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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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文化论文

日本茶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2010年,第五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会与中国宁波国际茶文化节同步在宁波举行。其中“禅茶东传宁波缘”研讨会,“海上禅・茶・乐”对话专座和茶会碑揭碑仪式,更是别开生面。

世界禅茶盛会何以花落宁波?前四届举办分别在河北、台湾、江西和福建。宁波自古有“东南佛国”之称。前几年,专家学者和僧人在宁波考察时,建议以禅茶文化为平台,弘扬中华文化。在宁波市人民政府支持下,由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宁波七塔报恩禅寺联络海内外学者、僧人,广泛征集禅茶论文。2010年4月24日,近200人济济一堂,参与“禅茶东传宁波缘”研讨会。

全国主要省(市)及港澳台地区的茶界和宗教界的资深专家,还有日本、韩国等境外著名学者及僧人,或会上宣讲,或书面交流,多角度探讨了禅茶渊源、茶与禅的关系及其作用等。宁波茶文化促进会顾问杜钧宝以名山名寺产名茶的史实,阐述自古禅农种茶推进茶业发展。太白山中的天童寺一带,至今还流传古僧人的茶诗:“太白山尖晚发枪,蒙蒙云气过兰香,里人哪得轻沾味,只许山僧自在尝。”天童寺方丈诚信大和尚宣讲论文,讲到唐朝怀海禅师早年住持宁波金峨寺,酝酿禅茶法则,后来形成“百丈清规”,坐禅吃茶列为宗门规矩范围。日本茶祖荣西在天童从师,把带去的茶树茶籽种植于日本福冈,宣传饮茶好处,写出了似同中国《茶经》的《吃茶养生记》,他又通过日本航海船运来了一百根大木头,助建天童寺千佛阁弘扬禅茶文化。现在天童寺为纪念千佛阁的历史见证,在原址的东边山上又兴建了千佛塔。

会上宣讲论文的有日本茶汤学会原会长、教授仓泽行洋博士,韩国东亚禅茶研究所所长、《茶的世界》杂志社主编崔锡焕先生,还有国内的多位专家。他们在会上阐述了宁波禅茶文化的丰厚底蕴。唐代我国高僧鉴真和尚,因日本僧人邀请六次东渡,其中几度泊岸今宁波辖地,第三次航海得救后驻锡阿育王寺数月。日本僧人最澄随遣唐使来华学佛,进出于宁波港,把茶籽茶树种到日本滋贺县,成了日本最古老的茶园;宋代道元禅师在宁波天童学法回国,从四明山带去茶种,播种在日本圆觉寺一带,成了日本最主要的茶区。北宋初年,高丽国王子、僧人义通学成天台宗教义,在明州(宁波)弘教20年,逝世后葬于今宁波育王山。元二年(1087),又有高丽僧人义天到明州寻得经籍,编成4700余卷,创高丽天台宗。明州有高丽使馆遗址,已成为禅茶文化交流的见证。

如果说,研讨会从学术高度,以充分史实和严密的论证,阐述了世界禅茶文化及其在宁波的古今情状,显得严肃而郑重,那么在宁波七塔寺,4月24日、25日连续两夜,举行了“海上禅・茶・乐”对话专座,则显得轻松古雅,禅味幽深,给人以禅的感悟和艺术上的享受。

七塔寺位于宁波城内,建寺1152年,与天童、育王、延庆寺并称为浙东四大丛林。七塔寺全体僧人为办好宁波的禅茶盛会倾其全力,“海上禅・茶・乐”对话专座请台湾佛光大学林谷芳教授参与策划。在七塔寺圆通宝殿前广场,月朗风轻,凉意怡人,先由可祥大和尚主法,率七塔寺的法师列队登台举行献茶供佛仪式。可祥法师说:“中国的僧人以茶参禅,以禅品茶,演绎发展出了独特的禅茶文化。这是七塔寺建寺1152年以来,第一次举行如此盛大的禅茶文化盛会。”

开始两个节目由七塔寺和韩国僧人献艺,为全场定下法调,接着演出的“海上禅茶乐”为“平湖秋月”“渔歌道情”“妆台秋思”等美妙乐曲。台湾著名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林谷芳先生领衔的表演团队,在随后两小时演出中,给在场茶客带来一场“茶与乐的对话”。以三道茶,呼应三部分气质不同的音乐。伴随着龙井清香的是台上笛子演奏《鹧鸪飞》的幽深细腻、昆曲《牡丹亭》的典雅柔美。《霸王卸甲》琵琶奏出高亢悲情的曲调,茶人开始上第二道茶“木栅铁观音”。伴随着最后一道“松沅熟普”茶,是生命深沉感慨的《二泉映月》《高山流水》。林谷芳教授说:“我们今天的茶与乐的对话,就以音乐与茶所内涵的一些意义,将相同属性的茶与音乐结合,并配合禅境的塑造,以茶显乐,以乐映茶,让参与者感受禅茶世界。”台下每张桌旁,各有一位台湾茶人为座上人士施以“报恩香茗”,在表演冲泡、闻香、品茗、鉴赏等茶道艺术中,茶人目不斜睨,口不言辞,似乎要把禅意注入茶盏中,那专注的神态,平静的心情,使在座人士在观赏歌舞、品尝香茗的清雅气氛中,愉悦身心,领略禅茶真味。

在盛会期间,还特别举行赈灾捐款仪式。七塔寺方丈可祥大和尚率四众弟子,通过当地慈善总会,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30万元,用于建设一所希望小学,以报恩之心,为灾区的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第五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会的活动,提升了宁波“东南佛国”“绿茶之源”的国际地位,诚如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纯一大和尚所言:“宁波的禅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4月25日,七塔寺内张灯结彩,礼炮齐鸣,第五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会碑记(茶会碑记)揭碑仪式隆重举行,参与仪式的200余中外人士聆听碑文介绍。

第五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会碑记(茶会碑记)曰:

“……自圣教东传,继而禅宗蔚起.参禅者宴坐息虑,每于五夜寂寂,赖茶以敌昏睡、破饥渴、助禅悟,而茶于禅门之功可谓大焉。故僧家视茶为清友,无一日可去也。茶禅交融、一味同参,赵州和尚‘吃茶去’公案、缁素咸知,禅茶之道于时兴焉。”

“第五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会,国际茶人、高僧、学者云集宁波千年古刹七塔报恩禅寺,特设两场“海上禅・茶・乐”对话专座,俊彦星聚,胜会难逢,以茶为媒,以禅为悦,藉宝刹之灵光,宏演四明六千年之茶史,可谓茶禅双照,心境一如。斯时也,月色溶溶,篆烟袅袅,丝竹隐隐,逸兴翩翩,品茗谈禅,赏艺交心,实为寰中茶界之幸事也!此举不唯七塔报恩禅寺之盛典,亦为绿茶之源宁波之荣光也!

岁次庚寅三月十二日宁波七塔报恩禅寺立”

日本茶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在日本事茶的36年里,他辗转于多个地方,把他对茶叶的改革思路和对茶文化的认知传播到各处。即使个人的力量微薄,还是给日本茶叶发展带来了影响。他是日本的茶叶使者,他喜欢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他坦言,日本的茶文化还很薄弱。很多不足,需要不断向中国求教。20年时间里他来往中国80多次,保持着谦逊的学习态度,我们从他身上也学到了茶人的精神与品质。在中国,他仍是一位茶叶使者,搭建起了中日茶人的友谊桥梁。促进了中日茶文化的交融。

最初是茶叶选择了他

小泊重洋的父亲是医生。他的出生地大分县,是一个与茶最没关系的县。上大学时。他在岐阜大学农学部修的是水稻病虫害防治专业。虽也是农业,可与茶叶依然没有关联。毕业后,小泊重洋被分配到静冈县农业实验所调查研究茶叶的病虫害防治,做的是与他大学专业大相径庭的事情,直到这个时候,他还没见过茶树、没碰触过茶叶。可是往后的工作却包含了茶树栽培、茶叶制作等与茶有关的各方面事情,等于是摒弃了大学几年所学得的知识,要从头开始学习与摸索茶叶知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了与茶结缘的36年时光。说到这里,小泊重洋先生百感交集。虽然最初是茶选择了他,但在遇到波折与困难时,他反过来选择了茶。

白天时候,我们和他一起参观了浙江余姚的茶园。他说,那片茶园的生态条件很好,他很喜欢。只要是走到茶园田间,他心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工作兴趣就萌发了。回忆起1962年,他刚刚接触茶叶时候,日本普遍种植的是当地最传统的茶树——“在来种”,这种茶在日本明治时期就种在那了,市面上95%的茶叫做“薮北”,是蒸青绿茶。当时市场不景气,果农比较富裕,茶农比较贫穷,他所在的实验所就是个清水衙门,不过这样倒给他和他的同事们提供了安静、闲逸的科研环境。在实验所的这段时间并不长,却让小泊重洋对茶的认识与情感从无到有。虽然当时的茶叶与他们的研究并不受关注,但他守住了那段清苦的时光,因为有茶做伴。

一波三折,却不离不弃

日本静冈县的牧之原有一大片茶园,1869年旧德川幕臣开始着手开垦那里的茶园,两年后,失业的川越人、附近的农家开始种植茶叶,牧之原渐渐发展成为东洋最大的茶园,每在新茶季节时,如鲜丽的绿色地毯一面铺开,成为静冈县的一大景观。

后来。政府机构在牧之原成立了茶之乡博物馆,小泊重洋成了这间博物馆的馆长,这时候起他开始觉得茶越来越有意思了。当时全世界关于茶叶专门建设的博物馆只有两个。一个在中国杭州,另一个就在日本牧之原。在6年的馆长生涯中,小泊重洋想把茶之乡博物馆做成世界第一的茶叶博物馆,因此他对年轻的馆员要求非常严格,每个人都要学会一门外语。以便在国际朋友来此参观时能流利地向对方讲解。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他如此严谨的工作态度,他的做法没有得到认可和支持。于是。带着万般遗憾,小泊重洋离开了茶之乡博物馆。

辞去了馆长之职后。小泊重洋选择回到学校。他在静冈艺术文化大学的博物馆进修硕士课程。毕业时发表硕士论文《茶文化与城市关系》,主要内容是谈如何用茶文化振兴城市。这个观点很新颖,他把多年来在茶叶方面积累的经验与心得都写进了文章里,得到了静冈县挂川市市长的认同与好评。当地政府采纳了小泊重洋的观点和建议,政策对当时的茶叶生产方式进行改革,生蒸茶与蒸青茶并举,打出茶叶品牌。但为此而成立的茶业部门委员会里却没有小泊重洋的名字。他对此的看法很乐观,至少日本的茶业有进展了,他投入的精力也是值得的。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日本袋井市的市长就看到了小泊重洋的光芒,邀请他到袋井市协助发展当地茶业。小泊重洋到中国宁波参加茶事活动,从“宁波茶文化促进会”上得到灵感。回到日本。便成立了“袋井茶文化促进会”。聊到此,他有些羞涩地笑了笑,“茶文化促进会”这个名字很好,便“抄袭”来用了。

茶文化是认可与包容

小泊重洋说,茶叶本身的研究比较狭长,茶文化的研究比铰广泛,有深度,所以他觉得在茶叶博物馆工作比实验所时候要有趣得多。他喜欢中国的茶文化。

十九世纪70年代后期,在西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唐代的茶器和茶叶。受到邀请,他和日本的专家来到中国开茶文化研讨会,在这里,他的视野开阔了。觉得茶文化比自己想象中要丰富得多。1983年,日本静冈县与中国浙江省建立茶叶合作关系,小泊重洋更加频繁地来到中国交流茶文化。有80多次之多。

在与中国茶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小泊重洋受益匪浅。他很羡慕中国对“茶文化”这三个字的提法,不仅能涵盖茶方面的很多内容,也很确切易懂。相比之下,日本的茶文化界比较闭塞,仓泽行洋先生发起成立日本茶汤文化协会,让日本人感觉只是一个关于茶道表演的协会。范围狭窄。很多人不感兴趣,后来仓泽洋行先生也反思,要改成茶文化协会。再比如说,来中国参加有茶文化色彩的活动,从日本本土来的茶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少,茶艺师和制茶师的比重更大,把自己的茶文化推向世界的意识比较薄弱。他认为日本茶文化落后于中国,是因为组织制度太严密,限制了发展,过于流于表面的表演形式。

当问及“茶文化是什么”时,小泊重洋毫不犹豫地说“认可与包容”。他解释道。原始人的生活也许只有草叶与皮毛,但是并不能否认那个时候所产生的文化。喜欢红茶的人不要排斥绿茶,不仅是茶文化,在所有文化面前,不排他是很重要的。

日本人的茶道、花道、剑道等,都强调“道”的修养,要战胜对方,光只是想赢是不行的,茶道也是一天要练习几百次,点茶的程序才会完美。点茶时不能有杂念,产生“无我”境界,超越点茶程序才会发挥点茶的意义。现在太强调点茶的茶具如何昂贵,动作如何优美,违背了茶道精神修养的作用。

让茶的世界变得单纯

谈到茶叶种植、生产问题时,小泊重洋笑着说,这是他的专业,茶文化只是他的爱好。茶叶农残问题是老生常谈,也无法避免。在日本人看来。茶叶中有一点农残都觉得不行,标准设定得很严格。而在小泊重洋看来,只要不超标,农残就等于零。因为生产过程一定要用农药,茶农如果遵守标准,在规定的时间使用规定的量就不会超标。对待农残问题,要用一个科学标准来衡量,并不需要过于苛刻。

日本茶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家人取出凯亚的遗嘱,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不设灵堂,不搞,不举行遗体告别”之类文字,以及他死后“把骨灰撒在雨花台和中山陵的茶园里,福建武夷山的茶园里”等等字眼。另外,还有前几天交给妻子未完成的有关《中日茶文化交流史》读评系列文章清样……当时在场的医生和所有人眼睛都红了,一位医生感叹地说:“哎!他把文章看得比命还重要,这人是没治了!”

凯亚死于十二指肠腺癌晚期,也许惦记着手头太多的事――未完成的茶文化学术论文,他却犹如一支燃尽的蜡烛。为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耗尽了生命!与其说是身患癌症,不如说凯亚是被累死的。

噩耗传来,茶文化界震惊!

我想起蹒跚在中国茶文化之旅末程的凯亚,联想到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凯亚先生那样走在弘扬中华茶文化第一线的老人……我忽然希望真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当病魔临近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地时,它能帮助我们的老茶人保持最后的尊严。即使到了无法抗拒的那一刻,人可以沉没,精神却升华而出。

挂着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的头衔,从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到《中国茶道文化学术丛书》主编,他身上弥漫着理性的深邃,可是,这位年近八句的高龄学者,又常常冒出:“我是不是太幼稚了?”那份真诚,让人掂量掂量着就想落泪。

我不知怎么答话,就把“玩命老头”送给了他。玩了命便什么也没有了,凯亚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他的牵挂太多了,《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的系列读评文章、“少儿茶艺研究”的文章……

在别人眼里,凯亚似乎活得很洒脱,最随心如愿。各种会议的邀请,踏步于山清水秀间。而他说:“我活得太苦太累了,总有一种欲罢不能的焦灼感。”的确,他做事极其认真严谨,注重细节,近乎到了苛刻的程度。凡事,只要做就一定要做好,哪怕是耗尽自己的生命呢!

凯亚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生活、对茶文化都是如此。

去年7月5日的“兰州中国茶博会”上,凯亚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张天福与张宏达茶学思想研讨会”。他从南京不顾旅途劳顿、长途跋涉赶到兰州,我们都担心他的身体,而凯亚却乐呵呵地说:“张天福老先生都已90多岁高龄了,仍行茶事,我有生之年能为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做点事,实在有快乐之感啊。”为了茶文化,凯亚像一个“老顽童”似的着了“魔”了!

凯亚在这次大会上宣读了《论张天福乃当代天才的茶道审美大师》一文赢得了好评,他为中国茶界泰斗张天福对中国茶道的贡献梳理出“六个一起”的理论,即:张天福“把茶道审美理论与审美实践融合在了一起,把传统审美理念与现代审美理念融合在了一起,把最新科学认知与最新审美认知融合在了一起,把民间茶道审美活动与文人茶道审美活动融合在了一起,把日常生存经验与日常审美经验融合在了一起,把人文生态审美与自然生态审美融合在了一起。”

其实凯亚对中国茶文化的执著精神呈现着一种“人品即茶品”之道,传递的正是中国文人的文化精神。

近几年,凯亚的生活几乎就是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家,一个是医院。在家里,一年365天,他从未听过妻子张晓红的一句劝告安心地好好休息,只知伏案写稿,关注于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命运,从《中国茶道的简约之美》、《谁堪觅得观音韵》、《中国茶道的苦韵之美》、《论林黛玉本是茶树精灵下凡》到《敢问独芽之茶可取乎》、《妙玉果何人耶》、《略谈吴觉农先生的学术批判精神――写在重温“茶树原产地考”及其它学术论文之后》、《张天福乃当代天才茶道审美大师》等诸多稿子,往往都是在妻子拿着脸盆当锣敲打才知自己还没有吃饭中完成的。

在医院里,他从未听过医生的一句忠告静心配合医生治疗。为不影响读者看“读评系列”的连续性,从《日本茶道的起点很高么》、《关于日本的“自生茶”之说》、《日本幕府霸主一族哪来的“文雅、矜持、谨慎”耶》、《无端非难我国文士茶会的乖戾评说》、《书院茶道・武家茶道》到《卢仝及其“七碗茶歌”怎堪如此贬谤》、《中国茶文化的起点很“低”吗?》等等稿件,往往都是举着输液瓶写完的。

当然,有几次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都是死而未死显得滑稽,但这毕竟显示出了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凯亚说,每次住院,让他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性格、心理、习惯、行为方式上的磨炼,唯一不变是仍是勤勉。

为了凯亚的病,妻子张晓红屡次劝他休息,实在不忍心让凯亚再度劳累,并千方百计打听治疗的办法,时不时摆弄一个偏方或秘方,饮食上更是精心调配,只要是对病有利的,她不惜花时间与金钱。时间一久,看到妻子为了自己的病伤神费心,日渐消瘦,凯亚想了很多,妻子是个好妻子,她全心全意为自己付出。为了妻子,为了这个家,凯亚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和“错误”,于是,他暗下决心,等写完下一篇稿子后,绝不再“玩命”了,他要体谅妻子整日为他“提心吊胆”度日的苦心啊!可等到凯亚最后一次下定决心时。不料,他却再也没能从医院里出来,而是告别了人生,驾鹤西去!

悲哉,凯亚的一生是抱着弘扬中华茶文化的理想而去。

我们崇敬凯亚,不仅仅是他那辉煌的茶文化学术成就,还有他那认真做人、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茶人精神和人格魅力。

日本茶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我国自唐代以来,形成了以陆羽为首的茶文化研究队伍,并自觉地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和奉献。尤其是现当代的茶文化工作以陆羽精神为引领,研究《茶经》,考察茶事,创新发展茶叶,贡献十分显著。湖州市的茶文化工作者在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以来的22年间,从事陆羽和《茶经》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工作内容不断拓展,各项研究成果累累,对于当地名茶的开发、创制、推广、普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白茶中的多种氨基酸含量特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很好的保健功能。安吉白茶之所以能够名扬全国并走向世界,还因为2003年11月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与安吉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大观茶论》与安吉白茶研讨会”。《大观茶论》是继陆羽《茶经》之后,由宋代皇帝赵佶撰写的关于茶的专论,成书于大观元年(1107)。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就白茶文化之源、白茶文化底蕴、白茶文化之路宣读了观点鲜明又很有见地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并通过研讨,明确了:(1)安吉白茶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指出的白茶;(2)当代各地生产的白茶,是直接或间接地由安吉引种去的,说“安吉白茶”是“白茶之祖”当之无愧;(3)安吉白茶品质优异,为其他绿茶无与伦比,说安吉白茶为“绿茶之王”是有根据的;(4)常饮白茶,更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其作用之大,为常茶所不能及。也由于当年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进一步发展白茶生产,怎样挖掘白茶文化内涵,如何开发白茶生产等方面提出的许多建设性和指导性的意见,以及关于成立安吉白茶研究中心的提议等,为此后进一步弘扬白茶文化,发展白茶生产,促进白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茶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促进茶经济的发展。10年来,湖州市白茶的发展速度很快,目前全市已有白茶基地茶园15.8万亩,为茶农增收超过14亿元,白茶产业已成为湖州市丘陵山区农民致富的摇钱树。再如“茶中三绝”另两绝的顾渚紫笋、莫干黄芽,也是在长兴县和德清县茶文化研究人员卓有成效的工作下,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产量和质量不断攀升,影响日益扩大,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来源之一。宋昌美作为浙江省安吉县女子茶叶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兼社长,是安吉县首位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十代表中唯一的农民茶业合作社社长。2013年11月6日,她告诉人民日报记者:2003年4月9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在安吉调研时到过她的茶园,称赞道:“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如今的安吉有着108万亩竹林、10万亩白茶,不仅生态醉人,还富了农民的钱袋子,而安吉白茶正在全国风行。目前安吉白茶产量已达1270吨,产值达到13.7亿元,全县农民单从白茶里获得的人均纯收入就达3914.28元,她们的女子茶叶合作社2012年的销售收入也达到了7000多万元。湖州的名茶中,安吉白茶荣获国际茶叶博览会金奖,顾渚紫笋等2只名茶荣获部级名茶称号,安吉白片等3只名茶荣获部级名牌农产品称号,莫干黄芽等3只名茶荣获省级名茶证书,温山御、三癸雨芽等15种名优茶在省级各类名优茶评比中获奖,另外还有26种湖州地方名优茶在市级评比中获奖。如今湖州市名优茶产量达2357吨,名优茶产值超16亿元,名优茶产量仅占总产量的20%,名优茶产值却占到茶叶总产值的90%。因而名优茶已成为湖州市茶业的拳头产品,使闻名遐迩的湖州名茶更加芳香,《茶经》故里的茶业更加昌盛,使湖州人民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朝着实现富裕美的目标跨进了一大步。

二、陆羽和《茶经》研究助推茶历史遗迹重建和农家乐发展,有利于实现生态良好环境美

陆羽与湖州长兴的顾渚山曾有密切的关系。正是陆羽的推荐,唐朝皇室才确定湖州剌史负责向皇家进献顾渚山产紫笋贡茶和金沙泉水。因此,位于湖州市长兴县的大唐贡茶院,在茶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唐贡茶院在吉祥寺内,始建于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专门为朝廷加工茶叶的“皇家茶厂”。诸多湖州刺史在顾渚山监制贡茶的活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内涵,也扩大了湖州的影响。随着唐代紫笋贡茶的兴起,历代在顾渚山区修建了许多楼、堂、轩、阁、亭。根据记载,在顾渚山东南虎头岩建的吉祥寺,是从武康吉祥寺移额于此。寺东廊设贡茶院,院旁有清晖轩,寺前错落有致布有息射亭、枕流亭、忘归亭和金沙亭。金沙泉侧有木瓜堂,植木瓜于庭,引泉入焙。顾渚山顶有仰高亭,大官山上有披云亭。明月峡有清风楼,斫射有茗理楼,啄木岭有境会亭。水口建有磨茶所、涵晖阁等。自唐大历五年(770)至大中五年(851),历时81年,共有40位湖州刺史亲临顾渚山监制贡茶。当时顾渚山一带烘焙加工场所有100多处,采茶工人3万余人,制茶工匠超千人,每逢春季,顾渚山立旗张幕,太湖里画舫遍布,盛况空前。此后一千多年间,中国的贡茶一直延续、发展,在茶文化和经济史上影响深远。20世纪末迄今的10多年间,经过调查、动议、论证、重建,如今的大唐贡茶院包括吉祥寺,已经成为名扬四海的湖州市、长兴县的标志性形象建筑和重要经济支柱之一。

三、陆羽和《茶经》研究助推名胜景区建设和旅游产品开发,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生活美

湖州是陆羽的第二故乡,有许多陆羽生活和茶事活动的遗迹和传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时任市政协主席的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第一任会长董淑铎就带领学者对妙西杼山、栖贤寺等地的茶文化历史遗迹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主动、积极地向市、县领导提出报告,促成在妙峰山择地重建陆羽墓、皎然塔等,使之成为湖州新的文化景点,并促成有关部门开辟茶文化旅游线路,增添湖州旅游休闲文化内容,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助推和谐社会构建。湖州市茶文化研究者持续不断地考察、研究唐代杼山文献及其历史地位,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同时,也根据实际和旅游发展的需要,把妙西妙峰山、栖贤寺等一带开发、建设成为适合当代人旅游休闲的茶文化景区。他们在《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茶博览》、《茶周刊》等报刊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调研考察报告以及有关文章。多年来,国内外和省市的许多重要茶文化活动都在妙峰山茶文化旅游景区举行,国内外的许多茶文化代表团和旅游观光团体多次在妙峰山陆羽墓、皎然塔前缅怀、瞻仰、祭拜,细读陆羽墓和三癸亭的《茶经》,畅谈唐代陆羽、颜真卿、张志和等人对湖州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茶文化论文、报告和文章及茶文化活动引起了湖州市、吴兴区和旅游部门领导对建设妙峰山茶文化景区及其他旅游景区的高度重视。湖州市委、市政府和吴兴区主要领导都在每年的两个大会、经济工作会议和旅游工作会议上,多次提出并要求采取措施,加大投资,加速发展妙峰山—西塞山茶文化旅游景区建设。例如2012年初,为了进一步弘扬湖州茶文化,壮大茶产业,扩大湖州《茶经》故里的影响,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和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一起认真研究撰写并由文史委报送提出的《关于举办陆羽茶文化节活动,促进茶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的建议》第332号提案,在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被列为专题提案之后,市旅游局作为主办单位,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专门成立工作班子,认真进行研究部署,结合湖州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征求听取提案单位意见和建议。市政协提案委也多次召开主办单位(市旅游局)、会办单位(市建设局、市文广新局、吴兴区政府)负责人会议,认真分析、反复商讨提案中反映的情况和建议,最后形成了初步的办理方案。2012年12月13日,湖州市政协在市旅游局召开了第332号专题提案办理工作汇报会,市政府分管市长出席。会议决定湖州市将进一步挖掘茶文化内涵,着力推动妙峰山陆羽茶文化景区开发,努力将陆羽茶文化景区打造成融茶文化观光、度假、养生、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省级湖州妙西茶文化度假区。进一步整合茶产业商品,培育“茶中三绝”等特色优势品牌。争取经过5至10年努力,在湖州陆羽茶文化度假区建设和茶文化旅游培育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精心策划举办大型的茶文化与旅游节庆相结合的活动。同时,在2013年举办好公祭茶圣陆羽活动,更好地弘扬湖州茶文化、发展壮大茶产业、塑造茶文化圣地形象。再如2013年4月8日,举行了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支持,湖州市旅游局、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主办,湖州“天下湖品”旅游商品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承办的“《茶经》故里‘茶中三绝’”商品信息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发展促进部、湖州市政协、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市旅游局、市农业局及市级机关有关部门、市级大型企业和重点社区负责人和茶企业代表参加,充分肯定并大力支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和旅游局联手推出《茶经》故里“茶中三绝”商品,一致认为“茶中三绝”新品的开发问世,对于弘扬湖州茶文化,唱响《茶经》故里,实施茶品牌战略,振兴茶产业,造福种茶人、饮茶人,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谐,是中国茶文化的灵魂。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自由、热爱和平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的性格如茶,总是清醒、理智地看待世界,不卑不亢,执着持久,强调人与人之间相助相依,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由陆羽和《茶经》开创、形成的中国茶文化,深深地刻下了中华民族的这一性格烙印。和谐,已成为中国茶文化的不朽灵魂。而旅游既是经济活动,也是文化活动,更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休闲活动。诗曰:“休闲观光好,旅游人生乐,和谐社会善,美丽中国美。”以陆羽和《茶经》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茶文化工作正以大力助推旅游经济的拓展,促进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确保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生活美,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陆羽和《茶经》研究助推陆羽精神弘扬和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实现精神富有心灵美

陆羽作为《茶经》的著作人,与其他有成就的中国历代文人一样,竭尽平生精力,对中国儒家学说悉心钻研,精心造诣,但又不为儒家学说所拘泥,而能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深刻的学术原理融于茶叶这种物质并提升到精神文化境界,从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茶文化,深刻地影响、广泛地泽惠世代茶人和社会各界民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迄今20多年来,湖州市在研究陆羽及《茶经》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方面是陆羽《茶经》中的属于自然科学的茶叶品种、种植、制造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茶叶生产、制造和经贸活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陆羽生平事迹和陆羽思想、精神、人格、品德等研究和《茶经》中属于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推动改革开放和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州市陆羽茶文化研究会是1990年成立的。22年来,研究会团结广大会员,坚持以研究陆羽和《茶经》、弘扬茶文化、造福湖州人民为宗旨,从1993年至2013年上半年,在湖州举行纪念陆羽和《茶经》问世和有关茶文化的重大活动就有:

(1)陆羽诞生1260周年活动。1993年11月在湖州举行。有纪念大会、茶道茶艺表演、名人茶器具茶书画展览、经贸洽谈、参观顾渚山茶区等。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地区及内地9个省市代表250余人参加。

(2)《茶经》问世1220周年纪念活动。2000年4月8日至25日在湖州举行。有纪念大会、公祭陆羽、茶道茶艺交流及文艺表演,先后有三万人参加。同时重新整理、校注、刊印陆羽《茶经》2000册,供传播、学习、研究之用。

(3)陆羽诞生1270周年纪念活动。2003年4月8日在湖州举行。内容包括纪念大会、陆羽名茶评比、青塘别业(重建)落成典礼、陆羽像揭幕仪式等。法国、日本及国内7个省市200多人参加。

(4)2005年陆羽故居青塘茶会。2005年4月在湖州市体育馆,由湖州市政府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主办,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及有关部门组织和承办,浙江省、湖州市党政领导、各地专家等共500余人参加。

(5)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组织编著《湖州茶文化丛书》一套5本。2008年4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陆羽《茶经》和历代研究《茶经》的论文多篇。

(6)第十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浙江湖州(长兴)首届陆羽茶文化节。2008年5月28日至30日在湖州长兴举行。有1000多名中外来宾参加了活动的开幕式、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成立15周年纪念大会、顾渚山大唐贡茶院重建落成典礼、国际茶人到湖州妙西妙峰山陆羽墓祭拜茶圣陆羽和第十届国际茶文化学术研讨会等。

(7)陆羽《茶经》问世1230周年纪念活动。2010年5月22日举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国富和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嘉宾,全国各省市茶文化团体、茶产业协会的专家、学者等200余人出席了纪念大会,7位专家、学者宣读了他们研究陆羽《茶经》的新论文。

(8)“鸿渐茗韵”———湖州陆羽茶文化书画作品展在湖州书画研究院开展。2011年11月在湖州长岛公园举办。这是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成立21年来举办的首次茶文化书画作品展,共展出以茶为主题的书画作品100多件。此次书画展增强了茶文化组织的活力,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提升了湖州“《茶经》故里”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对推动地方文化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9)《陆羽茶文化研究》连续出版24期。这本刊物以陆羽和《茶经》研究为主要内容,至2012年底连续22年发表了有关研究陆羽生平、事迹、精神和思想及《茶经》内容、版本、影响、贡献等方面的考证、论文、资料、争鸣论文和文章320多篇,在本地经济文化建设中发生明显作用,并在全国乃至海外产生重大影响。

(10)湖州市禅茶大会连续举办五届。自2009年春于吴兴区妙西栖贤寺举行第一届禅茶大会至2013年在德清县高峰寺举行第五届禅茶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五届。每次禅茶大会都有明确积极的主题,先后是“和谐禅茶,和合人生”、“禅茶千秋,寿圣吉祥”、“天目茶源,灵峰禅韵”、“文化禅茶,利人济世”、“禅茶原妙,佛画高峰”。

(11)湖州市“全民饮茶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四届。由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提出,得到市委、市政府和人大、政协的高度重视,自2010年起联合农业局等部门一起每年举办一次“全民饮茶日”活动,至2013年春已经连续4年举办了四届,有助于净化人们思想,美化公众灵魂。

(12)湖州市所属的德清、长兴、安吉三县和吴兴、南浔两个区先后建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促进)会。这些县区的茶文化研究(促进)会都把陆羽和《茶经》研究作为主要工作,以推动和促进茶经济和茶文化发展。以上这些以陆羽和《茶经》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茶文化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湖州市县区的茶产业、茶馆业、茶旅游和茶文化的发展,为弘扬陆羽精神、扩大《茶经》及湖州在国内外的影响和知名度、美誉度,为山区农村脱贫致富,强化社会公众思想道德建设,弘扬社会文明新风,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实现精神富有心灵美,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五、结论

以陆羽和《茶经》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茶文化研究,完全可以助推名茶快速发展,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富裕美;可以助推茶历史遗迹重建和农家乐发展,有利于实现生态良好环境美;可以助推旅游景区建设和旅游产品开发,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生活美;可以助推陆羽精神弘扬和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实现精神富有心灵美,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茶文化研究者认真学习党的十精神,努力响应党的十关于“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号召,以纪念茶圣陆羽诞辰1280周年为契机,必定能够创新思维,进一步弘扬陆羽精神,精研、继承、创新陆羽《茶经》,从而接轨国际社会,推动经济文化发展,让茶文化更好地服务于美丽中国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本文来自于《农业考古》杂志。《农业考古》杂志简介详见.)

日本茶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论文百事通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sinensis。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sinensis外,还有C.japonica,C.cuspidata,C.fraterna,C.lucidissima,C.chekiang-oleosa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百事通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釜,种类繁多,有大口的,小口的,平口的,??口的,文字部分将它们归纳为9型、18亚型、28式(218页),《畅想》对这些都不过问,只认定那个破釜是“茶釜”做文章。

无独有偶,《畅想》在另一段文字中还指出“从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中出土了最早的擂茶??来看,吾中华饮茶是诞生及成就于杭州湾一带的。”陶釜出土了,就定性为茶釜,陶??出土了,又定性为擂茶??。文物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肯定的陶器用途,到了《畅想》作者手中,马上定性为茶釜和擂茶??!多么干脆俐落。

关于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畅想》作者说他是“通过以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才认识到:“茶是诞生于森林中的,所谓‘茶’(古越语读若zo),最初其实是指‘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含意。因此,起初不仅许多食物与草药作‘茶’,就连房屋等也称为‘茶’,如‘舍’(古音so)等,即‘茶’之遗呼。同样,‘船’在古时又称‘槎’,也是茶之遗呼。”这真是一段绝妙的语言学和文字考证结合的论证,下面单就所谓古越语茶“zo”和“杂”的妙解提出质疑(舍和船的错误类似,从略)。

先要问作者怎样知道古越语的“茶”发zo音?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还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是引用他人的研究,应注明研究者和文献的出处;若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什么不说明这"zo"的音是怎么得出来的?否则,读者怎么能轻易就相信?所谓古越语当然指2500年前春秋时的吴越国人说的语言(吴语和越语相通)。古越语与中原夏语根本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楚灭吴和秦灭楚越以后,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不愿迁徙的越人往东逃到沿海岛屿,(小部分更渡海去了日本)被称为外越;留下来的越人逃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深山密林里,被称为山越。北迁的越人最早和汉族融合,山越和外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唐宋文献不再有山越的记载了)。

古越语汉化后,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南和闽西北,约有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所以古越语是已经消失的语言,谁也没有听过古越语。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因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故只有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

现在的苏州话和温州话称茶为zo,这个“zo”音,在普通话里没有,在字典里也没有收。因此,笔者怀疑“畅想”作者所说的古越语称茶为zo,是误以吴方言为古越语。古越语有极个别词的音,还保留在现在的日语里,那是古越人东渡日本带去的,典型的如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而现在的吴方言称稻为dao,同普通话差不多,和古越语完全是两码事。古越语保留在汉语里、用汉字标音的也不少,但都是人名和地名的发语词,如人名“勾践”、“勾吴”之勾,及地名“姑苏”、“无锡”、“芜湖”、余姚”之姑、无、芜、余等,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有音无义。同样,“ィネ”之“ィ”也是发语词,“ネ”才是稻。如果古越语称茶为“zo”,试问发语词在那里?总之,《畅想》以吴方言之"zo",冒充古越语,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但这种“论证”对于没有历史语言常识的人,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欺骗性。

更为好笑的是,《畅想》作者说茶“最初是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遗意”,这种文字游戏论证,只能骗骗识简化字、不识繁体字的读者。“杂”字是解放后新创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作“?s”,也可作“?j”,简化字“杂”是取“?j”的左半为“杂”,仍保留?j的音和义,以前的古籍和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杂”字。作者拿1950年代新造的简化字,同几千年前的“茶”字沟通论证,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证,真是象作者自己所标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百事通

如果作者辩解说,他文中的“杂”即指繁体字的“?j”。“?j”的本义是色彩驳杂,其右半的“隹”是静止的鸟,指它的羽毛色彩驳杂,发“杂”的音,如此而已。?j的驳杂义,如杂志、杂家、杂文、杂乱、杂交等,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唯独没有“对森林的利用”的义,这是作者的“独创。

作者在另一段中说“茶之音为古越语,则杭为越人。”所谓茶之音为古越语,已经驳正如上,接着这“杭为越人”更犯有常识性错误。“杭为越人”当然指杭州人是古越人后裔的意思。作者似乎对杭州的地理历史毫无所知。杭州的诞生与西湖密切相关,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1860--1850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杭州的繁荣开始于唐,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杭”与“航”同音同义,指过渡的地方,古代人是在这里渡航到南岸肖山的。2500年前的吴越国时期,吴国都在苏州,越国都在会稽(绍兴),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在杭州一带渡航钱塘江,故杭州的吴山不称越山。现在的杭州那时还是水面下的滩涂,那儿来的“杭为越人”?作者可以辩解说,所谓杭为越人是指广义的杭州,包括今富阳、肖山、余杭在内,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上面已说过,秦灭越后,古越人经历各种斗争变故,业已完全与汉族融合,不管是狭义的或广义的杭州,称“杭为越人”都不能成立。即令杭为越人可以成立,那末,“苏为越人”、“绍为越人”、“姚为越人”、“宁为越人”…都可成立,“杭为越人”并没有专利权。新晨

由于“畅想”一文的论证特点是东拉西扯,譬如说什么“从茶诞生于森林来说,杭州自古流?髯帕?井茶祖与十八颗茶祖树传说,是茶祖崇拜的信仰解释部分…实即茶图腾原始宗教《圣经》遗存。…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杭州的确??有原始的茶图腾崇拜存在,…从茶图腾、原始茶到最早的茶与茶釜、擂茶??与擂茶等,杭州已经卓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看了这些奇谈怪论,从心所欲的“考古”和“论证”,笔者实在不想、也没有能力跟着它一一质疑,只好到此为止。

日本茶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sinensis。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曽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sinensis外,还有C.japonica,C.cuspidata,C.fraterna,C.lucidissima,C.chekiang-oleosa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曽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釜,种类繁多,有大口的,小口的,平口的,圏口的,文字部分将它们归纳为9型、18亚型、28式(218页),《畅想》对这些都不过问,只认定那个破釜是“茶釜”做文章。

无独有偶,《畅想》在另一段文字中还指出“从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中出土了最早的擂茶缽来看,吾中华饮茶是诞生及成就于杭州湾一带的。”陶釜出土了,就定性为茶釜,陶缽出土了,又定性为擂茶缽。文物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肯定的陶器用途,到了《畅想》作者手中,马上定性为茶釜和擂茶缽!多么干脆俐落。

关于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畅想》作者说他是“通过以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才认识到:“茶是诞生于森林中的,所谓‘茶’(古越语读若zo),最初其实是指‘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含意。因此,起初不仅许多食物与草药作‘茶’,就连房屋等也称为‘茶’,如‘舍’(古音so)等,即‘茶’之遗呼。同样,‘船’在古时又称‘槎’,也是茶之遗呼。”这真是一段绝妙的语言学和文字考证结合的论证,下面单就所谓古越语茶“zo”和“杂”的妙解提出质疑(舍和船的错误类似,从略)。

先要问作者怎样知道古越语的“茶”发zo音?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还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是引用他人的研究,应注明研究者和文献的出处;若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什么不说明这"zo"的音是怎么得出来的?否则,读者怎么能轻易就相信?所谓古越语当然指2500年前春秋时的吴越国人说的语言(吴语和越语相通)。古越语与中原夏语根本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楚灭吴和秦灭楚越以后,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不愿迁徙的越人往东逃到沿海岛屿,(小部分更渡海去了日本)被称为外越;留下来的越人逃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深山密林里,被称为山越。北迁的越人最早和汉族融合,山越和外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唐宋文献不再有山越的记载了)。

古越语汉化后,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晥南和闽西北,约有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所以古越语是已经消失的语言,谁也没有听过古越语。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因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故只有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

现在的苏州话和温州话称茶为zo,这个“zo”音,在普通话里没有,在字典里也没有收。因此,笔者怀疑“畅想”作者所说的古越语称茶为zo,是误以吴方言为古越语。古越语有极个别词的音,还保留在现在的日语里,那是古越人东渡日本带去的,典型的如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而现在的吴方言称稻为dao,同普通话差不多,和古越语完全是两码事。古越语保留在汉语里、用汉字标音的也不少,但都是人名和地名的发语词,如人名“勾践”、“勾吴”之勾,及地名“姑苏”、“无锡”、“芜湖”、余姚”之姑、无、芜、余等,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有音无义。同样,“ィネ”之“ィ”也是发语词,“ネ”才是稻。如果古越语称茶为“zo”,试问发语词在那里?总之,《畅想》以吴方言之"zo",冒充古越语,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但这种“论证”对于没有历史语言常识的人,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欺骗性。

更为好笑的是,《畅想》作者说茶“最初是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遗意”,这种文字游戏论证,只能骗骗识简化字、不识繁体字的读者。“杂”字是解放后新创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作“雜”,也可作“雑”,简化字“杂”是取“雑”的左半为“杂”,仍保留雑的音和义,以前的古籍和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杂”字。作者拿1950年代新造的简化字,同几千年前的“茶”字沟通论证,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证,真是象作者自己所标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如果作者辩解说,他文中的“杂”即指繁体字的“雑”。“雑”的本义是色彩驳杂,其右半的“隹”是静止的鸟,指它的羽毛色彩驳杂,发“杂”的音,如此而已。雑的驳杂义,如杂志、杂家、杂文、杂乱、杂交等,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唯独没有“对森林的利用”的义,这是作者的“独创。

作者在另一段中说“茶之音为古越语,则杭为越人。”所谓茶之音为古越语,已经驳正如上,接着这“杭为越人”更犯有常识性错误。“杭为越人”当然指杭州人是古越人后裔的意思。作者似乎对杭州的地理历史毫无所知。杭州的诞生与西湖密切相关,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1860--1850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杭州的繁荣开始于唐,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杭”与“航”同音同义,指过渡的地方,古代人是在这里渡航到南岸肖山的。2500年前的吴越国时期,吴国都在苏州,越国都在会稽(绍兴),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在杭州一带渡航钱塘江,故杭州的吴山不称越山。现在的杭州那时还是水面下的滩涂,那儿来的“杭为越人”?作者可以辩解说,所谓杭为越人是指广义的杭州,包括今富阳、肖山、余杭在内,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上面已说过,秦灭越后,古越人经历各种斗争变故,业已完全与汉族融合,不管是狭义的或广义的杭州,称“杭为越人”都不能成立。即令杭为越人可以成立,那末,“苏为越人”、“绍为越人”、“姚为越人”、“宁为越人”…都可成立,“杭为越人”并没有专利权。超级秘书网

由于“畅想”一文的论证特点是东拉西扯,譬如说什么“从茶诞生于森林来说,杭州自古流傳着龙井茶祖与十八颗茶祖树传说,是茶祖崇拜的信仰解释部分…实即茶图腾原始宗教《圣经》遗存。…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杭州的确曽有原始的茶图腾崇拜存在,…从茶图腾、原始茶到最早的茶与茶釜、擂茶缽与擂茶等,杭州已经卓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看了这些奇谈怪论,从心所欲的“考古”和“论证”,笔者实在不想、也没有能力跟着它一一质疑,只好到此为止。

日本茶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sinensis。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曽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sinensis外,还有C.japonica,C.cuspidata,C.fraterna,C.lucidissima,C.chekiang-oleosa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曽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釜,种类繁多,有大口的,小口的,平口的,圏口的,文字部分将它们归纳为9型、18亚型、28式(218页),《畅想》对这些都不过问,只认定那个破釜是“茶釜”做文章。

无独有偶,《畅想》在另一段文字中还指出“从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中出土了最早的擂茶缽来看,吾中华饮茶是诞生及成就于杭州湾一带的。”陶釜出土了,就定性为茶釜,陶缽出土了,又定性为擂茶缽。文物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肯定的陶器用途,到了《畅想》作者手中,马上定性为茶釜和擂茶缽!多么干脆俐落。

关于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畅想》作者说他是“通过以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才认识到:“茶是诞生于森林中的,所谓‘茶’(古越语读若zo),最初其实是指‘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含意。因此,起初不仅许多食物与草药作‘茶’,就连房屋等也称为‘茶’,如‘舍’(古音so)等,即‘茶’之遗呼。同样,‘船’在古时又称‘槎’,也是茶之遗呼。”这真是一段绝妙的语言学和文字考证结合的论证,下面单就所谓古越语茶“zo”和“杂”的妙解提出质疑(舍和船的错误类似,从略)。

先要问作者怎样知道古越语的“茶”发zo音?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还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是引用他人的研究,应注明研究者和文献的出处;若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什么不说明这"zo"的音是怎么得出来的?否则,读者怎么能轻易就相信?所谓古越语当然指2500年前春秋时的吴越国人说的语言(吴语和越语相通)。古越语与中原夏语根本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楚灭吴和秦灭楚越以后,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不愿迁徙的越人往东逃到沿海岛屿,(小部分更渡海去了日本)被称为外越;留下来的越人逃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深山密林里,被称为山越。北迁的越人最早和汉族融合,山越和外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唐宋文献不再有山越的记载了)。

古越语汉化后,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晥南和闽西北,约有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所以古越语是已经消失的语言,谁也没有听过古越语。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因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故只有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

现在的苏州话和温州话称茶为zo,这个“zo”音,在普通话里没有,在字典里也没有收。因此,笔者怀疑“畅想”作者所说的古越语称茶为zo,是误以吴方言为古越语。古越语有极个别词的音,还保留在现在的日语里,那是古越人东渡日本带去的,典型的如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而现在的吴方言称稻为dao,同普通话差不多,和古越语完全是两码事。古越语保留在汉语里、用汉字标音的也不少,但都是人名和地名的发语词,如人名“勾践”、“勾吴”之勾,及地名“姑苏”、“无锡”、“芜湖”、余姚”之姑、无、芜、余等,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有音无义。同样,“ィネ”之“ィ”也是发语词,“ネ”才是稻。如果古越语称茶为“zo”,试问发语词在那里?总之,《畅想》以吴方言之"zo",冒充古越语,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但这种“论证”对于没有历史语言常识的人,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欺骗性。

更为好笑的是,《畅想》作者说茶“最初是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遗意”,这种文字游戏论证,只能骗骗识简化字、不识繁体字的读者。“杂”字是解放后新创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作“雜”,也可作“雑”,简化字“杂”是取“雑”的左半为“杂”,仍保留雑的音和义,以前的古籍和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杂”字。作者拿1950年代新造的简化字,同几千年前的“茶”字沟通论证,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证,真是象作者自己所标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

如果作者辩解说,他文中的“杂”即指繁体字的“雑”。“雑”的本义是色彩驳杂,其右半的“隹”是静止的鸟,指它的羽毛色彩驳杂,发“杂”的音,如此而已。雑的驳杂义,如杂志、杂家、杂文、杂乱、杂交等,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唯独没有“对森林的利用”的义,这是作者的“独创。

作者在另一段中说“茶之音为古越语,则杭为越人。”所谓茶之音为古越语,已经驳正如上,接着这“杭为越人”更犯有常识性错误。“杭为越人”当然指杭州人是古越人后裔的意思。作者似乎对杭州的地理历史毫无所知。杭州的诞生与西湖密切相关,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1860--1850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杭州的繁荣开始于唐,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杭”与“航”同音同义,指过渡的地方,古代人是在这里渡航到南岸肖山的。2500年前的吴越国时期,吴国都在苏州,越国都在会稽(绍兴),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在杭州一带渡航钱塘江,故杭州的吴山不称越山。现在的杭州那时还是水面下的滩涂,那儿来的“杭为越人”?作者可以辩解说,所谓杭为越人是指广义的杭州,包括今富阳、肖山、余杭在内,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上面已说过,秦灭越后,古越人经历各种斗争变故,业已完全与汉族融合,不管是狭义的或广义的杭州,称“杭为越人”都不能成立。即令杭为越人可以成立,那末,“苏为越人”、“绍为越人”、“姚为越人”、“宁为越人”…都可成立,“杭为越人”并没有专利权。新晨

由于“畅想”一文的论证特点是东拉西扯,譬如说什么“从茶诞生于森林来说,杭州自古流傳着龙井茶祖与十八颗茶祖树传说,是茶祖崇拜的信仰解释部分…实即茶图腾原始宗教《圣经》遗存。…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杭州的确曽有原始的茶图腾崇拜存在,…从茶图腾、原始茶到最早的茶与茶釜、擂茶缽与擂茶等,杭州已经卓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看了这些奇谈怪论,从心所欲的“考古”和“论证”,笔者实在不想、也没有能力跟着它一一质疑,只好到此为止。

日本茶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 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 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 sinensis 。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 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 ?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梦使?奈锟脊潘??盟??疽辉俑嫠咚?馐浅醪郊?ǎ?豢删菸??垡?谩5?冻┫搿返淖髡呒岢肿魑?枳右?茫??哉馐掠肟脊潘?薰兀?恰冻┫搿纷髡吒鋈说募?狻R藕兜氖牵?冻┫搿纷髡卟蝗ブ室苫蚓勒?脊潘?募?ǎ?炊?魑?隙ㄒ谰荩?⒋蠹臃⒒樱?钥脊潘??桓已浴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 sinensis 外,还有c. japonica,c. cuspidata,c. fraterna,c. lucidissima,c. chekiang-oleosa 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蠹?ㄎ?隙埂⒒ㄉ?⒅ヂ椋?罄淳勒?┫抻谄???饫锊灰灰痪倮?樯堋2还?枰?赋龅氖牵?罅间境鐾林肿蛹?ǖ氖?螅?堑ゴ康募?ㄋ?讲还唬??ㄈ硕员患?ㄎ锩挥邢热胛?鞯闹鞴垡馔肌6?俺┫搿弊髡呦匀皇潜ё抛匪莶栉幕?赐罚?皆缭胶玫南敕ǎ?桃舛ǖ髯臃⒒拥摹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釜,种类繁多,有大口的,小口的,平口的,??诘模?淖植糠纸??枪槟晌?型、18亚型、28式(218页),《畅想》对这些都不过问,只认定那个破釜是“茶釜”做文章。

无独有偶,《畅想》在另一段文字中还指出“从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中出土了最早的擂茶?来看,吾中华饮茶是诞生及成就于杭州湾一带的。”陶釜出土了,就定性为茶釜,陶?出土了,又定性为擂茶?。文物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肯定的陶器用途,到了《畅想》作者手中,马上定性为茶釜和擂茶?!多么干脆俐落 。

关于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畅想》作者说他是“通过以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才认识到:“茶是诞生于森林中的,所谓‘茶’(古越语读若zo),最初其实是指‘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含意。因此,起初不仅许多食物与草药作‘茶’,就连房屋等也称为‘茶’,如‘舍’(古音so)等,即‘茶’之遗呼。同样,‘船’在古时又称‘槎’,也是茶之遗呼。”这真是一段绝妙的语言学和文字考证结合的论证,下面单就所谓古越语茶“zo”和“杂”的妙解提出质疑(舍和船的错误类似,从略)。

先要问作者怎样知道古越语的“茶”发zo音?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还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是引用他人的研究,应注明研究者和文献的出处;若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什么不说明这"zo"的音是怎么得出来的?否则,读者怎么能轻易就相信?所谓古越语当然指2500年前春秋时的吴越国人说的语言(吴语和越语相通)。古越语与中原夏语根本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楚灭吴和秦灭楚越以后,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不愿迁徙的越人往东逃到沿海岛屿,(小部分更渡海去了日本)被称为外越;留下来的越人逃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深山密林里,被称为山越。北迁的越人最早和汉族融合,山越和外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唐宋文献不再有山越的记载了)。

古越语汉化后,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南和闽西北,约有 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所以古越语是已经消失的语言,谁也没有听过古越语。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因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故只有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

现在的苏州话和温州话称茶为 zo ,这个“zo”音,在普通话里没有,在字典里也没有收。因此,笔者怀疑“畅想”作者所说的古越语称茶为 zo,是误以吴方言为古越语。古越语有极个别词的音,还保留在现在的日语里,那是古越人东渡日本带去的,典型的如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而现在的吴方言称稻为dao,同普通话差不多,和古越语完全是两码事。古越语保留在汉语里、用汉字标音的也不少,但都是人名和地名的发语词,如人名“勾践”、“勾吴”之勾,及地名“姑苏”、“无锡”、“芜湖”、余姚”之姑、无、芜、余等,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有音无义。同样,“ィネ”之“ィ”也是发语词,“ネ”才是稻。如果古越语称茶为“zo”,试问发语词在那里?总之,《畅想》以吴方言之"zo",冒充古越语,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但这种“论证”对于没有历史语言常识的人,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欺骗性。

更为好笑的是,《畅想》作者说茶“最初是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遗意”,这种文字游戏论证,只能骗骗识简化字、不识繁体字的读者。“杂”字是解放后新创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作“?”,也可作“?”,简化字“杂”是取“?”的左半为“杂”,仍保留?的音和义,以前的古籍和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杂”字。作者拿1950年代新造的简化字,同几千年前的“茶”字沟通论证,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证,真是象作者自己所标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

如果作者辩解说,他文中的“杂”即指繁体字的“?”。“?”的本义是色彩驳杂,其右半的“隹”是静止的鸟,指它的羽毛色彩驳杂,发“杂”的音,如此而已。?的驳杂义,如杂志、杂家、杂文、杂乱、杂交等,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唯独没有“对森林的利用”的义,这是作者的“独创。

作者在另一段中说“茶之音为古越语,则杭为越人。”所谓茶之音为古越语,已经驳正如上,接着这“杭为越人”更犯有常识性错误。“杭为越人”当然指杭州人是古越人后裔的意思。作者似乎对杭州的地理历史毫无所知。杭州的诞生与西湖密切相关, 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 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 1860--1850 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 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 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杭州的繁荣开始于唐,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杭”与“航”同音同义,指过渡的地方,古代人是在这里渡航到南岸肖山的。2500年前的吴越国时期,吴国都在苏州,越国都在会稽(绍兴),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在杭州一带渡航钱塘江,故杭州的吴山不称越山。现在的杭州那时还是水面下的滩涂,那儿来的“杭为越人”?作者可以辩解说,所谓杭为越人是指广义的杭州,包括今富阳、肖山、余杭在内,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上面已说过,秦灭越后,古越人经历各种斗争变故,业已完全与汉族融合,不管是狭义的或广义的杭州,称“杭为越人”都不能成立。即令杭为越人可以成立,那末,“苏为越人”、“绍为越人”、“姚为越人”、“宁为越人”…都可成立,“杭为越人”并没有专利权。

由于“畅想”一文的论证特点是东拉西扯,譬如说什么“从茶诞生于森林来说,杭州自古流?髯帕??枳嬗胧?丝挪枳媸鞔?担?遣枳娉绨莸男叛鼋馐筒糠帧?导床柰继谠?甲诮獭妒ゾ?芬糯妗!?庑┒汲浞种っ髁撕贾莸娜??性?嫉牟柰继诔绨荽嬖冢??硬柰继凇⒃?疾璧阶钤绲牟栌氩韪?⒗薏枥?与擂茶等,杭州已经卓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看了这些奇谈怪论,从心所欲的“考古”和“论证”,笔者实在不想、也没有能力跟着它一一质疑,只好到此为止。

日本茶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我国饮用茶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神农氏,茶叶是中国的国饮,中国人有“来客敬茶”的传统习惯,“茶”属于“开门七件事”之一,在民间有“茶祖节”的习俗。茶文化正是中国树立文化产业特色,区别于其他各国文化产业的重要标志。然而,茶文化在中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倒是邻国日本却将茶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以免再次出现中华传统被别国剽窃的现象。

(一)培养茶文化人才是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竞争的需要

知识经济时代,各种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优胜劣汰。茶文化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片之一,提高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中的影响力。

(二)培养茶文化人才是社会沟通发展的需要

老舍先生在谈到其话剧作品《茶馆》时曾说到:“茶馆里人来人往,汇聚了各色人物、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在古代,既有文人士大夫会友于茶馆,也有商贾老板谈生意于茶楼,更多的中下层市民将茶馆作为聚集休闲之所。近现代以来,人们通过茶馆聊天聚会、娱乐休闲,达到沟通交流、了解信息的目的。由此可见,茶馆成为社会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公共场所。

(三)培养茶文化人才是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需要

中国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由茶圣陆羽所著的最早的茶专著《茶经》也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茶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饮茶器具、民俗、行为、舞蹈和儒家思想相融合,形式推陈出新,内涵不断丰富。一方面,我们要继承传统茶文化,使其得以传承;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尝试让茶文化融入更多的近现代元素,使其发扬光大。

(四)培养茶文化人才是促进茶叶经济发展的需要

各种茶文化活动的举办,如茶文化节、茶艺大赛、茶具展览、茶叶博览会、国际茶文化交流会等文化活动,必然会吸引更多的人品茶、爱茶。这些文化活动能对茶文化起到交流、升华的作用,也可以把中国茶文化和茶叶推向市场,带动茶叶产业的经济效益。

二、传统茶文化人才培养的紧迫性

随着茶叶产业的不断扩大,茶文化日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整体来讲,我国茶文化产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茶叶产业的发展。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茶文化存在着散、乱、杂的现象。一些地方、企业各自为政,唯利是图、恶性竞争,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对茶文化的发掘和传承,随意杜撰、抄袭模仿,扰乱了市场环境,同时也降低了自身信誉。目前,我国茶文化人才培养存在以下问题。

(一)培养专业少

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专业设立了我国至今唯一一个茶文化本科专业,从2011年的招生计划来看,该专业每年招收六十名本科生。少数几个高职高专院校也在培养茶文化的专科学历人才。人才培养的数量显然不能满足茶文化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二)研究专著和论文少

从国内最大的购书网站当当网,以“茶文化”为主题搜索图书,只能找到113本图书;从CNKI上以“茶文化”为篇名搜索相关期刊论文,也只能找到2272条搜索结果,其中CSSCI中只有78条记录。

(三)茶文化高端人才少

与茶文化相关的职业目前仅限于茶艺师。茶艺师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五个等级。主要是对茶艺操作和沟通交流的能力考查,而在茶艺方面创新性的高端人才在我国仍然缺乏生长的土壤。

三、茶文化人才培养的保障机制

(一)外部保障机制

1.政策支持政府部门应该重视茶文化人才培养的战略地位,为茶文化专业人才培养创造有力的政策环境。从人才培养方面,在产茶大省的农业院校开展学历教育和应用科学研究,支持茶叶企业和研究院所定向培养茶文化专业人才。从人才应用平台方面,在旅游开发、外宾接待等场合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促进市场对传统茶文化人才的需求。

2.资金保障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方面讲,即使茶文化人才的培养在短期内看不到经济效益,也必须坚持和发展下去。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资金投入。包括人才培养经费、课题研究经费和适当的企业补助等。只有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传统茶文化人才,才能正向激励茶文化研究人员和支持茶文化发展的企业。

3.社会支持茶文化的研究和相关人才的培养不是自娱自乐,不能闭门造车。它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单纯地实现文化传承,而是要走向社会、面向市场、实现价值,促进和推动茶文化产业以及茶叶产业的繁荣发展。所以,茶文化人才培养需要获得社会的支持。高等院校必须走出去,与茶叶企业或行业协会等进行深度合作,共建茶文化研究中心、课题小组,采取项目合作的形式,更好更快地把学校的学术成果转化为产品。

(二)内部保障机制

1.活跃茶文化的科学研究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茶文化研究严重缺乏学术性乃至严肃性,自科学者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茶文化方面,人文学者也没有把实践操作与学术研究联系开来,这就导致茶文化一直处于被动的传承阶段,而几乎没有学术创新。要培养传统茶文化的高层次人才,把高层次人才留在传统茶文化领域,就必须活跃传统茶文化的研究氛围,以学术研究带动人才培养。

2.创新课程体系

农业院校可以在茶学专业加大对茶文化相关课程的教育力度,将原有的选修课升格为必修课。也可以在全校开设茶文化和茶艺方面的公共选修课,让学生了解茶的故乡在中国,充分了解中国传统茶文化,学习茶艺。一方面能够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3.创新能力的培养

茶文化属于应用学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但要注重理论的掌握,还要强调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多方位培养茶文化发展所需创意设计、茶艺表演、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复合人才。

日本茶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我国饮用茶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神农氏,茶叶是中国的国饮,中国人有“来客敬茶”的传统习惯,“茶”属于“开门七件事”之一,在民间有“茶祖节”的习俗。茶文化正是中国树立文化产业特色,区别于其他各国文化产业的重要标志。然而,茶文化在中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倒是邻国日本却将茶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以免再次出现中华传统被别国剽窃的现象。

(一)培养茶文化人才是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竞争的需要知识经济时代,各种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优胜劣汰。茶文化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片之一,提高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中的影响力。

(二)培养茶文化人才是社会沟通发展的需要老舍先生在谈到其话剧作品《茶馆》时曾说到:“茶馆里人来人往,汇聚了各色人物、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在古代,既有文人士大夫会友于茶馆,也有商贾老板谈生意于茶楼,更多的中下层市民将茶馆作为聚集休闲之所。近现代以来,人们通过茶馆聊天聚会、娱乐休闲,达到沟通交流、了解信息的目的。由此可见,茶馆成为社会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公共场所。

(三)培养茶文化人才是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需要中国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由茶圣陆羽所著的最早的茶专著《茶经》也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茶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饮茶器具、民俗、行为、舞蹈和儒家思想相融合,形式推陈出新,内涵不断丰富。一方面,我们要继承传统茶文化,使其得以传承;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尝试让茶文化融入更多的近现代元素,使其发扬光大。

(四)培养茶文化人才是促进茶叶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种茶文化活动的举办,如茶文化节、茶艺大赛、茶具展览、茶叶博览会、国际茶文化交流会等文化活动,必然会吸引更多的人品茶、爱茶。这些文化活动能对茶文化起到交流、升华的作用,也可以把中国茶文化和茶叶推向市场,带动茶叶产业的经济效益。

二、传统茶文化人才培养的紧迫性

随着茶叶产业的不断扩大,茶文化日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整体来讲,我国茶文化产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茶叶产业的发展。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茶文化存在着散、乱、杂的现象。一些地方、企业各自为政,唯利是图、恶性竞争,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对茶文化的发掘和传承,随意杜撰、抄袭模仿,扰乱了市场环境,同时也降低了自身信誉。目前,我国茶文化人才培养存在以下问题。

(一)培养专业少

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专业设立了我国至今唯一一个茶文化本科专业,从2011年的招生计划来看,该专业每年招收六十名本科生。少数几个高职高专院校也在培养茶文化的专科学历人才。人才培养的数量显然不能满足茶文化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二)研究专著和论文少

从国内最大的购书网站当当网,以“茶文化”为主题搜索图书,只能找到113本图书;从CNKI上以“茶文化”为篇名搜索相关期刊论文,也只能找到2272条搜索结果,其中CSSCI中只有78条记录。

(三)茶文化高端人才少

与茶文化相关的职业目前仅限于茶艺师。茶艺师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五个等级。主要是对茶艺操作和沟通交流的能力考查,而在茶艺方面创新性的高端人才在我国仍然缺乏生长的土壤。

三、茶文化人才培养的保障机制

(一)外部保障机制

1.政策支持

政府部门应该重视茶文化人才培养的战略地位,为茶文化专业人才培养创造有力的政策环境。从人才培养方面,在产茶大省的农业院校开展学历教育和应用科学研究,支持茶叶企业和研究院所定向培养茶文化专业人才。从人才应用平台方面,在旅游开发、外宾接待等场合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促进市场对传统茶文化人才的需求。

2.资金保障

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方面讲,即使茶文化人才的培养在短期内看不到经济效益,也必须坚持和发展下去。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资金投入。包括人才培养经费、课题研究经费和适当的企业补助等。只有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传统茶文化人才,才能正向激励茶文化研究人员和支持茶文化发展的企业。

3.社会支持

茶文化的研究和相关人才的培养不是自娱自乐,不能闭门造车。它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单纯地实现文化传承,而是要走向社会、面向市场、实现价值,促进和推动茶文化产业以及茶叶产业的繁荣发展。所以,茶文化人才培养需要获得社会的支持。高等院校必须走出去,与茶叶企业或行业协会等进行深度合作,共建茶文化研究中心、课题小组,采取项目合作的形式,更好更快地把学校的学术成果转化为产品。

(二)内部保障机制

1.活跃茶文化的科学研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茶文化研究严重缺乏学术性乃至严肃性,自科学者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茶文化方面,人文学者也没有把实践操作与学术研究联系开来,这就导致茶文化一直处于被动的传承阶段,而几乎没有学术创新。要培养传统茶文化的高层次人才,把高层次人才留在传统茶文化领域,就必须活跃传统茶文化的研究氛围,以学术研究带动人才培养。

2.创新课程体系农业院校可以在茶学专业加大对茶文化相关课程的教育力度,将原有的选修课升格为必修课。也可以在全校开设茶文化和茶艺方面的公共选修课,让学生了解茶的故乡在中国,充分了解中国传统茶文化,学习茶艺。一方面能够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3.创新能力的培养茶文化属于应用学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但要注重理论的掌握,还要强调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多方位培养茶文化发展所需创意设计、茶艺表演、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复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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