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融学论文范文

货币金融学论文篇1

[摘 要]货币宪法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我国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当下，面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货币宪法学研究应广泛开展。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货币宪法学应当立足于金融危机的真实历史与演变趋势，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有关货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货币与金融管理机制、货币发行监督机制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探讨货币宪法的理论基础、价值定位、基本原则、体系结构，为构建货币宪法的规则体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并为最终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制度准备。当然，货币宪法学的研究，不仅要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还应进行更多的形而下的思考以及个案分析；不仅要勾画出合理的货币宪法规则体系，还要着眼于其实际运作过程与动态发展变化。此外，鉴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货币宪法应当成为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并立的部门宪法。这也正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所在。

[关键词]货币宪法；金融危机；财政宪法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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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权力堪称最具统治力的公权力[1-2]，但是在宪法学领域遭到了冷遇。在当代社会，所有的财政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货币问题，它直接指向公民与国家这一对宪法学上的基本范畴。宪法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既定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以达到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目的，对货币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同样是宪法的基本使命与内在要求，也应当是宪法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因此，对货币权力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应当从宪法学的视角觅寻金融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的症结与根源。

一、货币宪法学的提出

虽然货币宪法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但相关问题研究引发人们的关注还是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之后的事情。超前消费、市场及金融监管不力、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投资者的心理恐慌，都被看做引发这场危机的主要因素。[3-6]有些学者甚至由此得出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的结论。[7]然而这些论述只是看到了金融危机的直接推手，而另一些学者则睿智地洞察到金融危机背后还潜伏着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并纷纷将矛头指向美联储、指向货币当局以及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指向不受控制的货币发行权。

奥地利学派认为，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是掌握货币发行权并滥发货币的利维坦政府。[8]货币权力的滥用对纳税人的财产权构成了巨大威胁；一些超国家的货币组织如欧洲中央银行的存在，导致国家货币的丧失；浮动汇率制的存在，使得对经济安全、财产自由的追求，都成了美国货币霸权的牺牲品。很显然，由货币权力滥用所引发的不仅仅是经济危机，更包括深刻的危机、国家危机，并涉及一系列宪法学的基本命题：货币发行权是公权还是私权，它应由哪个部门行使？货币权力应受到何种规则的限制？货币发行权与征税权、发债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如何抒解政府与人民围绕货币发行权所产生的紧张关系？这些命题恰恰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货币宪法学。[9]

二、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现状

货币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早就为哈耶克、布坎南、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所重视。瑞士当代宪法学家波恩霍尔兹等同样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布坎南的Predictability：The Criterion of Monetary Constitutions，以及收录这篇文章的耶格尔主编的In Search of a Monetary Constitution，波恩霍尔兹的Monetary Regimes and Inflation—History，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s等，堪称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在国内，笔者与部分博士生一道也开始尝试货币宪法学的研究，并已经发表了《作为一个学科的货币宪法学》《货币宪法引言》《中国式通胀与货币宪法》《“竞争性”与“政治化”：货币发行的两种理念刍议》等一系列粗浅的文章。单飞跃教授等人则从经济法的角度对货币宪法概念进行了阐释。

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我国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成果还比较单薄，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对一些基本的概念、原则以及金本位制、中央银行制度、浮动汇率制等核心命题，还缺乏应有的关注与探讨，更遑论形成独立的学科和完整的体系。就相关的研究进路来看，也多是对通货膨胀、经济危机、财政赤字等经济、法律现象进行解释性的探讨，而未能深究迷雾掩盖下的事实真相与制度根源，所有这些都与货币权力的影响力及宪法学研究的宗旨不相称。

三、货币宪法学研究的前瞻

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建立在社会现实的需求之上，只有当人们对货币权力有了足够的认知之后才会对货币宪法学的研究倾注更多的热情。当下，面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货币宪法学研究的广泛开展，以及通过货币宪法规则约束货币权力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经具有了无可争辩的说服力。单单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货币宪法学应当立足于金融危机的真实历史与演变趋势，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有关货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货币与金融管理机制、货币发行监督机制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探讨货币宪法的理论基础、价值定位、基本原则、体系结构，为构建货币宪法的规则体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并为最终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制度准备。

当然，任何一种宪法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货币宪法也必然要以宪法学的其他基本命题为支撑，宪法学上所有关于民主法治、人权保障、有限政府、民生福利的价值取向与规范要求，都适用于货币宪法规则。当然，在宪法学研究上，基本理论命题的阐释虽已提供了价值论上的指导，但并不能为协调客观的宪法冲突提供有效的规则。货币宪法学的研究，不仅要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还应当进行更多的形而下的思考以及个案分析；不仅要勾画出合理的货币宪法规则体系，还要着眼于其实际运作过程与动态发展变化。

此外，货币宪法与经济宪法、财政宪法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学的诸多概念、规则和原则，为货币宪法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支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货币宪法看做财政宪法的一个分支。但是货币行为有别于市场调控，有别于财政、税收、预算等范畴，所以鉴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货币宪法应当成为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并立的部门宪法。这也正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所在。

[参 考 文 献]

[1]

苗连营，吴礼宁，吴乐乐，等.货币宪法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

[2] 吴礼宁.租税国家的立宪主义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0.

[3] 江涌.次贷危机是美国的道德危机[J].国有资产管理，2008（11）：33.

[4] 程启智.美国次贷危机的生成机制、根源及其启示——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分析[J].社会科学家，2010（1）：70.

[5] 邱丹阳，艾尚乐.金融危机治理：以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中国角色的思考与探析[J].东南亚纵横，2010（3）：105.

[6] 王自力.道德风险与监管缺失：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J].中国金融，2008（20）：31.

[7] 蓝庆新.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与美国金融危机的警示[J].南京社会科学，2009（1）：23.

[8] 黄雄.美国金融危机的政府因素——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视角[J].财经科学，2009（1）：1.

货币金融学论文篇2

[关键词]新货币经济学；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定律；凯恩斯货币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布莱克(1970)、法马(1980)和霍尔(1982)为代表的货币理论家在类似于瓦尔拉斯拍卖者的定价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以“精密的物物交换”来取代货币而实现一般均衡。霍尔(1982)将其称之为“新货币经济学”。新货币经济学遵循希克斯的传统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彻底、全面地摒弃了传统货币理论。更为重要的是，上个世纪末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货币的出现，使得新货币经济学的思想实验的现实可行性不断增加，这推动货币理论创新的发展，也对传统货币理论提出了挑战。

一、新货币经济学

新货币经济学认为，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是自然演进的，而是法律限制或政府管制的必然结果。在自由放任的竞争性市场条件下，不一定存在集记账功能和交换手段两大职能于一身的货币，货币现有的两大职能将由不同的物质分别承担，市场中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最终将被“精密的物物交换”所取代。在新货币经济学的框架下，不存在相对价格与物价水平决定相分离的问题，而是通过取消货币而达成改造后的货币理论与传统的价值理论相统一。鉴于新货币经济学提出了取消货币的观点，它又被称作“没有货币的金融学”(史密森，2003)。

新货币经济学认为，支持货币职能分离和交易媒介取得货币收益的交换技术降低了多种交易媒介共存的成本。这种交换技术使人们很容易决定了从一个账户到另外一个账户以完成交易所需持有的股票的数量。另外，交易者可以接收多种不同的交易媒介来支付他们的商品需求，并且通讯和信息技术消除了不同交易媒介之间进行价格计算的成本。

多种交易媒介并不会在每次交易完成的过程中由于讨价还价和谈判而增加成本。在标价时，售卖者只要求一定数量的记账媒介价值，而不是任何一种特殊资产。如果卖者不希望收取购买者所使用的交易媒介，他们可以指示其账户银行将他们收到的交易媒介立刻全部转换为他们希望持有的资产。在一些交易中，售卖者们可能完全拒绝收取某种交易媒介，但是消费者可以通过联系他们的共同基金将其转换为被要求的资产，把它作为一个附加的过程。

多种交易媒介共存是竞争市场的自然结果。当个人自由选择交易媒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竞争、试验和创新。即使一种商品或资产的股票具有流动性或使之“货币化”，市场参与者还会存在动机去增加竞争性商品和资产的流动性。交易媒介将伴随着市场条件指导原则，根据流动性、收益和资产安全性等方面的变化而进入或离开市场。除这些一般特征之外，多种交易媒介还受来自于需求方面特殊因素的影响，这包括证券组合多样化、额外流动性的价值、人自身条件的异质性和流动性前后的依赖特征。一个人可能持有多种交易媒介，而且不同的个人可能持有不同交易媒介的联合体。

考文和克罗茨内(1994)根据上面的分析，归纳了不同制度安排下可能出现的交易媒介的各种不同类型。他们认为，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随着交易技术的发展，将使交易媒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现阶段的交易媒介是以政府的法定货币(纸币)为主。然后，将是货币和金融资产共存，一同作为交易媒介，但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交易媒介最终将发展为由各个私人机构发行的金融资产为主，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消失。

二、新货币经济学与货币数量论

法马(1980，1983)和胡佛(1988)就货币和金融资产共同作为交易媒介的条件下，价格水平是否惟一地和货币供给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行讨论。法马认为，金融资产的交易媒介是对实际资产的要求，这种情况下莫迪尼亚尼一米勒定理(MM定理)是有效的。当人简单地将一系列实际资产用来交换其他一系列实际资产，这种资产的交易只是一种物物交换的高级形式。资产交易可能影响相对价格，但一般不会对绝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所以，法马认为，由于私人金融中介不会影响价格水平，所以货币的供给和需求是惟一有效的因素。货币根据记账媒介而具有固定的名义价值，提供了流动性补偿，并且受到了名义供给的控制。对法马来说，当货币供给由政府定义的时候，货币数量论是有效的，价格水平的控制问题只是对流通中货币数量的控制。然而，胡佛则持相反观点。他认为，由于一种“最终清偿媒介”的必要性，所以金融资产影响了价格水平。对胡佛来说，交易中的金融资产是对货币或一些其他清偿媒介的要求权，它和交易中使用的货币一样最终影响了价格水平。持有金融资产可以获得一些交易能力的货币补偿，并且这些资产是可以偿还的或者获得股息和利息。而法马则认为，这些资产没有交易能力补偿。

考文和克罗茨内(1994)继续了这方面的讨论。他们认为，金融资产是完成某种交易过程的便捷工具，同时有利于获得了流动性报酬。如果金融资产提供了一种交易能力报酬，金融资产的名义数量影响了一般价格水平。金融资产通过作为交易媒介而获得流动性报酬使之具有了“货币”因素。所以考文和克罗茨内赞成胡佛结论的同时又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价格水平和金融资产之间关系的不同机制。考文和克罗茨内假设，在一个初始均衡位置，商业票据的供给受媒介成本和对各种资产服务需求的影响。当发行可交易债券的成本降低时，企业就通过发行这种债券来为自己融资。这些债券与支出高昂、缺乏流动性的债权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商业票据数量增加，相对非流动性投资工具(如风险资本)的数量将会下降。价格向上的压力导致了商业票据供给量的增加。同时，商业票据将存在一个真实余额影响。

由于商业票据供给的变化必须伴随着实际经济和实际混合投资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价格的增加并不需要商业票据供给按同比例直接增加。货币和真实要素的综合暗示了货币中性论将不成立。虽然如此，商品价格上升形成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恢复了持有商业票据的实际价值和在商品上支出这些商业票据的实际价值之间的投资组合均衡。

商业票据和一般的金融资产的边际流动性报酬可能很小，但是金融资产的任何报酬的存在都会对价格水平产生向上的压力，甚至一个很小的流动性报酬就可能使价格上升，这个价格上升足以恢复资产组合均衡和边际等值替代。然而，在相似的领域中，传统的数量论对于货币交易能力收益的大小却没有特殊要求。通货膨胀压力与交易速度和交易媒介资产流动性之间是正相关的，这种交易媒介资产处于货币供给的现代迪维西亚指数(Divisiaindics)所代表的习惯之中。如果那些资产存在不同的流动性报酬，那么高流动性资产对价格的影响要比低流动性资产的影响大得多。

虽然金融资产交易媒介的数量影响了价格水平，但是货币数量论在新货币经济学描述的世界中是不成立的。考文和克罗茨内(1994)考虑了可能会构成货币数量论相关联的三个命题——“货币”供给(这里的货币按新货币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交易媒介)的长期中性、交易媒介名义供给的变化使价格水平发生同比例的变化、货币需求相对稳定。他们经过讨论后认为，这三个命题都是不成立的。更一般地说，过去用于理解货币数量的思想试验已不再适用。由于使用了金融资产作为交易媒介，所以我们不能定义交易媒介数量的垂直下降，而只能定义货币数量的垂直下落。交易工具的增加促使了金融资产交易媒介的名义数量增加，同时导致交易工具数量增加的因素，诸如交易工具的低成本和由此导致发行债券数量的增加，都必然地对真实变量产生影响。从原则上讲，不能外生地增加金融资产交易媒介的数量或者使实际变量定位常数，这消除了货币数量论成立的条件，也就使货币数量论变得无效。

三、新货币经济学与弗里德曼定律

弗里德曼(1969)有关“最优货币量”的学说是现代货币理论中最著名的命题之一。根据这一学说，最优的货币政策是保持一个稳定的货币供给紧缩比率，而这个比率要足以使名义利息率降至为零(Woodford，1990)。新货币经济学认为，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量”学说对于政府货币来说，是通过使每种工具所支付的收益相等来消除货币和债券之间的差别的一个可供选择的尝试。弗里德曼自己在由政府还是私人提供货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这一观点在弗里德曼的文献(弗里德曼，1969；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86)中表现出来。新货币经济学认为，只有私人之间的竞争才能得到货币最优数量的结论。

由于最优数量的目标是尝试消除货币和债券之间的差别，所以最优数量经济使实际和货币两个部分实现了一体化。然而，弗里德曼的政府最优数量公式在完成货币和实际部分相结合的过程中成本很高。在私人供给金融资产交易媒介的情况下，经过对货币和实际部分的准确结合消除了货币和债券之间的差别，这里交易媒介的发行者——私人企业拥有经济中的资本品。由于政府政策的弗里德曼法则是以政府的货币作为统治地位的交易媒介为基础的，所以这就要求政府控制经济的实际部分。

最优数量的政府形式特殊地位导致了货币的垄断状态，并且要求价格使货币供给下降到无风险债券的真实收益率水平。最优货币数量最终原则是获得一个价格紧缩率，使名义利息率等于零(弗里德曼，1969)。一旦这个原则被实现，货币将提供一个零边际交易能力收益。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真实利息率的紧缩将导致实际余额增加，直到货币的边际流动性收益为零时停止。此外，由于假定货币余额的社会成本为零，所以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如果在零名义利息率的情况下，货币收益和产生利息的资产的收益不相等，社会就会存在福利损失；名义利率为正时，个人在节约货币余额时将会发生携带成本。

新货币经济学在流动性饱和是可行的假设基础上分析后认为，政府紧缩真实利息率要求政府承认全部私人资本品的所有权(考文和克罗茨内，1994)。如果流动性饱和是可行的，实际余额将增加到资本的边际流动性收益等于零时的那一点，并且私人部门对持有货币还是资本都已经漠不关心。在这均衡点，政府必须成为经济中资本存量的剩余债权人。流动性饱和暗示了没有个人将金融资本转化为货币过程中发生携带成本，这样在流动性饱和的均衡点也就没有个人持有资本。如果法币代表了私人持有的财富的全部，同时政府占有基本的资本，私人财富的携带成本就可以避免。政府作为一般剩余债权人，以税收的形式拿走资本品，再通过通货紧缩的形式归还给个人。实际上，弗里德曼的最优数量法则导致下面的命题：如果政府在将资本转换为流动性资产的过程中，比私人能花费更低的成本，政府将会自己占有资本并且监督资本转化为流动性的形式(考文和克罗茨内，1994)。因为如果流动性饱和存在，掌握在私人手中的资本品不可能转化为消费机会，所以存在资本的政府所有权是必须的。事实上，资金紧缩也要求政府成为全部资本品的剩余债权人。这就要求政府将私人收益的一部分国有化。但是政府不可能每期都国有化资本品，同时也不能期期都将资本品卖给私人，并且退出作为资本品来进行支付的资本。

如果在真实收益率处发生紧缩，最优数量规则的政府版本和经济分权是不一致的。新货币经济学认为，如果政府拥有全部资本资产的所有权的成本是高昂的，虽然紧缩的瞬时管理成本为零，但创造实际余额的成本不是零。如果保护分权经济，政府就不应该在真实利息率处采取通货紧缩。若资本品是由占优势的交易媒介资产组合而成，私人竞争将产生一个最优的数量结果，而且经济分权不必消失。交易媒介发行者用由实际资产支持的金融要求权支付货币收益，从而代替了政府的通货紧缩。与紧缩的零边际成本相比较，交易媒介发行的零边际成本暗示了依据实际资产发行的流动性要求权是无成本的，并且交易媒介持有者喜欢产生零成本的边际流动。所有的资本品拥有者成为交易媒介的发行人，所有的商业企业成为发行工业企业，最终形成了真实票据学说的一种极端形式(考文和克罗茨内，1994)。

四、新货币经济学与凯恩斯货币理论

新货币经济学认为，在所有的交易媒介产生弹性的货币收益的情况下，流动性偏好理论是不适用的。在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中，流动偏好是其基本概念。它的含义是，人们为持有现金而不愿意持有股票和债券等能生息但较难变现的资产所产生的货币需求，是一个心理法则。凯恩斯指出，货币可以充当流通手段用于现期交易，也可以作为贮藏手段。由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三种动机的存在，所以人们在即使货币作为贮藏手段是不能生息的情况下，都愿意持有现金，而不愿意购买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而在金融资产作为交易媒介的经济条件下，交易媒介的收益率就是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流动性需求的变化影响了利息率在不同金融资产之间的分配，但是不同利息率之间的差额对一般利息率变化的影响却不明显(考文和克罗茨内，1994)。例如，流动性需求的表面变化将会增加相对流动性资产和非流动资产之间利率的差额，而不是体现所有利息率沿一个方向移动。

凯恩斯从流动性偏好心理法则出发，认为利息不是储蓄的报酬，而是在特定时期内放弃流动性的报酬。一项资产，如果其名义价值不变，而且能够直接用作支付手段，则称这项资产具有流动性。货币是最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它不存在货币受益，但是它提供了一个等于短期利率的流动性报酬(考文和克罗茨内，1994)，流动性报酬增加暗示了利率的增加。因此，凯恩斯指出，利息率是一种比例，其分母是一特定量的货币，其分子是在一定时期中，放弃这些货币控制权换取债券所能得到的报酬。他甚至认为货币的利息率是产生一切的根源，并且阻止了产生利润的资产投资。

凯恩斯集中地讨论了资本真实利息率下降以及货币流动性报酬存在的情况下，均衡调节受到阻碍的情形。假设存在一个粘性的货币利息率。由于货币资产的利息率下降得最慢，资本真实利息率的下降使货币利息率和非货币资产利息率之间产生了矛盾，导致个人抛出资本而持有货币。如果货币的边际流动性收益对持有的真实余额变化反应迟钝，原有的均衡将不再恢复。货币利息率下降得最慢，这暗示持有货币的利息率将高于持有资本的利息率。进一步说，持有货币的利息率粘性表明了贷款的名义利息率也是粘性的。真实利息率将高于资本的边际效率。除非向下调节真实余额的收益率，调解了真实余额的收益率也就调节了真实利息率，即最终使资本的边际效率大于真实利息率，否则新的投资将不会发生。由于上述原因，资本边际效率的负面冲击将降低资本投资。除非利息率同步下降，那么就会到达生产这些资本不再有利可图之点，这一点就是流动性陷阱。当没有任何一种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大到足够等于利息率时，资本资产的进一步生产将会停止(凯恩斯，1936)。然而，货币流动性报酬缓慢下降阻止了贷款利息率的降低。凯恩斯也承认，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在那点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增加了，但是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是其存在的主要原因。

新货币经济学认为，如果交易媒介产生弹性的货币收益，前面所讨论的凯恩斯问题将不会发生。此外，资本收益率变化也导致了交易媒介的货币收益率发生变化。所有资产货币收益的存在给了价格系统额外的自由度。竞争性收益最大化中介能够调节货币收益使交易媒介的货币收益率与经济中其他领域中的收益率保持一致。如果所有的交易媒介都产生弹性的货币收益，产生货币收益的交易媒介的实际收益率由于费雪效应将保持不变，从而避免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影响。实际收益的相等暗示名义利率的变化消除了预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变化。但由于不产生利率的货币存在，蒙代尔一托宾效应部分地抵消了费雪效应，从而影响了真实收益率。预期通货膨胀暗示资本将代替真实货币余额，相反，预期通货紧缩将暗示真实货币余额替代资本。由于金融资产的存在，交易媒介支付的名义利率反映了预期通货膨胀或紧缩律的变化，同时费雪效应的蒙代尔一托宾批判也不再成立。

此外，新货币经济学还指出，在金融资产交易媒介使用的条件下，由于JS-LM分析遇到了与数量理论同样的问题，所以IS-LM分析也将不成立(考文和克罗茨内，1994)。金融资产的交易媒介造成了货币和实际部分的一体化，使得IS-LM分析中“商品市场”的超额需求独立地定义“货币市场”的超额需求的情况将不复存在，LM曲线也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LM的消失导致了IS-LM分析的不存在。

五、结论

新货币经济学扩大了交易媒介的范围，指出随着交易技术的发展和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传统的国家法定纸币不再是惟一的交易媒介，并且最终被产生货币收益的由私人部门发行的金融资产所取代。新货币经济学认为，

在货币和金融资产或单独的金融资产作为交易媒介的经济条件下，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和正统经济分析所使用的IS-LM方法都将不再适用；同时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量理论的实现可能性得到了肯定；此外，新货币经济学的观点还补充了凯恩斯理论中存在的不足，解决了流动性陷阱的问题。20世纪末期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新货币经济学这一古老而又新颖的学派，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重视。史密森(2003)就指出，新货币经济学和后凯恩斯货币内生论是当代最具有革命性的两个货币经济学流派。

[参考文献]

[1]CowenT．RKroszner．TheDevelopmentoftheNewMonetaryEconomics[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5，(6)：567-590．

[2]CowenT，RKrosznerExp-lorationintheNewMonetaryEco-nomics[M]．Blackwell，Oxford，1994

[3]SmithinJ．ControveriesinMonetaryEconomics[M]．WardElgar，Northamption，2003．

[4]陈岱孙，商德文．近现代货币与金融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中文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刘絮敖．国外货币金融学说[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

货币金融学论文篇3

（中原工学院，郑州 450000）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engzhou 450000，China）

摘要： 随着金融工具的丰富发展，金融组织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实施环境和传导途径就变得更加复杂。本文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指出，我国政府应根据我国金融环境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和中介目标，健全完善金融市场环境，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ools and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organization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and pathways of monetary policy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Throug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timely adjust monetary policy tools and intermediary goal according to China’s financial environment， improve the financial market environment， and accelerate the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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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金融创新；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

Key words： financial innovation；monetary policy effectiveness；impact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5-0057-03

作者简介：王坤（1992-），女，河南南阳人，中原工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会计理论与实务；武昱含（1988-），女，河南平顶山人，中原工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投资决策；张玲玲（1992-），女，河南周口人，中原工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1 金融创新与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分析

1.1 金融创新对货币供求的影响

1.1.1 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①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构成进行了改变，交易性货币需求下降，投资性货币需求上升。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使得人们减少货币持有量，增加非货币性的金融资产的持有量。此外，金融创新改革了支付结算系统，削弱了人们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导致交易性货币需求的下降。

②金融创新对传统的货币需求动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使得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下降。在短期内国民收入具有稳定性，这就说明了由收入决定的交易性货币需求是可以预测并且相对稳定的，而受市场利率、机会成本、投资预期等不稳定因素影响的投资性货币需求则相对不稳定。此外，金融创新引起利率、汇率、股价变化无常，以及人们心理预期是无规律的，因此，随着投机性货币需求比重的上升，货币需求稳定性必然遭到削弱。

1.1.2 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得控制基础货币变得异常困难。一方面，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得高能货币不再只有存款准备金和现金；另一方面，货币乘数的通货存款比例、非交易存款比率以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都因金融创新的发展而变得不稳定，也因此降低了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

1.2 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1.2.1 减弱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力

①缩小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范围。随着金融创新，同业拆借、回购协议等非存款工具使得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入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样商业银行既能确保自己应有的负债规模，又能逃避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约束。

②降低了实际提缴的法定准备金。商业银行持续更新负债业务种类和方式来规避无息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扩大利润空间。

③增强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弹性。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或减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成倍地收缩或扩张货币创造能力。金融创新为银行调整超额准备金提供了丰富而便利的条件，增加了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弹性。

1.2.2 削弱了再贴现政策的效果

①金融创新减弱了规定再贴现条件的约束力。金融创新削弱了“真实票据说”理论的影响力，使得新型票据都能满足货币当局的规定，金融机构符合再贴现的条件。

②金融创新使调整再贴现率丧失作用力。货币政策目标调整再贴现率，其作用的大小与金融机构对中央银行再贴现的依赖程度成正比。金融创新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灵活便利的融资方式，且降低了成本。

1.2.3 强化了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

①金融工具的创新为公开市场操作提供多种工具。一方面，金融工具的创新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条件；另一方面，金融交易方式的创新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更为灵活的买卖方式。

②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在各金融机构中，政府债券都是举足轻重的二级准备和流动性资产，因此，在补充流动性资产或调整资产组合中金融机构越来越离不开公开市场，积极参与市场交易，不仅客观地与货币当局合作，而且对加强政策效果也起到有利作用。

③金融创新使公开市场操作的“告示效应”得到增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通过影响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和价格来调整一般证券的收益率和价格，增减货币供应量和信用总量，指引公众和金融机构对经济前景的判断，进一步扩大了公开市场业务的影响范围。

1.3 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

1.3.1 破坏了中介目标的可测性

金融创新以后，新工具的不断涌现使得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金融变量的越来越难定义，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货币的定义与计量日益复杂化，加之表外业务的多元化，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遭到了破坏。

1.3.2 降低了中介目标的可控性

一方面，金融创新使货币供应量的构成变得难以界定，加大了货币乘数的不确定性，中央银行对于准确地控制货币供应量更是难以判断；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缩小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的作用范围并减弱了其执行力度，这使中央银行很难通过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

1.3.3 影响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相关性

①金融创新破坏了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随着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工具多元化趋势不断发展，金融交易规模明显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流向日益分散，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变得异常艰难。

②金融创新相对加强了利率的相关性。作为各种金融资产价格的直接体现，利率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通过变动利率指导各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以及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可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2 金融创新与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2.1 实证目的与数据说明

对金融创新指标与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之间进行实证检验，主要为说明金融创新是否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如果金融创新指标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那么说明金融创新的因素已渗透到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当中，通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影响最终目标的实现程度。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2008年9月至2014年的9月的数据，全部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并根据其整理而成。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皆通过Eviews5.0获得。

2.2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并进行检验

2.2.1 变量的选取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其中，M2、M1、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二元回归模型。通过实际经济分析，可以选取M2作为被解释变量Y，M1作为X1i，交易性金融资产作为X2i。样本区间取2008年9月到2014年9月来检验金融创新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系。见表1。

2.2.2 建立回归模型

用Eviews5.0软件建立样本区间为2006-2012年的时间序列文件，利用散点图可知Y与X1，X2之间均呈线性关系，故选择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i=β0+β1X1i+β2X2i+μi （1）

2.2.3 估计回归方程

在打开的Eviews5.0软件的工作文件中，选择菜单“Quick”，点击“Estimate Equation”，在打开的新窗口的空白栏中输入简化的估计方程式：

YC X1X2 执行命令：

因此，所估计的回归方程为

Yi=-112966.0+3.40X1i+26.28X2i

其中，=3.40，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M2每增加1亿元，M1平均增加3.40亿元；=26.28，说明假定其他因素不变，M2每增加1亿元，交易性金融资产平均增加26.28亿元；=-112966.0，表示在M2、M1、交易性金融资产为零的情况下，M2平均减少112966，没有实际意义。

①拟合优度：R2=0.977，修正的可决系数为R2=0.966这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的很好。R2=0.977拟合度接近于1，说明回归直线对样本点模拟的很好。M2变异中的97.70%可以用M1，交易性金融资产这两个变量的变化来解释。

②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的值为86.8477>F0.05（2，4）=4.76，因此回归方程的总体线性关系显著成立。

③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变量X1，X2的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t^β1=11.63，t^β2=0.41，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表得临界值t0.025（4）=2.776，显然变量X1的t统计量值大于临界值，而X2的t统计量值小于临界值。因此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M1对M2有显著性影响。但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对M2的影响不显著。但在0.3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3 结论与建议

目前看来，我国货币政策并不十分有效，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中国金融创新需要实施新的政策措施来引导，从而减弱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在政策主体方面，由于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商业银行的重要性不断减弱，因此，应使中央银行的地位不断增强，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政策体系方面，根据金融创新灵活性的特点，创建货币政策体系静态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的自我调整机制，实施不同的政策措施，运用不同的金融工具，进行灵活调控。在政策操作方面，金融创新工具的多样性为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条件，因此，应更多关注货币政策操作的指引性影响，通过引导社会公众的预期，实现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在政策环境改革方面，务必适当加快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并要严格控制改革转轨的风险，按部就班，有步骤有重心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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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徐进前．金融创新[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35-54．

[2]黄达．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53-495．

[3]杨伟，林海．金融创新对货币的影响分析[J]．金融与经济，2006（4）：21-28．

[4]尹继志．金融创新对货币供求和货币政策的影响[J]．财会月刊，2007（10）：48-52．

[5]梁大鹏，齐中英．金融创新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研究[J]．经济科学，2004（2）：25-30．

[6]杨向阳．论金融创新形势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J]．商业研究，2004（6）：35-37．

[7]刘明志．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用性[J]．金融研究，2006（1）：56-61．

[8]钱小安．金融创新的发展趋势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中国金融，2000（3）：21-25．

[9]王航，汪洋溢，马亮．金融创新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J]．上海金融，2003（8）：45-49．

[10]雷存俊．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9：11-14．

[11]李兵锋．对我国金融创新的思考[J]．财经论坛，2009（3）．

货币金融学论文篇4

［关键词］ 货币供给 内生性 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

一、引言

货币供给的可控性是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基础。长期以来，经济理论界存在着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并在相应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从货币理论界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上看，争论的焦点在货币供给与经济活动的客观关系上，争论的真正意义在于货币内生性供给的客观必然性上。

根据货币供给内生性还是外生性的不同可以指定不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通过影响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和作用方式来影响经济运行。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可以有货币供应量或利率两种选择，并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主要是从货币供给方面来进行调控，即通过调节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现金充裕度，这称为供给型调控模式；而以基准利率为中间目标的、着眼于货币需求的货币调控则称为需求型货币调控模式。

目前我国在货币供给外生性理论的指导下制定并实施了以“盯住存款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截止目前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为21.5%，但现实情况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货币流动性依旧较高。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为货币供应量，传统观点认为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调控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从而调节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使货币供需均衡、物价稳定、就业充分和经济平稳增长。但是现实情况存在“倒逼机制”，盯住“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只能带给人们预期上的政策效果，而无法达到其实际控制货币供给的目标。

二、文献综述

1.主流观点下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做了深入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银行学派的内生货币供给思想。银行学派主张，流通货币数量为社会交易的商品价格总额所决定，或者说，物价决定通货而不是相反。另外，银行学派还进一步分析了收入、利率和物价的关系，说明了物价的变动不是通过货币供给影响利率进而对物价产生影响，其理论体现了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思想。2.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内生货币供给观点。拉德克利夫委员会认为由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可变性，中央银行并不能依靠控制货币供给决定支出的水平。货币供给是不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需求函数之所以稳定，是因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3.格利和肖的货币内生供给观点。格里和肖试图建立一个以研究多种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的货币金融理论。在这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够在信用创造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货币当局又不能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弱化了货币当局对信用货币的控制能力，从而强化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2.我国学者的货币内生性研究

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不显著导致了许多学者对货币外生性产生了怀疑。经济学者结合国内货币供给情况提出了货币内生性的理论观点。南开大学王兰芳通过分析讨论货币供给的产生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在一个健全的货币金融体系中，货币供给具有完全的内生性特点。 柳欣、靳卫萍通过对中国财政政策中的收支状况进行分析得出，在没有中央银行存在的情况下，同样可以通过各种宏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共同产生货币供给，这也是最本质的货币供给内生性。芦东、陈学彬则在接受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下提出了中央银行没有能力控制基础货币的发行，因为货币发行中供给具有内生性。

在这些研究表明，在我国，学者认为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并接受外生货币供给更加有利于制定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的观点。

三、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分析

在一般人看来，我国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但事实上，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倒逼机制”的呈现，我国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货币供给（Ms）可以分解为基础货币（B）与货币乘数(K)的乘积，因而可以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两个角度来考察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我国成立中央银行体系以来，央行调控经济的方式也开始尝试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货币供给在形式上也开始表现为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共同作用。

1.基础货币内生性分析

首先是再贷款、再贴现。1995年以前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占央行的总资产中占60%。由于商业银行普遍要求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或再贴现，而中央银行为避免经济衰退，不得不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这种“倒逼机制”使得我国货币供给呈现内生性。中央银行的再贴现业务和再贷款一样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被动正是货币供给内生性的体现。

其次是外汇占款。近年来随着出口增加，巨额外资流入，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这必然导致中央银行的外汇市操作是单一方向的运作，迫使其通过大量购入外汇，以满足货币需求。2003年外汇占款所形成的货币供应量首次超过全部广义货币供应量，2005年和2006年，大约是广义货币增长量的1.5倍和2.1倍。到2008 年底更是达到了2.4倍。上述贸易顺差持续放大和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必然引发央行被迫释放等量基础货币。

2.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

货币乘数是连接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的纽带，经济理论界认为货币乘数（K）是基础货币（B）扩张的倍数。我国将货币层次定义为：流通中的货币C和商业银行的所有存款D组成了广义货币M2，即M2= C+D。基础货币则由法定准备金R、流通中的货币C、非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NR、超额准备金Re组成，即B= R + C + NR + Re。若记c为现金流通比率，c=C/D。r和re分别为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则(r+ re)×D=R + Re，nr =NR/D为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则货币乘数K= M2/B，也就是K=M2/B= C+D/C+ R+ Re+ NR= 1+c/(c+ r+ re+ nr)。可见，影响我国货币乘数的直接因素有法定准备金率r、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nr、现金流通比率c和超额准备金率re。

由以上货币乘数（K）的求导式可以看出，超额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是典型的负相关，货币乘数与经济波动保持一致，具有顺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性特性。

四、货币内生供给条件下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条件下，货币供给量不是由一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所决定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共同决定并内生于经济运行过程中的。

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利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一般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率、基准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准备金率等构成。在经济运行中，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整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使实际的市场利率与预期设定的目标利率趋于一致，并由此进一步影响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依此确定自己的存贷利率水平，以及各种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水平，从而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及对货币供求关系产生影响，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这就是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五、政策建议和结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深化，我国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经济行为正向着市场理性化，且有利于间接调控的方向发展，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也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盯住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模式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必须打破这种直接管理模式，建立起以基准利率为主导的间接货币调控模式，同时配合其他经济政策来引导货币供给的合理化。

1.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利率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向以利率为主的中介目标进行转变。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经济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大，央行应逐步扩大利率弹性，完善利率体系，重视利率在宏观金融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2. 重视经济预期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学界都较为重视经济预期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我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分析已证明预期在政策调控中的重要地位。因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加强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适时传递货币政策意向，正确引导经济主体和社会预期。

3. 注重经济周期波动性变化的影响，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和力度。由于我国货币供给具有顺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故而必须科学把握货币政策的取向，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缩短政策外部时滞；同时加强货币市场建设，协调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性，疏导货币政策初到渠道，从而真正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货币金融学论文篇5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

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参考文献】

1.陈观烈著,《货币金融世界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胡海鸥著,《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盛松成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4.刘洁敖著,《国外货币金融学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货币金融学论文篇6

关键词 碳金融；话语权；货币碳值；碳汇率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0-0084-0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为促进国内企业减排温室气体，中国加快了构建和发展碳交易市场步伐，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活动。

然而，中国作为世界最主要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供给方，在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却只能被动接受外国碳金融机构设定的较低的碳价格（尹海员、刘妍，2014），以致我国正面临全球碳交易定价权缺失的不利局面（郑勇，2010）。全球范围内已形成的三大国际性碳交易场所，即欧盟排放权交易所、澳洲国家信托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构成了全球最主要的国际性碳交易机构，这些机构所在经济体凭借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的霸权优势，控制和垄断了国际碳排放交易计价和结算权。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加拿大甚至新西兰等，也均纷纷通过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始争夺在碳金融体系中的主导权。而我国在新的碳货币角逐中仍处于弱势，争取在全球碳金融体系中拥有更大话语权，是我国争取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一步（韩国文、陆菊春，2014），所以，对迫切需要在国际碳金融领域有所进益的中国而言，如何增进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话语权，已成为关乎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

碳金融话语权表征为一国或区域性货币能否成为国际重要性碳货币。对此，国内外理论界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如Victor & House（2004）指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最有效措施是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碳货币，碳排放权交易类似于货币交易，应着眼于金融交易来治理碳市场。Hannah Fairfield（2007）指出，要建立一个碳市场，其发起人必须创建一个参与者可以交易的碳信用额的货币。Jillian Button（2008）认为，碳单位是一个特殊权利，具有商品货币的特点，从环保和经济的角度看是一个类似于货币的资产。周健（2010）认为，美元和欧元是当前世界碳交易最主要计价与结算货币，但作为碳金融研究核心之一“碳本位”货币体系问题也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王珊珊（2012）分析指出碳货币具有充当超货币的潜质，碳货币可以由统一的超国界机构发行，并且以国际公约形式制定碳货币相关政策，从而建立以碳本位为核心的新国际货币体系。宋晓玲、赵锡军（2015）认为，碳货币的国际竞争表现为基于碳交易计价和结算职能的竞争，即在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中，一国货币如何在履行交易媒价与计价单位职能中占据更大份额。

所以，对全球范围内缘何形成以欧元、美元及英镑为主的世界碳货币格局，欧美发达经济体为何掌控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目前理论界未给出合理解释，而有关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分布问题的研究更显不足。为此，本文从鉴定碳金融话语权内涵出发，通过探讨碳金融话语权形成机制、现实表现及与碳货币的关系，尝试从碳货币视角，探讨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及其分布格局问题，为我国争夺国际碳金融话语权提供理论支撑。

二、碳金融话语权

（一）碳金融话语权内涵

碳金融话语权概念提出已久，但其内涵却少有学者研究。碳金融话语权囊括碳金融与话语权两个方面，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要做出合理诠释，必须先明晰“碳金融”及“话语权”含义。

对于“碳金融”，有国内学者认为，它是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陈柳钦，2009）。而最为普遍提法则是，“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周健，2010）。所以，碳金融是指有关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及与之联系的各种金融活动和交易系统。“话语权”则是社会学概念，荷兰语言学家冯・戴伊克（2008）指出，话语权是对话语本身的控制，统治阶级或强势权力阶层，不断宣扬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从而诱导或强迫被统治阶级或弱势权力阶层为自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我国学者冯广艺（2008）认为，“话语权”是人们为了充分地表达思想、进行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它是语言权利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所以，话语权是一种通过控制话语来表达自身诉求并影响他人行为，以达到获取更多利益目的的权利。

由此看出，碳金融话语权是指拥有在国际公开场合表达自身立场，参与国际碳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导全球碳排放权定价和结算行为，以在全球碳金融活动中获取最大化利益的一种综合能力。

（二）碳金融话语权表现及形成机制

全球超过60%的碳排放权交易与欧元挂钩，美元是仅次于欧元的碳交易结算货币，英镑在国际碳交易中也具有一定影响力，日本也力争通过碳交易来提升日元的国际地位，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已经或即将成立碳交易所，且均采用本币标价（宋晓玲、赵锡军，2015）。所以，货币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使用情况，是一国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的现实表现。

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的形成，缘于世界性气候大会确立的全球碳排放规则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京都议定书》附件1中需在2008～2020年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大部分发达国家，利用国际排放贸易机制（简称ET）、联合履行机制（简称JI）和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规则，于发达国家内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碳排放权交易活动。欧盟、美国等金融强国，通过率先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凭借SDR篮子货币地位，以及成熟的金融体系及国际金融优势地位，从而推动美元、欧元和英镑成为国际碳交易主要计价与结算货币，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也由此而掌控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与结算权，并最终控制国际碳金融话语权。

（三）碳货币与国际碳金融话语权

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一方面表现为一国制定和修改国际碳金融游戏规则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展现该国主导全球碳排放权定价和结算行为的实力，并最终保障该国在全球碳金融活动中获取最大利益。所以，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之争实质是国际碳货币竞争，且两者关系密切。为此，我们从碳货币价值、碳货币使用广度、碳货币稳定性和碳汇率等方面，理论探讨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与碳货币的联系。

具体来看，碳货币价值是货币碳币化后，单位货币能购买的碳减排量，现实表现以某货币计价的碳交易价格，反映全球碳排放权定价权利；碳货币使用广度是碳币化后的货币作为国际碳交易结算货币的数量，现实表现以某货币计价的碳交易总量，反映全球碳排放权结算权利；碳货币稳定性则表现为碳货币价值的波动性，它是碳货币能否被广泛使用的重要因素，而碳汇率则是不同碳货币间按碳货币价值衡量的汇率水平，反映碳货币的外在价值，某支碳货币价值越稳定、碳汇率水平越高，就越能被国际碳金融市场接纳，此支碳货币发行国越易在全球碳金融活动中谋求较大利益。故而，碳货币价值、使用广度、稳定性及碳汇率是影响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的重要因素。

三、碳货币与国际碳金融话语权非均衡分布

（一）货币碳币化

各国货币碳货币化，形成“碳―M”（张旭，2015），如低碳美元、低碳欧元、低碳英镑等，但货币碳币化后的价值问题，目前理论界少有研究。为此，本文创造性的尝试运用公式：一国货币碳值=该国某年CO2排放总量/该国该年M2总量，来测量货币碳币化后的价值，即货币碳值，单位以千克表示。

考虑到全球碳金融市场近况，我们选择包括美英中等在内的11国和欧元区17国为研究对象①。测算所用CO2排放总量数据，来源于国际能源机构IEA的《CO2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High Lights 2015》报告，其汇报的CO2总排量数据最近截止于2013年。同时，碳交易市场的成立和碳金融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始于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所以，有关碳货币的研究，以2005年为起点才有现实意义。为此，我们选择的测算时段为2005～2013年。各国M2总量统计数据，则来自世界银行网站。测算结果见表1。

表1内容看出，2005～2013年的9年间，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的年均碳值水平差异较大，其中，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货币年均碳值水平分列前4位，为高货币碳值经济体；英国、巴西、欧元区和中国分列第5到第8位，为中货币碳值经济体；而俄罗斯、印度、日本和韩国则分列后4位，为低货币碳值经济体，且印度、日本和韩国的货币年均碳值均小于0.05千克。从均值来看，高货币碳值经济体为0.3126千克，是中货币碳值经济体0.1699千克的1.84倍、低货币碳值经济体0.0316千克的9.89倍。这充分说明以货币来充当世界性碳货币，因不同货币碳值水平有较大差异，各货币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上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分集团来看，由“美加”组成的美洲集团货币碳值水平最高，年均碳值高达0.3433千克；由欧元区17国、英国及澳大利亚构成的欧洲集团，货币碳值水平略逊美洲集团，年均碳值为0.2428千克；以“中俄南印巴”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货币碳值水平较低，年均碳值仅为0.1296千克；而由“中印日韩”组成的亚洲集团货币碳值水平则最低，年均碳值不足0.040千克。对中国而言，无论是考察新兴还是亚洲集团，集团平均碳值水平都低于美洲和欧洲集团，导致在世界碳货币竞争中，以人民币为代表的亚洲碳货币，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相反，欧元区17国却利用欧洲集团力量提升了货币碳值水平，进而夯实了欧元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地位，为欧元区掌控国际碳金融话语权成功加码。

（二）国际碳金融话语权非均衡分布

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强弱，是碳货币价值、使用广度、稳定性、碳汇率和货币重要性等综合实力的体现，对此，我们做进一步分析。需说明的是，碳货币稳定性是通过测算历年货币碳值离差平方和的均值获得，该值越小说明货币碳值越稳定；碳汇率则以一美元碳币按含碳量可兑换多少单位其他碳币衡量，兑换比例越大说明其他碳货币的碳汇率水平越低。具体比较分析结果则见表2。

表2内容显示，从2005～2013年，除日元外的SDR储备货币均是国际重要性碳货币。其中，欧元碳值排名第7、稳定性排名第4、碳汇率为2.64，且至少有17个国家采用欧元为碳货币，加之欧元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元的“纸黄金”，所以欧元区国家掌握最多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美元碳值排名第1，但碳币稳定性仅排名第11位，且与欧元区相比，美国碳市场规模要小很多，好在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保障美国掌控部分国际碳金额话语权；英镑碳值排名第5、稳定性排名第9、碳汇率为2.05，在SDR货币占比排名第3，加之英国与欧元区各国及美国之间均有较强金融联系，保障英国在国际碳金融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其他经济体中，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货币碳值排名较前，日本和韩国货币碳值稳定性较前，但加元不是SDR储备货币、澳元碳值稳定性较差、日元和韩元碳价值太小且碳汇率太低，致使这四国仅拥有较弱国际碳金额话语权。而新兴经济体国家南非、巴西、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由于货币碳值水平偏低、碳币稳定性较弱以及不是SDR储备货币等原因，而基本丧失国际碳金融话语权。

分集团来看，欧元为欧洲集团主导性碳货币，且至少有19个国家接受其作为碳交易货币，因而，欧元是国际重要性碳货币，欧洲集团也因此拥有最强的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美元是美洲集团主导性碳货币，且至少有2个以上国家将美元作为国际碳交易货币，使美元成为仅次于欧元的国际重要性碳货币，美洲集团也因此拥有较强国际碳金融话语权。而无主导性碳货币的新兴及亚洲集团，碳货币仅限于集团内各国独自在境内使用，集团内并未形成国际重要性碳货币，所以，集团掌控的国际碳金融话语很弱甚至完全丧失。

此外，由表2还看出，与欧元区相比，人民币碳值仅比欧元碳值低0.00437千克、排名紧跟欧元区，人民币碳值稳定性排名第6位也仅次于欧元，人民币碳汇率为3.56略低于欧元碳汇率水平，但直到2013年底人民币仍未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SDR货币篮子，人民币也仅在中国境内充当碳交易计价与结算货币。伴随IMF已接纳人民币成为SDR储备货币，中国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可能于2016年开始增强，但面对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碳金融体系，这一过程将痛苦漫长。

四、主要结论及中国对策

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分布不平衡，以欧美为主的发达经济体主导国际碳金融规则制定和修改，控制全球碳排放权定价与结算权，并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获取最多利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甚至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仍难运用国际碳金融话语权表达自身碳金融诉求，而在国际碳交易活动中处于劣势地位，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也因此表现出“金字塔”形格局（见图1）。其中，欧美英等发达经济体处于“金字塔”顶端，实际掌控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加、澳、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处于“金字塔”中层，能影响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中、俄、印、南、巴等新兴经济体处于“金字塔”底层，基本丧失国际碳金融话语权。

本文研究还发现，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与碳货币价值、碳货币使用广度、碳货币稳定性、碳汇率及货币重要程度关系密切。人民币作为碳货币只在碳货币使用广度上略逊于欧美英等发达经济体，伴随人民币被正式列入SDR篮子货币，人民币碳币使用广度和国际重要性将得以提升，中国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则会不断加强。为此，我们提出中国谋求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的具体对策。

第一，积极承担减排责任，并在中国境内着力建设碳金融市场。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形成机制表明，积极承担碳减排责任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交易体系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才可能从碳排放权净供给方转变为净需求方，中国境内碳金融市场才会具备国际影响力，人民币碳币才会被国际社会接受为国际碳交易计价与结算货币，中国争夺国际碳金融话语权才有基础与保障。

第二，提升人民币碳值水平，增进人民币碳币的国际重要性。目前来看，人民币碳值水平依然偏低，在与欧元、美元或英镑争夺国际碳货币地位时，人民币碳值“筹码”仍显不足，鉴于货币碳值与广义货币供应总量M2呈反比，中国应适当控制人民币供给增速以提升人民币碳值水平，增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充当世界碳货币的信心，并力求扩大人民币碳币使用广度，为中国增强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加码”。

货币金融学论文篇7

【关键词】利率 信贷 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调控主体在特定的操作经济环境下，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和政策手段，经过一系列的传导途径影响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中介指标，从而作用于实体经济运行，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在货币传导机制理论研究的许多方面，迄今为止仍然存在争议，比如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运行的传导途径的争论。

一、利率传导机制

利率传导机制为传统宏观经济模型中的主要传导机制。其途径是：在价格存在黏性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使得实际利率回落，从而降低资金成本，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和收入。利率传导机制是凯恩斯学派调控经济运行理论的核心内容。凯恩斯（1936）在他的《就业，利息和通论》中指出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途径是流动性偏好和投资利率弹性。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可表示为：Ms（货币供应量）r（市场利率）I（投资支出）Y（国民收入）。但该理论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货币市场对商品市场只进行静态分析，而货币市场对商品市场的相互作用是动态的。另外，流动性陷阱也会使利率传导机制失效。所以，希克斯和汉森（1937）建立IS-LM模型对货币，利率和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假设货币是外生变量，价格存在刚性，并且政策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化会通过长期利率的变化影响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如果IS平缓而LM陡峭，则货币供给增加，使收入增加比较大；如果IS陡峭而LM平缓，则货币供给增加，使收入的增长比较小。从IS-LM模型可以看出，该模型还能体现财政政策的传导过程和效果，并且在引致收入增长方面，效果比货币政策更好。托宾（1969）提出一个“金融资产结构平衡论”。该理论突破凯恩斯的许多理论框架。比如凯恩斯的二元资产论（货币和政府公债），指出各种金融资产的收益不仅取决于该资产的供给，而且取决于其他资产的供给。与托宾强调利率对金融资产结构影响不同，莫迪格利安尼（1971）引入“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通过利率对私人消费进行影响。他认为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利率下降，金融资产价格上升，金融财富增加，从而导致消费支出增加，产出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价格变化及其趋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之间的关系，因而利率期限结构方面的变化，必将通过利率传导机制使这种变化产生相应作用。

中国除了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利率，票据贴现市场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属于市场利率以外，其他绝大多数利率仍然由中央银行直接制定。所以易刚（2004）指出要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必须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水平上的波动，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另外我国居民对利率并不敏感，所以下调利率对投资和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通过货币供给利率降低边际储蓄倾向部分储蓄转为消费资金刺激消费需求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效果并不好。方阳娥（2008）指出我国银行的贷款主要流入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主体，利率并不构成影响国有企业投资主要因素。

二、信贷传导机制

信贷传导机制的思想在许多早期的经济学家，如Fisher（1933），Gurley和Shaw（1955）以及Goldsmith（1969）等论述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时就有所展示。随着信息经济学发展所带来的分析方法的改善，信贷传导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广泛注意。信贷传导机制一般分为银行信贷机制和资产负债表机制两类。银行信贷机制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改变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而影响企业获取部资金。这一过程可以表示如下：公开市场的紧缩操作R（银行存款准备金）D（存款货币）L（银行贷款）I（投资）Y（收入）。在Stigliz（1979）等提出的均衡信贷配给理论的基础上，伯南克（1988）构造了CC-LM模型理论框架并提出信用论来解释货币政策的作用。其主要观点是即使在凯恩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信用供给的变动导致CC曲线的移动。当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寻求信贷的时候，银行贷款并不能与其他金融证券可以完全替代的：中小企业对银行贷款尤为依赖，不能像大企业一样在债券和股票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资产负债表机制是由BenS.Bernank和MarkGertler（1989）提出的，是指货币政策变化使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状况发生变化，而资产负债表反映借款人的净财富状况，从而有效抵押品价值变化，这样影响借款人获得贷款的能力，进而影响其投资支出。该机制归纳如下：R（银行存款准备金）M（货币存量）i（利率）NCF（净现金流）资产状况恶化L（银行贷款）I（投资）Y（收入）。Schmidtz（2003）指出存款准备金变化时会改变银行的贷款规模，而银行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存款，当没有其他资金来源渠道时，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贷款资金的质量，从而影响投资消费支出。

中国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相对于银行贷款来说，规模相对偏少。银行贷款仍然占绝对比重。所以信贷传导机制仍旧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我国现阶段信贷机制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货币资金由央行商业银行企业实体经济传导过程的顺畅。不过，汪航（2010）认为银行信贷资金主要流入大企业，而对我国GDP和就业有巨大贡献的中小企业却融资困难。并且许多信贷资金并没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虚拟经济，比如股票市场，房地产等投机市场，从而可能出现信贷质量问题。在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周小川（2007）指出：充分关注微观基础，关注商业银行内部改革以及经营行为变化的趋势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速度和效果。因为银行部门的不稳健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另外在经济转轨中，政策制定者应该多使用价格类调控工具。

三、结语

本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回顾，可以从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的争论中看出，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是多方面的。利率传导机制，信贷传导机制，财富传导机制，资产价格传导机制，预期传导机制和汇率传导机制等发挥传导作用的条件和效应是不同的。我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恰当地综合运用不同传导机制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国从1984年建立中央银行制度起，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随经济体制的转化而逐步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为了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我国应该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提高利率弹性。逐步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范围，适度调整利率结构，加强对利率渠道运行的监管。同时改革商业银行内部机制、完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并且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从而使我国的货币政策效果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汪航.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思考[J].中国证券期货，2009（2）.

[2]王钰.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的发展与演进[J].中国集体经济，2010（2）.

[3]牛冬梅.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分析[J].现代金融， 2011（4）.

货币金融学论文篇8

论文摘要：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已逐渐演变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宏观调控部门，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笔者阐述了货币政策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对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探讨。 论文关键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 1998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我国经济呈现出通货紧缩的明显特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最主要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008年以来，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的进一步的深化，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更是以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的特殊身份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货币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1 我国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之一。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3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货币政策目标规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5年3月，公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把这一货币政策目标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样就从本质上坚持了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这一单一目。 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2 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各国中央银行关注的问题，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灵敏有效是货币政策有效的基础。我想先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分析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 企业和居民的行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金融机构行为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金融市场建设和中央银行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基础和政策因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对这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首先，要求央行比较强大，足以干预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能有效地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并能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款业务;其二，在金融市场方面，要求一个市场容量大、信息传递快、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跃持续的货币市场和一个规模较大、竞争充分、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运作效率高、市场预期良好的资本市场，要有比较完善的金融机制;其三，在金融机构方面，要求商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金 融企业真正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为约束，以客户为中心。其四，在微观经济主体方面，要求工商企业是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居民个人具备较成熟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 随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户”的间接传导体系。但在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存在的诸种障碍却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微效。这里仅就中央银行层面上的障碍做简要分析。 货币政策传导在中央银行层面上遇到的障碍主要是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同时实行利率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我国虽然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逐步扩大贷款利率波动幅度，但是我国仍然是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影响了利率对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作用。同时，使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难以发挥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此外，在公开市场上，由于资金宽松导致央行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困难;在外汇市场上，外汇储备受贸易逆差影响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约束，央行只能被动地买卖外汇，银行结售汇差构成了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数量限制，导致公开市场操作对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机制作用难以发挥。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有专家专门就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效应从理论到实证进行了分析，他们从固定汇率制下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入手，根据M-F(Mundell-Fleming)模型，得出结论:在固定汇率制下，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大。 从而进一步推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将导致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降低。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我国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建立和完善适应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运行机制，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准确把握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整;在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以提高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更多地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立主从制度上创新，改变我国经济结构，促进我国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王广谦.中央银行学[M].1999-08. 崔建军.论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02). 文章 来源：中華勵志網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