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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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键词：2010年 中国的日本研究 日本政治 日本历史 研究概况
作者简介：李璇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学刊》编辑部编辑。
中图分类号：I31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143－14
2010年，是在2009年取代执政半个世纪的自民党成为日本执政党后实施既定政策的第一年，也是键的一年。但新的执政党并没有使日本走出一年一相的怪圈。2010年6月，执政不满一年的鸠山由纪夫首相下台，菅直人当选为代表并成为日本第二任首相。日本首相的频繁更替，对日本内政、外交、中日系、军事与安全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此，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成果丰硕。同时，历史研究领域也产生了很多成果。
一 内政
(一)政治发展趋势
1、近期动向
针对2009年众议院选举后日本政局的变动，中国学者分析了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失败、获胜的原因，并对日本政治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和预测。相研究成果有：周暄明和丁子函《日本2009年大选自民党败北的原因及其历史地位评价》(《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6期)、林晓光《2009年日本众议院选举与日本政治的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2期)、张瑶华《日本政坛动荡对其内政和外交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等论文。
在2009年众议院选举中战胜自民党、夺取执政地位的，却在2010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惨败，从而陷入了不得不面对“扭曲国会”的困局。对此，李薇、张伯玉、高洪、林晓光、冯昭奎、吕耀东、吴怀中以《参议院选举后的日本政局》(《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为题展开了专题讨论，对“扭曲国会”下的联合政权在内外政策上将做哪些调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相研究成果还有：胡令远和艾菁《日本政局的困局》(《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5期)、杨伯江《日本政治与战略“回漩”?》(《当代世界》2010年第9期)等论文。
作为首届政府，鸠山政权由于执政经验不足、超速调整对美政策、无法兑现政治承诺及深陷政治献金丑闻等原因而夭折，马俊威《从更换首相看日本政局走向》(《亚非纵横》2010年第4期)一文对此进行了论述。刘江永《一路坎坷
菅直人何去何从》(《当代世界》2010年第7期)、连智《日本“平民宰相”――菅直人》(《当代世界》2010年第7期)等文，则对菅直人内阁进行了研究。
2，中长期趋势
于日本大国战略，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的大国战略在实践中破产的原因、日本传统战略观念及其互动以及日本的争常手段等多个视角进行了论述。主要研究成果有：樊勇明《对日本大国战略成败的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李卓《日本大战略的演化模式――读塞缪尔斯的(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2期)、贺炜《“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本争常的新路径》(《理论界》2010年第5期)等论文。
在著作方面，李薇主编《日本蓝皮书：日本发展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版)，对2009年以来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的总体形势和新动态以及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分析，并就日本的未来发展做了展望。李秀石《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7月版)一书，阐述了21世纪后日本新保守主义群体的政治理想、国家战略及其执政实践，重点分析了其构建“冷战后国家体制”的战略安排、修宪的进程及难点、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的演化、应对地缘政治难题的举措以及“资源外交”等问题。其他论著有：郭定平主编《日本政治与外交转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刘宗和主编《日本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7月版)等。
(二)政党政治
2010年，中国学界于政权的研究成果很多。其中，徐万胜《论政官系与日本政权》(《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一文，对政权由官僚主导转向政治主导的政策理念、政官系改革及其制约因素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研究成果还有：乌兰图雅《“普天间问题”与日本政权的应对》(《日本研究》2010年第3期)、廉德瑰《日本党首选举透析》(《当代世界》2010年第10期)等论文。
王屏《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基本特征》(《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静好《日本新党林立现象令人瞩目》(《当代世界》2010年第9期)等论文，分别论述了实力主义逻辑下的日本派阀政治，以及参议院选举前日本新党林立对日本政党格局和政治发展的影响。
此外，曹天禄《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一书，围绕成立于1922年的日本共产党，以特定时期的日本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状况为背景，对战后日共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活动进行了研究。
(三)行政体制及其改革
2010年，中国学者围绕日本行政权力的划分、政府机构的设置以及运行等各种系和制度、政府的危机管理、行政改革、行政法制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成果包括：乌兰图雅《日本的道州制论及其制度设计》(《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王平《日本ODA决策体系中主导权变化研究》(《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朱光明《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述评》(《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期)、刘昌黎《日本控制国家公务员和公共企事业薪酬的做法与成效》(《现代日本经济》2010年第4期)、秦勃《中国学术界战后日本行政改革研究述评》(《日本研究》2010年第3期)、黄修民《日本公共住宅制度改革及发展趋势研究》(《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何培忠《与国家发展策略紧密相连的日本功勋制度》(《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邓志峰《日本“行政相谈”和“苦情”制度及其启示》(《日本研究》2010年第2期)、谭晶华《日本航空民营化失败原因探究》(《国际观察》2010年第6期)、尹晓亮《日本对能源危机的应急管理――以第一次石油危机为例》(《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1期)等论文。
日本是世界上国民最长寿的国家之一，这与其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有着很大的系。2010年，中国学者对此给予了很多注。相研究成果有：宁《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研究及启示》(《日本研究》2010年第3期)、闻武刚《日本老年护理保险制度的成
效分析与启示》(《日本研究》2010年第4期)、崔晓冬《日本社会保障预算编制及其启示》(《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张腾《日本介护保险制度介绍与效用评析》(《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7期)、赵立新《简论日本医疗保障制度》(《学理论》2010年第8期)、杨晶鑫和王欣昱《日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进程及对我国的启示》《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1期)等论文，以及袁娟《日本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0月版)、赵立新《日本法制史》(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6月版)等著作。
(四)司法
2010年，于日本司法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包括：金永明《日本海洋立法新动向》(《现代国际系》2010年第3期)、刘国庆《日本(裁判员法>第73条介评》《日本研究》2010年第4期)、骆正言《论日本法中的肖像权保护》(《日本研究》2010年第3期)、贺艳《日本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保护》(《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田思路《日本职场性骚扰的法律规制》(《日本研究》2010年第2期)、冯军和尹孟良《日本环境犯罪的防治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等论文，以及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王天华《行政诉讼的构造：日本行政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版)、何力《日本海法原理与制度》(法律出版社2010年8月版)等著作。
二 外交
(一)外交战略
2010年，中国学者于日本外交战略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执政后两任首相所推行的外交思想及执政方针而展开的。如廉德瑰《鸠山由纪夫“友爱外交”的特点及其评价》(《国际观察》2010年第3期)、周永生和丁安平《日本鸠山内阁的外交政策》(《现代国际系》2010年第1期)、孙承《鸠山内阁外交的基本特征》(《日本学刊》2010年第2期)等论文，针对鸠山内阁的外交政策做了分析和评论。吴寄南《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因及其展望》
(《国际观察》2010年第6期)一文则对两位首相推行不同外交政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外交政策出现的失衡局面，势必会损害日本的根本利益，导致日本政坛开始新一轮的动荡。
此外，从特定角度对日本外交战略进行研究的相成果也有一些。包括：田庆立《三木内阁的“等距离外交”与中日缔约谈判》(《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孙艳晓《日本“文化外交”过程与成效的范式分析》(《理论界》2010年第9期)、巴殿君《从文化视角透析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等论文。
(二)地区外交
面对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并行的国际与地区形势，为进一步争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地区主导地位，上台后的越来越重视亚洲、非洲外交等地区外交战略的部署与调整。2010年，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1、对亚洲地区的外交
日本执政后，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区域合作新构想，把东亚共同体定位为在亚洲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第三极。对此，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包括：刘江永《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东亚合作前景》(《国际观察》2010年第2期)、宋均营《鸠山“东亚共同体”构想评析》(《理论月刊》2010年第6期)、刘昌黎《“鸠山构想”与中日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姚奇志《鸠山“友爱”思想的形成及其对日本新亚洲政策的影响》(《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4期)、刘江永《通向东亚共同体之路：合作与创新――新形势下的综合性战略思考》(《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杨保筠《日本鸠山内阁东亚共同体构想评析》(《新视野》2010年第2期)等论文。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21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一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21世纪初期日本东亚政策的内容、调整趋势和调整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全面阐释。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对东亚区域合作进行了研究，产生了诸多成果。如李宜强《欧洲一体化经验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启示》(《当代世界》2010年第2期)、自如纯《东亚区域合作与日本的政策选择》(《日本研究》2010年第4期)、安江和王厚双《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调整及其对中日经贸合作的影响》(《日本研究》2010年第3期)等论文。其他相研究成果还有：廉德瑰《日本对东南亚的政治“切入”》(《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李广民和江立《冷战后日本地区主义的实践及其动因》(《国际观察》2010年第3期)等。
2、对非洲的外交
自2006年非洲超过亚洲成为日本对外援助最多的地区以来，日本对非外交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注。2010年产生的相研究成果有：周玉渊《从东南亚到非洲：日本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学》(《当代亚太》2010年第3期)、司艾华《日本对非洲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方式》(《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3期)等论文。
(三)双边、多边系
1、日美系
日美系历来是中国学者对日本双边系进行研究的热点之一。2010年，中国学者对日美同盟、冲绳等问题的相研究成果有：张景全《金融危机对日美同盟的影响》(《日本学刊》2010年第3期)、陈志《日美同盟与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研究》(《日本研究》2010年第4期)、杨光《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及其对东亚地区政治的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第1期)、陈波《日美同盟与冷战前期美国在日本本土及琉球群岛的核部署》(《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张薇《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和美日系走势探析》(《学理论》2010年第1期)、王屏《东亚崛起进程中的日美系》(《当代世界》2010年第3期)、娄伟《日本执政与美日同盟变化》(《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2期)、李薇《冲绳问题的复杂因素及其本质》(《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龚娜《日美安保体制中的冲绳问题》(《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等论文。
2、其他双边系
于日澳、日印系的研究成果有王海滨《日澳安全合作：走向战略同盟?》(《社会观察》2010年第7期)、甘振军《国内于澳大利亚与日本系的研究述论》(《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2期)、王坚《浅析二战后日印系演变的内部因素》(《思想战线》2010年第s2期)等论文。安成日《于当代日韩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当代韩国》2010年第2期)、严海玉《(日本国籍法)对在日朝鲜人的作用》(《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3期)等对日韩系、日朝系进行了论述。
此外，2010年，中国学者围绕日本与俄罗斯、缅甸、蒙古等国家的系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如吴大辉《俄日岛争：难以破解的外交“死结”》(《当代世界》2010年第12期)、毕世鸿《冷战后日缅系及
日本对缅政策》(《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乌兰图雅《日本对蒙古援助分析》(《当代亚太》2010年第3期)等论文。
3、多边外交
2010年，中国学者对日本多边外交的研究，主要以中日美、中日韩系为重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主要成果有：刘江永《国际格局演变与未来的中美日系》(《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王少普《多极化趋势下的中日美系》(《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2期)、任晶晶《不等边的三角系――2010年中美日三边系变化解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12期)、陈颖《可塑性增强的中美日三角》(《现代国际系》2010年第3期)、魏志江《中日韩三国的战略信赖度分析》(《当代韩国》2010年第4期)、金淳洙和韩献栋《非传统安全合作与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基于中日韩环境安全合作进程的评价》(《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朴英爱《中、日、韩中亚合作战略研究》(《现代日本经济》2010年第5期)、仇发华《东亚共同体的主导与中日韩的自身定位》(《当代韩国》2010年第4期)等论文。
同时，学界也产生了一些研究美日欧、中日俄等多边系的论文，如潘德昌《“新大西洋”构想与日本对欧外交》(《日本研究》2010年第4期)、徐斌和黄少卿《从双边博弈到多边合作――中日俄石油管线争端的案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等。
三 中日系
与往年一样，2010年，中日系仍是中国的日本研究的重点之一，不仅研究成果数量可观，其中有些文章还产生了值得注意的观点。
(一)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分析
2010年，中国学者于日本对华外交、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有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理论分析》(《日本学刊》2010年第2期)。他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逻辑是主导日本对华安全观念和政策形成的基本思路。上台后，自由(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安全范式的取向有所抬头，并开始在其领导层的对华安全决策思维中产生一定影响。但是，由于受到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今后日本决策主体在三大理论范式中取得某种良性的思维平衡、建立新型对华安全系的前景不容乐观。其他还有：王海滨《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与日本对华决策》(《现代国际系》2010年第12期)、熊李力《区域经济与政治大国双重视角下的日本对华外交》(《国际论坛》2010年第5期)、陈潇和时殷弘《后小泉时代自民党对华外交再审视》(《现代国际系》2010年第s1期)等论文。
(二)对中日系全局的分析和评论
2010年，高洪《中日政治系60年回眸与思考》(《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冯昭奎《发展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系――兼论中美博弈对中日系的影响》(《日本学刊》2010年第6期)、王振锁《略论复交前导致中日系敌对态势的因素》(《日本学刊》2010年第2期)、谢文婷《中日系：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6期)、邵慧丽《中日战略系：竞争会导致对抗吗?》(《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6期)等论文，对中日政治系、中日系中的美国因素、复交前的中日系、中日系的合作与竞争等内容进行了论述。
此外，吕耀东《中国和平发展与日本外交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1月版)一书，以国际体系下的中日国际战略及其外交理念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和平发展与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相互系为重点，就两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形成、发展及双边互动系进行了全面分析，对中日战略互惠系的发展及趋向进行了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相著作还有：廉德瑰《“大国”日本与中日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版)、王勇编著《中日系的历史轨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等。
(三)基于特定视角的研究
2010年，中国学者从特定的视角研究中日系的成果颇丰。如胡呜《日本在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研究》2010年第2期)、刘玉飞《鸠山新外交与中日系》(《国际观察》2010年第3期)、门洪华《东亚秩序视角下的中日系》(《攀登》2010年第3期)、赵宏伟《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田庆立《战后“和解”与中日系中的“1979年体制”》(《日本学刊》2010年第3期)、潘德昌《日侨遣返交涉的民间外交》(《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宋双双《日本ODA地区结构变迁的中国因素》(《日本研究》2010年第3期)、郭锐和凌胜利《虚幻的“安全困境”与冷战后中日安全系变迁》(《日本研究》2010年第2期)等论文。
于中日合作的相研究成果有刘昌黎《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2期)、谢晓光《完善中日环境合作机制的路径选择》(《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田庆立《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战略因素分析》(《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4期)、林晓光《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基本情况与几点思考》(《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4期)等论文。
(四)针对现存问题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教科书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高度注的问题。高兰《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模式与法德模式的比较》(《日本学刊》2010年第3期)一文提出，法德两国的历史教科书合作模式对于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于历史问题的共同认识具有借鉴意义。
中日两国在东海问题上围绕东海油气田资源、归属以及东海海域的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划界等产生了诸多纷争。对此，孙佳斌《中日东海问题实质及海域划界问题研究》(《世界地理研究》2010年第3期)、卢芳华《日本申请外大陆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论坛》2010年第4期)等论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历来是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注的重点和热点。2010年相研究成果有：蔡亮《“断交”后日台沟通渠道的特征及其变化》(《日本学刊》2010年第6期)、李秀石《上台后的日本对台政策》(《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王海滨和蔡亮《执政后的日本对台政策动向探析》(《国际论坛》2010年第2期)等论文。其中，李秀石指出，上台后的日本对台政策在领土问题、军事问题以及政党支持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成为影响日台系发展的因素。巴殿君《冷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研究》(九州出版社2010年9月版)一书，从国际体系与日本外交政策变化人手，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本国家战略定位与选择以及日本对台湾政策的发展变化，分析了日本长期觊觎台湾及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及相领域进行渗透与“介入”，并基于日本对台政策的双重性特征，勾画出其对台政策的走向，提出了应对之策。
四 军事与安全
(一)安全政策与安全战略
2010年，中国学者专门论述日本安全政策与安全战略的研究成果
不多，但相论文从多个角度对日本军事安全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如徐万胜《冷战后日本海外派兵析论》(《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4期)、江新凤《军事重心转向日本屯兵防范中朝》(《世界知识》2010年第17期)、屈彩云《战后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建构》(《当代亚太》2010年第6期)、刘俊《日本2010年度(防卫白皮书>评析》(《国防》2010年第12期)、孙建红《日本“防卫计划大纲”架空和平宪法》(《望》2010年第52期)等。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日本越来越重视防范和打击海盗问题，建立了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反海盗合作机制。史春林《近十年日本防范和打击海盗对策研究》(《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4期)、吴韵婷《冷战后日本主导马六甲海峡反海盗安全合作机制研究》(《东南亚南亚研究》2010年第4期)等论文对此进行了论述。
(二)军事
翟钢主编《日本国防费管理概况》(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年3月版)一书，介绍了日本的国防体制与武装力量、国防费的规模与结构、国防预算管理、国防财务管理、武装力量生活待遇的基本情况。
汤晓迪等《日本海上自卫队反潜力量现状及其发展》(《舰船电子工程》2010年第7期)、陈宇杰等《日本武器装备发展概述》(《国防》2010年第3期)、木易《日本：攻防兼备武器装备继续走向高精尖》(《国防科技工业》2010年第7期)等论文，分别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潜兵力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日本武器装备的发展及特点等进行了阐述。
日本驱逐舰是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军事的注重点之一。相成果有：熊佳《海上生“秋月”――日本19DD型通用驱逐舰》(《舰载武器》2010年第11期)、爱澜《荒海秋风散――日本海军“野分”号驱逐舰》(《舰载武器》2010年第2期)、陈光文《22DDH直升机驱逐舰的幕后》(《舰载武器》2010年第9期)等文。
五 历史
(一)军国主义史
2010年，中国学者主要围绕日本军事发展、对华侵略等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对日本军国主义史进行了研究。相研究成果有：张景全《二战前日本的现代化与法西斯化》(《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黄力民《二战期间日本陆军部队组织与隶属系考略》(《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马军《漠视后勤：日本旧陆军的特性――评藤原彰回忆录(中国战线从军记)》(《史林》2010年第3期)、李小白和周颂伦《日本北进、南进战略演进过程述考》
(《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等论文，以及沼风和陈叔阳译著《旧日本海军舰船：1870～1945》(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2010年4月版)、周丽霞编《正义审判：在押日本战犯全部审判完毕》(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1月版)、刘怡《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舰艇全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等著作。
于日本侵华的研究成果有：吴洪成和张彩云《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的专门教育述评》(《东北史地》2010年第5期)、龚娜《昭和天皇在日本侵华时期实施生化战的责任》(《历史教学》2010年第12期)、冷绣锦《试述后藤新平“文装的武备”论》(《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王希亮《解析日本侵占东北时期的统治理念及其实质》(《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曲广华和于海波《东北沦陷时期日本的殖民宣传――以(滨江时报)为中心》(《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王翠荣《洲国成立前日本对东北的新闻侵略及东北新闻界的抵制》(《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王卫星《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对南京的空袭》(《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李淑娟《日本移民开拓团的组织形态及对东北村屯组织结构的破坏》(《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居之芬《论日军强掳虐待华南强制劳工的罪行》(《民国档案》2010年第4期)、岳谦厚和田明《抗战时期日本对山西工矿业的掠夺与破坏》(《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等论文，以及朱建新和高朝廷主编《日本侵华战争化学战及战后问题研究》(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2010年4月版)、步平和高晓燕《日本在华化学战及遗弃化学武器伤害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8月版)、陈海平和王学峰主编《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及防化基础》(中国标准出版社2010年3月版)等著作。
1906年，日本政府在大连设置了一个特殊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于满铁，中国学者给予了很大的注。主要研究成果有：武向平《日本在“东州”及满铁附属地殖民教育设施之考察》(《东北史地》2010年第1期)、李庄《满铁利用日本佛教对中国东北进行文化侵略》(《东北史地》2010年第5期)、徐占江和滕建华《日本东军要塞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第6期)、李娜《满铁对文化名城及古建筑的“踏查”》(《东北史地》2010年第1期)、郭洪茂《满铁军事系文件保密制度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第4期)等论文。
(二)政治史
2010年，中国学者对日本政治史的研究产生了一些值得注的成果。如解晓东《论日本二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与嬗变》(《日本研究》2010年第2期)、许晓光《明治前期日本“政党”观念的产生》(《日本学刊》2010年第6期)、陈伟《论山县内阁与民党的政治博弈》(《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梁云祥《中日近代以来不同历史经历和发展道路对东亚地区认同的影响》(《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程文《近卫文磨与第一次新党运动述略》(《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王凯《铜镜与日本原始王权》(《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等论文，以及王振锁和徐万胜《日本近现代政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3月版)、张经建《日本权力制衡机制的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赵立新《日本法制史》(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6月版)。
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赵德宇《简论明治时代的日本国粹主义》(《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刘岳兵《十八世纪日本的变革思想和批判精神》(《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李含《中江兆民的和平思想――以(三醉人经纶问答>为中心》《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董灏智《东亚视野下的“王道政治论”研究――读张将(日本德川时代古学派之王道政治论)》(《日本学刊》2010年第2期)、刘岳兵《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翟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论》(《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李萍《日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态论》(《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等论文。此外，李含《近代日本和平思想的演变轨迹》(《日本学刊》2010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幕末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和平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脉络，并为这一思想在近代日本思想史中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唐永亮《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版)一书，以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为切入点，从史学的视角论述了中江兆民不同时期国际政治思想的形成背景和主要内容。
(三)外交史与中日系史
于日本外交史的研究成果有：武向平《1936～1941年日本对德政策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贺圣达《东亚文化圈和东亚价值观的历史考察――以中日韩(朝)越为主体的历史分析》(《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4期)、张洪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外交活动评述》(《日本研究》2010年第2期)等论文，以及米庆余《日本近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3月版)、陆伟《日本对外决策的政治学――昭和前期决策机制与过程的考察》(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等著作。
于中日系史的研究成果有：陈伟《古代日本与唐朝官人出身制度的比较》(《日本研究》2010年第4期)、王金林《北宋时期中日民间交流新探》(《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戴海斌《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葛美晶《浅谈抗日战争与中日系史研究》(《学理论》2010年第33期)、臧运祜《与中日三原则谈判》(《民国档案》2010年第4期)、荣维木和高士华《2009年中日系史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邱涛和郑匡民《戊戌前的日中结盟活动》(《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等论文。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概念应用层面的考察与思考
在日本学术界，有如维基百科的解释，冲绳学是一门专门研究与琉球相关问题的学问。其研究范围涵盖广阔，包括民俗学、历史学、地理学诸多领域。该领域在日本著作非常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911年由民俗学、社会学家伊波普猷出版的《古琉球》，伊波被称为日本冲绳学之父。
由上述定义仔细考察，作为一个“学问”、即学术专门领域，冲绳学的名与实之间不无矛盾：其研究范围既然是琉球问题，其代表著亦名《古琉球》，那么为何不可以称之为琉球学、从而将伊波普猷称为琉球学之父呢。
应该考察一下伊波名著《古琉球》的实际内容，这是一部集合若干专论的著作，按岩波文库的封面推荐语，是为“冲绳学建立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全书在“琉球”书名之下，第一篇题名为“琉球人的祖先”，第二篇名“琉球史的趋势”，其后标题冠有“琉球”的、包括琉球神话、琉球国剧、琉球语言等13篇，占全书42篇约1/3。至于标题冠名“冲绳”二字的，仅有一篇《冲绳人的最大缺点》。显然，伊波该著作的内容，是以琉球二字为中心而展开的。岩波文库的评语，虽然高度评价该书的学术意义，却以冲绳二字悄然替换琉球二字，不能不使读者感到困惑。
进一步阅读伊波《古琉球》中的第三篇《冲绳人的最大缺点》，全文约1200字，原载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月11日的《冲绳新闻》。伊波所批评的“冲绳人的最大缺点”即为“忘恩”，是“予我食者即我主也”。伊波指出，冲绳人的这一缺点和人种、语言、风俗习惯都没有关系，而是由“自古以来者更迭频繁”造成的，并具体指出，是琉球人“长期夹在日、中两帝国之间生存”的结果。显然，伊波该文的冲绳二字，应该是一种负面的代表符号，是伊波不喜欢的符号。该文发表时间恰值日本吞并琉球30年，也是琉球国人更名为冲绳县人的30年。伊波大笔所批，直指日本的殖民统治，所希望的是传承琉球的固有文化精神，这也是学界研究者所公认的伊波学术思想之宗旨所在。于此可知，将伊波不喜欢的符号扣在伊波头上，既违背伊波初衷，也违背学理本义。正确的做法是，如果有必要使用“之父”的称谓的话，也应该称伊波为“琉球学之父”。
再往上溯，古语中“冲绳”与“琉球”两词均存在。现考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文献，是公元7世纪初由魏徵“纪知其务”主编的《隋书》。参加《隋书》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鸿儒硕士。
《隋书卷三帝纪第三》炀帝杨广纪上 癸丑，遣羽骑尉朱宽使于流求国。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
另《隋书・ 东夷传・流求国传》 “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
其后《北史卷一二本纪第一二》、《北史卷七八列传第六六》等，也记载了陈、与张镇周等泛海出流求国的史实。
在琉球方面，成书于17世纪琉球国史《中山世鉴》、18世纪的《中山世谱》，也转录了隋书等中国典籍的上述记载。并有具体描述：“隋大业三年（607年）丁卯，炀帝令朱宽、何蛮抵本国，遥观地界于波涛间，蟠旋蜿延，其形若虬浮水中，名日流虬，嗣后改名流求。”
中国方面还有《新唐书卷四一志第三一地理志五》“自州正东海行二日至高华屿，又二日至口屿，又一日至流求国”。《宋史卷一九二志第一四五》兵志六・乡兵三・保甲条安石曰：“前流求，讨党项，岂非府兵乎？”
《明史》捃逸“琉球传按：琉球，《北史》、《隋书》作流求，《元史》作求。”
与上述琉球一词相比较，冲绳一词也出现甚早，是当地居民土语。较早的是渡日唐朝僧人鉴真的《唐大和上东征传》，其中首次记录了冲绳本岛居民的自称“阿儿奈波”，此名传入日本后逐渐演变为“おきなわ”（13世纪）和“”（18世纪）。在日本，自平安时代起，也出现了对一些岛屿的记载，如《续日本纪》等。
综合上述“琉球”与“冲绳”的史料文献记载，结合当今学界的考查，可以肯定的是，两者运用年代悠久，均有大量的文献记载。琉球之名历代另有流求、流鬼、璃求等，其源流“可视为源自古代中国”。但一如土语“冲绳”的汉字表述，琉球是业已完全融入琉球列岛历史与文化的固有概念。“冲绳”源自冲绳本岛居民的土语，是局域地名，单指冲绳本岛。而“琉球”是国名，是包括现今奄美群岛在内的整个列岛的政治单位总称。
显然，相比较作为局域地名的冲绳，“琉球”一词具有更为广泛而深厚的、列岛社会政治文化的整体性代表意义。这是笔者主张恢复琉球学的用法，替换冲绳学一词的基本理由。
二、琉球学的日本学统及其学名的强制更替
在当今日本学界，追溯琉球问题研究，大多确认新井白石是前近代“冲绳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公认其著作《南岛志》在琉球的人种起源、文化特征等诸方面的作出了贡献，具有很大影响力。不过，有的指出新井白石首次使用了冲绳一词，这是不对的。有如前述伊波普猷那样的情形，可以把新井白石称为是琉球学的代表。
新井白石著作《南岛志》，一名《琉球考》，成书于 1719年。是在听取萨摩藩出使琉球使节介绍琉球事情，参考日本、中国、琉球的史书的基础上写成。书中又称琉球为流球。全书内容划分为地理、世系、官职、宫室以及物产等十项。此书“被称为江户时代有关琉球的最高的历史地理书”。
新井白石一方面使用冲绳概念，但同样使用流球、或琉球这个词，两者区分很明确。据考在《南岛志》成书前23年作成的《元禄之国绘图》之中，即有“琉球国冲绳岛”。可知在新井笔下，冲绳只是琉球王国之中的一岛而已，琉球则是一个更高层的综合的国家的观念，总体上当然是琉球历史文化的代表。换言之，在新井白石笔下，琉球是整体，冲绳为局部。意义十分清楚明了。
作为日本现称的冲绳学的前身，前近代日本的琉球学堪称发达，有多方面的成果。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1854年刊行的《外藩容貌图画》，著者不明，但从其行文看，应为日本人著作。该著作把琉球描写为与朝鲜、中国以及英吉利、法兰西30余国相提并列为“外藩”；在并称琉球与萨摩之时，又为萨摩冠上日本二字，揭示了琉球和日本本土四岛或者三岛之间的政治关系，这一点很有启示意义。此书记录琉球之名：“古有龙宫，中古流求，又号琉球。是距日本萨摩三百余里南之海岛”。按龙宫与琉球二字，文字不同，但注音相同、均为リウキウ。
前述明清两朝册封使的出使报告也是最重要的琉球学成果。册封使报告书在琉球及日本广受重视，或被译为日文在琉球或日本本土广为流传，或被收录转载于日本本土或琉球官民史书。徐保中著《中山传信录》即为其中之一。其中有关山川地理，诗词文学，语言民俗等重要领域的信息，都是我们应该加以关注的。插图“封舟到港图”生动表现了东方政治文化关系。
再一重大例证是铸就于1458年的万国津梁钟的铭文：“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以舟楫为万国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地灵人物，远扇和夏仁风”。该铭文被录入屏风陈设于县厅，于此可见琉球一词在方方面面的影响地位。
根据以上对于前近代日本学界情况的简要考察，可知在日本，琉球与冲绳已经不是简单的社会语言文化概念，而是政治版图的直接表现。其本身虽然是实际地作为群岛国名与一岛地名之关系，或作为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表现，但其实际的区分与运用，却有十分清楚的另一种被强制的扭曲存在。
其变化进程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确立国家军国主义体制，并以对外扩张为国策方针。这带来了琉球王国命运的根本变化，也决定了琉球概念及其话语体系遭受日本民粹主义的排斥。
其变化的转折年头，是为1872至1879年的日本吞并琉球王国。起初，日本于1872年强制琉球改“琉球国”为“琉球藩”，进于1879年再强制废“琉球藩”而改为“冲绳县”，以彻底抹掉历史的印记。世称“琉球处分”。“琉球国终于变成了冲绳县”。
琉球概念命运的回光返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托管琉球的20余年间。美军从历史文化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清刷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管制整个琉球群岛的政府称为“琉球列美民政府”，英文为United State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简称USCAR；政府最高首长称“琉球列高等弁官”英文The High Commissioner of the Ryukyu Islands。两职官名中均采用传统“琉球”二字，其读音亦为传统读法Ryukyu。但是，到了1972年，根据美日两国的归还协定，美军将琉球施政权交给日本政府，于是日本将美国的琉球政府名称废弃，改称为“冲绳县”并恢复设置县知事。
一如伊波普猷指出，近现代琉球的政治地位的频繁更迭，直接影响着琉球学概念及其话语体系的变迁。发达的传统的历史悠久的琉球学，终于被强制改名为冲绳学。这正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民粹主义扩张于学术、文化领域的集中表现。
三、复兴琉球学的问题意识及其发展前景
冲绳学概念是所谓“琉球处分”的殖民同化的产物。其本质是否定上千年琉球国历史文化传统，否定琉球族族人的身份权益的不平等的霸权话语。琉球学被冲绳学替代，这是琉球政治与学术的悲哀。不幸的是，该概念正在日本现实学界中被多方面地继续使用。
当然，从研究实况来看，冲绳学的大帽子虽然为日本的殖民同化政策发挥了效用，但也无法完全扣压琉球学的生命力。在日本特别是琉球本土，即使在战时日本殖民统治最为严酷时期，琉球复国运动并未断绝，琉球学的思想文化成果连绵衍生。现存日本各图书馆的大批直接以琉球命名学术论著，数量之多可谓车载斗量、汗牛充栋，研究深度正在被被不断开掘。
冲绳学这一概念，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绝少使用，倒不是因为学界对其殖民信息有所抵制，而是近代之来由于内外战乱的特殊历史环境，导致琉球学在中国的发展停滞。所以总体上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推进，中日两国的前近代琉球学被暴力中断。而今，还原琉球学的本来地位，摆脱冲绳学的近代殖民框架，继续深入探讨琉球人种、琉球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这是一个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现实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的、文明学的议题。
复兴琉球学的一个最大难题，是来自日本官方阻扰。根据日本国会的网上公开资料，2010年11月12日的日本国会外交委员会讨论的琉球问题，其间专门关注并讨论了中国方面的大学学者的研究课题，并从民间学术研究与国家政策的两种角度作出了分析，从而表现出了对于中国方面琉球学研究的异乎寻常的关注。
目前中国学界一如前近代的议题，有关琉球学的研究成果仍然集中于在古代、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琉关系领域。目前急需更加全面系统的学术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问题与琉球问题的密切关系，大陆学界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有关琉球政治地位问题的论著，逐步引发出越来越多研究成果。
2010年8月18日在日本《日新闻》，刊载了早稻田大学特研究员三田刚史的分析介绍，指出在战后一度声息沉潜的琉球研究，在北京大学徐勇教授等人于2005年提出“琉球地位未定论”之后，有关“琉球地位”问题的论文出现了“约20部之多”。又指出论文激增的原因，不只有中日关系的紧张关系，更由于冲绳地区民众的反对美军基地形势的刺激作用，今后还将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在新世纪众多的研究成果之中，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的论述引人注目。双方学者分别将1879年“琉球处分”前后的琉球历史问题，做为了共同研究议题之一。中方报告书强调琉球具有悠久历史同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在历史上“自为一国”，介绍了晚清政府李鸿章抗议了日本对于琉球王国的吞并。清政府抗议日本“无故废灭之，违背公法”，故中以“存球祀”为原则，拒绝日本单方面“处分琉球”。而琉球反对日本武力侵占的活动，在近代一直都是存在的。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台湾，最终巩固了对于琉球群岛的殖民统治。
但是日方报告书强调，作为一个岛国，冲绳（琉球）当时可选择的前途只存在三种：“只能是或者是清朝的一部分或者是日本的一部分，或者是独立的三者之一。”而琉球的最终命运只能是归属日本。原东京大学石井明教授则发文指出，琉球王室寻求援助而清廷未予援助，原因在于“当时的清廷缺少能够援助琉球王国的力量”。
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琉球问题已经进入了各大学学生的学位论文视角。其中较有代表意义的有，史楠《琉球群岛问题的历史沿革与战后国际处置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江岱莉《琉球爱国诗人林世功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陈伏由《“琉球处分”与近代中琉日关系研究》（福建师大硕士学位论文2009），指出日本坚持采取单方面行动吞并琉球，中国坚持琉球复国并采取了“延宕之法”，未与日本签定协议，琉球灭国是一历史悲剧。常飞《琉球独立运动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揭示了一百年来琉球历史演变以及琉球人民反抗日本吞并的历史。等等。
在上述论著、研究报告书及会议文章之外。网络的资料爆料与讨论也刺激着人们对于琉球问题的关注。可以预估，随着中日双方围绕问题、东海问题的冲突的持续发展，也能促动各界，推进对于近代以来、包括琉球政治地位等问题在内的琉球学的资料整理与研究有更为迅速的发展。
复兴琉球学，在中、日、琉各界有不同的形势和任务。中国方面需要的是振奋研究摆脱停滞状态，需要在深厚的传统研究基础上，打造新世纪的话语体系，重振琉球学研究之雄风。日本学界需要的是，克服“琉球处分”百余年来的政治压制，脱出所谓“冲绳学”的殖民文化框架，从而辨识琉球与冲绳的异同功用，重塑以“琉球学”作为学术中心概念的学术体系。
可以强调的一点是，批判与清除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当今民粹主义的文化势力，这是一个前提任务。将琉球学概念找回来，重新替换所谓冲绳学，以复兴琉球学。这应该是包括琉球文明史在内的、中日两国及世界学术文化界的共同追求，但更是琉球族人自身所拥有的上千年文明史的命运方向。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神道发源于日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是日本民族的固有宗教。在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神道受到了外来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其一边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并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着自己的形态，但同时也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和基本性恪。即使是在今天，神道作为日本文化的核心性存在，仍然对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可以说，神道不仅是了解日本文化发展演变历史、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一面镜子，也是理解日本国民性格、日本文化特性的关键所在。
其实早在近代，中国的一些文化精英如黄遵宪、周作人、戴季陶等人，就敏锐地注意到了神道对理解日本及日本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神道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地开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神道在近代有过一段被军国主义所利用的历史，神道研究在中国成为一个长期被忌讳的研究领域。不用说，这妨碍着我们对日本及日本文化的全面、深入的理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学术被打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神道研究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一批神道研究方面的优秀著作相继问世，这一方面显示了日本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意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内学术界对该方面研究有着热切的期待。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0年11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协办的“神道与日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日两国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神道与日本文化，从不同角度、不同视点展开了深入讨论和交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本书就是在与会学者提交的会议论文的基础上，又收入了中日两国有关学者的若干篇论文编辑而成的。
本书共收录了22篇论文，探讨了神道与日本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主要包括神道的特质、神道的自然观、神道的生命观、神道的祭祀观、神道的时空观、神道的功能、神道与佛教及儒教的关系、神道与日本人的宗教心理、神道与日本文化、神道与日本社会、神道思想的现代意义等。为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神道与日本文化的历史，我们还编写了“神道文化大事年表”附于书末。相信本书的出版对进一步促迸我国的日本神道研究，对广大读者了解日本文化会有所助益。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 键 词】日本明清史研究、年鉴学派、地域社会论
20世纪70年代，大量西方史学流派传入日本。年鉴学派因为引发了日本史学界观念上和方法论上的大变革，尤为引人注目。在日本的中国明清史学界，"地域社会论"的概念作为对西方新史学话语主要是年鉴学派的回应，逐渐占据了该学界的主导地位，取得一系列学术成果。1997年，作为日本中国史研究成果丛刊中的一种，《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正式结集出版。此书由森正夫等5人担任编委，精选70 年代以后日本明清史研究成果，反映了当今日本占主导地位的明清史专家对这一历史时期的重新认识，可以视为年鉴派史学在东方的回响。本文尝试探讨70年代以后日本明清史研究与年鉴学派的相关性，以期国内的明清史研究界从方法论角度了解和把握国际中国明清史研究的趋势。
一、"地域社会论"的提出
作为20世纪日本明清史研究的阶段性标志，"地域社会论"的提出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明清史学者中有不少人试图以"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解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借此阐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方式、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并为中国的现状寻求可能的答案，这与战后兴起、并一度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合流。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历史的进程，因此经济问题一直是战后日本明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者试图解释如下疑问，同处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在经历了各自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之后，为什么会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大约从70年代开始，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单纯运用经济分析法无法解释丰富多样的历史形态，开始反省此前明清史的研究。作为日本国内对国际社会史学派的响应，东京大学教授木村尚三郎和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增田四郎分别发表《现代社会的变化和历史学：从时间的历史学到空间的历史学》以及《走向社会史的道路》，宣扬社会史学的基本观点，强调应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手法，借用多学科手段，从社会、生活、心理等各个侧面切入史学领域，历史学应从时间转向空间，从表层转向深层，从人们所曾经经历的具体细微的生活状况来把握真实的历史。
年鉴学派于同一时期进入日本。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1978年度大会对年鉴－新史学派作了专题讨论，《中央公论》、《思想》、《历史评论》、《历史公论》、《史学杂志》等重要刊物均撰文介绍并加以述评。在年鉴学派理论的影响下，不少日本史学家认为应抛弃传统经济史学，转向社会结构史研究；在史学方法论上应放弃以往的"技术性"原则，重视"认识论"分析；应积极开展与社会学、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对话和交流。
在此大背景下，日本明清史界的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年鉴学派等现代西方史学理论探讨明清时代的具体问题。早在1971年，重田德就已提出"地域社会"的概念，宫崎市定也已经开始了明中后期作为"士大夫与民众"结合场所的"乡里"的研究。但这些努力并不是有意识地提倡某一学派，只是弥补阶级分析法的一种尝试。
"地域社会论"的正式提出是在1981年的中国史讨论会上，作为基调报告之一，森正夫《问题所在之提示》一文奠定了地域社会论的理论基础。作者说："作为广义再生产场所的人类基本生存圈，通常由三方面构成，即生命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政治权力的生存基础－政治，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思想这三个方面。但也不应忽视以下两个层面：其一，由习俗、伦理、价值观等为中介构成的秩序意识“场“；其二，“场“并非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在指导者的指令下所构成的统合场，由场内交往的人们自觉创造、维持。"
森正夫强调的"场"是由经济、道德等构成的综合体，即一个社会所有方面的总和，而其间维系各方面、作为阐释社会形态关键的是由统治者领导、大众自觉维系的社会秩序。在此，"地域社会论"与"秩序论"合二为一，密不可分。岸本美绪在《地域社会的视点和明清国家论》一文别指出"地域社会"这一词汇拥有方法论含义的多样性，以及与"秩序论"的密切关系。此论的核心问题是：既在意识上约束每个人的行为，同时又支撑着整个社会的秩序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形成了乡绅支配论、国家支配论等各种观点，以及对乡约乡规、市镇文化、百姓的身份认同、大众心理等方面的研究（注：［日］岸本美绪：《地域社会的特点和明清国家论》，收入森正夫《旧中国地域社会特质》一书，1994年版，第56－72页。）。
地域社会这一概念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实体概念，如地理范围、行政区划；二是方法概念，指准确把握史学研究对象的方法，亦即综合把握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社会生活范畴的方法。森正夫把"地域社会"定义为"总体把握作为广义的再生产区间即人生活于其间的基本生活场的方法"，这里所说的场不仅指地理区划，而是泛指一切领域，即"广义的再生产区间"和"以习俗、伦理、价值观等为媒介构成的由人的秩序意识统合而成的场"。很明显，所谓"地域社会"不过是整体研究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与年鉴学派扩大研究范畴的努力一致（注：［日］森正夫：《问题所在之提示》，收入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部编《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及领导》一书中，1982年版，第1－4页。），秩序论则与从社会学切入史学的方法不谋而合。
山田贤进一步指出地域社会论潜藏着两大思潮：第一，通过"地域社会、地方社会、在地社会"等称呼，将各种社会关系联系到一起，地域社会其实是各种关系的运作场所；第二，"地域"、"社会"等并不是镶嵌在某一框架中一成不变的固定结构，而是不断被生成、认知、确立的动态史学观念，应状况不同而不断发生相应变化。山田贤认为，地域社会论从表面上看是从局部着手，其实质是试图从局部推演出广义再生产区间的共同规律，带有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注：［日］山田贤：《中国明清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论"现状及课题》，《历史评论》1998年月8月号。）。山田贤的论述准确概括了地域社会论的两大特色，即研究手段的开放性，以及事实上存在的总体史倾向。
二、地域社会论与总体史
在当今西方史坛，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并称三大流派。然而，以影响而论，"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20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里，没有一个学术团体能望其项背"（注：T. Stois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Ithaca, 1976,
p. 235.）。
年鉴学派在与传统史学的分垒过程中，逐渐形成其自身特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追求总体史的倾向，所谓总体史，"即历史著述不应象传统史学那样仅仅涉及政治史、军事史，它还要叙述经济贸易、社会状况、法律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文化交往等等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这些方面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注：同上注，此书认为年鉴党派的其余两大特点是注重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以及重视社会心态和精神面貌的研究，本文将有不同意见。）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布洛赫在《年鉴》创刊号上就提出了"总体史"的概念，按费弗尔的说法，他创立的“总体史“这种新历史学是由所有部分构成的历史，它所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即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方面，也是表达和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行为的一切方面。在年鉴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布罗代尔那儿，总体史主要表现为"长时段"历史，他将历史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认为长时段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深层动力，是隐藏于表层社会活动中的深层结构。在个人著述总体史方面，布罗代尔是走得最远的一位，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一书包罗万象，内容涉及地理、气候、交通、经济、人口等等，如同各种专门史著作的总和。
布罗代尔式的总体史研究方法对历史学家的要求相当苛刻，通常历史学家无法胜任如此庞大的著述，因此日本的明清史学者们选择了一条容易操作、并且较为符合日本民族特性的作法。学者们分工合作，一个人负责一项专题的研究，以某个具体问题为切入口，探究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层社会意义，最后将这一专题当作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整合进明清社会的立体结构中。以《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为例，森正夫在此书总序中把书中所选21篇论文概括成12个专题，包括：（1）商品市场、 物价·货币、商人·财政，（2）生产技术问题--农业和手工业，（3）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社会·都市社会，（4 ）作为赋税负担团体的里甲和村，（5）明代专制国家·王府·军队，（6）清朝国家论和清代的政治·政治思想（含明代），（7）民众反乱和秘密结社，（8）身份感觉和秩序意识，（9）四川的移民社会、珠江三角洲的村和宗族，（10 ）徽州文书的世界，（11）出版文化和学术、庶民生活和文化，（12）西南少数民族、越南和明清国家。《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大致涵盖了明清史研究的各个方向。从单个专题看也许局限性较大，但若将所有的成果综合起来便形成明清时期"人类生存的场"，是当时人类生存状况全方位的描述，生动地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群体像，社会的深层结构也就呼之欲出了。
与此书相对应的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编译出版的《年鉴史学论文集》，此书由曾在欧美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权威，撷取年鉴学派论文之精粹，介绍给岛内学者。此书所选论文有不少采用与《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近似的方法，从历史细部的发展探索当时社会的深层架构，何威在此书序言中总结所选论文的特点之一是："于此，再也没有大题目、小题目之分，有的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真相，促成了处理社会问题的多种方法：我们必须细心观察这众多的真相，把它们逐一澄清、比较、纳入某种秩序以求找出一些稳定的关系，这些关系可构成系统。从这个角度看，独立的历史事件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一个事件在他的轶事之外，验证了一些规律性，而这些规律性有一天会容许我们建立某种法则，这样，这件事才具意义。"换言之，作者研究某个具像问题的目的，是想挖掘出这一具像问题背后所隐含的全局性的意义。
有意思的是，这段序言似乎是对《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研究特点的总结，如岸本美绪的论文《明清时代的身份感觉》，通过对服装、乘舆、称谓等文化现象的研究，来探讨明清时代的人是通过什么途径认知、遵从、改变等级关系，这是作者所强调的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表面上研究的是服饰、乘舆等生活器具的变迁，其实是想通过器物变迁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的变迁，来揭示一定时期内文化的流程。另外如《农村社会--觉书》、《作为公课团体负担的里甲和村》等论文，都是从微观入手揭示明清农村社会秩序的典型作品。这也就是山田贤所说的"普遍主义"的真正含义。也许是民族特性使然，日本学者无法写出布罗代尔式的鸿篇巨制，但他们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尝试着总体史的研究。
这种尝试与年鉴学派出现的微型历史学派的新趋势有合流之势。年鉴学派泰斗勒高夫对微型史学的评述是："即把“一块历史“当作一个标本，将其视为洞察整体历史的“微型景观“，以如此的方式进行全面的研究。一批意大利史学家遵循这种思路已走得很远，被称为微观历史学派。而我们则宁可认为，必须采纳某些英、美史学家业已运用的那类个案研究，个案正是据以研究全面的历史的标本。"勒高夫进一步以面包为喻说明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假如继续以面包作隐喻，必须指出：我们并没有把面包弄成一堆碎末，而是切下一块面包藉以探讨全面的历史，对这块面包的研究适用于认识整个面包。"这一番话按到对微观史学情有独钟的日本明清史学者的头上，尺寸同样合适。
从地域社会论另一层面的含义秩序论而言，日本明清史研究的秩序论与年鉴学派总体史也有相通之处。历史结构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秩序结构，即由社会各部分组成的秩序网，从中抽离的任何具体事件只是作为全局的一部分才有价值，就事论事的研究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二是时间结构，由长、中、短三个时段构成历史发展系统，历史学家要揭示历史的变迁，通常是通过长时段或中时段的研究，或是把短时段的事件置入长时段中，在历史的座标系上标注某一事件的确切位置。如果延续传统史学的做法，史学研究异化为事件描述，一个事件的价值仅止于事件本身，那就有被演化为戏剧故事的危险，短时段观察法容易导致这一错误，"因为短时段观察法是歪曲现实的哈哈镜，并且是无法预测的"。
日本明清史学者所做的细部研究，也是为短时段事件建立大的历史座标的一种尝试。以复社首领张溥的研究为例，这个人物一直作为单纯的社团首领受到关注，史家关心的是他在影响朝政的具体政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近20年来，研究的角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溥作为乡绅在地方秩序中发挥的巨大影响力凸现出来，日本《东洋史研究》第33卷第3号刊发特集，名称就是《明清时代的乡绅》， 登载了宫崎市定的论文《张溥及其时代--明末一乡绅生涯》，可见乡绅研究的热闹程度。学者们从地方秩序出发探讨乡绅功能，而这一探讨与地域社会的理论、方法一脉相承。所以，森正夫提出的秩序论，其实"暗渡"地域社会论之"陈仓"，是地域社会论针对社会秩序网络这一特定对象的特定表述方式，也是总体史观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
三、社会学还是史学--对象及方法的拓展
年鉴学派的另一个特点是拓宽研究对象，借鉴多种研究手段，超越传统史学的研究范畴，跨越到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使史学社会科学化、社会科学史学化。年鉴派的阵地《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发刊词宣布的办刊方针之一就是："打破学科之间的“隔墙“，明确倡导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经过长期努力，年鉴派的这一理想已变成事实。"布洛克与费弗尔的真正成功之处，在于在史学的周围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系统，这个系统围绕着中心的学科--史学，这个被承认的、正统的、在当时学院组织中稳据重要地位的学科。"
与年鉴学派史学联系最紧密的非社会学莫属，台湾学者选辑的《年鉴史学论文集》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书中所选8 篇论文横跨20世纪30－70年代，涵盖了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年鉴学派大家的作品，对剖析年鉴学派论文的特点有典型意义。
布洛克的《欧洲中世纪的"文明"》与《水碾的出现及其胜利》属于科技史，作者采用易于被人忽视的技术史素材，分析技术与中世纪欧洲文明之间的关联，与一般科技史不同的是，作者关心的是科技进步对社会秩序的瓦解、重建所产生的重大作用。费弗尔的《巫术：无稽之谈抑心态革命》、勒高夫的《中古时代教会的时间及商人的时间》与阿里鄂斯的《中古时期财富与死亡的关系》是年鉴学派心态史方面的代表作，第一篇为心态史拉开序幕，而后两篇则标志着心态史已经成熟。这些论文的作者身兼历史学家与心理学家的双重身份，心理分析开始成为剖析历史的一把利器。布罗代尔的《建构地中海是否可能？》节选自《菲利普二世时代之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第二部分第一章，这本巨著忠实于长时段理论，节选的这部分经济论述，由一连串复杂的数据构成其严密的体系，严格的量化计算表明计量史学已显露端倪。杜比的《农人》节选自其专著《战士与农民：七至十二世纪之欧洲经济起飞》第三部分第二章，以农村人口、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促使垦荒活动兴盛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作为研究对象。最后一篇论文《1868年的入伍者--对于地域流动、犯罪劣行及体形与该年被征召的法国青年及其他方面之研究》，作者勒华拉杜里分析平民阶层入伍者的类型，以教育水准、犯罪率、经济能力、贫穷人口流动率、体型与身高作为划分类别的依据，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底层人口的分析反映社会潜伏的暗流，揭示深层社会结构。文中充斥的大量图表、数据，使得本文更象是一篇纯粹的科学论文，也许作者就是想借形式的科学化提升内容的说服力。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作者同时也是心态史学方面的权威，他的心态史巨著《蒙大尤，1294－1324间奥克语区的一个小镇》已成为经典。
上述论文涉及科技、经济、教会、巫术、心态、身份、体型、死亡等各个方面，研究触角伸向宗教学、社会学、体质人类学、计量经济学等史学边缘领域，只要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在进入史学视野，史学的外延和内涵如此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史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界限。既然史学研究的触角已伸向未知领域，研究对象与其它学科相同，那么在研究手段上，最方便的就是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借鉴其它各门学科了。
上引森正夫等主编的《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一书虽然和《年鉴史学论文集》具体类别不同，但研究领域之纷繁、研究手段之多样却是如出一辙，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结合的紧密度也相同。如"庶民身份感觉"一题，以前专属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而有关移民问题所涉及到的地理环境、生态系统，移民心态，分别录属于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完全打破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壁垒。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日） 井上清 著 贾俊琪，于伟 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
该书是目前最权威、最详实的有关及其附属岛屿归属的学术论著，是各国政府及学者研究问题不可或缺的材料。作者从的历史入手，科学严谨地讲述为中国领土，有力驳斥了日本方面“属于日本”、“为无人占领岛屿”等论点，论述了日本企图强占的目的，揭露了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方一步步强占、琉球群岛的经过，驳斥了日本方面“属于日本”、“为无人占领岛屿”等论点，并结合近几年问题的新动向，指出了在新时期明确“属于中国”这一事实的必要性。
该书作者井上清是日本学界泰斗、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其观点多次被我外交部发言人及《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直接或间接引用。
《图说百年中国》
王煦 著
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1911-2012年的一百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从衰弱到复兴，从传统到现代。其变动之激烈，牵涉之广泛，进行之持久，影响之深远，堪称中国历史前所罕见，成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以数百幅真实的历史照片，配以简明通俗的文字解说，从百姓生活的角度，鲜活生动地展示出百年中国沧桑巨变的激荡历程，讲述了平凡普通的社会大众，在变革社会中的生活情态、处境和奋斗史。本书不但是一帧雅俗共赏的风情图卷，而且对我们了解过去，体认当下，展望未来，皆有助益。
作者王煦，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曾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并参与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多个科研项目研究，出版过《后代的人生沉浮》（笔名虞晰）等著作。
《世界新格局与中国国际传播》
姜加林 于运全 主编
外文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
本书是“第二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主要成果之一，具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由序言、大会演讲、入选论文3部分组成，从268篇研讨会论文中选编了97篇，包括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出的13篇优秀论文，共64万字。研究内容涉及党和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军队形象塑造与传播、媒体建设与话语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媒介融合与传播变革、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与效果评估等7个方面，与第一届论文选相比，本届论文的视野有所拓展，涉及国际政治、新闻学、传播学、党史、党建等多个学科。对传播实践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或案例分析，展现了当前传播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观点。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汉字 东亚文化圈 日本 韩国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3]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1]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1]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3]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5]（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Ⅱ].《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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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有光（2000）.越南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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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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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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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戴永芳（2009）.浅谈汉字的文化价值[J].昌吉学院学报，第1期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近日购读《王向远著作集》10卷本（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10），颇有感触。45岁的王向远教授是搞文学研究出身的人，但他的文学研究却能打通古今，兼顾中外，跨越文学与非文学学科，显示出一种“大文学”的开阔视野。收在著作集第一卷中的处女作《东方文学史通论》，就已形成了“文化学的文学观”，从而“获得了一个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见陶德臻教授初版序）。收在第二卷的《东方文学译介与研究史》，不仅首次呈现了中国的东方文学学术史的历程，也体现了将东方学、东方文学、比较文学、翻译文学、学术史学等多学科相交叉的研究方法。收在第三卷的《日本文学汉译史》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交叉的角度展开研究，开辟了“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作为我国第一部国别的“翻译文学史”著作，为“翻译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中国文学史”开了先路。收在第四卷的《中国题材文学史》，第一次为日本文学中的“中国题材”写出了一部厚厚的史书，而这些“中国题材”涉及到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文艺等多方面，远远超出了纯文学的范畴，实际上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呈现了历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收在第五卷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是作者十几年前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当年林非先生称它“确乎是一篇相当优秀和成熟的博士学位论著”，王富仁先生也认为该书是“近年来博士学位论文中少数几篇最突出的学位论文中的一篇”。获得如此评价的原因之一恐怕也是本书所具有的开阔学术视野与跨文化眼光。收在第六卷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作为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学术史书，显示了作者对四五百部相关著作与上万篇相关论文的如数家珍的熟稔程度，作者曾响亮提出：在中文系，“‘学术史’的课程与教学，应该与‘文学史’同等重要；对学者和学术论著的研究，应该与作家作品研究同等重要”。在这样的教育学、文学史学与学术史学相交叉的宽阔视阈中，以作家作品讲读为内容的传统的中文系课程体系可望得到极大地补充与更新。收在第七卷的《比较文学学科论》，表明作者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控制，构筑带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努力；坚实的中西理论与中外文学史、学术史的修养，使作者很大程度地实现了这一目标。收在第八卷的《翻译文学研究》中的《翻译文学导论》一书，是我国第一部自成体系的翻译文学原理类著作，作者提出应以“翻译文学理论”来补充修正传统的“文学概论”体系的缺憾，显示了他的“翻译文学理论”的建构也具备了“文艺学”和“文学理论”的大视野。而收在本卷的另一部书《中国文学翻译九大论争》，则首次将文学翻译的论争史纳入了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论争史的大语境中。
《王向远著作集》所显示的广阔的学术视野不仅体现在上述东方文学、日本文学、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翻译文学等学术领域的开拓与建构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作者进一步将研究范围从文学进一步扩大到历史学、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第九卷《日本侵华史研究》收录了《“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和《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两部著作，单行本出版时曾在全国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很大反响，原因之一是作者以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角度切入了日本侵华史研究，发现并开拓了一般历史学者所忽略的领域，从而填补了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空白。而第十卷所收录的《日本右翼历史观批判研究》，则进一步由历史学领域延伸到了当下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了。
十卷本的《王向远著作集》显示出作者在文学学科内不断寻求范畴的突破和视野的扩大，他对长期被忽视的东方文学、翻译文学的研究，对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弘扬，对文学学术史的撰写及其在学科教育中的作用的强调，都突破了以往文学研究的狭隘性，显示了“大文学”的视野，从而写出了一部部填补空白的创新性的著作。而对日本侵华史及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开拓，更体现了作者突破学科壁垒，以学术研究贴近和解决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主张。而这一切，对当今的文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都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在美日本移民 移民史 研究综述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国家”，国际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移民史的研究在美国历史的研究中一向占据相当重要甚至关键的地位。然而，在所有移民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对于亚洲移民，特别是日本移民的研究相对不是很受重视，缺乏相应的学术史回顾。基于以上情况，本文对国际国内学术界关于日本移民及其移民史的研究状况作梳理，以期对该领域有所助益。
国际学术界，主要是美国学者，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陆续展开了对在美日本移民的研究，在当时就已有相关著作问世，几乎与日本移民进入美国的时间保持同步。大体而言，美国学者对于日本移民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移民问题在该阶段主要是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对待，政界、媒体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尤为突出，一些种族主义分子和部分政客出于各种动机发表了带有极具煽动性和蛊惑性的言论。这其中，弗雷德里克・斯泰纳所著的《日本人入侵》一书有比较大的影响力，该书从种族和经济两个维度阐述了日本移民已经对本土美国人构成威胁和竞争的观点，并提出不应当赋予日本人归化入籍的权利，甚至要求立法来阻止日本移民的大量涌入[1]。自然而然，一些已经在美国定居的日本人不得不通过撰写文章或出版著作为自己辩护。川上清志（音）的著作《真正的日本人问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该书站在日本移民的角度立论，直言排斥日本移民的言论严重夸大了其数量，为建构了完全负面的形象，针对移民问题，该书提出采用双重国籍的方案加以解决[2]。由于当时正值美国排日运动的兴起和高涨时期，日本人问题作为当时社会热点自然得到各方的重点关注，以此为主题的论文、专著不在少数。然而实事求是地讲，深受所处时代思潮的影响（例如种族优越论）及就事论事的局限，上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难将之归纳到标准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的范畴。当然，这一时期也不乏质量上乘的作品，一桥大和（音）的《日本人在美国：对驱赶日本移民及其子女的一项研究》当属一例，该书的一大特点就是运用地区和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对前往夏威夷群岛和美国本土的日本移民的身份、职业等特征展开分析，带有鲜明的社会学分析特点[3]。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太平洋的爆发，美国将大批日本移民关进拘留营，但与此相关的研究则没有同步跟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整个历史学界修正主义思潮逐渐汇聚成为主流，投射在移民研究，就是学者们开始反思与批判美国的亚洲移民政策。他们尤其关注包括亚裔美国人曲折的移民历程与所遭受的不公待遇，针对日本移民的排日运动自然是这一重构历史图景的重要一笔。任教于辛辛那提大学的罗杰・丹尼尔斯教授对这一领域作出了十分杰出的贡献，其1962年出版的成名作《关于偏见的政治学：加利福尼亚的反日运动与排日抗争》率先将官方出版物作为基础史料（包括《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劳工部和统计局资料、国会报告和听证记录等），史料来源的丰富性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得对排日运动论述趋于更加翔实和客观。该书的结论指出，国内政治气候和种族主义这一因素是产生排日运动的主要原因[4]。此外，一些日裔学者开始在学界发出声音，如唐纳德・羽田昭夫（音）的作品《不受欢迎的人：早期移民与旧金山的反日运动1892-1893》，就通过研究视线的上移挖掘这一运动形成之前的潜在原因[5]。简单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理论的更新再加上相关史料的发掘，推动了以在美日本移民为主题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当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研究视角显得比较单一，对在排日运动中移民们的生活状况、思想变化和心理状态较少关注，缺少了这方面的描述，就很难揭示移民们在民族认同上复杂矛盾心态的心理和文化根源。
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可以称之为该研究领域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高水平专题研究著作的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涌现出一批专司亚洲移民、日本移民研究的学者及其所构成的学术共同体。这标志着该领域的学术水平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无论是史料来源的丰富程度还是研究视野的范围均有质的提升，方法上不限于单纯的历史学、政治学方法，而是采用跨学科、多角度展开研究。除了上文中提及的罗杰・丹尼尔斯依然颇有建树外，越来越多的日裔学者充分利用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在研究上崭露头角。这其中首推市冈裕次。他的代表作《一世：全球第一代日本移民，1885-1924》以初代日本移民为研究对象，在英文文献的基础上，还系统地运用了来自日本外务省和各地方政府的原始档案、出版文献和统计数据，完整地还原了移民们从家乡到异乡迁移、定居的历程和场景，相比此前研究只是侧重于移民接纳国文献来源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该书将移民输出国资料纳入其中，从而弥补了这一不足，很快奠定了市冈教授在该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6]。另一名在移民史研究上颇有造诣的学者是罗纳德・高树（音），他的《来自大洋彼岸的陌生人：一部亚裔美国人史》一书将所有亚洲裔美国人（当然，日本和中国移民占据了最多的篇幅）作为整体来叙述自十九世纪中期直至二十世纪末亚洲移民史，按照书中的归纳几个亚洲移民史分为“奢侈”、“异族”、“必要性”、“多元化”四个阶段；下重笔对他们在美国定居的生活状况加以描写[7]。此书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各方的好评，高树本人也因此受邀接受各路媒体的访问或报道。与此同时，日本本国的学者逐渐加入到对该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排日运动史――在美国的日本移民》[8]、《加州的排日运动与日美关系――围绕移民问题的日美摩擦，1906-1921年》[9]等。
进入21世纪，对于日本移民的研究朝着新的方向在发展。一方面，日裔移民及其后代的私人著述，例如自传、日记、访谈、回忆录等相关资料经过编辑、整理后或公开或出版。此外，加州大学还启动了在美日裔或美籍日本人的口述史项目，史料来源进一步丰富。由于网络技术的发达成熟，一大批关于日裔移民的专题网站建立起来，更为多样化的图像、声音和影像等形式的珍稀资料见诸于世。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于2004年启动了“公开馆藏项目”（Harvard’s Open Collections Program，OCP）。首批开放的四个专题数据库中就有一个名为“来到美国的移民：1789-1930”的子库，可供全球各地的使用者同步公开免费检索、浏览和下载。以上提到这些项目和资源，使得原有课题研究资料来源的封闭性这一障碍几乎不再存在。文献资料的多元化，再加上全球史视域的引入，相信该领域仍将保持比较光明的学术前景。
相形之下，国内学术界对于在美日本移民的研究就显得比较滞后，还只从属于美国移民史研究的大类中。截至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没有以在美日本移民为主题的公开学术出版物。仅有几部涉及美国社会文化或族群关系的著作对日本移民问题作了十分简单扼要的介绍。人民出版社等邓蜀生先生常年关注并从事美国史的研究，他撰写的《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乃是国内对于移民群体进行专题研究开先河之作。该书对美国社会中各个族裔群体的移民历程与生活状态专门区分地加以描述，有关日本移民这一部分也占据了近一章的篇幅[10]。后来，邓先生又对书稿内容作了补充、修订，书名相应地更改为《世代悲欢“美国梦”》，可以视为国内学界开启对美国移民史研究的入门之作[11]。随后，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美国移民政策研究》[12]，采用历史学实证研究的方法系统地对美国的移民政策及其演变进行宏观梳理，很具参考价值；李晓岗同样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了《美国的难民政策与冷战外交》[13]，将移民政策与外交结合起来，在视角上还算新颖，只不过上述研究仍然侧重在移民政策与法律法规方面，对移民本身的状态没有给予关注。戴超武于1999年出版的《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1849―1996）》一书是国内第一部单独研究亚洲移民的著作，尽管从书名看移民政策仍是主题，但实际上书中对日本移民的移民历程和排日运动的兴起过程均有比较深入细致的描写；就观点而言，该书追随美国学者的主流观点――将排日运动的主因归咎于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思潮[14]。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钱皓博士的《美国西裔移民研究》虽然是以拉丁美洲裔为对象的研究著作，但在研究视角上已经跳脱出原先宏观的移民政策研究的窠臼，转而采用文化模式的视角，显示出与国际学术界同步和接轨的迹象[15]。单就日本移民为主题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薄弱，仅有东北师范大学朱雷的硕士论文《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及同化问题探析》[16]和苏州科技学院张建伟的硕士论文《近代在美日本移民与美国排日运动》，虽然表示国内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在美日本移民这一群体，但显然在立论上还十分稚嫩。可以说，对于日裔美国人的研究仍基本处于起步阶段，亟待专家、学者开展广泛、深入的系统研究。
综上所述，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学术界，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发展和积累，在日本移民及其移民史的研究领域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史料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导，随着口述史等私家资料也纳入其中，再加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有着广阔的研究前景。国内学术界虽然起步晚、起点低，但如能借助网络资源共享这一特征奋起直追，相信有朝一日就能与国际学界平等在该领域展开学术对话与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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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戴超武.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5]朱雷.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及同化问题探析[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日本（Japan）；华侨华人（Overseas Chinese）；文献（literature）
引 言
2010年3月笔者开始有关在日华侨华人的研究。笔者是自费留学生，有关在日自费留学生的相关事宜非常了解。但是，对在日公费留学生的情况一概不知，比如，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公费留学生？留日公费留学生有何特征？享受什么待遇？在日生活、学习情况和自费留学生有何差异以及学成之后的就业情况等。为了弄清以上问题，笔者开始以“在日中国公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为题目的调研工作。2012年3月笔者以该题目完成了硕士论文。
2013年笔者又把目标转向了在日中国人的劳动问题，以田野调查为中心，开始以从中国福建去日本留学或工作，在东京筑地市场工作的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研究。2014年3月在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了“日本新华侨生活状况的考察：以东京筑地市场为例”的文章。近来，笔者又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国内的归国留学生的研究。
回顾在日华侨华人研究，游仲勋说“战后日本华侨研究主要是以华侨社会经济为中心（游仲勋1996：90）。” 80年代以后，在日华侨华人研究有了明显的变化。门永美保认为“从1980年初开始，在日华侨华人研究不仅在经济方面，在华侨华人对日本社会适应类型方面和文化摩擦方面也有了很大进展。同时在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变化、组织形态和华侨华人重新构造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门永2013：74）。” 本稿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日本华侨华人研究概况以及研究动向。
一、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研究
有关在日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研究代表作品有过放（1999）的《在日华侨的自我意识的变化》。过放把在日华侨华人分为三个层次进行了分析。第一层是表层。主要阐述在日华侨华人的历史。第二层是中层。主要从婚姻方面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社会构造。第三层是深层。主要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变化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日华侨华人和日本人结婚以及取得日本国籍的华侨华人越来越多，促进了在日华侨华人化的迅速发展。但是，在日华侨华人化的进展不等于否定中华文化而获得日本文化（门美2013：78）。”
除此之外，还有朱慧玲（2013）的《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以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为中心》。朱慧玲的硕士论文是以在日老华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问题。之后在硕士论文和王津的硕士论文成果的基础之上，分析了1972年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完成了博士论文。朱慧玲认为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和日本社会的社会距离在不断缩小，随着在日华侨华人的世代交接，在日华侨华人在不断的被日本社会同化。
二、教育、职业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在日华侨华人学校和教育问题也被学术界所关注。台湾学者杜国辉可称之为在日华侨华人学校和教育研究的先驱者。杜国辉（1991）以《多文化社会华侨华人的对应：日本？台湾的华侨学校毕业生动向分析研究》为题，主要是华侨学校对在日华侨华人有着重要意义为基础，针对在日华侨学校毕业生进行了意识性调查。杜（1991）的研究表明日本华侨华人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日常生活、行动、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等方面已经被日本社会所同化。此结论和周慧玲（2003）的结论相吻合。
除此之外，裘晓m（2007）以《有关日本华侨华人教育之研究：面向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的教育的再构造和课题》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裘晓m主要通过以下三个视点对在日华侨华人教育进行了分析考察。“第一，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作为民族教育发展起来的华侨华人教育发展的沿革和面貌。第二，从动态的视角，阐述了1990年代以后在日华侨华人的实际转换状况。第三，从多文化教育的视角，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教育意义和所承担的责任和任务（裘2007：11）。”但是，裘（2009）有以下三点不足之处。第一，没有把日中两国政策变化和此论文关系相结合。第二，近代华侨华人教育形成过程的分析应该和新华侨华人教育的形态分开作以分析。第三，应该把华侨华人教育以外的教育实践列入分析行列。
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在日学成后回国创业的中国留学生不断增多。因此，以回国留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其代表研究有安部康久、徐亚文（2011）的《从日本留学回国学生就业状况和留学经验的评价：以研究生为例》。为了完成此论文的调查，安部康久和徐亚文针对中国辽宁省大连市和山东省济南市的相关学校研究生以及具有专业知识、持高学历的回国留学人员为中心，进行了研究调查。其结果是：“留学者对自己的留学有较高评价（安部康久、徐亚文2011：189）。”
奈仓京子针对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留学生进行了研究调查。其代表作品是2009年发表的《从日本留学回国留学生的自我实现和制约的考察》。奈仓京子从回国留学生的视角，以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和广东省为中心对回国留学生进行了采访调查。随着回国留学生和中国国内博士研究生的增多，“对中国的大学来说，“海龟”不再向以前那样珍贵。
三、地域方面的研究
有关华侨华人在日地域分布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以在横滨、神户、长崎居住的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近来，以东京、名古屋和冲绳等地区为对象的华侨华人研究也增加了。代表研究有山下清海（2007）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再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山下主要通过“东京都统计年鉴”第6次（1954年）到第56次（2004年）的“外国人登陆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京都在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的特征。山下把东京华侨华人的人口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称之为“停止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到1978年）。这一时期在日中国人人口变化不是很大。第二时期称之为“急增期”（1979年到1988年）。这一时期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日中国人急剧增加。第三时期称之为“安定期”（1989年至今）。这一时期在日华侨华人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中国东北三省出生的中国人明显增加（山下2009：107-109）。
四、其他相关华侨华人研究
中国最著名的“侨乡”有江门、泉州、潮汕和梅州。近年来，相关学者开始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对象的调查研究。“侨乡” 研究的代表作品有稻泽努（2016）的《侨乡：华侨故乡的观念和实像》；长沼さやか（2015）的《广东省珠江达美侨乡的起源：以华侨的村和无华侨村为例》；兼城系绘（2012）的《“移民”支持的神社：福建省福州市的侨乡为例》等。
全球“华侨华人博物馆”包括正在筹建的有7个国家50家左右。其中中国国内有近30家，海外近20家，分布在亚洲、美洲、大洋洲等。2015年11月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与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此会对华侨华人对华侨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意思。此外，玉置充子（2012）也对《广东省的华侨华人博物馆》进行介绍等。“侨乡”是华侨华人的故乡；“华侨华人博物馆”具有对华侨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等进行保存、研究等功能，因此，推动“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结束语
以上总结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的情况。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开始于经济方面，之后发展到华侨华人的意识的变化、学校教育、地域分布、归国中国留学的就业等方面。近来又出现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研究课题。本文通过整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了解了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动向，为今后新课题研究“中日国家关系的变化对在日华侨华人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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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部康久・徐亚文：从日本留学回国学生就业状况和留学生经验的评价：以研究生为例.第182页.集工房.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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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清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再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人文地理学研究.第31期. 第97-113页.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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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婧：名古屋在住中国人人口变化和职业分布实际考察.名古屋大学国际交流专业 第42-54页.2012年）.
[12]八尾祥平2011「1950年代から1970年代にかけての琉球ASMのO立^程『ASA人研究8号 pp.7-23.
（八尾祥平：1950年到1970年琉球华侨组织的设立过程.华侨华人研究第8期.第7-23页.2011年）.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国内动漫理论；现状；分析；
一、国内动漫受到特殊时代的政治文化影响，出现停滞不前
由于中国动漫片的发展历程与中国整体文化发展轨迹一致，都深受特殊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在20世纪60，70年代一度停滞不前，在世界动漫片的发展总趋势下，显示出严重滞后的局面。但毕竟中国动漫曾有过“中国动漫学派”的辉煌，中国动漫师精湛高超的技艺一直为世界动漫界所折服；因而，与中国动漫实践的一流技术、二流故事、三流产业相对应，长期以来中国在动漫理论研究上的最大成就也局限于技术技艺的研究。除每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年鉴》中附属有中国动漫片生产及发展的概述，另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散见于期刊杂志外，纵览中文动漫理论研究成果，尤其是专著，大多是与动漫技术知识和指导相关的内容，关涉动漫技术的研究占据了中国动漫理论研究的主要空间，当然这也与中国的动漫技术在世界动漫界的地位相当。
但中国动漫要以动漫产业的形式快速发展，这种研究状况急需要改变，因为动漫理论和动漫实践存在着互动关系。随着中国动漫产业的起步，尤其是动漫产业被列入“十五”规划后，动漫理论研究开始呈现春意，动漫理论研究领域陆续出版和发表了部分非技术的动漫基础文化理论专著和论文，在动漫技术教材中也开始出现阐述动漫文化观点的走势，总结近年来的动漫理论研究
祝普文教授于2003年主编出版的《世界动画史（1879- 2002）》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世界（包括中国）动漫历史和现状的专著，也是中国较早得到课题资助的动漫史研究。两卷本的全书分总论和分论，总论对动漫片的定义、动漫的制作、动漫的形态、动漫的产生和发展、动漫的艺术特征、动漫的功能和效用、动漫的产业链等有关动漫的基础理论问题和基本技术问题进行了探讨。祝普文教授在动漫的价值功能研究中，提出了显性效用和隐性效用的观念，认为动漫片的娱乐功能、商业功能、实用功能归属显性效用；审美价值、意识形态载体功能则分入隐性效用，进而提出正是“（娱乐目的）建筑起动漫的产业平台，带动了一系列相关联的产业链的正常运作”的观点。分论钩沉索隐，用独立的四编分时期详细介绍了美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史，每个时期的代表动漫作品的内容、摄制人员并附以影片评析，对经典动漫则设定专节阐述，资料较完整，全书配图几千幅，具有较高的学术及资料价值。在祝普文教授出版《世界动画史》（中国卷）后的两年中，中国又出版了两本中国动漫史的专著，一本是2004年张慧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另一本是颜慧和索亚斌著写的于2005年出版的《中国动画电影史》。2004年，张慧临的硕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集结成专著出版，此项研究得到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国家课题的资助。作者研究回顾了中国动漫艺术的历史进程，将中国动漫史分为开创期、发展期、特殊时段、复苏和转型再创业时期，分别概述各时期的制作情况和特点，在介绍中国动漫故事时对部分典型动漫形象做了造型介绍和个性评述。
二、国内动漫缺乏一定的审美特征
在回顾20世纪中国动漫之所以在国际动漫界获有“中国学派”之誉时，张慧临认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并贯穿于此后30年的中国动漫创作的风格特征可以总结为审美特征的两元性和功能特征的教化性，并对审美特征的程式化和意象化及功能特征的教化性进行了例举分析和说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搜集了中国早期动漫漫画、动漫电影和动漫先驱的一些珍贵图片资料。
三、风格的陈旧
由颜慧和索亚斌著写的《中国动画电影史》（2005年）是“百年中国电影研究书系”中的一本，其中的《中国动画电影史》是对动漫专题史的独立研究，按照中国动漫发展的历史进行脉络叙述，表述了对中国动漫历史观念的融汇和整合。在分时期介绍中国动漫概况和阶段特点的同时，还对每个时期的部分优秀代表动漫作品进行了主题内容、造型设计和风格特点等方面的分析，其中对部分动漫形象的造型、背景设计、动作设计和音乐创作做了介绍。在“总结和回顾”中，书中将中国动漫作品的题材分为了“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成语、寓言故事’，、“宣教片”、“童话故事”、“现实题材”五大类；对中国动漫的民族化风格的成功探索进行了分析研究；对中国动漫的现状进行了思考。《中国动画电影史》是对中国动漫片系统研究的尝试，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和资料价值。
四、艺术特征的缺失
2005年8月，许靖和汪扬同期编著出版了《读动画—中国动画黄金80年》和《读动画—世界经典动画》。前者将20世纪中国动漫起源至20世纪90年代近80年的中国动漫史大致分为七个阶段，简洁地归纳和生动地评述每一阶段的动漫生产状况和特点，搜集整理了中国动漫史上93部动漫。后者分动漫电影和动漫电视剧两章节介绍了29部外国动漫。两书以半文学半资料汇编的笔调介绍了每部动漫的内容和生产班底，包括有些动漫的幕后花絮和获奖情况。其后的2006年，有一本较高文化分析价值的动漫专著出版，就是陈奇佳的《日本动漫艺术概论》专著中，作者选择日本动漫为具体的分析个案，在对日本动漫与漫画艺术的探讨中，作者从艺术的特性和艺术表现手段方面分析了部分典型的动漫形象，并以此来讨论动漫艺术的生成机制与当前文化产业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日本动漫无论从艺术水平还是从动漫产业发展的成熟性而言，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综合地看，日本动漫所到达的艺术境界，迪斯尼作品也不能望其项背。在介绍了日本动漫6个阶段的发展要略之后，专著分4个章节分别从史诗的品格、现代生活的反映与反省、狂欢精神、动漫叙事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日本动漫作品的艺术特征，提出从日本动漫看中国动漫发展的根本问题的观点，对中国动漫艺术问题进行了包括“艺术问题乃是动漫产业的基础性问题”、“动漫绝不是道德的图解”、“中国动漫须认真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戏剧性强的故事创意应成为动漫作品艺术构建的核心环节”、“必须重视各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必须认真考虑动漫接受对象的全民性特征”、“需重视行业知识的表现与介绍”、“需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学习不是简单模仿”内容的九议。陈奇佳的这本专著具有较高的动漫理论建树。
五、创意的缺乏，无法满足人们的文化娱乐需求
景宏的论文《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日本学刊》，2006年第4期）讲述了日本在平成萧条时期，日本动漫产业在曾经盛极一时的金融、地产、制造业难以重振的一场社会经济文化的大转换背景下，由一个原先被轻视的大众文化，凭借其出色的故事、生动的形象、高超的影像技术，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占据了三分之二的世界市场，出口值超过日本钢铁等工业品，并在经济上产生连锁效应和雪球效果的“发家史”。提出动漫及其衍生物的成长，是以创意为资源，实现了极少耗能，不影响环镜，既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需要，又能增强国家软实力发展的观点。用日本在“失去的十年”中完成了无形资产的增值的动漫史案例，为中国动漫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六、国内动漫产业的独立性不够明确
代钮洪和罗斌的论文《从动画发展历程看中国动画》（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4期），从中国动漫历史的辉煌总结了发展动漫的必要性和动漫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历史对照论述了中国动漫应该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动漫在世界动漫的发展中既要保持独立又要有所创新的看法。崔晓茜的论文《从韩国动画业的崛起浅析中国动漫市场的发展》《中国电视》，2006年第S期），简述了韩国动漫业的发展状夕、政策态度和发展策略，对韩国动漫企业在完成海外加工片的过程中不是盲目埋头加工，而是以灵活变通的方式对加工片的制片与发行进行渗透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对中国动漫的海外销售策略和打造动漫明星提供参考。
七、国内动漫的整体质量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