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音乐论文范文

少数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1篇

（一）陌生化叙事对影视文本空间的拓展

“间离”一词可追溯到西方最早的异化学说，意为疏远之意，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来解释，人们熟知的事物是没有感官价值的，只有当人与熟悉的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从中获得非同一般的意义，德国戏剧学家贝尔托?布莱希特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划时代的间离戏剧理论，指出通过“陌生化”的离情作用可以激发观者对感官对象的全新感受力，“间离”由此进入艺术创作领域，特指一种促使观众保持惊异的陌生化视角看待音乐、戏剧以及舞美的艺术手段，我国针对少数民族音乐的间离效应研究也正是源自其天然具备的陌生化禀赋，特别是在陌生化叙事方面，少数民族音乐承担着拓展影视文本空间的重要功能。纵观我国百年电影史的音乐创作历程，少数民族音乐参与叙事的独特审美趣味徜徉其中，其成功之处在于满足了影视创作对新鲜音乐形式的捕捉。首先，少数民族音乐为影视作品提供了纯粹民族化的听觉元素，对于汉族影视观者主体而言，猎奇心理所带来的间离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早期电影如《草原上的人们》、《五朵金花》、《刘三姐》等等甚至“照搬少数民族原生态民歌来创造陌生化效应下的异域之美”，但如果少数民族音乐仅仅作为负载特殊意识形态的民族想象物而参与影视创作，那么其间离使命便会缺乏真实的艺术感染力。影视创作本身包含了曲折离奇的故事叙述以及围绕故事叙述的音乐情绪表达，少数民族音乐的摄入需要对原生态曲调进行改写从而适应影视创作的需要，这种改写之中必然蕴含着基于差异性叙事风格的间离效应。例如我国科幻影片《超新星纪元》为了配合科幻主角的身份特征，“从头到尾贯穿了电子合成技术制作的电子音乐”，但在最后展示主人公面对未知的顽强信念时却突然使用鄂伦春族风琴配合口哨音乐来传递人声的亲和力，金属味浓厚的电子乐与温暖人声的矛盾交织拓展了剧情的表现层次，将对科幻理想的简单陈述提升到对人类生命信仰的保留。可见，少数民族音乐间离效应的影视应用不仅仅是为了听觉与视觉缝合的陌生化需要，还是基于合理的“疏远”与“异化”来延伸叙事空间，适应艺术多义性的内在追求。

（二）满足自身与影视创作经验各异的自我表达

少数民族音乐间离效应除了具备陌生化叙事的天然优势，还拥有影视场景描绘的变奏功能。“变奏”是指影视创作对节奏的把握，音乐在影视作品中的嵌入需要严格地控制时间，“促使音乐与影视画面的出现、跳跃、滑行以及消失密切配合”，在此方面少数民族音乐鲜明的力量感与长短交替的歌调变式更有利于影视画面组接的视觉冲击。对少数民族影视配乐进行横向分析可见，少数民族音乐选择的多样性与音乐语言使用的规律很好地适应了不同时期影视创作的需要。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悲情剧采用古筝、琵琶、二胡等少数民族弦乐小调来表达沉重、怜悯的主题情绪，例如《甲午风云》中的侗族琵琶配乐，《嘎达梅林》中的马头琴独奏；在20世纪80年代的战争片中，少数民族打击乐器的大调式音乐意境悠远，民族风格浓郁，在革命题材的影视参与中广受好评，例如《洪湖赤卫队》的经典插曲《信天游》；《上甘岭》的《沂蒙山小调》；20世纪90年代的喜剧片则常见笛子、唢呐等少数民族管吹乐器，旨在为影视创作融入活泼、欢快、喜庆的民乐样式，代表配乐如《五朵金花》中的白族歌曲《蝴蝶泉边》、《阿峨之恋》中的壮族民歌《过山岗》等等。以上少数民族音乐的影视应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满足影视叙事的情绪传达，但音乐情绪是所有音乐类型都具有的符号语境，少数民族音乐是如何通过情绪化的符号语境发挥影视创作的间离效应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对此，布林德尔的《序列音乐写作》肯定了民族音乐的曲式结构对间离效应发生的重要性；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家哈孜肯也同样表示少数民族音乐虚实相间的变奏特征可有效创设影视表意体系游离的、悬置的想象意境，从而发挥音乐的间离效应。参见我国少数民族音乐配乐，其曲式结构无不蕴含着虚实相间的变奏特征，具体表现为音乐节奏强与弱、动与静、快与慢的韵律回转，例如《信天游》的三段体连锁型回旋，《蝴蝶泉边》的首尾重叠与对比性中段设置，正是由于少数民族音乐材料与乐段叙事结构相较大众音乐而言拥有鲜明的呼应、重复、回旋、对比的音乐离合组织，因此便于满足自身与影视创作经验各异的自我表达。如果说少数民族音乐间离效应的影视叙事空间拓展提供了影视作品的多义性，那么少数民族音乐间离效应的虚实变奏场景创设则可围绕影视组接与景别变化实现不同表意系统之间的对立统一。

二、少数民族音乐间离效应的影视应用途径

（一）基于时间修辞策略的音乐织体建构

少数民族音乐间离效应的影视应用通过陌生化叙事来拓展文本阐释空间，主要表现为以时间修辞策略为主的音乐织体建构。影视叙事的本质是让观众感受时间，“时间的变形是影视叙事的必要条件”，音乐可简化影视作品的时间经验，亦可将其复杂化，从而提供叙事顺序的另一种可能。对此，少数民族音乐对影视叙事时间的简化与其他音乐没有异常之处，均是还原真实世界的时间秩序，但对叙事时间的复杂化却呈现出“间离”艺术的根本优势。首先，少数民族音乐的影视应用通过离合度编排来创造时序的变形。影视音乐的离合度编排是为了提供音乐材料在影视片段中发展的基本线索，一般来说，少数民族音乐并不是以连贯性的方式出现在影视作品中，但从整体上看却必须具备音乐曲式的逻辑性，离合度编排指向少数民族音乐在影视作品不同位置的相互“呼应”与“起承转合”，用来建构音乐组织间的密切关系，其作用是凭借稳定的音乐应用程式，促使观者从中获得审美体验。少数民族音乐擅长通过对音乐应用程式的打乱来创造时序的变形，例如电视剧《大宅门》中年老的主人公躺在靠椅上昏昏欲睡，“镜头从他的面部特写逐渐拉远，此刻观众并没有发现创作者倒转时间叙事的意图”，直到少数民族传统吹奏乐、弹拔乐、铜鼓乐等一系列吹拉弹唱的间奏配乐响起，镜头俨然已回到主人公出生的清末民初时期。在这里，少数民族音乐的加入倒转了观者的时间知觉，从观众无意识到时间裂缝的出现发生了间离效应，观者瞬间陷入倒转叙事的情节漩涡中，渴望深入影视文本追踪主人公未知的又业已发生的过去。其次，少数民族音乐的影视应用通过蒙太奇思维来传递审美个性。“蒙太奇”是影视创作常用的美学技巧，意为利用镜头分割与组合来达到对观者心理的暗示，音乐领域的“蒙太奇”思维可与之类比，解释为采用交叉、重复、突兀等音乐设置来将表面上并无关联的镜头衔接在一起，从而升华主题，获得观众心理共鸣，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应用剪辑来操作时间叙事。以《冰山上的来客》为例，“《冰山上的来客》是我国电影配音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怀念战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一系列充满少数民族地域特色的插曲经久不衰，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音乐叙事的蒙太奇策略，在敌人开枪、群众躲避的多角度镜头下，影片配乐反而放弃了制造紧张感的节奏型音乐，取代之的是一大段静音，促使屠杀场面的时空延伸，制造观众的心理空白，当古兰丹姆看到阿米尔无畏地冲入敌人阵营后，轻柔优美的《冰山上的雪莲》突如其来，多少观众为之流泪。“这是一组综合性的蒙太奇剪辑，镜头随着音乐进行分解，全景与特写相互交织”，人们被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纯洁的爱情所震撼。

（二）围绕音乐组接与景别变化的变相创作

少数民族音乐间离效应的影视应用致力于虚实相间的变奏场景创设，需要围绕音乐的影视组接与景别变化发挥变相创作的音乐媒介本性。德国音乐学家梅耶贝尔认为音乐的本性是媒介的本性，没有什么艺术能像音乐一样既能自我表达又能为其他艺术创造表达自我的可能。少数民族音乐的影视应用是在另一种艺术实践中付诸经验各异的自我表达样态，正是因为异中求同的缝合与疏离催生了少数民族音乐变相创作的间离效应，其影视应用也因此划分为缝合与疏离两个部分。缝合部分旨在“促使少数民族音乐与影视画面之间形成统一的封闭的环”。对此，少数民族音乐通过组接来达到与影视对象的并置，一般表现为跃动的音乐旋律对镜头节奏的跟随，即少数民族音乐组接根据视觉形象的张弛、造型特征、人物情绪、环境气氛来编辑音乐表现手段。例如冯小刚电影作品《夜宴》的配乐采用《越人歌》、《莋都夷歌》等少数民族民歌唱词贯穿影片始终，是为了迎合电影主题中爱情错位与主人公身份不被认同的凄美哀婉，尽管音乐沉稳滞重的情绪感召力十足，但该部分的间离效应却尚未发生。如果说少数民族音乐与影视画面的缝合部分是出于对音画同步与音画平行的考虑，那么疏离部分则是为了自觉地塑造音画对立的间离效果，对此，少数民族音乐围绕景别的变化来实现对影视节奏的调节。影视作品中的景别变化一般是指物理距离的变化，但影视配乐的间离效应则可使之产生视觉心理距离的变化。《夜宴》影片的后期音乐一改悲剧片配乐的古筝与琵琶路数，同时将《越人歌》、《莋都夷歌》的音乐间奏弱化，在观者认为剧情冲突即将达到高潮的时候反而加入了《春舞》、《平湖秋月》等轻快、浪漫的钢琴曲，用以烘托人物相互杀戮的残酷，此种视觉与听觉的对立为影片营造出浓郁的寂寞感。我国电影中写意性较强的影片较多通过以上控制景别节奏的方式来制造“间离”，例如陈凯歌《黄土地》的《鼓阵》配乐、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传统戏曲配乐等等，均是少数民族音乐与非同一性艺术同构的变相创作体现。

三、少数民族音乐间离效应的影视应用价值

少数民族音乐间离效应的影视应用是对两种非同一性艺术的统一，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指出：“非同一性艺术实践的优势是规避了标准化运作下的伪个性样态”，该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少数民族音乐间离效应的影视价值。少数民族音乐间离效应的陌生化叙事是对影视表意功能的突破，其运用时间修饰策略丰富文本阐释空间，促使视觉艺术从叙事顺序的专制中摆脱出来，又进一步创设变奏场景来发挥自身的音乐媒介本质，具备当代新感受力美学所倡导的双重价值。一方面是感性叙事，影视作品的视觉形象创造是直观的、具体化的艺术，而少数民族音乐的间离效应通过勾连情绪间接地参与叙事，“引导观众表达歌颂、赞美、愤慨或是控诉的主观态度”，诸如《二泉映月》电影中的二胡伴奏自始至终都在引导观众体验盲艺人阿炳心酸的人生经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旋律有的徽、角音停顿，彷佛叹息般的下滑音“间离”发生之后，音区的突然提升让观众顷刻升起强烈的悲愤与抗争情绪。因此，感性的叙事又意味着极致的抒情，所有的艺术手段均为激发观者的情绪体验服务，影视作品通过素材的编排不断累积观众情感强度与浓度，但最终的情绪释放却有赖于音乐间离效应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审美的风格化，在审美方面少数民族音乐的异域风貌拥有天然优势，苏姗桑塔格曾说，风格是影视艺术的内在面貌，影视音乐的作用是揭示它的风格，诸如《红高粱》中的少数民族唢呐配乐不仅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大西北背景，唢呐音乐的喧哗骚动与大漠质朴视觉冲击下的间离效应还奠定了影片高远、苍劲的艺术风格。当一部影视作品与少数民族音乐的异域特质高度契合时，便有利于应用间离效应来确定、补充以及完善影视作品的风格基调，形成独特的艺术标识。可见，少数民族音乐间离效应直接影响着观众对影视作品的接受程度，虽然不如影视创作本身那么直接、具象，却能“弥补影视语言表达的想象空间与感受层次，将艺术的可感知性推向更高境界。

少数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2篇

当前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本身的形式非常多样，歌乐、戏乐、宗教音乐、器乐以及舞乐等都是属于民族音乐的重要表现形式，对这些音乐进行深入分析就有着十分重要地意义。不同形式的所用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器乐主要指的是少数民族乐器演奏的音乐，戏乐往往指的是大理州的白剧音乐、文山州的壮剧音乐等形式。对于这些不同形式应该加强研究。从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来看，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民族性、多源性。这种音乐是要受到地域、音域等方面的限制的。在实际传播过程中民族音乐会遇到不少障碍，语言的障碍、曲风的障碍以及难度的障碍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障碍。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实现民族音乐的传播就必须要同流行音乐结合起来进行传承。

二、民族音乐同流行音乐的结合

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同流行音乐的结合传承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无论是对于民族音乐还是对流行音乐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地意义，在工作中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就应该引起重视。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首先这两者是能够结合的。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本身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同流行音乐的结合将有助于发挥其特点和优势。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产物，流行音乐当前在云南省已经得到了迅速发展。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流行音乐也同样受到人们的欢迎。正是因为如此，在今后这两者就有可能实现结合。从对民族音乐的发展来看，民族音乐同流行音乐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民族音乐同流行音乐的结合对于促进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并增强其生命力是具有十分重要地意义的。在实际工作中流行音乐本身具有娱乐性、新奇性以及广泛的参与性，这就能够为民族音乐的传承提供重要地渠道。正是因为其具有新奇性，所以才能够得到广泛流行并传播，这是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应该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一点。流行音乐本身具有很多优点，流行音乐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传播，一个很重要地因素就在于其借助现代技术来进行传播。通过利用这些高科技发明成果将能够把流行音乐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民族音乐同流行音乐的结合便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现代技术，从而扩大民族音乐的影响力，让越来越多地人喜欢民族音乐。正是因为这样，在今后工作中少数民族音乐同流行音乐就应该充分地结合在一起。这对于民族音乐今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民族音乐同流行音乐结合传承方式

民族音乐同流行音乐的结合传承是今后工作中应该不断加强研究的，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在实际工作中就必须要把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在实际工作中只有不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才能够真正适应时展的要求。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创新结合传承方式：（一）充分利用流行音乐的现代性、时尚性元素在实际工作中应该从流行音乐自身特点来想办法不断提升民族音乐的知名度。所谓利用流行音乐的现代性主要指的是实际创新过程中要利用更多地现代技术如MP3、唱片、广播、互联网等来传播民族音乐，通过这样的形式有助于扩大影响力。利用时尚性元素主要指的是可以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重新包装，要在不失原味地前提下来进行重新包装。通过这样的形式将有助于吸引更多地人的关注。（二）流行音乐也能够吸收民族音乐中的养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流行音乐而言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实现创新，从民族音乐中来汲取养分将更有助于这方面工作的开展。民族音乐中的养分在流行音乐中的应用将能够使得流行音乐本身将更有底蕴，更受人们欢迎。对此，在今后工作中就应该不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音乐人三宝把原生态的海菜腔同流行音乐相结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同时还配以时尚清新的编曲，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更容易受到人们地欢迎。作为少数民族聚集的一个地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具有丰富的价值和人文内涵，在新形势下应该不断加强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要不断发扬民族音乐。而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在今后工作中就应该不断加强对流行音乐同民族音乐结合的研究。本文重点分析了两者如何结合传承。今后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少数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多元化国家，56个民族各自多姿多彩、异彩纷呈，都有其不同的艺术特色。每个民族的音乐都或含蓄或奔放的展现出各自民族的音乐特点，民族音乐的种类繁多、样式新颖，形成了我国民族音乐的多元化特色。每个民族的情感都寄托在音乐文化的情感中，通过音乐情感几千百年来的沉淀和积累，少数民族音乐逐渐的成为一个民族情感的血脉，也逐渐成为一种文化意志的灵魂，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上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高校音乐教育中吸收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让大学生不仅了解更多的音乐文化、音乐内涵，更多的是了解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从而加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这就是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内涵所在。

二、在高校中继承弘扬少数民族音乐的途径

（一）完善高校音乐课程安排

在高校音乐教育中，既要立足于本土音乐又要完善少数民族音乐的设置，彼此相辅相成，共同融入高校音乐教育的环境中，主要构建音乐类型、方式、风格为主设置不同的课程安排。课程中要应用于理论结合实践来进行，进行了解民族音乐文化理论的课程，如《中国民歌鉴赏》、《中国民乐演唱基础》、《民族民间音乐》等。在此之外，应有计划地设置师生户外实践教学去用心灵感受体会民族音乐的产生、艺术风格等。这种方式会让大学生更好的吸收少数民族音乐的特色形式，并受益颇多。

（二）丰富课堂教学方式

音乐教学最根本的是以听赏为基础。听音乐是根本也是最直接的方式认知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并逐渐建立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兴趣，如山西民歌《绣荷包》、东北民歌《小拜年》、《小看戏》、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等。其次听赏具有代表意义的地方戏剧，如黄梅戏、豫剧、越剧等。再者听赏民歌器乐曲，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二胡曲《空山鸟语》、《二泉映月》等等。这些都是帮助学生加深对民族音乐文化的了解的途径，其次结合实践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模式，满足当代大学生对音乐文化的需求。

三、高校音乐教育融入少数民族音乐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丰富高校音乐课堂

目前，我国大学大部分音乐教育课程设置较为单一、音乐选修类课程较少，大多以欣赏为主，只有极少类少数民族大学开设带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教学。在高校的音乐课程上增添少数民族音乐教学，可以让大学生接触更多的音乐文化，同时也能丰富高校音乐教学的内涵，丰富高校音乐教学内容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并使广大学生热爱民族音乐，感受少数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所在。因此，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融入高校课堂中丰富了音乐教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有利于音乐文化的和谐与发展

音乐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观念与认知的所在。我国音乐文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不能被人遗忘，它有其独特的魅力，象征着我国传统文化。在高校中发展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不仅是在提升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地位，也是在促进各少数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共同熔铸在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并有利于少数民族音乐个性文化与中国传统多样性文化共同发展。

（三）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目前并不是处在普及的阶段，大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了解也并不全面。高校音乐教育吸收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有利于加强大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的了解，从中对少数民族加深认知，增强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对树立新时期大学生的文化观念、认识价值、思维方式及精神内涵，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开设少数民族音乐不仅可以让学生听到各种各样的独特音乐，还大大提高了大学生的文化气质和心理素质，增强大学生们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使他们学会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尊重来自不同民族的同胞，尊重文化差异性，使他们增强民族自豪感，进而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四、结语

高校音乐教育吸收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不仅是文化教育进步的体现，也是为国家培养全方面人才的体现。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作为一种民族文化象征是应该深深熔铸在大学生心理的。因此，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音乐教育中有很大的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声乐；现代民族声乐；原生态；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176-02

我国的民族声乐分为传统民族声乐和现代民族声乐，传统民族声乐包括戏曲、曲艺、民歌和说唱艺术等，而少数民族民歌则属于传统民族声乐范畴。现代民族声乐或称新民族唱法，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借鉴西洋美声唱法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唱法。就目前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教育来看，西洋美声唱法体系的学习成为主体，而缺乏对传统民族声乐的学习，特别是少数民族声乐的学习.由于少数民族生存的环境比较偏远，又没有一套系统、完善的保护传承少数民族民歌的措施，使得一些少数民族民歌面临失传的境地。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的传承和保护的相辅相成的，因此，加强音乐艺术院校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的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少数民族民歌的特点

少数民族民歌是各民族用来表达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的艺术形式，歌声伴随着他们的劳动生产、社交、娱乐、婚丧嫁娶、宗教、祭祀等活动。他们的歌声真挚、淳朴，充满了生活气息。少数民族民歌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点：

（一）地域性

少数民族大多居于边疆、山区、牧区，受地域、语言和风俗的影响，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音乐特色，如：新疆的十二木卡姆、内蒙古的长调和呼麦、的拉鲁山歌、彝族的四大腔和侗族大歌等。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按地域通常分为北方草原、黄土高原、中亚绿洲、云贵高原、中南丘陵等8个音乐文化组,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同是一首山歌, 黄土高原高亢嘹亮中带有生活的无奈和辛酸；云贵高原的山歌则跌宕起伏，曲调多变；北方草原的民歌却悠扬舒缓、辽远苍凉。

（二）语言特点

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洗礼和岁月变迁，各民族历经了民族的迁徙、交融， 形成今天中华民族语言的五大语系：1、汉藏语系的民族共31个（含汉族），分为壮侗语族（含壮傣语支、侗水语支、黎语支）、藏缅语族（含藏语支、彝语支、景颇语支、羌语支）、 苗语语族（含苗语支、瑶语支）和汉语；2、阿尔泰语系共19个民族，分突厥语族、 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含满语支、通古斯语支）；3、南亚语系有三个民族；4、南岛语系仅一个民族――高山族；印欧语系有两个民族，分斯拉夫语族（俄罗斯族属东斯 拉夫语支）和伊朗语族（塔吉克族）。

（三）风格多样

中国少数民族民歌体裁多样,品种繁纷,有山歌、劳动歌、风俗歌、祭祀歌、叙事歌、摇篮曲等等。蒙古族的牧歌、苗族的飞歌、侗族大歌都属于山歌类别。劳动歌是在生产劳动时产生的，比如蒙古族民歌《劝奶歌》、贵州民歌《摘菜调》就属于劳动歌。风俗歌有土家族的《哭嫁歌》、蒙古族的《送亲歌》、《祝酒歌》、羌族的《酒歌》等等。少数民族有各种，比如道教、佛教、萨满教、伊斯兰教等等，因此宗教祭祀歌种类也很多。

（四）个性鲜明

由于少数民族信仰、语言、地域、风俗习惯的不同，其民歌具有较强的个性和不可替代的风格特点。例如：蒙古族民歌曲调悠长辽阔，节奏自由、尾音拖长、情绪热烈奔放，旋律富于装饰，常用真假声并用的演唱方法,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山歌和新疆民歌大多节奏明快，舞蹈性强，歌声嘹亮，荡气回肠；苗族飞歌、壮族山歌舒展、甜美，节奏快中有慢，活泼欢快，富有生活情趣；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各有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声乐大花园的一支支奇葩，也为我们后人学习歌唱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二、我国现代民族声乐存在的问题

（一）歌手大赛的“千人一声”

从近代掀起西学浪潮开始，我国在西学的影响下成立了音乐艺术院校。这些音乐艺术院校为培养出众多优秀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歌唱家和音乐家。那时的歌唱者比较注重传统声乐学习，甚至有的本身以前就从事传统声乐艺术，后来又接受西洋美声方法的训练。我国的民族声乐一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是，从今天的音乐舞台上我们看到，大多专业院校毕业的歌手们技巧很强，但是缺乏个性，对音乐风格的把握和情感处理不够准确，造成声音没有特点。歌手的声音都接近一致，以至于被业内界评为“千人一声”。

自CCTV青年歌手大赛设立了“原生态”唱法比赛以来，引来了各界的强烈反响，也引来了专业界的“土嗓子”和“洋嗓子”之争。一部分专家认为原生态民歌是乡曲野调，发展不成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没有经典作品和科学的发声方法。而另外一些专家认为，原生态的歌手没法与经过多年专业训练的歌手相提并论。不管怎样争论，不争的事实是原生态歌手受到了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喜爱。他们朴实的衣着、真挚的歌声，动情、自然、忘我的演唱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从这些事实看，原生态歌手与专业歌手在声音、表演、服装上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都是过于追求技巧，而不注重艺术修养的结果。所以，只有学习传统音乐、少数民族音乐，才能丰富艺术修养，使演唱具有民族性和个性。

（二）音乐院校教育的西化

我国声乐教育家金铁霖在《民族声乐艺术的新视野》中说：“过去，我们对少数音乐文化不闻、不问、不采、不编，甚至认为不入大雅之堂。建国后虽说有了很大改观，出现了许多有特色的歌唱家和音乐家。但受观念和教学体系设置的影响，少数民族音乐的挖掘、整理、创作、改编还是相对滞后的”。从我国大部分音乐院校的声乐课程设置来看，传统民族声乐和少数民族声乐没有被列为主要的课程，只有少数艺术院校单独设立了少数民族声乐班。比如：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的侗族大歌班；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有相对系统的长调教学体系；新疆有十二木卡姆的专门班。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孟新洋先生一直致力于少数民族声乐的研究。他编写了《少数民族声乐教材》、《我国民族声乐理论》等，其别强调对少数民族声乐的学习。中央民族大学作为一所少数民族院校，专门设立了田野调查专项资金，每学期都会有师生组织到各少数民族地区采风。著名音乐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田联韬先生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的榜样，他多年到少数民族山区采风，甚至与少数民族同胞同吃同住，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少数民族音乐论著和音乐作品。

三、为什么要学习和传承少数民族民歌

（一）现代民族声乐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是现代音乐文化的基础、土壤，而少数民族民歌更是现代民族声乐的根。要想发展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首先应先了解和学习传统民族声乐艺术，特别是少数民族民歌。保护好民歌就是保护好我们的母体音乐文化，只有建立在传统民族民间声乐的基础上来发展民族声乐，才能使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更具个性和生命力。

（二）我国声乐艺术要突出民族性

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虽然要讲究声音的科学性，但最终要体现民族风格，这和追求声音的科学性并不冲突。民族声乐艺术，根植于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来源于各族人民的生产劳动生活，是地地道道的反映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

（三）少数民族民歌面临失传

不可否认，少数民族正以一种弱势文化的姿态存在于人们精神生活的边缘。受现代社会经济、信息快速发展的影响，大多年青人更喜欢通过网络、电影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来娱乐生活。我们看到一些少数民族青年对民歌没有兴趣、不愿意学唱的事实。当下一代年轻人失掉学习传统民歌的环境与可能性时，它的传承就会出现代沟与障碍，那少数民族的民歌也就离消亡之日不远了。

四、如何在音乐艺术院校开展学习少数民族民歌

（一）在各院校设立民族民间音乐班

通过成立民族民间音乐班，可以对于大量的民族民间歌曲进行挖掘、整理、学习和实践。通过对民歌的乐调、歌曲背景分析，而了解少数民族的心理、风俗、语言、信仰，使我们从局部的技艺传承上升为全面的文化传承，从而形成音乐文化的全面认知。

（二）请民间歌手到课堂讲学、传授

许多技艺高超的民间歌手既是民歌的传承者也是民歌的创作者。著名漫瀚调歌王齐福林，他原本是二人台演员，对于歌曲的演唱和润腔都有较高的技艺，他演唱的漫瀚调《打渔花花》等歌曲获得了央视民歌大赛的大奖。长调歌王哈扎布没有进过一天专业学堂，却有精湛的歌唱技艺，并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歌唱家，拉苏荣就是他的弟子。在少数民族中，这样的歌手更是数不胜数，他们对生活、对民歌的把握和理解，正是我们要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只有亲身和这些歌者学习，才能了解到原汁原味的民歌。所以请民间歌手到课堂现身讲学，是民歌传唱的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三）每人每学期要做田野调查，做文字记载

曾说过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我国的各大音乐艺术院校，设置传统音乐艺术班或者少数民族民歌研究班。每个学生每学期要有田野调查的学习任务，在做完每项田野调查和采风完毕，都要将录音、录像等资料整理成文。这些宝贵的资料既能为后来人留下学习资料，也是以后创作和实践的可靠依据。

（四）演出实践

实践演出是前面这些工作的一个总结和最终体现。在学习了少数民族民歌之后，学生们要以论文、音乐会，创作音乐作品来汇报给学校。也可以就某个民族的民歌或音乐文化现象开展文化专题和论坛，使其他人也参与到研究和学习中来。在当今的歌者中，龚琳娜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一直都很注重对于民族民间歌曲的学习，曾一度到贵州山区、陕北等地采风，并因此也掌握了许多民歌风格。她演唱的《好花红》、《摘菜调》、《丢丢铜》等民歌，生动活泼，富有情趣。也因为她对陕北、山西民歌的学习，了解到走西口的文化背景，因此才唱出了催人泪下的《走西口》。

五、结语

少数民族民歌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中的奇葩，它不仅记载了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也是人类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因此挖掘、整理、学习、传承少数民族民歌既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也是促进我国现代民族声乐发展的根本所在。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承多为民间自然传承，在经济、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传播方式越来越薄弱。所以学习、保护、传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既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重视，也是一种责任和文化自觉意识。

参考文献：

[1]李萍.中国现代民族声乐论[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孟新洋、柯琳.民族声乐理论教程[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少数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5篇

达斡尔族传统音乐属东亚乐系，包括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两类，其中以民歌最为丰富。“扎恩达勒”是达斡尔族对民间歌曲的统称，具有山歌体裁的特点，通常在野外劳动时演唱。

“哈库麦”是广泛流传于达斡尔族的一种民间歌舞，不同地区又有“阿旱伯勒”、“鲁日格勒”

等称，参加者多为妇女，有固定的三段表演程式。所唱歌曲称“哈库麦苏姑”。“乌春”也称“乌钦”，是达斡尔族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说唱，表演或以说为主，或以唱为主，或一唱到底不插道白，也有用四胡伴奏自奏自唱的形式。2004年，“哈库麦”与“乌钦”双双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达斡尔民间流传的乐器有“华倡斯”和“木库莲”，前者即四胡，主要用来伴奏“乌春”；后者即口弦或口衔琴，只有一个簧片，音域约有三度，可以模仿各种鸟鸣声，但奏不出曲调。此外，专用于萨满仪式活动中的“浑吐热”（鼓）、串铃、铜镜等，也是达斡尔族所拥有的乐器。不过他们尚未有独立完整的器乐曲。

达斡尔族信奉萨满教，在萨满仪式上萨满引用的乐曲称“萨满调”。由于萨满歌曲的特殊应用场合和功能，这种来源于民歌的音调被有意夸大和修饰，音乐别具一格，因此带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

关于达斡尔族音乐方面的研究分为：概述性介绍、编著性著述和学术论文研究。

概述性的介绍达斡尔族音乐体现于诸多少数民族音乐著述中，如：在田联韬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中介绍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还有在冯光钰、袁炳昌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第一卷》中也概述了达斡尔族音乐史，学者们都从民族分类的角度对达斡尔族音乐进行了概述性的介绍。

在学术论文和编著性著述方面有较多有关达斡尔族音乐的成果，本人对收集的资料进行

了梳理分类：

一、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收集

关于达斡尔族音乐的研究最初是针对民歌的收集。1978年由齐齐哈尔市群众艺术馆编写的民歌集《映山红花满山坡》，收集了达斡尔族的传统民歌和根据时代背景新创作的民歌。特别是其中《映山红花满山坡》、《愿把天天歌唱》、《歌儿唱给听》等歌曲都曾在1958就开始在群众中传唱，并受到了广泛的喜爱。1981 年，杨士清编写的 《达斡尔族民歌选》 记载有民歌、舞蹈、说唱音乐与宗教音乐四类，共170首作品，这也是达斡尔族音乐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出版的民歌专集。1987年，何今声编写的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之一《达斡尔族传统民歌选》，共记载167 首作品，主要是建国以前产生并流传的各种

题材的歌曲。

以上收集的民歌清楚而细致的记录了达斡尔族民间所流传的民歌与创作的新民歌。这些歌曲集中的曲谱和歌词的记载都很详细，有的歌词不仅有汉语译文，而且还采用了国际音标来标注达斡尔语音，如何今声创作的《达斡尔族传统民歌选》，使本民族和其它民族的演唱者更容易学习达斡尔族民歌。从民歌内容上看，随着时代的发展所创作的新民歌中已经出现了歌唱党、歌唱、歌唱祖国为内容的民歌。

二、 民间音乐的研究

关于民间音乐研究的著述有：2000年2月出版，由何今声编著的《达斡尔族民歌研究》，包罗了达斡尔族民间音乐各个方面的研究。何今声通过对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收集与研究

已经概括出达斡尔民间歌曲的基本特点。

三、各乐种的研究

1、 哈库麦

哈库麦歌曲的研究主要议论文形式为主。李美虹曾在 2008 年编写了 《达斡尔族传统民间歌舞- -“哈库麦勒”初探》，马维新的《“哈库麦”的起源、发展及其走向》从哈库麦的起源、发展、走向和风格特点等方面来阐述，没有音乐结构方面的论述。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王的《是论达斡尔族原始歌舞遗存――哈库麦勒》，内蒙古艺术学院乌兰托娅2006年发表的《论达斡尔族民歌“哈库麦”的艺术特征》都对音乐结构舞蹈动作做了一定的分析。

2、乌钦

乌钦的资料记载最早出现于 1815 年由清代的敖拉昌兴编写的乌钦唱本《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巡边记》，这一唱本的内容是对额尔古纳河和乌苏里江巡查时事的所见所闻，虽然他没有记载曲谱，但已经为达斡尔族的说唱音乐留下了可靠的文字记载。1916年之后，《读书》、《耕田》等这些长篇叙事诗后来都成为乌钦的保留曲目。还有一些以 《三国演义》 等名著为内容的曲目，也广为流传。2002年，由沃岭生编写的《中国达斡尔民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经典- - 少郎和岱夫》，比较全面而细致的记录了《少郎和岱夫》这部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2007年由那音太、色热编写了 《达斡尔族乌钦 < 少郎和岱夫 > 节选》。由于《少郎和岱夫》经过时间的流变现今六部形式的存在，那音太与色热只是对其中的一部进行节选而作了内容的简单介绍。张金石、顾万超撰写的《乌钦音乐初探》论述了乌钦的起源、音乐结构和唱腔的分析。《在守望中薪火相传》写了乌钦传承人色热的平生为乌钦所做的贡献。

3、 雅德根（萨满调）

从收集的资料中看，杨士清与何今声两人分别编写的 《达斡尔族民歌选》中都记载了达斡尔族的萨满歌曲。在民歌选中雅德根这种宗教音乐形式的记载数量是最少的。1995年其那日图《论达斡尔族的萨满音乐》简单的论述了达斡尔族萨满音乐。2008 年刘桂腾在 《沈阳音乐学报》 上发表的 《中国萨满音乐文化系列研究 （之六） 达斡尔族萨满音乐》着重从萨满乐器入手Υ镂佣族的萨满歌曲做了较深入的研究。

结语：本文简单归纳梳理了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成果，在学者们的努力下，已有了很丰富的成果，但仍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研究视角，这对我们继续研究达斡尔族民间音乐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 （上）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2、 冯光钰，袁炳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第一卷.北京：京华出版社，2007.

3、杨士清.达斡尔族民歌选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4、何今声.达斡尔族民歌选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5、乌兰托娅 论达斡尔族民歌“哈库麦”的艺术特征 民族音乐论坛，2006年2月

6、马维新 “哈库麦”的起源、发展及其走向

7、达斡尔族“乌钦节选.那音太/色热 民族文学（民族经典），2007（7） .

8、郑锐 在守望中星火相传 齐齐哈尔日报 2008年3月14日

9、张金石，顾万超 乌钦音乐初探 齐齐哈尔艺术学院 2004年5月

少数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6篇

从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谈起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有着辉煌的成就，但在中国音乐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对少数民族音乐的源流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梳理，对它的音乐创作、演唱、演奏和音乐形态的研究也一直未有显著成果。

近十余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建设的蓬勃开展，在各民族音乐家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以下简称“传统音乐”)、《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以下简称“音乐史”)两部拓荒之作得以编撰完成出版。这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取得的巨大进展和丰硕的成果。

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音乐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无论是汉族王朝君主统治的漫长岁月，还是辽、西夏、金、元、清等由少数民族帝王主政的时期，少数民族音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并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就少数民族音乐的学术研究而言，远不如汉族音乐理论研究那样深入。即使是少数民族帝王，也比较热衷于汉族的音乐理论建设，如清代刊行的《律吕正义》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大型音乐文献，都是奉旨编纂的。其中音乐理论百科全书《律吕正义》这部巨著中有少量少数民族音乐介绍，如蒙古族的笳吹乐、番部合奏乐谱及回部(维吾尔族)、瓦尔喀部的乐器图，但主要内容仍是汉族乐律及葡萄牙人、意大利人传入的五线谱和音阶唱名等。聪慧的少数民族帝王深知，统治汉族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必须用汉文化(包括音乐文化)来治理。而音乐又是中国礼乐之邦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编纂音乐论著成了康乾盛世显著的标志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数民族音乐特别是其理论研究便淹没在如大海的汉族音乐文化之中，处于弱势的地位。

从总体上来看，说历代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是一片空白并不夸张。可以说，在几千年的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20世纪以来是最重要的时期。当然，这期间少数民族音乐及其研究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20世纪上半叶的50年，少数民族音乐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研究工作仅有少数音乐家有所涉猎；自5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工作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飞跃。

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及其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55个少数民族与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享有同等的地位，经济、文化(包括音乐文化)也得到了逐步的发展。这种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对本来就有深厚传统的少数民族音乐的进一步繁荣，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机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理论研究成果已初见端倪，主要体现在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收集和整理方面。“”十年，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之后的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得到了全面推进。如果说，五六十年代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人才还是个体化的话，那么，八九十年代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群体便逐渐形成了。这一方面是得力于民歌、民族民间器乐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四大集成的普查收集工作，锻炼了一批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许多少数民族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加之一些热心于少数民族音乐事业的汉族音乐家的通力合作，很快便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1986年夏，以研究少数民族音乐为主要任务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在齐齐哈尔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术年会期间应运而生。两年一届的学术年会迄今已召开了十次，第十一届年会即将于2008年10月下旬在北京举行。在有千余人(次)参加的历次学术年会上，每次代表们都提供论文近百篇，并公开出版年会论文集六册，充分展现了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良好态势。

近十多年来，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丰收季节。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成功地完成篇幅浩博的“传统音乐”(155万字)和“音乐史”(200万字)的编撰工作。前者《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田联韬主编)已于2001年10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者即本文谈及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也在去年9月由京华出版社出版面世。从长远来说，这两部前无古人的著作起到为后来者“铺路”、“搭桥”和“打基础”的作用。

编纂《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缘起

我国是一个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各民族的音乐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朝，少数民族音乐就与中原音乐相互交流，是中华民族音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西汉武帝以前，我国宫廷乐队主要采用华夏古乐器。随着与西域的频繁交往，水陆“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与西部少数民族及中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多。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及乐器的不断传入，更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特别是隋唐时期的九部乐、十部乐中，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西凉乐均来自少数民族地区。

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随突厥皇后阿史那来中原的音乐家苏祗婆，向音乐家郑译传述“五旦七调”以及“八音之乐”理论，郑译据此提出宫廷音乐中使用八十四调的主张，对中国音乐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代是以满族贵族为统治者的国家。由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清廷重视利用音乐为祭祀、宴飨、朝会、礼仪服务。特别是康熙和乾隆等人重视音乐，而且善于演奏被称为“八音之领袖”的少数民族羯鼓；当传教士将西洋乐器传入紫禁城时，康熙皇帝非常喜欢，并学习西洋乐理和乐器的演奏。清代继隋唐的九部乐、十部乐之后，也有九部乐。

乐器演奏是我国少数民族人民音乐生活的一部分。据统计，在我国700余种民族乐器中，少数民族乐器就占500余种。

从考古资料也可看出少数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1957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出土的铜葫芦笙，据测定属春秋晚期战国初期的遗物，至今至少有2500年历史。铜鼓，是至今流传在我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等地的击奏体鸣乐器。出土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万家坝的铜鼓，是最原始的铜鼓。据测定，万家坝铜鼓制作于距今2600年的春秋中下叶，它是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濮人创造的。

古代军旅中使用的号角(简称“角”)，最早出现于少数民族地区。东汉许慎《说文》云：“v，羌人所吹角曰屠v，惊马也。从角，v声。”《晋书》和唐代的《管弦记》均说“角”，又别称“胡角”。羌、胡皆为游牧民族，是最先用兽角为乐器的民族。

笳和“吹叶”是我国古代的重要乐器。笳，又称胡笳。此为一器多名之乐器。它又以绰尔、冒顿绰尔(蒙古语名称)、斯布孜额(哈萨克语名称)、觉黑(凉山彝语名称)、筹(河南等地名称)等称谓长期流传于民间。产生于先秦，盛行于唐代的“吹叶”，至今仍盛行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在乐种方面亦有许多首创。源于西汉初期的鼓吹乐，其产生与北方少数民族有密切关系。用纯打击乐(体鸣乐器)组成乐队，是土家等民族的创造。这一器乐合奏形式叫“挤钹”或“打溜子”。

蒙古族民歌中的“乌日汀道”(长调)，音调悠长，是蒙古族民歌中最富特色的一种体裁。以称为“诺古拉”的特殊发声技巧装饰旋律，发出类似颤音的效果，颇具草原文化的特点。

在音乐历史长河中，我国许多兄弟民族在音乐方面都有独特的创造。如蒙古族创造并世代相传的“呼麦”唱法(即一个人能同时唱出一高一低两个声部)，就是一例。神奇的“呼麦”唱法，至少在明代已经出现。

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是我国音乐百花园中的一束奇葩。我国第一部介绍少数民族多声部的专著《侗族大歌》(贵州省文联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充分展现了多声部音乐风采。

新疆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被誉为“东方瑰宝”的维吾尔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对中华民族音乐所作的杰出贡献。

我国兄弟民族的史诗十分丰富，不仅人口较多、文化发达的少数民族有史诗；人口较少、文化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亦有史诗。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族的《江格尔》，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是通过说唱形式世代相传下来的、融文学与音乐于一体的艺术。

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对缔造和建设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有着多方面的贡献，这从以上所举一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70多年历史中，虽然有20多部音乐史专著出版，但大都重宫廷音乐，轻民间音乐，或主要写汉族音乐，很少涉及少数民族音乐。可以说已出版的众多中国音乐史著作中，尚没有一部能够全方位地研究、介绍我国少数民族的音乐发展史，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为了改变我国少数民族丰富的音乐遗产而无音乐史专著问世的现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们组织一批专家对我国55个少数民族音乐进行历史的、系统的科学总结。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就是众多音乐家经过10多年的努力取得的成果。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成因

1990年8月在内蒙古包头市―伊克昭盟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名誉会长吕骥(1909―2002)提出了编写一部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倡议，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此任务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牵头组织力量来承担。随即成立了“音乐史”一书的编辑委员会，由吕骥任名誉主编，冯光钰和袁炳昌任主编，委员有(按姓氏笔划为序)乌兰杰、边多、冯光钰、伍国栋、孙星群、田联韬、范西姆、阴法鲁、许常惠、吴钊、杨秀昭、杨士清、杨鸣键、杜亚雄、周吉、张中笑、修海林、赵毅、袁炳昌，编辑部主任赵毅。为研究制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编写体例》及有关问题，我们于1991年2月1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中主楼会议室召开了“音乐史”编撰工作座谈会，吕骥、阴法鲁等二十多位专家对编撰“音乐史”的意义、体例和方法进行了热烈讨论，确定本书不论人口多少，历史进程长短，社会发展程度，每个民族撰写一篇(章)音乐史。一致认为，现在编写少数民族音乐史，条件已经具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至1996年秋，已有22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史完成。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70万字“音乐史”上册于1998年1月出版问世。

正当我们与袁炳昌及编委会同仁投入下册编撰工作之时，炳昌先生却于1998年9月27日突发心脏病溘然逝世。为了及早实现炳昌先生的未竟之志和满足广大读者的期盼，特约请时任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壮族音乐家赵毅出任主编之一(执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至2000年底，终于全部齐稿。这时，我们感到如按上册的编排体例，不仅不符合国家关于55个少数民族的排列顺序，而且也不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各民族音乐纵横传播及发展的史实。于是，我们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对少数民族的排列顺序，将55个少数民族按地理分布分为四篇，即东北、华北篇，西北篇，西南篇，中南、东南篇进行分类。把原上册的22个民族音乐史与未出版的33个民族音乐史统一重新编排，使之更为合理。这部(三卷本)共200万字，五线谱例200余首的大型著作《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蒙京华出版社于2001年4月承接出版。

我们深深感到本书之所以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编成出版，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成因之一，本书是各兄弟民族音乐家、祖国大陆和台湾等近百位学者团结合作的产物。这些专家学者，不辞辛劳，在采风、田野作业的基础上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研究，数易其稿，对55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作了比较系统的科学总结。

尤其难得的是，一批在新中国建立后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音乐家的投入，为本书增添了光彩①。他们对各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深有了解，又通晓民族语言和文字，撰写起来更能得心应手。

一些热心于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的汉族音乐家，也以高度的责任感，投入史稿的撰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籍音乐家许常惠(1928―2001)，他是一位资深音乐学者，不仅作曲及理论研究著作等身，而且对台湾高山族音乐也很有研究。为了全面反映高山族音乐的发展史，我们特致函许先生，约请他担任高山族音乐史撰稿人并出任“音乐史”编辑委员会委员。他不仅欣然同意参加编委会工作，而且很快寄来了高山族音乐史史稿。高山族这一称谓，台湾习惯叫山地民族或原住民。但许先生很赞同我们的体例，从“一个中国”的原则出发，他采用了“高山族”这一称谓。由于许先生的史稿是概述台湾高山族音乐情况，我们请闽籍音乐家、福建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孙星群先生在许先生文稿的基础上，将大陆高山族音乐补写进去，以许、孙二人联署发表。这就是本书第五十五章“高山族音乐史”的由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音乐史”不仅是各民族音乐家通力合作的结晶，也是海峡两岸音乐家携手编撰的成果。

成因之二，“音乐史”作为一部音乐理论著作，撰稿者对本书的理论框架和编写体例取得了共识。即每篇民族音乐史从远古到当代(以1990年为下限)的时序，先写民族概况，后以各民族音乐的历史发展时期叙述；历史分期依各民族的实际情况而定，不求统一;更不以汉族历史朝代分期的框架划定等等。这是使本书达到应有学术水平的重要保证。在我们收到的稿件中，撰稿人均充分尊重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历史，实事求是进行分期，学术上突破了以历代王朝历史分期的模式。学者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对各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民间音乐(含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间器乐)及宗教音乐、宫廷音乐进行论述，力求做到内容丰富，资源新颖可靠。既注重写出各民族的音乐源流和个性特征，又讲究科学性和完整性，尽可能做到全面、系统。

成因之三，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多次就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学术问题组织研讨活动，及时交流经验心得，及时解决疑难问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1993年的抚顺年会及1995年的南宁年会，便集中对编写少数民族音乐史的难点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许多撰稿人都分别出席了这两次年会并发言介绍编撰体会。

此外，学会还举行过一些小型的座谈会，大家就以下问题取得了共识：

第一，大家认为，民族融合、民族迁移对音乐的交流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深入了解每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迁移沿革，对民族音乐史的编撰是有所助益的。

第二，宗教一种综合性文化，是特殊的音乐载体。但在编撰少数民族音乐史过程中，并不是所有人对宗教音乐的价值都有明确的认识。有的人感到宗教宣扬的是有神论，对能否将宗教音乐纳入音乐史范围存在着顾虑。经过研究，大家认为，各民族有许多珍贵的音乐遗产都保存在佛教、伊斯兰教寺院的乐师及萨满教等原始宗教神职人员的手上(器乐)和口头上(声乐)，况且宗教音乐的传播曾经在群众音乐生活中起过有益的作用。如果把宗教音乐排斥在外，编撰出来的音乐史无疑是不完整的史稿。

第三，鉴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居住很复杂，分布或是跨越国境或是跨省区，或是在本地域内跨越地、州、县。处理好各种跨境少数民族音乐史编撰的关系，既是工作问题，也是学术问题，直接关系到各民族音乐史编撰的成败。大家认为，对外来民族的音乐撰写，可从这些民族迁入中国境内写起；对一个民族跨几国的，只写中国境内这一民族的音乐发展史；对于国内跨地域的民族，则要求撰稿者广采博纳，尽可能地占据史料，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或向有关人士征集史料，或广泛查阅史籍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文献书刊，力求做到全面翔实。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是靠集体力量完成的科研成果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是中央民族大学文艺研究所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协作的“八五”重点科研项目。1991年立项。为使这一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能得以顺利进行，于1991年2月1日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编撰工作座谈会。1992年2月4日发出首批约稿信，1993年撰写工作进入起步阶段。10多年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将编史任务列为主要工作之一，并将少数民族音乐史专题研究定为学会第五届(抚顺)、第六届(南宁)、第七届(贵阳)学术年会的主要论题，这对加速各民族音乐史的撰写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许多撰稿者为了及时拿出成果在会上交流，抓住机遇，在百忙中奋力撰写音乐史，至2000年底，55个民族的音乐史先后完稿。

编撰少数民族音乐史是一件难度较大的工作。一是《二十四史》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甚微，古代少数民族音乐资料奇缺，写作困难可想而知；二是目前对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极不平衡，涉及音乐史研究的论文寥寥无几，在理论研究如此薄弱的基础上修史，可以说是从零开始；三是大部分撰稿者都是专门从事音乐学研究的学者，能否编好民族音乐史，对我们是个考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儒贝尔将军说：“开创伟大事业的是天才，完成伟大事业的是辛劳。”数年来，尽管编史工作遇到种种困难，但经过作者们的刻苦钻研，辛勤笔耕，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成果。

本书是各民族音乐学者通力协作、集体完成的科研成果。它饱浸着学者们长期深入边疆、不辞劳苦所挥洒的汗水；也凝聚着作者们写作过程中认真思索、不断探求所付出的心血。

编委会审稿情况：阴法鲁审阅了第8章。吴钊审阅了第14章和27章。杜亚雄审阅并修改了第10章。伍国栋审阅了第44章，并修改了第1―4节。周吉审阅了第17章，并对第15、19、21章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孙星群修改了第1章，并对第54章作了精练删节。田联韬审阅了第35、39、49章，修改了第23、33章。张中笑对第45章作了修改和补充。乌兰杰审阅删节了第8章。杨秀昭负责广西瑶、毛南、仫佬等民族音乐史的组稿和审稿。修海林将两部各有所长，在历史分期、体例框架有明显分歧的《傣族音乐史》合二为一，改成了完整的史稿。杨士清审阅了第3章和第7章。

主编冯光钰、袁炳昌，执行主编赵毅共同负责组稿、审定、统编而成。具体情况如下：袁炳昌负责原上册22个民族音乐的审定。赵毅审阅了第1、5、11、15、16、17、18、19、20、21、22、24、25、33、41、43等各章和广西各民族音乐史，另外除对原上册的仫佬族音乐史进行精练删节外，还重新组稿、修改了第6、12、23、26、28、30、31、32、34、36、37、38、40、42、46、52、53等章，并对原上册各章又进行了重新修整和规范，完成门巴、普米等民族的谱例转写五线谱等工作。冯光钰审阅了第1、5、6、9、11、12、17、19、20、21、22、23、24、30、31、32、34、36、37、38、40、41、43以及原上册各章，并修改了第15、16、18、25、26、28、42、52、53等章。

此外，晓雁完成蒙古、景颇、仫佬、毛南、侗、土家、畲、京8个民族的谱例转写五线谱和部分史稿的初校工作。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年逾古稀的宋承宪教授负责本书乐谱的电脑制作。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本书主编之一袁炳昌先生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给正在编辑中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带来了很大损失。袁炳昌先生是我国著名音乐学家。早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音乐系，随即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长期从事少数民族音乐收集、研究、教学工作。40年来，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兄弟民族聚居区。他通过对少数民族音乐多次反复深入的调查采访和探讨，撰写了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与毛继增合作)，担任《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副主编。从1990年起参与组稿、修订等，为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第一部史稿的问世竭尽全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这部音乐史全部编成出版之际，我们缅怀炳昌先生为之做出的重要贡献。

本书得到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和文艺研究所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当55个民族的音乐史稿全部撰写完成后，又得到京华出版社的重视和帮助，使之得以出版。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京华出版社总编辑华飞先生，在身患重病，从医院动了换肾大手术后，一直不辞劳苦，一方面想方设法为本书筹集出版资金，另方面又亲自担任责任编辑，与该社编辑部刘明、孙志文、邹春芳同志齐心协力，将原来按大32开本排版的版式改排成流行16开本，又反复审校，与我们多次就一些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和商讨。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虽不敢说已很完满，但为了达到高质量的出版水平，华总和京华出版社的同志们已竭尽全力。

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出版面世之际，我们怀着诚挚的心情，向参与撰稿的民族音乐学者专家，向所有支持本书编撰工作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①这些音乐家是(以本书章目排列先后为序)：石光伟(满族)、方夏灿(朝鲜族)、乌兰杰(蒙古族)、何今声(达斡尔族)、毕力杨・士清(达斡尔族)、马炳元(回族)、马占山(土族)、奥丽亚(锡伯族)、佟伽・庆夫(锡伯族)、边多(藏族)、嘉雍群培(藏族)、旦木秋(藏族)、岩宰(傣族)、桑德诺瓦(纳西族)、杨民康(白族)、殷海涛(普米族)、普虹(侗族)、范西姆(壮族)、赵毅(壮族)、杨秀昭(侗族)、陈光洲(黎族)、王文华(黎族)。

冯光钰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原书记处常务书记

少数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7篇

云南民族传统歌舞乐是中国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此领域的研究，在近年陆续有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一部分是以舞蹈为论域，从历史、文化、创作、传承与保护等角度对云南民族舞蹈进行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云南民族舞蹈史》（石裕祖2006）、《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石裕祖主编2010）、《舞蹈文化论》（曾金华2010）、《云南民族舞蹈研究》（陈申2010）等。另一部分是以音乐为主题，其中虽涉及歌舞乐，但仍以音乐的分析、民族歌舞创作和舞台实践、民族乐器的描述等为研究的主要目标，如较有代表性的《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张兴荣2006）、《云南民族音乐散论》（钱康宁2006）、《云南民族乐器图录》（吴学源2009）等。还有一类是从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视野，对云南民族歌舞乐进行的研究，如《云南民族音乐论》（周凯模2000）、《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申波2011）、《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杨民康2012）、《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黄凌飞2013）等。论文方面，较多发表在各类刊物中，以音乐、舞蹈分类的学科意识对云南民族舞蹈、歌舞形态、表演创作等方面的一般性研究最为普遍，在一部分文章中文化视野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概念开始凸显。以上研究中，从云南民族舞蹈史学的角度切入的研究主要是《云南民族舞蹈史》，该著在历史线条的贯穿下，采用了一种近似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试图勾勒一幅云南民族舞蹈发展历史的轨迹和风貌。《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以论文集的方式，收录26篇文章，内容涉及云南彝、纳西、白、傈僳、佤、景颇、傣、藏等民族的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试图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的开发思路，实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可持续发展。”[2]（P12）《舞蹈文化论》是一部文论集，收录作者各种文章，按性质、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大体分为：文学台本与演出串词、学术论文与舞蹈评述、调查报告及诗词随笔三个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对云南民族舞蹈的特征、表演、创作等做了论述。《云南民族舞蹈研究》主要运用艺术符号学原理，采用部分史料对云南民族舞蹈的形态、情感、仪礼以及审美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云南民族音乐散论》、《云南民族乐器图录》是从歌、舞、乐的不同角度，对云南各民族的音乐形态、乐器及创作演出做了描述和分析。《云南民族音乐论》是作者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察，对云南各民族所创造出的内容丰富、色彩各异的音乐文化类型以及这些音乐文化类型在相关民族中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做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其中对云南民族歌舞乐的“乐”文化特征做了不同以往的阐释。《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虽是以正在消失的文明———云南古戏台为焦点，但对云南民族乐舞民俗的文化生态以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做了文化学意义的研究。《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用民族志方式对云南特有族群的音乐进行研究和撰写的著述，作者用“一维两阈”的架构，对布朗族人生仪礼与社会、宗教礼仪、人生仪礼及个体性音乐活动、群体歌舞等内容做了音乐人类学意义的研究。《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是作者通过对滇西南古老的山地民族———拉祜族葫芦笙舞的田野考察，试图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一与西方音乐体系的“听觉艺术”截然不同的一种带有明显东方身—声—意三位合一艺术特点的“体化实践”做出新的理论阐释。在课题项目领域，2007年艺术学项目“彝族哈尼族（坻施洛孟）大型原生态歌舞乐套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是对红河地区部分彝族哈尼族的歌舞乐套曲进行的专题研究；2010青年项目“云南省石屏彝族花腰歌舞音乐及其文化形态研究”，以“音乐”为立足点，对其音乐形态、文化形态进行了一定的探析，此两项均属于区域性的音乐歌舞研究。2008年艺术学项目“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研究”，研究成果为探索现代社会变迁中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的论文集。2012年艺术学西部项目“云南15个特有民族舞蹈生态研究”，以“舞蹈”为核心，以生态为论域，拟进行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此两项均为民族舞蹈学的专项研究。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自进入21世纪，云南民族歌舞乐领域的研究尽管还是在音乐、舞蹈各自的学科立场进行，但在人文社会多学科研究的影响下，云南民族艺术的研究已逐渐成长。如音乐学、舞蹈学等，不但完成了大量基础资料的积累和音乐形态结构、舞蹈形态的研究工作，同时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本土的传统艺术，研究文本也越来越呈现出对多学科理论的应用和以多维视角进行研究的特征。对于云南诸多的无文字民族来讲，文化的记忆及表达多是以肢体和声音为主的，这是本土文化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以极其鲜活，充满生命力的态势存在着。传统乐舞是本族人对生活与文化意识的表达，在造就了民族的性格与文化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其生存的环境和对信仰的恪守。这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艺术事象，需要我们用文化整体角度和东方文化的维度，将其置于特定场域和时空的文化之网上进行研究，这为中国民族本土艺术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知范式和新的可能性。

二、云南民族传统乐舞研究学术视野的转换

伴随当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全球范围开始重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近十余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不断来到云南进行民族文化的交流、考察等活动，为民族文化生态及人文资源的抢救、传承、保护和开发提供帮助，意在使数千年来存活于云南具有独特生命内质与活力的民族传统艺术能够应对强势文化的侵扰。近年，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渗透，对民族传统歌舞艺术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2013年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2届年会，专门设定了“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的呈现和再现”、“音乐和舞蹈传统的传播方式之间的互动、综合或是冲突”、“仪式、宗教及其表演艺术（音乐、舞蹈与戏剧）”等议题，该主题强调“再现民族音乐学与民族舞蹈学中文化实践的历史维度，以及研究者参与民族志历史书写的不同方式，意在探讨历史在传递和影响文化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并开启一条研究者为现实目的而运用历史资源的路径。”①。这一研究取向表现出当民族传统艺术成为民族志书写主题时，音乐舞蹈可以以不同方式给我们的研究传递信息，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此会议同时期望在音乐舞蹈学院和表演艺术学校中所形成的现代标准化实践也纳入批判性和比较性讨论的范围，请与会者提供重构民族传统歌舞艺术个案研究的论文。在对云南民族歌舞乐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可以发现，云南民族传统乐舞作为内心体验外化的一种方式，拥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信仰系统。时至今日，各族群的信仰观念、时空观念、内部社会秩序等文化记忆依然在以身—声—意为主体行动的乐舞中保留得最鲜明、最完整。传统乐舞在“体化实践”传承过程中，在约定俗成的人文环境中，在观念的不断演进中，依然是一种具有完整的庞大系统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文化体系，在身体、声音方面形成了完整的意义系统。而云南民族歌舞乐的身体意向性，以及群体舞蹈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意向性的沟通和互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图景，这种东方身体运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需要我们在人类所处的后现代境遇中重新认识和挖掘，将民族传统歌舞乐作为构建文化的一种环境或场域，寻找新的研究命题，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传统乐舞充满着远古生态的智慧，至今在各族心中仍具有情感联通的功能与意义，仍然存在于这方水土之中。在具有民族性、地缘性和血缘性这个文化生态系统里，各族群历史、语言、、文化心理和传统艺术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活跃，渗透在乐舞中的文化基因至今仍然作为一种历史精魂贯通于日常生活中，并不断按照自身的传统习惯和族群信仰来维护和创造新的艺术语言，其主要功能是“使人们在自己的文化体验框架内，进入到共享的体验中”[3（]P40）。如何从云南民族传统乐舞厚重的文明底蕴中，吸取文化的精神、思想以及思维方式，做出当代意义的文化阐释，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来建设发展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提供一种中国精神和中国经验，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研究中重要的学术使命。当今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使人们的研究视角在观念、思维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艺术行为”和由此蕴含于其中的“意义系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论域。当代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1908-1961)将体验视为一个境域，他认为身体和世界应该是弥漫式的相互涵融，这是梅洛-庞蒂通过对身体和世界的阐释所要呈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关于“身体现象”如何显现意义系统以及身体如何在意识中得到构成、不同文化中的身体体验、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身体的空间性等理论，在国内音乐、舞蹈学界的研究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而“身体转向”是当今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论域，其特点之一在于从现象学的角度对身体所进行的研究。的确，“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4]（P61-62）等理论视角，将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结语

时至今日，有关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研究的范式与民族学学科在国内发展的势态紧密联系，学界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建立民族艺术本体研究中的分析观念及文化立场，将学术界所共识的艺术形态的辨识方式，放置到本族社会文化的背景中去研究，透过艺术行为“深描”文化持有者的艺术经验。这是中国民族艺术研究新的开始，无论民族音乐学界或民族舞蹈学界都期待着具有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学术研究成果。如何体验文化持有者的艺术经验，如何描绘出异文化的文化图景和意义系统，需要当代学术通过系统的田野调查并运用民族志方法对其进行描述与解释，不断创生出新的学术论域和学术话语，在现代文明的社会实践中提供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在当今世界及国家的文化政策发展下，对于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及传承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关于“原住民文化是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的基础和开端”的观念已经成为共识，人们意识到地方性的制度与民间伦理共同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保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当云南民族传统乐舞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与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本土文化的现代性如何实现，如何实践，需要政府、学界同仁们的积极思考。

少数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肃北民乐；托布秀尔；来历；分析

托布秀尔，是一种民间制作的乐器，该种乐器的大量运用可以为当前的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陶布秀尔不仅是新疆地区，而且是图瓦、阿拉泰、哈里玛格、蒙古国以及内蒙古等国家和地区普遍见到的乐器。要做好该音乐的调查研究工作，首先，我们必须从抓好该项乐器的来历发展演变研究开始，逐步建立对该项乐器的高层次认识，从而形成对该种乐器的深入了解。大部分的人们认为，要强化我国的乐器研究水平，一定要结合实际，将我国的少数民族乐器也纳入研究的行列，因为少数民族乐器的发展历程也将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少数民族在不断的革新发展，他们的音乐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从而他们的乐器研制水平也将影响到我国乐器发展的进程。具体而言，更应该从分析其少数民族乐器的结构和演奏的特征进行深入研究，把一些好的方法进行相互借鉴，从而有力的推动整个中华民族音乐的不断向前迈进。

一、托布秀尔的工艺分析

托布秀尔的工艺与新疆地区，图瓦、阿拉泰、哈里玛格、蒙古国以及内蒙古等不相同。托布秀尔的制作工艺水平相当高，在我国目前其它少数民族中居于领先地位。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发现，该种乐器的制作技艺高且工艺价值较大。具体体现在其运用的材料也相当坚硬，通常情况下，托布秀尔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制作，处理各种在具体制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这些具体的制作工艺要求很严格，其每一个空都要反复的钻磨，直到音质效果很好为止。这些具体的制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精选材料，具体在于琴弦，过去是利用山羊细肠，现在就不用细肠了。

二、来历分析

（一）传说中的托布秀尔

传说，很久以前，有个放羊的蒙古族小伙子。一天，在他把羊赶上山后，坐在一棵大树边休息，听到树上的一个大洞口有呜呜的鸣声。原来是洞口上挂着的几缕马尾被风吹出的声音。他既惊奇又兴奋，砍来树木掏成音箱，挂上马尾弦做成了第一个托布秀尔。

（二）史料中的托布秀尔

蒙古各部落统一之前，对曾使用过的乐器有一些文字资料记载，但关于托布秀尔的史料记载较少。加之，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以及多元文化的互相融合，乐器会产生名称和形制的变异。虽然关于托布秀尔产生的最早年代现已无法考证，但从现存的史料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有关托布秀尔的蛛丝马迹。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12世纪蒙古族的祖先鞑靼人中流行一种二弦琴。”他从意大利经西域去上都时曾在蒙古族草原见到过与托布秀尔完全相同的二弦弹拨乐器。《明英宗实录》记载：“西域蒙古汗普遍喜好音乐歌舞，每宰马设宴，必先奉上黄酒，自弹虎拨思儿唱曲，达子齐声和之。”《续文献通考》记载：“明英宗正统（六年正月）又赐（斡拉达达汗）箜篌、和必斯、三弦各一。”其中《明英宗实录》中的“虎拨思儿”与《续文献通考》中的“和必斯”（即“火不思”），后都演变成为了现代卫拉特蒙古人使用的主奏乐器“托布秀尔”。

清朝《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史料中记载：“当时准噶尔部为其欢会宴饮所用的乐器有雅托噶、伊奇里呼尔、披帕呼尔、特木尔呼尔、图布呼尔、绰尔等6种。”其中，图布呼尔就是现在卫拉特蒙古族保留下来的弹拨乐器托布秀尔。倪志书撰写的《新疆之蒙族》一书中记载：“关于乐器，种类甚多，其欢会宴饮所用者，以丝为主，而竹附之。若胡琴曰‘伊奇尔呼尔’，二弦曰‘图布舒尔’等。”倪志书文中提到的图布舒尔就是现在蒙古族沿用的乐器托布秀尔。

从这些具体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托布秀尔在于其历史发展漫长，而且较为悠久。我们不光要发现它具有的历史价值，更需要从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的总结出少数民族乐器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研究其社会价值意义十分重大。这将关系到整个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研究更关系到整个社会演变的手工工艺研究。所以，在研究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挥好保护少数民族乐器发展的作用，不能够出现影响民族音乐文化交流的错误观念。

另外，我们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要研究其具体的形状结构，其木为槽，形方，底有孔。面长六寸八分二厘六毫，阔五寸三分九厘三毫，边长七寸八分八厘五毫，阔六寸四分八厘。这些方面的研究过程也要根据考古挖掘的材料来做详细的介绍，目前，该项乐器已经在不我国民间乐器发展过程中起到领先的地位，往往由于人们不够重视该种乐器的研究，对于中国音乐发展来讲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必须从加大研究力度开始，注意从中找到一些借鉴的知识，以便于更好的完善乐器制作水平。往往由于人们的忽视性，从而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不断发生，例如，该种乐器要能够融合其它乐器之长，就可以做到精细而不凡的境地。

我们在进一步研究其发展历史过程时，发现 “托布秀尔”与唐代的胡琴有关联。因为当时的“胡琴”主要是指西域的一种乐器，后来开始慢慢融合传入到中原，这些乐器与我们研究的肃北民乐托布秀尔有着重要的联系，也就是在具体的制作过程中，引用其它乐器的制造方法，看上去很完美，其实包含有其它乐器所共有的特点，这是肃北民乐托布秀尔发展的具体演变情况。又《契丹国志》载：“每谒拜木兰叶山，即射柳枝，诨子唱番敢前导，弹胡琴和之”，契丹所建辽国，文化艺术相当发达。这些具体的记载也更进一步证明了肃北民乐托布秀尔主要通过其它乐器进行细化研制的结果。

三、结束语

托布秀尔是蒙古族音乐文化的重要遗产，现在已经是新疆蒙古人中非常普及的乐器，对它的研究将会推动新疆蒙古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宋博年，李强.西域音乐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2]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M].格日勒朝格图，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8.

少数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9篇

音乐时空：据资料显示，担任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与曲艺音乐集成的编审工作是您由作曲专业转向音乐学领域的导火索。

樊祖荫教授：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我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和本科学的是作曲，工作之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国音乐学院教的也是作曲与和声学。和声学的教本采用的是【苏】斯波索宾的《和声学教程》，其主要内容是欧洲古典乐派与浪漫乐派时期的“共性和声”，既没有涵盖古典乐派之前和浪漫乐派之后的技法，更没有与中国音乐相关的内容。为了弥补上述缺陷，并能将和声学与中国音乐实际相结合，我制定了向传统和声学两端扩展的研究计划：第一步是研究以多声部民歌为主的中国民间多声部音乐；第二步是研究与近现代音乐相结合的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为此，从1980年春节开始，我都会利用每年的寒暑假及赴各地开会、讲学的机会，深入到听说有多声部民歌的各民族、各地区去进行田野考察。开始的目的就是单纯的收集多声部音乐，但是研究各民族多声部民歌所碰到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形态本身，还必然会涉及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语言等与音乐生成背景相关的属于音乐学范畴的问题，所以我由作曲转向音乐学领域可以说是不自觉地跨界。对于我本人来说，自己的专业仍是作曲技术理论，但是因为在研究过程中撰写了不少多声部民歌方面的文章，有人就认定我是搞民族音乐学的，也被“集成”编辑部看中请我担任了中国民间歌曲、器乐曲、曲艺音乐三个集成的全国特约编审。参加各省（区）“集成”卷的编审过程，使我补上了民族民间音乐的课程，学到了许多东西。

音乐时空：坚实的作曲理论为您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哪些帮助？

樊祖荫教授：这个问题要从对音乐学的理解来谈，我对音乐学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第一是研究音乐的学问，第二是研究音乐与文化关系的学问。因为这个学科的性质是音乐学，因此首先需要认清研究对象的音乐构成，如果没有坚实的音乐技术理论基础，就无法将音乐本体搞清楚，这样会为音乐学研究带来诸多困难。我因为是学作曲的，对技术理论比较熟悉也比较重视，事实上，我国的很多音乐学家都是从作曲理论出身的，比如西方音乐史专家于润洋先生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家汪毓和先生等等。然而现在有些年轻人，不重视音乐本体，不懂得技术理论，写文章时只好回避音乐，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谓是“不谈音乐的音乐学”，为了扭转这种局势，目前国内很多音乐院校的音乐学系都增强了对音乐本体的教学。当然，音乐学包括了很多方面，音乐形态学也是其中之一，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不能止步于音乐形态的分析，还要进一步了解音乐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步――追问，音乐为什么是这样的？它是怎么产生和形成的？这些问题涉及民族、民俗、语言、宗教等诸多领域，都需要对音乐与其生成背景（包括自然地理、文化历史等）的关系进行有说服力的阐释。

音乐时空：您曾经提出“音乐无论被视为一种文化，还是将音乐作为载体，通过音乐来研究文化，都不能脱离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应当把文化因素与音乐的产生、形成、发展以及音乐风格等特征相联系”。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该如何把握文化与音乐的关系？

樊祖荫教授：这也是做音乐学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首先需要有问题意识，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提问题。比如我在研究刀郎木卡姆的时候，发现它的切分节奏特别多，唱腔旋律从第一个音到最后一个音几乎都用切分，于是提出“刀郎木卡姆的节奏为什么是这样的”的疑问，并请教了我的老朋友、新疆民族艺术研究所所长周吉先生。他给出的答案是语言的影响：刀郎人采用粘着语，重音后置，促成刀郎木卡姆中的切分音节奏。这个答案当然是对的，但对我来说并不满足，因此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世界上有多少族群使用粘着语？”，得到的答案是所有阿尔泰语系的族群全部使用粘着语，包括分布在中国、蒙古、土耳其、朝鲜等多个国家的数十个民族。于是又引出了第三个问题“既然阿尔泰语系的族群都采用粘着语，那为什么其他民族，甚至刀郎地区以外的维吾尔族的音乐，却没有像刀郎木卡姆这样多的切分节奏？”为了寻找答案，我进一步考察了刀郎人的语言、舞蹈等各方面的因素，因为音乐形式的生成往往受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音乐形式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历史的继承性。总之，音乐形式的生成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因素，这就需要多方面的考察和深层的思索。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最近发表于《音乐研究》上的文章《音乐形式的生成背景追问》里面有较多阐述，可以参考。

音乐时空：您既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的名誉会长，又是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的顾问，我们想请您进一步谈谈中国的传统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关系。

樊祖荫教授：上世纪80代成立两个学会是有历史原因的，由于过去长期对少数民族音乐重视不足，传统音乐研究主要集中在汉族音乐领域，因此在1984年之后成立了两个学会，将传统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作为两个研究方向，目的是为加强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力度，但是两个学会的宗旨是一样的，都属于中国传统音乐的范围。两个学会成立之后，各自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即是其中突出的成就。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编纂完整的中国音乐通史，将少数民族音乐和汉族音乐融在一起，而不是单独分离。事实上，尽管目前传统音乐学会比较偏重汉族传统音乐研究，但是并不排除少数民族音乐，比如区域音乐的研究，很多区域中都包括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青藏高原地区的传统音乐研究排除了少数民族音乐还能剩下什么？因此，研究中国传统音乐，不能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分离，而应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来做整体性的统筹考虑。

音乐时空：在刚刚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上，您担任了侗族音乐分会场的评议专家，我们希望您能够对对侗族音乐的研究现状做一些点评。

樊祖荫教授：侗族大歌是我国音乐学家参与研究最多的一个音乐品种，以前的研究打下了很好基础。最初受到关注的是侗族大歌的形态层面，此后研究思路不断拓宽，例如侗歌与侗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侗歌与侗语关系、侗族大歌一词的意义等等都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也有了很大转变，居住式的田野考察成为主流，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比如中国音乐学院的赵晓楠副教授、四川音乐学院的杨晓副教授等等。同时，贵州当地的学者对侗族音乐的研究也在逐渐深化，各方面都在进行开拓性发展，张中笑先生的《侗乡音画》就颇具代表意义。《侗族大歌研究历史五十年》对侗族大歌的研究历史进行了梳理与总结，现在学者们对侗族大歌的研究并未止步，而是在继续拓展与深化。

音乐时空：您近期对侗族音乐有哪些关注？

樊祖荫教授：目前我比较关注侗族大歌功能的转移问题，现代唱侗族大歌与过去相比，有些功用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侗族大歌第一个传统功能是繁衍种族，在过去，青年侗族男女想要恋爱、结婚都需要会唱侗族大歌，现在的侗族大歌基本上已经失去这个功能。不过，人际交流的功能尚在，只是发生了明显的功能转移，成为侗族与外地人、外族人交流的工具。1985年我去小黄寨，全村男女老少都围在一起唱歌，这就体现了它的交际功能。同时，那个时候听大歌是免费的，现在要钱了，他们组织歌队到旅游点、到北京等地的大饭店演出（“文艺打工”），这说明侗族大歌的经济功能在上升。此外，民族身份认定的功能得到了保留，每个侗寨的大歌（尤其是序歌）是不同的，由此可以分辨出演唱者来自哪个侗寨；由于侗族大歌不断参加国内外的比赛并获奖，促使歌队更多地关注自身的艺术功能，也为整个侗族赢得了荣誉。因此，现在侗族大歌的功能更多地转移到身份认定、人际交流、发挥艺术功能和经济效益等方面。以前的百科全书式的传承历史、传承知识的功能逐渐消失，因为这些知识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传承机制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以前侗族小孩出生前后妈妈就要哼、教歌谣，四、五岁开始学唱大歌，十三四岁学唱情歌，年岁大了参加老年歌队，这一整套传承机制现在几乎没有了。所幸的是贵州现在很重视学校音乐教育，尤其在榕江、从江、黎平三地做得更好，但是学校教育的方式远比不上原本的自然传承。老师担心谈情说爱的内容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很多歌词以及旋律都重新编写，从传承的角度来看是不完整的。综上所述，对于少数民族音乐要注意功能的转移和变化，对它们的研究涉及到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保护的问题。

音乐时空：实践方面，您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田野考察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樊祖荫教授：作为民族音乐学研究者，田野考察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到目前为止，国内我只有没去过，留下印象深刻的经历很多，这里只举一个发现羌族多声部民歌的过程。我到云南考察藏缅语诸民族的音乐，发现彝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白族、怒族、藏族等基本上都有多声部民歌；后来赴四川考察羌族，却没有发现多声部民歌的存在，走访了多位研究羌族音乐的专家，得到的答案仍然是羌族没有多声部民歌。我认为这种现象从文化传播学上来说似乎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操藏缅语的各个民族，在族源上大多与羌族有关，都是羌族在迁徙过程中与当地原住民相融合而形成的，作为“流”的各民族保存了多声部民歌，而作为“源”的羌族却反而没有留下多声部民歌的痕迹，这是为什么？是在历史进程中消亡了？还是隐藏在什么地方没有被发现？带着这些问题，我查阅了《羌族史》，方知道羌族在从大西北向西南地区转移时，第一个落脚点是在四川的松潘县，随后再次转移时在松潘留下了部分羌民。我当时猜想，在那时留在松潘的羌族的后裔中可能还留存有原始文化中的多声部民歌。刚巧这时四川阿坝州邀请中国音乐学院帮助做民歌集成的记谱工作，我当时抽不出时间，便委托作曲系师生代为留意松潘县上交的民歌录音带，看那里是否有羌族的多声部民歌。结果有个学生带回一盘磁带，里面有两首被刻意洗过，但是没有完全洗掉的合唱歌曲，这正是我要找的多声部民歌。第二天我就动身前往松潘，找到采集这些歌曲的人，问他为什么洗掉这两首歌曲，他说因为唱得不齐，我说我就要找这样唱得不齐的民歌。于是他带我爬山来到海拔2500多米的大耳边村，吃晚饭的过程中，附近几个山头的羌族群众都聚集在外面唱歌，我饭都没吃完就跑出去采录，他们一整晚所唱之歌都是重唱或是合唱，没有一个人的单声部歌曲。后面几天我到这些村寨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当地还保留着羌族早期的许多风俗，他们的活动，包括劳动、祭祀都是集体的，甚至谈恋爱都是在休息时集体唱歌。由于居住之地山高坡陡，很少与其他民族交往，也很少受到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因而包括多声部民歌在内的早期文化得以保留。后来我将这些资料整理好交给四川省文化局，请他们继续调查，最终收录在四川民歌集成中。对于这段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从发现羌族多声部民歌这一经历之中也可以看出，做音乐学研究不是纯音乐形态的问题，除了音乐之外，还要具有民族学与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

音乐时空：您的研究涉及四十余个少数民族，您是怎样看待“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关系？

樊祖荫教授：这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由于很多少数民族暂时没有具有研究水平的“局内人”，导致大量课题都是“局外人”在做研究，包括国外学界也是如此。多年来，汉族学者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不懂语言等许多客观困难，研究也受到一定的制约。因此，要重视对少数民族音乐人才的培养，中国音乐学院是教育部少数民族高层次音乐人才培养计划的培养单位，每年招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20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以后还要争取增加名额。对培养出来的少数民族音乐人才，要求他们回到本地区从事本民族音乐的研究和教学等方面的工作。若干年后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才会积累到一定规模，这届年会上我们看到贵州、内蒙古等地的少数民族音乐学者群已经逐步建立、壮大起来，他们为当地的音乐事业做出了骄人的成绩。我们不能否定“局外人”的作用，更期待 “局内人”的加强，希望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研究队伍为了同一个目标更好地结合起来。

音乐时空：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音乐受到民族音乐学工作者的重视程度不一，以本届年会的“贵州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专题报告”为例，发言主要集中于侗族、苗族、布依族音乐研究领域，其他民族鲜有涉及，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否会导致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失衡？

樊祖荫教授：是的，这是当前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应当扩大研究视野，尤其应当关注无文字的、人口较少的民族的音乐现状。从“非遗”保护层面来说，语言问题更应提到议事日程，民族语言一旦消失，依附于语言的音乐就会消失，老人们去世后，语言和音乐都会随之消亡。因此需要国家加大力度关注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与保护。现在受到重视的少数民族音乐基本上都是有卖点的“非遗”项目，比如前面提到的侗族大歌等，对于其他不受重视的少数民族音乐种类的研究与保护问题，需要我们学会的全体会员主动关注与参与。

音乐时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话题，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您认为非遗保护工作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有哪些重要意义？

樊祖荫教授：少数民族在我国总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但是他们的音乐文化却十分丰富，这是无法用百分比来形容的，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缔造了我国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在我看来，保护“非遗”首先是在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同时也是在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我们提出的“原生性”就是在强调基因，因为保护的极终目的是为了发展，但发展要依据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而不能盲目照搬外来的文化。我在不久前完成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即将出版，里面专门讲到了“非遗”保护的意义以及如何进行“非遗”保护与开发等重要问题。

音乐时空：您曾说“民歌被搬上舞台后，它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原生态了。我理解的原生态民歌是社会生活中自然存在的、与生活环境紧密相联的民歌。”那么，利用高校教育资源传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也面临着破坏其原生态的问题？

樊祖荫教授：是的，原生性的音乐搬到舞台上与进入院校课堂里都会变成次生性，因为脱离了原来的生态环境。但是从传承的角度，学习民歌还是要原生性的。诚然，所谓“原生”，也只是现存的“原貌”，而音乐诞生时的原貌早已无处寻觅。除了原生性与次生性之外，还有一个再生性的问题，它们涉及到民歌的传承和传播两个方面，传承一定需要本真的东西，传播相对来说就放宽了很多，因为很多原生性的东西很难传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洛宾改编的歌曲，他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民歌记录下来，将歌词翻译为汉语，对旋律也进行了某些加工，所以才能够在全国范围传播。我作为原生民歌大赛的评委已有多年，发现很多歌手唱的已经不是原生民歌，于是我们在今年的第七届原生民歌大赛上主动将比赛分为原生组和改编组，这样对民歌的传承与传播都十分有利，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歌手来参赛。

音乐时空：在您看来，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在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樊祖荫教授：作为音乐学的发展方向来看，首先是对现有的研究的仍需继续深化与开拓；其次是对新音乐学的思考――追问音乐与人类、与社会、与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三是对一些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的补白；第四是学习和领会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问题，这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我们做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不仅要着眼多元，也要把握一体，研究少数民族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

音乐时空：您在数十年的音乐研究实践中一定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是否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些？

少数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10篇

尽管川音音乐学系于1994年3月8日才正式成立，但其音乐学专业教育却发端于1986年9月。那时，学校为了音乐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受武汉音乐学院已开办了音乐学专业的启发，在时任院长李忠勇教授的极力主张下，便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开办了本专业，并从1986年9月开始招收第一批本科学生。当时由作曲系临时代管，待1994年川音正式成立音乐学系后，所有学生才归人音乐学系管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本系199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7年正式对外招收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民族音乐理论三个硕士研究生方向。

至今，川音音乐学系开办的音乐学专业已有近三十年历史。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由最初仅有一个音乐学本科专业、三个硕士研究方向、八九位教师，发展到现今已拥有三个本科专业（音乐学理论、音乐治疗、音乐新闻与评论）、四个硕士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二十余位专业教师的师资队伍。并且，由原来每年仅招收一两名本科生，发展到现今每年可以招收本科生四五十人、研究生数人的办学规模。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我围音乐学专业教育在地方音乐院校中的发展。

本人作为川音音乐学系的一位建设者、在任系主任、专业教师，可以说自始至终见证了它的成长。为了让读者了解川音音乐学专业教育的发展历程，笔者从以下方面做一介绍，以供大家审视四川音乐学院开办音乐学专业的办学理念与思路，从中可以总结其得与失。

一、调整音乐学专业的学制

2006年以前，川音音乐学系的音乐学本科和研究生层次，一直是采用“本五研二学制”模式办学。但经过实践，我们发现其中明显存在下列缺陷：

对于五年制本科而言，其学习时间过长，大部分学生在时间把握上缺乏紧迫感，学习上存在懒惰的心理。学生五年中用三年时间上专业基础课（集体课），两年用于上专业课（个别课）。每到四五年级阶段，随着专业基础课程逐渐减少，学生开始撰写毕业论文。这种安排，由于已学了三年，如果再用两年从事专业学习、完成毕业论文，学生往往不能有效利用好这两年的时间。不少学生便以回家参加调研或社会实践为由，将本该在一年时间内就能完成的毕业论文一拖再拖，直到临近毕业前才交初稿，不仅大大浪费了有效的学习时间，而且给教学管理带来了一定困难。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许多学校开始创办音乐专业，加之学校内部也新增了一些可供考生选报的其他四年制专业，从客观上造成了五年制音乐学专业与这些四年制专业在学制方面的竞争压力。因为，在社会上一向把音乐学视为理论性强，考试内容与程序又比较复杂且难考的专业，不少考生望而生畏。特别是一部分家长将孩子考入艺术大学作为获取大学文凭的一种选择，看到音乐院校中的绝大多数专业通过四年学习便能得到一纸大学文凭，而让人感到深奥的音乐学专业却要花费五年时间才能毕业――从获取文凭的角度，他们不得不计算学习成本。因此，不少原本打算报考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就分流去投考了其他专业，致使川音在前些年的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出现了生源危机，一度被人们视为“冷门”专业。出现这样的状况，不仅不利于音乐学专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造成了音乐学专业教师的资源浪费，师生比例失调。

对于两年制研究生而言，在办学过程中发现，从我系本科直接考研的人数很少，反而多数考生源自校内外毕业的其他专业。究其原因，大部分本系学生由于此前已学了五年时间，客观上已养成拖沓、散漫的学习习惯，产生了厌学情绪，再无报考研究生的学习动力。加之，音乐学专业平日又缺少更多展示自我的舞台，没有更多机会“出彩”，与其报考研究生，还不如尽快找个工作安顿下来更实际。至于考取研究生的学生中，由于多数来自其他专业，大多缺乏音乐学专业基础知识系统训练。面对这样的学生，仅用两年完成音乐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并达到毕业要求，培养时间显然不够。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修正了培养目标。对本科生而言，主要培养他们在毕业以后，具备能初步从事音乐学专业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的基本能力；对研究生而言，主要培养他们在毕业以后，具备能独立从事音乐学专业教学、科研、管理的能力。于是，我们从2006年开始，便对音乐学专业的学制进行了改革，将其中本科由原来的五年制调整为四年制，将硕士研究生由原来的两年制调整为三年制。其目的是，一方面把本科阶段视为普及教育，通才培养，主要将他们培养成能在中小学中担任音乐课师资，在音乐、文化事业等单位中从事音乐文化市场的组织管理与指导工作的干部。让他们能在四年学制中，在更为集中的时间内达到学习目的，完成学业。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学生的学费开支，缩短学习周期，让学生们的学习精力更加集中，同时也让一部分还想继续在音乐学领域中有所为的同学，通过报考研究生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本四研三”是我们在2006年以后一直采用的学制。

二、拓展音乐学专业的学科

与国内其他兄弟院校一样，我们也时常思考音乐学专业的学科建设，力图在未来发展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因地制宜地办出自己的特色。从2004年起，为适应国内教育形势和专业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原有本科专业方向基础上，又相继开办了音乐治疗、音乐新闻与评论专业，成为继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之后，国内第三家开办音乐治疗专业、第一家开办音乐新闻与评论专业的教学单位。

开办上述专业，无非是想顺应社会需要、加强学科建设、拓展专业、彰显办学特色。因而，本系的音乐治疗，正是我系在分析了当时社会需求，在学习借鉴了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办学经验基础上开办的新专业。为了办好此专业，我们不仅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还及时派青年教师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参加进修和培训，并从中央音乐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引进音乐治疗和精神病与精神卫生专业师资。除为该专业制订了必修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外，还专门针对其培养目标，制订了音乐治疗学概论、音乐治疗临床应用、儿童孤独症/智障症的音乐治疗、音乐治疗评估方法、音乐治疗方法与技术、医学心理学、异常心理学、发展心理学、音乐心理学、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技能等十余门专业核心课。经过十年的建设，该专业现已毕业学生共七届。据不完全统计，在现有毕业生中，不少已在国内心理治疗机构、特殊教育学校、精神病院、早教中心以及大中小学的心理健康部门任职。

本系的音乐新闻与评论专业，是笔者受国内一些高校开设体育新闻专业的启发，于2006年9月在川音音乐学系倡导开办的。除有一年因其他原因停招外，现已招生八届。开办这一专业，其目的主要想为电台、电视台、报社、出版社等单位培养音乐节目主持、音乐新闻与评论、音乐编辑与策划的传媒工作者。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我们同样为其制订了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并分别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和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引进传播学和音乐编辑学专业师资。除制订有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外，另也专门制订了适合该专业学习的音乐批评学导论、音乐文论写作基础、音乐编辑基础、传播学理论与媒体应用、新闻理论与实践、音乐评论文献导读、文化市场营销与策划等专业核心课和选修课。经过近十年的建设，该专业方向现已毕业本科学生五届，他们多数在传媒机构及学校任职。

三、创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

在课程设置上，川音音乐学系重视借鉴外校办学经验，为了开办好音乐学业，笔者曾与首任系主任颜曼秋教授丁建系之初到上海、武汉考察，后来又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借鉴其他院校的课程设置。经过最近二十年的反复修订，我们不仅为本专业制订了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除开设有与全国各兄弟院校相同或相似的音乐学导论、民族音乐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世界民族音乐、音乐学文献导读、毕业论文（主科）专业核心课外，同时还创设了一部分与其他院校不同但确实有实用价值的课程。其中，最重要的一门便是笔者从2004年起创设的供全系三个专业学生学习的音乐文论写作基础。

关于开设此课程的目的，笔者曾以专文就其必要性、思路、可行性三方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主张在教学内容上，主要从它的合理性、教学方法的循序渐进性、训练方式的可操作性等原则出发，有针对性地选择音乐文体中较常见并具有较强实用价值的音乐日记、音乐消息、音乐散文、音乐通讯、音乐专访、音乐大事记、音乐读书笔记、音乐札记、音乐计划、音乐总结、音乐课程教学大纲、音乐课程教案、音乐调查报告、音乐评论、音乐杂文、音乐论文开题报告、音乐论文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并结合日常作业检查、课堂作业批改、习作评讲、例文赏析、采访调查、教学实习、课后练习等项目作为辅助教学内容。并认为，该课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音乐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笔头工夫，为他们将来从事音乐教学、管理、宣传、策划和研究等工作打下坚实的音乐文论写作基础。为此，笔者还专门带领本系部分教师向四川省教育厅主管部门申请了课题，并于2009年12月获批四川省2009―2012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注重专业特色，强化写作实践――关于在音乐艺术院校开设（音乐文论写作基础）课的探索”（项目编号P0941200），还初步编写了一部《音乐文论写作基础》教材，正在做进一步修改完善再联系出版。

除该课程外，我们还为音乐新闻与评论专业学生创设了音乐评论文献导读、传播学理论与媒体应用、新闻理论与实践等课程，力图在川音音乐学系建立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各专业课程体系，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四、提升音乐学专业的内涵

随着办学规模的逐渐扩大，提升内涵发展必然成为一所地方音乐院校开办音乐学专业的头等大事。为了提升本专业的内涵发展，最近十余年来，我们尽可能做了下列工作：

（一）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根据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的需要，以及教师队伍的新老交替，尽量避免“近亲繁殖”。建系以来，我们先后从本校和外校的武汉音乐学院、厦门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等院校的音乐学专业，以及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等院校的医学心理学、传播学专业中，选留和引进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共十余人充实到本系教师队伍中，让他们在音乐学各领域中发挥其长。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鼓励一部分青年教师跨校报考博士研究生来提升学历，为将来顺利承担教学、科研工作奠定基础。迄今为止，本系教师中有博士学位2人、在读博士3人，并正在接纳新的博士人才。

（二）认真强化教学管理工作

针对本系音乐学理论本科所采取的四年制培养模式，我们在教学进程计划上，前两年按通学模式培养，学生不分专业或研究方向，以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学习为主，后两年则以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学习为主。在专业导师的选择上，学生可以围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或其他领域，自主选择指导老师，经同意后方可进入专业学习，最终完成毕业论文。

为了加强教学管理，最近两年来我们还特别制订了《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毕业论文）（主科）教学大纲实施方案》，规定凡进入专业学习阶段的本科学生，在第三学年必须每学期至少完成一篇不少于三千字的学期论文和学年论文。在第四学年，本系三个不同专业的学生，均须提交本研究领域毕业论文或毕业实验报告一项，字数不少于六千字。对学生提交的作业，均由各教研室组织教师进行集体评分；再按优秀（90―95分）、良好（80―89分）、中等（70―79分）、及格（60―69分）、不及格（59分以下）五个等级对学生作业进行评比。

同时，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们还专门制订了《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三）定期邀请专家举办讲座

举办学术讲座，是开阔师生学术视野、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途径，可以让学生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为了活跃校园的学术气氛，本系自成立以来，先后邀请到中国音乐史专家汪毓和、梁茂春、王子初、秦序、戴嘉枋、周畅、赵维平、宫宏宇等，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专家冯光钰、陈自明、毛继增、赵佳梓、杜亚雄、刘正维、张兴荣、蒲亨强、蔡际洲、周耘、刘桂腾、约瑟夫（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音乐系教授、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传统多声音乐研究中心的主任）等，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专家于润洋、沈璇、杨燕迪、罗伯特・温特（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音乐系教授）等，音乐评论家赵世民、陈志音等，音乐治疗、心理学专家杰比切斯基（英国心理学博士，享誉世界的心理学、哲学、宗教学集成大师）、阿梅利亚・奥尔德菲尔（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教授）等到川音举办学术讲座，让本系师生从中了解到了众多前沿学术信息。

（四）努力营造学生“出彩”平台

众所周知，音乐学专业是理论性较强的专业，也是一个需要甘于寂寞、能坐冷板凳的专业。如何能让学生爱上这一专业，让其享受到通过努力学习便可以获得成果，尝到钻研理论带来的乐趣，我们也努力营造学生“出彩”的平台。2004年至今的十年间，我系先后独立或联合举办过两届“悠扬杯”学生音乐书评征文比赛、三届“忠勇奖”优秀学生评奖、首届“音乐学杯”音乐评论征文比赛活动。同时，我们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外举办的与专业相关的各类赛事，如由《音乐研究》编辑部主办的多届“人音社杯”高校学生音乐书评征文活动，中国戏曲音乐学会理论研究会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戏曲音乐论著、论文评奖活动，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中国音乐史学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音乐研究》编辑部举办的第六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等。这样，不仅营造了校园勤于读书、积极关注音乐理论以及社会音乐生活的良好学术氛围，而且使得不少同学在上述活动中取得了各种奖项，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此外，为了提升音乐学专业的内涵发展，我系还与校外的四川省音乐家协会、成都市救助站流浪儿童收容中心、成都第四人民医院、成都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以及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福宝镇等单位合作，分别建立了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乐苑》杂志社记者站、音乐治疗实习基地、福宝民间音乐研究基地等，积极为学生搭建学习实践平台，让他们在各种学习环境中增长才干，取得进步。

结语

在“抓内涵、谋发展”的办学理念指导下，川音音乐学系在学科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和办学经验，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国内许多兄弟音乐艺术院校相比，限于办学历史、办学环境、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因素的影响，自身还存在着诸多不足：

1.在本科生教育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教学质量监管力度，让教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努力探索音乐学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为学生提供更多优质的教学服务。

2.在研究生教育上，我们还需要在学科建设上进一步拓展，在开办好音乐治疗、音乐新闻与评论本科专业层次基础上，逐渐向研究生层次延伸；在课程建设上，虚心学习借鉴兄弟院校的有益经验，制订更加科学完善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将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心。

3.限于地方音乐院校过去在学科建设上观念落后，申报工作抓得不紧，对高学历师资培训重视不够，尽管现今学校已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联合招收“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博士研究生，并获批四川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但与国内部分音乐院校相比，我们至今还没有音乐学专业的博士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

4.由于地缘关系和学校环境等因素，我们与国际音乐院校还缺乏更多交流，国际视野还非常缺乏。另外，在举办国内外学术会议、学术交流方面也缺乏更多主动性，还需要进一步改变观念，调整思路，不断加强此方面的工作。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办好音乐学专业呢？笔者认为，有下列两点需要思考：

其一，在办学思路上，应树立“大音乐学观”的思想，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方面，既要在音乐学专业范畴内办好一批应用面较广、社会需求量较大的音乐学理论、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早期多数院校称“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中国少数民族音乐、音乐教育、音乐艺术管理、音乐治疗、音乐编辑、音乐传播、音乐科技、音乐新闻与评论等专业或研究方向，也要根据学科发展趋势，办好一部分应用面相对较窄、社会需求量较少但属于高端学科、或不可缺的某一研究领域，如音乐美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声学、音乐文献学等。发挥“两手抓”的精神，既要重视传统学科，也要不断拓展新兴学科；既要重视基础学科，也要发展应用学科。不能把音乐学专业仅办成只供少数人孤芳自赏、过于冷门的专业。

其二，在生源数量上，应保持生态平衡。既不能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办学条件去无限制扩招，也不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少招；既要考虑社会需求，也要着眼学科的未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在诸多高校开办有音乐学专业的情况下，大家正在面临研究课题愈来愈窄、学问愈来愈难做、就业形势愈来愈紧张的严酷现实，倘若不去抓内涵发展，提高办学质量，就会步入制约发展的瓶颈，极不利于音乐学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