了法律保障，对行使公权提出了边界限制。同时，还将切实影响人民生命利益，解决现代社会困扰人们的问题，在私权保障上更进一步。“这最终将促成相关部门更积极施政，公民更遵守法律。”

“法者，治之端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是最重要的逻辑起点之一。民法典的颁布蕴含了民事权利保障、法律义务强化、社会秩序稳定等多重价值，是以良法推进善治的重要抓手，自然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的观后感心得与体会26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的重要文章《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文章强调，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我国第一部法典，民法典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民法典的实施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是实现“四个全面”的重要保障，为民事法律事务的实施提供了根本遵循，虽然民法典的颁布实施解决了民众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迫切呼吁，现实中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去摸索，还需要不断完善、细化。需要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司法，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专业人员化解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多方面推进民法典实施工作，也为普法及国民法律教育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同时有效提升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理论研究发展，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我们首先要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运用好民法典维护好身边的公平正义。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的观后感心得与体会32020年，对于学习法律的广大干警来说，实现了学习法律的夙愿。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5月28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向世界宣告着“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这是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回应了民生的关键问题,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现实性的需要，具有里程碑意义。

按照上级组织工作安排以及法院干警学习《民法典》的自觉性，要把学习和掌握《民法典》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学好、用好《民法典》。目前正在进行原文学习，并积极参加《民法典》系列讲座，通过学习，收益匪浅。我国《民法典》是保护公民私权利的法律汇总，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法典》就是公民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作为事关每个公民“从胎儿到身故后五十年”漫长岁月切身利益保障的法律，《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休戚相关。

以的重要文章《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为指引，充分认识民法典颁布和学习的重大意义，《民法典》回应了人民的期待，充满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底色。《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座“大厦”的重要支柱，必将为法治中国建设筑牢根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的观后感心得与体会4民法典是中国第一部法典，也是老百姓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法律字典，作为中国公民值得一读。现就将我学习情况逐步与大家分享。首先我分享对“基本规定”的梳理和理解：

“民法典”，简单的可理解为是一部“公民的法律字典”，是境内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守的法律规范、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是一道“底线”、“行为规范”，触碰或违反将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民法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订。“个人和组织”民事责任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民法规范、处理、保护“人身和财产”二种民事权利不受侵犯。其中人身体权利涵盖原“民法通则、婚姻法、收养法、侵权责任法”内容，其中详细分类民法通则中十种人格权：“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财产权涵盖了原“物权法、合同法、继承法”等内容。

民事活动遵循“自愿、公平、诚信”原则，不得违反“法律、公序良俗”，尊重“习惯”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的观后感心得与体会5近日，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全党要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这一要求深刻表明，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政机关治国理政成效的重要方面。

管子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问世，到代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高立法水平的《唐律疏议》出台，历史表明，法之盛衰关乎政之治乱，良法向来是治国之重器、善治之前提。今天，汲取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系统整合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诞生，宣告中国迈入“民法典时代”。可以说，编纂法典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是中国法律传统和法治信仰的生动写照，映射出中华民族在法治道路上的不懈奋进。

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才能更好推动民法典实施。从实践看，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社会生活风清气正，都离不开民法制度夯实基础、与时俱进。正如所说：“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充分把握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才能推动“中国之治”进入更高境界。

实施民法典，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常抓不懈。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不仅要考虑民法典规定，还要加强同民法典相关联、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与此同时，维护好民法典权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是题中应有之义。善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善以提高民事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来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才能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欲茂其枝，必深其根。10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建议，民法典诞生就是充分尊重民意的过程。遵循同样的逻辑，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不管是遇上高空坠物，还是碰到遗产纠纷，抑或遭遇隐私泄露，只有全体社会成员以民法典为遵循，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才能让民法典真正成为老百姓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讲清楚阐释好民法典作为“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方能保证全社会缘法而行，实现法盛人和。

大国治理，机杼万端，法治始终是令人瞩目的关键词。让民法典的规章与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日常生活，神州大地必将绘就全面依法治国的崭新画卷。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的观后感心得与体会2020

法治中国心得体会篇3

摘要“合法性”（ legitimacy）是当代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一种评价体系。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的实践也说明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执政合法性基础建构在个人魅力和意识形态之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侧重于从经济建设绩效方面进行合法性基础建构；以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侧重于民主和法制方面的法理性合法性基础的建构；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政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过程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法理型合法性基础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基础；演变

“合法性”（ legitimacy）即指正当性，或者系统性，是当代政治学的核心概念。近年来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都十分关注合法性问题。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合法性是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一种评价体系，一切政治权力要想获得持久巩固的基础，都必须获得作为被统治者的公民的认可和支持。所谓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即指国家（政权）取得合法性的依据。在现代社会，合法性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政治权力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的重大问题，成为执政党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就是一部对自身合法性不断探索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的实践也说明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作为具有建党八十八年历史和稳健有序执政六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始终重视执政合法性和合法性基础的建设是根本的执政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的创建过程中有过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有过惨痛的教训，认真而全面的总结建国后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末，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是建构在个人魅力和意识形态之上的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建立以后，全国人民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伟大领袖，称他为“大救星”“红太阳”，他的丰功伟绩、传奇经历和人格魅力在全国人民心中产生了崇高的威望和个人人格魅力。正是因为这种超凡魅力的合法性权威的作用和党的历史功绩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此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构建也是重要的方式和基础。

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任何政治体系的领袖都要维护和弘扬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以便论证和说明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政治秩序要获得合法性，首先必须使被统治者认可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被统治者此信念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与灌输来形成的，因为意识形态的首要政治功能就是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上的证明。可见，执政合法性基础首先来源于意识形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由夺取政权的党转变为取得政权并将长期执政的党，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机器对于意识形态的持续宣传和强力灌输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证明了自己执政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确立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等坚定信念。到1956年底,我国顺利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和执政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确立。但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对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在面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需要特别谨慎的新课题时，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扩散，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法制受到破坏。不仅如此，党还照搬革命战争年代的旧方法和旧经验，把马列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很多具有猜想、想像和假说性质的个别论断教条化，对个人的领袖威望和人格魅力偶像化。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使得我们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越来越贫苦，这就使得维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遭到严重的破坏和难以想像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从另外的方面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的建构，后果将是严重的，未来的发展也是不堪设想的。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侧重于从经济建设绩效方面进行合法性基础建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致力于巩固意识形态赋予的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的建构历程。首先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并顺应了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适时地把工作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对于维护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认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世界其他社会主义陷入危机的时刻，邓小平就对中央的负责人指出：“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问题……人民为什么还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如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低速度发展，会有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在南巡讲话中，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饭吃，没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很显然，邓小平看到我国经济只有保持持续不断地增长，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只有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政党和政府，才能最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三十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使我国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是重塑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必然选择。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和建设中却出现了比如像：贫富分化现象，东西部的差距过大现象，经济增长中党的干部的腐败现象和只重经济不管其他的“唯政绩主义”等，严重破坏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注重政绩的同时，也改变了执政理念的侧重点，诉求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

三、以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侧重于民主和法制方面的法理性合法性基础的建构

同志曾经指出，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刻地总结了国内外一些大党、老党（像台湾的、墨西哥的人民党、印度国大党等）相继失去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了仅靠经济绩效来维持党的合法性的危险性，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仅仅把执政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绩效上是很危险的，万一到了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变得缓慢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的合法性资源就会丧失。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经济以外的其他需求会明显增加，19的“”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这使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努力要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的来开发。199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理经济文化事业，理社会事务，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制化，这种制度和法律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依法治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制度模式。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针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这就必然要突破我国人治模式下的诸多制度，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新制度。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合法性的诉求转向了“法理型权威”，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和巩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证。

四、进入新时期以来，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政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构建过程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适时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法理型合法性基础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马克思主义政党赢得先进性固然不容易，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更不容易。”强调指出：“民心向背，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试金石。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 “总结我们党八十五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托，之所以能够在剧烈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保持和发展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这表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诉求有了新的扩展。其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政绩合法性的效绩尺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党的功能转换，扩大政治合法性的群众基础。“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拓宽了党的执政基础，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先进性和历史任务的要求，同时也适应了党执政合法性现代结构的要求。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同志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政治发展的文明成果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结合。其主要内涵是：既体现为完善而又规范的政治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又体现为科学的政治运作程序以及高效率的政治运作能力；既体现为社会系统秩序的井然有序，又体现为公民与公共权力之间平等的政治关系；既体现为政治主体尤其是社会成员政治意识的大大提高，又体现为人民通过依法逐步扩大的政治参与渠道，并积极踊跃地参与国家事务、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既体现为法治原则至高无上的权威，又体现为尊重个人人格、尊严、自由和权利的社会规范的构筑。这些从根本上讲完全符合法理型统治的内在要求，为构筑我国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地提出，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构筑了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石。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

[4]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5] .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的讲话

[6] 杨光斌.政治学原理[M].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法治中国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法治精神;依法治国;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21-03

法治精神，就是崇尚法治，坚持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法治精神缺失的现象还较为严重，法治精神是中国法治化道路的精神基石，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精神，不仅有利于国民素质整体的提升，而且有利于依法治国的真正实现。

一、法治精神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转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变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从法律的视角来看，是从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化法治治理模式的转变，而法治精神，是与现代化法治治理模式相适应的国民精神，是中国法治化道路的关键所在。

（一）法治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项

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的国家，历史地看，我国所推行的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并不是理性政治文化自然生成的结果，而是迫于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所做出的一种适应性选择，是由我国政府倡导并且自上而下地推行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精神在传统中国缺乏生存的土壤，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缺少的内容。虽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法治文化，比说，齐国的管仲就曾提出了“法治”的口号，但其实那时的“法治”，只是人治的另一件外衣而已。中国传统文化，自周公制礼和孔子“以仁释礼”以来，造就的是“德治”和“礼治”的传统，在重伦理、轻法制的儒家施政观――“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的影响下，造就了广大民众崇尚权力、崇尚人伦、崇尚礼仪的特性，所谓“德礼行为先”。人们盼清官，求无讼，轻法、畏法，拒法。这些思想观念和心理特性积淀、演化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法治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项，从夏商周，到近现代，“法治”在中国虽古已有之，但其出发点始终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实质是实现“德治”，即“人治”的一种措施或手段。法治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中体现为一种缺失性的存在。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虽然引进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但大多流于形式，不能深入人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法律制度本质上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存在着较深的隔阂。

（二）法治精神是中国法治化道路的精神基石

法治社会建设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将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为行。现代法治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国家取得成功，在基本层面上依赖的是社会大多数权利主体对法律的自觉遵守，那么，同样的道理，我国国民能否真正接受现代的法治观念，能否对法治拥有真诚的信仰和皈依感，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纵观人类历史，早在古罗马时期，罗马法学家就不仅建立和发展了完备的私法体系，而且还将法提升到了伦理理性的高度加以褒扬，提出了“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等重要观点。除此之外，他们还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去解读法的精神实质，把它看作是深藏在实在法背后的最高价值本位，这就确立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毫无疑问，法学家们崇尚法律的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而这种信仰的产生，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发展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法治化的历史进程。同样地，现代西方法治国家的出现也离不开对社会公众法治精神的培育。不管是从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还是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各种运动，都公开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法律至上”等思想，他们反对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最终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而在这场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口号和纲领，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治国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所以，综上所述，西方国家法治社会的建立，不仅是因为有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且还在于其对法治精神的不懈追求，诚如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的：“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简单而言，一个国家要步入法治化轨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二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服从，其中，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是法治的前提，而国民对于法律的普遍服从则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精神是法治社会形成的精神基石。

（三）培育和弘扬法治精神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中国的乡土社会秩序建设时曾指出，“法律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去，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端却已先发生了。”概括来讲，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首先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和起草了《宪法》《刑法》等多部法律，对法制工作是重视的，但其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法制被践踏，国民的法治精神遭到了破坏。其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心思法，人心思治，我国迎来了塑造国民法治精神的大好时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6字方针”;1999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了法治的治国方略，确立了我国的法治体制;2012-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将“法治”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大要素，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法治方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法治中国”建设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表达了我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坚定决心。

（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法律权威的至上性，若非良法，不与人们的政治理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相一致，是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服从的，因此良法的存在是法治精神培育的重要前提，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有赖于此才能促使全社会法治精神的培育和建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2011年，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已经进入崭新阶段。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还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做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三）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障法律的切实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一部法律如果不能得到有力的实施，它就会逐步丧失对民众的吸引力，当民众感觉不到法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时，就会逐步淡漠法律，损害法治的权威，所以要使我国国民普遍具有法治精神，法律的切实实施是至为重要和关键的环节。

从法律的实施来看，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政府及其官员公正执法、严格依法办事是影响法治精神的重要因素。只有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地以宪法、法律作为自己的根本活动准则，所有活动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才能保证依法治国落到实处，也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一股建设法治中国的强大力量，反之，如果党和政府都不尊重、不遵守法律，就会产生负面的示范效果，从而导致国民丧失对法治的信任和信心。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制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要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参考文献：

[1]陶爱萍.论我国公民法治信仰的构筑[J].前沿，2007（3）.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吴志雄.告别“运动执法”[J].浙江人大，2004，53（1）.

[4]廉颖婷.七成人称“中国式过马路”曝社会规则失范[J].法制日报，2013-03-17.

[5]莫敏，周双娥.论现代法治信仰的培植[J].广西社会科学，2005（1）.

[6]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

法治中国心得体会篇5

【关键词】 国家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法治

国家治理问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国家治理低下与失效是国家混乱、社会分裂、贫困疾病等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如何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使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成为当今学术界和理论界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国首次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其被称之为是继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是从经济基础层面阐述现代化，表征着国家的“硬实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上层建筑层的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客观需要，实现国家软实力的全面提升。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被称为“姊妹篇”，以法治为核心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观点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最新的理论成果，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方面的内容。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由党内法规、党和国家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一整套制度共同构建而成，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各领域。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包括制定制度的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治理体系为治理能力的提高构建制度基石，提高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治理体系的效能，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国家治理的有机整体。由“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并不是简单是词语的变化，而是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的深刻变革。相对于自上而下的、单向的、强制而刚性的管理而言，治理更加强调多方主体多元共治，治理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是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治理更多地是运用民主协商、规范科学的方法来达到治理效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难题和问题，实现国家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关键。

二、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制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更加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和程序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通过治理方式和价值理念的更新，充分发挥治理制度的效能，达到最佳的治理效果。法治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处于基础和核心的地位，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1、法律制度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载体

国家治理体系实质上是制度体系，国家治理制度法律化的一般途径是党和政府先以党内法规或政策的形式宣示、确认其治国理念和路线方针政策，经过实践检验成熟之后，通过立法程序将党内法规和政策以宪法、法律的形式确认和完善。法制化的国家治理制度具有规范性、强制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等特点，既有利于公民自觉遵守，也有利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职，避免政策治国导致的政策侵权、不稳定性和不可诉性等缺陷，赋予现代治理制度以无比的优越性。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以宪法为核心、法律和行政法规不同层次的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成了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载体。

2、法治是最基本、最高效的治国理政方式

伴随社会历史条件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社会利益格局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治理方式已失去其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强调法律作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遵守最高的行为准则，具有最高的权威成为治国理政的第一选择。善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必须摒弃人治思维和运动式思维。人治过分依赖于少数人的智慧、能力治理国家，人治社会虽然也存在法律，但是，当个人的愿望与法律冲突时不是“人依法”，而是“法依人”。由于统治者缺乏法律的外在约束，只是单纯的依靠自身道德和自律来约束权力，所以，往往会“因人成事”、“因人败事”。运动式思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也能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然而，由于其发动起来后很难控制，会导致难以预料的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政权并长期执政，不能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解决日益多样和复杂的社会矛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将法治作为最基本、最主要和最必须的治国方式，不断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激发社会组织和个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绝不允许违反法律规定或背离法律精神的情况出现，构建稳定的可预期的社会秩序。

3、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秩序、公正、人权、效率既是“良法”的基本价值，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追求和精髓所在。尤其是公平正义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追求，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为人类社会成员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和利益提供了最基本的标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的惠及全体人民。法治是公平正义的最基本的表达途径和实现保障。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司法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主要内容。唯有通过法律设定经济运行机制、民主参与机制、公权力约束监督机制、公民权利的保障机制，所有社会成员才能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权利；才能获得公平参与和实现梦想的机会；才能获得平等的保护和救济；公平正义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4、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法治指引、规范、保障、促进改革

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全方位的深化改革，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改革求“变”，法治求“稳”，在以往的改革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领导认为改革是目标、硬任务，法治只是实现改革目标的手段。因此，对于改革和法治，传统的处理方式是：当法律有利于改革时，就运用法治；当法治可能阻碍或延缓改革时，就抛弃和规避法治，造成“良性违法”。在改革初期，各种制度尚未形成或不成熟，这种处理方式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已经形成，必须纠正在法治与改革关系认识和处理上存在的误区和偏颇，重新审视和正确处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既不允许突破法律的红线进行改革，也不允许以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拖延改革的进程，充分发挥法治对改革的引领、规范、保障、促进作用。

三、加快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基本手段，然而，法治本身也需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唯有现代化的法治才能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相匹配。正如所讲“不是什么样的法都能治国，也不是什么样的法都能治好国。”这一精辟论述深刻阐明了法治现代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必须把握以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1、强化“良法“之治，构建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

国家若想实现善治，必须先有良法。良法的内在要求是体系科学完备、规范运行有效且能充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公民权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矛盾冲突、越权立法以及法律不能实现对权利的有效保护等现象迫切需要通过科学民主立法来解决。在未来的立法工作中至少应当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将现代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法律制度的构建中。平等、公平、人权、和谐的现代法治品质和基本价值在法治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和根本的作用，是良法产生的关键。在立法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加强民众对法律的理解和接纳，更有助于法律的自觉遵守。二是通过立法构建多元共治的制度体系。在立法中应当明确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实现“共治”、“自治”。三是通过法律构建制度的笼子，有效约束公权力。通过法律界定权力的行使主体、范围、程序及责任追究，能够防止公权力腐败和滥用。

2、严格法律实施，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不能有效的实施，再好的法律也是一纸空文，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将是一句空话。宪法是权力的笼子，权利的保障，针对现实中违宪难以纠正的现状，必须健全违宪审查和监督机制，尽快设立违宪委员会，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在执法和司法中应当注重维护公民权利、政府权威。

3、建立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引导提高政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府应当定位于解决社会矛盾和消除社会不公，注重以人为本、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而不是以GDP为中心。为此，必须纠正以往单纯以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为核心的政绩评价体系，建立法治GDP评价体系，运用法治的标准约束、规范、引导官员的行为，树立鲜明用人导向，把法律素养高、依法治理能力强的工作人员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4、培养公民对法治的信仰，营造全民守法的良好氛围

伯尔曼有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依法治国的制高点是信仰的塑造。信仰不是铭刻在大理石和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心里。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顺畅法律运行、树立法律权威，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争做守法的表率，让法律成为全体国民共同的信仰。

【参考文献】

[1] 江必新.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J].行政管理改革，2014（9）.

法治中国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法家势治思想；权势；政治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14-04

先秦法家对“势治”的认识是建立在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两千余年治国实践的基础上的。法家学派基于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统治需要创立了势治思想，其强调权势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对君王维护政治统治的积极作用，本文跳出历史的局限来看待法家势治思想，兼论政治合法性视角下权势的作用。

一、法家势治思想

1.势治思想的核心

“‘势’指的是君主所处的那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地位。势就是权力的延伸，有权即有势，这是君主得以‘胜众’的根本保证”[1]21。包括用人之权，赏罚之权，法家势治思想强调权势大于德行和才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把法、术、势三者相结合，全面地阐述了三者的内在联系，构成了一套以“法”为主，“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强调没有势位，法和术都是空的，君王如果没有权势，就无法行使用人之权，赏罚之权，没有权势的光绪皇帝就是一个傀儡，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来推动一场变革注定是要失败的，纵使康有为、梁启超的改革方略多么精妙，光绪皇帝也无法保证改革的实施，臣民不会惧怕一个没有权势的傀儡皇帝，可见权势在专制主义政体中的重要性，专制主义政体中的合法性必然和权势结合在一起，百日维新的失败就值得深思，从马克斯·韦伯的三种合法性类型来看，清王朝的皇帝更迭，政权维护是符合传统权威型的政治统治的，光绪皇帝是正统的皇帝，但事实却是他没有任何权威，只是一个空壳，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他没有抓住和掌握权势，没有权势他就无法驾驭群臣，无法保证统治的继续进行，在封建社会对于皇帝来说权势至少是安身立命之本。但不是说权势就是万能的，假如权势是万能的，反动统治就不会灭亡了，对于权势的作用要看其在什么样的政体形式中，也就是说要对权势的拥有者做阶级分析，以阶级为背景来衡量权势的使用。

2.理性看待势治思想

商鞅、慎到为公的势治思想强调君王拥有权势谋取天下之私，但却不是君王所需要的，统治都是自私且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因此理论思想的创立应该符合政治统治的需要，商鞅虽然推崇君主专制，但并不是提倡君主利用统治大权来谋一家之利，而是要他们利用权势治理好社会，为公众服务；慎到同样提出君主应该掌权为天下，而不应借权吞天下，君主享有的权势应该谋天下人之利，而不是君主之私，慎到、商鞅的势治思想和韩非之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前者之说是为公的，“他们主张君主为天下人治理天下，这与儒家在《礼记·礼运》中所宣扬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是一致的”[2]214，但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只不过是一种空想，“君主们对权力一元化理论无疑感兴趣，而为天下的旗帜多半被踏在了脚底下，不过有时也会举起来招摇一番，以示自己无私，颇能欺骗一些老实人”[3]82。韩非是个务实的人，他完全把国家看作是君主的私有财产，把国家政权看作是君主的命根子，把权势看作是君王用来谋取私利的安身立命之本，商鞅、慎到为公的势治思想比韩非之说高尚，而韩非之说却更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并不能说明韩非关于势治的思想就是进步的，只不过是较适应当时落后的政治制度和保守的社会形态而显得更具合理性，要论进步与否，还得看是否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从现今的角度看，则还是应该推崇“天下为公”的观念，关注公意，用权势来维护社会秩序以达到为公众服务的目的，建立具有法理性的政治统治，把二者不同政治目标的势治思想进行比较之后，发现一个关于合法性的论点：政治主体采纳何种理论思想作为政治统治的理论工具，关键在于是否与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历史形态相适应，比如说慎到为公的进步思想在一个专制主义的封闭社会中反而是空想，而韩非务实而又保守的思想却在落后的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要求我们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形态中来正确看待权势对政治主体建立合法性的影响。但不管是商鞅、慎到为公的势治思想还是韩非务实之说都强调君王的权势，都

认为权势对于专制主义政体建立合法性有积极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

任何形式的政权统治者都很重视建立和维系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都需要理论思想去渲染和包装，法家势治思想为秦朝专制主义政体提供理论依据，为秦始皇至高无上的地位提供嫁衣，权势的拥有天生就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贤德的君王拥有权势是苍生之幸，权势的作用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就能得到有效发挥，权势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于建立、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作用；暴君的产生则是权势滥用的结果，不但不能发挥作用，还会导致合法性危机，在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看权势的作用，首先要找到二者应有的联系，合法性的本质是政治权力客体对政治权力主体统治的认可和接受，不难发现合法性存在的前提是政治统治的存在，而要进行政治统治的关键是掌握政治权力，拥有权势的君王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就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因此分析权势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权威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权势和权威的关系分析也能找到权势在建立政治合法性中的作用，下面进一步论述。

1.合法性的基础

合法性的基础就是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而具备的各种统治资源，有的学者将它概括为：暴力、宗教、权威、民主，这种概括是符合政治统治暴力基础、信仰、心理基础的，就权威的类型来说，只有法理权威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所追求的是一种政治客体对国家政权的信仰和认可，是一种以服从为表征的合法权力，只是这种服从是不以惩戒为前提的自愿接受，国家权威的大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管理的合法性，也就是政府的合法性，而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则表明国家拥有的是何种权威，中国古代社会君王凭借所拥有的权势而获得了驾驭群臣，君临天下的传统权威，不得不承认这种权威同样具有合理性，同样是合法的，也能强制臣民服从，只是在专制主义政体中权势的作用最容易被滥用，在对政治合法性建立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很容易破坏传统权威型的政治统治，权势的占有者得不到有效制约，从法家势治思想来看有权无贤亦可立国，过分强调了权势对于维护政治统治的作用，暴力的使用或许不受任何约束，这样一种适合春秋战国时期的理论思想在今看来却不符合时代的进步性，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权势在那个时期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建立所发挥的作用，更不能完全否认势治思想，正是有了法家的势治思想作为理论支撑，权势才能为秦始皇建立传统型权威的政治统治提供应有的暴力基础，我们之所以要理性地看待法家的势治思想，是因为权势给先秦社会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君王是必须拥有权势的，没有权势，政治主体想要获得的任何政治权威和一切政治措施都无法实现，恰恰它们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手段，所以权势和政治合法性的建立关系紧密，而拥有权势的君王必要时是可以使用暴力的，只是这种暴力的使用不应该追求君王之私，而应谋取天下之利，现代法理型权威的政治统治同样需要暴力，但这种暴力从君王的独有武器变成了国家机器，要维护政治统治必须要有国家机器来履行国家职能，追求公共利益，法理型权威的政治统治中暴力的使用显得更加高尚，但暴力在任何形态的社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实施暴力的主体必然都是具有权势的，因此要努力发挥权势在建立政治统治合法性中的积极作用，尽量减少暴力的滥用；另一方面是因为“严刑峻法”是用来对付人民的，无可取，暴君的产生常常伴随着暴力的滥用，虽说暴力也是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是巩固政治统治使其具有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但暴力的滥用往往给专制统治者带来致命的一击，不具有法理性的合法权威的滥用会造成“官逼民反”“众叛亲离”的困难局面，动摇政治统治。因此一个贤德的君王在拥有权势的同时，往往会利用获得合法性的各种途径来建立政治权威，以期获得民众对自己统治的权威性支持来达到巩固政治合法性的目的，其实法家势治思想中也有同样论调，强调权势是胜众之资的同时也分析了权势的来源，认为权势的获得在于得到人民的支持，但凡不懂得如何取信于民者，其命运都是悲惨的，空有权势而沦为暴君。 2.权威与权势

有必要对权威和权势做一简单的界定，权威强调的是对权力的自愿服从和支持；而权势则是权力和势力的总和，一个荒淫无道的皇帝很有权势但不一定有权威，但不管是权威还是权势都必须有权，法家学派的势治思想所说的“势”就是权势和威势，

君主的原则就是确保权力，运用暴力和严法对付臣民，本文把法家学派的势治思想和政治统治合法性联系在一起并不无道理，“势”强调的权势和威势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欲在集中权力统一六国君王来说是必备的，不管这种权势是否具有权威，不管这种权势是否具有法理性，但在当时是适合各国的，是有利于各国政治统治的，这样一种哪怕不具有威信的权势对于传统权威的政治统治来说是有用的，在专制主义政体下，权势和权威发挥的作用很相似，都是建立和维护政治秩序的条件，圣贤的君王体恤民情也就能获得相应的权威，统治也就更加稳固，而诸如秦始皇之类的君王在统治之初很有权势，但却不懂得如何取信于民，也就无法获得民众的权威性支持，他过分强调权势导致秦朝很快失去民众的支持而走向灭亡，权势在政治秩序建立之初发挥了比道德更加有效的作用，君王应该拥有权势，但这对于政治统治的稳固显然还不够，在专制主义社会统治同样需要合法性支持，而合法性的获得就需要统治者在拥有权势的基础上努力建立自己的权威，中国古代诸如此类的皇帝很多，李世民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谋取君王之位时他是利用手中的兵权，建立起他自己的统治之后，他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治国思想来改变民众对他的看法，而获得民众对其统治的权威性支持，来达到巩固李家江山的目的，其后世的任何一位皇帝，但凡要想有所作为、励精图治，都必须掌握权势来获得政治权威。我们对权势做一研究，就是要看到权势对于传统社会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盲目崇拜权势的不利后果，而有效处理权势的方法就是把权势转化为权威，通过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渲染，在专制主义社会中则是通过神化等一系列手段来包装暴力的政治统治，使政治统治获得民众更多的权威性支持，从而建立传统型权威的政治统治。从权势和权威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权势与政治合法性的建立也是有着直接联系的，以现代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际，我们分析权威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从中也能看到权势的作用。

三、权势在不同政体中对建立政治合法性的作用

“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问题’”[4]408。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关键，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合法性的获得与权势关系紧密，当君王把权势看作是建立政治权威的前提时，权势的作用就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很好的发挥，也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权势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对建立政治合法性的积极作用，反过来说，如果君王盲目崇拜权势，认为权势万能，而不注重权威性的获得，结果只会走向暴政而产生合法性危机，同时民众盲目崇拜权势也不利于政治形态的发展，民众都在追求和向往权势而忽视了对权力的限制；而在民主政体中，权势的作用有所弱化，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更多地体现在政党制定何种方针政策来获得民众的支持，更加关注民意。伴随着人类政治的发展，符合各个时代的政治统治思想都会配合政治统治的需要而产生，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战火连连，社会流动频繁，统一成为社会追求的价值取向，权势成为追求大一统的君王必备的利器，法家的势治思想得到秦始皇嬴政的赏识，成为对秦朝专制主义政治进行包装和渲染的理论工具，在民主政体中，政治合法性的类型发生了变化，朝着一种更理性的方向发展，权势的作用开始变化、弱化，法家势治思想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建立收效甚微，其强调的“势”甚至与现代法理性的政治合法性理念相违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法家势治思想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对建立传统权威型的政治统治发挥的正面作用，下文将从合法性的视角，结合法家势治思想分析权势在不同政体中的作用。

1.权势在专制主义政体中作用的两面性

毋庸置疑，在专制主义政体中，权势对于传统政治秩序的建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君王统治获得权威性支持的前提，没有权势，权威也无从说起，法家势治思想甚至还认为有了权势，即使像桀那样昏庸，也能令行禁止；如无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能，也无法管理百姓，中国古代社会无数暴君和傀儡皇帝就是明证，权势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可见一斑，政治统治为了获得合法性，就要对政治权力进行充分论证和渲染，以塑造自身的权威形象[5]192，努力把国家权力转化为权威。我国著名政治学家周平教授把获得政治统治合法化的途径概括为：暴力途径、制度途径、意识形态教化的途径，以获

得信仰方面的权威。君王的权势常常伴随着暴力的使用，同时也是暴力途径能够使用的保障，一个没有有效权势的君王是无法制约臣民的，也就无法使臣民屈从，更别说价值层面的认可和信仰，君王没有权势传统型权威的政治统治就无法建立，光绪皇帝徒有虚名而无有效的权势就是一个明证，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君王应该牢记权势获得的途径，不管是儒家的君王之道，还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都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比如水能载舟，亦可覆舟；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君王处理好了与臣民的关系自然也就会获得有效的权势乃至长久的权威，抓住这个关键才能更好地发挥权势在建立政治统治合法性中的积极作用，君主才能立功成名、治国安邦，而不是只会依靠权势滥用暴力来对付人民。法家学派势治思想强调权势为胜众之资，同时权势又来自众人的支持，告诉了我们君王权势的两面，这种君王的权势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法家学派推崇，这是适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形态的。

君主专制政体下，帝王的统治也需要合法性，也需要理论思想去论证和渲染，使臣民认可这种君王天生就有的权力，法家学派的势治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强调君王权势的主流思想，秦始皇正是采纳了韩非之说，并顺应历史潮流，民心向背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的家天下王朝国家，嬴政依靠手中的权势通过暴力途径，消灭各国，通过其手中的军队给各国成员以直接的心理威慑，实现对各国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规范制约功能，从而获得有力的政治权威，他还借用暴力这一特殊的强制力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使既得利益得到保护，经济关系发展壮大，有效的支持了政治统治，巩固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帝王拥有权势才可以保证新制度和法令的推行，保证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君主专制政体形式下的社会结构是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层次很明显，帝王在金字塔的最顶层，假如一个没有权势的君王依赖大臣的辅佐得以登上王位，那么这种统治是不稳固的，有可能随时被拉下来，只有真正掌握权势才能在社会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光绪皇帝的亲政后，实际的权势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正因为如此，戊戌变法中的法令和制度才没有得以推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相反在清王朝康熙皇帝初年，辅国大臣鳌拜权倾朝野，康熙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卧薪尝胆，培植心腹，掌握权势，最后在政治斗争中消灭了鳌拜，建立了更加权威的政治合法性，巩固了自己家族的统治。 法家学派的势治思想强调君主的权势，君主有权无贤亦可立国，而权势对于专制主义社会中合法性的建立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自古流传下来的神圣传统之上的，被统治者也相信他们的君王是真命天子，这样一种被神化了的习俗和权威让被统治者觉得“历来如此”，君王与生俱来的权势不会受到太多的怀疑，人们相信会有圣贤的君主出现，而不去从制度根源去思考统治的合法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社会才会只有王朝更替，而没有政体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才会有那么多的暴君，他们的权力和其统治的合法性是不会受到质疑的，一种不受质疑的权势在专制主义社会中自然具有至高无上的能力，它对专制主义政体建立政治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但反过来说，盲目崇拜权势只会使政治统治走向暴政，暴君的产生自然也不利于专制主义统治的维护。

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不是拥有权势就一定能建立和巩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还要看即将建立的政治统治是否符合历史的潮流，人心的向背，光绪和他的先祖康熙皇帝一样，都是想励精图治，开创大业的君王，康熙之所以能够抓住权势消灭鳌拜在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认可康熙的统治（虽然也有刺杀康熙的政治行为，但都没有成功），而光绪却生在一个政治腐朽不堪，人民怨声载道的社会背景下，人民不再相信君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体来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即使光绪大权在握，政体形式的变革也迫在眉睫，他再也无法保住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同样袁世凯在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哪怕掌握权势，同样无法复辟帝制，只能在一片众叛亲离中含恨死去。

2.民主共和政体中，权势对建立政治合法性的作用有所弱化

也许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政党制度，民主共和政体中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更多的体现在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现代政治中强大政府的构建依赖政党的建立和巩固，力量强大的政党能够有效的组织群众参与到政治体制中来，

民意聚集在执政党体制内，民意选择成为执政党统治权力获得的前提，民意对于合法性的获得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权势的作用有所弱化，但不能认为民主共和政体中的政府不需要权势，只是在民主共和政体中，合法化途径更加多样，民主投票、普选常常成为合法性获得的惯用手段，政党竞争的核心是民意，而民意的获得不仅需要有权势去贯彻和实施自己政党的路线，还需要有新进的理念和执政思路来争取民意，换句话说政党需要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和渲染，让民众在政治选择中做出有价值性的判断，显然只有权势的政党不一定能迎合民众，或许更关注民意来制定方针、政策的政党在民主社会中会更具亲和力。“势”是强权理论的核心，民主共和政体中还要警惕一个极端，即霸权主义，过分强调强大政府的建立，很容易走上独裁统治，当今很多自诩为是民主政体的国家，利用人道主义的幌子，大搞强权，这样一种在国内强大的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独裁，世界政治秩序也会被这种强权所左右，因此更应该理性看待“势”的作用。

总之，对于往后的政治人来说，我们应把法家势治思想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它，既要看到权势对专制主义政体建立政治合法性的积极作用，也要意识到盲目崇拜权势是有害的；同时把权势放到不同政体中进行分析，找到不同政体中权势对合法性建立所扮演的角色，从而更加理性的看待法家势治思想，从而更好为政治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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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正来.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法治中国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环境法治；执政党；法治思维；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作出了法律作为“治国之重器”的新的论断。法律、法治、良法善治，理论界的研究，被进一步深入应用到实务、特别是良法践行之层面上来。

一、良法善治的起源与释疑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一词的基本含义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由此，法分良法和恶法，只有良法之治才能称得上法治，恶法之治只能成为专制。良法之治必须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应当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定律”：一、人是社会的中心；二、满足个人利益是治理社会的基础；三、政府宗旨就是保护人民去创造财富的自由。我们制定出来的法律应当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不应该背离人类理性，不应该背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更不应背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集中意志。

只有满足以上条件的法治才能称之为良法之治，只有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的良法人民才会遵守和信仰。我们必须制定一整套反映人本位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体系，坚决和及时地废除恶法。由此，法治实现的前提人民对良法的信仰，而法治的精神也在于民众对良法的信仰，只有良法才能产生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中国的立法应当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要引入道德评估机制，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应当指出，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对立法过高的要求是暴政，过低的要求是纵恶。所以，将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依据的核心在于，所立的法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否自愿去遵守。

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人们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就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伯尔曼曾讲：“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被人们普遍遵守的基础，必须是代表民意，反映民心，而得民心的法律必须统治社会，决不能让恣意之人治横行。譬如：世界上最早的大学设置的三大专业均是以人为核心的，一是医学――其解决的是人身体出现的问题；二是神学――其解决的是人精神上的问题；三是法学――其解决对人的保护和行为的规制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任务时明确要求：“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一要求蕴含着党中央对推进法治与推进改革之间关系的深刻思想，对于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更好推进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要想使社会各阶层社会成员的诉求得以反映，权益得以保障，行为得以规范，形成良好的社会管理状态，必须有完备的良法善治的体制，良法善治的完备需有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包括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和透明的社会预警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唯有在良法善治的法治环境下，社会的运行机制才会对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起到最恒久而有效的保障作用。

二、法治对推进深化改革的路径指引

应当承认，法律的指引，可减少社会中各种冲突的发生。然而，社会的不断发展，常会引起新的利益不均，而新的利益差别常常又会引起新的利益的冲突，从而产生新的社会矛盾。所以，只有良法善治方能有效处置和消除矛盾纠纷。其实，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其实不是没有矛盾的秩序，而是一个有着良好的矛盾解决机制的秩序；法律的重要使命就是发挥各种机制的作用，去化解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我们要通过立法来整合资源，更新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形成新的社会管理格局。

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就是把改革决策通过立法程序转化为法律规定、进入国家法治体系，通过法治体现改革思想、落实改革要求、达成改革意图、推动改革发展，实现推进法治与推进改革良性互动，使之相得益彰。法治是改革的“天然盟友”。法治从其施行之日起，就因其内在的科学性、民主性、系统性和权威性，从而成为推动改革起步、帮助改革完成的助推器和保险杠。法治的科学性，是指法治讲究“良法之治”，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言：“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凡有不良之法，便须进行改革。法治的民主性，是指法治讲究平等协商，通过协商协调各方意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做到“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以法治推进改革，就使改革的阻力从一开始就降低到最小程度。法治的系统性，是指法治讲究把自己作为一个有机运行的整体，追求自身的统一性、协调性，只要有不协调之处，就必须加以解决，以法治推进改革，就能够使改革在微观上、细节上处处留意用心，使改革避免引发违背改革初衷的新矛盾新问题。法治的权威性，是指法治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一旦纳入法治轨道，在执行力上便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以法治推行改革，就能使改革决策得到有效贯彻。因此，法治是推进改革的利器，现代条件下的改革一定要通过法治加以推进。

三、法治对推进深化改革的保障作用

法治中国心得体会篇8

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利益或本文由收集整理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同时亦是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p42）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核心要件为行为主体的多中心化。多中心行为主体有效适用公共治理理论的指向，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中多中心行为主体均势以及依靠指向与均势建构起来的秩序，是不论何种意义的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研究都无法忽视的议题。

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有脱离语境的倾向，一如其他可以汲取西方学术观点的研究。“……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如火如荼，许多政治学学者都加入到公共管理研究的行列，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公共事务、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探讨。”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学自身的许多领域却少有人问津……”①诚然，我们并非否认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重大意义，而是试图指出，公共管理学与政治学无法分离，这已经为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所印证。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根本是要依赖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推进，因此，必须明确公共管理学的政治学基础地位，深入挖掘公共管理学的政治学基础性作用，将公共管理学与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

一、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指向：实现公共利益

无论是过程意义还是结果意义，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都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只能依靠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等行为主体。而对多元行为主体的依仗并非代表着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指向在于维护其单独的利益诉求，虽然这些利益诉求同样亦是必须关注的焦点之一。“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p5）不过，对公共利益做简明扼要的界定是十分不容易的。典型的定义如：“公共利益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私人利益中抽象出来能够满足共同体中全体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经由公共程序，并以政府为主导所实现的公共价值。”[3]这一典型定义统合的“公共利益”之要件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私人利益”、“共同体”、“公共需要”、“公共程序”、“政府主导”、“公共价值”等，足见其内涵之复杂。而且，对公共利益真切的感受更明显并突出地体现在现实生活中。

其一，不能以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吞噬公共利益。实现公共利益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指向。公共利益观念决定了公共治理理论适用的走向。“探讨公共利益的观念并不只是一种有趣的学术追求。我们对治理和公共利益的思考方式规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4]（p65-71）从应然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秉持与践行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将有助于实现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但是，在政府依然为治理的绝对主导性主体的情势下，以公共利益名义出现的实际上往往是政府利益。而政府利益最终的落脚点是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将权力转化为利益资源的行为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政府及与其他相关利益群体共同进行的团体行为也屡见不鲜。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既得利益群体凭借手中的权力试图将以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吞噬公共利益制度化、法治化，这将进一步危及到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甚至可能影响当代中国改革的进程。因而以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吞噬公共利益就成为公共治理理论无法有效适用的基本阻梗。

其二，不能以意识形态之争掩盖利益之争。当前，掌握着大量资源的既得利益群体“巧妙地”将利益之争转嫁为意识形态之争。“当改革的具体做法或者经济工作出现失误，群众的利益受到某些损害，而群众又误认为是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对计划经济时代产生某种‘怀旧’情绪的时候，他们往往不自觉地变成保守倾向的支持者；而保守力量这时又因为自己的某些主张获得了群众的共鸣而活跃起来，对改革采取一种进攻的姿态。”[5]（p16）通过将实质上的利益之争转移到意识形态之争上，使得普通民众对问题本质的认识产生偏差，进而受到蛊惑、引导，被利用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的工具。比如在如下问题上，人们存在分歧：“行政审批要不要尽量减少，利率要不要逐步放开，汇率要不要实现并轨；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应不应该在条件具备时果断地放开；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当以放权让利为核心还是以制度创新为基础……。”[6]（p17）而这些问题的形成不排除其中有认识上的分歧，但更大层面上是利益之争。当代中国，这些分歧及争论通常以意识形态之争的方式，即以“要不要改革”、“要什么样的改革”等形式来体现，其背后根源是不同利益群体对利益的争夺。对于可以从传统计划经济中获利的群体，以及可以从体制间隙和漏洞中获利的群体来说，回到原有体制和保持现有体制，是他们的追求。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绝对的治理主体，其他个人与组织完全被政府所统摄。在现有转型体制下，虽然公民社会逐渐成长，但并不成熟，而且保证公民社会成长与成熟的法治民主体制还未能得以有效建立与健全，因而多中心这一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核心要件自然无法有效形成。

如何破解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阻梗，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是摆在理论研究者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而试图从一元主体的角度，仅仅依靠政府来完成这一任务是不现实的。①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核心要件是多中心作用的发挥。要使得多中心作用得以有效发挥，基本前提是多中心之间必须是均势的。只有多中心行为主体均势，才能使得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成为可能，才能实现公共利益。

二、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均势：主体与保障

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核心机制是基于信任的合作而非控制。信任与合作是多中心行为主体有效行为的基本机制。而合作与单纯的社会协调活动是不同的。[7]（p63）在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中，平等是基本取向。但国内学界对公共治理理论之“治理”与传统使用的“政府治理”时常混淆使用，将前者仅仅看做是政府治理的基本手段与工具，这是与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价值理念相违背的。当然，我们依然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离不开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尤其是在当代中国。

其一，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均势主体：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无政府固然是事实，但无政府状态事实上并不存在。”[8]（p3）亚当·斯密对政府基本职能的界定是：保卫本国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略与欺侮；尽可能保护社会所有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欺侮或压迫，即设立严正的司法机构；建立和维持某些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9]（p507）政府若做不到以上几点，就是失职，就是对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阻梗。

同时，政府不能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在政府之外，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也可以亦应该承担起维持秩序，参与经济与社会管理的职责。治理绝非政府的专利，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都可以进行治理。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就是要“重新塑造公共服务，以便使政府能够集中处理服务管理和协调的事务，而由那些私有的、营利的或非营利的组织去从事具体的服务活动。”[10]（p1）发挥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的多中心作用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要义。有效公共治理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权力。政府应该做的是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控制和引导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去治理，这是政府的能力与责任所在。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作用的发挥不是通过控制实现的，而必须借助合作形式。公共治理理论之“治理”与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之“治理”是根本不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之“治理”是控制基础之上的协调。

其二，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均势保障：法治与民主。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就是指多个权力中心治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去中心化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要件之一。中心地位的祛除意味着利益结构的调整，会使得既得利益群体产生抵制情绪，进而使得改革过程变得艰辛与复杂。而要保障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之多中心行为主体均势的生成首先需要施行的是法治。

法治关涉到对公共治理之主体是“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民主关涉到公共治理之主体关系的构建是“一步到位”还是“循序渐进”。诚然，对于“一步到位”究竟到哪里，人们还有争议，但对于如下事实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应该不会有不同的声音：“如果说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标志，我国在经济发展领域已取得了实质性突破的话，那么在政治发展方面则相对滞后，腐败现象猖獗而尚未得到有效的抑制，权力制约没有取得结构性突破，决策民主化缺乏具体的制度安排，党群和干群关系趋于紧张，政治调控机制衰变与老化，公共权力的越位和缺位凸现”，这些不能不说与“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并存”[11]（p1）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只有在法治与民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语境下，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与人们对代议制民主的批评有关。“精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多元主义有许多一致的信念和共同点，例如它们都认为公民个人在民主体制中的可能作用是微弱的……。”[12]（p69）但公共治理理论还不至于成为代议制民主的替代——这也并非它的追求。在民主理论上，公共治理理论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它对参与式民主的强调与检验上。这与当代中国在民主问题上的现实诉求有契合之处。

三、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秩序：双重意义与多重建构

“秩序既是政府统治的前提条件又是政府统治的结果。它们之间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它们互为解释。没有秩序就没有治理，没有治理也就没有秩序（除非一定时期的混乱也被认为是秩序的某种形式）。”[13]（p80）治理是意向性基础之上的秩序建构。此处的“意向性”指称“以何为指向”，“何种关系的行为主体”从事建构。

其一，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秩序：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双重意义上。西方适用公共治理理论的前提是经历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更进一步的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与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建成。而当代中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市场失灵”与社会主义法治民主不健全的“政府失灵”基础之上推动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的。即我们在未能充分经受现代化的洗礼之时被“抛入”了后现代。这同时也是治理理论给予我们的基本启示——“治理理论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某种交融。”[14]

从现代性意义上说，在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过程中至少需要同时积极促进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建成，其中包含有建立与完善现代官僚制、建立与健全法治与民主制度、引导公民社会成长与成熟、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①等等。而从后现代性意义上说，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蕴含着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意味着对官僚制的超越。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的适用更带有消解主权国家的色彩。因此，如何处理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之秩序建构首先需要应对的课题。本文以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公共治理理论的适用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回避不是理性的选择，也不现实。而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基础同样亦是不能回避的。可能的选择只能是从双重意义上推进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同时，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过程也是对其要件建成的倒逼。

其二，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秩序：多重途径的建构。一如前文所指，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具有现代与后现代双重意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5]（p38）当代中国要想成功应对来自现代化转型的压力与挑战，有效适用公共治理理论，建构稳定的秩序，可能采取的基本途径有政府管理、公民社会、合作网络②等。其中，将政府管理等同于治理的途径认为，政府治理具体可分为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这种途径建构的秩序带有明显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未能对后发展国家的实质做出准确的把握，最终有背离原有治理目标的风险。社会自组织途径认为，治理是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公民社会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造的秩序，因而必须坚定不移地引导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 但不容忽视的是，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需要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成作为支撑。理想状态是两者的良性互动，良性互动的具体承载是网络途径。网络途径的治理要求对政府干预的范围与形式作出准确界定，促动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通过合作利用市场或准市场的方法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一途径强调社会自组织能力及社会与公共权力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其可以通过民主对公共权力形成有效制约。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秩序与指向、均势的密切关系。

在当代中国，目前施行的依然是治理的国家模式。个人、群体通过控制施行的国家模式来谋求利益，形成既得利益群体。在该模式下，既得利益群体还可以利用掌握的资源，借助意识形态之争转移民众对利益之争实质的关注。这是对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之指向——实现公共利益的偏离。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多中心行为主体均势，但实质上当前仍未真正达到多中心行为主体均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