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论文范文

西方文学论文篇1

一、白话音译个性足，音形结合作品多

徐志摩生活在时期，并亲身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当时白话文已经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语言的主流形式。作为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大师，徐志摩极力主张用白话文而不是文言文翻译西方文学。徐志摩用白话文翻译，将他的西方文学译作正式带入全新的境地。例如，他翻译的布莱尔的《猛虎》，就采用白话的形式，将作品中的老虎描绘成一种虚弱、颓废的老虎，真正展现出原作的情感及力量。译作中，徐志摩用火焰似的眼光、骇人的雄厚、飞腾等现代词汇再现了老虎威猛的原型，这些词汇对当时有着传统国学经历的文人来说算是新奇。徐志摩还节译、转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并从文化的视角将其翻译成一种文化现象，真正实现两种语言的转换。例如，徐志摩曾转译英国作家高斯的英译本，翻译法国作家福凯的《涡堤孩》实际上已经是编译了。徐志摩深知汉字属于“形音字”，而英语则属于纯拼音文字，所以中国人很容易见到字形联想到它的意思。例如，当时的康桥现在就翻译为剑桥，康桥给人以健康、优雅的气质，而剑桥一般会让人想到桥的雄伟、气魄等。“翡冷翠”便会让人想到一个美丽的地方“，赛有那拉”是目前对日文“再见”的最美丽的翻译。可见，徐志摩正是通过自己音译、意译相结合的翻译实践，推动着中国乃至世界翻译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早在20世纪20年代，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便开始翻译诗歌。此后，他直译了很多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多个题材。特别是在其短短三十六岁的生命时间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涵盖绝大多数文体的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多位文学大师，如莎士比亚、拜伦、哈代、惠特曼等人。在诗歌方面，《徐志摩诗集》诗集中就收藏有十多个国家三十多位诗人的作品。另外，徐志摩还翻译了德国著名作家福凯的《涡堤孩》，意大利作家邓南哲的《死城》，英国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集等等，与其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翻译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范围之广，涉及的题材众多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令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徐志摩对翻译名称的处理之成功，最终成为他的“注册商标”。例如，《翡冷翠》便是徐志摩西方文学翻译中的一个专利，他将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翻译为翡冷翠，巧妙融合了中西文学中的意蕴表达，其通过音译的方式，并采用一些形象感很强的文字，实现“音”与“形”相贴近的艺术效果。此外，徐志摩还充分利用自己编辑西方文学作品的机会提倡西方文学的翻译，如他主张用文言文翻译西方诗歌文学。总之，徐志摩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他还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风格的影响。

二、空灵飘逸译如诗，多元转译添色彩

徐志摩是中国新诗坛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他善于创作空灵飘逸的浪漫主义诗歌。然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大部分却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从其翻译作品的文体中可以看出其审美价值取向。同时，虽然他翻译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现实主义题材，而其中大多数为抒情方面的诗歌，带有浓厚的个人印迹，属于最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徐志摩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十个短篇小说，斯蒂芬斯的两部长篇小说，赫胥黎的《半天玩儿》等，徐志摩都将它们称为散文写成的诗歌。其实，徐志摩翻译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平凡人物的同情，二是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其中，曼斯菲尔德的小说便属于前一类，她的作品以美著称，有着“狂风骤雨向读者灵魂奔波”，徐志摩也为此深深震撼。自此，曼斯菲尔德便成为徐志摩精神上的感召者，并翻译了她的大量文学作品，并取名为《英国曼斯菲尔德小说集》。林徽因在其《悼志摩》中提到“：志摩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古怪年轻人，他的人格中最精华的是对平凡人的同情，没有一种情感，他不能同情。他对一切弱小的怜爱，他一生都在同情别人而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同样，赫胥黎的《半天玩儿》也是这种风格的作品，其主人公彼得在阳光中独自品味自己的寂寞，这时远处走来了两位华丽的小姐，而她们却不幸地遭到恶狗的侵扰，好心的彼得救了这两位小姐，但他的行为却受到了这两人的鄙视，徐志摩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彼得的心灵，充满着无限的怜悯之情。徐志摩对文艺复兴以来各派的浪漫主义作品均有翻译，他翻译的首部德国浪漫派作家福勾的《温蒂娜》，便是以中古为背景的骑士小说，叙述了一个美丽的妖怪与人类之间的爱情故事，他当时看到这部小说时非常感动，并非常欣赏其文笔结构。20世纪30年代，中华教育基金会推选徐志摩、梁启超、闻一多等人翻译了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这是其参与的第一部有着重要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徐志摩翻译笔法的流畅完美，再现了原作动人的情节，如在翻译《曼斯菲尔德》文章时，他就曾引用奥帕尔的一首非常悲观的诗歌，其回忆了家人生前的美好生活变成了虚幻，悲观的诗人无法回避这种幻灭所带来的深刻反响。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这次合作使得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都是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诗人，他们都具有良好的东方文化修养并羡慕西方文明。徐志摩翻译了泰戈尔在中国的全部演讲，并陪同他一起远赴日本。后来徐志摩还专门赴印度拜访泰戈尔，他翻译的《谢恩》、《园丁集》便是泰戈尔六十多首诗歌中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可见，浪漫主义诗歌的翻译是徐志摩翻译中最得心应手的，同时他的美学色彩的译作更增添了原作的浪漫主义色彩。徐志摩自谦自己的翻译是一朵没有灵魂的假花。徐志摩不懂得意大利语，如果要翻译意大利语方面的文学作品就需要转译原著的作品。例如，邓南哲是意大利著名的诗人、剧作家，他的戏剧摒弃了日常生活的繁杂，在语言上更加追求抒情、优美的风格，能巧妙地借助剧中人物之口来渲染作者所要表达的唯美主义色彩及风格。邓南哲的作品通过英国著名文学家西蒙斯的翻译，扩大了该作品在英国及世界文坛的影响。徐志摩便是通过西蒙斯的译文指导邓南哲的，其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期间，苦于找不到邓南哲的英译本，他曾下决心转移了邓南哲先生最有名的戏剧《死城》的部分内容。四年过后，徐志摩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整理旧有资料时偶然发现了这部译作，再次激发了其对这位著名作家的热爱，他曾撰写了《丹农雪乌》这部专门介绍他生平及创作思想的文章，并从唯美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其所受到的影响。后来，徐志摩又创作了《丹农雪乌的戏剧》对《死城》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诠释，该部作品描写了具有美学色彩的兄妹畸形恋爱，是邓南哲先生的处女作，该作品一直笼罩着某种神秘的忧伤与不安。

作者：赵丹单位：西京学院

西方文学论文篇2

说起阿拉伯文学对欧洲骑士文学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想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这里有作家本人提供的证据：在小说的第九章里，塞万提斯承认他是以阿拉伯文的著作为蓝本的。虽然这部小说有“骑士文学”的殿军之称，但它显然不属于标准的“骑士文学”。我们这里所要论及的骑士文学仅限于所谓“韵文罗曼司阶段”的诗歌作品。这个阶段的骑士文学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2世纪）的作品主要是法国北方行吟诗人的“骑士叙事诗”；后期（13世纪）的作品则主要是法国南方行吟诗人的“骑士抒情诗”。值得注意的是，法国骑士文学这前后两个时期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引起这些变化的可能恰恰是阿拉伯文学产生影响的结果。然而，这个结论却缺乏直接的文献学证据。更坦白地说，事实上也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书面证据。因为当我们设想法国南方的普罗旺斯行吟诗人的作品由于受到阿拉伯抒情诗的影响而变得迥然不同于法国北方行吟诗人的作品时，也不能掩盖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普罗旺斯的行吟诗人实际上并不懂阿拉伯语，他们连阅读阿拉伯抒情诗译作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阿拉伯文抒情诗被译为欧洲文字的任何证据。所以，无可否认有关阿拉伯抒情诗对普罗旺斯抒情诗的影响问题还是有争议的。不过，争议归争议，不少学者还是认可上述结论的。他们认为，既然无法找到直接的证据，就不能完全排斥间接的证据。例如，当时普罗旺斯抒情诗表现出了以往拉丁世界文学作品中所没有的主题内容，亦即对“骑士之爱”（骑士对已婚贵妇人的爱情和崇拜）与“精神之爱”（超越感官的柏拉图式的爱）的讴歌。而这新的主题内容恰恰来自于阿拉伯人，这是没有多大争议的。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希提的说法，这类文学主题“早就出现于西班牙，这说明阿拉伯诗歌的特殊贡献”。还有的学者认为，阿拉伯诗歌对欧洲诗坛更为突出的贡献是在形式上提供了以往拉丁诗歌所没有的韵律。众所周知，古希腊和拉丁文诗都是不押韵的。当然，这并非说古希腊诗歌或拉丁诗歌不讲究音乐化。荷马史诗就采用了所谓的“六音步格律”。只是这种“格律”的概念比较泛化，严格说，这不是中国或阿拉伯诗歌意义上的“格律”，而应称作为“音律”。所以，准确地说，拉丁诗歌有音律，但没有韵律（Latinversewasscannedbutnotrhymed）。因此，普罗旺斯的“骑士抒情诗”有严谨的韵律这一点，也可以充当阿拉伯诗歌对欧洲诗坛产生影响的重要证据。不过，这里还存在一个疑问：普罗旺斯的行吟诗人既不懂阿拉伯语，又读不到阿拉伯语诗歌的翻译作品，他们又如何能够受到阿拉伯诗歌的影响呢？实际上，这也不难解释。只要考虑到当时的“外在环境”，就可以认识到中世纪的普罗旺斯地区与穆斯林之间的来往关系一向密切。而且，还应当特别注意到，这种两个地区的文化交流主要采取了“口头传播”的方式，而不是“书面翻译”。口头传播的中介人是懂得多种语言的犹太人和穆扎拉比人（Mozarabs，意为“依照阿拉伯人的方式行事之人”）。另外，对于法国南部的上层社会来说，还有一种中介人就是叫作“琦颜”（qiyan）的阿拉伯歌女，她们经常出现在基督教国家的皇室宫廷，演唱传统的阿拉伯抒情诗歌。据说，当时法国南部阿基坦的年轻的威廉九世（WillianⅨ）就是在这些阿拉伯诗歌声中成长起来的，后来就成为了欧洲语言的第一位抒情诗人。

二、阿拉伯抒情诗与十四行诗

阿拉伯抒情诗与欧洲十四行诗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争议更大的问题，因为十四行诗的起源至今还没有真正搞清楚。有可靠根据的，只能追溯到意大利。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更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安达卢西亚的“彩诗”和“俚谣”：它们首先对西班牙、法国南方及意大利北方的普罗旺斯游吟诗人产生了影响，然后是意大利诗人率先创作十四行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历史语言学证据。“十四行诗”的英文和法文名称，都写作sonnet（故旧译“商籁体”），源于意大利语sonétto，而后者又源于普罗旺斯语sonet。但问题是阿拉伯彩诗等对普罗旺斯诗歌的具体影响还不十分清楚，恐怕是出于对地理位置上的靠近以及彩诗等与十四行诗都是多韵诗体这类因素的考虑。另外，我国老辈学者、学贯中西的杨宪益先生曾在1983年发表过《十四行诗，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唐诗》一文，提出了一种更为大胆的猜想：不但欧洲最早的十四行诗是从阿拉伯人方面传到意大利的，而且其来源还可远溯到中国。他一口气列举了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5首“十四行诗”，其中与十四行诗最相像的一首诗是《月下独酌》。这首诗开头是一个八行诗组，用的是一个韵；然后是一个间隔，下面是一个六行诗组，用的是另一尾韵。还有前面的八行诗组又可以分为两个四行诗组；第二个四行诗组是第一个四行诗组的延伸和发展。所以，无论在形式上，还是结构的具体安排上，这首诗完全符合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体的规律。这个猜想的证据链上显然有更多的“缺环”。从时间上来说，李白的诗最早，是在8世纪，欧洲出现十四行诗在13世纪，而阿拉伯的彩诗等恰好介于两者之间。所以，这里至少有两大“缺环”：一是阿拉伯把十四行诗传到意大利的证据，另一个是十四行诗从中国传到阿拉伯的证据，两者都是缺失的。因此，从眼下的情况来看，还缺乏条件来进行“影响比较”研究。然而，这并不削弱杨先生猜想的研究价值。它至少向我们提供了进行“平行比较”研究的一个方向。从这个平行的角度来看，中国、阿拉伯和欧洲似乎都有十四行诗。在这里不难找到弥补“阿拉伯缺环”的资料。有位西方学者认为，许多十四行诗很有可能是阿拉伯的“格宰勒”（ghazal），即情诗的变种。一首传统的情诗是由5个到15个对句构成的，典型的是7个对句。而7个对句（每个对句就是两行诗句）的情诗就有可能被认作为是一首十四行诗。笔者按此线索，查阅了仲跻昆教授编译的《阿拉伯古代诗选》，该诗选收了有波斯血统的诗人艾布•努瓦斯（AbūNuwās，762年～813年）的诗作34首，其中有4首情诗就颇像十四行诗。这里仍不免使人联想到欧洲的十四行诗，因为后者从内容上来看也确实大多是情诗，故又有“爱情十四行诗”（lovesonnet）之称。这难道又是巧合吗，而且，这类情诗的内容最初反映的恰恰是中世纪的“骑士之爱”。加之“十四行诗”的名称又源自于普罗旺斯语，这一切似乎都暗示着它与普罗旺斯的“骑士抒情诗”有某种渊源关系。不过这已超出笔者的专业范围，还得有赖于治欧洲文学史的专家（特别是法国文学史的专家）去考证了。

三、问题难解的症结

我们从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阿拉伯文学对欧洲文学的影响问题至今仍有争议，一时还难以定论。问题难解的症结在哪里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首先在于文献学证据的缺失。历史考证需要的文献资料往往因为年代久远而变得稀缺，这是在所难免的。只要确实存在这样的书面资料，就应当想方设法去挖掘。可是明知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书面资料，又拒绝任何间接证明的资料，那就另当别论了。笔者以为我们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窘况。造成此种窘况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人们的某种意识形态。毋庸讳言，西方人对阿拉伯人不友好的成见由来已久。早在11世纪开始的“”就已暴露无遗，至今依然如故。这里所说的“西方人”，当然不是指西方人的全部，但说“多数西方人”也不为过。因为他们往往对阿拉伯人及其文化缺乏真正的了解，多多少少有点“反阿拉伯”情绪也在所难免。只是政治家往往表现得非常极端，他们习惯于将阿拉伯人“妖魔化”，以便进一步在民众中煽动“反阿拉伯”情绪。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不必多言了。相反，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西方学术界的“反阿拉伯”情绪，这也同样由来已久，只是学者与政治家的表现不同罢了。有些学者更多地倾向于将阿拉伯人“侏儒化”，顽固地主张阿拉伯人不可能做出任何真正伟大的贡献，作出这样贡献的只可能是西方人。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的，“文艺复兴时期和之后的学者，从启蒙运动到当今时代，都有这样一种倾向：他们不承认穆斯林所做的贡献，认为西方世界的思想与古希腊的思想一脉相承”。因此，只要我们的学者不是故意将阿拉伯人“侏儒化”，就不难承认阿拉伯诗歌对欧洲诗歌产生实际影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西方文学论文篇3

在当今网络发达、媒体遍布、文化交流频繁以及自由的时代，文化手段无疑是西方对中渗透的最有力手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很大程度上垄断全球网络信息，主导着全球互联网的管理，为其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而媒体别有用心、扭曲事实的抹黑和挑拨、文化交流过程中刻意的西方价值观传播，以及披着宗教外衣的西方思想传道都干涉甚至危害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大学生作为网络运用的主体，直接受到各种思想和言论的影响，同时由于大学生心理不够成熟、价值观尚未稳定等因素，使得大学生容易受到鼓动，进而做出非理性的事情，威胁到国家的和谐。

（一）借助发达的经济和科技优势，利用网络进行渗透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网络方面绝对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斯诺登事件就足可以看出美国等大国利用网络对世界的操纵。网络上的信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真假难辨，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构建还不完善的阶段，辨别力不够强且又处于叛逆冲动期，很容易相信各种不怀好意的信息进而做出有失理智的行为。大学生对于网络上的各种信息都充满好奇心，然而对于歌颂国家之类信息嗤之以鼻、充满质疑的他们，对于通过各种渠道获知的抨击祖国、抹黑政府之类的信息却深信不疑并肆意传播，这无疑正中其下怀。除网络信息迷惑之外，各种充斥西方价值观和与中国传统相悖思想的影片无可辩驳地成为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当前，以美国大片为主导的西方影片席卷中国，直接冲击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其中充斥的暴力、犯罪和色情信息，更是让众多大学生沉迷其中甚至在行动中不断模仿。同时网络中极力宣传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包括丰富的物质、自由的个性、开放的性观念等，使得大学生日益向往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而盲目追求奢侈的物质享乐，过度强调个性和迷恋毫无束缚的性享受，这无疑极大的颠覆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

（二）利用媒体歪曲和扭曲事实，抹黑我国形象

西方各国的媒体在一些事件和对国家领导人的采访报道中，经常会刻意选用歪曲事实的字眼，借此攻击我国领导人和政府，并经常用“人权”、“民主”等字眼进行宣传和攻击，在渗透西方思想的同时抹黑我国的形象，从而使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动摇，同时也让广大民众对中国政府失望，最终影响我国的和谐。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还不够，往往会听信他国媒体对我国的攻击言论，进而对我国政府产生怀疑，经常性发表不利言论，有损我国信誉。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听到很多大学生对我国《新闻联播》等栏目的新闻报道嗤之以鼻，讽刺其美化本国形象，只报道我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和他国生活的水深火热，却对本国的不幸事件加以掩盖等等不和谐的言论，而对于一些不明来源、难辨真假的攻击性信息却不断地去传播和转载。由此可见，很多大学生对于了解到的信息不加辨认就轻信，成为外媒抹黑中国的“推手”和“帮凶”。

（三）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文化使者”借机宣传西方价值观念

近些年来，我国和其他各国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相互融合，是促进世界和谐的有利途径。然而，在文化交流中，一些国家不怀好意，妄图用本国文化取代他国文化，进而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控制。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崇洋的劣根性，对于还未成熟的大学生来说，外国的思想和文化更成了自己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对于“文化使者”文化的宣扬和灌输不假思索的接受。这对于我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都是极大的隐患。

（四）披着宗教外衣的意识形态渗透

在自由的大背景下，很少有人会因为宗教问题而涉，这就为西方国家的宗教渗透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我国就有很多人因为西方传教士和广播布道而信教。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进行宗教渗透的过程中，抓住中国个别少数民族的不安分因素，利用宗教的掩盖，将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混为一谈，竭力分裂我国，挑起我国事端。

二、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抵御西方渗透

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西方国家对中的意识形态渗透中却是最关键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人群，大学生思想失守将是祖国未来最大的威胁，因此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抵御西方渗透极其重要。

（一）加强大学生政治观教育

政治观是人们对国家的政治关系、政治活动的根本观点。在西方对中的政治渗透中，加强大学生的政治观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使其更好地理解和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在西方的各种误导和引诱中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动摇。要加强对大学生基本国情、党的基本路线、爱国主义和形势政策的教育，使广大学生能够充分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投身到经济建设中去。同时要引导大学生认识到爱国主义体现了我国人们的根本利益，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行为准则，我们要热爱我们的国家，而不应该听信他国谣言诋毁自己的祖国。加强大学生政治观教育是最基本的途径和要求。

（二）加强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回答了人生的价值和目的是什么，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度过自己的人生等问题。人生观决定了人生道路的抉择，同时也决定了人生发展的方向。因此，进行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对于帮助大学生明确生活和人生的方向，养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奋斗等具有重大的意义。当今众多大学生理想迷茫、目标迷失，更多的注重当下享受而不是为将来奋斗，不仅校内逃课，而且校外惹是生非，物质上挥霍无度，理想上却空虚茫然，亟须加强人生观教育，为其树立理想，明确目标。加强大学生的人生观教育主要是加强其理想教育、价值观教育和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进行理想教育主要是使大学生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内化为个人的理想，并为之奋斗终身，要鼓励大学生胸怀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地学习和工作。进行价值观教育主要是教育大学生将社会价值和个人的自我价值有机统一起来，并坚持不动摇，不能在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中轻易失去自我。进行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就是告诫大学生不能盲目追求物质享受，为满足虚荣心而高消费，而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三）加强大学生法制观教育

2013年的“复旦投毒案”震惊了全国人民，作为名校高材生，他们是学校和家长的骄傲，同时也是大众眼中的国家栋梁，然而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害了室友的同时也毁了自己和两个家庭。当前，大学生犯罪已屡见不鲜，且大多是暴力犯罪，甚至有人只因一时不快而行凶杀人。大学生在各种因素的诱惑和引导下走上犯罪道路，且大学生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加强大学生法制观教育刻不容缓。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以及遵守纪律的教育，使其更好地了解人民的权利、更好地体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形成明确的法治意识，从而更好地知法守法、依法办事、遵守纪律。

（四）加强大学生道德观教育

道德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的内心信念来维系，因此要使人们掌握道德规范并自觉践行，必须要进行道德教育。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就业如此困难的大背景下“闪跳族”仍不断壮大，当然，此间定有合理跳槽者，但也不乏职业道德缺失、随意跳槽者。大学生职业道德缺失已令人担忧，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方面众多大学生的频频犯错也引众人非议，甚至网上疯传。因此，要加强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以及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使大学生树立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干一行，爱一行”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树立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社会风气和秩序的公德心，树立对恋爱、婚姻、家庭负责的观念以及坚持集体主义，能够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

西方国家对中意识形态的渗透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很难改变，我们只能加强自身的抵御能力，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而大学生作为未来祖国事业的主力军，更应该受到重视，各界都须为提高大学生警觉性和辨别力而做出努力，大学生自身也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主动剔除不利于国家和个人的信息。相信在各界的不懈努力下，西方国家对中的渗透计划终会破产。

西方文学论文篇4

医学是一门生命学科, 历史以来为人类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西方医学即西医学,是最近三四百年来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重视人体解剖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西方医学主要采用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层次水平,发展极为迅速,超过其它任何一门医学科学,一度成为世界医学舞台的主角。西方医学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了很大影响。医学与人文学科具有天然联系,因为医学的对象是人,文化关注的对象也是人,这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医学的基础。当前,人类对科学的迷狂状态,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挤压,医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相对薄弱。昝加禄,昝旺[1]提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医学教育,重科学技术轻文化内涵、重实用功利轻人本情怀的现象,缺乏文化的理性与自觉,尤其缺乏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医学的高度。因此,本文就西方医学文化为研究对象,帮助人们重视认真其其各方面特点。

2 西方医学文化的历史哲学渊源和诊疗特点

医学现象十分复杂, 医学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西方医学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最为原始的两个源头来自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古希腊人曾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医学文化。当时重要的医学文化成就包括较高的解剖学技术和生理知识如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血液循环理论等。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和着名的医学理论,也说明了希腊医学文化的重要成果。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以后,在亚历山大达到顶峰,且不久即开始渗入罗马。罗马对健康和疾病的态度与希腊颇为相似,解剖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古罗马医学的高峰时期,在“神圣的医生”盖伦时代。

从西方医学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渊源看,西方医学文化也是对希伯来医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伯来医学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宗教与医学的密切结合。鉴于当时希伯来民族的知识水平, 希伯来医学文化中包含着浓厚的宗教因素。马月兰[2]指出,西方医学文化是古代希伯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伯来医学主要是僧侣医学, 经验医学作为补充而存在,《圣经》就是犹太教渗透到希伯来医学文化中的例证。其中,僧侣医学文化意识有这样的基本观念:只有信上帝, 精神和肉体才能得到医治和拯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在律法书的613 条诫命中, 与疾病有关的达213条,其中许多犹太教戒律和饮食禁忌对人体有益,可养生保健。沐涛,季惠提出,当时医学主要采用大自然提供的药物疗法,这很类似于我国的中医疗法[3]。可见,希伯来医学文化是在僧侣医学和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的医疗理念对之后乃至现代西方医疗保健仍有重要影响。

从西方医学哲学思想上看,西方人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无限分割的, 这是西方自然科学分析法的哲学基础。余谋昌[4]指出,西医立足于笛卡儿哲学,依据机械论思维,认为“人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失灵,医生的任务是修理失灵的机器”。它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把人体视作机器,从而将其分割成各种各样的部件。西方医学研究问题,偏重于结构还原、解剖分析和实验比较。西医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

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其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西方人进而认为,生命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过程与化学过程, 于是在医学生理学中逐渐派生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分支学科[5]。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在这些医学思想引导下,西方医学研究非常重视微观实验数据,并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确定了DNA 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被誉之为20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 是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 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也是还原论、分析法有效性的一项明证。

西方医学在诊疗中的思维模式是分析性思维。人体疾病的发生部位,通过各种现代仪器对身体相应部位进行检查和体液化验来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诊断结果和治疗依据。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也已直接消除眼见的和实在的人体确定部位病变为目标,并采用有严格标准的药物进行化学治疗,或同时给予物理方法治疗,以排除这个部位器官的故障。因此,西药往往由单一或有限的几种人造化合物组成,药物的有效成份一清二楚,药量准确无误,并以生化、生理和病理的准确实验数据为依据。从西方医学诊疗技术水平看,由于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西方医学对于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西方医学所开发出来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也常常能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长期以来西方医学实践证明,在还原论与分析法的指引下,西方医学文化获得了显着的丰富和发展,在诊疗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人类的身体和人的种种生理与心理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而对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医学界逐步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离开生命整体的任何器官只能是一种物体。 同时,社会中的人和生物性的人在医学文化中都应该得到关注。虽然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与细胞和生物大分子无关,但也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不和社会相关。因此,西方医学文化需要超越笛卡尔的观念,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文化,它依据人是生命有机整体和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把人的疾病的生物学研究与人的整体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医学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既是生物性存在,又是社会性存在,只有全面深刻把握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身心状态,医学才能真正做到养生保健和有效治疗。

3 西方医学文化缺陷及发展方向

西方医学在把人越分越细的过程中, 人逐步被分解成器官、细胞、分子,而整 体的人不见了。为了查清病因及确切致病原理,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一贯尽量排除切断不可控因素因素,尽量将病因与机体发病现象放置在在一个单纯可控的孤立环境条件下,通过单因单果的直线思维模式,研究病理过程。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与实际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多因多果关联网络远远不符。1980年,德国东方史研究所满晰驳说:学者们应该觉醒,要认识西方医学的基本危机, 西方医学已经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匡调元[6]指出,原论与分析法的片面性、西医发病学说的逻辑基础线性因果论、临床上的对抗疗法等方面,也提示了西方医学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注意在医学哲学和临床诊疗中增加整体论与综合法的尝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已开始领悟到,用还原论分析法研究人体,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 必须注意吸收其他医学模式优势,对西方医学文化进行整合,在未来医学研究中争取走整体论与综合法的道路。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人体健康定义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这个定义就认知了人体健康的网络支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因单果的问题。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威廉?奥斯勒也认为,“人们过分强调科学,容易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现代医学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7]。可见,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西方医学文化,在继承西方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之后,在实验科学研究长足发展之后,需要在人文研究方面逐步加强,避免在治疗上只看到病看不到人,或是只治病不治人,只治局部不治全身。今天西方医学模式的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进一步完善发展的重要表现。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8]一文中说:人类新医学将从东西方文化双向接轨与融合中诞生,就是一种对新的自然哲学与自然观的说明与试探。西方医学文化和中国医学文化趋向接轨的信号,也可能是西方医学文化未来发展趋向。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发展中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对于医学由其文化特征带来的文化功能,比如说疗效,法裔德籍自然科学家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早有阐述:“对于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这段话明确表达一个观点:部分医疗效果来自于人们对医学的信念。这里的“信念”,就是典型的文化因素[9]。因此,西方医学文化在建立医学信念方面也应有所举措。

4 结语

西方文学论文篇5

1.西方文化对英语听力的影响。在英语听力方面，虽然很多学生坚持每天联系大量的听力材料，并且花费很多时间在训练自己的听力能力这一块儿，但是一旦遇到新的内容和题材，学生就会模棱两可，觉得难以理解。若是再和外国人交谈那就更谈不上能明白别人所说的话了。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或许是学习英语的学习者们本身基础就比较薄弱，词汇量积累不够，发音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语法方面也没有掌握的很牢靠；其次，也是本文中多次提到的观点，那就是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了解的还不够清楚，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知之甚少。而英语中的听力大部分都是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关联的。因为受母语惯性思维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听到自己熟悉的母语所说的事情时，尽管有时候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我们也会较快的接受和吸收消化。就算是出现的一些新词或者网络用语，也会很快的被词汇系统所容纳接受。但是，一旦我们遇到自己不太熟悉的题材或者对这类题材文化背景知之甚少的时候，就会很难理解这其中的意思，导致经常引发误会和尴尬。下面的两则对话就是很典型的例子：1.A：Whereareyoufrom?B：I’llaskher.(Alaska)A：Whydoyouaskher?

2.A：Whereareyoufrom?B：Howareyou.(Hawaii)显然，这两则对话中，B的回答都是错误的，但假如对话中的A了解美国的地区知识，知道美国有两个州是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就不会出现把“阿拉斯加州”听成“我会问她”，把“夏威夷州”听成“你好”。综上所述，了解较多的西方的一些文化对我们提高英语听力而言是很重要的。2.西方文化对英语口语表达的影响。了解一定的西方本土俚语的表达习惯和说话规则是我们有效交流中的重要部分。说话者除了要有标准的发音、准确的语调外，还要注重场合。例如，一学生在做完一场英语演讲后，希望外教对自己有所指点。他说：“I’mdesirousofexploringyourfeelingonthelecture.”外教听了非常惊讶回答道：“YourEnglishistoobeautifultobetrue.”但这位学生不太接受这样的评语，他说这个句子是用的书本上的语句。那位外教接着解释说：“像desirousofexploringyourfeelings这样的短语在口语中是不适合的，一般都说成‘I’dliketohearyourviewsonthelecture.’或‘MayIhaveyourviewonthelecture？’。”英美国家的文化中有着浓重的宗教色彩，在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习语中难免会被蒙上一层宗教色彩。主要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古典的寓言和故事，历史大事件，体育娱乐以及农业和日常生活等。俚语的理解难度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其原因就是它的地域性过强。通过了解英美国家的传统文化背景，地理文化环境，民俗民风是认识和提高英语口语的关键所在，也是突破英语口语的关键所在。

3.西方文化对英语阅读的影响。谈到阅读，就更不能忽视对英美西方国家文化背景的了解。因为阅读是针对大篇幅的文章进行解读和赏析，若是没有较好的文化知识背景，许多内容将无法掌握，阅读是综合了一个人的语言知识、专业知识、文化背景了解以及校正能力的过程。如果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太少，则会影响到阅读时达到的效果，离欣赏就更难了。所以，想要在阅读方面有所提高，光有词汇跟固定的语法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多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多看一些跟西方文化背景有关的文学作品以及杂志等，并留心和相应的积累一些历史方面以及民俗方面的素材。

4.西方文化对英语写作和翻译的影响。此外，了解西方独特的文化对我们进行英文写作与翻译也不小的促进作用。因为文化习俗大不相同，同一件食物当其处于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不文化背景之中时往往引起出乎我们意料的差别十分明显的意义，那么它所代表的文化形象也就不同，即使是相同的表达法，在意义上也会大相径庭。在数字范畴、颜色偏向上都可以得到验证。英语西方国家认为单数吉利，如onehundredandonethanks(千恩万谢)，haveonethousandandonethingstodo(日理万机)等；基督教文化之中的特殊存在“三位一体”(theTrinity)明确了“三”所包含的的深奥文化，人们经常性的把事情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一分为三，以图吉利，因而有“Allgoodthingsgobythrees.”(好事成三)一说。“三”被寓意为“完美”。但在中国，文化习俗中崇尚偶数，“二”有成双的意思。由此可见汉语的“二”与英语的“two”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我们不能将这些词直译出来，不然很难被英语文化所接受。在英语和汉语里，颜色偏向上有很明显的不同，如brownbread是黑面包，brownsugar是酥糖，blacktea是红茶，green-eyed是红眼病。

二、如何更好地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西方文化

由以上可见，西方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在英语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是很重要的，想要更好的了解英语，就必须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更多的了解西方文化，多看一些报刊或者反应西方独特文化的杂志，电影电视，体验异国的文化气氛，在与外国人交谈中更好的留心和积累一些西方文化方面的知识。通过实践活动，了解由于生长于不同的国度，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无论是神话还是一些生活习惯，都值得学生学习与借鉴，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知识面的拓展有着不小的作用。也提高了自身的写作和阅读能力，并且更好的了解到了西方国家的文化之后的故事。

三、结语

语言是一种文化的承载，不是孤立的，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不能脱离社会历史继承下来的多种习惯和信念，它与文化互为一体，不可分割。一种语言是深深扎根于该民族文化之中，蕴涵着一个民族发展的足迹，反映了民族的独有特征，体现了该民族的风俗习惯，折射出一个民族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心理、价值观以及在宗教方面的信仰。英语语言和西方特殊文化背景是统一的，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西方文学论文篇6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西方文学论文篇7

从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和知识积累历程。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外来学术文化资源，尤其是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的输入和传播，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建设的基本知识背景和主要学术源头之一，影响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活动的现实走向。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学术建设最早的参与者们，在西方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的熏陶和装备之下，以“儿童本位”为核心观念，以令人惊诧的学科跨度，完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知识体系最初的言说和构建。20世纪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和影响，在满足了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理论渴望和需求的同时，也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改造成了相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显露出其学理上的贫弱与尴尬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人们继续延续着这种集体学习的激情和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建设，就其基本的学术依托而言，是人们不断借鉴外来学术资源、不断集体学习的结果。

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借鉴外来理论资源方面，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学术路径。起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艺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朴素的热情和学步的冲动。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理论、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还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理论、系统论等等周边学科的理论学说，都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们所热衷的学习内容和知识领域。尽管这些学习和吸收所带来的理论转化和建设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击，但这一吸收和借鉴，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的知识更新和拓展，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转型和建构，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若干年来，我们对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关注、吸收和借鉴，也构成了一份虽然有限却也持续不断的出版清单。能够列入这份清单的译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编译的《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1983年，中译本年份，下同）、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1983年）、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1991年）、《长满书的大树》（1993年）、鸟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年）、穆拉维约娃的《寻找神灯――安徒生传》（1993年）、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1995年）、约翰?迪米留斯等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1999年）、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1999年）、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2003年）、杰拉?莱普曼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2005年）、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2006年）、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2007年）、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利?波特》（2008年）、王逢振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2008年）等等。毋庸讳言，在最近20多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进程中，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影响了（或将要影响）我们在儿童文学相关论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建设进程，同时，从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们的出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二

或许，今天我们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学术译介工作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根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走向，对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同时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译介和引进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几位研究者、译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推出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理论译丛”第一辑（四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英国学者彼得?亨特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等译）、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的《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张浩月译）。

《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论题组合新颖、开放，论述方式严谨而又不失个性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涉及对儿童文学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儿童文学教学活动、儿童文学阅读与接受、童年概念、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基本文类及其特征等内容，并提供了将各种当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示例与可能。该书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是当代北美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和批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上，并以其广泛深入的话题探讨和活泼诙谐的论述风格始终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较为综合地反映了诺德曼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再认识，对于“儿童文学的乐趣”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的尝试，对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教学和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年和1996年，纳入本次译丛的系诺德曼与同事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的第三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该书已经成为目前北美地区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理解儿童文学》一书是编者彼得?亨特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选摘的14篇论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儿童文学传统概念（如儿童文学、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献学批评、元小说理论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的主编。这一组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摘取的学术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它们从多维的研究角度展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它们在运用、借鉴不同批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理论阐发的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借鉴和运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西方当代童话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齐普斯以童话的古今发展与演变为基本背景，从五组个案出发，细致解读了童话中所蕴藏的“神话”因素。他指出，许多经典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代表着永恒真理的神话，但恰恰是在这些仿佛来自久远年代的“真理”中，积淀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当代童话阅读与创作不应仅仅成为对于这些古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全盘接受，而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揭示出那潜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话”内涵。本书最后，齐普斯在测绘当代美国童话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童话创作中打破童话“神话化”的樊笼，挣脱传统的、旧有的、神话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求发挥童话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期望。本书作者齐普斯是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童话及其当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种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断言，自齐普斯以后，人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地欣赏迪斯尼对于经典童话的各种改编了。这本《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齐普斯一个阶段的童话研究论文集，但个中许多论点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话研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本书中，齐普斯的分析和论述同时结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的现场感，他对于古典和现代童话的“神话”内涵的提取过程展示了理论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本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他指出，童书与儿童电影同时也是特定的时代焦虑与成人欲望的写照；而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呈现种族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总是与权力的运行紧密相连。在本书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本书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莫里斯的论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争论的《以彼得?潘为例，或论儿童小说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说莫里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罗丝在《以彼得?潘为例》一书中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成人话语权问题，那么通过将图画书、电影等儿童文化领域的新媒介纳入其论述范围，他的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罗丝的理论，也大大加强了其当代意义。

三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儿童文化领域，致力于寻求和探讨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这种探求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研究话题的重要丰富与拓展。这一研究视野的开拓在本辑丛书中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反映。例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除了探究儿童文学及其阅读活动的方方面面之外，还探讨了诸如玩具、电视和电影是如何影响体验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等话题，其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本人也是对于儿童文化始终保持学术敏感的一位研究者。早在1982年，他就为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编辑了题为“为儿童的商业文化：童书的一种语境”（Commercial Culture for Children: A Context for Children’s Books）的专栏，其中收入了包括大众市场与儿童玩具、当代少年电影趣味趋势、儿童电视观看等话题在内的九篇论文。其后，儿童文化、尤其是儿童通俗文化也一直是诺德曼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样，《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将传统童话和现代童话纳入到广阔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加以分析；而作者齐普斯从来不把童话的呈现仅仅限定在纸本意义上，他的许多研究都是以当代童话电影、卡通等为对象展开的学术探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就专辟一章，就迪斯尼动画的“神话”性进行了“祛魅”分析；而在其他各章的论述中，齐普斯的分析也时常跳出印刷文本的限制，将童话的现代呈现媒介也同时纳入论述范围。《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等的研究置于错综复杂的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权力”关系中加以探讨，同时也显示了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和意识。

其次，这些著作反映了西方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丰富的学术面貌。《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教科书形式的理论作品，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在本书中，“我们运用了当代各种相关领域的研究和理论。比如，我们在艺术和感知理论的语境中检视图画书；在民俗学的语境中检视童话；在传播理论的语境中检视电视和电影；同时也在当前认知发展与教学法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儿童的回应”。杰克?齐普斯拥有比较文学的研究背景，同时也曾在大学执教文化批评研究的课程，他的童话研究涉及哲学、神话学、文艺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文化理论等多学科的背景知识和研究方法。而他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中所展示的，已经远不仅仅是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知识的一般借用，而是站在学术的高度，就相关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检视和反思，继而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运用与整合。《理解儿童文学》作为一部反映多种学科、多种方法研究儿童文学成果的学术文集，更是集中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多元化的视角和丰富多彩的研究方法。

西方文学论文篇8

一、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历史

翻译是人类一项古老的文化活动。无论论文联盟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实践都有着几乎和语言一样悠久的历史。古代不同部落、民族在交往和发生冲突时,都少不了翻译。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会产生理论,翻译理论也不例外。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整个西方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回顾两千多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史,特别是回顾构成西方翻译理论体系的上述主要发展路线,我们不难发现:从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近代,再到现代,虽然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发展高峰,但就整体而言,自20世纪中期、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则可视为迄今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最高峰。

二、西方翻译理论思想派别分类

谭载喜曾说道,如果从思想流派的层面来研究和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现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也许更能反映出新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西方的翻译理论体系主要是由两条清晰可见的路线串联起来的。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理论线,另一条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西方的翻译理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两种倾向,在后来还出现了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之争。本文意在抓住此两条理论线,也即两派翻译论点进行比较分析。

三、文艺学派译论与语言学派译论述与分析

1.两派人物代表及其理论主张

文艺学派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一直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其代表有古罗马西塞罗、英国的德莱顿、泰特勒和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在苏联国家,文艺学派翻译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楚科夫·斯基、卡什金、索伯列夫、加切奇拉泽等。楚科夫·斯基在其《崇高的艺术》一书中,用大量的翻译例子论证了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的观点。由此说明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是文艺创作的一种形式,属于美学的范畴。

在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派占据了主导地位, 成为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向。语言学派的出现早在古罗马后期奥古斯丁等传统语言学或语文学派人物开始,一直延伸到20及21世纪形形的现代语言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全面确立和发展主要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从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奈达、卡特福特、纽马克、莱思、诺德、贝克、海蒂姆和梅森等。

2.两派翻译理论对比分析

(一)宗旨不同

文艺学派重在主观的创造性,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以接受美学为取向, 认为翻译语言是艺术创造的产物。如古罗马西塞罗提出的翻译应保留语言的总体风格和力量的观点,十八世纪泰特勒打出翻译是艺术的旗号。他们认为虽然文学作品是语言的产物,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对创作来说技术只起从属作用,是手段,不是目的。翻译的实质是,在译文中再现原作内容与形式统一体中所反映出的艺术真实,它属于美学范畴。翻译作品应尽可能多的展现其艺术效果和艺术魅力。然而,语言学派崇尚翻译是一门科学,意在寻找到翻译的客观规律。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 力主翻译的语言科学性质较早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是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雅柯布逊。

(二)标准不同

文艺学派认为,文学翻译语言上对应和艺术上对应的区别,取决于译者是追求译文与原文词句的形式对应,还是寻求二者的艺术对应。文学翻译对比的是译作与原作的整个形象体系。卡什金强调,语言是“表达一切文学的基本手段”,但是“文学翻译的基本任务,并不在于复制原文的语言,包括语言结构要素,而在于考虑到语言系统的不同,艺术地再现原文中的形象”。语言学派认为,“等值翻译”(或称“等同翻译”、“等效翻译”)首先语言上要对应,即译文与原文的相应语言或话语单位应具有相同的意义。费多罗夫给翻译的等值定义为:“从思想内容到修辞功能与原作完全一致”。巴尔胡达·罗夫认为是“在保持内容不变(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

(三)方法论不同

文艺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特点是用形象译形象,即用不同语言塑造同一形象。翻译改变的是语言,而不是艺术形式,艺术形式是通过新的语言手段来实现的。以形象译形象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译文语言能够达到与原文的艺术等值。语言学派认为,要达到译文与原文等值,就要通过再现原文的形式特点,或创造这些特点的功能对应物来传达原文特有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就需要使用一些在形式上往往与原文的成分不同,但在整体上却能完成类似表现功能的语言手段。因此,语言学派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翻译方法如:“层次翻译法”、“语义传达法”、“功能等值法”。

(四)翻译主体要求不同

我们可以观察到西方理论家中,属于文艺学派的几乎都是作家和艺术家。属于语言学派的多为语言学和高校教师。这就反应了两派对翻译主体即译者的要求风格迥异。文艺学派要求译者具有天赋的文学才华。主张译者应具备“个人相当之艺才”——即主观创造力和对于该艺术相当之训练。然而,语言学派语言学派借助语言学理论探讨文学翻译,主要是研究翻译的语言本质。译者应是语言学领域的行家。译者要研究语言,掌握语言的基本结构,了解语言的本质及其功能,才可以系统地、有效地对研究结果进行描述或解释,并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具体的资料和依据。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的观点一直都是有很大分歧的,其两大流派也有缺陷: 文艺派仅重视翻译的目的和结果, 而忽略了实际翻译过程和非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文学翻译中的非创造性因素;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则往往局限于词汇和句子的分析, 忽略了话语这一内容更为广泛的翻译单位, 因而具有片面性。有很多翻译家在研究过程中积极倡导一种,文艺与语言学派观点相结合的观点,即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这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新的天地, 从而为最终解决翻译界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摸索出来一条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