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篇1

一、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概念

世界任何国家、民族的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少数民 族教育也不例外，文化背景“是指对人的身心发展和个性形成产生影响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 化环境”。根据文化学的理论，这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是可划分为不同类型和层次的 。

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特殊本质上，而且也 表现在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之间，特别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和国家宏观文化大背 景的特殊联系上。这两种“特殊”构成了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特殊性。这是少数民族教 育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存在的实践论据。

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不是关于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本身的本质和类型差异 的概念，也不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本质和类型差异的命题， 而是属于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和国家宏观文化大背景之间以及各 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之间联系特点的范畴。

所谓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指的是少数民族教育的不同空间层次的文化背景以 及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背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同一性或 民族属性方面本质一致性不同，往往表现出民族性差异或民族属性方面本质的非一致性。少 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同一性或民族属性方面本 质一致性相对应的概念。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同一性或民族属性方面本质一致性指的 是：主体民族教育的不同空间层次的文化背景之间以及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的文化背景之 间的差异就总体或大部分而言主要是同一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区域性或社区性差异，而不 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性文化差异，因而就其民族属性方面讲，本质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少 数民族教育则不然，少数民族教育不同空间层次、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文化背景，不仅具 有区域性或社区性差异，而且往往表现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区别。

二、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的基本内容

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的基本内容主要表现和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同空间层次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性

了便于对问题进行分析，根据我国的通常习惯，笔者把我国教育的文化背景从空间上划分 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微观指县和县以下行政区域文化背景，中观指省、自治区区 域范围的文化背景，宏观指整个国家文化大背景。对绝大多数主体民族成员即汉族成员而言 这三个空间文化层次的教育文化背景就民族属性而言往往是一致的，即同属于汉族文化背景 (或准确地说是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背景)，均使用共同的汉族语言文字等。这三 个空间层次的教育文化背景的差异主要是同一类型文化的不同区域文化的差别。

以笔者的故乡山东诸城县，笔者度过青年时代的辽宁东沟县和现在居住的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山东诸城县可谓人杰地灵，曾出现一些有名的文人墨客和政治家，小小的数十里方圆之县 有其独特的社区文化。但这种文化与济南市为代表的山东省区域文化，在民族性方面是一致 的，这种区别只是社区性差别，而不是民族性差异。辽宁东沟县位于黄海之滨，是辽宁有名 的鱼米之乡。东沟区域文化浸满了“海蛎子腥味”，飘散着“稻谷芳香”。它与整个辽宁省 区域文化的关系和差异，主要体现为社区的差异，而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性差异。现在 居住的北京海淀区教育的文化背景与北京市文化背景在民族性方面的一致性或共同性，也是 无须赘述的。进而把这两县一区教育的文化背景在宏观空间上再向广度扩展，就是全国的宏 观文化大背景。这两县一区的微观文化背景与全国宏观大文化背景，就主导方面讲，也主要 是区域性或社区性差异，而不是民族性差异。

少数民族教育则比汉族教育复杂得多，其教育的微观、中观、宏观文化背景往往存在着复杂 的民族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微观文化背景与中观和宏观文化背景之间的民族性差异。这类差异主要表现在非自治区 的各少数民族自治县的教育文化背景方面。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有一定的比 例，这些县的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中少数民族文化成份占有较高的比重。从这种意义上说，这 些县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有一定的民族性。

但这些自治县所属的省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低，这些省的区域文化背 景主要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当然也有一定的少数民族文化因素，但比例较小)。

自治县范围的少数民族性文化背景与省范围的汉族文化为主的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民族性 差异。

从全国范围看，则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文化背景与这些自治县范围的本民族性文化背 景，也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以吉林省的长白山朝鲜族自治县、黑龙江省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以及笔者曾考察过的云 南佤族自治县为例。这些县的朝鲜族教育、蒙古族教育以及佤族教育，其微观文化背景(即 本自治县的文化背景)主要是由朝鲜族文化因素，蒙古族文化因素以及佤族文化因素所构成 ，也就是说具有一定的民族性。但其所属中观区域文化背景即省区的文化背景，则分别是以 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的吉林省、黑龙江省、云南省区域文化背景，微观文化背景与中观文 化背景之间存在着民族性差异。从全国范围看，这三个县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微观文化背景与 省区中观文化背景、全国宏观文化背景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这种差异最明显地表现在语言差异上。微观教育文化背景是属于这些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文 化区域。在这个小文化区域里少数民族往往使用本民族语言。而在中观和宏观文化大背景中 ，则主要使用的是汉语。

2微观和中观文化背景与全国宏观文化大背景之间的民族性差异。这类空间文化背景差异 性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范围内的各少数民族自治县。

西藏自治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成份比例最高的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自治区人口的95%以 上，其中90%以上是藏族，还有少量的门巴族、珞巴族等，汉族人口比例仅占5%。除人口外 ，加之青藏高原的地理屏障，与其他自治区相比西藏自治区少数民族文化成份所占比重最高 ，汉族文化的影响相对少些。也就是说在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其教育的文化背景主要是藏族 文化成份，西藏自治区内的以藏族人口为主的各县教育的文化背景与西藏自治区区域文化背 景在民族属性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说以藏族人口为主的西藏各县教育的微观文化背景 与自治区中观文化背景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他自治区的中观文化背景中，其他民族 和汉族的文化成份比西藏自治区区域要多些，微观文化背景与中观文化背景的民族方面的一 致性程度比西藏自治区相对低些。这是西藏自治区教育文化背景的重要特点，西藏教育改革 和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特点。

但是从全国范围看，西藏自治区各县教育文化背景的藏族性和整个西藏自治区的以藏族为主 的中观文化背景与全国多民族共同的宏观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总而言之，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空间层次的差异主要是区域性差异，而少数民族 教育不同空间层次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是区域性差异和民族性差异并存。这是少数民族教 育文化背景空间层次差异的重要特点。

从全国范围看，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上海市、北京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 山西省、陕西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西省、广东省等少数民族成份较少的省市，其省市教 育的文化背景与全国宏观大文化背景的差异主要是区域性的，而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 、广西等自治区的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背景与全国宏观大文化背景之间则是民族性差异与区 域性差异并存，有些主要是民族性差异。

所谓跨文化教育“指在某个环境中生活成长的学生，到另一个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 信仰都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教育，或专门设置跨文化的环境，让学生接受非本民族语言 、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教育”。对汉族来说，不同省区的学员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学习或 接受教育，其改变的只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区域文化，而文化的民族属性并没有随地区的迁移 而改变，因而不存在跨文化的问题。而少数民族则不然，他们离开本民族文化区到东部发达 地区接受教育，不仅仅是区域文化的变更，也是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变更。由某个民族的文 化背景进入另一民族的文化背景，从而产生了跨文化问题。少数民族教育的不同空间层次的 文化背景的民族性差异，是少数民族教育跨文化性特点的重要决定因素和实践依据。

(二)不同类型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性

根据教育学理论，教育可划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系统。对主体民族而言 ，同一区域的这三种不同类型教育系统的文化背景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对 占北京和上海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来讲，其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市区的社会教育，其文 化背景，总体上都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民族性差异。对全国绝大多数汉族来讲也基本是 这样。

但对少数民族而言，同一区域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间往往在文化背景上存在 着某些民族性差异。

1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文化背景方面的民族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 表现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某些地区的小学低年级除外)教学内容 中关于本社区和本民族知识虽然占有一定比例，但主要还是传授全人类共同的和以汉族为主 的我国各民族共同的科学文化知识。就学校传授的知识所体现和反映的背景，主要是以汉族 为主的各民族的共同因素，而以本地区和本民族文化为背景的知识内容，在总量上不占主导 地位。我国如此，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学校教育大都也是如此。学校传授的知识所体现的以 汉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学校实际所处的社区的民族性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 的矛盾性和差异性。

而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家庭和社会教育则主要是在本民族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这就是说在少 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系统实际传授的知识所体现的背景，与家庭教育系统和社会 教育系统的民族性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差异性。1995年7月20日—25日在北京举 行的《跨世纪中国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有许多代表就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现代学 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文化背景、文化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冲突问题 发表了意见，并提出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的理论和措施，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肯定。 笔者认为以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和多民族共同的文化知识为主的现代学校教育，与以传统文化 背景为主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文化背景、文化价值取向方面的矛盾性差异性，以及学 校教育内容的非民族性与社会文化环境的民族性的差异，是某些民族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少 数民族学校教育的困难性、复杂性、特殊性所在。在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科学性的原则 下，这些地区现代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统一和谐、相互促进，是完全可以做到 的，前途和希望，改革和发展，皆在三者统一之中。有些地区有些民族早已有了诸多成功的 实例。

2少数民族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在文化背景上的民族差异。这种差异性主 要表现在散杂居区。散杂居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大多到主体民族为主的本地区的学校学习。该 地区的社会教育也是以主体民族文化背景为主的。而他们的家庭教育往往是以本民族文化背 景为主。家庭教育的本民族性与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的主体民族性之间存在民族性差异。

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少数民族教职工的家庭教育的文化背景大多是本民族的，他们在家庭 中往往讲本民族语言，他们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本民族的生活习俗。但是他们所属的北京市的 社区教育系统的文化背景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共同文化，与该校少数民族教职工的家 庭教育的文化背景，存在着民族性差异。中央民族大学的汉族教职工家庭教育则不然，他们 的家庭教育与北京市社区教育系统在文化背景方面的民族性是一致的。少数民族教职工子女 上初中、高中，大都到北京以汉族师生为主的学校中去，学校的文化背景与他们自己本民族 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民族差异性。而汉族教职工子女家庭教育的文化背景与学校教育的文化背 景是一致的。

3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与所属社区文化之间民族差异性。仍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中央民族 大学是多民族大家庭的缩影，其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校园文化。而中央民族大学所处的 北京地区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共同文化。中央民族大学的校园文化的民族性与北京 区域性文化，存在着一定民族差异性。但相邻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文化背景上，就与中央民 族大学截然不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园文化与北京地区文化之间不存在民族性差异。

在各省市举办的内地西藏班和北京的西藏中学，以及在汉族人口为主的地区举办的各类各级 民族学校，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与所属社区文化之间的民族差异性问题。 (三)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性

就全国而言，少数民族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主要在民族地区举办和实施。在这 些层次的各类教育的区域文化背景中少数民族的成份占有很大的比例，或者说主要是少数民 族的。但是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则主要办在自治地区的首府，而有些民族院校则举办在汉族为 主的发达的中心城市。民族地区高等学府所处的区域文化，各民族交融的程度较高，少数民 族的成份和汉族的成份占有不同的比重。发达中心城市的民族学校所处的区域文化背景主要 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的共同文化。可见，低层次少数民族教育与高层次少数民族教育，在 所属区域的文化背景上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日本国的在日朝鲜人教育的文化背景也表现出上述特点，在日朝鲜人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和中学教育主要举办的朝鲜族比较聚居的福冈、广岛、大阪、京都等地区，而在日朝鲜人的 高丽大学则办在日本大和民族文化中心的东京都。

越是低层次的少数民族教育跨文化的因素相对少些，越是高层次的民族教育跨文化因素越多 ，越是能够推动民族的改革开放和进步。

由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教育在文化背景方面的某种程度的民族差异性所决定，各层次少数民族 教育之间，不仅与普通教育一样需要内容上相互衔接和过渡，体现阶段性和连续性，而且还 有一个与普通教育所不同的文化背景方面的衔接、过渡和调适的问题。少数民族学员离开本 民族的文化区到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和中心城市的高等院校或民族院 校学习，文化背景的跨度较大，文化环境和背景调适的问题十分重要。这种衔接、调适施行 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民族教育效果和质量。仅仅看到文化知识内容和层次方面的衔接和过渡 ，而看不到文化背景方面的过渡和调适，是不够的。

(四)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构成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

这种文化背景构成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性，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1少数民族教育以及少数民族学校外部文化背景构成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 性。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少数民族教育外部的省区文化背景是由24个民族亚文化背景构成 的，其中汉族文化占有较高比重。

由于我国大部分省区都是由多民族成份构成的，对这些省区而言，其省区文化之背景，就是 由众多的民族亚文化系统构成的，这些亚文化系统之间，这些亚文化系统与统一的多民族共 处的中观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差异性。

在多民族成份地区的少数民族学校的外部文化环境也是如此。例如，云南西双版纳民族师范 学校的外部文化环境，就是由傣族、汉族等多个民族文化系统构成的。这些民族亚文化系统 之间以及民族亚文化系统与统一的多民族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差异性。

2少数民族教育和少数民族学校内部的文化背景构成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背景民族性差异 。我国民族地区大多拥有众多的民族成份。大部分民族地区的教育的实施者和参加者、管理 者、接受教育者是本地区的各民族成员。各民族成员均有自己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这就 是说在同一区域，少数民族教育内部包含着具有不同民族文化的成员，而且在少数民族教育 内部各民族独具本民族的亚文化背景。这种少数民族教育内部的多元民族亚文化系统之间以 及这些民族亚文化系统与同一区域少数民族教育内部各民族共同的统一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民族性差异。这种民族性差异甚至在一所学校内部也明显地存在着。民族地区相当部 分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师生都是由多民族成份组成的，民族院校更是如此。中央民族大学教职 工和学生队伍就是由数十个民族成份组成的。数十个民族的文化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多民族共 同的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校园文化。在这个统一的校园文化中，各民族教职工、学生仍保持着 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各民族师生穿戴着本民族服饰，操本民族语言，唱本民族歌曲，开展本 民族的文体活动，本民族成员经常往来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多民族统一的校园文 化中，形成了诸多的各民族的亚校园文化。各民族亚校园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 差异性。

这种少数民族教育内部和外部文化背景的民族性差异和同一少数民族学校外部和内部文化背 景的民族性差异，是由同一文化背景要素构成的多民族性所决定的。这种统一文化背景的构 成要素和子系统的民族多元性，各民族要素和子系统之间的民族差异性，各民族要素和子系 统与统一文化背景之间的民族差性的客观存在，是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复杂性的实践 依据之一。

(五)国家的现代化信息传播的以主体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的文化与少数民族教育的民族区 域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国家的新闻、广播、影视、电讯、出版主要是使用主体民族的语言或者是多民族的共同语言 来进行，其所传播的内容和信息主要是以主体民族为主的多民族的共同文化。具体到某一个 少数民族的内容和信息，或者说以某一个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内容和信息，在整个国 家24小时不停传播的信息总量中，仅占一部分比例。即使某些民族地区现代化信息系统传播 的信息总量中，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内容和信息也只是占一部分，大部分仍然是以 主体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的文化背景的信息和内容。笔者于1995年12月中旬到云南昆明参 加少数民族教育国际研讨会，由大会安排同与会代表一道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进行参观访 问。景洪这个充满傣族情调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首府，新闻、电视、广播、电讯采用的 语言形式主要是汉语。我们所下榻的宾馆的电视频道绝大多数是在传送中央台、云南台的节 目，当地的傣族节目比例并不大。晚上我们到街上观赏夜景，街头的广播、电器商店放的录 音录像大多都是汉族节目。甚至我们到中缅边境勐腊有关村镇，满耳听到的仍然是汉族节目 ，当地傣族的节目仍不多。尽管当地的傣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保持浓厚的本民族文化特色，操 用着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但他们从现代化的信息传播系统中所得到的绝大部分信息都是用汉 语播放和录放的，其信息和内容主要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的共同文化。这充分说明，西双 版纳的民族性区域文化与国家现代化信息传播系统所传播的信息和内容，在文化背景上存在 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东部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与地处边疆的西双版纳相隔千里之遥， 但是通过现代化高科技装备起来的文化信息传播系统所传播的文化信息，跨越高山大川，源 源不断地铺天盖地地传向西双版纳。这种跨越空间而至的“文化”对当地的教育和文化具有 重要的影响。我们不仅要看到“地面”上相接或交叉、交融的文化空间分布关系和文化联系 ，而且要看到“空间文化传送带”所传送的文化。

而对西双版纳的汉族来说，与少数民族不同，西双版纳的汉族学生虽然受到本地少数民族文 化的强烈影响，但他们在家里、学校和社区都使用汉语，学习和接触汉族文化为主，而且从 广播听到的、电视看到的也主要是汉族文化。对西双版纳的汉族来说，他们的教育甚至大部 分学校教育内部的文化背景与“空间文化传送带”所传送的文化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民 族差异。

这种“空间文化”与民族区域民族性文化之间以及新闻出版影像所承载的现代化文化与少数 民族有关的传统文化之间在民族性方面的反差或差异，往往是少数民族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 双语教育的特殊性、困难性、复杂性之所在。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篇2

(一)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

所谓“话语”本是指一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具体言语行为，亦是表达一定思想观念的字词、句式。而当人们把说出或写出的语文以体系化的形态表现其属性时，便成为人类认知系统外在的表达方式，话语体系即产生。在此，作者认为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为对象，在其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话语体系自然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其具体表现为通过传媒、文教、人文交流、产品流通等形式实现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话语体系不仅是话语权的展现载体，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外化象征。还是文明传承、文化积淀的集合与总汇，更是国家形象、实力和发展道路的折射与缩影。”由此，作为中华文化基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应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占重要地位。

(二)关于主流文化价值观

在定义主流文化价值观前，首先得明确主流文化价值的理论定义。据中国社会学学者艾君的解释:“主流文化就是在一定范围时间内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方向，能起到教育人、启迪人、鞭策人的作用，主宰并传承着社会进步、发展的文明的文化形态。”因此，该文化形态在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集合与观念评判即是主流文化价值观，它更多关注的是人类文明的血脉———文化，而不是在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范畴内寻求人性的共融。同时，就人类社会成员对自身文化价值评判的普遍性而言，主流文化价值观并非某一时代或某一社会形态或某一利益集团独有，它所包含的价值观构成与被认知体系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随动于时代的变迁。所以，我们希望建立的强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也应当随动于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构建。

二、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全社会成员共同价值取向的认知结果

从哲学意义讲文化价值就是客体对于主体在文化范畴内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而要评判文化价值的大小首先需要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主流价值观认知系统，并以此为共识设立趋同的主体评判标准，否则作为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只能是功利的。二者的关系是:主体是实践、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则是主体实践、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两者相互联系又互相制约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在理论运用上，我们把“客体”定义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则是指主流文化价值观指导下的全社会成员。作为客体，我们的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遗产”，说明其具有文化价值属性。要把具有文化价值属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出去，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国际“符号”，被欣赏，被流行并加以持久的价值推崇，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只能建立在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认知系统内，由全社会成员进行价值取向。这就需要我们转换视角，确立主体意识，在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并有所作为。同时摈弃绝对以我为主的文化价值观，遵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价值观演变规律。

三、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的呈现与现实要求

以史为鉴，大凡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成为原动力，被全世界认同的时候，多是国家处于民族大融合之后的盛世。如:春秋、战国后的秦汉时期，其中以“文景之治”、“武帝极盛”、“昭宣中兴”为代表;魏、晋、南北朝经隋朝短暂过度后进入的大唐时期，其中以“贞观之治”、“开元全盛”为代表;五代十国、辽、宋、金、元之后的明、清(前)时期，其中以“洪武盛世”、“仁宣之治”、“康雍乾盛世”为代表。该三个时期无一例外均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各族源文化相互嵌合，众多民族文化基元构成了当时的华夏文化总体。其最显著的文化表征为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而它多元且日臻成熟的文化价值观内核对周边乃至全世界文化价值取向之影响力巨大。结果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华夏文化成果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形成四方来朝，竞相仿效的国际文化氛围。如今中华文明正当中兴之时，民族团结空前巩固，少数民族文化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这一历史机遇既为本文命题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基础，又是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指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此，我们需要利用好对外话语体系既有平台，加强新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其媒介功能，并以此为突破口，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文化价值观的主体意识框架内，主动去适应全球化浪潮。

四、基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上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建设路径

(一)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为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中有关文化建设的决定，实际上已将对外文化发展战略视为国家战略。为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的定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需要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的重要性，建立和理顺相适应的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制度上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等系统建设。笔者认为，这一实践过程中，特别是“两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民委”的工作职责就规定了其有关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起草职能，并负责拟订少数民族事业专项规划等。而“全国人大民委”在参与和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享有议案权、议案初审权、调查建议权和部分监督权。据此，两委在民族文化建设等民族事务方面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职能与职权，建立和完善国家层面的有关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两委责任重大。

(二)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主要的特殊财政支持有三项:一是补助费;二是机动金;三是财政预备费高于其他地区。国家相应地建立了诸多民族专项资金，如:“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工作经费”、“民族自治地方预备费”等等。而各民族专项资金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资金为打包使用，分散于各项目中，国家预算中未设立专项基金，资金不足及资金分散问题严重。所以，应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专款专用，以解决对外文化发展资金不足及资金使用各自为政、相互挤占文化传播空间的问题。

(三)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

文化传播能力的大小与媒体宣传力度成正比，媒体宣传力度越大相应的文化传播能力也越大，能掌握的话语权必然更多，我们所推崇的文化理念的认同度就愈高。因此，作为主流媒体，部级的传统三大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应一如既往地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主阵地。同时，随着我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还应改变原固有模式，从注重对内宣传向对内对外宣传并重方向发展、延伸。特别是，当今新媒体(网络，数字化视频、音频媒介系统，手机信息服务，桌面视窗、触摸媒介等)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其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模拟化及互动性、即时性、海量性、共享性等特征突出。由此决定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整合媒体资源，既可提升传统媒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增强自身信息生产和服务的能力，又能推动新媒体利用传统媒体的既有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的。这就为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提供了新的契机，从而打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因地域封闭、技术手段落后等原因造成的内循环发展模式，使之由过去的小众传播向大众传播转化:即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传播改变，由山地、牧场意识向市场意识改变，由乡村传播向国际传播改变。

(四)探索民汉双语教育新模式

民汉双语教育是指采用少数民族语文和汉族语文两种语文教学的教育系统。虽然中国各民族的交往在语言上“民汉兼通”已有数千年历史，但双语教育政策的正式形成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1950年政务院批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中就要求:“培养相当数量兼通本民族语文和汉民族语文的干部。”1984年我国开始在内地设立“班”，后又设立“新疆班”，民汉双语教育受益面明显扩大。但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承接这一发展趋势的人才缺口仍然较大。同时，民汉双语教育只重视语言文字技能的培养不重视素质教育的问题突显出来，提高学生对民汉双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依然是长期延续的、最主要的教学行为;而对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及民族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自信等方面的教育不够。所以，民汉双语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培养能熟练使用民汉双语的民族学生，还要注重培养能娴熟运用处于主流地位的族际语———汉语，将本民族优秀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复合型民族人才。

(五)增强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

对外汉语教学是指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它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的能力。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对外汉语教学系统有责任主动去适应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的现实，有力地配合和支持国家文化对外发展大战略的需要。为此，在训练、培养外国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能力的过程中，嵌入式进行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不仅要让外国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基本特点，还要明白除汉文化以外，还有55个民族所创造、传承的少数民族文化，从而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先进性，使其在获得正确使用汉语文技能的同时，完成一个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同时，还应加强中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宣传，了解中国这个多民族社会用以管理文化多元性的公共政策，即中国政府推行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政策。进而改变外国学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猎奇心态，使之更多地理解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辅相成的历史发展进程及互为依存、彼此包容的现实状况。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创立孔子学院(ConfuciusInstitute)的成功实践。截至2013年底，作为“国家汉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全球已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分布于120个国家(地区)。如此庞大的孔子学院(课堂)布点优势，对强化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提高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输出能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对外出口

根据商务部官网数据:2013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为251．3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额为51．3亿美元。而同年，中国的货物出口总额就为2．21万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外出口的潜力巨大，其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对外出口潜力尤甚。为此，国务院在2014年3月印发了商务部等有关单位起草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对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做出全面部署。要使少数民族对外文化贸易与我国在世界整体贸易中的地位相匹配，还需通过经贸活动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质量的提升、经济的宣传、个性化的展示、交易和物流平台的搭建、现代网络的商业利用等手段，打造出一大批优秀品牌，发挥文化品牌对大众审美的影响作用，从而适应乃至引导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文化服务则需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形态多样性、分布立体性、环境适应性、传承神秘性、认同全民性的特征”，深化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方式(注:目前广告宣传服务比例过大)，充分发挥每个民族符号化的个体文化优势，更多地关注其文化价值的对外输出。为此，多举办各种国际性的涵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的，带有展示、交易性质的博览会是有效途径之一。以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为依托，充分利用市场化功能，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及服务与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对接。目前，已有成功的范例，如:1992年开始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中国—亚欧博览会”，2004年开始在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2013年开始在宁夏银川举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三者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七)建立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

该“中心”是一集合概念，应属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化机构。体制上可官方也可非官方还可官民合一，经济效益上可非盈利也可盈利。按其功能划分，可细化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研究中心、翻译中心、咨询中心、培育中心、展演中心、贸易中心以及产业园区、旅游园区、博物馆、图书馆、数据库等等。上述“中心”等机构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对加强其国际传播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已建立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等官方机构，主要从事宏观研究，涵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工作重大问题等方方面面，且多注重于民族问题的内延研究，较少涉及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文化价值观的输出研究，更少就构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现实平台进行研究。如今我国还没有一家专司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工作的部级研究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建设的实践上，虽有2002年开建的以展示、弘扬回族、伊斯兰先进文化为主题的银川“中华回乡文化园”等成功案例，但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满足不了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延发展的需要。

(八)鼓励成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学术团

体和交流协会、促进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目前，经国家有关部门注册、批准的，着重于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文化交流、文化保护、文化促进的学术及社会团体已初具规模，如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等等。但上述学术及社会团体多为主旨宽泛，业务范围大而全者，仍然缺少富集少数民族文化基元的、服务对象相对单一的对外传播学术团体和交流协会、促进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尤其是缺少单个民族符号化文化的输出与拓展社团。因此，加强对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输出与拓展意识，降低准入门槛，广泛利用多方面(官方、民间、国际)、多层级(中央、地方、集团、个人)的力量，成立更多指向性更明确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学术及社会团体。既有利于国家发掘和整合55个少数民族的优势文化，又有利于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各国学术界、文化界、商贸界乃至政界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文化传承；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053-1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56个民族共同蕴育出了璀璨夺目的文化成就，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社会不断前进的原动力。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科学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对自身文明成果和文化遗产更加重视，并加大了研究力度和保护力度，如何更合理有效的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日渐成为学术界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自1972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制定并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国际法律基础。我国在批准加入上述公约的同时，拟立并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一系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在以法律保护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我国，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赖以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人类社会文化遗产中璀璨的明星。然而，因为历史、战争、法制、科学、经济以及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自身的特点等原因，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着诸多难点和问题，致使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历史上不断流失。如今，社会发展迅速、文明成果日新月异，在经济改革的一波波浪潮中更有许多应该珍惜的文化遗产面临着消失的危机，这个问题急需解决。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传承，是增进民族感情、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更是维护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建设文化和谐，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重要前提。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但从目前国内文化保护工作现状来看，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因为自身保护难度大，保护力度较之更显不足，保护方法依然不健全，尤其以法律措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并从实际立法和执法工作上采取更科学的手段。

一、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界定及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经过漫长的历史洗涤，扎根于各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之中，是各个民族乃至中华文明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基础。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等蜚声中外；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各地涉及8个民族的“花儿”体民歌，陕北、陇东的民间歌谣，蒙古族长调，壮族先民创作的左江流域崖壁画，等等都是非常优秀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对后世影响深远。不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实务方面，要想合理解决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首先就必须知道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一）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含义

在学术界，关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定义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指中国历史上各个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中创造的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和经济价值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1]，也就是说狭义概念上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包含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两个层面；而广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不仅包含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也包括自然文化遗产。本文所论述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笔者采用狭义的概念，即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两个层面，而不包含自然遗产。

少数民族文化涉及到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历史、等方面，展示了一个民族的性格、心理特征、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既体现了各个时代的特点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就壮族而言，其文化丰富多彩，历史悠久，多以歌代言口头流传，特别是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等融汇广大群众的生活经验和智慧，直接地反映了壮族同胞漫长的生活经历，赞颂了真、善、美，鞭挞了假、恶、丑[2]。优秀的民族文化为群众喜闻乐见，是留给后人承前启后、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二）以法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必要性

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实施积极的法律保护，是为了抢救、保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防止其消失，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陷入危机以及权利保护意识逐步加强双重推动的结果，更是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促使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1.是为了抢救和保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防止其消失

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变革虽然为各群体之间开展新的沟通和对话创造了条件，但也使得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甚至导致有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灭绝。如在1982年，我国的戏曲艺术尚有390多个剧种，可目前却只剩100多个了。而且，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主流文化的侵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日渐趋同，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传统的东西有所排斥，认为祖辈沿袭下来的生活方式已经过时，利用传统手工技能制作产品的时代也已成为历史。没有了代代相传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自愿继承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衰落和消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正走向单一化，许多传统做法、传统工艺也在逐渐丢失。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障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法律严重缺失。因此，以法律作为抢救和保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之有力保障，显得十分必要。

2.是为了防止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遭“剽窃”和被滥用

在现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整个社会都表现出了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轻视和不尊重。许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被视为已进入公共领域，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取和利用。“传统知识的维续者并没有得到如同现代科技创新者一样的尊重和荣誉。这些靠世世代代人的口述及技术、实践等传承下来的知识，没有给处于这一传承过程核心地位的传统知识拥有者和掌握者带来相应的承认与回报” [3]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法律对防止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滥用和被“剽窃”起到的作用亦是关键性的。

3.是合理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

合理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促使其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使各群体尤其是原住群体能够积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但现今社会，在存在着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盗用或掠夺式粗暴地使用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不当保护。有人打着保护或开发利用的旗帜，却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缺乏应有的尊敬和欣赏。例如，利用手中掌握的现代技术，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甚至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和好恶“改造”其他民族的文化内涵。在他们将其向公众传播而获得大量金钱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源地的人们不但没有获得任何回报，反而因使用者随意的改造和曲解而受到讽刺和嘲弄。在这种得不到尊敬的语境之下，处于现代科学研究方式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轻视。为了防止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非法利用和不当保护，必须提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特别要注意的是，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满足于停留在静态，更不能简单地将其封闭起来；其实，在当前市场经济潮流的冲击下，也不可能将其封闭。我们要做的就是应当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利用和开发，在动态的过程中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而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也可以增强原住群体的竞争优势，在不可避免地参与全球化经济与变革进程中，能够积极地适应现代社会，愉快地融入现代社会，而不是被现代社会所吞没。这也有利于全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现状

（一）我国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果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拯救和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文化遗产调查和统计工作（包括调查和统计少数民族文化遗产）。1956年8月至1964年4月，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国家组织力量对当时已经确认的50个少数民族开展普遍调查，整理出4000余万字的调查资料，收集了大量的关于社会风俗、节庆、艺术、传统生产技术等材料，为当时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期间被迫停止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恢复，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再次被提上政府工作日程。2003年初，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先后表决通过了批准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法律基础。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和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随后问世，其中，许多入选项目都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我国的昆曲艺术、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与蒙古共和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分别于2001年、2003年和2005年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成为世界上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最多的国家之一[5]。上述成果证明，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发面逐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促进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必将是长期和艰难的历程，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二）我国在以法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上还存在缺陷

1.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和群众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意识很薄弱

首先，国家和各民族地区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薄弱，尚未认清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各地区在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或不注重保护，或保护力度不够，给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6]：（1）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公务人员不了解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不了解这些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关心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以及传承和发展。意识上的淡薄直接导致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挖掘、抢救、整理不够重视，采取的措施有限且滞后。（2）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在县、乡、村没有落实相应的专业人员、资金、交通工具等，现在的文联、文化职能部门的办公经费极少，对抢救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力不从心。（3）文物部门对一些珍贵的文物保护措施没有广泛地进行调查，保护意识欠强，缺乏科学的保护措施。如几年前无知地给左江斜塔“穿上外衣”，弄得斜塔面目全非，令人心痛不已[7]。（4）少数民族娱乐体育活动由民间松散组织牵头举办多，政府行为少，从而造成活动场所及资金相当困难，规模小，质量差。（5）对那些善于弘扬与发展民间传统的艺术、医学、体育等优秀的民族文化贡献者，没有落实相应的激励机制或扶持措施，因此，一些优秀民族文化后继无人，有失传的危险。（6）抢救性和保护性立法不足，各级地方政府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缺乏或滞后。其次，基层群众，甚至是少数民族人群本身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缺乏认知，不懂得如何保护。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归结于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没有相应的宣传和教育制度及措施，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基层群体和个人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权利与义务。

2.从立法形式上讲，国内立法显现杂乱无章

正如喀布尔博物馆的大门上所写的：“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存在，这个民族就存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依据，更是维系文化多样性和建设中华民族文化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8]。只有更好的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才能更有力地促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才能更好地团结全国各民族共同建设一个富强昌盛的中国。立法保护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关键一环，是采取具体保护措施，惩恶扬善，保障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根本所在。当前，我国法律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就其立法形式而言杂乱无章。

首先，从国家性立法整体而言，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性立法只有《文物保护法》，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法，更不存在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法律。2006年9月，文化部将反复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终于正式报送国务院，但至今仍然没有通过。国务院在文物保护法之下制定了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管理办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运行评估规则》等等。但几乎所有的法律规范均针对当前国内十分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国内保护文化遗产的要求；在保护精神文化遗产方面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为主，并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法律制度仅仅停留在行政性“办法”“意见”和“规则”的层面上，仅从法律制度的效力上看，保护力度显然远远不够。我国根本性的法律，如宪法、知识产权法、民法、刑法等法律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虽然都有所体现，但不只是停留在保护宗旨上，没有具体的保护性和惩罚性规定。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没有核心制度和原则，整体的法律制度显现出杂乱无章。

其次，从地方性立法而言，旅游业的兴起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保护性的立法滞后于开发性产业的立法，掠夺性开发、破坏性建设，严重破坏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原有风貌。在学术界的强烈呼吁和推动下，旅游业开发较早的一些省区开始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立法问题。其中，云南省在此方面走在了前面。2000年5月，云南省制定了全国第一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虽然并非直接针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而制定，也为地方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立法开了先河。在云南省的带动下，一些民族省区也纷纷仿效。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7月颁布了《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4月颁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暂且不论各地方政府针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立法内容具体如何，但从形式上看，上述地方法律不仅没有一部统一国家性立法予以规范和约束，而且法律制度亦是零零散散，无法满足国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的要求。

3.从法律法规内容上看，保护制度不完整

我国法律制度中，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哪一部相对完整的规定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具体措施。不论是我国知识产权法、文物保护法、民法、刑法以及国务院各部门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存在不同层面的问题，很难以之作为保护文化遗产，采取执法措施的依据。笔者就其中部分法律法规简单论述其不足。

（1）我国文物法保护对象过于局限

我国文物保护法在保护对象上只能包含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大部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都不能适用文物保护法。

（2）相关知识产权法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方面力度非常弱

我国《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由于各个地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其各自的特点，至今国务院仍无具体的规定出台。从《著作权法》自身而言也很难适用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有其特定的创作主体，而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创作主体通常为某一群体，甚至无法确定创作主体。其次，《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已经完成的作品，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不断的创新发展。再次，《著作权法》要求作品的表现形式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的表现形式，然而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固定的表现形式，只存在具有一定规律的创作方式。最后，《著作权法》严格要求作品的期限，这一点显然无法满足对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

另外，《商标法》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方面，可适用范围也很狭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有其独特的价值属性，可以进行商业开发利用，形成文化产业。其中一些文化遗产（例如：服饰、首饰、特色节庆活动等）可以申请商标保护，但《商标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商标权人的财产权，这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权利人不明确背道而行，更不能满足以法律保护即将灭失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执法需求。我国《专利法》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与上述两部法律存在同样的问题，即保护对象不满足、保护期限受影响、保护目的不一致。因此，我国只是产权法尚不能满足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的执法需要。

（3）民刑法规定干瘪且极难适用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

我国民法和刑法等法律在保护民族文化、惩治相关违法犯罪方面涉及内容极少，保护和惩治力度很弱。就民法而言，《民法通则》和《物权法》的规定无法适用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归属和权利保护。国家法律忽视了文化遗产的权利人和继承人的确定，必然导致私法在此方面的无能为力。作为公法的《刑法》，关于惩治少数民族文化犯罪上显得力不从心。首先，因许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权利人极难确定，侵犯财产罪无法适用于侵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犯罪；其次，刑法仅在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了“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罪”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并且将犯罪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再无其他内容涉及侵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罪名，《刑法》的规定本身显得过于干瘪。

（4）地方政府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缺乏具体立法，部分地区虽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但均存在具体规定不合理、缺乏具体的落实部门和执法机构等问题。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在规定文化遗产申报制度上很不明确、不完整，对现以申报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不够强、保护方法不科学、保护范围过于狭隘，对未申报的文化遗产没有任何提前的抢救措施等。

4.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存在一定距离

国际上存在一些国家在以法律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相对成功的实例，例如韩国和日本在保护本国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的立法相对比较先进，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问题上，我国法律制度尚未能与国际环境接轨，与国韩国、日本等文化遗产保护法相对齐全的国家有一定的距离。首先，从“民族文化遗产”的概念上来讲，我国法律中至今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即使是“文化遗产” 的概念也只是学术界在借鉴国外相关定义的基础上，针对国内现实情况进行一步做出的论述。在此方面，1985年的《关于保护民间文学国际通用规则中技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初步研究》首次界定了“民间文学”概念，其范围主要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宗教仪式、风俗习惯、手工艺术、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①（①《关于保护民间文学国际通用规则中技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初步研究》，。）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民间文化的建议》中对“民间文化”的定义与上述“民间文学”的定义基本一致。其次，从立法上看，在日本于1950年便颁布了《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此法不仅规定了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组成、责任、权利和义务，而且规定了有形民族文化财和无形民族文化财的认定、管理、权利和义务的继承、经费等相关措施。日本政府经费支持民俗文化的保护和整理，对民俗文化的传承者进行专门培养，并建立了保护“重要无形文化财技能保持者”制度——“人间国宝”制度。《日本文化财保护法》至今被修改了四次，进一步明确了保持人的认定制度，新增了无形民俗资料的记录保存制度，加强了文化财的组织机构管理，引入了欧美等国的登陆制度。韩国在民俗文化保护方面并不落后于日本，《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明确规定了“人类活的珍宝”制度，这个制度这个制度主要包括传承人国家命名制度、政府专项财政支持制度、“重要文化财产保护者”的责任和义务制度[9]。为了落实对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韩国成立了文化财委员会，聘请各界文化财专家对文化财进行审议，研究无形文化遗产，推动韩国民间文化的全面保护和振兴。韩国和日本是世界上较早对民俗文化进行法律保护的国家，也是法律保护措施较为健全和先进的国家，其许多立法措施和执法制度值得我国借鉴和引用。

三、以法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之思考

（一）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措施应与其自身特点相结合

探讨如何以合理有效的措施保护号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首先必须了解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和自身具备的特点。只有在明确了其价值和特点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保护意识，才能采取最合适的手段，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促进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就其价值而言，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双重价值：一是存在价值，包括历史、艺术、科学和教育等价值，它是核心的、主要的价值，这一价值决定了保护第一的原则。二是经济价值，它是存在价值派生的，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价值[10]。存在价值是源，经济价值是流。存在价值越大，潜在的经济价值也越大，其转化为直接的经济效益也就越大。就其特点而言，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与汉族文化遗产乃至与整个人类文化遗产相较之下，凸显出以下特点。

1.形态多样性

少数民族文化以其多样性的特点闻名于世界，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均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就以宗教文化为例，几乎世界上的各大宗教，以及各大宗教的主要流派都为我国少数民族所信仰，宗教文化多样性的特征非常明显。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因为其多样性，给具体的保护制度的确定和保护措施的实施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2.分布立体性

占中国总人口不到10%的55个少数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分布在我国70%以上的土地上，而且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边远地区[11]。分布在海拔较低地区的傣族、水族、布依族、壮族、黎族等，分布在海拔较高的藏族、蒙古族、珞巴族、门巴族等，各个民族在历史上不断适应自身的立体性生态环境。其文化元素手生活环境影响较深，伴随着我国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分布特征亦呈现出立体性的分布特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分布的立体性和分散性要求保护制度和保护措施必须具备针对性，必须针对各个民族或区域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特点采取各自所需的措施。

3.环境适应性

少数民族文化是各少数民族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综合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各个民族适应特定环境的产物。能够经过千百年的流传而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都与其特定的自然和生态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少数民族文化的环境适应性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随环境的变更性，因此说周围环境的不合理的、剧烈的变更极可能导致少数文化遗产的巨大“变迁”，甚至是“异化”。想要合理有效的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就必须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存在以及传承和发展提供良性的生存环境，不论是实体环境还是制度条件。

4.传承神秘性

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中，往往带有神秘的色彩。比较典型的是讲述本民族历史渊源的神话实施诗史，其传承过程中伴随有传统的宗教祭祀等神圣礼仪，往往由本民族特别尊重或者信仰的精神领袖来传唱，例如宗教领袖、祭司、巫师等。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是保证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前提，然而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民族之间的融合，“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越来越严重，文化传承主体越来越狭窄，这直接威胁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例如少数民族服饰已经逐渐成为博物馆的陈列品。

5.认同全民性

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于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没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就很难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宗教甚至高民民族，它尖锐地并且毫无例外的区分着人群” [12] 。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具有全民性，历史上的每一次民族融合的艰难历程均说明了这一特点。

6.保护高难度性

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分布相当分散，且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科技以及制度相对比较落后，要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其难度很大。这些都要求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已经刻不容缓。

随着历史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与特点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国家在采取立法和执法措施前，应当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只有科学的调查和研究结果才能为立法措施的科学性和及时性提供最有效的依据。

（二）以法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之建议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存在诸多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在抢救性和保护性立法以及相应的执法和教育措施方面做出重大突破。只有健全了相关法律制度，才能在具体的执法工作上取得突破。因此，笔者针对以法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1.科学认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及其价值，强化保护意识

国家以有效的手段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首先就要解决各级政府、少数民族群体和个人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科学认知的问题，所谓科学的认知不仅仅是指认清民族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更要充分理解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性，也就是从根本上认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只有政府和少数民族群众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性具备充分的认识，才能从主观上主动去爱护民族文化遗产，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和传承、发展工作的开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合理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破坏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想科学的认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及其价值，首先是政府认清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性，各级政府必须从根本上坚持文化多样性原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文明是一个多元文明，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构成中华文化的特色的基础之一，可以为中国创造精神文明、建设和谐文明社会提供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国家和政府应当维护中华文化的多元结构，在国内维护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防止“大汉”文化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过分同化。联合国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公约》中认为：“文化在不同的时空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构成了各人类群体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于人类来说，保护它就像与保护生物多样性进而维护生物平衡一样必不可少。”①（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民族不但具有群体特征还有地域特征，这也是文化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我国政府十分注重国内民族关系的维系和处理，要更好的调整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应当及时采取民族文化教育、民族文化价值宣传等措施，强化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少数民族群体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促进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2.拟立系统、专门的文化遗产保护法

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方面应当具备专门的法律，系统化法律机制，统筹兼顾。要想有效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立法工作必须走在前面，而且刻不容缓。我国尚不具备保护文化遗产的统一立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虽然已立议，但单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不能满足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开展的需要。笔者提倡国家拟立一部统一的《文化遗产保护法》，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既保护文化遗产的多样性、规定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种类，也要系统规定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和具体措施。在《文化遗产保护法》之下，各个地方政府针对本地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要，拟立地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法》。当前，学术界在立法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存在着拟立私法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还是以公法为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争议，笔者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具有实质的意义。首先，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确定来讲，离不开私法性质的立法更离不开公法的维系；从权利主体维权工作的开展而言，私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绝不能忽视公法的震慑。只有国家公法和私法的有效配合，才能形成系统的法律保护机制，才能打破现有的保护力度跟不上开发力度的局面，才能有效的开展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首先，在拟立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法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应当遵循抢救先行、保护为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贯彻权利主体确定、利益均沾的原则。我国《文物保护法》第四条规定的基本原则是“保护为主、抢救先行、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要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首先应解决文化遗产面临流失的问题，抢救工作必须走在第一步。在此同时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以立法形式确定保护对象和保护方法是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前提和关键。而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第一步是注重对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的确定和保护，只有确定了权利主体才能从实质伤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才能激发权利主体对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的积极性。人们认为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在过去的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使用的，是人类共同的财产，正因为这种理念，致使人们忽视了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切实保护。没有确定的权利主体，就没有人为保护权利而主动付出，因此在历史上存在着许多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被不合理利用，被“异化”，甚至被舍弃都极少有人来主动抢救和保护。在权利主体的确定上应该注意区别对待，第一种权利主体是地方行政机关，像少数民族语言、婚俗、节庆活动以及古代建筑等的权利主体应该是地方行政机关；第二类权利主体是团体，例如少数民族舞蹈、宗教仪式等；第三种权利主体则是个人，少数民族中的许多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都需要个人的努力，所以法律必须注意对个人权利主体的确定和保护，对个体权利主体的肯定既能加强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宽度，加强抢救和保护的力度，更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传承和发展。当然，权利主体的确定离不开“利益”的确定，主体没有利益，就无所谓权利。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法律应当注重“使创造利益者享受利益”，这也是现代法制和现代民商法的重要精神，例如我国物权法规定“私人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①（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当然，法律在确定“利益”的同时也要确定权利主体的保护和传承义务。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开展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工作，促进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其次，注重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法律不仅要注意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要注重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流失很大程度上是传承机制不合理，甚至不存在。例如，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前提下，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群体在逐步的缩减，尤其少数民族青少年一代大都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逐步放弃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忘记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服饰已经逐渐成为文物而被藏进历史博物馆。要解决传承问题就必须从法律和政策机制上突出权利主体的权利和传承人的身份，同时鼓励中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针对少数民族学生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开展必要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这样不仅能够激起少数民族群体对本民族的文化的热爱，更加强了珍贵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再次，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设置专门的保护机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十三条要求缔约国“指定或建立一个或数个主管保护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管理涉及多个行政部门，如文化部门、建设部门、宗教部门、旅游部门等等，众多的管理部门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职责不分、相互推诿，导致保护工作与开发工作均不能有效开展。在国家法律机制建立的基础上，笔者建议借鉴国外的部分管理模式，由中央政府制定总体的保护方针、政策，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各地方政府根据具体情况针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开发、管理工作设立专门机构，及时有效的开展工作。

另外，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合理开发利用。国家从法律和政策角度贯彻保护先行、合理开发的原则和政策，杜绝因为商业发展而破坏和毁灭文化遗产。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高势头阶段，许多地方政府、团体和个人为求经济利益，只注重开发，不注重保护。法律应当从根本上为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政策应当引导开发措施的合理开展。只有政府、团体以及个人充分认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才能促进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有效开展。

最后，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制度，完善国内法律法规。上文明确提到韩国、日本等国家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的立法是当前世界上较为先进的，我国法律制度从根本上存在缺陷，要想在短期内采取有效手段、完善国内法律制度，在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强化对相关立法的学术研究同时，应当合理借鉴和援用其他国家在立法和执法方面的成功经验，争取制定出系统的具有实际适用价值的法律制度，为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服务。

3.注意对现有基本法律有关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规定的修改完善

笔者建议知识产权法、民法、商法、刑法针对保护文化遗产的规定作出适当修改，为我家制定和实施系统的文化遗产保护法服务。例如，知识产权法应当确定文化遗产的申报机制和传承机制、加强对文化遗产权利主体利益的保护、鼓励权利主体的维权行为、规定一定的纠纷解决机制等；民法应当从私权利角度肯定权利主体的存在和传承、规定部分不法利用文化遗产和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以及处罚措施（文化遗产的民事侵权行为主要发生在商业上，例如权利主体和传承者的署名权、使用权受到违法行为的侵害等）；商法应当注重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真正发挥文化遗产潜存的商业价值；刑法应当注重对严重破坏文化遗产的犯罪行为的确定和惩罚，我国现有刑法只有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了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还将本条的犯罪主体规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款的干瘪以及对犯罪主体的限制严重削弱了刑法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犯罪的打击力度，笔者建议刑法全面和具体的规定民族文化遗产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刑罚。只有上述国家基本法律贯彻保护文化遗产的精神，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笔者认为，国家真正认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从上述几方面着力推进，才能在合理、科学、有效的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的开展，才能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稳定民族关系、建设文化和谐社会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尽应有的义务。当然这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甚至是一代人不倦的付出。

四、结语

在我国当前历史条件下，经济建设是各项工作的中心，在加之国内各项法律制度尚不完善，伴随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经营事业的发展，许多问题亦涌现出来：如何弄清文化遗产的概念、性质、功能，及其处置和立法的原则问题？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到底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濒危？怎样着手制定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和地方少数民族保护法以保证有效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地居民是否应该拥有某种形式的独特社会生活或公共文化？如果应该有，当地的文化政策怎样使这一点得以实现？如何使少数民族聚居地居民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否是一个在旅游市场上被销售的商品？抑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只是某地或某族能够表达自己文化特性的场域？对于少数民族的无形文化遗产，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为什么往往是漠视甚至对抗，而不能乐在其中？旅游业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经营中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是否需要或如何在文化遗产地增添新的旅游景点来吸引游客？当地居民与游客对于文化遗产的理解和阐释是否一致？若不一致，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何在？如何促使当地居民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并使他们从文化遗产经营中获益（经济的、文化的）最大？诸如此类的问题领域，都是有待中国文化人类学家去耕耘的肥沃田野。诚如圣·朱安德拉库兹所言：“为了到达你一无所知的那一点，必须踏上你一无所知的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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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Minority Cultural Heritages

WANG Mei-ling1，MA Lian-long2

（1.Law Schoo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China；2.Zeku People’s Procuratorate， Huang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Zeku， Qinghai， 8114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adopted certain measures to rescue and protect minority culture heritages. However， issues exist in related work， especially in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condition of loss or poor protection of minority cultural heritages， the nation should provide legal protections to the field so as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culture， which requests that the nation should have new breakthrough on legal institutions， changing the situation of protection mechanism lagging behind exploration mechanism， providing effective protections to minority cultural heritage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world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It is suggested that governments of different levels， on th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nority cultural heritages， should enact a specialized law and improve existing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effective protection to minority cultural heritages as well as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inority culture.

Key words：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091-04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文化有复杂的内容，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1]可见，和谐文化建设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复杂的子系统，更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课题，其中，我国少数民族多元和谐文化的建设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和谐文化的渊源及现代意蕴

汉语“和谐”一词由“和”与“谐”两字组成，“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之意；“谐”者，相合也，有顺和、协调之意。“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安康富足，和谐相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愿望和梦想。《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把“和”理解为万物普适的普遍原则。《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把“和”与“谐”理解为治国安邦的根本。还有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道家的“道法自然”，佛教讲的慈悲观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和谐在今天也指事物相互之间的协调、有序，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和谐文化则已具有更多的现代意蕴，是指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构一个以和谐的理念为根本，以先进文化为价值取向，把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通过创新，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的文化体系。和谐文化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和谐的思想基础，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思想导向和精神支撑。和谐文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也是其重要内容。

二、和谐文化视野下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

（一）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承炎黄，经春秋，历汉唐，经过各民族的融合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统一体。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其它少数民族的文化从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6个民族水融、和谐共存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自身价值诉求。有学者也把这种自身价值诉求用一个“56+1=57”的公式来加以表达，认为“这里的1是指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大传统，56是指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 [2]可见，中华民族文化包含了我国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华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都在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留下了自己的藏品，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3]所以，中华文化从古到今，一直是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由各民族共铸的。

（二）发展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谈到少数民族文化，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大花园”理论是对我国多元民族文化发展最好的注解。费孝通认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花园中，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艳、和谐共生，才能相得益彰。这里，“中国大花园”理论强调了各民族的文化平等、和谐的发展要求。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的学者指出：“这种多样性是历史形成的，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结果。” [3]事实也证明，没有这些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与发展，就不可能有一个五彩斑斓、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文化生态。C.W.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一书中也说，多元文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则明确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现实的角度讲，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有机结合，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又是对它们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政治。各民族政治、经济和谐的发展，也离不开多元民族和谐文化建设，而树立全社会的和谐理念，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则更离不开多元民族和谐文化的建设。所以，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我国和谐文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三）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丰富了和谐文化的内容

民族地区的很多文化，充分地体现着和谐的价值取向。蒙古族的谚语说“与其有一百两银子，不如有一百个朋友。”“像绵羊似地，合群走就有力；像沙土似地，散放着就无力。”“聪明人也需要朋友帮助，伛偻人更需要朋友搀扶。”“亲友多的人，走遍草原，没亲友的人，势如孤掌。”土家族过去的族谱家规中都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规定。这些文化都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很多少数民族文化里面，还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少数民族崇尚自然、崇拜天、地、山等诸神，与自然建立了一种带有原始和神秘色彩的和谐关系。“据云南学者的田野调查，彝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阿昌族等民族，都有植物崇拜的痕迹。生活在云南富民的彝族，以竹为图腾，认为竹的兴衰象征族人的兴衰；怒江的傈僳族，往往以动植物为自己氏族的名称，如茶树氏族、紫柚木氏族等等，而这些植物都是禁伐的”。[5]同样，很多民族也用自己的文化传递了对于动物的情感，侗族大歌四大类中最精华部分的声音大歌(侗语称“嘎所”)，声音的标题常以昆虫鸟兽或季节时令的名称命名，如《蝉歌》、《知了歌》、《三月歌》等；鄂伦春族崇拜虎、狼、熊这些动物；蒙古族将狼作为本民族的图腾；一些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对一些动物禁杀、禁食。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些文化具有明显的“泛神论”的特点，但其中形成的维护生态平衡，万物有灵，保护自然的生态朴素观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以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视角体现了和谐的价值取向，丰富了和谐文化的内容。

三、和谐文化视野下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一）和谐文化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导向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处在边疆和偏远地区，长期封闭、发展缓慢，保留下了大量的具有很强稳定性和传承性的富有本民族特性的传统文化。但在日益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这种故步自封的状态，要不断地和其他文化进行互动和交融，因而也就避免不了相互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健康、有序的发展，维护各民族文化平等、和谐发展，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无疑需要有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来引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理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司马云杰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文化都是有民族性的。” [6]不同民族文化反映着不同民族的特性，也反映了不同民族对自身生活道路的选择，这都是特殊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又是各民族在互动、交融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一致认同的文化，是我国56 个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是普遍性。用同志的话来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7]所以，要处理好和谐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这种普遍和特殊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差异，重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充分保证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惟有如此，才能创造出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前进方向相统一的原则，有机地将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保证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导向作用，使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和谐的环境。

事实上，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就很重视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建设，这在很多具体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都有体现。例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有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支持少数民族发展各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的政策；《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专门列举了多项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事项。在其他法规和政策中，还具体规定了各民族文化平等发展的权利。所有这些都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构筑了和谐的基石。如今我们又提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导向下，党和政府要求我们不仅尊重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还更加注重挖掘民族多元文化资源，强调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鼓励、扶持少数民族艺术创作等等，使各种多元民族文化逐步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状态。正如同志2006年4月21日在耶鲁大学的一段讲话中所说：“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画卷，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族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文化都是这座殿堂的瑰宝。”我们当今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要创造一个更为和谐的多元民族文化发展环境。这既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任务，也是其最终目标。

（二）“文化自觉”――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有效途径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1998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指各少数民族都要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长处和不足，积极消除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意识和观念，同时，也要自觉抵制现实中一些不健康、不和谐的文化因素。毫无疑问，文化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首由始至终都和谐完美的奏鸣曲，总会时不时地掺杂一些不和谐、不合理的噪声。有的学者也把文化的这种自我相关的不合理性和矛盾性称为“文化悖论”。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中，“文化悖论” 也普遍存在。少数民族文化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精神食粮，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与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和谐的音符。例如大小凉山的彝族社会鬼神观念极为普遍，用来祭祀的开支巨大，常可使有的人家倾家荡产；在有些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中酗酒成风，因酒致贫或引发矛盾纠纷的现象比比皆是；另外，一些民族婚俗文化中还有近亲结婚、一夫多妻现象等等，这些都是与时展不和谐的落后意识和观念，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通过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来加以克服。

当今的国际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美国哈佛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甚至提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8将文化冲突定性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亨廷顿的观点也为某些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提供了借口。文化霸权主义不仅扼杀了其他文化“话语”，导致多样性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还使弱势民族淡化对自身历史传统和归属身份的信仰和忠诚，并因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而陷入一种绝望自卑的心理困境，以至出现信仰背离和失语症状，不得不用西方国家的价值标准来评价自身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以迎合西方世界的认同和欣赏，妨碍了自身主体的实现而走向边缘化，造成自身文化前进方向的迷失和衡量标准的错位，这也是近些年来不少发展中国家本土民族文化出现病态异化、一些迎合西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低俗文化、泛娱乐文化和商业文化得以大肆流行的原因，有的人甚至还以发展民族文化之名而行分裂活动之实。所以，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加强文化自觉意识，必须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纳入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轨道上来，通过有机整合，才能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新。

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和谐文化。而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多元和谐文化，这将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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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论文篇5

随着地域间资源的流动和相互交往变得越发密切，带来了思想观念、文化、人际交往方式等多方面的相互影响下，傣族文化与其他文化发生文化接触并产生了文化的变迁和涵化，傣族在自己对饮食的选择中，吸收其他饮食文化中的文化特质，并将这些文化特质赋予傣族的特殊意义，或将傣族饮食文化的文化特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互相融合，产生出新的傣族饮食文化，并最终形成了“新式傣味”。1.食材构成的多样化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是运输方式的多样化和快捷化，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下，“正宗”的傣味不仅能在德宏州吃到，同时也可以在千里之外的地域享用到。随着不同地域游客进入到德宏州的是大量的外来食材。在芒市的每一个农贸市场中，白菜、瓜、各式水果等时蔬占据了菜市场的大部分摊位，作为外来食材的运输者和销售者，外地“二道贩”是构成这个群体的主要人群。另外，在农贸市场中开辟有一个特殊的“野味”区域，这里主要由附近少数民族村民们构成，作为傣味传统食材的运输者，他们所带来的食材都是采集而来的野菜、野果。食材种类多样化为旅游餐饮中食材的制作带来了极大地方便，丰富的食材不仅能满足不同食客的选择，制作菜肴时配以傣味酸、辣的口感制作成的菜肴也为傣味创新提供了素材。旅游餐饮的制作带来的是傣族日常饮食选代维：乡村旅游与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变迁择的变迁。如今，傣族自身在食材选择上都以外来食材为主。2.烹饪方式的复杂化随着食材种类的多样化，傣味有了更多的选择。以“撒撇”为例，传统“撒撇”的主料选用牛十二指肠发酵制成的“苦水膏”。制作方法是将磨碎的生牛肉倒入“苦水膏”中，配以辣椒、盐、味精调味便是“撒撇”。外来食客的涌入，使“撒撇”的食材组成也发生了变化：傣族食用“撒撇”时会配以米线、生菜一起作为一道菜。有的客人不会吃生肉，便把“撒撇”中的生牛肉替换为煮熟的牛肉，称为“熟撒”，还有的客人不会食用“苦水膏”，便用味道相近的醋和柠檬水调制的制品当做“苦水”，称为“柠檬撒”。如今的傣味已不满足于炒和凉拌这两种传统方式，炸、烤、蒸、炖等多种烹饪手段也都在傣味餐厅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多样化的烹饪方式带来的是更多的菜肴种类以及菜肴创新的潜力，如炸糯米、烤猪蹄、夜间的“傣味烧烤”都成为了傣族饮食逐渐丰富的烹饪方式下新的“傣味”。另外，在德宏州多民族聚居的格局下，其他民族的菜肴也经过“傣族化”后出现在了傣味餐厅中。例如，景颇族传统烹饪方式之一的“包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如昆明、成都等非傣族地区，并成为傣味的一道菜肴。“包烧”的食材，也相应地变成了傣族所习惯的食材和味觉。同样地，傣族将景颇族常用的小米辣替换为了涮涮辣或是其他辣椒，再配以柠檬调味，制成了属于傣族的“鬼鸡”。

二、饮食文化变迁的动因：乡村旅游带来的文化协商

（一）乡村旅游与全球化

1.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即在乡村开展的旅游活动，在近年来越发得到游客们的喜爱。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模式，乡村旅游有效地将现代旅游延伸到了传统农业中。目前，国际上所公认的乡村旅游主要有以下类型：（1）观光旅游型；（2）参与体验型；（3）休闲度假型；（4）文化娱乐型；（5）回归自然型；（6）学习教育型；（7）品尝购物型；（8）疗养健身型。乡村旅游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乡村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相较于受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乡村的自然环境没有受到过度的开发，动植物资源保存良好。其次，乡村旅游不受季节限制，四季的更迭不仅能使乡村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同时也能为游客提供不一样的饮食。最后，乡村旅游具有浓郁的地方性。对于长时间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人来说，乡村为城市人提供了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在这里能看到与城市截然不同的景色，同时乡村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都与城市有较大区别，能够充分满足游客“猎奇”的心理。2.全球化全球化是指全球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不断增强并相互依存。马克思被认为是全球化思想最早的提出者，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必须形成世界市场等思想都是全球化观点最早的叙述。随着20世纪中后期新技术的来临、市场经济的确立等因素的推动下，使得全球化进程极大地加速。学者们也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全球化展开了研究。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既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它们之间新的冲突与竞争。3.全球化与乡村旅游的悖论作为当代不可阻挡的潮流，全球化对乡村旅游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全球化”与“乡村”存在着悖论。一方面，旅游中的商业性使旅游呈现出标准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又表现出强烈的“地方化”情结。标准化趋势是旅游活动在全球化影响下所必然要求的，标准化能够有效地规范旅游市场，为游客提供一定标准的硬件设施和旅游体验。同时，游客也会逐渐适应这些标准，并用这些被构建出来的标准去要求旅游行业提供的服务。但是，在乡村旅游中，游客所需要的是与平时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正因为有差异化的生活方式，游客才愿意走出城市来到乡村感受乡村生活。在追求“地域性”的乡村旅游中，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在于乡村“地方性知识”的急速减少和乡村文化的变迁。作为全球化背景产业中一部分的乡村旅游，乡土在观念上给人们带来的就是贫穷落后的观念，这也成为了城市文化需要将所谓“强势文化”灌输给乡村的借口。而在“强势文化”的不断灌输下，乡村文化也不得不做出让步与妥协。但在“地方化”突出的乡村，“地方性知识”作为乡村旅游的重点，也需要得到有效的传承和保护。

（二）乡村旅游背景下傣族的文化协商

作为以自给自足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乡村，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乡村文化并不会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文化的变迁而变迁。伴随乡村与城市间差距的扩大，乡村文化会显得更加牢固。随着乡村旅游成为开启城市与乡村文化间的一道桥梁，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展开了一系列文化协商。1.乡村旅游发展使傣族重新审视乡村文化及傣族文化。作为城市边缘的芒核村来说，耕种是村民最主要的生计方式。在乡村旅游中，作为乡村生计方式的耕种转换成了体验乡村文化、感受乡村生活的一种途径。游客通过体验耕种活动，达到城市人－乡村人的身份转换式旅游，从中获得乐趣，并由此了解和尊重乡村人和他们的生计方式。傣族的节日都非常多，除了最为隆重的泼水节外，还有开门节、关门节、广目赛等傣族宗教节日，村民可以将这些节日元素融入到乡村旅游中，通过游客－傣族－游客的仪式前后身份的转换，吸引游客参与到节日中来。同时，节日元素在乡村旅游中的运用，能够让游客直观地体验到节日的“前台”真实。游客的不断到来以及为吸引游客不断创新的“前台”真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台”真实的保护和传承。2.乡村旅游使傣族饮食呈现特色弱化与妥协的趋势。傣族饮食作为傣族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其自身的文化特征。由于不同的信仰、价值观等因素，每一个民族、族群或是地域都有其独特的饮食习惯。在乡村旅游活动中，饮食是旅游体验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好吃与否取决于当地的食材、烹饪方式、味觉体验是否适应游客的文化。因此，作为乡村旅游的饮食，需要在文化协商中做出妥协。以肉食为例，傣族喜食生猪肉、生牛肉。但在我国大多数城市中，生牛肉、生猪肉一直被认为不可直接食用。从生物学角度上看，生猪肉内寄生有链状带绦虫，并存在有多种细菌，未经加工直接食用很容易引发疾病。同样，在生牛肉中也有多种寄生虫和细菌可能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因此，在乡村旅游活动中，作为傣族饮食文化特征之一的“生”就需要为游客所代表的文化做出让步，将自身饮食文化特征弱化以迎合游客的口味，在保持傣族饮食味觉特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以熟肉代替生肉提供给游客食用。3.乡村旅游推动了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作为弱势文化的乡村文化往往在与作为强势文化的城市文化发生持续性接触时，产生消极的心理，认为自己是贫穷、落后的，而城市则是先进、富裕的。乡村旅游的发展真正为城市和乡村文化带来了共处的平台，游客到乡村旅游并不是炫耀城市文化，展示自己的自豪感，而是通过旅游活动体验乡村生活，从中能够了解并最终尊重乡村生活，尊重乡村文化。此外，乡村旅游还有效地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如今的芒核村已没有傣族竹楼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砖混结构的房屋，笔者两次到芒核村调查6个月间的间隔，村内又新建起新居15处，村内的傣味餐厅也搬迁至更宽的地方，另有10多户村民新购买了小汽车。在芒核村村委会所辖的4个村内，又新开了设5家傣味餐厅。在乡村旅游的推进下，乡村与城市间收入差距的逐渐缩小，为乡村的发展注入了生机。

三、乡村旅游开发饮食文化的思考及建议

饮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的一部分，同这个文化的其他特质一样，是会发生变迁的。在自然演进的没有外部力量的推动中，文化变迁的过程是相对较慢的，在一些与外界交流甚少的地区，变迁的过程会更慢。乡村旅游活动中，文化变迁地速度相对较快。作为多文化交流的旅游活动使本地与外地文化间产生持续性接触，而随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开发，变迁的速度也会逐渐加快。在饮食文化方面，具有自身文化特征的饮食文化也为了适应游客的口味逐渐地做出改变。作为在乡村旅游开发中不可避免的过程，我们需要正视饮食文化的变迁，并利用文化变迁推动旅游地饮食文化向积极的方面发展。透过旅游开发，本地居民对自身饮食文化逐渐产生新的认知，从而产生新的认同感，并使当地人形成文化自觉，这极大地增强了当地人对自身饮食文化的重视程度。另外，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文化变迁改变了当地居民的文化观念，并可以促进饮食文化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同时，当地人还能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对自身饮食文化产生一个全面的认识，并基于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对饮食文化展开创新，使其能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然而寻、化文化是旅游开发的灵魂，随着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游客对旅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单纯的“观光旅游”已经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缺少文化内涵的旅游活动将逐渐萎缩并消失。一些停留在以品尝为主的饮食文化旅游，仍然是旅游开发的基础层次，缺少饮食文化内涵的发掘，没有将饮食与民族文化相结合，游客数量也相对较少。因此，饮食文化的开发应以当地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菜品神话传说、象征意义、都可以赋予菜肴更多的文化内涵。同时，将饮食与当地舞蹈、手工艺品等因素结合起来，以组合推出的方式为游客带来“文化盛宴”的措施也是非常有效的。另外，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游客对餐饮的要求也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游客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干净、卫生、可口，在此基础上游客还需要品尝到具有地方特色的饮食，而不是盲目引进外地菜肴，仿制外地的口味。因此，保持自身特色的情况下开发新品种菜品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需要本地饮食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对菜品展开创新，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才能保持饮食文化对游客持续性的吸引力。最后，乡村旅游开发饮食文化需要注重其可持续发展。旅游作为一项文化产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文化产业的可持续性最重要的是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注重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避免文化被同化。做好文化保护，可以设立专门的饮食文化研究中心，并从饮食文化的历史渊源、特色等多方面挖掘并理解饮食文化的内涵，这不仅有效保护了当地的饮食文化，同时也提高了饮食文化的理论研究层次。另外，饮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饮食中食材的获得依赖于自然环境，特别是傣族饮食的食材大多以野菜为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更高。因此，有效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有利于保持食材多样性，达到饮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市场化，民族文化，科尔沁叙事民歌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一个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需传承的文化，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更有助于我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如何在经济发展与保护文化之间得到平衡，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如何让保护并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让它们更好地延续，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类社会现象，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现象等同于社会现象，狭义的文化现象就是精神现象，不含客观现象或物质现象。《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说：“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部智慧与文明的集中体现，它维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

少数民族文化是指一个少数民族群体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所创造传承的文化，是对自身民族生活和生产实践的反映、赞美和歌颂民族情感、婚姻爱情、风俗传统的真实写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财产，它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基础。

蒙古族叙事民歌是在蒙古帝国时期产生，到元代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科尔沁叙事民歌到15世纪中叶时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叙事歌曲。科尔沁叙事民歌作为一种艺术体裁形式，分为长篇和短篇。一般由职业民间艺人“胡尔奇”编创和演唱，用四胡或马头琴伴奏，自拉自唱，绝大多数以真人真事作为直接的演述对象或创作原型。例如：《嘎达梅林》，《努恩吉雅》。其特点，情节复杂，有众多人物，篇幅浩大，整日整夜唱。音乐特点，曲调简短，结构方整，节奏规范，音域适中，同语言紧密结合，带有鲜明的说唱性。

科尔沁叙事民歌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到一个全盛时期的阶段，数量多题材丰富，出现了美不胜收的繁荣局面。科尔沁叙事民歌创作手法真实，以反映科尔沁草原游牧民族苦难的生活为主，热情讴歌那些不畏敢于斗争的英雄，歌颂了追求自由民主、追求美好婚姻爱情的青年男女，也在那人迹罕见的辽阔草原上科尔沁叙事民歌曾给人们带来了无比的快乐。

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危机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文化商业”理论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从民族文化的实际出发，保留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并在市场化中保留民族文化的独立品格，构建民族文化的繁荣之路，让民族文化回归生活，是我们应该必须面对和关注的。虽然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可是科尔沁民歌发展现状和趋势不容乐观，目前关于科尔沁民歌的挖掘整理工作比较深入全面，而传唱的情况却令人担忧，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濒临灭绝的态势。

首先，语言文字危机。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是少数民族独特的艺术与风俗习惯的基础和载体，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语言表现了多彩多艺的民族文化，使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伴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飞速传播、汉语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进一步普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濒临消亡的危境。蒙古语是科尔沁叙事民歌的载体，智慧的人们用母语来唱出自己的心声，可是蒙古族人口中能用民族语言文字的人也逐年减少。根据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巴音巴特尔研究调查发现，小学一年级第一册纯蒙语课本的印刷量在1992年的六万八千多册到2005年时下降到两万两千两百多册。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内蒙古蒙古族人口每年都在增加，但是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表明很大一部分学生放弃学习母语。

其次，缺乏传承人危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消费文化快速传播，使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居住环境、生活消费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民间歌舞的生存的环境改变，对科尔沁叙事民歌的传承带来了危机。这集中表现在民间科尔沁叙事民歌艺人逐渐老化，年轻人很多都出外打工，没有时间和经历向老一辈艺人学习，有些打工的蒙古族年轻人受到强势消费文化的影响，对民族文化甚至产生了自卑感，认为是落后而无用的东西，从而歌不会唱或不再去唱，舞也不会跳，渐渐的便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民族歌舞，致叙事民歌继承人的缺乏，民族歌舞面临失传。传统的文化消遣方式正在被各种电子娱乐产品所取代。对科尔沁叙事民歌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会说唱叙事民歌，他们被各种流行音乐充实着，对叙事民歌的关注度减弱，甚至被他们忽略掉，这是对科尔沁叙事民歌最严重的冲击。

最后，民族文化认同感危机。一个民族自我认同感的缺失的直接后果就是这个民族的自我否定以及消亡。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优胜劣汰的原则决定了市场化的过程更需要符合性优秀人才，加上这几年的就业压力逐年增加，在一些民族地区民族语言授课的毕业生很难得到就业，人们对民族语言授课产生了很深的误解，这也直接导致人们对自己民族自我认同感的减少，使得更多人的放弃了民族文化，开始全盘接受汉文化，这使得需要用母语去传唱下去的科尔沁叙事民歌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三、导致少数民族文化危机的原因分析

第一，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减少是导致文化危机的重要根源。一是蒙古族孩子总体生源在减少。现在很多蒙古家庭生三个或两个孩子的很少，再加上有些虽然说是蒙古族，但是却不会说、不会写蒙古语，所以说蒙古族孩子总体生源在减少。二是通婚现象普遍存在，主要是蒙古族与汉族通婚，这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民族人口，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旦少数民族女性嫁到汉族家庭以后孩子就会随爸爸的民族。

第二，经济发展在政府日程中的位置高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随着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工业化生产，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发展经济上，因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及经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民族地区交通也得到了发展；但大多数人还不够重视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如果民族文化的保护现在被忽视了，民族文化传承上就会出现断层，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对物质的欲望厌倦时，再来寻求民族精神文化来抚慰心灵，就会无处入手。

第三，学校教育未能承担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责任。

中国教育属于应试教育，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对与升学率无关紧要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很少重视，没有把传承民族文化列入学校教育的目标，内容也少有传授民族文化这方面的。近几年来科尔沁地区中小学开始新课程改革，陆续的把蒙古叙事民歌的唱法及演唱技巧带进了课堂教学。可是真的为的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才让它允许进课堂吗？ 有人认为，他们是为了得到政府对从事这项工作丰厚的财政补贴。

第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独特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冲击。叙事民歌原始的传承方式就是说唱艺人也就是“胡尔其”走村串户“说书”当中，把优美动听的民歌传唱到科尔沁草原的每一个角落。使更多的蒙古族老乡学唱新的民歌，在根据自己的理念再去对民歌润色和加工。但是这样的传承方式对如今的民族语言和文字越来减少的今天很难保障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现在在科尔沁草原上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对于上一辈人的生活方式更加的封闭，以前的“胡尔其”走村串户“说书”，的方式已不适合现在的环境了。

四、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思路

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保护与传承科尔沁叙事民歌等少数民族文化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精神财富，通过民歌中蕴含的知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缓解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另一方面发挥民歌所具有的生态价值，继承少数民族人民简朴快乐、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态度，在物质繁荣之外寻找故有的幸福源泉，并将这种淳朴简单的风格弘扬开来。具体来说，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思路包括政府引导、民族认同、学校教育和市场运作四个层面：

第一、科学采集科尔沁叙事民歌资料。我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在音乐方面存在着重宫廷轻民间，重汉族轻少数民族的意识倾向，使少数民族音乐长期得不到重视，加之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本身受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还不具备独立研究、记录本民族音乐文化的意识和能力，致使我们今天能收集到的历史文献资料少之又少。现在内蒙古科尔沁地方民歌资料的整理是一项任务繁重，技术难度很高的系统工程，保留现有内蒙古科尔沁地方民歌资料，必须确保其对象的原形原貌与原汁原味，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持以及大量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长期不懈的努力工作才能得以完成。有了这种全面、细致的保存，即使将来在民间消亡了，我们也可以根据存储的详实资料在任何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将其全方位还原和再现。也可以通过举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实物展的形式，使外界人群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解少数民族音乐生活的实际状况，增加他们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兴趣，这将有利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我们应该积极努力的进行科尔沁地方民歌研究、整理和理论探讨，加强对内蒙古科尔沁叙事民歌艺术的抢救、保护。

第二、学校的教育是主要渠道。在音乐多元化的今天，现代流行歌曲以及西方音乐正在充斥着整个音乐市场，少数民族的音乐已不再是人们欣赏的主流，况且掌握民族古老艺术的老艺人大多年事已高，宝贵的民族音乐文化将会随着老艺人的逝去而消亡，所以培养新一代年轻音乐人已成为继承和发展各民族民间音乐的共同的重大课题。在内蒙古科尔沁地方民歌传承的过程中，人始终是实施这一音乐行为的主要对象，要让少数民族音乐人去传承其自身的音乐文化，就要求采用各种有效的手段来提高他们保护传播文化遗产的意识。学校教育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中小学基础音乐教育是继承发扬民间音乐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音乐来源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活环境，把本民族音乐引入中小学课堂，使孩子们在耳濡目染当中，了解并学习民族音乐，这也有助于少数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促进蒙古族以及其他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第三、市场化运作作为传承的重要方式。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式，充分利用少数民族自然生态与文化资源的优势，寻求民族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把文化开发与发展旅游相结合，把浓郁的民风，民俗、民族风情文化推向市场。解决好如何引进民营资本进入民族文化的保护及开发利用。把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变成财富，把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并逐步发展成为文化经济的支撑点。把科尔沁叙事民歌与旅游业相结合，在各个旅游点巡回演唱。把科尔沁叙事民歌与高科技相结合，把它收录入网络，实现民歌在网上播放，也可以在网上经营类似于网店里销售叙事民歌的“叙事民歌集”。 可以尝试冲破语言的界限，把科尔沁地方民歌的歌词翻译成汉语进行演唱，尽管这种做法有可能会影响到蒙古族民歌的“原汁原味”，但这种做法有助于蒙古族民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以传播。

第四、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领导和引导是关键。少数民族文化是每个民族独立存在的标志，是人类文明不可代替的精神财富。 比如科尔沁民歌《嘎达梅林》所贯彻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与我国目前的科学发展观都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充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意义；同时，加大宣传保护民族文化的力度，与大型节庆活动相结合，申报为部级民族文化艺术博览会；加强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以及家庭的文化传承力度。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M】.第l版，社会学卷，40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2]博特乐图：《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3]胡日勒沙等：《科尔沁民歌人物传说与传》（蒙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第199—201页。

[4]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216页。

[5]诺敏，科尔沁叙事民歌（汉文）【G】，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

一、我国现行公法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权利的现状

（一）宪法与宪法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从宏观角度，规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根本性法律依据，并指出我国制定任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相关法律、法规应当模范遵守宪法，同时指导性规定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这也同样适用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规定，对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语言文化、传统医药、传统体育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该法律严格遵守了宪法并对宪法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进一步作出了细化的规定。

（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法律、法规

多民族地区的云南、贵州、新疆等地相继制定了一些保护特殊行业的规章和办法，例如：《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从上述法规可以看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是由自下而上的立法模式，地方性法规立法实践早于中央法规的立法。少数民族自治区域较多且分散，更容易造成地方立法繁杂。

（三）其他公法中关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渊源

我国已经形成了《文物保护法》、《国务院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文物保护实施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国家土地管理以及防火规定，都涉及到文化遗产保护规范。《刑法》通过保护侵害他人风俗习惯罪，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权利进行了最后的保障性制裁，但是多部法律综合保护方式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对其他物质文化保护没有区分度。

综上，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权利立法保护现状主要是运用类似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式来进行保护，认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可以与主体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进行平等保护，并主要以民族文化大繁荣为目的，用以促进各民族文化权利平等和人权发展。

二、我国公法立法上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但目前仍没有具体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一部专门性法律，尤其是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系统性保护仍在起步阶段。

第一、我国涉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法律在立法取向为重视秩序法而不是一种权利本位。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没有给予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独立法律地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是通过口头传授，而很少通过书面或者实物资料进行传承。一般认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历史研究价值或者一种政治秩序价值。

第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已经先行，但国家仍未建立统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例如：《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法规，针对具体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条文很少甚至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来 ，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实施可操作性条文基本很少，涉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条款基本上是没有。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具体的司法实施保障上基本上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方式，而是按照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来进行保护。

第三、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立法技术不够成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我国一般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手段来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保护，没有意识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比，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濒临灭绝，更需要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特别保护。

三 、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公法保护可能的进路

公法保障的法律制度的优化设计是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最大保障手段。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复杂性之高，难度性之大，远远超过笔者想象。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颁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采用单独立法模式

由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涉及面较广，且都是采用综合立法模式来解决问题，但是本法的立法文本可选择采用单独立法模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保护不但涉及到人权保护，也可能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因此也可以将需要运用私法保护的交由《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来处理。如果采用综合的立法体例会造成保护的缺失和保护程序的复杂化。法律如同生活一样，越简单的生活对于管理来说要求越高，越简单的法律，意味着一部法律能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因此，法律执业者在运用法律来处理相关问题时，只需翻阅一部法律，这将会更大体现法律本身的指引性价值。因此，应当对地方性法规或者规章制度进行统一清理，并由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组织，修订一部专门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本法立法模式可以采用垂直关系保护模式，避免出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归属性争议。确立利益归本民族所有，并可以借鉴知识产权相关保护方式，建立一部逻辑结构紧密且体系协调的法律。对其他少数民族不同或者特别要求可以用附则的形式，纳入本部法律。在立法中，还可以吸收《土著民族权利宣言》等相关国际公约的立法精神，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优秀部分，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的立法经验来制定这部法律。

（二）确立 “以人为本”为原则，作为立法价值取向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组成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其中每一组成该整体的部分，例如：人、技术、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且每一组成部分都是由具体个人或者个性化主体，而每一组成部分的不同恰恰又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其原有的知识、资源和文化表达的方式构成了整体特性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系统化保护。但是，处于保护当中主要关注点应该是“人”这个主体，因此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保护首先就是要保护传承人，将人作为根本的保护对象。

（三）进一步提高立法技术水平，并梳理相关法律、法规

可以确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机制为最高保障。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保护为主干，以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录为基本保护对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为保护有利补充，最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对危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行为根据情况不同科处刑罚的保障机制。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乐府；民族音乐；影响；乐类；曲调；曲辞

乐府诗是盛行于汉唐间的音乐文学形式，它与之所依附的音乐、舞蹈共同形成为一种综合艺术形态，音乐是乐府艺术的核心要素。乐府音乐的发展、变迁直接影响着乐府诗史的轨迹。考察乐府音乐史，我们会发现它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关系密切。本文以宋人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为主要文献，借助相关史料，论述汉唐问民族音乐进入宫廷乐府的途径、形态、演变以及民族音乐影响乐府诗史面貌形成的多方面表现。

早在先秦，民族音乐就已进入中原。《周礼》记载周王朝专门设有“辊糕氏”负责掌管“四夷之乐”。又据《礼记·明堂位》，鲁网祭祀周公所用音乐中包括东夷之乐《昧》和南蛮之乐《任》。此时的民族音乐主要是作为周王朝或诸侯罔祭祀乐的一部分，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汉初以来，民族音乐舞蹈逐渐活跃于宫廷中。《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刘邦初为汉王，为平定三秦，发动居住在阆中(按：故城在今四川阆中县西)渝水边的夷人参战，夷人不仅英勇善战，而且“俗喜歌舞”，刘邦多次观看，赞美日：“武王伐纣之歌。”命令宫中乐人学习，因夷人所居之地渝水而称之为《巴渝舞》，这支舞曲被看做是“古兵法舞乐”。在汉代宫廷中音乐地位较高，后来汉哀帝因不喜俗乐而裁撤乐府时，依然保留了“巴渝鼓员三十六人”。据《晋书·乐志》，汉时这一舞曲共有四篇歌辞，汉高帝作，文辞古奥，汉以后无人能解，歌辞不存。曹魏初期，王粲改做新辞完成后尝试合乐，并参考了巴渝帅李管、种玉的意见。王粲的四篇歌辞有“述魏德”的内容，颇有庙堂之音的味道，但主要还是用在朝廷举行的宴会上，所谓“武力既定，庶士咸绥。乐陈我广庭，式宴宾与师”。其中描写《巴渝舞》表演的情形：“材官选士，剑弩错陈。应桴蹈节，俯仰若神。”说是应着鼓点的节奏，舞者手执剑和弩，或俯仰，或交错而行，可以想见舞蹈充满热烈的气氛。至西晋，傅玄为《巴渝舞》又造新辞，并改乐名为《晋宣武舞歌》。从歌辞来看，西晋《巴渝舞》的表演同样手执戈矛剑弩，“进退疾鹰鹞，龙战而豹起。如乱不可乱，动作顺其理，离合有统纪。”舞者动作迅捷，极有力度，如鹰如豹，整齐而富于变化。本为夷人歌舞的《巴渝舞》后来雅化为仪式乐歌，用于祭祀，历代沿袭，仅改乐名，曹魏黄初年问为《昭武舞》，西晋为《宣武舞》，南齐时为《宣烈舞》。这些舞曲在《乐府诗集》中已被列人宗庙祭的l“雅舞”之列了。由“杂舞”而升至“雅舞”，虽然舞容相袭，但音乐地位提升，音乐性质改变，曲调上可能也有变化，我们看王粲和傅玄所作《巴渝》舞辞，杂言相间，体式变化灵活，而至雅舞曲辞几乎全为刻板整齐的四言，如果歌辞体式和曲式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那么，后世进入“雅舞”系统的《巴渝》曲调也必然雅化了。

与《巴渝舞》被直接引进宫廷不同，乐府中源于北部少数民族音乐的重要乐类——鼓吹曲是经由民间进入乐府的。《乐府诗集》引刘璩定军礼：“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闭《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楼烦汉时属雁门郡，故地在今山西神池、五寨二县内。《汉书·匈奴传》记载晋文公时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汉兴后，在楼烦一地和匈奴有过多次交战，可见，匈奴居楼烦历史很久了，这一带自然流行着胡文化。班壹汉初在此地活动，经营财富，声势浩大，在他出行的队伍中出现了“鼓吹”。“鼓吹”所用乐器箫和笳并非中国传统的“八音”，从产生地域和使用乐器可断定它渊源于胡乐。今所存汉鼓吹曲《汉铙歌》中《上邪》《有所思》表现爱情真率热烈而朴素，还有《雉子班》这样的寓言诗，加之体式灵活，确有民歌特点，显然，鼓吹在进人宫廷前曾流传于民间。东汉时，鼓吹曲被列入“汉乐四品”之一，称为“黄门鼓吹”，用于帝王招待群臣的宴会上，这时的鼓吹依然还是娱乐音乐。但至三国时代，魏、吴各造新辞，称颂功德，语言典雅刻板，已然失去汉铙歌多变的形式和活泼的风格，形同庙堂之音，发展出了雅乐鼓吹的新体制。

汉武帝制作郊祀乐歌，扩充乐府，一般所讲的乐府艺术、乐府诗正式形成。此时出现了另一源于西北少数民族音乐的乐类——横吹曲。《晋书·乐志》指出横吹有双角，属于胡乐，汉博望侯张骞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一曲，宫廷音乐家李延年依据胡曲制作了新声二十八解，用作武乐，东汉时曾赐给边将。按郭茂倩的说法，横吹最初也叫鼓吹，横吹有鼓角和胡角，用于军中；鼓吹有箫和笳，用于朝会和道路，因此分开。回在李延年所造的新声中有《出塞》《人塞》二曲，据《西京杂记》，高祖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皆习之”，删那么，汉横吹中的部分曲调早在汉初就有了。善为新声俗乐的宫廷音乐家李延年在主要利用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民族曲调外，很可能同时借鉴了流入宫廷的其他胡乐。实际上，汉文帝时，宫廷中能够表演胡乐的乐人已不在少数，贾谊曾建议文帝优待、笼络归汉的匈奴人，“为其胡戏以相饭”，“莫时以为戎乐”，嘲因而李延年造横吹新声二十八解时，对胡乐不会陌生，所能接触的胡乐也绝非只有《摩诃兜勒》一曲。应该说，横吹曲是在汉初以来朝野间流行的胡乐基础上产生的。延年制作的横吹曲辞后世无存，但南朝文人根据汉横吹曲的曲题名创作了大量曲辞，表现了边地的苦寒和戍卒的艰辛，成为乐府诗史上的重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