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2 15:45:15
中国的建筑雕塑的大发展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源于印度,传人我国后以迅雷之势蔓延开来,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后扎下根。佛教的兴盛推动了佛教建筑的修建,而佛教建筑是离不开雕塑的,客观上推动了建筑雕塑的繁荣。自此之后的中国古代建筑就与雕塑结下不解之缘,雕塑成为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对建筑雕塑的影响是很大的,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儒家的社会等级思想,这种思想影响在建筑领域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运篇》);“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礼记•礼器》)[2]。这说明私人所拥有的一切物品,必须与其身份地位相吻合,不能逾越。建筑的大小、形制,建筑装饰的华丽程度,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繁复程度都要与主人的身份相一致,建筑也成为维护伦理纲常、礼乐秩序的工具。二是中国传统认知重文学艺术轻科技工学,建筑恰恰不幸的处于工学技艺的范畴,建筑人员在古代只能被称作“匠”,建筑也充其量就是手艺活儿,这些导致了我国古代的建筑发展和传承一直处于师傅传徒弟的状态,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知识阶层的充分介入,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一门学科。师徒式的代代相传,往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徒弟要秉承师傅的教诲,守“祖训”,势必不能跨越祖宗定下的规矩。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国传统建筑并没产生质的飞越,无论是建筑材质、建筑形制,还是建造技术都没有新的突破,理论上的建树更是乏善可陈,仅有的几部建筑方面的著作,也只是对现有成果的归纳总结,更多得是为了发挥规范作用。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建筑雕塑的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不乏繁复精美、巧夺天工之作。
二、中西方建筑雕塑表现形式之比较
(一)建筑雕塑的载体和部位
西方建筑普遍是砖石结构,石材是其建造建筑物的主要材质。因石材具有稳定性佳、耐腐蚀风化及抗灾害性良好的特性,因此西方至今仍留存于世的古代伟大建筑较多。建筑雕塑依附于石材之上,以石雕为主。早期希腊建筑以柱子作为建筑的承重构件,在这些柱子的柱头或柱身的下半部往往会有雕刻纹样存在,有的甚至整根柱子就是一尊完整的人物雕塑。建筑山墙的尖端会有纯装饰性的雕塑出现,山花及檐部都有大量雕刻。罗马时期柱子沦为装饰,不再作为建筑的结构构件使用。中世纪的欧洲,主要建筑成就集中在教堂的建设上。12世纪以后,西欧的城市教堂以哥特式为代表,更强调世俗美和感性美,教堂的内部由垂直支柱构成框架结构,冷峻精瘦,支柱之间是大面积的窗子,这种内部结构形式使得其内部几乎没有墙壁,雕刻之类的建筑装饰没有了依附。但教堂的外部却布满装饰,比如教堂的大门四周,主体建筑的外立面。巴黎圣母院的西立面上就雕刻着彩色雕像,龛、小尖塔、华盖上往往也会布满雕刻,使建筑的天际线拥有跳跃的层次性,增强了教堂的庄严、静穆之感。西方建筑雕塑的巅峰是巴洛克建筑,巴洛克建筑是一种炫富情绪的释放,它打破传统建筑的设计思维,更注重标新立异,故而装饰布满建筑内外,大量使用雕刻和壁画,华丽璀璨。许多天顶画和壁画采用浮雕技法,使雕塑、绘画与建筑浑然一体。中国古代建筑多以木构架为主,墙体多为土质烧制,这与中国古代的阴阳理论有关。古代风水理论认为“,木”属阳性,宜于活人住所建筑,而石材乃无生命之物,一般用于陵墓等阴宅的修建。古代建筑雕塑以木雕为主,同时还有彩绘、漆饰等。西周时期出现了板瓦和筒瓦,东周时已有附有雕刻纹样的瓦当出现。我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多样,两屋面相交而成屋脊,两条脊或三条脊相交必然产生一个集中的结点,对这个结点往往进行美化处理,雕刻成动植物或几何样式,称之为宝顶或吻兽[3]。整个木构架体系的划分细致,分为梁、柱、枋、檩、椽等,这些构件几乎都是肉眼可以看到,暴露在外的,因此也是进行装饰的首选之处。往往根据部位和形态的不同加工成动物造型、植物造型等不同形象。古代建筑的门窗也是进行雕刻的主要部位:大门上有成排的门钉,中央会有一对兽首口衔门环;窗子上多用纸糊的,窗格较为密集,这密集的窗格上大都布满雕刻纹样。古代建筑往往有高高的基座,台基上建有围栏,围栏通常雕刻纹饰;望柱的柱头和望柱下的排水口多被雕刻成动物形象,使整个基座高台看起来庄严富丽。
(二)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形式手法
中西方建筑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雕刻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基本超不出植物、动物、人物这三大类。其中人物又分为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以及与表现人物所关联的历史事件或神话传说。雕刻手法基本都是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几大类,少数建筑上存在线刻手法。西方古典建筑物上的雕塑多为古代神话。以帕提农神庙为例,该神庙是希腊神庙中最负盛名的一座,作为雅典卫城建筑群的中心建筑物,它的雕刻和装饰也是最杰出的,山墙的最上部有金色的雕塑装饰物,东山花上是雅典娜诞生故事的群雕,西山花上是海神波塞顿和雅典娜争夺对雅典的保护权故事的群雕[4],这两面的雕刻恰当地被安排在三角形的外框内,自然贴切。檐部的陇间板上也雕刻了一幅幅画卷,表现的仍是希腊神话内容。这些雕刻采用的是高浮雕和圆雕,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圣经故事也是雕塑的重要内容,大大小小的宗教建筑之上分布着圣母、圣子、圣徒雕像,《新约》也是其雕刻的重要题材。早期的我国古代建筑雕塑最初仅具有本民族图腾崇拜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雕塑越发丰富起来,其功能也更加多样化。皇家宫殿多雕塑龙、凤、兽、狮子之类,还创造出来并赋予某种美好寓意的动物,如鸱吻,原型类似海中鲸鱼,用作房屋顶部正脊两端,有防火的寓意;普通百姓府邸较多选择表祥瑞的雕塑题材,如荷花、鱼、福禄寿喜等;文人雅士的住宅则较多雕刻梅兰竹菊之类品节高尚、卓尔不群的植物形象,用以托物言志;寺庙佛窟之类的宗教建筑雕刻的往往是各种佛像或佛祖故事之类的神话传说;太庙祠庙类的坛庙建筑内多会刻画一些先贤圣哲故事,突出人伦教化功能。建筑雕塑依附于建筑而生,是建筑精神的展示,也是民族文化的演绎与传递。在中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中西方建筑雕塑,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了解中西文化,使传统得以传承。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遵循自然式的设计原则,在园林建筑的分布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园林建筑在园林中的分布遵循着这一原则,一般根据实际的园林景观进行变化,建筑的功能和类型也根据园林景观整体的布局进行选择,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西方园林建筑的分布,遵循对比的原则。园林建筑一般处于园林景观的中线或者视线的节点上,园林建筑之间相对独立,园林建筑与园林其他景观之间也处于独立的状态。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同时具有美学功能和使用功能两个功能,具体的体现在美学功能、使用功能、生态功能和空间的组织功能四个方面。园林建筑本身的造型和设计发挥其美学功能,其居住、休息、宴会等作用是园林建筑使用功能的发挥。此外,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还可以起到对园林的空间进行分割、组合的作用,如墙在园林建筑中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园林的空间感。西方古典园林的园林建筑,除亭、桥等具有使用功能外,其他的园林建筑一般不具有使用功能,仅仅是作为人工景观对园林起到点缀作用,美学意义大于实用功能。在空间上,西方建筑不具有分割、组合空间的作用,在园林景观中独立的存在。
东西方园林建筑之间存在差异性的首要原因,就是东西方历史文化氛围的不同,即文化观念的不同直接导致的对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不同。中国文化追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状态。在园林设计中较多采用曲线设计来反应自然景观的不规则性变化,以曲线为美,园林建筑的设计包含了中国人对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最高追求。在西方,西方文化追求人改变自然的观念,在园林的设计中多采用直线的设计,以直线代表着人的意志,对自然景观进行征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中以对称、直线和几何图形为美。
西方园林建筑起源于古罗马建筑,建筑材料的选择以石头为主。中国园林建筑受到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木式建筑的影响,园林建筑以土木为主。西方建筑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园林建筑上也是这样。以罗马万神庙最为代表的拱式建筑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以石料砌筑,墙壁较厚,窗洞较小是其建筑因材料带来的特点。西方园林建筑强调体积美感,建筑的尺寸和重量等以追求宗教氛围的营造为主,不以实际的使用需要为主。雕塑作为西方建筑的主要装饰方式,追求雕塑与建筑的统一,也是以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决定的。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以土木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以抬梁式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抬梁式结构实现了中国园林建筑可以单间或者多间组合,还可以实现三角、六角、圆形、田字等多种平面结构建筑。塔最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代表,既是在以较轻的土木为材料,以抬梁式为主要工艺的基础上实现的。
东方园林建筑是文人、艺术家追求自我哲学,在园林中寄托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追求自我审美与建筑的统一。东方园林多由不规则的自然景观为主体,以建筑作为点缀和连接,在建筑上表现不同的文化品味。西方园林建筑则是对西方几何美学的追求,是对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赞扬和崇拜,园林建筑作为人的代表处于园林的轴线上,起到统帅园林的作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建筑可视为是其精神文明的综合体现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建筑的历史也可视为是反映了其建筑文明发展的轨迹,而在其发展进程中若干重大的建筑成就则成为其历史发展的标识物和人以为豪的共同记忆或民族文化遗产。梁思成先生说“建筑之规模,形态,工程,艺术之嬗递演变,乃其民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映影,一国,一族之建筑适反鉴其物质,精神继往开来之面貌,”就是这个意思。
一、中国古建筑的特点
(一)庭院式的组群布局
从古代文献记载,绘画中的古建筑形象一直到现存的古建筑来看,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这就是每一处住宅、宫殿、官衙、寺庙等建筑,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一般地说,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家中主要人物,或者应和外界隔绝的人物(如贵族家庭的少女),就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宋朝欧阳修《蝶恋花》词中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词句,古人曾以“侯门深似海”形容大官僚的居处,就都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建筑在布局上的重要特征。
(二)轴线的空间艺术
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这主要体现在受中国“周礼”思想影响较大的建筑体系当中。古代都城规划中,都以主宫殿位于中轴线上,以宫室为主体,次要建筑位于两侧,左右对称布局,“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如唐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布局。再如中国古代寺庙中,强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调轴线空间布局的实例也是很多。一般均将主殿大雄宝殿放在轴线的重要位置上,配殿居前后左右。“左阁右藏”、“左钟右鼓”等。空间层层递进,庭院森森,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它最便于表现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使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尊卑差别。
(三)“天人合一”的建筑环境
崇尚自然,喜爱自然自古亘有。先民们早就注意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统一。不论是儒家的“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还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都把人和天地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一种主观力量,促使人们去探求自然、亲近自然、开发自然。在这种美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处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是持着与大自然对立的态度,用建筑去控制自然环境;相反,乃是持着亲和的态度,从而形成了使建筑和谐于自然之中的环境态度。例如东晋大官僚石崇在洛阳近郊修建河阳别业(金谷园):“其制宅边,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石崇《思归引·序》);佛教高僧慧远在庐山经营东林寺:“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沟。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墨禅林,森树烟凝,石迳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高僧传·慧远传》)。诸如此类的描述,文献记载中屡见不鲜。从此以后,那些建置在城市以外的山水风景地带的佛寺、道观、别业、山村聚落都十分重视相地选址,目的不仅为了满足各自功能的需要,还在于如何发挥建筑群体横向铺陈的灵活性而因山就势、臻合于局部的山水地貌、谐调于总体的自然环境。它们无异于点染大地风景使其凝炼生动、臻于画境的“风景建筑”,这正是中华民族在建筑与大自然关系的处理上所体现的独特的环境意识,虽非完全自觉,但却十分明显。历来的山水“画论”,对于这种环境意识都曾作过部分的美学和科学的阐述。
二、西方古建筑的特点
(一)立体感官,单一布局
与中国的古建筑相比,西方古建筑作为一个整体的建筑体系,它的建筑风格也是一脉相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建筑中的“柱式”便是“立体感官,单一布局”的突出表现。这些柱式结构的建筑外在形体直观地显示出和谐完美崇高的风格。有些柱式的柱头是简单而钢挺的倒立圆锥台,没有柱础,雄壮的柱身从台面上拔地而起,透着男性体态的刚劲雄健之美。有的则是外在形体修长,端丽,柱头带有婀娜潇洒的两个漩涡,尽展女性体态的清秀柔和之美。虽然以柱式为构图的原则所展示出的是单一布局,但其所蕴涵的生气盎然的崇高美带给人们的却是立体感观的视觉冲击与震撼。
(二)神亿陛和宗教性
西方古建筑多具有神化性和宗教性的特点。这是受到了宗教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文化一支独秀,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而正是在这种影响之下,出现了西方古建筑中最具有宗教与神化气息的崭新建筑风格——哥特式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建筑。哥特式建筑总体风格特点是:空灵、纤瘦、高耸、尖峭。它直接反映了中世纪新的结构技术和浓厚的宗教意识。那空灵的意境和垂直向上的形态,是基督精神内涵的最确切的表述。高直、空灵、虚幻的形象似乎只指上苍,启示人们脱离这个苦难、充满罪恶的世界而奔赴“天国乐土”。
作为富有浓厚神化性与宗教性代表的哥特式教堂,其内部结构全部,近于框架式,垂直线条统帅着所有部分,使空间显得极为高耸,象征着对天国的憧憬;每当阳光从布满窗棂问的彩色玻璃照射进来时整个教堂的空间便弥漫着迷离与幽幻,教堂仿佛就是天堂。此种气氛已尽显了基督教的精神,其中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便是哥特式建筑典型代表,他们也因此把西方古建筑的神话性与宗教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三、古建筑所体现的东西方文化特征
(一)古建筑体现的中国文化特征
1、务实精神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的若干特征及其建筑概念都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务实精神。中国古典建筑体系一直坚持着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始终以人体尺度为出发点,不求高大永恒,无论什么类型的建筑都很少像西方教堂那样超尺度的东西。中国建筑的庞大是通过,小尺度单位的院落,不断有规律地衍生而产生的。不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论建筑群有多么庞大,人在其中活动,所感受到的永远是与人相亲和的尺度。这种设计取向,正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想性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特点,迥异于西方在神学迷狂之下所追求的超尺度。
2、恒久变易观念传统的中国式房屋设计原则采用通用式设计思想,房屋就是房屋,不管什么用途都希望合乎使用。因此,久而久之,使人们形成了恒久变易的观念。中国建筑不注重外在直观的形象,而注重人在其中的序列安排。随着道路穿过一道道大门,便会有一个院落,使人一次次豁然开朗,。建筑序列犹如一轴长卷,且走且思,道不尽则思不尽,一直达到高潮有豁然醒悟之感,这一点在园林设计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古典建筑在重领悟、重层次、重气氛等方面极下功夫,反倒对单座建筑淡然处之。古人对感受与领悟的要求,远远超过了对于建筑本身的注视。建筑以恒久的构件和不变的院落,通过无限衍生,便能演绎出无穷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恒久变易的内涵。超级秘书网
3、中庸思想中国建筑往往把高潮和精华放在最里面、最后面,而前面则是质朴的墙,庭院深深深几许,精彩之处全在这一层层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化解之中,农耕文化内向型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必然要选择这种重感悟、重内涵的建筑布局方式。
正因为如此,体现了中国人基本精神之一——中庸,“中”为适应之谓,“庸”为经久不渝之意,中庸,即适用而经久不渝。中国建筑造就了人们在人格思想上不注重强烈的自我表现,而是追求执两端而用中的温顺谦和的君子之风。
(二)古建筑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1、独立与自由
古代西方建筑往往以巨大的体量和超然的尺度强调建筑艺术的永恒与崇高,他们常常具有严密的几何性,古代西方建筑在一套独立的建筑体系上,形成独特的方格,他们布局单一,似乎根本不需要多余的建筑来衬托。西方的建筑师们巧妙地把西方人的思想融于建筑,并形成迥异的风格。因此,正是由于那些极力表现人性的建筑使人们更加渴望去追求独立与自由。
2、思维的缜密与创造力
从古代起,当西方建筑师们设计建筑时,他们不仅关注建筑的构造与精度,通常还在策划时考虑到它的功能,功效及其防水、防火性,是否拥有便利的交通等。而随着西方文明的不断发展,西方古建筑的风格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从古希腊、古罗马到拜占庭,从哥特式到巴洛克、洛可可式,建筑师们始终以高度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工作,而处于这些建筑之中的人们,就难免不受到建筑风格的感染,形成良好的创造氛围,这也是西方文明更加富有创造力、想象力的原因。
影响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是具体的政治制度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和抽象的哲学理论,其中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是指导古建筑创造的主要思想,中国的古建筑处处体现着秩序、实用、中庸。而在西方,无论是古希腊建筑中的宙斯庙,还是古罗马建筑中的斗兽场,无论是拜占庭风格中的万神庙,还是哥特风格中的巴黎圣母院,这些建筑都独立的耸立于那里,直接,一目了然,没有旁物的修饰也自成一体。这是偏重于对个人的颂扬和物质生活的享受的直接表现。古文化影响了建筑风格而古建筑又影响着中西方文化的发展,文化和建筑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谱写着中西方辉煌灿烂的文化史诗。
参考文献:
[1]陆志宝.Tourism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
[2]付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3]楼庆西.中国古建筑二十讲[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
[4]冯骥才.中国古代建筑艺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冲国园林文化史[M]-.L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这篇论文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 :+
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
“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 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
在斯奈德的诗“For 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 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
“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N
以 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 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上述讨论试图表明对理论的反思和写作可以为激活景观建筑学的跨文化交流服务,那样的理论活动可以加强我们的感觉,即跨文化交流是可行的,并且使我们被交流中产生的血浓于水kindred的情感所感动。借助乔治•德孔布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投稿中的话,可以勾勒出这个想法作为恢复“在期望与观念中承担转换的事物……以最小的力量完成这种复杂的转换……以达到发现、干扰、唤醒先前存在的事物,并将这个事物带到现在……反复思索一个地方的一般性并且强加一个看上去最明显的转换……以建立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和新的联系”。通过借助这些语言,希望可以突出这样一点:即理论的反思和实践者的思索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实践活动可以被相同类型的刺激所感染 ,在彼此共同努力的领域中探索结果。
以时空穿梭的形式对跨文化进行思索,这种穿梭是一种展开的节拍,结尾开敞,贯彻始终,它抗拒着直线性的思索和那种超越经验的、有着权威声明的目的论。这种穿梭是以具体的作品为例进行的,而不是在诸如“东方和西方”、“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景观和语言”这类抽象模式的范畴中进行。这种穿梭体现的是循环中的观念的特殊结构;事实上,不可能把它当做一种普遍存在、无限延伸的思维方式,在思维过程中不加限制地反复出现。这种穿梭唤起了一种新的相关性的体验,在景观建筑学中,这种体验被称作“文化的相互性”。它伴随着多样化的资源,在教育机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帮助景观建筑学在进入全球化的年代里清楚地表达出对文化的相互性的体验。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
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
“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
“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新晨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
“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上述讨论试图表明对理论的反思和写作可以为激活景观建筑学的跨文化交流服务,那样的理论活动可以加强我们的感觉,即跨文化交流是可行的,并且使我们被交流中产生的血浓于水kindred的情感所感动。借助乔治。德孔布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投稿中的话,可以勾勒出这个想法作为恢复“在期望与观念中承担转换的事物……以最小的力量完成这种复杂的转换……以达到发现、干扰、唤醒先前存在的事物,并将这个事物带到现在……反复思索一个地方的一般性并且强加一个看上去最明显的转换……以建立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和新的联系”。通过借助这些语言,希望可以突出这样一点:即理论的反思和实践者的思索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实践活动可以被相同类型的刺激所感染,在彼此共同努力的领域中探索结果。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上述讨论试图表明对理论的反思和写作可以为激活景观建筑学的跨文化交流服务,那样的理论活动可以加强我们的感觉,即跨文化交流是可行的,并且使我们被交流中产生的血浓于水kindred的情感所感动。借助乔治。德孔布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投稿中的话,可以勾勒出这个想法作为恢复“在期望与观念中承担转换的事物……以最小的力量完成这种复杂的转换……以达到发现、干扰、唤醒先前存在的事物,并将这个事物带到现在……反复思索一个地方的一般性并且强加一个看上去最明显的转换……以建立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和新的联系”。通过借助这些语言,希望可以突出这样一点:即理论的反思和实践者的思索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实践活动可以被相同类型的刺激所感染,在彼此共同努力的领域中探索结果。
建筑世界话语权的任务就是由建筑语言构成的词组、句组组成话语如何显现建筑客体存在意义、事件、文本审美观的理论价值与时代价值,是建筑语言的概括与反映,也是建筑语境美好硕果的塑造与主导者,更是宏观建筑语义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说得通俗点就是对建筑世界理论权威、舆论主流、建筑评价的高水平规范发言权,其深层内涵大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独领时代阶段潮流理论、学派、流派、风格的创造发送者(又称输出者);公认的建筑巅峰之作,是经典的佼佼标榜者与标新立异之推崇者。二者具有知识产权的独创性的特点,毫无二致的代替,独立鹤群。
作为发展崛起的大国,其建筑市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大有万里建筑疆土争风流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仅1979年至1995年15年间住宅建筑面积就达127亿m2,其总面积相当于22个新加坡或近似一个科威特的国土总面积,再续加到目前的建筑面积,就会更令人吃惊可观。另外,再加又有众多相匹配的建筑院校、设计研究机构和规模宏大的建筑、工程专业人员的参与,按理说应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精品的大好机遇时光,也理应相应地具有某种完整的建筑世界话语权的称颂,推崇文本内涵而闻名(名家、名建筑作品、名理论课题)诞生并钦誉世界。但事实上却令人失望,似乎我国目前仍然是建筑世界话语权的少语、失语者,占有一席之地的位置尚没有确立,实在令国人失望和百思不解。对此并非空穴来风,单从国际建协(UIA)的几届大会这个世界建筑论坛最高平台,就是对中国的建筑世界话语权做了很准确的折射和映象。
通过1999年北京国际建协(UIA)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交流也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既没世界认同的优秀建筑作品,也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知名建筑师”。会上有的建筑师还批评“中国正走向一个误区……盲目地追求现代、追求形式……”没有“把精神融入建筑中”。并批评“北京的大多数建筑物都是抄袭西方盒子或建筑的结果,太缺乏自己的东西”②“其要害是走最省力的搬运西方司空见惯的美丽外壳的捷径,没有植根本土将民族的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为一体,产生出有民族之魂的作品……。”③从一个侧面映像出我国缺损了的建筑世界话语语境基础的支持。
事隔六年于2005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国际建协(UIA)第22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我国的建筑世界话语权仍然没有改善。大会邀请了领引当代世界潮流的著名建筑师28人做主题发言,并将2005年国际建协(UIA)最高奖――UIA金奖授予日本建筑师安滕忠雄。这样截止今年再加过去21年共有8位建筑师获得UIA金奖的殊荣。以上均未见到我们这可称得起当代东方万里建筑疆域上的儿女们。
现代建筑世界话语权的主流基本都属于西方世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极少主义、有机建筑等等都是出自欧美各国,也是和社会科学领域一样,英、法、美、意是社会科学大理论的主要输出国,社会经典学说主要也是按照这五个强权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而形成理念、学派、流派、风格的理论思想体系。不难看出,表面上具有普世性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实质上带有先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强权性质。也很自然容易形成欧美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倾向。④建筑学术领域的建筑世界话语也是以欧美中心为主导地位,他们同样也会自然形成建筑“话语霸权”倾向。我们的任务不是疏远欧美等先进发展国家的建筑话语主导地位,而是积极吸取、学习其先进科学文化内涵,补充自我的不足,力争积极对话交流,变他者为自我。并认真地进行异国建筑世界话语理论的解读、悟读(甚至是误读),结合我国具体建筑实践建立自己的建筑世界话语体系方式。
如何建立自己的世界建筑话语权地位问题,已摆在我国建筑理论学术界面前,应通过自己的长期奋斗,以开放的视角总结出符合国情又有利国际接轨的理论,甚至是科学假说和中国的建筑之'道';应“走出最省力地搬运西方司空见惯美丽外壳的捷径”模式,创造出具有新的民族时代精神的鼎峰之品;应积极地开辟、搭建建筑评论通道与评台,活跃繁荣建筑评论,提倡不同层次参与的广泛性、常态化,做到不同形势理论类型紧密结合。④做到不唯名、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众,对建筑作品进行品头评足的评价、批评,推出佳作、精品、经典鼎峰之品。贬弱欺世骗众、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败笔媚俗之作。同时也应将‘民主政治’原则引入建筑评论学术领域,允许学派、流派、风格的不同审美价值取向各领千秋,也允许对某些建筑工程项目、作品的不同看法、评价,像对北京国家大剧院及中央电视台新楼的争论。对于前者有的认为是严重地破坏了长安大街建筑风格、景观的和谐,有的则认为这是难得的新突破,为北京增添了光彩;对于中央电视台新楼建筑方案有的认为这是新北京建筑国际接轨的前卫标志,反之有的认为其方案如工厂丢弃的加工件图像显得粗、重、笨、拙,看不到有民族文化的标记之处,其复杂结构难题势必靠超预算资金支撑,在经济上也得不偿失。综合分析比较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建筑世界话语仍处在被动的话语阶段,与建筑业发展规模宏大的世界地位极不相称,其建筑世界话语地位也仍处于复读、解读、模仿、迁移西方建筑图像的状态,还没有自己建筑思想者的建树理论、作品、成果出世,也缺少形成蕴含具有开拓性、首创性、输出性的规范、启迪、支持建筑关联领域发展的建筑世界话语宏观战略规划措施,距离主动建筑世界话语,占有世界建筑话语主动权,当需漫长时日。
附 注:
① “世界建筑话语权”做为一个宏观建筑语义学的认识空间概念,其表述的话语权范畴应划分为:国际、区域、国家(民族)、行业(应包括院校、设计、期刊等学术行业部门)、个人五个层次级别,本文主要从国际与国家层面上探索。
② 支文军《世纪的回眸与展望――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大会综述》时代建筑1999第三期第97页。
③ 宋建华《建筑评论的深层观》建筑史论文集第13期第170页清华大学 出版。
④ 参看华勒斯坦《开放的社会科学》刘铎泽,三联书店出版第52-64页。
⑤ 按照作者在《建筑评论的深层观》文中关于建筑评论理性构想体系,评论类型应划分为:原发型、干预型、学院型、公众型、游记型、专业撰稿型等六种。
参考文献:
[1] 格雷马斯著.蒋梓骅译.结构语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
[2] 杨首顺、李志刚编.现代逻辑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
论文关键词:建筑装饰卷草纹比较文化
论文摘要:本文由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富于韵律、节奏鲜明的植物卷草纹,在希腊建筑装饰中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虽然其渊源来自古代东方,但在希腊人这里被赋予了形式美。古希腊罗马的卷草图案,多用于柱子的装饰。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五大部分,经历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古希腊文明及爱琴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的卷草纹主要以莨苕叶和葡萄纹为基础,组成弯曲的藤蔓,用于建筑装饰。莨苕最初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西方,“莨苕树”以其生命力特别旺盛,象征重生、复活而被崇拜和敬仰。古希腊罗马的神殿建筑多采用莨苕叶造型进行装饰,科林斯式柱头便以莨苕叶造型雕刻而成,象征神殿永存万世,如雅典利斯克拉底纪念碑的科林斯柱头装饰,以及厄瑞克忒翁神庙的柱饰、门楣、门框等建筑装饰,都是以莨苕叶为基础,以柔美流畅的卷草造型进行装饰。莨苕叶纹饰后来发展为罗马卷草纹,这种形象奇异、卷曲而充满生命力地向周围伸展的叶子,影响了阿拉伯藤蔓的形成(阿拉伯藤蔓演化为阿拉伯寺院的装饰花纹,具有生机盎然的气势和无限扩张的活力)。古希腊罗马建筑装饰中,葡萄卷草纹也很常见,以横向延伸的茎为基础,两侧安排葡萄和葡萄叶。葡萄卷草纹是由波斯传向西方的,因其象征丰收、多产和幸福而被人们所喜爱,在西方与莨苕卷草纹一样,逐渐成为主导型的植物装饰纹样,大量使用于建筑装饰。
关键词:建筑教育建筑设计
在国外,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国外基本上把建筑学视为文科,至少为一非常特殊的学科,学生的来源也形形,不象国内,我们都是绝对的理生。从根本上去理解建筑学,它确是一门很特殊的学科,不能简单的定义为介于文理之中。但国外所有的名牌大学都会有这门学科,而中国建筑专业的分布就很怪。著名的北京大学现在有张永和先生主持的建筑室,但却没有建筑学的学生。因此从基本出发点来说,中国的建筑教育存在极大的误区。
有多少中国的“知识分子”能知道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的区别?恐怕少的可怜。我有时会费很大的劲去解释,这么多年来,至少解释了几十次了。对于建筑和土木的区别,以及怎样从根本上去理解“建筑学”的含义,那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的,也不是我现在力所能及的。
从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说,一幢建筑上集中了很多的技术要求,也凝聚着审美心理。譬如,结构——怎样保证房屋的牢固,设备——供排水,通风及空调,电器设备,物理环境——隔热保温,光学照明,声响,建筑同城市的关系——,绿化等等。因此建筑师的工作是给建筑一个大的框架,他要协调这方方面面,试图最好的满足要求。而土木结构师负责的只是建筑结构这一个方面。建筑师是整个工程的LEADER.建筑从无到有,这一步至为关键,也确实最难,最有挑战性。关于这一点,我想大多数的建筑系的学生都会明白。而国内的建筑教育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层次。所以中国的建筑教育也常培养出画图匠,而出不了建筑大师。
更进一个层次,建筑是人生活的场所,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反映。因此,建筑应该反映人的意识(CONSCIOUSNESS),建筑的主体也是人。可是人的意识非常的复杂,而且深深的烙上的印迹。因此建筑,也应该关注。故可以简单的表述为,建筑是一定时候的人们的生活方式(LIVINGSTYLE)。环顾中国的建筑师,能关注到这一层次的非常少,中国的建筑师的作品经不起推敲,没有深度,也与他们缺乏对人生活方式的思考有关。我们听国外的建筑大师的报告,他们会很注重于对时代特征的,如日本的黑川纪章,他的共生,以及较早时期的新陈代谢理论,都是基于对时代的思考而贯穿于建筑思想。中国的建筑师,缺乏这种思考,他们擅长的是对建筑大师作品具体形式的分析,然后去模仿。高明的模仿和拙劣的对某些片段的肢解,便形成国内这么多“庸俗”的水平不一的建筑。
再往高的层次上说,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是的载体之一。我们现在参观各处名胜古迹,所以常常感慨的原因是,其中的建筑,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建筑的魅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于它较为久远的穿梭了时间的隧道,而成为后世景仰的对象。我们在古埃及的金字塔前,在巴黎圣母院前的崇拜,是建筑的无穷魅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的建筑设计,只是在某个时期提供一个栖身之所,而后被推倒,那么建筑的意义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因此,为什么北京的四合院,以及上海的里弄的价值会很高,因为,四合院上体现的是中国封建时代家及住的观念,而上海的里弄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化,商品化的一种密集的居住方式,它是旧有的家族观念的解体,是吸收外来文化的典型实例。那么中国现在的建筑物所体现的是什么呢?难道是西方所谓“国际式”的建筑在中国的翻版?因此,建筑师要有这样的动力,即我的设计要成为历史。当然不是所有的设计都会成为历史,但是这样的观念是促使建筑师更好的思考的基础。我举个例子,现在的中国的小城镇,其建筑水平不去评价,不是对大城市房屋的邯郸学步,就是盲乱的无目的建造。如果哪位建筑师以智慧和执着能思考出一种漂亮的解决方式去引导城镇居民的居住形式,那么很有可能成为历史。所以我听说清华有几位老先生在潜心研究乡土建筑,心里大为佩服。
前面这么罗嗦的说这么多,想说明的是,中国的建筑教育没有从根本上教育未来的建筑师他们的工作的意义在哪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哀!所以,现在的中国的建筑师,他们的工作不过是从国外的建筑书刊上摘抄一个设计拼凑一个方案,稍微聪明的人,能说几句大话吓唬人,那就能出点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的建筑教育鄙视建筑理论的思考,甚至片面强调绘图能力的高低,一手好的徒手画是学生能力的基本考核点,整个建筑教育的风气即如此,那么除了培养了画图匠,怎会出建筑大师?
每当我在看一本西方非常有名的建筑历史书——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ODERNARCHITECTURE:ACRITICALHISTORY)时,都非常感慨,那些在建筑历史上留名的建筑大师,哪个不是充满对社会的深刻关注,哪个不是深切思考当时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建筑学教授们,狠命的往自己腰包里赚钱,他们的研究生们是他们的画图工具,赚钱机器,没有人去思考,没有人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哪怕是经得起推敲的理论观点。这反映的是学术上的急功近利,也是整个国内学术界的通病!
上次和我的SUPERVISOR聊天,他也对中国的建筑设计表示担忧。他有点讽刺的指出,中国人,建筑师和老百姓理解的“现代性”(MODERNITY)有点荒唐,最为典型的是某些仿古的街道和城区,实在不伦不类。不是抄几个立面符号就是维护传统,延续文脉!我的SUPERVISOR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英国巴洛克建筑向新古典主义的转变。他的论文详细论述了培根的思想怎样反映在CHRISTOPHERWREN(圣保罗教堂的设计者)的设计思想上,在如何反映在SHAFTSBURY上,怎样的一种对美的认识、欣赏的转变,论证非常严谨。他说,这才是从根本上认识建筑。
国内的建筑学生非常容易,写出来的论文随便什么垃圾也可毕业。有的博士论文都不忍目睹。我有时在想,国内的论文最大的毛病在于不强调论证的严密,喜欢说大话,或不加思考的引用。甚至很恶心的一点是,引用的东西不注明出处。这在国外就是剽窃,小小的剽窃即可导致拿不到学位。所以看的论文和国外的论文区别很明显,凡是注释特别多的,严格标明引用出处的即为外国学者的论文。这说明什么?说明对待学问的不负责任,存在侥幸心理!
举个例子,日本的建筑师和中国的建筑师,前者的水平高出一大截,同为亚洲的国家,深受儒家学说的,日本的建筑师对日本的建筑应该怎样融合于世界,并且保持自己的IDENTITY,其思考的深度要多很多!日本的著名建筑师,人人都有上的建树。当今中国的建筑,最缺乏的是理论上的思考。因为理论上的思考,可以使建筑师保持风格的延续,作出积极的探讨,而不是随波逐流。为什么在西方,MIACHAELFOUCAULT,MartineHeddeger很有名,因为他们从上思考建筑。而中国的建筑系学生,教师绝大部分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对迈耶倒是津津乐道,后者的白色派建筑是非常好模仿的。
中国的建筑教育轻视理论及,强调画图能力,甚至只强调图面的好看,看起来是注重实践和动手能力,但结果往往是,学生及建筑师的设计理念大而空,而且不知道怎样把它一步步落到实处,所以设计到后来,总欠缺深度,细微处的思考任意为之,最后整个建筑只剩下空壳,不耐看,不耐用,只有大的体量,经不起推敲。所以我会对湖北一设计人员的国家大剧院方案感到好笑,那实在是下下之作。
当然中国的建筑教育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现在的建造活动频繁,建筑师以赚钱为第一,急功近利,劣品居多。但这种风气在学校泛滥,在学术界泛滥,那是中国建筑教育的悲哀!
因为,中国的建筑学教育需要的是思考,需要理论上的提高!需要从根本上思考建筑,不再是只制造画图匠!
补充:
上面我写的关于建筑的主要在于把建筑的价值(VALUE)和建筑师的责任(DUTY或RESPONSIBILTY)粗略的分为三个层次:
1,综合各种因素(技术,设备,使用功能等等)而产生的一个综合体(COMPLEXITY)
2,介绍或引导新的生活方式或者居住的模式
3,反映和特征,而成为历史的载体。
这三个层次可以再细分,每个层次包含有不同的等第。
我以为,中国的建筑师集中的主要在第一层次,而中国的建筑教育的悲哀在于竟然没有教导学生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的涵义。因为整个建筑学术界的急功近利,不强调对生活和社会的感悟,不重视潜心的理论思考,而很大程度的不理解建筑里应该倡导的生活模式及时代反映。反映在建筑师身上,就在于建筑师并不深刻的理解社会及生活,他们的建筑理念或者空洞无物,或者华而不实,或者说,建筑师自己并不清楚自己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建筑概念,或者居住方式,因此,中国建筑师的作品往往只剩下大的壳子,或者浮华掠影的立面符号而贯彻不到实处和细微。这难道不是教育的失败?
举个例子,上海的金贸大厦,含有中国的传统意蕴(取意于传统的塔)而不失都市摩天大楼的特征,其室内装修的细微处,你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建筑的表达但决不失时代感。美国人(SOM)的设计确实高出一筹。而上海博物馆,其设计师在中国可算名家,意图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整个外形取意于青铜器,或者说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圆地方,可是在室内设计方面,在布局方面,传统的影子瞬间消失。中庭的大楼梯,其黄橙橙的金属栏杆在我看来是绝大的败笔。因此,建筑师的所理解的建筑理念只是一个空壳,是外形的模拟而已。
国外的建筑大师,其建筑的理念则很为清晰,他深刻的了解自己要引导世人什么样的生活观念。我在回应杜鹃的国家大剧院的讨论时举了库尔哈斯的例子,库在年轻时在纽约做研究,思考都市建筑的魅力。而蓬皮杜文化中心的设计师在我看来非常了不起,因为他们真正介绍了一种新的LIVINGSTYLE.以前有个英国建筑师跟我说,在国外找大师设计建筑,就是找特定的建筑大师的风格,而不是业主本人决定风格。这在中国可能有困难,但是,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的建筑师并不了解建筑及生活,随波逐流,任意摘抄迎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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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王澍不仅“扎根于历史背景”,而且对建筑与人的关系具有自己深刻的理解。谈及建筑与商业化这个问题,他直白地表示,自己并不欣赏那种与周边生活街区断裂开的商业化建筑。
我们所生活的国度,常常就像一块压缩饼干,时间与空间在这里并存共荣,而且绝非是以标本的方式。
鲁迅说过:“中国社会上的状况,简直是将几十个世纪缩在一起。”余华也说:“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这种强大压缩性的最直观视觉感受就是建筑形态:除了帝国王朝与租界时代残存的遗迹,当代中国的开荒运动正在一种进步和强盛的自我意识支配下,将各个地域的符号风情、各个时代的标签审美进行复制、嫁接,重置前现代与追赶现代的同时,更急切地要呈现出光怪陆离的后现代景观,或者这种杂糅本身就带有后现代意味。与此同时,支离破碎的老旧残垣以及被遗弃的乡村废墟也在这场恣意的狂欢之外,增添了复杂的时空特质。
有人说,如今的中国成了国际建筑师的实验场。然而比起单一领域的专业拓展,这种压缩性的建设样态,难道不更符合人类集体打破时空束缚的欲望吗?通过视觉渲染和想象延伸,人们在这里似乎任意穿越,倘若忽略掉窗外和屋内的现实,便是一方宛如梦境的乌托邦。甚至所谓的现实也未局限于单一的时空,不同形态的建筑内一定包含着不同形态的生活。
只是在这片乌托邦的沃土上一直缺少一位本家的诸侯,不免留有主体性的遗憾(这一点倒从未同步进化入乌托邦)。所以当2012年2月27日,一个叫作“王澍”的名字被写进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名录时,中国的欣喜附带了一种获得占领权的兴奋,因为“一位中国建筑师被评审团选中这个事实,象征一个重大的步骤――承认中国将在建筑思想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普利兹克建筑奖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而王澍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他获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在建筑设计中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与尊重获得了认可。如同该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所说:“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王澍不仅“扎根于历史背景”,而且对建筑与人的关系具有自己深刻的理解。谈及建筑与商业化这个问题,他直白地表示,自己并不欣赏那种与周边生活街区断裂开的商业化建筑,在其看来“这实质上是一种泛主题公园式的开发,只适合于游客,因为它跟生活是割裂的”。王澍认为,建筑设计也需要商业化的成分,但那应该是一种健康的商业化,“应该是在生活过程中自然发育的”。
“狂妄”的年轻人
中学时代的王澍是中国教育概念里典型的好学生:刻苦努力、成绩优秀、沉默寡言。但也许是高考的失利成了意外的转折,又或者骨子里的叛逆开始苏醒,填写志愿时他并没有做一个完全听话顺从的“好学生”。
从小学画的王澍本来想上美术学院,但家里人认为学艺术不容易生存,要求他选择工科。他提了一个要求:学工科可以,但要选一个画画的工科。就这样,王澍一脚踏入建筑领域,他的志愿表上第一志愿是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建筑系、第二志愿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三志愿是同济大学建筑系,这等于非南京工学院不上,而背后的原因只是因为母亲同事的丈夫是一个海外获奖的建筑师,恰好出身于此。
1981年,18岁的王澍考进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前身为1927年创办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是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发源地,著名建筑教育先驱刘福泰、鲍鼎、卢树森等先后执掌该系,著名建筑家杨廷宝、刘敦桢、童等长期任教。如此优良的专业实力当然对于初入山门的王澍有着重要价值,但他渐渐成了这所学校乃至这一领域的“乱臣贼子”。
大二起,王澍就开始自学。丰富的学识、过人的洞察力加上张扬的个性、飘扬的长发,让他成为建筑系学生中的领袖,也成了老师眼中的“后现代模板”。他的好友、建筑家童的孙子童明回忆在校期间:“只见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成天模仿王澍,王澍干什么他们干什么,着了迷了。”他疯狂地读书,除了建筑学,《春秋》、海德格尔,对各种文学作品也不设界限,还经常一个下午都在桌前写篆字。
王澍的勤奋源自其不屈人下、不甘平庸的性情。一位同学回忆中说:“有一次,我们讨论哲学,有一个同学在旁边始终插不上话,后来半夜12点,我发现他一个人捧着黑格尔的哲学书狂读。”
1986年,读研期间的他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会后的讨论以“中国的现代建筑如何走向世界”为题。后生王澍在发言中,竟将炮口对准整个中国建筑界进而否定了这一议题,他称中国目前没有现代建筑理论、没有现代建筑师、没有现代建筑,何谈走向世界。后来,这些批判被他写进论文《破碎背后的逻辑――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点名批评了很多权威。在齐康院士的资助下,王澍将论文印了150份,在全国“地下”流行。当时多数杂志都不敢发表这篇触怒众多名家的论文,只有一本杂志表现出兴趣,但希望能删掉“刺激性”的东西。王澍觉得删除后文章的骨头就没有了,所以宁可不发也不愿删除。
硕士毕业时,王澍用了15天时间一蹴而就一篇两万字的论文,对当时正受狂热追求的现代建筑展开梳理和批判,题目则借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篇《死屋手记》。答辩时,他将论文贴满了教室,并在陈述中大放狂言“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杨廷宝是一个,齐老师算半个”――杨廷宝是系里的老教授,齐老师正是坐在台下的研究生导师齐康院士。论文全票通过,但学位委员会认为他过于狂妄而没有授予学位,直到一年以后重新答辩。年少轻狂的王澍面对学位委员会说了一句话:“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委员会三次想颁奖给萨特,都被拒绝了,不就一个硕士学位?又有什么呢?”
闲散士人与技艺工匠
1990年,王澍完成了海宁青少年宫的设计建造,这是他的第一个大型建筑作品。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快速发展期,全国各地掀起了发展建设热潮。此时,王澍却心生退意,他已经开始反思快速发展的副作用,反思以西方教育为指导的建筑理念――房屋为主,景观为客。
与妻子隐居在西湖附近乡村里的王澍,游山玩水、读书养气,过着如明末士人李渔一般的生活。“文人风骨不绝,造园一事应尚可为。”
他还经常跑到建筑工地,一呆一整天,跟着工人了解技术和工法,熟悉普通建筑工的沟通交流方式。学院出身、接受完整西方建筑理论教育的他,此时似乎试图回到一种中国传统营造行当的学徒方式:在实际施工中由老匠人传帮带,重视操作经验。日后,每当他的设计在施工中遇到问题时,他都通过与工人当面交流、蹲在地上画操作图的方式解决。他总结自己在建筑方面,只是一个匠人或业余爱好者。“都说中国文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就想把这个传统给打破了。”日后,这种方式也被他用来教自己的学生。
1995年,32岁的王澍重回象牙塔,在同济大学追随导师卢济威攻读博士。1997年,他和妻子一起成立“业余建筑工作室”,之所以选择以“业余”为名,他解释为“强调一种建筑观是业余的,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自由比准则有更高的价值,并且乐于见到由于对信用扫地的权威的质疑所带来的一点小小的混乱。”
工作室只有六个人,除了王澍夫妇还有四个弟子,尽管如此,工作室对设计图的要求却比行业规矩要高――根据设计方案做好的施工图必须经过两次修改矫正。不过,这段时间也是王澍建筑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光,生活来源的重担主要压在妻子肩上,“主要靠她的工资在养我,我打零工,偶尔挣一笔。我那种文人的孤傲早年就养成了,认识妻子后,抹平了大半。”
2000年,王澍取得博士学位,以“虚构城市”为题的博士论文再次成为没人看得懂的传奇。以至于业内一度流行对这篇论文进行解读研究。
成名之路
1999年,王澍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作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
彼时,好友童明正在为苏州大学做校园整体设计,王澍建议应该把图书馆剥离出来放在水边,于是童明便带他去见投资方。一开始,王澍给投资方看的所谓设计图只是一张巴掌大的纸上画的方盒子,没想到一年以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背靠青山、四面环水、部分楼体嵌于地下的建筑。王澍阐释这一建筑的理念是“使人意识到,他们是生活在山和水之间。这幢在水中的像展览馆似的建筑物,这幢图书馆的富有诗意和哲理的阅读室,其构思来自中国文人的观点――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座图书馆曾获得中国建筑艺术奖。
2004年,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一期竣工,2007年二期竣工。这是王澍的代表作品,不仅夺得中国建筑艺术年鉴学术奖,更对他2012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产生了直接影响。30座大小不一的建筑,因地因景规划,吸收中国传统园林的灵感,以宋画般的写意布局散落在杭州南部群山东部边缘的农田中;现代砖混结构搭配青瓦屋檐、竹编栏杆、木板墙壁,墙面不抹灰,院子只造三面,窗子高低不平,屋顶介于平顶和坡顶之间,700万块从拆迁旧建筑中捡来的不同年代的砖瓦镶嵌于内。可以说,这一作品全面实现了王澍的屋循景势的造园之梦,也充分融合了其在现代建筑中承继中国传统以及环保利用的建筑理念。
2005年,宁波港客运码头候船大厅被王澍改建为宁波美术馆。24米高的外墙是用附近拆毁村庄的40种不同砖块砌成,木墙的一扇扇超大木门则如宁波商帮的传统门板一样可以任意开合,所有的窗户则是无规则图形的深孔,犹如一只只空洞的眼睛。
2006年,王澍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用6万片旧城拆迁回收的青瓦和3000根竹子全手工搭建出800平方米的“瓦园”,引起建筑界对当下中国城市问题的关注;四年以后,他又凭借“衰朽的穹窿”一举摘下双年展特别奖。
2007年,他接手了自己迄今为止唯一的住宅项目“钱江时代-垂直院落”,在高层建筑中为住户开辟出可以种树种菜的旧式院落。2008年,这一项目获得德国全球高层建筑奖提名。
2010年,对王澍的“瓦爿墙”颇有兴趣的宁波市政府,指定他用这些材料为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建造宁波滕头案例馆,最终50多万块旧砖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同年,他与妻子共同获得德国谢林建筑实践大奖。2011年又荣获法国建筑学院金奖并受聘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成为丹下健三荣誉教授。
王澍曾自白:“我很多设计想法经不起严肃问题的推敲,基本上是属于个人的一个顽念,就是有点顽皮的一个念头。也就是情趣。情趣能造就真正的文化差别。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情趣与诗意本来是世人栖居的理想追求,本应在遮风避雨的基础需求得到满足之后逐渐趋近,但在地产泡沫激增、建筑高度商品化的潮流之中,这一梦想却反而显得愈加艰远,于是将情趣放在首位的理念之难得也便显而易见。
而且,王澍至今仍然坚持用铅笔描画设计,拒绝电脑。
乌托邦中的乌托邦
王澍多次说过他最敬重的前辈是童 :“上世纪庚子赔款那一代的留学生,西式建筑素养深厚,但留学归来却有一大转折,全心投入中国传统建筑史。”这种民族主义学术观是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潮东进、国族衰弱的集体特征,具体到建筑界,梁思成是最为著名的代表。除了他对古代建筑的考察和北京城市规划保护,在新式建筑上加盖大屋顶最能体现其民族性的建筑追求。
王澍也认为现代的东西可以和传统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但他同时强调不完全模仿历史上的任何东西,所考虑的是类型和原型,是寻找真实的自然的状态。然而有学者指出,王澍的作品仍旧只是把中国的某些元素如砖、瓦、木与西方的硬边几何体块面结构拼合在一起,甚至在整体外形结构、设计理念上是属于西方当代实验建筑潮流的,本质上与梁思成的大屋顶并无二致。失去灵魂的传统符号以客体身份皈依于西方形式主义的灵魂,只是成为了西方文化内涵的载体而不再具备中国文化的身份,是穿着长袍马褂的蓝眼睛老外。这种建筑满足了外国人对中国特征的猎奇和浅层围观,却不会真正推动传统建筑的现代重生。
有学者进而指出,他所获得的普利兹克建筑奖对于中国整体建筑设计提高的作用尚有不足,毕竟“一个使用具象传统元素从而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建筑师获奖,在一个绝大部分职业建筑师必须采用普世现代语言才能跟当代经济、技术相匹配的从业背景下,属于孤例。”将地域味道抽象表达,以现代建筑语汇对传统空间、建造、基地进行转译,才有可能在普世体系中真正获得一席之地。
比起开风气的探路引领者,王澍更像是一个隐士,更愿意躲在杭州的江南余梦中开辟自己的理想国、桃花源。他拒绝北京上海,每年只接一两个项目,也不指望会对中国建筑界带来任何变革或影响。这当然是个人的自由志向选择,只是比起他宏大的理念和尖锐的批评,这种行动显得微弱。
王澍说过:“大部分建筑师基本上是跟工程师或者办公室文员类似的角色,就是成熟生产线上的高级工人”,他希望这种状况能够改变,但他却更寄希望于理想主义的情怀,而非自己得奖成名后所能利用的影响力与示范性,这是一种文人式的天真,在普适性的行业标准和趋势化的现实环境面前弱小且多少有点一厢情愿。他颇为得意于一位美国建筑理论家给予他“抵抗建筑学”的美誉,但事实上他并不真正立志于抵抗,也一直缺乏与反对对象的真正对垒交锋。
进而,王澍的设计路径依然属于纯艺术化方向,这一点从他仅接手过一件住宅项目可窥一斑。建筑艺术固然也需要和允许观念性的探索和尝试,然而建筑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最终还是要指向实际使用的,何况王澍的大多数作品本身就是公共建筑。宁波美术馆、象山校区、钱江时代等等无一例外,都被具体使用者指出过种种的不实用,就连将象山校区项目交给王澍的中国美院院长许江也说过:“在那里办公过日子的人有时会有不同看法。”倘若始终无法获得使用者的认可和满意,那么所有的顽念、情趣、风骨只能是自我欣赏。
王澍恐怕也曾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过自己的工作不只是某种艺术的美学与趣味,而是在探讨城市化进程中另外的一些可能性,为中国城乡发展、城市建设提供一种积极的范例,特别是乡村文明的保护再造。只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他的建筑基本仍在城市范围内进行,并且不具备广泛扩散的充分条件,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转化为城市化发展的可持续有利模式尚且存疑。在这一点上,也有学者指出过台湾的情况要好过大陆,他们之中有为农民造房子的人道主义建筑师。
所以,王澍的获奖当然是一个成功,起码表明中国现代建筑进入世界格局的一种可能性,或者至少在当下中国的建筑乌托邦狂欢中拥立起了一位自家的诸侯。
但假使只逡巡于目前所见的范围之内,便只能是在乌托邦中建立又一个乌托邦,王澍本身也只不过是在自己的乌托邦中做了国王、隐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