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文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1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理智决定论；数理方法；哲学基础

中图分类号：F091;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2-0188-05

当代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沿着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科学主义取向的传统，强调“价值-事实"区分和“价值中立"。经济学被理解为与一切价值规范和形而上学没有任何关系的“纯粹的"科学。本文就是揭示经济学理论背后所隐含的理智论哲学基础。

一理智决定论

怀特海认为决定论观念最初来源于古希腊人的悲剧精神，即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它驱使着悲剧性的事件无可逃避地发生。这种宿命论形态的决定论观念成了希腊哲学理智论中的最重要观念。理智论的集大成者首推柏拉图。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两个部分。对应于可见的世界是一个可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世界，意见的对象。对应于不可见世界的则是共相的世界即理智的世界，是静止不变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知识的对象。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因而，是不真实的。永恒不变的共相的世界是真实的，是可见世界的本质。静止的共相世界是变化的经验世界的原本，而变化的可见世界则是不变的理智世界的模本，变化的世界被不变的世界决定。

柏拉图所建立而成的理智决定论一直是神学家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逻辑证明的主要依据。这种提倡主要研究感官经验后面的静止的、理智的、本质的、必然的逻辑世界，从而为解释和预测可感知世界提供某种基础的观念为近代唯理论者所复兴，并为所有科学分享。

最能集中反映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理智主义精神气质的就是英国的牛顿和法国的拉普拉斯。牛顿力学仅仅用三大基本运动定律和几个与基本的力学量，即时间、位移、质量、力等，然后借用数学和几何学提供的逻辑这个脚手架，推演出了一个严密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和精美的逻辑的或观念的理论体系。这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不仅解释了太阳系的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行，而且还可以预测没有观察的星辰的存在。这就说，决定整个宇宙万物动物状况所有机密和枢纽都在这个优美、简洁的数学公式之中。牛顿力学所提供的观念就是：只要建立了运动方程，就可以依据初始条件来确定随后的运动。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而且被发展到极致的决定论观念，也是理智决定论最高的范本。

拉普拉斯被看成是法国的牛顿，在他看来，整个宇宙演化过程都是严格遵循着决定论的，

也就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宇宙方程。他设想一个具有全能、全知的智慧精灵（被后人称作“拉普拉斯妖"），只要这种精灵知道了某一瞬间宇宙间每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他就可以借助数学方程，将宇宙的一切全部看透，预言未来的一切事件了，也就是说世间一切事件事先成为已知的了。他曾以阿基米得口吻说道：如果有人能告知我整个宇宙诞生初期的条件和宇宙边界的条件，我甚至可以计算出整个宇宙的演化历程。或者说，只要给宇宙中所有质点的初始条件，就可以预先确定宇宙中每个质点在任何时间的位置，包括万年后某棵树上的树叶漂向何处。显然，拉普拉斯的话透露出一种神秘的宿命论的意味。理智决定论又回复古希腊人的命定观的形态之中。

理智主义决定论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学所追求的是一个静止的、本质的、具有支配性的理性世界。经济学像其他硬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理智主义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和现象两个世界的区分基础上。即假定那个超感官的、理智的、齐一的、规律的、静止的世界，支配着可感觉的、经验的、杂多的、变动不定的世界。我们日常经验到的经济现象可以从经济规律得到理解、解释，甚至可以预测我们将要经验到的经济现象。经济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试图从杂乱的经济现象中寻求经济规律。换言之，经济本质决定经济现象是经济学所隐含的一个本体论承诺。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对市场均衡的追求。

均衡是自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一个核心概念，诸如价格均衡、就业均衡、消费者均衡、厂商均衡、竞争均衡、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宏观经济均衡等等充满着经济学理论之中。韦森曾这样写到：“'均衡'概念或者说均衡分析，可以说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的灵魂。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瓦尔拉斯均衡'，到'阿罗－德布鲁均衡'，以至到目前已经融入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哈萨尼均衡'（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均衡）、'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以及'演进博弈均衡'等等，可以说，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浸透在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理论文献的分析与话语之中。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保险地说，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庞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即使六十年代以来以科奈、巴罗、贝纳西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非均衡论”或者说“反均衡论”，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均衡”二字。因此，经济学家们好像对'均衡'着了魔、入了迷。离开了均衡二字，经济学家们就会没事做、没饭吃。”1

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均衡也是在理想的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每个市场实体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从而自动地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关系的平衡。正因为作用于经济实体的各种力量达到平衡，它们没有发生变动的倾向，从而经济实体处于稳定的、静止状态。经济学均衡分析实际上就是从变动不居的经济现象的表面，寻求恒定不变关系，并利用联立方程组来确定惟一的均衡解，从而确定了所有经济变量的均衡结构。当然，这种静止的、均衡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而是逻辑的世界，理智构造的理想世界。熊比特十分清楚地表明，“现实生活中的市场是决不会达到均衡的，所以只能对观察者高度抽象地想像出来的市场提出均衡问题。"2 新古典经济学正是从理智的、静止的世界中获得了经济知识的确定性，并用它来理解、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第二，经济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逻辑的、必然性的和有严格秩序的理想王国。理智决定论把一切经验的现象还原成不可经验的理想的思想客体。正是在思想客体这个影子的世界中，才能遵循着严格的必然性，没有偶然。近代物理学把可见的物体还原成幽灵似的质点，这是一个只有质量没有大小，没有弹性形变的刚性的“质点"，并且是在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实的世界中运动。

经济学同样通过理智的抽象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变成经济范畴和概念，从而把现实的世界变成一个纯粹的逻辑王国。以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这个核心假设为例，经济学把现实的人还原为经济人。显然，在经验中人总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相反，只有在静止的理智王国中，人才是原子式的。这种经济人的本性是一个常数，或者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人。因为经济人如果在同样的约束下，每个经济人都会做出这种同样的选择。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没有性别、没有意志也没有感情的逻辑机器。当输入几个数据（收入约束和效用目标）时，他就会闪电似地且精确地按照设计好的程序（效用函数计算好）运作，人的行为是严格被决定着。关于这一点，霍奇逊了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注释，他说，“在新古典学派那里，个人被看作仅仅是循着一个设计好了的追求最优化的模式来对经济环境作出反应，偏好一旦确定，选择于是便确定了。个人被置于一个机械世界里，其中质点总是对合力直接作出反应。引人注目的是，帕累托写道：'个人可以消失――假如他将自己的偏好告知我们的话。'从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出发，有关意志和目的的问题便退到后台变成背景材料，尽管这些问题不一定被机械论者排除在外"［3］ 。

二普遍主义

理智主义不仅具有决定论特征，还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理智主义普遍性特征假定存在着一种超越国界和超越文化的理性和普适的规则，从而强调同质性、一致性，排除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对普遍性的追求一直是萦绕于理智论者脑际的一个梦想。古希腊理智论始于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则从逻辑推理角度上论证了存在是唯一的、永恒的、静止的，并且存在是理智认识的对象。

苏格拉底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实际上，“苏格拉底方法的目标就是要抽绎出这种普遍判断，而这种方法是苏格拉底在讨论中所用的，是反复追问的巧妙形式。"［4］这种从特殊之中寻求普遍的原则或本质是理智主义的重要诉求。

柏拉图承接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以及关于概念的知识是唯一的真知识的教诲，创立了他的理智主义体系。他进一步阐明，只有“概念的知识揭示事物中的一般、不变和基本的因素，因而是真知识。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一般，不变和永恒"［4］。在这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理念世界中，所有的抽象观念之间都满足于普遍的逻辑规则，没有矛盾，只有一致性。并且，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理念的逻辑体系，它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精神统一体，由宇宙目的、即善的理念所统辖，因而是一个有理性的精神整体。"［4］

最明确地表现普遍主义要求的就是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宇宙不是由一连串的机械的因果链条，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理性的，美好和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受一个智慧的上帝所统率。人是宇宙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小宇宙，因而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世界只有一种宇宙理性，因此，世界只有一种法律即自然法；世界上只有一种权利即天赋的人权。正是斯多葛学派把自然法理解为超越一切种族，属于所人类的法律，从而表现了强烈的世界普遍主义特质。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人类有着同一起源，都是同一父亲即上帝的儿女，所以每个人身上有着相同的宇宙理性，他们服从同一种法律，是同一世界的世界公民。斯多葛学派代表的库斯・奥勒留说，“我们不应该说'我是一个雅典人'或‘我是一个罗马人'，而应该说，‘我是一个宇宙公民'。"［5］ 斯多葛学派这种具有普遍主义的自然法对后来的罗马法产生了深远地影响，罗马法所说的自然法或“万民法"，也就是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共有的法律。

近智主义肇始者勒奈・笛卡尔，主张知识是从先验的、自明的、简单的少数原则或公理出发，当然这些少数公理本身就是超越时空的、不变的、普适的抽象原则，经过严格地逻辑演绎，以达到一个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再由这些定理演绎出一些可通过经验观察的推论，这些公理、定理和推论体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人们正是通过这个演绎体系来发现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并且，只有当人们的经验与这个演绎的知识体系的推论相吻合时，这种经验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普遍的原则可代替具体的事物，只要理解了这些普遍法则，也就掌握了现实世界。这种诉诸普遍性的理性来理解现实世界，是因为在近智主义者看来，“整个世界是一致的，像物理定律般可通约的、可解释的"。［6］

理智主义在黑格尔达到了顶峰。他认为宇宙精神即绝对精神是在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中显现自己的。理性充满着宇宙，不仅太阳系是有理性的秩序，有机体也是有理性的，而且全部人类历史过程也是有理性的，有目的的和具有意义的。而且，“宇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实现目标或目的，即宇宙理性的目的。"［4］ 这种演化过程是从理念即潜在的宇宙、具有自为、自在创造力的逻各斯或理性开始。它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个人中，也表现在人类制度和历史、权利或法（财产、契约和惩罚）、道德或良心以及习俗和伦理义务（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它最后还体现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从而达到了绝对精神，并且绝对精神认识到了自己。这种绝对精神统摄着自然界、思维和人类社会，并且，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是严格地按照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和日尔曼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唯一标准进行着的。

总之，这种对普遍主义的追求是理智主义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从不变的、抽象的前提出发，把自己推定的原则、价值或生活方式论证成为普遍的和唯一的东西。

主流经济学像其他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的理智主义传统，它强调所有现象背后深藏着一个普遍的规律，经济现象可以通过这一规律得到精确的预测和解释。为了寻求到这种规律，经济学通过撇开处于真实的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如文化、习俗、制度中的环境，从而把人所生活的环境抽象成一个像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空状态，从而，确保它所倡导的规律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普适性。同时，主流经济学也把具有各种知、情、意、欲等复杂动机的人以及各种差异的人抽象成为完全齐一、同质的，只有单纯的一种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高度理性算计的经济人。然后从这种“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7］ 。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虚构人，所以它才有高度的普遍性，所有的经济学现象都可从这个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出发演绎出来。或者说，所有经济学现象都可以回溯到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来说，理性经济人已经不仅仅成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强力工具，而且它已经渗透和扩张到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都落入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式之中了，人们把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理性的经济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就实现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既可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指整个人类。当它指整个人类时，就是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从而使整个人类的福利增加。在经济学看来，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理论是超越一切民族国家的普适规律。不仅如此，经济学所揭示的原理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有效性。西尼尔就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具有普遍效力的理论系统。这门学科被宣布为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工资、利润和其他经济现象受永恒不变的法则支配，就像自然被重力法则支配一样。"［8］ 先验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代表米塞斯一再重申，经济学是一门先验的、因而是普遍正确的知识，具有和逻辑学、数学一样的普遍性。

除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散发来的普遍主义精神外，实际上，经济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实际上就在推行其普遍主义诉求。众所周知，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间积压了大量的工业品，为了向欧洲大陆倾销，学术界利用古典经济学中的普遍主义诉求，采取了各种办法诸如专门划拨“机密费"，收买和操纵欧洲大陆经济学界人士和新闻工作者，从而控制理论界和新闻舆论，以科学的普遍主义姿态，向欧洲大陆大肆宣扬斯密主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斯密主义已经“作为一种神圣的教条被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家接受，就像在英、法、俄国一样，在德国的科学界权威都一致同意这一教条。"［9］

三 数理方法

对世界的认识要用数学语言和演绎方法既是理智主义对决定论追求的一个体现，同时，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理智主义数理方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数是世界万物背后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只要找到数量关系，也就找到和认识了隐藏世界背后的神秘的本质。宇宙万物都是遵循数学的原理。同时，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几何学方面，也有着超凡的成就。这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产生了十分深远地影响。这是因为“几何学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认为对于实际空间是真确的，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这样，首先注意到了自明的东西然后现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一切事物了。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的哲学家。"［5］

对于柏拉图而言，数不仅是不依赖于人们感官经验的一种抽象存在，而且，数也是达到最高抽象客观实在即理念世界的阶梯。柏拉图把数看成是认识理念世界的工具。在他看来，神在创造世界时已经把数学放入其中，人们只要认识到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数学关系，也就进入了理念世界即真实的、本质世界。可见，柏拉图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更精致的表现形式。

中世纪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而经院哲学是由早期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形成的一种理智主义。罗素曾指出，“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指毕达哥拉斯主义――笔者注）。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 。［5］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这个永恒的对象是数，对柏拉图来说是理念，对基督教来说，就是上帝。它们之间是相通的。这是因为，数仅仅作为思想的对象，而不是感官的对象。同样，几何学意义上的点、线、面，不是经验客体，仅仅是作为思想的对象而存在。这种永恒的对象就要以被设想为上帝。实际上，作为西方理智主义开端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体现了数学和神学相结合的特征。罗素说指出，“柏拉图的学说是：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而詹姆士・琴斯爵士也相信上帝嗜好算学。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5］ 并且，这种数学与神学的结合，“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5］

可以说，从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来说，宇宙是上帝依照数学设计而成的和上帝就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数学家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上帝看成是大自然的设计者和创造者，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人们运用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从而体察上帝的伟大和善意。中世纪的学者正是在为了赞美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这种强烈的宗教动机的驱使下研究自然，从而能够证明自然界与数学定律相吻合。伽利略之所以开创了用数学解释地上的物体运动和天上的天体运动，正是基于上帝依照数学设计宇宙万物的信念，笃信大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出的。只有用数学才能窥探出自然的秘密和领悟上帝的伟大。他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 。［10］开普勒对外部世界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现上帝赋予它的合理次序与和谐，而这些是上帝依数学语言透露给我们的。他建立在太阳中心说基础上的开普勒定律，即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此两行星轨道长半径的立方成正比，以在数学上的简洁、优美的形式表述行星运行的椭圆形轨道而著称。

同样，牛顿确信上帝创造的世界与数学原理吻合。他认为通过数学可以领会上帝对宇宙高超的设计。牛顿对上帝的信仰是他进行数学和科学研究的动力。正如罗素所指出的那样，“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但是它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所支配着的"。［5］他的对自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寻求上帝设计自然界的秘密的宗教动机。这种宗教动机是他晚年全部献身神学的主要原因。牛顿为了展示造物主的智慧，在原来的数学无法提供揭示和表达自然奥秘时，他自己发明了“流数"（Fluxions），也就是今天所谓微积分来满足他的请诉求，提出正切、加速度、斜率、无穷小、微分等概念，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数学的猜透上帝想法的功能。

近智主义代表笛卡尔在数学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把代数应用到几何学上，发明和运用了解析几何方法，“为近世数学指出道路的人"。［11］他的先验理智论就是依靠数理方法即数学领域中的演绎推理方法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这个方法首先要求从几个先验的、直觉的、自明的前提出发，然后通过演绎推理获得各种真理性知识。它不仅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确实可靠的知识，而且可以认识上帝、整个世界和人的灵魂。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论》中，运用普遍怀疑的原则和诉诸于理性权威，确认了“自我"存在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从而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第一条原则和基石。然后，借助这一自明的前提，建立起他整个哲学体系。

近智主义另一个重要人物斯宾诺莎也是极度推崇数学上的演绎方法，甚至于超过笛卡尔。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受着一种绝对的逻辑必然性支配，在精神领域中也没有所谓自由意志，在物质界也没有什么偶然。"［4］ 实际上，他的《笛卡尔哲学原理》和《伦理学》著作都是运用严格的演绎推理的方法写作的。他首先列出一些普遍性的定义和公理，然后再列出一系列命题，并对每一命题逐一加以证明，最后由得到证明的命题再加以推理，从而得出必然性的结论。

理智主义为经济学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就是这套数学和几何学的思维方法对也就是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所谓经济学数理方法就是指把数学分析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来分析、研究经济现象。它包括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数量化）、数理经济分析（符号化）和演绎推理方法（形式化）。

第一，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这是一种数量化的要求，它把经济现象和经济现象关系简约为一种数量和数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的分析方法。从哲学上来看，这就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在质与量的关系中，把量看成比质更为真实的反映本质，而质最终都可以通过量加以描述和解释。在形式与内容（质料）关系中，形式高于内容，形式可以独立于内容而存在。经济学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经济学理论处理的是一个量的世界，即是一个可以通过精确测量和统计的数字世界；一个可以通过数学计算的并且遵照经济学方式运行的世界。

对统计分析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威廉・配弟。他首先在经济学领域最先提出了“政治算术"的方法。他十分重视经济现象的统计学分析。杰文斯就直接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量，涉及的是经济现象的量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它在性质上是一门数学科学。实际上，“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及其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是数理经济学最突出的成果"。［12］他也是最早提议用“经济学"一词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的人，显然，他是希望为经济现象提供一种更科学的解释，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可定量的从而能够用数学形式表达的现象中。

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在20世纪初开始迅猛发展。由于古诺和瓦尔拉斯数理分析，经马歇尔的补充，使许多变量更具操作性，从而易于测量。同时，由于此时的统计方法和概率理论已经十分成熟，从而为计量经济学兴盛提供了数学工具。1930年，拉格纳・弗里希（“计量经济学"一词发明者）和阿尔文・费希尔创建了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主要基于概率论和线性代数等数学理论对相关经济现象进行观察、归纳和统计，试图从复杂的经济变量关系中寻找相关性，从而为经济理论的质的分析提供量的内容。

第二，数理经济分析。这是指采取代数的方法，即运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建构理论模型的经济理论，经济学理论的定理成了一个个优美的数学方程。法国经济学家古诺是最早运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名著。它在“边际革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杰文斯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13］他们把边际分析方法广泛地运用于消费、生产、投资等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莱昂・瓦尔拉斯就强调，“经济学跟天文学和力学一样，既是经验科学，也是理性科学"［14］，他仅仅用几套代数方程就建构起一个个精美的数学模型系列。公式化使得经济学借助数学表达式简洁和清晰地表达经济学思想，诸如消费函数模型、生产函数模型、货币需求函数模型、投资函数模型等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运用得最为广泛，并且，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用数学符号加以全面地改造，把经济学在30年代以前用的自然语言和图式的分析改写成为定性的数学模型和推理方法，从而确立了现代主流经济学追求形式化、公式化、符号化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了社会代数学。

经济学这种符号化的诉求，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即人工语言系统，从而使经济学得到迅速的发展。经济学许多相关理论、定理和命题如尤拉定理、斯拉茨基方程、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等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总之，现代经济理论广泛地应用函数、积分、微分方程、线性代数、线性规划等符号化工具，使得经济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逻辑化和公式化，因此，经济学具有了科学性的外表。

第三，所谓经济学演绎推理，是指经济学理论以几何学的方法为蓝本，即从简单性、不证自明性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然后合乎逻辑推理出一整套命题体系的方法。对演绎法的强调肇始于李嘉图。他把经济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演绎体系。他对诸如价值、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经济学基本范围进行改造，然后通过范畴来演绎经济学体系。熊彼特则把李嘉图的演绎法方法称为“李嘉图的恶习"。［15］

西尼尔最早地明确地表述了经济学的演绎法。他认为，经济学就是从以下四个自明的命题［16］ 出发，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西尼尔之后，在古典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这个传统都是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演绎方法。穆勒对西尼尔方法进一步公理化，确立了经济学演绎的原点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特别在“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的演绎推理方法通过数学公式化得到了最好的表现。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著作中，强调经济学方法是从内省得到的类似于公理的那种自明性的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经济学的真理来。

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而言，无论是先验主义代表米塞斯、实证主义者弗里德曼、工具主义者萨缪尔森和证伪主义者布劳格，尽管他们之间的存在千差万别，但在经济学演绎法方面，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弗里德曼在他的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完全以一种柏拉图-笛卡尔的先验论观念维护演绎法的。他以欧氏几何为例，说明经济学与几何学、物理学一样，是从一个简单、抽象的假设出发来演绎出一系列推论和经济预测，然后，根据经验观察来检验这种推论和预测的正确性。这种演绎假设“首先，是一个概念的世界，或者说，这是一个比'真实世界'更简单的抽象模型，它只包括这种假说声称的那些重要力量；其次，这是一套由规则定义的一种现象类型，它是由'模型'规定被认为充分代表了'真实世界'，在模型中的变量或整体和可观察的现象之间详列了一一对应关系。"［17］ 他还强调，“这种模型是抽象的、完备的，同时，它是一种'代数学'或'逻辑学'。"［17］

总之，模仿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演绎法已经成为现代大多数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方法。1995年诺贝尔得主卢卡斯对此直言不讳，他说“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18］ 从现代经济学的形态看，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形式经济学，其方法就是依照数学和物理学那样，首先建立一个抽象的数学的模型，当然这种模型是人们理智上的虚构出来的假设。正如弗里德曼所提出的，后来萨缪尔森称之为“弗氏-扭曲"（F-Twist）即“越是有意义的理论，其假设就越不现实"。［17］这种假设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然后，运用演绎的方法，严格遵守逻辑法则，指导了一系列可以用经验加以检验的预测性命题。最后，把经验观察和统计的各种数字，输入这种形式推演体系之中，从而得到一国经济或市场供求情况和动态，当然这种结果不是现实的经济世界本身，仅仅是一种完全关联的虚拟经济，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通过时间序列近似模拟出现实经济的时间序列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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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2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增长理论

自经济学诞生之初，经济增长问题就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马克思经济学都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已成为普遍关注和追求的社会现象。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体现在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四大环节。经济增长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论述，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理论。马克思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虽然分析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形式，但分析简单再生产只是为分析扩大再生产提供基础。在他看来，扩大再生产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式，而“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只是一个抽象”，认为“简单再生产的前提是I（V+m）=IIC这个前提同资本主义生产是不相容的”，因为在这个前提下，“就不可能有资本的积累，即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创立了社会生产两个部类的理论。即社会总产品或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生活资料生产部类，前者也称第I部类，后者称第II部类。每一部类使用的资本分为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每一部类借助于这些资本而生产的全部产品都以价值表示：即（C+V+m）。马克思在把所有的生产部门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两个部类之后，又揭示了社会生产两个部类的平衡条件：I（V+m）=IIC+IC+IIC。它说明，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要求第I部类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在补偿了两个部类消耗的生产资料之后，还能满足两个部类追加生产资料的需要。这既是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增长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个公式所展示的两个部类生产和交换的平衡条件得不到满足，经济增长就难以实现。除了两个部类的平衡条件，马克思还确定了第I部类和第II部类内部各部门之间再生产的平衡条件，以此来衡量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构成或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只有这些产业之间的结构达到长期而稳定的平衡，经济才能不断增长。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

在西方经济史上，从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提出的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到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长模型都对经济增长进行了专门研究。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重农学派杰出代表佛朗斯瓦·魁奈第一个系统地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他在《经济表》中明确指出应从社会资本的整体而不是单个资本来考察再生产，同时认为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何炼成等，1997）。经管魁奈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有很大的功绩，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缺陷，他将社会生产只划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对于资本的区分，仅划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而没有进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因此，不能从价值构成的角度去分析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因而无法解决社会再生产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王胜男，2008）。亚当·斯密尽管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总体上比魁奈有进步的方面，但由于“斯密教条”导致其理论矛盾百出，十分混乱，也无法解决社会再生产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都奉“斯密教条”为信条，因此，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没有超越斯密。如大卫·李嘉图、萨伊、施托尔希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都因受到“斯密教条”的束缚，不是忽略商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价值部分，就是将地租排除在剩余价值的必要要素之外，甚至将产品价值与价值产品混同起来等，未能提出系统的再生产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大危机背景下，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侧重于从长期、宏观和动态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分析重心从供给层面转移到了需求层面。他认为消费、投资、储蓄和国家干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高晓红，2004）。凯恩斯通过分析，推导出在不考虑国际贸易情况下决定国民收入的两个著名的公式：Y=C+I，Y=C+S。式中Y、C、I和S分别代表国民收入、消费、投资和储蓄。凯恩斯还认为在经济运行中，国家干预很重要。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进一步发扬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典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其基本思想是：一个时期的经济均衡增长要求该时期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到使它所引致的投资等于同期全部储蓄。该模型假定了技术不变；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比例不变即资本与劳动互补和规模收益不变等条件。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为了克服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即技术变革率影响经济增长率，但经济增长率不影响技术变革速度。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是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本的多寡，而是社会拥有的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化人才的规模和水平（赵辉，2010）。道格拉斯·诺思和詹姆斯·布坎南等人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以及制度创新。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中，提出了要素收益递增假定，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和发展。它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重视对技术进步、“边做边学”、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政府支出等新问题的研究。

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的比较

（一）关于经济增长理论体系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非常重视经济增长问题，但两者在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增长与市场规模的关系，经济增长与技术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制度的关系。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采用数学模型，对经济增长理论形式化，最具代表的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经济增长模型，探讨和量化各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与贡献度。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产生的思想基础为一般均衡论，主要表现为一种思维的产物，表现为一些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一种信念，而不是对经济现实的合理近似。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不局限某一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局限于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而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整体，采用高度抽象思维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和解释，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一种科学理论和模型。其中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把静态分析动态化，把短期分析长期化。研究方法上尽管有一定的定量分析方法，但主要以抽象思维方法为主。在《资本论》第二卷问世后的几十年中，西方经济学家无力解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现在，西方经济学家已能解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他们懂得，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就是经济增长理论（吴易风，2007）。

（二）关于经济增长理论内涵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增长的内涵上有差异。马克思抓住了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即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从物质形式上和价值形式上进行补偿的问题。马克思批判了斯密教条的错误，指出斯密在价值形式上漏掉了不变资本；同时，在实物形式上混同了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马克思在对斯密教条的批判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即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式上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构成；在物质形式上由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两个部分构成。可以说，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就是社会总产品两个补偿同时实现的过程。马克思用“生产扩大了”、“产品增加了”、“价值增大了”等来表示经济增长，提出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两种形式和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并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再扩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揭示出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关键条件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同速度增长。西方经济学没有过多地研究经济增长的内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视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共识，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而从经济增长动力和前提条件角度来看，更重视科技、劳动力、教育、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统一模型研究哪些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以及作用的大小。

（三）关于经济增长理论作用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及揭示其发展规律过程中建立的，但是它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具有科学性，其中的原理和方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是适用和有效的。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内容不仅和现实关系密切，而且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意义。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不仅关注发达国家，也关注发展中国家，通过模型说明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自我积累、自我演进，从而说明市场调节不仅适用发达国家，同样也适应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结论

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增长理论都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各自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对工业化进程、城市化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分工与专业化的形成等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比较，在理论上能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性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成分。我国目前面临如何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问题，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从中可寻找对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人民出版社，1972

2.何炼成，姚慧琴，李忠民.《资本论》教学与研究[M].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3.王胜男.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8（557）

4.高晓红.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与西方学者之比较[J].生产力研究，2004（6）

5.赵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及评论[J].生产力研究，2010（12）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3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750（2012）01009805

一、 引言

老一辈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2005年曾撰文指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上升，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边缘化的状况令人担忧［1］。在这之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迅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现实中，刘老担心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在经济学类专业本科生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是教育部规定的核心课程，但是，在改革开放前政治经济学“一枝独秀”,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平分秋色”，到本世纪初，政治经济学已“黯然失色”。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刘老所说的教育方针、教师和领导权问题外，两门课程教学内容的冲突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课程设置上，财经类高校一般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就开设政治经济学，而在接下来的两个学期则先后开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从以前被批判的对象变为正面讲授的必修课，这种“华丽转身”埋下了两门课程教学冲突的种子，让政治经济学“元气大伤”，也让学生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2］。

两门课程中会分析相同的经济现象，也会出现相同的概念，但是概念的内涵和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往往存在明显的差异或矛盾。第一学期政治经济学基础比较扎实的学生，往往在第二学期学习微观经济学后发现，自己原有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不断地被微观经济学“侵蚀”，知识体系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对于政治经济学基础不好的学生来说，他们未必能想到对两门课程内容进行比较，没有内心的疑惑，但是在他们的知识模块中，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块，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另外一块，两套自成体系的理论“互不干涉”，远远不能达到融会贯通的学习效果。这样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学生之中，甚至也存在于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师之中。因而，系统的梳理和整合两门课程中“矛盾”的教学内容，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改变学生“一团糨糊”或“两块铁板”的知识结构，同时提高两门课程教学效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 对两门课程中“冲突”教学内容的系统梳理

（一） 研究对象的“冲突”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 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4］比较而言，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源都是由一定社会集团或阶级所占有的，这种占有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只有处理好这种关系（即生产关系），才能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发展生产力。而西方经济学并不深入地研究生产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它同样拥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系统的经济理论。

（二） 价值价格理论的“冲突”

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劳动价值论，这一理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西方经济学则认为，价值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效用，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心理感受，是由消费的最后一个商品给他带来的边际效用决定的，但是，同样的消费者消费不同的商品数量，边际效用会不一样。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马歇尔创立了供求价格理论，根据供给、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认为供求双方相互作用达到均衡则形成均衡价格。瓦尔拉斯又在马歇尔局部均衡的基础上开创了一般均衡价格理论，通过阿罗和德布鲁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构造。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阐释所有要素和商品的价格是怎么达到一般均衡的，而政治经济学除了分析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外，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价格变化的基准。

（三） 分配理论和对核心概念理解的“冲突”

政治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建筑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分配的价值是工人的活劳动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这部分新价值在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分配，两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有着极强的利益冲突。西方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就是其要素价格理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四个要素，按照它们提供给市场的数量和各自价格的乘积分别获得报酬，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下，每种要素获得的报酬都刚好等于该种要素对于产出的贡献。

另外，两门课程中涉及的分配的核心概念，内涵也大相径庭。西方经济学认为利息是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报酬，而政治经济学认为利息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西方经济学认为工资是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报酬，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工资只是工人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西方经济学认为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报酬，而政治经济学认为利润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总之，西方经济学的分配理论以边际生产力和均衡分析为主线，充满了利益的和谐；政治经济学的分配理论以价值和剩余价值分析为主线，充满了利益冲突。

（四） 失业和危机理论的“冲突”

政治经济学中的失业是与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密切相关的，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是制度性的，它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必然是对抗的，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危机的爆发就是这种对抗性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西方经济学的失业和经济周期理论，极少从制度层面去发掘原因，而是寻找了很多非制度的原因。理论本身丰富多样。一般认为，失业有总需求不足型失业、经济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自然失业，对于其中最为重要的需求不足型失业，西方经济学主要从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入手分析，但是未触及收入分配等更为本质性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如此，仅仅从货币冲击、投资冲击、消费不足以及技术冲击的外生视角来观察，从未考虑经济危机的制度内生性原因。

三、 正确引导学生认识教学内容冲突的根本原因，深刻把握问题的本质

两门课程教学内容冲突的根源在于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冲突，而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冲突又植根于它们截然不同的历史观、产生背景和研究目的。厘清两门学科不同的历史观、产生背景和研究目的，有利于学生从根本上理解教学内容冲突的原因，对掌握教学内容也会更为有利。

（一）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门学科的历史观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 将社会发展看作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 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终究会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将制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命运。而西方经济学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做永恒的，因而它不关注制度的研究，而是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研究资源配置及其运行规律。两种不同的哲学历史观是两门课程教学内容“冲突”的深层次根源。正是哲学历史观的分野决定了两门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价值与分配理论以及对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看法。

（二） 引导学生从两门学科产生的背景与研究目的来看待教学内容的“冲突”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在无产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革命的经济学是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阶级矛盾，阐明它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政治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和研究目的，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必然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利益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关注阶级矛盾，而工资和利润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的经济根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在不遗余力地揭示利益冲突，劳动价值论说明了工资和利润都是雇用工人创造的新价值，工资和利润之间此消彼长。他还从剩余价值分割的具体形态来看待各种资本获得的利润以及利息、股息和地租，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质。他的资本积累、失业和经济危机理论也都是通过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来印证其必然走向灭亡趋势的判断。总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价值理论、分配理论以及失业和危机理论无一例外地都是服务于它的研究目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西方经济学则完全不一样。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为了适应西方国家富国裕民的目标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让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权，这样的制度无疑对于他们是再合理不过的了，因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提倡经济发展和经济和谐，反对揭示利益矛盾和阶级冲突，为现行制度的合理性辩护，为完善它出谋划策。这样的研究目标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是生产关系，也不可能再去揭示利益冲突和矛盾，而是要在制度合理的前提下研究资源配置，发展生产力，以进一步维持资本主义秩序，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着重关注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另外，为了说明现行制度的合理性，西方经济学更加关注各个阶级的和谐，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就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和产品分配净尽定理强调，各种要素按照自己的边际生产力参与分配，各得其所，没有剥削，没有冲突，资本主义制度是和谐的。至于说失业和危机，西方经济学也大都认为是由外生冲击造成的，与制度没关系，制度是合理的。

四、 正确引导学生理顺两门课程的内在联系，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对于同样的经济现象，两门课程提出不同的经济解释，给学生带了一些困扰。从学生的提问来看，他们希望得到一个个标准答案：研究对象到底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价值理论到底是劳动价值论还是均衡价格论，等等。学生提问的背后其实是把两门课程对立起来的，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非此即彼。虽然笔者在上文中系统梳理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相冲突的教学内容，但实际上两门课程只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经济问题，它们不是一种竞争替代和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加以正确引导，理顺两门课程的内在联系，以期达到两门课程相得益彰的教学效果。

（一）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门课程的学科性质，纠正偏见，端正学习态度

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不佳有多方面原因，除了与西方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的冲突外，还由于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存在误解，认为它是政治课，因而提不起精神，缺乏热情。政治经济学的商品货币理论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过，只是那时学习得不够深入和系统，因为当时它是以政治课的面目出现的，所以使很多学生以为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是思想政治课，加之研究生考试的政治理论课中就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样就更使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属性产生错误认识。教师要通过教学和宣传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学科性质，让他们端正学习态度，激发他们的学习欲望和学习兴趣。

政治经济学学科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而产生的。法国重商主义代表蒙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第一次提及政治经济学，目的在于表明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超出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涉及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之后，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广泛使用, 表示对整个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因而，政治经济学不是政治学, 也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学科，而是地地道道的经济学。教师要纠正学生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的观念，让学生明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棵大树”分出的“两个枝干”；要纠正学生“政治经济学政治性强、没什么用”而西方经济学很实用的观念；引导学生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货币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经济学学科的阶级性，提高辨识能力

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有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教师需要向学生澄清，以增强学生的辨识能力，提高教学效果。阶级性和科学性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多数学生喜欢西方经济学甚于政治经济学。学生有学习兴趣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教学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强调该学科的阶级性和辩护性，否则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不仅达不到既定的教学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制造混乱。

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鲜有例外［3］。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就公开表示：“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6］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7］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会因为其阶级性而大打折扣，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不要全盘接受，而要批判性地学习。教师要让学生谨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捍卫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反映底层百姓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和渴望,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而西方经济学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所有者的既得利益服务。

（三）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门学科的优点和缺点，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既应学好、学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学懂并系统掌握西方经济学，对两门课程应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凡是西方经济学家看到的人与物的关系，政治经济学都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社会经济活动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活动，另一方面是社会交往活动。社会经济活动的二重性，让我们要兼收并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长处，不可偏废。

另外，西方经济学强调通过数理逻辑演绎、计量实证方法对各种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并对相关理论进行验证，偏重于定量分析，这样能让学生在定量分析方面得到较好的训练，学生很容易理解，因而在心理上会偏向西方经济学。但是教师同时也要有效地引导学生，使他们认识到政治经济学强调的定性分析方法同样重要。定性分析方法中的科学抽象法指出，在进行理论发现时，由具体到抽象、由现象一步步上升到本质；在进行理论叙述时，又强调从抽象到具体，从最抽象的理论逐步还原到现实中。这种训练对提高抽象思维能力和定性分析问题的能力大有裨益。我们在具体研究经济问题时，要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五、 提高两门课程教学效果，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学活动中要同时提高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避免此消彼长，做到相得益彰，这便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 教师要同时熟悉两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加强两门课程间的学术交流

政治经济学教师要熟悉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同样西方经济学教师要对政治经济学内容有所研究，后者特别重要。高校中的某些海归教师，没有研究甚至都没有学习过政治经济学就走上了讲台，他们讲授西方经济学时，极少有批判性的评论，对两门课程的冲突内容，往往刻意回避或者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对两门课程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因而，加强西方经济学一线教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素养特别重要。

同时，两门课程的教师要破除观念鸿沟, 加强学术交流，通过互相听课、学术研讨会、学术报告等一切可能的方式加强联系， 以促进教师自身知识结构的完善, 从而增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提高教学内容的学术质量。在教学中，一些教师或者对对方课程不了解，或者是为了强调本学科的重要性，经常贬低对方课程。有的政治经济学教师批评西方经济学肤浅、庸俗，也有的西方经济学教师说政治经济学过时、说教，这些言论都不利于同时提高两门课程的教学效果。两个学科的学者和教师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 若涉及对方学科的内容, 任课教师应能以客观、科学、谨慎的态度作出点评。

（二） 提倡比较教学法，在比较教学中让两门课程相得益彰

为了解决两门课程教学内容此消彼长的问题，笔者提倡教师运用比较教学法，就是在讲授其中一门课程时穿插另一门课程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和见解，进行比较，说明所讲理论或方法的优势和缺陷，这样有助于化解矛盾、澄清问题、深化认识，达到在比较中巩固教学效果的目的。教师尤其要避免教学中“述而不评”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是原版教材总是把西方经济学原理当作科学真理来传授，初学的学生很容易被它所迷惑，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过程中进行比较述评。述评需要一定的时间，动员学生讨论所需的课时更多，如果课时允许的话，财经类院校完全可以单独开设一门比较经济学课程，系统讲授两门课程的异同，帮助学生融会贯通，真正取得相得益彰的教学效果。

六、 结语

本文系统梳理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冲突，分析了冲突产生的原因及其协调的方法，但是，教学层面的冲突其实源自于两大理论体系的深层次冲突，因而，要彻底解决教学的冲突必须重构现代经济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成熟的分析方法，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依靠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努力，来逐步达到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目标。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4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一、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经典文献

马克思经过十余年艰苦研究和积累，从1857年起，开始着手写作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在1857年8月为计划撰写的经济学著作而写的《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五个篇章的写作计划(“五篇写作计划”)：“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1在1858年2月22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修改补充了他的写作计划：“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方规定。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2(“六册写作计划”)。在1859年6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又将他的经济学著作“六册写作计划”表述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3

从马克思对他的“五篇写作计划”或“六册写作计划”的表述可以清晰看出：第一，马克思有一个完整的、科学阐述其经济理论的写作计划，亦即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第二，马克思的写作计划，或者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为主要内容；第三，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写作计划上是按照从分析抽象概念到分析具体的经济形态、从对简单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问题的分析过渡到对复杂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问题的分析这样一个逻辑线索展开的；第四，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国际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883年马克思逝世，这给世界无产阶级和经济科学带来巨大损失。虽然马克思生前没有最终完成他的“六册写作计划”，也没有专门说明“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这三册计划撰写的论著之间(从而也就是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这三个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但由于这种相互联系体现着马克思经济学一贯的内在科学逻辑(从而使这种相互联系“一目了然”)，所以后人仍然可以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传世经典文献来探析马克思国际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国际分工、国际价值、国际贸易(或海外贸易、对外贸易、世界贸易)、世界市场等范畴经常在重要篇章中出现。例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国际分工一词出现1次；国际贸易(或海外贸易、对外贸易、世界贸易)等词出现31次；自由贸易一词出现14次；世界市场一词出现42次。在科学巨著《资本论》中，这些词汇出现次数分别为：国际分工1次、国际价值2次、国际贸易(或海外贸易、对外贸易、世界贸易)49次、自由贸易35次、世界市场79次。除此以外，马克思还撰写了有关国际贸易专题的短篇著述，如《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1847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1852年)、《鸦片贸易史》(1858年)、《不列颠的贸易》(1860年7月、9月，1861年)，等等。通过研读这些经典文献可以发现，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奠定了他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并且勾勒出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而且正是由于马克思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揭示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与马克思的其他经济理论一样)更具有历史科学性、逻辑一贯性和在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上的现实应用性。

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对象的比较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经济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要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由此进一步延伸，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在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里的生产关系既包括国家间的生产关系，也包括与资本主义国际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内生产关系。

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从而指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而要充分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离不开对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分析，因为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对外贸易的产生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且“对外贸易的扩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1这样，由对外贸易的扩大所形成的世界市场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也就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2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来以后，“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对外贸易的扩大———引者注)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3这样，世界市场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所以，“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4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因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扩大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化的生产方式。

在分析世界市场的构成时，马克思指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5并且，“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这也就是说，世界市场是各国国内市场的总和，每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在每个国家的内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既体现着世界市场上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也体现着与资本主义国际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内生产关系。就国家间经济关系而言，马克思通过国际价值理论阐明了比较富有的国家如何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就国内生产关系而言，马克思指出贸易的自由就是资本的自由，就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7

西方国际贸易学说在大卫·李嘉图之后便不再将生产关系作为理论分析的重要内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伯蒂尔·俄林(BertilOhlin)在他的名著《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中，完全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仅在其著作的部分章节就国际贸易对劳动工资和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但这种分析完全是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不涉及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从而也就不涉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在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所著《国际经济学》中，作者把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设定为主权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贸易所得、贸易模式、贸易保护等七个方面。但从这本当前世界流行的《国际经济学》教材的主体内容来看，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仍然不涉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以及与这一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分析。西方贸易学说之所以回避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它要努力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要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现实手段。

三、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方法的比较

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是国际分工格局的决定因素。马克思并不否认自然条件、历史偶然因素对国际分工格局的影响，但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自然条件、历史偶然因素才成为影响国际分工与贸易的重要因素。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试图从不同角度解释国际分工格局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要素禀赋差异、国别技术差异、国别收入差异、规模经济差异，等等。但是，由于西方经济学者没有坚持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所以他们的贸易理论不能从生产方式这一根本因素上分析国际分工模式的决定问题。

在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中，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建立了国际价值范畴，并运用这一范畴以无可辩驳的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国际化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而马克思所做的这一逻辑分析又是与对历史的分析考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外贸易放在人类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既将国际贸易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又将国际贸易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结果。

囿于阶级立场和研究对象的限制，西方国际贸易学说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探讨现有国际分工模式的表面决定因素，没有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国际分工模式的决定。这些学说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做是永恒的制度，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从一开始就具有侵略和剥削的性质。这样，在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体系因劳动价值论而出现内在冲突时，西方学者就不得不再次回到亚当·斯密那里，进一步将经济理论中的历史因素和国家意识形态因素抹掉，从而极力为现存的国际分工格局寻求庸俗化解说，以达到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提供辩护的目的。表现上看，亚当·斯密在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时所采用的并且为后来的西方学者所继承的逻辑演绎方法更加符合实证经济理论的形式要求。但是，只要深入考察这种形式化的逻辑演绎过程就不难发现，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概念体系与社会经济现实有着较大程度的脱节，而其逻辑演绎过程更是以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为前提，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形式上回避了国家意识形态，因而其对经济贸易现实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其对未来贸易格局发展趋势的预测也往往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形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是在亚当·斯密所规范的理论教条下，通过抽象方法演绎出种种貌似新颖的结论，也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它根本性地放弃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科学原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立，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1西方贸易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天然缺陷使得这种理论仅仅具有实证科学的理论表现形式，但不具备实证科学应有的正确逻辑内核。

四、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比较

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概括：(1)国际贸易的动力；(2)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3)国际贸易利益的分割；(4)国际贸易模式与世界市场；(5)国际贸易政策。

(一)国际贸易的动力

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动机和最高目的是满足资本家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家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必然要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正是为了防止利润率下降，甚至为了追求超额利润，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其确立的那一刻起就与对外贸易紧密相关。马克思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对外贸易在提高利润率方面的作用：

第一，通过对外贸易可以进口更为廉价的机器和生活资料，从而“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就这一点说，它(指对外贸易———引者注)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1

第二，在对外贸易中，比较发达的国家所生产的产品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能够以高于其商品价值的价格售卖商品，因为“比较发达国家的劳动是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使用”，也就是“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2这样，资本家实际上就通过对外贸易实现了超额利润。

第三，在殖民地贸易中，“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够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3

虽然对外贸易客观上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但正如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又具有使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作用，因为对外贸易提高利润率的趋势会刺激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这样，“一方面加速积累，但是另一面也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4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要求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但是在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往往不能实现。这样，生产的相对过剩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无法克服的天然缺陷。对于这一天然缺陷，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能够起到一定的补救作用，因为对外贸易既可以使第Ⅰ部类保留货币形式的商品转化为消费资料，也可以使过剩的商品销售掉。5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6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对外贸易都不是单纯地“补偿各种生产要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7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外贸易是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然缺陷的重要手段，但这一手段反过来又成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出现问题的原因。所以，一方面对外贸易承载着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从而对外贸易的自由本质上体现着资本的自由，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还需要通过对外贸易获取一定程度的缓和。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1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际贸易动力的解说也是从国际贸易利益的角度做出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所承认的贸易利益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所揭示的贸易利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关于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说明，这里仅就贸易利益如何驱动对外贸易行为进行比较分析。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优势理论是从成本比较的角度说明国际贸易的动力：一定量的商品如果能够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在国外生产出来，那么国际贸易对参与贸易的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贸易之后每一个国家所能得到的产品数量都比贸易之前更多。从国家获取更多物质产品消费的角度说明国际贸易的动力是古典贸易理论的特质，也正是这种特质使处于上升过程中的资产阶级能够打着古典贸易理论的旗号为自己谋利。但是，古典贸易理论也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这在李嘉图经济学中表现的尤其突出，而这种矛盾本质上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经济理论与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新古典贸易理论彻底放弃了劳动价值论，虽然它仍是从参与贸易的国家能够获取更多物质产品消费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动力，但是构成这一动力的逻辑基础不再以劳动成本的国别比较为基础，而是以要素禀赋差异造成的生产成本或生产价格的国别比较为基础。这样，生产价格取代了价值，要素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在此基础上，将获取更多物质产品消费作为国际贸易的动力不仅更加合乎成本-收益这一西方经济学原理，也更加合乎资产阶级所信奉的法律和伦理。这样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NewTradeTheory)，只不过国别成本比较的基础不再是要素禀赋，而是规模经济效应或地理空间效应。自2003年以来，马克·梅里兹(MarkMelitz)等人努力构建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试图从微观企业异质性的角度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与已有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相比，新新贸易理论似乎具备了崭新的理论形态；但从本质上来看，这一理论仍然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逻辑框架的内部为资本主义对外贸易的动力寻求貌似新颖的解说。因而这一理论也就不可能应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揭示出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的真正动机。

(二)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

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所追求的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资本家之所以能够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利益的根源就是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构成这一来源的制度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的其他学科分支一样，不承认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更不承认剩余价值的存在。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被解释为分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或者说是分工所带来的专业化利益，也就是每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贸易后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是因为分工使得劳动要素投入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中去，从而增加了全社会物质产品的产出；同时，也正是因为整体生产效率得到优化，所以单位产品价值得到降低，这样，每个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都能通过对外贸易以更低的成本或价格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消费。正如马克思指出，“斯密关于分工和机器改良对商品价格的影响的全部学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1虽然新古典贸易理论抛弃了劳动价值论，但是在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问题上仍然继承了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即把分工所带来的物质产品产出的增加看做是贸易利益的来源。换句话说，国际贸易利益来源于国际分工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我们知道，分工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生产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这样，从分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从实际上就是把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剔除出去，从而也就把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利益来源的所有制基础彻底掩盖。在新新贸易理论视域下，国际贸易是异质性企业的自利行为，这样，国际贸易利益也就来源于异质性企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所具有的价格控制能力或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很显然，这一理论仍然没有说明国际贸易利益的本质源泉及其制度基础。总之，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说明也不可能说明国际贸易利益的真实来源，它们关于国际贸易利益来源的种种解说，本质上是通过推陈出新的逻辑演绎来掩盖资本剥削劳动、富国剥削穷国的社会残酷现实。

(三)国际贸易利益的分割

马克思关于国际贸易利益分割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国际价值理论中。

我们知道，商品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作为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商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

虽然马克思没有为国际价值范畴给出明确的文字定义，但是按照马克思在经典文献中使用国际价值范畴的语义以及逻辑一致的原则，我们可以认为，商品的国际价值是指在世界市场上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说明分析具体问题不能简单套用一般经济规律这一基本原则时，马克思举例说：“例如棉花的价值尺度不是由英国的劳动小时，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2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也存在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只不过这一价值尺度是世界市场上各国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值。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受到世界劳动的中等强度(或平均强度)的影响，而世界劳动的中等强度(或平均强度)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衡量，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3“劳动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4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生产行业的国民劳动强度较大，高于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那么这个国家生产的该种商品就具有更多的国际价值，从而也就具有更高的商品价格。

在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还会因为国家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之所以说是“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是因为马克思已经指明：“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1也就是说，国民劳动创造价值的高低与国民劳动强度有关，但与国民劳动生产效率的高低无关。这样，当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而与其他国家生产效率较低但国民劳动强度相同的劳动相交换时，前者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价值，也就是两个国家国民劳动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交换地位。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从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交换中总是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对此，马克思还总结到：“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甚至当后者像约·斯·穆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交换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2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可以作如下理解：

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两国都能生产X和Y两种商品，表1列示了两国生产每一单位的两种商品所需要投入的劳动工时(不考虑劳动强度问题)。表1显示出，A国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比B国要高。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按照价值规律，A国国内商品交换比例为2X交换1Y，B国为1X交换2Y，也就是A、B两国X商品的国内相对价格分别为1/2、2。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那么A国专业化生产X商品，B国专业化生产Y商品。如果假设按照1X交换1Y的比例进行国际贸易，那么A国在贸易后可以多得到1X，B国在贸易后可以多得到1Y。虽然B国实际获得产品的数量比贸易之前更多，但按照国际价值交换的比例看，B国3个劳动工时才能交换A国1个劳动工时。至于假设商品的交换比例是1X交换1Y，按照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只要国际交换价格在两国封闭市场价格区间内都是可行的。但是，当A国作为劳动效率较高的国家存在时，如果A国的国民劳动被算作更大强度的劳动，那么国际交换价格将更加接近B国封闭市场市场价格，A国的1个劳动工时将交换B国更多的劳动工时，此时，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剥削将更为严重。

西方贸易理论完全不承认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剥削。无论是古典贸易理论中的优势原理还是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H-O原理，它们所要论证的是每一个参与贸易的国家都能比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产品消费，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这样，自由贸易所创造的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至于在国际贸易中究竟哪一个国家能够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西方贸易理论则不加以说明。

每一个参与贸易的国家都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利益，这种论证贸易可以带来双赢格局的学说在历史上确有进步意义，至少持有这种论调的古典贸易理论就曾经促使英国废除了《谷物法》，从而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当然，这种论证贸易可以带来双赢格局的学说也存在欺骗性。它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掩盖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客观事实。但是，这种罔顾事实的西方贸易学说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也同样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在奉劝落后国家参与自由贸易的时候，它们会说：“在长期内，扩大的贸易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使所有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得以提高。”1于是各国都逐渐意识到，向全球贸易体系开放自己的市场，是经济通向繁荣的最佳途径。或者说：“对于经济落后国家而言，与先进国家的紧密联系与交往是获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和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曾经取得了表面上的短暂成功，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通过完全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增长战略而最终获得成功的先例”2。但是，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或国际地位可能因国际贸易而受损失甚至仅仅只是遭受挑战的时候，它们又会说：“有人或许想知道是否有某个或更多的后来者能够追上甚至突然超过美国。PWT数据库(PennWorldTable)和麦迪逊的类似估计似乎表明这种情况迄今为止并未出现。这难道表明随着美国原始创新在海外的传播，这种传播却是使美国逐步失去其领导地位的重要因素吗？答案是模棱两可的。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某些迹象是很发人深思的，比如法国和德国的每小时生产率的确超过了美国。如果法国和德国能赶上美国每周、每月的平均总工时数，那么法德两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超过美国”。1理解了萨缪尔森的这段话中所隐含的判断自由贸易究竟“是福是祸”的基本立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鲁格曼在标题为《流行的国际主义》一书中也要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而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宣讲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在现代国际经济体制下，体现资本霸权的国际贸易秩序仍然是在更大程度上维护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如果说西方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人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2

(四)国际贸易模式与世界市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突破国家疆界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可能，因而资本“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就是建立世界市场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4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如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5这样，“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6因而，整个的国际贸易模式也就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贸易，塑造这种贸易模式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与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探究国际贸易模式的本质决定条件不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寻求国际贸易模式的表面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产品生命周期、国民收入水平、规模经济等。这些貌似合理的解说没有贯彻逻辑和历史一致的研究方法，没有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性为前提，从而没有发现国际贸易模式的本质决定条件。如果说新古典贸易理论仍然是当今西方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话，那么早在这种当代主流贸易理论产生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对这一可能的贸易理论歧途进行了深刻批判：“例如，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200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煎也没有生长出来。”1

西方贸易理论宣扬自由贸易可以给人类带来更多福祉，可以给参与贸易的每一个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但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一再说明，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并没有实现世界经济的持久繁荣，也没有实现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弥合，毕竟增进人类福祉以及促进落后国家走向富裕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开拓世界市场(或资本主义国家推进对外贸易)的本质目的。当资本为了获取剩余价值通过国际贸易建立起世界市场时，“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2从而形成更大规模、更广范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即世界市场危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危机突破了国家疆界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也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暴力平衡手段。3只要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确立以来，甚至只需要回顾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客观现实，就不难发现，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所鼓吹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之上的经济繁荣与人类福祉是那样的脆弱，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挑战与威胁，不仅这种挑战与威胁的规模越来越大、破坏力越来越强，而且在每一次危机中落后国家总是要遭受更多的利益损失。

(五)国际贸易政策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为研究和批判对象的。马克思以严谨的逻辑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现着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自由，因而马克思不可能在他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合理的”或“可取的”国际贸易政策。

与马克思不同，自斯密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把资本主义看做人类永恒不变的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最好的生产组织方式，因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乃至整个世界贸易都要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惟其如此才能促成世界繁荣，才能改善人类福祉。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实施的现实后果却远未达到西方贸易理论所预期的状态。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派宣称，自由贸易可以使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刺激需求增加，进而带动生产和劳动需求增加，并最终提高劳动工资。对于这样一个美好但无疑具有欺骗性的错误逻辑，马克思以英国经济发展现实为基础批判性地指出，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生产资本的增值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这会使小企业主破产，从而扩大无产者的人数，同时还会使盲目生产进一步扩大，进而使经济危机变得更加频繁、更加猛烈，而这又会再次扩大无产阶级队伍。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会加剧工人为得到工作岗位而采取的竞争，所以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劳动报酬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负担也增加了。1自由贸易不仅没有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程度得以减轻，而且还通过国际不平等交换把穷国所创造的价值掠夺进富裕国家。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政策批判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当原英国工党议员兼贸易工业部大臣斯蒂芬·拜尔斯(StiphenByes)离开内阁，可以与农民以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相接触，并且有机会亲眼看到自由贸易政策的后果时，他承认：“我错了。自由市场贸易政策伤害了穷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正统理论正在增加全球性的贫困。……完全的贸易自由化并非进步之道。”这是拜尔斯在2003年5月19日出版的英国《卫报》上发表的观点。按照拜尔斯自己在这篇文章中的说法，他原本笃信自由贸易学说，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帮助穷国实现经济发展，而穷国也理应欢迎自由贸易，但后来，他的观点彻底改变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拜尔斯虽然改变了他对自由贸易理论及政策的观点，但他并未完全纠正其观点中的错误，至少纠正得并不彻底。因为伤害穷国和穷人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自由贸易，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而这些都只有在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才得到科学地揭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保护贸易政策同样受到马克思的坚决批判。活跃于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因其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而举世闻名。李斯特认为，通过关税保护可以使落后国家的幼稚产业得到发展，从而可以使落后国家的生产能力得到发展，这样，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应该在贸易保护促成民族工商业获得足够发展以后再参与国际自由贸易。对于保护贸易政策的历史进步作用，马克思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他说：“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成了它(资产阶级———引者注)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1但对于保护贸易政策的历史局限，马克思也深刻地指出，这种贸易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外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同胞的剥削，从而有利于实现本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同胞的剥削，因而保护贸易政策在本质上是在维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李斯特所主张的所谓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不过是“狼同它的狼伙伴”2之间的利益角逐游戏。

由此可见，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总是站在资产阶级利益立场上对贸易政策进行选择和辩护，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贸易政策既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也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站在世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高度审视国际贸易政策。他指出：“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批判自由贸易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保护关税制度。……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3

五、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不同政策含义

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参与国际贸易有着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和完全不同的后果。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旨是为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提供辩护。按照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一般原理，既然参与国际贸易的每一个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取利益，那么自“二战”以来甚至自18世纪以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就是具备了天然的合理性，从而每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国家———在既定的世界贸易秩序下参与国际分工也就成为其为发展经济所应做出的最优政策抉择。

然而过去几百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首要维护的从来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身利益，凭借资本霸权，通过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处于剥削落后国家的优势地位，落后国家固守优势原理发展自由贸易的后果往往是因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丧失自主经济发展潜力。

那么，能够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就回避国际分工，拒绝自由贸易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拉美国家受到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1949年)的“中心—”理论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采取了长达30年之久的内向型工业发展战略(或称进口替代战略，ImportSubstitutionStrategy)。这一战略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将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带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所带来的巨大的国际收支压力、显著的国内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居高不下的城市失业率，也使得拉美经济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面临着重重阻碍。与之相反，如果不考虑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通过实施外向型工业化战略(或称出口导向战略，ExportOrientationStrategy)，使其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良好业绩。

能够因为当代拉美经济衰落和东亚经济腾飞的历史事实就无条件地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发展自由贸易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样应当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为了摆脱经济困境，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被迫接受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建议。但此后不久，拉美国家就发现，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产权私有化、经济自由化政策不但没有达到拉美国家期望的经济发展目标，反而使其国民经济遭遇到更为严重的问题。在1980~1990年间，拉美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1%；1随着平均关税税率的大幅下降，由原先的进口替代政策所建立起来的市场保护体系彻底瓦解，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部分重点行业沦为外资控制；贸易自由化也没有能够有效地改善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到20世纪末，拉美国家的外债总额仍然超过GDP的25%，作为较早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阿根廷，在2000年仍然是拉美地区外债负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回顾“二战”以来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尽管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是以攫取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还是通过贸易渠道流向了落后国家，从而有可能成为促进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资源。但是，自由贸易又不必然能够促成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当代国际贸易秩序中客观存在的资本霸权与国际剥削，始终构成落后国家获取正当贸易利益的现实阻碍。

中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仍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因此，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对外贸易，仍将是中国当前加速国有经济资本积累、促进国内劳动就业、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重要现实手段。当然，要参与国际贸易，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的制约，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剥削以及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但是，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中国就不仅能够利用对外贸易发展自身经济，而且能够通过对外贸易逐渐塑造起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新秩序。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5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有效需求 比较教学法

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当中都有有效需求理论的教学内容。一方面，依据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探讨资本主义有效需求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凯恩斯理论以消费和利率为核心范畴，在有效需求框架下对消费、储蓄、投资关系进行综合论述。

同时讲授这两门课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两门课程中的有效需求理论的差异？笔者尝试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讲授，向学生展示两种理论对有效需求问题不同的解释。通过分析比较，学生对相关问题将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

马克思从商品概念入手，围绕商品的内在矛盾及其外化这一中心，通过价值形式演变发展过程论证货币的产生。通过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马克思研究从商品的流通到资本流通的转换。商品流通公式“W-G-W”到资本流通公式“G-W-G”的转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关键特征是货币的增殖，这是马克思分析所有现实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基础。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即货币增殖的追逐产生了有效需求问题。马克思通过其社会再生产图式分析社会资本运动正常循环的条件，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产品的实现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主要通过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展开。

马克思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两个理论前提，是把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按价值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Ⅱ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Ⅱ部类），这种划分指明了产品的最终用途；按价值划分，社会总产品分为三部分，就是用于补偿全社会生产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不变资本c），第二部分是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部分（可变资本v），第三部分就是剩余价值（m），这三部分分别形成相应的购买力。马克思以这两个前提为基础展开研究。

（一）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

要使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核心问题是产品的实现问题。产品实现问题就是产品如何在价值和物质上得到补偿的问题。所谓价值补偿，指产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所谓实物补偿，指社会产品价值的各个部分实现为货币形式以后，又如何转化为需要的商品。要具体分析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必须分别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方面考虑。

为了实现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两大部类各部分的产品在价值上和实物上要得到补偿，就要进行三方面的交换。首先，第一部类内部（Ⅰc）的交换。第一部类提供生产资料，它需要的是生产资料，这部分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是吻合的，所以第一部类是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解决的。其次，第二部类内部（Ⅱv+Ⅱm）的交换。第二部类提供消费资料，它需要的是消费资料，这一部类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解决。最后，关键是Ⅱc和Ⅰv+Ⅰm这两部分，这两部分正好是互相对称的。Ⅱc的物质形态是生活资料，但是它需要生产资料。Ⅰv+Ⅰm这一部分的物质形态是生产资料，但是它需要消费资料，只有这两部分参与产品的交换，才能各得其所。因此，简单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关键实现条件是：Ⅰ（v+m）=Ⅱc。这一条件表明：只有当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供给和第Ⅰ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以及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供给和第Ⅰ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保持相等时，两大部类的简单再生产才能正常进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方面，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成为推动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家之间因利益关系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是迫使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规律强制性地使资本家阶级必然进行扩大再生产。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的产出交换仍包括三个基本方面：首先，在第一部类内部通过交换而实现；其次，在第二部类内部通过交换而实现；最后，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是关键，它使第一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使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增加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服务得到满足。因此，扩大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关键实现条件是：Ⅰ（v+v+m/x）=Ⅱ（c+c）（剩余价值分解为资本家消费的部分m/x，和资本家用于追加投资的部分c+v）。这个条件反映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时候，两大部类是互相制约的，一个部类的扩大就必须有另一个部类相应地扩大以支撑。

（二）社会再生产中货币的作用

马克思说：“当再生产（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扩大的）正常进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起点（无论这些货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1]P511总剩余价值即总利润无论是在简单再生产中全部作为消费收入花掉，还是在扩大再生产中作为投资和消费两部分花掉，最终投入流通领域的支出总要以利润的形式回到资本家阶级的手中。

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所有剩余价值都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但同时资本家通过从货币贮藏当中取出资金支持非生产性消费，以实现这些剩余价值。整个资本家阶级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个场合，我们假定，资本家到他的资本第一次流回为止，为了偿付他个人消费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恰好同他生产的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相等。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随意的假定。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这个假定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必然是正确的。它所表示的不外就是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所要说明的，即全部剩余价值并且只有剩余价值被非生产地消费掉。”[1]P371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它对于货币流通不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1]P381。不同之处仅在于投入循环的货币现在包括以生产为目的的预付资本部分。“就追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来说，它是由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提供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作为货币资本，而不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1]P381。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实现是由资本家的投资和资本家的消费决定的，从而资本家的利润现在取决于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投资支出。

（三）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

马克思认为：剩余产品的实现问题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面发展才能解决。工人的需求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很明显，它远不能解决产品实现的问题。有效需求部分通过工人们花费他们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来，但是可变资本总是少于处于流通中的总资本，所以工人对消费品的购买对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永远都是不充分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资本家的需求，解决方法在于资本家的消费。这包括两种消费：一部分剩余价值被作为收入而消费掉，但是另一部分，通过再投资进行生产性消费，剩余价值进一步被投入扩大再生产中。流通过程面临的产品实现问题，最终通过更大规模的生产得到解决。同样的，不但对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的实现是这样，对于整个产品的实现也是这样，因为劳动力的消费是由资本家雇佣劳动力作为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所花的开销派生出来的。

但是资本家阶级生产的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资本家不把他要购买的商品当做使用价值，而是当做扩大资本的手段。如果他看不到可以利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获利的机会，宁可什么都不做，以货币形式持有他的资本，从而打断流通，潜在地引发危机。也就是说，生产如果过剩，其原因不在于需求，而在于增殖。

马克思认为，一旦确认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以货币流通为媒介，并且从属于以货币为形式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局部生产过剩和普遍生产过剩之间的区别便随之消失。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意味着，如果一种商品卖不出去，那么所有商品的流通将都被打乱，以致一种特定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直接意味着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

三、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凯恩斯从萨伊定律、市场自动出清和货币中性三个角度对古典学者发起了全面挑战，确立了一种总量供求理论的核心就是有效需求，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宏观理论体系。

（一）对储蓄等于投资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在均衡利率下，储蓄等于投资。一方面，古典学者将利率看做节制或节约的实际回报。利率越高，人们越愿意以储蓄形式持有资产，储蓄与利率正相关（S=S（r）），而储蓄的流动在资本市场上代表着可贷资金的供给。另一方面，投资与利率负相关（I=I（r））。利率越高，意味着资金成本越高。厂商的投资支出取决于利率和预期收益率，只有在预期收益率大于或至少等于资金成本（利率）时，厂商才愿意投资。投资支出代表在资本市场上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利率会达到均衡水平，从而储蓄会等于投资，即S（r）=I（r）。以上述假定为前提，并且由于一方面居民的全部收入不是用于消费支出就是用于储蓄，即Y=C（r）+S（r），另一方面总支出包括两部分：来自厂商的投资支出I和来自家庭的消费支出C，即E=C（r）+I（r）。所以总支出必定等于总产出，从而总需求永远不会不足。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意见。在凯恩斯看来，国民收入取决于总需求，总需求取决于总支出，总支出由消费支出（C）、投资支出（I）构成，Y=AD=E=C（Y）+I（r）。这里，凯恩斯认为消费支出取决于收入，消费函数可以写成C=a+bY，式中b指边际消费倾向（0

（二）对工资价格弹性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经济中的工资和价格具有可伸缩性。可伸缩的工资和价格将保证市场能迅速做出调整。比如，由于总需求不足，货币工资和价格将下降，这样就会恢复充分就业。工人总是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企业家愿意降低商品价格以扩大商品销售量。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可以使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所以造成失业和产量减少的任何扰动必然是暂时的。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表示反对。在凯恩斯看来，垄断和工会这样的刚性力量会阻碍工资和价格的调整。他相信工人处于“货币幻觉”中，即他们的行为与货币工资（W）而不是与实际工资（W/P）相关。工人会拒绝接受货币工资的削减。而这是对古典的工资率调节机制的直接否定。

（三）对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供给自动创制自己的需求而不考虑价格水平，绝对价格总是与货币量同比例变化。假如货币市场最初是均衡的，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就会引起不均衡，货币市场的新均衡只有在价格水平上升时才能得以恢复。传统货币数量论“价格上升仅仅是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的说法，支持古典学派的货币面纱观点。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态度。在凯恩斯看来，人们对货币的需求（Md）取决于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流动性偏好取决于三种心理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与收入水平有关。投机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与利率有关。可以把货币需求表示为收入和利率的函数。货币供给（Ms）是一个外生变量，它由中央银行决定。在存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够降低利率，这样投资就会增加，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刺激总支出，就业量与国民收入也会增加。

四、比较与评价

（一）分析危机的可能性

在分析危机的可能性方面，马克思与凯恩斯有相似的地方。马克思解释了为何资本家希望保留货币，增加货币贮藏量。答案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赚钱，当其预期无利可图时，他们就持有货币，而这会导致生产过剩和工人失业。正是在这一点上，在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消费不足的危机爆发可能性的观点之间，出现了重叠。凯恩斯认为，资本家投资的多少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及对未来的预期。“资本边际效率已经崩溃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至于利息率下降到现实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无济于事……要想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样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和不听控制的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用普通语言来说，在个人行为自己做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1]P328。

（二）批判萨伊定律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对萨伊定律进行了批判。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需求”，产生于物物交换的经济中。持有这种信念的古典学者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的调节机制会有一种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趋势。这意味着总需求和总供给会一直保持相等，从而劳动力市场是均衡的，而货币只是掩盖经济中潜在的实际力量的面纱而已。

马克思从批判李嘉图开始，李嘉图认为普遍商品过剩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萨伊定律成立。李嘉图将交换行为简单地看做物物交换行为，因此，每一个销售都对应着一个购买，所以生产和投资不受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只是便利交换的手段。货币和交换“在他的经济学中只表现为纯粹形式上的要素，他从未研究过中介形式”[2]P288。马克思认为，货币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而且是使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行为的媒介”[3]P572，这一分离表现为货币和交换行为分离，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样可以发挥价值贮藏和支付手段的作用。建立在买卖分离基础上的商品形式，以及由于价值获得一种独立于交换行为之外的具体形式而使买卖分离得以发展的货币形式，揭示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且规定了危机必然采取的形式。现代危机不但与商品和货币形式联系在一起，而且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

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不是基于物物交换经济，而是基于对古典利率理论的反对。在凯恩斯那里，产出和就业由有效需求决定，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不能确保充分就业。利率是由货币市场决定的，而不是靠储蓄和投资决定。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通过乘数效应引起实际产出的变化，而且最终通过收入变化，储蓄适应投资。因此，储蓄不会全部自动转化为投资。在消极的需求冲击下，工资和物价水平存在刚性，其调整不能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通过这一论证，凯恩斯有效地反驳了萨伊定律。在凯恩斯就业不足的均衡世界中，需求创造供给。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蒋雅文，耿作石，张世晴.西方经济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6]张彤玉，张桂文.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发展经济学；小农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6-0036-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农业仍具有小农经济的特征，诸如：其土地规模小、生产资料分散、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下等。这些落后的生产因素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重要因素。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小农经济已经成为阻碍世界农业发展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人力资本理论大师、现代农业经济学之父舒尔茨在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的演讲中曾经说过：“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

早在西方发展经济学者关注小农经济问题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对小农经济有过精彩的论述。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理论，在研究方法、观点立场上有很大的差别，但二者都认为小农经济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要求，都要求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小农经济的论述，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理论的论述，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辩证唯物主义角度，以小农土地产权制度为出发点，系统而全面地分析小农经济的本质，提出了小农经济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结论，从而提出通过“土地国有化”和“合作化”的手段来改造小农经济。

1. 小农经济的本质是个体劳动

在分析小农经济的本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分析了小农和小农阶级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小农就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人数众多，生活条件相同，彼此间没有多少联系。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写到：“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让他养家糊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1]由此可见，小农是分散、孤立、封闭的，且拥有少量的生产资料和土地，但这些生产资料又不足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因此他们又是贫穷落后的。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他们是不重要的，相反他们认为小农在社会经济的变革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1]，甚至进一步指出“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1]。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小农在经济上是贫穷落后，但在社会变革中却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马克思通过对小农的分析，进一步分析了小农经济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就其性质来说，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生产过程的协作，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和对科学的累进应用。因而，这种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因此农业的生产不是社会化的，而是自给自足的；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的本质是分散且孤立的个体劳动。这种个体劳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产资料是分散的个体私有制。小农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并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2）生产是孤立、分散的，使用的是落后工具和传统技术，与机器、先进的农业技术无缘；（3）生产往往是自给自足性质的，主要依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

2. 分散的私有产权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小农经济落后的根源

无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还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者的论述中，小农经济都是贫穷落后的，但贫穷落后的原因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小农经济贫穷落后原因的分析更为深刻。

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的本质是个体孤立而分散的劳动，必然同社会化大生产相矛盾。而小农经济的贫穷落后，正是这种矛盾运动变化的结果。实际上小农经济的贫穷落后，也从根本上体现了分散的私有产权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小农经济的基础是分散的土地私有制，不能使用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只能建立起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从而造成小农经济的效率低下。 （2）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排斥分工，因为每个小农家庭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生产经营单位，他们进行着相同而重复的生产。 （3）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农业的生产并不以市场化为目的，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小农没有动力去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 （4）马克思认为在小农经济制度下，土地作为一种资本生产要素，其平均利润并不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地租的必要性也不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因此，超过维持农民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劳动以上的、已经资本化的地租，不会实现为超额利润。由此导致农产品价格要远远低于农产品的价值，最不利的情况是农民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白白地送给了社会，它既不参与价格的调节，也不参与价值的一般形成”[2]。

3. 小农经济必然灭亡

通过对小农经济本质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小农经济制度是一种落后、过时的生产方式，注定要为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

首先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以分散的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必然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其次，小农阶级的局限性和他们遭受的双重压迫，使得小农经济的发展异常艰难。小农阶级的局限性表现为他们固有的私有观念，这种落后的私有观念阻碍了他们向社会主义靠拢。

最后，小块土地所有制并不能改变农民受剥削、受贫困的命运，相反会加速农民的灭亡。

4. 个体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小农经济改造的必要途径

由于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和局限性，必然使小农经济走向灭亡，因此，必须对小农经济进行必要的改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倾向于把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以社会劳动来代替小农经济的个体劳动，从而使其能使用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但在具体的改造方式上，他们的观点又有所不同。

马克思认为改造小农经济的方式是使土地国有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生产是由资本家随心所欲的，因此，不能实行大规模的耕作计划，土地等生产要素也就得不到有效的利用，也就不能更有力地推动生产。一旦土地的耕作由国家控制，为国家谋利益，农产品就不会因为个人滥用地力而减少了。因此，马克思认为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同时把农民阶级联合起来统一生产，这样就会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消除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与社会对立的政府或国家也将不复存在。因此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是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计划进行社会劳动。

而恩格斯认为改造小农经济的途径是农民合作化。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1]恩格斯认为农民合作化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1]。恩格斯认为这种大规模的经营有以下几种好处：（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节约了部分劳动力；（2）节约的劳动力可以从事工业性的副业，从而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3）促使农民合作社向更高等级发展，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

二、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主要是从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来研究小农问题，他们更加注重从效率方面去提高农民的边际生产力，从而提出通过投入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投资等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主要有刘易斯（A.W.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舒尔茨（Schultz，T）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刘易斯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他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至今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论述了独特的小农经济理论。

刘易斯认为在传统的农业中，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来说比较过剩，而耕地等生产资料有限。同时由于技术的落后，生产产量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就不会再增加，所以每增加一个人所增加的产量几乎为零，即过剩人口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因此，在刘易斯看来，小农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边际生产力不为零的必要人口，另一种是边际生产力为零的过剩人口，这种人口转移出去不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任何影响。

刘易斯通过假设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无限剩余劳动供给为前提，揭示了小农经济贫穷落后的根源。刘易斯认为正是这些“零边际生产力”人口的大量存在，才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造成城乡差距。这些人口既不会对小农经济有任何贡献，同时又占用着农村大量的资源。刘易斯认为小农经济的唯一出路是将这些过剩人口转移出去，尤其是向非农业部们转移。在城市部门工业体系中，由于工业部门具有可再生性的生产资料，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速度的增长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即劳动边际生产力高于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工资水平也要高于农业部门，所以可以从农业部门吸收过剩人口。而工业部门所支付的劳动工资只要比农业部门的收入略高，就可以吸引农业过剩人口进入工业部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廉价的，这样工业部门可以通过支付较少的劳动工资，而把更多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实现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同时工业部门的增长又可以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形成一个良性运行过程，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从而实现两部门协调发展。

拉尼斯（G.Ranis）、费景汉（J.C.H.Fei）等人改进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对工业发展的作用。他们认为农业生产率提高出现的农业剩余产品，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同时，他们提出了工业和农业两部门平衡增长的思路，认为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促进农业剩余和边际生产率的增加。

2. 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舒尔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研究农业问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者中较早研究小农经济的学者之一。他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大师级地位，并因此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舒尔茨将小农经济定义为农民世世代代耕种着同样类型的土地，播种着同样的作物，使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和技术。因此，他把小农经济看作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这种小农经济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1）技术停滞，即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和技术长期未发生变动。这是舒尔茨小农经济的最基本特征；（2）如果生产要素作为收入来源，那么农民获得和持有这种生产要素的动机也长期不变，即农民没有增加传统生产要素的动机；（3）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也是处于长期均衡的。因此，舒尔茨所说的小农经济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保持不变、基本处于简单再生产、长期停滞的农业经济状态。

舒尔茨认为小农经济是有效率的，但小农经济却是贫穷落后的。一般认为小农经济的贫穷落后是由于低储蓄率和低资本投资率造成的，但舒尔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小农经济贫穷落后的根源在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投资收益率较低，以致不能对储蓄和投资产生足够的经济刺激。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舒尔茨提出了收入流价格理论。

3. 对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认识不同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不管是马克思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贫穷落后的经济形态。但二者对小农经济的发展结局的预测是完全不一样的，具体表现在他们对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不一样。

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同市场经济是不能并存的。小农经济主要是以个体分散的劳动为基础，而市场经济主要是以社会化的劳动为基础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因此，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或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必然会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生产方式下，小农经济不可能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生存，他们越是参与市场，就越是服从资本主义市场所确立的生产效率的原则，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大压力下，小农经济必然会慢慢消亡。小农经济的消亡过程，其实也是社会的分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小农逐渐分化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农村雇佣工人两个社会阶级。

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不同，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小农经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可以与市场经济同时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①小农经济能较好地适应市场。由于小农经济的规模小，易于改变种植结构，能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②小块土地比大块土地更具有生产效率。实际上，小农经济对土地的利用强度更大，复种指数更高，投入的资源更多，平均产出也就越多。弗兰克（2006）认为耕地面积与生产率呈反向变动关系，尤其是在不完全要素市场中[5]，总的来说，小农户的社会效率要高于大农户。③小农经济往往是一种均衡的状态，但却是一种低效率的均衡，即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很低，投资收益很低，同时它同顽固的小农社会文化相适应，除非有很强烈的经济刺激，否则这种均衡是很难被打破的。④小农经济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贡献很大，使其能在工业化过程中顽强生存下来。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急需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的积累，而小农经济恰恰能以较低的价格提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使其能在工业化的大潮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4. 对小农经济的改造方式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都很重视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但由于对小农经济的分析方法和逻辑不同，因此，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在路径选择上，二者有很大的不同。

以小农经济的产权制度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小农经济理论的特点，其中地租理论是马克思小农经济理论的核心。在马克思看来，小农经济问题的一切根源在于小农经济产权制度的落后，不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因此，改造小农经济的根本方法在于改变小农经济的产权制度。马克思提倡通过土地国有化的方式改造小农经济，使小农经济那种孤立的个人劳动转变为共同的社会劳动。而恩格斯则偏向于通过农民合作化的道路，来改造小农经济。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横向一体化”的改造方式。

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也很重视制度的作用，但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倾向于改变小农经济的产权制度，即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而西方发展经济学则倾向改变外部环境制度。如，舒尔茨重视农业技术推广制度的建设，刘易斯认为要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制度环境等。西方发展经济学者认为：小农经济的问题在于小农经济的低效率而不在于它的产权制度，因此，要改变的是小农经济的低效率而不是产权制度。他们都倾向于“纵向一体化”的改造方式，即通过提高农民的边际劳动生产力的方式来改造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等措施。

四、比较研究的启示及现实意义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的论述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在很多问题上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改造小农经济的路径上，二者有很强的互补性。必须承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都不是以中国为模板的，因此，二者的经济理论都不完全适用中国，尤其是我国不断发展中的农业制度与基础，和马克思以及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论述的小农经济有很大的区别，但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和意义。

（1）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指导作用，又坚持西方发展经济学对“三农”问题的具体指导作用。总的说来，马克思对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的预测是正确的，他指出了商品化和专业化是小农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总体目标上，我国应坚持农业商品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方向。但在农业发展的具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给出详尽的答案，而西方发展经济学恰恰是在这一方面填补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空白。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从具体问题出发来改造传统农业，如舒尔茨等人主张通过建立适当制度、技术进步、向农民投资以及用教育、培训等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因此，在“三农”问题越来越具体化的今天，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也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

（2）既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又要兼顾公平的原则。总的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强调的是效率优先的原则，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强调社会公平，在改造小农经济的措施上，也是如此体现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一项重大任务。目前我国最大的发展问题仍然是城乡问题，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因此，一方面如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如何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距，是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问题。因此，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既坚持西方发展经济学所倡导的效率原创，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公平原则。正如总理在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所提出的那样：“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也要“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缩小城乡差距。

（3）在坚持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为基础的情况下，采取多样化的改造方式。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都认为土地产权的改革是很重要的。尽管我国已经完成了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造，建立起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土地产权制度。但是，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仍然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6]。因此，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将是我国今后农村工作的重点。同时，在改造传统农业过程中，也应坚持多样化的改造方式。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多样化的改造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既可以通过建立合作化等横向经济改造方式，也可以通过公司+农户等纵向经济改造方式。总之，凡是一切能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增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都可以借鉴到我国解决“三农”问题中。但在改造小农经济时，一定要坚持平等自愿、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农民的原则。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 法德农民问题[EB/OL]. （2008-06-08）[2012-09-02]. http：//.cn/GB/10880130. html.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911、912.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0.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5] 弗兰克・艾利思.农民经济学――农民家庭农业和农业发展[M].胡景北，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29.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7

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subjects of study, western economics are divided into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 and the microeconomics is the basis of macroeconomics. However, in the specific contents, they are strict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gain, and they remain independent, and basically do not matter in content. For example: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s profits maximization, it only studies the conditions of a single firm's profit maximization (resource utilization), but does not contact macroeconomics to consider the issues about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does not contact the consumer behavior theory to consider the utility maximization problem of consumers and does not contact price elasticity of commodity price to consider the issues about decision of maker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se issues.

关键词： 厂商理论；利润最大化；边际分析法；思考

Key words: manufacturer's theory；profit maximization marginal analysis；thinking

中图分类号：F7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8-0138-02

0引言

传统西方经济学依据高等数学中关于连续函数取得最大值的必要条件，论证了生产者（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MR=MC，对此结论，本文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对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的分析和探讨，除必然需要站在生产者的角度分析外，还需要把它放在更加广泛的环境中考察，这样才可能得到更加客观和更加实际的结论。

1传统生产者行为理论的具体内容

1.1 传统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边际分析法的基本推导西方经济学中的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主要探讨厂商如何在投入（成本）既定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利润（产出）。具体包括了边际成本分析法和边际收益分析法。边际分析法利用高等数学中原函数（总利润函数）的一阶导函数（边际效用函数）的值为零时，原函数可取到最大值的原理，论证了生产者在投入（成本）即定的前提下（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生产某种商品要取得总利润最大（即：TR-TC的值最大）的原则是MR-MC=0，亦即MR=MC，实际上，（TR）′=MR，（TC）′=MC。也就是说，能满足MR=MC时的商品生产量能够保证生产者实现利润最大化。

1.2 传统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边际分析法的基本分析框架西方经济学把生产者生产商品所付出的所有投入称为总成本（TC），把生产者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总成本称为边际成本（MC）；把生产者销售商品所得到的所有收入称为总收益（TR），同时，把生产者每增加一单位的销售所增加的收益称为边际收益（MR）。依据传统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以下（如表1）是一个生产者生产（销售）一种商品的短期均衡表（以垄断市场的短期均衡为例）。

单纯从数学角度分析：当一个连续函数的一阶导函数的值为零时，该函数能够取到最大值［实际上，MR=（TR）＇］。按照这一数学结论，在假设TP函数为连续函数的前提下，TP要取得最大值，即TR-TC的值要最大的必要条件是MR-MC=0,亦即当MR=MC时，厂商的总利润TP为最大。从表1的情况来看，当厂商的生产（销售）数量为5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厂商得到最大的总利润60。

1.3 基本作图根据以上表格，传统教课书作出了MR,MC曲线和TP曲线，如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当销售量Q=5时，MR曲线与MC曲线有唯一交点，此时MR=MC，同时，TP取得最大值60。

2对传统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的思考及修正

2.1 对厂商利润最大化时的生产量（销售量）和TP曲线图形做法的思考及修正依据上表1可知，实际上能满足总利润TP的值为最大的销售（生产）量可以是4也可以是5，亦既在(生产)销售量为4到5这个阶段存在一个总利润保持最大值的平台期。所以，严格来讲，TP函数的图象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抛物线，而是在抛物线的顶端应该有一条平行于Q轴的线段AB，如图2。

图2才真正反映了表一中厂商销售（生产）量、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和最大利润之间的相互关系。

2.2 对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的思考和修正从表一和图二能够看出，厂商利润最大（60）时的销售（生产）量可以是4也可以是5，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并把宏微观经济学其他理论结合起来分析，利润最大时的销售（生产）量则有不同的结论。

2.2.1 单纯从厂商的角度来考虑，最优生产（销售）量应该为4。这是因为在保证总利润TP为最大的基础上，厂商生产（销售）更多的产品意味着厂商在生产技术不变和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前提下需要增加一种要素的投入，这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的更大损耗。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假设厂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利润最大化首先要满足的必要条件则是成本最小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单纯从厂商角度考虑，其最优的生产（销售）量为4，而并不是大多数传统教材中认为的5。

2.2.2 从商品价格弹性理论和厂商所生产产品的可替代程度的角度来考虑，如果该厂商生产（销售）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甚或无弹性，并且该产品的替代品（包括完全替代品和不完全替代品）很少甚或没有，则意味着该厂商有能力在产品质量不变的前提下向市场（消费者）索要更高的价格，牟取更大的超额利润。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厂商最优的生产（销售）量应该为5。

2.2.3 单纯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厂商的最优生产（销售）量应该为5。这是因为当厂商生产并向市场投入更多的产品时，既市场供给量加大时，依据供求定理，产品的价格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产品价格的下降意味着在消费者收入既定的条件约束下，花费相同的收入会取得更大的效用（即收入效应：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收入不变但其实际购买力增加）。

2.2.4 抛开以上三种考虑角度，单纯站在宏观经济学资源配置的角度来分析，厂商的最优生产（销售）量应该为4。这是因为在销售量为4时，厂商已经取得了总利润TP最大。如果厂商继续生产，不但意味着厂商自身生产成本和固定资产损耗加大，而且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无效。多生产一单位产品（生产量从4增加到5）而投入的生产要素可以在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下配置到能够更有效利用（或更需要）该生产要素的生产上去，最终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对西方经济学中厂商总收益最大化问题的探讨不能仅仅局限在厂商自身的角度来思考，而应该同时结合宏微观经济学中的其他相关理论综合进行考虑，这样才能不断促进宏微观经济理论的融合，不至于让人们产生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完全割裂和西方经济学中各个理论相互割裂的印象。也只有这样，对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才能得到更加客观和更符合实际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刘风良主编.经济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英合作商务管理专业与金融管理专业剑桥商务管理证书指定教材.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8

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该课程是研究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经济类学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经济学作为一套完整阐述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国家调节作用的体系，一直受到我国政府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理论核心课，也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这门课对学生掌握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建立起完整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学生对西方经济学课程学习的好坏也将直接影响到后续其他课程的学习，以及学生对日常生活中经济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因此，学好这门课程非常重要，需要教师从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出发，分析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研究如何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一、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及实践总结。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深入发展，西方经济学经历了多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逻辑性严密，理论流派众多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系统性。我国高校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模块，在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这两大模块联系紧密，逻辑性严密，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学科体系。

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经济单位的具体经济行为，研究现代西方经济社会市场机制的运行和作用，并提出微观经济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价格分析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微观经济学以个量分析为方法，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才能达到最优的问题。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就业总水平、国民总收入、经济周期、国际贸易等经济总量。宏观经济学以个量分析为方法，研究资源如何利用才能达到最优。概括地说，西方经济学是从宏微观的层面研究经济的理论。

西方经济学理论自产生到现在，其理论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主要分为三部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理论学派：以凯恩斯学派、剑桥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派，以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派。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些不同理论流派中借鉴发展。

（二）实践性与意识形态并存

西方经济学不仅产生和发展于经济生活，而且也对现实经济生活有指导作用。与其他学科相比，西方经济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西方经济学具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对经济运行下资源的配置和利用进行研究。但是，西方经济学同时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理论体系，其产生和发展的目的就是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鉴于此，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学习过程中，要结合本国的实际国情，摒弃西方经济学固有的意识形态，选择性地对其先进的经营及管理方法加以借鉴和吸收。

（三）方法体系与现实经济相连

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对某种具体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分析研究及总结的基础上。博弈论、信息不对称、选择理论等理论就是从研究和分析新问题和新现象中产生的，因此这些经济理论的实用性较强，对现实经济问题和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主要分为四大类：实证分析方法与规范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和静态分析方法；短期分析方法与长期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包括其含义、假设、范围、原理、政策观点贯穿了经济学方法的运用，都展现出经济学方法的思想。

（四）抽象理论和数学模型并存

相比其他应用性学科，西方经济学理论性强，专业术语较多。西方经济学运用多种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假设前提条件，剔除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创造出纯粹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西方经济学借助于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去分析人们日常的经济活动。

（五）数学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由多种经济变量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较强逻辑关系的社会学科，它所涉及的多种经济变量关系联系紧密。数学则是一种最严谨的逻辑体系，数学关系借助数学模型可以把逻辑关系严密精确地分析推演下去，能更好地反映现实、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阐释离不开数学工具，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论题都需要借助于数学分析工具。通过借助数学分析工具，西方经济学建立起了一套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理论体系。从简单的基数效用理论到复杂的经济增长理论，数学分析工具都涉及其中。所以，数学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支撑性将会越来越明显。

（六）内容与分析工具不断创新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人们对经济现象认识的深入和各种经济分析工具的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也随之在不断地发展和更新，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得到不断的更新和充实，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等最新前沿动态的内容不断出现。

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流理论与前沿理论介绍不对称

我国高校使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这些教材主要介绍主流经济学理论和观点，对西方经济学最新最前沿理论以及非主流理论介绍较少。这种情况就会使学生缺乏对西方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完整而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会影响学生多元化能力和思维的培养。

（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不对称

学生所具备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有很大的不同，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阐释离不开数学工具和数学模型，这种情况就会使得学生对定性分析感兴趣，而不愿深入思考定量分析。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课程的教学案例感兴趣，而对学习过程中涉及到的理论逻辑推导、数学工具运用、数学计算及图表不易理解和接受。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不对称会使学生对知识肤浅的理解，只知道浅层次内容而不了解深层内容，这不利于学生对抽象复杂经济问题的理性分析和研究能力的培养。

（三）理论与实际联系不够

我国高校使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都是以国外经济问题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面对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大量的深奥理论和专业术语，即使教师形象生动并附有案例地讲解，没有相关的实践经验，部分学生也还是会很难理解。章节内容的难度逐渐增大，使得学生对接下来的学习没有兴趣，学生会认为西方经济学知识是枯燥乏味的。

（四）教学内容与课时安排不合理

西方经济学包含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模块，这两大模块涵盖的知识面广、内容繁多、难度较大，而大多数高校的西方经济学课时安排较少。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教师很难按照教学大纲中的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任务，所以，学生学到的知识不多。

（五）教学方法与教学要求不适宜

我国大多数高校都采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模式，即教师在讲台上讲授，学生坐在下面被动地接受学习。这种形式呆板单一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缺乏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更谈不上培养具备分析经济问题并解决经济学问题的能力。

（六）经济学思维和方法练习不够

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采用经济学的思维和方法分析、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都是经过严密的逻辑推导而来，教师讲授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观点时，要重点讲解逻辑推导过程。否则学生就无法准确理解这些理论和观点的深层含义及形成思路，会使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既难学又难懂。

（七）知识点复杂且繁多

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经济学、生产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收入决定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这两大部分的内容要求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是较困难的。

（八）对数学工具的运用缺乏理解

西方经济学借助数学工具研究和分析经济现象，而数学模型的运用给研究分析带来许多的便利。但是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知识时，大多不理解复杂的数学公式和图形，很难把这些公式和图形的经济学含义与文字描述统一起来。

三、西方经济学教学新思路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核心课，针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教师应该把激发学生主动性、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培养锻炼学生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的分析理解能力，在他们掌握知识的同时也培养锻炼了学习分析能力。因此，提出几点教学新思路：

（一）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教学模式相结合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广泛采用多媒体技术的新型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能省去教师板书的时间，节省出的时间能使授课的信息量大幅增加。新型教学模式能将知识点繁多、数学模型复杂的西方经济学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整直观、形象地讲授给学生，有利于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水平。借助于多媒体技术，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梳理成一个完整的框架，这种教学模式不但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教师的教学内容，还可以将一个复杂的知识点展现为一个简单的过程，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

采用现代教学模式进行授课的同时，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现代教学模式的缺点和局限。多媒体技术很难将数学公式的推导和几何图形的分析完整直观地演绎出来，而这些只能通过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板书方式进行推导和分析。

（二）封闭教学模式与开放教学模式相结合

与国外西方经济学教学相比，我国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呆板、手段单一、教材陈旧。虽然，我国高校使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这些教材普遍存在理论抽象、更新缓慢、案例陈旧的现象。所以，部分高校引进国外具有实用性、前沿性的教材开展双语教学。这种教学改革的方向正确，但双语教学要求学生要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和扎实和教材的难易程度等因素。所以，针对我国当前的教学情况，应该是在借鉴国外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修订和编撰具有我国基本国情的西方经济学教材。

（三）基础性教学与实践性教学相结合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着重培养学生对现实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分析研究能力。就我国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现状而言，这种教学方式不但不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反而会让学生望而止步。为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教师应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教师通过讲授贴近日常经济生活的、浅显易懂的教学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结构式教学模式与创新式教学模式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过程是系统全面的。国内很多高校安排的课时量相对较少，从而影响了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效果和质量以及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高校要从专业的实际情况和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出发，适当地增加课时量，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学习理解西方经济学知识。

同时，采用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方法，比如案例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实验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抛弃过去那种满堂灌、呆板的教学方式，为学生营造开放式的课堂氛围，让他们们能够积极参与讨论，从而达到教学互动的教学效果。为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应该采用教学与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比如要求学生根据所掌握的西方经济学知识对日常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理解，要求学生写一些关于经济学著作的读后感，以达到学用结合的教学效果。

（五）增加前言理论和非主流理论的介绍

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是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流派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和局限，不能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所以，国内高校除了介绍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外，还应该介绍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剑桥学派、新制度学派、新凯恩斯学派等流派的理论和观点。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发展较快的社会学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要经常关注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动态，保持课程内容的动态更新，及时向学生充实国外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态和前沿理论。这不仅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使他们能及时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态，而且能进一步拓展他们的经济学思维。

（六）培养经济学思维，提高数学运用能力

掌握经济学思维和方法是学好西方经济学的根本途径之一。教师不仅要重视西方经济学知识的讲授，更要重视学生研究分析综合能力的培养。教师要加大对数学工具的运用，通过运用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把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现象阐述清楚，使学生养成运用数学工具分析解决经济问题和现象的习惯。

结束语

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是一个不断摸索和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向学生系统传授西方经济学基础知识，更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教师在加强自身学习的同时应积极探索，勇于尝试新的教学方式，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为我国培养出社会需求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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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秀玲，邓春宁.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福建论坛，2007，（6）：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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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玉妹]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 2015年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