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交通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2 03:33:10
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景观设计 交通安全
景观设计是高等级公路及城市道路整体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有其自身的功能及效用。总体来说，栽植的植物有三大类功能：安全驾驶功能、美化功能和保护环境功能。
道路景观是指道路使用者在道路上以一定速度通行时，视野中的道路及环境四维空间形象，同时，它也包含路外人视觉中对道路及其环境配合的宏观印象。
影响道路景观构成的主要因素是道路性质与用路者的视觉特性。由于这些性质、特性不同，对景观设计、建筑尺度也会有不同的要求。
论文主要从高等级公路和城市道路这两个角度来研究景观设计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及设计原则。
1．高等级公路
路旁栽植设计
（一）视线引导及线形预告栽植
路旁栽植主要是提高行驶的安全性，其次是协调高等级公路的环境景观。驾驶人员的视觉判断能力与车辆及速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车速高时，驾驶员注视前方的距离越远，从而导致视野变窄（驾驶人员的视野仅有40度左右），其主要集中力是观察视点较远路幅的线形变化状况以及道路的现行情况。为避免驾驶人员因判断错误而造成的交通事故，必须要使驾驶人员能明白无误地了解其道路的线形。
解决视觉与线形的关系，其出发点在于研究道路上行驶的车辆，从驾驶人员的角度分析路线的立体线形设计是否顺适，是否容易产生判断错误或存在盲区。
因此路旁栽植主要考虑三个方面：
（1）在曲线半径R=700m以下的小半径，凸型竖曲线顶部及平面线形的右转曲线段应在路旁栽植。
（2）在凸型竖曲线爬坡一侧有弯道时，为能预估曲线的弯曲程度，可在曲线内侧部位路旁栽植，其树高在3m以上。
（3）填方路段路肩处应进行栽植，并应根据曲线半径的大小及背景等条件考虑。树木的间距一般取1m-5m，树高应选1m-3m左右的中高树。
（二）适光栽植
由于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快，为使驾驶员能很快地看清路况，辨清路线，对路旁栽植有以下要求：
（1）为解决突然出入隧道时司机视力难以适应明暗突变的状况，在隧道进出口附近可密植。
（2）对低填方且大交通量的长辅道上，可以在主线与辅道之间植树，以达到遮光防止夜间眩目的目的；白天也可遮隔辅道和高速公路，达到保护沿途环境和保持视觉舒适性的效果。
（三）突出目标栽植
这种栽植主要是从驾驶员的心理或视线上的考虑，达到提示或引起驾驶员重视的目的。
（1）在单调地形延续不变的适当路段栽植。连续填方地段，应在坡顶、坡面种植1m-3m左右的树木；挖方地段，则宜在坡脚栽植不高于1.0m 的矮树及花木等，坡面只宜播种花草。这种栽植可以消除因景观单调使大脑易于产生的困倦和疲劳，还能起到突出目标的作用。
（2）在沿途景观、地形无甚变化及因长途驾驶难以判断所经地时，要在休息、服务、联络、进出口等设施构造物前适当里程处，栽植与沿途植被不同的树木。比如，在周围原是常绿针叶树的地方，宜栽阔叶树；在落叶处，则用常绿针叶树效果更好。
（四）防灾栽植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车辆，有时会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如雷、电、风、雨、火的影响而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要在景观设计方面进行预防。
（1）选择防雷用的树木，要求成长快，能够很快发挥作用，分枝性好且枝叶密度大的，可采用30m以上的间隔进行栽植。
（2）在风大处，如海岸沿线、平原填方地带、隧道进出口和挖方地带的断开处，应进行防风栽植，海岸沿线，还应选择耐盐树种等。
中央分隔带的景观设计
中央分隔带植树的功能要求主要是遮蔽眩光、引导视线和协调景观。
（1）中央分隔带的植树间距以不小于中央分隔带的设计宽度为原则，一般为3m或＜3m。
（2）进行栽植设计时，要考虑道路的结构、地区条件和土质特性、栽植后的维修管理等来决定栽植形式和树种等方面。
（3）树高要从司机驾驶车辆座位的平均高度考虑，以高出路面1.5m为准，并在考虑纵坡等条件的基础上，按高出地面1.5m-2.5m的范围变化。
（4）在直线平坡地带，树木应种在中央分隔带的中线上，当平曲线半径过小时，应将植物中线定在靠近曲线内侧车道的路缘带上，以保证其行车视线。
（5）在中央分隔带每2km的范围内设计一个开口，在接近开口端的6m范围内应停止栽树，保证视线不受阻。
（6）在小半径的凹形竖曲线部分，应栽植1.5m以下高度的树木，以防止眩光，并引导视线。
（7）在中央分隔带植树，还要考虑选择对废气排放有抵抗能力、而且容易修剪、下枝生长缓慢的树种。
2.城市道路
现代城市道路景观设计的概念中，车速一般以40―60km/h作为界限，在此之上，街景要考虑车速影响，反之车速则不成为环境控制因素。换而言之，也就是将城市快速路、主干路作为线形景观设计的对象；商业街、居住区道路仍可根据一般街道美学概念处理环境及景观问题。
关于城市快速路与主干路景观问题可归纳为两个重点问题：
(1)线形设计要突破以往以交叉口作为节点的折线连接手法，要将道路自身作为几何线形设计的对象。
(2)道路两侧建筑也要有变化，宜高低有错，这样可以从天际看清楚建筑物的轮廓线，这种高低变化和必要的绿地配合形成一种虚实变化，会使环境充满时代气息。
为了美化街道，同时在盛夏可以为行人遮阳，应进行道路绿化设计。它包括人行道绿化、分车带绿化、基础绿带、防护绿带以及广场、停车场绿化和街头休息绿化等形式。城市道路绿化宽度宜为道路红线宽度的15％―30％，对游览性道路、滨河路及有特殊美化要求的道路可适当提高绿化比例。设计规则如下：
(1)在距交通信号灯、标志牌及其它交通设施的停车视距范围内，不应有树木枝叶遮挡；同时，绿化不应遮挡路灯照明。
(2)分隔带与人行道上的树的枝叶不得侵入道路限界。弯道内侧及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不得种植高于最外侧机动车道路面标高1.2m的树木；弯道外侧应加密种植以诱导视线。快速路的中央分隔带上不宜种植乔木。植树的分隔带最小宽度不宜小于1.5m。
(3)靠车行道的行道树应满足侧向宽度的要求，株距为4―10m。树池宜采用方形，每边净宽不宜小于1．5m；采用矩形时，净宽与净长不宜小于1.2m×1.8m。
(4)广场绿化应根据广场的性质、规模及功能进行设计。结合交通导流设施，可采用封闭式种植。对于休憩绿地可采用开敞式种植，并可相应布置建筑小品、坐椅、水池和林荫小道。对于交通广场．绿化必须服从交通组织的要求。不得妨碍驾驶员的视线，可用矮生常绿植物点缀交通岛。
(5)停车场绿化应有利于汽车集散、人车分隔、保障安全、不影响夜间照明。风景区停车场，应允分利用原有自然树木为车辆遮阳，因地制宜布置车位。
(6)改造旧路时，应注意保护现有绿化，尤其是现有树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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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古代汉语；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260-02
在当今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必须也像其他课程一样进行全面发展，适应社会和时展的需求，我们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在高等院校古代汉语课程改革与研究下，我们发挥了古代汉语的语言交流与传播的工具特性，在高校教学中把人文教育特性、审美情操培养两方面融合在古代汉语传统文化中去，所以，本人写这篇论文来全面地分析古代汉语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及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诺干问题。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通过对古代汉语课程教材的研究发现，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各个高校在不同的时期内，在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上体现不同。根据研究发现，一部分内容是按照历代文选来讲授，一部分是把古代汉语作为文言文来传授，有的是把它当做古训和韵律诗和文字来讲授，所体现的教学目的不一致。我们在首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教育者从新角度重新分析了古代汉语这门课程，把古代汉语的教学重点放在看待效果上。因此，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就像潮水一般出现，王力在1962年编著的第一套古代汉语教材，适用于全国高等院校的文科专业的学生，古代汉语在文章选取、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等等内容上较为确定，并且原则一致，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代汉语的主要教学内容。所以，古代汉语算是初次确定了教学目标，发展和培养大学生阅读古文的能力，大学生可以更好地掌握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知识并发扬光大。因此，我们所讲授古代汉语课程本质在于传承我国的文化知识。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自身体现诸多的传统文化内容
古代汉语所包含的传统文化是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传承，古代汉语所包含的文化丰富多彩并且包含许多有教育意义的哲理，能够传承我国的良好的道德，体现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讲述的是我国语言文字文化，以及优秀的古典文化著作。古代汉语课程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内容，古代汉语内容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出来了。我国高等院校大多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都是参照王力编著的《古代汉语》，大部分学者都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个编排理论原则，例如郭锡良和朱振家两位学者编著的《古代汉语》，集中体现了文选和通论两大方面，学者易国杰编著的《古代汉语》完全展现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我们下文主要讨论的内容是以王力的《古代汉语》为范本，根据这一范本文选部分的传统文化内容加以详细探讨。这一范本《古代汉语》分别收集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优秀文化典籍，此外，这一范本还收集了《诗经》《骚》、唐诗宋词和古文等经典文学作品，同时收集了我国儒家思想很多哲学作品，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儒家教育思想和道德观。一部分古文文选凸显出个人修养文化美德。例如《论语・学而》中完全体现出来我国古代人在交往中非常注重自身道德文化的修养，把这一篇古文作为我国高等院校中文专业教学内容，使当代大学生能够从古人中学到一定的文化教育；选取的一部分古文中也有反映教与学的，譬如《礼记・教学相长》反映的是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发现自己的不足，通过讲授寻找自己的困惑，只有发现自己的不足和困惑才能不断进步，这一观点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人的教与学观念；同时也有个人关心国家和社会的观点，例如《论语・微子》和《岳阳楼记》两篇古文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第一篇文章主要讲授的是孔子所讲过的话语。孔子说个人应该对社会负有一定责任，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第二篇教材所选取的范文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诗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出当时人民关心天下大事的传统美德。以上的文章名句都反映出我国人民的优良品质，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承下来，通过对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研究与分析，能够使学生从中学到优秀文化和传承优秀的作用。通论在我国高等院校古代汉语教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我们必有的教学内容。这一范本《古代汉语》所提及的通论内容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语言内容，同时也包括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通过汉语的文字来阐述，对古代汉语的组成和古今字、异体字等内容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汉语中汉字的含义。在古代汉语通论中集中体现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大学生可以直接学习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我国早在东汉时期就对汉字有研究，例如《说文解字》，对汉字的研究过程中，都体现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内容。大学生在学习《说文解字》内容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对古代汉语的学习，而是扩展了自己的知识空间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学生通过对古代文章记载的姓氏、服饰、交通工具、天文历法等内容学习，让当代大学生了解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大学生学习古代汉语通论中的文化，是我们传统文化传承的体现之一。
三、当前的文化大视域确定了古代汉语课堂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主流
随着全球的文化全面发展，我国民族文化也感染了西方的文化，甚至是不分好坏地传播，把我国古代留下的优良的传统文化都抛弃了。看当前我国年轻人过节日的体现，很多年轻人都把西方的圣诞节和情人节当作正式节日来过，然而这些西方节日与我国的文化内容不相符合，从而疏远了自己民族的文化。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全面崛起，我们渴望的是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例如：我国在2008年举办的夏季奥运会，在开幕式上我们通过一些表演展现了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我们传统文化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我国在2009对法定假日的重新排列，对传统文化的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也规定为正式法定假日，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优良表现。通过颁布传统节日的假日，有利于我们体会每个节日的背后蕴含的丰富文化，从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来看，这是我国整个发展过程的文化记忆。在当前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汉语学习需求，很多外国学子远赴大洋来到我国学习汉语文化，孔子学院在世界许多国家建成，这些良好的内容对我国传统文化传承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全力推行教育改革的时代，我们是古代汉语的讲解者，我们应努力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进行研究，我们大学教师应该努力弘扬我国传统文化。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建议
研究古代汉语教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古代汉语教师的义务，要求我们古代汉语教师有良好的知识，还要有良好的教学方式方法。我们所要求的专业文化知识，就是古代汉语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要深厚，同时必须具备知识的更新，对我国古代传承下来的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教师在教学中才能理解教材中的内容，才能把课程开展的很好。有必要要求古代汉语教师更新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在课堂中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自己的教学组织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积极性，使当代中文系的学生去研究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大学生加入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的群体中来。古代汉语教师必须改变以往的教学理念，同时给大学生一个充分发展的空间。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新时期，古代汉语教师必须改变以往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根据文化的价值观改善教学方法。例如：我们在讲授古代汉语课程《论语》时，必须结合当前的大环境，正确引导学生理解古代人为人做事的准则，教师以身作则的优良品质，古人处事高尚的道德情操等。我们必须加强中文系大学生对古文和诗词的研究，从而有利于我们对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同时我们要做到在我们国家传统节日上宣传，最终把我们的优良文化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上来。其次，我们在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选取上要认真。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讲过：我国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是“智仁勇”三者，这一衡量标准在过去和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我们所讲到的这些传统文化传承的标准，教学课堂要根据当前需要来调整。再次，我们必须对现有的古代汉语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采用多种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完成传统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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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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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3篇
文化自觉理论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这是他长期坚持实地调查、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反思的结果，达到了理论上的升华与创新。
下面谈一谈个人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论的体会。
一、费孝通文化自觉论的形成
费孝通文化自觉论，是世纪之交在时代转折和国内、国际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
“文化自觉”的概念、命题诞生于1997年初。费先生曾回忆说：“近些年来我常讲‘文化自觉’问题，正式采用这个名词是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473页）北大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于1997年1月5日至12日举行，费先生在研讨班上作了几次讲话，最后在总结发言中说：“我们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来到这里参加这个研讨班，所为何事？……到最后一刻，我想总结一下，问一句：我们大家在搞什么？心头冒出四个字‘文化自觉’。这四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费先生在研讨班上的几次讲话，经过整理后，以《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为题发表。
实际上，在1997年1月4日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费先生作题为《开创学术新风气》的讲话中，就已经采用了“文化自觉”这个名词。他说：“开创什么新风气呢？我想用‘文化自觉’四个字来表达。”并对文化自觉的要义作了精辟阐释：“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12、216页）这一段文字，后来费先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重复，词句略有改动，基本内容未变，可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结晶。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则早在1990年费先生就提出来了。七年后，在采用“文化自觉”名词的同时，费先生把它归结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在《开创学术新风气》中，费先生说：“7年前在我80岁生日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的答谢词中，我瞻望人类学的前途时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今天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17页）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中，也讲到了同样的意思。
《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有一篇文章，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写作时间是1990年7月25日。文章说：“我感谢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给我这个机会，出了一个题目《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要我在他们为祝贺我80诞辰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上作一次发言。”从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看，费先生多次所说老朋友在东京祝贺他80岁生日，当在此时。费先生在谈到他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老同学Edmund的不同学术见解时说：“我们不仅能相互容忍而且能相互赞赏。我们不妨各美自美，还可以美人之美。”（《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十二卷，第41、49页）。在这篇文章中，只见“各美自美”、“美人之美”八个字。会议结束时，费老留下的题词，正是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题词图片及说明）。很遗憾，这篇文章未收入我参加编辑工作的《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一书。
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论，决非偶然，是与他的一生经历和学术造诣分不开的。费先生毕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他是从社会人类学视角思考和研究文化的。1930年，费先生由苏州东吴大学转学到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人类学系。1935年6月，从清华研究院毕业，获硕士学位。当年10至12月，去广西大瑶山作特种民族研究课题调查，因迷路身陷虎阱负伤。后来根据这次调查所得资料，写出《花蓝瑶社会组织》一文。1936年夏，趁在家乡江苏吴江养病之机，到开弦弓村调查，并于1938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时，用英文写出著名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这篇论文被他的老师、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称为“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江村经济·附录》，《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二卷，第214页）。由于种种原因，《江村经济》1984年才译成中文出版。
费先生七十年如一日，坚持通过调查，以观察分析具体的社会生活为起点，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见一般，获得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科学认识。这就是他所说的“从实求知”。他通过实地调查写出的报告和文章，往往没有引起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注意。实际上，在1936年写的《花蓝瑶社会组织》的《编后记》中，费先生就明确宣示，他希望和朋友们一道，“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一卷，第480页）可见，费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论，同早年即已开始，一生孜孜以求，探索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是一脉相承的。
费先生关于文化的论著甚多，涉及面甚广。1933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写出了《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1936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马林诺斯基之托，翻译其名著《文化论》。上世纪40年代，费先生又先后发表了《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文化的物质面和精神面》、《文化论与社会学》等论著，对文化的本质、构成、规律等，作了全面的论述。
改革开放以后，费先生从70岁开始“第二次学术生命”，以极大的热忱重走原先走过的学术道路。在一次回答他一生想做到的是哪件事的问题时，费先生脱口而出“志在富民”四字。他说，他本是个教书先生，没有钱，又没有权，只能靠脑瓜子里的智力，来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这也就是他所谓的学术。他谦虚地说：“至于我所有的‘学术’属于通常所标明的哪一门、哪一科，我觉得无关宏旨；称之为社会学也好，称之为人类学也好，反正我只学会这一套。这一套是否够格称学术，我想还得看它是否抵用，能不能富民为断。”（费孝通：《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他在大力推动恢复社会学的同时，风尘仆仆出访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等国，到许多著名大学讲学和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不辞劳苦地多次重访广西瑶山，十余次回到江村，亲自考察乡镇企业、小城镇及城市社区，到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费先生不顾年迈，在“行行重行行”中，进行文化研究与思考，终于攀登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文化自觉论。
费先生多次说：“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477页）。20世纪80年代末，费先生去内蒙古鄂伦春聚居地区考察，看到这个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一套适合林区环境的文化，以狩猎和饲鹿为生，由于森林日益衰败，威胁到这个只有几千人小民族的生存。90年代末，又到黑龙江考察以渔猎为生、也只有几千人的赫哲族，发现存在同样问题。他想，跨入信息社会后，世界文化变化那么快，这些少数民族都发生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于是得出结论：“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同上，第477页）。
尽管费先生是从两个少数民族引发出文化自觉问题的，但却与中国近百年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大背景、世纪之交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格局密不可分。费先生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心系国家命运，关注世界潮流。他说：“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同上，第473页）他在回顾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思考后，指出：“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怎样才能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摆脱困境，适应于时代潮流，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以探求中国文化的道路。”（同上，第475页）同时，他看到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解决。在世界不同文明的相互接触、碰撞、融合中，过去的一些价值观念越来越不适应了，各个文化、民族、国家都需要文化转型。所以，文化自觉决不仅仅是这两个少数民族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作为上下求索、以探寻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知识分子杰出代表之一，费孝通晚年大声疾呼“文化自觉”，正反映了当今时代的潮流和要求。
二、文化自觉的含义和使命
“知人者智，自知则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第33章）老子这句名言，对于我们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十分重要。能够自己认识自己的人，是聪明人；能够自己战胜自己的人，是坚强的人，而自胜的前提是自知。人贵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尤其难能可贵。
费先生说：“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会、去认识、去解释，那是不自觉的文化。”（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文化自觉是相对文化不自觉而言的。人类长期处于文化不自觉的状态中，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状态。从文化不自觉到文化自觉，是一个逐步前进的漫长过程。实现这个跨越，关键是用科学态度，系统而又全面地认识自己的文化。
文化自觉还包括对其他文化也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费先生说：“‘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费孝通：《新世纪·新问题·新挑战》，《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在不同文化的接触中，人们通过对其他文化与自己文化的对比观察，逐步认识自己文化的长短优劣。“我们需要懂得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为什么不同，只有抓住了比较研究，才能谈得到自觉。”（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文化自觉必须从认识自己的文化做起。作为中国人，我们就应当深入到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文化的历史和现状。首先认识自己的文化，对其他文化的认识，对其他文化和自己文化的比较研究，才有坚实的基础。
为了实现文化自觉，费先生十分强调对自己文化的特点进行深入研究。世界各个文化，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弄清中华文化所特有的东西，才能对中华文化的本质和精神有更加深人的把握。“我们相信中华文化中还有许多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甚至可以解决很难的难题，这是可以相信的，不然哪里会有曾绵延了5000年的巨大活力。”（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费先生常说他自幼进入西式学校，中学和大学都是上的教会学校，接着留学英国，缺乏前辈学者那样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所以90岁以后，一再宣称才进行国学“补课”。他在对中华文化作进一步的研究中，更加充满了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究竟有哪些显著特点？费先生在不同场合作过多次论述，讲得最多、最明确的是中华文化的继承性和包容性。
关于继承性，费先生说：“看到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这大概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特点。”（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80页）又说：“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继承性这么强的。”（同上，第281页）继承性蕴涵着生命力和凝聚力。继承性强，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和糟粕部分都会表现出来。在大力发扬优秀文化的同时，必须警惕和防止腐朽落后的成分死灰复燃，或改头换面，乘虚而入。在世界几大古老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与继承l生强是密不可分的。对继承性强这个特点，是应当充分肯定的。至于中华文化如此顽强的继承性是如何形成的，费先生说：“继承性背后有个东西，……这个东西也许就是kinship，亲亲而仁民。”（同上，第281页）他说他对这个问题一时讲不清楚，还需要研究。
关于包容性，费先生说：“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是一以贯之的。”（费孝通：《重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包容性就是多元互补，这正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长期延绵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包容性，哪里会有从炎黄二帝传承至今的五千年血脉？哪里会有先秦以来诸子百家遗留下来的丰厚典籍？哪里会有儒释道以及后来传人西方宗教的和谐共生？尽管其间发生过许许多多的矛盾和纷争、挫折和失败，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终又重新崛起，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终又大放光芒，与包容性是分不开的。费先生说：“‘一国两制’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特点中的包容性的继续发展。”（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费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点与古代先哲所提倡的“和而不同”文化观有着密切的关系。
费先生还论述了传统与创造的辩证关系。“创造不能没有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了生命的基础；同样，传统也不能没有创造，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的创造才能赋予传统的生命。”（费孝通：《文化的传统与创造》，《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308～309页）中华文化的创造性，也是十分突出的。从汉字到书画，从哲学到医学，从建筑到饮食，从服饰到京剧，无不体现出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创造性是建立在继承性和包容性的基础上的。继承自己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积极借鉴、吸收、消化、融合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把它变成自己文化的基因，就能不断进行新的创造。文化自觉就是要“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同上，第310页）。
如何把中华文化的特点发扬光大，并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其生命力、影响力，是费先生十分关注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把这些特点发掘出来，表达出来，这也是我们实现文化自觉的具体课题。”（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并作为我们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人口。
中华文化的特点，并不是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的。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华文化特点得以充分体现的辉煌时期。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文化特点的充分体现和发扬，需要具备一定条件，这就是强盛的国力。费先生说，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天中华民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强盛时期，就可以相信，充分体现和发扬中华文化特点新的历史机遇期已经和正在到来。他指出：“我们常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478页）。实现文化自觉，就是要把中华文化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展示在全世界面前。
实现文化自觉，对中华文化有自知之明，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费先生指出，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来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中华文化要生存、发展，答案只有一个：实行文化转型，从传统走向现代，创造出新的现代中华文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人百余年来的梦想，也是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奋斗目标。“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费孝通：《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创造现代中华文化》，《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56页）
要实现文化转型，光有文化转型的理想和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并不断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没有自主能力，文化转型只能任人摆布，谈何文化自觉？文化从传统转向现代，走什么道路，还有个选择问题。在文化选择上，必须取得和坚持自主地位。文化选择没有自主地位，违背自己的意愿，也谈不上文化自觉。文化转型、文化选择必须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总之，要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走文化自主创新之路。
费先生还指出，“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晚年的费老，常常回忆他所亲身经历的将近一个世纪的文化变迁，并深有感慨地说：“‘地球越来越小了’——这是我一生经历中最深刻的感受。”（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在这样时代大变动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全球性世界的大社会。一方面多元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融合日益增多，如何处理与各个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某一个文化、民族、国家所遇到的问题，而成了世界性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工业的急剧发展，造成了资源过度开采，森林惨遭破坏，人口迅速增加，环境严重污染，地球日益变暖，这一系列的挑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摆在各个文化、民族、国家的面前。费先生生动、风趣而又深刻地说：“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530页）因此，他认为：“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人类“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各个文化、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文化转型问题，性质不尽相同，也有许多共同之处，都需要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因此，“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
三、文化自觉的历程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个字，琅琅上口，字字珠玑，深入浅出，便于记忆，现在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名句，大大加快了费孝通文化自觉论的传播，促进了人们的文化自觉。
费先生把这十六个字归结为“文化自觉的历程”，据我理解，是指人类由文化不自觉到文化自觉不可避免要经历的过程。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人类发展各个阶段都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人们的文化心态也与之相适应。
正因这十六个字的高度概括性，需要深入思考，才能领会其丰富内涵。
“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同上，第248页）。人们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认为是美好的，产生一种美感，是很自然的。比如，我们觉得汉字是美好的，中国饮食是美好的，中国书画是美好的等等。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与外界社会及其文化没有或很少接触，只能欣赏自己的文化传统，“各美其美”可说是人的文化本性、文化天性。费先生指出：“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心理状态。”（同上，第248页）
“各美其美”，不仅指自己欣赏自己的文化传统，还包括理解和允许别人欣赏其各自的文化传统。费先生强调，“各美其美”不是“唯我独美”，更不要求乃至强制别人“从我之美”。各个文化都有其美的部分，也有其丑的部分。美与丑是互相依存、互相交织、互相渗透的。把自己文化中美的当成丑、丑的当成美，是经常发生的，我认为，这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各美其美”。美与丑又是在与不同文化比较中存在和显现的。当今时代，只有通过对自己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对自己文化所具有的特点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以后，才能真正做到“各美其美”。所以，“各美其美”看似简单，真正做到并不容易。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隔绝状态被逐渐打破，对自己文化与其他文化作对比，乃人之常情。久而久之，人们的文化心态也开始变化。“各美其美”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上升为“美人之美”。
“美人之美”，“就是……做到别人觉得美的自己也觉得美。”（费孝通：《东方文明与二十一世纪和平》，《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48页）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信息社会以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贸易快速发展，交通通讯一日千里，文化沟通日益密切，人们看到自己文化优美之处的同时，逐步发现其他文化也有着许多长处与优势，也有其美之所在。
要真正做到“美人之美”，更不容易。因为，这里有一个价值标准问题。“从‘各美其美’上升到‘美人之美’，就是要容忍不同价值观点的并存。”（费孝通：《东方文明与二十一世纪和平》，《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各美其美”是以各自的价值标准评判各自的文化。当文化接触越来越频繁时，如果只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文化，不能容忍别人以他们各自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他们自己的文化。就不能认同其他文化的长处和优势。“美人之美”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美人之美”要求“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542页）
大家知道，费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他的重要学术贡献，是“和而不同”中国式思维方法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世界文化也是多元并存的，“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是这种中国式思维方法在文化心态上的反映。他说：“多元一体是中国式的思想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人家和你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心地美人之美，形成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知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为了经济利益。”（费孝通：《中国文化和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85页）达到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的境界，不同文化之间就能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在“各美其美”基础上，善于“美人之美”，可以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源，推进自己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美美与共”，“就是……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和发展。……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344页）。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没有“各美其美”，看不到自己文化的长处和优势，缺乏文化自信，自己文化就无法传承、发展与创新；没有“美人之美”，看不到其他文化的长处和优势，必将导致互相对抗、冲突以至战争，哪里还有“美美与共”？
在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条件下，文化的多样性依然存在，并将更加异彩纷呈。费先生指出，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几百年来，主导世界的西方文化大量地传播到其他文明当中，西方社会也大量地汲取了其他文明的文化。今天的世界文明，已非过去历史文献、经典书籍中所描绘的那种“纯粹”的传统文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要以一种动态的、综合的、多层面的眼光，来看待当今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
“天下大同”，按费先生所说，不同文明之间“平等相处，相互理解，取长补短，最后走向相互融合。用我们的说法讲，就是天下大同”（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他还指出，当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谐，“出现长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532页），就是“天下大同”。
古往今来的各国思想家，对于大同世界作过各种各样的憧憬和描绘。据我理解，费先生所说的“天下大同”，没有像许多前人那样从经济社会制度上展开论述，而是针对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已经被捆在一体中的人们能有一套大家共认的价值标准，人人心甘情愿按这些标准主动地行事。这样的社会也就是我们中国前人遗留给我们的理想，即所谓‘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费孝通：《东方文明和二十一世纪和平》，《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
显然，原来具有各自价值标准的不同人群，要形成一套大家公认的价值标准，并按照这套价值标准行事，是极其艰难的事情。当今世界，总是有人认为自己的价值标准是唯一正确的、最美好的，并企图强加于人。他们往往借价值观之名，行国家利益之实。因此，要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为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531页）
然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人类不同文明相处之道，终究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费先生说：“我是充分肯定历史是向着天下大同的目标不断前进的。……人类一定要在新的21世纪里，至少要在今后新的1000年中，能够促使我们中国人祖祖辈辈所追求的大同天下的实现。”（费孝通：《东方文明和二十一世纪和平》，《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
为了实现人类的文化自觉，朝着“天下大同”的目标前进，费先生认为，中华文化应该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他提出，中华文化中有许多优秀传统，如“仁”、“爱”、“恕”等为人处世的基本概念，人际关系上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道德，特别是“和而不同”的人文价值观念，可以用来处理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
总之，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论，一方面，是呼吁我们认识自己文化的过去和现在，努力创造出现代的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是希望我们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扩大它的感召力，促进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处理好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走向“和而不同”的美好未来。
费先生说：“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出现过‘人的自觉’，写下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看来21世纪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弘篇章。”（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可以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费孝通文化自觉论，认识其学术理论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并且付诸行动，他的这个美好愿望与殷切期待，必将实现。
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媒伦理，责任，文献综述
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输入“传媒伦理”一词，检索到相关论文成百上千，有关注新闻伦理的研究，有对广告伦理的研究，还有对网络伦理、影视伦理等的研究，这些研究丰富了传媒伦理研究的内容。
在近年出版的传媒伦理研究著作中，陈超南的《彩色的天平——传媒伦理新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以“传媒伦理”命名的专著。该书论述了传媒伦理学的兴起、现状及传媒伦理与当代社会等相关问题，指出传媒的伦理原则应当包括言论自由、社会责任、人类正义、职业道德等因素，该书为整合性的传媒伦理研究作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郑根成的《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近年来反响较大。该书从传媒伦理维度，对传媒所面临的自由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新闻的真实性、传媒娱乐化、传媒市场化、传媒的后现代性四类最为典型的媒介伦理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及伦理解读。
黄富峰在《大众传媒伦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通过分析大众传媒应有的道德理念、道德品质和媒介行为应遵循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及其在社会道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道德对策和建议。
罗哲宇的《伦理重建与当代中国新闻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则是立足于当下伦理失范现象日趋严重之时，以伦理重建的角度，以当代中国伦理转型与重建过程为背景，探讨新闻报道是否存在失语、失范等问题，对新闻报道中如何在实践中引导伦理的重建展开研究，最后落脚于转型期社会新闻媒体在伦理重建中的社会责任。
在已经发表的传媒伦理著作及论文中，对于目前传媒伦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第一，涉及传媒价值与利益冲突的研究。
传媒伦理本质上应该注重其自身存在的社会文化价值，然而在我国市场
经济发展过程中，传媒为了追求利益而出现了一些价值上的偏离，背离了传媒伦理责任，这为广大研究传媒伦理的学者普遍认同。大部分学者都把传媒偏离价值原则的原因归结于传媒市场化。持此观点的学者及其著作有郑根成的《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黄富峰的《大众传媒伦理研究》、张君浩与兰海燕合著《以传媒伦理再造实现传媒的规范发展》（《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5月）等。
关于中国传媒价值观的问题，学者普遍认为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如薛国林、李志敏在《论中国传媒价值认同—以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为视角》（《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认为中国传媒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促进各利益群体互动、共赢，并最终为促进社会共同体和人的全面发展发挥作用。唐励在《论当前我国传媒的价值导向》（《文学界》2011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传媒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倡导真善美的价值目标，鼓励人们提升和美化生活等方面进行努力。
第二，涉及传媒自由及社责任的研究。
学者们普遍认为，言论自由与传播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也是媒体道德的原则之一。但随着大众传媒滥用传媒自由现象的日渐泛滥，为了矫正这种过度的自由，社会责任理论开始兴起。
我国传媒界，大多把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解为对群众负责，对社会负责，或者要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严晓青在《媒介社会责任研究现状：现状、困境与展望》（《当代传播》，2010年第2期）、何志玉在《传媒社会责任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中国报业》，2011年8月）、鲁玉琴在《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的平衡与和谐发展》（《东南传播》，2010年第8期）、朱辉宇在《传媒社会责任理论再思考》（《传媒》，2010年第11期）等对此问题在文章中作了具体论述。
第三，涉及传媒娱乐化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当前的娱乐化是传媒娱乐功能的异化，而传媒的这种异化消解了传媒应有的功能，使传媒的娱乐功能走向了反面。郑根成的《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一书中对当前我国传媒的娱乐化现象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就这种现象进行了伦理反思，认为真正的娱乐应该是健康向上的，是美的，是法律和道德许可的，是能够体现民族文化特色。
杨新磊在《“娱乐化”的“去伦理化”本质及其忧思》（《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3期）也表达了对当前我国传媒娱乐化的伦理反思。杨新磊在该文中指出，当前传媒娱乐化滋生了许多伦理危机，如传媒业的唯利是图、人文关怀缺位、反道德化、漠视深层问题等等；贺琛在《传媒“背道”的伦理反思》一文也对传媒的娱乐化这一现象进行了考察。
第四，涉及媒介素养问题的研究。
我国对媒介素养的普遍关注始于2003年，之后媒介素养研究蓬勃发展并出版了大量关于媒介素养研究的专著。如蔡国芬与张开等人合著的《媒介素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先元的《大众传媒素养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龙的《媒介素养通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段京肃与杜骏飞的《媒介素养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袁军的《媒介素养教育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军林等的《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陆晔等《媒介素养：理念、认知与参与》（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荣建华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作者对媒介素养的概念、国内外媒介素养的发展及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在论及我国的媒介素养状况时，普遍表现出了对我国媒介素养现状的担忧，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在媒介素养研究的论文中，有对中国不同群体的媒介素养研究，如张志安的《中国知识精英媒介素养现状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3月）、王琦的《资讯时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24期）、胡娅莉与胡劲松合著《提升农村居民媒介素养的对策探讨》（《新闻世界》，2012年第4期）、王娟《提高官员政务微博媒介素养的策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处第4期）、郑素侠《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现状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杨真《当代大学生新媒介素养的现状及提升》（《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等等。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关于传媒伦理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也为后学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参考。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但重复研究较多。笔者认为，伴随着新兴媒体的不断涌现，传媒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的同时，对传媒伦理的研究也要不断的深入和加强。对于如何全方位地加强传媒伦理建设，使传媒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正面和积极作用，控制传媒的消极影响，这仍是传媒伦理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黄富峰.大众传媒伦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5篇
>> 中国衙门的组织形态 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困境及其应对策略 创业板市场的设立及其法律规制 中国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 我国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及其对策研究 我国慈善组织的政府监管问题及其对策 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发展困境及其出路 重塑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对策研究 论慈善公益组织的法律地位 新加坡慈善组织管理对中国慈善组织管理的启发 个人独资企业设立党组织的法律应然性问题研究 美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及其启示 国际体育组织规章的法律性质及其在中国的适用问题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法律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风险及其监管 论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困因及出路 从公关视角浅谈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 慈善组织内控与审计制度的问题与对策 论慈善类非营利组织的困境及对策 慈善微基金的设立与管理初探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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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6篇
对于结果犯，我国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结果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结果的发生作为犯罪既遂标志的犯罪；①另一种观点认为结果犯是以法定的犯罪结果发生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
这两种含义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通常是统一的。因为大陆法系刑法以处罚既遂为原则、以处罚未遂为例外，刑法分则以既遂为模式。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不仅是成立犯罪的要件，还可以说是犯罪既遂的要件。当分则条文规定了犯罪结果时，该结果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又是犯罪既遂的标志，所以关于结果犯的两种观点在他们那里并无差异。如日本刑法学者福田平、大冢仁认为：“结果犯，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必须发生一定的结果，始成立该犯罪。例如杀人，除有杀人的行为外，尚须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始成立杀人罪，否则仅成立杀人未遂罪。”②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理论也认为，结果犯是指构成要件除须有一定之行为外，还须有法定结果之发生的犯罪。此类犯罪在行为人实施犯罪后未发生法定结果者，称为未遂犯。③由于这里构成要件既可以说是成立要件，又可以说是既遂要件，所以上述说法并不矛盾。
但是，在我国，两种理解得出的结论不同。以抢劫罪为例，如果根据第一种理解，抢劫罪就是结果犯；如果认为结果犯是以犯罪结果发生为犯罪的构成要件的犯罪，抢劫罪就不是结果犯。
我国曾经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结果犯是以发生犯罪结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如果只有一定的行为而没有一定的结果，则为犯罪未遂。④这种观点显然承袭了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看法，却忽视了我国的刑法规定和构成要件理论与大陆法系的差异。我国刑法分则并非以既遂为模式，犯罪构成要件并非既遂要件，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符合我国的刑法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应予摒弃。
目前，我国通说采用第一种观点，认为结果犯是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⑤
笔者认为，这种理解至少有以下几个缺点：
（1）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纵观整个分则条文，并无哪个犯罪以法定的犯罪结果作为既遂标志。在刑法分则中，法定的犯罪结果，即法条明文规定的犯罪结果，往往只是作为犯罪成立要件或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前者如过失致死罪，在这种情况下，犯罪结果只着眼于犯罪的成立与否，而不着眼于犯罪的既遂。后者如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的死亡结果，这种法定的结果也并无标志犯罪既遂的意义，而只有量刑上的意义。⑥
（2）这种理解得出的结论是矛盾的。持通说的学者总是在犯罪既遂的形态中谈论行为犯与结果犯，认为行为犯与结果犯是犯罪既遂的类型之一或形态之一。逻辑规律告诉我们，种概念包括属概念，属概念是种概念的一种。如人可以分为男人和女人，人是种概念，男人是属概念，我们可以说男人是人。通说既然认为犯罪既遂可以分为行为犯、结果犯等几类，则既遂犯是种概念，结果犯是属概念，可以得出结果犯是既遂犯的结论。而事实上通说又认为结果犯是发生于犯罪结果才既遂的犯罪，结果未发生即未遂。换言之，结果犯并不总是既遂犯，还可以是未遂犯、预备犯、中止犯。这两个结论自相矛盾，而这正是由于前提的不正确造成的。因此，不能在犯罪既遂形态中谈论结果犯，而应在构成要件里讨论。
（3）这种理解仅仅解决犯罪形态问题意义不大。第二种观点中的结果犯，意义比较重要，它告诉我们哪些犯罪的成立要求犯罪结果，哪些犯罪的成立不要求发生犯罪结果。它首先解决的是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同时它还进一步告诉我们，对于前者不存在既遂、未遂，只有在后者才有研究既遂、未遂的必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结果犯是以法定的犯罪结果的发生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如过失致死罪。结果发生了，行为方可成立犯罪；反之，犯罪不成立。
至于行为犯，学者多从既遂的角度给行为犯下定义，认为行为犯就是以行为的完成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笔者认为，行为犯是与结果犯相对应的概念，既然结果犯是指以犯罪结果的发生为成立条件的犯罪，那么行为犯就是指成立犯罪不要求发生危害结果的犯罪。结果犯之外的其它犯罪就是行为犯。
二、结果犯的范围
1结果犯中“结果”的含义
结果犯中“结果”的含义决定了结果犯范围的大小。对此，刑法学界观点纷呈，莫衷一是。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危害社会的结果，是指危害社会的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损害。⑦
（2）危害结果是危害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具体侵害事实。⑧
（3）犯罪结果是指犯罪行为通过影响犯罪对象而对犯罪客体造成的法定现实损害及具体危险的事实。⑨
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一切犯罪都能给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害，换言之，一切犯罪行为都必定有犯罪结果。犯罪结果是每一个犯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条件，缺少这个条件，犯罪就不能成立。⑩按照此种观点，一切犯罪都是以犯罪结果为犯罪构成条件的犯罪，即一切犯罪都是结果犯。果真如此，把结果犯作为一种犯罪类型有何意义？可见，第一种观点对犯罪结果的定义过宽。此外，它只是笼统地说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损害，这容易引起犯罪结果与社会危害性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因为社会危害性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但实际上，犯罪结果虽然可以决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有无或影响其大小，但并不等于社会危害性本身。前者是危害行为造成的具体事实，后者是行为的本质特征。可见，第一种观点不可取。
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分歧的关键在于犯罪结果是否仅限于现实的损害。对这两种含义的取舍不同，导致危险犯与结果犯的关系也就不同。采第三种观点者，如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惟结果犯所预定之结果，有属于实害者，有属于危险者，仍有侵害犯与危险犯之别。”⑾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危险犯不是行为犯，而与实害犯同是结果犯，因为危险犯也要求一定的结果，只是它要求的结果是某种危险状态，实害犯要求的结果则是实际的损害。”⑿采第二种观点者，如我国学者姜伟认为，结果犯也称实害犯。⒀
笔者认为，犯罪结果是指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的实际损害事实。
（1）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表明犯罪结果仅指实害结果。如我国刑法第6条第3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这里的“结果”就指实害结果，因为倘若还指“可能造成的损害”，又怎么能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又如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很明显，这里的“犯罪结果”是指实际损害结果。
（2）应当区分哲学意义上的结果与刑法上的犯罪结果。哲学上的原因与结果是一对范畴，凡是原因引起的现象都可以说是结果。危险犯中的危险是由危害行为引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危险是由危害行为引起的一种结果。但是，这并不是说危险就是犯罪结果。因为，说“火车、汽车处于倾覆、毁坏的危险中”，只是说“火车、汽车处于倾覆、毁坏的可能中”，这种可能虽然和现实很接近，但毕竟还未转化为现实。并且，虽然犯罪结果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一种现象，但并不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一切现象都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结果。所以说，犯罪结果只限于已经实际造成的侵害事实。这一点也为我国学者赵秉志教授、张明楷教授所赞同。⒁
（3）危险犯有既遂和未遂，也说明危险犯不属于结果犯。结果犯是以法定的犯罪结果的发生为成立条件的犯罪。犯罪结果 发生，则行为成立犯罪；否则，不成立犯罪。对于结果犯，只有犯罪成立与不成立之区别，而不存在既遂、未遂之分。而故意的危险犯存在着既遂、未遂形态。
总之，犯罪结果是指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的实际侵害事实。危险犯是以行为导致的危险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但它并不以实害结果为要件。因此，危险犯不属于结果犯，结果犯仅指实害犯。
危险犯与结果犯的区别主要有两点：①前者只需要发生特定的危险就可成立犯罪，不需要发生实际的犯罪结果；后者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行为始成立犯罪；②危险犯存在既遂、未遂形态，结果犯只有犯罪是否成立的问题，不存在既遂、未遂形态。
2过失犯并不都是结果犯
我国刑法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过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不是表现在行为人的主观上，而是表现在行为的客观效果上，因而只有当过失行为造成了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时，过失行为才由错误行为转化为犯罪行为，从而具备犯罪的性质，因此，过失犯都是结果犯。 ⒂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活动复杂化，过失错误行为及其可能造成的损害大幅度增加，于是，国外一些学者提出，法律应当规定过失的危险犯。这一理论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所采纳。如1971年瑞士修正刑法规定了无意图之过失危险罪（第225条）、过失违反建筑工程规则之危险罪（第229条）等。1975年德国刑法典第314规定：过失决水，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或财产的，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我国台湾地区也规定了过失危险犯，如第189条第三项规定：行为人因过失损坏矿坑、工厂或其他相类之场所内有关保护生命之设备，致生危险于他人生命者，处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
我国大陆亦有学者对此持肯定观点，认为对那些主观恶性比较重、损害结果虽未发生，但发生的可能性很大，且可能造成损害巨大的严重过失行为，可考虑在分则别规定为危险状态的过失犯罪。⒃立法者也可能考虑到了过失危险犯的情况，在分则第六章的危害公共卫生罪一节中所规定的三种犯罪——第330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罪、第332条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罪、第334条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似带有过失危险犯之立法旨趣。
笔者认为，过失犯并不都是结果犯，并不都要求犯罪结果（实害结果）的发生。
（1）对某些过失犯设立危险构成是适应实践的需要。诚然，如传统观点所说，过失犯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行为的严重实害后果上。但是，应该看到，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复杂化，人的过失行为会增多。如果非要等到实害结果发生，刑法才予以规制，则不利于保护法益。理论总是为实践服务的，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面对过失错误行为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害大量增加的事实，与其固守“过失犯是结果责任”这一传统的观点，不如适应现实，对某些过失犯设立危险构成，“理论总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
（2）诚然，刑法不是万能的，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是治本之策。但为什么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宣传教育、呼吁增强公民的责任感，而近年来交通事故、厂矿事故、建筑工程事故一直呈上升趋势，并且性质越来越严重、恶劣，这说明刑法之外的其它手段也不是万能的。正因为如此，在其它手段不足以保护法益的情况下，就需要刑法的提前介入。对于一般的过失犯罪，如过失重伤罪、过失致死罪，刑法可要求发生“重伤”、“致死后果”。但对于针对公共安全的某些过失行为，因其所针对的法益特别重大，主观上又都是重过失或业务过失，故行为导致严重危险时，刑法就应及时介入。因此，我们认为，刑法对象交通肇事罪、劳动安全设施事故罪、建筑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这些客观危害可能非常之大、主观上又都是重过失或业务过失的犯罪，也应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罪等那样设定危险构成。“如果非要等到机毁人亡，列车颠覆、房屋倒塌再让刑法介入，显然已经太晚。对于造成了如此严重危险的过失行为，刑法实在是不应该再保持沉默。”⒄
过失犯与结果犯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但囿于过失犯只能是结果犯的传统观点的影响，我国刑法总则第15条仍然仅规定“……，以致发生这种结果，是过失犯罪”。很明显，第15条的意思是过失犯仅限于结果犯，这就造成了刑法总则与分则规定的不一致。有学者看到了这种不足，主张把“结果”解释为“实害结果和危险结果”，以保持总则与分则的一致，并以此证明过失危险犯得到了立法确认。⒅笔者认为，这种努力固然可嘉，但犯罪结果只能是实害结果，不包括危险结果，文中对此已有论述，不如把第15条修改为“……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本法分则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这里的“本法分则另有规定”，指的是分则针对危害公共安全的过失犯罪特别规定了危险构成，这样既可保持总则与分则的协调，又使过失危险犯得到了总则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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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南政法学院。
①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页。
②（日）福田平、大冢仁：《日本刑法总论讲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9页。
③（台）林山田：《刑法特论》（上），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23页。
④参见《中国刑法词典》，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法学词典》（增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7-588页。
⑤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徐逸仁主编：《中国当代刑法学》，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⑥伍柳村、丁跃雄：《犯罪未遂存在的范围及“犯罪未得逞”探析》，载《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第44页。
⑦杨春洗、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⑧张明楷 ：《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⑨参见李洁博士论文《犯罪结果论》上篇。
⑩杨春洗、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82页。
⑾（台）陈朴生：《刑法专题研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律印，1988年版，第41页。
⑿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170页。
⒀姜伟：《犯罪形态通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120页。
⒁参见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张明楷：《犯罪论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178页。
⒂参见侯国云：《过失犯罪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⒃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第328页。
⒄刘仁文：《过失危险犯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7篇
“传播”一词渊源甚早，据新闻传播史家考证，“传播”一词至今已有1400年以上的历史。据《北史•突厥传》云：“以敕有司，肃告郊庙，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这当是中文“传播”一词最早之语源。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新闻学者却把“mass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把“大众传播媒介”翻译成“群众交通机构”，或“群众思想交通工具”。1956年初到1957年6月，我国新闻业界及学界曾经开展过短期的新闻改革活动。在此期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王中的领导下，走在新闻改革的前列。1956年3月20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新闻学译丛》第一期出版（5月30日再版）。1956年，该刊共出三期；到1957年6月止，又出了两期，前后共出五期。《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1期（3月20日出版）首载《编者的说明》云：“《新闻学译丛》是以介绍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进步报刊的工作经验为目的的一个期刊，它可以作为各兄弟学校新闻系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新闻工作者、宣传鼓动干部进行研究与工作的参考读物。”因此，第一期的内容，译载了苏联联共（布）中央有关报刊的文件。《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2期（6月5日出版）除继续译载苏联报刊社论、联共（布）中央关于报刊工作的文件、苏联新闻事业概况等资料外，还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的内容，包括《美国报刊简史》、《美国报纸的组织机构》、《美国报纸和报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等译文。
《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3期（1956年11月15日出版）起，开始引进“大众传播学”的概念。该期刊登的由刘同舜翻译的《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一文中，他首次将“大众传媒”及“大众传播工具”译成“群众交通机构”云：“（美国的）群众交通机构是一种大企业，他们的老板就是大企业家。战前，美国消费者在四万家群众交通机构方面花了25亿美元，相当于该年总消费数字的二十七分之一。”“单是广告费这一项，‘消费者’向‘群众交通’企业的支出已年达65亿元之巨。”［1］61－67《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1期（1957年3月5日出版）刊载的由郑北渭翻译的《美国报纸的职能》一文中，他最早正式地把英语MassCom?munications译作“群众思想交通”。他还在该译文中云：“报纸是‘群众思想交通’（masscom?munications）工具之一。其他主要的‘群众思想交通’工具有：杂志、广播、电影等。这些工具有一种到三种的职能，他们可以传播消息和知识，可以用言论来影响群众，最后是一种娱人的作用。要做到企业化，他们最起码要能很成功地做好三种（功能）之一”。
几乎在同一时期，王中在其《新闻学原理大纲》（写作于1956年9月至1957年初）中，最早将MassCommunication译为“大众传播”。他说：“美、日将报纸、广播、电视等总称为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见《王中文集》第38页）。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新闻学原理大纲》被当作供批判用的“靶子”，收入图书资料组编的《新闻界反斗争资料汇编》第二辑（1957年10月面世）中。以后又收入赵凯主编的《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及《世界新闻事业》对引进“公众传播”及“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的贡献
1957年6月《新闻学译丛》停刊，21年之后的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继承《新闻学译丛》的传统，又创刊了《外国新闻事业资料》。该刊第一期首载《编者的话》云：“本刊将有重点的译载和介绍反映外国新闻事业情况和动向的材料、新闻学论文和新闻教育方面的文章等，为本系师生，提供研究和批判的资料。这些资料较大部分译自资本主义和苏修集团的书刊，政治观点和新闻观点是反动的，有些事例和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只能供读者参考，请勿公开引用。”该刊初为不定期出版，后为季刊，小32开本。刊物装帧简陋，而内容丰富充实，每期100页左右。1979年第4期达180页。该刊到1978年12月出了两期。到1979年初到9月又出4期，前后共出6期。主编舒宗侨，后由郑北渭继任主编。
1979年12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出版1980年第1期（总第7期）。该刊也是季刊，每三个月出版一期，内部发行。1980年9月，《世界新闻事业》出版第三期（总第九期）后停刊。
从《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7月创刊，到1980年9月《世界新闻事业》停刊，这两个刊物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又先后刊登了不少介绍、评论“大众传播学”的文章。如《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第1期第10页开始刊登郑北渭翻译的《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s）》。该文摘译自美国华伦•K•艾吉等著《公众传播工具概论》，认为“公众传播有四个方面需要我们研究：公众传播者，信息或讲话内容，传播渠道，被传播对象即观众或听众。”基于此，该文主要阐述了“公众传播工具的意义”、“公众传播工具”的种类、对“被传播对象”（即读者、听众和观众）的一些调查，等等。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第2期刊登陈韵昭翻译的《公众传播研究》。该文摘译自美国埃德温•艾默里等著《公众传播概论》（1971年版），主要阐述了“为什么要研究公众传播”、“公众传播有哪些类别”，包括对“读者群的研究”、“读者、观众、听众的研究”、“编排的研究”、“舆论的研究”、“内容分析”、“宣传效果的研究”、“对宣传人员的研究”、“创造性的研究”等等内容。同期还刊载了陈建德、欣文宪摘译的《菲律宾大学公众传播学院教学大纲》。#p#分页标题#e#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1期（总第三期）刊载了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内川芳美教授的《日本公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1978年10月21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讲话》一文。该文由朴昌根译，仰文渊、周义澄校订，比较全面、概括地阐述了日本及世界上新闻学研究、“公众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世界上的新闻研究有两大潮流，其一，是美国式的实用新闻研究。在美国，以提高商业新闻和新闻记者水平为目的新闻学的研究和教育，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以1908年密苏里大学设置新闻学院为首创阶段，新闻教育作为大学水平的职业教育开始了”。“另一个是德国的理论研究潮流。十九世纪末，德国出现了对新闻学术关心的高潮。1910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次德国社会学大会上，有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贝尔（MaxWeber）指出：‘社会有必要进行最纯粹的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题目是新闻的社会学。’到1916年在莱比锡大学设立了最初的新闻研究所，德国的新闻学不是停留在以具体的报纸材料为对象的，而是寻求从普遍概念形成的抽象理论。其目标是确立一个具有理论体系的新闻学”。日本的新闻学研究起步甚早，“最早是1899年出版的松本君平著的《新闻学》。以后，日本的一些热心的人———大部分是新闻记者—出版了一些新闻的先驱性的著作”，如杉村广太郎著的《最新新闻学》。“杉村是东京《朝日新闻》社调查部部长。”“至于在日本正式开始有关新闻学术研究”，即从1929年创办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文学院新闻研究室开始的。”“这个新闻研究室的第一位主任是小野秀雄。”小野秀雄在1923年公开发行了《日本新闻发展史》，此书被看作是日本新闻史方面的最权威的经典著作。“小野秀雄是一个具有新闻记者经验的人”。另外，“公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概念，“大约在40年代产生于美国。它在学术上被广泛使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它输入到日本来，一般认为是40年代末的事情。”“40年代末从美国新传入了公共传播的概念。而这种新概念没有经过多少年就取代了从前的德国新闻学或实用新闻学研究，直到形成了战后日本新闻研究的新潮流。1955年出版了城户和其他三个人编辑的《公众传播讲座》共六卷，这可以说是它的里程碑。”1978年10月间，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内川芳美教授访问中国。他分别在北京、上海介绍了大众传播学。10月14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给当时新闻所的80多位第一届研究生作了学术报告。10月21日，他又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演讲《日本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2期刊载郑北渭的译文《民主、舆论与公众传播》，该文摘自美国新闻学者沃伦•K•艾吉等著《公众传播概论》（1976年版）。1979年第3期（总第5期）刊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介绍：传播学》一文，专门介绍《传播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一书的大致内容及其作者云：“宣韦伯（WilburSchramm，）”，又译作“施拉姆”博士，原为伊利诺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1956年任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所长，1973年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学院院长。1975年获东西中心方‘最高荣誉研究员’衔，英国空中大学荣誉博士衔。著作有《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传播的社会责任》、《传播手册》、《大媒介与小媒介》、《传媒、信息与人》等二十种。1976年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担任‘胡文虎传播讲席’教授。”1979年第4期（总第六期）载陈建德译文《大众传播简年表》（摘译自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该文第一次正式把masscommunication译为“大众传播”。
《世界新闻事业》1980年第3期（总第9期），刊载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新词》一文，第一次对“传学”（communication）、“智据”（information）“传通”（communication）、“人的传通”（humancommu?nication）、“传媒”（medium，复数media）、“传播”（masscommunication）、“传播媒介”（massmedia）、“把关人”（gatekeeper）、“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传者”（commu?nicator）、“受众”（audience）、“信息”（mes?sage）、“回报”（日本人译作“回馈”、“反馈”）（feedback）、“符号”（signs）、“非语言符号”（nonverbalsigns）等重要的大众传播学名词及概念作了比较详细、准确的解释。
1979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的、由油印的《国际新闻界简报》（1961年4月在北京创刊，至1965年12月停刊，共出24期）改版后出版的《国际新闻界》创刊。第一期刊登了该刊主编张隆栋翻译的希伯特的一篇长文：《公共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一）》（此文的（二）、（三）部分后来又分两期连载）。这篇文章是当时国内第一篇全面系统地介绍、引进、研究传播的过程、传播制度和效果研究的长篇论文。《国际新闻界》及其主编张隆栋（1917．7．3－2009．3．2）也为传播学在中国的早期引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80年代“大众传播学”开始全面、系统地传入中国
（一）80年代前期，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对传播学的全面引进
在1981年“世界新闻研究座谈会”的发言中，郑北渭谈及了西方最近在研究传播学，顿时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会议期间，临时决定请他作一个传播学讲座。1981年5月，《新闻大学》丛刊（后改为季刊，16开本）创刊，由复旦大学新闻系主编。当时是作为新闻丛书形式出版的，故封面未署刊期（第一期共128页，23?2万字，以后每期篇幅保持在23万字上下）。1981年12月出版的第2期才在封面署名刊期。《新闻大学》从1983年5月出版的第3期后，便正式改为季刊，如，第4期于1982年9月出版，第5期于1982年12月出版，第6期于1983年6月出版，第7期于1984年10月出版，第8期于1984年12月出版。#p#分页标题#e#
《新闻大学》一创刊，便开始刊载陈韵昭等系统介绍传播学的学术论文和译文，以后基本上每期都有这方面的文章，其较为著名的篇目有：第一期第29页首载陈韵昭《传学浅谈》、第2期第18页载陈韵昭《传与传播》、第5期第23页载陈韵昭《传的周折》、第6期第118页载陈韵昭摘译的《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概况》、第9期第78页载《欧美大众传播研究的传统、特点和发展趋势》等等。
1981年6月，中国内地首篇以传播学研究为题、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居延安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通过答辩。在此之前，早在1978年9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就在高年级中开设了介绍传播学的选修课。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的《国际新闻界》（季刊）第2期至第4期连载刊登了由张隆栋编译、并对大众传播学作批判性介绍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这也是我国较早系统译介大众传播学的文章之一。1982年11月23～26日，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倡议下，召开了我国第一次有关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座谈会。6所高等院校的新闻系和少数新闻单位的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工作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正式代表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林珊，上海复旦大学的郑北渭，广州暨南大学的马戎，北京广播学院的苑子熙，天津师范大学的刘卫东，厦门大学的陈阳明，新华社的李启，《新闻战线》的陈宏德，《北京周报》的刘有源，社科院新闻所副所长钱辛波及张黎、徐耀魁、陶涵、明安香、刘力群、黄可风等［3］。座谈会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它在‘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要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的、有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见《报纸动态》1982年第34期）［4］。由《新闻战线》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报纸动态》（内刊）1982年第34期（1982年12月5日出版）第一面刊登简讯《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倡议召开的全国性的西方传播学座谈会，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首次召开的有关西方传播学问题的讨论会。”
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提出的十六字方针，促进了传播学研究在我国的健康发展。1983年，《新闻战线》月刊分七期连续刊登了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写的《传播学简介》，这是一篇客观介绍美国传播学的原理、模式的文章。《新闻业务》月刊1983年第一期也登载了作者写的《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这篇文章为《新华文摘》1983年3月号转载）。陈力丹在《新闻学刊》上发表了《对〈传学概论〉（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斯拉姆著）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1983年7月，暨南大学新闻系系主任马戎写出了《泛论中国式传播学之研究》的万言论文，明确指出：“研究中国式传播学，要明确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早就在研究中国式传播学，但没有多大进展。他们的路子不对。一是全盘照搬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模式付诸实践，在实践中验证。这样做，实践上跟外国人屁股跑，理论阐述上也为他人做嫁衣裳。另一是拿西方传播学现成理论观点套中国例子，做的是‘对号入座’的资料整理工作，或者如经传家作‘经注’。……象这样的研究，到底有多少实际意义？”作者接着写道：“我们不能走这条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指出的：‘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不妨想想，50年代我们照搬苏联传播模式，建立起‘宣传员网’，很快就垮了；我们在农村靠‘土广播’上马，逐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有线广播网’，却越来越显示其强大生命力，引起外国传播者极大兴趣。两个‘网’的兴衰表明：只有根据中国国情来进行传播研究，才有前途。”
（二）传学大师及传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访华及其对我国传学深入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
1982年4～5月间，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1907～1987年）在他的高足弟子、香港地区著名传播学者余也鲁（1924．7．4－2012．9．8）的陪同下访华。这次活动的缘起是：经过十年“”浩劫，我国的教育战线形势严峻，大、中、小学的教师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广东毗邻港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广东省政府教育部门视野开阔，决定发展电化教学及教育传播事业，开办“电视大学”，“让少数的优秀教师与优良教材，通过录音、录像、广播、电视，把知识与技术传递到数目异常庞大的等待教育的儿童、少年与成人那里。”为此，他们组织人员到当时“电化教学”比较先进的香港地区“取经”学习。1981年春，广东省教育局长林川，亲自带领一个电化教育访问团到香港访问学习。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演讲室里，余也鲁等人向来自中国十几个省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及电化教育的策划人，介绍了国际上有关电化教学及教育传播方面的一些新发展。接着，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校长潘炯华协同李运林、李克东两位教师也来到香港，参观香港的电化教育设施，并向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传播研究中心负责人余也鲁提出，1982年在国内开办一个全国性的教育传播理论讲习班的邀请。此事得到余也鲁的首肯。随后余也鲁便三次到夏威夷，去与他的老师、时年75岁的施拉姆（时任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顾问），商讨学术报告的内容，进行精心的准备。据余也鲁回忆云：“宣伟伯博士已是75岁高龄，对这次演讲也是全力以赴。我们所有的材料都事先写好，用中文印出。同时准备了一套录像示范教材，大多为海外有相当水平的教学片。”#p#分页标题#e#
1982年4月下旬，正是“木棉花盛开的时候”，施拉姆偕夫人、余也鲁等一同来到广州，一共进行了为期7天共7个专题的学术演讲活动，参加讲习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化教员三百余人。这之后，施拉姆、余也鲁等又应邀到上海、北京、厦门等地作了一连串介绍西方传播学内容的学术报告，并参加了不少座谈会，进行了充分、频繁而又紧凑的学术交流活动。如在北京时，施拉姆先后到《人民日报》社、社科院新闻所（5月3日、4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5月5日）等处作了学术报告。期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施拉姆夫妇和余也鲁一行。到复旦大学讲学时，同样也作了十分精彩的学术报告。复旦的陪同及接待人员有王中、舒宗侨、郑北渭、陈韵昭等。1982年《新闻学会通讯》第14期连续发表施拉姆（宣伟伯）在北京讲学的两篇经过整理的讲演稿《传学与新闻及其它》、《传学的发展概况》和余也鲁的《在祖国进行传学研究的可能性》一文，引起了新闻业界及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施拉姆和余也鲁将这次的讲稿修订与增补成《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7月出版。其中，该书第二到第八章都是在广州讲习班七天七个专题的讲稿整理、修订与增补而成。第一章和第九章则是1983年后，余也鲁教授于1984年应西北电化教育协会的邀请在兰州所作的学术报告中的两篇整理而成。此外，他们“又把西方与东方四十年来在传播教育与研究上的历史与发展合写了一篇回顾性的文章，刊在本书之首，当作序言。”
1982年春夏之交施拉姆来华讲学以后，我国传播学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1982年前后，我国与国际传播学界的交流活动亦逐步开展起来。一些传播学者纷纷走出国门，与外国同行们切磋交流，境外学者也纷纷到中国来讲学。早在1980年1月5日，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赴夏威夷，参加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举办的为期10天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关于国际政治和大众传播的学术讨论会，并作学术报告，最后为会议作总结。1980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居延安等人应邀参加了由美国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主办、在夏威夷召开的国际传播学理论研讨会，会上他们宣读了合作的论文《论中国报纸的改革》。1981年11月，中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在北京举行新闻传播学讨论会，这是我国新闻业界及学界第一次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共同研讨新闻传播学问题。又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同美国科学院的高级学者交流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张黎从1983年3月9日起，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学术访问，重点考察了美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美国报纸的读者工作。1983年6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奇科分校传播系主任祝基滢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与部分教师座谈，交流、探讨了大众传播学教学过程中的问题。1984年6月间，美国夏威夷大学新闻系主任路特教授到复旦大学讲授传播学。同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传播系主任爱德斯坦也来复旦讲学，介绍传播学。美国学者W•赛弗林作为富布赖特计划的一部分到复旦大学开设传播学课程。北京、上海等地一些新闻单位或新闻系还陆续派人去美国、日本等国留学、进修，研读传播学的基础课程。1986年，张隆栋作为中国学术界代表，参加澳大利亚召开的国际大众传播学术讨论会。
到80年代中期，我国传播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如，《新闻学刊》1986年第6期刊登了王志兴的文章：《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歧》。该文对世界两大传播学派———美国的“传播学经验学派”（通常也被称为“传统学派”和“正统学派”），和欧洲传播学界“传播学批判学派”，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剖析。与此同时，有不少论文就“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传播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新闻学刊》1986年第5期刊登的徐耀魁的文章《试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吴文虎的文章《传播学理论架构初探》，还有苑子熙在第二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上的论文《传播学若干原理与应用》纲要和姜克安的论文《我国传播学途径初探》等，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同期刊登的杨思讯的文章《社会制约简论———谁影响传播》，也全面地探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不多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控制问题。这些都是喜人的成果。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传播学讨论会在黄山举行。会上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并明确确定把“新闻传播”作为今后传播学研究的主攻方向。
80年代也出版了一批比较重要的传播学著作及译著，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这是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第一本介绍西方传播学的论文集，共收入明安香《西方大众传播研究概况》、刘有源《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现状》、李祖兴《苏联的大众传播研究》、徐耀魁《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及南斯拉夫的大众传播研究》、范东升《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过程》、刘力群《西方传播学的著名学者》、周致《西方传播学的产生及其与新闻学的关系》、张黎《〈传学概论〉简介》等研究及介绍性文字共8篇，传播学译文共2篇。此外还有《大众传播大事年表》、《传播学参考书目》、《中译传播学词汇》等知识性文章三篇。W•宣伟伯著，余也鲁译述《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香港：海天书楼，1977年4月出版）该书繁体竖排，是当时直至现在，最好的《传学概论》版本。书前有宣伟伯写的《序》和余也鲁写的《译述的话》，弥足珍贵。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陈亮、周立方、李启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W•宣威伯著，余也鲁译述《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最新增订本、竖排繁体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2月北京第一版）。赛弗林、坦卡特著《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陈韵昭译，郑北渭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该书首载陈韵昭《译者的话》云：“1981年夏，（我）在夏威夷大学新闻系的资料室里看到德克萨斯大学两位副教授沃纳、J•赛弗林与小彦姆斯•W•坦卡德写的这本书，真是喜出望外。”“将全书译完后，得我的老师郑北渭教授校阅译稿，勘正了我的不少错误。”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戴元光等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梅尔文•德福勒、埃弗雷特•丹尼斯著《大众传播通论》（颜建军等译，应谦校）（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等。#p#分页标题#e#
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 扒窃 携带凶器 随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三十九条规定，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该修正案自2011年5月1日正式施行以来，上述的扒窃定罪处罚的案件在实践中大量涌现，基层司法机关处理扒窃案件的执法标准出现严重分歧，导致各地相继出现了同案不同罚的处理结果。本文依据扒窃实践案例分析探讨扒窃案件在实践中的认定和处理。
案例一2012年3月16日晚上，犯罪嫌疑人肖某去到广州市某公交车站，用一个塑料袋作遮掩，扒窃被害人放在右边裤袋的一部灰色诺基亚6070手机，经鉴定，诺基亚手机价值为人民币54元。犯罪嫌疑人肖某当场被伏击民警抓获，起获的手机已发还被害人。
案例二2012年5月14日下午，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伙同“小李”、“小王”三人在19路公交车上伺机作案时被便衣民警发现并跟随，后三人又转乘8路公交车，当8路公交车在汽车客运站靠站停车时，由“小李”“小王”负责看风，嫌疑人拉开被害人的黄色挎包的拉链，扒窃包内的一部诺基亚手机（经鉴定，价值人民币850元）时被宋某某发现，并被便衣民警当场抓获。现赃物已发还被害人。
案例三2012年2月23日中午，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与同案人侄子李冬某经密谋后，携带刀片乘坐8路公交车时，李冬某在用手拉开被害人挂包拉链盗窃时，被被害人发现并报警。
案例四2012年2月24日上午10时许，犯罪嫌疑人廖某携带作案工具镊子，到广州市一菜市场，采取尾随等方式，以镊子扒窃一名女被害人衣袋的财物800元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并起获一把长镊子。
案例五2012年3月份的一天，犯罪嫌疑人张某到一咖啡店，趁被害人李某的不注意之机，将该被害人摆放在座椅上的一台手机偷走。
一、何为“扒窃”
“扒窃”一词进入法律视野的比较早的全国范围的文件应是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但目前为止，尚无法律法规或者学理解释对扒窃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扒窃是“从别人身上偷窃（财物）”。严格来说，扒窃词语先是一线反扒警务人员在打击盗窃过程中针对此类特点案件的一种约定成俗的叫法。实质上，扒窃就是盗窃的一种表现方式，其首先要符合盗窃的基本犯罪构成，其次是具有扒窃行为的基本特点。按照刑法通论和法律实践，扒窃一般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空间特点，即扒窃行为需发生在公共场所，一般指车站、码头、机场、菜市场、公共交通工具上等开放性、人员密集、构成复杂的供社会成员自由活动的场所。二是对象特点，即扒窃行为的对象是受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
二、扒窃行为司法实践认定的难点
（一）扒窃是否需要携带凶器
一种观点认为：只有携带凶器扒窃才可以定罪处罚。其理由为用携带凶器来作为限制扒窃的条件符合刑法谦抑性的特性，携带凶器限制扒窃具有实质上的合理性，如果对没有携带凶器的所有扒窃执行严厉打击也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扒窃一般情况下比盗窃的社会危害性要小，如果扒窃一律入罪，如果一个十几块钱、几十块快钱的扒窃案件都要进入批捕、审查、审判程序进行处理，将是司法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尤其在案多人少长期矛盾的较发达地区。
一种观点认为：扒窃属于行为犯，只要实施了扒窃行为就构成犯罪。理由是按照语义解释的方式，扒窃与入户盗窃、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属于并列关系；而且实施扒窃行为人多数属于团伙作案、流窜作案、携带刀片等工具作案、作案方式隐蔽、被发现后容易出现威胁受害人行为、并通常在车站等场所扒窃出门在外群众的应急财物。社会上的相当多的群众遭遇过扒窃，对扒窃行为深恶痛绝，立法者通过论证考察，将人民群众要求严惩犯罪心声，上升到法律层面，对扒窃一律严惩也符合立法者的立法目的。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初期部分地区基层司法机关的指导思想。根据这种观点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趋向绝对性、一刀切的武断倾向，既存在无端扩大扒窃打击面的机械性理解，也存在对影响恶劣的扒窃行为惩罚的放纵，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笔者在语义解释的理解上，赞同第二种观点，但对实践中符合第二种观点的扒窃案件处理上，应结合刑法总则及刑法理论综合判断进行定罪处罚。就语义解释而言，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在是否需要携带凶器扒窃的争议就在于携带凶器是修饰盗窃一词，还是修饰盗窃和扒窃两个词语的。首先从字面表达看，上述的多次盗窃、如何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词语均是用短号隔开，一般意义上顿号意义表现出并列的关系，完全存在扒窃与携带凶器盗窃的其他三个词语属于并列存在的关系，扒窃不受携带凶器的限定。其次，从盗窃和扒窃的逻辑关系上理解。扒窃是一种特殊的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本身就包含了携带凶器扒窃的内容。条文已经将携带凶器盗窃作为独立盗窃类型列举出来，不会再重复并列规定携带凶器扒窃，就像多次盗窃中包含了多次扒窃一样，否则就违反了法不赘言的基本原则。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上述解释，扒窃被单独并列出来构成犯罪，没有数额、次数等限制，是否一定进入需要定罪处罚。笔者认为扒窃行为作为刑法分则的一个条文，需像其他分则条文一样受到刑法总则的指导、调整和限制。“在刑法分则没有规定罪量要素的犯罪.并不表示只要行为一经实施就一概构成犯罪”。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扒窃行为在实践案例中各个案件情节和事实千差万别，应综合考虑全案嫌疑人的主观恶性、扒窃动机、扒窃后被害人损失退赔、嫌疑人归案的认罪态度、扒窃手段等多种情节进行处理。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以来，基层司法机关经过最初的认识不一，执行标准不统一的争议之后，在新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出台之前，部分基层办案机关进行了先行探索，即通过召开公检法会议，达成共识，形成会议纪要进行指导。笔者认为在坚持扒窃单独入罪的原则下，对于初犯、偶犯、未成年、数额较小（约200元以下）、确因生活学习急需初次扒窃的、被胁迫、被教唆扒窃的情况，可以视为情节轻微，不认为犯罪。而对于扒窃行为中具有盗窃累犯、特殊受害群体、携带工具（比如镊子、刀片）扒窃、携带凶器扒窃、多人扒窃、受害人损失无法得到赔偿等情况应按照扒窃行为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如本文案例一应视为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而案例二、三、四均应以盗窃罪和审判。
（二）何为“随身携带的财物”
按照理论通说，扒窃对象为随时携带的财物，但对随身携带的财物范围的理解存在很大争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随身是带在身边或跟在身旁。随身的典型情况如穿在身上的衣服口袋里面的财物、挎在身上的包等与受害人紧密相连接触的物品。而放置受害人周边在受害人目光所及已脱离人身的物品，如吃饭时放置在椅子上的手机、公园里休息时暂放在旁边的手机、放置在公共汽车行李架上的行李等与受害人身体已经脱离接触的物品，如案例五中的情况，是否以扒窃定罪。一种观点认为，应从随身携带财物的实质和被害人的角度出发，应包括受害人目光所及的物品。笔者认为，应对随身携带的财物做限制解释，即仅把和受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物品视为随身财物。一是因为扒窃入罪，已对扒窃行为进行了最严厉的打击和制裁。二是因为扒窃行为不仅侵犯了受害人的财产，而且还致使受害人存在人身受到侵害的潜在的巨大危险，所以才对扒窃适用刑罚。而受害人人身受到潜在风险基本上在嫌疑人对受害人贴身物品扒窃时出现，如嫌疑人用刀片划开衣服口袋时将受害人身体割伤。这也是扒窃的危害性的本质所在。三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把已脱离受害人身体的物品，即使是在受害人周边目光所及的位置，也不视为扒窃。比如案例五，一般都视为普通盗窃，适用普通盗窃的犯罪构成。
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9篇
五十年来，在新中国的史学研究领域里，社会史研究曾经历了从冷落到恢复兴起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从这曲折的经历中，也可看到中国大陆史学界在摆脱“左”的禁锢，拓展研究层面、更新研究方法所取得的进步。
一
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是一种研究范式，大概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末，与法国年鉴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至少在30至40年代，曾一度辉煌，先后出现过不少颇具学术分量的著述，像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等。另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年版）和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也有大量篇幅涉及社会史的内容。此外，在30年代还先后出版过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集辑的《社会史料丛编》4册（北平研究院1935 年版）和瞿宣颖所编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3 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都对社会史研究起着促进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普遍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广大史学工作者盼望能在新的研究领域里有所树建，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诸如对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汉民族形成、中国近代史分期等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对于考察社会心态、人们生活方式等这些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课题，则相对显得冷落了。如果说，人们开初冷落社会史，是被讨论的热点所吸引，努力使史学研究靠近现实，那么政治上“左”的思潮的蔓延，使得人们害怕乃至不得不加以疏远了。尽管如此，在50到60年代初，仍有一些学者在有关婚姻、家庭、家族及其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像1950年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的董家遵：《中国收继婚之史的研究》，林乃?觯骸吨泄?糯?氲骱鸵?场??优氲骱鸵?晨粗泄?糯?纳??ⅰ∥幕??胶徒准渡?睢罚ā侗本笱аПā?957年第2期），马起：《婚姻和家庭在历史上的演变》（《东北人大学报》1956年第6期）， 陈直：《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 期）， 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文史》第3辑，1963年），武伯伦：《唐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3辑，1963 年），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等。另如吴晗在《灯下集》（三联书店1960 年版）和《学习集》（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里，也收录了有关中国古代习俗、服饰这样的短文。及至60年代中期以后，即使像上面列举的著述，在大陆也再难见到了。社会史研究处于一片荒漠。
二
中国大陆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是与打倒“”后，整个文化学术事业的复苏、发展同步出现的，但真正形成规模，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社会史研究的必要性，则从1986年10月召开第一次社会史研讨会开始的。那是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几个单位牵头，共同倡议举办的，主要就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这既是一种顺应学术潮流、对业经唤起研究热忱的学者们的支持和肯定，同时也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间，把社会史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此以后，《历史研究》等刊物、出版社纷纷组织稿子，推出作品。1992年9月，又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使学者们更有一个正规的定期讨论、互通信息的场所。总计这十多年来，虽然时间不长，可在社会史研究中，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大体归纳，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形成了一支队伍和一些研究点。根据近十年来每年发表的文章和历届参加社会史年会的成员进行统计，目前经常参与社会史研究的人数至少超过百人。此外，在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还规划了一批中长期研究课题和人数相对稳定的研究点或研究组室。
（二）学术活动空前活跃。自1986年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社会史讨论后，便以不同题目相继在南京、成都、沈阳、西安、重庆、苏州召开了第二至第七届年会，其中南京会议除继续探讨社会史理论问题外，还就中国古代的士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交换了看法，以后依次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农村”、“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区域社会比较”、“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历史所，也分别举办过以社会史为内容的学术会议。199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还共同发起以“传统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为题的海峡两岸学术讨论会。至于中小型学术活动更是不断：像1993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研讨会，1998年11月召开的“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研讨会。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等单位组成的“华南地域研究会”，则以研究华南地区为主，举办了多次含有社会史内容的学术讲座和学术讨论会。此外，由台湾财团法人馨园文教基金会出资赞助、开设在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彭炳进学术讲座”，业已进行了两个专题，共14讲，第一个题目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第二个是“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据主持该讲座的冯尔康教授言，他们选择题目的意向，就是为了提倡中国社会史研究，活跃学术空气。
（三）研究成果可观。有了队伍和良好的学术氛围，就必然要在成果上得到体现。很多出版社对组织出版社会史书籍给予热情的关注，竞相推出丛书、套书。像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中国风俗丛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社会史文库”，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社会史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社会史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江湖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古代生活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的“清代社会文化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承担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套书。据我的不完全统计，从80年代起到1998年的近20年中，共出版有关社会史书籍121 部（商务印书馆组织的通俗性“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和辽宁人民出版社的“清代社会文化丛书”未包括在内），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近20年来有关社会史著作分类统计表
理论和 婚姻 家庭
宗族和
社会结构
社会 社会
通论性
宗族制度 和阶级、阶层 生活 控制
6
8
4
14
18
37
1
社会
人口
社会
妇女
其他
问题
行为
心态
问题
16
7
1
3
6
以上是20年来出版的有关专著的大体分类。从统计看，数量最多的是社会生活史类，另外像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社会问题、宗族和宗族制度等，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反映了近年来的研究动向。
论文方面，我们根据《中国史研究动态》的有关报导，统计了1987年到1998年12年的数字，也作了些大体分类。见表2：
表2 1987—1998年历年论文分类统计表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分类
社会史理论
7
2
6
2
2
3
2
婚姻
6
9
10
10
7
8
8
家庭
6
4
2
5
8
4
3
宗族和宗族制度
9
6
15
6
8
7
2
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
4
5
15
14
19
18
15
社会生活
10
23
34
38
37
30
25
社会控制
-
2
9
7
4
3
2
社会问题
4
7
8
6
13
10
14
人口行为
2
3
2
3
4
7
6
社区
2
-
1
2
-
2
合计
50
61 102
93 103
90
79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历年小计
分类
社会史理论
3
2
2
2
3
36
婚姻
6
5
6
8
10
93
家庭
3
3
2
3
4
47
宗族和宗族制度
8
5
5
8
7
86
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
8
12
13
15
13
151
社会生活
29
20
21
24
23
314
社会控制
10
5
3
5
5
55
社会问题
8
10
6
8
9
103
人口行为
5
11
10
10
8
71
社区
-
7
4
3
2
24
合计
80
80
72
86
84
980
表2共计论文980篇，遗漏者尚有不少，不过基本面貌是反映出来了。从的年份看，1978、1988年偏少，1989年以后，每年都保持在七八十至八九十篇之间，最多时超过百篇。若按朝代加以分类， 除36篇属理论性探讨，35篇属通论性质，剩下909篇按代划分，列作表3：
表3 1987—1998年历年论文断代分类统计表
朝代
先秦
秦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篇数
91
114
132
122
所占比例(%)
10.01
12.54
14.52
13.42
朝代
宋辽金西夏
元
明
清
篇数
160
51
105
134
所占比例(%)
17.6
5.6
11.55
14.74
表3各断代中，明清两代与其所拥有的丰富资料和众多队伍，相对稍嫌薄弱，其他各朝均大体平衡。
在所发表的著述中，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龚书铎主编的8 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所展示出的更大意义在于如何把所设计的理论架构与史实相结合，将其容纳到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中，使社会史这一概念得到完整的体现，这是一种尝试，但很有价值。李泉等编著的《中国古代社会史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则属于为适应当前教学和普及需要的概论性作品。
在专题研究中，社会生活史的分量最大，其中最引起注意的，便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此套书目前已出版了夏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等5卷，各以资料系统、内容翔实见称。除此以外，由林剑鸣主编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黄正健《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朱瑞熙《宋代社会史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宋德金《金代社会生活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均就所涉及的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作了很好的考察，有的还超越了一般所指的社会生活史内容。宗族和宗族组织，也是社会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冯尔康、常建华《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都是从先秦乃至原始社会末期一直谈到宋明以后、或延续到近现代，由时间的跨度看，称得上是宗族通史。属于断代性研究的有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陈支平《近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通过这些著作看到，它们较之以往，不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各有前进，更可喜的是不同程度地触及某些新的课题，如宗族的社会功能、家庭和宗族的关系，以及从法的视角，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研究宗族组织。另外还注意到宗族组织的地区特色和不同的时代特点。
关于婚姻和家庭史，从已发表的论著看，婚姻史的比重明显大于家庭史。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出版于1990年，1994年再次重印，内容涉及婚姻礼仪以及各种婚姻形式，包含的时代上起周秦，下迄明清，全书约54万字，称得上是洋洋巨著。简史性著作有孙晓《中国婚姻小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出版社1987年版）和张树栋、李秀领《中国婚姻家庭嬗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玉波的《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是就家长制家庭这一社会历史现象入手，论述了家长制家庭早期形态的社会功能、家长制家庭的类型形式，以及封建礼制在中国文明步途中演进的轨迹。在婚姻史中，还有像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和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断代性著作。
人口史研究也是近几十年来人们所热情关注的，但多数著述谈的是人口数量的增减和关于人口迁移等内容，触及人口行为和人口环境的还不是很多。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有“人口结构”一篇，此外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叙述了人口城市化、人口性别、年龄、职业、素质和婚姻家庭构成。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则讨论了台湾移民社会特点、发展模式以及人口结构。王跃生《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是从国家政策的角度谈我国的人口发展变化，其中牵涉到政策与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关系。
社会结构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在总结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家庭、宗族、职业、民族、社区等内容，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作了有益的分析。在有关社会结构研究中，社会各阶层或某些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地位和动向，也是人们探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成果如刘泽华主编的《士人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现已出版了先秦和秦汉魏晋南北朝两卷）、葛承雍《中国古代等级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原是他旅居美国时的英文著作，1991年由李荣昌译成汉文，在国内出版。该书最大特点，就是用计量的方法，对绅士的构成人数、经济状况等，各用图表加以说明，使分析更加中肯有力。在有关明清时期的绅士研究中，198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还重印了吴晗、费孝通等的《皇权和绅权》。其他如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的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都是着重考察晚清社会转型之际，绅士或绅商们为适应变化所出现的新情况。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是讨论有清一代四川省社会结构变化的力作。除此以外，彭卫的《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董英哲《科技与古代社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王子今《交通与古代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都是试图用社会史的研究角度，从某一个侧面所作的探索，其中有的是以往传统史学所不屑触及的。在有关社会问题中，牵涉秘密结社一类的著述不少，不过因此类作品已有不少人作过介绍，这就从略了。
在以上的举例简介中，都没有提到论文，原因是即使是专著，也有精品遗漏，更不要说数量庞大的论文了。事实上，某些论文就质量而言，并不亚于宏篇巨著，只是在有限的篇幅中，实在难以周全，权衡之下，只好略而弗及了。
（四）田野调查和口述史方面的新尝试。田野调查本来属于人类学的工作范畴，社会学则称社会调查，另外在民族学、民俗学中也不断采用，虽然它各有各的学术规范。史学工作者注重田野调查，不仅是因为它能使研究者得到除文献资料以外许多活的（如口述回忆、祭拜仪式等）和死的（如碑刻、建筑遗存等）见证，更可贵的是通过调查访问，使本来属于过去的东西，生动地再现在大家面前，增加了活的生活体验。
关于田野调查，我国在50年代以及后来的70年代都有人做过，如武训、宋景诗历史调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史实调查，后来为配合批孔、批《水浒》，也有过一系列调查。但由于当时主要是为了配合某种政治活动，或片面强调阶级观点，以致今天看来，多数成果很难说具有科学价值，有的甚至流为笑柄。在社会史研究中，有许多课题因文献资料不足或记载不详，常常需要求助于田野调查，如秘密结社方式、宗族组织、两姓械斗、民间会社和民间信仰等。还有像牵涉家庭内部的生育、溺婴、夫妻和婆媳关系，通过查访也能得到新的内容。
自80年代起，我国社会史工作者对开展田野调查给予极大的关注，先后有不少人投身其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像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等与香港大学同仁合作，开展对珠江三角洲暨华南地区有关家族、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的调查；厦门大学杨国桢、陈支平、郑振满等与美国及台湾学者合作，就闽南家庭组织和乡村社会所进行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对华北庙会的研究。另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钱杭、谢维扬、江西师大梁洪生等，都各有田野调查的经历和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组建社会史研究室后，也开展了一些田野调查，1996年，该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及云南大学民族所在昆明成立了“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社会研究云南工作站”，深入滇西一带，就当地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作了一系列集体座谈和家庭访谈。随后，郭松义和定宜庄以清代辽东移民为题，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察。为了使调查能取得效果，他们于出访前先进行文献资料准备，又参考国外学者有关田野调查问卷详目和厦门大学闽南农村调查时的问卷，设计了辽东民间调查问卷。从1998年起，他们曾多次深入城镇农村，走访了盖州、海城、营口、法库、铁岭、开原等6个县市、数十个乡镇和村庄，访谈人数超过200人。到过次数最多的是盖州市，共18个乡镇和30多个村子。通过实地调查，不但证实和丰富了文献记载，许多地方还有新的发现，其中包括新的文字资料，如藏于各家的家谱、谱单，散落于山间、村头的碑刻等，可说每次有心得，每次有新的实物收获。
至于把口述历史记录下来，构成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在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存在的。我国上古史中有关炎黄尧舜和大禹的传说，就是通过一代代口述传承记录下来的，著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也是一部口述史。直到现代，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通过祖辈的口述或用唱歌的方式，保存、延续着他们的历史，而现代化录音手段的出现，使得口述更能得到完整无误的记录和科学的验证。在口述史方面，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称得上是在社会史领域用口述来互证史实的最新成果。据著者自称：她作此书的目的是想通过采访，了解这些旗人妇女对自己出身的民族是否具有、具有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满族妇女的生活、婚姻、生育与族际通婚情况；辛亥革命后她们的家庭变迁和生活经历。口述在提供诸如满族的民族意识、以往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等很多方面充实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还有如身为满族，祖辈以来却从不是旗人，这也是在文献资料中难以知晓的。
三
中国大陆社会史的复兴，固然与国内的政治变革，以及世界的学术走向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它适应了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进来。
（一）扩大了研究视野。中国的社会史研究由于长期受到禁闭，很多人已对它感到陌生，特别到了6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说的是阶级斗争，写的也是阶级斗争史，把本来是丰富多采的历史研究空间，变得越来越窄，思路越来越僵化。所以当社会史的概念被重新提出，它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再次亮相，人们的眼睛似乎突然一亮，好像在学术的殿堂里又打开一扇门，把过去遭到唾弃、被忽视的宝藏，一下子展现在大家的眼前，原来周围有如此众多的题目等待去发掘研究。在这里，关乎一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重大问题，固然需要我们用新角度再作审视；还有许多看来是琐屑细小、却与百姓的生活、生存环境汲汲相连的饮食、服饰、住房、交通、文娱，以及婚丧节令、人际交流、心态感情等，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总而言之，社会史扩大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同时唤起了人们的研究热情。
（二）透过历史，关注现实。现在我们鄙弃影射史学，反对用历史简单的比附现实。但了解或研究过去，总不是只为研究而研究。事实上，以往和今天，传统和现实，都是互相连通的。很多社会史研究者强调自下而上的看待历史，突出以人为基本剖析对象，就所及内容和选择的题目，总的说来较之过去强调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等等，似乎更贴近于大众，更能赢得人们的心声，而我国目前面临的转型时期所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在追根溯源之后，常常会发现，很多方面与历史上的相关问题有所牵连。比如近年来各地相继破获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与各色会道门组织，有不少就是以往地下会社的沉渣泛起，或有着某种思想传承关系；又比如有的地方家族势力的兴起，也可以隐约地从历史上家族组织见到这样那样的干连。至于婚丧嫁娶等生活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更会引发人们对往昔的回想，考究一下是什么样水土与社会条件，才萌发、滋养了如许这般风尚，而这些风尚的因革相沿、代代传承中，究竟哪些是属于应该抛弃的敝俗，哪些则应加以继承发扬，这都需要研究者作出解释。当然，社会史的内容并不限于这一些，但是这种接近生活的研究，无疑缩短了研究者和普通大众的距离，使史学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了解。
（三）多学科相互渗透。在当前的学术趋向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所谓学科渗透，在某种意义上即研究方法的渗透。社会史因其所选择的不少题目需要兼晓当代许多学科知识，反映在吸收借鉴上更显出其急切性。比如研究婚姻家庭史，在划分婚姻形态、考察家庭结构中，必须求助于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成果和方法；要分析结婚率、离婚率，以及初婚年龄、夫妻年龄差等等，无疑得从人口统计学中得到启示。此外，婚姻家庭史还牵涉到人类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学科，甚至还与法学和医学等学科有关。没有现代环保卫生方面的常识，便很难做好历史上的环境、疾疫和死亡一类的题目。现在有的学者准备做我国历史上灾害及其防止这样的题目，其价值自不待言，然而要做好它，光靠传统的史学知识和方法，显然是不够了，必须注意吸取有关自然科学知识，如地理学、气象学、地震学，以及水文和预防医学等知识，使成果更具现代感，更方便人们的应用。
前述1993年初，我们在北京开过一个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的小型讨论会，为了更好地了解婚姻、生育、死亡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特别邀请了人口学、地理学、民族学和医学专家与会，在相互交流中，大家均觉得益匪浅。会后集辑出版了一个论文集，从得到的反应表明，学者们对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后来1998年，我们召开婚姻、家庭和人口行为的研讨会，又请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人口学的专家，除了围绕专题发言外，还专门就各学科方法和相互借鉴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有的学者说，目前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这种或那种系本学科所专有，问题是如何借鉴各学科所长，更好地作好自己的研究。我想，这位先生的话，并不是要抹煞每个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传统的史学是通过对史料的搜集、考订、排比来说明需要说明的问题。这个基本功也是每个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但是目前，比如我们提到过的一些社会史课题，只靠这个基本功确实显得不够了。从这一点来看，那位先生所表达的意见，多少反映了今天和今后学术研究的动向。
至于社会史研究中将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引入史学领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史学的一种更新和补充，同时增加了社会史研究的魅力。很多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钟情于社会史，除了因为它所触及的范围、可供选择的课题广阔，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更能摆脱传统，迎接挑战，这也是一种巨大的吸引。
四
社会史研究尽管成绩斐然，前途广阔，但在一片叫好的迅猛发展中，确实也暴露出某些不足之处。
首先，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必须继续开展对社会史理论的钻研，把理论探索和具体研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人们围绕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方法、学科性质、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还翻译介绍了若干西方社会史理论著述。应该说，这些讨论和介绍，对加深认识社会史，动员人们参与社会史课题的研究，起着十分有益的作用。当然，讨论中也存在分歧的看法，甚至截然相对立。从学术的发展角度看，只要有讨论，便会有分歧，而且永远会有，但总的说来，理论讨论仍显不够，特别是缺乏层层深入，或在理论指导下就具体课题作某种示范性研究。比如我们说社会史与以往政治史不同的是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怎样或如何才算自下而上的研究；再比如有的学者提出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怎样把这种范式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研究中，这都有待于探索。
由于社会史复兴后理论积累的欠缺，而有的作者又满足于对某种表象的认识，认为只要题目与之有关，就属于社会史，以致很多研究陷于就具体事件的琐碎考订和欣赏性描述，对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样社会造成这样的，它对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社会影响，则回答不够。诚然，我们不是说凡事都要就此作出答复，但总不能以琐屑替代整体。有人曾讥讽社会史是个大杂物筐，说只要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几大板块包括不了的，什么婆婆妈妈的事，都可以归在这个筐里。显然这是一种误解，可是否也说明了，这与社会史建设中，对其整体理论架构讨论不深，有人对此理解不够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应重视对新史料的开发和新研究方法的采用。社会史是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为史学，就离不开最基本的研究手段——史料。我们说开发新史料，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改变审视角度，把过去熟悉的旧史料再作一次新的探求。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学者，习惯于从传统题目、传统思维去爬梳、勾勒史料，对可供社会史研究的史料，常常因注意不够而被忽略弃置了。比如在我看到的某些婚姻史论著，还是那些以往熟悉的传统题目，使用的也多是似曾相识、反复使用的老史料，是用熟悉的史料写传统题目，这就有一个重新探求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曾询问过不止一个学者：如果改变审视角度，是否还能从熟悉的旧史料中发掘出新东西来？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肯定的。说明即使在传统惯见的史料中，也还大有用武之地。再就是开发新史料，包括通过田野和口述采访所获取的信息。另外像数量庞大的明清档案文书、宝卷唱本，以及不断出土的考古文物等等，仍有很多是我们没有接触或接触不多的好资料。在社会史的资料探求中犹如一片广阔的田野，尚存许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需要不懈地去开发耕耘。
说到讲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虽然不止限于社会史，但社会史无疑更有需要。当然难度是有的，比如不少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有的平时又缺少与相关学科的学术沟通，对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了解不多，特别是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更感到生疏，这就限制了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另外还牵涉到经费问题，如走出书斋做田野，没有必要的财力支持是不行的，可目前的科研预算一般偏紧，这也要我们去努力争取。
最后是加强钻研，注意浮泛，避免低水平的重复。这些年来，社会史研究成果，无论是专著或是论文，数量可谓不少，但若排比考察，就会发现进展很不平衡，某些题目做的人多，比较集中，且有重复，有的则显得冷落，甚至还有空缺。出现这情况的客观原因，在相当程度上与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有关。如有的课题原本已有较多的讨论，具备一定基础，所以能很快形成热点。仍以婚姻史为例，目前成果除谈婚礼、婚仪外，相当一部分热衷于讨论上层社会的婚姻行为，如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婚姻，清代的皇族通婚等，还有不少是老题目。一般说来，热点问题往往反映这个时期有关研究中的突出点，容易激发人们的兴趣，可无论如何，婚姻史包括了许多方面。如果说在开头，讨论热点可对研究起启动作用，接下来便应一层一层向外扩展，包括老题目的新做法，以此填补缺门，寻找新的热点，使人们不断有新鲜感，从而把研究引向更深更广。再有一种情况是原来的基础并不太好，却因一时社会需要，被出版、舆论界看好，纷纷约稿推出，使冷很快变热。这本来也是一件促进研究的好事情，但由于它们多先天不足，加上炒作因素，命题赶时索稿，粗糙乃至内容上相互碰撞，便难以避免了。
上面说的只是两种现象，很难说是某个研究者的责任，但问题是存在的，也的确值得重视。学术研究有它自身的规律，其中的基点便是消除浮泛，踏实钻研，这对复兴不久的社会史似乎尤为重要。
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乐记》；思想渊源；理论内核；比较研究；价值探讨
《乐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音乐美学思想的重要理论专著，它以广泛的内容、丰富的蕴涵成为历代文人学者不断研习的“经典文献”。改革开放30多年来，相关成果集中体现在：一是出版《乐记》研究专著①。二是相关研究论著②以及音乐美学著作③中都有《乐记》的记载和论述；三是论文的发表。据统计，代表性论文有317篇（其中期刊论文303篇，硕士论文13篇，博士论文1篇）。四是专题研讨会的召开。如1985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乐记》、《声无哀乐论》专题学术研讨会等。概览30多年来的相关成果，其内容集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书年代及作者的争论
主要观点表现在：（一）认为《乐记》是春秋战国之际公孙尼子所作，此说最早源自1943年郭沫若发表的《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周柱铨《成书年代、作者及评价问题》（人民音乐，1980年 07期）及其《关于的作者问题》（北方音乐，1981年01期）、周来祥《论的美学思想》（人民音乐，1984年 01期）、吕骥《关于公孙尼子和作者考》（中国音乐学，1988年 03期）、陈野《从文献比较中看的撰作年代》（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03期）及其《撰作年代再辨析》（浙江学刊，1987年03期）等都相继赞同郭沫若的说法。（二）认为《乐记》是汉武帝时代的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以毛苌为代表的一批儒生所作。此说由蔡仲德首创，他于1980 年发表《作者问题辨证》，提出“《乐记》由公孙尼子所作”的说法不能成立。并于1985年4月发表《再辨证（三题）》指出《汉书・艺文志》乐类所列“《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都是《乐记》的不同传本，均经刘向校阅，刘德所作。再次肯定自身的观点。此说得到修海林、成祖明等人的支持。修海林明确说到：“笔者赞同《乐记》成书于西汉的观点，采用其编著者为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以毛生为代表的一批儒生。”[1]成祖明也明确表示：“‘河间献王好儒，与毛苌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是可信的。”[2]（三）认为《乐记》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其成书可能在汉初，而其基本思想、理论体系，以至主要章节，可能在战国末年即已形成。此说以蒋孔阳为代表。此后，刘跃进、孙少华《的版本材料与成书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04期）、赵德波《再论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7年02期）、谭德兴《论的成书及其材料的时代特征》（贵州大学学报，2008年 06期）、姚春鹏、姚丹《从郭店楚简再论成书年代》（孔子研究，2011年04期）、杨合林《从书写方式推测《史记・乐书》的来源――兼说《乐记》成书的时代》（湖南大学学报， 2011年04期）等都是将孔阳观点的支持者。
此外，李昌铭《对于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的质疑》（南昌高专学报，2001年04期）、刘心明《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01期）、薛永武《从先秦古籍通例谈《乐记》的作者》（文学遗产，2005年06期）、孙星群《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力证――以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为据》（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03期），李广赞、闫冲《成书题外辨》（乐府新声，2009年03期），肖磊《作者问题新论》（中南大学学报，2010年05期），张小苹《非作于西汉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04期）等都对《乐记》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进行了多视角的论证。
上列事实，诚如修海林所言：“关于《乐记》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历来是一个繁难多绪、众说纷纭的问题。即使从事《乐记》的研究者，也少有能通究其中之理的。” [3]
二、思想渊源与流变的考证
《乐记》思想来源与流变的考证也是新时期研究的热点之一，代表成果如吕骥《试论的理论逻辑及其哲学思想基础》（音乐研究，1991年02期），李平《与》（周易研究，1995年02期），赵玉卿《“三本说”辨――与阴法鲁先生商榷》（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01期），蔡仲德《的唯心论实质难以否定――答李业道先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01期），赵东栓《的哲学体系与的文艺理论体系》（孔子研究，2002年02期），聂振斌《“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艺术哲学思想》（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05期），陈芸《对音乐美学辩证思想的探讨》（黄钟，2004年 S1期），郝明朝《非考》（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03期），杨隽《与孔子的“兴观群怨”》（北方论丛，2005年06期），李小成《文中子的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02期），张玉春、王《原始思维・诗性智慧――史前巫俗文化在中的遗痕》（孔子研究，2008年05期），石磊《从看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礼乐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08期），王《研究论稿》（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03期），薛永武《动力定型的理论来源及其美学阐释》（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03期）等。其观点也有三种倾向：（一）是认为其思想体系来源于荀子《乐论》。如洪永稳在《论对的继承与发展》（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06期）中明确持有这种观点。（二）是认为其思想直接源于孔子。如郭竞芳说：“从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发展过程看，《礼记・乐记》与《荀子・乐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乐记》也确实将《乐论》的内容都吸纳进去。但是，这方面的重要性也许并不是《乐记》的精髓所在。《乐记》之所以有它独特的价值，并成为中国古代正统艺术理论的奠基，更重要的是它为乐在人的内心之中找到了根基，并进而将这根基与广大的宇宙万物发生联系，形成一个壮阔华美的体系。而在这其中，关于人的性情的讨论，也就是对于乐在人心中的基础的讨论，恐怕是荀子的‘性恶论’所不能囊括的。在这方面，与其说《乐记》是承继了荀子， 倒不如说是承继了孔子更为恰当”[4]。（三）则认为其思想体系是在继承先秦思想之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成。如张小苹《从看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05期），高新华《篇次、流传考》（中国音乐学，2011年03期），翟坤《古文献渊源考略》（兰台世界，2011年16期）等均持有类似观点。
三、理论内核研究的侧重点
《乐记》中蕴含丰富的思想内涵，这是不真的事实。纵观所获，其研究的视角又表现为四个侧重：
（一）是侧重音乐美学视角。从这个角度看，《乐记》中包含音乐本源论、音乐与情感，音乐与社会的关系，音乐的美与审美等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代表性观点在前文所述著作中都有论述，发表的论文也多有涉猎。如刘楚材《“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国音乐，1981年01期），佘树声《“乐记”音乐美学思想初探》（人民音乐，1984年01期），周来祥《论的美学思想》（人民音乐，1984年01期），姜开翔《美学思想初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04期），王琴《美学范畴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01年），石蔚《音乐美学思想探析》（管子学刊，2002年01期），李成《试论的美学思想》（焦作大学学报，2004年02期），陈彤《音乐审美关系构建过程的分析――兼论中的音乐美学思想》（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02期），董凌凡《浅谈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之》（戏文，2006年05期），易薇《论的音乐美学》（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杨婷《中的音乐美学思想探究》（平原大学学报，2007年03期），付秋虹《论的音乐美学特征》（大众文艺（理论），2009年21期），王吉凤《美学思想研究》（青岛大学，2011年），张沙沙《音乐美学思想探究》（学周刊，2012年26期）等从不同的方面对《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进行研究和探索。
（二）是侧重心理学角度。此种研究视角始于1981年。中国心理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及建会60周年学术会议（全国第四届心理学学术会议）文摘选集（上），刘兆吉发表了《“乐记”中有关心理学思想初探》拉开了《乐记》心理学研究的序幕。接着他又连续发表类似的《中的心理学思想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01期）以及《中心理学思想研究》（心理学探新，1982年03期）两篇文章。陈丹也指出：“《乐记》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它所蕴含的音乐思想，远远超出了一家一派的观点。《乐记》中一些优秀的音乐思想，具有重要的心理学意义。通过对《乐记》的研究，可以窥到：第一，我国在二千年以前就认识到音乐的产生和人的心理活动的因果关系。音乐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是人类在与自然环境、社会生活的复杂互动中的意识产品，表现了人心理活动的一定内容。第二，音乐与人的情感密切联系，情感是音乐的动力性特征。不仅反映在音乐的产生中受感情因素的制约，也反映在音乐对人的影响方面，主要是它对人的情感的诱发或激活。第三，音乐是重要的社会影响源，它影响和调节人的心理活动，对人的个性形成――特别是品德方面具有深刻的义。第四，《乐记》中的音乐心理学思想借鉴在当代的音乐发展上，对其创作和表演具有一定的价值。“音乐的意义是它的社会性情感的交流，使广大群众既得到美的享受又受到社会理想的熏陶。”[5]此外，张静、周世斌的《管窥中的音乐心理学思想》（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02期）论述了《乐记》中音乐与人的心理关系、音乐欣赏及音乐表演的心理等问题。
（三）是侧重教育学视角。如韩钟文在《审美教育思想研究》（上饶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01期）中指出《乐记》中的审美教育思想明显带有儒家乐教思想的烙印。作者从“乐”的含义出发，考察审美主体、客体之关系，揭示出审美教育的过程性。罗成龙、李建求在《的音乐教育思想述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03期）中指出音乐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道德教育、音乐知识教育、情感教育。同样强调《乐记》中教育思想的文论还有：刘顺利《在“动”与“静”的对立中施行情感教育――〈乐记〉文艺思想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04期），徐文武《音乐教育思想的历史特征》（音乐研究，2003年02期）及其《论音乐教育的作用》（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3期），刘丽君《试论之“乐教”思想》（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轩小杨《的情感乐教论》（乐府新声，2008年03期），李秀华《中音乐教育思想的情感观》（民营科技，2012年05期）等。
（四）是侧重文艺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角度。如果说卓支中《美学思想浅探――兼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民族特点》（暨南学报，1987年02期）是从文艺学角度阐释的代表，李业道《的社会学和音乐学》（人民音乐，1995年10期）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的典型，那么周艳《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从看乐与政的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S2期）就是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的最好例证。与此同类的文章还有张群、龚元秀《中的文艺思想》（学术交流，2003年08期），李盛龙《人性论思想浅议》（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10期），张学智《王夫之对礼乐的理学疏解――以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05年04期），李旭《和谐中的自由――从和引发的政治哲学思考》（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第十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张恩普《文学批评思想探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01期），薛永武《大乐与天地同和――论天人相谐的和合神髓》（理论学刊，2006年01期），刘冰《音乐哲学思想论要》（山东大学，2008年）、林合华《的人性论之再反思》（船山学刊，2008年01期），刘文剑《的伦理思想探析》（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刘进《审美情感论的哲学解读》（船山学刊，2010年03期），吾淳《以治道为目的的音乐观》（中国哲学史，2011年04期）以及赖萱萱《“乐”的道德象征意义――“乐以象德”观的伦理思考》（西南大学学报，2011年05期）等。
四、比较研究与价值探讨
在比较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如：陈孝信、胡健《与的比较研究――兼论中西艺术的美学性格》（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02期），王乙、李明生《从认识论的特质看与的审美逻辑模式》（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02期），王福雅《与音乐美学的比较》（求索，1997年06期），明言《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两极──、哲学美学思想概观》（新余高专学报，2000年03期），钟昱《试比较与的音乐观》（音乐探索，2003年01期），王珊《音乐哲学的基本理念及其相关比较研究》（西北民族大学，2005年），贺桂兰《与美育思想之比较》（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3期），朱洁琼《、比较研究》（宿州学院学报，2006年03期），宋克宾《与音乐发生观的比较――儒家与道家对音乐发生的逻辑认识及其理论价值》（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04期），龙昭宝、欧俊娇《侗族“乐治”实践分析――兼与《乐记》比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03期）等。从这些比较的结果可知，不仅和国外的《诗学》、《理想国》、而且与国内的《乐论》、《声无哀乐论》等进行了多视角的比较研究，其开阔的视野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相关《乐记》价值的研究同样也呈现出多元的视角，如：徐宗文《试论及两汉音乐理论的历史地位》（江苏大学学报，1985年01期）以及吕骥《探索的理论价值（上）》（音乐研究，1988年01期）和吕骥《探索的理论价值（下）》（音乐研究，1988年02期）等就着重探讨《乐记》的理论价值。余进江的学位论文《心性论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张贵英的《天人之学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0年），尹相鸽《中国传统乐论的伦理价值――以为基础》（学理论，2011年27期）等探讨《乐记》的伦理价值，吾淳《以治道为目的的音乐观》探讨了其社会、政治价值。
结 语
呈上所述，30多年来，《乐记》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称道的，获得的经验更值得我们去总结。为此，我们获得如是结论：
首先，关于《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思想来源及其流变的考察，尽管有争论、有分歧，但他们对学术执着的求索精神，解决问题的科学严谨态度却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第二，相关《乐记》理论内核研究的视角，凸显的开阔视野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但也能从大多数《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研究的论文中看到照搬他人观点、缺乏价值的倾向。比较而言，研究视角在不同层面体现出不平衡性。
第三，《乐记》理论用于实践的研究仍处于弱势。相关《乐记》的比较研究与价值探讨，如果能将范围放得更大，目光看的更远些，受益是必定的。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努力地扩大《乐记》比较范围、扩大其影响力不仅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综上所言，面对《乐记》这部常说常新的“经典文献”，前人的探索尽管存在些许不足，但却为我们推进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向导。我们坚信，未来的《乐记》研究定会有新的收益。
注释：
①如1983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编印的《论辩》、1993年新华出版社出版吕骥的《理论探新》、1997年中国美术出版社出版蔡仲德的《注译与研究》、同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孙星群的《音乐美学之始祖与》、2010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吴苏林的《的教育智慧》以及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薛永武的《研究》等。
②如1981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83年又出版有吴钊、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于民的《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1999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等。
③如1999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修海林、罗小平的《音乐美学通论》、2002年又出版有张前等的《音乐美学教程》、2003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蔡仲德的《中国音乐美学史》等。
【参考文献】
[1]修海林.《乐记》音乐美学思想试析[J].音乐研究，1986（02）.
[2]成祖明.从版本流传和文本重建论《乐记》的成书[J].黄钟，2012（01）.
[3]修海林.吕骥新作《乐记》理论探新讨论述评[J].人民音乐，1994（07）.
[4]郭竞芳.论《乐记》思想及其渊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