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2 02:02:15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1

开始于2006年10月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经过双方学者的努力,于2010年1月31日公布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这份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包括“古代・中近世史”和“近现代史”部分的中日双方学者的各13篇文章。就3年多来首次公布的研究成果,我刊采访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教授。

《世界博览》: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开始的过程中,有些日本媒体认为这次中国选择的是社科院和北大组成的党指导下的研究集团,日本选择的是靠近自民党的政治史、外交史学者为主的集团,共同研究的学术价值很难认定。您如何评价此次共同研究的学术性?

步平:有些日本媒体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包括中国的学术研究。不过,我们可以看一看报告书之后,日本一些偏重实证研究的学者关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评论,比如《日中战争史》的作者秦郁彦说:“中方报告始终引经据典根据史实关系记叙,比起以前那种始终谴责日本的诱导舆论意味很强的历史论文比起来,感觉有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历史研究和公开的自由程度大大提高了。”所以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回答。

我一直强调中日历史问题是政治判断、学术研究和民众感情三个层面交错的问题,这三个层面既不完全分离也不完全重合,学术研究问题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学者更主要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问题,需要遵循学术规范,这次报告书的结果证明大家是从学术角度来研究的。这一点与来自北大或社科院似乎没有关系。

《世界博览》: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只有近现代史的研究,古代史研究方面相对薄弱,这种情况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里有表现吗?

点评:我们的文章都已经发表了,大家都可以看,不能笼统说薄弱。应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世界博览》:我国的古代史研究相对近代史来说显得薄弱吗?

步平:我个人认为不存在这种情况,中日学者之间这样深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这次和以前都存在的问题是一开始我们的对话没在一个层面上,但并非哪一层面高或哪一层面低的问题。深入的对话,需要长一点时间的磨合,比如说,我得了解对方的话语体系,对方也得了解我的话语体系,这样才能对话,否则的话可能就是各说各话,我觉得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古代史也是这种情况,不能判断说谁的更高,谁的更学术。除非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

《世界博览》:我们有很辉煌的古代史,对日本的影响又那么深远。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我们要不要强调这一面呢?

步平:我不觉得需要特别强调,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外来的影响,同时又有自身的独特性,这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基础,日本和中国都是这样。当然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汉字、儒教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影响,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因此就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亚流”也不科学,日本学者不赞成这个观点,实际上我也不赞成,我们也没必要用这样的观点来判断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尊重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换个角度,如果日本过分强调独特性而否认中国的影响,这也是不对的。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强调我们的文化如何影响日本,“灌输”方式效果并不好。我觉得日本人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可能更好。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存在天然的感情,倒退到一百年前,不懂日文的中国人照样可以和日本人交流,可以用文言笔谈。那一时代日本人的文言水平相当好,那不就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吗?尊重与重视中国文化影响的倾向,这些年确实有些变化,日本人开始强调自身的独特性了。这部分原因是因为中日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近代以来,日本比中国强势,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中国,所以他们不觉得承认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什么问题,因为日本处于优势地位。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一些日本人感到有压力,有一种很焦虑的心态,所以担心如果总强调中国的影响,而不强调日本的独特性,日本人就越来越没有自信心。这也是近年来日本国内的“自由主义史观”、历史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抬头的社会背景。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扎扎实实研究历史的话,日本人会注意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近代的情况是日本文化对中国很有影响。在我们这次近代部分的研究中,我们特意设了一个题目: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近代留日热。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很多人去日本留学,因为离得近、花费少、文字上有相通之处。我们近代用的很多语言实际上都是从日本过来的,比如民主、自由、反省、觉悟等词。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可能超过一半的近代词语是从日本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是通过日本到中国,日本是中国革命者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对于我们在近代部分列了这样一个题目。有的日本学者非常惊讶,也很感动。我们应该承认这段历史。不管古代也好,近代也好,历史研究就要尊重历史事实。

《世界博览》:虽然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两国政府委托进行的。但还是学术上的研究,那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经过这几年的共同研究有什么突破吗?您能举出具体事例吗?

步平:这次的共同历史研究不是要追求学术上多么大的突破。以前两国有争论、有争吵,现在两国学者首次坐到一起来研究,坐到一起之后首要的问题是把各自的主流观点整理清楚了,告诉对方。所以我们首先确立了共同题目,各自写了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主流学者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互相交换了论文,让各自了解。就各自的论文来说,谈不到特别大的突破,但是我认为最大的突破是双方学者坐下来的交流。现在我们发表的论文,实际上是我们双方经过了几个回合的交换论文、听取意见并修改后提出来的,部分采纳了对方的意见。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比以前各说各话已经是非常大的突破。这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在走出这一步后,我们才有可能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取得突破。

《世界博览》:在学术交流过程中,您觉得中日学者在方法论方面有何异同?

步平:实际上中日学者遵循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历史研究的方法。首先要尊重史实,用事实说话,这一点中日学者都没有什么分歧。在具体的问题上,我可能用我掌握的史料来说话,对方可能使用对方掌握的史料来说话,可能不一定立即达成一致意见,需要慢慢来解决,如交换资料,交流认识,以后才能达成共识。

另外,方法论的差异还表现在对史实的判断上。史实只有一个,但你从你的角度看,我从我的角度看,这就涉及到观察方法。有的学者可能注重对具体事件过程的分析,有的把所有事件联系起来之后,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如我们研究近代

以来的中日关系的时候,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结合日本早已经划定的生命线和利益线,我们会认为近代日本一步步走向侵华的道路,是其实施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这是我们的观察方法。而日本学者虽然承认这个过程,但是他们会比较关注事件的具体过程,比如“九・一八事变”确实导致侵占中国东北的结果,但是他们关注当时日本的各种声音,比如外务省与军部的观点不同。我认为:首先需要承认基本事实,对于具体事件的判断不一致,并非都是中日学者间的分歧,其实在中国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看法,日本国内也是如此。我认为这种不一致可以长时间存在,有的涉及历史观的问题。从国际学术交流的角度看,我们不一定要强求历史观的一致,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唯一的一种观察方法,我们可以通过长时间的交流,相互了解或理解对方的观察方法,也许会长时期存在一种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状态。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历史事实的确认。

《世界博览》:既然都尊重史实,那这次双方的主要争论点在哪里呢?

步平:这次报告出来之后,你看看双方的文章会发现,双方的争论点其实有许多,并不容易简单归纳,有些媒体抓住某些表面上的差异做文章,其实并没有抓住真正的问题,缺少冷静的,客观的思考和报道。我们用那么多的时间,经过反复讨论写出论文,而有些人用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看过之后就给出评论,这样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我希望大家仔细看看。

在南京大屠杀的数字这个问题上,中方学者列举了南京审判和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上的数字,即30万以上和20万以上。日方学者还列举了日本学者的研究结果,包括几万到十几万这样的数字。日本的一些媒体有意抹杀双方学者就“大屠杀是存在的”这一点达成的共识,也不报道学者关于大屠杀产生的责任和原因的追究,偏要把数字问题提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有历史背景的。因为以前日本的右翼就想证明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在没办法否认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就故意在数字准确性上做文章,其逻辑是:数字不精确,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就是虚构的。这样的逻辑其实是设置了一个陷阱,应当警惕。当然,强调某些数字是无可置疑的也不是学术研究层面上的科学论断。我们的共同研究报告希望引导大家去冷静思考,为思考历史问题提供一个平台。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学术研究的基础来调控自己的感情的话,对话与相互理解就容易一些,也就能增进双方的理解。学者不能说是先知先觉,但至少在历史资料的掌握上有一定的优势,其责任就是给大众的历史认识提供科学的依据。

《世界博览》:有人指责日方团队有几位学者实际上是自民党的智囊,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主要从政治上考虑,而非学术的。您怎么认为?

步平:这和第一个问题有联系,学术背景和政治背景是有一定的关联,不能说学者没有政治态度,但共同历史研究要求学者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基本前提,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我觉得政治背景的问题不宜强调。现在文章都已经发表了,我认为需要就文章的内容来讨论,日本有的媒体也说中方的学者是政府选择的,没有自己的见解,故意把政府和学者对立起来,好像反政府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学者,这是什么逻辑呢?政府不是学术机构,其学术判断来源于学者的研究,也依靠学者的研究,是学者拿出研究结果。

《世界博览》:中日学者的学术背景也有差异?

步平:学术背景的差异表现在我们的学者大部分是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日方学者中有从事政治学的、法学的学者。中日双方学者在学术背景上有所不同,我倒觉得这种差异无可厚非,这段历史本来就是和政治有关联的,也和法律有关联,观察问题的角度更宽一些并非坏事。但研究历史问题,历史学者的观察角度与立场是最基本的。双方都在10名委员之外聘请了一些“外部执笔者”,这是为了弥补知识结构上的缺陷。

《世界博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遇到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有人说其一来自社会制度和现代化过程之差,其二来自历史学方法论。您怎么看。

步平: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判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之前,首先要研读双方的研究报告。另外,现在的研究报告是“各自表述”,并不要求建立同一的认识,毕竟是学术研究,需要尊重学术规范。

《世界博览》:这次研究涉及到很多政治问题,前面您也说过当两个国家的国家地位和实力发生变化的时候,国民意识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会发生变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也体现出当前中日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现实吗?

步平:学者的学术研究对历史局限性是要有所超越的,我觉得我们是有所超越的,包括超越自己。比如我们主动提出近代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留学热,日本学者也会注意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学者不应该带着强烈的感彩去研究历史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一直强调应当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世界博览》:说到感彩,在这次学术研究中,日方学者中是否存在歧视亚洲国家的倾向?

步平:在这次共同历史研究中没有。近代以来,中、日、韩和其他亚洲国家是同时起步的,大家都面临西方列强的压迫。不过日本最早摆脱了被动地位,通过明治维新、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成为了亚洲强国,这让日本人自信心膨胀,不断强调日本的所谓“优秀”,形成了“民族差别意识”。日本战败之后,日本国内不断反省走向战争道路的原因在哪?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民族差别意识”。相当多的日本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有意识地推动日本反省这个问题。日本战后的确是反省了。首先反省日本为什么战败了,进而反省为什么走向战争道路了,再进一步反省为什么不能早日结束战争。但是这样的反省是有问题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才开始反省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角色。而在这之前,日本人反省的角度是自己在战争中的受害,比如东京空袭,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日本人发现,美国轰炸越南造成那么大灾难,与当年日本给中国、朝鲜造成的伤害没有区别,所以,日本应该也是加害者。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反省到现在还没完成,没形成社会的整体意识。但是这次日本学者的文章,对加害者的问题还提到并强调了。当然不能说“民族差别意识”已经完全被消灭了。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些偏见迟早会被彻底抛弃。这不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遇到的主要问题。

《世界博览》:在这次共同研究中有没有遇到资料的问题呢?中日双方在使用资料上有没有什么偏颇。如何在资料短缺的情况下再现历史的真相?

步平:现在双方在史料的使用上,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战后日本资料的毁坏和销毁这部分是客观存在的,比如日本731细菌战部队的资料,比如说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的资料等,这些方面的资料日本学者也正在要求日方公布,但是日本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还不知道,目前我们在他们的档案馆里很少能找到。被美国拿过去的那一部分资料,还是开放的,现在这些资料有的在美国,有一部分已经返还给日本,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最成问题的是日本战后或者是战败时销毁的那一部分。如果在中国战场上的和在日本国内的资料都毁掉的话,那就再也看不到了,这部分史料确实是问题,但对第一阶段共同历史研究还没有形成特别大的问题。

《世界博览》:中国学者使用日本方面的史料很多吗?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 多元化转向 文化学转向 微观转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6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诞生、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导致了生产结构、阶级结构的一系列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经济危机频繁、政治动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的精神世界迷茫、价值虚无。为此,后现代主义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对当前新的历史境遇进行了阐释。

视角的多元化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总体趋势

后现代主义者在认识论上赞成尼采的视角主义,提倡视角的多元化与差异化,反对研究任何事物一元化、绝对化和权威化,认为对世界的任何解释都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标准,应该运用多视角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实施的全面无意识监控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阐释。

米歇尔・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从癫狂、临床医学、现代规诫和性等不同视角对现代性的话语与制度及其对人们实行的规训和惩戒方式进行了描述。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对17世纪时法国总医院的建立及比塞特尔收容院带镣囚禁者解放事件的考察,认为这里的疯癫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统治者根据西方的理性文化通过否定性机制实现对非理性的控制,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理性对人们的监控已经不仅仅是在军队和生产领域,而是渗透到医院、监狱、学校、家庭等几乎各个日常生活领域①。统治阶级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隐秘的、复杂的、地下监禁机制在这些领域中树立自己的话语霸权,从而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控制。

吉尔・德勒兹运用迥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未来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一切都要通过交换进行,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正是“资本主义消解了前现代世界的联盟和依附关系,扫清了限制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过对前现代世界‘犬儒式’的去圣化,因而极大地扩展了‘解码’过程”②。这种革命性使得资本主义冲破了以往社会的编码,社会生产、市场和资本积聚的膨胀,带来了财富的疯狂增长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将它们‘再辖域化’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以一种‘极端严格的通则’取代了质性符码,从而量化地管理和控制所有的‘被解码’之流”③。这就导致在充满人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为人们带来所希望的幸福和自由,而是被更隐秘的辖域化和控制。因此,德勒兹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压抑,挖掘新的革命主力,并试图将现代社会引向自由的游牧部落式社会―一个人们可以摆脱一切法律、制度、国家规则的束缚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一个没有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且平滑、无规则、无中心的开放空间。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空间中纵横驰骋,他们形象地称之为“千高原”。

视角的文化学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主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化,文化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生活当中,小说、诗歌、戏剧、广告等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社会运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切都是文化的,一切都被冠之以文化的标志。社会的政治问题亦成为了文化问题,正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开始“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④,更多地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发展的原因及归宿。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通过分析19世纪欧洲主要历史哲学家的著作,确定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确定用来证明史学思想的可能理论。海登・怀特抹煞了文学与史学的界限,认为在历史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本质是语言学的深层次结构性内容。这些结构性内容通过四种主要的诗性话语模式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加以描述,并预构历史领域,说明该领域“实际发生了什么”。海登・怀特认为,“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历史已经逝去,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重复物理事件一样再现和复原,人们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东西来研究它。任何关于历史事件的描述都是在人们原有的价值选择框架下进行,有多少种价值选择就会有多少种阐释。因此,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历史。人们只能选择认同关于历史的叙事或者经过人们阐释和改变过的历史。这样,海登・怀特就从文学的角度解构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从而影响了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文化学特别是大众文化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詹姆逊认为,随着当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弱化,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种显性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正是以一种神秘的状态渗透于文学、宗教、艺术等领域,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切文化和文本都是政治性的,都潜藏着个人的政治欲望和阶级话语。任何文学中都渗透着政治思想,都在一定程度对社会进行阐释和反思。在此基础上,詹姆逊认为:“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⑤也就是说,由于历史的“缺场性”导致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清晰可见的事实领域。我们对于历史的接触和了解必然要通过文本的形式。但是,“在各种高度发展的现代主义文本中,政治不再是可见的了,政治正如在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表象世界内一样不再清晰可见,它被累积的物化无情地驱赶到地下,最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无意识”。⑥这就导致如果我们不能够透过文本去探寻文本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真正内涵,就无法认识真正的历史。

视角的微观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

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往往预先选定特定的宏观主题如国家、阶级、革命等,关注的是民主、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基础、反中心主义,导致了后现代的哲学家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时,抛弃了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意识形态等宏大的主题,抛弃了纯粹的理论思辨,转而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人们的微观社会生活领域中来,进而从社会的不同层面揭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压制和奴役。

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其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权力问题本不新奇,然而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理解,将权力看作是国家阶级统治推行其政策的工具,看作是一种影响、控制他人或组织的力量。福柯开始注意到权力在微观领域的作用,是始于1968年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运动。“五月风暴”中草根层斗争所展现出的力量使福柯认识到,在权力体系中,统治权虽然具有高高在上的崇高地位,但却只是庞大权力体系的一角。在宏观权力大厦之下还有许多隐蔽的、不为人知的支点,仅仅看到政府和国家机器后的统治阶级是不够的。权力具有更为广阔的外延,医学、教育、建筑、宗教,在所有这些往往被传统权力所忽视的地方都存在着权力的影子。因此,在权力问题上应该从最细微的机制入手。

让・波德里亚在其导师列斐伏尔的影响下,从人们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最熟悉的“物”开始,开启了基于日常大众生活的大众消费文化研究。在《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写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后福特主义的出现,使得生产领域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并最终形成了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波德里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谈论物,但并不从物的功能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而是考察了物从功能性到非功能性,再到技术之物和符号之物的演变过程。波德里亚认为物不仅本身具有“一般”,而且具有超越于“―般”的特征,即物品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突出的符号。“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⑧这就意味着人们并不在意商品自身对人的物质满足,而是将商品当作一种进入某一理想社会团体的跳板,当作彰显自己社会地位或阶层的标志。如此一来,人们总在参照之中消费,在参照中确定自己。然而人们越是这样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越是感到一种不安全和不稳定,更深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更加疯狂地去消费,消费永无止境。人们不再是决定消费的主体,而是被消费所异化,被消费所控制。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通过消费这个符号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对人们的最终控制。

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的启示

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对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化具有多重启示意义。

第一,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扩展了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空间。后现代主义者描述了被许多传统社会历史理论所忽视的微观现象和边缘现象,肯定了过去常常被宏大叙事所压制的差异性、多样性。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视角更趋于多元化。不同的个人经历、学科背景使得后现代主义者们从不同的主体立场对后现代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现象和存在问题进行解读,摧毁了既有学科之间的界限,如波德里亚从大众媒体等技术角度对政治、日常生活的统治方式进行阐述;福柯从现代性制度及话语特征角度对资本主义对主体进行规范和惩戒的方式进行系谱学分析;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批判继承精神分析学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欲望生产理论,等等。这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使人们能够对社会现实的不同层次与领域进行相对自主的分析,从而更加精确地描述当前的时代,产生对社会有价值的思想。

第二,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文化学转向,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落脚点。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角度,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的新变化,与时俱进,认识到文化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社会历史理论,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既要坚持传统的宏观视角,又要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对社会发展的文化方面的研究,根据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充分意识到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认识到文化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对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自觉从文化角度加以分析,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第三,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揭露了社会历史理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某种联系。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注重于宏大叙事的研究,有预先设定的主题,这使得我们能够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规律性东西得到清晰的掌握。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启示我们,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人们的关注点从国家、政治、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转移到微观世界,转移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关注社会的主流群体,在社会阶级关系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也开始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于人类解放和自由这个问题,也从传统的生产领域转移到社会细微之处。这种注重社会实践并用理论及时作出回应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点,既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要注意宏观问题与微观世界相统一,要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换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学转向导致了历史客观性的消解及意识形态敏感度的丧失;对于微观领域的关注,使得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不能够阐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未能对资本主义的当展做出深层次的探讨;另外,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仅仅肤浅列出了各种社会现象,如波德里亚从技术角度来看待各种媒体,而没有挖掘媒体出现的深层原因;福柯仅仅从话语的角度对权力进行分析,并没有对社会的发展做出深层次的剖析,没有分析各种现象产生联系的原因和相互关系。

总之,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突破了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传统视角,从宏观的政治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了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理论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中存在的明显不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才能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我国的唯物史观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对我国青年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YJA710019)

【注释】

①[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48页。

②③[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99页,第99~100页。

④[美]格奥尔塔・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⑤⑥[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6页,第267页。

⑦⑧[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第48页。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3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Musikder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

另外,亚洲地区尚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研究者一般只能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确地把握亚洲古代音乐历史状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以上主要对亚洲地区的音乐史料及音乐研究状况,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个归纳和综述,限于自己的外语水平及有限的资料只能做一个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国的音乐文化与亚洲各国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间的交叉、渗透都交织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流动关系,因此笔者在执笔此文时的一个主导思考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时候不能忽视关注周边地区相互间的文化渗透和交叉现象,对周边地区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坊去方换育

@②原字汤去氵换日

@③原字左亻右耶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4

这种现状能否改变?我个人的回答比较悲观。因为在崇拜GDP和货币数量,重视感官享受与现实利益,忽视文化发展和人的精神品位的当下,过去长期被视为传统“显学”的历史学科早已风光不再,单凭历史文献学自身的努力不可能改变被边缘化的局面,而且现代学术的发展已经开拓了相当多的学术领域和门类,这一趋势并没有衰减,在学术领域不断拓展和扩张、知识分类处于漂移的状态下,传统学科的裂变、领地被蚕食、在知识结构中位置重组、甚至被边缘化也毫不足奇。即便没有发生学术研究领域的重大变化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也不意味着中国历史文献学今后不需自身的努力和改进,就可以维持现在的状态和规模。以下,对一个每天都与历史文献打交道,但基本是历史文献学门外汉的我,想借张舜徽先生曾经强调的“读无字书”为题,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从历史文献学的外侧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将来进行思考,下面的粗浅想法一部分超出了自己的学术训练,一部分是外行的隔靴搔痒,诸多不妥和错舛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有字书:“汉字帝国主义”

在讨论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论著中,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历史文献学处理的对象是王朝时期的文字记录,即自有甲骨文以来的各种材料记录的文字资料。这里所说的王朝,其下限虽为清朝,但除少数文献以外,清末以来的文字资料大多通俗易懂,通常在历史文献学研究整理的视线之外。

中国在约3500年间积累起来的文字资料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数量庞大。但几千年积累的总量实际上不如20世纪的后50年,甚至不如21世纪最初的10年之多。能留下的王朝时代的文字资料主要是各个时代的精英制作、整理的。留存至今的文字资料又多是经过人为筛选与处理,以及战火、自然灾害、风雨岁月淘汰过的。在人为的筛选过程中,文字资料基本纳入了经史子集这一传统分类框架中,经典受到特别关注。这些文字资料的内容当然包罗万象,但我们可以视其为社会精英的文化成果。

迄今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主要建立在由各个时代的精英俯视社会群氓以及仰视远古圣贤姿势下制作出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与文献整理中,汉字、古代汉语资料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元朝、清朝,我们也基本忽视了处于王朝和政权中枢位置的皇帝、大臣们的蒙古和满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在地理上位居边陲、历史上与中原王朝一直有极为复杂的战和、经济交易、文化交流关系的边疆地区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的研究整理似与中国历史文献学无缘,主要被归类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另外,汉译佛教在整个宗教史、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我们研究、整理的仍然是汉字资料,挑战梵文(Sanskrit)转换成古汉语过程的高难度研究或为仅见。在考虑过去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特征时,也许可以说,“汉字帝国主义”这一隐形的庞然大物实际上画地为牢,影响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整理的展开。

二、“六经皆史”与“日常性”结构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期这数十年,随着电讯技术、信息处理与传递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地区,普通的个人已不再受“君子德风,小民德草”这类身份与社会功能的认识局限而被忽视,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

互联网,尤其“博客”这种信息生产与传递形式的普及,一直被行政系统、法律制度以及经济成本等因素制约的文字、音声、影像等的发表,出版的大门在理论上已面向所有人敞开。无论社会、政治地位如何,无论受教育水准如何,在不超越道德伦理底线、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可以通过高速通信网络几乎零成本地发表自己创作/制作的文字、音声、影像作品。在这种被称为“总体表现”的时代,过去难以进入历史文献视野的极为个别的、普通的、具有隐秘的私人性,亦即过去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信息,如最近颇遭物议的《烟草局长日记》,自作自唱、自我表演的《私奔之歌》视频等,无论信息的主体主动还是受动,在一瞬之间通过互联网为数亿人共有,数十年默默无闻的邻家妇女苏珊也因互联网等媒体之力,一夜之间成为红遍全球的明星,这些“普通人”的相关信息无疑将成为后世研究我们这一时代的重要文献。一个由48位核心成员组成的日本美少女音乐团队的领导,既不经老板、经纪人指定,也不由48个成员互选,而是经由互联网,通过设置在东京、首尔、香港、台北等地众多会场的几百万爱好者的互动与现场投票决定,这一形式可能意味着俯视群氓与仰视神圣的时代一去不返,注重自己、关注邻人的平民视线愈来愈重要,地球开始真正成为我们每一个小小个体所共有的地球。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社会变动。

其实,早在20世纪前半期,以费弗尔、布洛克、布罗代尔等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就开创了多种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领域,强调总体史和社会经济史的意义,其中尤其注重历史细节和日常生活的研究。对细节和日常性的重视,意味着与普通人相关的文字资料等被大量发掘和利用。年鉴学派以来的历史学得到多样性展开,很多新的领域和内容受到重视,如景观史。“风景史”这种难度很高的领域也因与自然条件、日常社会经济活动的地理与人文环境的相关性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5

摘要:随着西方社会性别论尤其是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历史与社会性别”概念的传入和影响,日本女性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这时期学界最令人注目的领域之一。其研究成果构建了“性・身体・生殖论”、“近代以前家族史”、“近代家族论”等研究领域。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在社会性别维度和视角下展开的。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3-0059-07

Research on Japanese Women's History

ZHANG Li-hua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th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Province, China)

Keywords: Japanese women's history, gender, scope of analysis, gender role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gender, especially Joan Scott's conception of histor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encouraged the opening of new areas for research on Japanese women's history. This research has grown rapidly and produced works on "sex, body and reproduction" "pre-contemporary family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family history". These research products have nearly been develop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gender.

随着西方社会性别论尤其是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历史与社会性别”概念的传入和影响,日本女性史研究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成为这时期学界最令人注目的领域之一。它扩宽了学者的视野,扩大了日本女性史研究课题的版图,研究方法具有了学际性倾向,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为了对日本女性史研究的全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此,以时间为基轴对其研究尤其是导入社会性别概念之后的发展变化作一个粗浅评述,以期对中国女性学发展有所裨益。

一、前期的研究概况

迄20世纪80年代止,日本女性史的研究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按时间顺序可分为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二战前由北山茂夫、西冈虎之助、井上清等执笔的《女性史研究》和高群逸枝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在西方第一波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其代表学者高群逸枝同时也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忠实参与和领导者。

第二部分包括两个方面内容:首先,战后为了明确男女平等的含义,由著名学者高群逸枝和井上清分别所著的两部《日本女性史》[1]及带刀代的《日本人》[2]成为其中的代表。高群的研究指出,日本的婚姻形式从妻访婚经过渡期的招婿婚到嫁娶婚的过程亦即母权制向家父长制的转变过程。尖锐地揭示了婚姻从分居到同居的变化。她关于母权制存在的设定以及中世(1192-1568年)嫁娶婚的成立导致了女性从属地位的主张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绝对性的影响。其次,战后的民主改革给女性解放带来了新希望,引起了学者对女性史的高度关注。除通史类研究外,由民主主义科学者同盟妇人研究会女性史小组所倡导的一系列活动,如对由女工书写的生活记录进行整理、书写母亲的运动、对庶民女性个人史的发掘等,也成为这时期的一大特点。60年代到70年代初,不论有名与否,出现了大量的自传、传记和战争体验记,由山崎朋子提出的“底边女性史”一词成了固定用语。80年代后期才引起史学界关注的所谓“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方法,这时期已被运用于日本女性史的研究中。其代表作有《黑暗 来自女矿工的采访》、《啊野麦岭――某制丝女工的哀史》[3]等。

第三部分则以村上信彦的论文“女性史研究的课题与展望”[4]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为核心。文中村上在对高群、井上的著作进行批评的同时,就女性史研究的方法论也提出了质疑。他的主张遭到了伊藤康子、米田佐知子和大木基子等的反论。高群以原始母权制的存在为前提,认为中世嫁娶婚的成立和女性继承权的丧失是导致女性地位下降的决定性因素。井上把女性的从属地位归于建立在家父长制基础上的国家权力体制,并指出私有财产的贫乏致使被统治阶层缺乏贯彻家父长制的愿望。而村上则强调了明治时期庶民阶层中家父长制存在的事实。显然,他们的争论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新论题,即对各阶层内家父长制形成的契机和存在状态进行详细研究的必要性。这场争论掀起了女性史研究的一个高潮。但是,当时的研究只是为女性提供的一部“启蒙”教材,还未被纳入史学领域,更没能冲击到史学本身的结构。

如上所述,当时的研究多以书写女性被压抑的历史状况,揭示导致女性从属地位的原因为主旨。这时的女性史受战后解放史观的影响,“在揭发女性被压抑的同时,希望通过近代思想的贯彻找到女性解放的可能性”。[5](P177)

二、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由日本女性史综合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日本女性史》[6]和《日本女性史研究文献目录》[7]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前者共5卷,是该研究会6年共同研究的成果,该书试图对各时代的不同社会结构中女性的存在状态进行剖析。至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为止,关于继承权、统治与被统治、共同体内社会关系及其构成单位“家”等的研究只以男性为研究对象。该书则以女性为视点,分阶层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论述。并在前言中提出了近代于女性之意义以及女性史独自的时代划分等问题,据此向传统的历史学提起了挑战。他们认为,束缚女性的性别角色规范不是封建遗制,而是近代的产物,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近代产业社会。1983年出版的《目录》收集介绍了1968-1981年日本女性史研究的所有成果。之后,该研究会把这种收集制度化,以5年为期对共同研究的成果进行整理,现已有5卷问世。此外,女性史研究的视野甚至延伸到了日本近代天皇制和种族歧视的双重结构――对北海道、冲绳、爱衣奴人(虾姨)、被歧视部落和朝鲜的研究――中。与从前以运动和个人史为中心的叙述方法不同,这一时期的研究引入了“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法,强调对女性日常生活进行描述的重要性,重新提起了生活史的叙述方法。其成果便是1990年出版的《日本女性生活史》。[8]至此,日本女性史成了日本史学界不容忽视的存在。

这时出现的很多女性史学者皆深受欧美“新女性史”的影响,他们认为,女性不是被历史所规定的被动的存在,更不是历史的受害者,她们也是历史的主体。并把批判的眼光投向了近代史,对以往女性史的解放史观、压抑史观提出了挑战。其核心理论还是“父权制”。“父权制”是用于解释女性从属地位的内容丰富的概念,它是包括家庭和社会在内的一整套的制度秩序和系统。

三、导入社会性别概念后的研究

1992年荻野美穗的《社会性别论与历史》[9]把后结构主义史学家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的“历史与社会性别”概念介绍到了日本。社会性别概念认为,两性差别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这概念很容易为一直把母性分为社会性母性和生物性母性来考虑的日本女性史学者所接受。无疑此概念的导入对日本女性史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1.关于社会性别概念

“Gender”(社会性别)源于拉丁语的genus或法语的genre,意为“同一系统或同一类人的总体”,在现代语法中表示“男性”、“女性”、“中性”。对Gender的再定义则源于性学者约翰・玛奈和精神分析学者R・J・斯托拉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玛奈在对所谓半阴阳男女和因事故失去生殖器的患者进行研究治疗,在表达包括到社会角色在内的性别概念时,想到了语法上的Gender。并证实性别是由生殖器官以外的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所规定的。[10](P44-61)斯托拉通过对性别同一的研究指出,雌、雄与男女的性别不一定是一致的,社会对性别意识的决定作用远强于身体的规定性。1975年玛奈与记者巴特里西亚・塔卡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性的署名》(Sexual Signatures)。该书打破了性别的生物学决定论,正式提出了作为社会、文化产物的Gender概念。同时,1975年盖尔・鲁宾在《女人交易》中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概念,试图寻找女性普遍受压迫的根源。她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性别制度界定为精神、人际关系、政治经济和历史的产物。她的观点很快赢得女性主义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成为各学科和社会运动的有效的理论工具。

1988年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在其著名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中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她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不仅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途径,而且是维护权力的方式。[11](P7-9)她的研究在西方社会两性关系的基础上,总结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女性史研究的经验和女性主义发展的成果,在理论上吸收和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关系(两性的分工和组织)的理论和福柯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权力”的结构理论,以及精神分析学派拉康的象征主义的理论。其旨在通过更加深刻全面的分析,将男女两性视为社会权力关系的制度规范的历史生成而非自然本质的造化。[12](P169-170)显然她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以往的“父权制”理论,把社会性别差异视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社会性别话语通过社会文化建构形成的权力和紧张的表现。[13](P34-37)社会性别概念作为一种维度和视角,企图从历史角度解释女性处境和两性关系的根源所在,成为历史的重要分析范畴。此分析概念在实证研究、反省和批判的过程中在学术界拥有了一席之地。直到现在,关于这个概念的争论还在进行中。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没有停止过反思。但正如日本著名女性学者田晴子所指出的一样:社会性别概念把性差别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来理解的同时,容易忽视自然的、生理的性差别。但是,研究女性和母性的存在的问题时,是不能抛开或轻视自然性别因素的。重要的是,必须清楚自然性差别是在社会、文化的经营过程中与权力支配、优劣和歧视相结合的。[12]

2.社会性别概念对日本女性史的影响

尽管社会性别概念本身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无疑它为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日本女性史学者馆薰就此概念对女性史的有效性作了如下整理:(1)为存在于历史文化中的各种性别概念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表述概念。(2)女性史的分析对象从女性到男女性别的差异,发生了转移。从前的女性史把女性和男性作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项目,以对女性生活状况的把握为中心。而社会性别概念关注的则是性别差异的构筑过程。它认为在社会秩序和体制的构筑过程中,性别差异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试图通过对各社会、各种文化和各历史间段的性别差异运行机制的研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历史进程进行解读。(3)阐明了男女性别的差异是一种权力关系。(4)女性史的研究范围从私的领域扩展到了公的领域。(5)近代人文诸学科的课题设置――把性别角色、家庭、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作为私的领域,把其外部社会规定为公的领域――受到了质疑。(6)对两性关系及其内涵和社会功能的研究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14](P50-51)

社会性别概念关于女性存在的时代特性的阐述,扩宽了学者的视野,扩大了女性史研究课题的版图,研究方法具有了学际性倾向,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影响下的最新成果是田晴子和S・ B・汉勒等编著的《社会性别的日本史》。[15]该著作包含了美、英、法国学者在内历时5年的共同研究成果,也是横跨历史、文学、民俗学、宗教学等诸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论文集从内容上分4部分:“宗教与民俗”部分以宗教、民俗、民间传说和神话对女性的规定性与救济,以及女性对此的认识为主要内容;“身体与”则以身体、、疾病、生殖和婚姻的分析为主;“主体与表现”部分通过对文学作品和语言的分析,揭示女性是如何表现自我,确立主体的;“劳动与生活”部分在生活史的基础上加入了关于杰出女性的职业劳动的叙述。

同时,社会性别论也被引入到了文学研究领域。《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史》[16]从意识与表象论出发,对文学、歌谣、传统表演艺术、绘画与女性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而1993-1996年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通史》[17]在选题和方法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主要有古代和中世的家与家庭的研究,近世有地克直的《近世思想中的性意识》和 薮田贯《文字与女性》的研究。[19]米田和横川子分别就近现代的主妇和地域女性史进行了研究。上野千鹤子在《历史学与女权主义――超越“女性史”》[13]中对有关历史叙述整体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而地克直、泽山美果子的合著《男性和女性的过去与未来》[20]通过现代与历史的对话,对两性关系的存在方式进行了思考。内容涉及到了家庭、高龄化、女性的劳动及近代的性情报泛滥等问题。

社会性别概念的导入对日本女性史的学科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学科自身的理论构筑和完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几个研究领域:

(1)性・身体・生殖论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性、身体、生殖论等研究领域有了快速的发展。之前,有关生育的研究只散见于民俗学中。而关于性和身体的研究多集中在买卖春和废娼运动方面。荻野美穗1988年出版的《性差别的历史》首次把性和身体列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并强调身体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在近代社会体制的构筑过程中,身体领域的制度化是不可或缺的。其主要观察内容为:医疗机构、社会、国家对卫生、性病、生育及流产等的介入及有关问题,身体观的历史变化。长谷博子和荻野美穗甚至认为今后的研究应以性、生殖及男性、女性和孩子的关系为中心。这种观点几乎全面否定了以往的研究,给女性史=解放史的使命观划上了句号。

日本史研究会在会刊《日本史研究》中组织编辑了以“从身体论看女性”为主题的专集。川田文子等的研究揭露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全貌。荻野美穗编辑的论文集《被社会性别化的身体》[21]收集了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山本俊一的《日本公娼史》则是一部详尽的公娼制度史。泽山美果子在《生育与身体的近世》[22]中涉及到了生育、产科与女性的身体观等问题。关于避孕和计划生育制度的研究有樱井由的《溺婴与坠胎》、藤目的《战时日本的生育限制制度及其思想》、石崎的《生殖的自由与生育限制制度》等。田间的《绝育社会史》和荻野美穗的《绝育与自我决定――战时的日本》则就绝育与国家、社会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某接生婆的日本近代史》、《某接生婆的生活史》是由落合惠美子等对接生婆进行的采访,记录了接生的细节与女性的感受。大林的《助产妇之战后史》则认为生育方式的变化剥夺了产妇的主体性。地克直的《性和身体的近世》[23]揭示了近世性与身体意识的变化,是在对近代进行反思的潮流中,关于什么是丰富多彩的生的思考。

这些研究把剖析的手术刀深入到了最接近“自然”的性(sex)和身体本身,显然其旨在于深刻揭示性和身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是如何被构建和规定的。

(2)近代以前家族史研究

同时期,欧洲社会史研究与女性史和社会性别论相结合描绘出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历史画像。社会史、历史人口学、超构造主义和身体论的兴起,以及历史民俗学、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等学科中历史分析法的运用促使学者对如何离析人的存在的史学方法进行反思,其结果促进了家族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中女性史研究的发展。[24]欧洲社会史与女性叙述史交叉融合所产生的“家族史”便是典型的例子。1990年创刊的《JUSTITIA》二号[25]“家族・社会・国家”专集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近代家庭成立之前的家庭形态是怎样的?其中包括:家族和家庭的结构。家族或家庭成员的相互意识和情感。对家族和家庭内劳动等诸活动的认识。同时,近代与近代以前家庭的比较研究被提到了议程上。他们主张研究应涉及到家族的外部环境――传统共同体的衰退,家族、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意识与感情的变化,家庭功能的变化――由消费、生产的场所到再生产功能被特化了的家(family)。

日本的家族史研究关于“工业化时代”的家庭形态的研究很薄弱,近代以前的研究却有丰厚的积累。从统治者、工商业者到农民阶层,近代以前的家都是作为一个经营单位而存在的。在那里没有社会劳动和家庭劳动的分离,因此,脱离社会劳动、专职于家内劳动导致了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理论模式不适用于近代以前的社会,需要一种符合时代特殊性的分析模式。[26](P191)

可以说日本近代以前婚姻家庭的研究是在对高群逸枝学说的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群提出妻访婚(走婚)过渡期的招婿婚嫁娶婚的变化即家父长制的成立过程,它导致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关口裕子的《日本古代婚姻史之研究》[27]主张必须注重对等的对偶婚的存在价值,社会学者江口五夫在《历史中的女性》[28]中则强调了父系制和父权的重要性。围绕古代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包括母系、父系、双系及多系共存等在内的各种观点。试图凭借有限的史料和考古资料,重新描绘古代家庭关系图。除此之外,服藤早苗的《家成立史之研究》[29]指出,平安时代(9-11世纪)氏族佛寺的实质是具有母系血缘关系的群体的共济机关。五味文彦在《女性的所有与家》[30]中揭示了镰仓时代(中世)分割继承制度下女性所有形式的多样性导致了她们家庭地位的复杂化。江明子的《日本古代的祭祀女性》[31]则描述了村落共同体的祭祀活动中女性的参与情况。在近世(约1585―1868)村落与都市共同体中,源于血秽观念的女人禁忌已经一般化,近世被视为女性存在的黑暗时代。与此相对,大口勇次郎[32]和薮田贯[33]则描绘了作为和生命再生产的场所的家的另一个侧面。峰岸夫编著的《家族与女性》[34]聚焦中世社会,收录了上至皇室、武士,下至村落、侍者的家庭,以及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组成家庭的尼姑、游女等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透过近代以前各时代严格的身份制度、复杂的婚姻形态、政治权利关系和等因素错综交织而形成的家庭文化现象,试图从各种角度离析出女性存在的原型。很显然,女性生存环境的复杂性使这项工作变得长期而艰巨。

(3)近代家族论

近现代史研究的主题之一是探求国家与女性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以社会学为中心的近代家族论研究成绩斐然。其背景是:经过了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日本家庭变得非常不稳定。家庭内暴力、亲子关系的疏远、儿童犯罪的低龄化等问题变得非常显著。女权主义的近代家族论开始追究家父长制和资本制经济之间的联系,试图揭示近代社会中性别歧视的原因;日本家族史研究会成立,并开始进行跨学科比较研究。相关理论涉及到资本制社会中家父长制的重定义和近代家族的历史性等问题。

落合惠美子在《近代家庭的诞生与终焉》[35]中指出,近代家庭成立于19世纪,其特征是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以孩子为中心、家庭成员的感情性结合。自此,在家族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展开了对近代家庭成立的实证研究。以《近代日本的家族观明治篇》[36]为代表的作品试图描绘明治时期家父长制下的家庭原像。泽山美果子的《近代家庭的成立与母子关系――第一次大战后的中间层》等则把目光投向了近代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西川裕子则通过居室的分配对家庭成员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落合惠美子的论著《面向21世纪的家庭》[37]揭示了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现代家庭的形成过程。同时,她的另一作品《近代家庭的转折点》[38]收集了江户时代以来的诸多数据,对家庭、主妇和女性的存在形式进行分析,从而期望对21世纪女性的生存方式给予启示。

(4)女性与战争

国家、战争与女性的关系也是日本近代家族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一方面,研究者揭露慰安妇、从军隶等女性作为战争受害者所受到的非人待遇。荻野美穗在对战争・国家・民族与女性的关系所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严厉指出,慰安妇问题是男性对女性的犯罪,是男性的性的问题,而不是所谓脱离日常轨道的战争犯罪,更不是战时异常事件。并强调了男性研究的重要性。[39]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没忽视女性的战争协助问题。加纳实纪子的《枪后史笔记》(1977年)和川名纪美的《女性也承担了战争》(1987年)明确指出了战时后方女性的战争责任。铃木裕子在《女权主义与战争――妇女活动家的战争协助》(1986年)和《开拓女性史》(1989年)中,严厉地指出女性领导者的战争责任。而石月静慧的《战时民众女性的战争协助》(1996年)则有意识地揭示了家庭生活与战争协助的关联性。其次,近来的研究把战争视为构筑社会性别的契机之一,亦即守护者和被守护者,男性、女性和孩子的差异化是战争得以实施的要因。若桑绿在《战争描绘的女性像》(1995年)中揭示了女性在战争体制维持过程中的重要性。[13](P183-185)关于女性战争协助的理由,男女平等派和母性主义派皆认为是:显示女性自身的力量,得到部级别的认可,从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13](P183-185)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参战国的战争政策与社会评价意识所决定的。而如何看待战争中的两性问题,是决非近代家族论一家所能解决的。但是,不管怎样,近代家族论的研究为女性史领域和国家论领域搭建了一座桥梁。[13](P169)

(5)女性劳动研究

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日本在明治20年代(19世纪后期)也出现了职住分离、“专职主妇”等现象。这是所谓资产阶级理想的家庭模式。正如安・奥克莱指出的:产业革命导致的最具戏剧性的结果就是明显的社会性别分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职业劳动不仅被认为是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主要途径,更是人生成长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据2001年的国家统计,现在日本女性的雇用者数超过了40%,但其中约70%的女性从事的是收入较低的临时工作。其实,这种现象与同工不同酬、性骚扰等以女性劳动研究会为中心,早已在日本掀起了女性劳动研究热。其中,竹中惠美子的《战后女性劳动史论》论及女性职务的分离和工会完全由男性支配的事实。林玲子等编的《亚洲女性史》中有很大篇幅涉及到日本女性雇佣劳动的历史。《20世纪初女性的就业率和M字型就业》[40]揭示了女性为了家庭和工作的两立,不得不暂时中断工作所形成的就业轨迹。加藤千香子的“战时的女性劳动及政策”[41]通过“家庭工资”的实行和男女工资差别的形成的分析,揭示了劳动和劳动者的社会性别化过程。金野美奈子的《OL的创造》[42]从“差异构筑”的角度出发,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到现代职业场所中社会性别差异化的历史过程,明确指出,职务上的男女差异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战后到高速成长期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构筑产物。

四、结束语

从作为史学补充的女性史到将社会性别作为联系观察的分析范畴,考察各领域、各时代的各种阶层各种身份的女性存在形态,日本女性史的课题和方法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性别概念对世界各国的女性史研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与各国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现在的日本面临着严重的高龄化和少子化问题,这与女性的存在形态、两性关系和社会的规定性有着根源性的联系。它既是历史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问题。日本女性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日趋得到巩固,如今,大多数大学和大学院都开设了相关课程。社会性别概念通过教育、文学作品和媒体等多种渠道赢得了一般人们的认知。另一方面,男性作为主要挣钱手的意识已经开始淡薄。把供养妻儿作为男性的义务和生活意义的资本主义伦理作为男性的自我认同意识,已经开始动摇。在日本以人类学和心理学为中心,开始了对另一性―――男性的尝试性研究。在这种变化趋势中,日本的女性史学家们将向人们展示怎样的历史画像呢?笔者将在另稿中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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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落合惠美子等.面向21世纪的家庭[C].有斐阁,1997.

[38]落合惠美子.近代家庭的转折点[M].角川店,2000.

[39]荻野美穗.日本女性史研究与女性主义[J].日本的科学者,1993,(28).

[40]20世纪初女性的就业率和M字型就业[M].1996.

[41]加藤千香子.战时的女性劳动及政策[A].大口次勇编.女性社会史[C].出川出版社,2001.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6

2.30年后的新起点刘德斌

3.史学理论研究30年吴英

4.论良史工文田居俭

5.历史是文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徐浩

6.论康德的普遍史理念金寿铁

7.农业转型概念的双重化王立新

8.从暴徒到英雄——构建激进参政者的公共记忆王赳

9.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演进王宇博

10.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时间问题隽鸿飞

11.加拿大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布赖恩·帕尔默王立端

12.进步主义、移民殖民主义与杰斐逊派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批判丹尼尔·盖多,张旭鹏

13.日美及港澳台地区近五十年对中国慈善事业史的研究曾桂林,王卫平

14.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新立

15.谈构建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陈晓律,于文杰

16.骑士制与观察历史的角度史学理论研究 倪世光

17.英雄人物传记写作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刘克辉

18.中国古代灾害与对策史研究的新起点——读《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靳欣

19.《新全球史》与杰里·本特利的全球史观魏凤莲

20."'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研讨会综述朱昌荣

21.第1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韩宇,李莉

1.新历史使命呼唤历史科学大发展张宏毅

2.大力推进史学理论研究的创新张广智

3.以史学理论建设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李红岩

4.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促进历史学的繁荣与发展张文涛

5.历史科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于沛,YuPei

6.论晚清时人对古代王朝观的反思与批判史文,ShiWen

7.谈刘家和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王大庆,WangDaqing

8.试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东人达,DongRenda

9.罗杰·夏蒂埃的新文化史研究周兵,ZhouBing

10.加拿大的第一次城市改革及其评价李巍,LiWei

11.试论伊丽莎白一世的婚姻外交朱青海,ZhuQinghai

12.历史学与国情教育肖宏发,XiaoHongfa

13.2007年外国史学理论学科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史学理论重点学科,TheKeyDisciplineofForeignHistoricalTheoryinCASS

14.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西欧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道路?——马克思将其"'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的是什么?李学智,LiXuezhi

15.答李学智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道路?"庞卓恒,PangZhuoheng

16.加州学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瞿商,QuShang

17."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党为

18.情感、体验与全球化的历史学是否可能?——记"今日历史学:个人的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何力

19.冷战后世界历史写作的新趋势——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南京大学讲学贺五一

20.繁华都市里的百年孤独——评G.R.G.霍奇斯的《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王旭,WangXu

21.一部彰显学术个性的历史学著作——读李振宏的《历史与思想》黄敏兰,HuangMinlan

22.《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7年卷)出版史新

1.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陈之骅HtTp://

2.谈谈十月革命的前提和列宁的贡献沈永兴

3.十月革命是俄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惟一正确的选择赵士国

4.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栾景河

5.文明的观念和教化:中国与欧洲何平,HePing

6.男权重构与欧洲猎巫运动期间女性所遭受的迫害徐善伟,XuShanwei

7.神话、传说与历史何顺果,陈继静,HeShunguo,ChenJijing

8.中产阶级与近代英国城市郊区扩展陆伟芳,LuWeifang

9.文化、权力与世界历史——兼评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张旭鹏,ZhangXupeng

10.汉代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和形式刘太祥,LiuTaixiang

11.论袁宏的历史辩证法庞天佑,PangTianyou

12.试论史景迁的著史风格马金生,MaJinsheng

13.恩格斯的历史认识论——兼论唯物史观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知识论的统一李杰,LiJie

14.史学理论研究 对唯物史观几个基本概念的再认识吴英,WuYing

15.20世纪中国历史气候研究述论周书灿,ZhouShucan

16.对近年来国外雅典民主制研究的思考魏凤莲,郭小凌,WeiFenglian,GuoXiaoling

17.全球城市史视域中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读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引发的思考毛曦,MaoXi

18."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纪要郑坤芳

1.战争、国际关系体系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徐蓝

2.文明交流的限度王燕平

3.关于东亚近世"华夷观"的非对称畸变韩东育

4.传统文化与中俄的现代化徐天新

5.拜占庭文化与巴尔干火药桶——"伯利斯迷惑"研究陈志强

6.门巴族色目村"魔女"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解读吕昭义,红梅,LüZhaoyi,HongMei

7.近代福建鼠疫的传播与社会影响杨齐福,杨明新,YangQifu,YangMingxin

8.儒家生态意识特征论略陈业新,ChenYexin

9.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主义理论潮龙起,ChaoLongqi

10.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董欣洁,DongXinjie

11.试论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及其史学的浪漫主义渊源——以德国为讨论中心王利红,WangLihong

12.美国"新左派"史学衰落原因及其遗产探析徐良,XuLiang

13.试析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伯格音运动李建军,LiJianJun

14.人的依赖、独立与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解读何爱国,HeAiguo

15.二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脉络与特点景德祥,JingDexiang

16.法国的乡村史研究熊芳芳,XiongFangfang

17.西欧生产奴隶的消亡史学理论研究 毕道村,BiDaocun

18.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读《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张倩红,ZhangQianhong

19.医治俄国社会弊病的良方何在?——读赵士国《历史的选择,选择的历史:近代晚期俄国革命与改革研究》孙成木,SunChengmu

20.文化史学与台湾世界史学科体系——读台湾的三本世界史教科书王宇博,WangYubo

21.拜占庭文明的特征及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卡尔波夫教授吉林大学讲学综述张广翔,刘玉宝

1.20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王加丰

2.法国新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评《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沈坚

3.原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孙立新

4.霍布斯鲍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梁民愫

5.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片述陈新

6.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张经纬

7."封建"名实析义——评冯天瑜《"封建"考论》李根蟠,LiGenpan

8.历史的"硬性"与解释的"弹性"——兼论安克斯密特与扎戈林的争论张耕华,ZhangGenghua

9.世界历史观念下的"普世史"与《史记》的史学观王成军,WangChengjun

10.亚历山大史料的五种传统陈恒,ChenHeng

11.王船山的史学思想萧平汉,XiaoPinghan

12.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李长林,LiChanglin

13.论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及其当代意义郭艳君,GuoYanjun

14.2006年外国史学理论学科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史学理论重点学科,TheKeyDisciplineofForeignHistoryTheoryofCASS

15.中国近代史分期与基本线索论战述评梁景和,LiangJinghe

16.一致性和多样性——拉美现代化模式研究中的两种视角韩琦,HanQi

17.史学理论研究 朱本源先生史学思想初探秦华,QinHua

18.为了寻求真谛——读本源先生《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发凡》张广智,ZhangGuangzhi

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德·圣·克鲁瓦访谈追记王敦书,WangDunshu

20.简说世界当代史彭树智,PengShuzhi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世界历史观;晚清学人;西方中心模式

华夏中心观作为一种文化世界观,一种植根于中国悠久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鸦片战争后面对着不同以往的世界史观,当时的学人的思想如何转变,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又是怎样看待西方与中国的呢?

一、身临其境的当事人们的世界历史观

鸦片战争是被中外学者公认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它也不会一刀切地把中国社会划成两段:传统与近代。但是鸦片战争对于当时的学人思想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当时的学人造成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震动与吃惊,都认为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欧美的世界概念开始内化为中国人自身的概念,从而引发了正统史观的重要基石“天下观”的解体。所以学人们开始将视野扩大到域外史地。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代表。他们以封建时代的国别史代替一统时期附着于正史的“四裔传”,尽可能详尽记载诸多国家的地理、风俗、历史等情况,同传统的史学观念和体例相比已经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尚未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仍以中土自居,视五洲之国为海国。

甲午战败后,知识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世界,开始注重世界历史书籍的译介和传播。随着留学日本学生不断增多,特别是康梁等维新人士流亡日本后,大量阅读日本转译或编著的史学著作。西方的世界历史观念进入晚清学人的视野,并成为其著作中明确讨论的内容。而在这方面他们也深受日本历世界史观的影响。明治早期,日本史家在世界史编纂形式上采用“欧洲中心论”,他们认为:1、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汇集,而是人类整体的历史;2、目前的最高文明即为西洋文明,在一定阶段内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潮流和趋向,因而日本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目前的世界史著作应以西洋史为中心;3、最高文明是相对的,并非固定不变的,较高文明的出现始于各地区、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流,随着东方卷入西洋文明的风潮之中,与固有文明相融合,未来的世界史未必不能以东方为中心。至19世纪90年代,明治维新已经取得重大进步,有些日本史学家遂渴望摆脱西方世界史中没有日本地位的状况。他们通过东洋史的构建,开始反对“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叙述方式,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单线进步,而是西洋文化、东洋文化长时期内的各自独立成长和直至近代的交融,强调将西洋史、东洋史并行列入世界历史。在上述世界历史观念、东洋史学悄然兴盛时,梁启超将传统的春秋三世说认为“东西合编的世界史”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史。

概言之,面对急剧变迁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学人从传统史学的内在理路出发,重新挖掘出国别体以记载外史,表现出通过历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但是并未产生将中国历史纳人人类整体发展史的意识。甲午战后,面对明治日本诸种并存的“世界历史”观念,晚清学人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既接受西方“文明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又质疑“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西方编纂方式;既承认在东西方文明、中日之间的竞争中暂时落后,又在“东洋史学”中寻求中心位置;既痛斥西洋世界史的意识形态意义,又不深究东洋史学中的同样意味。

二、现代史学家们的历史观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受早期西方学者的影响,同时又强烈地影响到后来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他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和撰写的《中国近代史》等著述而受到学术界的注目。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少数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可参考的分析框架与通史体系。蒋廷黻多次谈到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他认为,(1)近代史是世界史,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外交史为主体;(2)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即是中华民族接受欧洲近代文化的历史。这两点是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所持的两个基本观点,也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两个基本前提和预设。他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蒋廷黻还认为近代史就是欧化史,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只有接受欧洲文化,才有出路,这是近代史的铁律。由此出发,蒋廷黻就从接受欧洲文化是否自觉,欧化的程度是否彻底来评价中国的近代史。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政治哲学都是中国近代化的阻碍,近代的中国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自强运动的领袖们虽然在接受欧洲文化方面向前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所以他们仍然不能救国救民族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文化的失败,我们批评他们,就是批评我们的文化。

就如沈渭滨先生所言:如果对我们最近20年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三、美国汉学界的近代史研究

可以说,对国内近代史学界而言,80年代以来的外部影响莫过于美国了。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70年代前受费正清与列文森等人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但美国史学经过1964—1974年越南战争至水门事件后,部分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了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了怀疑,从而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辟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

柯文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美国的汉学研究作了梳理和反思,在这本书中对三种模式的西方中心模式进行了批判:

第一种模式是冲击一回应模式,这种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占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柯文认为冲击回应取向对晚清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冲击回应论谈到西方冲击是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柯文还认为史家容易堕入的陷阱是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中国在地理上横跨整个大陆,在种族、语言和地区上变异甚多,极为复杂。所以柯文认为”中国回应这个词最多只是一个代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的简化符号而已。

第二种模式是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近代社会前进。柯文认为这种模式的问题之一是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第二个问题是假设在一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社会能量向一极流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他极流动的能量。第三个问题是传统近代模式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

第三种模式是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溃、民族灾难无法前进的动因。柯文认为把帝国主义作为是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确实是一种神话。

于是柯文正面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包括四个特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8

随着人类精神的普遍自觉和社会历史理论的日益发达,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方法论自觉的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讲,如何研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和研究什么(研究对象和主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对于中东欧思想文化和理论的把握,研究范式的自觉尤其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审视20世纪社会历史理论的一些重要领域,就会发现其中围绕着研究范式或者方法论展开了许多争论,诸如微观史学对宏观(抽象)史学、微观政治学对宏观政治学、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对意识哲学(思辨理论哲学)、后形而上学思想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挑战。从深层次讲,这些新的理论范式对原有理论范式的挑战构成了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重要内涵,它们共同指向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重要病症,即理性和理论的普遍化与抽象化问题。具体说,受现代性逻辑支配的意识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习惯于按照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抽象化的理论范式,在人类的历史理解和社会理解中剔除了生活世界、文化世界和个体活动的个体性、差异性、特殊性及历史内涵的丰富性。而缺乏人类鲜活历史体验和丰富文化精神的普遍化理论由此变得空洞、抽象,失去了与现实生活世界和深厚历史经验的本质关联。

在审视当代人类社会的思想理论成果时,如果任凭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这种抽象化、普遍化的理论范式泛滥,那么,像中东欧这样在历史和文化上具有丰富性和独特性的地区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被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称作世界心脏地带的中东欧这片热土上,积淀了太多宗教的、民族的、文化的、文明的历史冲突和刻骨铭心的历史体验。而从19世纪后半叶起,中东欧地区不仅同许多地区一样经历了以民族复兴、民族解放运动和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双重主要内涵的社会转型,而且在20世纪中叶以浓缩和叠加的方式经历了人类社会最深刻的双重历史变迁,积淀了双重特殊的历史体验:一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深刻危机即现代性危机的直接的、刻骨铭心的体验; 二是对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革历史进程的直接参与。这种历史和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别的任何地区都不可比拟; 但其带来的中东欧地区丰富、独特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尤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那些持西方中心论西欧中心论的抽象化、普遍化理论范式的棱镜中却黯淡无光。

因此,为了克服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现代性危机,我们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时,尝试着采用一种精神史研究的理论范式。我们的关注重点没有停留于所研究对象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思想本身演变过程的完整,而是要把握特定的思想理论与特定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体验之间的一种不可分的内在关联。从研究主题看,精神史研究的侧重点是建构起理论家、思想家的思想理论与他们个体的、民族的及人类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历史体验水乳交融的精神共同体; 从研究领域看,精神史研究试图凸显的是特定的历史、文明、文化、文学、哲学相互交织的文化共同体。我们希望这样的精神史研究所得到的成果不再是抽象的、冷冰冰的理性逻辑体系,而是丰富的、鲜活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价值诉求。

应当说,这种以文史哲交融为重要途径的精神史研究范式并非一种独创,其本质精神和研究路径与20世纪许多思想资源一致或相近。例如微观政治哲学、年鉴学派微观史学、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学,特别是二三十年来影响力日增的文化记忆理论等,对于我们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找到通达理论背后人类真实的历史体验和文化精神的途径,都有重要的启示。本期我们翻译刊发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赫勒和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阿斯曼夫妇有关文化记忆理论的论述,以及温权博士关于精神史研究和概念史研究的论文,作为我们探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开端。我们相信,对此问题更多角度和维度的思考与探讨不仅会对深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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