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渔猎文化景观

包括赫哲族椴木图腾柱、工具和钓鱼和打猎钓鱼和打猎的文化活动,鱼皮革,即使有各种各样的花草的布绣花长袍,赫哲族紧身裤和床上用品的特点,有着各种各样的美丽的生活模式。不一样的角度来看传统的狩猎文化和饮食文化也包含在里面。不管赫哲族、鄂伦春族、钓鱼和狩猎文化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虽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仍然是空白的,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游牧文化景观

在黑龙江西部广阔的草原,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不但有着各种各样的植物,而且还有国宝丹顶鹤动物等。一些蒙古部落,也带来了非常具有蒙古饮食文化的特点,烤全羊、奶茶等。

(三)农耕文化景观

分布在该地区的朝鲜,满族,达斡尔族,等等,他们喜欢汉族农业社会,但与传统的汉族农耕文明相比有明显的差异,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旅游产品。此外,“弯曲康”满族历史悠久,韩民族服装,等等,有一定的文化旅游产品的发展空。宗教文化景观黑龙江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丰富的宗教文化,在日常参与服装、民族首饰、种族和宗教文化。允许游客体验中原不一样的宗教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

二、对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背景下,旅游业的发展,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不仅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有很多的促进文化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研究和开发民族文化旅游产品,提升为目标,一步一步,促进黑龙江省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良好的民族文化和传播在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近年来,政府政策帮助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在中国,执行非常到位,此外,政府高度重视传统的文化也在不断上升。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依赖于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旅游业和丰富。中国的黑龙江地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因此,不仅在黑龙江省的固有优势的荣耀和祖先的遗产也是利用好政府的政策发展旅游业。建立人文气氛和依赖的特点,黑龙江省西部地区的自然观、民族文化,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当前地区环境需要加强,而且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弘扬民族文化也有一定的帮助。如,朝鲜、满族、达斡尔族民族风情,如村庄、可以依靠当地美丽的自然风光,区域发展的民族文化资源,加强中国少数民族的灿烂文化。

三、开发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影响

社会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旅游,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将在该地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和解决问题的少数民族地区就业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体以参考国家文化和云南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生态效益也是非常重要的黑龙江省西部的除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生态资源也有最高的自然生态资源。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领域的同时,也可以促进自然生态资源保护。民族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保护和继承,此外,我们还必须实现的目标,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通常是缓慢的,为其研究和开发文化旅游产品的推广,但也从客观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在贵州高原向广西平原缓冲的地段，有一种神奇的树，它只生长在贵州荔波和广西南丹白裤瑶生活的地方，一旦移栽到其他的生态环境中，便会死亡。这种树不需有意栽培，只是需要在海拔600至800米的喀斯特地区，就能够自由生长。奇怪的事，瑶族人年复一年地用钢刀利斧砍凿，反而越长越大，分泌的树脂越多。成年树高20余米，粗近1米。树叶呈规则对称卵型，宽3厘米、长5厘米。远远望去像一个下粗上小的盆景变形植物。其实它的树干本来没有这么粗壮，是因为取树脂后，树干增生变形造成的。这种树连植物学家也找不到合适的学名，最后只好把它归属为椿科。而白裤瑶称之为粘膏树，瑶语称为“浓骨照”。粘膏树胶的采集一般在盛夏到第二年春节前。开春后，万物复苏，如果此时砍开粘膏树皮，不仅会影响粘膏树的生长，还因树皮被破坏，给蛀虫以机会，导致粘膏树坏死。粘膏树胶的采集方法是用金属刀具在树干和露出地面的根部，把树皮砍成一个蚌壳型口子，几天后，用金属刀片刮下树胶进行加温过滤，再按粘膏树胶与水牛油2:1的比例进行加温调制即成。粘膏树胶在瑶族用作阻染材料，不仅用来画白线，衣裙的大面积浅蓝色也是用粘膏树胶做封盖进行二次套染，一般不会出现冰裂纹。荔波县瑶山乡瑶山型瑶族的粘膏树胶阻染材料，粘性强，柔性高，浸染时不容易出现裂纹，是当地瑶族根据其生态环境所能应用的最理想的阻染剂。

二、贵州少数民族媒染、培养剂的使用与生态耦合

媒染剂，是在植物染色过程中通过一定的媒介作用，使主染剂更能快速有效地分解、活跃起来，最大限度地附着在被染织物上。培养剂，是染缸中主染剂与媒染剂的营养成分和催化作用。就像给农作物施肥一样，恰到好处的施肥，会使得农作物茁壮成长。起染缸，是所有贵州少数民族植物染色技艺的经验集成，它包含了主染剂的分解、酸碱度的调配、媒染剂的催化、色度的掌控等等。是一门全凭经验操作的非物质文化。然而在贵州少数民族植物染色技艺里，往往在正常的起缸过程中，巧妙地加入一些本族群生态背景里常见的草药作为培养剂，使之与通常的媒染剂诸如草木灰、石灰、酒、小苏打、醪糟、酒等结合，起到使主染剂催化增色、增加染液营养成分、抑制染缸中有害菌成活等作用。不仅加快了染缸的成活率，也加快的主染剂的上染率。所以在染缸文化，就是论述贵州少数民族对媒染剂和培养剂的使用以及与生态体系运行耦合的集中体现利用桐子壳或糯稻草人灰作媒染剂用酸辣（西红柿酚）和米饭团作培养剂。

（一）丹寨县复兴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丹寨复兴型苗族，生活在海拔1000米左右且多旱少雨的地区，植物植被不算太丰富。但是丹寨县杨武乡排倒村著名苗族蜡染艺人杨品英在媒染培养剂使用的配方上却另有高招。一般来说，染缸内宜碱性不宜酸性。但丹寨复兴型苗族在起染缸时巧妙地加入一些酸辣。由于这个支系的苗族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山地，田土较少，往往用田边地脚栽种这种小西红柿，可以免于劳作又节约土地。小西红柿成熟于深秋，番茄红素含量极高，能够有效地对其他进入染缸的有害菌进行抑制。再加入一个淀粉含量较高的米饭团进行调节和培养，使得染缸成活率极高。

（二）榕江县滚仲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代表性较强的是塔石乡宰勇村乌吉组苗族。这一地区处于雷公山南坡，海拔在1300米以上，植被相当丰富。培养剂：有酒糟、杨梅皮、中药材虎杖或当地苗语称为“涡嘿”的小血藤中的一种。雷公山南坡，有许多野生杨梅树。杨梅树皮中含有多酚、黄酮、二芳基庚烷、单宁、三萜等具有多种药理活性的化合物。对病毒性细菌有良好的抑制作用。虎杖根和根茎含游离葸醌及蒽醌甙，主要为大黄素、大黄素甲醚和大黄酚，以及蒽甙A、B，有强烈的抗菌活性。小血藤根茎中的β-谷甾醇能生成维生素，而硬脂酸有益于主染剂的溶解。

（三）贵定县新民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贵定县德新镇小花苗有着悠久的蜡染历史。培养剂：用野花椒叶子适量，捶烂熬水成黄色。野花椒在贵州主要生长在中偏北的温暖湿润及土层深厚肥沃壤土中，在贵定一带都有分布。野花椒叶中含有柠檬烯、芳樟醇、乙酸芳樟醇酯能够有效促使染缸成分的活跃。所以这一带兰靛起缸发酵成功率很高，极少失败。到了冬季气温低，人们就把染缸倒掉，等来年气候回暖重新再起。

（四）纳雍县老翁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纳雍县张维镇老翁型苗族植物兰靛染起缸发酵时，用苦蒿灰水和兰靛泥，不用酒作培养剂，用一些草、根代替。培养剂：有何首乌（苗话“掠路列”）、酸汤杆（苗话“鼓地昂”）、“一概猜”、“阿波列”、朝天灌（苗话“拨弄宗通”）、牛舌头等草药适量，搅在一起参合，用布包好

（五）阳长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纳雍阳长型苗族分布比较广，居住在纳雍、水城、六枝、织金等地。这里以水城陡箐阳长型苗族兰靛起缸发酵配方为代表。媒染，培养两用的草药酸汤杆（虎杖）、板蓝根（野生木兰）的根、马鞭稍根适量这一支系的苗族，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常到山上去采一种本地特有的蓝色花朵，加在染缸里，不仅能够增加染色是蓝色素，且染出来的颜色更加清晰。

（六）织金县阿弓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阿弓型苗族兰靛染起缸发酵配方，我们选择同一支系的六枝梭嘎乡高兴村苗寨，贵州省苗族服饰传承人熊光珍的传统兰靛发酵配方：培养剂有：草药，虎杖根（苗话“鼓若”）、马鞭稍根（苗话“瓜册”）、夜交藤根（苗话“疟怒列”）、羊蹄根（苗话“瓜波”）、鱼鳅菜根（苗语“瓜鲁列”）和一种当地特有的阔叶乔木的叶子（当地苗语叫“孟杂都”）

（七）王山寨布依族媒染剂使用王山寨是位于镇宁县黄果树镇的布依族村寨，这里的布依族裙子铁锈红染色，是贵州少数民族植物染色的一朵奇葩。她们的染色，色彩均匀，色泽洋气。镇宁是布依族集居最集中地区，三大布依族次方言区的布依族在镇宁连片居住。而王山寨浸染的铁锈红布料，在这里得到很好的销售。媒染剂：细叶狼鸡草（布依族话“固塞”），5-6斤。这种细叶狼鸡草，在贵州大部均有分布，但是在镇宁一带最多。从上述对贵州少数民族植物染色的防染剂、媒染剂和培养剂的选择使用的记述来看，无疑与各个支系所处是生态体系相关联。是不是这些植物染色技艺与材料的选定是少数民族在迁徙前就已经形成定式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其一、除了主染剂兰靛外，在迁徙前的防染材料、媒染剂、培养剂和配方没有相应的资料支撑；其二、从一些应用的材料来看只有贵州的生态体系中才有。那么只能归结为：这些少数民族在其生存的遗传密码中，就有对染色植物的感知能力，并把相应的文化带进贵州，在与特定的生态体系耦合中得以激活，使植物染色文化的技艺与内涵得到再生。一个民族生境的选择，除了历史的趋附生存需要外，首选的是对生态环境的有效利用和民族文化习俗的最小改变。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对民族迁徙的变化，要稳定得多。那么对生境的选择，就是族群最优厚的生存条件的选择，除去最基本的赖以生存的田土，还应该有对传承本民族文化所需的一些基本条件。贵州从事植物染色的少数民族，大多没有文字，文化的传承主要依靠两种传承形式：一是歌谣；二是服饰图案。歌谣的传承经常因时代的变迁，在旋律、歌词、韵味上都有所变化。而服饰图案则能够找到几百上千年的影子。贵州少数民族的植物染色所染就的图案纹饰，在其民族和族群支系里，传承最长的可以追溯到一两千年前他们迁徙进入贵州前的文化样式，甚至更为远久。比如苗族的“四瓣花”、“卐”字纹等，则可以追溯到在中原未迁徙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样式。因此，对染色植物的需求，就成为贵州从事植物染色少数民族除历史趋附和基本生存条件追求外的最大附加条件。值得回味的是，贵州“当印度洋来的暖湿气流从南亚次大陆登陆后，受到喜马拉雅山脉和云贵高原的阻挡，便沿着云贵高原南部向东游弋，在云贵高原东段与太平洋来的暖湿气流和沿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东部南下的西北寒冷气流交汇，形成一个数百里的螺旋云团。”[3]烟雨绵延，数月难见熙月，湿度极大，往往会造成多种疾病。贵州少数民族的植物染色操作过程中的主染剂和所添加的植物培养剂，对有害菌有相当的抑制作用。他们虽然在科技上比较落后，根本不知道这些染色植物的化学成分，而且在植物染色技艺的操作上，至今还沿用着原始的技法。但是他们却能够智慧地发现它们、选择它们和利用它们。其染就的服饰穿在身上，使之成为自身生存的最大“软件”———驱除或防止疾病。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些植物染色的防染剂、媒染剂和培养剂，虽然各个支系运用的材料不同，但在他们的村寨周围都能够根据自己所需找到。我们不得不说：是贵州特定的生态环境与从事植物染色少数民族文化的耦合运行，才成就了贵州从事植物染色的苗族、瑶族、布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至今还保存了祖先留下来的植物染色技艺和文化，而且还根据所处的生态体系的不同，发展了这门技艺。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嫩江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资源可以转化成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既可以积极开发文化产业核心圈层的产品，也可以开发层的产品和相关文化产品。例如，近年来火爆银屏的清宫戏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满族文化的热潮，也带动了满族文化旅游热。嫩江流域原汁原味的满族文化风情游应该变以往单纯走马观花式的粗放型开发模式，而应对当地的满族文化旅游业开发给以集约型运作，开发出多视角的旅游文化相关产品，既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要，又能为当地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例如，满族文化旅游至少要提供如下文化产品：

第一是具有浓郁满族特色的食品。表现满族的饮食习俗，清末民初时的乡谣概述得较有情趣：“南北大炕，高桌摆上。黄米干饭，大油熬汤。膀蹄肘子，切碎端上。四个盘子，先吃血肠。”又云：“黏面饼子小米粥，酸菜粉条炖猪肉。平常时节小豆腐，咸菜瓜子拌苏油。”满族饮食从满汉全席，我国最著名的、规模最大的古典筵席到饽饽、酸汤子、萨其玛、火锅等有民族特色的食品是打造满族文化特色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满族风情旅游区可以规划筹建满族小吃街，配以满族仿古建筑，服务人员皆以满族服饰、使用满族礼节接待客人，既可以直接为游客提供饮食服务，还可以售卖旅游纪念品，从而打造地方文化与商业模式相结合的互动式旅游景观模式。

第二是充满满族民俗特色的游戏体育活动。满族承其先世女真人的娱乐游艺习俗，既深受汉族等的文化影响，又保持着本民族的特色，满族人民创造了许多古老的传统体育运动，至今，有的运动形式仍在满族集居的城乡中流传着。现在已知的满族的游艺活动大约有100余种，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九联环”、“仙人摘桃”、“抓嘎拉哈”、“老鹞子抓小鸡”“、跑马冲城游戏”等，满族青少年旧时多有争力斗巧的竞技游艺活动，主要项目是骑射、跳骆驼、摔跤、举重石、溜冰、滑雪爬犁、狩猎运动、赛威虎等等。插柳射箭，在满族既是民间锻炼狩猎技能，也是一种军事体育活动。满族这些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又与时代相契合的游戏体育活动可以在相关旅游环节中有选择地开发。

第三是独具观赏性的满族舞蹈表演。满族较有特色的民族舞蹈包括“空齐舞”、“庆隆舞”、“满族秧歌”、“笊篱姑姑舞”等形式。“空齐”舞又称为“莽势”，分男女两式，一般是两人相对而舞，众人拍手而歌。其舞姿有“九折十八式”，以刚健、优美的舞姿表现满族人民古老的生产生活和对丰收、胜利的欢庆。“庆隆舞”，包括扬烈舞和喜起舞，前者为武舞，后者为文舞，皆用于吉庆宴。“秧歌”是满族人民喜爱的集体歌舞。每逢春节、元宵节等盛节必扭唱秧歌，男女老少载歌载舞，欢度佳节，甚至通宵达旦，尽情歌舞，表现了满族人民的喜悦和欢乐。满族秧歌以走大场为主，名曰“走阵”。阵式多为汉族秧歌的天门八卦阵、地门八卦阵、葫芦阵、六合阵等，表现了满族八旗官兵征战与欢庆胜利的精神。这些具有浓郁满族风情的歌舞形式，应该得到深入挖掘和开发，例如开发成文艺演出形式，制成工艺品等等，从而增大旅游项目的文化内涵。

作者：朱子娟单位：齐齐哈尔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救济式扶贫阶段，因贫困人口数量庞大，政府只能通过调解资源配置的方式进行扶贫。由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往往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当地群众难以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大多只能依靠扶贫专项资金解决温饱，客观上滋生了被救助群体依赖思想的产生。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温饱尚无力解决，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更无从谈起;开发式扶贫阶段，国家调整了扶贫工作方式，扶贫工作从单纯的外部性输入转为内部性的经济开发，在国家各部门相应政策的引导下，少数民族地区逐渐探索出适合自身特点的脱贫道路，依托本地区传统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事业，这一扶贫开发策略虽然找到了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之路，但在地域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被破坏性开发而疏于保护的现状则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隐忧。随着国家对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和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持续重视，各地区、各级党政机关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进行贯彻落实。但在实际工作中，各少数民族地区均不同程度存在着“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的矛盾情况。

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趋向以投入了多少资金、建设了多少设施、解决了多少人的温饱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是否称职的标准。扶贫政策很少关注少数民族群众民风民俗、心理流变、手工技艺等传统文化内容，很少立足于民族和地域特点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在一些地方的扶贫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不仅让路于地方经济发展，有些甚至成为了过度开发和资源消耗的牺牲品;个别地区甚至认为少数民族文化是保守封闭、落后简陋的标志，人为加以破坏，削弱了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价值。当前，扶贫开发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滞后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和自然的因素，同时也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所决定的。综合分析，主要是在思想认识上和具体做法上存在误区。

(一)扶贫开发工作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认识上存在误区近年来，各级政府通过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移民搬迁等方式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迅速脱贫致富，取得了显著成果。〔1〕但从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扶贫开发的立足点必须建立在对少数民族文化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否则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聚居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世代居住的独特地域是少数民族维持和延续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有效载体，但在这些地方，文化多样、风景优美成了贫困落后的代名词，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地方主管部门领导，将少数民族群众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视为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不惜以改变当地居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作为扶贫、减贫的有效措施，最终堕入了“越扶越贫、越贫越扶”的怪圈，同时也引发了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对国家救助依赖性增强等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可否认，当下很多地方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先发展经济、后保护文化”的错误认识。实际工作中，都愿意把投钱、给物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各级“经济发展优先，其他工作让路”的错误思想。

(二)扶贫开发工作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做法上存在误区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地处偏僻，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对滞后，经济文化发展基础也相对薄弱，造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不能根据自身实际和文化优势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式，只能听从主管部门和投资单位对当地的发展规划。近年来，在扶贫开发政策的激励扶持下，一些地方借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走上了发展民族旅游和特色产业的发展之路，既保护和弘扬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又使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摆脱了贫困，走上了致富之路。〔2〕然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过度包装、任意曲解、商业炒作等现象层出不穷。推倒旧的、翻盖新的，减掉难懂的，加上好看的……，种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曲解、破坏等乱象屡见不鲜。极大地破坏了民族传统文化原有的深层次文化内涵。若要彻底改变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中的这些短视现象，广泛听取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意愿，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建立有效的立法机制将扶贫开发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变博弈为共赢应是今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一项重要议题。

发展经济与传承和创新民族优秀文化，是一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多以“意见”、“措施”等形式出现，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要想改变当前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困境，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做支撑。扶贫开发工作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都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才能彻底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乱象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瓶颈。我们应该看到，一项法规的出台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要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思考摸索，这就需要各级党政机关和相关部门，提高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认识，引导和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确立优秀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意识。“人治不如法治”，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必须从制定法律法规、健全监督机制、培养立法人才等方面入手，全面做好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立法工作。

(一)以文化保护基本需求为出发点，建立少数民族文化立法保护体系首先，应从国家层面确立扶贫开发工作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地位，组织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并颁布《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此项法律法规应以扶贫开发工作为基点，综合借鉴国内外相关文化保护的成功经验，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时，强制性做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其次，要确立相关文化保护部门的行政主管地位，明确各省、市文化保护主管部门和扶贫开发主管部门的工作职责，区分各部门相关责任，实行以行政保护和民事保护并重的保护措施和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转变只顾开发、不顾保护的错误思路，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第三，要加大财政立法力度，地方政府用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专项拨款是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资金的重要来源，必须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财政拨款进行立法，对资金的分配、使用进行规范，明确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专项资金在当地年度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对专项资金的拨付及筹集、使用的全过程实施有效监督。

(二)从健全文化保护监督机制入手，优化扶贫开发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制环境建立、完善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开发中的监督管理机制。一方面，各级主管部门必须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查处破坏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行为;另一方面，建设部门必须科学评估建设项目可能给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带来的不利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避免因建设新项目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受损情况;第三，要建立执法检查制度，文化保护执法机构应参与各地扶贫开发规划的研究制定，利用专业知识促进扶贫开发工作的科学实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还要建立有效的信息管理体系，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三)夯实文化保护立法基础，着力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立法人才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应大力推广多年来逐步形成的“智力扶贫”“文化扶贫”等成功经验，着力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知识含量，使其认识到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根本上做好扶贫开发工作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立法人才。目前我国部分高校大多设有民族学专业，但却缺少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立法的方向。培养少数民族文化立法的优秀人才，必须先从学科建设入手，在相关高等院校设立少数民族文化立法方向，系统地研究、传授法学和民族学知识，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立法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另外，还可以多种形式定期举办法学与民族学交流研讨会，交流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立法知识，增强文化保护立法研究的可操作性。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下大力气建立并完善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立法机制，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我国面对文化保护日益国际化和法制化的必然选择。在扶贫开发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找到一个结合点，构建有效的立法机制既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又可有效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是相关部门必须深入思考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概念

世界任何国家、民族的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少数民族教育也不例外，文化背景“是指对人的身心和个性形成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根据文化学的，这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是可划分为不同类型和层次的。

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特殊本质上，而且也表现在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之间，特别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和国家宏观文化大背景的特殊联系上。这两种“特殊”构成了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特殊性。这是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本质和特殊存在的实践论据。

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不是关于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本身的本质和类型差异的概念，也不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本质和类型差异的命题，而是属于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和国家宏观文化大背景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之间联系特点的范畴。

所谓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指的是少数民族教育的不同空间层次的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背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同一性或民族属性方面本质一致性不同，往往表现出民族性差异或民族属性方面本质的非一致性。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同一性或民族属性方面本质一致性相对应的概念。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同一性或民族属性方面本质一致性指的是：主体民族教育的不同空间层次的文化背景之间以及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就总体或大部分而言主要是同一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区域性或社区性差异，而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性文化差异，因而就其民族属性方面讲，本质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少数民族教育则不然，少数民族教育不同空间层次、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文化背景，不仅具有区域性或社区性差异，而且往往表现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区别。

二、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的基本

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的基本内容主要表现和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同空间层次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性

了便于对进行分析，根据我国的通常习惯，笔者把我国教育的文化背景从空间上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微观指县和县以下行政区域文化背景，中观指省、自治区区域范围的文化背景，宏观指整个国家文化大背景。对绝大多数主体民族成员即汉族成员而言这三个空间文化层次的教育文化背景就民族属性而言往往是一致的，即同属于汉族文化背景(或准确地说是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背景)，均使用共同的汉族语言文字等。这三个空间层次的教育文化背景的差异主要是同一类型文化的不同区域文化的差别。

以笔者的故乡山东诸城县，笔者度过青年的辽宁东沟县和现在居住的北京市海淀区为例。山东诸城县可谓人杰地灵，曾出现一些有名的文人墨客和家，小小的数十里方圆之县有其独特的社区文化。但这种文化与济南市为代表的山东省区域文化，在民族性方面是一致的，这种区别只是社区性差别，而不是民族性差异。辽宁东沟县位于黄海之滨，是辽宁有名的鱼米之乡。东沟区域文化浸满了“海蛎子腥味”，飘散着“稻谷芳香”。它与整个辽宁省区域文化的关系和差异，主要体现为社区的差异，而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性差异。现在居住的北京海淀区教育的文化背景与北京市文化背景在民族性方面的一致性或共同性，也是无须赘述的。进而把这两县一区教育的文化背景在宏观空间上再向广度扩展，就是全国的宏观文化大背景。这两县一区的微观文化背景与全国宏观大文化背景，就主导方面讲，也主要是区域性或社区性差异，而不是民族性差异。

少数民族教育则比汉族教育复杂得多，其教育的微观、中观、宏观文化背景往往存在着复杂的民族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微观文化背景与中观和宏观文化背景之间的民族性差异。这类差异主要表现在非自治区的各少数民族自治县的教育文化背景方面。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县的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中少数民族文化成份占有较高的比重。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些县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有一定的民族性。

但这些自治县所属的省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低，这些省的区域文化背景主要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当然也有一定的少数民族文化因素，但比例较小)。

自治县范围的少数民族性文化背景与省范围的汉族文化为主的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民族性差异。

从全国范围看，则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文化背景与这些自治县范围的本民族性文化背景，也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以吉林省的长白山朝鲜族自治县、黑龙江省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以及笔者曾考察过的云南佤族自治县为例。这些县的朝鲜族教育、蒙古族教育以及佤族教育，其微观文化背景(即本自治县的文化背景)主要是由朝鲜族文化因素，蒙古族文化因素以及佤族文化因素所构成，也就是说具有一定的民族性。但其所属中观区域文化背景即省区的文化背景，则分别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的吉林省、黑龙江省、云南省区域文化背景，微观文化背景与中观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民族性差异。从全国范围看，这三个县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微观文化背景与省区中观文化背景、全国宏观文化背景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这种差异最明显地表现在语言差异上。微观教育文化背景是属于这些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文化区域。在这个小文化区域里少数民族往往使用本民族语言。而在中观和宏观文化大背景中，则主要使用的是汉语。

2微观和中观文化背景与全国宏观文化大背景之间的民族性差异。这类空间文化背景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范围内的各少数民族自治县。

自治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成份比例最高的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自治区人口的95%以上，其中90%以上是藏族，还有少量的门巴族、珞巴族等，汉族人口比例仅占5%。除人口外，加之青藏高原的地理屏障，与其他自治区相比自治区少数民族文化成份所占比重最高，汉族文化的影响相对少些。也就是说在自治区范围内，其教育的文化背景主要是藏族文化成份，自治区内的以藏族人口为主的各县教育的文化背景与自治区区域文化背景在民族属性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说以藏族人口为主的各县教育的微观文化背景与自治区中观文化背景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他自治区的中观文化背景中，其他民族和汉族的文化成份比自治区区域要多些，微观文化背景与中观文化背景的民族方面的一致性程度比自治区相对低些。这是自治区教育文化背景的重要特点，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特点。

但是从全国范围看，自治区各县教育文化背景的藏族性和整个自治区的以藏族为主的中观文化背景与全国多民族共同的宏观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总而言之，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空间层次的差异主要是区域性差异，而少数民族教育不同空间层次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是区域性差异和民族性差异并存。这是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空间层次差异的重要特点。

从全国范围看，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上海市、北京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陕西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西省、广东省等少数民族成份较少的省市，其省市教育的文化背景与全国宏观大文化背景的差异主要是区域性的，而、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等自治区的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背景与全国宏观大文化背景之间则是民族性差异与区域性差异并存，有些主要是民族性差异。

所谓跨文化教育“指在某个环境中生活成长的学生，到另一个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信仰都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教育，或专门设置跨文化的环境，让学生接受非本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教育”。对汉族来说，不同省区的学员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或接受教育，其改变的只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区域文化，而文化的民族属性并没有随地区的迁移而改变，因而不存在跨文化的问题。而少数民族则不然，他们离开本民族文化区到东部发达地区接受教育，不仅仅是区域文化的变更，也是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变更。由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进入另一民族的文化背景，从而产生了跨文化问题。少数民族教育的不同空间层次的文化背景的民族性差异，是少数民族教育跨文化性特点的重要决定因素和实践依据。

(二)不同类型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性

根据教育学理论，教育可划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教育三大系统。对主体民族而言，同一区域的这三种不同类型教育系统的文化背景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对占北京和上海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来讲，其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市区的社会教育，其文化背景，总体上都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民族性差异。对全国绝大多数汉族来讲也基本是这样。

但对少数民族而言，同一区域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间往往在文化背景上存在着某些民族性差异。

1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文化背景方面的民族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某些地区的小学低年级除外)教学内容中关于本社区和本民族知识虽然占有一定比例，但主要还是传授全人类共同的和以汉族为主的我国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知识。就学校传授的知识所体现和反映的背景，主要是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的共同因素，而以本地区和本民族文化为背景的知识内容，在总量上不占主导地位。我国如此，世界其他国家的学校教育大都也是如此。学校传授的知识所体现的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学校实际所处的社区的民族性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和差异性。

而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家庭和社会教育则主要是在本民族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这就是说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系统实际传授的知识所体现的背景，与家庭教育系统和社会教育系统的民族性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差异性。1995年7月20日—25日在北京举行的《跨世纪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有许多代表就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现代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文化背景、文化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冲突问题发表了意见，并提出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的理论和措施，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肯定。笔者认为以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和多民族共同的文化知识为主的现代学校教育，与以传统文化背景为主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文化背景、文化价值取向方面的矛盾性差异性，以及学校教育内容的非民族性与社会文化环境的民族性的差异，是某些民族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困难性、复杂性、特殊性所在。在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科学性的原则下，这些地区现代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统一和谐、相互促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前途和希望，改革和发展，皆在三者统一之中。有些地区有些民族早已有了诸多成功的实例。

2少数民族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在文化背景上的民族差异。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散杂居区。散杂居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大多到主体民族为主的本地区的学校学习。该地区的社会教育也是以主体民族文化背景为主的。而他们的家庭教育往往是以本民族文化背景为主。家庭教育的本民族性与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的主体民族性之间存在民族性差异。

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少数民族教职工的家庭教育的文化背景大多是本民族的，他们在家庭中往往讲本民族语言，他们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本民族的生活习俗。但是他们所属的北京市的社区教育系统的文化背景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共同文化，与该校少数民族教职工的家庭教育的文化背景，存在着民族性差异。中央民族大学的汉族教职工家庭教育则不然，他们的家庭教育与北京市社区教育系统在文化背景方面的民族性是一致的。少数民族教职工子女上初中、高中，大都到北京以汉族师生为主的学校中去，学校的文化背景与他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民族差异性。而汉族教职工子女家庭教育的文化背景与学校教育的文化背景是一致的。

3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与所属社区文化之间民族差异性。仍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中央民族大学是多民族大家庭的缩影，其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校园文化。而中央民族大学所处的北京地区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共同文化。中央民族大学的校园文化的民族性与北京区域性文化，存在着一定民族差异性。但相邻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文化背景上，就与中央民族大学截然不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园文化与北京地区文化之间不存在民族性差异。

在各省市举办的内地班和北京的中学，以及在汉族人口为主的地区举办的各类各级民族学校，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与所属社区文化之间的民族差异性问题。

(三)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性

就全国而言，少数民族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主要在民族地区举办和实施。在这些层次的各类教育的区域文化背景中少数民族的成份占有很大的比例，或者说主要是少数民族的。但是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则主要办在自治地区的首府，而有些民族院校则举办在汉族为主的发达的中心城市。民族地区高等学府所处的区域文化，各民族交融的程度较高，少数民族的成份和汉族的成份占有不同的比重。发达中心城市的民族学校所处的区域文化背景主要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的共同文化。可见，低层次少数民族教育与高层次少数民族教育，在所属区域的文化背景上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日本国的在日朝鲜人教育的文化背景也表现出上述特点，在日朝鲜人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主要举办的朝鲜族比较聚居的福冈、广岛、大阪、京都等地区，而在日朝鲜人的高丽大学则办在日本大和民族文化中心的东京都。

越是低层次的少数民族教育跨文化的因素相对少些，越是高层次的民族教育跨文化因素越多，越是能够推动民族的改革开放和进步。

由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教育在文化背景方面的某种程度的民族差异性所决定，各层次少数民族教育之间，不仅与普通教育一样需要上相互衔接和过渡，体现阶段性和连续性，而且还有一个与普通教育所不同的文化背景方面的衔接、过渡和调适的。少数民族学员离开本民族的文化区到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和中心城市的高等院校或民族院校，文化背景的跨度较大，文化环境和背景调适的问题十分重要。这种衔接、调适施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民族教育效果和质量。仅仅看到文化知识内容和层次方面的衔接和过渡，而看不到文化背景方面的过渡和调适，是不够的。

(四)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构成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

这种文化背景构成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性，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1少数民族教育以及少数民族学校外部文化背景构成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性。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少数民族教育外部的省区文化背景是由24个民族亚文化背景构成的，其中汉族文化占有较高比重。

由于我国大部分省区都是由多民族成份构成的，对这些省区而言，其省区文化之背景，就是由众多的民族亚文化系统构成的，这些亚文化系统之间，这些亚文化系统与统一的多民族共处的中观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差异性。

在多民族成份地区的少数民族学校的外部文化环境也是如此。例如，云南西双版纳民族师范学校的外部文化环境，就是由傣族、汉族等多个民族文化系统构成的。这些民族亚文化系统之间以及民族亚文化系统与统一的多民族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差异性。

2少数民族教育和少数民族学校内部的文化背景构成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背景民族性差异。我国民族地区大多拥有众多的民族成份。大部分民族地区的教育的实施者和参加者、管理者、接受教育者是本地区的各民族成员。各民族成员均有自己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这就是说在同一区域，少数民族教育内部包含着具有不同民族文化的成员，而且在少数民族教育内部各民族独具本民族的亚文化背景。这种少数民族教育内部的多元民族亚文化系统之间以及这些民族亚文化系统与同一区域少数民族教育内部各民族共同的统一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这种民族性差异甚至在一所学校内部也明显地存在着。民族地区相当部分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师生都是由多民族成份组成的，民族院校更是如此。中央民族大学教职工和学生队伍就是由数十个民族成份组成的。数十个民族的文化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多民族共同的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校园文化。在这个统一的校园文化中，各民族教职工、学生仍保持着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各民族师生穿戴着本民族服饰，操本民族语言，唱本民族歌曲，开展本民族的文体活动，本民族成员经常往来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多民族统一的校园文化中，形成了诸多的各民族的亚校园文化。各民族亚校园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差异性。

这种少数民族教育内部和外部文化背景的民族性差异和同一少数民族学校外部和内部文化背景的民族性差异，是由同一文化背景要素构成的多民族性所决定的。这种统一文化背景的构成要素和子系统的民族多元性，各民族要素和子系统之间的民族差异性，各民族要素和子系统与统一文化背景之间的民族差性的客观存在，是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复杂性的实践依据之一。

(五)国家的化信息传播的以主体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的文化与少数民族教育的民族区域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国家的新闻、广播、影视、电讯、出版主要是使用主体民族的语言或者是多民族的共同语言来进行，其所传播的内容和信息主要是以主体民族为主的多民族的共同文化。具体到某一个少数民族的内容和信息，或者说以某一个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内容和信息，在整个国家24小时不停传播的信息总量中，仅占一部分比例。即使某些民族地区现代化信息系统传播的信息总量中，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内容和信息也只是占一部分，大部分仍然是以主体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的文化背景的信息和内容。笔者于1995年12月中旬到云南昆明参加少数民族教育国际研讨会，由大会安排同与会代表一道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进行参观访问。景洪这个充满傣族情调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首府，新闻、电视、广播、电讯采用的语言形式主要是汉语。我们所下榻的宾馆的电视频道绝大多数是在传送中央台、云南台的节目，当地的傣族节目比例并不大。晚上我们到街上观赏夜景，街头的广播、电器商店放的录音录像大多都是汉族节目。甚至我们到中缅边境勐腊有关村镇，满耳听到的仍然是汉族节目，当地傣族的节目仍不多。尽管当地的傣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保持浓厚的本民族文化特色，操用着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但他们从现代化的信息传播系统中所得到的绝大部分信息都是用汉语播放和录放的，其信息和内容主要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的共同文化。这充分说明，西双版纳的民族性区域文化与国家现代化信息传播系统所传播的信息和内容，在文化背景上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东部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与地处边疆的西双版纳相隔千里之遥，但是通过现代化高装备起来的文化信息传播系统所传播的文化信息，跨越高山大川，源源不断地铺天盖地地传向西双版纳。这种跨越空间而至的“文化”对当地的教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我们不仅要看到“地面”上相接或交叉、交融的文化空间分布关系和文化联系，而且要看到“空间文化传送带”所传送的文化。

而对西双版纳的汉族来说，与少数民族不同，西双版纳的汉族学生虽然受到本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强烈影响，但他们在家里、学校和社区都使用汉语，学习和接触汉族文化为主，而且从广播听到的、电视看到的也主要是汉族文化。对西双版纳的汉族来说，他们的教育甚至大部分学校教育内部的文化背景与“空间文化传送带”所传送的文化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民族差异。

这种“空间文化”与民族区域民族性文化之间以及新闻出版影像所承载的现代化文化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传统文化之间在民族性方面的反差或差异，往往是少数民族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特殊性、困难性、复杂性之所在。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黑龙江省除了拥有我国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例如冰雪覆盖的平原、森林和绵延不绝的山岭，此外还具有相当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位于黑龙江西部地区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满族和朝鲜族等少数民族，都有着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不仅在黑龙江省内，在整个中国内陆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作为后人，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些祖先流传下来的资源发扬光大。一般情况下来说，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都囊括了博大精深的静态文化，比如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建筑；也有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服饰、食物等动态文化。因此，在科学开发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必须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旅游产品进行开发。

二、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旅游产品的内容

（一）渔猎文化景观包括赫哲族的椴木图腾柱；赫哲族进行渔猎活动的器具以及渔猎文化、鱼皮衣等；绣有各种花草团的大襟长袍、具有赫哲族民族特色的套裤和被褥、各式各样包括优美图案的生活器具；鄂伦春族的古典狩猎文化和饮食文化；无论是赫哲族还是鄂伦春族其渔猎狩猎文化都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特色，由于我国在这方面的开发尚属空白，因此具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二）游牧文化景观在我国黑龙江西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具有很丰富的生态资源，除了有各式各样的植物，还有国家珍惜保护动物丹顶鹤；此外，少数的蒙古族部落，也带来了非常具有蒙古族特色的饮食文化，烤全羊、奶茶等。

（三）农耕文化景观分布于该地区的朝鲜族、满族、达斡尔族他们同汉族一样属于农耕社会，但是同传统的汉族农耕文明又有很明显的差距，这也是很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此外，满族历史悠久的“弯子炕”、朝鲜族鲜明的民族服装等，都是具有一定开发空间的文化旅游产品。

（四）宗教文化景观黑龙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文化也异常丰富，且这些宗教文化都蕴含到了日常的民族服饰、民族首饰中；能够让游客体验到在我国中原地区所无法领略到的另类宗教气息。

三、对于该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旅游事业发展的设想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开发、发展、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事业既可以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对于文化的推广也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研发、推广做为目标，有步骤、有依据的推动黑龙江省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产业化进程，为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播及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近些年政府对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各种帮扶政策，落实的非常到位；此外，政务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少数民族地区依托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发展旅游业脱贫致富，在我国也有先例；其次，黑龙江地区在我国是一个地理位置很特殊的省份，那么黑龙江人应该抓住这些先天优势和老祖宗留下的光辉遗产利用政府的优秀政策，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建立人文气息浓厚且囊括自然景观的少数民族风俗文化村，并依托黑龙江西部地区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着重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建设、开发，并进一步扩大开放，除了对当地区的环境有待加强之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播也有一定的帮助。例如，建立满族、朝鲜族、达斡尔等民族风俗文化村时，以当地优美的自然美景作为依托，开发该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提高游客对我国少数民族灿烂文化的认识。

四、开发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旅游产品的效应

（一）社会效应在人文旅游中，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旅游资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对于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播，各民族的团结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二）经济效应对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研发，将为该地区争取到极大的经济及社会效益，对于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就业问题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体可以参照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旅游文化发展。

（三）生态效益黑龙江省西部除了拥有非常丰富的人文生态资源之外还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自然生态资源，在对该地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同时，还能对当地自然生态的资源，起到一定的保护。

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此外，我们也必须客观的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普遍较慢，对于其文化旅游产品的研发推广，还要从客观上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为前提。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一、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

少数民族文化既是本民论文联盟族的、又是世界的；传统和现代的有机统一。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该民族所特有的精神和价值取向，是维持民族延续，促进国家发展不竭的精神力量。加强教育中传统文化的渗透，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使艺术教学真正达到“心灵共振”的效果；提高学生对自然的壮观和生命之美的感受能力；启发学生对艺术敏锐感知能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长时间积累、孕育出的了文化体系，同样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积淀和结晶。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在平面设计教学中有利于促进平面设计教学全面发展，体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有利于教学中吸收和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各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与平面设计相碰撞擦出当代设计元素的火花，弱化对外国平面设计的模仿，形成一种属于中国的平面设计风格，越来越得到平面设计从业者的高度重视。罗绮所创作的《黄梅》，以我国传统的水墨手段给艺术以新的体现，在营造中华传统“高洁”的基础上，用简洁与朴素的视觉表现形式，将“傲骨、高尚、坚毅、坚强、坚忍不拔”的寓意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是现代平面设计视觉艺术和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完美体现。民族和国家要想取得发展、文化要想取得传承，就应该立足世界，敢于吸收、勇于融合，只有这样，民族和国家才能真正成为自己民族文化的主宰者。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平面设计教学一定会在继承我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找到发展的基础，利用少数民族文化具有的独特风格和意义扩大创作的空间，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传承。

二、技工学校平面设计教学的现状

“平面设计”这一名词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平面设计课程的设立不过20年的时间，平面设计教学从内容、方法和设计思路来看存在这过于单调、简单模仿和学用分离的现象。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做过各方面的努力，许多努力过于追求现代元素忽视中国因素的继承致使教学效果不佳。面对社会发展、市场需求和教学的要求，平面设计应该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促进教学和设计的多元化。

1　教学过程中的简单模仿

许多教师在平面设计教学中简单模仿国际成型作品，这使得学生的创新意识薄弱，学生所设计出的作品枯燥无味、缺乏时代感、欠缺设计灵性。

2　教学过程中缺乏创意元素

学生的思维原本是广泛并且活跃，他们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经常会创作出意想不到的作品，但是一些教师“言必称希腊”，将平面设计教学局限于对西方艺术的临摹，缩小了学生设计的基础、取材的范围。

3　教学过程中缺乏创新意识

我国平面设计专业的课程安排侧重结果和技术，忽略了设计的思维过程，有的教师甚至把其他种类教学方式“移植”到了平面设计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关注学生参阅成型作品和在此基础上的行艺术创作，忽略艺术作品在创作时的思维体系、设计内涵和设计寓意，长此以往欠缺了对自主创新意识的培养。

4　教学过程中轻视民族传统文化

平面设计教师没有正确理解和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有轻视和否定的认识。教学中突出的是现代特色和世俗风格，缺失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文化精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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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面设计教学融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建议

1　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在平面设计中的作用

当前的平面设计理念不仅是对现代设计观念与设计思维的融合，同时也是对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丰富，也只有这论文联盟样得理念才能创作符合时代特征作品。平面设计的过程也是一种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共鸣。平面设计教学要以民族文化的发展为己任，把平面设计着眼点放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上。平面设计教学离不开设计观念的更新和再造，也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化的供养。用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手段表达，将现代平面设计思想融入当，使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精髓统一于平面设计过程中，会使平面设计更加具有文化特性，在少数民族文化得以焕发新的生机基础上，让平面设计教学更加具有自身的内涵和意义。

2　创新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教学模式与理论体系

平面设计教学应把重点放在完善平面设计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知识架构上，切实改变当前单纯的课堂设计教学模式，鼓励学生真正的走向市场，善于发现社会对平面设计的需求，逐步减少枯燥单调的教学理论的灌输，使学生能够在与社会的交流中对传统文化在平面设计中的作用有一个正确认识。创新作品设计的思路与设计流程，使学生带着兴趣进行学习的同时，也开阔了眼界，鼓励学生将充满创意的思维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使他们具备平面设计的应用能力与策划实施的能力。

3　深刻领悟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我国的传统文化深刻体现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整体造型呈现的气势以及“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表现手法，都是平面设计中需要借鉴和吸收的。有着千年历史的少数民族文化图案，至今仍呈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深刻影响着现代平面设计。进行平面设计教学时，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内涵的理解，使学生能够从历史、地理、民族等不同方面独立地分析少数民族文化图案的创作思路和过程。

4　提高教师在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素养

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课堂的主导，其自身必须对少数民族文化了如指掌，才能把传统文化更好地贯彻到教学的整个过程。教师需不断接触一些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知识，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增加自身的知识含量，这样，才能更好地把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到平面设计教学当中。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根据章程，研究委员会一届4年。在第一届届满之时，请允许我再次回顾研究委员会设立、发展之历程。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教授在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二十载，在白先生个人努力和带动下，逐渐凝聚起了一批致力于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学者。2008年9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首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在这次的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呼吁成立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并由中央民族大学牵头，成立筹备委员会。

成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会的设想得到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2009年6月6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过讨论和表决，同意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筹备组建“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白润生教授为会长候选人。论证申报材料准备齐备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报送国家民政部后，不曾想白润生教授年龄已超，不符合国家民政部规定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负责人不得超过70岁的条件。为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有学术交流平台，更好地推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凝聚全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力量，以免白润生教授及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者、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诸多努力付之东流，中国新闻史学会提议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另择他人作为会长人选。经过讨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推荐副院长赵丽芳副教授为会长人选，继续筹备学会申报工作。2010年6月，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上，组委会将此事通报给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代表，大家以推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为重，一致同意推举赵丽芳为会长候选人。

2010年11月26日，在厦门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上，批准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赵丽芳为“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会长候选人。随后再次经过材料准备，经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报送国家民政部后于2011年7月获准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负责人为赵丽芳，秘书处设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1年12月3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并在第一次理事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章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中国传媒大学益西拉姆教授、河北大学白贵教授、西北民族大学牛丽红教授、民族学院周德仓教授当选为副会长、常务理事。新疆大学帕哈尔丁教授、中南民族大学高卫华教授、大连民族学院于凤静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刘立刚副教授当选为常务理事。中央民族大学刘立刚副教授担任学会秘书长。白润生教授为学会名誉会长。2013年，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增补兰州大学张硕勋副教授、贵州民族大学颜春龙教授为常务理事，西北民族大学副会长变更为刘俭云教授。2015年，在中南民族大学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增补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主编陈玉文高级编辑为常务理事。会员单位集中在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除以上会长单位和常务理事单位外，还有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延边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湖北民族学院、新疆石河子大学、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宁夏大学、内蒙古大学、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红河学院等，此外，还有来自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个人会员。

在少数民族新闻史二级分会第一届届满之时，请允许我代表学会对以白润生先生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新闻史书写者、研究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白先生为学会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批学者的努力改写了中国新闻史的书写方式，让民族地区的媒介史研究得以有一席之地。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赵玉明教授、前任会长程曼丽教授对二级分会抱以厚望，对设立之事给予多次指点；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处刘书峰、邓绍根老师为准备申报材料，忙前忙后，尽心尽力；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会对分会设立之事予以周全考虑和支持，内部虽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理事还是投了支持票。对研究会发起单位、会员单位多年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会员规模虽然不大，但相对稳定，辨识度较高，认同感较强。对学会成立以来承办会员大会、常务理事会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的中央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新疆石河子大学、云南红河学院、中南民族大学以及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与中国新闻史学会其他分支机构相比，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规模较小，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学术共同体。但它在当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更加不可或缺。学会也正在通过学术研究，智库发声，努力扩大社会影响力，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研究会成立4年以来，较好地发挥了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领军作用，团结全国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为促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推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向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成立大会之外，分会还举办了4次会员大会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2014年，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举办“民族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分论坛。可以说，研究委员会近4年主要开展的工作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日益繁荣，影响力不断扩大，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的学者构成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中坚力量。4年以来，研究委员会理事单位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集团军，呈现出了多中心、多面向的研究特色和良好发展态势。以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为代表的西北高校社会媒介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以民族大学为代表的陕西高校媒介史研究、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以云南大学为代表的南方高校的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以大连民族大学、延边大学为代表的东北少数民族媒介史研究；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新疆地区高校的单一民族媒介史，中亚传播研究；内蒙古高校的蒙古文媒介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民族语言媒介史等均产生了一批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是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将民族志传播学作为重点科研方向，张硕勋、张利洁、王芳、刘晓程等团队成员专业背景以民族学、人类学、新闻学为主。张硕勋副教授多年关注黄河上游藏区生活变迁中的媒介角色研究，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等学科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大众传播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以甘肃藏族地区为例》。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多位中青年教师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李克副教授的专著《冲击碰撞下的交流与融合――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与对策研究》、朱杰副教授的专著《徘徊与踌躇中的抉择――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是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科近年来这一领域的成果体现。

民族学院（2014年更名为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社会发展的重大背景下准确寻找坐标，以新闻传播为研究主题，构建学科特色，在新闻传播史、中国藏语报刊史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领域成果丰厚，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周德仓教授是这一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在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0周年院庆之际，又出版了《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文集以及《涉藏文献索引》。

云南大学是南方高校进行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基地，在用民族志方法进行传播学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科研团队。郭建斌教授在《独乡电视》后，又以云南迪庆、四川甘孜和昌都藏区为考察对象，研究农村电影放映员的社会角色及其变迁，以及国家话语、精英话语、民间话语对藏民认知的影响，出版了《寻找格桑梅朵――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孙信茹、杨星星、陈静静等中青年教师也将研究投向少数民族传统乡村社会，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是中部高校进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区域中心。中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学术团队以高卫华、陈峻俊、黄迎新等教授为中坚，相继出版《民族文化传播与地方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现代媒介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报告》《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等。武陵山区民族文化传播的调研报告也多次得到湖北省领导的批示。西南民族大学李谢莉副教授对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新闻媒体关注较多，林晓华副教授对新媒体与民族地区信息传播关注较多，均有多篇相关。

大连民族大学研究重心在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格局与区域史，于凤静教授是主要的研究者。延边大学朝鲜语媒介史的研究同样具有区域优势与学科特色。

河北大学白贵教授、金强老师的回族身份，使他们将中国近现代回族报刊史纳入研究视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回族报刊史》以优秀结项。

内蒙古高校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蒙古文新闻媒体研究为主要代表。乌云教授是主要的研究者。但因为研究主要以蒙古语文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界的交流较为困难，研究成果与传播受到一定限制。

新疆大学处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富矿中，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传播研究也具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论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科研团队，较早期有阿斯买・尼亚孜教授、帕哈尔丁教授，近年金玉萍教授成为新生力量，其专著《电视实践：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对一个维吾尔聚居的村庄进行民族志调查，探讨村民的日常生活电视实践及其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是学科重点建设方向，在白润生教授引领下，已经形成了一支中青年教师为主的研究力量，在继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论领域的研究之外，还着力研究民族地区媒体的传播效果、功能与受众，研究民族地区新媒体发展，并与日本学者、台湾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拓展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视野与资料搜集渠道。史论方面，白润生教授集结多年研究出版了《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既有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也有对新问题的思考；王晓英副教授的专著《民族新闻传播简论》是多年讲授民族新闻理论的结晶；赵丽芳副教授专注于民族语言媒介历史与功能的梳理，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王斌老师多年关注、新疆的电视传播效果与影响力研究，著有《少数民族地区电视传播效果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方面，岳广鹏副教授著有《冲击、适应、重塑：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范小青副教授多篇论文关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在中央民族大学新闻学专业开办30年之际，最重要的转向与结构调整，体现在新闻学（藏语基地班）的开设。面向藏区招收母语为藏语的学生，培养“懂国情、厚基础、宽视野、强双语、重实践”的藏汉双语新闻传播人才，既是国家战略之急迫，民族地区之需求，也是学校办学、学科建设之特色的体现。

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民族地区新闻媒体的建设与发展多有关注，专设栏目，刊发了大量的相关论文。在陈玉文主编及编辑部的努力下，内容质量大幅度提升，已经成为继《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之外，刊发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的主要平台。

以上例举难免挂一漏万，有待更全面的综述研究产生。作为一届会长，本人尽自己最大力量投身学会的各项工作，尤其学会初创阶段各种规章制度尚未形成，头绪多，问题多，基本疲于应付各种事务性工作，很多设想中的工作尚未开展。虽然在以上梳理中，近4年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初具规模、初有成果，但与早期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成绩相比，尚未产生新时期的具有学会特色的标志性成果。各会员单位也还是以自己的行政单位为大本营开展工作，学会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学科共同体凝聚作用，对此深表歉意。

衷心希望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在未来新一届常务理事会领导下，弥补过去之不足，扬长避短，真抓实干，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等领域产生更多标志性成果；通过吸引、汇聚更多学科、不同背景的学者关注并研究民族新闻传播，创造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本届年会参会者来自新疆、、云南、湖南、江苏、广西、内蒙古、宁夏、吉林等地区以及越南、新加坡等国家近110人，会议收到论文八十余篇。本届年会共设三个议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回顾本届年会，本文拟从如下四方面对其进行综述。

一、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

跨界民族指在国家行政概念下被人为划分或历史上因自然或战争等原因造成的族群迁徙，使得同一族群在当下分属于不同国家，实际形成跨界而居的民族。据田联韬先生统计“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只有21个民族是非跨界民族，如果减去其中的撒拉族（撒拉族族源来自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也可解释为跨界民族），非跨界民族只有20个，跨界民族共有35个，占我国少数民族的绝大多数。”①学界对于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一方面是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经过长期积累后必然要经历的发展阶段。有关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虽然在近年受到学界的重视并被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但受条件所限对其研究仍处于滞后状态。

本届年会特设“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专题，但相关文章数量较少，这也正说明此领域的学术空间较大。王桂芹的《从“跨界”一词看我国边疆地区民族音乐研究》一文，从“跨界”一词的历史渊源入手，从“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的音乐研究”、“我国的跨界民族大体分为三类”、“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着[点”三方面对我国跨界民族的音乐研究给予了关注。阮清河《从中越文献看越南琵琶的起源及历史发展》，对中国和越南相关历史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在诸多证据的支持下，最终得出越南琵琶更可能是由扶南国（现越南南部）传入到林邑国（现越南中部）后近一步发展的结果，质疑了前人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这种跨国的文献比对也是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

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该议题涵盖研究范围较广，也是本届年会论文数量最多的一项议题。纵观年会论文，该议题的研究方向和角度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个案及现状的调查、研究等。就论域而言，个案研究可以涵盖现状研究，本文将二者分别列出意在强调二者相异之处，以及二者在音乐文化研究中不同的功用。

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个案研究

作为民族音乐学重要的研究方向与方法，对民族音乐文化做微观个案研究历来是国内外音乐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本届年会论文所涉音乐文化个案研究，就传统音乐分类而言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等三类。民间音乐中又包括民歌、乐器与器乐、歌舞音乐等。就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而言，涉及音乐形态及文化语境研究、民俗与仪式音乐研究、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等方面。

音乐形态及文化语境研究方面：吐尔洪·司拉吉丁《吐鲁番“纳孜尔库姆”的艺术特征及文化社会功能》，对“吐鲁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歌舞乐”——“纳孜尔库姆”的艺术风格与特征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阐述了“纳孜尔库姆”在吐鲁番维吾尔族文化中的文化功能意义以及在民间语境中重要的民俗意义。石娜·沙里江《关于哈萨克族婚礼习俗及其音乐的若干调查与研究》，以哈萨克族传统婚庆礼仪为视域，从“哈萨克族婚庆礼仪的基本特点”、“哈萨克族婚庆礼仪音乐的基本特点”、“哈萨克族婚庆礼仪音乐的形态特征”三方面，阐述了哈萨克族婚庆礼仪的民俗语境及其音乐形态特征。齐柏平《楚人“流徵”今何在 土家长歌传四方——论流徵在土家族民歌中的存在情形》，运用历史音乐学中逆向考察的方法，并结合音乐形态学来分析土家族音乐。通过举例并分析土家族民歌，意在追溯当代土家族活的音乐形态及其文化释义。来自新加坡的董大卫的《当代马来民族音乐中木卡姆音乐现象的延续》一文，作者观察到伊斯兰教影响下马来民族音乐中带有木卡姆音乐现象的音乐不断在民间延续、发展。文章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试图理解宗教之于音乐的影响，阐述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建立及推进与宗教虔信的关系密切，同时音乐也反映了新兴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取向”。

民俗与仪式音乐研究方面：王慧《论维吾尔族“Toy”仪式场域下“吐鲁番木卡姆”表]的循环结构》，文章将“吐鲁番木卡姆”置于人生礼仪“Toy”（婚礼）仪式的场域中，从仪式行为层面出发，运用仪式音乐研究理论中的“定——活两级变量”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对吐鲁番地区鲁克沁镇的维吾尔族传统婚礼仪式音乐进行由表层到深层的文化考察与阐释。王风莉、鲍燕《普米族丧葬仪式及其音乐研究》，文章以普米族丧葬仪式活动实例为例，从信仰观念、仪式行为、音乐本体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普米族丧葬仪式的音乐形态和文化特质。

音乐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格桑曲杰《从囊玛歌曲“阿玛勒霍”的原型歌看其“囊玛”音乐的流传与]变过程》，通过对囊玛歌曲“阿玛勒霍”及原型歌（母体）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原型歌流传、]变过程的分析，论证了囊玛音乐构成中存有日喀则西部酒歌等民歌因素。并阐明了囊玛形成于日喀则西部一带，后流传至日喀则、拉萨等城镇地区，并不断]变、发展的历史背景。楚卓《中越民歌〈过桥风吹〉的比较研究》，在深入历史、关照中越边境歌谣文化流变性特征的前提下，对实地调查中收集到的十余首共同流传于中国京族和越南地区的民歌《过桥风吹》的不同版本进行了音乐形态比较和文化解读研究。

2.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中国民族传统音乐研究历来将田野调查作为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立足于田野工作的传统音乐现状研究可以弥补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断层”现象，也可相对弥补学界一直存在的理论研究滞后于现状的问题。可以预见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崔玲玲《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与坚守者：行走在田野调查工作路上的一次次感动》，以实地田野调查为切入点，在表达对被采访对象敬意的同时也对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进行了反思，正如作者感言：“正是因为有这样许许多多的民间有识之士，才能让我们对他们的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探讨，他们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被其他的民族文化所侵蚀，全力地诠释和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是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和坚守者，是我们必须向以致敬的民族智者”。刘雪英《赫哲族“伊玛堪”调查研究综述及其生存现状阐释》，文章对赫哲族“伊玛堪”相关资料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同时作者依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发现“伊玛堪”说唱音乐正濒临消亡，文章对此生存现状给予了关注与阐释，并提出对“伊玛堪”说唱音乐进行保护的具体措施。杨红《“辽阔富饶的阿拉善”——对民俗节庆中阿拉善民歌展]的考察与思考》，该文以作者近年对阿拉善民歌的实地调研为基础，特别是对阿拉善长调民歌在蒙古族民俗风情和节庆活动中的音乐展]活动所进行的景深体验和田野记录，从中解析当下阿拉善民歌的音乐特质、生态格局和厚重的文化内涵。

3.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随着国家从行政角度对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给予关注与引导，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有关民族音乐保护与发展的学术探讨也因其日益成为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而备受关注。

刘阳生《关于花儿的保护与传承》，该文从花儿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出发，建议将保护花儿的工作列入政府发展战略。并从“在普及基础上培养和提高民间歌手和专业]唱者的]唱技能”、“编写花儿教材及花儿声乐教学法”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保护和传承花儿的有效方法与措施。徐欣《浅析乌江流域土家族山歌及保护利用》，文章论述了乌江流域独特的土家族山歌的艺术特征及文化意义，并关注其生存现状与传承困境。同时作者对土家族山歌“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做法给予了极大的认可，认为其是土家族山歌保护与利用有效的尝试。覃金盾《从广养歌圩和敢壮山歌圩的比较看壮族歌圩的变迁对壮族山歌传承的影响》，文章提出传统歌圩和现代歌圩的概念，通过对形式、规模等保存较为原始的广养歌圩和政府行为较多、经济因素和旅游因素分量较大的敢壮山歌圩的比较研究，探讨了经济、旅游因素及政府行为对壮族歌圩

和壮族山歌传承所产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三、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

教学改革研究

中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正式开设民族音乐理论课程已经近30年，回顾其历史不难看到相关教学在内容、模式、思维等方面均表现出无限延伸的发展趋势。本届年会再次将此问题作为议题，意在相互学习、交流、共享近年来本领域新的发展趋向与成果，促进、优化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民族音乐教学工作。

蓝雪霏《我可以拥有不一样的天空——台湾南投县信义乡东埔布农族原声音乐学校校长访谈实录》，通过对校长的访谈并借鉴口述史的某些写作方法，从“音乐不是目的”、“唱出自己的声音”、“办出自己的文化价值”三方面阐述布农族原声音乐学校的办学宗旨与目标以及给我们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启示。张应华《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及其文化背景》，梳理了贵州学校将苗族音乐引入学校教学的历史脉络，并将其做了阶段性划分。作者认为贵州苗族音乐在学校教育中传播的萌芽、创建、扩大和反思，与近半个世纪社会文化背景、教育文化背景以及音乐教育研究的变迁密切相关，据此作者提出了对民族音乐进课堂教学的看法与期望。另外，石应宽《〈跨世纪的乐章〉——乌蒙山区民族音乐和艺术教育历史的回忆》，是石先生总结自己过往经历写成的一部130万字的专著。本次会议先生将其专著内容做了框架式介绍，专著从三个不同时期叙述了乌蒙山区音乐和艺术教育的发展情况，令与会学者感触颇深。我们应该向这样为我们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和教育事业付出极大热情的前辈学者们致敬。

四、其他类研究

从本届年会整体论文来看，出现了一些多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某些学界较少关注到的研究领域本次会议也有涉及。该类论文数量较少，但作为学科新的发展趋向之一应该被学界所关注。

蔡际洲《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30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文章建立在地理空间、文化变迁、历史语境等角度，对近三十年来（1980—2010）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和综述。依此作者认为，30年来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发展特点是：“研究对象不断拓展”、“研究视角趋于多样”、“学科意识日益增强”。侯燕《蒙古族传统音乐中“马”的审美尺度》，该文以音乐美学为视角，以蒙古族传统音乐中“马”的审美尺度作为切入点，分别从审美观念、音乐结构形态两个方面探讨蒙古族传统音乐中“马”的审美尺度问题。李建军《音乐组合视域下的民族传统音乐转型——以蒙古族九支音乐组合为例》，文章以现代民族音乐组合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蒙古族九支现代音乐组合，阐明了现代民族音乐组合是民族传统音乐的转型，现代民族音乐组合承载着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一历史使命的结论。陈波《城市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以成都市藏族群落为个案》，该文从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切入，以成都市藏族群落为研究对象，从文化交流、文化互动、文化变迁等方面阐述了城市藏族音乐的现状及其文化意义。文中作者也呼吁应有更多学者关注都市，关注城市里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作者认为这是民族音乐学者的责任，同时也是机遇。

结 语

纵观本届年会，参会学者多，论文数量也较多。论文所涉及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传统音乐的各个领域，但也存有不足之处：1.论文数量多，但论文质量亟待提高；2.研究领域广，但研究不够系统和均衡；3.学者数量多，但合作、团队研究较少。

本届年会的另一项重大议题，是召开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根据大会民主选举，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教授被选举为新一届会长。相信赵塔里木会长将带领学会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同时，会议决议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四届年会将于2014年在贵州举行，这也是继1984年在贵阳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后，为了庆祝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成立30周年又回到出发地的一次有特殊意义的会议。贵州省政府文化部门也表达了对学会的祝福和支持，并派文化厅的领导专程到乌鲁木齐进行“接旗”仪式。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已经成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最权威的组织，相信未来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将更加成熟，为我国民族音乐的繁荣与发展做出更大的努力与贡献。

①田联韬《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初探》，《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未正式出版），第164页。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档案 硕士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

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民族档案，这些民族档案是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是国家档案全宗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少数民族档案研究日益成为档案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档案学领域也相继出现了一大批定量分析相关主题的成果，但从博硕学位论文进行分析研究的却不多见。鉴于此，本文拟用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对具有一定学术研究水平的博硕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少数民族档案研究成果及特点，以期对该领域档案研究工作理论和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一 概念界定

1960年8月国家档案局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少数民族档案”的基本概念，但是并未给出一个完整内涵和外延，之后，有许多学者分别发表文章进行探讨，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才是少数民族档案。杨中一等学者认为凡属于反应少数民族问题内容的档案，无论什么载体形式、书写形式，都应视为少数民族档案。[1]张鑫昌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档案应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少数民族档案即以某少数民族文字符号等方式记录和反映本民族自身历史和现状的原始记录;广义的少数民族档案则是各个时代的一切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关于各少数民族的具有一定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符号的原始记录。[2]

综上所述，以少数民族文字作为划分标准的观点有失偏颇，有些少数民族没有形成本民族文字，有许多档案是用汉字写的，这样划分不利于少数民族档案的开发和利用。此外，单从少数民族档案的来源来定义也是不客观、不全面的，故综合来看，张鑫昌等学者的观点就比较全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事实上大多数学者也一致认为少数民族档案除了具有一般档案的特点外，还要具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它应当是少数民族的各种社会组织或某些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反映本民族活动的原始记录。[3]

二 数据来源和统计方法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的博硕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超星“读秀知识库”中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为搜索平台，辅于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云南大学图书馆联机目录查询系统以及各学位授予单位图书馆收藏的博硕学位论文库，以少数民族档案研究涵盖的各个主题：“民族档案”、“少数民族档案”、“民族档案史料”、“民族历史档案”、“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等为主要检索字段加以检索，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具有多样性，故又以各少数民族作为检索字段逐个检索，最后对检索结果进行核对筛选，剔除重复收录的情况，选择研究性学术性较强的来分析研究。

三 统计结果及其分析

通过检索统计，截止到2014年，以少数民族档案为研究主题的学位论文共计70篇，其总体情况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认知。

1.年度分布。对某个领域的研究可以从年度分布的角度来把握该领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研究状况。如表1中的数据显示，有关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博硕学位论文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起步，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梅先辉以《我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料初探》为题，发表了第一篇研究少数民族档案的学位论文，之后如表1所示，1991-2004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停滞不前，发文量均为1篇，并且在这期间还出现过时间断层，如1992-2006年，1998-2001，2005年关于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学位论文均为零，但是这并不说明该时间段没有相关博硕论文涉及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其原因可能是本文所依据的平台对少数民族档案学位论文的收录有所遗漏。到了2006年，研究开始呈现平稳缓慢上升趋势，2009年，论文量出现了大突破，有10篇相关学位论文，这说明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开始受到了关注。2010年至今，少数民族档案研究方面的学位论文保持一种较平稳的发展趋势，其中2012年是发展的最高峰，高达12篇，少数民族档案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人们对其关注逐渐增加，其研究涉及的学科和研究队伍逐渐发展壮大。

2.学位授予单位。对博硕学位论文授予单位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历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在各学位授予单位的分布情况，分析各自的特点与研究领域的差异，从而对各学位授予单位关于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队伍做出客观评价，正确认识各单位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氛围，以期对彼此之间的合作提供研究提供参考。

3.论文级别。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多样性的特点。当然，博士学位论文较之硕士学位论文在结构和内容上相对来讲要更加系统和全面，研究内容除了涉及基本理论的阐述外，还包含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论证， 对研究对象的说明更具有深广度。通过对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博硕士学位论文级别分布的统计，来进一步分析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水平和动态，以便为今后的课题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统计结果显示，博士学位论文共计15篇，占总数的21.4%，硕士学位论文共计55篇，占总数的78.6%，这主要是因为学位授权点和招生数量的差异。总体来看，有关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博硕学位论文逐渐增多，且研究越来越深入和系统，高层次的研究逐渐加强，这就为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储备，因此我们相信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成果将更为丰富、更具价值。

四 结论

1.研究的主要特点

首先，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具有学科体系多样化的特点。它是民族学与档案学的交叉学科，其内容涵盖了民族政治、民族文化、档案史料、档案编纂等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学科与学科之间内容的交叉与融合，一些新兴分支学科如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少数民族档案法学、少数民族医药档案学等也逐步兴起与完善。其次，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内容具有多元化、广泛化的特点。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遵循简单到复杂，单一到多元，表面到本质的认识过程。民族档案研究也不例外，初期的民族档案研究主要集中于史料、史料编纂方面的研究，就史料来谈史料，而到了中期开始逐渐涉及到档案编研、档案保护，后来又延伸到档案的开发和利用、民族档案馆的构建、档案事业的建设等方面，研究内容呈现多样性特征。再次，少数民族档案系统化的研究逐渐展开。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是我国民族档案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统计的70篇学位论文中有的专门研究满族历史档案、蒙古族历史档案，还有的研究瑶族、白族、傣族等不同民族的历史档案。

2.研究对策

首先，立足现有的研究基础，深化既有的研究领域，拓宽新兴的领域，强化民族档案收集、整理研究，建立和完善民族档案理论体系，注重档案事业体系的建设，提升该学科在档案学与民族学中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让该学科成为一个重点学科。其次，加强各学科领域之间的互助合作，逐步完善研究教学体系，各单位之间依据研究的不同侧重点建立信息网络平台，提供教学和科研信息，培养学科带头人，形成学术团队。[6] 再次，扩展研究范围，平等对待每一个少数民族档案研究，保持民族档案研究主体的多样性，不仅重视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也要重视其他少数民族，对关系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全局的一些热点、重点、难点等战略性问题，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主观能动性，集中优势兵力协作攻关。最后，要注重把握民族档案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大都融合了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内容，这些知识以口耳相授的方式在民间流传，我们称这部分档案为口述档案。因此我们在研究少数民族档案时既要依托现有史料，还要深入实地进行考察访问，以便更客观全面地了解少数民族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1]杨中一.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及其管理[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

[2]张鑫昌、郑文、张昌山.民族档案学刍议：特征与任务[J].思想战线，1988.（1）.

[3]裴桐.让少数民族档案的花朵盛开[J].档案学研究，1988.（1）.

[4][5]陈海玉.三十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现状与趋势[J].档案学通讯.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