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3 10:48:28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篇1
[摘 要]日本著名学者梅棹忠夫提出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影响巨大，为认识和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特别是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检证，“文明的生态史观”存在许多漏洞，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不能成立，作为一种代表性的日本文化论也具有过分拔高日本文化的倾向，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Comments on "The Historical View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View of Ecology"
by Umesao Tadao
Key Words:the historical view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view of ecology; Umesao Tadao; modernization; theory of Japanese culture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the historical view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view of ecology"， raised by the well-known Japanese scholar Umesao Tadao， was massive. It provides a new angle for cogni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 tion， especially for modernization. However， inspecting from the aspect of history， such a view has many flaws. As a mode of modernization， it is not convincing; as a representational Japanese cultural theory， it tends to over-glorify the Japanese culture，which is hard for us to agree to.
梅棹忠夫是日本享有盛誉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学者，1957年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首次提出“文明的生态史观”(以下简称生态史观)而名声大噪。1964年《中央公论》将该论文列为“创造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重新予以刊登。[1](p208)《文明的生态史观》作为单行本也多次再版，影响巨大。日本学术界对该观点评价甚高，称其为“独特发想基础上的世界史观”，是“给予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理论以冲击的崭新的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2]日本思想史学者鹫田小弥太在《昭和思想全史》一书中，专门为梅棹忠夫设立了一节，认为生态史观是“对战后诸历史观的总批判”，是“画时期的历史观”。[3](p328)近年来，生态史观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关注，2001年出版的《世界文明论研究》将该观点作为世界著名的文明论之一收入，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的述评。[4]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日本，对被称为“世界史理论创新”的生态史观进行评论的主要是思想文化界，而史学界很少参与。谷泰批评这种情况为“热心于介绍和依据欧美学者历史理论，但无视本国学者挑战性理论的日本学术界学者的本质”，是“专家集团排他主义在起作用”。不过，谷泰也承认，“文明的生态史观”作为一种假说，检证其“立论过程以及该理论在涉及范围内主张的妥当性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这还没有充分进行”。[2]
事实确实如此，到目前为止，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我国国内，都还没有从历史学的角度系统深入地分析和探讨生态史观，本文力图在这方面做一初步尝试。
一 生态史观的主要内容及其积极意义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漫长历史中，经历过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这次转变中，曾经最早创造出灿烂农业文明的国家大大落后，西欧脱颖而出，率先步人工业社会；东方的日本又先于亚非拉其他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西欧和日本何以独领风骚?其他国家落后的原因何在?史学家们纷纷加以阐释，莫衷一是。
“文明的生态史观”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回答上述问题的。
梅棹忠夫以欧亚大陆作为考察对象，将欧亚大陆划分为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第一区域包括日本和西欧，是实现了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地区。其他地区属于第二区域，可以划分为中国世界、印度世界、俄国世界、地中海或伊斯兰世界四大集团。这些世界的结构相同，即都是一个有卫星国包围的大帝国，它们在古代都曾显赫一时，但后来无一例外地衰落了。
梅棹忠夫用生态环境来解释这种文明演进的差别。他认为，第二区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第一区域地处中纬度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度，土地生产能力高，但在早期历史中，由于被森林所覆盖，难以产生出高度的文明。所以，第一区域是作为野蛮落后的民族开始自己的历程的，从第二区域引进文明。
不过，第二区域气候干燥，属于干旱地带，常常受到来自沙漠地带游牧民族的侵袭，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于是，这一区域的历史就表现为破坏与征服交替发生的历史，造成第二区域的落后。相比之下，第一区域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缘，中亚的暴力破坏没能影响到这里。当暴力临近之际，它已经具备了抵抗的能力。随着技术力量增强到一定程度，这一区域凭借优越的生态条件可以迅速成长为较高程度的文明。
由于支配社会结构的各自条件特别是生态条件的不同，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历史道路。第一区域国家的历史最显著的共同点是都经历了封建制、资产阶级革命，又成为拥有高度现代文明的地区。具体而言，在近代，第一区域的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里都是资产阶级掌权，而且这种体制是经过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掌权，是因为在革命前他们已经具备了很大的势力，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都产生于其封建制内部。第二区域虽然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但是那里的封建制没有得到发展，后来建立起的巨大的专制帝国已经远远落后于第一区域，资本主义也没有能够成长起来，以至于那里的大部分地区成为第一区域各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走上现代化道路。
生态史观在阐释日本和西欧的文明发展与第二区域不同之外，特别强调日本文明的独特性。梅棹忠夫认为，日本文明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具有独特性质的文明；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既不是模仿西方，也不是转向；日本和西欧这两个地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达到了平行进化。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成功，并非完全是由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并不否认日本汲取了西方文明，然而他认为，西方文明只是起爆剂，即使没有外部条件，日本内部已经积蓄了足够必要的现代性因素，若沿着自己独自的轨道行进的话，仍然是可以实现现代化的。[5]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生态史观从宏观上勾勒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构建了现代化发展的世界模式，阐释了日本文明在世界中的地位。可以说，它是世界文明论，同时也是日本文化论。
应该肯定，生态史观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日本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占主导地位，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擅长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阶级矛盾的理论分析历史演进，但对于其他影响和制约历史发展的因素关注较少，甚至忽略。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问题上，这一派别一般只限于按照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因而被资本主义取代的思路加以解释。对于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问题，通行的观点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学术界曾经有过从自然环境考察民族性格的尝试。例如，志贺重昂撰写的《日本风景论》，歌颂日本的自然之美，说明自然地理环境对日本国民性形成的影响。和辻哲郎在《风土》一书中，用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来解释日本、中国等国家国民性的差异。
梅棹忠夫继承了这些传统且进一步扩大到考察日本文明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不拘泥于社会形态，从生态学的角度予以解释，并构筑起一个理论模式，与以往史学界的方法和观点大相径庭。毫无疑问，生态史观为认识文明演进和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弥补了以往研究方法论上的不足，值得人们思考。在解释日本成功的原因时，生态史观冲击了其他地区和国家只有模仿西方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维，凸显了各国自身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自生态史观提出后至今，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学者更加关注自然地理环境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澳大利亚的琼斯和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都指出，西欧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有利于其现代化率先起步。[6](p57)探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历史的连续性，即注重江户时代的内在因素和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在日本学术界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流派①。
然而，肯定生态史观的积极意义，并不等于全面肯定生态史观。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实证性的验证，可以看到生态史观存在着极其重大的缺陷。
二 生态史观作为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不能成立
生态史观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第一区域在早期历史上虽然落后，但吸取了第二区域中产生的辉煌文明，又没有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因而文明得到发展，形成独特的封建制，最终走向了资本主义。第二区域恰恰相反，没有成熟到能够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程度。
史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以西欧为例进行考察。
关于西欧封建制的起源及其形成时间，至今史学界存在着多种观点，没有达成共识，能不能把生态环境作为封建制起源的根本原因来立论姑且不说，至少西欧没有受到游牧民族侵扰的提法与史实不符。
实际上，法兰克王国建立后，西欧仍然不断地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一些国家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其中影响巨大的有：8世纪兴起的阿拉伯人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多次攻击法国和意大利，一度攻下罗马；被称为“海上游牧民族”的北欧诺曼人不断袭击不列颠群岛和法国，数次洗劫巴黎，到10、11世纪时，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整个欧洲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团团围住”，“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10世纪为最不佳时期”。[7](p57)进入11世纪后，外来侵犯才停止，西欧才获得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发展的时机。此时距离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
第二区域确实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没有形成西欧那样的封建制，但是绝不能说第二区域的历史是破坏和征服的历史，文明因此停滞不前。从中国来看，在西欧11世纪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后，中国仍然不断地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曾先后处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和清朝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侵扰和征服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抵御和战争耗费了巨大的财富，然而中华文明没有因此中断，而是被进人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接受并延续下来而且不断发展，以至于史学界普遍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农业社会的鼎盛时期。
如果横向比较的话，更不能说由于生态环境决定的游牧民族侵扰的有无使得第一区域的文明比第二区域成熟，所以西欧率先步人工业社会。直至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国，这已经是包括欧美史学家在内的史学界的共识．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所说，“西欧率先完成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率先步人了现代化的进程，不是因为西欧封建制度发达、完备，相反，是因为它的落后和不完备。拿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是因为西欧占了‘落后的优势’”[6]。落后的西欧先于先进的中国进入工业社会，反映了历史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发展。
生态史观在说明第一区域比第二区域成熟时，列举出了手工工场、自治城市、文艺复兴等现象，认为它们只有在第一区域封建制下才能萌发出来，也使第一区域进入资本主义。
显然，生态史观的这一论据与史实严重不符。
在第一区域的西欧，大约从14、15世纪开始，出现了领主土地所有制解体、农奴制瓦解、手工工场兴起、市民阶层壮大和王权加强以及文艺复兴运动，这些现象被称为原初现代化。然而，不能把原初现代化的产生完全归于第一区域存在封建制。实际上，在第二区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存在某些原初现代化现象。东欧比西欧稍晚出现了手工工场。中国在明代，即与西欧大约相同时期，已经诞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西欧不同的是，在第二区域中，这些资本主义新因素较少，而且发展受到阻碍，没有能够自然成长到现代工业社会。
即使在西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虽然都出现过原初现代化，但西欧的原初现代化是像生态史观所说的那样自发地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的吗?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初现代化基础上，现代性因素不断成长，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进人工业社会的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德国最早发生宗教改革，在宗教战争和三十年战争之后，出现了第二农奴制时期，已经开始瓦解的领主制经济重新恢复并巩固起来，集中经营的手工工场一度几乎不复存在。到18世纪末，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而德国还是一个封建的农业社会，“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丝好转的希望”[8](p633～634)。拿破仑战争一方面把在德国的占领地区改造成德意志境内首先转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地区，另一方面促成了普鲁士的改革。1807—1812年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开创了普鲁士现代化之路，也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经济发展和民族运动的中心。[9]作为手工工场和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的意大利的情况也与德意志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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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代表性的著作有村上泰亮、公文俊平、佐藤诚三郎的《作为寸明的家族社会》。
以上情况表明，从原初现代化转入正式现代化阶段需要许多条件，仅仅具有原初现代化并不能保证自然转变。德国和意大利是在外部刺激下才实现转变的，因此也被看做是与英、法内发型现代化不同的传导型现代化。
这种传导型的现代化在第二区域中也能够明显地看到，俄国就是一个典型。17世纪，彼得一世为了富国强兵，进行了“欧化”改革。俄国到18世纪末已经有千家以上的手工工场，19世纪中期开始了工业革命。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促使俄国进一步向西欧学习，进行了被誉为“俄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的农奴制改革，此后俄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被生态史观列入第二区域的俄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时间甚至早于第一区域的日本，表明生态环境和封建制并不是决定能否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惟一因素。
三 日本并非和西欧平行进化
生态史观用日本和西欧平行进化论来解释日本现代化成功的原因。时至今日，不独梅棹忠夫，日本史学界也有人极力用西欧的模式解释日本历史，主张日本的近世是专制王权时期，元禄文化前后为日本的文艺复兴时代。
诚如生态史观所说，日本与西欧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非常相似，而且只有这两个地区出现了典型的封建制。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也产生了手工工场等新的生产方式，思想文化领域里古学和国学兴起，提倡复兴古代文化和尊重“人情”，分别主张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和《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万叶集》等日本古典文献中体现的日本固有之道。同时，町人阶层文化得到发展，鼓吹反禁欲主义、金钱本位思想、主情主义，批判身份道德。
那么在从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过程中，日本与西欧是否是完全相同地平行发展的呢?关于日本是否存在专制王权和文艺复兴，学术界尚有争论，本文也不准备进行讨论，这里只想指出，根据确凿的史实，在表面上的一些相似的背后，日本与西欧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我们考察手工工场的情况。众所周知，劳动力、资本和市场是工业发展的前提。在西欧，伴随着手工工场的产生和发展，领主土地所有制解体，农民得到自由，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成为可能。然而在日本，尽管也出现了地主等新的因素，但是领主土地所有制依然牢固，农民依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特别是幕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并没有推行像西欧绝对王权时期那样的重商主义政策，严重阻碍了原工业化的进行。
在西欧，新航路的开辟建立起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分工体系，取得了必要的资本和市场，是推动原工业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外部因素。尽管日本在德川时代以前也出现了向海洋发展的势头，但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打断了从陆地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换。生态史观对此一带而过，未加详谈，显然忽略了这个与西欧的重大差异。因此，日本手工工场的发展水平远不及西欧，而且未能得到继续和深入。在经历了文政、天保(1818—1844)年间的发展高潮后，到了幕府末期，原工业化出现了停止和徘徊的现象，生产形式由集中作坊退化为受包买商支配的家内生产，即包买商制家内生产形式，市场结构由农民商品流通机构和领主商品流通机构并存的二元结构退化到只有领主商品流通机构的一元结构。[10](p101～113)
其次，在思想文化方面，西欧文艺复兴和所谓的“日本文艺复兴”的源头不同。欧洲文艺复兴挖掘整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从中吸取对人的赞美和人文主义精神。“在这些理想和看法中特别突出的是乐观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但是它们中间最重要的是人文主义。就广义而论，人文主义的定义可以说是强调古罗马人和希腊人的著作中的人的价值。这个名词来自西塞罗。他用这个字表示对文科的热爱，或者对任何最能表达人的尊严的学科的热爱”[11](p119)。日本的古学和国学主张恢复的是古典儒学和日本传统的古代精神。不言而喻，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日本传统文化有着重大的区别。而且，古学和国学中包含着大量与近代精神完全不相容的内容。例如，国学鼓吹以皇国为中心的天皇至上主义，为抹杀人的个性埋下了伏笔。
江户时代的町人文化确实与文艺复兴的精神有相通之处。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町人阶层十分软弱，其思想也苍白无力，极不成熟。有学者认为，町人伦理思想是“推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精神原动力”，起到了“侵蚀、冲击、瓦解、毁灭幕藩封建统治，促进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生成和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它的局限性是“基本停留在了争取‘职分平等’和自己阶级权益的思想斗争水平，未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主动发动旨在推翻封建政权的革命”，“停留在确保家业繁荣和生活安定的阶段，缺少‘犹太商人那种为了利益而追求利益的贪婪不止的精神’”。[12](p321)
不仅如此，在封建统治的抑制和镇压下，町人缺乏斗争的愿望和勇气，町人文化也严重扭曲，人性的解放被引向满足富商巨贾官能的享乐，追求财富的目标也变成了聚财以供游荡挥霍。所谓的“日本文艺复兴”并没有像西欧文艺复兴那样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再次，在政治方面，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天皇和将军并存的二元政治。天皇尽管大权旁落，但依然是精神权威和权力源泉。将军的权力来源于天皇，在政治结构中，他是朝廷中“权高盖主”的朝臣，并不是西欧国家封建制时期国王那样的君主。因此，将军也很难像西欧的国王那样成为民族的象征，去推进民族国家的形成。
这些差异决定了日本和西欧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仅仅因为日本和西欧一样存在封建制和原工业化以及有其他某些相似之处，完全不考虑二者的相异，就断定日本和西欧平行进化，无疑是把复杂的历史发展过于简单化。
在封建制解体问题上，英、法等国的政治体制经过专制王权阶段，建立了民族国家，在资产阶级壮大后又爆发了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政体。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日本却是在明治维新期间，由封建阶级的一部分下级武士领导，推翻了幕府，实现了王政复古，以天皇为核心，建立了民族国家。藩阀长期掌握政权，称为“有司专制”。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下，迟至1890年日本才按照前一年颁布的帝国宪法召开国会，成为形式上的立宪国家。明治政权实施地税改革，废除了领主土地所有制，但确立了地主制，土地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日本史学界多数人认为，明治政权是专制王权。
在工业化问题上，英、法等国在原工业化基础上，自发地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经过工业革命进入大机器生产。日本直到1878年西南战争结束后，“殖产兴业”政策才得以巩固和展开，标志着自上而下的近代工业化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原工业化时期的结束。“自明治政府确立了‘殖产兴业’的政策推行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政策之后，逐渐生长出一个近代工业部门。这个近代工业部门不是原工业化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明治政府引进西方技术，自上而下培植的产物”[13](p260)。
由于德川时代没有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倒幕运动是以国学和水产学为指导思想的，由此形成了日本的民族主义，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使得整个近代日本虽然出现过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但民主自由的人文精神并没有能够像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西欧那样扎下根来，而是专制主义、国家主义、天皇崇拜盛行。
总之，日本并非像“文明的生态史观”所说的那样，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下与西欧平行发展。生态史观所说的平行发展只不过是表面的一种相似而已，至于存在于这种表象背后的许多重大差异，却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日本与西欧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使日本在20世纪上半期成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策源地的温床。
四 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陷阱
生态史观的理论模式之所以出现上述与史实明显的不符，是有其一定原因的。
在方法论上，生态史观过分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认为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的现代化道路不同取决于生态环境，西欧和日本由于生态环境相同而现代化道路相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毫无疑问，自然地理环境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如果把生态看做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决定性的甚至惟一的因素，完全不考虑社会因素，显然是一种环境决定论。德国、俄国、中国、日本的历程说明，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历史大转变时期，除自然地理环境之外，历史文化背景、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乃至机遇所起的作用都是不能忽视的。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生态史观带有明显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
日本作为一个弱势文化，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寻找和保持自我，确定自身在国际上的位置，一直在自卑、自省、自信、自傲之间徘徊。因此，日本文化论和日本人论十分兴盛，经久不衰，在世界上可谓绝无仅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打碎了日本民族优秀论的迷梦，日本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许多日本进步学者追究战争的原因，反思传统文化和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主张对日本加以彻底改造。这种自我批判对日本人来说是痛苦的，又是必须的，体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良知，其中大部分认识是比较中肯和冷静的。
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日本很快结束了战败国的状态，经济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从1956年起又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重新崛起，使得日本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日本人又开始重新反思自身文化，肯定论明显多于反省论。在这种大背景下，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日本文化论，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就是其中的一个。[14]
梅棹忠夫在说明提出生态史观的背景时说，在世界上，成为高度文明国的只有日本和西欧的少数国家。“战前经常听到文明国这个词，战后却只说文化国，而不说文明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日本战败，把文明国的名字归还了吗?但是，虽然战败了，日本仍然是高度的文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战前文明程度还高”。然而，“日本虽然成为文明国，但不是完全模仿西欧的吗?这种说法贯穿于近代化过程中，是一直困扰日本知识分子自尊心的咒语。这个咒语现在还有效力”。[5](p71～73)
可见，确定日本是世界上少数文明国的地位，扫除战败以后甚至明治维新以来的自卑，解除咒语，恢复和提高日本人的自尊心，是促使梅棹忠夫提出生态史观的重要动因。因此可以说，生态史观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生态史观不仅强调日本不是学习、模仿西方而是与西欧平行进化的，同时还竭力表明日本与亚洲的不同，以至否定日本是亚洲国家。
在日本，鼓吹脱离亚洲而与欧美为伍的典型代表当属福泽谕吉。他自诩日本经过维新已经成为文明国家，蔑视亚洲邻国，把亚洲邻国称为“恶友”，宣称和它们友好相处、平等地打交道会使日本背上坏名声，因而应该予以拒绝；主张像欧美国家那样侵略亚洲邻国，并美其名曰“文明战胜野蛮”。这种以作为亚洲国家为耻的情感实际上也反映了对欧美的崇拜和自卑，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惟美国马首是瞻、无视亚洲存在的所谓“亚洲不在”的情况。
我们知道，古代日本处于中华文化圈的影响之下，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长期吸收先进的中华文明，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对此，梅棹忠夫并不否认，但他是这样表述的：“当然，我们有时不得不说，日本人从古代起就深深地受到了中华思想的影响，并且其文化背景和中国的文化亦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形来看，由于两国之间的社会体制和形态不同，文明的构造模式也是颇为相异的。”[1]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一种十分勉强的态度，而且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强调日本与亚洲相比的特殊性。
在进人工业社会以后，日本仍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有切不断的密切的文化联系。针对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有人把日本、韩国等国的现代化称为儒家资本主义。这一观点是否妥当姑且不论，至少它反映了中华文明在东亚许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即使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日本也有一些学者从日本和亚洲邻国的相似之处进行研究，成就斐然。例如，照叶树林文化论认为，照叶树林分布在尼泊尔、喜马拉雅高度1 500米到2 500米的地区，并从那里经过不丹、缅甸等东南亚北部山区、云南高原伸延到中国江南的山地，越海到达朝鲜南部和日本。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共同的照叶树林文化。[15]
诚然，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确有许多不同之处，但问题的关键是，只强调不同而否认相同的一面，不是科学的态度。然而，生态史观置日本与亚洲的共同点于不顾，片面强调“理解日本文明性质的关键是把日本当作另一个欧洲来看”[1](p31)，“欧洲一词是由过去的西方人类历史而铸成的概念，而亚洲则不是。所谓亚洲一词不过是对欧亚大陆的欧洲以外地域随意而起的概念而已，不是同伊朗、越南、日本等国商量了之后而下的定义”。所以，生态史观主张，“日本可以拒绝承认自己是亚洲的一员”，“在遥远的远东地区有另一个欧洲存在”。[1](p39～40)。
这些论述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福泽谕吉的“脱亚人欧”论。如果把生态史观称为“文化上的脱亚人欧论”，也许是恰当的吧。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以自己的文化为自豪，我们并不一概排斥文化民族主义。但是，出于文化民族主义，违背史实，把本民族的文化拔高到不恰当的地位，则是我们不能赞成的。不能正确地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容易走向极端民族主义。
撰写臭名昭著的《新历史教科书》的右翼学者西尾干二就是这样。在日本史学界，不少学者认为明治维新前日本的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经济进步没有达到先于中国发生社会革命的程度，日本是学习西方的赶超型现代化。对这些严谨的学术观点，西尾大加指责，攻击日本的西洋史学者和东洋史学者是西洋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是事大主义和盲从势威的奴隶根性，鼓吹日本人的历史观应该是从日本看世界史。在西尾那里，这种从日本看的世界史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日本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与它们所属的欧亚大陆对峙独立的另一个体系的固有文明，1750年以后的日本是蕴涵着大量的准备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要素的先进的社会。[16]联系西尾干二的一贯言论，他的历史观是通过尽量选择表明日本先进优秀的史实，忽略和否定日本历史上存在过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达到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目的。这样的历史观不是科学，而是极端民族主义，需要我们警惕和批判。正如真理再跨出一步就成为谬误一样，过度的文化民族主义会倒向极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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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篇2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Musikder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
另外，亚洲地区尚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研究者一般只能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确地把握亚洲古代音乐历史状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以上主要对亚洲地区的音乐史料及音乐研究状况，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个归纳和综述，限于自己的外语水平及有限的资料只能做一个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国的音乐文化与亚洲各国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间的交叉、渗透都交织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流动关系，因此笔者在执笔此文时的一个主导思考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时候不能忽视关注周边地区相互间的文化渗透和交叉现象，对周边地区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坊去方换育
@②原字汤去氵换日
@③原字左亻右耶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 教学形式 改革
Abstract To explore with the situation of the teaching form is required for each time.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urriculum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eaching form， now also have to face the issue of reform. We explore the forms of teaching in the basic courses about， trying to build the local historical brand， carry out take the student as the history of social practice initiative， visit education remodeling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a good grasp of the major festival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good habit of reading and other forms of teaching， 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content China public course in modern histor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Keywords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eaching mode； reform
高校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教学形式，现今大多局限课堂讲授与简单的社会实践，辅之以参观历史博物馆、历史纪念地等途径。单一的教学形式，教学效果差，无法引起学生对历史教育的兴趣，从而导致更多的忽视历史、不懂历史的青年学生出现，这不利于我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利于实现中国梦。改革思政课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教学形式，能在很大程度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特别是对大是大非的问题，有正确的立场定位。
1 打造地方特色主义的历史品牌
随着互联网信息日渐发展，人们似乎以及习惯快速地接纳信息。速度上砹耍人们接触的面广了，但深度却远远落后了，甚至连内容的真伪都无法分辨。这给高校带来很大的挑战。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把学习的范围缩小，以此来吸引和提高大学生关注历史的兴趣。在已有的教学里，便有这样的教学形式。广东西部湛江市集合本地的几大传统特色文化，以本地的特色命名为――“湛江红土文化”。同时，当地一所高校成立了专门的学习队伍――“历史知识服务队”。每年特意为宣传当地的“红土文化”而举行节日庆典，以鲜活的形式展现本地的历史文化。这个节日和文化，在当地有较高的名气，同时，在大学校园里，也加深了学生对该城市的历史文化了解。有些学生受此影响，自发在大学内成立调研小组回家乡，也为自己的家乡特色文化贡献力量。建议各地高校可以效仿，总结本地或者本省的特色文化，形成系统的文化内容，成立宣传节日。招聘大学生志愿者，让更多学生参与到此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还可以举行相关历史文化比赛，以此提高历史教育的效果，培养学生的正确历史观和爱国爱乡情操。
2 深入开展以学生为主动的历史社会实践
高校一直保留着实地调研这个传统，许多高校的调研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但真正有成效和出成绩的调研队伍却比较少。这或许是因为，许多调研队伍存在走形式、调研方式不科学、教师参与指导较少、社会实践调研资金不足、被调研地方不配合等问题。建议高校在开展学生社会实践时，把历史教育融入社会实践活动中，多开展以学生为主的调研活动。学校应在调研经费、指导教师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学校或者学院辅导员、相关课程老师应与调研地方取得联系，为学生开展调研解除门槛。对所开展的实地调研或者社会实践活动多加宣传，前期、中期、后期宣传都应该做足，让更多学生了解、知晓并参与到此类历史社会实践活动中。学校还可以给予学生加学分、表现突出优秀者发奖金等条件，以此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度，让学生化被动为主动，使得社会实践活动事半功倍。
3 重塑“内外兼修”的参观教育
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思政课的历史教育，以参观教育为教学形式，取得非常好的教学效果。我们应该学习这些好的经验，结合21世纪新的国情和民情，来开展历史教育。回看当下，不乏参观教育的活动，但实际取得的成效非常低，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要不让参观教育成为走形式，必须要做“实”。如何做“实”？建议去之前要做好前期宣传、初步学习，对学生进行基础扫盲，提高学生参观的兴致；参观过（下转第116页）（上接第114页）程要让活动丰富化，参与式教学与体验式教学相结合；改变参观效果的考查方式，从前大都是让学生撰写观后感，现在可以尝试即时在参观地讨论、谈感受、提问专家，这样既可以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又使得学生收获历史知识。
4 把握好重要节日的历史教育
重大节日往往是历史教育的关键节点，要利用好每一个重大节日与学校的开学典礼。通过节日进行历史教育，一方面学习相关节日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所谓历史教育，就是讲述历史，让人们认知国家的过去，以更好把握未来。
自古以来，华人都非常注重传统节日。由于经济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变快，许多传统的习俗逐渐被淡化。如果利用好每一个重大的节日，比如端午、国庆，学校举办相应活动，必能做好文化传承。中小学生的开学典礼，已日渐变成安全文化教育典礼，而高校的开学典礼，许多也日渐演变成学校的推销会。应利用好开学典礼，尤其是庄严的升旗仪式进行深刻的爱国历史教育，激发当今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另外，在学生高度关注网络的今日，学校应该利用好校园网来进行历史教育。比如，在校园官网、校园公众微博、微信公众号，邀请学校的教师发文，宣传节日文化，让学生参与评论，亦借此了解学生对节日的看法。
5 努力培养学生的良好阅读习惯
做好历史教育，培养好学生的阅读习惯是很重要的。①现在的教育，对于学生的阅读培养，一般以泛读为主。大部分学生没有静下心读一本书，翻阅书本，更别说体会作者写作情感了。大多是拿着电子阅读器之类的浏览式阅读，很多学生在谈论一些历史问题时，都是网络观点，根本没有自己的看法。要改变阅读习惯，应该对每一本书深入阅读，不求“量”，求“精”。比如抗战的历史，读一本也可以，但要读深入一点，这样才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单一地挪用他人的结论性语言。
注释
① 作者在撰写本论文前，做过人物访谈调研，此观点来自人物访谈内容。
参考文献
[1] 石云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史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2] 徐奉臻.“MSD教学模式”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体系的构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3] 邱秀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多样化教学方法的初步探索与实践[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11）.
[4] 蒋晓英.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的存在问题及反思[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7）.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篇4
摘要：随着西方社会性别论尤其是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历史与社会性别”概念的传入和影响，日本女性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这时期学界最令人注目的领域之一。其研究成果构建了“性・身体・生殖论”、“近代以前家族史”、“近代家族论”等研究领域。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在社会性别维度和视角下展开的。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3-0059-07
Research on Japanese Women's History
ZHANG Li-hua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th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Province, China)
Keywords: Japanese women's history, gender, scope of analysis, gender role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gender, especially Joan Scott's conception of histor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encouraged the opening of new areas for research on Japanese women's history. This research has grown rapidly and produced works on "sex, body and reproduction" "pre-contemporary family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family history". These research products have nearly been develop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gender.
随着西方社会性别论尤其是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历史与社会性别”概念的传入和影响，日本女性史研究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成为这时期学界最令人注目的领域之一。它扩宽了学者的视野，扩大了日本女性史研究课题的版图，研究方法具有了学际性倾向，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为了对日本女性史研究的全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此，以时间为基轴对其研究尤其是导入社会性别概念之后的发展变化作一个粗浅评述，以期对中国女性学发展有所裨益。
一、前期的研究概况
迄20世纪80年代止，日本女性史的研究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按时间顺序可分为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二战前由北山茂夫、西冈虎之助、井上清等执笔的《女性史研究》和高群逸枝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在西方第一波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其代表学者高群逸枝同时也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忠实参与和领导者。
第二部分包括两个方面内容：首先，战后为了明确男女平等的含义，由著名学者高群逸枝和井上清分别所著的两部《日本女性史》[1]及带刀代的《日本人》[2]成为其中的代表。高群的研究指出，日本的婚姻形式从妻访婚经过渡期的招婿婚到嫁娶婚的过程亦即母权制向家父长制的转变过程。尖锐地揭示了婚姻从分居到同居的变化。她关于母权制存在的设定以及中世（1192-1568年）嫁娶婚的成立导致了女性从属地位的主张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绝对性的影响。其次，战后的民主改革给女性解放带来了新希望，引起了学者对女性史的高度关注。除通史类研究外，由民主主义科学者同盟妇人研究会女性史小组所倡导的一系列活动，如对由女工书写的生活记录进行整理、书写母亲的运动、对庶民女性个人史的发掘等，也成为这时期的一大特点。60年代到70年代初，不论有名与否，出现了大量的自传、传记和战争体验记，由山崎朋子提出的“底边女性史”一词成了固定用语。80年代后期才引起史学界关注的所谓“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方法，这时期已被运用于日本女性史的研究中。其代表作有《黑暗 来自女矿工的采访》、《啊野麦岭――某制丝女工的哀史》[3]等。
第三部分则以村上信彦的论文“女性史研究的课题与展望”[4]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为核心。文中村上在对高群、井上的著作进行批评的同时，就女性史研究的方法论也提出了质疑。他的主张遭到了伊藤康子、米田佐知子和大木基子等的反论。高群以原始母权制的存在为前提，认为中世嫁娶婚的成立和女性继承权的丧失是导致女性地位下降的决定性因素。井上把女性的从属地位归于建立在家父长制基础上的国家权力体制，并指出私有财产的贫乏致使被统治阶层缺乏贯彻家父长制的愿望。而村上则强调了明治时期庶民阶层中家父长制存在的事实。显然，他们的争论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新论题，即对各阶层内家父长制形成的契机和存在状态进行详细研究的必要性。这场争论掀起了女性史研究的一个高潮。但是，当时的研究只是为女性提供的一部“启蒙”教材，还未被纳入史学领域，更没能冲击到史学本身的结构。
如上所述，当时的研究多以书写女性被压抑的历史状况，揭示导致女性从属地位的原因为主旨。这时的女性史受战后解放史观的影响，“在揭发女性被压抑的同时，希望通过近代思想的贯彻找到女性解放的可能性”。[5](P177)
二、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由日本女性史综合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日本女性史》[6]和《日本女性史研究文献目录》[7]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前者共5卷，是该研究会6年共同研究的成果，该书试图对各时代的不同社会结构中女性的存在状态进行剖析。至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为止，关于继承权、统治与被统治、共同体内社会关系及其构成单位“家”等的研究只以男性为研究对象。该书则以女性为视点，分阶层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论述。并在前言中提出了近代于女性之意义以及女性史独自的时代划分等问题，据此向传统的历史学提起了挑战。他们认为，束缚女性的性别角色规范不是封建遗制，而是近代的产物，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近代产业社会。1983年出版的《目录》收集介绍了1968-1981年日本女性史研究的所有成果。之后，该研究会把这种收集制度化，以5年为期对共同研究的成果进行整理，现已有5卷问世。此外，女性史研究的视野甚至延伸到了日本近代天皇制和种族歧视的双重结构――对北海道、冲绳、爱衣奴人（虾姨）、被歧视部落和朝鲜的研究――中。与从前以运动和个人史为中心的叙述方法不同，这一时期的研究引入了“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法，强调对女性日常生活进行描述的重要性，重新提起了生活史的叙述方法。其成果便是1990年出版的《日本女性生活史》。[8]至此，日本女性史成了日本史学界不容忽视的存在。
这时出现的很多女性史学者皆深受欧美“新女性史”的影响，他们认为，女性不是被历史所规定的被动的存在，更不是历史的受害者，她们也是历史的主体。并把批判的眼光投向了近代史，对以往女性史的解放史观、压抑史观提出了挑战。其核心理论还是“父权制”。“父权制”是用于解释女性从属地位的内容丰富的概念，它是包括家庭和社会在内的一整套的制度秩序和系统。
三、导入社会性别概念后的研究
1992年荻野美穗的《社会性别论与历史》[9]把后结构主义史学家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的“历史与社会性别”概念介绍到了日本。社会性别概念认为，两性差别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这概念很容易为一直把母性分为社会性母性和生物性母性来考虑的日本女性史学者所接受。无疑此概念的导入对日本女性史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1.关于社会性别概念
“Gender”（社会性别）源于拉丁语的genus或法语的genre，意为“同一系统或同一类人的总体”，在现代语法中表示“男性”、“女性”、“中性”。对Gender的再定义则源于性学者约翰・玛奈和精神分析学者R・J・斯托拉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玛奈在对所谓半阴阳男女和因事故失去生殖器的患者进行研究治疗，在表达包括到社会角色在内的性别概念时，想到了语法上的Gender。并证实性别是由生殖器官以外的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所规定的。[10](P44-61)斯托拉通过对性别同一的研究指出，雌、雄与男女的性别不一定是一致的，社会对性别意识的决定作用远强于身体的规定性。1975年玛奈与记者巴特里西亚・塔卡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性的署名》（Sexual Signatures）。该书打破了性别的生物学决定论，正式提出了作为社会、文化产物的Gender概念。同时，1975年盖尔・鲁宾在《女人交易》中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概念，试图寻找女性普遍受压迫的根源。她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性别制度界定为精神、人际关系、政治经济和历史的产物。她的观点很快赢得女性主义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成为各学科和社会运动的有效的理论工具。
1988年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在其著名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中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她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不仅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途径，而且是维护权力的方式。[11](P7-9)她的研究在西方社会两性关系的基础上，总结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女性史研究的经验和女性主义发展的成果，在理论上吸收和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关系（两性的分工和组织）的理论和福柯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权力”的结构理论，以及精神分析学派拉康的象征主义的理论。其旨在通过更加深刻全面的分析，将男女两性视为社会权力关系的制度规范的历史生成而非自然本质的造化。[12](P169-170)显然她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以往的“父权制”理论，把社会性别差异视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社会性别话语通过社会文化建构形成的权力和紧张的表现。[13](P34-37)社会性别概念作为一种维度和视角，企图从历史角度解释女性处境和两性关系的根源所在，成为历史的重要分析范畴。此分析概念在实证研究、反省和批判的过程中在学术界拥有了一席之地。直到现在，关于这个概念的争论还在进行中。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没有停止过反思。但正如日本著名女性学者田晴子所指出的一样：社会性别概念把性差别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来理解的同时，容易忽视自然的、生理的性差别。但是，研究女性和母性的存在的问题时，是不能抛开或轻视自然性别因素的。重要的是，必须清楚自然性差别是在社会、文化的经营过程中与权力支配、优劣和歧视相结合的。[12]
2.社会性别概念对日本女性史的影响
尽管社会性别概念本身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无疑它为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日本女性史学者馆薰就此概念对女性史的有效性作了如下整理：（1）为存在于历史文化中的各种性别概念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表述概念。（2）女性史的分析对象从女性到男女性别的差异，发生了转移。从前的女性史把女性和男性作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项目，以对女性生活状况的把握为中心。而社会性别概念关注的则是性别差异的构筑过程。它认为在社会秩序和体制的构筑过程中，性别差异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试图通过对各社会、各种文化和各历史间段的性别差异运行机制的研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历史进程进行解读。（3）阐明了男女性别的差异是一种权力关系。（4）女性史的研究范围从私的领域扩展到了公的领域。（5）近代人文诸学科的课题设置――把性别角色、家庭、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作为私的领域，把其外部社会规定为公的领域――受到了质疑。（6）对两性关系及其内涵和社会功能的研究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14](P50-51)
社会性别概念关于女性存在的时代特性的阐述，扩宽了学者的视野，扩大了女性史研究课题的版图，研究方法具有了学际性倾向，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影响下的最新成果是田晴子和S・ B・汉勒等编著的《社会性别的日本史》。[15]该著作包含了美、英、法国学者在内历时5年的共同研究成果，也是横跨历史、文学、民俗学、宗教学等诸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论文集从内容上分4部分：“宗教与民俗”部分以宗教、民俗、民间传说和神话对女性的规定性与救济，以及女性对此的认识为主要内容；“身体与”则以身体、、疾病、生殖和婚姻的分析为主；“主体与表现”部分通过对文学作品和语言的分析，揭示女性是如何表现自我，确立主体的；“劳动与生活”部分在生活史的基础上加入了关于杰出女性的职业劳动的叙述。
同时，社会性别论也被引入到了文学研究领域。《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史》[16]从意识与表象论出发，对文学、歌谣、传统表演艺术、绘画与女性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而1993-1996年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通史》[17]在选题和方法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主要有古代和中世的家与家庭的研究，近世有地克直的《近世思想中的性意识》和 薮田贯《文字与女性》的研究。[19]米田和横川子分别就近现代的主妇和地域女性史进行了研究。上野千鹤子在《历史学与女权主义――超越“女性史”》[13]中对有关历史叙述整体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而地克直、泽山美果子的合著《男性和女性的过去与未来》[20]通过现代与历史的对话，对两性关系的存在方式进行了思考。内容涉及到了家庭、高龄化、女性的劳动及近代的性情报泛滥等问题。
社会性别概念的导入对日本女性史的学科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学科自身的理论构筑和完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几个研究领域：
（1）性・身体・生殖论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性、身体、生殖论等研究领域有了快速的发展。之前，有关生育的研究只散见于民俗学中。而关于性和身体的研究多集中在买卖春和废娼运动方面。荻野美穗1988年出版的《性差别的历史》首次把性和身体列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并强调身体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在近代社会体制的构筑过程中，身体领域的制度化是不可或缺的。其主要观察内容为：医疗机构、社会、国家对卫生、性病、生育及流产等的介入及有关问题，身体观的历史变化。长谷博子和荻野美穗甚至认为今后的研究应以性、生殖及男性、女性和孩子的关系为中心。这种观点几乎全面否定了以往的研究，给女性史=解放史的使命观划上了句号。
日本史研究会在会刊《日本史研究》中组织编辑了以“从身体论看女性”为主题的专集。川田文子等的研究揭露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全貌。荻野美穗编辑的论文集《被社会性别化的身体》[21]收集了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山本俊一的《日本公娼史》则是一部详尽的公娼制度史。泽山美果子在《生育与身体的近世》[22]中涉及到了生育、产科与女性的身体观等问题。关于避孕和计划生育制度的研究有樱井由的《溺婴与坠胎》、藤目的《战时日本的生育限制制度及其思想》、石崎的《生殖的自由与生育限制制度》等。田间的《绝育社会史》和荻野美穗的《绝育与自我决定――战时的日本》则就绝育与国家、社会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某接生婆的日本近代史》、《某接生婆的生活史》是由落合惠美子等对接生婆进行的采访，记录了接生的细节与女性的感受。大林的《助产妇之战后史》则认为生育方式的变化剥夺了产妇的主体性。地克直的《性和身体的近世》[23]揭示了近世性与身体意识的变化，是在对近代进行反思的潮流中，关于什么是丰富多彩的生的思考。
这些研究把剖析的手术刀深入到了最接近“自然”的性（sex）和身体本身，显然其旨在于深刻揭示性和身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是如何被构建和规定的。
（2）近代以前家族史研究
同时期，欧洲社会史研究与女性史和社会性别论相结合描绘出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历史画像。社会史、历史人口学、超构造主义和身体论的兴起，以及历史民俗学、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等学科中历史分析法的运用促使学者对如何离析人的存在的史学方法进行反思，其结果促进了家族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中女性史研究的发展。[24]欧洲社会史与女性叙述史交叉融合所产生的“家族史”便是典型的例子。1990年创刊的《JUSTITIA》二号[25]“家族・社会・国家”专集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近代家庭成立之前的家庭形态是怎样的？其中包括：家族和家庭的结构。家族或家庭成员的相互意识和情感。对家族和家庭内劳动等诸活动的认识。同时，近代与近代以前家庭的比较研究被提到了议程上。他们主张研究应涉及到家族的外部环境――传统共同体的衰退，家族、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意识与感情的变化，家庭功能的变化――由消费、生产的场所到再生产功能被特化了的家（family）。
日本的家族史研究关于“工业化时代”的家庭形态的研究很薄弱，近代以前的研究却有丰厚的积累。从统治者、工商业者到农民阶层，近代以前的家都是作为一个经营单位而存在的。在那里没有社会劳动和家庭劳动的分离，因此，脱离社会劳动、专职于家内劳动导致了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理论模式不适用于近代以前的社会，需要一种符合时代特殊性的分析模式。[26](P191)
可以说日本近代以前婚姻家庭的研究是在对高群逸枝学说的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群提出妻访婚（走婚）过渡期的招婿婚嫁娶婚的变化即家父长制的成立过程，它导致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关口裕子的《日本古代婚姻史之研究》[27]主张必须注重对等的对偶婚的存在价值，社会学者江口五夫在《历史中的女性》[28]中则强调了父系制和父权的重要性。围绕古代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包括母系、父系、双系及多系共存等在内的各种观点。试图凭借有限的史料和考古资料，重新描绘古代家庭关系图。除此之外，服藤早苗的《家成立史之研究》[29]指出，平安时代（9-11世纪）氏族佛寺的实质是具有母系血缘关系的群体的共济机关。五味文彦在《女性的所有与家》[30]中揭示了镰仓时代（中世）分割继承制度下女性所有形式的多样性导致了她们家庭地位的复杂化。江明子的《日本古代的祭祀女性》[31]则描述了村落共同体的祭祀活动中女性的参与情况。在近世（约1585―1868）村落与都市共同体中，源于血秽观念的女人禁忌已经一般化，近世被视为女性存在的黑暗时代。与此相对，大口勇次郎[32]和薮田贯[33]则描绘了作为和生命再生产的场所的家的另一个侧面。峰岸夫编著的《家族与女性》[34]聚焦中世社会，收录了上至皇室、武士，下至村落、侍者的家庭，以及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组成家庭的尼姑、游女等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透过近代以前各时代严格的身份制度、复杂的婚姻形态、政治权利关系和等因素错综交织而形成的家庭文化现象，试图从各种角度离析出女性存在的原型。很显然，女性生存环境的复杂性使这项工作变得长期而艰巨。
（3）近代家族论
近现代史研究的主题之一是探求国家与女性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以社会学为中心的近代家族论研究成绩斐然。其背景是：经过了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日本家庭变得非常不稳定。家庭内暴力、亲子关系的疏远、儿童犯罪的低龄化等问题变得非常显著。女权主义的近代家族论开始追究家父长制和资本制经济之间的联系，试图揭示近代社会中性别歧视的原因；日本家族史研究会成立，并开始进行跨学科比较研究。相关理论涉及到资本制社会中家父长制的重定义和近代家族的历史性等问题。
落合惠美子在《近代家庭的诞生与终焉》[35]中指出，近代家庭成立于19世纪，其特征是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以孩子为中心、家庭成员的感情性结合。自此，在家族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展开了对近代家庭成立的实证研究。以《近代日本的家族观明治篇》[36]为代表的作品试图描绘明治时期家父长制下的家庭原像。泽山美果子的《近代家庭的成立与母子关系――第一次大战后的中间层》等则把目光投向了近代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西川裕子则通过居室的分配对家庭成员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落合惠美子的论著《面向21世纪的家庭》[37]揭示了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现代家庭的形成过程。同时，她的另一作品《近代家庭的转折点》[38]收集了江户时代以来的诸多数据，对家庭、主妇和女性的存在形式进行分析，从而期望对21世纪女性的生存方式给予启示。
（4）女性与战争
国家、战争与女性的关系也是日本近代家族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一方面，研究者揭露慰安妇、从军隶等女性作为战争受害者所受到的非人待遇。荻野美穗在对战争・国家・民族与女性的关系所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严厉指出，慰安妇问题是男性对女性的犯罪，是男性的性的问题，而不是所谓脱离日常轨道的战争犯罪，更不是战时异常事件。并强调了男性研究的重要性。[39]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没忽视女性的战争协助问题。加纳实纪子的《枪后史笔记》（1977年）和川名纪美的《女性也承担了战争》（1987年）明确指出了战时后方女性的战争责任。铃木裕子在《女权主义与战争――妇女活动家的战争协助》（1986年）和《开拓女性史》（1989年）中，严厉地指出女性领导者的战争责任。而石月静慧的《战时民众女性的战争协助》（1996年）则有意识地揭示了家庭生活与战争协助的关联性。其次，近来的研究把战争视为构筑社会性别的契机之一，亦即守护者和被守护者，男性、女性和孩子的差异化是战争得以实施的要因。若桑绿在《战争描绘的女性像》（1995年）中揭示了女性在战争体制维持过程中的重要性。[13](P183-185)关于女性战争协助的理由，男女平等派和母性主义派皆认为是：显示女性自身的力量，得到部级别的认可，从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13](P183-185)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参战国的战争政策与社会评价意识所决定的。而如何看待战争中的两性问题，是决非近代家族论一家所能解决的。但是，不管怎样，近代家族论的研究为女性史领域和国家论领域搭建了一座桥梁。[13](P169)
（5）女性劳动研究
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日本在明治20年代（19世纪后期）也出现了职住分离、“专职主妇”等现象。这是所谓资产阶级理想的家庭模式。正如安・奥克莱指出的：产业革命导致的最具戏剧性的结果就是明显的社会性别分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职业劳动不仅被认为是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主要途径，更是人生成长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据2001年的国家统计，现在日本女性的雇用者数超过了40%，但其中约70%的女性从事的是收入较低的临时工作。其实，这种现象与同工不同酬、性骚扰等以女性劳动研究会为中心，早已在日本掀起了女性劳动研究热。其中，竹中惠美子的《战后女性劳动史论》论及女性职务的分离和工会完全由男性支配的事实。林玲子等编的《亚洲女性史》中有很大篇幅涉及到日本女性雇佣劳动的历史。《20世纪初女性的就业率和M字型就业》[40]揭示了女性为了家庭和工作的两立，不得不暂时中断工作所形成的就业轨迹。加藤千香子的“战时的女性劳动及政策”[41]通过“家庭工资”的实行和男女工资差别的形成的分析，揭示了劳动和劳动者的社会性别化过程。金野美奈子的《OL的创造》[42]从“差异构筑”的角度出发，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到现代职业场所中社会性别差异化的历史过程，明确指出，职务上的男女差异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战后到高速成长期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构筑产物。
四、结束语
从作为史学补充的女性史到将社会性别作为联系观察的分析范畴，考察各领域、各时代的各种阶层各种身份的女性存在形态，日本女性史的课题和方法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性别概念对世界各国的女性史研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与各国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现在的日本面临着严重的高龄化和少子化问题，这与女性的存在形态、两性关系和社会的规定性有着根源性的联系。它既是历史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问题。日本女性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日趋得到巩固，如今，大多数大学和大学院都开设了相关课程。社会性别概念通过教育、文学作品和媒体等多种渠道赢得了一般人们的认知。另一方面，男性作为主要挣钱手的意识已经开始淡薄。把供养妻儿作为男性的义务和生活意义的资本主义伦理作为男性的自我认同意识，已经开始动摇。在日本以人类学和心理学为中心，开始了对另一性―――男性的尝试性研究。在这种变化趋势中，日本的女性史学家们将向人们展示怎样的历史画像呢？笔者将在另稿中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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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日本动漫；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嬗变
中日文化的交流从秦朝开始就有了历史的见证，日本至今保留着徐福的遗迹；隋唐伊始，正是日本大规模向中国学习的开始，日本向唐朝派遣唐使，鉴真东渡；日本明治天皇革新成功以后，中国的有识青年东渡日本学习其改革经验；如此等等。新时期，日本动漫产业的兴盛给中国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带来了工作之余的另一种放松。日本动漫题材广泛，糅合各种传统、现代、主流、非主流的因子。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对其影响是巨大的。
1 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指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生性的一切物质、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其范畴主要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艺术、宗教、伦理、道德等；同时，以个人为主体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也是其重要的组成元素。狭义的是指中国历史传承下来的各种精神财富的总和，其范畴则――知识、宗教、道德、风俗等。中国世界上传承最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荣耀，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可以说，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精神内涵、时代价值都影响着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因子从内涵与外延上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挂钩，依据季羡林先生对这一定义的理解，便于本研究的开展，本文将之定义为：最广大国人认可的、表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代表中国传统精神的一切因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当然，这里面只有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代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意义。其外延大致可以概括为：古代铸造技术类、建筑艺术类、历史发明类、特色节日类、古典服饰类、历史人物、古典音乐及乐器类等等。
2 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对日本动漫的影响
神话是人们早期对自然力崇拜的产物，是人们对自然的客观反映形式之一。在长期的历史民间传承中不断加以艺术加工而形成的，其主要以虚幻、本源形式传承下来的。动漫作品以娱乐性为主的体裁形式，神话传说的幻想性质，对漫画来说是最好的“营养品”。神话的幻想性质为动漫作者留下了大量的幻想空间和创作灵感，人们对神话传说的似信非信“残余”意识，也成了作者大量借用神话传说的重要原因。中国早期的神话无论从内容还是题材上，与动漫的特性有着很大的契合。因此，动漫作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神话题材，创造了一大批的优秀动漫。《白蛇传》是日本首部彩色动漫，其题材就是中国《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戏曲题材。
中国的神话种类很多，有开天创世、造人传说等多种内容。神创体系在文本中没有像希腊神话那样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却也有着系统的理论。《四圣兽》是日本在中国传统星宿神话的基础上生成的，其内容构成上与中国传统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着理论渊源；1992年《不思议游戏》中，日本漫画家渡獭悠宇将中国星宿分成善恶两派，由四圣兽带领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2004年以穿越为题材的《遥远的时空中――八叶抄》由日本漫画家水野十子完成，其主要内容仍是以四大神兽为题材的。如此还有《少年阴阳师》等等。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日本历史中，对汉学是非常推崇的，尤其以“汉诗”体裁为最。从唐朝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古典著作燃起了浓厚的兴趣。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进行了翻译，先后产生了《通俗西游记》、《绘本西游记》等译本。到了近代，中国对西游体裁的作品层出不穷。1942年，《大闹天宫》的问世，拉开了中国西游文化的热度序幕。
当下流行的动漫作品《火影忍者》也融入了不少的西游因子，比如魔猿变身，变成了一根与金箍棒属性相同的棍子，再比如其分身术，与孙悟空的毫毛身外化身如出一辙，如此情结还有许多。模仿西游因子最多的莫过于《最游记》。是日本漫画家峰仓和也1996年绘画而成的，其人物名称、性格塑造都与西游有着共通之处，而情结与故事设计都与西游有着巨大的差异。
日本动漫最常用的一部中国古典名著是《三国演义》。《三国》是于东山天皇时期翻译的。1991年，日本TV动漫《三国志》基本上讲述了中国三国历史；1999年《“新”三国志》的问世，拉开了三国被恶搞的序幕，角色女性化是其恶搞方向；2003年《一骑当千》中孙策等也开始女性化；2007年的《钢铁三国志》更是将其人物性格恶搞的“出格”，孙权艳丽无双、刘备的职业也由“编织草鞋”走向了“养花匠”；2000年由索尼公司发行的《真三国无双》游戏，更是将三国题材的游戏推向了巅峰。
总的来说，日本动漫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还是比较多的，其人物的衣服女性多着旗袍，或者是旗袍的“改装”。其情节也融入了其本民族的元素，如：黑社会、冷酷的性格或者色情暴力等。在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影响下，日本动漫从体裁、内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
3 日本动漫对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融合的原因
首先，这与日本民族文化自身的特点有关。日本出现早期的封建大一统国家是在公元400年前后，从时间上界定，日本文化的产生远远晚于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三次文化大融合的记载：大化革新――对隋唐文化的融合、明治维新――对西方文化的融合、二战后――对美国文化的融合。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认为日本文化其实没有固有的文化样式，只是在把外来文化与本土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杂种文化”；冈田雄则也认为日本文化在佛教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积累中形成的；“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化”[1]。当然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吸收外国文化中汲取其精华并与本国实际相融合取得的巨大成就。
其次，中日文化的交流也促成了日本动漫对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吸收。有文献记载以来，从东汉开始到西晋这一段时间，日本被文献成为“倭”；到唐朝开始，才有了“日本国”这一名词的翻译传世。日本在汉文化圈中是最有“成就”的“学生”：衣着服饰、习惯风俗、饮食医学等方面。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日本当代学者内藤湖南在讲演中就说，日本对中国的学习是不能泯灭的，无论日本学习西方多么深。
世界发展一体化的今天，日本动漫产业为了迎合不同国家、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客户”在漫画创造中更加注重创新型。这样各国的文化都成为他们创作的思维源泉。他们以本土文化为固有主体，汲取外来文化因子。日本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动漫输出国，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在日本动漫中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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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 台湾电影 《海角七号》 《艋{》 历史 本土文化 殖民记忆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23.016
台湾电影《海角七号》自放映以来，在台湾本地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票房收入超过4.6亿元新台币，并受到海内外的关注。该片不仅获得了台湾地区大街小巷、男女老少的诸多好评，而且还代表台湾参加2009年第八十一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的角逐，走向国际。《海角七号》是由被誉为“超过时代”的台湾导演魏德圣执导的一部乡村爱情影片，该影片的成功预示着“超过时代”的来临，甚至有的电影评论人把它视为台湾电影走出低谷的希望。然而，当这股海角风潮还未消尽时，另一部台湾电影的票房黑马在2010年伊始就吸引了众多的眼球，那就是打破台湾电影周票房记录的《艋{》。
这部《艋{》的一炮走红使人不得不联想到它的前辈《海角七号》，这两部卖座又叫好的商业片同样以唯美的笔调诉说了历史与现实相互融合的台湾经验，既引起了岛内台湾人身份认同的文化共鸣，又为外面世界理解台湾这样一个拥有复杂身世背景的“文化流浪儿”打开了一扇窗口。近代以来台湾的特殊历史遭遇，造成了多元复杂的台湾文化，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台湾电影的书写方式。台湾电影中“旧本书写”的演变，从早期的“抗日”主流影像，到1980年代后对于“殖民记忆”的多元叙述，直至近年来的带有“后殖民”色彩的暖昧想象，这种影像变迁折射出台湾社会的某些文化症候。2008年魏德圣导演的《海角七号》，在台湾岛内创造票房奇迹的同时，引发了广泛热议，焦点之一就是关于影片中的“日本元素”。《海角七号》中，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时刻提醒着那段历史，可以说是一种感伤式的怀旧。
法国学者马克•费罗开创了将电影作为历史进行研究的范式，认为电影借助某些能够增强影片功效的手段来介人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代言人”，从历史的角度解读电影以及从电影的角度解读历史，是探究电影和历史关系的两个向度。这种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隐喻性。电影被看作书写过往历史、承载历史记忆、塑造历史面貌的重要工具和手段。那些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影片，似乎“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解读历史影像文本需要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分析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因素”，就离不开对台湾特殊历史遭遇的认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台湾近现代史的特性就在于作为根基的中华文化与外来的殖民乃至后殖民文化的数度撞击。因此有人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的“新电影”开始，台湾电影就在进行一种寻根式的身份拷问……而台湾电影最“危险”的“他者认同”或“寻根”就是和日本电影、文化的关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给台湾造成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败而终结，与日本相关的话题成为台湾电影不断阐释的主题，其中既有对反殖民斗争的“追忆”，也有关于殖民地台湾社会“经验”的诉说，甚至在晚近还出现了一种后殖民式的文化“想象”。 后殖民理论大师法农指出，独立后的殖民地最重要的是要解除心理上的殖民，而非只是争取表面的政治解放;不只要重视外在革命――去殖民，更应致力于内在革命――异化。《海角七号》中淳朴传统的乡土民风自然就能令人联想起曾经辉煌的台湾乡土电影，但其对殖民社会的追忆与“想象”，显现出某些后殖民文本的特征。影片以两段相隔60年的爱情故事为叙事线索，将前殖民和后殖民进行时空对接，两个都叫“友子”的女子，两段同样感人的爱情故事，将台湾与日本纠结在一起，这种情节的巧合安排表明了创作者对于历史的认知立场与想象取向，为殖民时代的回忆披上了美丽的外衣。这种殖民记忆实际上是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想象。
在电影《艋{》中，历史是80年代的那段混乱。艋{原指小船，后引申为小船聚集的地方。艋{也是个古老的城区，位于台北市西区，是台北市发展的起点。艋{的繁华、生猛，艋{代表的庞大利益、角头林立，却有着很深厚的伦理规范。这里既有华人传统的寺庙，又有日治时代的遗风。80年代，三十八年之久的令解除、外省帮派的兴起、枪枝开始泛滥，艋{各方势力重新洗牌，伦理与规范开始崩解。影片《艋{》正是利用黑道这样张力极大的生活方式，来表现一个戏剧化的时代，一个性格强烈的城市。各种80年代的素材，俗艳的色彩、生动的图腾，重新拼贴，创造出全新的时尚氛围。《艋{》的时代感是80年代本身，那时台湾正面临历史的变动与选择，它的命运无法受到自己掌控。影片中间报纸上出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岩湾监狱暴动，导演不可能没有暗藏想法，因此这并不是过度阐释。在时间段上面，蒋经国去世带来了解除，两岸关系和解以及本土意识的抬头，台湾的选择有如艋{的危机。文谦替老大背黑锅入狱，这同样跟时代背景有关系，当时有个一清专案，好比内地严打，许多小弟只能替大哥顶罪，去牢里蹲一蹲。
以上是《海角七号》和《艋{》所反映的历史。通过这样的历史，我们又能从这两部作品中看到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后殖民主义的渗透。一般认为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但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文化转型。由于西方文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全球化下，西方文明自然地居于优势地位，蔓延于世界各地。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文化的差异性日趋缩小，文化同质性越来越明显，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都把维护自身的存在看作神圣的职责。《海角七号》中好莱坞式爱情轻喜剧套路，流行元素，一波三折的剧情等；《艋{》以青春与黑道为主题，斗殴、打杀人等场景更增添电影的噱头。西方商业化叙事模式无疑充分迎合了大众的口味。内容上，台湾已是全球化的本土。《海角七号》中恒春小镇中各国模特、海滨酒店等体现了工业化已影响到最边缘的乡村。《艋{》中“枪是下等人用的武器”的争论，体现了工业化中的台湾传统社会面临的全球化的挑战，80年代的台北街道、服装、电子娱乐等都体现了现代工业对于传统台湾社会的改变。“本土文化”的回归是应对全球化的“文化自觉”。随着人们对全球化认识的深入，不少人开始反思全球化带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局限性，人们日益怀念乡村、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开始得到重视。《海角七号》展现的“乡土台湾”的全景图，《艋{》追忆台湾上世纪80年代的社区文化，都恰恰暗合了台湾全球化背景下对本地文化的回顾和怀念。历史上，台湾地区不断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浸渗，在不断吸收、融合各种文化中呈现了台湾传统与现代、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颇具特色的文化特征。“新锐电影”采取“弱化历史问题、全景展现多元文化之现状”的态度，重新拾起遗失的文化结晶。《海角七号》中胡琴、原住民“琉璃珠”，《艋胛》中祭拜“祖师爷”、丧葬仪式、“台客文化”等的再现都彰显着浓郁的台湾传统民俗特征。这些源自地方本土特色的生活片段，迎合了当地观众的审美标准。本土化与全球化矛盾直接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当《海角七号》中传统的胡琴与吉他、大提琴等共奏《国境之南》，传统与现代达到融合；《艋{》中“家”的描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回归，“大仔”正是中国大家长的代表，作为中华民族根基的“家”的精神将被继承下去。影片展现的传统与现代冲突，全球化下的传统如何生存、延续等，值得深思。《海角七号》、《艋{》直接使用国语、闽南话、客家话、日语等，日式的学生制服、可口可乐、“台客”舞蹈等各种文明的符号在生活中一起出现。与此同时，都市与乡土、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本省”与“外省”等不同文化在全球化中碰撞、交流，以发展、证明自己。
作为一部台湾本土电影，《海角七号》的后殖民印记并非是来自国际媒介霸权的意识形态宰制，也不仅仅是殖民时期遗留下来，如今融入或隐藏在生活中的文化符号。而是更为直接的挑起后殖民时代对于过往殖民历史的回忆，这些精神上的印象、认知以及物质上的文件、资料不论其影响是好是坏，如今都还存续在台湾社会中。但是，这种殖民记忆正在慢慢的去除。说到殖民记忆，则不能不提到《海角七号》和《艋{》的又一共同之处，即关于日本的想象和呈现方式。《海角七号》中，一条暗线便是1945年因日本投降而离开台湾的日本教师与当地女孩友子的跨国恋情。导演借五十年前日本教师撤离台湾时，在船上写给友子的情书，用唯美和忧伤的笔调追忆两人之间的纯真爱情，同时也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殖民记忆的苦难。相比之下，《艋{》中关于日本的呈现仅仅是轻描淡写：主人公蚊子的最大理想是去日本看樱花，因为自己的父亲死前曾在日本给他寄回一张明信片，是樱花弥漫的富士山。这一情节看似无关紧要，但事实上却是故事最重要的潜在线索。蚊子幼年丧父，没有与父亲见过一面，他关于父亲的全部美好记忆仅等同于日本的樱花。
台湾电影选择以何种形式再现殖民历史，如何通过对历史的表现来认识当下现实，特别是以何种态度与立场来书写其中的日本“内容”，这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过去的记忆、对身份的认同。从早期李行、丁善玺等创作的宣扬民族大义、内容单一集中的抗日影片，到20世纪80, 90年代，新电影主将们对殖民经验的多元化写作，乃至近期出现的一些立场偏颇的关于后殖民论述的影片，以至于导演魏德胜在既《海角七号》后于2011年推出的“雾社事件”的《赛德克.巴莱》系列电影，更是包容着现在人的深深的历史的追忆。台湾的影像叙事体与社会历史之间实际上形成了某种微妙的“互文性”关系。所以对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方式的研究，实际上超越了电影学范畴，具有更广泛的文化学和社会学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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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络资源，豆瓣影评――《艋{》关键词大串烧
作者简介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篇7
加藤嘉一：一个国家的历史教育必然深受其国家体制、发展阶段的影响。日本人从小学到高中要学习日本史与世界史。我记得，老师的教学计划往往侧重古代史，而受教学时间的限制，相比于古代史，日本历史课程的设计难以满足学生对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的充分了解的要求。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既是日本史，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因为从古代开始，“中国”两字对日本国家建设的影响实在太深远，对日本的孩子们来说，“中国”也是最熟悉的外国。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日本人很喜欢中国古代史，不仅在日本史和世界史两种课程，还可以在道德课、语文课等多方面接触中华文明，尤其思想、人物、历史，对此产生某种意义上的崇拜。
而相较之下，中国人似乎更加注重历史对今日之影响，把历史看做决定民族尊严与底线的政治问题。这与日本的环境很不一样。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主要或集中体现在近现代史，尤其在“抗日战争史”上，所以与中国人讨论“历史”时，大家拿出的往往是近现代史，日本人拿出的则是古代史。
另外，就中国人的历史观形成而言，除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影响也很大，包括家长的传说和媒体的宣传。因此，中国人的历史观往往较为“沉重”。相比之下，据我体验，日本人的历史观主要来自于学校教育。
《看历史》：在不同的文明中成长，在不同的教育理念中学习，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历史”各自意味着什么？
加藤嘉一：我相信中国和日本都是注重历史本身和历史教育的国家。在一个社会发生问题时——比如，民族问题、经济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西方人似乎往往从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建设寻找问题的原因；相比之下，东方人趋于从历史的来龙去脉去分析问题的来源。
据我的经验，对日本人来说，历史更多是一门学科、生活层面的爱好、值得去欣赏的知识导向性素材，但对中国人来说，历史更多意味着记住民族的自尊心和爱憎、面对现实的政治博弈、影响未来的体制结晶。两国公民对历史持有的不同的态度也必然影响双方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看历史》：身为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日本人，你是否觉得自己的特殊身份会使得自己在参与中国公共事务讨论的时候造成困扰？你又如何面对中国部分人对于你的质疑？
加藤嘉一：困扰是肯定的，就像我最近围绕在南京先锋书店的有关历史认识的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人的激烈的讨论，遭到了舆论上的攻击。不过，我表示理解，毕竟是跨国交流，有时难免误解。倘若这次我的遭遇能够促进两国国民有关历史认识的进一步思考和讨论，这是令人欣慰的。重要的是坚持，我会虚心吸取教训，应用于今后的人生。
当然，我是日本人，这点是底线，也是原则。
在日本，对于某一段时间的历史，政府的立场与民间的解读往往不同，官方立场与每一位政治家的立场也往往趋于有所不同的解读。
比如，作为日本公民，我反对日本部分政治家美化当年的侵华战争。不过，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日本人是认为“日本败给美国”，在他们的记忆里，正是1945年8月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放的两颗原子弹促使日本决定投降，成为“最终成为战败国”的核心原因。这种记忆和解读时时刻刻影响我与中国人之间的历史交流。相互交流上容易造成误会，甚至歪曲。我一直努力去寻找相互信任的结合点，但感觉越去交流，就越困难。
《看历史》：中日关系历史悠久，却往往复杂多变，两个国家很多的分歧和矛盾都与之间过往的历史息息相关，在你看来，中日两国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往？
加藤嘉一：这个问题提得好。对日本人也好，对中国人也好，最重要的首先是如何面对自己往昔，反思自己的历史，这样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以及国际社会的尊重。这是态度问题，也是原则性问题。
当然，我作为一个日本人，始终认为，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日本人只有在历史观上谦卑地进行反省，以行动的形式表达诚意，这样才能面向国际社会。日本人也有必要认真了解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一点就与中国人的长期、友好交往来说极为重要。
《看历史》：在你看来，“靖国神社”“”这样的问题对于中日两国是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
加藤嘉一：这些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我们要记住的是，这两个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也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比如，“靖国神社”问题主要是1985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以后，才成为两国之间热点的外交问题。（日称“尖阁诸岛”）成为两国之间舆论焦点也主要是1970年代末国际机构发现该岛屿周围有资源之后。
随着两国综合国力不断接近，两国政府和公民在自信与自卑之间摇摆、徘徊的过程中，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日益与现实的利益主张、民族尊严结合在一起，造成的则是近年来我们所目睹的利益之争，甚至是自尊之争。
《看历史》：对于中日两国间的诸多问题，你认为官方的理解和底层民众的理解是否存在分歧呢？
加藤嘉一：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对于一个议题，官方观点和民间观点越来越不一样了。在日本，很少有民众完全同意官方的说法和立场的情况。
但这也是现代政治的常态，官方与民间的理解与立场彻底一致才有问题。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历史观随着时代的变化、民意的丰富化与成熟化以及历史研究的深化，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有时是量的变化，但往往是质的变化。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日本史研究研究方法唯物史观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宋成有，北京大学教授。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2)01－0102－16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记述日本历史的国家，但是其日本研究则开展得较晚。不同的时代，研究理念、理论和方法不尽相同，却均有中国的学术特色。从古代到近现代，中国的日本记述与研究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增添新内容，异彩纷呈。1949年以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分别在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展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大陆的日本史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流。反思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新世纪的学术发展前景不无意义。
一 1949年之前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传统视角和方法
(一)古代中国正史的日本观察视角和记述方法
在古代中国正史中，有关日本的首次记述，见载于班固编著《汉书・地理志》的“燕地”条记汉武帝设置玄菟、乐浪郡的史迹时，顺便提及“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仅19字而已。此后，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中国正史的日本记事内容日益丰富。南朝刘宋范晔著《后汉书》，为倭国正式立传，记入其地理方位、物产风俗以及倭奴国、女王国与东汉的交往，全文计696字，为研究日本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以此为基础，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通称《魏志-倭人传》)以1987字的篇幅，更加详细记述了邪马台女王国的地理方位、宫廷生活、官民等级、对外交往，以及倭国物产和倭人习俗等内容，留下了邪马台国究竟在何处的千古论争话题。
《后汉书・倭传》和《魏志・倭人传》，展现了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察视角和记述方法。所谓视角，即“外辨华裔之别”，《倭传》和《倭人传》均将日本列入“东夷传”，虽以天朝大国的尊大姿态，俯视着这个偏据海岛的“蕞尔小国”，但并无恶感。在当时人看来，“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所谓方法，其一，采用纪传体，记述文字庄重而平实，内容大体可信，具有实证的特点；其二，夹叙夹议，以记述为主，附有画龙点睛式的前序后赞，再加以议论和总结；其三，提出对倭国的整体认知框架，结合周边民族或国家与中原王权的关系态势来为倭国定位。自《新唐书》起，中国正史接受日本遣唐使“恶倭名，更号日本”的说法，“倭国传”改称“日本传”，但记述视角和方法，乃至文字风格亦一如《倭传》、《倭人传》。
所谓研究(research)，是主动和系统方式的过程，是为了发现、解释或校正事实、事件、行为或理论，或把这样事实、法则或理论作出实际应用。在古代中国，两次日本研究“热”均出现在明朝。第一次“热”与剿灭倭寇直接相关。有明以来，朝野备受前期倭寇的袭扰之困，成化至嘉靖年间(1465－1563)，后期倭寇愈加猖獗。身处“北虏南倭”压力中的明朝有识之士，开始琢磨这股来自海上、肆虐中国沿海的劲敌，对日本的研究应运而生。剿灭倭寇期间，相关的研究性著作多达数十种。其中，既有总督胡宗宪挂名主编的《筹海图编・倭国事略》，也有以诸将名义编著的研究著作，如李言恭等《日本考》、薛俊《日本考略》、郑舜功《日本一鉴》等。这些著述注重探索倭寇的缘起及攻防之策，真正的编著者当为随军进剿倭寇的幕僚。例如，入幕胡宗宪、戚继光帐下的昆山人郑若曾，先后编著《日本图纂》、《筹海图编》、《万里海防图论》、《江防图考》、《江南经略》等著作，纵论日本地理形势、历史沿革、倭寇由来，以及明朝兵务总论、江南海防与江防等，内容丰富，考备翔实，堪称嘉靖年间日本研究的第一人。
第二次日本研究“热”出现在万历年间。万历二十年(1592)，“万历朝鲜之役”猝发。万历二十六年(1598)，丰臣秀吉忧急而亡，侵朝日军败退回国。这场战争促使明季中国人再次关注日本。《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明外史・日本传》等史著，对朝鲜之役均有详细记载。郑若曾《江南经略》，也在万历四十二年重刻。时人王圻、王思义撰写的百科式图录类书《三才图会》对“日本国”记述为：“倭国，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居，九百余里，专以沿海寇盗为生，中国呼为倭寇。”寥寥数语，道出了万历朝中国人对日本的憎恶。
明朝人的日本研究，可以从康熙、雍正年间编纂、刻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通典》收入的《日本部汇考》六卷和《日本部总论》中得知其概貌。其中，《论倭疏略》、《论倭》、五篇论题相同的《议倭》、《日本部纪事》、《日本部杂录》等，研讨了日本风俗、地理形势、倭人“狡诈而狼贪”的民族性格、挑战中国并“为边境患唯此一国”的日本特色、“不可以礼义化诲怀服”的对日政策，还考察了倭寇的日本刀、鸟铳、袭扰作战的“蝴蝶阵”等问题。上述著作大体反映了明季中国士人的日本研究水平。观察视角依然是“华夏上国”的居高临下，研究方法则以实证为主，也不乏言之有据、视野宏大的评析。
(二)清季的研究成果及其视角和方法
鸦片战争后，清季中国的国势衰微。1874年日本兵侵入台湾，朝野震动，迫使中国人再次睁眼看日本，日本研究又逐渐升温。陈其元《日本近事考》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主张出兵东征，荡平祸乱之源。金安清《东倭考》，对明治维新给予相对客观评价，反对贸然东征。这一期间，还有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使东述略》、道员王之春《谈瀛录》、王韬《扶桑游记》等考察日本的论著问世。至19世纪80年代，刑部主事顾后煜《日本新政考》、北洋机器局总办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等著述也相继问世。90年代甲午战爆发之前，黄庆澄《东游日记》等著作刻印刊行。上述著作多以平和的心态，评述以明治维新为焦点的日本近况。各著论述的视角，依然未脱离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日观中根深蒂固的优越意识。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华夷有别”有色眼镜，阻碍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准确、深入地认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1895年，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战败，清廷被迫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败于日本且被迫缔约，特别刺痛了中国朝野之心。言其败，则“天朝大国”居然被东洋“蕞尔小国”击败，而且败得很惨；言其约，则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剧为鸦片战争以来所仅见，劫掠者恰恰又是千百年来深受中华文化恩惠的日本。
冷酷的现实，促使国人不得不认真而全面地审视武力崛起的日本。新一轮的日本研究“热”应运而生。其中，孔广德编著《普天忠愤集》
14卷，收入光绪帝宣战上谕、群臣奏章、时人议论、诗词颂赋多篇，均为壮怀激烈、忠君爱国之作，展示了中国士人因败于日本而被迫割地赔款、优越感与屈辱感混合交织而成的无比强烈的精神冲击，因忠而愤的扶清憎日的激愤情感。同年，曾经客居东瀛多年的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的大部头著作《日本国志》出版。这部书共40卷，以50余万字的篇幅，记述日本的地理、职官、食货、兵备、刑法、物产、工艺等，重点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风貌。以此著的问世为标志，中国士人第一次调整居高临下观察日本的传统视角，开始比较客观、全面而实证地研究日本。几乎在同时，康有为编著了记述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并于1898年进呈光绪皇帝御览，以资戊戌新政。
这些研究，树立了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史包括世界史时注重实用的传统。用黄遵宪的话来说，就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期适用也”。这种学术研究与经邦济世现实政治需求挂钩的传统，无非古代资治通鉴的近代版，有利有弊，不可作片面论。
(三)民国期间的日本研究成果及其理论和方法
民国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推行蚕食中国的“大陆政策”。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试图将中国保护国化；1927年制定肢解中国东北的《对华政策纲领》；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将14年侵华战争强加给中国。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威胁，迫使当时的中国人下大气力去认识、研究日本，各类研究成果陆续推出。20世纪30年代以来，新的日本研究“热”逐渐形成。以明治维新研究为例，即有李宗武《明治维新》(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李建芳《日本维新运动》(真理出版社，1937年)、郑学稼《日本明治维新大纲》(西安新中国文化社，1940年)、张永淇《日本明治维新前史》(南京国立编译馆，1941年)、何兹全《日本维新史》(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等专著出版。此外，《民国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等报纸和《东方杂志》、《建设杂志》、《宇宙风》杂志等媒体，成为梁启超、蔡元培、严复、周树人、陈独秀、戴季陶、林语堂、郭沫若等知日家发表日本研究最新成果的园地。以上人文学的日本研究者，多有在日本长年留学或旅居、考察的经历，能贴近感知日本社会，构成民国时期中国知日派的庞大群体。就日本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言，持中国传统学风者有之，受日本影响而趋于新学者亦有之。中国的日本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因此而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作为深入研究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力作，当属1928年出版的戴季陶《日本论》和1938年出版的蒋百里《日本人》。两本著作均涉猎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诸方面，既评论其现状，也追溯其历史，并且都很重视对日本国民性格的深入研究。著作问世之时，正值中日两国处于尖锐的武力对峙或侵华战争不断升级的时期。虽然《日本论》对日本评论的基调褒多于贬，而《日本人》则贬多于褒，但是促使国人认识交战敌手的精神世界，则是两著的异曲同工之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痛感“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提议报上开辟专栏，以史为鉴，警醒国民。为此，推举王芸生担任主编。自1932年1月11日开始，《大公报》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与读者见面，连载由王芸生编辑点评的史料。1934年5月，汇集成七卷本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出版。该著共66章，记述1871～1919年的中日关系变化历程，大量采用档案史料，翔实周密，得到社会的瞩目与好评。
总之，民国时期的中国日本史研究者心怀报国之志，借助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国学根基，注重史料和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运用犀利笔锋，为国人审视、认知日本并战而胜之提供了思路。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可谓五花八门，从传统的考据学、文字学、民族学到文明论、唯心论、唯物论等，各有其追随者。20世纪30年代，周一良以《(大日本史)之史学》为题，撰成毕业论文。在结论部分，他强调：“历史之学其究竟仍在于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述而已。惟其所以用之者代有不同，人有不同，自孔子作《春秋》之寓褒贬别善恶，至近世之唱唯物史论，一例也。”由此，不难看出民国时期各色理论的广泛影响。
二 1949～1976年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分属冷战下的东西方两大阵营，长期处于无邦交的对立状态，难以开展正常的学术交流。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在三年内战后，继续隔着台湾海峡相互对峙。本来是一个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群体，分成互不往来的两个群体，而且一分就是近40载。这些情况，制约了中国的日本研究顺利展开。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史学批判，令史学界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单纯是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不容含混，必须旗帜鲜明。关于中国古代史若干问题的大讨论，则促成苏联版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论牢牢植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之中，对日本历史的研究理论不无影响，大陆学者的日本史研究取得若干开创性成果。以率先开展日本研究的北京大学为例，1958―1964年，哲学系朱谦之接连出版著作《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日本哲学史》、《日本哲学史资料选编》，奠定了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哲学史的基础。历史系周一良《亚洲各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中的日本史部分等著作，代表了当时国内研究的最高水平，并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其中，周一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等论文，依据唯物史观和矛盾分析方法，提出明治维新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至今仍是内地日本史学界对明治维新定性的主流观点。
另外，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刘思慕《战前与战后的日本》一书，开展了细密的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吴廷璎《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一文，运用社会经济形态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说”；其另一论文《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重新评价和总结人类的历史”；《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一文，提出明治维新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日本史研究成果虽然数量较少，但颇有分量，堪称奠基之作。
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初期过度强调阶级立场和史学理论的政治属性，也给当时和此后相当长时期的世界史研究，包括日本史研究，落下了“病根”，即看重理论和阶级立场，轻视史料、史料学，乃至对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考据学、年代学、目录学等基础性史学方法论加以排斥，影响消极。史料匮乏的世界史包括日本史的研究，依据不乏教条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宏观的“理论分析见长”而聊以。实际上，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需要广阔的理论框架，也需要扎扎实实的史料支撑，两个轮子齐备，学术之车才跑得起来。诚如周一良所
言：“解放以后，为了纠正过去史学界只钻牛角尖，把史料当作史学，见木而不见林，因而强调理论、观点，强调大处着眼，强调观其会通，原是必要的。但忽略了对具体事件、人物、制度的细致深入的研究，因而慢慢地流入空疏，好为大言高论，变成了通病。”
在海峡对岸，迁台初期的混乱过后，学术界渐次恢复生机。余又荪《日本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甘友兰《日本通史》(香港自由出版社，1957年)、陶振誉《日本史纲》(台北国防研究院，1964年)等研究成果陆续推出。
1966年“”狂潮掀起，大陆陷入内乱。作为日本史研究奠基者的第一代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老手”而靠边站并受到审查，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中青年研究力量难觅用武之地，日本史研究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日本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正常的学术研究依然举步维艰。1976年1月，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应邀来北京大学历史系，主持了历时半年之久的“日本近现代史讲座”，在当时堪称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在海峡对岸，台北的学人们陆续推出日本史研究的新成果。其中，普遍受到好评的学术著作主要有郑学稼《日本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等。1972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李毓澍、蓝旭男等主编的多卷本《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出版。自1966年起，文海出版社陆续出版沈云龙领衔编纂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其中相当多的史料与近代中日关系关联密切。
三 1978～1990年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结束后，百废俱兴。特别是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热潮涌动，日本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赵建民和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出版，大陆学者的日本断代史和通史出齐。1979年筹备于北大历史系、1980年成立于天津社科院的中国日本史研究会(后改称中国日本史学会)，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日本史教学科研力量汇聚起来，形成老中青相结合、阵容可观的学术团体。学会建立后，开展了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举行年会或专题研讨会，展开争鸣、开阔视野、交流心得，推进了大陆学者日本史研究的发展。
随着中日学术交流的深入展开，中国学者开始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国外。1988～1990年，日本六兴出版社的13卷本《东亚视野中的日本历史》问世。其中包括：沈仁安《倭国与东亚》、王金林《奈良文化与唐文化》、张玉祥《织丰政权和东亚》、任鸿章《近世日本和日中贸易》、王家骅《日中儒学的比较》、吕万和《明治维新与中国》、周启乾《明治的经济发展与中国》、马家骏和汤重南《日中近代化的比较》、俞辛《孙文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万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亡》、易显石《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东北》、武安隆和熊达云《中国人的日本史研究》、沈才彬《天皇与中国皇帝》。这些著作坚持历史唯物论的理论立场，史论结合、夹叙夹议、文图并茂，展示了中国学者的学术风格和理论水平。
在评介和研究日本学者的史观和流派方面，以沈仁安为首的北大历史系日本史组，在数年间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沈仁安在与李玉共同撰写《二十年来日本历史学发展变化概述》(《国外史学动态》1979年第8期)和《日本进步史学的发展和变化》(《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7期)之后，又与宋成有接连撰写了《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史学》(《世界历史增刊・明治维新的再探讨》，1981年)、《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国外史学动态》1983年第12期)、译文《数量方法与美国历史学》(《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8期)、《日本史学新流派析》(《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日本史学流派的现状与趋势》(《国外史学动态》1983年第14期)、译文《现代历史学与数量方法》(《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4年第8期)、《日本史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他还在《新的社会科学方法及其特征》(《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4年第1期)、《开展日本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历史学的思索》(《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等论文中，对日本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状况、发展趋势作出了评估。
20世纪80～90年代，海峡对岸的日本研究活跃开展。1986年，林明德《日本史》出版；1988年，陈水逢《日本近代史》付梓。在对日本的总体认识上，两位作者的把握不尽相同。其中，林明德认为，“同文同种”之说或“蕞尔小邦”论等阻碍了国人正确认识日本，强调“中日两国既不‘同文’，也不‘同种’”。陈水逢却认为中日“毗邻为国，而又同种同文”。在疾呼中国人应加强研究日本历史文化方面，两人却并无分歧。林明德慨叹：“过去两千年来的中日关系，日本受惠于中国者甚厚，但近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中国饱受日本之苦，却不甚了解日本。多年以来，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的著作特丰，而中国学者之研究日本者特少。”陈水逢强调：“日本过去为并吞王国，对我一切，洞悉无余，故能放心大胆以谋我”；反观中国人往往对“东邻日本，大都冷淡、模糊、轻视，甚至盲目排除反对”，所以“事事吃亏”。为此，他们热烈呼吁中国人认真关注和详尽研究日本。在时代分期上，林著将日本史的发展阶段分为原始时代、古代国家、律令制国家、武家政权、统一政权、近代、现代，论述条理清晰。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日本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论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已成为大陆学者遵循的范式，理论创新意识日益增强。在承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前提下，日本史研究者抛弃了教条式、贴标签式的理论应用方法，力图对五种生产方式演进模式套用于日本史的现状有所突破。虽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提出了问题，看到了前进方向。建立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史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成为共识。自国外输入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老三论”等研究方法论，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热潮中，异军突起于史学界。例如，系统论的要素、层次、结构、功能、有序、无序、动态、静态、环境、模式等分析范式丰富了史学研究方法，其注重整体与局部、层次和环境互动关系的宏观把握，与中国学者的习惯思维方式相适应，并逐渐深入、融合到史学，包括对日本史的研究之中。虽然采用上述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不多，但毕竟是新方法的有益尝试。
四 1991―2000年的日本史研究及其理论与方法
20世纪90年代，国外各种社会科学新思潮，包括新史学理论，愈加层出不穷，给中国史学研究带来更加强劲的冲击。社会史学、人类文化学、政治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全球史观、文明史观、世界体系论、现代化史观等新史观，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新三
论”先后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总的看来，尽管继续受到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挑战和冲击，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地位，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但依然像80年代一样，中国日本史学界未能出版任何一本中国学者专门研究日本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相关著作。译著出版了一部，即沈仁安、林铁森等翻译的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这一时期，中日学者的合作研究取得新成果。周一良、李廷举、严绍、王晓秋、杨曾文、王勇、马兴国以及石田一民、大庭修、源了圆、中西进、吉田忠等通力合作，在两国同时出版了十卷本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其中文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由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条目多达3万余条、总字数300余万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亦属此种合作的产物。这些著作大都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讲究文献出典准确、考据明了和文字平实，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新景象。
同时，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赢得了晚来的承认。长期以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水平不为国外尤其是日本史学界所了解和承认。20世纪70年代，日本史学界有学者评价中国日本史研究只相当于“中学水平”。至80年代初，上述观感依然如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第二代学者为主体的中国日本史研究集群，凭借唯物史观的理论素养，坚持中国学者的治学风格和研究立场，陆续推出学术成果。在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或共同研究中，展现了应有的学术风采。尤其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前述《东亚视野中的日本历史》在日本公开出版发行，促使日本学者逐渐改变了观感，感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水平进展迅速。1993年，参加了中国日本史学会在天津社科院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权威学者上田正昭回国后，在《朝日新闻》上撰文《最近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动向不可轻视》，强调：“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学者屡次提出令人震惊的见解，他们指出的正是日本学者往往欠缺的研究视角和正在丧失的问题意识。”
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以上著作均依据马克思史学理论，注重实证研究。究其因，一是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经过老一代学者的言传身教，已深入人心，融入学术研究的过程之中；二是国际学术交流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直接赴日搜集资料的机会，中国学者因史料缺乏而不得不注重理论分析的状况已经根本改观；三是在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往中，中国学者善于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资料和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
作为90年代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一个标志，2000年，蒋大椿、陈启能邀集数十名学者，编辑了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大辞典》(简称《大辞典》)，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首先，在概念上，《大辞典》认为不宜将内涵上相互交融、重叠的包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截然分开，提出“广义的史学理论”的概念，即“它包括了历史学自身作为理论考察对象的狭义史学理论的内容，也包括了对史学研究对象――人类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作理论考察的部分内容，亦即史学理论的部分内容。这个‘部分’主要是指从宏观的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所作的理论考察及其成果”。其次，内容齐全。《大辞典》按照古今中外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概念和术语、史学理论家或与史学理论有关的历史学学者、反映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以及史学流派、机构、刊物、会议等四个方面编辑，力求囊括与史学理论有关的全部内容。再次，条目解释力求翔实。《大辞典》所列条目繁多，特别注重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条目解释。
《大辞典》的撰稿人之一汤重南以2万多字的篇幅，介绍了日本史学史、史观和流派，较充分地阐释了战后日本史学新流派等，例如日本的“皇国”史观、民间史学、文明史学、文化史学、东亚史观、实证史学、社会经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人民斗争史观、民众史观、民众思想史观、大冢史学、近代化论学派、社会史学派、计量经济史学派等史观学派及其研究方法，还评介了代表性的日本史学家。
在海峡对岸，1992年台湾日语教育学会成立，1996年日本文教基金会等团体成立，发挥了全局性的引导作用。1990～2001年，淡江大学郑梁生《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连续出版11集。在1993年出版《日本通史》、2001年出版《中日关系史》的基础上，他又出版了《日本史》(三民书局，2002年)，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
五 新世纪中国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进入新世纪后，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产生广泛影响的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1)中日两国在互为重要经贸伙伴的同时，摩擦和麻烦不断，特别是200～2006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年一度参拜靖国神社、归属的争端等问题层出不穷，中国舆论对此给予越来越强烈的抨击，社会要求进一步透视日本。(2)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库收入大幅度增加，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经费保障。(3)日本史研究群体实现了新老交替：吴杰、周一良、吴廷、邹有恒教授等老一代学者先后逝世，由其门人组成的第二代学者陆续离退休而告别讲台，80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学者承担起重任，新世纪之初崛起的第四代学者充满活力，展现着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希望。(4)图书市场的力量。利润挂帅的出版社和书商，在读书界急欲了解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的需求中，敏锐地发现了新商机，对出版日本史的图书充满了热情。在出版图书高倍利润的驱动下，出版社为占领图书市场，往往设计市场预期看好的系列研究课题。得到多读者层欢迎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著，备受出版界的青睐。
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新世纪面临新的挑战。2000年，教育部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2003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出版，发表国内外学者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文章，研讨东西方史学的进展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果。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出版不定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进一步深入研究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加大对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力度，拓展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为推进今后国内的日本史研究，需要继续深化史学理论，讲究方法论问题。为此，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目标
新世纪，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史的目标何在?现实的需求和意义固不待论，从学术研究的价值来说，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打破黑格尔以来西方学者解释东亚历史的强势格局，构筑中国学者对东亚历史的认知体系，对日本历史在这个认知体系中的位置给予准确定位，可视为一个长远的大目标。至于具体目标，诸如探寻日本历史的发展规律、演进模式等问题，客观而真实地理解与中国恩怨交织两千年的邻国，把握日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日本民族性格、深层文化的独特性和基本特点等，依然是常谈常新的课题。这需要数代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最终形成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历史研究系列。概括起来看，“中国学术
特色”似应表现为：其一，站在中国的大地上看东邻日本，持中国学人应有的视角，且自成一家之言。其二，坚持中国学人传统的全方位整体思维方式，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研究日本史的理论立场，体现中国学者应有的气度、格局和分析能力；发扬中国学人研究日本史独有的优势，例如两千年来连续性的史料积累、考据学等治史传统方法根基深厚等。其三，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以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有所区分、有所选择、有所梳理、有所发掘，而非囫囵吞枣，盲目追随。其四，用准确、流利的汉语撰写文章，而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日语汉字词汇、让似是而非的“协和语”充斥字里行间，等等。
(二)坚持唯物史观与研究方法多样化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要坚持下去，这既是指引历史科学破浪前行的舵轮，也是体现中国日本史研究学术特色的理论立场。无须彷徨于理论的迷失或自我矮化。当然，坚持唯物史观，并不等于僵化理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史学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手段，并非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经典著作家论述过的每一个理论细节，都奉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不应忘记新中国成立后初期教条式的照搬和贴标签的教训，总不能在同一块绊脚石上绊倒两次。
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方法，同样强调史料的考订和注重过程的研究，与国外实证研究的学术立场并无二致。但是，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国外史学研究理论的启迪，中国的实证研究方法并不满足于就事论事，总要对研究对象加以理论的探讨和归纳。在这一点上，又不同于国外的实证史学。在此基础上，不应排斥而应大力推进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包括学科综合、交叉的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研究手段，国外最新的理论和方法以及考古发现、文学作品、民间传承中有价值的研究信息等，追踪国内外最新前沿，把握其最新动向，呼吸新鲜的学术空气，继续精心营造研究理论和方法多元化的学术园地，开阔视野，与时俱进。
(三)宏观研究与微观实证相结合
宏观研究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重要研究视角和方法，体现中国历史学研究基本特点。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些宏观理论往往不是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史料基础不够扎实；有些研究方法论貌似宏观，但基本概念不甚清晰，缺乏问题意识；或者新概念的提出比较随意，缺少严谨的论证；或者照搬国外的现成理论观点而未进行分析批判，成了新的贴标签；或者从事微观实证研究，却不愿下死工夫、笨工夫去开展微观实证研究，缺乏真刀真枪地拼史料的底气和实力。
无须讳言，近十年来，浮华、浮夸、浮躁的“三浮”之风在侵袭着学术界，包括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领域。实际上，这不过是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的旧习气在新世纪的复活乃至喧嚣尘上。可以预测，上述问题逐步得以消除之日，必定是中国日本史研究包括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更上一层楼之时。
总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特点逐步形成。概言之，即唯物史观与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在日本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虽然遇到冲击但已经扎下了根，成为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思维模式，构成世界史研究包括日本史研究的中国学派自身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新世纪，不能想象，没有理论思维的中国日本史研究能在国际学术界成大气候；同样也无法想象，中国日本史理论体系中可以缺少日本史料学的研究，缺乏丰富、准确、真实的史料来支撑“论从史出”、推陈出新。
日本史研究最急切的任务之一，是尽快推出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研究著作。“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于沛的这个看法的确一语中的。如前文所述，目前国内已出版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著作丰富多彩。然而，由中国学者撰述的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著作，依旧阙如。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这个课题依然是一个寂寞的学术空白点，也是一个富矿深藏的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