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经济学范文
时间：2023-11-18 16:18:35
技术创新经济学篇1
技术创新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变革。无不包含着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国防科技工业的技术创新在节能环保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但这个领域技术创新的水平，技术创新的模式还没有完全
转到生态化的道路上来。因此，顺应时展的要求，将生态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相结合，大力研制开发节能环保型技术，走生态化的技术创新之路，就成为实现绿色国防、绿色国防科技工业和实现国防科技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研宄生态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创新模式的价值。
研究生态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理论价值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我党在经济发展领域的指导思想。技术创新的理念与生态经济学的理念逐步地结合，并逐步形成新的技术创新观念。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也应该处理好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用生态化的技术替代传统的技术，并实现技术创新的商业价值。
研究生态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实践价值国防科技工业是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是体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武器装备追求独特和领先的属性以及战略产业竞争的特征决定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要选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技术创新模式。在当今各国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型技术的同时，我们仅凭现有的资源是难以应付未来的战争，难以实现国防科技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只有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创新模式才能增强国防科技工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有效地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
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张云川在2007年1月8日指出，2007年国防科技工业将在全系统列出30家重点耗能大户和30家重点排污企业，限期开展降耗减排专项治理和监督检查，并严格重大项目节能评估和环保评审，加强降耗减排工作，推广综合节电、绿色设计、清洁生产等提升节能和环保水平的先进适用技术。这一举措一方面说明了当前国防科技工业的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在节能环保技术研究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技术创新模式研究的重要性。
可以说，国防科技工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创新模式，直接决定了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方向和实现国防科技工业永续发展的要求。
所谓自主创新就是主要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完成技术创新全过程，关键技术上的突破由本企业实现;模仿创新就是企业学习，模仿其他企业先进技术，根据自身情况加以改进，完成本企业的技术改造或创新;引进创新一般指企业从国外或经济发达地区引进先进技术，结合本身情况为我所用，进行技术创新;合作创新即不同企业、不同行为主体为进行某项技术创新共同努力。
根据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不同可将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划分为技术推动模式、需求推动模式和双重推动模式
技术推动模式是指技术创新主体拥有某种技术，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研发，产权明晰;需求推动模式的优势在于：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的自身利润来考虑选择是否进行某种技术的研发，以完全满足市场的需求为主;双重推动模式是指技术创新主体所拥有的发明或发现是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而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按照技术创新的组织模式的不同可将企业的技术创新划分为计划组织
模式、自行组织模式和联合组织模式
计划组织模式是指由企业外的组织(一般指政府)有计划地进行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自行组织模式是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使企业完全按照市场的需求去组织技术创新;联合组织模式是指政府对创新任务的确定和创新企业的选择和市场的需求相结合。
按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与程序可将技术创新分为线性创新模式、双向循环模式和霍夫勒模式
线性创新模式所包含的三种类型一一科技推动型、市场拉引型和计划推动型。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创新活动自始自终都是在本系统内完成的，而双向循环模式和霍夫勒模式都是非线性的模式。按照技术创新的过程可以将技术创新的模式分为：预期模式和随机模式，按照技术创新的演化过程可将技术创新的模式分为现行模式，目标模式和过渡模式;按照技术创新的主体、动力机制和管理机制可将技术创新分为完全竞争模式、计划创新模式和混合创新模式。
生态经济学视角下的技术创新模式的划分
根据生态经济学中的生态系统理论范畴、生态平衡理论范畴和生态效益理论范畴，可以将技术创新模式重新划分为生态型技术创新模式、亚生态型技术创新模式和非生态型技术创新模式。
生态型技术创新模式。根据生态经济系统的相关理论，技术创新属于人的行为，在生态经济系统中要正确发挥人的主导作用，要充分考虑到客观规律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生态的因素，对于新技术的开发、研究要始终贯彻生态和经济相协调的观念，技术创新不仅要考虑眼前利益，而且要看到长远利益，从而保证新技术对未来环境是完全无污染的、完全环保的。
亚生态型技术创新模式。根据生态经济学中生态经济平衡的理论，面对日益扩大的需求，人们从生态中获取物质将越来越多，而面对有限的生态资源，我们不是靠限制经济的发展来维护生态的平衡，而是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来研宄和开发出更有利于节约资源，更有利于减少废弃物排放的新型技术，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使废弃物能够得到循环利用，从而实现永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模式。
非生态型技术创新模式。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充分权衡技术创新的利弊得失，按照生态经济效益的相关理论，在优先考虑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需要，暂时容忍新技术对环境的污染，从而在以后的技术创新过程中再使这种污染不断解决得到解决。例如，目前各国都在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需要而发射的各种卫星。这些卫星在废弃以后势必会对太空的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但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生态化抉择
为了使得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能够又好又快的发展，笔者通过对国内外技术创新模式进行了综合研宄，得出以下结论。
对于那些“放开类型”的国防工业企业，比如军需生活用品生产等一般军用技术，可以而且应该鼓励地方企业参与投资建设，使其选择生态型即合作或模仿技术创新模式，有利于减少国防开支，提高产品质量。
对于“限制类型”的国防工业企业来说，比如钢铁、船舶等允许地方企业进行参与的技术，应根据企业综合实力可以选择亚生态型的合作或自主技术创新模式，对于其中的高科技和核心技术，由于其特殊性可以产生垄断效应，应选择自主创新模式。
对于“禁止类型”的国防工业企业来说，要实行国有制，如航空航天、核武器、导弹、潜艇等战略武器制造等国家严格禁止泄露的尖端技术，考虑到特殊地位，其技术创新模式一律选择自主创新模式，同时也是非生态型的创新模式。
当前技术创新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竞争已逐渐成为国际间竞争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发展和生产率增长的基本动力。然而，为了增强我国国防实力，加强国防工业企业的能力，必须进行技术创新，特别是对国防军队建设中的那些核心技术和尖端技术，为了避免落后就要挨打，在国际局势急剧变革的今天，应该采取亚生态和生态型的自主创新模式。为了加速我国国防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增强我国科技综合竞争力的技术创新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努力。
要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与各大科研院所组建研发战略联盟。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将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防科技工业企业自身必须重视R&D能力培养，建立自己的R&D机构。一流的企业必须要有一流的研宄机构。未来技术创新的中心在企业。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宄机构就不可能成为一流的企业。
国防科技工业企业自身必须要有科研管理机制。高效的科研管理机制是研发活动顺利进行的保证。应该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从科研活动客观规律入手，建立灵活高效的科研管理机制。
技术创新经济学篇2
关于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国富论》，1776）中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即“三大定理”。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对提高生产率有重要的进步作用，三个方面是经济增长中缺一不可的。随后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杨小凯，1996），而建立的这一模型却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劳动分工的作用）、第三个思想（技术进步的作用）是相冲突的。进入20世纪初，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研究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和第三个思想。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 ）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ter)分别提出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1928）和以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周期经济发展理论（1912），但是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普遍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至于在20世纪内，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美国在20年代3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是相冲突的，这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伤脑筋。这一矛盾不但使新古典经济学派修改原有的理论，也使以劳动分工与组织演进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派（发展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及技术创新学派迅速发展，经济学家又开始重新思考现实的经济增长原因。至今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索洛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为创始人，他在19世纪9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把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等融为一体的经济学体系以及均衡价格论、价值论、分配论、局部均衡论、需求弹性、供求弹性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从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假定导出供给函数，从效用最大化导出需求函数，从供求相等条件导出协调个人利益的市场均衡，该理论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函数。它在把市场竞争的功能形式化过程中，其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理论框架使分工及专业化对生产率进步的作用变为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了，同时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进步作用。如生产函数的公式为：q＝f（k，l），其中q表示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这里开始，新古典经济学派实际上只研究了斯密提出的经济增长的三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市场竞争，而抛弃了斯密的另外两个思想。从此出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脱节。
二战后，为了研究经济的实际增长，经济学家索洛（r，solow）出版《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索洛指出，增长理论应当描述或解释经济生活具有何种特征？它所作的描述究竟怎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基于“一个讲述得很好的模型必须能够再现发达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事实”（solow，1957）的观点，索洛设计了一种总量生产函数：
q＝f（k，l，t）
其中k、l和t是资本、劳动和时间，这里考虑了技术进步因素，只是把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移动的缩语”。在分析中，他假定技术进步为中性，规模收益不变，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在此40年间每个工人每小时的产出几乎翻了一番，而与此同时，生产函数的累积向上移动约80％。所以，按照索洛的理论，总增长的大约八分之一归于人均每小时资本的增加，而剩下的总增长为“余数”，他将“余数”（增长的八分之七）归于技术进步。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矛盾，承认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无疑地是对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但是索洛的两个假设是不现实的，第一，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难以成立，因为劳动分工的演进与专业化的发展及组织制度的变革，使许多行业存在规模收益及经济激励递增的现象。第二，技术进步为中性的假设不现实，将技术进步看作是非体现的，即技术进步与资本和劳动无关；事实上，技术进步的一部分是体现在更高质量的机器和劳动中的，同时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对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最早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他在1928年发表《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一文，文中指出了一个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的方向，但在扬格发表这篇经典论文后的几十年中，这个方向几乎被人们所遗忘。直到80年代，扬格的理论才被经济学家所引用。扬格的主要思想为：生产率与劳动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劳动分工的演进，技术进步是这个演进过程的表面现象，这种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这是一个经济组织与自我繁殖过程，技术进步不应该是外生的，它是生产率与劳动分工关系演进的结果。扬格的思想核心是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和规模报酬，而新古典经济理论核心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而杨小凯认为实际经济是二者的结合（杨小凯，1996）。舒尔茨也与扬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他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卢卡斯（(lucas)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解释为什么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学习的专业化（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增长（stiglitz，1986）。杨小凯用分工的演进解释经济增长，并在计算机上作了大量模拟，建立了一个动态微观模型（yang，1987）。所有这些模型，都是从不同侧面来论述劳动分工专业化、组织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该理论认识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为内生的，比新古典经济学派有进步，但是认为技术进步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显然是不对的。事实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推进劳动分工的发展，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专业化的步伐，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分工与组织结构的演进与制度对科技进步有反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技术进步不是劳动分工演进的表面现象。
四、技术创新学派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制度经济学派分别強調经济增长的原因，一为市场竞争，一为劳动分工与经济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演进，却未将技术创新作为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派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制度经济学派将其掩盖在劳动分工之内，而真正将技术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马克思（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并将技术创新归结为下列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或产出新质量的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商品市场；（4）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行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将影响经济的因素划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认为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动都是引起生产扩张的外在因素，而只有技术创新才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schumpeter，1912）。熊彼特从技术创新理论出发对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他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灭，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熊彼特将经济周期分为长、中、短“三种周期”理论。“长波”也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中波”约9至10年，又称“尤格拉周期”；“短波”为40个月（将近3年半），又称“基钦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命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他以“创新理论”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熊彼特的理论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强调新技术、新产品能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还有库滋涅茨（1930年，1953年）、丹尼森（1962年） 、纳尔逊和温特（1974年）、库姆斯等（1987）。纳尔逊和温特基于熊彼特的理论，以厂商的行为为中心点，进行了经济增长的分析。他认为，技术先进的厂商会不断投资于研究与技术开发。用这种方法，他们既领先于其他不太先进的厂商，又比其他厂商提高了工资率。所以，由于新技术更有效，更高的工资率会使旧技术相对效率较低，这刺激了不太先进的厂商去模仿新技术，这种竞争过程的结果是，行业状态从而经济状态随时变化。他们还从微观经济的假设出发，建立了经济增长的进化模型。
五、构建创新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技术创新学派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每一个学派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够全面。对美国的“长波新经济”不能单独用以上三个学派的任一学派来全面解释，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作出解释。保罗·罗默（p.m.romer）为此作出了积极的探索。罗默于1986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收益递增与长期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先后设计了两个增长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的修正与扩展，第二个模型将知识赋予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认为，知识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罗默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从美国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新的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知识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必须以创新为动力，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
美国经济从1991年4月开始增长至今，已有9年，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曲线迅猛上升，1987年道琼斯指数仅为2000点左右，到1995年道琼斯指数上升到4000点，而从1995年到1999年，仅用了4年时间，道琼斯指数突破了万点大关。与经济增长、股票市价高涨并存的是低失业和低通胀，其失业率于1999年降至90年代最低点，约4.2％，通胀率降至2.1％。美国90年代的经济增长呈现的特点与以往有显著的不同：（1）经济增长周期延长。美国自1854年有经济周期纪录以来，到现在146年中共经历了31个周期，扩张期超过了80个月的只有4次，其中最长的为1961年3月至1969年12月，共106个月，而“新经济”的经济周期从1991年4月—2000年10月，历时115个月。（2）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变化呈现新的特点。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周期中，高增长与失业率下降、通胀率上升并存；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时期，失业率上升，通胀率也上升；而90年代的经济增长时期，高增长与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9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两个显著特点对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出现“长波新经济”现象呢？
有学者认为，“新经济”是“由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与增长”（刘树成等，2000）。我们认为，新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为技术创新，二为制度创新。正如前美国总统克林頓在2000年4月5日“白宫新经济会议”上所说，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其答案不是单一的，他归结为四条，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两条：一是新经济的性质，他以技术为动力，以创意（ideas）为引导，植根于创新和进取心；二是美国企业制度的力量。
第一、从技术创新层面分析。美国二战后，一直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从而率先进行了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等信息技术为主线的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以新的供给创造了新的需求，又以新的需求推动了新的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少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同时，美国在生物技术、机电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上有许多创新的成果和专利应用到了生产中，产生了许多新的产品。美国的技术创新促进了企业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数量增多，企业产生了规模经济。
第二、从制度层面分析。美国有一系列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制度和政策有：（1）引进科技人才制度。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保证每年有一大批国外的科技人才获得h1b签证，企业也为科技人才提供优惠待遇及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机会，从而形成了吸引国外优秀科技人才的长期制度。（2）科技创新的投资制度。长期以来，企业有技术创新投资的积极性，形成了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进行研究开发的制度，保证了科学研究的科技投入持续增长。（3）高科技产业化的制度。美国鼓励兴办高科技园，实行军事高科技民用化，在企业建立了技术入股、技术人员享受利润分配、股票期权等收入分配制度，这些制度能促进高科技迅速产业化。（4）专利制度。美国的专利制度有利于企业创新，企业通过获得技术和产品的专利而在一定时间内保留垄断地位，同时，科技创新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泰勒尔，1988），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5）特许制度。美国的企业为使技术快速传播且能尽快获得经济效益，实行了特许制度。特许制度有利于新技术的扩散，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6）纵容垄断的制度。美国虽然有反托拉斯法令，但执行中却是纵容了垄断，使垄断加剧。垄断使企业获得国际垄断利润，使美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美国还制定一些有利于企业创新与发展的金融、财政等一系列制度，良好的制度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的经济增长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范例，为逐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建立创新经济学，建立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型。
创新经济学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四个方面。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属于知识的生产，知识生产越多，经济才能发展越快，这是创新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制度创新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保证，管理创新应注重知识技术的管理，从而构成以知识为轴心的，包括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传播的体系和知识、技术、制度、管理为一体的创新经济学体系。
六、结论
1、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派。而新经济中，从美国实证分析可证明，创新是推动新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创新是核心，但技术创新需要从制度上給予保証，制度变革也成为新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2、在新的经济发展中，保持长时期的高速发展是可能的，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高科技产业化的速度、知识传播的速度迅速提高，使以知识（技术）为主的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带动新一轮的消费与需求。
技术创新经济学篇3
在现代汉语语境里，与守旧相对应的创新无疑是个“好词儿”。这一词汇不但意思好，而且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加上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提倡，言必称创新已经蔚然而成时尚。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包含创新二字的口号，譬如观念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等，创新概念呈现出被滥用的倾向。
创新概念的庸俗化、口号化、政治化和大众化，容易让人流于字面的表层意思，而忽略其本质含义。溯本清源，创新是个经济学概念，是由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提出并发展起来的。而由他所创立的创新理论是目前甚为流行的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根据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采取的新组合，包括一种新产品、一种新工艺、打开一个新市场、开辟一个新的原料供应源、实施一个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
然而，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大多数科技工作者，乃至科技政策的决策者，对创新的理解，却往往集中于首次科学发现和首次技术发明上。在他们看来，“创新”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发现和发明以前没有过的东西，要“创”，还要“新”。只有在世界上首次做出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才能称得上是创新。从字面上理解，科学家的理解自然是对的。不过，在经济学家看来，科学家们所描述的“创新”，即所谓技术发明（invention）和科学发现（discovery），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innovation）。只有一项发明（invention）被成功地进行了商业化，才能称之为创新。比如，在美国每年受理的专利申请中，90%以上都因为种种原因不会在商业上获得应用，那么，这些专利所代表的，也就只是技术发明，而不是技术创新。此外，即使没有新技术或是新工艺，企业家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和改变组织形式，也能实现创新。换句话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是创新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作为科技政策出发点的创新
那么，面对经济学家的创新和科学家的创新，我们更需要哪一个？或者说，中国的科技政策，应当着眼于科学家的创新，还是经济学家的创新？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一般意义上了解一下创新的价值。经济增长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长期话题，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关注。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马尔萨斯等，都把技术发明和创新看做是对扩大市场最有活力的贡献。二战以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新增长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也强调通过对产品和工艺的引进、传播、吸收和不断改进而形成的技术创新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19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通过一系列开创性工作，通过定量分析证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索洛利用美国1909～1949年的投入与产出数据发现，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到20%。他认为，余下的部分（80%以上）来自于“技术进步”的贡献。实际上，这部分代表了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主要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分工、生产创新等。
索洛模型的一个缺点，是把技术进步看做外生变量，即假设技术流动是没有成本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导致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Paul Romer）认为，新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之处，在于它摒弃了完全竞争和技术外生的假设，而主张知识是内生的，知识扩展会带来回报递增。因此，知识积累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着力点是把技术内生化，新知识的增长被看做资本和人力投入的副产品，但这个副产品可以导致积极的外部效应，从而带来回报递增。
对技术创新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莫过于熊彼特开创的学派。该学派认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需要经济因素，也需要非经济因素，尤其应当关注制度因素以及各国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区别。比如，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是社会技术系统演进的结果。除了经济因素外，历史、制度和社会因素也十分重要。与新古典经济学把技术创新过程视为“黑盒子”而仅仅关心其输入和输出结果相比，演化经济学关注技术创新的缘起、发生、过程与结果。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描述创新的重大意义的时候，其中的创新，是经济学家的创新，而不是科学家的创新。举例说明：汽车发明是在德国，但汽车行业最重大的创新，一个是20世纪初叶福特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另一个是后来日本丰田的精良生产（lean production）系统。尽管美国人和日本人不是汽车技术的发明者，但他们在经济学家看来，则做出了不折不扣的创新。同样，电视机、录像机、摄像机都是在美国诞生，但是应用这些技术并在全世界发了大财的，是日本人。在经济学家看来，日本人通过改进技术工艺，成就了更大意义的创新。
因此，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如果不能够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话，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无法体现出来，在经济学家眼里，这就不是创新，哪怕这个发明在科学上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同样，一个在科学上没有多大意义的新方法与新组织形式，只要通过应用，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就是不折不扣的创新。
那么，回到开始的问题，即：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讲，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创新？中国科技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推进科学家的创新还是经济学家的创新？答案是明显的。从政府角度和公众利益角度，自然是经济学家的创新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带来就业、税收、更好的产品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丝毫没有贬低科学研究的意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科学研究的价值。然而，创新的来源有多种，科学研究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国家一方面应该继续大力支持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完全押宝在国内的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上。
林林总总的创新源
技术创新经济学篇4
关键词: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创新理论
一、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对技术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这些发明将减少生产中劳动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某些机械的发明”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创新”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他关于“没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
技术创新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学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2］。其发展是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视技术创新和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弊端进行批评开始的。尽管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重要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而熊彼特将创新作为其一生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最终使创新得到了其在经济分析中本来应有的地位。
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于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对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类型: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采取一种新的组织方式［3］。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熊彼特的分析结果相对于他所研究问题的层次和内容而言是合理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摆脱对均衡状态的依赖;撇开了生产关系;未能以大量实证经验为基础,没有统计分析;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以至社会变迁的影响作用,但是却把与企业紧密相关的制度视为给定的外部条件,使创新游离在制度层面之外;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也忽略了渐进和组织创新的重要性等等。尽管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它毕竟为技术创新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其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之后,由于受到同时期的“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影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加以简单解释。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纵观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可以将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个学派。
二、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R.Solow)等人为代表,运用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他区分出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来源:一是由要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二是因要素技术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水平效应”的经济增长。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述评》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和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推算出1909—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有88％应归功于技术进步,索洛残差[注:“索洛残差”是指经济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贡献率之后的余值。]索洛(1957)把这一余值归结为广义技术进步,即是由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其他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又被称为“索洛黑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4］。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资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新古典理论仍采用正统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术变化和创新处于时时动态的经济现实,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为了尽可能接近并反映现实世界,自然不应该抽象掉对于制度和技术研究至关重要的动态特性,制度与技术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以演化的、发展的眼光,对制度和技术的动态性及创新、变迁的过程予以特别关注,才能使得该理论在更加科学的方向上得以不断推进和突破。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决定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决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因素又是什么,新技术的产生、筛选、扩散过程怎样,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这说明新古典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另外,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是将技术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黑箱”(blackbox),他们本身并不关心这个黑箱内部的运作,这与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研究“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
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并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5］。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等［6］。
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推广的速度和影响其推广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假定:①完全竞争的市场,新技术不是被垄断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愿自由选择和使用;②假定专利权对模仿者的影响很小,因而任何企业都可以对某种新技术进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术推广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变化,从而不至于因新技术变化而影响模仿率;④假定企业规模的大小差别不至于影响采用新技术［7］。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尔德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和四个补充因素影响新技术的推广速度。这三个基本因素为: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②模仿相对盈利率,相对盈利率越高,推广速度就越快;③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在相对盈利率相同情况下,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越大推广速度就越慢。而四个补充因素具体包括:一是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增长越快,推广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与后来被其他企业采用的时间间隔,间隔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四是该项新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阶段不同,推广速度也不同。
尽管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空白技术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推广的解释,但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而新技术出现的初期一般都处于垄断状态,只是维持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无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专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者的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只有不断地创新与变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是需要持续不断去完善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比例;企业的规模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其是否采用新技术,毕竟采用新技术存在很大的风险等等。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是有限的。
卡曼、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把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三个因素综合于市场结构之中来考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卡曼、施瓦茨等人认为:竞争越激烈,创新动力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大,在技术创新上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程度越高,控制市场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难以筹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同时也难以开拓技术创新所需的广阔市场,故而难以产生较大的技术创新。而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企业虽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但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难以激发企业重大的创新动机,所以也不利于引起大的技术创新。因此,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6］。
卡曼、施瓦茨的研究成果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熊彼特是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要素来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没有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卡曼、施瓦茨的研究层次虽然仍偏重宏观层面,但更深入、更具体,对技术创新原因或动力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卡曼、施瓦茨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质,但缺乏对每一种市场结构具体的分析,按照经济学上对市场结构的划分来看,“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理解为包括两种市场结构,即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对在这两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有何不同,以及这两种市场结构比较,哪种市场结构更容易引发技术创新,他们没有作进一步分析阐述。实际上,在寡头垄断市场下,寡头垄断者依靠垄断势力能够获得更多垄断利润,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开辟市场的前景更大,但一旦寡头垄断者之间形成某种默契或现有产品存在高额利润的前景时,就会阻碍技术创新的进行。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下,企业虽有一定垄断程度,但占有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无论在资金、技术力量还是在开辟市场能力等方面,一般达不到寡头垄断企业的实力,因此技术创新的程度相对较低,但一旦有了技术创新,企业就会马上组织生产,抢占市场,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发生得会更频繁、更活跃。
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该学派虽然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但所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熊彼特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而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着眼点则在于创新的机制,包括创新的起源、创新过程、创新的方式等内容。另外,还有一些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研究,这里没有一一概述,总之,新熊彼特学派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但没有得出更多深层次的理论规律。
四、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在对技术创新环境进行制度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若能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革新的不确定性,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等。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8］。
以戴维斯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但制度创新理论中所说的制度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和工会制度等,而没有包括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环境。另外,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展开的,所提出的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预期收益的变化等促进制度创新的三要素是外在于制度创新过程的,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假定。实际上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即制度安排是决定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另外,对于制度的研究,制度创新学派坚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越来越向新古典范式靠拢(如契约理论),而且由于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
五、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4］。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在考察日本企业时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由此,弗里曼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前者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系统的所有机构,而后者则是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纳尔逊以美国为例,分析国家支持技术进步的一般制度结构。他在1993年出版的《国家创新系统》一书中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系统在制度上相当复杂,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和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投资和规划等的机构。纳尔逊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导政府如何通过制定计划和颁布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加快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但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是集中在对一国创新体系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效率和结合的研究,没有对各国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因此对不同国家支持技术创新的组织和机制,国家之间的异同和这些异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差别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绩效等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
六、结语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没有对技术创新进行系统和明确的阐述,熊彼特开拓性地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为后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古典学派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问题,但仍把技术创新作为外生变量进行研究,因此对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推广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其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较大,因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有限。制度创新学派阐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但所研究的制度是具体的制度,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这一现实,研究方法仍采用传统的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因此经验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认为技术创新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理论体系的提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战略性地位,但仅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对创新生成和运作机理的影响,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自主创新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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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经济学篇5
Wu Zheye； Liu Xiaofeng
（Zhejiang Guangsha College，Dongyang 322100，China）
摘要：本文综述了技术创新的经典理论及其发展，并提出了技术创新的含义和产业创新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描述了建筑业技术创新的两个过程。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the meaning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On this basis, the two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building industry are described.
关键词：熊彼特理论 建筑业技术创新 产业创新 创新过程
Key words: Schumpeter Theory；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building industry;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novation process
中图分类号：TU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5-0103-02
0引言
近年来，在一些建筑工程中，由于工程技术水平低下，工程进度缓慢。导致部分建筑物不能按时完工，甚至发现严重质量问题。分析其原因，除取决于各种原材料及配合比的选择外，还与施工没有技术创新等有关。
1技术创新的理论
经济发展，不仅包括数量（速度和规模）的扩张，而且包括经济系统运行质量（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的提高。由于受到资源的有效供给的限制，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通过提高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的途径。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一靠改进投入要素的质量:二靠改进转换系统的功能和效率。而这一些归根结底要靠技术、工艺、组织等方面的不断创新。其中，技术创新是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创新的缺乏是我们经济问题的根源。技术创新理论是一种技术与经济一体化的观点。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很大发展，先后产生熊彼特学说、新熊彼特主义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等等创新理论。国内外均有许多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极大的丰富了技术创新理论的推广和应用。
1.1 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创新”现在己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技术创新已成为全国上下瞩目的热点。但在经济学上的创新概念，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最先为我们区分了“发明”与“创新”这两个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并不觉得发明的作用特别重要，他认为:“只要它们不被实施，发明在经济上就是不相干的”。技术创新理论就是由他开创研究的先河，80多年来，其他学者也同样对“创新”给出很广泛的解释，为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付出聪明才智，使它不断深化、不断完善。
1.2 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现代技术创新理论是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1883--1950）以技术创新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对创新进行了科学的定义，然后在《经济周期》中系统地完成，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进一步加以应用和发挥。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实现生产要素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其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熊彼特认为这种新组合应该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产品或产品的一利，新特性；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新的组织形式。企业家是这种新组合的推动者和实现者。他的职能就是引入新组合，实现创新。
1.3 熊彼特之后的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简述20世纪50年代以来，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受到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影响，技术创新理论进入分解研究和大规模开发阶段。在经济学界，许多西方学者和经济学家在技术创新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以美国经济学家罗森伯格和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为代表。他们侧重研究科技进步与经济结合的方式、途径、机制以及影响因素等，进行经验研究和案例分析是其突出特点。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承认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者，承认经济结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迷恋于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即创新总是以一种演进的方式重新塑造它由以产生的市场结构。
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共识，世界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轨迹印证并丰富了技术创新理论。这主要体现在：首先，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的。其次，一个国家的贸易地位及其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技术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的活跃程度和强度、技术创新战略的正确性、创新机制的有效性、创新环境等。
1.4 技术创新的含义技术是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物质生产、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运用自然规律所创造出来的，并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手段及其方法的总和。技术的存在方式多种多样，按照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可以分为:原理技术、方法技术、使用技术和管理技术这四个层次。其中原理技术是指通过研究所获得的基础性原理的技术资料和经验，它是方法技术的基础和依据。其主要载体是设计和试验方面的原理、计算公式、数据等等。方法技术是指产品的设计方法、生产工艺、检验试验方法等等。其主要表现为设计图纸、资料、工艺规程。使用技术是指如何使用某种产品、工艺、设备等所需要的技术知识，表现在使用说明书、维修程序图。管理技术是如何组织用好原理技术、方法技术、使用技术等力一而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它的载体是管理手册、经验总结材料等。
所谓技术创新就是指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一方面，它包括市场对新产品或新方法的潜在需求;另一方面，涉及到能否获得有关的技术知识。
1.5 产业技术创新理论目前，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告别短缺转入相对过剩，经济体制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探索；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快和产业国际竞争强度的提高。这些经济发展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使我国经济进入了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新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居民生活也基本上实现温饱，开始进入小康阶段。表现在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急剧变化，消费的高级化、多样化、市场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区域的居民对消费品的需求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国民经济基本性质在整体上开始由生产导向型转变为消费导向型经济。这样对产业结构的变动提出了新的需求，而且这种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行业内部产品结构的调整，主要体现为产品的高级化、多样化、市场化。从而要求国民生产从数量扩张转为提高产业的素质，提高供给质量，改变原有的组织管理结构。这些都对产业的技术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1.6 产业技术创新概念的提出自从熊彼特开创了创新理论之后，有关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不断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技术创新应具有两个层次的涵义：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技术创新。我们承认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技术创新并不只是企业的事情，仅靠企业也不行。现在技术创新己经越来越不是过去的那种起于研究、经过开发、生产、到最后的营销的一个线性的模式，而是形成了网络和系统。因此我们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而且任何一个产品都是多技术系统的集成，创新的可能性强烈的依赖于企业和产业之间以及企业和知识机构之间的供应商和用户联系的数量和多样性;也就是说企业技术创新离不开产业发展的大环境的支持，就需要形成一个产业创新系统。
2建筑业的技术创新过程
建筑业有两个主要的创新过程:正式的研究发展活动和非正式的变革过程。
2.1 建筑业正式的研究开发活动建筑业的研究发展活动由一系列与该部门有关的组织发起，包括间接和直接的组件生产商、建筑承包商和设计单位、大客户和公共部门（参见图1）。
图1说明了在建筑系统中研究开发的来源，也同时显示了通向建筑业最终用户的技术流。通过对该研发系统图的分析，我们发现许多在建筑供应行业进行的正式研发活动，都是为了给建筑业的最终用户开发更好的产品，而不是增强建筑过程中的技术本身。但是建筑业在这种多部门的技术融合过程中却起到了关键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建筑业外在的材料、设备，组件供应商等不得不通过建筑业向最终产品提供技术流和产品流。这两个相互矛盾表明，一方面，建筑业是否能导入适当的外部技术对建筑业的技术创新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建筑企业组织内部的创新以获得更强的导入能力亦能极大地促进建筑业的技术创新。实际上，正是目前由于建筑企业在开发新工艺上的失败产生了建筑业创新活动的瓶颈。它使得来自于上游企业所实施的研发活动所产生的优势被侵蚀掉了。总而言之，这种通过“建筑业”将其他部门技术汇集起来，为最终用户提供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性质和本论文前面所述的技术导入内涵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要促进建筑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选择适当的技术导入模式，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整个系统研发的有效性。
2.2 建筑业的非正式研究开发活动由于建筑技术的导入特性和部分“公共产品”特性，通常来说，建筑企业一方面极少在企业内部开展正式的技术创新研发活动。另一方面，出于对技术创新风险的规避，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建筑企业很少具有率先导入外在先进技术的动力，通常满足于己有的较为熟练的完整技术。所以尽管同建筑业相关的上游企业有着各种各样的技术进步，然而这些好处并没有扩散到整个建筑行业中。更重要的是，许多建筑业的专有技术仍是通过传统的学徒方式和工作群体学习方式加以传播的。许多建筑业的新技术则是通过对典型建筑物的研究和观摩中得到传播。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学习的非正式性在建筑业渐进性的创新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建筑业本身的动态性，如工期要求、竞争需要等，客观上为这种渐进性的创新提供了创新的动力，促使了现有技术以新的方式重组，结果促进了整个系统的创新发展。
总的来说，建筑专有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活动获得了连续的渐进性的发展，但是当建筑组件或材料发生根本性的突破时，这种传统的渐进性创新也就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比如说，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要将数字微电子技术应用到建筑物上的需求时，如何获得必要的能力去满足市场的需要成了制约建筑业创新的主要障碍。在原有的技术平台上，建筑业传统的渐进性创新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加强传统建筑企业同外在技术创新源的合作和导入，确定适当的导入模式，有益于传统建筑业技术的升级，亦有益于整个建筑系统的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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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经济学篇6
关键词：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一、技术创新理论
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后，许多的经济学家就开始对科学技术和创新理论进行探索和研究。其中主要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技术创新理论和熊比特及新熊比特学派创新理论。前者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现，并且能完成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高。后者则认为创新是建立新的生产函数。他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因此他将创新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引进新近技术或者创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寻求新的供应渠道，创造企业新结构。后来的新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出现更是完善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另外，还有以索洛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其中他们就把技术创新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之一，还有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二、技术创新的内容
下面笔者将详细分析下生产过程理论和产品创新理论。这两种创新方式是相互作用的，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为了方便分析，把两个理论分为两部分进行独立的分析，但是实际上两种创新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1.生产过程创新
生产过程的创新指的是通过改变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等来为企业直接带来经济的增长。而且，由于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这一方法解决了怎么生产的问题，在保持资源和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产量，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生产过程创新能更快的增强经济的增长。生产过程创新还能带来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因为生产过程创新往往会涉及到新产品和材料等。另外，生产过程的新又推动对原材料的需求，能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2.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是通过开辟新的市场来提高生产量。产品创新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主要取决于新产品市场的大小。如果新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不够大，那么对生产率的提高相对较小。而新的产品所创造的市场的大小取决于它用途的广泛与否。当新产品能够广泛的被消费者所接受的情况下，其对经济的增长会发挥较大的推动作用。例如手机和电脑等的逐渐普及，就大大的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当新产品不仅能用于消费，还能用于生产中时，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三、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在以知识经济为标志的21世纪，科学技术进步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日益显著，技术创新也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技术创新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使固定资产结构得到优化，促进各种先进管理方法和决策技术的产生，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优化投资结构等。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和有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技术是指人类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的经验、知识和技能。在新经济背景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技术实力的竞争。技术创新能使企业增加收益，改善企业的市场状况，加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经验的积累。不歇的技术创新能连续的提高企业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增强竞争优势。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此外，技术创新的绿色化不单单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还能对整个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起到协调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和劳动力的种类和质量。促进产业结构的完善性和先进化，从而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傅家骥的一本书中曾说道技术创新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唯一方法。
2.优化经济结构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必然的影响经济结构的改变。例如农业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第一次大的产业结构的变化。纺织机械和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人力劳动被机器所代替，带来了第二次大的产业结构的变化。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产生使得信息业得到快速的提高。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进而促进生产率的增加；另一方面，技术创新能促进劳动工具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此外，技术创新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增加人们对自然领域的认识，克服了自然原材料的限制。由此可见，技术的不断创新对经济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索洛将技术进步看作是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
3.增强综合国力
我国的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日益增加。技术创新增强综合国力主要是通过增加民族国际竞争力来实现的，例如，开发新的产品或者先进的设备等。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综合国力的提升越来越依靠科学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等无形的要素。技术的创新改变了需求结构以及新兴产业的出现，改变了世界竞争格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现实财富的创造力。各国综合国力的比拼可以说是先进技术方面的竞争。
4.促进技术进步
在有关技术进步的不同定义中，有一个定义将技术进步分为三个方面：技术创新，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虽然对技术创新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义，但是通俗的来讲，技术创新就是新技术的开发，包括两个方面即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从纵向维度来看，技术创新涉及到新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一系列过程。从横向的维度看，新的组织管理形式、市场销售网络等建立和形成。所以，可以说技术创新是集科技和经济为一体的过程。通过技术创新可以不断进行技术变革，可以及时的把握最新的市场和技术机遇，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价值，促进经济的增长。
四、结语
知识的存在、传播和创造有赖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进步。技术创新在优化传统产业的同时，开拓了很多新兴产业。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通过技术创新可以不断开发新材料和新能源等给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为我们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创造开辟道路。在实际的操作中，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全面发展，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中，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想要得到重要的一席之地，技术创新则是一条捷径，能帮助国家或者企业实现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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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经济学篇7
关键词：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加速科技进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真正使科学技术发挥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已经成为我国跨世纪持续高速发展的战略性共识。但要把上述战略认识切实变为可操作的步骤、可实施的进程和可期待的效果，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作更加深入的探讨。其中，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1．理论、现实与问题
1．1 技术创新研究的情况
国内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兴起于八十年代中期。创新问题的提出并得到广泛关注，是基于下述几点认识：［（1）］［（2）］
（1）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而科技进步的贡献甚微。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已形成鲜明的差距。
（2）在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反差。换句话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排位较之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排位，要显得相对滞后。
（3）“滞后”的原因在于科技和经济的相互分离，以及科技系统内部、经济系统内部的条块分割。
（4）根据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必须进行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形成“科技进步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技进步”的机制，从而使科技真正发挥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5）技术创新是连结科技与经济的“桥梁”。而技术创新的研究就是去寻找“架桥”的理论与方法，并进行“桥梁”的设计和建造。
（6）技术创新将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它是产、学、研协同的结果。
据此，有关技术创新的研究已成“常规科学”，文献浩繁。［（3）］［（4）］［（5）］研究者对技术创新的运行机制、动力与激励机制、风险分担机制、信息反馈机制，以及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管理及相关政策环境等问题都进行过富有价值的探讨。与此同时，在中国兴起了一股组织创新热潮，一大批科技园区、开发区、中试基地、创业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r＆d机构等应运而生。于是，有关这些新机构的“机制”、“风险”、“能力”、“管理”和“政策”的研究，又得以进一步展开。［（6）］这些实证的与规范的研究已为各级决策部门提供了诸多有用的政策依据。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创新研究热潮冷静地作一点反思，就会发现，上述几点认识以及由此而构成的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假设，还远不够完善。
首先，经济增长依靠科技进步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在一定发展阶段，不依靠科技进步的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是坏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如乡镇企业的成长曾主要依赖于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最终却成了中国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其次，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科技实力要超前于经济发展，但从局部看，却是个结构失调问题：科技在“先进性”的旗帜下勇往直前，而经济领域所需要的科技却存在“短缺”现象，生产技术尤为落后。
第三，在创新主体普遍“缺席”的情况下，许多政策选择难奏成效。因此，技术创新研究如果仅仅去研究“架桥”方式的话，是很不够的，还需研究原有科技、经济系统的“搭桥”需求，研究促使其自觉“架桥”的机制，以及如何去降低“架桥”的风险和成本。由此，才能找到从制度上确保创新主体到位的途径。
第四，创新研究中的某些目标和政策选择间的逻辑链条并非总能成立。比如，缺乏创新激励，就诉诸产权明晰；创新有风险，就搞风险投资公司；强化中间实验，得建中试基地；企业技术能力弱，须组建r＆d机构；要使高技术产业化，可以搞园区……最后免不了优惠政策。事实上，产权明晰并非激励机制形成的唯一条件，模糊产权亦能带来动力；风险投资公司只能解决有限的“激进创新”的风险分担问题，而大量的渐进创新和工艺创新（这些对中国尤为重要）却不一定要风险投资公司的介入。弗里德曼曾说，美国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几乎一成不变地是由为数很少的几个人来提供资金的：他们以他们自己的资金或者他们的亲戚朋友的资金来冒险”。（［（7）］，p．37）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如果不进行创新，那才是件冒风险的事、至于中间实验，它确是创新的必经环节，但把它“实体化”为一个基地，是否就是一种优化的选择？现实中的不少中试基地，往往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结构，其结果甚至与初衷相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又何在呢？企业建立r＆d机构当然不失为必要的选择，但问题在于不少企业的科技人才却处在闲置状态。在某些高科技园区，真正的高技术也并不一定“热门”，这又是为什么？
第五，我们提出过不少“一体化”命题，如产学研一体化。技工贸一体化等，但关键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一体化并使它也能体现出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效益？
第六，一些创新研究往往具有“科技推动型”色彩：给定一项技术，然后去研究小试、中试、批量生产乃至市场销售等各环节面临的问题。也许更重要的是另一种型式：从企业出发、面向需求的创新研究。
以上考虑无非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技术创新开展不力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二是，现存经济体制所提供的激励结构尚不能带来强大的创新激励。因此，深化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研究就成为了一项迫切的课题。
1．2 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技术创新问题决不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发现的新问题。实际上，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是早在建国之初就已提出的科技工作基本方针；各地还开展过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强调对企业的技术改造，开展过设计革命，并总结出了“研究、试验、设计、制造、检验、安装、使用”七事一贯制的设计方针，也很注意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的关系；重视生产现场，实行过“现场中心主义”；注重专业化生产和协作，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还曾提倡传统技术与高新技术的结合等等。［（5）］可以说，几乎所有关于技术创新的重大问题都在改革开放前就曾有所涉及。但由于政治导向、行政干预以及自相矛盾的技术观，使科技—经济的有机结合成了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3％。这里面固然包含着像资源配置的优化、闲置设备的利用和管理的增进等因素，但也表明了技术创新所起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资本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1953—1990年间，经济增长的75．67％是靠资本投入取得的；1978—1990年间，这一数值仍高达50．9％（［（8）］，p．52）。问题倒不在于资本高投入本身，而在于对资本的粗放使用和浪费，在于劳动对极为稀缺的资本的“剥削”。［（9）］
这种对“资本”的不负责任，在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误配、闲置和流失，使如此巨大的“直接生产力”难以形成相称的有效供给，结果，国有企业在各省区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竟与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10）］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能够有效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第一生产力。
我们曾对东北地区四十余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中试基地进行过调查。其中虽不能说没有较为出色的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创新不力的长期性、普遍性和系统性，使我们有理由对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表示怀疑。我们的看法是：
（1）技术创新只是次生的（secondary）的问题。对资本的低效使用才是原生的（primary）问题。它又导源于低效的企业制度。
（2）在经营者获得了相当的自以后，重建经营者选择和监督机制已变得极为迫切。
（3）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而不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主体，是相当困难的。
（4）没有一套万能的不随时间和产业技术特性变动的企业制度。正是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相互促进下，经济才得以快速发展。
2．关于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
社会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没有创新，社会就只能被囚禁在“超稳态”陷阱之中。创新包括两方面，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制度创新。那么，在历史进程中，哪种创新更为基本？对此曾有两种观点的对立，这就是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争论。
技术决定论坚持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的观点。［（11）］它在诸多学术领域中都有其强有力的辩护者。比如，以凡勃伦（t.veblen）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社会学领域中的奥格本学派，文化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white），技术哲学家埃吕尔（j.ellul）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怀特等等。技术决定论有两个核心命题，一是说技术是自主的，技术变迁是技术内在逻辑的产物；二是说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和社会发展。对于凡勃伦、奥格本和等人来说，这种状况就代表了历史的逻辑进程；而对于埃吕尔和海德格尔来说，这只是近代以来由诸多因素汇合形成的特有景观。我们把前者称为强技术决定论者；把后者称为弱技术决定论者。强技术决定论者的证据大致有四个：一是“独立多重发现和发明”现象；二是发明的渐进性和累积性；三是发明的可预见性；四是技术—社会的整体关联性。前三个证据确证了技术发明的必然性，第四个证据则表明了社会变迁的被动性。正因为打破均衡的发明因素，才引致了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甚至社会哲学的接续变革。对于弱技术决定论者来说，技术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出现只是现代的事情。正是由于人们对超越性存在的忘却、人类思维方式的技术化、人们对技术优越性的信服，才使得技术进步和人类的共同努力变成了同一件事。从而，技术最终摆脱了任何力量的控制，获得了自主性。这样，不适应技术的制度必遭淘汰，只是那些事奉技术的制度才有其存在的理由，而这些制度实际上也就成了技术本身。而这正是时代悲剧之根源。无论技术在前现代是否同样重要，也无论当代的技术化是否是人类悲剧，经济增长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已为技术在现代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论据。
制度决定论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主张制度创新决定着技术创新。博兰尼（k.polanyi）曾强调［（12）］，是社会发明而不是技术发明才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在机器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循着这一思路，诺思（d.north）等人发展了制度创新理论［（13）］。他们认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是同一件事，决定性的因素则是制度创新。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正是人类组织的成败决定着社会的进退。技术存量规定了人类活动的上限，但其本身决定不了人类何以成功。反之，正是制度安排决定了知识和技术的增长速度。诺思甚至表明，即便没有技术创新，单是制度创新亦能实现经济增长。诺思对英国产业革命的再认识，似乎为制度决定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他看来，对产业革命的技术解释是无效的。产业革命中的创新要追溯到产权制度。正是较为有效的产权界定，带来了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改善与扩张，进而导致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增进。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随之上升，这刺激了组织创新和市场的再度扩展。正是产权、组织和市场因素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并最终带来技术进步、经济成长和社会变迁。钱德勒（a.chandler jr.）对美国工业企业史的研究似乎也为制度决定论提供了论据。［（14）］国内亦有学者支持制度决定论。比如有人认为，“制度既是人类应战的结果，同时又是能否成功地迎接进一步挑战的先决条件”。（［（15）］，p．17）
如何评价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明显冲突呢？
在我们看来，两者并没有不可通约式的对立：（1）他们都承认技术与制度间的相互作用，只不过强调的主次有别；（2）技术决定论强调制度滞后，正因为如此，制度“瓶颈”的打破将为技术发展提供机会；制度决定论强调制度前提，而制度分析表明，制度创新是对获利机会的应答，而获利机会却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技术变革带来的。
正如诺思所言，知识和技术确立了制度创新的上限，而进一步的制度创新确乎需要知识、技术的增长；反之，似乎可以说，制度则确立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上限，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创新总有一天要被遏止、正是制度变迁在此时成为技术进步的前提。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在社会的剧烈转型期，制度创新比起技术创新来就是决定性因素；反之，在社会的相对稳定期，技术创新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矛盾主要方面。
更一般地说，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的关系，其实质是人—人关系与人—自然关系这两种关系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制度是社会组织作为一种自我控制系统的控制规则，那么这个系统只能在更大的系统即人类—自然系统中存在，并以后者为其实现进化的必备条件之一；技术虽然是人类—自然系统的控制规则，但人类需要和应用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社会系统存在和进化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供给，所以它对社会系统而言的本质作用，与其说是实施控制，不如说是取得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和技术分属人类行动的两个层面，只是通过人类需要这一中介，两者才发生密切的关联。打个比方，任何一个具有确定功能的运动系统（如汽车或导弹），都有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是控制系统决定了运动系统还是动力系统决定了运动系统”的争论呢？我们又如何看待“是控制系统的改善决定了动力系统的改善，还是动力系统的改善决定了控制系统的改善”这一争论呢？或许可以说，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对于整个运动系统而言，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在特定时期，某一系统的问题则可能变得尤为突出。
在此需指明的是，上述比喻并不一定是恰如其分的。社会绝不是一个能够被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随便操纵的可准确预见的有特定目的的系统。我们只是想在制度和技术之外，突出人的主体性。正是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人类通过对制度—技术在满足人类需要方面的失灵的认识和应战，最终带来了社会的进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制度和技术仅仅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尽管其中可以置入特定个人或阶层的目的），我们有能力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尽管我们确实无法摆脱当下的制度和技术基础）。
3．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互动研究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最终判定两种决定论谁是谁非，而是期望从中汲取一些为我所用的理论要素，拓展一下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视野，并借此强调对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3．1 互动研究的现实背景及其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如何对这一进程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是一项颇令人着迷的智力课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模式的确立，对“转轨”问题进行实证的和规范的研究已成为具有迫切重要性的重大课题，已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焦点。［（16）］［（17）］这类研究主要着眼于制度分析，尽管看到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模式上的类似之处，但并没有试图着力分析其间的作用机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人尝试对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进行比较研究，对制度创新在技术创新扩散中的重要性进行计量分析。［（18）］
我们的选择是：研究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这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我国业已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总体制度框架，而且前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适应于市场经济要求的、可以带动技术创新的灵活的企业制度？这绝不是一次轻而易举的变动，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创新过程；二是企业制度安排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必经环节和基本单元，搞清楚这一环节和市场及政府的关系，找到使这一环节充满活力的途径，对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只有形成有效率的企业制度，宏观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技术政策才能落到实处。
3．2 方法的考虑
马克思的方法是我们思考的起点。事实上，马克思早就洞见了技术和制度变迁间的相互关系。其理论的说服力也恰在于它包括了新古典经济学所抽象掉的所有要素：制度、技术、国家和意识形态。但马克思在当时还没有充分注意到诸如交易成本、外部性（externalities）和搭便车（free rider）等问题的重要性，受经济本身发展的时代局限，不能不造成其分析上的某些缺欠。［（13）］
正是在这一点上，后来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社会学等，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学术视野，提供了较为锐利的分析概念和工具，使我们有可能对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同一框架内进行分析。
在这一学术潮流中，社会学和经济学竟拥有同一个核心假定，即“人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有目的的行动者”。［（19）］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假定，就可以对制度和技术，也就是对两种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加以分析。正是人的有目的的行动，无论是发明活动、创新活动、市场活动，还是改革活动、寻租活动，最终都引起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并将带来其间相互关系的变革。
这样，创新就是社会中自然人、法人为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采取的重新塑造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过程；只有当创新主体的预期纯收益大于零的情况下，创新才会发生。这既是支配创新的动机，也是一切创新主体决定其是否采取创新行为的最后判据。
以上述考虑作为创新研究的一个基点，必然导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种研究以个人行动和交互行动（transaction）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力求找到宏观变量的微观基础。也许，由此会引发学科性的纷争：这到底是创新的社会学？还是创新的经济学？它也曾使我们疑虑许久。但是，当我们看到社会学家科尔曼（j.coleman）冒社会学传统之大不韪，果敢地以“理性行动”重构社会理论的基础时；当我们得知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威廉森（o.e.williamson）号召人们关注组织社会学成果时；［（20）］当我们从创新社会学家凯龙（m.callon）等人那里读到他的名言——创新者是不管学科界限的异质工程师（heterogeneous engineer）时［（21）］，我们感到学科界限毕竟是次一级的问题。从这一视角出发进行的探索，有可能为我们对技术创新问题乃至那些已经很长时期烦扰着我们的现实存在的大量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认识，找到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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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经济学篇8
摘要 技术创新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对技术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企业和政府的重视。本文对生态创新技术和可持续发展各自做了详细阐述，并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生态技术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 生态技术创新 可持续发展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经历了单纯经济增长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三个阶段。单纯经济增长发展观由于忽视了社会体制、政治制度、文化等因素，造成发展的困境；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观则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则代表了当前人类对发展问题最深入的思考，属于发展的生态观，突出人类与自然、前人发展和后人发展之间的协调，而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
随着全球性资源、人口、环境问题的凸现和加剧，企业要谋求生存和持续发展，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而生态技术创新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1生态技术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主题，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源于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上的《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著名报告。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念和模式，不是指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生态、经济、社会三种可持续性相互联系、共同组成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系统整体，是“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运行轨迹与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当今的经济增长不能破坏后人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群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其它国家(或其它地区、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它强调的是人类必须在“利他”的前提下谋求“自利”,以确保代际的公平和代内的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利他”作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是相通的
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于创新，作为现代经济微观基础的企业能否持续发展，实际上取决于生态可持续、经济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结果，需要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而融生态与技术创新于一体的生态技术创新，则是将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生态——经济——社会”系统整体上来考虑的技术创新。在企业可持续发展系统整体中，生态技术创新以生态可持续性为基础，以经济可持续性为主导，以社会可持续性为动力与保证。它主张以“可持续性”作为其基本准则，并取代“经济人假设”，不仅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技术创新中过分强调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忽视资源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缺陷，而且突破了传统技术创新“高投入、高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框架，它注重优化利用资源，保护环境，追求的是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下的经济持续增长，即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从而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源泉。
2技术创新新观念：生态技术创新
“创新”概念最早是在1912年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次使用的一词。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是指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引入新产品、引入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以及实现工业新的组织等内容。后来，索罗提出了技术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根源和后阶段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技术创新的内涵、过程、动力机制和运作模式等等，从而使创新理论形成了两大分支。一支是新熊彼特主义，即技术创新学派；另一支是制度创新理论，即新制度学派。
生态技术创新是生态学向传统技术创新渗透的一种新型的创新系统，是在建立新的企业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中，在技术创新的各个阶段中引入生态观念，从而引导技术创新朝着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及其与经济、社会、环境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的方向协调发展。生态技术创新在内涵上，实际上是融合了新熊彼特主义、制度创新理论和生态学的观点。它以生态保护为中心，在企业生产系统中引入生态观念，追求的是生态经济综合效益，即经济效益最佳、生态效益最好、社会效益最优的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从而确保了包括微观单元企业在内的经济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的两层次创新系统，涉及技术层生态技术创新和管理层生态技术创新两个层次。技术层生态技术创新是指所有节约资源。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创新，包括资源的生态创新、产品的生态创新和工艺的生态创新，其核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减少到最小。管理层生态技术创新就是建立一种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管理模式，促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其实质是生态学思想向企业管理全方位整体意义上的渗透。管理层生态技术创新的内容不仅包括如何合理组织经济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维护经济生产关系和生态生产关系，而且还包括研究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方式和技术，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现有资源组织最优生产，保证生态经济生产力和生态经济生产关系相互协调。
技术层生态技术创新和管理层生态技术创新这两个层次相互支持、相互依赖。技术层生态技术创新是管理层生态技术创新的基础，管理层生态技术创新体现在技术层生态技术创新中。两个层次运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实现相同的目标，且无论哪个层次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另一个层次的支持。由于生态技术创新的两个层次分别代表着创新理论的两个大分支，即技术层生态技术创新对应于熊彼特主义，管理层生态技术创新则对应于制度创新理论，从而成为技术创新的全新观念。
3进行生态技术创新，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3.1要树立“生态观”、“可持续发展观”
长期以来，企业“重经济、轻生态”的观念根深蒂固，传统的以资源高投入和环境污染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和不可持续的，这一发展模式已为历史所否定。企业开展生态技术创新，首先要树立“生态观”、“可持续发展观”。围绕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引入生态观念，遵循生态规律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可持续利用与保护，促进经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使企业的发展适应环境承载力。
3.2营造良好的生态技术创新环境
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的环境。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环境分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外部环境主要涉及政策、科技、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因素；内部环境主要是指企业目标、科技力量、管理方式、组织结构等。从宏观上讲，国家应在政策导向上向“生态化”倾斜，运用财政、金融和税收等手段，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生态技术创新，为其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从微观上讲，企业应把握对生态创新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注意外部环境因素在企业生态创新过程的变化趋势，将生态创新思想纳入企业目标，加强组织管理，强化科技实力，为其进行生态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3.3建立生态技术创新动态的两层次创新系统
为保证生态技术创新的开展，企业应建立“技术——管理”两层面创新系统。在技术层面上，企业应建立“资源——产品——工艺”生态创新子系统，大力引进和开发绿色产品，广泛应用环境无害化技术，如清洁工艺、生态工艺、共生技术，进行无公害生产，实现企业生产活动全过程“生态化”控制。在管理层面上，企业应针对所处的生态环境，根据市场需求，制订生态技术创新战略，形成良好的以生态技术创新组织体系、产品开发过程管理体系和生态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为内容的生态技术创新机制。
4． 生态技术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面对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和挑战，必须采取能推动经济进步的技术创新措施，具体如下。
4.1产品创新
这既包括节能环保型、机动车辆、家电、取暖设备等消费品的创新，同时也包括再生材料的创新。
4.2工艺创新
工艺创新的最大特点是在减少工序、减少原材料使用量等。采用了这样技术创新的企业不仅在增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提升了利润空间，也在客观上保护了环境。在这个层面上，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是一致的。我国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挑战是长期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导致的，既以消化大量资源和环境恶化为代价，只注重经济数量的增长不忽视了经济质量的提高。我国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很多中小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显而易见，如果不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更替陈旧落后的设备，不断实施包括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技术创新工程，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那么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将很难实现。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政策，切实做好科技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
4.3制度创新
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政府必须在其中扮演好其角色，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制定技术标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企业行为进行管制，使企业的技术创新目标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一致，并对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做必要的补充。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是从政策角度出发，它却是一个最能代表政府意图并最具有可控的主体，因此应加大对环保、节能技术创新的投资力度。毕竟，国内的技术创新能力跟国外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政府还必须提升引进制度，在结合国内企业生产能力的条件下，进行“二次技术创新”，从而缩少与先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5． 结束语
落实可持续发展,一项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必须把环境忧患意识转换为环境参与意识,把索取意识转换为奉献意识。技术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现有的生态技术创新还远远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要积累起引发生态革命的技术储备,生态技术自身必须升级。政府的经济扶持要瞄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态技术的研究工作,而不是急于推广不成熟的生态技术;技术创新要以“自利”为切入点,实现“自利”和“利他”的统一，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⑴钱兆华、李锐锋等主编：《自然辩证法教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⑵陈敏豪：《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武汉出版社，1995。
⑶郑积源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东北大学出版社。
⑷丁巨涛：《科技进步与对策》：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战略分析，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