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措施范文

技术侦查措施篇1

论文关键词 技术侦查措施 惩罚犯罪 保障人权 社会危害性

一、困惑之缘起

现代刑法理论一般认为，一个行为之所以要被刑法所规制，从本质来说就是因为该行为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该行为主体的主观恶性很深；二是该行为客观上给社会造成了很大损害。所以要对该行为之主体施以惩戒，使其不敢再犯或者再犯的可能性降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殊预防；同时也降低犯罪人以外的人之初犯可能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预防。如何理解一般预防？这就牵涉到犯罪的传染性理论。正如美国著名犯罪学家埃德温.H.萨瑟兰所说的“犯罪总与不良交往有关，它和任何复杂行为一样，在实施以前得有一个学习过程”。而且他根据巴普洛夫的经典反射原理，认为犯罪的学习过程就是一种个体对某种刺激建立特定反应的过程。萨瑟兰的研究充分揭示了犯罪的习得性，因而也表明了犯罪的传染性。也因为犯罪具有传染性，犯罪份子本身是一个犯罪传染源，所以需要将其进行改造，去掉其身上传染的属性，这就是一般预防。

然而，无论是对已然之罪的特殊预防还是对未然之罪的一般预防，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意欲维护的包括国家，领土完整，社会制度，人身权利，民利，财产权等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因为这些都是统治关系的集中表现。所以，保护人权自然是惩罚犯罪的应有之意，似乎是依附于惩罚犯罪的，但是其却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原因在于，犯罪作为个体反抗统治秩序的行为是客观存在，是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犯罪的客观存在性决定了国家只可能尽可能降低犯罪率，将犯罪控制在统治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不是试图完全消除犯罪这种客观存在，这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而对人权保护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主体对法律的信仰与遵守程度，也就直接关系到犯罪率的高与低。因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可知，犯罪行为有社会危害性，但不是所有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只有那些经过立法者精心挑选的以刑事违法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是犯罪行为。所以“无刑事法律，即无犯罪”，只要主体遵守刑事法律，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成为犯罪嫌疑人。

因此，正确认识并且妥善处理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国刑事领域特别是刑事立法领域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如果处理得当，那么二者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反之则有可能社会和个人两受其害。那么如何把握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惩罚犯罪自动意味着保护人权，这应该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结果。可是如果在惩罚犯罪行为过程中出现侵犯人权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的行为，我认为就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将这种侵权行为予以反制，否则就会出现打着法治的旗号却干着侵犯人权的情形，这无异于以暴易暴，而这是为现代法治国家所不容许的。正如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在其《死刑不能承受之重》一文中所言“报应的公正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它又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公正、一种低层次的公正。我们更需要一种超越报应的公正。通过压制性措施获得的社会稳定并不等于社会和谐，长治久安也不是建立在刑罚压制之上的。”所以，国家通过刑诉程序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不只是为了单纯的报复他之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更多的是通过刑罚的威慑力使再犯可能和初犯可能尽量降到最低，以期达到一个维护人权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来考量，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似乎更多不是以原因和结果关系出现，而是以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出现，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而这恰好也是和刑法的谦抑性相印证的，由刑法谦抑性理论可知，当刑法对一个犯罪行为无效果，或者用诸如民事，行政，道德等手段来调整能起到和刑法规制同样的效果，或者动用刑法成本太高的时候，就尽量不用刑法。这里的谦抑性就暗含了刑法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报应，而是预防与抗制犯罪，以期达到人权保障的目的。既然惩罚犯罪的目的更多的是基于人权保障的考量，那么，如果说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又实施了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的行为，是不是与刑法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呢？因为，犯罪嫌疑人也是人，基于人的本性也享有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权利。“从一个国家监狱的文明程度可以窥视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这句法谚也很直白的说明了人权的保障与否是不以犯罪存在与否为前提的，一个人只要还具有权利能力，就不会因为他有犯罪行为而丧失人权。如果，刑法对犯罪者的人权予以区别对待，那么其将很难自圆其说，届时，刑法将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也是基于此，我国刑法学界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至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侧重于维护人权。这理应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立法与司法所应当遵循的理念或者原则，然而，笔者在阅读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8条之规定时感觉到了该条不足与欠缺，并且试图从提供一些建议，以使该条之规定能和保障人权之目的相符合。

二、《刑事诉讼法》有关技术侦查措施规定之不足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法定范围内的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是相对于传统侦查措施而言的，是指侦查机关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从惩罚犯罪的角度来说，技术侦查措施的合法化无疑是为了适应犯罪率的有所攀升与作案手段的越来越技术化，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笔者认为该条规定过于笼统，赋予了侦查机关太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造成对公民人权的侵犯。

首先何为“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这里没有一个标准，没有标准一方面可以赋予侦查机关更大的灵活性，使其可以面对具体情况采取自认为与之相适应的措施，以提高惩罚犯罪的效率；另一方面，也置公民的人权于时刻被侵犯的危险境地，有违人权保障之嫌疑。诚然，该条对技术侦查的案件范围做了硬性规定，但是这毕竟只是划定了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何种情况属于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何种情况属于不需要采取的，还是赋予了侦查机关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事实就是，最好的法律往往是那些赋予决策者最小自由裁量权的法律。

其次，对于 “严格的批准手续”之规定也很含糊。严格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样的程序才是严格的，立法没有规定此为其一；其二、批准的主体是谁？是由侦查机关自己立案自己批准还是报一个中立的机构比如法院来批准呢？该条没有明确规定。从保护人权这一角度来看，将批准权交给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无疑更符合，也更符合人民关于公正的理解，因为根据西方的自然公正理念，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而自我监督（批准）实在有为自然公正之理念。而从诉讼效率来说，自立自批似乎更恰当，但这似乎与我国刑事诉讼法所坚持的“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立法上对这些理应进一步具体化，否则解释上和实际执行中就会有很大空间，很难真正落实所谓严格。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当前的立法下，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容易导致侵犯人权的情况下，立法者却对此采取了无视，也就是此次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或者侵犯人权的法律后果，这种与《宪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障人权理念相悖的情况与其说是疏忽倒不如说是立法者的有意为之，即立法者在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犯罪手段与犯罪形态时，选择了将惩罚犯罪置于保障人权之前，准确的说是将其置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之前；选择了诉讼效率优于诉讼公正。笔者坚信，立法者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更快的惩罚犯罪，以期更好的保护人权。只是如笔者前文所述，犯罪嫌疑人也是人，在未经法院对其作出有罪判决前其是无罪之人，何况他的人权不会因为其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而和其他公民有所差别。而且在现代法治社会，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犯罪嫌疑人，所以该条这么规定从法理是说不过去的。

三、完善建议

第一，启动程序和批准程序相分离。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往往都是由公安机关，检察院自己启动技术侦查措施程序，自己批准该程序，并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如前文所述，自己立案自己批准是有违自然公正理念的，也不利于人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所以有必要将此程序的启动权和审批权或者批准权相分离。具体来说，就是该程序的启动权还是由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来行使，而审批权则交给一个中立的不承担追诉职责的第三方。纵观西方各国，尽管其诉讼理念有所不同，侦查权的行使方式也不尽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殊途同归的，就是强调法官对侦查程序的介入，以使侦查权受到司法权的制约⑥。比如美国，如办案时确实需要采用窃听方法时，必须有法院颁发的侦听证；在德国，监视电讯往来的决定权属于法官；在法国，预审法官为了侦查可以决定截留，登记和抄录邮电通讯。参考国外的成功做法以及刑事诉讼本身的发展规律，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应当赋予法院审批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而且考虑到技术侦查措施巨大的侵犯人权的危险性，应当由侦查机关的上级法院审批，以此来促使侦查机关更加慎重的对待技术侦查措施。

第二，技术侦查措施只有在符合比例原则的前提下才能使用。在刑诉里面，比例原则主张，职权性诉讼行为应当能够实现其所要保护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但是其所要保护的第一位的客体则是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防止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职权性诉讼行为的不当侵害，一旦发生国家利益与追诉人权利的对撞，国家机关也只能选择对该公民损害最小的手段。具体来说可以这样设想：侦查机关原则上一定要先经过相当程度的调查取证，掌握一定数量的线索和证据，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认为常规的，传统的侦查措施难以完成调查取证任务的情况下，才能将案件送交法院审批走技术侦查措施程序，法院经过专门的司法审查程序，认为符合法定条件，才颁发许可令状，然后公安机关根据许可令状才能执行技术侦查措施。当然，如果存在“紧急情况”，则侦查机关可以先行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但是在其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后要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法院，由法院在听取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的意见后做出书面裁定。如果辩方对此裁定不服的，应该允许其向做出该裁定的法院提出申诉，申诉的内容自然是该技术侦查措施是否合法，有没有侵犯其人权。如果辩方对法院的申诉决定依然不服的，则应当允许其向该法院的上级法院提出上诉，而且参照普通的二审程序，如果辩方对二审裁定依然不服的，如果有新的证据的，还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再审。这样就把侦查活动纳入到了“诉讼化”轨道，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在受到技术侦查行为的不当侵害时，有一个合法的救济渠道。

技术侦查措施篇2

关键词：技术侦查措施；保障人权；利弊分析；完善措施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6.096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技术侦查措施使得侦查机关的能力更强，效率也更高；相对而言，法律给予被侦查人员保护自身权利的手段极为匮乏，从而导致公民的权益的保护变得岌岌可危。而在刑事诉讼方面，平衡技术侦查措施中对于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1 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负面影响

侦查权是国家暴力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运用。由于技术侦查措施主要是围绕着查明犯罪行为、侦破案件、打击犯罪的目的来实施的，在保护公民的权利与此种目的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就不可避免的给公民行使权利造成影响。

1.1 对公民知情权的影响

“刑事诉讼中的知情权是指诉讼参与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获知案件的有关信息，在诉讼中处于何种诉讼地位以及享有何种诉讼权利的权利，而代表国家的侦控机关和审判机关则对这一权利的实现负有保障义务。”知情权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的。首先，知情权是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权利，其次，知情权有利于保证和监督案件得以公正判决。

在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侦查案件的过程都是保密的，表面上看来，技术侦查措施与公民的知情权处于对立的立场，但是事实上，可以通过法律确定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增强公民知情权，来缓解这种表面上的冲突。然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关于侦查机关告知义务的相关规定，即从法律条文上看，侦查机关没有向被侦查人员告知其享有权利的义务，在侦查结束后也无需向侦查相对人告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原因，侦查相对人的知情权完全没有受到保护。基于此，侦查相对人就与侦查机关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对抗地位，侦查相对人缺乏知情的途径，对于权益的保护变得更加脆弱也可想而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法中只单方赋予侦查机关更加强大的侦查权利，而没有增加公民的权利，法律如此规定不但不能保证程序上的公正而且不能保证实体上的公正。

1.2 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影响

根据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要以必要性原则为前提，只有普通的侦查措施无法达到侦破案件、打击犯罪的目的的时候，才考虑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公民有权决定其个人的信息是否公之于众，但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公民的个人信息是否公之于众却由不得公民自身决定，通常是在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信息就已经暴露了。侦查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侦查案件收集信息时，所收集的信息既包括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也包括与案件无关的信息，比如所收集的信息会涉及公民的健康状况，有无重大疾病等与案件没有任何关系的信息，这些信息一旦因为侦查机关的疏忽而公之于众，就不可避免的对公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

1.3 对公民隐私权的影响

在我国，学者们对于隐私权的定义各不相同。有学者认为，“隐私权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笔者在此也赞同这个观点。隐私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在宪法中并没有确立隐私权，但我国关于隐私的保护在立法中已经有所体现。例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3条规定了对于涉及到公民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等这些立法都体现了我国通过法律这一途径对公民的隐私权进行保护。

技术侦查措施在运用过程中为了实现预防犯罪、打击犯罪的目的，必然会在某些情况下与公民的隐私权发生冲突，甚至使二者出现对立的情形。侦查部门运用电子监听，电话监听，秘拍秘录等技术侦查手段获取证据时，不可避免地使公民的个人信息隐私以及个人生活隐私受到侵害。例如，公民的私人秘密大多数都存在于公民之间的谈话以及通讯过程中，而且秘密录音持续时间长、使用的范围广，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侦查机关在公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对公民之间的谈话等进项监听时，必然会对公民个人生活隐私造成很大程度的影响。

2 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价值体现

没有价值上的冲突就不存在价值上的平衡，价值冲突是价值平衡的前提。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打击犯罪为技术侦查措施的目的。可以说打击犯罪与公民权利保障的积极价值是同等重要的。尽管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会对人权的保障产生影响，但是其固有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2.1 运用技术侦查措施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追求公正和效率既是公民所期待的也是国家公权力机关办理案件的前提和基础，在对犯罪行为进行侦查的过程中，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些特殊犯罪，公正对于能否打击犯罪、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起着决定性作用，效率对于能否快速侦破案件起着决定性作用；公正可以保证诉讼程序的正义价值，效率则保证诉讼程序的经济价值。

2.2 技术侦查措施具有预防

普通的侦查措施，是在犯罪结果发生之后进行的；基于技术侦查措施侦查顺序的顺向性，不同于普通的侦查方式是在犯罪结果发生之后才开始进行侦查的，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侦查案件时是与犯罪行为的实施同步进行的，因此，往往一些犯罪行为在预备阶段或是实施阶段就被侦破，这对于实现预防犯罪、打击犯罪的目的具有重要的意义，技术侦查措施所具有的预防犯罪的特点对于一个国家的法治而言其价值也尤为重要。

2.3 技术侦查措施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

在技术发达、信息化普及的今天，犯罪人员的专业素质越来越高，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所运用的犯罪手段趋于高科技，犯罪行为趋于隐秘，各种新型的犯罪方式席卷而来，如果继续运用传统的侦查措施与不断变化的犯罪行为做斗争的话，那无疑将是鸡蛋碰石头，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不发侵害更是无从谈起。只有运用可以与新型犯罪可以抗衡的技术侦查措施才能掌握犯罪行为，从而侦破案件，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以便将保障公民的权利落到实处。因此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避免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

3 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的建议

为了保证技术侦查措施在实践中得到正确使用，切实有效保障人权，建议从以下方面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的有关规定，进而来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冲突。

3.1 完善技术侦查措施中关于保密条款的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2款规定了侦查人员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技术过程中的保密义务，但是，对于具体的保密方式以及违反保密义务应承担的责任等通常会在实践中涉及到的问题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难免会在实践中出现对于该条款运用不当的情况，甚至会使保密条款形同虚设，根本无法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的积极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实际运用中出现的问题，完善、细化保密条款，例如对侦查过程中所要获取公民个人材料的范围、方法，材料的保存方式、保存时间，违反保密规定的责任、处罚原则，以及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救济措施、救济方式等做出具体的规定。这样才有利于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使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3.2 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

《刑事诉讼法》规定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前提是“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但是对于“严格”的尺度缺乏细致的程序规定，这就会导致“严格”的程度因不同的机关或者不同的案件而有所不同，批准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也较大。笔者认为，法律应当完善关于技术侦查措施审批流程的相关法律规定，尽量避免技术侦查措施在实践中运用与理论不相符的情况。例如可以对审批机关、审批的方式、审批时间、审批所提交的文件等作出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对于一些特殊的案件如果因情况紧急没有经过审批而采取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报请审批（法律也应当对于合理期限作出具体规定），如果没有经过审批的，那么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侦查机关应当停止侦查，若造成公民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因为只有完善审批流程，才能够体现出技术侦查措施在实践中的合理与高效，才能保证侦查人权依法运用技术侦查措施。

3.3 制定侵权的救济规则

“无救济则无权利”，每一项权利遭受侵犯时都必须有相应的救济途径，权利救济本身也是一项权利，是实现权利的权利。制定公民因权益受到侵害的救济机制，对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具有积极的作用。技术侦查措施在一定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以牺牲公民的权利为代价，因此为了避免某些对于公民权利不必要的侵犯，我们在制定诉讼内的救济机制同时，还要通过立法建立诉讼外的救济机制，制定补偿措施。

一方面是诉讼内的救济。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因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使得公民的信息被滥用，隐私权受到不必要的侵犯时，公民有权请求相关部门责令该侦查机关停止该项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避免权力遭受更大程度上的损害，并有权请求相关机关予以赔偿；另外，如果权力仍然没有得到保护，公民可以向侦查机关进行申诉，从而使其权利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保护。

另一方面是诉讼外的救济。如果公民的权力因为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受到侵害的，公民可以以相关人员为被告提出侵权之诉或者行政诉讼来获得相应的赔偿。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制定救济规则的同时，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也可以进行相应的修改，例如，增加因技术侦查措施的不当使用给公民造成损失的赔偿条款，详细规定赔偿的条件，具体情形，赔偿途径，赔偿方法，以及赔偿标准。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款的完善从而使得《国家赔偿法》在实践运用中能够更好的发挥其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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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屏.技术侦查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公安研究，2007，（2）.

[3]孙长永.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郭永亮.论我国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湖北社会科学，2010，（3）.

技术侦查措施篇3

论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 技术侦查措施 概念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全面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由有关机关执行。”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及内涵

关于技术侦查的概念，学界大约有三种类型观点，一种认为，技术侦查简称“技侦”，是指侦查机关运用现代科技设备秘密地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总称。技术侦查的种类一般包括麦克风侦听、电话侦听、窥视监控、邮件检查、外线侦查等。有的认为，技术侦查措施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技术侦查包括监听跟踪监视，监听通讯，电子监控，心理测试，秘密拍照、录音、录像等行为。第三种认为，技术侦查是指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等秘密的专门手段。

在侦查实务中，技术侦查又被划分为七类具体手段：（1）电子侦听，也称为麦克风侦听，具体指通过窃听设备对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性的口头谈话进行侦听。（2）电信监控，即通过对各种通讯方式进行的联系进行监控，既包括电话监听，也包括通过手机定位查找相对人的地点，或查询短信内容等。（3）电子监控，包括进行秘密的拍照与录像，也包括使用电子设备对侦查相对人进行监控、跟踪与定位。（4）邮件检查，即对纸质的通信进行秘密检查。（5）外线侦查，即技侦部门所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跟踪、盯梢、守候、监视甚至秘密逮捕等综合手段。（6）网络侦查，即对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展开秘密侦查的一类手段的统称。（7）密搜密取，即对侦查相对人所处的地点或物品进行秘密的搜查以及提取物证、书证等证据。

二、关于赋予检察机关有权对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的理由

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48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特定情况有权实施技术侦查，其它机关无权实施技术侦查措施。之所有要这样规定，其主要理由有如下：

（一）破解职务犯罪侦查难题的迫切需要

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犯罪手段也多样化、智能化，一些利用科技手段实施的智能型犯罪也不断出现。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水平的提高，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水平也“水涨船高”，作案手段日益翻新，犯罪的伎俩更趋诡谲，而对这种新的挑战，侦查工作怎样才能总体上有一个明显提高，多年经验给我们启示，即早应用先进技术手段，运用智慧提高破案水平，依靠科技增强战斗能力。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必须转变传统的侦查观念，在办案实践中，充分重视科技技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的作用，提高运用技术手段侦破案件的技能，增强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

（二）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平衡的需要

随着现代刑事法治的不断发展进步，各种法律规范对人权的保障程度日益提高。于此同时，当前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的高发期，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这必然要求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对于检察机关负责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而言，更是如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律师凭“三证”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且不被监听。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还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鉴定意见和侦查机关许可查询的其它材料。这对于推进诉讼文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对于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了保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在更高层次上的平衡，在加强对犯罪嫌疑人权益保障的同时，应当赋予侦查机关相应的侦查手段，以提高其侦查取证的能力和水平。

（三）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是我国目前诉讼制度改革与发展实践的需要

新的刑诉法颁布实施后，我国进行了相应诉讼制度的改革。新的刑诉法突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如律师介入诉讼阶段的提前、传讯时限的规定等，然而对公安检察机关的侦查措施未作相应的补充完善，如对秘拍、秘录等技术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能否进入诉讼程序，均未作相应的规定，使案件侦破工作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从立法上补充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对于提高侦查破案能力十分必要。

（四）赋予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利，符合国际惯例

为了打击腐败，很多国家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如美国在《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电子通讯隐私法令》中规定，检察官对贿赂政府官员罪可以使用技术监听手段；《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八章专门对各种秘密侦查手段适用的对象、范围和程序，包括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侦查等规定了40多个条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规定，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或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

三、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主体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8条以及国家安全法、人民警察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是有权执行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负责，其他机关或部门不得自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检察机关有权决定是否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但无权自行执行，只能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执行。

四、关于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范围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主要限定在以下三种情况：一是适用于公安机关立案后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二是适用于检察机关立案后的“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三是适用于“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五、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

技术侦查措施是把“双刃剑”，用之恰当则造福于民，反之，将严重侵害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也将直接影响检察机关的执法形象和公信力。因此，对技术侦查措施应当设定严格的审批程序，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没有对具体的审批程序作出的相应的规定，只是笼统规定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至于什么严格的批准手续，就没有规定。应该讲，此处应该是本次刑诉法修改的盲点。

六、关于技术侦查措施所收集证据的效力

技术侦查措施篇4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

《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为了侦破特定犯罪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审批，采取的一种特定技术手段。通常包括电话监听、秘密监控、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

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专门在“侦查”一章中增加了“技术侦查”一节五个条文，明确对技术侦查措施予以授权，对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范围和程序予以规定，破解了技术侦查证据合法性的司法困境。同时，由于技术侦查措施在侦破特定重大犯罪时使用的必要性，以及技术侦查措施对人权保障的破坏，通过立法严格限制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实现既惩罚犯罪又保障人权。

一、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时间限制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只有在立案之后才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就意味着，尚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不得申请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排除了技术侦查措施在案件初查阶段的适用。

但是在实践中有人认为，当前检察机关发现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渠道较少，一般都是由举报而来，或者是发现的窝案、串案，这些案件要事先经过一至两个月漫长的初查程序才能成案。而且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对象一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较高智商和一定反侦查能力，侦查工作难度较大，而技术侦查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公众均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能避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措施，而这种优势在初查中更为明显。因此，应取消技术侦查适用的起始时间限制。

而笔者认为，取消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起始时间限制，在初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尚未察觉的情况下使用技术侦察措施，当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对于侦查工作也能有更大的帮助。但是，在立案之前的初查阶段，在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犯罪情节是否达到刑诉法规定的重大、严重等情节还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使用技术侦查措施，非常容易造成技术侦查措施在实践中被滥用，使犯罪情节达不到要求的犯罪嫌疑人甚至根本没有犯罪的人的隐私权被侵犯，不符合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范围的规定，违反了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严格限制的立法精神，倾向于对犯罪的惩罚而轻视了对人权的保障。

二、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限制

1、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2、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3、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刑诉法明确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在案件的适用范围上严格贯彻重罪原则，只有重罪才可以适用，轻罪不得适用。对于上述第3类可以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人，即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注意其适用的前提也必须是涉嫌的犯罪行为不属于轻微犯罪，而且可能妨碍侦查甚至继续危害社会，需要缉拿并进行羁押。

三、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主体限制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都享有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但是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权统一由公安或国安机关行使。

这就意味着，对于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只有决定权，而没有执行权。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决定并自行执行的技术侦查行为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不仅技术侦查的结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且于法无据的技术侦查行为本身就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这既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增加了进一步取证的难度，也违反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神圣职责，降低了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四、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程序限制

《刑事诉讼法》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才可以适用，未经批准不得自行适用。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对象和期限执行。

何谓“严格的批准手续”，此次修改的新刑诉法并未明确，这是本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盲区。在本次刑诉法修改之前，技术侦查权主要也是由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也规定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但在实践中都是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自行审批、自行执行，“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的规定流于形式，得到具体的实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缺乏有力的监管，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可见，细化技术侦查措施“严格的批准手续”显得极为重要，国外对此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审查模式，我们可以予以参考借鉴。第一种模式是法院司法审查模式。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在没有法院授权的情况下，禁止任何人以电子的、机械的或者其他类型的设计装置来达到监听或者企图监听谈话和电话传输的目的。侦查机关需要采取监听手段时，除经通讯一方当事人事先同意的以外，原则上必须事先申请有管辖权的法官授权，在紧急情况下，也可先进行监听，然后申请有管辖权的法官认可。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监听应由预审法官决定，由其领导并接受其监督。可见，在这种审查模式中只有法院具有审查的权力，其它任何机关都无权行使，英国、法国、香港等多数国家都采用的是这种审查模式。第二种审查模式下，除法院外检察院也具有一定的审批权。荷兰《特殊侦查权法令》规定，除了非系统性的偶然监视外，秘密监控手段的采取必须事先获得检察院的批准方可进行。不过，进入私人住宅安装录制保密的联络或通讯仪器的行为如住宅监听，仍需要得到预审法官的书面授权。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对电讯往来是否监视录制只允许法官决定，在延缓就有危险时，检察官也可决定，但检察官的命令若在3日内未获得法官确认的，失去效力。

结合我国司法体制的实际情况，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公安、司法机关的整个诉讼过程进行监督，将检察机关作为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及监督机关符合我国的司法体制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及其对“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配置。考虑到技术侦查措施对人权的侵害性和法律对其适用的严格限制性，可以借鉴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批捕权上提一级”的审批模式，将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权交由上一级检察机关严格法律的规定进行审批，即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自侦部门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须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相关部门提出申请，经由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后交由同级的公安机关技术侦查部门予以执行。同时，考虑到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具有很强的即时性和紧迫性，宜将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批的时间限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建议不超过12小时或者24小时，这样才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更好地发挥技术侦查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强大的杀伤力。

参考文献：

[1]施亚芬：技术侦察措施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2] 李明：进步与不足：新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措施规定之反思。

[3] 栗潇华：关于对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的分析。

技术侦查措施篇5

论文关键词 技术侦查 审批 程序 构建

一、技术侦查措施的内涵及其分类

技术侦查字面上理解是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侦查措施，关于技术侦查的含义，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还没有形成共识。

在侦查实务中，技术侦查被划分为七类具体手段：（1）电子侦听，也称为麦克风侦听，具体指通过窃听设备对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性的口头谈话进行侦听。（2）电信监控，即通过对各种通讯方式进行的联系进行监控，既包括电话监听，也包括通过手机定位查找相对人的地点，或查询短信内容等。（3）电子监控，包括进行秘密的拍照与录像，也包括使用电子设备对侦查相对人进行监控、跟踪与定位。（4）邮件检查，即对纸质的通信进行秘密检查。（5）外线侦查，即技侦部门所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跟踪、盯梢、守候、监视甚至秘密逮捕等综合手段。（6）网络侦查，即对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展开秘密侦查的一类手段的统称。（7）密搜密取，即对侦查相对人所处的地点或物品进行秘密的搜查以及提取物证、书证等证据。

笔者认为，技术侦查不能等同于秘密侦查，秘密侦查是相对于公开侦查而言的；技术侦查也不能等同于特殊侦查，特殊侦查除了技术侦查外，还包括诸如诱惑侦查、秘密侦查在内的其他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的内涵不能仅仅从字面理解，而应作限制性解释。即技术侦查措施的内涵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该种侦查措施是现代高科技的产物，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2）该种侦查措施是秘密进行的，公开进行的高科技侦查措施不属于我们讨论的技术侦查措施的范畴；（3）该种侦查措施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具有非常规性，侦查机关在侦查实践中大量使用的高科技侦查措施也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技术侦查措施。根据上述特点，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侦查人员运用现代科技设备或科技手段，秘密地使用常规侦查措施以外的侦查手段收集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侦查措施。

二、技术侦查措施实施的必要性

随着现代刑事法治的不断发展进步，各类新型法律法规相应出台，填补了法律的空白，但是法律法规的实施和法律制定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与人民群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也存在明显的不同步性。与此同时，当前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的高发期，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在当前形势下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和应用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需要

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是现代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犯罪控制的能力决定了提高人权保障水平的空间，人权保障的水平也间接反映了犯罪控制的能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当前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当下的犯罪形势对我国刑事司法控制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更高层次上的要求，在加强对犯罪嫌疑人权益保障的同时，应当赋予侦查机关相应的技术侦查手段，以提高其侦查取证的能力和水平。

（二）破解犯罪侦查难题的迫切需要

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也多样化、智能化，一些利用科技手段实施的智能型犯罪不断出现。侦查机关侦查水平的提高，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水平也“水涨船高”，作案手段日益翻新，犯罪的伎俩更趋诡谲，而对这种新的挑战，侦查工作怎样才能总体上有一个明显提高，多年经验给我们启示，即早应用先进技术手段，运用智慧提高破案水平，依靠科技增强战斗能力。这就要求侦查机关转变传统的侦查观念，在办案实践中，充分重视科学技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的作用，提高运用技术手段侦破案件的技能，增强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

（三）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是我国诉讼制度改革与发展实践的需要

刑诉法颁布实施后，我国进行了相应诉讼制度的改革。刑诉法突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如律师介入诉讼阶段的提前、传讯时限的规定等，对公安检察机关的侦查措施也作出相应的补充完善，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于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从立法上补充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符合我国诉讼制度改革和发展实践的需求。

三、技术侦查措施审批程序的构建

《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但是何为“严格的审批程序”，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们无从判断。技术侦查措施要想在办案实践中顺利实行，就必须对其使用时的审批程序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措施审批程序在建立过程中应依主体的不同而分开讨论。

（一）公安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的审批程序

其实，公安机关利用技术措施侦查犯罪早已不是新鲜事，199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经批准，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但1996年刑诉法没有技术侦查措施的有关规定，所以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即便在侦查犯罪中使用这一措施，也只能获取某些线索，而无法将所获取的材料作为严格的证据使用。《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公安机关在某些案件上的技术侦查权，笔者认为，公安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大体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安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须经过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技术侦查措施的本质是对公民隐私权利的限制，如果使用不当，可能对公民合法权利造成很大侵害，而且现实中，因技术侦查措施使用不当而对当事人造成侵害的案例屡有发生。因此，公安机关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必须经过其负责人的批准，这应该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第二，技术侦查措施有效期的延长，须经本级公安机关、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双重批准”。《刑事诉讼法》规定，技术侦查措施自批准之日起三个月内有效，对于疑难、复杂案件，经过批准，有效期限可以延长。从案件性质来讲，技术侦查措施期限的延长一般针对疑难、复杂案件，在本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应该还须得到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并且实践中，此类案件数量不大，操作起来具有可行性。从上下级监督来讲，“双重批准”可使上级公安机关对下级公安机关技术侦查措施使用是否合法、合规起到监督作用，有利于及时发现、纠正不适当、不合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情况。

第三，公安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须报同级检察院备案，“双重批准”的须报上下级检察院备案。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监督法律实施的权力。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须经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理解为一种内部监督，内部监督虽有直接、便捷等特点，但受共同的利益、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易流于形式、监督不力等弊病。因此，要建立完整的审批程序，不仅要有内部监督，更须有外部监督。笔者认为，公安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后及时报检察院备案不失为一种有力的外部监督措施。

有人认为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权应该由检察院享有，其理由是，检察院有权监督公安机关实施法律。这种提法理论色彩过于浓厚，忽略了技术侦查措施产生的现实需要。技术侦查措施是为应对犯罪的“不断升级”，而在与犯罪的“动态对抗”中产生的。 如果每一个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都须检察院的批准，不仅在实践中不便操作，更无法适应犯罪多发、复杂、智能的态势。例如，公安机关获取了一条涉嫌毒品交易的信息，显示当晚两大贩毒集团要进行毒品交易，为进一步锁定犯罪目标，公安机关须及时监听贩毒集团骨干成员电话和往来邮件，如果此时由检察院来处理公安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申请，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权由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公安机关负责人享有，检察院享有事后审查权，即公安机关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后向检察院备案是适宜的。

第四，检察院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有疑问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做出解释。在备案时，检察院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有疑问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做出解释，公安机关应该按时答复。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的理由不成立的，不能直接撤销公安机关已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因为既然技术侦查措施的采取由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那么决定其结束的权力也应该由其享有。但在批捕阶段或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合法性或者必要性有疑问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做出解释，甚至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二）检察院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的审批程序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具有决定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笔者认为，检察院决定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时的审批程序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构建：

第一，检察院采取技术侦查措施，须经检察长的批准。基于操作便捷和有效制约双重因素的综合考量，人民检察院在侦查重大的贪污、贿赂等犯罪时，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应该经过检察长的批准。

第二，对已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下级检察院应报上级检察院备案；技术侦查措施有效期的延长，应同时取得上级检察院检察长的批准。正如以上所述，适当的外部监督可以有效克服内部监督易流于形式、监督不力的缺陷，因此下级检察院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使用或者有效期限的延长应向上级检察院备案或者得到其批准。

第三，上级检察院可以撤销下级检察院不适当、不合法的技术侦查措施。接到备案后，上级检察院认为下级检察院已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不适当甚至不合法的可以要求下级检察院做出说明，下级检察院应及时作出说明，上级检察院认为说明理由不成立的，可以直接撤销下级检察院已经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这是因为上下级检察院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上级检察院当然有权撤销下级检察院不当的技术侦查措施。

第四，检察院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后，应及时交有关机关执行，执行机关须严格按照已批准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执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院对技术侦查措施有决定权而无执行权。执行机关在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已批准的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执行，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检察院须及时通知执行机关予以解除。

技术侦查措施篇6

论文关键词 新刑事诉讼法 技术侦查措施 进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于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一方面,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刑事犯罪的攀升与犯罪手段的智能化、技术化,已经成为不可争议的现实。这一现实告诉我们,不仅侦查观念要更新,而且侦查模式、技术手段更要更新;另外,在侦查行为方面,由于不规范导致的冤假错案也时有发生,收集证据中的违法乱纪现象,滥用侦查权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侦查权运行的现状急须加强制约和监督。针对以上的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侦查程序方面作了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批准,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的交付;明确规定采用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适用。

一、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法律上规定,是对权力限制的必要体现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刑事诉讼活动其主要特征之一在于国家公权力的参与,故需加强对公权力制约,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是处于打击惩罚犯罪的合理需要。由于公权力带有天然的扩张性,所以必须对其严加控制防范,以防其成为脱缰之野马。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自然具备了公法的属性,即应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有效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防止因公权力滥用给被追诉人造成损害。“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便绝对地腐败”,应把权力制约为修法的重中之重,这是实现其保障人权目的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刑事诉讼法才是一部“民权法”而非“治民法”。在刑事诉讼法中,事关重要的首为侦查权。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的“双刃剑”,既关系到犯罪的控制又关涉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因此,应当缜密设计,以防止权力滥用给犯罪嫌疑人权利造成侵害。在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其中之一亮点是新增了“技术侦查”一节,把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从现实中的“幕后”推至立法的“台前”,修正案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交由相关机关执行、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以及期限等相关规定,通过这些规定来进一步增强技术侦查的外部制约因素,从而减少技术侦查行为恣意的可能。 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规定了相关原则

在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其中之一亮点是新增了“技术侦查”一节,从第一百四十八条到第一百五十二条不难看出,条文本身对技术侦查措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

首先,“重罪”原则。“重罪”原则指所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要与侦查机关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相适应。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去讨论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的投出要与收入成正比,起码不至于失衡,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如果对轻微的刑事案件而采取与之不相符的或者说投入成本大的技术侦查措施,那就必然会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不符合侦查成本效益分析原则;因为它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性比传统侦查行为的侵犯性更为严重。在此次的刑事修正案中,首先规定的就是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案件的性质,明确规定公安机关采取措施的为“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检察院的为“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同时修正案也通过以上条文明确除此之外无其他例外情况。

其次,人权保障原则。从保障人权角度讲,由于技术侦查措施所主动介入的事件(活动)性质有时会尚未确定(即是否犯罪事件),此时所采取的侦查措施是建立于“假想犯罪”之上的,于是它也就可能会对公民的隐私权、通讯自由权等人权造成侵犯。从保障人权角度分析第一百五十条,其对公民的基本权益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也做出了保障。在采取措施时,应注重保障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在进行俗称“卧底侦查”的时候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于此同时也规定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执行,对期限的延长也做了相对的规定。

再次,侦查程序法定。程序法定原则对于诉讼法的重要性不言而明,而现代刑事诉讼中同时亦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重要作用,刑事程序法定包括立法和司法两层含义:一是立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程序应当由法律事先明确规定;二是司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的刑事程序来进行。刑事程序法定,是由刑事诉讼涉及利益的重大性决定的。刑事诉讼的过程,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过程,而刑罚权包含着国家以强制力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自由权乃至生命权等最重要的人权。因此,程序的确定性、公平性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程序(法)即无实体(法)”。这一法律格言,在刑事领域体现得最为彻底。为此,由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事先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程序,规范刑事诉讼活动,保证刑事诉讼的有序性和公正性,就显得尤其必要。此次的刑诉法修正案的出台,规范了技术侦查一

章。在此前技术侦查的主体、对象、程序、监督、救济和结果使用等方面在刑事诉讼法中均没有明确规定;以及技术侦查其本身的特性决定,在其没有程序规定时必然会导致滥用或者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此次修正案从规定有权决定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执行主体、执行种类、期限、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等方面都做了相关的规定,完善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 三、对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了规定,完善侦查机关侦查措施,屏蔽法外手段的需要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布出台前,各种技术侦查措施和秘密侦查措施都在法外存在,而且对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从权力法定的原则看,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时使用法外的侦查手段又是缺乏法律基础的。由于是法外手段,必然会缺乏监督,权力缺乏限制;于此同时,基于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手段的自身特性加之其法外性,导致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由于对概念的理解不同,存在许多不同的技术侦查措施,如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录像、进行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在我国,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措施主要包括三类:技术类侦查措施(电子侦听、电话窃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象、邮件检查等);诱惑类侦查措施(如机会提供型引诱、虚示购买、控制交付等);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包括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从而不难看出,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第151条肯定以上三大类的技术侦查措施。此条文明确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即明确了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包括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以及“对涉及给付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即明确了诱惑类侦查措施。

四、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赋予证据合法性。

在法律上,我国相关法律已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做了一定的规定,如《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公安部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3条第2款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移送案件时,只移送诉讼卷,侦查卷由公安机关存档备查。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需要作为证据公开使用时,按照规定采取相应的处理。由于上述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加之规定的法律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导致的结果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在事实上无直接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的反侦查能力却在提高,增加侦查取证的难度,尤其在“一对一”案件、无被害人案件中,取证难度不断加大,制约了侦查工作的打击犯罪效果。尽管我国在实践中,技术侦查工作取得了许多经验,实践工作中对提高科技含量热情很高,但是法律对此却没有积极回应。我国技术侦查多是以“隐形法”规制。

技术侦查措施篇7

论文关键词 新刑诉法 技术侦查 监督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广泛运用的技术侦查纳入了调整的范畴，但未对如何开展技术侦查监督作出规定。由于技术侦查的特殊性，一旦对其缺乏有效的监督，很有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为了准确打击犯罪、规范侦查和维护人权，对技术侦查进行有效的监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技术侦查的内涵

技术侦查，这一侦查手段在刑事侦查实践中运用已久，但其内涵并无在我国法律中得到明确体现。从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到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可见我国在不断加强完善技术侦查的立法规制，却未对技术侦查的内涵做出明文规定。

在理论界，亦仍未对技术侦查形成完整、统一的概念。目前，对技术侦查的内涵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技术侦查，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该观点主要是从广义上来诠释技术侦查，突出强调的是技术侦查的技术性这一特征。第二种观点认为： 技术侦查措施，指的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听（俗称窃听），秘密录像、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该观点将技术侦查视为秘密侦查的一种。第三种观点认为： 技术侦查，指因调查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需要而由法律加以规定和授权的、法定常规侦查措施以外的一些经过特别审批手续而秘密采取的侦查方法。该观点将技术侦查措施作狭义上理解，则是强调了技术侦查的秘密性，并明确了技术侦查的实施要经过法律授权和法定程序。

以上观点分别体现了技术侦查的技术性、秘密性等特征，具有一定的可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有不足，或模糊了技术侦查和侦查技术的界限，或混淆了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的关系，或忽视考虑了技术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条件和范围、审批程序等要件。技术性、秘密性、强制性是技术侦查的重要特征，且因技术侦查会对行为对象的相关权利产生巨大影响，为防止侦查权滥用，必须对其进行严格控制，所以，界定技术侦查概念时须考虑以上要素。因此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是指依法享有技术侦查权的侦查机关为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法律的规定，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采用监听、邮件检查、电子监控、秘拍秘照等特定的技术侦查手段秘密或非秘密地查清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侦查方式。

二、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的规定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针对技术侦查措施在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用专节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批准程序、执行主体、适用对象和期限、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和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信息材料的处理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将游离于刑诉法调整之外的技术侦查手段纳入了法定侦查措施，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

（一）明确了技术侦查适用的范围

新刑诉法将技术侦查适用的范围限定于公安机关侦查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和检察机关侦查的“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以及“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该范围限定体现了重罪原则。而“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则体现了必要性原则。

（二）明确了技术侦查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适用期限执行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涉及到公民的权利，必须严格依法实施。为防止侦查机关对技术侦查的滥用，新刑诉法明确规定，执行机关对批准的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不得随意扩大，对适用期限不得随意延长。

（三）明确了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和对采取技术侦查所获取材料的处理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然会获取大量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资料，这就关系到国家利益、单位或个人的经济利益和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所以，新刑诉法规定了侦查人员及予以配合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保密义务，并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限定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

（四）明确了控制下交付等秘密侦查措施

新刑诉法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该规定有利于将秘密侦查措施纳入法制轨道。

（五）明确了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可作为证据使用

目前实践中通过技术侦查取得的证据不能直接公开作为证据使用，影响了打击犯罪的效力。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作为收集证据的合法手段，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在司法实践中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对技术侦查进行监督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有效惩治犯罪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犯罪形式日趋组织化、智能化、隐蔽化。技术侦查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传统侦查方法的不足之处，降低了获取新型犯罪证据的难度，从而加大了打击违法犯罪的力度。但若缺乏对技术侦查的监督，即使通过技术侦查获得了关键性证据，却因错误运用甚至违法运用技术侦查措施，而使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同样降低了惩治犯罪的有效性。因此，为了做到对新时期各类犯罪的准确打击，有必要加强对技术侦查的监督。

（二）有利于保障人权

技术侦查具有的技术性、秘密性、强制性等特点，正是其区别于其他侦查手段而发挥作用的根本所在。但正是技术侦查的以上特点，也使其在运用过程中更容易发生问题，因为其更大程度地触及公民的权利，包括犯罪嫌疑人和其他公民的通信自由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技术侦查就好比双刃剑，对其运用得当有利于及时侦破案件以打击犯罪，一旦侦查机关在追求破案效率的思想影响下对其恣意滥用又会侵犯人权。因此，必须严格限制使用技术侦查，加强对技术侦查运用全过程的监督制约。

（三）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

正义是司法制度的永恒追求，其既包括实体正义，也包括程序正义。技术侦查作为重要侦查措施之一，要追求案件事实，必须要依照一定的法定程序，只有实现了程序正义，才能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从当前技术侦查发展的大环境来看，通过对技术侦查程序进行监督，保障技术侦查具备正当化基础，无疑能使技术侦查获得更多的支持力量。加强技术侦查监督不仅是改进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现有状况、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侦查程序法治化、遵循国际刑事侦查发展趋势的应有之义。

四、对技术侦查进行监督的建议

虽然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作出了相关规定，体现了法治的进步，但对如何开展技术侦查监督并未作出规定。为了更好地防止技术侦查权力滥用，检察机关应会同公安机关在实践中认真探索、研究如何对技术侦查进行监督，从而使技术侦查活动在法治的轨道内良好运行。

（一）监督的主体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由其监督我国技术侦查活动，符合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现行司法体制的具体情况，并且应主要由检察机关中具有侦查活动监督职能的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开展监督，检察机关中的其他相关部门配合监督。但是，应根据不同侦查机关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而有所区别。对于公安机关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可由同级的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进行监督。对于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为体现执法公信力和监督效能，应由上级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监督下级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技术侦查活动。

（二）监督的内容

因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批准程序、执行主体、适用对象和期限、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所以监督主体即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部门应当根据新刑诉法规定的内容对技术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监督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技术侦查措施在案件侦查中实施的必要性，申请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按照规定进行审批，有无超范围、期限、措施种类进行侦查，适用对象、执行主体是否合法，侦查人员有无违反保密义务，侦查人员有无诱人犯罪，获取的材料有无用于其他用途等等。

（三）监督的方式和程序

由于新刑诉法对“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没作具体规定，且鉴于我国目前的侦查体制和司法实践现状，建议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审批技术侦查措施申请的形式作为主要的监督方式。侦查监督部门在受理技术侦查措施申请后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以书面形式作出批准决定，并载明措施种类、对象、期限等，再由申请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交由同级的公安机关严格按批准执行。对于特别紧急的案件，可由侦查机关先行实施，但必须在实施后特定期限内报检察机关批准，检察机关不予批准的，侦查机关必须立即停止实施技术侦查手段。除审批技术侦查措施申请外，侦查监督部门还可通过接受举报控告、提前介入、审查逮捕案件等方式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过程（包括侦查人员有无违法保密义务、获取材料如何处理等方面）进行监督。

（四）监督的后续处理

技术侦查措施篇8

论文关键词　刑诉法修正案　技术侦查　制度构建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中的重要职能之一，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此次修改后将面临多重机遇和挑战。尤其是技术侦查权的确定，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尽快对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手段进行全面的审视、分析和整合，以适应当前法制环境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挑战。通过有效、合法的适用技术侦查，构建完整的技术侦查适用制度，取得控制职务犯罪和保证人权平横，实现保障人权和加大职务犯罪侦查力度的双赢效果，有利的推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平稳健康发展。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种类、特点

技术侦查，是刑事犯罪侦查中在国际社会普遍使用的，重要而有效的一种侦查措施。就职务犯罪侦查来说，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往往根据有关政策对技术侦查措施和手段通过有关部门进行使用，但在性质上尚属政策层面上的授权和规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就首次从法律上规定了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该法第148条至第152条等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及其使用的程序和要求，这证明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是我国侦查制度的一大进步，对于规范侦查活动、保障公民权益、推进国家法治进程等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落实到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是指检察机关运用各种高科技设备和特殊的侦查方法秘密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和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措施的总称。技术侦查措施包括麦克风侦听、电话侦听、窥视监控、邮件检查、外线侦查、网络监控等。　技术侦查具有秘密性、技术性、强制性、直接性、顺向性等特点，对于快速查明犯罪事实，确定犯罪嫌疑人去向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技术侦查权的确立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机遇

（一）强化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效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

1.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导致此类案件查办难度大，职务犯罪是一种智能型、隐蔽型犯罪，没有直接的受害人，证据相对单一，侦查此类案件存在发现难、取证难、固证难等突出问题，侦查难度远大于普通刑事犯罪。尤其是在贿赂案件中经常出现“一对一”的情况，过分依赖口供等言辞证据。　并且《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仅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该条款体现了“不轻信口供”的立法精神。因此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和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利用技术侦查措施能够有效的解决侦查职务犯罪过分依赖口供的现象。

2.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职务犯罪活动日益呈现出技术化、信息化、高智能化、高度组织化等态势，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狡诈，犯罪分子采用潜逃、串供、毁灭证据、洗钱、转移赃款物等反侦查的能力不断增强。侦查人员一旦接触犯罪嫌疑人或相关涉案人，与案件相关的人就闻风而逃。这说明当前单一落后的传统侦查方式缺乏及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及相关涉案人员潜逃线索的手段，对其潜逃后又缺乏有效的追逃措施。对待高智能犯罪，侦查方式也要与时俱进的更新、换代、升级。在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光导纤维通信技术、数控技术以及大型电脑数据库技术等不断成熟和发展，也为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引入技术侦查措施，能够提升职务犯罪侦查能力，进一步促进职务犯罪“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等传统侦查理念和侦查模式的转变，更加实际的满足现实侦查的需要，有效的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

（二）有利于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平衡

“职务犯罪破坏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及国家政策的实施，扰乱社会秩序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　。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查办职务犯罪，有利于提高及时查处和控制犯罪的能力，及时准确的获取犯罪证据，减少变相拘禁甚至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现象的发生，有利的加强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平衡。

（三）有利于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和借鉴国外经验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条第1款规定：“允许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方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该条款表明，查处职务犯罪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包括麦克风侦听、电话侦听、窥视监控、邮件检查、外线侦查、网络监控等特殊的侦查措施。由此可以看出，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查处职务犯罪是国际上的通例，同时中国作为缔约国之一，理应履行该公约义务。为了控制犯罪，很多国家已经明确规定技术侦查，例如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第3条规定，对于贿赂罪、金融诈骗罪、有组织犯罪等严重犯罪案件，可以采取秘密监听和录音录像的侦查措施。2001年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86条第1款规定：“如果有足够理由认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或者其他人的电话和其他谈话可能含有对刑事案件有意义的内容，则在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犯罪案件中允许监听和录音”。　上述条款可见国外对技术侦查措施立法较早，实践经验丰富，我国可以从中借鉴经验，使技术侦查措施日趋完善。

三、技术侦查权的确立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挑战

（一）职务犯罪技术侦查规定不够明确，执行权设置不尽合理

必须承认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技术侦查权纳入合法侦查权范畴，是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变革，但与此同时，本次修改对技术侦查权的规定却不够明确，对技术侦查相关细节都缺乏原则性的规定。在促进职务犯罪“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等传统侦查理念和侦查模式的转变过程中，技术侦查措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技术侦查措施规定过于笼统，没有清晰的可实现途径，在技术侦查手段、启动、执行等关键环节上都缺少详细的规定，那么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实际操作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另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无可否认，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寻求公安机关的技术支持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新的刑诉法既然已经明确检察机关具有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限，却在执行权限上设置障碍，这无非使检察机关在技术侦查工作中增加了同执行机关协调、交涉的成本，最终会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缺乏实战经验

由于我国法律的限制，检察机关过去很少接触和了解丰富的技侦手段。检察机关处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对贪污贿赂案件一般都是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可以行使技术侦查权。但是不争的事实摆在面前，职务犯罪技术侦查人员缺乏工作经验，侦查技术装备配备不平衡，这些因素都制约着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工作的开展。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开展相应的业务技能培训，培养更多的技术侦查人才，了解并且能熟练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优化技术侦查设备资源配置，由于各地检察院技术侦查发展参差不齐，可以尝试以省检察院或者市检察院为侦查中心，以点盖面，在检察院内部能够进行有效的协调和配合，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大力支持。

（三）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不当使用容易对当事人权利造成侵害

由于法定化的技术侦查制度还未建立，在设定合法性界限、确保程序严格、明确各种侦查手段的许容性方面还缺少细致性的规定。因此如果技术侦查措施没有严格的审批程序、适用情况的规定时，技术侦查会在一定范围内干涉到公民的通讯自由、个人隐私，会对公民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合理的侵害。因此为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平衡的目的，构建一套合法和完善的技术侦查适用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四、构建合法和完善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适用制度

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实施秘密监听、邮件检查、网络监控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限制和剥夺，为防止因技术侦查权滥用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发生，必须构建合法和完善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适用制度，该项制度应包括适用的范围、对象、程序、获取证据的使用和救济途径等五个方面。

（一）严格界定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以下案件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一是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二是利用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三是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

（二）严格限定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种类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这表明，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必须报请有权批准决定的检察机关确定。一般情况下，职务犯罪的技术侦查措施主要包括麦克风侦听、电话侦听、窥视监控、邮件检查、网络监控等。

（三）严格限定职务犯罪技术侦查适用的审批程序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检察机关对于立案后的职务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由公安机关等有关机关执行。对于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这表明法律对技术侦查的决定机关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具体执行的只能由负有侦查职能的侦查人员或专门实施技术侦查手段的工作人员负责。最重要的是，在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前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因为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不当会严重侵犯公民的权利，所以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严格履行审批程序，防止技术侦查权被滥用，影响执法的效果和公信力。

（四）明确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中获取材料的用途及证据效力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技术侦查措施所获的材料也要遵从“毒树之果”的证据规则，即凡是技侦手段本身是非法的，其所产生或衍生的后续证据均不具有可采性。　技术侦查干涉了公民的通信自由，甚至涉及到公民的隐私，因此法律应该对技术侦查所取得的资料的保存、使用以及销毁作出明确的规定。在资料的保存方面，我们可以参照规定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制作笔录，由执行人员签名，连同获得的其他资料一并封存，并且严格规定非本案件侦查人员，公诉人员、审判人员、辩护人员不得查阅；而在资料的使用方面，技术侦查措施是建立在侦查对象隐私权的保护基础上，具有严格的相关性原则，为了防止侦查对象的隐私权过分扩散，通过这种方式所获得资料原则上只能在本案中使用；最后在资料的销毁方面，技术侦查资料长期保存将使侦查对象的个人隐私被滥用和泄漏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我国应该立法规定，通过技术侦查所获得的证据材料一旦在本案中使用完毕，必须马上销毁。

（五）确定职务犯罪非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责任和救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