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论文范文

金融体系论文篇1

从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的角度对金融全球化进行反思，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无法逃避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

一、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根源在于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

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是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自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20多年里，金融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真实经济的增长速度。目前，它的规模大约是真实经济的30-50倍。

金融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制度和政策以及发达国家私营机构的金融创新决定的。

第一，1971年美国黄金窗口的关闭造成了储备货币与黄金的脱钩，这使得货币这一传统上真实而具体的财富变成了一种没有基本价值的抽象符号和新兴债务，从而使得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分离成为可能。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的价值与黄金脱钩，这不仅重新定义了货币，而且拆散了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最后联系。

第二，货币这种没有基本价值的抽象符号或新兴债务脱离真实经济发展需要的过度创造，使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分离与背道而驰成为现实。

中央银行创造货币非常容易。创造货币的方式有大杠杆和小杠杆之分。大杠杆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小杠杆指中央银行改变银行存款的准备金比例和调节中央银行的贴现率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来间接增加或者减少进入经济体系的货币。

商业银行也有创造货币的巨大能力。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传统方式是贷出存款。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海还可以通过创造"近似货币"来增加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最典型的"近似货币"是信用卡。花旗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平均信用额度是2000美元，如果发行3000万张，花旗一家银行就可以创造600亿美元的近似货币。还有很多种近似货币，全部由私营金融机构创造出来，而且除了市场力量以外不受任何约束。

从国际方面来看，欧洲美元市场形成后的二十多年中，数以千亿计的欧洲美元在银行和银行间不断流转，反复贷出，随着欧洲美元贷款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不过欧洲美元终究不是具体的纸币或金属货币，而是一种电子货币。虽然这些货币的创造过程与国内银行的货币创造遵守同样的规则，但在1987年以前，这种无国界的美元代表一种自治的货币，完全由民间控制，因此与它们的美国表亲相比更少受到限制。例如，欧洲美元没有存款准备金的限制，经营欧洲美元的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就比国内银行要大的多。此外，在近20多年里，美国政府又通过巨大的贸易赤字把成堆的新美元送往国外。

第三，养老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崛起，金融期货与期权等衍生工具的开发和应用，以及布莱克－肖期权定价理论的完成使金融投机资本通过组织效率的提高、现论的指导以及金融衍生工具高杠杆率的运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第四，电子网络和电子结算系统的引入极大地增加了货币或资本流动速度的增长潜力。科技的进步已使得每一笔交易的速度和准确性大大提高。作为购买力的货币或资金可以以光的速度在属于全球市场组成部分的各地市场间流动。在金融经济和真实经济的距离不断扩大之时，科技更造成两者间迅速的疏离。

世界经济财富价值体系示意图

金融经济过度发展的直接后果便是造成了世界经济财富价值体系的极度扭曲（如上图所示）。今天，世界经济巨大的财富价值，其形成如一座倒置的金字塔，在底层是实际的物质和知识产品，在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商业服务贸易，再往上有复杂的债务、股票和商品期货，最后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衍生期货和其它虚拟资本。金字塔的维持和扩张，有赖于各层的适当比例以及上一层结构有多大能力从下一层汲取收入。在整个财富体系难以维持所需的日益增长的收入时，整个金字塔就会轰然解体。由于连锁反应，庞大的金融体系可能就要顷刻垮掉。

世界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金融体系的可信度和稳定性归根结底还是要以货币资产转化为实物（含知识和信息）。但是，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使得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严重脱节。目前，全球外汇交易额大于世界市场进出口总价值的60倍，并且还在不断繁衍。目前美国对金融和房地产投资的新信贷是制造业的3倍，美国实物贸易额不到期货贸易额的一半。跨国债券和股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分别高达151.51%、196.8%、690%和120%。其中衍生交易市场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1987年以来，每2年，这个市场的规模就要翻一番。根据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在11个国家67家银行的调查，这些机构手中持有的衍生交易合同总值在1995年以来已高达63.6万亿美元。这是全球GDP的总和的两倍多。1997年初，仅美国的商业银行就持有25.7万亿美元的衍生合同，这是美国GDP的三倍以上。与此同时，世界真实的实物生产，不论人均和地均计算，均比过去20年有实际的缩减，而实物生产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服务于虚拟经济的运作。美国劳动生产率近20年来仅为1%左右，即使是在经济最为景气的20世纪90年代，整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仅为1.1%，为战后甚至1870年（至1970年为2.3%）以来的最低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金融经济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大量的纯粹的"虚拟"的金融资产近年来无节制地增长，结合整个世界真正物质生产的停滞和下降，已使金字塔严重变形、失真，为全球性的金融崩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美国经济学家乔纳森·特尼鲍姆指出：

"事实上，除了中国和其它少数国家以外，全球的实物经济都在持续的衰退。所有这些都表明，榨出更多的资本以支撑泡沫的可能性已经到了尽头。与此同时，泡沫自身已经攀升到几乎无限大的地步。"

金融体系论文篇2

（一）日本农村政策性金融

由于市场并不能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对金融工具和融资渠道的需求，所以政府应行使本身的职能，使金融资本可顺利进入农村经济，如通过扶持性政策或政策性资金支持弥补金融工具和融资渠道的不足。日本政府通过向农村经济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以达到对农村经济设施、农产品改良、农业新技术推广等行为进行注资的目的。日本的主要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林政策金融公库，其汇集了国家会计基金和国债基金等金融资本，日本政府通过其与合作性金融体系的紧密融合，实现其政府职能，建立并完善其农业金融体系。日本政府通过农林政策金融公库对农村经济提供贷款，其贷款的特征为长期、低息，时间期限分为15个等级，时间期限最长的为林业经济基础贷款，其时间为55年，最短为1年，平均期限为19年。利息基本情况下维持在固定标准，利率平均值为3．89％，贷款利率在3．5％的比例可占到60％以上。此外，日本政府还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如农林政策金融公库的贷款如存在不能及时还款的情况时，可向政府提出减免要求，政府可酌情为其减免一定的利息，损失的部分由政府填补。

（二）日本农村合作性金融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有着特殊的组织结构，其基本组成为三级组织结构，三级机构分别为农、渔和森协会。农林中央金库作为其最高机构，负责监管其资金，并以信农联作为中枢机构管理单位农协的贷款和还贷，信渔联作为中枢机构管理单位渔协的贷款和还贷，单位森协只贷不收，因而不设中枢机构。日本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农业生产合作法》，于1948年颁布了《水产业生产合作法》，于1961年颁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法》，并将小规模基层农协合并为大型农协，加强了其执行能力。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适应农业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加强农业金融体系的金融基础，日本政府加快了地方农协的合并速度。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并不是作为独立运行的系统，其以独特的三级组织机构，并以农协为载体，以信农联为中枢机构，组成其合作金融组织机构。其这一特征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农业合作金融体系机构。其以行政区划分为基础，建立农协系统，并在农协内建立金融融资部门和拓展融资渠道。其独特的三级机构具有自上而下的直属关系，但其在金融资金的管理上严格执行独立管理，独立运算，上级只起到指导的作用。日本几乎所有农村地区覆盖在农业合作金融体系之下，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的存款利率高于普通金融体系利率，使得50％以上的农业存款流向农业金融体系。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主要为日本农业的发展提供金融资金支持，帮助农业生产人员拓宽融资渠道，加速农业经济发展，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其贷款利率低于其他金融机构，因而其贷款去向应严格控制其资金去向，农业金融体系部门应保证其资金总额的90％用于农业经济建设，且不需要农业生产人员进行金融担保。在1978年日本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贷款总量已与其他金融体系的贷款持平，截止到2012年7月日本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已拥有营业网点8　578家，金融资金余额881　963亿日元，农业合作金融体系贷款总量219　824亿日元。

二、金融信息制度

急剧膨胀的信息流和信息需求使得涉农企业对金融信息的管理面临更高的要求，很多发达国家的涉农企业都开始进行信息化建设。近年来，日本涉农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也不断扩大，有的跨行业经营，有的在全国都有子公司。据调查，日本涉农企业通过信息化管理减少了盲目性投资14％，提高判断决策正确率16％，提高业务处理准确度25％，文件简化率10％，提高内部信息畅通率22％。信息管理是涉农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基础，它既可以作为涉农企业计划与决策的依据，又可以对涉农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

（一）涉农企业管理金融信息系统的内涵

金融信息管理系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新型学科，由人和计算机网络集成，以人为主导，利用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通信设备以及其他办公设备，进行信息的收集、传输、加工、储存、更新和维护，以企业战略竞优、提高效益和效率为目的，支持企业的高层决策、中层控制、基层运作的集成化的人机系统。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由金融信息的采集、金融信息的传递、金融信息的储存、金融信息的加工、金融信息的维护和金融信息的使用五个方面组成，功能包括经营管理、资产管理、生产管理、行政管理和系统维护等。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利用过去的金融数据预测未来，为有效管理和正确决策提供重要依据。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内涵是在普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上，结合涉农企业金融信息数据的特点，与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多种技术相融合，建立涉农企业的农业资源配置数据库，完成涉农企业数据分析和系统开发，为涉农企业生产与决策提供支持的系统。

（二）日本涉农企业管理金融信息系统的特点

首先，日本农业金融信息化建设的背景对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发展给予了强大支持。其次，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集成度比较高，模块之间在设计时通盘考虑，无缝联接，使得数据交换无障碍。再次，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设计的针对性强、涉及面广，针对日本涉农企业业务划分不同的模块，涉及生产管理、资源计划管理、物流管理、销售管理、电子商务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方面。最后，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有日本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大企业的资源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发展提供条件。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的启示

（一）构建自下而上独立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

虽然金融体系的建立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但是日本的合作性金融体系却具有完全的独立运行权，在行政级别上不隶属于各级地方职能部门，行政法规上不受任何地方职能部门干涉，其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三级金融机构。日本合作性金融体系的这一特点，既可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不受干扰可独立执行其职能，又便于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结算速度和互，可有效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速度。

（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在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中合作性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同时，政府也应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日本政府在农业金融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一直通过各级金融职能部门对农业金融体系提供政策性和资金支持。日本政府根据信贷补贴理论和市场竞争不完全性理论，保障其农业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持续的注入大量资金，并不断出台扶持性政策，为其现代化农业金融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以农业、农民为服务对象

农业金融体系的建设务必要以始终为农业及农业生产相关人员服务为宗旨的立场，对非农业和非农业人员进行严格限制。各职能部门要与农协紧密配合，保证所有金融资金均在农业企业或农业职能部门内运转，并保证其资金运转流通顺畅。日本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监管机构，严格控制金融资金的流向和使用人群，避免农业金融资金受趋利性影响而流入非农业用途或非农业生产部门。

（四）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

在建立有效的合作性金融体系和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效的内外部双重监管机制是保障农业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的前提保障。日本为防止金融犯罪等问题，建立起以存保制度、互助制度、信誉制度和灾补制度以防范其金融风险。

（五）出台和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法律体系

制定一套完善健全的农业金融法律法规对建设农业金融体系十分重要，可使相关部门在建立完善农业金融体系时有法可依。日本政府制定了健全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了其农业金融体系的建设与运行，保障了农业相关人员的权益，避免了金融犯罪，加速了农业金融体系的建设速度。

金融体系论文篇3

[论文摘要]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有两个，一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二是保护公平竞争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保证中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两个方面的冲突阻碍了金融监管的目标即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本文试通过论述使得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在金融监管的实务中找到其现实依托，以使法的价值追求与法的本身价值统一。

由于我国金融监管的相关法律中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其目标，因此，安全和效率成为了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这一法价值定位，具有法律价值的共性，也是为理论学界所通认。

一、金融监管中的法价值追求

在金融体系结构和运行方面，我国选择了银行主导型，这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导致了多年全局性的资源浪费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聚。银行大量不良贷款的积累就是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越来越紧迫。

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它是在金融市场失灵(如脆弱性、外部性、不对称信息及垄断等)的情况下而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管理制度。金融监管的一般目标有两个：一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二是保护公平竞争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保障中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也决定了金融监管的两个法价值追求：安全与效率。

(一)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之一：安全

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有着比其他市场更高的风险性。首先，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成分复杂。为了维护公平、公正、公开、健康的市场秩序，使金融市场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要防止可能出现的欺诈、垄断和不合程序的内幕交易，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排除、抵御市场波动风险。其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是高负债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任何一项风险都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成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金融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往往盲目扩张资产导致资产状况恶化。再次，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是系统性风险非常高的行业。一家银行或几家银行出现危机会迅速波及其他银行形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并危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正是由于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金融监管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也决定了金融监管所追求的价值之一是金融安全。

(二)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之一：效率

金融市场作为市场机制，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能否具有较高的效率，需要进行监督和管理及必要的引导、干预和调控。金融监管正是在金融市场失灵(如脆弱性、外部性、不对称信息及垄断等)的情况下而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试图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指金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规模不经济及外部性等问题。关于完全信息和对称信息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是不能成立的，正是这一原因形成了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行为，造成金融监管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道德风险是由于制度性或其他的变化所引发的金融部门行为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有害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款人(个人或集体)必然会评价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但在受监管的金融体系中，个人和企业通常认为政府会确保金融机构安全，或至少在发生违约时偿还存款，因而在存款时并不考虑银行的道德风险。为了解决对道德风险的监督问题，只能由没有私利的政府来提供金融监管这种准公共产品，提高金融效率，克服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表明，金融监管的目标是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由此，金融监管所追求的恰恰是金融稳定基础上的金融效率。

二、金融监管应坚持安全与效率并重

安全与效率是法价值内的一对矛盾。在金融监管中，如何处理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的关系，金融监管的价值目标究竟应当以效率为本位，还是立足于安全的保障，是当下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变革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首先，金融监管应立足于金融效率。金融市场效率是资金在融通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有效性，注重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种最优化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金融市场效率的高低对市场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很大。在高效率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通过自己的效率组合减少其“个别风险”，市场通过高效运作减少其“系统风险”，以使收益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在低效率的金融市场上，市场剔除系统风险的能力很弱，易受外来因素的冲击，投资者也因找不到或不能及时找到效率组合而缺乏抵御个别风险的能力，致使收益与风险波动很大。金融市场剔除风险能力的高低就成为市场效率的主要衡量标准。

其次，金融监管应兼顾金融安全。金融安全首要追求的是金融业的稳定发展。稳定的金融环境使微观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可以准确分析和预测；各交易主体，可以准确评估交易风险和收益。安全与稳定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不排斥效率与竞争。事实上，有序竞争和不断提高的效率可以增强银行业抗击风险的能力。为此，监管者应致力于为银行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制止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确保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市场机会。金融安全正是为提高效率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因而，追求效率与效益的同时必须要兼顾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

三、金融监管法价值追求的现实归依

人对法的价值追求，即人通过法这种中介手段所要追求的理想和愿望。就法律的价值而言，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主体的人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法的价值的主体是人，是指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的总称。法的价值的客体就是法本身，这个法是指广义的法，即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总称，它包括法的制度、法的运行事实和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依此传统观点，金融监管法的价值，就是金融监管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类社会的满足和有用性。因此，我们应尽量从客观出发，以达到主观上美好的理想追求，给主观以现实的依托，使二者能在最大程度和范围内统一起来。要实现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就应当在金融监管的实务中找到其现实依托，以使法的价值追求与法的本身价值统一。

长期以来，国内银行监管往往立足于运用法律、政策的力量，通过采取直接的行政性控制手段，从外部规定整齐划一的监管措施来实施严格的风险控制，应当说这对我国银行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稳定是短期的和相对的，缺乏可持续性。因为它不仅束缚了银行的自主性。而且大大损害了银行的创造性和竞争力，其结果往往是“风险防范力度加大了，但金融效率降低了”。我国的金融监管正处于转型和开放时期，安全与效率协调并重理念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为此，我国银行监管机构要切实转变监管理念，调整过去那种只注重风险防范而忽视效率的做法，使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具体讲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在监管目标上，要以效率的提高为着眼点，坚持防范风险与促进发展相兼顾。只有提高了效率，得到了发展，才能谈得上防范和化解风险，也才有金融稳定的基础。

2．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目前我国关于内部控制制度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对于内部控制系统是否完善也未予重视，势必使该机制处于虚设的状态。此外，我国尽管组建了全国性的银行业协会，但是其地位和作用尚未予以充分关注。我国应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监管的核心原则》的建议，内部控制应从组织结构、会计规则、对资产和投资等方面来构建。

3．要规范信息披露制度。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事实上是会受制于信息效率这一要素的。一方面，监管系统信息能力的不足，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难以保障金融安全；另一方面，在金融监管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即使加强了金融监管当局的控制能力，有利于维持金融秩序，金融效率仍然是低下的。因此，信息披露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尚未制定一套适应当前发展形势的信息披露规定。应尽快建立一套既能体现巴塞尔要求精神又符合我国实际的披露指引。披露指引应特别注意加强对资本充足率、资本结构、贷款质量、盈利能力和市场风险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披露。并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规定有关金融活动信息披露的义务人、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信息披露的原则和标准。此外，还应特别注意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等的披露，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

4．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机理是由参与保险的各金融机构向监管当局交纳一定数量的资金，当银行失败或挤兑现象发生时，这批资金即被用于偿付存款。根据传统理论，传染性不是特例，它在任何没有存款保险或独立央行的银行体系中都可能发生。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危机，当局必须对每一银行倒闭提供保护，或通过向存款人提供广泛的保险来避免危机在银行体系中扩散，否则个别银行的倒闭将最终导致整个货币和信用体系的崩溃。

因此，应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机构，增强金融企业、存款人的风险意识，防范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存款保险制度要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企业。

5．完善金融市场的退出监管制度。金融稳定是各国监管的目标之一，但它不应该成为监管当局的最终目标，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追求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稳定是一个全局性的概念，金融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金融机构倒闭，个体金融机构的退出可能是金融效率和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反过来金融个体的市场退出，从本质上也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

市场退出是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最后一种处理方式，市场退出对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国民经济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一个健全、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会最大限度减少金融企业市场退出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作用。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是我国金融企业市场退出问题的最主要的金融背景。目前中国缺乏市场的退出机制，对于出现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要该清算的清算，该破产的破产，不能政府一味买单，应使金融风险处于有效的处置体系之下，从而为有效控制风险，实现金融安全与效率奠定基础。加快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有利于及时清理金融体系中的不健康肌体，确保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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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论文篇4

摘要：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极其庞大和复杂，交叉监管明显，金融市场源于殖民时期自发形成，银行体系最早得到发展，其金融监管体制也主要基于对银行的监管以及历次金融危机的推动而逐步形成。美国监管体制过于复杂，部门过多过于庞大，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应倾向于英国、德国或日本改革后的监管模式。金融监管体制本身其实也不一定是首要问题，加强金融监管的能力与效果才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目标，而且监管体制的选择最终还是取决于政治决定。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交叉监管，监管模式，重复监管，金融稳定，金融改革，风险约束

一、交叉监管明显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极其庞大和复杂，交叉监管明显，金融市场源于殖民时期自发形成，银行体系最早得到发展，其金融监管体制也主要基于对银行的监管以及历次金融危机的推动而逐步形成。

各州和联邦分别对在州和联邦注册的银行进行监管，注册地成为界定银行监管部门的主要依据。对于在联邦注册的银行，成立于1870年的财政部下属OCC对非联邦储备银行（PED）的会员银行进行监管，其主要运行不是依靠财政资金，而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如通过支付服务和收取监管对象费用获得收入。而成立于1929年大危机中的联邦储备银行则对其会员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它主要利用会员银行的资本金提供贷款获取利息，并从FEDWIRE的银行间大额支付及ACH零售支付服务中收取费用。美洲银行（BOA）每年就向OCC支付4000多万美元的监管费。上述两类银行大多是大银行。而对于在各州注册的银行，则由各州的银行厅监管。

由于银行具有是否加邦储备银行的权利，实际上也就获得了选择监管部门的权利。OCC与FED之间的这种平行结构造成二者之间的监管竞争，从而争相讨好金融界，单方面给银行松绑，以吸引银行加入或不加入FED的会员。如FED按照巴塞尔协议Ⅱ进行监管，而OCC和FDIC则按巴塞尔协议I监管。大通银行就曾因为FED的管制严格而脱离FED会员而转向OCC。FED与OCC在进一步紧缩还是开放银行管制上不断发生政策冲突。尽管FED、OCC可能长期在银行驻守，但如非必要，并不经常打扰银行的日常工作，甚至可能在银行下班后独立工作。

同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在各州注册的非FED会员银行提供存款保险，主要是一些中小银行。储蓄机构监管署则负责监管在联邦注册的储蓄机构和储蓄机构控股公司，国家信用合作社办公室（09S）负责监管联邦注册和州注册且加入其保险系统的信用社。

至于证券业、基金业、保险业及期货业的监管，则分别由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SEC）、联邦保险署（SIC）和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FC）负责。正如FED将稳定货币及支付体系的稳定性作为首要目标一样，保护投资者利益成为SEC对证券业监管的主要目标，因此它并不管理证券经营机构的具体业务，也不管理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而只要求投资银行、上市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提供连续的年度财务报告，监督其信息披露，并且只监管证券经纪业务，不管其投资银行业务。保险业的监管则主要由州政府负责。

上述联邦监管机构的组成人员均由国会任命，任期大多与总统任期错开，只对国会负责。如FED并非美国政府的内阁组成机构，与财政部之间也没有任何人事任免关系，但其社会地位和公众威望却高于财政部。一方面，其政策制定主要依赖公开市场委员会，无需总统和政府的行政和司法体系中任何人批准；另一方面，FED最高管理机关的联储理事任期14年，理事会主席、副主席任期4年，虽然理事由总统任命，主席、副主席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但由于与政府换届错开，使得行政部门对其施加影响的空间大为缩小。FED作为中央银行，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既有联邦的，也有州一级的，针对不同的业务领域，设立了不同的监管机构，基本上届于分业监管的体制，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复监管的现象。对速发展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SEC仅掌握部分自愿登记的对冲基金情况，对于大多数以私人公司形式设立的对冲基金则毫无办法；而FED也只能基于稳定金融体系的考虑，要求对冲基金的交易对手方如银行等提供相应的数据。对于国会一再试图监管对冲基金和私入股权基金的做法，FED内部中立的十人专家委员会在2007年6月最新的一次内部听证会上却不予以支持，至今仍无任何专门监管此类基金的法规。至于此类基金对新兴市场造成极大冲击，危及区域乃至全球金融稳定性的行为，无论是FED还是SEC或OCC都缺乏基本的国际间监管协调上的考虑。目前，它们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的联系和沟通也局限于对各自所在国家银行在对方分支机构的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且局限于一年一次，缺乏经常换机制和应急救援机制。而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的救援显然缺乏适应危机的应急作用，反而造成极大的困扰。这一缺陷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得尤为充分。

此外，1991年，还设立了独立、中立的总统金融工作委员会，由FED、财政部及各类专家组成，为行政当局的金融决策更好地理解金融行业，监督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专业性的咨询意见。

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应倾向于英国、德国或日本改革后的监管模式

前些年，以美国为主要样本而实行金融分业监管，其目的在于通过分业经营，促进金融各行业的发展，尤其是以往相对落后部门的发展进程，同时避免风险的相互传递。经过几年的实践，金融业得到一定发展，金融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金融监管的目标逐步明确，监管方法也有所改进。然而，随着金融开放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境外金融机构进入，其混业经营的模式以及在母国接受的混业监管与中国分业监管极不适应。一是境外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受到制约，不同机构、不同的业务受不同部门的监管，重复监管，监管过度突出，创新的效率下降；二是国内金融机构因受分业经营的限制，在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一些新兴业务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然也逐步开始向混业经营转化，但仍因金融监管部门的分歧，而常常陷入困惑；三是不同监管部门对于同一机构的不同业务，以及不同机构的同一业务理解存在差异，各自出台政策、规章，为金融机构利用政策进行套利提供丁空间，这就暴露出监管上的空白。

美国FED、SEC、OCC等部门及花旗集团、美林集团、高盛集团、美洲银行、大通银行、富国银行、巴克莱银行等业界机构的专家均表示，各国金融业发展情况完全不同，金融体制、政治体制差异很大，金融监管体制也不应照搬照抄，而应从本国实情出发，适时地根据金融发展的特点，调整金融监管的模式及功能、金融监管的组织结构及方法等。他们均认为，美国监管体制过于复杂，部门过多过于庞大，不主张中国模仿其体制特点，而倾向于英国、德国或日本改革后的监管模式。

（一）国际金融监管的理念由通过限制竞争来维护金融稳定

转向追求金融稳定、市场效率与监管成本收益的有机结合。英、德等国改革金融监管的目的在于提高本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这从英国迅速上升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海外公司股票发行地和基金最发达的地区可以看出改革的成效。而日本等则是危机推动下适应金融全球化竞争的产物。监管机构的设立既非一成不变的模式，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关系，其核心是协助金融业的发展，敦促金融机构控制风险，为满足市场对外部监管的需求而提供监管服务，通过效率改进来维护金融的系统稳定。那种将监管作为外生变量，视为金融发展的成本而非风险的管理者、效率改进推动者的看法显然已不适应新的金融全球化与创新的形势。将监管作为服务，直接决定监管体制的内涵将发生根本变化，也是应对金融全球化与创新加速的挑战的积极反应，主动地为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提供信息服务、政策支持和支付结算服务等，而不仅仅是监督、管制和制约。

（二）重复监管与部门博弈不仅给金融机构造成过多的负担，而且也导致监管效率下降，拖延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

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特点及最新的动态来看，各部门也开始意识到分业监管在混业经营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面临巨大的压力，无论是基本信息的及时、全面收集，还是对市场波动的随机应变，都因体制缺陷而可能导致风险事件甚至冲击金融稳定性。因此，应试图在现行体制下，通过对信息收集的统一、共享，提高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除英、德、日等十四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已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监管，现在已有四十八国采取行动加强监管协调，消除监管空白。

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形成的"三会一行"式的监管框架经过五年左右的实践，显现出与上述美国监管体制中极为相似的现象，相互间竞争越来越突出，协调却日益欠缺，"三会"之间通过联席会议实现协调、磋商的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是每次会议间隔时间太长，丧失了及时交流、沟通的意义。二是对于会议议题由谁提出并主导，如对无法协调或协调结果得不到执行如何处理等事项缺乏明确的规定和有效的约束，尤其是对一些边界模糊的新兴业务监管存在分歧，缺乏牵头和协调机构，很多事情不了了之，从而达不到协调的目的。三是金融领域的诸多业务如企业债券的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境外机构发行境内人民币债券、境内机构发行境外债券、私人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零售支付结算服务等的管理却分别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门，这些部门并不在上述"三会"的联席会议范围之内。这些部门显然在实际行政权力和行政资源等方面都明显优于上述三个监管机构，而协调这些部门已经不是目前联席会议的功能所能解决的，仅仅依靠部门间联席会议解决监管部门间的争端难以取得成效。

因此，在改革目标上，可借鉴英、日等国经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将分业监管模式转变为功能型监管模式，从体制上解决现行监管结构和监管理念的矛盾。在机构设置上，则可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监管委员会或日本的金融服务厅的模式。在操作上，借鉴日本的改革经验，分步骤进行操作。针对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在组织结构上，借鉴德国经验，考虑部门差异，对于金融市场跨部门的任务由专门的交叉部门负责，如交叉业务部门负责处理涉及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集团的交叉监管问题；负责处理涉及交叉领域的法律适用和立法问题，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此外，专设内部考核及预算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各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水平，提出意见和建议，编制部门预算等。此外，针对不同目的，设立多个不同的专业咨询委员会，集中民智，体现专业性特点，由金融市场各领域的专业机构人士、消费者代表和学者组成，为金融决策提供独立的专业咨询意见，并对各监管部门的执行状况提出评估意见。

（三）基于中国的政治生态，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独立于国务院的领导都不现实

中央银行内设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由于其行政部门的特点，无法保证其完全地代表市场和社会各方的利益，其职能事实上仅限于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层议事机构。因此，较为现实的是增加主要金融机构和专家的代表，逐步提高其独立性，增强运作的透明度，加强市场的理性预期。同时，借鉴十国集团的经验，设立跨部门的支付结算委员会，将建立标准统一、系统互联、转换有效的支付结算体系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以促进支付结算体系的稳定。

（四）金融监管毕竟是来自外部的风险约束，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从内部有效地控制风险

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充实改善内控设施，建立高效的金融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采集、加工处理、传输的自动化，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通过建立数据库、模型库、方法库，实现快速、准确、合理的预测和分析，提供内部控制的信息来源和最终决策支持。修改完善内控制度，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动态地适应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五）健全金融同业自律机制

强化市场自身的约束机制，加强同业公会在行业保护、行业协调与行业监管、行业合作与交流中的作用，维护同业有序竞争，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同业成员利益。根据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的金融同业公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国金融同业公会的联系机制。

金融体系论文篇5

【摘要】本文从成立国有中小企业银行的视角来阐述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问题，研究认为中国中小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源于中国的银行制度，只有从当前的金融制度着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问题。

【关键词】中小企业银行融资制度困境

当前中小企业的经营陷入了困境，而金融危机使其困境加剧。在此之前，各种关于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原因及相应对策的讨论已经较多。一种思路是由国家成立中小企业银行，承担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当前中小企业的经营陷入了困境，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倒闭。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讨论已经较多，其中一种思路是由国家主导成立中小企业银行，承担政策性银行的功能。有意思的是，国家开发的银行现正在进行商业化改革，试图使其运营更加市场化。本文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要从制度层面来理解。如果不从制度层面来理解中小企业融资的困境，则针对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所提出的种种解决方法是无的放矢。

一、中小企业困境——银行制度的非相容性

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这种困境从本质上说源于中国银行的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金融体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2年底开始，中国金融体系走向单一化，最终建立了大一统的国有金融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分行构成了国内银行体系，承担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这种体系在建国初期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露，如管理者和经营者合一的身份使得对金融业的监管行同虚设、预算软约束、民营经济被彻底屏蔽在外等。1979年开始金融体制改革，至1994年中国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体，包括政策性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在内的种类齐全、功能互补的现代金融体系。但这种制度安排是以国有金融占绝对主导地位为特征，国有金融机构支配了绝大多数的社会经济资源。正是这种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银行金融制度安排才导致了今天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这种银行制度的非相容性众所周知，但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种制度安排具有的自我增强机制，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当前有种思路是筹组国有中小企业银行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正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国家中小企业银行”。本文认为，制度惯性将驱使这种由政府主导成立的中小企业银行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中国政府有强有力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涵盖了经济社会的多数层面，这使得政府容易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边界，从而总是不自觉地在试图去承担本应由市场承担的功能。提供国有中小企业银行这种制度安排，只会使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二、设立中小企业银行会带来的新的制度困境

政府主导设立中小企业银行，使之承担政策性银行的功能，提供这种制度安排只会进一步加剧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制度困境。具体如下。

1、存在先天性的障碍

政府主导成立中小企业银行，其初衷是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即让中小企业银行承担政策性银行功能，中小企业银行就没有自负盈亏的义务，就是说可以承担政策性亏损。这要求拟成立的中小企业银行不仅是“中小银行”，而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实力，这跟目前的国家投资公司没有实质的区别，只是以贷款而非注资方式投入资本而已。一方面庞大的国民储蓄缺少投资渠道，只好投向房地产和股市等资产领域，造成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泡沫；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存在着融资困难。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个将居民储蓄引向中小企业的合理的制度安排。当前私人投资者投资意愿低迷，同时庞大的居民储蓄又被“绑架”在银行系统和股市，这两个主要的融资渠道又在很大程度上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所垄断，政府并没有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而是直接进行微观操作，主导成立中小企业银行，提供这种制度安排存在中小企业银行的资金来源问题。政府无权强制动员民间资金，一个比较合理的逻辑就是由国有法人出资设立中小企业银行。这里有两条可能的路径：一是由中央汇金公司等国家投资公司出资成立中小企业银行，不过，提供这种制度安排不如直接由国家投资公司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那样至少还可以节约管理和运营成本。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由国有商业银行出资（独资或合资）成立中小企业银行，这种制度安排其合理之处是国有商业银行实力雄厚，有充足的资金投入中小企业银行，成为其本金，但是存在政府以什么身份让国有商业银行心甘情愿地向政府一手安排的中小企业银行注资的问题。如果以国有股东的身份，那么作为股东，政府应尊重银行的商业化运作，以保证国有股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去帮助中小企业，更何况这与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作背道而驰。如果以国民经济管理者的身份，则作为国民经济管理者，政府的作用在于市场失灵领域，政府需在此提供合适的制度安排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运作。如果以行政手段强迫国有商业银行向拟成立的中小企业银行注资，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做法，其被历史证明是低效率的。由此可见，由政府主导成立中小企业银行存在先天性的障碍。

2、进一步压缩了市场边界

政府主导成立中小企业银行的初衷是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状况，设立的中小企业银行注定要承担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因而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模式运作，其结果必然进一步压缩市场边界，拓宽政府边界。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能够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政府管理经济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市场失灵的场合。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汇率政策等均是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政府调控经济是为了矫正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政府的边界是有限的，且随着市场体系发育的不断完善，市场的边界呈扩大而政府边界呈缩小的趋势。由政府主导成立中小企业银行，实际上是在扩张政府边界，进一步压缩市场边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政府”的环境下，市场制度还没有发育到足够高度，也没有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而改革的价值取向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扩张政府边界而压缩市场边界是与改革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的。政府的功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其提供私人物品的效率远低于私人部门。因此，提供中小企业政策银行这种私人物品，其效率不如提供使中小企业受益的制度安排（如：降低各种针对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的进入壁垒）。即使由国有商业银行成立中小企业贷款部，其效率也要高于成立民营中小企业银行，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营越来越市场化，会一定程度上根据效率目标来合理配置稀缺的金融资源。既然私人物品由政府部门提供更有效率，那么中小企业银行不由政府主导设立，而由私人部门主导则更有效率。

3、进一步收窄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政府拟主导成立中小企业银行，本意是要缓解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这里的问题在于政府本意是要缓解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问题，结果恐怕要事与愿违。中国的金融制度存在着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固有歧视。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存在天然的排斥。虽然今年四大商行联袂力助中小企业发展（季洪光，2009），但根据经济学家厉以宁等在辽宁和广东作的调查，发现得到贷款的都是中等偏上企业，中等偏下企业很少拿到贷款，小企业根本没有。在广州，一些小企业家就谈到，他们的流动资金来源一靠互助互帮，二就是高利贷。当前中国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厉以宁，2009）。如果政府主导成立中小企业银行，必然要相应注入资本金，维持中小企业银行的运作，但那势必会相应减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投入；如果国有商业银行预期政府将减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注入，必将进一步收缩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而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要服从地方政府的政绩目标，其资金在很大程度上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而除了浙江、广东等少数地区外，在多数地方政府的规划中民营中小企业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另外，从资本市场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向来是政策市、资金市，股市的涨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者对政府政策的预期。如果政府在现有的金融体系外另成立一个中小企业银行，无疑向市场传递着这样的信号：一是投入资本市场的资金增量将减少，二是上市公司会加大股市融资或再融资，这两者都将迫使资本市场价格指数下行，资本市场价格下行又会反过来加剧投资者的上述预期，同时加剧国有上市公司的上市或再融资冲动，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将促使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由上可知，由政府主导成立中小企业银行会进一步收窄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4、进一步导致资本市场的扭曲。

资本市场对民营中小企业高进入壁垒常为人诟病，主要因为这种情况使得经济资源逆配置，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民营中小企业的外部资金需求主要靠地方商业银行及体制外资金来满足（如：专家估计，截至2008年6月，全国非正规信贷规模已突破10万亿元），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基本上是“绝缘”的。目前推出的创业板市场还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尚需进一步完善。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过多依赖自我融资或负债，筹资成本高，融资结构不合理。根据资本结构理论，企业负债应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过低或过高均不利于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如果政府主导成立中小企业银行，除了进一步恶化中小民营企业的资本结构，还会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促进中小企业的负债融资依赖性，巩固现有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的绝缘性，从而导致资本市场的扭曲。

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制度逻辑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根源在于扭曲的金融制度，而这种扭曲主要体现在缺少一个引导稀缺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用途的渠道。政府主导成立的中小企业银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制度问题，从而使中小企业真正摆脱融资困境。改变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根本途径在于改变目前金融制度的扭曲性，重构现代的金融制度，从根本上建立起合理配置稀缺金融资源的高效率的金融制度安排，使稀缺资源自动流向效率较高的生产环节。我们认为，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放弃对民间金融的种种不合理的限制，塑造平等竞争的金融主体。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市场参与各方是平等竞争的主体，而这项改革工作远没有完成。当前金融制度的扭曲就在于金融主体的经营不是平等的，各金融主体掌握着不同程度的金融资源。民营金融始终受到很大抑制，国有银行掌握绝对优势的金融资源。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但国有银行对民用经济的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歧视。只要平等竞争的金融主体没有建立，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小民营企业的不利状况。当前应大力扶持民营中小银行，使其具有与国有商业银行竞争的实力，塑造金融市场上平等竞争的主体。民营中小银行的资金来源于民营资本，与民营中小企业具有天然的相容性，扶持民营中小银行其效果要远优于成立专门针对民营企业的的信贷机构。即使要成立中小企业银行，也不应由政府主导，而应由民间资金主导其成立与运作。民间资金具有天然的市场化倾向，与民营中小企业具有先天性的相容性。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关键在于民间金融。此外，解除直接融资市场对民用经济的准入限制，使资本市场真正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从根本上确立民营经济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

2、深化政府职能改革，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能边界。平等竞争的经济主体没有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造成的。政府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能力边界，不断扩展自身的干预范围，从而导致市场边界不断压缩。众所周知，相对于市场而言，效率不是政府的唯一目标，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方面政府的效率低于市场效率。此外，政府作为国有股股东，维护国有股的利益是理性选择。深化政府职能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府退出竞争性领域，即从股东身份脱身，转变为纯粹的经济管理者。只有深化政府职能改革，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能边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政府只在关系国家战略的领域或在经济出现危机时才会进行国有控股，但这应该是一种临时性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季洪光：四大商行联袂力助中小企业发展[N].科技日报，2009.

金融体系论文篇6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体系；行政抽取机制；金融政策

以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79]56号文，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为标志，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建设。在这30年中，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金融改革相伴随，尤其是与中国资金的供求形势变化相伴随，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本文将在以政府主导金融发展为基本体制背景，以资金余缺状况为划分依据，将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变革，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来阐述其形成和发展逻辑。

一、资金短缺条件下的储蓄动员机器

在1996年之前，中国的资金供求形势，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按照钱纳里的理论，中国是典型的国外和国内资金“双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

实际上，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围绕城市工业化建立和发展的，是一种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实质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而内生出来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这一融资制度的中心，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配置资金。这样的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场的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得资金短缺，更加成为发展的瓶颈。作为金融中介的各类金融组织，延续并强化了储蓄动员功能。笔者曾经发表了多项研究，说明了在资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流向了国有工业部门。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使得金融功能财政化，金融机构扮演起“第二财政”角色：在动员储蓄过程中，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金贷放上，替代财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城市部门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动员储蓄目的，必然与农村非正式安排可能产生的储蓄分流发生冲突。于是，在政策设计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竞争，而非垂直合作关系。压抑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发展，以确保农村正式金融组织储蓄动员功能的发挥，就是这段时期金融政策演变的重点。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为工业化、城市化动员储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基本问题。由此，使得农村金融安排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的机器，资金外流、农村“失血”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

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以重化工业化作为国家目标之后，为了获得工业化最稀缺的要素——资金，国家对金融业采用了完全垄断的方式，控制由乡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机构网点，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当然包括资金)，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周立、胡鞍钢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将经济自利还给民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自然伴随着国民财富的转移——由“集财于国”到“散资于民”。原来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资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间的各个企业和居民手中。这使得中央财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渐变为“弱财政”。经济改革和转轨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能力。为了收集民间资金，中央政府以组建国有独资专业银行和拆分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标志，建立了一个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网点分布原则的强大的金融部门，自上而下地将触角延伸到各个民间部门，去替代利税上缴的计划制度安排，重新集聚财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启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大发展，带来了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高增长”)。但是，由于资金配置不是依据市场原则，而是依据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安排，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所言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低效率”)。例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专业银行体制下，每一家专业银行都对准相应的行业和地域，互不混淆，形成了金融纵向分割的局面。直到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时，这一局面才有所打破。

1984年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没有控制金融机构的冲动，因为在集权经济体制背景下，财政远远比银行更重要。当时国有金融体系的纵向分割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庞大而均齐的银行科层组织结构，明显地带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着意安排的痕迹。但伴随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中央计划内安排的资金越来越不足以继续支付地方投资建设所需的资金，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下，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其税收努力，使得基本建设投资体制不得不由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拨改贷”)。投融资体制的改变，使得地方政府将关注对象，由财政转向了银行。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对当地金融机构的控制。一方面，它们竭力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营业网点(国有银行和新兴的专业银行也有在各地铺设网点的冲动)，另一方面，自行组建各类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并争取在本地设立融资中心、证券交易中心等，力图最大程度地动员本地储蓄，让本地储蓄用于本地投资，尽力争取吸引并利用外地资金。其后果是，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在各地网点迅速膨胀的同时，由地方控制的各类金融机构甚至非法融资机构遍地开花，出现了各地方激烈的“金融竞赛”局面，将金融机构又横向分割为块块。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过程后，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出现了这样一副景象：地方官员的升迁竞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政绩竞争；地方政绩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经济增长竞争主要表现为投资竞争；投资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金融资源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竞争。由此，以“银行多过米铺”为标志，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金融规模的“高增长”，但也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使得金融机构发挥的主要是动员储蓄，而非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尤其如此，农村正式金融部门在吸收储蓄上，必然与非正式部门发生竞争，而非正式部门吸收的储蓄，并不会像正式部门那样，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和资金划拨，朝向政府意愿的投资方向放贷。因此，政府和正式金融部门都有打压农村非正式部门发展的冲动，而正式金融部门动员的储蓄，又大部分流出了农村社区。所以，资金短缺形势下，农村金融体系出现了“双重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三农”领域，则出现农业缺投入、农村缺资金、农民难融资的农村金融困境。

二、储蓄动员角色的体制背景

农村金融体制之所以呈现上述逻辑，与计划经济以来政治经济体制安排的宏观背景密不可分。这要从中国传统体制形成逻辑的分析中，进一步探寻其发展(见图2林毅夫等做出的分析框架)。

在20世纪50年代以“一化三改”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大规模的工业化才开始真正起步。而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最主要体现在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上。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是靠类似“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土地，强制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同时给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准备；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夺，扩大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两种资本积累手段在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由何而来?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理论家是苏联的“托洛斯基派”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是在“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离”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所得到的“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遭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但通过国内不等价交换积累原始资本的方式，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被采用了，并且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通行方式。

按照林毅夫等的分析框架，1949年以后，中国在极低的工业化起点(人均国民收入仅为50美元)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样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服从这种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套类似于苏联，又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与原材料价格”等价格扭曲政策，实现了“高积累”，设置了一套维持“不等价交换”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状况就是所言的“一穷二白”，而国家经济最主要的支撑是农业部门。于是，一系列不等价交换的体制剥夺的对象最终自然转向农业部门。

在工业化起步和推进过程中，中国为何要扭曲价格，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呢?原因在于，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需要动员大量社会资源，而中国当时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数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农村的税收能力低。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设备和技术。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利率、汇率、原材料、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价格。最终建立起一个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在微观经营体制上，城市部门表现为国有工业企业，农村部门表现为。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农村部门的凋敝，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农村金融体制，自然也服从这样的发展逻辑，成为为工业化、城市化积累低成本资金的必然安排。

即使在1978年以后，多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都是在支援“三农”的名义下，壮大了为城市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的基础。以“一国两策，城乡分离”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仅使得金融供给远远不敷农村金融需求，反而使农村地区出人意料地成为金融资源的净供给者。农村金融供求表现出了总量和结构的明显失衡。农村建设和发展没有完成“非农化”，农村资金却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机构似乎成为农村资金的大漏斗，它们在农村吸收储蓄存款而对农户和涉农企业的贷款相当少，甚至不少地方的商业银行根本就不对农户和涉农企业发放贷款。从短缺经济角度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农村金融的供不应求成为常态，农村发展也长期处于“负投资”的状态。面对总量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丰富的农村金融需求，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供给却一直是刚性，甚至是相对萎缩的。

三、资金形势的方向性转变

资金短缺和政府的金融控制同时并存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农村储蓄，然后配置到投入产出比高的非农领域。所以，一家家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成为把农村资金抽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如此，连所谓的“支农主力军”——农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来，实际上也一直是向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1992的数据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1996年的数据显示，自197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贷款余额就持续小于农村的存款余额(即贷／存比小于1)。1980年代贷／存比大体在1／2左右，1990年代大体在2／3左右。其中，1995年农户储蓄仅有22％用于农户贷款。即农民似乎在“自愿”地把资金让渡出去，以至于农村存贷差成为各家金融机构争夺的对象。1990年代中后期的银行商业化改革，使得各家金融机构出于成本收益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市场，此时就留下来在城市里没有大本营的农村信用社，它被多次强调恢复合作制，并冠以“支农主力军”的名号。但实际上，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仍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1／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事实上，在资金短缺时代，农村金融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条件，作为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弱势金融组织，农村金融机构只能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这导致了农村“缺血”现象日益突出，农村资金不断“净流出”，使得中国农民事实上在集体“扶富”，成了资金的净供给者。

但是，资本短缺的状况，在1990年代中期，发生了方向截然不同的变化。自1996年起，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由贷差到存差的转换上。

由图3可见，1978-1995年间，人民币存贷款一直处于贷差状态，在1987年，贷／存比达到最高(140.7％)，当年贷差为2144亿元。1991和1994年，贷差都超过了3000亿元。但1996年开始，贷差转为存差，而且连年大幅度上升。贷／存比低于1，连年大幅度下降。比如，人民币存差增长率由2004年底的28.84％提高到2005年6月底的38.81％，人民币贷／存比由2004年底的73.65％下降至2005年6月底的69.18％。超过30％，即8.5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2006年一季度，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8.3％，9.2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到2009年5月，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6.3％的历史低点，存贷差已达18.4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的85％，或者农村居民储蓄的4.5倍。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流动性严重过剩，巨额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资金供求形势的逆转，为农村摆脱以往单纯向农村“抽血”的不合理政策安排，留下了腾挪的空间。至少，农村的资金回流，不再影响城市工商业的资金总量了，所以，也就没有一直以来必须响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政策口号的必要了。在此背景下，各项鼓励解决农村融资难题的政策，也开始出台了。

四、资金宽裕条件下的政策调整

1996年以来的资金宽裕，使得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堆积。进入2000年后，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资金空转，引发了许多争议。虽然中国还没像日本那样，步入了凯恩斯所言的流动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监管部门多次调控的乏力，凸现了中国正罹患着流动性综合症。就资金供求结构失衡的状况而言，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流动性悖论：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金融部门流动性过剩与企业部门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企业部门内部，大企业流动资金供给充裕与中小企业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金融部门内部，大银行流动性过剩与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甚至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就农村和城市部门而言，城市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并存；就区域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与中西部地区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

周立曾经分析过，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城乡经济失衡的结果，是片面扶持正式金融体系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在中国更加走向极端化有关。

但无论怎样，资金过剩和流动性悖论的出现，都为解决农村融资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金融环境。于是，中国政府的各种意图解决流动性悖论的政策，在不断地出台。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历次政策变化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正式金融机构为主，极少为非正式金融出台相应政策，即使出台，也是打压性的，如《民法通则》对于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规定，以及1998年7月《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出台。二是以农信社为主，尤其是1996年行社分家之后。三是自上而下安排，由关注动员农村资金，到关注农村资金回流，但最终还是落得“一农难支三农”的结果。进入21世纪起，诸多政策，都是朝向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方向的。比如，2004-2009年，已经连续6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农村融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的决心。

五、农村资金短缺依旧

金融系统内部的存差十年来不断累积，以至于如何处理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农村融资难题，却似乎愈趋严重。由“三农问题”成为共识，再到将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终推出“新农村建设”的这十年间，政府、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针对农村融资难题，出台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以“支农”名义成立的金融组织，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项优惠政策，但农村资金短缺却依然照旧。普通农户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汇”金融服务，也近乎无路。这体现在：

首先，农户贷款覆盖面小。依据多个调查报告，农户贷款占农户有效需求的覆盖面，基本上不超过一半。若计入全部农户，得到贷款的比率，可能仅仅三成。还有大量的农户，连存款和汇兑等对金融部门而言毫无风险的金融服务，都不能得到。

其次，农村短缺总量巨大。农村金融缺口庞大，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20万亿元，以2006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3397亿元，2007年的4317亿元衡量，资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车薪形容。必须要金融部门弥补这一巨大缺口。可是，直至2009年5月，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余额仅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5.66％，如何才能填补这一巨大缺口?

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是共生、共存关系，而三农又是需要服务和支持的机体，那么，在新农村建设中，强调金融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机体本身并不能带来足够的产业利润，以支持金融利润。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汤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号。实际上，金融机构更愿意空喊口号，而不愿意赴汤蹈火。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所有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这和11％－12％的农业产值占比，基本匹配，却和60％以上的农村人口和50％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极不匹配。这一配比显示，贷款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维度配置的。从金融角度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金融业就是配置资源的，如果农村经济不景气，农业产业没有利润，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产业利润去支撑金融投资，只有农村经济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纳更多的金融资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个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多元化竞争性市场的旗号下成立的过程中，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却相对稳定，而非增加。这也表明，现行制度安排下，市场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尽了。指望一个多元化竞争性金融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去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实在是开错了药方。这不仅对农村融资的解决有害，也带来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有害的水平竞争格局，是一个“双输”机制。

十多年来，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流动性不足，以及农信社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的现实，已经清楚表明了，市场金融不能单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一个庞大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合作性金融体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体系，必须建立起来，并与市场金融体系相伴随，去适应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要。在没有弄清楚农村经济基本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并推出市场金融与其相适应，是政策误判的关键因素。

六、如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

本文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30年改革与发展的回顾，试图说明农村金融体系形成的体制原因和农村金融安排的复杂性。

实际上，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经济，不能将农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农村经济机体上，资金离农仍是必然。我们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体制内的零敲碎打。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术含量比较强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决农村融资的根本难题。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没能认清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特点，天真地认为市场能彻底解决农村融资问题，就像相信市场化能解决农业经济问题，产业化能解决中国农业组织化问题一样。市场金融，充其量只能满足农村有较大利润空间，并有还贷保证的那一部分融资需求。这些融资需求，多来自富裕的农村和富裕的农户。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绝不可能成为“草根金融”。市场金融“嫌贫爱富”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市场金融机构，因为市场金融本身就是做“优胜劣汰”工作的。要质疑的，是相信市场万能论的制度设计者和他们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顾农村基本社会环境和融资规律，空降一些制度让农村部门和金融部门执行的机构和人士。

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多还停留在市场逻辑之内，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场化主体，能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加大农村金融竞争，以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依笔者的判断，恰好与这种思路截然相反。当对农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农业的产业利润率一直低于二三产业、小农经济依然延续、小农依然分散经营的时候，靠农村部门或金融部门自身去解决融资问题，都是无解的。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要么继续争夺优质客户的“草尖金融”活动，漠视大多数小农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积亏损，最终变为央行下一步要救助的对象。

若从更本质的角度讲，一个个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对农村发展的长期损害，可能大大超过农村融资量扩大的短期得利。当我们已经知道，农村的储蓄通过一根根金融管道，被抽出农村的时候，我们说农村患了资金集体扶富的“失血症”。但当一个个外生于农村社区的市场金融发放一笔又一笔小额贷款的时候，他们又把农村本已经微薄的产业利润进一步吸出农村，使农村进一步患上“败血症”。如若我们又在没有考虑农村社区内生的金融安排时，就将农村利率放开，那么，追求短期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会将农村利润最大限度地刮走，使得农村经济难再有复苏的那一天。当前农村所需要的，是将农村储蓄留在农村，并且将产业利润与金融利润都留在农村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外来的金融组织，如果要达到名曰“支农”的目的，只需将资金批发给农村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即可。只有这样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而不是目前的水平竞争型金融安排，才能对缓解农村融资饥渴症，有一定帮助。

当然，上述的建议，还仅仅在现有体制内，做出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性的努力。如果不能改变农村发展的市场条件，就不能改变农村资金利用上的高风险、低利润格局，也无法使农村获得比城市更为优越的信贷条件，也就无法彻底改变资金流向，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整体框架内，在自由贸易的丛林法则下，农村经济仍会陷入在弱肉强食的状态，农村金融自然还处于无解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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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论文篇7

一、系统总体方案的研究

为了更好地为石油企业集团做好金融服务，中油财务公司在一些重要枢纽建立了自己的办事处，有的办事处还附设下级非独立核算的业务代办点，信息系统的建设要考虑跨机构、跨地域的财务管理方式。以下是三种异地管理方式：

1、异地并帐。分散于不同地域的机构共用同一数据库，全部数据集中存储在某一结点，在该结点设置服务器若干，其余结点作为该结点的远程用户（客户机）。客户机结点不保留任何数据，在服务器端授权的前提下可对服务器帐务数据进行读、写和查询处理，即远程制作会计凭证，并完成远程的通存通兑。服务器结点运行应用系统的全部模块，客户机结点运行应用系统的柜台模块。

由于这种异地并帐的工作方式可以做到通存通兑，适合于办事处与其远地代办点之间的数据处理。金融办事处作为服务器结点，保存该机构的全部数据，并可对各个代办点的数据进行合法的操作。代办点直接管理客户的开户、结算、查询工作，同一客户在整个机构中具有唯一的帐号，可以在任何代办点办理业务。

2、异地并表。分散于不同地域的机构各自拥有独立的数据库，数据分散存储在各自的服务器中，并各自建立内部网络（LAN）。各结点间的数据不共享，独自开展业务，独立核算，分别运行应用系统的各个模块。各个结点定期传送其财务报表到中心机构，中心机构运行应用系统的合并报表模块，将分支机构之间的往来数据进行抵免处理。

异地并表方式下，各机构自成体系，适合于金融机构总部与其远地办事处（分支机构）之间的数据处理。各机构之间除报表数据之外，财务数据相互独立，不可共享。

3、远程查询。应用系统采用Browser／Server结构，在存放数据的结点建设一个HTTP服务器，运行WWW服务。远程用户通过Internet／Intranet访问服务器，对授权的数据进行查询。远程查询方式有两种用途：（1）适合于金融机构总部查询其远地办事处（分支机构）之间的数据；（2）适合于金融机构的用户查询其帐户余额、结算记录等。

二、系统的设计方桌

（一）系统的结构。中油财务公司的信息网是一个广域网，该网的拓扑结构是星型结构，公司总部局域网是网络管理中心，各办事处平等地联入中心局域网。该信息网为公司总部及各办事处之间的办公及业务的数据通问提供基础，也对Internet网络等公共信息源的访问提供通路。

中心局域网由一台Internet服务器、一台业务处理服务器、七台打印服务器构成服务器群体。该服务器群体通过100Mps交换式HUB构成的局域网与由工作站（配给各部门的PC机）组成的客户机群体互通连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客户机／服务器处理结构。采用路由器作为广域网接入设备，为公司总部进入帧中继交换机，与各办事处进行数据传播提供通路。在路由器与交换式HUB之间引入防火墙设备，防止外部用户的非法侵入。

广域网是由帧中继交换机、多路复用器、话视数据接入设备、路由器（数据接入设备）以及租用的数据专线构成。帧中继交换机采用帧中继交换技术通过数据专线将各办事处数据信息与总部数据信息进行交换。

系统数据库结构分为总部数据库与办事处数据库两级，库之间通过数据专线的联结，构成一个统一的分布式数据。各库分布于各机构的数据库服务器中，具有独立处理本地数据库中数据的能力。

（二）支撑环境。

1、硬件配置。

（1）UPS电源：APS公司Matrix-ups不间断电源，输出功率5000W，停电后可连续供电8小时。为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2）路由器：Cisco4500路由器采用100MLAN模块，高速同步接口和低速异步接口的混合模块。它将传播信息进行帧中继打包处理，并为用户提供远端异步通问公司总部的服务。

（3）交换机：Timeplex的ST-20帧中继交换机，采用具有12个插槽的机架，G703接口模块，V3.5接口模块和FR交换模块等部件。

（4）交换以大网HUB：3COM100MbpsHUB具有12个局域网接口。

（5）服务器：选用IBM8640PBO服务器，配置2块9G可热插拔硬盘以实现RAID5容错，以及DAT8磁带机备份设备。

2、软件配置。

（1）网络操作系统采用WindowsNTServer4.0.该系统支持Client／Server体系结构，具有较高容错能力；支持多种网络协议；支持国际上通用的各种大型网络数据库。

客户端操作系统采用界面友好、易操作的Windows98中文版。客户端通过数据库管理系统SQLServer7.0的开放式数据接口ODBC共享服务器数据资源。

（2）数据库管理系统采用MicrosoftSQLServer7.0系统支持Client／Server模式，支持关系数据库。

三、应用系统分析

技术人员对各业务部门进行深入的需求调查，形成需求报告。在此基础上，研究各业务部门的业务主线和相互联系，充分利用网络特征，达到原始数据共享和各部门职能的分块管理。具体有以下几大系统：

1、保密授权系统。通过将操作人员划分为系统员、主管员、操作员三级，有效地解决实行会计电算化后的人员的分工及相互牵制问题。通过操作日志，随时监督会计人员的日常工作。

2、帐务核算系统。该系统利用“总帐科目编码+辅助编码”的科目编码体系和系统连接功能，妥善将会计电算化与企业内部牵制制度容为一体。系统包括系统初始化（系统参数设置、建立科目编码体系、帐务数据初始、标准分录定义、自动分录定义、计息维护、修改录入汇率等），凭证处理（制作会计凭证、复核会计凭证、批量打印凭证），对帐记帐（凭证汇总、科目汇总、试算平衡、记帐、结帐处理），自动算息，数据直询，帐簿输出，年终结转。

3、报表管理系统。采用引导式的报表格式设计，集合全方位的报表数据来源，实现报表各种数据采集和基层报表与上级主管单位报表的汇总和合并。

4、合同管理系统。指对信托、委托存贷款合同的管理，包括合同文本项目的定义、修改与查询；客户资料内容及格式的定义，建立客户的档案资料，并随时查询；定义计划项目和实际项目，通过核算，跟踪合同的执行情况。

5、柜台核算系统。包括系统、帐户、凭证、柜台和查询五大部分。其数据管理方式为：柜台系统的帐户是后台帐务系统科目体系的延续，其性质等同于帐务系统的最明细级科目，即必须为参加核算的全部存贷款客户建立帐户，同时明确该帐户对应哪一个客户，各类帐户分别属不同的后台科目。

6、经理查询。通过Internet／Intranet，使用WWW浏览器对总部及办事处数据进行查询，使决策层了解财务管理运行状况，使财务信息更具全局性和时效性。

7、客户服务。客户在远地可通过Internet／Intranet，使WWW浏览器对其在财务公司的开户信息、余额、明细帐进行查询。

四、系统的特点

1、服务性得到加强。系统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石油企业提供结算服务，实现资金的及时划转，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在途时间，提高了资金周转速度和集中度，加强了集团的控制能力。

2、及时性。总部领导及有关业务部门每日可以及时看到前一天各办事处会计科目的数据，对总部及办事处业务进行实时监控，极大提高控制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加强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3、远程登录访问。只要拥有足够权限，用户可以方便地进入客户查询系统。总部领导可以非常及时准确地了解办事处的金融经济情况，更好地进行统一管理。超级秘书网

4、安全管理。系统建立了严格的安全管理层次体系。全系统有一个唯一的系统授权人，每个部门也只有一个唯一的部门授权人，其他所有人员都属于系统用户。

系统采取的数据信息安全措施：一是系统管理使用SQLSERVER提供的备份工具对整个数据库进行全面备份，备份地点为服务器硬盘及磁带机，其中磁带机备份用于异地存放。二是利用SQLServer7.0的ODBC复制技术将重要的表格、库结构转换为paradox数据库，进行数据备份。

五、结论与思考

1、该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我财务公司金融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保证了封闭结算业务的快速准确运行，同时对扩大业务范围、提高对客户的服务质量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尽管目前的结算业务已支持了各开户单位间的资金往来，能封闭运行在石油系统内部，但开户单位与办事处间以及办事处与总部间的资金调拨指令传递仍依赖纸介质，系统的速度不理想，劳动强度较大。这是需改进的地方。

金融体系论文篇8

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所进行的所有监管举措都是为了能够让企业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里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企业也可借此来获取更多经济收益。但是，这种看似非常有益的监管体系，实质中却存在很多矛盾。

第一，监管部门过于频繁进行重复监管，可能造成监督矛盾日益激烈的同时还降低了监管工作的实质效用。与此同时，过度的监管调控还可能致使监管加大冲突频率。全国的金融机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组织、证券部门以及各保险公司都已实行了监管，所承担的相应职责分别是通过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承担。此类监管的模式都因金融控股企业的产生受到了巨大冲击。在各监督机构目的、标准体系，以及操作方法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各个监督管理部门活动存在很大偏差，倘若金融控股企业只受单一机构监管，单一监管机构的监管者自愿接受其它监管者所负责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小。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的各不相同，也可能致使监管冲突发生。

第二，各监管部门之间因监督目的各不相同，则难以在彼此之间进行协调，调节性能与效率不高。关于金融监督的问题，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都是同一个水平。假使一家金融组织同时经营各项金融业务，比方说既从事银行业务，同时又开展保险业务或者证券业务，如果某项金融业务产生了风险，如何确定由哪家监管机构带头，选择哪家监管机构最终进行决策等实际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中国金融控股企业已经产生同时不断持续的发展，其运营方式可划分以下两种：第一种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比如银行控股公司（即控股企业为商业银行）全资或控制部份股权，包括附属部门或子公司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类型的服务性质公司以及非金融性实体。这样的金融控股企业特点表现在母公司本身，设立了银行经济业务。所管理与控制的为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部门或者子公司，各附属部门或独立的子公司自主对外进行与业务相关的活动，同时承担与之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风险。集团高管有决策权对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任免及其它附属权利，并对重大事项决策产生影响。现阶段，与之形式相似的银行控股企业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第二种是金融控股公司为纯粹性质，集团的控股企业不是银行的金融组织。全资拥有或控制大部份股份，其中包括集中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服务公司和非金融服务公司的分支机构以及子公司。此类金融控股企业的特色是总部（母公司）本身并没有从事金融相关活动，但其关联公司或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控制进行独立的涉外金融服务，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集团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甚至是孙公司通过管控股权进行监管，集团公司（母公司）董事会对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拥有决定权，同时对子公司重大决策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国内这类型的金融控股集团主要有中信企业、光大企业、平安企业等。我国目前实行以金融业内不同的机构主体及其业务划分而分别进行监管，很难开展对金融控股企业以及相关金融业务的监督管理。其次，金融控股企业下层设置的组织机构互相参股现象，导致法人结构难于分析，企业规模庞大以及跨国经营致使内部管理机构层次多样化，企业金融业务牵涉不同金融业务，又导致运营复杂化。从一个角度来说，致使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大，给金融控股企业的外部监管也带来了许多阻碍，可能致使监管真空；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由于牵涉不同行业的监管机构，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方案和核心截然不同，金融控股企业通过在不同专业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发觉出差异，有可能采取手段，回避监管行动，以最低的成本，最小的阻碍建立组织形式，进而增大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在对相关金融部门进行监管过程中的困难。其次，监管主体对监管对象的管控虽然能够有效的避开风险，但由于各个监管主体之中信息沟通与交流不顺畅，可能致使信息传递受阻。使得金融控股企业整体的风险不易于掌控，极易造成监管真空现象。

第四，很难对金融行业的创新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管，开始于二十世纪中叶的金融革新，促使金融行业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是，金融创新却开始与金融监管放松同时发生；风险管控与风险监督无法跟上飞速发展的金融创新，导致风险管控与监督滞后。例如发达国家的一些次贷危机，就是金融创新速度与风险监管速度发展不一致而造成。分析金融工具创新之所以难于被监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金融工具创新是从零开始的过程，现创段开发出对创新金融工具的监管规定和体制难以从一开始就做出科学合理的预测，警惕并加以防范；

(2)新的金融工具投入使用，通常需要丰富的经验，通过很行时间运作方能显现其优势与劣势，致使金融监管只能针对事后，对事前无法判断与执行。

(3)因金融机构自身责任所致，监管当局未将金融工具创新的风险管控纳入直接监管范围，综合以上各种原因，金融工具创新作为金融机构进一步调整金融杠杆率的有效手法同时，也是金融监管过程中需攻克的困难。

二、我国金融行业监管体系面临问题的解决对策

想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此转变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要依照金融行业实际发展状态进行持续改进。最理想的选择是设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委员会，但是这项选择的落实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过渡才能生效。中国目前执行“一行三会”（即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业管理制度，大致上与当下金融市场发展需求相吻合。但还没有明确分工责任，存在监管重复、监管漏洞、监管套利、监管成本过高而监管效用过低等问题，金融控股企业的监管责任不明确以及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尤其显著。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缺少信息交流与沟通、资源共享、团队配合。在维持金融监管体制基本不变的态势下，创新与改进十分必要。

第一，对各监管组织的权利与责任要准确落实，加强沟通与合作以及组织之间信息交流，强化监管协调作用，各个监管机构彼此配合，协同合作。不断改革与完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联合会议体制”。遇到重点难点监管问题集体协商，以实现各监管部门最终统一建议，进行科学、有效的决策。

第二，将现阶段对金融机构监管的重点调整为功能监管，实现联合监管计划成为一个统一整体。

第三，合规性监管及风险性监管方法两者结合，视风险性监督为全局引导并带动合规性检查的发展。对银行与金融机进行合规性与风险性等级评价，设立信用等级制度，使银行与金融机构对其运营与风险程度判断以及管控迈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四，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是监管工作主体，制定与发展相关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法规，组织金融监管对金融控股企业的母公司（总公司）根据企业的功能直接监管，对母公司下设的金融企业一并开展业务监管。还可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总公司，实现对集团下属公司的内部管理活动。

三、结语

企业金融监管体系风险总是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变数，而且会随着经济的总体发展情况而有所改变，通过我国监管部门以创新带动制度完善的方式来对金融行业存在的漏洞进行弥补，在金融行业市场上通过对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的合理监管，希望我国企业金融监管风险也能够因此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