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论文范文

文学理论论文篇1

题目出好后，经系相关负责人整理并报学院同意后，将题目发给学生，让学生填写选题志愿。在具体操作中，容易出现某些题目学生扎堆选，某些题目无人问津的情况。此外，在选题过程中也会因某些教师没有给学生授过课，学生对其不了解而不做选择。鉴于此，首先，学院开毕业生动员会，一方面介绍毕业论文的整体安排，让学生意识到毕业论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向学生介绍指导教师情况，特别是教师的研究领域和所授课程;然后，让学生在给定期限内完成选题。选题时，每个学生填报两个志愿，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的选题不能在同一个指导教师名下。收集学生的选题信息后，相关教师和本届毕业生的班主任一起确定“题目—毕业生—指导教师”。确定原则为:1．优先满足学生的第一志愿选题;2．第一志愿不能满足的尽量满足其第二志愿;3．若两个志愿都未能满足，再考虑选择与其第一志愿教师专业或者题目相近的;4．在题目分配过程中，根据班主任对学生的了解，结合学生的毕业去向(找工作还是深造)和学生的成绩等情况，尽可能使学生如愿，同时使每个教师有好、中、差搭配的学生。

二、毕业论文的指导

确定“题目—毕业生—指导教师”后，立即通知相关教师和毕业生。规定指导教师必须在第七学期末放假前与学生首次见面。师生面谈之后，可以对毕业论文题目做出适当调整。尤其是指导教师可以对论文的开展思路进行介绍，给学生提供相关书籍及参考资料，以便学生可以尽快入门。第八学期开学后正式开始毕业论文的写作。为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管理，突出教师的指导作用，我们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

(一)平时的过程监督。

要求每个学生每月至少提交两份活动记录，反映其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遇到的问题和进展;同时，要求每位指导教师每月对每个学生至少提交一份指导记录，用以记录学生的学习研究状况。

(二)在期中教学检查时重点抽查。

在期中教学检查阶段，指导小组对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进行详细的抽查，主要措施有:1．检查学生的活动记录和指导教师记录;2．组织学生座谈会，了解学生的写作进展状况;3．举行中期论文进展汇报，要求学生将前期的工作以及后续打算制成PPT，向指导小组答辩，指导小组和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情况提出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三、毕业论文的答辩

(一)规范论文终稿的格式。

学校出台“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格式规范”文件，对毕业论文的格式做出统一要求。

(二)设置教师互评小组。

毕业论文的终稿提交前，指导小组原则上让研究方向接近的教师相互评阅毕业论文，建立若干个两人或三人的互评小组，撰写指导教师评阅书和评阅教师评阅书。

(三)毕业论文的答辩分组。

1．答辩小组的学生成员:

为了便于选拔优秀的毕业论文，事先通知打算申报优秀毕业论文的学生提出申请，在得到指导教师同意后将其确定为有效候选者。根据多年的经验，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将申报优秀的学生放在一个答辩小组，便于比较。然后，根据当年的毕业生人数，将剩下的学生根据人数平均分成若干小组，同时，兼顾指导教师的专业以及所带的学生人数，便于各小组有差不多人数的指导教师，并对学生毕业论文的内容有所了解。

2．答辩小组的教师成员:

原则上所有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教师都是答辩小组成员。每小组配小组长一名，答辩秘书一名。分配原则是尽量让指导教师在自己所指导学生的答辩小组，同时，兼顾每个答辩小组中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教师的数量。

(四)答辩工作。

1．准备工作。

学生在提交终稿后，要制作答辩的PPT。此外，还要确定各答辩小组的答辩秘书，通常是在征询相关教师意见的基础上优先考虑新进的年轻教师，同时，明确答辩秘书和答辩小组长的职责和具体工作。在学校文件的基础上，细化具体的毕业论文综合成绩的评价方式，即“指导教师评阅成绩”“评阅教师评阅成绩”以及“现场答辩成绩”的各自权重。

2．答辩工作。

(1)现场答辩:各答辩小组组长主持答辩工作，学生根据答辩秘书排好的答辩次序，依次进行答辩。学生报告六分钟，回答问题四分钟。教师就学生论文的创新点、收获、困难等技术问题进行提问，同时，检查学生的论文格式是否规范，并提出建议。答辩秘书记录答辩过程中的问题，小组的教师成员现场打分。

(2)成绩评定:

学生答辩结束后，答辩秘书计算各位教师给学生打分的平均分作为该生的答辩成绩，然后根据权重算出学生的综合成绩，小组教师成员召开评议会，进而确定学生毕业论文的等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

3．后期工作。

(1)学生方面:

学生根据答辩时教师提出的建议修改论文，在规定时间内经指导教师审核后上交。

(2)教师方面:

指导教师在审核通过的学生毕业论文上签字，并将材料交给答辩秘书。答辩秘书负责整理答辩记录、答辩评语，填写答辩成绩，经答辩小组长签字后，按期提交院办。

四、毕业论文工作的思考

(一)组织工作。

指导小组成立后，应定期开展交流活动，制定各种实施细则。比如，起草《本科生毕业答辩秘书工作细则》，明确答辩秘书的具体工作。

(二)鼓励论文题目来源于科研项目和实践教学项目。

对毕业论文来源于教师科研项目的学生，给予经济上的奖励。

(三)协调答辩秘书的工作。

因答辩秘书的工作繁琐，责任较大，因此，应增加答辩秘书在工作中的报酬，明确答辩秘书的具体工作细节，避免重复劳动，同时通过优化组织，减轻答辩秘书的工作量。

文学理论论文篇2

注： (1)《荀子·正论》 (2)查士丁尼著，张企泰译：《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40页。 (3)彼德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页。 (4)桓宽撰：《盐铁论·刑德第五十五》，见于《诸子集成》第8卷，第57页。 (5)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页。 (6)黑格尔著，范杨、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5-96页。 (7)同上书，第99页。 (8)同上书，第100页。 (9)同上书，第10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O-111页。 (11)《商君书·赏刑十七》。 (12)《韩非子·饱令第五十三》。 (13)《左传·昭公二十年》。 (14)《尚书·吕刑》。 (15)《周礼·秋官·大司寇》。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U页。 (17)《马克思恩路斯全集》第8卷，第579页。 (18)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金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19)同上书，第67-68页。 (20)同上书，第42~43页。 (21)参见肖剑明、皮艺军主编：《犯罪学引论--C．C系列讲座文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8-69页。 (22)参见马克昌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另参见[日]森下忠：《刑察政策大纲》第1卷，第2页。 (23)《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24)参见1、张甘妹著：《刑事政策》，三民书局，民国68年版，第339页。2、马克昌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161页。3、哈特著，王勇、张志铭、方蕾译：《惩罚与责任》，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25)《商君书·修权第十四》 (26)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27)参见1、[挪威]约翰尼斯．安德聂斯著，钟大能译：《刑罚与预防犯罪》，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48-49页。2、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页。 (28)参见约翰尼斯·安德聂斯著，钟大能译：《刑罚预防犯罪》，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29)参见1、张甘妹著：《刑事政策》，三民书局，民国68年版，第339-31O页。2、韩忠谟等著，刁荣华主编：&nb sp 《法律之演进与适用》，汉林出版社，民国66年版，第229-237页。 &nbs p; (30)孙潮：《立治技术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31)参见薛小和：《权钱交易探源》，《新华文摘》1994年第9期，第205页，原载于《改革》1994年第4期。 (32)参见注(10)。 (33)《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让，1989年版，第764页。 (34)同上。 (35)1、曹叠云：《立法技术》，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十章第一节。2、李培传：《中国社会主义立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八章。3、罗成典：《立法技术论》，文笙书局，民国76年修订第三版，第四章第一节第四款。4、孙潮：《立法技术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五章。

文学理论论文篇3

(二)预防主义及其实践 如果说报应主义是着眼于过去或现在的违法行为的话，那么，预防主义是着眼于未来的违法行为。不过，在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这一终极目标方面，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因此、在历史上，有关法律制裁的目的和意义的理论大多是兼有报应主义和预防主义成分的，只不过因侧重点不同而在法律制裁的方式、强度和意义等方面发生了分歧。 预防主义以其强大的逻辑力量成为最易于被人类理智接受的关于惩罚目的的理论(相对而言，报应主义更易于被人类情感接受)。它超越了报应主义仅仅就惩罚与现实的违：法行为的关系论惩罚的目的的局限性；它把惩罚与违法行为的关系放在了一个必然性的链条之上，从未来的角度来审视惩罚的意义和目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大都认识到了惩罚的预防作用。例如商鞅曾说："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11)韩非曾说："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罪重刑轻，刑轻则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12)他们的特点是要通过威吓使民不敢以身试法，以期"以刑去刑"。孔子则主张："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押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13)这是从"德"出发直接引伸出"以宽服民"，而以"猛"服民则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如果我们打破学派界线，仅仅从思想成分上来看，所谓"刑罚世轻世重"(14)，亦即"掌建邦之三典：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15)当属预防主义之列。在古代的西方国家．预防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朔到古希腊，但是其情形与中国古代社会颇为相似。例如．柏拉图的观点同孔子的观点如出一辙；德拉古立法所体现出的严刑论又与韩非的严刑论极为相近。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严刑，尤其是马克思所批评过的"不考虑任何差别的残酷手段"(16)，往往大大减弱了刑罚的威慑效果，甚至背离了预期的预防目标。诚如马克思所说："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从来就没有成功过。"(17)古代的预防主义之所以导致了严刑论，是因为其理论尚未经过人道主义的洗礼。 首先系统表述预防主义的人当推近代刑法之父贝卡里亚。他在谈到刑罚的目的时说："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 "(18)这就是所谓的双重预防即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他在谈到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是犯罪对社会的危害之后，接着还批判了三种错误观点：一是把"犯罪时所怀有的意图"作为"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二是"在衡量犯罪时，考虑更多的是被害者的地位，而不是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影响"；三是把"罪孽的轻重"作为"衡量犯罪的标尺"。(19)他在谈到刑罚的轻重时说："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除此之外的一切那是多余的，因而也就是野蛮的。"(20)贝卡里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坚决反对严酷的刑罚，极力推崇刑罚的确定性、必定性和及时性。贝卡里亚的刑罚理论尖锐地批判了传统刑法的报应观和威吓观，清算了人类在刑罚方面长期存在的野蛮和愚昧。从1776年至1962年，他的《论犯罪与刑罚》一直被列为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并受到谴责。直到1963年出版的《新天主教百科全书》才为其平反，并且承认贝卡里亚为18世纪的刑事改革做出了比任何人都多得多的贡献。 (三)社会防卫主义及其实践 自19世纪中期，理性主义受到批判，实证主义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刑事政策和其他领域一样开始接受经验科学的方法论，其直接结果就是犯罪学的迅速崛起。刑事人类学派从生理学和遗传学以及心理学的角度解释犯罪的原因并且强调特殊预防而贬低一般预防，刑事社会学派从社会环境及其与犯罪人的关系的角度解释犯罪的原因并且强调改善社会环境条件以预防犯罪，这两大流派的理论中都包含有社会防卫思想：认为犯罪不是由自由意志产生的偶然现象而是自然的现象；反对报应主义而主张以预防重新犯罪和保卫社会为目的；反对一般预防而主张刑罚的个别比；反对短期监禁，提倡缓刑、不定期刑、 罚金和假释。1945年，F·格拉马迪卡(F·Gramatica)创立了国际社会防卫学会。他提出的激进社会防卫论，旨在反对国家具有惩罚犯罪的权力，只承认国家具有对反社会行为的防卫权力；主张以社会防卫法取代刑法；反对现行的刑罚制度，主张对犯人的一切预防治疗只能是"社会防卫处分"。(21)在国际社会防卫学会中，还有一个温和派，即以马克，安塞尔(M． Ance1)为代表的所谓狭义新社会防卫派，他在1950年提出的"新社会防卫论"，在国际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支持者日益增多，对刑事政策发展的影响正不断增强。(22)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安塞尔的新社会防卫论不仅综合反映了现代社会防卫记的主要观点，而且代表了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不妨把安塞尔的社会防卫论作为社会防卫主义的代表。安塞尔认为，刑罚的目的不是报应和威慑，而是保卫社会，预防的着眼点不是一般预防而是特殊预防；罪犯的品格是酌量刑罚的重要因素。总之，人们同犯罪作斗争的一切努力的方向应当朝着使罪犯重返社会而不是把罪犯驱逐出社会。社会防卫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刑罚的弱化和全面人道化，它向人们暗示的是刑罚或传统刑罚的消亡。作为一种方向，它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但在目前，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还没有条件把它作为现实的模式提上日程。

文学理论论文篇4

1.1国内学前教育理论具体内容研究

学前教育理论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主体、客体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方法与手段。主体指的是那些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而处于学前教育年龄阶段的适龄学童，自不必说，甚至连学前教育的规律都可称之为客体。那研究最多的当属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方法手段了。在何时何地设计什么课程，才能更好的作用于客体，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让客体更好的成长呢?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于慧慧、王中华以宏观的大视角解读了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的具体内容，坚持科学发展观，注意均衡发展，恰当增加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充分利用和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是实现国内学前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3］。而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杨宁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中的动作和运动问题—四论进化、发展和儿童早期教育》与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张往颖、张世锋的《英国开展儿童户外游戏的理论与实践》两文中，则是以微观的小视角具体分析了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对儿童教育的内容，杨宁认为儿童早期的动作发展不仅是其智力发展的重要指标，更是发展的普遍特征;除了对主体对客体的作用方式方法的研究外，也有研究学前教育理论中客体的文章，例如西南大学教育学院的张利洪、李静在探讨了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要回答学前教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经历了“规律说—现象说—现象及规律说—综合说”的转变过程。他们认为从科学哲学、教育学与学前教育学的关系来看，把学前教育问题定为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比较适宜的。

1.2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价值取向研究

所谓价值取向，是每一个主体对一件事物的带有主观色彩的判断，在学前教育理论上各位学者也是如此。有学者认为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有其独立存在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源自学前教育的独立价值，即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不依附于其他层次和类型的教育而独立存在的价值。田涛与吴定初指出，国内当前学前教育实践中存在若干独立价值失落的现象，如超前的教育与强化训练，误读了基础，因而必须加强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也必须强化学前教育政策与制度的保障，来促使其独立价值的回归。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的朱家雄则更加准确的指出自己在学前教育理论中的价值取向，认为当前国内的学前教育应该由科学主义走向生态，科学主义取向的儿童发展理论是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基础，但如果陷于对科学主义的崇拜，将无法解释和适应学前教育的复杂性。康建琴与李志宇则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层面在价值取向上冲突的原因，融合的方法。理论工作者不仅是理论的介绍者，更应该是理论的创造者、生成者;实践工作者不仅仅是理论的践行者，更应该是行动的研究者;管理工作者不仅仅是政策的传话者，更应该是政策的研究者、理论的解释者、地方课程建构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1.3国内学前教育理论评价标准研究

教育乃是国民的教育，是一种公益性的活动，因此公平性成为了教育的根本属性。在探讨教育公平这个话题上，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什么是教育公共，相对公平与绝对公平的区别与联系，如何实现教育公平，这些都是教育的评价标准上的问题，学前教育也是如此，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蔡东霞认为质量话语曾长期在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中占重要地位，对国内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近年来人们对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评估提出了多方面质疑，认识到忽视差异、去背景性和去情景性的质量标准不仅不利于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更会使实践因盲目追求统一的质量指标而造成学前教育的不公平。学前教育应寻求建立更具适应性和包容性的质量评估体系，以最终实现学前教育领域的实质公平。总之，我们需要加以强调与权衡现阶段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质量与公平的问题，要坚固学前教育中的公平与质量，不只是为每一个儿童提供优质的、科学的、统一的环境，还必须努力的根据每个儿童的差异提供合适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有关学前教育公平的评价标准体系，来保证公平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2思考与展望

上述文献梳理为我们研究学前教育理论既提供了发展脉络，也勾勒了清晰的发展趋势。第一，体现一种趋势。从查阅的文献来看，关于学前教育理论这部分内容虽已引起学者专家的注意，但相比其他各级各类教育来看，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术上，学前教育理论研究还是属于较少的那部分。但随着学前教育独立学科意识的增强，通过十年来文献的分析，关注学前教育的人群从最开始的一线工作人员慢慢发展到高级知识分子、学者，并且这种趋势还是逐年增强，已经可以用较高的理论水平来研究学前教育中的各种问题。根据具体内容分析，学前教育理论在主体作用客体的方式方法这类具体范畴与价值取向等范畴研究较多，而在历史文献、特别是评价标准方面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第二，把握两个重点。从有关学前教育的文献内容分析来看，在研究其理论的学者中，普遍的提到两个重点问题，一个是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相关文献中无论是在对学前教育历史的研究还是具体活动中主体对客体作用的方式方法，都是一个相结合的过程，或者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或者在实践中验证理论的正确与否性;二是在研究学前教育理论时，必须从国内现阶段实际情况出发，《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中的动作和运动问题—四论进化、发展和儿童早期教育》一文就结合了国内儿童早期发展中现阶段出现的问题，《学前教育独立价值失落与回归》中也指出了现阶段国内学前教育独立价值的遗失问题，以上篇篇文献都是建立在解决具体问题上的理论性研究。第三，发挥三项功能。学前教育是国家的教育，全民的教育，即使是学前教育理论的研究也绝不单是学者或者工作者的事情。因此在未来发展好学前教育的方向上，应该要充分发挥三项功能:首先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确保政策与制度的完善，这是其发展的基础与根本;其次要充分发挥社会的监督、舆论作用，保证政策的实施，确立制度的完备;然后要积极发挥个人的作用，学者可以从事理论研究，一线工作者可以从工作经验中发现存在的问题等。这三项功能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配合的好了，才能确保解决当前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向着积极健康的方面不断发展。

文学理论论文篇5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文学理论论文篇6

史蒂文·佩珀(StephenPepper)在其富有开创性的著作《世界假设》(WorldHypotheses)一书中区分并详细论述了四种世界假设。追溯形而上学历史，任何世界假设都产生于某个基本的“根隐喻”。根隐喻是人们面对新奇事物时借助的基本模型，围绕该基本模型而产生的概念与运行原理构成该模型解释此新奇事物的相关理论，这就是佩珀的“根隐喻”理论。事实上，正是根隐喻为探寻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提供认识框架，为观察、解读活动提供哲学模型或科学模型。《世界假设》中详细说明了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语境论四种世界假设。长期以来，以机器为根隐喻的“机械论世界观在西方文明中占有统治地位”［1］6。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现代科学将这种世界观看作形而上学的基础。机械论世界观及其产生的心理学研究模型追求直接原因。“行为主义是机械论世界观在心理学学科内的典型方法。”［1］6萨宾最初正是这样一名坚持机械论世界观的传统行为主义者。他从机械论向语境论世界观的转向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由其自身在教学和心理咨询的经验以及其导师坎特(J．R．Kantor)影响下，萨宾发觉机械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迫切想要寻找一种适合心理学特点的世界观方法;其次，在诺曼·卡梅隆(NormanCamer-on)、米德(GeorgeHerbertMead)、布鲁纳(JeromeBruner)思想的启发下发展角色理论、叙事理论，并在最终接触佩珀的世界假设理论后，将其原本的心理学理论同语境论世界观相结合，完成“从机械论形而上学到语境论的转变”，［2］提出自己语境论的心理学思想。

最初，在萨宾尚未取得博士学位的时候，遵循教科书的指导，他是一名传统的行为主义者。但他的导师坎特，主张范围广泛的行为主义。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研究方法的相对多样化，使得萨宾逐渐看到心理主义的贫乏，并逐渐相信符号语言研究的中心性。加之作为一线教学人员和心理咨询师，萨宾在工作过程中深感机械论指导下的研究方法和治疗方法在研究人类心理、行为过程中的局限性。行为主义以行为为研究对象，将人体原理与机器类比，认为行为不过是生物体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的产物。然而人类毕竟不是机器。心理学也不是纯粹无偏见的理想过程。机械论引导下的实验、假设演绎的传统方法，忽略了行为是行为个体身体状况、心理状态、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多种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生物体收缩和腺体分泌的产物。使用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型，用这种力图只包含关键因素的方法来实现排除偶然环境因素而得到的实验结果，无法合理有效解释人类行为，更难以在心理学应用中发挥引导、治愈的作用。上述发现为萨宾摆脱机械论而逐渐选择语境论提供了必要前提。后来，由于工作原因，萨宾遭遇了卡梅隆在探讨偏执狂这种心理问题时提出的“不适当的角色承担(ineptroletaking)”理论以及米德的“角色承担(roletaking)”理论。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在于，认为人在行为过程中承担着某种角色。这个观点使萨宾深受启发，开始思考和关注影响人心理和行为的外部因素，特别是社会、文化因素。借助“角色承担”及其扩展概念，以及莎士比亚的名言“世界是舞台，而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仅仅是表演者”［3］这个比喻，萨宾提出了角色理论(roletheo-ry)。之后，布鲁纳对传统心理学研究方法与叙事心理学方法的区分，使得萨宾进一步思考人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涉及的语境因素。传统的心理学研究方法总是根据实验数据中的多数而得出结论。例如在条件R下，当数据显示有56%的主体表现为A行为，44%的主体表现为其他类型行为，结论为:在R条件下，主体会做出A行为。这是传统实验追求恒定性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即忽略其他高达44%其他主体的表现。但叙事的研究方法则不然，它追求逼真性，关注每个行为主体的特殊性，这就使得研究者必须充分考虑影响其行为的各种语境因素。萨宾认同布鲁纳的观点，并结合角色理论，即在戏剧中，表演者的表现、特定场景、时间和空间、观众的及时反馈、剧本、道具等等因素共同构成了一出戏剧，而戏剧只是众多叙事形式的一种。借此萨宾完善并扩展了角色理论，提出自己的叙事心理学理论。

但是，尽管有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萨宾的思想始终缺乏世界观根基。佩珀对根隐喻方法的论述以及在此基础上四种世界假设的区分和描述，让萨宾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个语境论者而不自知”。［3］因为在萨宾看来，叙事同语境论的根隐喻同根同源，可以相互取代，而“角色理论是心理学方法体现语境论世界观的典范。”［1］6《世界假设》一书中提到，语境论的根隐喻是“历史性的行为”。为了证明“叙事”能够完全代表“历史性的行为”，萨宾考察了二者的语义结构。形容词“历史性”的含义被包含在其名词“历史”中。而“历史”并不仅仅是搜集过去和当下事件的材料、数据，而是历史学家们通过时间顺序对原始材料的叙事重构。这种工作的实质同小说家并无差别，小说家是在现实世界的背景语境下书写关于主人公的故事，而历史学家则通过想象对推测的人物、事件进行重构。由于史料通常都是残缺不完整的，小说家与历史学家的工作都需要借助“事实”和“虚构”。“‘叙事’完全能够代表‘历史性的行为’”［3］，因此，语境论的根隐喻是叙事(narrative)。为了强化将“历史性的行为”重新定义为“叙事”，萨宾参考了葛根(Gergen)《作为历史的社会心理学》一文。该文提到，社会行为的理论其实就是对当代历史的反射。一旦研究结果被，人们就会对结果做出反应。人们作为能动的主体，会做出反对、肯定或者忽略该研究结果的表现，也就是说，社会心理学是历史。因此，同机械论相比，将历史性的行为作为根隐喻的语境论，将会引导心理学家对人类处境做出更加深刻的理解。把“社会心理学是历史”作为大前提，“历史是叙事”作为小前提，我们不难得到“社会心理学是叙事”的结论。结合上述“语境论的根隐喻是叙事”，萨宾就此将“角色理论，叙事和语境论结合在一起”［3］，提出了语境论的心理学思想，并“从那时起，成为一名坚定的语境论者”。

二萨宾语境论心理学思想的内容

人类作为单独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涉及自己同其他个体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时间、地点、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社会背景，并不是孤独的存在。确定“自我身份(self－identity)”是个体生存面临的首要任务。不确定自我身份，就丧失了生活在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关系与个体身份的内涵。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经历过什么，肩负怎样的责任与使命，就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向何方，该做什么。简言之，不知道自己的过去，便难以过好现在，定位未来。萨宾的语境论心理学思想从自我身份的认定出发，讨论了影响人心理和行为的时间(temporality)、空间(place)、情节(plot)三类语境因素。首先，个体身份的确定涉及“我是什么”与“我是谁”两个方面。在涉及这两个问题的心理学调查中，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全部关于人类的基本生理特征，诸如“我是哺乳动物”“我是有四肢的人类”等。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纷繁多样，涉及答题者与时间、地点、他人的关系等，诸如“我是80后”、“我是中国人”、“我是山西大学的学生”、“我是妈妈的女儿”等等。这些答案说明，“我是什么”可以通过生物学研究得出确定答案，而“我是谁”则“总是依赖语境”的［4］，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确定问题所处的具体语境，如果提问者是想要获取国籍信息的海关工作人员，那么回答可能涉及回答者的国籍;如果提问者需要获知回答者与另外一人的关系，那么答案也必将与之相关。因此，正是这些涉及众多具体语境因素的答案规定着个体身份的内涵。其次，个体身份确定的过程说明:个体生活在社会中，自我身份的形成与行为的发生受到多种语境因素的影响并与之产生互动。每个人都只是自身所处语境的一部分。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楼上看你。人们的行为不只关乎自己，自身的行为方式受到所处时间、地点的影响，以及记忆中储存情节的引导。具体来看这三类语境要素:

1．地点具有功能性和象征性两个特征，对个体的影响表现在制约观念、行为和定位身份两个方面。“建筑环境引导人们建构各种形式的人类戏剧。人类戏剧会被某些特定地点的功能性特征和象征性特征影响。”［5］每个空间都有其特定功能。功能即物品的使用价值，一件物品理应按照其本来的功能发挥作用，这是人们潜意识里接受的约定俗成的道理。因此，如果已知某物品的功能，人们期待它发挥本来的作用，或者配合其发生。空间亦是如此，厨房是处理与烹饪相关的空间，餐厅用来吃饭。如此，身处某特定空间的人的身份与行为方式通常与该地点的功能特征匹配。此外，比功能性更深层次的是地点的象征意义。每个地点有其功能和历史的差异，常被赋予各样的意义。一旦地点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这种意义就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例如，“研究表明，大多数孩子使用一些富含情感的词汇，诸如‘舒服’‘安逸’‘安全’等词汇来描述‘住宅’”，［5］由此孩子在家里总是显得顽皮淘气，无法无天。古时家乡在陕西的男子，离家多年，途经黄河时激动的涕泗横流。因为奔腾不息的黄河勾起了他内心关于家乡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在他的心里代表着多年未见的亲人和儿时伙伴，于是情难自已。上述两个事例证明了地点的象征意义对个体行为的作用显著。

2．时间是影响个体的另一个重要语境因素，它不仅仅为行为的先后顺序提供排列方式，更为行为、事件之所以有意义提供线索。过去发生过的与当下正在发生的，决定了未来行为的走向与整个行为的意义。当我提笔在纸上写下“句号应当被放在……”，尽管句子尚未结束，“句末”两个字虽然尚未被书写，其意义已经被传达了。［6］这个例子说明，时间不是分离的、相互无涉的点状存在，而是前后意义密切相关的线性存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更深入地说，过去的回忆是通过影响现在行为的表现方式与个体对未来的预期来影响行为的发展与意义的。大卫·卡尔(DavidCarr)说“当我们遇到它们，即使是在我们最为被动的时候，事件也充满我们的回忆在(通往过去)与预期(通向未来)中得到的意义．．．我们明确参阅过去的经验，想象未来，并且把现在当做两者间的过渡。我们在经验中遭遇到的任何东西都对我们的计划、期待和希望发挥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7］个体身处某种际遇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获得它同过去的关联意义，从而对未来的走向或即将到来的后果产生期待。因此，语境论心理学中的时间，不再是单纯排列先后顺序的数字概念，它的每个时间点都充满意义，这些意义在行为、经验或事件的负载下扑面而来，对人类的行为或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影响。当下仅仅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一个环节，无法孤立存在，也不能被孤立研究，身处其中的行为与事件亦如此。

3．影响人们心理现象、行为的除地点、时间这样直接的语境因素外，还包含影响和引导心理现象、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即情节。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其行为不会总是对所处时间、地点的直接反应，多数行为，特别是持续时间较长的行为通常都是被某种原因驱使，遵循某种线索。这种原因或线索就是情节。情节以叙事的方式呈现，所使用的语言需要具备时间维度和伦理意义两个特征，包括神话、童话、民间传说等形式。情节，或者说叙事，通过两种方式引导行为，其一是通过将人们曾经的经验通过叙事的方式整理、存储于记忆中，对人们发生引导作用，另一种则是通过文学作品或耳闻的故事，其故事情节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思想，从而引导行为。这便涉及叙事的两个功能:其一，通过将经验情节化。人们在生活中总是遭遇着各种各样的事件，这些事件并不是以一帧帧画面的形式存储于我们的大脑中，而是被转化成了叙事的语言，因为叙事结构为建构意义提供框架，我们天然有这样的本事，将自己或别人的经验用讲故事的方式说明、记忆。海德尔(Heider)和齐美尔(Simmel)的实验说明了这点:当他们让一群被观察者观看一幅由一个大三角形，一个小三角形，一个小圆，部分时而开合的长方形组成的动图时，在未被告知任何信息的情况下，被测试的观察者无一例外地使用叙事的语言呈现了自己所见，有些甚至采用了主线情节和支线情节，构造了三角恋情冲突的情节。面对冷冰冰的实验图像尚且如此，我们的日常经验、白日梦更是是被故事化的。同故事一样，拥有开头、过渡和结尾。在适当的时候，被想起和使用，对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作用。经验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叙事实现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曾经社会上出现老人当街摔倒，行人络绎不绝却无人上前救助的现象。该现象正是之前媒体披露老年人讹诈救助人事件的结果。

这些具有负面意义的情节被存储在人们的记忆中，阻止了某些人救助老年人的行为。其二，通过曾经阅读或听说的故事。即“堂吉诃德原则”(Quixoticprinciple)，该原则最初被文学家哈利·莱文(HarryLevin)提出，被用来表示小说等文学作品形式中，主人公的身份发展、经历等深刻影响读者的诸多实例，由于西班牙文学作品《堂吉诃德》是这类实例中的典范，因而以此命名。在萨宾的语境论思想中，堂吉诃德原则指某个特定故事的情节作为引导人们行为的中心环节。十八世纪欧洲青少年自杀率的显著升高佐证了这一原则。1774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欧洲出版，故事讲述一个多愁善感少年单恋而后自杀的故事。之后，整个欧洲青少年自杀率大幅上升。社会学家认为，歌德为少年维特被拒绝后的挣扎与其最终自杀的行为赋予了高贵和英雄主义的色彩，引得很多青年人仿效。“整个欧洲，大量自杀的青年手中握着或者口袋里装着这本书”。［8］同时，历史学家的研究也提供了有力证明:曾经亚美尼亚国内恐怖主义盛行，政治动机和精神动力不足以解释亚美尼亚少数族裔制造恐怖事件，历史学家说，其动机基础早在15世纪之前就已经由神话铺就。公元5世纪，波斯人试图把亚美尼亚人从基督教转变为拜火教。亚美尼亚首领瓦尔坦(Vartan)拒绝放弃自身的文化认同，与超过一千名追随者为此战死沙场。自此，基督教亚美尼亚文化中充满了关于瓦尔坦牺牲精神的各种叙事，包括诗歌、民间传说、儿童故事等等。这些文学形式赞颂瓦尔坦的牺牲，赋予他荣誉和尊敬。此外，在其文化中“牺牲”及其同义词，以及“被俘后的死亡是不道德的”等观念被频繁提及。这样的文化熏陶塑造了通过牺牲生命来解决问题的社会氛围，传达了对暴死情节的支持与赞同。因此，对暴死不加怀疑的接受成为该文化熏陶下成员观念的一个本质特征。历史学家得出结论“在亚美尼亚这样的文化中，恐怖主义不是个人异化的产物，而是使某人成为社会眼中的讽刺中心的愿望的显现。”①正是这种通过牺牲、暴死来实现个人目标的文化氛围，推动了或者说煽动了其国内的恐怖主义事件的产生。这个例子表明，叙事情节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引导个人行为，其影响的范围之广泛使之成为某种涉及道德法则的力量，传达着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提供集体行为和信念的合理性。

三萨宾语境论心理学思想的意义

萨宾的语境论心理学思想坚持语境论世界观，明确提出理解人类最好的方法是去理解他的故事，通过叙事充分融合各种语境因素，而非通过传统实验的方法。其思想建立在米德、布鲁纳、佩珀等人理论的基础上，并将之延伸、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萨宾的语境论心理学思想顺应了心理学内部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促进了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不同于传统的心理学所采用法则式的、图标的、还原的、定量的分析方法。语境论心理学思想认为心理现象和行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与其所处语境是统一整体，要求通过充分融合具体心理现象、行为发生的地点、时间等物理语境因素，其象征意义所组成的社会语境因素和由情节产生的文化语境因素，将行为与主体置于完整的语境环境中理解，倡导一种系统的、整体的视角和定性的研究方法。这种特性要求语境论心理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对意义的追求，整体描述的策略和情境敏感性。随着心理学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困境的加深，语境论心理学思想引起的定性研究方法的螺旋式回归促进了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其次，萨宾的语境论心理学思想在催眠、心理咨询等心理学实践领域具有重要价值。萨宾从语境论者的角度重新解读了催眠现象。长期以来，心理学认为被催眠是人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在这种心理学状态下，被催眠的人会做出一些反常行为。这一观点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轻易被催眠，但有的人却几乎不能拥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从语境论心理学思想的角度出发，萨宾认为，催眠产生的反常行为是人们充分相信某个情节而沉浸其中，跟随情节的指引表现出的行为。这些行为虽然看似反常，却跟被催眠者相信的情节中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相符，因此只要了解被催眠者所相信的情节以及相关语境因素，这些看似反常的行为就十分合理了［9］。

但是，由于每个人想象力不同，对某些经验和传闻、故事中情节的相信程度不同，那些想象力特别丰富或者对某个故事特别沉迷的人更容易被催眠。萨宾的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催眠现象的原理，开启了心理学研究催眠现象的新篇章。此外，语境论心理学思想还在精神分析和心理咨询领域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利用语境论心理学理论看待人类心理现象、行为，谢弗(Schafer)、斯宾塞(Spence)、怀亚特(Wyatt)在精神分析实践中推广并得出的共同结论，即通过为病人提供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自我身份的认定，或者为病人一直耿耿于怀的事件提供一个较合理的叙事情节，病人就能够放弃那些曾经困扰自己的前后矛盾、令人难以信服的版本。换言之，通过具体方法替换病人一直相信的叙事情节，心理咨询取得了良好效果。最后，萨宾对语境论心理学合理性的论述为其他学科接纳语境论世界观提供了基础。萨宾认为“一切人文学者都应当是语境论者，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恰当理解并进行研究。”［3］语境论在考古学和人类学中也早有应用。但是，一直以来，自然科学研究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的、无偏见的理想过程。事实上，科学实验的整个过程都由人操作，科研人员作为科学研究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其心理、行为受到地点、时间、情节等语境因素的影响，那么这些因素则通过科学家间接渗透了整个科研过程，包括科研成果呈现的方式。即，单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说，由于语境因素深刻影响着主导科学研究的工作人员，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也深刻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式和走向。因此，要正确看待科研成果，就不得不考虑科学研究过程中，包括科研人员在内所涉及的诸多语境因素。

综上，萨宾以更好地理解、解读人类心理、行为，进行心理学研究为出发点，逐渐摸索和发展了语境论心理学思想。该思想坚持语境论世界观，以叙事为具体研究方法，综合了时间、地点、情节等各类语境因素，认为人的内涵和互动在社会语境和互动中被规定和形成。该思想应用于催眠、心理咨询等心理学实践领域，取得良好效果，并扩展至人类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萨宾对语境论心理学思想的详细论述，开阔了心理学家看待人类心理、行为的视角，挑战了机械论传统世界观引导下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在心理学内部引起了视角和具体问题研究方法上的范式革新。但与此同时，萨宾的语境论心理学思想部分地夸大了叙事的作用。萨宾的语境论心理学思想强调叙事的研究方法和原则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萨宾认为，叙事就是讲故事。没有故事，人类生活和行为就不能被解释，失去了发生的动机和原因。甚至于，流传的故事和神话传说能够塑型整个社会环境和民族氛围，据此，萨宾认为故事具有“本体状态(ontologicalstate)”。［3］然而，萨宾对故事的“本体状态”既没有作哲学上的详细论述，也没有作本体论层面上的全面阐释。一方面，如果萨宾故事的“本体状态”不是本体论假设，那么从萨宾的论述中，不难发现，萨宾认为正是流传的各种叙事形式塑造了社会氛围，进而形成了历史，换言之，正是叙事塑造了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包括伦理道德、民族性格等。笔者认为，这点过分夸大了叙事的作用，或者说，过分削弱了人类生存的物理语境因素(physicalcontext)以及主体间性的作用，破坏了人类心理、行为的整体语境。另一方面，如果萨宾意在将故事提升至本体论层面，认为叙事通过情节的灌输潜在或直接决定人类思维方式和群体意识的形成，进而决定群体意识，则与语境论世界观不符。语境论由于不对世界的构成和本源作任何假定，而只关注事件和行为在其语境中的意义，因而是非本体论的世界假设。不论是哪种情况，萨宾都夸大了叙事的作用。语境论世界观主张的是整体看待。萨宾对叙事的特别强调事实上是从整体语境中剥离出了这个特别的因素，并不断强化其对任何观念、行为的作用，甚至于上升至本体论层面。萨宾对叙事的过分偏爱可能使其心理学思想面临偏离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危险。

文学理论论文篇7

1

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还是从其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最早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物质世界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古印度所流传的《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创造神“梵”是物质世界的始基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广阔无边、无处不在，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仿佛老子所说的“道”。不同的是，印度的“梵”具有某种意识，被称为“自我”。“自我”和“梵”一体两面，只是由于它具有意念，才使得混沌破裂变现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不过这个破裂的混沌仅仅是由“自我”的意念产生的，因而被称为“假梵”。由假梵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是虚幻不实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唯有真梵才是真实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人们只有透过假梵认识了真梵，才能够超脱无尽的生灭轮回，复归宇宙本体〔1〕。

到了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首次从哲学上触及到实在观念。他把现实世界感性具体的物质性存在称为“非存在”，而把人们精神世界那些抽象化的思辨性概念称为“存在”。柏拉图进一步把人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明确区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人们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现象世界，而真实的世界是理念世界，它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人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它是本原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现象世界只是人的一种幻相，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正实在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用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取代了柏拉图那抽象空洞的理念，不过他还是承认存在一个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神。而且晚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它先于具体事物存在并决定具体事物，因而是第一本体。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在论思想，认为只有天国是真实的存在，也只有人们对于天国的认识才是真实的认识，现实世界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它只是人们感性知觉的对象，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的。根据安瑟尔谟等极端实在论者的观点，共相作为殊相的本质，不仅独立于作为殊相的个别事物、而且先于它们而存在；个别事物则不过是由共相所派生出来的偶然现象，它们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这是实在观念和实在论的哲学发轫处，从此以后人们超越感性世界的本能冲动借助于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最终以实在论的形式正式进入了人类认识的视野。

综合以上简要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是以真假两个世界的分辨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由此岸的幻相世界向彼岸本体世界的超越。否则的话，如果有人指着他面前的一张桌子说：“这是实在的”，我们就一定会感觉到莫名其妙。要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这句话，就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辅助事件作为前提，这就是有人否定这张桌子的实在性，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了实在论。然而一旦实在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桌子的共相或理念，那时再有人回过头来强调说眼前的这张桌子是实在的，他显然不能够再被称为实在论者，而只能被称为唯名论或经验论等。这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实在论领域中的各种混乱大都是由于忽视了这种超越而引起的。

第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也曾主张超越现实世界，泰勒士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里特的火等、尤其是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也都是人类精神超越现实世界的产物。然而这种超越并没有涉及到彼岸世界，它们纯粹是在此岸世界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人的思维对自身感觉器官的超越，只要人们设法拓宽自己的视域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超出现象世界之外。因此，这种所谓超越只不过是从具体的作为殊相的质料到质料的还原，它同抽象的理念、形式或共相无关。所以它就只能是被称为唯物论或原子论等，而不能被称为实在论。这也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时应当非常明确的，否则诸如科学实在论这类怪胎就会由此而产生。

第三、新实在论与批判的实在论也同样是以理念与现象、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分别作为思想基础的，同理念论或实在论相区别的是，它们同时赋予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这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主义方案。它虽然避免了大量停留在哲学原点的原始纠纷，促进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发展，然而哲学中的本原问题毕竟不会因此而被消解。就对“实在”本身的认识而言，它们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的。所以尽管哈特曼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握实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然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毕竟存在着质的不同，从而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或像罗素等热衷于从逻辑、数学方面进行抽象分析的多数新实在论者那样，从本体论上返回到柏拉图主义那里；或是像普拉特等热衷于从经验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那些批判的实在论者一样，从认识论上走向康德的不可知论；再或是像桑塔亚那那样，最后不得不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动物式信仰来捍卫等。至于其它那些五花八门的实在论则大都不得要领。

2

明确实在观念与实在论的真实涵义后，倘若主张实在论，则将意味着：首先，在本体论上预设或承诺一个在感性具体的事物之外的超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其次，在认识论上主张科学正是对这样一个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再次，在论上也相应地追求某种能够把科学导向这个实在世界的先验逻辑，从而可以使之同实在论内在地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然这只是一种基于语义形成的科学实在论。虽然它仅仅是纯思辨的产物，却相当准确地体现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妨称之为科学实在论Ⅰ。不过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形而上学实在论，并认为它同科学无关或者对立。然而事实上，这种长期被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的实在论，在科学中已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容当前各种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忽视的重要事实。

爱因斯坦的科学，作为传统宗教的一种替代品，显然是对于他所信仰的和谐的宇宙的描绘。的绝对性、形式体系的相对性、数学物理化与物数学化等〔2〕，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忠实地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科学传统，从而构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尽管这种科学观在科学史上不占主流。然而随着现代科学向两极领域的不断扩张，这种观念的市场似乎是越来越大，甚至连实证主义的追随者海森堡等人，也明显感觉到现代物理学正在向柏拉图主义复归。只是何以证明这样一种描绘恰恰就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一个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并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个实在世界。既然现象世界受外在于自己的理念支配，科学要解释和说明现象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理念，而这样的科学显然是不可能在现象世界中纯逻辑地归纳，它必须到精神世界中纯理性地建构。科学实在论Ⅰ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智的直觉、思辨与审美能力，包括科学创造中的直觉、猜测、想象和推理，理论评价中的简单性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实在论。然而何以保证科学理论所描绘的正是实在世界，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样的理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或神学。不过爱因斯坦事实上也正是一个融神学、哲学与科学为一体的奇才。他的相对论巧夺天工居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也说明了科学界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是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的。

从上看，以实验作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兴起、在经验论的传统中获得大踏步、并在实证论的怀抱中走向成熟的。同科学实在论Ⅰ相比，科学实在论Ⅱ更好地继承并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传统。它所关注的始终都只是现象、质料或殊相等现实的和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近现代科学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只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从人类自身的时空尺度看，它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们借助于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感知的，不妨记为A；另一部分则是在原则上应当能被感知而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尚未被感知的，也不妨记为B。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人们既可以用A解释B，也可以用B解释A。大凡是从现象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层次出发对其相邻层次所作的各种因果解释，都可以直接地构成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的思想基础。不过从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实际看，它们大都是以还原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

近代科学是在从A到B进行还原的，它以B作为A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具体说来，一个科学理论要想正确解释和说明A，就必须首先如实地描述B。近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层层还原、并最终从原子走向夸克的。极端的还原论总是要在本体论上预设一种实体，并在认识论上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种实体。它们认为成熟的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名词术语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实体应当在现象世界中有确定的指称。W.塞拉斯和普特南的逼真实在论就是以此作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温和的还原论通常只是在本体论上承诺一种实体，夏佩尔的科学实在论、杰利的建构实在论和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等大体是属于这种类型。它们没有预设或承诺超验的实在，却预设或承诺了超感的实体，并且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实验中所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随着现代科学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伴随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整体论正取代还原论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实际上也绝没有还原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自然界的层次结构并揭示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整体论以A作为B的外在原因和条件，从而使“关系”取代“实体”而成为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基础。它是现代科学正在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走向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进步。现代西方哲学中亚里山大的突现进化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哈特曼的批判实在论、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和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等，也都具有这样一种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

科学实在论Ⅱ本是在反实在论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它是以现象世界中各种感性具体的属性作为经验基础的理性实在论，在本质上是反柏拉图主义实在论的。近代科学以还原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物质实体上；现代科学则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关系中并从而完全消解物质实体。这种实体的淡出和关系的凸现使形形以还原论作为蓝本的科学实在论Ⅱ普遍陷入困境。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实在，却无法保证科学正确地把握实在；科学实在论Ⅱ放弃这种实在而执着于描述现象，却最终连现象也把握不住。这就难怪现代科学哲学中现象主义、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要非常盛行。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迪昂、布里奇曼、奎因、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范·弗拉森、詹宁斯、黑崎宏等人都是颇有的反科学实在论者。即使是始终以科学实在论著称的普特南，到后期提出的所谓内在实在论，实质也是反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实在论不仅在逻辑上困难重重，而且在历史上也漏洞百出。倘若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古代的托勒密，还是近代以来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玻尔和海森堡等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说不能完全抗拒科学实在论的诱惑，然而他们总体上似乎都是在从事一种拯救现象的工作。

3

科学理论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必然内在地凝结着根源于客体、然而却是由主体来规定、并因而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以及根源于主体、却必须由客体来规定的主观性理念。所以撇开它的语言、逻辑、数学表述形式就其经验来看，科学理论显然是由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大类知识构成的。前者从现象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物质世界感性具体的经验知识的归纳和，是实在论一直试图超越的“虚”与唯名论极力维护的“实”；后者从理念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精神世界理性抽象的经验知识的反思和概括，是实在论始终所向往的“实”与唯名论坚决拒斥的“虚”。它们分别凝聚和体现了历史上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和人文学者的思辨传统。科学理论正是人类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知识在一定的语言、逻辑、数学形式构成的框架和体系中同化与融合的产物〔3〕。

近代科学是从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科学理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经验内容，它构成了科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基础。按照唯名论的观点，现象世界中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正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然而从现代哲学和科学认识发展所获得的结论看，实在论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哲学认识论方面看，现象作为从属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来规定的。既然主体是人，现象也必然是属人的。倘若把主体换成某一微生物，现象也必然要属于这种微生物。事实上，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始终是以人类自身的存在尺度作为基准的。罗素当年曾经谈到过这个。卡尔纳普、刘易斯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实的现象世界其实只是无数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实际上它完全是人类按照自己特殊的生理构造选择出来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的生理构造把“自在之物”拒斥到自己的视野之外。人类要把握这种自在之物，必须根本改变自己的生理结构和时空尺度，以便把多种可能世界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这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其次，从科学认识论方面看，人们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着人类认识活动的烙印。人们不可能观测到所谓微观客体的本来面目，而只能观测到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并且观测结果是呈现为粒子还是波，还要取决于人们所设置的观测条件。具体说来，人们带着粒子的眼镜观测，客体呈现为粒子，带着波的眼镜观测，客体则呈现为波。真实存在的或许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而是某种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说，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仿佛盲人摸象，我们永远看不到大象的本来面目，而只能通过彼此的触摸建构一个适合于主体间的大象。这里自在之物虽然也不可知，然而却并不在彼岸世界。它作为现象的总和或整体构成人类认识的极限。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在微观世界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隐藏在人类客观性科学认识深层不可消解的主体性。

再次，从现代科学所获得的具体结论看，作为现象世界载体的“物质”在微观世界中不断地化“虚”。近代物理学把实物还原为原子，现代物理学进一步把它还原为亚原子粒子、夸克、甚至亚夸克等微观粒子，最后发现这些充当宇宙砖块的所谓微观粒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根源于数学方程式的虚构。狭义相对论以连续的场取代作为普遍基质的以太，量子场论的发展把现象世界中的实物粒子归结为空间中能量集中的区域，靴袢理论甚至把强子等实物粒子归结为与其相沟通的反应道中的束缚态。广义相对论中作为引力场载体的似乎不再是质量而变成了能量。系统科学更是强化了这种非实体化的倾向，从而使关系实在论逐渐取代实体实在论成为一种现代思潮。与此同时，现代宇宙学也在大尺度时空范围内解构了宇观天体的实体实在观。

实在论所以要否定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显然是因为它开始就已经发现这个世界仅仅是“人”的世界。它要超越这样一个世界寻求某种适合于所有不同生理构造和时空尺度的非人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神目观。科学实在论把科学当成这样一种尺度，把所谓“科学的影像”看成真实的存在，也显然是忽视了科学的属人属性。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看，包括科学认识在内的人类一切思想认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具有属人性。甚至于连日常语言中所谓的“虚”与“实”，也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脱离人的纯客观的绝对尺度。所谓客观世界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由人的感觉器官所选择的这个现象世界。人类在两极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认识结论，最终都必须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还原到人的感性世界中。即使主张“科学是万物的尺度”的W.塞拉斯，也并不否认“常识的影像”的基础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象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必须重新回返到常识中，把它权且看成是终极的和实在的。中世纪唯名论的思想价值正在于此。

科学理论中不仅有根源于物质世界中的现象知识，而且具有大量根源于精神世界中的理念知识。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是科学理论中不可抗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部经验基础。从唯名论的观点看，它们大都属于应当从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形而上学因素，而实在论的科学观总是要把它们看成某种真实的存在。实在论关于现象世界的虚无主义思想是人类认识超越自身感觉器官的必然，它体现了人类理智发育的成熟和完善，对于人类快速高效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并非它们在这个超越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结论都有价值。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实在论在理念世界中所构筑起来的各种“实在”，远远不如唯名论在现象世界中直接感知到的那些现象更为可靠。近现代科学中所预设或承诺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虽说有像原子论这样一些极为成功的假说，然而更多则还是像以太和燃素这样一类失败的猜测。

既然现象世界中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由人的感觉器官直接规定的实在，那么它显然是用不着分有所谓实在世界中的理念。相反，理念世界中所形成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倒必须返回到现象世界中才能最终确定其真伪。正是近现代科学中的这样一种现实，使科学实在论Ⅱ误以为现象世界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它主张把抽象的理论实体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实体，把以理论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还原为以物质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而科学实在论Ⅰ坚持理念世界的实在地位，其实质上是要把精神世界中所形成的某种抽象关系客观化，把各种实体归结为这种绝对和永恒的关系，从而企图在这种关系中来俯视整个现象世界。然而无论是科学实在论Ⅰ还是科学实在论Ⅱ，都无非是来自哲学家的一厢情愿。科学史上那些一流的科学家大都坚持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人们所谓“牛顿不是牛顿主义者”〔4〕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无论现象世界还是理念世界都是属人的，它们都不能构成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只有人本身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现实的基础，尽管它也未必是实在的。只可惜在整个科学哲学中，它始终都没有在场。

4

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知识，而且还包含着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极为典型的人文知识。它们构成科学理论同化和融合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形式框架，是科学所以为科学的内在根据以及衡量科学阶段、水平及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科学理论正是同化和融合在这样一些“先验的”形式框架中的人类经验，是以人类特定的生理结构作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和智慧的重要结晶，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内在统一，充分展示了人性中所蕴涵的无穷魅力。

语言、逻辑与数学是构成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形式知识。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经验知识不同，它们是关于现象和理念的元经验，是特定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方式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向主客体内化与外化的产物。其中语言是基于人类特殊的实践活动在主体内部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具体体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个性色彩，为古今人文主义者竭力张扬。逻辑是基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在主客体间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抽象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理结构，是不同语音、语形、语义、语用和语法结构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翻译的客观基础。数学则是人类在语言和逻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某种人工“约定”，它是人的思维基于语言和逻辑基础的进一步发现和创造，是这两种约定的丰富、深化和自我发展。

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约定，人类才能首先通过主体内部的某种语言约定规则，揭示出隐藏在主客体之间的逻辑约定法则、以及各种形式的数学约定定理，并以此为中介最终发现作为科学理论客观基础的、客体内部的、自然历史的“约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当然这种自然规律也是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必须通过人的特定生理结构及其延伸来感知，而且还不得不通过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典型的人文知识形式来表述，因而它的客观性也就只能被解释为主体间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和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等，也都从科学内部的不同领域和途径具体地展示了科学理论从形式到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约定性。

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首先必须明确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5〕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的人文属性。近代以来，随着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反科学主义逐渐把对科学的社会批判引向认识论层面。它们把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并在科学实践中得到广泛的数学与逻辑理性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大张挞伐，仿佛在数学与逻辑理性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可以同所谓工具理性对立起来的纯粹价值理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有悖于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蒙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实际上，作为科学理论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绝不会只有工具的属性，它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属性。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的空前高扬正是在启蒙运动弘扬理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倘若再返回文艺复兴所向往的古希腊思想文化中，则语言、逻辑与数学更是极为典型的人文学科。即使在古代科学的荒漠中，数学也依然被列为“六艺”之一。

实际上，同语言完全一样，逻辑与数学也是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完善自我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文内容。至于现代社会中逐渐暴露出来、并为人文主义所强烈谴责的许多社会现实，科学主义早已有警觉。它们决不能被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的结果。事实上，这恰恰是某种虚妄的伪人文主义剥离工具理性肆意张扬所谓纯粹价值理性的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缺乏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恶果。其实语言、逻辑与数学绝不只是什么工具理性，它作为人类走出愚昧、摆脱神权束缚的思想基础和理性根据，恰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尺度和重要标志，是处于价值核心地位的人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作为纯粹主体内部约定的语言，逻辑与数学更能体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能，并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追求剥离了逻辑与数学内核的所谓价值理性，只能使人类的认识滞留在永无休止的形而上学思辨中，而主张从数学与逻辑退回到语言或前语言的所谓“诗”与“悟”的世界中，则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现代蒙昧主义。

其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还必须明确共同构成科学理论经验基础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互补属性，及其同逻辑与数学理性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近代科学根源于古代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与书斋学者的思辨传统，它们到近代融合在特定的数学逻辑框架中，形成一种体现人的“类”特征并且根本不同于传统理性的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以逻辑与数学理性作为基础，吸取了技术理性内容与思辨理性形式的确定性，克服了技术理性形式与思辨理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从而不仅使技术理性中蕴涵的个人狭隘的直接经验获得一种人类可以共享的形式并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也使形而上的思辨理性获得某种现实的依据与意义。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分别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形式主宰了关于科学理论的阐释。然而，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都不能从单方面完全解释科学理论。只有使二者互补与融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理论虽然是关于外部客体的描述，却毕竟是根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它是由主体来描述的，尤其是在形而上的理念知识中，凝聚了古今中外极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它不同于能工巧匠个人的具体经验与才能，具有超越个人的、抽象的“类”经验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它必须同时接受直接来自客体的现象知识约束。极端的科学主义以现象知识拒斥理念知识，狂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以理念知识贬低现象知识，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误读和曲解科学理论的产物。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技术理性与思辨理性，绝不是某种剥离了逻辑与数学理性独立存在的理性形式，它是以逻辑与数学作为基础的理性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体现。没有人类的技术与思辨活动，逻辑与数学就不能得到外化和发展；脱离其中的逻辑与数学约束，技术与思辨也就根本无所谓理性。事实上，无论现象知识还是理念知识，都是人类以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分别作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产物。剥离逻辑与数学这些所谓工具理性，片面夸大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反对另一个方面，都不仅无益于人类认识的健康发展，而且最终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再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必须从总体上正确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同科学实在论对现象知识进行客观化与本体化阐释的理性主义倾向恰恰相反，在现代哲学中，始终还涌动着一股对理念知识予以客观化和本体化阐释的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科学主义以理性为尺度抛弃康德“自在之物”走向现象世界的同时，人文主义则以非理性为尺度把它又重新捡了回来。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强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之流”、鲍恩的“人格”等，都是从康德的所谓“自在之物”中演化出来的。它们抛弃子虚乌有的彼岸世界，以非理性取性，在此岸世界中继续着自己的超越之旅。这是古希腊理念论与中世纪实在论的现代翻版。至于马利坦复活的所谓“存有”、海德格尔在非理性直觉、领会和体验中所把握到的“存在”，更是把思辨的理念知识客观化与本体化的典型。

文学理论论文篇8

四、法律文化与法律规避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一个文化圈内的法律系统是由这个文化圈中的人的观念决定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观念对于个体参与法律生活的影响。在一个文化单一的社会中，现实的法律与观念的法律总是一致的，并相互作用；这就是法律文化，即一个文化中的群体或个体依据其法律观念参与社会的法律生活。现代世界的特征使我们在考虑法律文化时不得不将现实的法律与观念法律相分离，虽然法律文化是他们的结合体。因为现代的文化人类学家的辛勤告诉我们，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包括社会群体的多元与文化的多元。这种多元性造成了在一个政治统一的社会中，文化并不统一，法律文化往往也并不统一的结果。而这一结果中，作为现实法律的国家法与作为观念法律的民间法的不一致格外引人注目①。因为民间法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活的法律，本身既是一种实在秩序又是抽象的规则；而国家法在为社会实践之前，只是一种抽象的规则，并不具有实在秩序的意义；但国家法作为国家意志，它必须为社会所实践，而且又国家强制力作为保证，具有强制的人为的普适性。这种冲突的结果的法律表现即是法律规避，对国家法的规避。在具体的案件发生时，当事人往往面临着几种不同得法律行为方式的选择，是国家法还是其生活群体信其所是的民间法？当当事人选择了后者时，法律规避的现象就产生了。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也许法律规避②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它实际上违反了法律，随之而来的是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但就当事人来说，由于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种选择是合适的并且是可取的，他并不会笨到要选择于他最不利的行为方式。事实上这并不是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冲突，而是这两种法律或许在价值取向上不同，或许在行为模式上不同，或是两种法律选择所要求的成本有差异。而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则是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③国家虽然是由社会产生的，在国家建立之初，或许可以对社会生活产生强有力的控制。但国家及其统治机构毕竟不能参与政治领域以外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作为国家法的制定者的国家所持有的理念也不同与社会，他们过多的考虑了政治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他们都会参与一个以西方政治理念为核心的国际社会。而在社会，在民间，一般群体所持有的理念则要世俗得多，并且大多数都保持着传统特色。这并不是说国家法与民间法就存在着绝对的分界。法律规避是在当事人明显了解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的情况下所作出的选择。这就表明国家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事人的选择。乐观主义者还可以说，当国家法所规定的行为方式，在当事人看来，比民间法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更合理时，法律规避或许就不会再发生了。“……国家法是私了的基点，哪一方对国家的制定法了解得越多，越确定，他们再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就越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就越能运用这些知识控制局面，操纵整个私了过程。”④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法则通过法律规避对当事人的法律观念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对于国家法来说，其生命当然不能只有这么一点影响。只有当国家法在社会上运行，而没有法律规避的现象出现，成为为社会所实践的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时，才能说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五、传统的创造在大多数人看来，传统总是与过去相联系，是属于已经消失的世界的一部分。激进的进步主义者认为，传统总是构成社会进步的障碍。事实上，这些都是对传统的偏见。构成传统内容的事物的确产生于过去，但他们存在于现在。传统总是指那些属于现在的事物，虽然是从过去代代相传延续至今的。传统，一般说来，包括物质实体，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关于人和事物的形象，也包括惯例和制度。“就人的行为所组成的惯例和制度而言，世代相传的并不是特定的具体的行动；这是不可能的。……可以世代相传的部分是行动所隐含或外显的泛型和关于行动的对象，以及要求、建议、控制、允许或禁止重新确立这些行动泛型的信仰。”①可以说，作为传统被继承下来的，是由无数代人共同创造的具有同一性的文化。传统是凝固的文化，文化借传统得以传承。被现代人继承下来的被视作传统的哪部分文化并不总是与原形一模一样。我们在继承时都是根据当时的环境有选择的继承，有创造的继承。虽然濡化的过程都是强制性的，都是无选择的，但要成为事实则必须经过一个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总是认识和实践的互动。也就是说，对过去文化的继承是要经过我们自身的实践，是一个再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合理的将成为传统被继承下来，不合理的将被历史抛弃。但被 继承的文化与过去的文化也并不会由于这一过程而被割裂，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就在于其是“传承”而来，它与过去之间有着同一性。“一个可能有始终如一的法人资格、地域位置、名称、活动种类或活动方式， 它的任何一代成员可能对其先形象有着始终如一的认识。”②传统的实质在于对过去的认同。现代社会的变动性，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认为，变革是必须的，特别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于是我们的问题便是：变革如何面对传统？传统对于我们的影响在于通过其传承的文化而影响我们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等等。这种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除了经验和理性之外，我们还能凭借什么憧景未来？在现代社会里，许多国家都希望通过变革以实现其政治理想，然而变革不能革掉某些传统，缺少文化和传统的变革只能是东施效颦。社会的变革只能是基于自身的内化。无论是对于传统的文化，还是对于外来的文化，或者是另外一些可能性的选择——所有这些，从价值观到行为模式，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有区别，还可能根本冲突，但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基于理想而对社会所作出的变革，其最后目标必须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要从内到外保持一致性，价值观是基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而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又渗透了这种价值观。其次，这种一致性必须在社会中有一定的普适性，我们并不抹杀亚文化或者边缘文化的存在，但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主流文化的存在对于一个社会的进步是必须的。也就是说，我们变革的最后结果是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一套新的传统，而不管这其中包含传统文化的因素多一些还是外来文化多一些。我们需要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对于法律来说，当其价值取向和运行方式为社会所接受时，也就形成了法律传统。法律生命的强盛就在于法律传统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确立。这就意味着这种法律（这里主要是指国家法）所体现的价值观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而进行法律生活则成为社会上所有群体或个体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就好比吃饭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筷子，而不会考虑是用筷子呢还是用刀叉？当出现纠纷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法律，而不用考虑是请某位人物帮忙还是用武力解决？六、结语法律的复杂性源于人本身的复杂性，而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里，在一个社会正在转型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文化的时候，这种复杂性就更为突出。现代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这个时代开始于150多年前，中国人首次睁开眼看世界的时候；而新中国的诞生则创造了可能性，真正的创造性转变则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传统的儒家文化根深蒂固，以无与伦比的力量渗透进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与行动中；而党的统治为我们带来了另一种世界观，在经过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创造性发展后成为具有统治力量的世界观；而西方文明则从一百多年前开始，吸引了无数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正大量的涌入中国；而更多的人则是在各种文化的交织和碰撞中成长，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文化选择中挣扎，正是他们在痛苦中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化。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社会的法律生活中。国家法以其占据统治地位而具有强制的普适性；但这种普适性却遗忘了某些地区和领域，或对其无能为力。在一些遥远的村落里，许多人也许一生都没有同国家法打过交道，他们过着属于自己的传统生活，所有的事情都由一套不同与国家法的传统风俗解决。而大多数乡村则在国家法与传统之间创造了另一套解决纠纷的办法，这是两种文化相冲突的结果，其表现形式则是上文所提到的法律规避。另外一些人则是传统官文化的忠实追随者，动则找领导或摆官威，他们强奸了遵纪守法的人们的善良，构成了国家法的最大威胁。但还有大量可以被称作希望的人们，他们在中国的法治之路上披荆斩棘。而所有的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出现新的属于中国的文化，而这又有赖于我们的努力创造。参考书目：1.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社1997年版。2.邓正来著，《法律与立法二元观》，三联书社2000年版。3.赵震江主编，《法律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4.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刘作翔著，《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6.刘伟著，《文化：一个斯芬克斯之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7.武树臣等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8.夏建中著，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9.〖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及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美〗菲利普·巴格比著，夏克、李天纲、陈江岚译，《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1.〖美〗E· 西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2．〖美〗昂格尔著，吴玉章、周汉华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① 邓正来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② 邓正来著，《法律与立法二元观》，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① 夏建中著，《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②[美]克鲁克洪等著，《文化与个人》，转引自刘作翔著《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页。 ③转引自林同奇：“格尔茨的‘深度描绘’与文化观”，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168页。④转引自林同奇：“格尔茨的‘深度描绘’与文化观”，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168页。⑤克利福德·吉尔兹著，《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见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第85、86页。①克利福德·吉尔兹著，《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见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第126页。②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258页。③ 同上，第260页。④ 格雷·多西著，梁治平译，《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的世界立场》，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社1997年版，第245页。⑤ 同上第246页。⑥克利福德·吉尔兹著，邓正来译，《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社1997年版，第109页。 ① 同上。② 同前页著①③ 同前页注④，第246页。④ 同前页注⑥，第111页。① 在这里，民间法是作为与国家法相对应的提法，但事实上民间法也是多元的，一个由不同的法律观念和纠纷解决方式组合而成的复合整体。② “法律规避”这个词其实并不具有对象性，它可以是对国家法的规避，也可以是对民间法的规避，本文如非特指，皆是对国家法的规避。③ 昂格尔著，吴玉章、周汉华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④ 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① E·西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② 同上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