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交通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5 02:56:23

公共交通论文

公共交通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上海城市交通政策以交通供给和交通需求为主,对当前乃至未来的分析和预测表明,这不足以疏解上海的交通拥堵,还应该把空间结构优化作为重要政策加以实施。最后从多中心策略和就业一居住均衡策略的角度提出了优化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思路。

“两个中心”国家战略的确定,为上海建设国际 经济 中心城市提供了新的动力。但同时也要看到,上海还存在着一些软肋制约着上海的国际化进程,如城市交通拥堵。尽管上海各界为疏解交通作了大量的努力,但交通拥堵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上海市民当前感受最深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疏解上海交通必须打破“以交通论交通”的传统思维,从优化交通政策着手,寻找新的解决思路。

1城市交通政策分类与世界大城市交通政策经验 总结

城市交通拥堵根源于交通供给与交通需求的不平衡,即道路交通供给满足不了交通需求。因此从理论上讲,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基本政策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交通供给增长和完善政策,通过道路和交通设施的增加及完善来满通需求;(2)交通需求引导和控制政策,通过鼓励交通需求转向大容量的公共交通,并对个体机动交通(主要是小汽车)的使用和拥有采取控制和引导,达到更高效率地利用交通供给设施的目的;(3)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政策,通过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引导交通需求与供给的区位变动,从而对城市交通流量进行更合理的分配。

对伦敦、巴黎、东京、纽约、新加坡和香港等世界大城市的交通 发展 的 规律 表明,世界大城市在解决交通问题的过程中都积极地运用交通供给、交通需求和空间结构优化三类政策。世界大城市不仅建成了较完善的道路 网络 系统,而且无一例外地采取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包括建设轨道交通,倡导公交优先,同时对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进行调控,等等。在空间政策方面,世界大城市都趋向于通过卫星城或新城的建设,疏解集聚的城市人口、产业和功能,借以缓解中心城的交通拥挤。从世界大城市的交通实践效果来看,三种政策各自都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世界大城市之所以综合运用三种策略是因为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世界大城市通过几种策略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来更好地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这对于我国大城市的交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对上海当前城市交通政策的评价

2.1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现状

目前上海市所实施的交通政策,以交通供给政策和交通需求政策为主,空间政策力度非常有限。

自1990年代以来,上海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交通供给,由于投资力度加大,交通设施供给水平得到了显著地提高。2006.年全市道路通行能力达到1521万h。2006年底,上海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长1 km,车站总计95座,居全国前列。但由于道路框架基本定型,道路供给量增速趋缓,道路里程年均增长率由12%(1996~2000年)变为5%(2000—2004年)。

交通需求政策可以分为公共交通优先和个体机动车控制两类具体策略。上海积极倡导公共交通优先,包括增加公交车辆和线路、设立公交专用线、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完善公交基础设施等。但是由于缺少其他相关措施的配套,公交优先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公交运行在准时性、便捷性等方面差强人意,居民对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不满意率仍然很高。上海市中心城的公共交通出行比重达到36%,与伦敦的72%、东京的87%、香港的90%相比,还明显偏低。在个体机动车控制方面,上海从1986年开始以私家车牌照拍卖来控制小汽车的保有量,这一政策的实施虽然饱受争议,但在限制私车数量的增长和缓解城市通压力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空间策略方面,上海力图改变典型的单中心结构,以降低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编制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中就已经主张在城市周边建立卫星城镇,以实现人口的“有机疏散”。之后各轮城市总体规划都对卫星城建设提出了改进措施。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中,提出“多轴、多层、多核”的市域空间格局和11个新城的建设主张。上海“十一五”规划提出了“1966”城镇体系,拟建设9个新城,来打破单中心格局。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卫星城还是后来的新城都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并没有对中心城交通疏解发挥较好的作用。

2.2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效果评价和预测

无论是分析现状还是预测未来,上海当前以交通供给和交通需求为主的交通政策越来越难以缓解上海的交通拥堵问题。

由2006年上海市中心城区交通运行状况评估分析来看,上海市中心道路通行能力2006年比2005年提高5%,交通需求同比增长10%,交通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从未来趋势来看,上海中心城区建设格局与道路网络基本成型,交通供给增加能力非常有限,但上海交通需求增加潜力巨大,因而单凭增加交通供给来缓解上海的交通拥堵显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当斯定律早已指明这一道理:新建的道路设施会诱发新的交通量,而交通需求总是倾向于超过交通供给。

从上海 交通 需求政策(包括公交优先和小汽车牌照拍卖)实施效果来看,公共交通出行比重上升缓慢,而个体机动交通比重(包括小客车和摩托车)增长迅速,1995—2004年间,公共交通出行比重仅上升了3.7个百分点,而个体机动交通方式比重则从7.9%提高到16.5%。预测未来,前景并不乐观。首先,受限于当前和未来的地面道路供给量,在个体交通没有得到很好控制之前,地面公共交通优先存在客观限制。其次,轨道交通受建设周期长以及服务半径限制,其作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高估,即使是轨道交通网密集的伦敦这样的发达国家大城市,交通拥挤问题依然严峻。再次,比照发达国家大城市,上海目前的私人汽车拥有率还很低,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如果对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实行严格控制,不仅与汽车产业 发展 目标有矛盾,更重要地是会引起汽车消费者的抵触,在实践中产生种种冲突。当前国内众多特大城市中只有上海顶着重重压力实施了私家车控制。改变私家车消费观念取决于 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长期艰难的宣传引导,而其中的时间成本是特大城市的交通所不能承受的。

综上分析,交通供给政策和交通需求政策的效果不足以从根本上缓解上海的城市交通拥堵,还必须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角度出发,探索交通疏解的空间政策。事实上,上海当前的城市空间结构已成为制约上海交通效率提高的瓶颈。

2.3上海空间结构对城市交通效率提高的制约

城市土地利用是城市交通产生的根源,而反映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属性的城市空间结构则决定了交通流向乃至交通量。从上海当前的城市空间结构来看,单中心的格局与就业一居住空间配置失衡是交通拥堵加剧的重要原因。首先,上海的城市空间都属于典型的单中心结构,城市空间发展沿建成区边缘向外摊大饼扩展,或沿主干道(或河流)延伸成带型结构,人口和城市经济活动高密度布局,人口和交通需求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区,从而加剧了交通拥挤。其次,上海原本相对均衡的就业一居住空间配置正被逐渐分化的就业主导区和居住主导区所替代,职住分离现象凸现,具体表现为,核心区和紧邻区以服务业就业为主导功能,多数区和近郊区以居住功能占主导,市域北部远郊区又是以制造业就业为主要性质,而南部远郊区则是居住为主导功能。交通层面上的后果是,跨区交通出行增加,平均出行时距和距离上升。

3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优化建议

3.1交通供给政策以完善交通系统和道路网为重点

上海交通供给政策应从单一追求供给增加向优化供给结构转变。通过城市和交通的合理规划与管理,在增加城市道路的长度和面积的同时,完善城市道路 网络 系统和交通设施,配备高新技术手段,高效利用有限的道路及土地资源,尽可能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

3.2切实落实公交优先政策,完善小汽车控制政策

很多世界大城市公交分担率高达60%以上,上海公交比照上升空间很大,关键是落实相关的公交优先政策。另外,除了通过拍卖车牌控制小汽车的拥有量增长之外,还可以运用小汽车使用限制策略,如通过提高汽油税、道路通行费和停车位的价格,或者在市中心拥堵区采用 电子 计费系统分地段和时段收取“拥堵费”等措施提高小汽车使用成本,以此来控制小汽车的使用强度,达到缓解交通压力的效果。

3.3强化空间结构优化策略

交通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只能暂时缓解交通压力,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要彻底的解决这一难题,就要从城市空间结构上着手。我国的人地关系和土地资源稀缺性的特殊国情也决定了上海这个特大城市要解决交通问题的未来出路在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而不是不切实际的追求供需平衡。

公共交通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城市交通交通需求管理对策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城市交通矛盾日益突出,如交通供需问题,交通事故、城市交通对城市污染问题,如何系统的解决这些矛盾,本文从交通行为的各个阶段,讨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方法,认为影响交通问题的因素较多,每种措施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都会有一定的折扣,只有针对出行行为的各个阶段建立一套系统的的对策,才能有效的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交通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交通的发展对城市结构布局也有决定性的作用,从步行、马车、自行车、小汽车到轨道交通,我们的城市规模不断的扩大,城市形态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反过来,我们的城市的发展也在不断促进交通的发展,不断的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应该说城市与交通应该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关系。当今我们的城市与交通之间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交通事故不断上升、城市衰退等现象,城市与交通的矛盾日益突出。大城市普遍面临着遇到的问题是土地资源困乏,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占地的比例已经很高,已经没有更多的土地用来大规模的修建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但仍然解决不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城市运行效率地下。交通对城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城市的空气污染80%以上源自城市交通。交通噪音、振动等污染也较为严重,这些污染对城市居民的生活、生产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交通事故不断上升,也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些都对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如何面对城市与交通间出现的这些问题,当然,我们提出了很多对策。例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优先发展轨道交通、建立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拥挤收费、利用智能交通系统等等。这些方法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如何才能建立系统的交通对策,下面将从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理念变化谈起,根据出行行为的各个阶段来系统探讨交通对策。

1.解决交通问题理念的变化

我们知道,目前我们的交通理念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交通理念主要只以保持供需平衡为主要目标,有多大的交通需求,尽量从交通基础设施上予以满足,以达到供需平衡。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交通需求不断扩大,由于受到资源及环境的约束,我们再也无法无限制的满足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交通理念转向交通需求管理。即采用交通需求管理抑制需求,引导出行者使用对资源环境相对友好的大容量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从而在满足资源和环境约束的情况下达到了一种新的供需平衡,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交通需求管理贯穿于出行行为的整个过程中。出行行为一般划分为四个阶段:出行产生、出行分布、出行方式选择、出行路径选择。交通需求管理可以系统对这四个阶段的出行行为进行管理控制,从而形成系统的交通对策。

2.出行产生阶段的交通对策

在出行产生阶段交通需求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抑制出行的产生,从而最大可能的降低交通量。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话、传真、网络的广泛应用,在一定成程度上减少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出行次数,在家办公、电视电话会议、网络会议成为可能,相信未来人们上班、上学等通勤交通需求会大大较低。但从个人出行产生次数的历史情况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行的次数必将成上升趋势,以生活、休闲、娱乐等为目的的出行将大大增加。可以判断,未来人们的出行可能不再以通勤出行为主,出行目的将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有效的降低通勤交通产生的高峰出行量,缓解城市交通的压力。

出行产生更多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科技的进步有关系,我们应该更多的鼓励和引导减少出行产生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大大交通压力,另一方面对减少社会的消耗,提高社会的效率也是有益的。

3.出行分布阶段的交通对策

在出行分布阶段,对出行者的起讫点加以管理,尽量缩短出行者的出行时空距离,从而提高社会效率。出行者的起讫点与城市结构、土地利用及人口密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合理城市形态,最大限度的缩短出行者的出行距离,从而有效的利用步行及自行车等非机动化的出行方式,减少机动化出行距离,进而提高社会效率和避免交通带来的负面影响。

4.出行方式的选择阶段的交通对策

在出行分布阶段,对出行者的方式选择加以管理,或者说是对引导出行者选择合理的交通方式。交通方式多种多样,从步行、马车、自行车,等到小汽车、公交车、轨道交通。我们应该选择何种交通方式。首相要看我们的城市需要怎样的交通方式。前面提到,未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人口密集、环境友好、能耗集约城市。支持这种大城市的发展,只有依靠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系统,轨道交通有它的大容量、安全、舒适、能耗低、环保等特·点,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公共交通系统,引导出行者使用公共交通。

5.出行路径选择阶段的交通对策

在出行路径选择,交通需求管理主要是解决出行在时间上以及空间上的分布,其目的主要为消除出行在时间及空间上过于集中,产生高峰交通量,给交通系统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措施当然也是多方面的。由政策上的、技术上。有错时上下班、拥挤收费、停车收费、道路限行等、或通过智能交通系统进行控制、诱导、调度交通出行等等,从而有效的调整出行行为在整个交通系统中的分布。

6.结论

公共交通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城市交通矛盾日益突出,如交通供需问题,交通事故、城市交通对城市污染问题,如何系统的解决这些矛盾,本文从交通行为的各个阶段,讨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方法,认为影响交通问题的因素较多,每种措施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都会有一定的折扣,只有针对出行行为的各个阶段建立一套系统的的对策,才能有效的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交通在城市的 发展 过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交通的发展对城市结构布局也有决定性的作用,从步行、马车、自行车、小汽车到轨道交通,我们的城市规模不断的扩大,城市形态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反过来,我们的城市的发展也在不断促进交通的发展,不断的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应该说城市与交通应该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关系。当今我们的城市与交通之间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交通事故不断上升、城市衰退等现象,城市与交通的矛盾日益突出。大城市普遍面临着遇到的问题是土地资源困乏,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占地的比例已经很高,已经没有更多的土地用来大规模的修建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但仍然解决不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城市运行效率地下。交通对城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城市的空气污染80%以上源自城市交通。交通噪音、振动等污染也较为严重,这些污染对城市居民的生活、生产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交通事故不断上升,也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些都对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如何面对城市与交通间出现的这些问题,当然,我们提出了很多对策。例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优先发展轨道交通、建立 现代 综合交通体系、拥挤收费、利用智能交通系统等等。这些方法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如何才能建立系统的交通对策,下面将从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理念变化谈起,根据出行行为的各个阶段来系统探讨交通对策。

1.解决交通问题理念的变化

我们知道,目前我们的交通理念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交通理念主要只以保持供需平衡为主要目标,有多大的交通需求,尽量从交通基础设施上予以满足,以达到供需平衡。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交通需求不断扩大,由于受到资源及环境的约束,我们再也无法无限制的满足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交通理念转向交通需求管理。即采用交通需求管理抑制需求,引导出行者使用对资源环境相对友好的大容量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从而在满足资源和环境约束的情况下达到了一种新的供需平衡,满足社会 经济 发展的需要。交通需求管理贯穿于出行行为的整个过程中。出行行为一般划分为四个阶段:出行产生、出行分布、出行方式选择、出行路径选择。交通需求管理可以系统对这四个阶段的出行行为进行管理控制,从而形成系统的交通对策。

2.出行产生阶段的交通对策

在出行产生阶段交通需求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抑制出行的产生,从而最大可能的降低交通量。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话、传真、 网络 的广泛应用,在一定成程度上减少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出行次数,在家办公、电视电话会议、网络会议成为可能,相信未来人们上班、上学等通勤交通需求会大大较低。但从个人出行产生次数的 历史 情况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行的次数必将成上升趋势,以生活、休闲、娱乐等为目的的出行将大大增加。可以判断,未来人们的出行可能不再以通勤出行为主,出行目的将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有效的降低通勤交通产生的高峰出行量,缓解城市交通的压力。

出行产生更多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科技的进步有关系,我们应该更多的鼓励和引导减少出行产生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大大交通压力,另一方面对减少社会的消耗,提高社会的效率也是有益的。

3.出行分布阶段的交通对策

在出行分布阶段,对出行者的起讫点加以管理,尽量缩短出行者的出行时空距离,从而提高社会效率。出行者的起讫点与城市结构、土地利用及人口密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合理城市形态,最大限度的缩短出行者的出行距离,从而有效的利用步行及自行车等非机动化的出行方式,减少机动化出行距离,进而提高社会效率和避免 交通 带来的负面影响。

4.出行方式的选择阶段的交通对策

在出行分布阶段,对出行者的方式选择加以管理,或者说是对引导出行者选择合理的交通方式。交通方式多种多样,从步行、马车、自行车,等到小汽车、公交车、轨道交通。我们应该选择何种交通方式。首相要看我们的城市需要怎样的交通方式。前面提到,未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人口密集、环境友好、能耗集约城市。支持这种大城市的 发展 ,只有依靠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系统,轨道交通有它的大容量、安全、舒适、能耗低、环保等特·点,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公共交通系统,引导出行者使用公共交通。

5.出行路径选择阶段的交通对策

在出行路径选择,交通需求管理主要是解决出行在时间上以及空间上的分布,其目的主要为消除出行在时间及空间上过于集中,产生高峰交通量,给交通系统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措施当然也是多方面的。由政策上的、技术上。有错时上下班、拥挤收费、停车收费、道路限行等、或通过智能交通系统进行控制、诱导、调度交通出行等等,从而有效的调整出行行为在整个交通系统中的分布。

6.结论

面对城市与交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应该说没有一个一蹴而就的解决办法。解决城市交通问题,需要一套系统的对策,本文试图利用交通需求管理的贯穿于与出行行为四个阶段来探讨系统对策。从这四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交通需求管理段更加依赖于社会的进步,第二阶段交通需求管理是我们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根本,也是需要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第三阶段的交通需求管理是就交通论交通,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也最能取得成效。第四阶段的交通需求管理只能对交通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作用有限。但毕竟交通问题制约的因素较多,每种措施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都会有一定的折扣,因此,也只有在这四个阶段都进行努力,才是一套系统的、正确的对策。

参考 文献 :

[1]张天然,基于交通 网络 均衡理论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评价研究[d],同济大学,2008.

[2]宗芳,隽志才,基于活动的出行方式选择模型与交通需求管理策略[j],吉林大学学报(工学版),2007.

公共交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事故责任;共同过失犯罪;交通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犯罪构成上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客观方面必须有违反公路、水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公共交通运输安全。可见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在总体上应当把握该罪主观方面罪过的过失性、客观行为的违规性、事故的有责性和重大性。同时,在认定交通肇事罪中还涉及一些比较复杂的具体问题,正确理解这些具体问题,对认定比较常见、多发的交通肇事罪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全面、准确理解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是正确认定该罪的关键

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据此,交通肇事罪在客观方面应具备如下内容:

(一)行为人必须具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即行为的违规性。这是构成该罪在客观方面的前提条件。行为的违规性就在于行为人违反了公路、水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所规定的各种交通规则、操作规程、劳动纪律等。这里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主要是指为保证公路、水上交通运输安全而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内河避撞条例》等。如果行为人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即不具有行为的违规性,而是由其他过错行为引起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的重大交通事故,就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同时,如果行为违反了航空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飞行事故或者铁路职工违反铁路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铁路运营事故,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分别认定为重大飞行事故罪和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而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二)行为的违规性必须导致了重大事故的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即具有事故的重大性,这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实质性条件,也是区分交通肇事行为罪与非罪的关键。对于事故的重大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1.重大事故必须发生在实行公共交通管制的范围内,交通肇事罪具有时空性,也就是说重大交通运输事故必须发生在交通运输过程中以及与交通运输有直接关系的活动中。强调这一时空条件是因为交通肇事罪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这就决定了构成交通肇事罪所要求的重大事故必须发生在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的环境中,只有具备了这个时空条件,所发生的重大事故才能破坏公共交通运输安全,才能危害公共安全,即才能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如果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以外,发生了与交通工具有关的重大事故,或者发生的重大事故与交通运输没有直接关系,则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11月10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规定:“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办理。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等规定定罪处罚。”

2.行为人的违规行为必须导致重大交通事故发生,这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结果条件,即具有事故重大性。所谓重大交通事故是指发生撞车、翻车、翻船船只碰撞等事故。根据1987年“两高”的司法解释和其他责任事故罪的立案标准,重大事故具体是指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起点在3万元至6万元以上的。如果虽然发生交通事故,但危害后果没有达到如此“重大”程度的,便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3.行为的违规性与事故的重大性之间具有刑法

上的因果关系,这是行为人负交通肇事罪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是交通肇事罪应具有的因果性。行为人的违规行为这一原因直接引起了重大交通事故发生,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两者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是确定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如果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使发生了重大事故,也不能让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行为人的违规行为引起重大交通事故发生的危害结果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行为人负刑事责任,还要探究违规行为与重大危害结果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具体情况。只有因果关系符合法律的规定,才能负刑事责任,否则,便不负刑事责任。

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提高,人们对犯罪现象的认识能力也不断增强,这种认识能力的增强便带来了立法上的变化。就交通肇事罪来讲,立法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犯罪主体方面。1979年制定的刑法典规定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主要是“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这种特殊主体,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根据交通活动范围扩大,将本罪主体规定为一般主体。但从立法的修订来看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反映在交通肇事罪构成的客观方面,只要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一律按交通肇事罪认定,忽略了交通肇事行为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在致人重伤、死亡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往往也存在着被害方对交通事故负有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或次要责任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只要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致人重伤、死亡的危害后果,往往不问被害方有无责任都要对司机做有罪认定,即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客观归罪”现象。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罪认定中的这一问题,《解释》中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司法解释的内容,“实际上对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1}(p.253)”这一司法解释也说明,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没有分清事故责任前,不能认定肇事者的行为性质应否负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的大小。从而事故责任的归属及责任的大小便成了认定交通肇事罪的至关重要的条件。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的这些内容符合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有其科学性、合理性。

4.行为人责任的大小决定着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刑事责任的轻重。根据《解释》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严重后果并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或者同等责任时,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根据《解释》第2条第1款的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1)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3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该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1)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辆的;(2)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3)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4)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5)严重超载驾驶的;(6)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这些解释内容说明在法律责任相同的情况下,危害后果相对较轻,但违规情节严重时,也构成犯罪。

本解释第4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1)死亡2人以上或者重伤5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6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60万元以上的。本解释的第2条、第4条、第8条都体现了在分清责任、后果、情节的基础上区别对待的精神,司法操作性很强。但应当指出,第2条第1款第3项(造成公共财产或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和第4条第3项(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60万元以上的)的规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样的司法解释有一定的道理,这就在于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危害性质有所不同,后者轻于前者。对司法解释的内容的理解存在着后者的法律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侧重于经济赔偿,而不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这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中,也不是完全说不通的,但是这样的司法解释却突出地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首先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按有关司法解释,交通肇事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3万元以上的,就应认定为犯罪,直接经济损失在6万元以上的,则应该加重其法定刑。而依照最高院司法解释:造成公共财产或者其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才负刑事责任。这说明肇事者如果有能力赔偿财产损失,就不认为是犯罪,这显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其次,这一司法解释也违背刑法第4条规定的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因为根据这一司法解释,交通肇事者造成财产损失的,完全有赔偿能力的,就可以不定罪,不追究刑事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达到30万元的,就要被定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富有者发生交通肇事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因有完全的赔偿能力,就可以不被定罪并享受超越法律的特权;而那些平民百姓如果发生了同样交通肇事案件,因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就要承担被定罪判刑的法律后果。显然法律面前并不人人平等,何况还有以钱赎罪之嫌;再次,这一司法解释也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是指犯多大的罪,就应当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相应的刑罚,做到有罪必罚,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而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却存在有罪不罚之嫌。

二、交通肇事罪不存在共同犯罪

两个以上的犯罪主体必须具有共同犯罪故意,这是共同犯罪必须具备的主观方面的要件。这一要件明确表明:(1)二人以上共同过失造成一个危害结果的,不成立共同犯罪;(2)二人以上出于不同罪过形式而共同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亦不成立共同犯罪。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既可以是疏忽大意过失,也可能是过于自信过失。交通肇事罪主体在实施交通肇事犯罪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行为人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在主观上既可以表现为故意的,也可以表现为过失的;第二个层面是行为人对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严重危害后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只能是过失的。这恰恰是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形式。但也有人认为行为人在第一次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责任或者其他原因而逃逸,在逃逸过程中又引起另一起交通肇事,行为人对后一起交通事故中的危害结果可能是出于放任的心理态度,因而认为交通肇事罪在主观上也存在间接故意的罪过形式。对于连续发生肇事的行为,应分别不同情况,作不同认定:(1)一次交通肇事后,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再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致人重伤、死亡的,又构成另一交通肇事罪,同前一交通肇事罪属于同种数罪,按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2)第一次交通肇事后,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责任,在逃逸过程中故意(多数表现为间接故意)致不特定多数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造成特定人死亡的,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造成特定人重伤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综上所述,说明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只能是过失的,而不存在犯罪故意的罪过形式。

《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一司法解释的内容及观点显然违背了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观点,又与共同犯罪的一般理论相矛盾。因此,有人认为,“这一解释内容近乎荒唐,严重违背了犯罪构成、共同犯罪原理和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因而也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1}(p.257)。围绕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有必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一)关于共同过失犯罪

一般认为,“共同过失犯罪是指2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一定的危害结果,因而分别构成犯罪的情况”{2}(p.368)。共同过失犯罪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时有发生,例如,医生甲给一患儿看病时误按成人剂量开处方,司药乙没有认真审核处方便按医生所开处方付药,患儿家长按“医嘱”剂量给患儿服了药,结果导致患儿死亡。本案中医生甲、司药乙都具有违反医疗规章制度造成就诊人员死亡的危害后果,均符合医疗事故罪的犯罪构成。共同过失犯罪有以下基本特征:

1.犯罪主体为二个以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2.在主观方面都具有犯罪过失的罪过。犯罪过失的类型既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同的。

3.在客观上行为人都分别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共同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危害结果,即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都具有刑法上的因果

关系。但每个人的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起的作用则往往是不同的。

共同过失犯罪与共同犯罪是不同的犯罪形态。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可归纳为两点:

1.主观方面,共同犯罪的犯罪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犯罪人之间具有犯意联系;共同过失犯罪则是行为人分别具有犯罪过失,彼此之间不存在犯意联系。

2.在客观方面,共同犯罪的犯罪人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而且他们的犯罪行为通过犯意上的联系形成了互相协调的危害社会的一种合力;而共同过失犯罪在客观方面各个行为人是分别的、各自孤立地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共同过失犯罪与共同犯罪在构成要件、基本特征属性上都有明显区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因此,我国刑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这一立法规定既表明我国立法者对客观存在的共同过失犯罪认同的观点,又表明了对共同过失犯罪的立场,可见我国刑事立法对共同犯罪的规定是非常清楚、明确的同法解释无权违背立法原意。

而《解释》第5条第2款的规定与刑法原理不符,既不符合共同犯罪的原理,也不符合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

(二)关于连累犯

各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涉及连累犯问题。我国刑法分则对包庇罪、窝藏罪等罪的规定就属于关于连累犯的立法确认。在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所谓连累犯,“是指事前没有与他人通谋,在他人犯罪以后,明知他人的犯罪情况并故意以各种形式帮助犯罪人的犯罪形态”{2}(p.389)。连累犯有以下基本特征:

1.主观方面,连累犯是一种故意犯罪。但其犯罪故意与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在时间上有明显的区别:(1)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共同犯罪行为实施之前形成的,即通常所说的事前通谋的犯罪故意。另一种情况是在共同犯罪行为着手实行后在共同犯罪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即事中通谋的犯罪故意。而连累犯的犯罪故意是在他人犯罪之后,对他人犯罪情况明知的状况下形成的。因而连累犯的犯罪故意的形成在时间上是在他人完成犯罪之后,客观上是在明知他人犯罪情况之后产生的。这也恰恰是与共同犯罪主观方面构成要件的根本区别。

2.在客观方面,连累犯表现为在明知他人犯罪情况下,对犯罪人实施了某种帮助行为。这种帮助行为严重地妨害了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这正是追究连累犯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

连累犯不是一种罪名,而是对一类犯罪现象的概括。同时,某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连累犯也要看刑法上有无相应的规定,即必须遵守罪刑法定原则。最高法院关于“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的”的行为,就其行为性质而言是一种连累行为,这也是本文介入连累犯有关内容的旨意所在。对于指使肇事人逃逸行为如何认定,刑法上并无明文规定,可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1)交通肇事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向“指使人”进行调查时,不如实作证或故意作虚假证明的可认定为包庇罪;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指使人”在涉及与案件有重要关系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的,可以认定为伪证罪;(3)仅有指使逃逸行为,没有其他妨害司法行为的,可不认定为犯罪,但应对其连累行为批评教育。

三、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认定及处理

交通肇事者在发生交通肇事后逃逸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况,这种情况对定罪量刑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原刑法典对这一情节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又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3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这一立法上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仍有操作上的难度,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作了一些具体解释,在刑法理论上又有一系列的著作或论文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有些问题已达到共识,有些问题仍需深入研究。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基本含义

《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根据这一司法解释的内容,笔者认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有两种情况:

1.属于交通肇事罪加重犯的逃逸。加重犯是相对基本犯和减轻犯的一种犯罪类别,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在基本犯的基础上具有加重情节并加重刑罚的犯罪”{3}(p.42)。构成加重犯的逃逸行为需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在客观方面,行为人交通运输肇事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这是构成交通肇事罪加重犯的前提条件;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尚未构成交通肇事罪,行为人即使逃逸,也不构成加

重犯。(2)在主观方面,行为人明知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构成加重犯的主观条件。如果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发生交通事故而逃逸,则不在此列。在主观方面,行为人的逃逸行为还需具备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

2.属于构成交通肇事罪情节的逃逸行为。根据《解释》第2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交通肇事重伤3人以上(5人以下),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构成交通肇事罪。据此,可理解为交通肇事重伤3人以下,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不构成犯罪。但根据该条司法解释第2款的规定,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3人以下)重伤,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员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情节的,也应该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二)“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

《解释》第5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在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时应把握以下几点:

1.因逃逸致死的对象必须是行为人交通肇事行为致伤的人,而不是其他人。

2.行为人对交通肇事行为致伤的人负有及时救助的义务,该义务是由于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这一先行行为,使法律所保护的“致伤的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处于危险状态下而产生的义务,肇事者有能力实施救助而不实施救助行为致受伤的人发生了死亡的结果。

3.行为人对受伤人员死亡的结果持过失心理,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了受害人死亡结果的心理状态。这种过失的主观罪过形式是对肇事者的行为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关键。如果肇事者明知不实施对受害人的救助行为会发生受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将被害人带离现场而逃逸,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心理态度,则已超出交通肇事罪的界限。

4.行为人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两种情况:(1)行为人肇事行为致受害人受伤,但伤情不致引起死亡结果,肇事者逃逸后由于其他原因的介入引起受害人死亡的结果,这一结果与逃逸行为没有直接的必然因果关系,对肇事者只能按刑法133条规定的第一个量刑幅度处罚。(2)如果肇事者的行为使受害人伤势严重,若不及时救助,就会发生死亡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肇事者逃逸后,由于其他介入的原因导致受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即肇事行为与肇事者逃逸行为是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介入的原因只是死亡结果发生过程中的一个条件时,仍应认定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况。

5.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

刑法第133条明确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交通肇事罪的第三档法定刑,就是说交通肇事罪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15年。《解释》中对交通肇事罪的第一、第二档法定刑的事实内容都作了一些量化规定。笔者个人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需要探讨。

(1)属于构成交通肇事罪情节的逃逸行为致人死亡的,即交通肇事重伤1人以上3人以下负事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不但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逃逸行为”,并且又造成了致1人死亡的危害后果的,应适用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死亡2人以上,应适用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能够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2)肇事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后“逃逸致人死亡”的应归为“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中,适用“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应另行规定“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其理由在于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典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规定绝大多数法定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包括从交通肇事罪分离出来的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和重大飞行事故罪,只有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此罪的社会危害性往往严重于交通肇事罪,法定刑高是必要的,而交通肇事罪与其他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如过失爆炸罪、失火罪等相似,不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没必要规定超出一般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

(3)刑法第133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立法者是否将交通肇事后,不但不救助受伤人员,反而将受害人员带离现场予以隐蔽或者遗弃,使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间接故意杀人行为的情节考虑进去?《解释》第6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员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蔽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重伤)罪定罪处罚。”有了这一司法解释的内容,交通肇事罪第三档法定刑就更

没有规定的必要了。

【参考文献】

{1}龚培华,肖中华.刑法疑难争议问题与司法对策(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2}阴剑峰,周加海,主编.共同犯罪中疑难问题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3}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公共交通论文范文第5篇

影响我国城市交通的基本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

1.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强,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小分类中,我国属于最低的一档。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991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超过10%,这种持续地高速度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所未有的。1993年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3.1%、2.6%、3.8%,俄国是一11%,而我国则是13.4%。由于经济的高速度持续增长,居民的收入相应地大幅度增加,以全国银行存款余额来说,1978年人均22元,到1993年6月,全国人均1100元,增长了50倍。持续高速度增长的经济和高速度增长的人民生活水平,必定对交通产生强大的需求。

2.车辆高速度增长

高速度增长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对交通产生强大的需求,首先表现在我国机动车和自行车高速度增长。一方面,刺激了汽车工业的大发展,从1978年到1993年,我国汽车产量由14.9万辆增加到128万辆,增长7.6倍,在世界汽车工业严重滑坡的情况下(见表1),1993年比1990年增产151%,其速度居世界首位。另一方面,大大刺激了客货运量的增加,特别是9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更快。

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1990年和1993年汽车生产情况 表1

3.城市高速度增长

1993年,我国有将近600个城市,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超过30个,无论是城市数量,还是城市人口数量,都是世界之最。城市人口的增加,包括外来人口的增加,市区城市用地的扩大和商业网点的增多,使得城市交通量迅速增加,交通高峰时间加宽,特别是夜生活的迅速发展,使夜间交通量大增,而且还使夜间交通高峰时间大大扩展,这是造成城市交通拥挤堵塞的主要原因之一。

4.道路交通设施少

道路交通设施少主要表现在道路少,特别是高等级道路少、道路网密度低以及城市中跨江河的桥梁少。我国历史上,城市没有经历象欧美一样明显的马车交通时代,而是以步行和轿子为主要交通工具,因而出现了象北京的胡同和上海的里弄这样狭窄的街道。进入本世纪50年代以来,机动车交通在城市中出现和发展,胡同和里弄形成的道路网络是极难适应的,近几十年虽然几经改造,但能走汽车的路还是不多的。如北京市二环以内,大约54km2,北面宽度6395米,南面宽度7946m,北二环到南二环的直线距离为8413m。在这个范围内,由北往南能行驶机动车的街道共8条,平均间距800m;由南向北能行驶机动车的街道共8条,平均间距1000m;由东往西能行驶机动车的街道共10条,平均间距840m;由西向东能行驶机动车的街道共8条,平均间距1000m。由此可见,我国城市市中心的道路网密度极低。在有江河穿过的10个大城市中,跨河桥梁只有24座,平均每个城市仅2.4座,远远不能适应交通的需要。

5.轨道交通极少

目前,在一些现代化城市中,真正作为城市交通的骨干是地铁和高速铁路。自1863年第一条地铁建成,经过130余年的发展,全世界有86个城市建有地铁。按1985年营业公里的多少计算,最长的是纽约,392km;其次是伦敦,388km;第三是巴黎,295km;第四是莫斯科,240km(1993年);第五是东京,210.5km。地铁主要用来解决人口密度大、建筑密集的市中心区域的交通,是人们最喜爱的一种交通方式。以东京为例,1955年到1983年的28年内,地铁的客运量增加了13倍,而同期铁路只增加了1.7倍,公共汽车增加了1.8倍。因此,一些有条件的城市争先修建地铁,一直到90年代,很多大城市的地铁仍在不断的发展。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进展缓慢,只有三个城市拥有地铁,运营里程只有65.5kin,不到东京的l/3。

6.交通管理及交通安全设施极少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城市中交通管理和交通安全的现代化设施极少。在工业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城市中的交通管理及交通安全设施,包括交通标志、交通标线、交通信号、可变交通标志、护栏、人行天桥和地下人行过街道等。就北京与东京相比,北京市的面积是东京都面积的5.8倍,人口差不了多少,但北京交叉路口的交通信号机只是东京的3%。北京和东京都有一个交通管制中心,但北京交通管制中心控制的交叉路口数只是东京的3%,交通标志是东京的7%,每公里交通标志数是东京的15%,人行横道数为4.8%,人行天桥为3.6%,地下人行过街道为5%。另外,我国城市中严重缺少停车设施,车辆大都停在道路上,严重影响交通。

在我国城市中,除了上述比较基础的交通管理与交通安全设施极少外,许多在国际上一些现代化城市交通管理中,正在研究并开始使用的高新技术,如智能道路车辆系统(1vhs,即intelligentvehiclehighwaysystems)、高级道路交通信息系统(pointer,即positioning andorientating lnformationfor traffic in route)、新交通管理系统(utms,即universaltraffic managementsystem)和欧洲车辆安全道路基础设施系统(drive,即dedicatedroadlnfrastructureforvehicleineu—rope)等,在我国仍是空白点。

7.车辆发展与道路发展不协调

道路发展与车辆发展的特性是不同的,从道路投资、建设以及施工期长等可以看出,与车辆的发展速度相比,道路只能是慢变化或慢增长,除新建城市外,道路不可能发生快变化。而车辆的发展情况则不同,往往是批量生产或批量购买,因此车辆是快增长或快变化,这是一般规律(见表2)。快慢变化之间要发生矛盾,也就是说道路建设增长速度不适应于车辆拥有量的增长速度,它们之间的不协调,这种不适应和不协调的必然结果,首先是产生交通拥挤堵塞,其次使交通事故增多,交通公害严重和浪费能源等。道路与车辆的对比特性表2

8.城市发展与交通供给之间不协调

首先应该看到,城市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世界人口统计,195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69800万, 占世界总人口的28.7%,198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2.2%,预计到200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320000万,占总人口的50%。如果我国到2010年,城市人口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则将有3亿多人进入城市。如按人均每日交通出行2~3次计算,则全国城市中每日要增加7亿次交通出行,这对交通供给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这个天文数字不是不可能出现的!

其次应该看到,我国城市化发展趋势可能要比其他国家速度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刺激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人城市。城市中增加一个人,对交通的需求远比对居住、食、上学、求职等的强度大得多,后者是静态的,前者是动态的。因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需求呈“几何级数”上升,而交通设施建设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这就产生了严重的不协调。

9.道路交通建设与交通拥挤区域缓解不协调

道路建设除投资外,往往还有许多前提条件,比如拆迁、地价、文物、绿化等的限制,而一般来说,这些限制条件比较集中于人口密度大的市中心,属于交通拥挤的区域。因此,往往是花了很多钱,搞了很多道路交通建设,但缓解不了中心区的交通拥挤堵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路交通建设与交通拥挤区域缓解不协调的含义之一。

道路交通建设与交通拥挤区域缓解不协调的另一层含义是:道路交通建设不适应城市的布局(城市的主中心和副中心)、已有的道路网结构和公共交通的要求。

在我国一些城市中,无论是道路网的建设还是公共交通系统的布局,由于各种原因,缺乏系统的考虑。比如,环路倒是修好了,但是从城市主中心向四周辐射的主干道网络没有形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环路上交通拥挤,城市主中心也会拥挤。因为从市中心以外区域的车辆很快就到了环路上,可是由于通向城市主中心的放射性主干道或者不通畅,或者没有形成,因而造成环路上的交通拥挤。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能缓解城市主中心的交通拥挤,反而会加重主中心的交通拥挤。

10.混合交通与占路严重

我国城市交通中,非机动车交通占的比重很大,这是造成混合交通严重的主要原因。另外,人们对道路使用权、道路通行权等观念不强。 自古以来人们的观念是:路是公用的、公有的,房子、土地和财产是私用的、私有的。但人们不清楚、不习惯的是,路既然是公用、公有的,就必须有规矩,否则就会发生冲突。

乱占道路已成为我国城市道路上的普遍现象,占用人行道摆摊的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增无减。城市中停车场少,只有占用道路停车。于是行人走的便道被小商贩占了,行人只有走自行车道, 自行车道被停着的机动车占了,被行人占了,只有在机动车道上骑行,再加上行人乱穿道路,必然造成严重的混合交通。

二、缓解我国城市交通拥挤堵塞的基本途径

综上所述,我国城市交通堵塞的基本原因可以总结为四个“三”,即三“快”、三“少”、三“不协调’’和三“严重”。三44/陕”是经济发展快、车辆拥有量发展快和城市发展快;三“少’’则为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少、城市轨道交通少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和交通安全设施少;二“不协调”指车辆发展与道路发展不协调、城市发展与交通供给不协调、道路交通建设与交通拥挤区域的缓解不协调;三“严重”是混合交通严重、占路严重和乱停车严重。

对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三“快”是客观规律,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整体上说,三“快”必定要持续下去,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近几十年要改变这种状况,恐怕不可能。三“少”必须改变,也是可以改变的,但必须提高对交通的认识,需要明确的交通政策,而且还需要大量的投资。三“不协调”必须改变,但对交通本身的规律要有深入的认识,需要有科学的城市发展意识和科学的城市规划意识以及科学的城市交通规划意识,有了这三种科学意识,还要有大量的投资。三“严重”也必须要改变,这需要靠四条: 一是提高全民对交通的认识,在全民中树立交通道德;二是要有明确的交通法规;三是严格执法,加强管理;四是要有完善的、科学的交通管理和交通安全设施。

1.必须认识交通的社会地位

交通系统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主要通过完成社会商品流通和产品周转的运输任务,实现企业之间、部r、1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把国民经济的各部门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纽带作用,同时也保证人们之间交往活动顺利进行。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交通运输业所出售的东西,就是场所的变动。它产生的效用,是和运输过程即运输业的生产过程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旅客和货物是和运输工具一起运行的,而运输工具的运行,它的场所变动,也就是它所进行的生产过程”,“商品流通时间缩短的因素中,交通工具的发展是重要的物质因素”。

2.必须要有适当的城市交通投资

交通在社会及社会发展中十分重要,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然而在我国, 由于历史原因,也由于过去几百年来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人们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四大条件中,“行”排在最后一·位。这种旧的传统观念到处都可以看到,比如城市中大楼盖好了,路还没有修通;高楼中有各种辅助、服务设施,可有的就没有停车场,或停车位远远不够。总之,交通不受人们重视,道路交通不受人们重视,有关部门下不了决心对道路建设进行较多的投资。

日本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日本的交通问题不是那么突出,政府对道路的投资很少,道路投资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不到1%。到1955年以后, 日本的道路交通事故特别是交通死亡事故越来越多,而且城市中交通拥挤越来越严重,迫使政府对交通不得不重视,不得不增加对道路建设的投资。到1962年,对道路的投资已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2%,30年来日本政府对道路的投资一直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2%以上。

国际上的情况基本如此,对道路的投资大约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2%左右。美国1988年各级政府对道路投资总额为690亿美元,约占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9%。

我国近几年来虽然对公路的建设投资有了很大的重视,但对城市道路的投资远远跟不上交通的需求。1993年全国城市道路建设投资只占全国生产中国民生产总值的0.35%,只有国外的1/6。

交通拥挤和堵塞现象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症结,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工业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据美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交通运输研究会的研究指出,美国每年由于交通堵塞而造成的生产损失达1000亿美元;美国交通安全委员会的研究指出,1993年由于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00亿美元。即使在道路交通高度现代化的美国,每年因交通堵塞和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180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3%,因此在道路建设上的投资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2%是完全必要的。

3.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堵塞,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

解决城市交通拥挤与堵塞问题,不单要认识交通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单要有适当的交通投资,而且更重要的要有科学的理论,这些理论不是抽象的,而是根据城市交通本身的规律以及结合国内外城市交通的历史与现状提出来的,总结起来是四大原则:一是交通总量削减;二是交通流量均分;三是交通连续;四是交通分离。

4.交通总量削减

交通总量是指所有交通参与者与其旅行时间(或旅行距离)之乘积的总和。交通总量不同于车辆拥有量,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交通总量不但要考虑时间的因素,而且要考虑空间的因素,所谓交通总量削减是相对于某个空间范围来说的。比如为了解决市中心交通拥挤的问题,在市中心采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排除通过市中心的过境交通等措施,使市中心的交通总量削减。为了解决生活居住区范围内交通环境恶化的问题,在生活居住区内禁止车辆通行,使生活居住区范围内的交通总量消减。

交通总量削减的方法包括:社会工程措施、法规措施、交通管理措施和经济措施。如表3。

在交通总量削减的各种措施中,社会工程措施是带有根本性的。

城市布局合理化。城市布局要充分考虑到不要产生过多的交通量,要尽量使出行距离缩短,要与交通工具的现状与发展相适应。

合理的住房分配。住房分配应考虑职(32作单位)、住(住宅区)临近原则,要使各级领导认识到这是削减交通总量的一个重要方向。 合理的物流政策。所谓物流,一般被认为是物质的流动,其实并不全面,应该理解为财和物从供给者到需要者之间的物理转移的各种必要的活动,包括运输、保管、包装、装卸、流通加工等活动,应该把这些活动视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活动应该服从于交通总量削减的原则。

业务联系通讯化。建设现代化的通讯电话系统,由面对面的业务联系变成通讯联系,不但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方面,而且也是削减交通总量的具体措施。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优先公共交通。

.设置公共汽车专用线。在道路较宽并可划分多条车道的情况下,专门划出一条车道作为公共汽车的专用车道,在这条道路上,除公共汽车外不准有其它车辆。

.设置公共汽车专用道。在道路狭窄而不能划分多条车道的情况下,将有些公共汽车线路较多的道路辟为公共汽车专用道。我国城市中交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交通拥挤主要发生在上下班的早晚高峰时间,完全有可能在高峰时间内,将一些交通特别拥挤的街道辟为公共汽车专用道,禁止其他机动车通行。

.设置公共汽车优先信号。在交叉路口前设置一个专门用来检测公共交通车辆的车辆监测器,这种检测器将所检测到的公共交通车辆的信息及时送到交叉路口的交通信号机中,使交通信号机很快改变信号灯色,而让公共交通车辆优先通过交叉路口。

.设置公共汽车定位系统。公共汽车定位系统是一种高级控制方式。它具有一个采用电子计算机的控制中心。在这个控制中心,设有交通状况显示板和可与各公共汽车直接联系的通讯系统,交通管理人员随时可以知道每个公共汽车的位置,以及每个公共汽车候车站上乘客的多少,因而可以有效地调动车辆,提高公共汽车的运营效率。

.在单行道路上允许公共汽车双向通行。在禁止左转弯的交叉路口允许公共汽车

左转弯。

.设置公共汽车优先通行的交通标志。建立一个科学化的公共汽车优先通行的交通标志系统,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指示公共汽车优先通行的交通标志,要给人们一种公共汽车优先的直观感觉;另一类是具有明显而科学的公共汽车站牌标志,站牌的设计要科学、合理、醒目,比如要突出公共汽车线路的号码和站名,不同线路在同一站的站牌要尽量设的距离近一些,以方便乘客换乘。

减少过境交通。从交通管理来说,减少过境交通有多种方法,如限制卡车白天进入市中心区域,在我国城市交通管理中是常见的方法。我国的城市,大都是在旧城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解放后兴建的工厂大都分布在市郊.而火车货运站、货场也大都分布在郊区。根据这个特点,对于市内来说,卡车货运就是过境交通:因此,必须限制卡车在白天进人市中心区域,以减少市中心区域的交通总量:个别需要进入市中心区域的卡车,可以在夜间进行运输。

5.交通流量均分

交通现象是一种随机现象,服从于统计规律,城市交通流的统计规律大抵有:

1)城市中心的交通流有很明显的时间性。比如对自行车来说,早高峰是早上七点到八点,晚高峰为下午五点到六点;对机动车来说,早高峰是早上八点到十点,晚高峰是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近几年来,在我国的一些城市,夜晚还有一个高峰.即晚七点到九点。

2)城市中的交通流有很明显的方向性。由于很多工厂建在近郊区.职工住处往往又在市内,所以在城市近郊处,早上出城的交通量大,晚上进城的交通量大。如京津塘高速公路未通车前的京津公路上,早上高峰小时自行车交通量中,出城的占95%,而下午高峰则倒过来。对于一些大的交通源(如体育场、影剧院等),在有大型活动时,也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在国外,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的城市中,由于私人小汽车的急剧增加,城市居民住在市郊的很多,而上班又在市内,因此,这些城市在早上交通高峰时,进城的交通量大大超过出城的交通量。所以,无论国内国外,城市中的交通流大都具有明显的方向性。

3)城市中的交通流有很明显的区域性。这主要表现在市内比市郊的交通要拥挤得多,交叉路口的交通比路段要拥挤得多,商业性干道比一般性干道要拥挤得多,临近火车站或轮船码头的街道上的交通量比其他地方拥挤,特别是市中心的交通量比城市其他区域要集中得多,这种交通流的区域性在城市中普遍存在。

4)城市交通流中的车种分布也具有一定的统计规律。这主要表现在自行车、卡车和小客车等,在时间和地区分布的不均匀性方面。比如,从时间上来说, 自行车主要分布在上下班交通高峰时间内,其他时间与高峰时间比较,自行车要少得多;从地区来说,通往火车站或轮船货运码头的街道上,卡车占绝对优势。车种的这种统计分布规律在国内外的城市中具有共性。

为了充分、合理和科学地使用现有道路,必须设法使交通流量的不均匀分布变为“均匀”分布。交通流量均分的方法大致可分为时间通流量均分和空间通流量均分(见表4)。

交通流量均分的措施 表4

错峰上班制。城市中各单位的上班时间不作统一规定,而按不同的区域错开上班时间,我国的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实行“错峰上班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因为错峰上班制涉及到城市服务设施、市政及家庭等方面,需要有一个权威机构统一管理。

弹性上班制。只规定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规定统一的上下班时间,因而城市中就不会出现很明显的上下班交通高峰时间,这是一种有效的交通流量均分方法。实行弹性上班制的先决条件有两条:一是有明确的责任制,比如承包责任制;二是有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要严格工业流程,并采取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生产管理。国际上的经验证明,弹性上班制对改善城市交通是有效的,但不容易实现。

分区厂休日。分区厂休日本来是我国一些城市为解决用电紧张提出的一项措施这项措施对缓和交通拥挤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夜间货运。利用夜间交通量小的特点,把白天的交通量分一部分到夜间,使城市道路得到合理而有效的利用。

用环路及干道吸引交通流量。城市环路对交通流量的吸引起很大作用,旧城区的道路大都为棋盘形,如果修建城市环路,则可以改善交通通达性。

用过境道路吸引过境交通流量。一般的城市大都以一两条主要干道为核心,形成市中心,这样就形成了由于过境交通通过市中心而产生的交通拥挤状况,而且城市越小,过境交通在整个交通量中的比重越大。为了排除过境交通的压力,在大城市,常通过外环道路作为过境道路吸引过境交通流。

单向交通。在城市道路上,交叉路口比路段拥挤,为了减少交通量在交叉路口的延迟时间,最有效的办法是减少交通流在交叉路口的交叉,组织单向交通可以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单向交通方式大致可分为固定性单向通行、可以逆转的单向通行、时间性单向通行以及车种性单向通行等四种形式。

可变车道。可变车道是根据交通流量的方向性而提出的一项重要的交通流量均分措施,即根据不同的时间而改变车道方向。大致可分为将快车道变为慢车道、改变慢车道的方向和改变快车道的方向等三种形式。如对于方向性十分强的街道,在机动车高峰时间内,可以把机动车交通量大的那个方向上的车道数增加一个,反方向的车道数减少一个,其他时间按正常行驶方法进行。

用可变交通标志诱导交通流。在主要路口设置表示前方路口或路段有无交通阻滞的可变交通标志,供车辆驾驶人员选择适当的路线,以达到交通流量均分的目的,这种可变交通标志还可以与计算机交通管制中心相连。

禁止左转弯。在一些交通拥挤的交叉路口,为了把一部分交通流均分到其他交通不太拥挤的交叉路口,可采用禁止左转弯的办法。

远引交又。自行车在交叉路口的左转弯是造成交叉路通拥挤的重要因素,为了减少路口的交通拥挤,可将左转弯的自行车改为直行过路口后,在离路口适当距离处左转弯。

自行车在路口外右转弯。有些交叉路口附近,有可以走自行车的胡同、里弄等可以利用它们开辟自行车右转弯专用道。

6.交通连续

交通连续是指在交通的全过程中,空间、时间、运营管理和交通参与者本身精神上的连续,交通连续理论包括交通工具、交通组织、交通设施和交通运营连续性。

交通工具的连续性。指交通工具在交通的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交通连续而言,我们可以把交通工具分为两类:一是象飞机、轮船、火车和公共汽车,它们在交通的全过程中不起连续作用,一般来说,利用上述一种交通工具不能完成一种有目的的出行,而必须辅之以其他交通工具或交通方式来完成交通的全过程,属于不

连续的交通工具。另一类象自行车和小汽车等门到门的交通工具,为连续通工具。我们可以通过交通组织、交通设施和交通运营来改善不连续通工具之间的合理衔接,从而促进交通的全过程接近连续。

交通组织的连续性。在道路交通中,道路网是基本固定不变的,交通参与者如何利用道路网,必须以交通连续原理为基础实施组织管理。在某些路口禁止左转弯必须考虑辅之以路口可以左转弯;单向交通必须系统化,以保证交通流的连续等等。

交通设施的连续性。交通设施的设置必须保证交通全过程的连续性。一般来说,交通设施是交通全过程中的连续点和转换点,是交通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交通站点的设置,应以减少乘车人的步行距离与换乘时间为原则;停车场的设置要考虑到附近大交通源的距离不要超过无阻抗步行距离;交通标志的设置距离或密度,应考虑驾驶人员记忆的连续性等等。

交通运营的连续性。为了保证交通全过程的连续性,在交通运营上必须采用交通连续原理。比如修建道路,过去修路的只管修路,不管道路交通需要的照明、交通标志等其他设施。国外由于高速道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过去那种分离状态,将道路及其附属物合并一起来考虑,以保证道路交通的需要。在城市中有各种交通运营团体,如公共汽车、有轨电车、火车以及通勤火车的运营组织等,为了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国外采用统一的经营机构、统一的车票和统一的运行时刻表,以保证交通的连续性。

7.交通分离

城市中有各种交通形式,这些交通形式的速度不一样,为了安全与畅通,必须将各种交通形式在空间或时间上进行分离。交通分离有三种形式:①混合交通,即机动车、自行车、行人和公共汽电车等交通参与者同在一个车行道内通行。②分道交通,各种交通形态如机动车、 自行车和行人等占用同一通行带内的特定部分,我国城市中的三块板道路,就是典型的分道交通形式。分道交通中各种交通形态之间容易发生交错,特别是在交叉路口。这时应采用时间分离,即采用交通信号,以避免各交通形态之间在交叉路口发生交错。⑧分离交通,各交通形态分别具有固定的通行带,各交通形态之间互不干扰,这是交通分离的最高级形式。这种交通分离,一般由机动车专用道路、自行车专用道路和行人专用道路组成。各专用道路之间不互通,交叉时采用立体结构形式。

在我国常用的是分道交通形式,具体作法有两种,一是采用水泥墩、铁管栅栏或绿篱等构成分道线,也可以称为物理分离;二是采用路面交通标示,如划线、“猫眼”道钉等,这是一种靠交通规则约束的分离,也可以称为“法”的分离。两种分离方法是相辅相成的,分别用于不同的具体情况。

为了交通安全与畅通,在道路交通中,最重要的是将不同车种、不同方向和不同车速的车辆进行交通分离。不同车种的交通分离包括: 自行车与机动车的交通分离,公共汽车与其他车辆的交通分离,“轻骑”与其他车辆的交通分离等。

实践证明,不同方向的车辆碰撞时最危险,因此必须采用交通分离。采取的方 法可以有:设中心隔离带,设中心分离线,变双向交通为单向交通,在交叉路口前设左转弯专用车道,在交叉路口设置导流岛或分离岛,以及用交通标志和交通信号对主次干道交汇处的交通进行时间分离。对不同车速车辆的交通分离则采用设快速车道与慢速车道的办法,并增设缓行车道。在城市中,还应采用空间分离、时间分离及其他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方式,对人车进行交通分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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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加藤晃等.都市交通论.鹿岛出版社,1987

公共交通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 扒窃 携带凶器 随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三十九条规定,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该修正案自2011年5月1日正式施行以来,上述的扒窃定罪处罚的案件在实践中大量涌现,基层司法机关处理扒窃案件的执法标准出现严重分歧,导致各地相继出现了同案不同罚的处理结果。本文依据扒窃实践案例分析探讨扒窃案件在实践中的认定和处理。

案例一2012年3月16日晚上,犯罪嫌疑人肖某去到广州市某公交车站,用一个塑料袋作遮掩,扒窃被害人放在右边裤袋的一部灰色诺基亚6070手机,经鉴定,诺基亚手机价值为人民币54元。犯罪嫌疑人肖某当场被伏击民警抓获,起获的手机已发还被害人。

案例二2012年5月14日下午,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伙同“小李”、“小王”三人在19路公交车上伺机作案时被便衣民警发现并跟随,后三人又转乘8路公交车,当8路公交车在汽车客运站靠站停车时,由“小李”“小王”负责看风,嫌疑人拉开被害人的黄色挎包的拉链,扒窃包内的一部诺基亚手机(经鉴定,价值人民币850元)时被宋某某发现,并被便衣民警当场抓获。现赃物已发还被害人。

案例三2012年2月23日中午,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与同案人侄子李冬某经密谋后,携带刀片乘坐8路公交车时,李冬某在用手拉开被害人挂包拉链盗窃时,被被害人发现并报警。

案例四2012年2月24日上午10时许,犯罪嫌疑人廖某携带作案工具镊子,到广州市一菜市场,采取尾随等方式,以镊子扒窃一名女被害人衣袋的财物800元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并起获一把长镊子。

案例五2012年3月份的一天,犯罪嫌疑人张某到一咖啡店,趁被害人李某的不注意之机,将该被害人摆放在座椅上的一台手机偷走。

一、何为“扒窃”

“扒窃”一词进入法律视野的比较早的全国范围的文件应是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但目前为止,尚无法律法规或者学理解释对扒窃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扒窃是“从别人身上偷窃(财物)”。严格来说,扒窃词语先是一线反扒警务人员在打击盗窃过程中针对此类特点案件的一种约定成俗的叫法。实质上,扒窃就是盗窃的一种表现方式,其首先要符合盗窃的基本犯罪构成,其次是具有扒窃行为的基本特点。按照刑法通论和法律实践,扒窃一般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空间特点,即扒窃行为需发生在公共场所,一般指车站、码头、机场、菜市场、公共交通工具上等开放性、人员密集、构成复杂的供社会成员自由活动的场所。二是对象特点,即扒窃行为的对象是受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

二、扒窃行为司法实践认定的难点

(一)扒窃是否需要携带凶器

一种观点认为:只有携带凶器扒窃才可以定罪处罚。其理由为用携带凶器来作为限制扒窃的条件符合刑法谦抑性的特性,携带凶器限制扒窃具有实质上的合理性,如果对没有携带凶器的所有扒窃执行严厉打击也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扒窃一般情况下比盗窃的社会危害性要小,如果扒窃一律入罪,如果一个十几块钱、几十块快钱的扒窃案件都要进入批捕、审查、审判程序进行处理,将是司法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尤其在案多人少长期矛盾的较发达地区。

一种观点认为:扒窃属于行为犯,只要实施了扒窃行为就构成犯罪。理由是按照语义解释的方式,扒窃与入户盗窃、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属于并列关系;而且实施扒窃行为人多数属于团伙作案、流窜作案、携带刀片等工具作案、作案方式隐蔽、被发现后容易出现威胁受害人行为、并通常在车站等场所扒窃出门在外群众的应急财物。社会上的相当多的群众遭遇过扒窃,对扒窃行为深恶痛绝,立法者通过论证考察,将人民群众要求严惩犯罪心声,上升到法律层面,对扒窃一律严惩也符合立法者的立法目的。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初期部分地区基层司法机关的指导思想。根据这种观点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趋向绝对性、一刀切的武断倾向,既存在无端扩大扒窃打击面的机械性理解,也存在对影响恶劣的扒窃行为惩罚的放纵,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笔者在语义解释的理解上,赞同第二种观点,但对实践中符合第二种观点的扒窃案件处理上,应结合刑法总则及刑法理论综合判断进行定罪处罚。就语义解释而言,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在是否需要携带凶器扒窃的争议就在于携带凶器是修饰盗窃一词,还是修饰盗窃和扒窃两个词语的。首先从字面表达看,上述的多次盗窃、如何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词语均是用短号隔开,一般意义上顿号意义表现出并列的关系,完全存在扒窃与携带凶器盗窃的其他三个词语属于并列存在的关系,扒窃不受携带凶器的限定。其次,从盗窃和扒窃的逻辑关系上理解。扒窃是一种特殊的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本身就包含了携带凶器扒窃的内容。条文已经将携带凶器盗窃作为独立盗窃类型列举出来,不会再重复并列规定携带凶器扒窃,就像多次盗窃中包含了多次扒窃一样,否则就违反了法不赘言的基本原则。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上述解释,扒窃被单独并列出来构成犯罪,没有数额、次数等限制,是否一定进入需要定罪处罚。笔者认为扒窃行为作为刑法分则的一个条文,需像其他分则条文一样受到刑法总则的指导、调整和限制。“在刑法分则没有规定罪量要素的犯罪.并不表示只要行为一经实施就一概构成犯罪”。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但书”规定,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扒窃行为在实践案例中各个案件情节和事实千差万别,应综合考虑全案嫌疑人的主观恶性、扒窃动机、扒窃后被害人损失退赔、嫌疑人归案的认罪态度、扒窃手段等多种情节进行处

理。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以来,基层司法机关经过最初的认识不一,执行标准不统一的争议之后,在新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出台之前,部分基层办案机关进行了先行探索,即通过召开公检法会议,达成共识,形成会议纪要进行指导。笔者认为在坚持扒窃单独入罪的原则下,对于初犯、偶犯、未成年、数额较小(约200元以下)、确因生活学习急需初次扒窃的、被胁迫、被教唆扒窃的情况,可以视为情节轻微,不认为犯罪。而对于扒窃行为中具有盗窃累犯、特殊受害群体、携带工具(比如镊子、刀片)扒窃、携带凶器扒窃、多人扒窃、受害人损失无法得到赔偿等情况应按照扒窃行为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如本文案例一应视为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而案例二、三、四均应以盗窃罪和审判。 (二)何为“随身携带的财物”

按照理论通说,扒窃对象为随时携带的财物,但对随身携带的财物范围的理解存在很大争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随身是带在身边或跟在身旁。随身的典型情况如穿在身上的衣服口袋里面的财物、挎在身上的包等与受害人紧密相连接触的物品。而放置受害人周边在受害人目光所及已脱离人身的物品,如吃饭时放置在椅子上的手机、公园里休息时暂放在旁边的手机、放置在公共汽车行李架上的行李等与受害人身体已经脱离接触的物品,如案例五中的情况,是否以扒窃定罪。一种观点认为,应从随身携带财物的实质和被害人的角度出发,应包括受害人目光所及的物品。笔者认为,应对随身携带的财物做限制解释,即仅把和受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物品视为随身财物。一是因为扒窃入罪,已对扒窃行为进行了最严厉的打击和制裁。二是因为扒窃行为不仅侵犯了受害人的财产,而且还致使受害人存在人身受到侵害的潜在的巨大危险,所以才对扒窃适用刑罚。而受害人人身受到潜在风险基本上在嫌疑人对受害人贴身物品扒窃时出现,如嫌疑人用刀片划开衣服口袋时将受害人身体割伤。这也是扒窃的危害性的本质所在。三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把已脱离受害人身体的物品,即使是在受害人周边目光所及的位置,也不视为扒窃。比如案例五,一般都视为普通盗窃,适用普通盗窃的犯罪构成。

公共交通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特征价格理论;哈尔滨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

中图分类号:F299.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6-0147-04

1前言

研究住宅的特征价格,揭示住宅价格水平的空间分异规律不仅可以直接为政府制定发展规划、管理住宅交易市场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确定住宅营销价格等方面提供决策依据,还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城市发展水平和房价是否合理提供理论依据。

国内外对于住宅价格的研究,多采用特征价格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充分考虑了住宅商品的异质性特点,但一般只限于对住宅价格本身的研究。本文把特征价格理论与价格的空间分异现象相结合,以特征价格研究为基础,分析了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

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住宅市场的研究,对住宅价格从空间角度进行分析,探讨哈尔滨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布模式、并用特征价格理论解释了价格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合理布局基础设施、制定住宅产业政策等提供借鉴。有助于住宅消费者选购称心住宅,也有助于房产管理部门掌握城区住宅价格分布趋势。分析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异,可以为规划部门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提供必要的信息。

2研究区概况

2.1研究区概况

哈尔滨市是黑龙江省省会,全省的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和信息中心,我国东北北部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历史文化名城。位于东经125 42'^~130 10'、北纬44 04'^~46 40'之间,地处中国东北北部地区,黑龙江省南部松嫩平原的东南缘。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哈尔滨市目前下辖八区,包括南岗区、道里区、道外区、香坊区、平房区、呼兰区、阿城区和松北区。

2.2对象价格的选取与研究假设

主要以有独立产权,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普通商品住宅为对象。在分析哈尔滨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布特征时,住宅价格选取住宅小区平均销售单价,它是市场综合因素作用的反映,可以较好地反映区位房价水平。文中“住宅价格”指住宅小区住宅的销售单价。

哈尔滨市目前下辖八区,由于呼兰区与阿城区刚刚从县、不设区的市划为哈尔滨市的区,与哈尔滨原市区也相距较远,没有形成统一的房地产市场,因此本文研究对象为已经形成的哈尔滨市原市区住宅市场。

2.3住宅价格空间分布

在等值线的绘制过程中,以哈尔滨市区地图为底图,应用ArcView软件,将楼盘标注在相应的位置上,获得样本点,再给每个样本点附属性信息,即销售均价,给定200元为等值间距,应用空间分析模块,自动生成等值线。

本文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发现,选择的65个楼盘均价最高为5 600元/平房米,最低为1 480元/平方米,销售均价主要集中在2 000~3 500元/平方米的价格范围,故此价格空间应该是等值线反映的主要范围。为使等值线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各地区间的房价差异,同时又不能太过详细琐碎而难于反映总体特征,以200元为等值线间距,绘制14条等值线。

根据等值线分布图和调查数据的分布可以看出2006年第一季度哈尔滨的住宅价格空间分布的一些特点:(1)住宅价格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两大块,一为道里区,二为南岗区,住宅价格大部分都在3 000元/平方米以上。(2)在开发区泛CBD范围内,临近长江路和红旗大街的住宅价格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调查数据中超过3 000元/平方米的住宅也比较多。(3)以上三点连线为较高住宅价格线,向两侧房价大体呈放射下降趋势。

3哈尔滨市住宅特征价格模型建立

3.1变量的选择和量化

本文以住宅特征变量选择的一般原则为基础,结合我国国情和哈尔滨市房地产市场特征对住宅特征变量进行选取。

住宅特征变量的选择一般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特征变量间相关程度要低。即特征变量间独立性强,相互没有影响。这样模型才能与实际情况有较高的拟合程度,充分反映真实情况。

(2)选择主要特征进行分析,忽略对住宅价格影响较弱的因素,突出特征变量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在建立模型时并不是进入模型的特征变量越多约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进入模型会使模型更具有稳定性。

(3)特征变量的选择要符合哈尔滨市的特征,并有一定的可获得性。

根据变量的数据类型的不同,量化方式不同。本文所采用的住宅特征变量量化类型分别为:①直接采用住宅特征变量的实际数值,或者是根据需要对原始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变换。②分等级赋值。③采用综合性指标进行度量,根据包含内容的多少进行打分。④采用二值变量进行量化。

在研究中将住宅特征分为三类:建筑特征、邻里特征和区位特征。住宅特征变量的量化见表1。

对各变量进行分析,可知其均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3.2特征价格模型的选择

首先对调查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相关分析可以刻画两类变量线性相关的密切程度,为线性分析打基础。根据住宅价格与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的输出结果可以看出相关系数取值在-1到1之间,正为正相关,负值为负相关,0为不相关。将相关程度分为3级,0.5以上为高度相关,0.2到0.5为一般相关,0.2以下为低度相关。从表中的相关分析中可以看出,在选变量中物业管理、建筑结构、距中央大街和红博距离对住宅价格影响很大,且住宅价格与到中央大街和红博距离呈负相关。装修程度、生活配套设施和有无车位与住宅价格一般相关。小区自然环境、公交线路和教育配套设施对住宅价格的影响相对较低。

3.3模型的估计检验

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估计。在SPSS软件中选择Enter(强行进入法),作为回归分析方法,即将所选的10个特征变量全部进入模型。

从表3可知,回归方程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检验值为0.000,即小于0.001,说明方程是高度显著的,拒绝全部系数均为0的原假设。说明进入方程的住宅特征与房价之间的线性关系能够成立。

3.3.1共线性诊断

共线性是指回归变量之间存在着近似的线性关系,即某个自变量可以近似的用其他自变量的线性函数来描述。当共线性趋势显著时,会给模型的拟合带来严重影响。本文用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对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由于所得VIF最大为3.864,远小于10,所以认为基本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3.3.2方差齐性检验

方差齐性是指残差的分布是常数,与自变量或因变量无关,即残差应随机分布在穿过零点的垂直直线两侧。根据因变量预测值与残差的散点图,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观测值随机落在横轴正负2之间,基本满足方差齐性的假设。

综上可以看出,模型基本满足正态性假设、等方差性假设和独立性假设,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和较高的解释能力,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因此,可以用来分析和解释住宅特征对住宅价格的影响。

4回归结果分析

表4可以看出,有6个变量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分别为建筑结构、到中央大街距离、到红博距离、物业管理、生活配套设施、装修程度。

4.1符号分析

住宅特征大部分对住宅价格产生正向影响,如建筑结构、物业管理、装修程度、生活设施和自然环境,这些条件好的,住宅价格越高。而到CBD距离与住宅价格呈现负相关,也就是随着到市中心的便捷程度的降低,房价下降。

4.2住宅特征价格分析

在从回归系数表中,为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对应着住宅的特征价格,如建筑结构,其特征价格为489.06元/平方米,表示在其他特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住宅的建筑机构上升一个档次每平方米住宅的价格就会上涨489.06元。生活配套设施的特征价格为47.623,表示生活配套设施每增加一个,每平方米住宅价格就会上涨47.623元。

4.3住宅特征的影响程度分析

住宅特征对住宅价格的影响程度无法用特征价格直接衡量,因为它们的单位不一致,但是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eat)是所有变量标准化后的结果,具有可比性,可以用它的绝对值来进行住宅特征影响程度的排序,并分类,分类标准如下:

|Beat| ≥0.2为一类影响程度;0.2 > |Beat| >0.1 为二类影响程度;|Beat|

5哈尔滨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原因分析

住宅特征决定住宅价格,住宅特征的空间分布特征也决定了价格空间分布的规律,因此首先进行住宅特征空间分布的分析。

在住宅价格的影响因素中,建筑结构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最为主要,建筑结构由砖混上升为框架结构,住宅价格就会上涨489.06元。在调查的65个小区样本中,有33个为框架结构的住宅,占较大比例,其中道里区住宅中框架结构住宅占区内住宅的10/15,南岗区7/11,香坊区6/11,且集中于开发区附近,所占比例较大。

物业管理也是住宅价格的一类影响因素,在65个小区样本中,道里区、南岗区和香坊区的开发区比较高档的小区较多,高档小区的物业管理水平和配套服务也较好。

到CBD距离对住宅的影响程度仅次于物业管理,也属于第一类影响因素。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传统CBD地区,不但坐落着许多商场、写字楼和各种会馆,还是哈尔滨的标志和必经的哈尔滨旅游线路。南岗区的红博秋林一带也是哈尔滨的CBD地区,开发区是哈尔滨的泛CBD地区,有会展中心和许多写字楼。其他区虽然也有内部商务较集中的地区,但规模有限。

第二类影响住宅价格的特征因素为生活配套设施和建筑的装修程度。生活配套设施包括超市、菜市场、银行、医院、邮局。从这些设施的空间分布来看除了松北区和东北西南周边地区以外,分布较均匀。在调查的住宅中绝大部分为毛坯房,只有道里区有6个住宅小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装修。

第三类影响住宅价格的特征因素为自然环境、教育配套设施、有无车位和公交线路。哈尔滨的公园、广场数量较少,且分布不均匀。教育配套设施中中小学和高中分布均匀,但大学在松北区的西部、道里区和香坊区分布较少。样本统计显示,在65个样本中有车位的为32个。在道里区、南岗区、香坊区、道外区和松北区中分别占28.13%、18.75%、15.65%、12.5%、15.65%。表明哈尔滨市的东北和西南部的道外区有车位的住宅较少,香坊区和松北区有车位的住宅数量相当。南岗区有车位住宅相对较多,道里区则最多。公交线路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最为微弱,说明哈尔滨市的公共交通比较发达,已不太会对住宅的选择造成较明显的影响。

6结论

本文运用Arcview软件对哈尔滨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进行了直观的表述,得出了哈尔滨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大致规律,并运用特征价格理论对造成这种空间分异现象的原因做了解释,得出了以下结论:

6.1道里区、南岗区和香坊的开发区高档住宅较多,其建筑结构和物业管理水平均较高,这一现象造成了道里、南岗、开发区一线房价较高的大体趋势,其他各区由于砖混结构的大量存在,也拉低了其他各区的住宅价格。同时传统CBD和新兴的泛CBD区也集中在这三个区域,更进一步抬高了那里的住宅价格。

6.2装修程度和超市、菜市场、银行、医院、邮局等生活配套设施除松北区外基本比较平均,所以目前松北区发展并不完善,住宅价格偏低。

6.3哈尔滨市广场、公园数量较少,分布不均和公交线路网比较发达,所以不会对住宅价格造成显著影响。教育配套设施对住宅价格的影响程度在中小学分布比较均匀的前提下,会使大学周边住宅价格高一些。有无车位也客观上表现了小区设施的完备程度,对住宅价格有一定贡献,所以在车位较少的道外区和动力区也会造成住宅价格相对较低的现象。

分析结果不仅可以直接为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分析住宅价格与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管理住宅交易市场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定位住宅营销价格等方面提供决策依据,还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城市发展水平和房价是否合理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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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曹振良,等.房地产经济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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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温海珍.城市住宅的特征价格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C].博士论文,浙江大学,2004.

公共交通论文范文第8篇

第一,在历史和时间纬度上,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法律部门。它并非是政府干预出现伊始便产生,而是在政府干预失灵后为解决政府干预失灵应运而生。

第二,在内在精神追求上,现代经济法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约束和规范,是政府干预法治化和市场秩序优化的必然需求。同时,现代经济法法益保护也具有双重性。既侧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又兼顾市场经济个体私利的保护,实现社会公益和个体私益的最大协调和平衡。经济法的现代性是经济法独立于传统私法和公法的显著特征,对全面认识经济法的特征和功能,论证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经济法产生条件历史起点内在精神追求现代性

一、引言与解题

社会是法律发展的基础,法律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受一定的社会需要所制约,立法者必须以社会客观事实为基础,以事物的本质为前提,以事物的必然性为依据。马克思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1,他还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2,“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3。因此,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是法律创制活动的深厚渊源,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也直接同社会经济生活相关联。研究经济法的现代性,必须首先理解经济法起源的社会历史基础,理解经济法的成长机理。亦就是说,经济法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有何特点?这些社会因素和条件是怎样影响并作用于法律生活从而形成了经济法(部门)?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从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关系入手,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经济法现代性的历史奥秘。

长期以来,经济法学界在系统研究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条件这方面,著述较少,较早对此有过专门研究的著作仅有两本:一是张守文,于雷合著的《市场经济和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93年版),二是周奎正等人合著的《中国当代经济法论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93年版)。此后,纷繁众多的各类经济法教材对此问题偶有触及,但多是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提,甚而还有一些让人费解的论述(本文第五部分将对此展开反思)。令人欣喜的是,在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研究》第1卷中,刊登了两篇有关此问题论述的力作:漆多俊教授的《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周林彬教授的《经济法的经济根源——兼论经济法与民商法的边界》。但遗憾的是,漆文对政府干预失灵的原因以及由此对经济法的影响未加以分析,而周文虽有所论及,但由于文章论述的中心议题并不在于此,也未加予深入分析,但窃以为,正是在这里,现代经济法才得以真正产生!

毋庸置疑,政府干预经济必然带来经济政策立法,但是否可以认为经济法就由此产生了呢?不能!因为政府干预失灵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大量经济政策立法的失灵和废除即经济法律的失败。而任何一个法律部门意义上的立法,必须考虑其计划性,稳定性和协调性和合理性。在这一点上,那些大量的为应付经济危机的一时经济立法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而且还应看到,这些立法仅仅是带有干预经济的性质,其职能远非今天的我们所说的经济法的职能。所以,这些所谓的经济政策立法与其说是经济法,倒不如说是披着经济法的合法外衣,实质上是政府一时的经济性的行政指令,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

那么,经济法的现代性或者说经济法到底有什么样的显著特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认识一下何谓“现代性”。“现代性”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讨论中心之一,其核心是合理化问题。大致说来有两种分析,一是把现代性作为断代史意义上的史学概念,描述的是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特征,是和“古代的”“近代的”相并列,和“传统的”相对立的一种对欧洲近现代史的概括性的称谓;二是把现代性作为精神理想意义上的哲学范畴,探求的是支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历史变迁背后的规范和理想。本文认为经济法具有现代性,也从上述两方面来论述,一是从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起点上分析,二是从经济法的内在精神追求上分析。本文认为经济法的现代性表现在:

1.在历史和时间起点上,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法律部门。它并非是政府干预出现伊始便产生,而是在政府干预失灵后为解决政府干预失灵应运而生。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国家干预,制订了大量的经济政策,但由于这些经济政策立法先天就不具备现代经济法的规范政府干预的职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干预的滥用,最终政府干预走向失败,从美国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60、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宣告“政府失灵”。也正是在这时候,现代经济法作为解决“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应运而生了。

2.在内在精神追求上,一方面,经济法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约束和规范,是政府干预法治化和市场秩序优化的必然需求。可以说,只有认识到经济法的双重职能,才能防止出现“政府失灵”,使政府干预经济在一个法治的轨道上协调,长久,有效地进行。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产生的经济法无疑应肩负起上述双重职能。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法法益保护也具有双重性。既侧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又兼顾市场经济个体私利的保护,实现社会公益和个体私益的最大协调和平衡。

据笔者翻阅的资料,国内经济法学界首先提出经济法具有“现代性”这个词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守文教授,他在《论经济法的现代性》4一文中提出了此概念。笔者深感此概念的理论意义和精辟所在。(在笔者看来,它至少有三点理论意义:1,有利于划清经济法和民商法、行政法的界限;2,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论证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有力地论证了“经济行政法”和“战时经济法”,“古代经济法”等不属于现代经济法的范畴。)本文将从作为一个真正法律部门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分析中来引出经济法的现代性,并试图运用经济法的现代性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和国内若干教材上的理论进行反思。

二、市场经济与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立起全国统一市场后产生的。根据美国学者D·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中的解释,市场经济是“一种组织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生产什么样的商品,采用什么方法生产以及生产出来以后谁将得到它们等问题,都依靠供求力量来解决”。5易言之,市场经济是在市场交换中通过竞争、供求、价格等机制来调节流通进而调节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经济。

市场经济的外在形式,可因国情、社会制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本质属性则一。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财产私有或产业独立与产权自由转移,此乃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在这里财产所有者或其人是企业的最高主宰,自主经营、自我负责、独立决策,组织生产和销售,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第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与调节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外在压力。因此,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以市场取向为基础的竞争机制。

第三,经济行为契约化。这是市场经济的制衡机制。由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产权关系、经营关系和交换关系,只有通过签订得到法律保护的契约,这些关系才能有效地实现。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

从亚当·斯密到阿·马歇尔近一个半世纪中,西方学者大多认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主要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作用即价格机制传递信息,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它能提供一种刺激,促进经济增长,它能使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是有效率的。这期间,资本主义经济除周期性波动外,基本上还较稳定快速地发展。

师承马歇尔,于1908年继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庇古,初步揭露了市场的缺陷。及至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特大危机爆发,宣告了“市场万能论”的破产。这时,西方学者也不讳言市场经济的弱点和局限性,“市场失灵”一词被广泛使用,概括他们的论点有以下几方面:

(1)市场经济活动会产生外在效应或外部性,这是市场缺陷的理论支点。美国学者鲍英尔对此问题进行综合,认为市场经济典型的失灵是它造成外部不经济。如环境污染、公害泛滥,城市膨胀及生态失衡等。

(2)市场有其不完全性,对某些部门无能为力。如不能提供国防安全体系、科学教育、公共交通、水利等大型基础设施,即无公共产品市场。信息市场也是残缺的,只能提供短期的、局部的信息。市场经济难以保证满足众多的社会目标。

(3)市场调节具有短期性和滞后性的弱点。由于市场多元化主体追求短期利益,导致对同一产品重复投资,造成资源浪费。市场既不能很好安排资源的区域(空间)配置,更无法安排资源在现今和未来(时间)的合理配置。

(4)市场不能避免投机行为的产生。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孕含着投机性。特别是以钻空子、欺诈性的买空卖空为特征的投机行为,对经济和社会有害无利。即使是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通过承担价格变动风险而获利的期货市场的投机行为,也会产生加剧市场波动、导致经济不稳定的负效应。

(5)市场经济按各个人提供的生产要素进行的分配使收入过于悬殊,产生贫富两极分化。正象凯恩斯所说的:“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6(6)市场经济无力阻止垄断。由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必然导致垄断。权力集团和垄断势力入侵市场,会形成集团的无政府状态,加重经济失衡不稳定,爆发危机,使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还可能引起国际间的战争,最终过渡到中央管理。

(7)市场无法解决国民经济的综合问题。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既包括总量上的平衡、结构上的平衡,也包括产业发展、地区发展和国际收支等方面的平衡,因而国民经济平衡的结构是复杂的,市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用较长时间、通过曲折的道路以及许多资源浪费来促进某些商品供求平衡的实现,而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解决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

(8)市场无法解决经济波动问题,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主要是通过市场价格的作用来实现的,而市场价格往往只能反映较短时期的供求情况,当人们根据市场价格作出经济活动的决策后,又会出现集中的累积的效应,先是引起经济过热,然后又会出现经济萎缩和萧条。这种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自身运动的一般规律引起的,因而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经济波动。

还有一些其他观点,这里不再赘述。因此,当市场由于种种原因而出现失灵时,就必须由社会的代表者国家采取措施来纠正市场的偏差,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实施自己的职能,也必然要对市场的种种失灵进行干预,既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纠正市场因此而出现的失灵,又为市场的正常有序运动提供所需要的外部条件。现代经济学表明,对市场失灵的充分研究,早已成为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管理的立论基础。

三、政府干预与政府失灵

30年代大萧条打破了市场力量可以使一切尽善尽美的“市场神话”,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以罗斯福新政作为转折点,各国都加强了干预,市场经济也从古典市场经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其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干预。

当各国推行政府干预时,却总在有意无意地滥用,使得干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70年代西方各国普通出现了“滞胀”,接着又爆发了经济危机,政府干预的各种缺陷也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下“政府干预失灵论”观点大行其道,许多经济学家深入探讨了政府干预的缺陷,他们观点概括有:

(1)政府干预是人为的,往往服务于经济以外的政治目的。政治家、政府官员等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象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利益。

(2)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代价是围绕政府活动可能产生的寻租活动。寻租活动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耗费社会资源,并且寻租活动具有恶性蔓延的趋势。寻租活动会使政府决策和运作受利益团体或个人的摆布偏离社会公共利益。

(3)在政府力量作用下,经济运行易于出现超高速经济增长。

(4)有些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也无能为力。如外部性问题政府亦难于解决。

(5)机构庞大,官员臃肿,费用高昂。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重重困难如:连年赤字、通货膨张、失业、不平等和不公正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高涨等,都与政府干预有关。

(6)计划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执行不当。因受人们知识技能、思想观点的局限,即使大公无私的官员所制定的计划、措施。也不一定符合客观要求,从而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充分利用。

(7)政府调节手段功能有限。宏观微观经济政策目标,难以协调和兼顾。如公平与效率二者存在替换关系,实现公平会降低效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工资水平较高,成本上升、会引起物价上涨,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如果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美国和欧洲各国,其政府失灵的原因更多是由于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体现了社会中的既得利益所致,那么市场不发达条件下的国家如我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其政府干预失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市场的内在缺陷、部分地替代市场和培育市场这三个方面的关系,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替代市场和培育市场两者的关系。当然,其背后深厚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也始终影响着政府效能的最大发挥,在许多没有对传统体制实行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其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往往倾向于对经济实行过多的干预,从而导致政府机构过于膨胀,低效能,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认识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失灵不同特点和成因对我国经济法立法有重要意义:

(1)一国的经济法发展和该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密切的勾连,我国经济法部门的相对完善和稳定需要我们尽快培育好市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2)我国经济法立法需要大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切不可照搬照抄,忽视我国国情。

从西方经济学者的“政府干预失灵论”到各国具体实践,都可以看出政府干预具有“双刃剑”的性质。它既可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也可能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鉴于市场经济的先天固有的缺陷,我们不能由于政府干预会带来成本而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同样,也不能对政府干预抱有幻想,夸大其作用。而是应该在充分认识政府作用的基础上,承认政府对经济必要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必须是理性和有限的。为此,必须深入研究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科学地界定政府干预的边界,而这正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法律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四、政府干预的法治化与现代经济法的产生

市场经济决不等同于无政府的经济,事实上,政府和市场是一种优缺互补的对应力量。因此,面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失灵,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采取何种方式来弥补政府干预失灵,使政府干预效用最大化。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政府要成功地实现干预经济的职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政府的干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依法界定政府的行为边界,明确政府的权力和职责,概而言之,必须强调政府干预的法治化。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遵循法治精神管理市场,行政权力必须放置于法律权威之下,任何形式的政府调控政策和规制措施都必须具备充分的法治基础,与市场秩序相关的政策措施的贯彻和实施必须被纳入法治轨道,政府调控和规制市场的权力应当受到合理制约,相关管理行为必须得到有效监督。这也表明,政府在管理市场方面,无论是使用行政手段,还是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都应当具备法律前提。并接受法律监督,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活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7.因此,必须寻求创制一种在内在精神追求上既要规制市场失灵,又要匡正政府失灵;即要强调政府干预,又要干预政府;既要维护社会公益,又要保护个体私益的法律。

但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传统私法民商法过于侧重私益的保护,奉行“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神圣理念。在此理念下,法律对于经济个体的逐利性所造成的社会公共利益的破坏,对于经济个体选择的盲目性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对于垄断所造成的限制自由竞争等等难以有所作为。事实证明,传统私法无法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之间的矛盾和由此带来的效率和公平问题,无法治愈“市场失灵”,不能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与之相对伴随行政国产生的传统公法行政法以“授权”和“控权”为理念,以调整国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为内容,而相对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更多体现为一国政治上层建筑。因此,传统公法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经济这一经常性的必需的国家职能的需要。

既然传统私法和公法都无法有效应对现代市场经济提出的新的挑战,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又是有效解决政府失灵的重要途径,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因此应运而生,它不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同时也强调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规范,即“干预政府”。“经济法既要对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自由竞争状态进行调控,实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又要对具有过度运用权力倾向、存在自身利益和偏好的扩张性、官僚性的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控制,防止政府权力不当使用而损害市场主体利益,妨碍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8经济法肩负双重职能,它既要调整市场主体的不当行为,又要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这是在政府失灵之前任何所谓的经济法都不具备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法既侧重保护社会公益,又兼顾个体私益的保护,实现二者的最佳平衡。现代经济法通过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二大部分的调整有效地实现了法益保护的双重目标。可以看出,在法的内在精神追求上,我们称经济法具有现代性,而且这种特性是经济法与生俱来的。

五、经济法的现代性与若干反思

通过上文的分析,对经济法的产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法律部门和法律学科,从经济法的产生看,经济法具有现代性;从经济法内在精神追求上看,它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法治政府的要求,有着双重职能;它能兼顾社会公益和个人私益,有着双重的法益保护功能,因此也具有现代性。运用经济法的现代性原理,可以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界的一些理论进行反思。

反思之一:我国经济法制建设。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念,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的现实,这两者之间常会出现差异。比如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但这种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又是从传统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后来的计划经济基础上脱胎并发展起来的,所以其根本特征是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由此而引起了现代化实际过程的畸变,并使这种过程与通过现代性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理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哈贝马斯的理论告诉我们,要从现代性出发,对现代化的实际过程进行批评性的检视。应用经济法的现代性,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反思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再分配原则在社会经济整合机制中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而市场原则却处于弱势地位。市场运行中的行政垄断、市场统一化进程中的地区封锁、各种组织创新过程中的权力资本化,都是这种情况的具体体现。不仅如此,经济领域中种种侵害市场制度的合法性、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破坏市场自身竞争性的政策措施,还常常被一些部门和地方以法律条文形式合法化,并使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在市场经济肌体中内生化、长期化。这种违背法治精神的“法制化”做法,还被冠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美名,贻害不浅。从经济法的现代性出发,我们必须下力气剔除那些有违现代经济法特征和宗旨的“恶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能促进经济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统一的经济法部门。

反思之二:是否有“古代经济法”?

我国经济法学界有学者主张经济法古已有之。法律出版社95年出版的由陶和谦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一书认为:“古代经济法,一般包括奴隶制国家经济法和封建制国家经济法,所体现的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是这些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重要工具。”(见该书第48页)。这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古代就有经济法,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法是泛指一切具有经济内容的法律或法律规范之和,这样,国家与法产生一开始,经济法便随之出现。确实,任何统治阶级都会利用法这一工具来维护自身利益,反映在立法上,就必然要在法律中对经济问题有所规定,但问题关键在于,具有经济内容的古代法律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法。从经济法的现代性来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所谓的古代经济法,同现代经济法相比,貌合神离,不可同日而语,等同齐观。从形式上看,只是刑律的极小部分;从数量上看,虽然中外法律中的经济部分详略不一,但总体为数不多;而且古代法律中的经济部分,是靠刑罚手段来调整的,因此,它只能归入古代刑法。

其次,经济法的产生必须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前提,而古代并不具备经济法植根所需的市场经济土壤。本文在第二部分就列出了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的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特征:财产私有与产权自由的移转、公平竞争和经济行为契约化。而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里,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充其量只是存在简单的商品经济,无论从那方面,都不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因此,在古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孕育出现代经济法。

再次,所谓的古代经济法表面上具有国家管理经济的特质,但它并非是国家自觉地发挥调控和规制社会经济职能并使之法律化的产物,更遑谈现代经济法的职能。中国古代封建政权干预经济更多是基于“重农抑商”的政策考虎,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这种逆经济规律要求的政策,视作经济法。

反思之三:是否有“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

主张有“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的学者主要有人民大学的潘静成、刘文华和史际春等学者,在他们主编的《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9年版第31页—32页)和《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98年版第76-77页)中认为,经济法的发展经历了由低到高不同层次。“战争经济法”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经济立法等,“危机应付经济法”如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时的经济政策立法等。但正如本文上面所分析的一样,从经济法的现代性来看,这两种所谓的经济法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

首先,这些非常态时期的经济政策不可能形成一个法律部门。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尤其是一时尚难以制定法典的法律,考虑其能否成为法律部门的标准,应视其同类规范在立法上是否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只有当它成为立法机关的经常性任务时才可。如果仅是一种临时性或随机性的立法活动,这种法律很难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事实上,战争时期和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确实如此。“这种所谓的”战争经济法“与现代经济法并非同质,它是应战时急需而制定的,带有极大的被动性、应急性、权宜性,缺乏经济理论上的根据,立法上也未考虑计划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它仅有某些国家干预的特征,也并非现代经济法的要旨和精髓。”9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仅是一时的应对之策,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法。

其次,这两种所谓的经济法的职能都不同于现代经济法的双重职能。更何况“战争经济法”常常是与客观经济规律格格不入,如二战时期,日本经济政策一度成为“法西斯经济法”。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经济法的宗旨只能是促进、振兴经济的发展,因此这类“战争经济法”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而“危机应付经济法”则是一国在经济社会出现危机的非常时期国家实行强力干预的手段,这种政策的出台具有很大的应急性,偶然性,一旦危机一过,难逃度除的厄运。而且,这种政策出台伊始就片面地强调政府干预的一面,很难考虑到对政府干预权力的约束和限制,这样就埋下了政府滥用干预权力的隐患。同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这种政策也过于强调保护国家利益,经济个体的私益的让位和牺牲也在所难免,最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祸害。西方60、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即是明证。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应是肩负双重职能、保护双重法益的,能够促进一国经济长久、稳定发展的(至少在其宗旨上应是如此)法律,由于“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在特殊时期无法顾及到经济法应有的职能,所以,从经济法的现代性出发,这些非常态时期的所谓的经济法不宜界定在现代经济法范畴。

至此,本文已经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条件这个时间和历史起点上以及从经济法内在精神追求上论述了经济法的现代性。经济法的现代性是经济法独立于传统私法和公法的显著特征,对论证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当然现代性作为认识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入口,还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的挖掘,使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更加进步。超级秘书网:

引文出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21—12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291—292页;

4.论文参见《北京大学法学院2000年五四学术论文集》,北大法学院资料室编;

5.[美]]D·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商务印书馆81年版,第275-276页;

6.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83年版,第317页;

7.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7年版,第73页;

公共交通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经济法产生条件 历史起点 内在精神 追求现代性

一、引言与解题

社会是法律发展的基础,法律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受一定的社会需要所制约,立法者必须以社会客观事实为基础,以事物的本质为前提,以事物的必然性为依据。马克思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还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因此,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是法律创制活动的深厚渊源,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也直接同社会经济生活相关联。研究经济法的现代性,必须首先理解经济法起源的社会历史基础,理解经济法的成长机理。亦就是说,经济法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有何特点?这些社会因素和条件是怎样影响并作用于法律生活从而形成了经济法(部门)?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从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关系入手,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经济法现代性的历史奥秘。

长期以来,经济法学界在系统研究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条件这方面,著述较少,较早对此有过专门研究的著作仅有两本:一是张守文,于雷合著的《市场经济和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93年版),二是周奎正等人合著的《中国当代经济法论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93年版)。此后,纷繁众多的各类经济法教材对此问题偶有触及,但多是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提,甚而还有一些让人费解的论述(本文第五部分将对此展开反思)。令人欣喜的是,在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研究》第1卷中,刊登了两篇有关此问题论述的力作:漆多俊教授的《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周林彬教授的《经济法的经济根源——兼论经济法与民商法的边界》。但遗憾的是,漆文对政府干预失灵的原因以及由此对经济法的影响未加以分析,而周文虽有所论及,但由于文章论述的中心议题并不在于此,也未加予深入分析,但窃以为,正是在这里,现代经济法才得以真正产生!

毋庸置疑,政府干预经济必然带来经济政策立法,但是否可以认为经济法就由此产生了呢?不能!因为政府干预失灵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大量经济政策立法的失灵和废除即经济法律的失败。而任何一个法律部门意义上的立法,必须考虑其计划性,稳定性和协调性和合理性。在这一点上,那些大量的为应付经济危机的一时经济立法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而且还应看到,这些立法仅仅是带有干预经济的性质,其职能远非今天的我们所说的经济法的职能。所以,这些所谓的经济政策立法与其说是经济法,倒不如说是披着经济法的合法外衣,实质上是政府一时的经济性的行政指令,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

那么,经济法的现代性或者说经济法到底有什么样的显著特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认识一下何谓“现代性”。“现代性”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讨论中心之一,其核心是合理化问题。大致说来有两种分析,一是把现代性作为断代史意义上的史学概念,描述的是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特征,是和“古代的”“近代的”相并列,和“传统的”相对立的一种对欧洲近现代史的概括性的称谓;二是把现代性作为精神理想意义上的哲学范畴,探求的是支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历史变迁背后的规范和理想。本文认为经济法具有现代性,也从上述两方面来论述,一是从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起点上分析,二是从经济法的内在精神追求上分析。本文认为经济法的现代性表现在:

1.在历史和时间起点上,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法律部门。它并非是政府干预出现伊始便产生,而是在政府干预失灵后为解决政府干预失灵应运而生。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国家干预,制订了大量的经济政策,但由于这些经济政策立法先天就不具备现代经济法的规范政府干预的职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干预的滥用,最终政府干预走向失败,从美国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60、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宣告“政府失灵”。也正是在这时候,现代经济法作为解决“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应运而生了。

2.在内在精神追求上,一方面,经济法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约束和规范,是政府干预法治化和市场秩序优化的必然需求。可以说,只有认识到经济法的双重职能,才能防止出现“政府失灵”,使政府干预经济在一个法治的轨道上协调,长久,有效地进行。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产生的经济法无疑应肩负起上述双重职能。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法法益保护也具有双重性。既侧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又兼顾市场经济个体私利的保护,实现社会公益和个体私益的最大协调和平衡。

据笔者翻阅的资料,国内经济法学界首先提出经济法具有“现代性”这个词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守文教授,他在《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一文中提出了此概念。笔者深感此概念的理论意义和精辟所在。(在笔者看来,它至少有三点理论意义:1,有利于划清经济法和民商法、行政法的界限;2,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论证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有力地论证了“经济行政法”和“战时经济法”,“古代经济法”等不属于现代经济法的范畴。)本文将从作为一个真正法律部门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分析中来引出经济法的现代性,并试图运用经济法的现代性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和国内若干教材上的理论进行反思。

二、市场经济与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立起全国统一市场后产生的。根据美国学者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中的解释,市场经济是“一种组织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生产什么样的商品,采用什么方法生产以及生产出来以后谁将得到它们等问题,都依靠供求力量来解决”。易言之,市场经济是在市场交换中通过竞争、供求、价格等机制来调节流通进而调节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经济。

市场经济的外在形式,可因国情、社会制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本质属性则一。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财产私有或产业独立与产权自由转移,此乃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在这里财产所有者或其人是企业的最高主宰,自主经营、自我负责、独立决策,组织生产和销售,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第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与调节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外在压力。因此,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以市场取向为基础的竞争机制。

第三,经济行为契约化。这是市场经济的制衡机制。由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产权关系、经营关系和交换关系,只有通过签订得到法律保护的契约,这些关系才能有效地实现。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

从亚当?斯密到阿?马歇尔近一个半世纪中,西方学者大多认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主要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作用即价格机制传递信息,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它能提供一种刺激,促进经济增长,它能使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是有效率的。这期间,资本主义经济除周期性波动外,基本上还较稳定快速地发展。

师承马歇尔,于1908年继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庇古,初步揭露了市场的缺陷。及至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特大危机爆发,宣告了“市场万能论”的破产。这时,西方学者也不讳言市场经济的弱点和局限性,“市场失灵”一词被广泛使用,概括他们的论点有以下几方面:

(1)市场经济活动会产生外在效应或外部性,这是市场缺陷的理论支点。美国学者鲍英尔对此问题进行综合,认为市场经济典型的失灵是它造成外部不经济。如环境污染、公害泛滥,城市膨胀及生态失衡等。

(2)市场有其不完全性,对某些部门无能为力。如不能提供国防安全体系、科学教育、公共交通、水利等大型基础设施,即无公共产品市场。信息市场也是残缺的,只能提供短期的、局部的信息。市场经济难以保证满足众多的社会目标。

(3)市场调节具有短期性和滞后性的弱点。由于市场多元化主体追求短期利益,导致对同一产品重复投资,造成资源浪费。市场既不能很好安排资源的区域(空间)配置,更无法安排资源在现今和未来(时间)的合理配置。

(4)市场不能避免投机行为的产生。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孕含着投机性。特别是以钻空子、欺诈性的买空卖空为特征的投机行为,对经济和社会有害无利。即使是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通过承担价格变动风险而获利的期货市场的投机行为,也会产生加剧市场波动、导致经济不稳定的负效应。

(5)市场经济按各个人提供的生产要素进行的分配使收入过于悬殊,产生贫富两极分化。正象凯恩斯所说的:“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

(6)市场经济无力阻止垄断。由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必然导致垄断。权力集团和垄断势力入侵市场,会形成集团的无政府状态,加重经济失衡不稳定,爆发危机,使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还可能引起国际间的战争,最终过渡到中央管理。

(7)市场无法解决国民经济的综合问题。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既包括总量上的平衡、结构上的平衡,也包括产业发展、地区发展和国际收支等方面的平衡,因而国民经济平衡的结构是复杂的,市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用较长时间、通过曲折的道路以及许多资源浪费来促进某些商品供求平衡的实现,而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解决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

(8)市场无法解决经济波动问题,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主要是通过市场价格的作用来实现的,而市场价格往往只能反映较短时期的供求情况,当人们根据市场价格作出经济活动的决策后,又会出现集中的累积的效应,先是引起经济过热,然后又会出现经济萎缩和萧条。这种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自身运动的一般规律引起的,因而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经济波动。

还有一些其他观点,这里不再赘述。因此,当市场由于种种原因而出现失灵时,就必须由社会的代表者国家采取措施来纠正市场的偏差,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实施自己的职能,也必然要对市场的种种失灵进行干预,既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纠正市场因此而出现的失灵,又为市场的正常有序运动提供所需要的外部条件。现代经济学表明,对市场失灵的充分研究,早已成为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管理的立论基础。

三、政府干预与政府失灵

30年代大萧条打破了市场力量可以使一切尽善尽美的“市场神话”,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以罗斯福新政作为转折点,各国都加强了干预,市场经济也从古典市场经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其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干预。

当各国推行政府干预时,却总在有意无意地滥用,使得干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70年代西方各国普通出现了“滞胀”,接着又爆发了经济危机,政府干预的各种缺陷也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下“政府干预失灵论”观点大行其道,许多经济学家深入探讨了政府干预的缺陷,他们观点概括有:

(1)政府干预是人为的,往往服务于经济以外的政治目的。政治家、政府官员等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象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利益。

(2)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代价是围绕政府活动可能产生的寻租活动。寻租活动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耗费社会资源,并且寻租活动具有恶性蔓延的趋势。寻租活动会使政府决策和运作受利益团体或个人的摆布偏离社会公共利益。

(3)在政府力量作用下,经济运行易于出现超高速经济增长。

(4)有些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也无能为力。如外部性问题政府亦难于解决。

(5)机构庞大,官员臃肿,费用高昂。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重重困难如:连年赤字、通货膨张、失业、不平等和不公正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高涨等,都与政府干预有关。

(6)计划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执行不当。因受人们知识技能、思想观点的局限,即使大公无私的官员所制定的计划、措施。也不一定符合客观要求,从而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充分利用。

(7)政府调节手段功能有限。宏观微观经济政策目标,难以协调和兼顾。如公平与效率二者存在替换关系,实现公平会降低效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工资水平较高,成本上升、会引起物价上涨,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如果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美国和欧洲各国,其政府失灵的原因更多是由于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体现了社会中的既得利益所致,那么市场不发达条件下的国家如我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其政府干预失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市场的内在缺陷、部分地替代市场和培育市场这三个方面的关系,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替代市场和培育市场两者的关系。当然,其背后深厚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也始终影响着政府效能的最大发挥,在许多没有对传统体制实行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其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往往倾向于对经济实行过多的干预,从而导致政府机构过于膨胀,低效能,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认识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失灵不同特点和成因对我国经济法立法有重要意义:(1)一国的经济法发展和该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密切的勾连,我国经济法部门的相对完善和稳定需要我们尽快培育好市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2)我国经济法立法需要大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切不可照搬照抄,忽视我国国情。

从西方经济学者的“政府干预失灵论”到各国具体实践,都可以看出政府干预具有“双刃剑”的性质。它既可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也可能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鉴于市场经济的先天固有的缺陷,我们不能由于政府干预会带来成本而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同样,也不能对政府干预抱有幻想,夸大其作用。而是应该在充分认识政府作用的基础上,承认政府对经济必要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必须是理性和有限的。为此,必须深入研究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科学地界定政府干预的边界,而这正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法律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四、政府干预的法治化与现代经济法的产生

市场经济决不等同于无政府的经济,事实上,政府和市场是一种优缺互补的对应力量。因此,面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失灵,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采取何种方式来弥补政府干预失灵,使政府干预效用最大化。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政府要成功地实现干预经济的职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政府的干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依法界定政府的行为边界,明确政府的权力和职责,概而言之,必须强调政府干预的法治化。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遵循法治精神管理市场,行政权力必须放置于法律权威之下,任何形式的政府调控政策和规制措施都必须具备充分的法治基础,与市场秩序相关的政策措施的贯彻和实施必须被纳入法治轨道,政府调控和规制市场的权力应当受到合理制约,相关管理行为必须得到有效监督。这也表明,政府在管理市场方面,无论是使用行政手段,还是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都应当具备法律前提。并接受法律监督,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活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因此,必须寻求创制一种在内在精神追求上既要规制市场失灵,又要匡正政府失灵;即要强调政府干预,又要干预政府;既要维护社会公益,又要保护个体私益的法律。

但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传统私法民商法过于侧重私益的保护,奉行“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神圣理念。在此理念下,法律对于经济个体的逐利性所造成的社会公共利益的破坏,对于经济个体选择的盲目性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对于垄断所造成的限制自由竞争等等难以有所作为。事实证明,传统私法无法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之间的矛盾和由此带来的效率和公平问题,无法治愈“市场失灵”,不能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与之相对伴随行政国产生的传统公法行政法以“授权”和“控权”为理念,以调整国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为内容,而相对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更多体现为一国政治上层建筑。因此,传统公法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经济这一经常性的必需的国家职能的需要。

既然传统私法和公法都无法有效应对现代市场经济提出的新的挑战,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又是有效解决政府失灵的重要途径,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因此应运而生,它不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同时也强调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规范,即“干预政府”。“经济法既要对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自由竞争状态进行调控,实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又要对具有过度运用权力倾向、存在自身利益和偏好的扩张性、官僚性的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控制,防止政府权力不当使用而损害市场主体利益,妨碍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8经济法肩负双重职能,它既要调整市场主体的不当行为,又要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这是在政府失灵之前任何所谓的经济法都不具备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法既侧重保护社会公益,又兼顾个体私益的保护,实现二者的最佳平衡。现代经济法通过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二大部分的调整有效地实现了法益保护的双重目标。可以看出,在法的内在精神追求上,我们称经济法具有现代性,而且这种特性是经济法与生俱来的。

五、经济法的现代性与若干反思

通过上文的分析,对经济法的产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法律部门和法律学科,从经济法的产生看,经济法具有现代性;从经济法内在精神追求上看,它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法治政府的要求,有着双重职能;它能兼顾社会公益和个人私益,有着双重的法益保护功能,因此也具有现代性。运用经济法的现代性原理,可以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界的一些理论进行反思。

反思之一:我国经济法制建设。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念,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的现实,这两者之间常会出现差异。比如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但这种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又是从传统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后来的计划经济基础上脱胎并发展起来的,所以其根本特征是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由此而引起了现代化实际过程的畸变,并使这种过程与通过现代性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理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哈贝马斯的理论告诉我们,要从现代性出发,对现代化的实际过程进行批评性的检视。应用经济法的现代性,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反思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再分配原则在社会经济整合机制中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而市场原则却处于弱势地位。市场运行中的行政垄断、市场统一化进程中的地区封锁、各种组织创新过程中的权力资本化,都是这种情况的具体体现。不仅如此,经济领域中种种侵害市场制度的合法性、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破坏市场自身竞争性的政策措施,还常常被一些部门和地方以法律条文形式合法化,并使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在市场经济肌体中内生化、长期化。这种违背法治精神的“法制化”做法,还被冠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美名,贻害不浅。从经济法的现代性出发,我们必须下力气剔除那些有违现代经济法特征和宗旨的“恶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能促进经济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统一的经济法部门。

反思之二:是否有“古代经济法”?

我国经济法学界有学者主张经济法古已有之。法律出版社95年出版的由陶和谦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一书认为:“古代经济法,一般包括奴隶制国家经济法和封建制国家经济法,所体现的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是这些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重要工具。”(见该书第48页)。这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古代就有经济法,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法是泛指一切具有经济内容的法律或法律规范之和,这样,国家与法产生一开始,经济法便随之出现。确实,任何统治阶级都会利用法这一工具来维护自身利益,反映在立法上,就必然要在法律中对经济问题有所规定,但问题关键在于,具有经济内容的古代法律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法。从经济法的现代性来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所谓的古代经济法,同现代经济法相比,貌合神离,不可同日而语,等同齐观。从形式上看,只是刑律的极小部分;从数量上看,虽然中外法律中的经济部分详略不一,但总体为数不多;而且古代法律中的经济部分,是靠刑罚手段来调整的,因此,它只能归入古代刑法。

其次,经济法的产生必须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前提,而古代并不具备经济法植根所需的市场经济土壤。本文在第二部分就列出了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的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特征:财产私有与产权自由的移转、公平竞争和经济行为契约化。而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里,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充其量只是存在简单的商品经济,无论从那方面,都不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因此,在古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孕育出现代经济法。

再次,所谓的古代经济法表面上具有国家管理经济的特质,但它并非是国家自觉地发挥调控和规制社会经济职能并使之法律化的产物,更遑谈现代经济法的职能。中国古代封建政权干预经济更多是基于“重农抑商”的政策考虎,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这种逆经济规律要求的政策,视作经济法。

反思之三:是否有“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

主张有“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的学者主要有人民大学的潘静成、刘文华和史际春等学者,在他们主编的《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9年版第31页—32页)和《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98年版第76-77页)中认为,经济法的发展经历了由低到高不同层次。“战争经济法”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经济立法等,“危机应付经济法”如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时的经济政策立法等。但正如本文上面所分析的一样,从经济法的现代性来看,这两种所谓的经济法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

首先,这些非常态时期的经济政策不可能形成一个法律部门。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尤其是一时尚难以制定法典的法律,考虑其能否成为法律部门的标准,应视其同类规范在立法上是否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只有当它成为立法机关的经常性任务时才可。如果仅是一种临时性或随机性的立法活动,这种法律很难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事实上,战争时期和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确实如此。“这种所谓的”战争经济法“与现代经济法并非同质,它是应战时急需而制定的,带有极大的被动性、应急性、权宜性,缺乏经济理论上的根据,立法上也未考虑计划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它仅有某些国家干预的特征,也并非现代经济法的要旨和精髓。”9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仅是一时的应对之策,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法。

其次,这两种所谓的经济法的职能都不同于现代经济法的双重职能。更何况“战争经济法”常常是与客观经济规律格格不入,如二战时期,日本经济政策一度成为“法西斯经济法”。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经济法的宗旨只能是促进、振兴经济的发展,因此这类“战争经济法”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而“危机应付经济法”则是一国在经济社会出现危机的非常时期国家实行强力干预的手段,这种政策的出台具有很大的应急性,偶然性,一旦危机一过,难逃度除的厄运。而且,这种政策出台伊始就片面地强调政府干预的一面,很难考虑到对政府干预权力的约束和限制,这样就埋下了政府滥用干预权力的隐患。同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这种政策也过于强调保护国家利益,经济个体的私益的让位和牺牲也在所难免,最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祸害。西方60、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即是明证。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应是肩负双重职能、保护双重法益的,能够促进一国经济长久、稳定发展的(至少在其宗旨上应是如此)法律,由于“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在特殊时期无法顾及到经济法应有的职能,所以,从经济法的现代性出发,这些非常态时期的所谓的经济法不宜界定在现代经济法范畴。

至此,本文已经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条件这个时间和历史起点上以及从经济法内在精神追求上论述了经济法的现代性。经济法的现代性是经济法独立于传统私法和公法的显著特征,对论证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当然现代性作为认识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入口,还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的挖掘,使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更加进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21—12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291—292页;

4.论文参见《北京大学法学院2000年五四学术论文集》,北大法学院资料室编;

5.[美]]D?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商务印书馆81年版,第275-276页;

6.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83年版,第317页;

7.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7年版,第73页;

公共交通论文范文第10篇

1.刑法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用7个条文(102、103、104、108、110、111、112)设置了7种死罪:(1)背叛国家罪;(2)分裂国家罪;(3)武装叛乱、暴乱罪;(4)投敌叛变罪;(5)间谍罪;(6)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7)资敌罪。

2.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用5个条文(115、119、121、125、127)设置了14种死罪:(1)放火罪;(2)决水罪;(3)爆炸罪;(4)投毒罪;(5)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6)破坏交通工具罪;(7)破坏交通设施罪;(8)破坏电力设备罪;(9)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10)劫持航空器罪;(11)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12)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13)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14)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3.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用8个条文(141、144、151、153、170、199、205、206)设置了15种死罪:(1)生产、销售假药罪;(2)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3)走私武器、弹药罪;(4)走私核材料罪;(5)走私假币罪;(6)走私文物罪;(7)走私贵重金属罪;(8)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9)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10)伪造货币罪;(11)集资诈骗罪;(12)票据诈骗罪;(13)信用证诈骗罪;(14)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15)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4.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用5个条文(232、234、236、239、240)设置了6种死罪:(1)故意杀人罪;(2)故意伤害罪;(3)罪;(4)奸淫罪;(5)绑架罪;(6)拐卖妇女、儿童罪。

5.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用2个条文(263、264)设置了2种死罪:(1)抢劫罪;(2)盗窃罪。

6.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用5个条文(295、317、328、347、358)设置了8种死罪:(1)传授犯罪方法罪;(2)暴动越狱罪;(3)聚众持械劫狱罪;(4)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5)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6)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7)组织罪;(8)强迫罪。

7.刑法分则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用2个条文(369、370)设置了2种死罪:(1)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2)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

8.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用2个条文(383、386)设置了2种死罪:(1)贪污罪;(2)贿赂罪。

9.刑法分则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用11个条文(421、422、423、424、426、430、431、433、438、439、446)设置了12种死罪:(1)战时违抗命令罪;(2)隐瞒、谎报军情罪;(3)拒传、假传军令罪;(4)投降罪;(5)战时临阵脱逃罪;(6)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7)军人叛逃罪;(8)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9)战时造谣惑众罪;(10)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11)非法出卖、转让武器装备罪;(12)战时残害居民、掠夺居民财物罪。

由上可见,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分布在刑法分则除第九章以外的其它各章之中,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占刑法分则各章条文总数及罪名总数的比例仍然偏高。(详见表二)

表二 死刑条文及死刑罪名分布一览表

分则

章名

条文

数量

死刑条

文数量

死刑条文占

条文的比例

罪名

数量

死刑罪

名数量

死刑罪名数占

罪名数之比例

第一章

12

7

58.3%

12

7

58.3%

第二章

26

5

19.2%

42

14

33.3%

第三章

92

8

8.9%

94

15

16.0%

第四章

31

5

16.1%

37

6

16.2%

第五章

14

2

14.3%

12

2

16.7%

第六章

91

5

5.5%

119

8

6.7%

第七章

14

2

14.3%

21

2

9.5%

第八章

15

2

13.3%

12

2

16.7%

第九章

23

33

第十章

32

11

34.3%

31

12

38.7%

总计

350

47

13.4%

413

68

16.5%

那么,应当如何从罪名的设置上限制死刑呢?这是一个很久以来即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和论争的课题。然而,综观十几年来刑法界的研讨情况,我国学者对如何限制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是有不同意见的,在一些问题上甚至有着截然对立的观点。从罪名内容及其分布章节而言,有人认为,79刑法中死刑罪名的设置是比较合适的,而其后的补充刑事立法所增设的死罪有一些是不必要的,因此主张将刑法中的死刑罪名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这几种危害较大的犯罪之中,对绝大多数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部分其他刑事犯罪应当废除死刑;2有人则主张,我国刑法中现有的死刑罪种(指1979年刑法及其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引者注)多数是可以保留的,但对盗窃罪、投机倒把罪、传授犯罪方法罪、强迫妇女罪等,应当废除死刑;有学者则主张扩大死刑的削减范围,建议对故意伤害罪、拐卖人口罪、流氓罪,也废除死刑。在我们看来,对死刑罪名的设置至少应当立足于以下几点:首先,死刑罪名的设置要考虑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因为死刑政策对死刑立法、死刑司法以及死刑运作的各个环节各个过程都具有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死刑政策是设置死刑罪名和限制死刑的“灵魂”和“统帅”;其次,死刑罪名的设置要考虑刑罚的理论根据,因为,死刑作为一个刑罚,无疑要具有其存在的理论根据,死刑赖以存在的理论根据正是立法上如何设置死刑罪名以及如何限制死刑罪名的理性所在;再次,要注重死刑罪名的设置可否促进刑罚目的的实现,因为,刑罚目的是一国统治阶级运用刑罚包括死刑所意欲达到的主观期望,立法上如何设置死刑、司法上如何运用死刑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刑罚目的,刑罚目的是否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刑事立法是否科学和合理。另外,死刑罪名的设置还要考虑到现今社会中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和承受能力以及国外存置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对死刑罪名设置的立法趋势。

其一,从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而言,如前所述,尽管79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对其所奉行的“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甚至表现出对死刑有所强化的崇尚死刑和死刑扩大化的倾向,97刑法对死刑罪名的设置也未完全体现出这一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精神,即“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在现行刑事立法中尽管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讲话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所实行的仍然是“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没有任何一个人强调我国要大开杀戒、重用死刑,也没有任何一个文件指出我国要多适用死刑,把可杀可不杀的杀掉,相反,我们都说要限制死刑、减少死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在对刑法的修改酝酿过程中也是主张限制死刑和减少死刑罪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88年《关于修改刑法的初步设想》中就曾指出,我国刑法同世界各国刑法相比,死刑较多,死刑条文当时占有处刑规定条文总数的29%,这在世界各国刑法中的比例是最高的。因此,今后对死刑应尽量不再增加,并适当减少一些死刑。3可惜的是,这一立法设想并未成为当时的立法现实,以后也未得到一贯的切实执行。但从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我国一贯坚持的“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仍然对死刑的立法规定和司法适用具有至高无上的指导作用,这一点是必须予以肯定的,死刑罪名的设置亦应以此为基本,动摇、弱化甚至否定这一基本就是对现行的严格限制死刑政策的背叛。

其二,从刑罚的理论根据而言,报应论要求罪刑等质、罪刑等价,刑罚的性质与数量尽量与犯罪的性质和数量相称,刑罚的内容和程度与犯罪的内容和罪责程度成正比。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罚应尽量符合犯罪的本性,这条原则惊人地进一步密切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重要连接,这种相似性特别有利于人们把犯罪动机同刑罚的报应进行对比,当诱人侵犯法律的观念竭力追逐某一目标时,这种相似性能改变人的心灵,并把它引向相反的目标。”4孟德斯鸠也说,刑罚是从事物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是从理性和善恶的本源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公民应该处死,是因为他侵犯他人的安全到了使人丧失生命的程度。侵犯财产的安全虽然也可以有理由处以极刑,但对危害财产安全的犯罪以丧失财产作为刑罚不但好些,而且也较适合于犯罪的性质,犯罪的刑罚应依犯罪的性质而定。5因此,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应当配置于最为严重的犯罪。而确定什么样的犯罪才是应配死刑的最严重的犯罪的最低标准,也是唯一客观的标准即是死刑与其分配对象之间在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上必须具有对等性,即是说,只有至少以剥夺生命为内容的犯罪才属最严重的犯罪,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低于人的生命的犯罪,无论其害恶性有多重,均因其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低于人的生命的价值而不具有应配死刑的质的规定性,对其配置死刑,从等价的角度而言,是以剥夺生命的刑罚惩罚侵害的权益的价值低于生命的价值的犯罪,显系轻罪重罚,不具有等价性。6易言之,报应论即要求剥夺罪犯生命之死刑必须对应于剥夺他人生命之犯罪,死刑及死刑罪名的设定即应以故意杀人罪为准绳,以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念为基准。只有当犯罪的性质和危害重于故意杀人罪,某种被保护的东西的价值大于人的生命的价值时,才可以动用死刑,否则,适用死刑即不具有报应根据。其次,从功利论而言,刑罚的内容和程度须与达成功利效果所需要的内容和程度成正比例,适用死刑要求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以剥夺生命的死刑作为手段去阻止故意杀人犯罪以外的犯罪,有如“杀鸡用牛刀”,显系重刑制轻罪,不具有节俭性而构成刑罚的巨大浪费。7也即是说,如果对某一犯罪适用死刑抑止至少减少了该种犯罪,死刑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功利要求。而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死刑的增加和运用并没有减少更没有抵制住高犯罪率,尤其是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渎职犯罪,其动机都是为了“获利”而不在于取人性命。从理论上说,只有一种刑罚所剥夺的是犯罪人最希望得到的东西时,它才具有最大的威慑性和功利性,某一犯罪之目的既不在于剥夺他人生命,对之动用生命之刑便不会产生功利之效。正如贝卡利亚所云:“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是蛮横的。……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财产。”8因此,如果仅仅从报应的角度而言,死刑只能并且也仅仅应当适用于故意杀人罪;如果仅仅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死刑只能并且也仅仅应当适用于运用死刑可以减少此类犯罪的罪名。9

其三,从刑罚目的而言,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死刑的目的即在于预防严重暴力恶性犯罪等严重危害国家的存立根基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犯罪。就近年来的犯罪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犯罪率尤其是设置有死刑的严重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财产犯罪一直居高不下且呈上升趋势,大案要案逐年增多。就人们比较痛恨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案件来看,过去七、八十年代,万元以上的案件就属于大案,人们一听说某人贪污受贿了1万元,就感到非常吃惊,而现在,万元案件根本算不上什么大案,十万元、几十万元的案件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从新闻媒体所披露报道的情况来看,这类案件一直呈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百万元、千万元的案件时有见报,人们对之也大都见怪不怪。再从全国范围来看,1979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只有703件,其中大案(数额在万元以上的)只有7件;到1982年猛增至29500多件,其中大案增至2682件;1989年高达58900多件,其中大案13000多件;1992年立案数61424件,其中大案25572件。10凶杀、伤害、抢劫、和严重盗窃这几种犯罪在整个刑事案件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由1982年的13.2%上升到1987年的29.4%,增加1倍还多;而这5类死罪从1982年到1991年平均增长488.33%。其中,凶杀案增加138%,伤害案增加183.2%,抢劫案增加536.5%,案增加42.33%,严重盗窃案增加21倍还多。11而走私案件,在1984--1990年这7年中,海关查获的法人走私案件的案值数额占走私案件总值的平均比例为60%以上;并且,自1988年以来,这个比例呈持续增长趋势。12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死刑对这些犯罪的预防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就此而言,我国刑法应重新考虑对这些犯罪的死刑设置。

其四,从群众的社会心理和承受能力而言,在我国人民群众心目中,在价值天平的砝码上,生命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也无法与人的生命相提并论。如果仅仅从等价报应的角度而言,贪污贿赂犯罪和危害较为严重的经济犯罪虽然侵害了国家机关和国家公务人员的廉洁性以及国家的经济秩序,导致国家经济秩序的紊乱和国家财产的损失,甚至造成政府危机,使人民群众对政府缺乏信任感,但在价值体系中,金钱上的利益再大、再重要也不如人的生命重要。在各种价值体系中,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生命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都难以与人的生命价值相比,对贪污受贿数千万元、数百万元乃至数十万元的犯罪人和其他经济犯罪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或者得到一些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处以死刑,无疑意味着人的生命就值那几个钱,从而容易使人们认为人的生命不如金钱重要,法律关注国家的金钱和财产而不关注人的生命。鉴此,我国即有学者指出,经济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人关注的是金钱利益而不是其他,对此类犯罪人何不“以毒攻毒”,以其丧失金钱对付其所得之金钱?因此,一些学者主张,对这些不造成人的生命丧失的经济犯罪不设置死刑,而代之以财产丧失和经济利益的被剥夺。正如1996年9月6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召集的刑法修改研讨会中,与会的高铭暄教授、马克昌教授等6位著名刑法学家一致认为,对一般的经济犯罪不规定死刑,是因为其价值与生命不等。13但另一方面,即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和承受能力而言,在当今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反腐倡廉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反腐倡廉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我中改革开放的成败,反腐倡廉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革开放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这又是一个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时刻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一旦搞的不好或者为人民群众所不满意,我们就会失去群众,就会失去民心,从而我们赖以存立的社会根基就会发生动摇。因此,在刑法中设置死刑罪名同样要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和承受能力。如果仅仅从这一方面而言,对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贪污贿赂犯罪等关系着对党和政府形象和声誉的严重腐败犯罪,必须坚决地动用死刑予以惩治。

其五,从国际范围而言,如前所述,在全世界100多个存置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国家的死刑是以谋杀罪为主要甚至唯一对象的,也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死刑指向叛国罪等危害国家安全的国事犯罪和战时危害特别严重的军事犯罪。此外,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规定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只是那么少数几个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另外一些中小欠发达国家。尽管在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些国家和地区对犯罪、走私犯罪适用死刑增加的个别倾向,但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规定并适用死刑的国家和地区的绝对数量仍然很少。而综观一些国家的死刑废止实践及其途径,那些废止死刑的国家,他们往往是先从立法上废止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的死刑或者将立法上的死刑设置弃而不用。我国在对死刑罪名的设置上在立足于我国的国情的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国际社会的限制乃至废止死刑的发展趋势,以做到与这一趋势相适应或者基本相适应。当然,在立法上存置较多死刑罪名的情况之下,逐渐在司法中缩小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的死刑适用,以尽快废止那些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设置死刑的经济犯罪,不失为一种值得考虑的方案。申言之,我国刑法中对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与国际社会对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绝对不能离之甚远乃至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实然的角度还是从应然的角度来看,我国刑法中的死刑罪名的数量都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从实然的角度而言,立法上的死刑罪名较多,导致司法中死刑适用人数也多。而死刑罪名繁多,死刑涉足于社会生活的领域过于宽泛,杀人较多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从应然的角度而言,相当多的死刑罪名既不符合刑罚和死刑设置的理性规定,也不符合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和我国的刑罚目的,同时还不具有刑罚设置的正当的理论根据,而且还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和承受能力以及国际社会死刑发展的立法趋势格格不入。因此,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进行较大幅度地立法削减,以使立法上的死刑罪名真正符合设置死刑的理性要求。

1.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死刑罪名

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危害性最大的一类犯罪,几乎存置死刑的各国均设置有死刑。我们也主张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设置死刑。基于上述我们所论证的对死刑罪名设置的考虑基点和因素,我们认为,在现行刑法所设置的这7种危害国家安全的死刑罪名中,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投敌叛变罪和武装叛乱、暴乱罪这4种犯罪系直接危及国家存立根基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大;而间谍罪、资敌罪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这3种犯罪不直接危及国家政权的存立根基,且这种犯罪的发生往往也都与我们国家机关的保密制度不健全和有关人员的保密意识不强有很大的关系,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因此,相比较而言,我国刑法应删除不直接危及国家的存立根基、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的间谍罪、资敌罪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这3种犯罪的死刑;对武装叛乱、暴乱罪这一犯罪行为本身即带有暴力性质并包含着故意杀人成分的罪种,似应保留死刑。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武装叛乱暴乱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主要表现不但在于它严重危害国家对社会的正常管制,还在于行为人在实行这一犯罪行为的时候严重危害着他人的人身安全。如果在实施此一犯罪行为的过程中,行为人没有另外实施故意杀人行为,这说明其行为还未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自不应以死刑惩治。申言之,只有在进行这种犯罪的过程中又实施故意杀人行为的才以该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从而也才可能动用死刑,对于那些没有实施故意杀人行为的就不应当动用死刑,仅仅武装叛乱暴乱本身罪不为极,罪不当死。也就是说,武装叛乱、暴乱罪本身的死刑设置也应随即废除。而对此类罪中直接危及国家存立根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大的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和投敌叛变罪可以保留死刑。

至于武装叛乱、暴乱罪,如何适用死刑,我们认为,可有两种方案予以选择:其一,刑法中直接取消其死刑的设置,即无论这种犯罪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结果,只要它没有另行故意杀人的行为,对其就不动用死刑。如果行为人在实施该种犯罪的过程中又另行故意杀人的,则以故意杀人罪适用死刑,即将武装叛乱、暴乱罪的死刑适用纳入到故意杀人罪中;其二,引入刑法理论中结合犯的概念,参考外国刑法中结合犯的立法模式,在我国刑法亦设置结合犯,即规定武装叛乱、暴乱杀人罪并设置死刑。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这样,现行刑法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中的死刑罪名在现阶段的我国也就应当存置上述3种,加上新增设的武装叛乱、暴乱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外犯罪中的死刑罪名就只有上述4种。

2.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死刑罪名

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死刑罪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限制:

其一,废除单纯的涉枪犯罪的死刑,即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死刑予以废止;相应地,“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的死刑也应当予以废止。对此,有学者提出了几点理由:第一,实践中发生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和爆炸物的行为,大多数是数量较少的枪支买卖活动,大规模的制枪、贩枪活动还十分罕见,其社会危害性不可能达到罪大恶极,不应当适用死刑;第二,社会上非法枪支的来源,凡是技术复杂、杀伤力大的枪支,主要渠道有两个,一是海关边防把关不紧,从外国走私进来,另一个是枪支的生产、管理部门管理、控制不严,使一部分军用、警用枪支流失到社会上。对于前者,由于对走私枪支的犯罪仍然存有死刑,通过该罪就可以实现对这种犯罪的惩治,没有必要对普通的制造、买卖和运输枪支、弹药和爆炸物犯罪规定死刑。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国家有关枪支的生产、管理机关应负很大的责任,因此,治理枪支犯罪,主要不是靠死刑威慑,而应当考虑如何加强国家对枪支的管理,如果有关部门不加强对枪支的管理,听任不法分子走私和暗中买卖枪支,规定再多的死刑也是枉然;第三,不排除有少数人是出于实施犯罪的目的而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和爆炸物,这种人获得枪支、弹药或爆炸物后,会对社会构成威胁。对这类犯罪分子,应当严罚重判。但也要看到,这些人对社会的威胁,毕竟只是一种危险性,而不是现实的危害性,如果犯罪分子利用生产、买卖、运输来的枪支、弹药和爆炸物实施犯罪,使枪支犯罪对社会的危险性转化为对社会的现实危害性,并且达到了罪大恶极的程度,那就可以适用刑法中的有关条款判处死刑;第四,刑法对“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规定死刑,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首先,实践中盗窃、抢夺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发生的既少,社会危害性也不会很大,也杀人、放火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语。对这两种犯罪规定死刑,难以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其次,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行为人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出于好奇,有的为了收藏,有的出于自卫,当然也有人是为了实施犯罪。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一行为本身,其主观恶性不可能达到恶极的程度,因此,对这一行为适用死刑,有违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有可能造成多杀;第五,枪支是特殊的财物,本身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犯罪分子以非法占有或者非法使用为目的,使用暴力手段,抢劫枪支、弹药和爆炸物的,直接按抢劫罪论处,并不违背法理,同时,枪支、弹药由国家军事、公安、安全和司法机关管理,犯罪分子抢劫枪支、弹药,危害结果和主观恶性都很大,持枪人员和枪支管理人员可以直接用武器反击自卫,一般不需要另立死刑罪名处理。因此,应将抢劫枪支、弹药和爆炸物的行为合并到抢劫罪中,否则会在普通公民心里造成崇拜枪支、弹药的心理,引起很多副作用。14我们认为,这一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为涉枪犯罪的本质并非在于这种犯罪没有现实的社会危害性而只有潜在的危险性,而是在于其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从犯罪客体而言,这种犯罪的本质即在于侵犯了国家对特定对象即枪支、弹药和爆炸物的管制,其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国家失去对枪支弹药的管制和社会治安秩序的混乱,至于其所造成的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侵犯只能是其后续行为的间接所为。换言之,那种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直接危害只能是涉枪犯罪的间接客体,而我国刑法理论是不允许以犯罪的间接客体对犯罪进行分类的,对犯罪进行分类的主要依据是犯罪所直接侵害的社会关系。因此,在我们看来,涉枪犯罪是一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理应归类于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类罪之中。易言之,刑法将涉枪犯罪归类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之中已属不当之举,对这种不直接危及公民人身安全和重大财产安全的犯罪设置死刑更是不符合死刑设置的上述理性观念。

其二,对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如何限制死刑的设置,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可有以下几种方式以供选择:1.保持刑法和司法解释的现状,对于以上述5种方法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分别以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并适用死刑;2.将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以危险方法所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中包含有故意杀人内容的,以故意杀人一罪论处。对于不具有故意杀人内容的其他以危险方法所实施的上述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不设置死刑,这样,所有的以危险方法所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在具体适用死刑的时候皆以故意杀人一个罪定罪,对于不具有故意杀人成分的上述犯罪行为则不以死刑惩治,这在形式上又减少5种死罪;3.将所有的以这些危险方法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统归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种死罪,即将刑法规定的这5种死刑犯罪在具体定罪时皆以此一犯罪名称论定,而不以具体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方法行为定罪,这样,这5种死罪就仅仅剩下1种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于上述几种方式,我们认为,第一种以各个行为的方法行为分别定罪的模式简明扼要,可操作性较强,具体定罪时不难界定,这是其优点,但这种模式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它需要用5种死刑犯罪才能包容,显然,死刑罪名较多是其致命的弱点;第二种模式将上述5种以完全不同的危险方法所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皆以故意杀人一罪论处,从形式上减少了5种死刑罪名,但这种将所有的包含着故意杀人内容的犯罪皆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就很可能使故意杀人罪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口袋罪”,不利于具体的司法操作;第三种模式相对克服了上述不足,既不会使故意杀人罪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口袋罪”,也将所有的危险方法都罗列其中,因为,尽管刑法所列举的5种危险方法各不相同,但毕竟都属于危险方法,行为的本质都在于“危险”,犯罪的本质皆属于以“危险的行为”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故我们认为,这种将上述5种以危险方法所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皆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并适用死刑,既符合我们上面所论证的设置死刑的理性内容,又从形式上一下减少了4种死罪。这是一种较好的可供选择的立法模式。

其三,破坏交通工具罪和破坏交通设施罪可否设置死刑,我们认为,以上述两种对象为犯罪目的的行为,其在客观上往往造成多人死伤和重大公私财产损害的严重结果,且行为人在主观上又往往以直接故意为必要或者置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因此,不论是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对于这种客观危害重大、主观危险极大的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都应当以死刑予以惩治。易言之,对这两种犯罪应当存置死刑。但我们同时认为,由于这两种犯罪危害的直接客体都是公共交通安全,因此,为了减少死刑罪名的设置数量,刑法应当将这两种死罪合二为一,即将这两种死罪合并为“危害交通罪”并设置死刑。与上述死罪设置相适应,以电力设备和煤气等易燃易爆设备为侵害对象的犯罪行为,由于其在客观上也往往造成多数人重伤、死亡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损害的结果,且行为人在主观上又往往出于过失,对这两种犯罪亦应以死刑予以惩治。但是,从本质上讲,电力设备也属于易燃易爆设备,因此,对这两种死刑罪名亦可进行合并,即将破坏电力设备融入到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中。不过,在具体适用死刑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慎之又慎,只有对于那些确实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才可以死刑惩治。

其四,对劫持航空器罪能否设置死刑,我们认为,由机等航空器是在天空飞行和造价高、速度大等特点,以这种交通工具为侵犯对象的犯罪其在客观上所造成的重大危害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往造成机毁人亡等惨重结果,因此,对此类犯罪行为亦应以死刑予以惩治。

综上所述,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原先存置的14种死罪中,通过上述删除、合并等方法,即废止涉枪犯罪(包括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的死刑设置,将放火、决水、爆炸和投毒等犯罪纳入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这样,本章就只存置以下4种死刑罪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交通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和劫持航空器罪。

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死刑罪名

对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可否设置死刑,学者间大致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对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不应当设置和适用死刑,这也是我国学界大部分人的主张。在这些学者看来,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所侵害的财产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人的生命是不能等价的,其危害性质和程度都明显小于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和暴力侵犯人身、财产的犯罪。而且,从国外的通常经验和做法来看,治理经济犯罪应当主要靠严格管理、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而不是求助于死刑。只要国家完善经济管理法规,强化经济管理秩序即可有效地预防经济犯罪的发生。我国在经济管理方面,既然十分重视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那么,与此同理,治理经济犯罪,也应当借鉴国外不用死刑的做法,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15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们国家治理经济犯罪不能弃死刑而不用。持此论点的学者进而指出,固然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用一般报应刑的观点难释此论,但如果从预防刑的角度来说,侵犯重大经济利益的犯罪会严重损害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从而间接危害人的生命权,特别在经济基础薄弱、民众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度,可能更易于接受这样的观点。因而,为彻底剥夺严重经济犯罪人再犯能力和警戒效尤,死刑可能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具有独特预防功能的严厉威吓手段。16第三种意见则认为,研究我国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既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和做法而不顾我国的国情,又不能对外国的先进经验全然不理。即既要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同时又要考虑外国成熟的先进经验。在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问题上,既不能完全废除,也不能过多过宽。在这一观点中,具体的认识又不尽一致,如有的指出,对经济犯罪,除了重大走私等犯罪以外,其余诸种犯罪的死刑设置均可以废除;也有学者指出,除走私罪,伪造货币罪,非法集资罪,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伪造、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犯罪以外,其余的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的死刑均可以取消。17由此可见,刑法学界对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是否设置死刑以及如何设置死刑是存在着不同认识的。而97刑法用8个条文规定了15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死刑,不论是从绝对数字还是从相对数字来看,本章中的死刑罪名都需要进一步地删减和消化。

在我们看来,对该章中的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2种可能致人死亡、包含着故意杀人成分的犯罪,如果其在客观存在发生了致人死亡的结果且行为人在主观上出于故意,即可选择适用死刑。如果行为在客观上没有致人死亡或者虽然致人死亡但行为人在主观上确实不是出于故意的,就不应动用死刑。但如果具体适用死刑,我们认为,可有两种立法模式予以选择:其一,对生产、销售假药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如果行为在客观上发生了致人死亡的结果且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对其就应以故意杀人罪一罪适用死刑,从而排除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死刑设置。这种立法模式可以从形式上减少2种死刑罪名,但在具体适用时就有可能使故意杀人罪成为一个“口袋罪”,从而不利于司法操作;其二,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种犯罪本身设置死刑,即对上述情况在适用死刑的时候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性,而不援引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设置。这种模式虽然避免了在具体定罪和量刑时的上述缺陷,但有利于司法操作,也有利于促使被告人认罪服法,使其感到罚当其罪,但其缺陷是在形式上多了2种死罪。综而观之,我们同意采取第二种模式,即对于上述两种犯罪行为,在具体适用死刑时就以其具体行为方式定罪而不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对其余的走私犯罪、危害货币犯罪、破坏金融犯罪和涉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一律废止死刑。这样,本章就只存置2种死刑罪名: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中的死刑罪名

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故意杀人罪无疑是存置死刑的基本死罪,是各种死罪设置的参照标准。以此为标准,对本章中的死刑罪种可进行如下处理:

其一,取消故意伤害罪的死刑设置。故意伤害罪是以他人的身体健康为侵犯对象的犯罪,它与故意杀人罪有着本质的区别。对故意伤害罪可否设置死刑,刑法学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论是从客观方面还是从主观方面来看,故意伤害罪都是轻于故意杀人罪的一个罪种,对故意杀人罪这一重罪设置死刑,就不宜再对故意伤害罪这一轻罪设置死刑,对故意伤害罪的死刑应予取消,恢复到79刑法所规定的最高刑。18持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对故意伤害罪设置死刑,无疑会使一些铤而走险的犯罪分子认为,将人弄伤是死罪,将人弄死也是死罪,倒不如把人杀掉,这样就有可能增加杀人犯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故意伤害罪在一般情况之下所造成的恶果较故意杀人罪为轻,但在有的时候故意伤害罪造成的恶果并不比故意杀人罪为轻,如恶性毁容,严重残害肢体等,对类似这样的故意伤害罪规定死刑并不违背罪刑等价的要求。19在我们看来,故意伤害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身体健康,而不是人的生命安全,行为人在主观上也仅具有剥夺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而不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较之故意杀人行为的主观恶性显然为轻;而从客观上看,行为人的行为只是对他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其客观危害显然较将人杀死为轻。因此,不论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还是从行为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而言,较之故意杀人罪而言,故意伤害罪都没有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自不应动用死刑。

其二,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和绑架罪的死刑存否问题,我国学者也是有不同认识的。从分歧论点来看,司法实务界的同志大多是主张对这两种犯罪设置并适用死刑的,而理论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两种犯罪的死刑设置是持反对态度的。持反对态度的学者认为,对这两种犯罪规定死刑,理由并不充分。1.因为这两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很难与杀人、暴力等罪的社会危害性相提并论。2.这种犯罪现象,是国家特定时期即地区、城乡差别过大的产物,不消灭社会上的差别,不管适用多少死刑,都会无济于事。只有随着社会管理体制的加强,公民文化、法律意识的提高和地区差异的逐渐消失,这类犯罪才会消失。3.实践中很多拐卖、绑架犯罪的发生,被害人自己也有一定过错,有的属于被害人过于轻信,有的属于不安于家乡的穷困,主动要求人贩子把他出卖到好的地方,卖人和被卖的情况都十分复杂,对这种犯罪规定死刑,未免过重。4.对这两种犯罪取消死刑,不会放纵情节恶劣的犯罪分子。对于行为人在实施绑架、拐卖犯罪活动中故意杀死、被害人的,可按杀人罪、罪处刑,包括死刑。20再从国外的立法情况来看,对这两种犯罪规定死刑的并不很多。泰国仅对绑架致人于死者适用死刑;印度对绑架谋杀者,也仅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监禁。21在我们看来,对这两种犯罪,只有在行为人实施犯罪过程中又故意杀害被绑架人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才可以适用死刑,拐卖妇女、儿童罪和绑架罪本身不应设置死刑。至于其死刑的适用应援引何种罪名,我们认为,至少有两种立法模式可供选择:其一,对于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又故意杀害被绑架人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援引故意杀人罪的罪名定罪处刑,即以故意杀人罪适用死刑。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考虑到了行为人所实施的杀人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但其不足则是对拐卖妇女、儿童和绑架他人的行为结果考虑的不够,且易使故意杀人罪成为一个“口袋罪”,不利于司法操作;其二,引入结合犯的概念,在刑法中设置拐卖妇女、儿童杀人罪和绑架杀人罪,这样,不但从其罪名上就能体现出行为人所实施的具体的犯罪行为,又避免了将故意杀人罪作为一个“口袋罪”,而且又有利于司法操作。我们认为第二种设置模式较妥,并进而认为,对在实施拐卖妇女、儿童和绑架他人的过程中行为人又故意杀人的,就以此结合犯的犯罪名称定罪处刑,至于单纯的拐卖妇女、儿童和绑架他人犯罪并不设置死刑。

顺便指出,刑法第237条将“杀害被绑架人”和“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并列规定为绑架罪的死刑适用条件,是颇值得研究的。因为,从逻辑性和刑法条文的本义来说,既然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并列规定,那么,“杀害被绑架人”中的“杀害”显然是指故意而为杀人,而“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中的“致死”显然不能包括故意杀人,而只能是过失致人死亡,虽然都发生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主观上系出于故意或者过失,其刑罚设置岂可同样?过失犯罪可否设置死刑?这显然是不能也是不应该的。显然,刑法的这一规定违背了刑法的基本理论。象这种情况,如果刑法中引入了结合犯的概念和结合犯罪名,问题可能相对容易解决一些,刑法中也就不会出现这种违反刑法基本理论的刑罚设置。

其三,对罪和奸淫罪可否适用死刑,在西方社会,学者们的意见则颇不一致。如在犯罪泛滥的美国,22学者间的论争就比较激烈。有学者指出,对极为凶恶的犯罪理应以死刑惩治。持这种观点的著名学者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波威尔(Powell)就认为,是一种公认的最为凶恶的对被害人的隐私和尊严进行侵犯的犯罪,这种犯罪常常使被害者受到严重的身体伤害和严重的精神损害。因此,对罪应设置死刑,死刑对罪而言并非过剩和不相适应的刑罚。23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死刑对犯罪而言显然是过分的刑罚,对之不应以死刑惩治。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另一著名法官高德伯格(Arthur Goldberg)则认为,对于等性犯罪,刑法不应用死刑以威慑,尽管性的权利这种“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但其再重要也远没有人的生命重要;而且,废除罪的死刑还可以消除由于白人和非白人犯罪而在适用死刑上的众所周知的不平等。24

在我国,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尽管罪和奸淫罪所侵犯的不是他人的生命安全,而只是妇女的性自由权。但在我们这样一个非常重视妇女的性权利的社会,使妇女的性安全受到损害,无疑于取其性命。因此,犯罪的死刑设置应当予以保留。但近来也有个别学者认为,罪不应当以死刑予以惩治。因为,对某一种犯罪包括罪的刑罚的配置,不能超出该种犯罪的害恶性所允许的配刑的最大限度。犯罪的害恶性在于严重侵犯妇女的性权利,而性权利再重要也不至于与生命权的重要性相同,更不可能比生命权更重要,因此,罪害恶性所允许的配刑限度绝对不包括配置死刑。25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即认为对单纯的危害妇女性安全而不危及被害人性命的罪不应当设置死刑。但对于具有加重情节或者说在犯罪过程中又危及被害人性命的罪,可否设置死刑,是值得研究的。对此,有学者曾从一个方面指出,这类犯罪之所以将法定最高刑设置为死刑,主要是因为这些犯罪涵盖了故意杀人的内容,如果将故意杀人的内容从罪和奸淫罪中排除出去,就可以削减罪和奸淫罪的死刑,且仍然能做到罪刑相适应。26我们同意对具有某些特殊情节或者加重情节的犯罪设置死刑。但如何具体地适用死刑罪名,我们并不同意上述那种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刑的见解。在我们看来,对具有杀人情节的罪以故意杀人罪定性处刑易使故意杀人罪成为一个“口袋罪”,且不利于司法操作,也不易使犯罪分子认罪服法。我们倒认为,应当引入结合犯的规定,专门规定杀人罪这一结合犯的罪名,并将奸淫而杀人的情况并入其中,而对单纯的罪并不以死刑惩治。

综上所述,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中,保留故意杀人罪这一基本的死刑罪名,废止其它5种死罪,引入结合犯的概念,规定另外3种包含着故意杀人成份的结合犯并设置死刑:绑架杀人罪,拐卖妇女儿童杀人罪和杀人罪,这样,本章中就存置上述4种死刑罪名。

5.侵犯财产罪中的死刑罪名

79刑法仅对抢劫罪和贪污罪设置了死刑。1982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盗窃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至死刑,其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和单行刑事立法虽然增设了一些侵犯财产犯罪的罪种,但并未增加新的死罪。97刑法除将79刑法中属于侵犯财产罪的贪污罪移至他处专章规定外,在第五章仍用2个条文规定了抢劫罪和盗窃罪2种死罪,与修订前的刑事立法中的罪名持平。而在我们看来,对本章中所设置的死刑罪名有必要予以重新考虑。

其一,对盗窃犯罪不应当规定死刑。首先,盗窃犯罪的发生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从现实情况来看,有的属于行为人自身的原因,如为了追求物质财富和满足奢侈物质生活的欲望,或者为了应付暂时的经济困难和物质需求以解燃眉之急,也有的是属于被害人或被害单位的原因,如管理体制松散,管理制度不严,财务管理存在漏洞等等;其次,从盗窃罪的犯罪构成来看,就其主观恶性而言,盗窃犯罪分子在主观上只是为了达到非法占有他人或者国家财物的目的,其主观恶性不是极大。就危害结果而言,尽管在犯罪实施过程中可能造成重大公私财产的损失,但在价值体系中,这些损失与人的生命价值相比,还远不具有可比性和等价值性,其客观危害不为至极。因此,对盗窃罪不应设置死刑。尽管现行刑法为了限制死刑而将盗窃罪死刑适用的条件限制在“盗窃珍贵文物”和“盗窃金融机构”两种情况之中,但从法律的规定看,它毕竟还是一种死罪。而从刑法修订施行以来的司法实践看,据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年多的死刑司法统计,以盗窃罪(盗窃珍贵文物)判处死刑的在全省仅有一人。与其这样为了个别现象、个别人和个别情况而去专门设置一种死刑罪名,倒不如干脆将其予以废止。在我们看来,盗窃罪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其犯罪的性质决定了无论从罪刑相称还是从刑罚目的而言,都应当承认,盗窃罪罪不当死,盗窃罪的死刑应予以废止。

其二,对抢劫罪,刑法学界一致认为,应当动用死刑予以惩治。应当说,抢劫罪的性质重于盗窃罪,但由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财物而不是以取人性命为其直接目的(另有故意杀人行为者除外),杀人或者伤人只是劫财的手段,因此,单纯的抢劫犯罪的主观恶性不及故意杀人为重;而对于那些没有发生人身伤亡后果的抢劫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也没有故意杀人罪重,自不属于危害至极。鉴于此,我们主张,只有对那些以故意杀人的方法抢劫并致人死亡的,才应以死刑惩治,对那些并未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者尽管造成他人人身伤亡但行为人在主观上不是出于故意的抢劫犯罪,也不应当动用死刑。至于其死刑的适用以何罪名妥当,可有三种立法模式可从选择:其一,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刑,抢劫罪不设置死刑。这种设置显然只适用于那些在抢劫犯罪过程中又故意杀人或者以故意杀人作为抢劫手段的情况,其优点即是将死刑限制在具有故意杀人情节的抢劫犯罪的范围之列,但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将故意杀人罪作为一个“口袋罪”,不利于司法操作;其二,以抢劫罪定罪并适用死刑,故意杀人仅仅作为其方法行为,不单独成罪。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避免是上述不足,但同时又忽视了故意杀人这一重罪及其死刑的适用,而且造成了犯罪构成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混乱;其三,引入结合犯的立法模式,规定抢劫杀人罪并设置死刑,对单纯的不具有故意杀人情节的抢劫罪并不设置死刑,这种模式相对而言避免了上述两种立法模式的不足,较为可取。我们同意第三种设置方式,即将上述情况以抢劫杀人罪定罪并适用死刑,而对于那些非以故意杀人的方法实施抢劫的,不设置死刑。

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死刑罪名

79刑法用22个条文规定了25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但并未设置一种死刑。现行刑法仍然用5个条文规定了8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死罪,显然应当予以削减。我们认为,本章中的死刑罪名应采取以下方法予以消化:

其一,关于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死刑设置,我国学者很早就指出,由于传授犯罪方法的犯罪分子自身并直接作案,被传授的人学会了犯罪方法以后,是否犯罪,其主观意志了起极大的作用。因此,对传授犯罪方法的犯罪规定可以判处死刑,其法定刑太高。在修改后的刑法中,此罪的法定刑应降低。27而从多年来的司法实际看,纯由于传授犯罪方法而被判处死刑的还未发现。因此,不论是从犯罪性质还是从犯罪手段,不论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还是从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也不论是从立法理由还是从实践效果而言,对这种犯罪设置死刑都是不甚妥当的,既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又不具有正当的理论根据,还使得我国的刑法越发具有重刑色彩。易言之,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死刑应当予以立即废除。

其二,关于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的死刑设置问题,我国亦有学者列举出了应当予以废止的一些理由:首先,犯罪分子实施盗掘古文化遗址或古墓葬,无非是为了获得文物,对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规定死刑,其刑罚标准显然不统一。其次,行为人在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时,固然可能给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造成破坏,使本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止是对文物所有权的侵害,同时也包括对文物本身的破坏,但尽管如此,破坏文物并不足以构成死罪,我国刑法规定的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名胜古迹,也只是判处有期徒刑,所以,行为即使在盗掘的过程中对古文化遗址或者古墓葬造成了一定的损毁,也不应当判处死刑。而且从实践中看,盗掘古文化遗址或古墓葬,不一定必然对盗掘古文化遗址或古墓葬造成损毁。再次,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保护,主要依靠严格执行文物保护法规,提高文物保护部门的管理水平和全民族的文物保护意识,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加重经济和财产性质的惩罚方法,而不能指望死刑。28我们同意这种认识,即认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的死刑设置应当废止,相应地,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的死刑也没有必要存在。

其三,取消组织他人罪和强迫他人罪的死刑。首先,本罪侵害的客体是社会风化及公民的性自,显然,这种权利根本不能同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及公民的生命权利相提并论。其次,从危害行为看,组织、强迫他人的行为,其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也不能同爆炸、放火、故意杀人等犯罪行为等量齐观,造成的危害也比上述诸罪的危害小得多。再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人们对性权利认识的深入和客观,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将会变小,再把这种犯罪看得很严重,未免脱离实际。因此,惩治这类犯罪,最有效的办法是强化适用财产刑,因为这类犯罪分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营利,通过对其适用自由刑和财产刑,就足以惩治,也足以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另外,对这类犯罪的预防,最终靠公安机关加强对娱乐、服务行业的监督管理,只有严格管理,才是治理犯罪之本。29

其四,对暴动越狱罪和聚众持械劫狱罪,我国刑法学界绝大多数人认为,应当保留对这两种犯罪的死刑设置。在我们看来,这两种犯罪所侵害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由这一性质所决定,它们本身不可能成为极其严重之罪,只有那些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致人死亡且在主观上出于故意时,才属于极其严重之罪,从而才可以故意杀人罪适用死刑,对那些不包括故意杀人内容的上述四种犯罪不应动用死刑。易言之,在上述两种犯罪中,死刑只应对那些包含着故意杀人成分者适用。也就是说,这两种犯罪由于其行为本身所带有的暴力性质,其在犯罪实施过程中有可能致人死亡甚至行为人本身即是采取故意杀人的行为方式来越狱和劫狱的,因此,不能排除死刑的适用。至于如何设置并适用死刑,在立法上有以下两种模式可供选择:其一,以故意杀人罪定性并适用死刑,即对那些在犯罪过程中致人死亡且行为人在主观上出于故意的,以故意杀人罪处行为人以死刑。对于没有造成他人死亡或者虽然造成他人死亡但行为人在主观上不是出于故意的,即不应当动用死刑这一极刑。这样做就将暴动越狱罪和聚众持械劫狱罪的死刑设置取消了,其优点是减少了两种死刑罪名,但易于使故意杀人罪成为一个“口袋罪”,不利于司法操作;其二,引入结合犯的概念和立法模式,规定暴动越狱杀人罪和聚众持械劫狱杀人罪并设置死刑,单纯的不具有故意杀人成份的暴动越狱罪和聚众持械劫狱罪不设置死刑,这样做不但避免了上述缺陷,而且在具体执行中又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我们同意第二种设置模式。

其五,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可否设置死刑,人们的认识颇不一致,我国学界大致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肯定说者认为,犯罪不但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国民身心健康,而且动摇国家的经济根基,可谓是祸国殃民,危害重大,因此,对之应当动用死刑予以惩治和防止;否定说者则指出,犯罪是一种以获取不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其直接危害结果并非人身安全,它也不直接对国家的政权根基造成冲击,因此,对之不能以极刑惩治。从参与论争的情况来看,在我国,绝大部分学者是主张对犯罪适用死刑的。在我们看来,不论是我国还是外国,的犯罪形势都的确严峻。一项研究资料表明,全世界每年的非法销售收入达40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8%;用于治疗吸毒者和缉毒的费用高达600亿美元;吸毒又导致多种传染病,法国70%的吸毒者患有传染性肝炎;希腊的吸毒者中,3.8%感染艾兹病毒,这一比例在英国为6.1%,比利时为6.6%,法国为20%,意大利为64.3%,西班牙为65.9%。30而且,从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势来看,目前,世界人口的20%卷入了的生产和消费,并正以每年3%至4%的速度增长。目前全世界至少有2亿人服用大麻,2000万人服用可卡因,1000万人服用海洛因。近年来,服用人工合成的人数增长最快,全球有4000万人服用安非他明兴奋剂。世界交易额高达60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世界贸易总额的12%,超过世界的钢铁或汽车贸易。吸毒传播多种恶性疾病并催生犯罪,全球25%的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吸毒。我国在执法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目前已超过60万人。31因此,我们认为,尽管犯罪的主要目的在于谋取不法利益,并不直接危及国家政权的存立根基和人的生命安全,但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抑或是从上述我们对死刑设置所论证的应当考虑的几种因素而言,对犯罪都应当以死刑予以惩治,否则,若干年以后,国家“将无可用之财,亦将无可用之兵”。但也绝对不是对所有的犯罪皆规定死刑,只是对于其中危害重大的犯罪设置死刑,换言之,在犯罪中,死刑的设置只适用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这一犯罪的“源罪”,对其余的“派生性”犯罪一律不设置死刑。

综上所述,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保留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的死刑设置,引入2种结合犯即暴动越狱杀人罪和聚众持械劫狱杀人罪并设置死刑。这样,在本章中,就有3种死刑罪名。

7.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死刑罪名

作为新增设的一类犯罪,97刑法第七章共用14个条文规定了21种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其中,用2个条文规定了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和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这2种死罪。应当说,在国家利益的价值体系中,国防利益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利益,但与国家安全和人的生命价值相比,国防利益就不能说是比国家安全和人的生命更为重要的价值。而且,从刑法实施以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以这两种犯罪判处死刑的并未有一人,可见,对这类犯罪的死刑设置基本上是挂而不用的。在我们看来,对于那些并不直接危害国家安全和人的生命的犯罪,就不应动用死刑,对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亦不应当例外。鉴此,我们认为,刑法增设的这两种危害国防利益的死罪,由于它们并不直接危及人的生命和国家安全,对之适用死刑似与罪刑等价的观念不符。再考虑到上述我们所论证的设置死刑的理念,此两种犯罪即不应动用死刑。易言之,本章中的死罪设置应当予以取消。

8.贪污贿赂罪中的死刑罪名

对贪污贿赂犯罪可否设置死刑,学界意见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贪污贿赂犯罪属于贪利性犯罪,并不直接危及国家的存立根基,其危害性相对较小,对之不应以死刑惩治;但也在学者认为,与贪污贿赂犯罪的斗争关系着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在现阶段反腐败任务还相当艰巨的情况下,即不应弃死刑而不用。还有学者指出,从限制死刑的角度看,这两个罪的死刑也应当取消,因为这两个罪也属于非暴力犯罪的范畴。但考虑到我国当前贪污、受贿犯罪严重,反贪污、贿赂犯罪任重道远,如果取消这两种犯罪的死刑,不仅会助长犯罪分子的器张气焰,而且容易使人民群众产生放纵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误解。所以,对这两种犯罪宜暂时保留死刑。32我们同意一些学者对贪污贿赂犯罪形势的分析。的确,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贪污贿赂犯罪形势相当严峻且呈日渐增多之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仅1998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办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大案就达9000多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820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03人,省部级干部3 人。33在这些案件中,仅百万、千万元以上的案件也为数不少,有的案件涉嫌金额甚至上亿乃至数亿。据统计,自1993——1997年5年间,检察机关的贪污、贿赂和挪用公款被告人为169433人,判处犯罪分子158806人。在判处的罪犯中,贪污数额在万元以上的39518人,其中,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3448人,100万元以上的174人,犯罪数额最大的达2100万元;5年来共判处县处级以上干部1610人,其中司(局)级171人,省(部)级6人。34所有的一切均说明,现阶段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形势相当严峻,反腐败的任务任重道远。

应当说,贪污贿赂犯罪的本质在于权钱交易,行为人的直接目的在于获取不法利益,犯罪行为的直接危害性在于非法取财和毁损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声誉,它们的直接危害客体并非国家安危,也不直接危害国民的生命。同时,也不可否认,这类犯罪的形成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制度上的不健全、体制上的漏洞和公务人员的整体素质较差,甚至国家给予公务人员的待遇过低等都是这些犯罪发生的原因。仅仅从这一方面而言,贪污贿赂犯罪所侵害的客体并不能与人的生命和国家安全相等置。而且,从国际范围来看,对这两种犯罪规定死刑的国家和地区都比较少。但从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国民对此类犯罪的痛恨心理而言,不对其规定和适用死刑就不能震慑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从而以遏制当前相当严峻的腐败犯罪,维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奉公的公仆形象,也不能与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惩治腐败的呼声相适应。因此,根据我们所理解的对刑事犯罪设置死刑的理念并对之予以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尽管贪污贿赂犯罪并不直接危及国家安全和人身安危,在我国经济文化还不甚发达的现阶段,仍应当对之以死刑这一极刑予以惩治。易言之,现行刑法中的贪污罪和应当设置死刑。

9.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死刑罪名

由于历史的原因,79刑法并未将军人违反职责罪列入其中。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单行条例的形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该条例用26个条文规定了19种犯罪,其中设置了13种死罪。应当说,这一死刑设置无论是从绝对数字还是从相对数字来说都是相当多的。

在刑法修改过程中,除了对军事犯罪可否纳入到修订后的刑法之中进行了比较激烈的争论以外,对军事刑法中的死刑设置也是刑法学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曾有学者指出,我国军事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太多,而且,从实践中的情况来看,对军事犯罪规定那么多的死刑是备而不用的,我国刑法完全可以废除非战时即平时军事犯罪的死刑。这样,虽然保留了战时军事犯罪的死刑,但由于只能在战时或战后适用,对于死刑的实际适用量没有什么影响。35我们同意这种废除非战时军事犯罪的死刑的观点,并进而认为,即使对战时的军事犯罪,也没有必要象现行刑法那样用11个条文规定12种死刑罪名。在我们看来,根据死刑罪名设置的理性规定,在这12种死刑犯罪中,由于“战时违抗命令罪”,“隐瞒、谎报军情罪”,“拒传、假传军令罪”,“战时临阵脱逃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非法出卖、转让武器装备罪”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这9种犯罪,由于其系由非暴力行为而构成的犯罪,因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其死刑设置应当予以废止。而“战时残害居民、掠夺居民财物罪”尽管是以暴力的方式并以人的生命和财产为其侵犯对象的,并且常常包含着致人死亡乃至故意杀人的情形,但由于其侵犯的对象是敌国居民,它的发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敌国居民本身即是战斗力量,故此罪也无必要设置死刑。其余2种犯罪即“投降罪”和“军人叛逃罪”,由于这两种犯罪从性质上与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背叛国家罪和投敌叛变罪颇为相似,相当于军人这一类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所实施的特殊叛国罪,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大,故应存置死刑,但也应将死刑的运用限制在行为人投降或者叛逃以后故意杀害我方人员或者具有其他危害重大的情节的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在我国现阶段,以故意杀人罪为基本的死刑罪名和参照标准,可对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作如下设置:

1.危害国家安全罪中,保留3种死刑罪名即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和投敌叛变罪;废止其它死刑罪名;另新设置一种结合犯死罪即武装叛乱、暴乱杀人罪。这样,危害国家安全罪中就有4种死刑罪名。

2.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保留1种死刑罪名即劫持航空器罪;废止其它死刑犯罪;将放火、决水、爆炸、投毒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合并为一种新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破坏交通工具罪和破坏交通设施罪合并为一种死罪即“破坏交通罪”;将破坏电力设备罪和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合并为一种死罪即“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这样,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就有4种死刑罪名。

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保留原有的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2种死罪,废止其它死刑犯罪。

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保留一种死罪即故意杀人罪;废止其它死刑犯罪;另新增设3种结合犯死罪即绑架杀人罪,拐卖妇女儿童杀人罪和杀人罪。这样,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就有4种死刑罪名。

5.侵犯财产罪中,废止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新增设1种结合犯死罪即抢劫杀人罪。

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保留一种死罪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废止其它犯罪的死刑设置;另新增设两种结合犯死罪即暴动越狱杀人罪和聚众持械劫狱杀人罪。这样,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就有3种死刑罪名。

7.废止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死刑设置。

8.贪污贿赂犯罪中,保留原有的贪污罪和贿赂罪这2种犯罪的死刑设置。

9.军人违反职责罪中,保留2种死刑罪名即投降罪和军人叛逃罪,废止其它犯罪的死刑设置。

如上所述,在我国刑法中,存置上述22种死刑罪名,其余各罪均不设置死刑。我们认为,这样的设置既体现了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又减少了立法上的死刑罪名,国际影响也很好,还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当然,这些死刑罪名的设置也仅仅是从现今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言的。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刑罚观的更新和进化,我国的死刑罪名应当是越来越少,再过几十年,到我国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发达的时候,就可只保留故意杀人罪这种基本的死刑罪名,而将其余二十余种现在看来还需要保留的死刑罪名予以废除。到我们经济文化均高度发达的时候,废止死刑的条件成熟了,我们完全可以将死刑予以废止。

1 参见马克昌:《我国刑法中的死刑》,载《刑法学参考资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 参见赵秉志:《刑法改革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120页。

3 参见高铭暄等:《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6页。

4 参见(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5 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1页。

6 参见邱兴隆:《刑罚理性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361页。

7 参见邱兴隆:《刑罚理性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8 参见(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3页,第78页。

9 当然,如何设置死刑罪名绝对不能仅仅以刑罚的理论根据为唯一的论据和考虑的因素,同时还必须考虑设置死刑的其他几种因素。易言之,报应和功利只是立法上设置死刑应当考虑的因素之一。

10 参见侯国云等:《贪污贿赂犯罪恶化的现状、原因与对策》,载苏惠渔、单长宗主编:《市场经济与刑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页。

11 参见陈泽宪:《刑事法制发展与公民权利保护》,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455页。

12 参见田文昌:《我国的走私犯罪及其治理》,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1992年年会论文。

13 参见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9页。

14 参见胡云腾:《死刑限制论》,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1997年第1卷,第267—268页。

15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11页。

16 参见陈泽宪:《刑事法制发展与公民权利保护》,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453页。

17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18 参见马克昌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19 参见马克昌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20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2页。

21 参见高铭暄等主编:《经济犯罪和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国际化及其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77页。

22 据美国抵制对妇女实施暴力协会(The 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统计,有近18%的妇女曾被或受到行为的侵害,即在全美国,大约17700000妇女成为犯罪的受害者,且被害人在初次被时的年龄大都在17岁以下。详见:21St Century,China Daily,December 16(7),1998.

23 Mark Tushnet,The Death Penalty,Facts On File,1994,P53-54.

24 Mark Tushnet,The Death Penalty,Facts On File,1994,P27-28.

25 参见邱兴隆:《刑罚理性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26 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27 参见侯国云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28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2页。

29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

30 参见:《北京日报》,1998年4月9日第1版。

31 参见《人民法院报》2000年7月4日,第4版。

32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

33 参见:《大河报》(河南日报社主办),1999年1月21日第7版。

34 参见任建新同志于1998年3月10日在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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