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法论文范文

企业法论文篇1

（一）公司营利性本质的追求与弊祸

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也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于是，一对儿承认与矫正的制度以此展开，公司法基于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建构基础——承认和维护私人财产所有制的认可，确认了公司的营利性属性，但是又基于对公司营利性本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反感或担忧，情愿或不情愿地抛出了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希望以此牵制住公司对利润的无休止追逐，希望以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来调和因为追逐利润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但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这里的讽刺之处就在于，公司的使命就是去追求它的自身利益，这本身也是法律的产物，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在驱使公司违反法律”［4］（P83）。那么，立法者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是维系公司的营利性属性，还是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抑或两者兼顾？

（二）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与代价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再到公司的过程，在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中，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只有到了现代公司企业，特别是股份公司时代，所有权与经营权才在客观上产生了分离。现代企业理论无不承认，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的标志，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抛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因，也暂且搁置二者关系未来的走向，仅从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一客观事实出发，来分析围绕此问题法律的所作所为。首先，由于股份公司产生时期正值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时期，随着产业革命之后的机器大生产的出现，对于资本的需求以及规模效益的诱惑，使股份公司迅速发展。而股份公司这种规模庞大且股东人数众多的资合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不可避免的。就法律而言，当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时，为了满足客观需求，一套适应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法律制度迅速出台，投票权制度、表决权信托制度、多数投票权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需要，客观上维系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局面，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时代公司秩序的维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产生了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组委托关系中：（1）由于委托人和人双方信息不对称，人可能违背委托人的利益去追求自身利益；（2）委托人与人之间的目标不一致或效用函数不一致。委托人拥有剩余索取权，追求资本增值和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人会抛开委托人的利益去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结果是人偏离委托人利益，背离委托人的目标。这是伴随着两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的致命内伤，这一问题如果不解决，股份公司经济合理性的根基就会受到破坏。于是，法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制度供给，为了消解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法律开始制度救赎。信息披露制度、董事信义义务、独立董事制度、外部监控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等相继出台。这些制度在各国的公司法中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成为公司法中的重中之重，可以说，每一项都堪称经典。问题就此产生：公司法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大量的笔墨来进行制度安排，一方面要构建适合两权分离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制度构建来抹平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问题。那么，公司法能够做到既维系两权分离，又解决两权分离所产生的问题吗？法律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在经济学上无计可消的成本，公司法又能有何作为呢？

（三）公司治理中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长期以来，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公司法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量的公司法研究围绕着公司治理问题展开，在公司立法方面，公司治理也是紧锣密鼓，不断翻新。从本质上讲，公司治理解决的是公司内部权力的分配与制约问题。为什么要对公司内部的权力进行分配和制约，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掌握在不同的人的手中。公司的所有人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而经营公司的人未必是公司的所有人，公司的经营者能否真正为公司谋取利益，成为公司股东最担心的问题。于是一组复杂缜密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此展开。公司法出于对股东利益的保护，设置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这样类似于西方政体三权分立的机关架构，借此制度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但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公司内部精美的权力分配与制衡机制，并没有阻止公司的管理人或控制者将自己的贪婪通过公司予以实现。正如学者所洞察的那样：“这些制度建立的初衷是好的，但其实际效果是，将新的角色引入公司事务之中，他们得以登堂入室，并从公司控制权中分得一杯羹，至于他们对股东权益保护所起的改善作用，与其制度成本和社会寄予的期望相比而言，总是不相称的。”［5］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公司治理堪称经典，但是，不断发生的公司丑闻一次次将这些经典的制度推下神坛。在安然、世通丑闻曝光后，美国第五大有线电视公司阿德尔菲亚2002年因被发现巨额债务没有入账等问题而申请破产保护，公司创始人被美国联邦法庭判定犯有共谋、银行欺诈、证券欺诈等罪名；200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怀疑美国第四大长途电话公司奎斯特国际通信公司造假，并展开调查，公司前首席财务官受内线交易刑事指控，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公司发生丑闻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脆弱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造成的。作为公平、正义化身的法律当然不能视而不见。于是，关于公司治理的补缺拾漏制度层出不穷。如2002年，在安然、世通丑闻发生之后，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空前严厉的萨班斯法案，在本来已经很严格的公司治理措施之上又追加了一层紧箍咒。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或监管当局也紧随美国之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2002年德国完成了《德国公司治理法典》的制定工作，并于2006年6月进行了最新修订。虽然《德国公司治理法典》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它对《德国股份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便如此，上市公司的丑闻也仍然不绝于耳。可见，公司内部监管制度的加强并没有也不可能杜绝公司管理者的败德行为，公司法制度与具有经济人本性的公司管理者之间的博弈将会是漫长的和无休止的。问题就此而产生，面对不断发生的公司丑闻，精心打造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那么，那些设计精良、在与公司管理层的实战当中不断升级的公司治理结构，它的意义仅在于在实战中败北然后继续升级吗？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何时是尽头呢？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司法上的制度似乎在上演着自唱自说的游戏——为了张扬公司存在的意义而确定了公司营利性品质，为了遏制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又羞羞答答地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为了适应股权众多分散的局面，安排了适合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各项措施，但同时为了减少两权分离带来的负面问题，又进行制度上的救赎；公司治理同样是如此，监管措施不断加强，但面对公司高管的贪婪又无计可施。以此类推，无数的公司法制度就这样依次展开、不断繁衍，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公司法如此复杂的制度安排，并没有也不会就此塑造出如人所愿的美好的公司，人类社会为此付出的却是高昂的制度成本和不断丑化的公司形象，股份公司成了一只被豢养的怪物。因此，美国公司法的权威断言“：作为理性努力的一个领域的公司法，在美国早已死亡了。“”除了我们大量空洞的公司立法外一无所剩——就像一座由生锈的大梁草草焊就的摇摇晃晃的摩天大楼，楼内只有寒风穿行。”［6］（P295-296）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乔尔·巴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也许，并不是安然在犯罪，而是公司制本身就有罪。”

二、现代企业法律制度的隐忧

现代企业法律制度与大型股份公司相伴而生，在博弈中互相成长，但是二者博弈的结果并没有让人看到法律制度完胜的希望或迹象，恰恰相反，在二者博弈过程中，股份公司越发强大和不可一世，而公司法律制度却已疲惫不堪。第一，制度成本较高。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任何一项制度都是有成本的。制度成本关系到制度的价值，过高的成本会使制度价值大打折扣。19世纪末，工厂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大型股份公司纷纷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规范的公司治理等成为现代企业制度或股份公司必不可少的基本要件。上文的分析已经表明，无论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抑或是公司治理结构都包含有复杂的制度安排。在这些制度安排中，各项制度之间相互搭接、丝丝相扣，充分彰显了立法者的雄心与精明。但是，必须认识到：（1）公司中的有些问题本身就是无解的，无论法律怎么努力，都仅仅是徒增成本。公司中的委托制度如此，公司监管亦是如此。由于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希望公司的经营者全力为股东着想，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任何一项旨在降低某种成本的制度，它本身就是一个委托—安排，会引入一种新的、看似更为节约的委托—关系；在存在不对称信息和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假以时日，没有任何一项制度，能够走出成本的陷阱。公司监管问题也是如此，为了监督公司管理者的败德行为，立法者出台了很多监管措施，但是这些监管措施常常是仅仅增加监管成本却无法得到理想的监管效果。如美国“萨班斯法案”，在美国国内是一个“昂贵的错误”。有学者还特别对《SOX法案》中的治理条款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称，法案所带来的收益，如果有的话，也相当有限；而在成本方面，则相当惊人。［7］（2）行为人和制度之间总是存在博弈，即行为人总是试图突破制度的束缚，谋取法外利益，在公司法领域尤其如此。结果就是制度需要不断更新，新的制度不断上演的无奈循环。不断反复的结果是简单的公司法演变成了雍容华贵的公司法典，德国的公司法如此，日本的公司法也是如此。以日本为例，原来有关公司的内容规定在《日本商法典》的第二编中，仅仅是该法典的一部分，共643条。2006年日本商法典修改，将第二编公司法的内容全部移出，单独形成《公司法典》，新法典多达979个条款，近370000字。由此可见，立法者想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一部分是由公司制度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度自身的逻辑自洽性不足所致，对于这样的问题，无论立法者倾注多少笔墨都不可能予以圆满；另一部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时滞性导致其在与人的博弈过程中永远处于被牵制地位，魔高一尺后是无奈的道高一丈，在这样的游戏中，永远没有赢家，增加的仅仅是制度的成本，公司法制度已经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怪圈。第二，正式制度被过分倚重。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有多种分类，其中主要的分类，也是制度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也称为正式规则或正式约束，是指人们，主要是公共权威机构，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等制度形态，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非正式制度也称为非正式规则或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正式制度的表现形式有很多，本文此处所说的正式制度仅指正式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法律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划分，对于法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在法学界，过分倚重正式制度，将非正式制度边缘化甚至排斥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公司法领域也是如此。首先，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使很多公司制度产生了全球趋同的压力，各国公司法之间相互借鉴、模仿，形成了诸多全球共通的制度，如一人公司、股票期权、刺破公司的面纱、股东代表诉讼等公司法上的制度在各国的公司法中几乎都是大同小异。而在此时，各自的文化、习俗却被严重地忽视，特色被抹平，大量的规范性要求被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非正式制度似乎与以现代企业制度著称的公司制度毫不相干。其次，公司与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相比，由于其股东人数众多，社会影响更大，出于对风险的控制和经济、社会等综合因素的考量，法律对公司所作出的制度安排较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更加用心、更加周密。换句话说，与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相比，有关公司的制度安排中，正式制度要多得多。虽然很多学者认同公司是一组合同的联结，公司法不过是一个大型的标准合同范本，但是，这一合同范本已经掺杂了太多的立法者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意思自治已经被限定在了一个有限的框架之内。但是，并不是立法者提供了更多的正式制度，公司的参与者就会因此而“循规蹈矩”。因为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不可能穷尽人的所有行为，无法对人的任何可能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定，而非正式规则可以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变成人们内心崇高的法则，绵远悠长，指引方向。正如康德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可以震撼人类的灵魂，一样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一样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因此，更有力量的约束应当从正式制度之外去寻找，这一点，恰恰被现代企业法律制度所忽略。第三，中小企业被严重忽视。依首先提出现代企业概念的钱德勒和伯利、米恩斯对现代企业的定义，现代企业主要是指大型股份公司。以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被排除在外。正是因为此原因，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中小企业被严重忽视。那么，现代企业制度是否应该重视那些被归入古典企业行列的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中小企业呢？或者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是否应当纳入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行列中呢？调查资料显示，美日欧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均在97%以上（其中微型企业近90%），成为活跃经济的主体。对GDP的贡献，美国、日本、欧盟分别达到了50%、56.7%（2000年）和58%（2008年），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美国60%~80%的新增就业由中小企业创造。日本和欧盟的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近70%，特别是欧盟的中小企业对新增就业贡献更大，2002—2008年欧盟27国平均每年就业率增加1.9%（大企业为0.9%）。［8］我国中小企业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学者通过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45万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数量占到99.28%，再加上150多万家规模以下工业企业（2008年为147万家，另外还有工业个体经营户227万多户），我国中小企业数量超过190万家，而大型企业数量仅为3251家；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的税收贡献为45%，中小型企业占比近55%，其中，中型企业为24.59%，小型企业为29.68%。［9］具有如此巨大的贡献力和影响力的中小企业，如果被排斥在现代企业制度之外，那么现代企业制度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早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初期，权威人士就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形式是多样化的，不是单一的公有制，主要有：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合作制企业、公司制企业。［10］近年来，仍然有学者坚持这一主张：“在任何国家，即使是在发达的工业国，也不可能只存在着一种形态的企业，它总会是多种企业形态同时并存。每一种形态的企业都有它在社会中存在的必要性，都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作出应有的贡献。人为地宣传和强调公司制企业是‘现代企业’，会使人们误认为社会中现存的其他企业形态都属于传统的、落后的、低效率的企业。实际上，公司制并不一定是所有企业的最佳企业形态。”［11］看来，以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是否属于现代企业制度范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中小企业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从中小企业已经担当和正在担当的历史使命来看，淡化和忽视中小企业将会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失去了中小企业这块半壁江山，现代企业制度将会黯然无色。

三、现代企业制度的境遇与超越

（一）现代企业制度日渐式微

现代公司制度不像鼓吹者说的那样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生产组织方式，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在研究这个制度走向没落的趋势。日本学者总结并预言，20世纪末，在整个世界中，大企业体制已走入死胡同，其解体也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那么，为什么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型股份公司现如今却走入了死胡同呢？第一，大型股份公司后天异化及先天顽疾越演越烈。长期以来，大型股份公司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已经使其本质和功能异化，表现在：（1）大型股份公司创设的初衷是为了吸引分散的资本、筹集资金，但是到了1888年新泽西州公司法允许一家公司可以购买和持有另一家公司的股份，出现了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当今社会，法人持股、法人之间交叉持股已经成为主流和常态，资本变成了数字之间的游戏，公司资本“空洞化”，股份公司筹集资金的功能被异化。（2）股东、资本多数决原则等与政治世界民主主义相适应的公司民主主义，迫于经理资本主义的，在现代社会也已经渐行渐远，股东大会已经成为空壳，美国很早以前就把股东大会称为“没有观众的演出”，股东大会变成了一种没有实质意义的冠冕堂皇的仪式，股东无从谈起。（3）早期的股份公司大量吸收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以从公司分得红利为目的，但如今，个人股东不断减少，公司的主要持股人变为机构投资者，个人即便购买公司的股票也仅以二级市场的盈利作为其主要的追求，投资变成了投机，其身份和目的均已游离于公司之外。综上，股份公司所具有的最朴素的本质和追求在现代社会都已渐行渐远，股份公司存在的经济合理性已经掺杂了与经济道德格格不入的诸多因素，股份公司原始朴素的本质和功能已经被严重地异化。股份公司的异化已经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其先天的顽疾更是无药可救。股份公司先天的顽疾主要表现在：（1）科层制管理成本较高。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的特点是以一套命令机制代替合同，它节省掉了企业内部的合同，但同时也因为命令链条的增加而增加了行政成本。如果企业内部行政成本大于或高出市场交易成本，企业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在大型股份公司中，由于经营者以权威和指令代替市场完成资源的配置，这种具有专制色彩的管理体系，行政成本是相当高昂的。（2）委托问题无法解决。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问题已经成为两权分离致命的内伤，从两权分离那一刻起，如何解决两权分离产生的问题成为了经济学界永恒的主题。现代企业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问题深恶痛绝却又无计可施，面对股东利益被管理层不断膨胀的私人欲望吞噬却没有回天之术。百年公司发展历史已经说明，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抑制管理层的贪婪，无论怎么努力股东的利益都在被蚕食。（3）有限责任制度带有原罪。股份公司借以安身立命的有限责任制度是“允许人们以极小的风险进入贸易领域，却坐拥获利的无限可能”，这样就是在鼓励“一个堕落的完全不顾将来的投机体系”。大型股份公司后天的异化及先天的顽疾决定了它在成功地扮演了时势英雄的辉煌后必定走向没落的历史结局。第二，知识经济终结了工业化时代，大型股份公司失去了维系其继续辉煌的土壤。学者研究认为：“除了哲学、文化层面已发生剧烈的变革之外，现代企业终结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滋生现代企业的经济条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期的股份公司是欧洲殖民地国家商业活动特别是进出口贸易不断发展的结果，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与18世纪工业革命紧密相连，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手工生产，具有迅速筹集资本功能的股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但是，资本是第一生产要素的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退出了历史舞台。20世纪80年代，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生产方法让位于以知识密集型为主的生产方法，西方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货币资本已经不再成为稀缺资源，知识资本所有者正在取代货币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资本雇佣劳动开始让位于劳动雇佣资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现代企业制度与新技术发展的矛盾，以及企业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矛盾，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这个制度，并提出：“虽然今天为数不少的巨型现代公司，在未改变传统的官僚体制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维持其庞大企业帝国的运转，但这并不能代表一种趋势。伴随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巨型现代公司的梦境实际上已然破碎。”

（二）后现代企业的兴起及新型企业形态的出现

与巨型现代公司梦境破碎一脉相承的是后现代企业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大型制造业企业不再包揽生产的所有阶段，而是把生产阶段分解到不同企业。因此，出现了把生产经营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的趋势。跨国公司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以外包生产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价值链。这种全球生产价值链实际上替代了大型股份公司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数字化企业、虚拟企业、金融创新企业等纷纷出现，这些企业在产权模式、经营模式、组织结构等方面与传统的现代企业格格不入，于是，理论界提出了后现代企业的概念。20世纪末，西方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分析了后现代世界的转向，奠定了后现代企业研究的基础；另一位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在《追求卓越的激情》、《解放型管理》等著作中，通过大量的案例阐述了后现代时期的企业在组织、领导模式等方面的特点，《洛杉矶时报》将其称为“后现代企业之父”；我国经济学家光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一书也使用了后现代式企业概念，“其目的在于说明这样一种现象，即在管理者分享部分剩余的各种安排中，使其占有企业股份的一个相应的部分。这样一来，管理者也就具有了企业所有者和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目前，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企业制度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也许与知识成为更重要的生产资源和社会资本有关。在那里，相对于比较丰裕的财富资本而言，创业知识和管理才能也许是更加稀缺和更加重要的东西”。现阶段，虽然后现代企业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何谓后现代企业，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并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企业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为此，西方国家在企业形态方面纷纷创新，一些与股份公司完全不同的新型企业形态应运而生。美国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LiabilityCompany，LLC）。除了公司外，合伙企业也有新的发展。美国早期有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1991年得克萨斯州制定了有限责任合伙法，到1999年美国各州均立法允许注册有限责任合伙（LimitedLiabilityPartnership，LLP）。有限责任合伙与传统的有限合伙不同，有限责任合伙的合伙人全部承担有限责任。2001年，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在《统一有限合伙法》中又新增了对有限责任有限合伙（LimitedLiabilityLimitedPartnership，LLLP）的规定。日本在2006年实施新《公司法》。新《公司法》将原有的两种公司，即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合并成一种公司，即股份有限公司，与此同时，导入了一种新的公司形态——合同公司。合同公司主要特点是投资人在内部关系上相当于合伙，但对外承担有限责任，具有法人资格。与美国和日本相比，德国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相对缓慢。但是，2008年10月23日，德国联邦国会通过了《对有限责任公司法进行现代化改革和反滥用的法律》，在维持现有标准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增设了一种新的、没有最低注册资本要求的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主（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新的公司形式也突破了传统公司的观念。上述新型企业形态，打破了现代企业制度话语中企业形态应有的样态，脱离了传统法学教义所定义的现代企业形态，与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去甚远，这些新型企业形态迎合了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的需要，开创了后现代企业制度时代。①

（三）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应有样态

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从此，我国开始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如今，西方国家的大型股份公司流弊重重，现代企业制度受到了来自于各个方面的质疑和批判，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应该如何对待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日渐式微的现代企业制度？首先，企业制度的发展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虽然现代企业制度的局限性已经暴露无遗，但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性生产组织方式，它在筹集资本、分散风险等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发展的进程来讲，不可能也不应超越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发展阶段，即便在现代企业制度已经走向没落的西方国家，股份公司的数量也仍然相当可观。因此，发展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后现代企业纷纷兴起的今天，“大企业还会继续保留的，但是，大企业再不会是领导时代潮流的存在了”。所以，在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也不应盲信和固守现代企业制度，应当既发展现代企业制度，又不断对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警惕大型股份公司在追逐利润和扩张中的败德行为，避免大型股份公司不良行为对经济环境的浸淫。其次，西方国家已经走过了现代企业制度，因此提出：“如果要展望一下21世纪的话，我们需要的是取代股份公司的新型的企业形态。它应该是在股份公司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不会再以大企业为前提了，他们应该是取代大型股份公司的、规模较小的企业。”因此，我国应当更加积极更加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无论理论上是否将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等中小企业纳入现代企业制度中，鼓励和发展中小企业才能适应当下知识经济或后工业社会的需要。最后，对于我国来讲，传统与成熟的企业形态，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及个人独资企业等已经有较完善的制度供给，立法相对完善，理论上也相对重视，但是，对于近二三十年西方国家出现的新型企业，如美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合伙、有限责任有限合伙、日本的合同公司等非典型企业形态却关注不足，更缺乏像西方国家那样突破旧范式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缺乏与新经济相适应的新型企业形态的培育机制，在企业法理论上故步自封，稳重有余而灵活不足。因此，在我国，后现代企业的培养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总之，“从动态的角度看，企业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由传统向现展，然而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本身也还会继续发展，最终成为‘传统’的企业制度的。现达工业国的企业和企业制度很多已经不同于钱德勒描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现代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了”。缔造了现代企业制度并使之辉煌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知识经济相契合的应该是一种有别于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型企业制度，即后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法论文篇2

我国劳动法中的对“劳动者”并没有明确清晰的界定，通说认为“劳动者”是指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能够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给付劳动并获得报酬的自然人。其他国家对“劳动者”则有不同的界定，总结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英美法系的“控制说”和大陆法系的“从属说”。英美法系的“控制说”来源与主人与仆人的法理——主人有权控制仆人做什么，也有权控制仆人以何种方式去做。在此种学说里，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worker）和自雇劳动者（self-employedworker）就被排除在劳动者之外。例如，英国在长期的判例中形成了一些成形的标准：（1）是否在他人的指导下工作，指导者控制雇员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2）是否受雇为雇主经营活动的一部分，且这部分是雇主经营活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是否自己提供工具与设备；（4）是否承担损失风险和享有利益。大陆法系在德国劳动法理论的深刻影响下，以“人格从属性”为通说，而后在此基础上慢慢产生了“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说”等若干学说。所谓人格上的从属性，是指劳动者在雇主的指挥命令下提供劳务，劳动者被纳入雇主生产组织之内，雇主对其拥有的指示权较为广泛，劳动者丧失其对于劳动所得处分的可能性，其提供劳务具有纯粹利他的属性。例如，德国劳动法院法第五条规定，“本法称受雇者，谓劳动者及使用人，学徒亦包括在内。无劳动契约关系，基于特定他人之委托，为其计算而给付劳动者之人，视同受雇人”。

二、企业经营者、高管人员是否属于在劳动法中的劳动者

1.企业经营者。无论从“劳动者”的通说上来思考，还是从“控制说”和“从属说”的学说上来判断，企业经营者都不能成为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企业经营者既不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也不依据劳动领取报酬，其经营企业的时间、以何种方式经营和经营的内容不受任何主体的控制，经济和人格上都不从属于企业（具体体现于企业经营者并未被纳入企业管理体系，不需考勤与业绩评定等）。因而，企业经营者不是劳动者，是典型的雇主或雇主代表。

2.企业高管人员。企业高管人员在实务中的认定并没有多少异议，几乎都将其确认为“劳动者”，尤其是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11条更是明确彰显了我国对于企业高管人员的态度——“经理由其上级部门聘任（委任）的，应与聘任（委任）部门签订劳动合同。实行公司制的经理和有关经营管理人员，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与董事会签订劳动合同”。但是这样的规定却与公司法上的规定存在冲突。

（1）高管人员与用人单位关系的产生。《公司法》第47、69、114、11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公司法》第114条规定的情形为“经营者”被委任作为“高管人员”，经营者无疑已确定为雇主或雇主之一，倘若高管人员为“劳动者”，这不是出现了雇主与劳动者为同一人的情形吗？逻辑上存在矛盾。

（2）高管人员职权的行使。根据《公司法》第50条所规定的经理的职权，可以看出其职权可以分为管理权、决策执行权和人事权，都是概括性、指导性的规定，董事会也不能够对其工作的每项内容进行细致的规定，其工作方式也十分灵活，弹性较大。从“控制说”的角度来看，不完全满足其两个要件。

（3）高管人员与用人单位关系的解除。在《公司法》的规定之中，董事会单方即可单方解聘经理的决议，只要程序合法即有效，无需理由或特定情形；监事也可以提出罢免高管人员的建议。而劳动法第25、26、29条将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进行了限定，四种“可以解除”的情形，三种“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的情形，甚至还限定了四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若将高管人员认定为“劳动者”，这会使《公司法》无法彻底实施，使公司的运营与管理陷入僵局，最终受到损失的还是为公司提供劳动的职工和公司本身，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据此，笔者认为将企业高管人员与企业的关系认定为“委托合同关系”更为合理。委托是指人依据被人的委托，以被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的后果依然由被人承担。在高管人员与企业的关系中，企业为被人，高管人员为人，高管人员的行为的后果由企业承担。一旦将这种关系认定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上述三类《劳动法》与《公司法》的冲突将不再存在。在此种认定的基础上，有两点值得说明之处：首先，企业的高管人员对内对外都可代表企业经营者或企业整体的意志，若高管行为存在不当之处（例如越权、等),给企业经营造成损失的，企业可以按照无权等基础理论向需担责的高管人员追偿；其次，《公司法》中关于董事会解任高管人员的规定则可视为属于法律赋予企业作为被人以维护企业利益、应对突发事件的合同单方解除权，并无不妥。此外，将此种关系定性为“委托关系”还存在其他的优势之处。第一，因委托关系不需约定人的具体行为方式，而是基于相互的信任要求其依照委托人的要求处理委托事务，给予了企业高管人员更大的发挥空间，不将其约束在既定的工作模式内，间接激励其以更具创新性和效益性方式运营企业。第二，由于高管人员能够轻易地对整个企业产生较大的影响，企业可以因其潜在风险或与企业自身体制、文化、氛围等不相适应的考虑行使其单方的合同解除权，在此种有偿委托合同关系下，高管人员与企业之间的权利义务更加平衡合理（若高管人员笼统地适用《劳动法》之规定，则会导致高管人员的权利超出了企业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易对企业产生消极影响），更可以促进企业的稳定与发展。

三、企业经营者、高管人员在劳动过程中的权利

义务讨论劳动法作为倾斜保护弱者的社会法，对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提供了特殊的保护，加重了用人单位的义务与责任，使得弱势劳动者的生活不致于因暂时失业、工伤、因年满法定年龄退休等不得己的情形而陷入困境。同时，正是因为这些相对较重的责任规定，使得用人单位对其即将作出的各类与普通劳动者密切相关的决定更加慎重，这也间接地维护了劳动者工作条件、工作状态、工作环境等的标准性与稳定性。但是笔者认为，对于身处决策层和领导层的经营者和高管人员来说，这种倾斜保护丧失了其原有之意。近年来，兼备法律知识、企业运营策略和管理经验的高管人员屡屡利用《劳动法》的倾斜性保护在离职时向企业索要高额经济补偿金，而离职之后的高管人员另谋高位相对容易，生活受此变动的影响并不大；而真正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劳动者却基于维权的法律专业难度、弱势的社会地位和对自身权利的漠视等多种原因难以争取到应得之益。这些差距使得社会的资源分配更加不均，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失衡局面，违背立法本意。若将企业与高管人员的关系定性为“委托合同关系”，则除了《公司法》的“董事会单方解聘”的规定和民法基本原则的约束外，都可由双方自由商定，二者地位平等，企业不需承担不必要的义务与责任，高管人员也可以有较大的发挥空间，而委托的相关事项也可以参照《劳动法》中的相关事项加以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是合法有效的。

四、企业经营者、高管人员在用人单位工会中准入资格的学理讨论

工会是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协商、谈判、争取利益，改善职工工作条件，提高职工经济地位的社会团体。我国劳动法对工会的规定现状可以用四个字总结——“全民工会”，企业经营者、高管人员成为工会主席的情况屡见不鲜，未对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区分、一味地“一视同仁”的处理方法使得工会形同虚设，完全不能发挥其效用为职工谋取利益，违背其立法初衷。笔者认为，为了真正充分地实现工会的功能，企业经营者和高管人员不应具备工会准入资格，应统一看作“雇主”或“雇主人”，作为工会的相对方独立存在，以维持企业的组织平衡状态。

企业法论文篇3

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宪法对其地位的确定和所提供的保护力度。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从根本上消除了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障碍，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宪法保护。主要体现在：一是对私有财产实行“国民待遇”。过去我国宪法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对私有财产，仅仅保护其中一部分的所有权和继承权，不包括使用权、受益权和排他权等，导致了公私财产权主体地位不平等。民营企业唐山宏文集团，参与秦皇岛北山电厂3号机组改制时，控股66．67％，不但没能分到一分钱红利．而且完全被排斥在管理机构之外，就是这种宪法地位不平等的体现。在私有财产权获得宪法保障后，民营企业将获得“国民待遇”。企业成本和风险会大大降低，对财产权救济的选择思路，也会由寻求“权力救济”转向寻求“宪法和法律的救济”。

二是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即保护所有合法的私有财产。这次宪法修正案对公民私有财产形态不再一一列举，而采用概括的方式，“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新提法比过去更简单、更抽象，弹性范围也更大了。第一，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保护的范围既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传统理论认为。生产资料只能由国家所有。而生活资料则允许私人拥有。这种分类在当今社会行不通。比如。一辆自行车．如果骑着上下班无疑属于生活资料。但要用自行车驮着一些商品到市场上去卖。那么这时候自行车应该算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1982年宪法已开始有意识地模糊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间的界限，采用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说法，这种界限上的模糊，为扩大私有财产保护的范围提供了可能性。第二，用“财产权”代替“所有权”，在权利含义上更加准确、全面。财产权是相对于人身权而言的，是指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具有一定物质内容并直接体现为经济利益的权利，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其中，物权是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不动产或动产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财产所有权是指财产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显然财产权和所有权的内涵和外延有明显的区别。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所有权”的内涵无法包括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这次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保护范围的扩大无疑是适应我国新经济时代的要求，民营企业的合法财产保护问题将会化解。但也有人认为，国家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会给人一种联想，我国将来是否会对拥有非法私产的个人展开“秋后算账”?原罪“大赦令”是否抵触国家刑法?赦免民企原罪是否政府越权?民营企业家的财富积累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事，大批的富翁利用我国在经济转型期间制度不健全的空隙捞到了“第一桶金”，“原罪”问题是悬在民营企业主头上的一柄利剑。

三是承诺保护财产不被没收、不受非法侵占。我国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条，对公民财产保护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财产权受到侵害或受到损失时，经济上的补偿是实施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没有补偿，对财产的保护就不完整了。过去我国宪法中规定了国家赔偿问题，1994年通过了《国家赔偿法》，但宪法未规定补偿问题，也未制定《国家补偿法》，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的补偿问题都未作统一的法律规定。由于对补偿问题未作规定。所以各地做法不一致．造成围绕补偿问题发生的纠纷非常多，特别是房屋拆迁补偿费的多少。这样看来。补偿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度。它对保障公民权利、维持社会稳定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次修正案把国家补偿问题提高到宪法的高度加以保障．无疑是给民营企业家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下一步我国就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国家补偿法》，在补偿中体现公平、公正、合理。

在保护私有财产问题上，要正确处理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个人财产时，个人应当服从公共利益需要．任何私有财产都负有公共义务。但同时也不能假公共利益之名损害个人利益，对私有财产应依法征收或征用．坚决杜绝行政违法行为发生。当然，保护私有财产不仅涉及宪法的修改、民法和商法的调整，而且涉及经济法、行政法和刑法等法律的完善问题。

过去．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准人、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考虑到这些因素，本次修正案改为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这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将会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政策上要消除对民营企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在市场准人、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同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由于目前许多民营经济的龙头企业存在历史较长，积累了大量的不规范因素。这既有管理部门默许的成分，也有企业擅自违规操作的情况，有的还属于各种法规、部门规章之间的冲突而形成的特定状况。有关部门应从国家统一的高度，出台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处理指导意见。对于拟上市公司．要简化、减少、合并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环节；避免发生企业在各部门之间来回申报的情况。此外．还要正确处理存量资产与企业发展壮大后的新增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如果能舍小利顾大益，政府部门应允许企业减免或延迟分期缴纳相关费用。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了，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够得到长远的保证。民营企业通过上市可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竞争力．而不少民企不愿上市则反映了我国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企业在不上市情况下运作的不规范，显然不利于民营企业“第二次体制的转变”。因此，为落实宪法关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则，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36条”，在市场准人、财政金融支持、社会服务、职工权益、强化企业素质、政府改进职能、加强经济指导和政策协调七个方面规范界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动空间和政策优惠，堪称民营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仅靠政策的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尤其是财务、税收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衔接、统一，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民营企业自觉规范运营的良好氛围。

在倡导建立法治国家、诚信政府的今天，国家公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得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宪治国，确保宪法的权威性，保证法律和政令的畅通，对于假借服务之名任意干涉和妨碍民营企业经营的任何行政违法、违规行为和越权行为必须依法追究。

政府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扶持和保护可从三方面着手：第一．给予融资方面的担保支持。主要是在信贷方面为企业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担保。第二，通过严格执法改善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主要是减少行业进入壁垒，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第三，构筑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针对当前中小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弱、人才缺乏等矛盾，依靠政府力量．强化中介服务等社会化服务功能。如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为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作提供中介服务；为企业提供人员培训、企业诊断和经营指导服务等。

与非公有制经济相联系的，还有这次修宪中关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提法，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对民营企业家的偏见。既然他们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们就应承认他们的劳动，承认他们对社会进步、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贡献。过去在宪法里只提劳动者和爱国者．这种提法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包括民营企业家群体的。这一部分人既然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有积极的贡献，是一种积极的力量，那他们也应当是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宪法修正案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纳入统一战线的范畴，表明我国政权的基础扩大了，合法性增强了，对于维护国家的稳定．保护劳动者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法论文篇4

【论文摘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能够科学整合企业生产要素,引导企业形成共同价值观,增强企业凝聚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企业,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同企业更要建设不同特色的企业文化,企业价值观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

一、科学地把握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和意义

现阶段我国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必须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员工行为的指导思想,让员工们认识到企业是自己的企业,这就是好的企业文化产生出来的积极作用。企业文化就是全体员工认可和共有的企业核心价值,它规划了员工基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并渐渐将其演变成一种习以为常的规则。而且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还能在新老主管交替、新老员工交替过程中具有延续性和保持性,这样的企业文化能使企业真正立于不败之地。企业文化是与企业相伴而生的客观现象。早在企业这一经济组织形态诞生之时,就存在企业文化。但是,人们对这一文化现象的认识和研究,则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首先提出并倡导企业文化理论的是美国的管理学者。70年代起,美国经济长期陷于停滞状态,而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这一严峻的挑战引起美国各界的震惊和深刻反思。经过多方面的比较研究,美国学者发现成功的企业管理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企业注重管理的硬件方面,强调理性的科学管理。日本企业则不但重视“硬"管理,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企业中的文化因素,注重为全体职工共有的价值观念,注重强化职工对本企业的向心力,注重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比较的结果使美国学者认识到,文化是企业管理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对于企业的成功与否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美国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引起日本企业界和理论界的强烈反响,并相继波及其他国家,由此兴起一股世界范围的企业文化热潮。

目前,企业文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得到长足发展,企业文化学作为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已成为现代管理从物质的、制度的层面向文化层面发展的趋势,被称为自古典管理以来管理理论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中国西电集团这几年文化建设,用“责任之道”启示我们:企业文化之所以对企业经营管理起作用,是靠了其对职工的熏陶、感染和引导。企业文化中所包容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作为一个群体心理定势及氛围存在于企业职工中。在这种企业文化面前,职工会自觉地按照企业的共同价值及行为准则去从事工作、学习、生活,发自内心地为企业创造财富,这种作用是无法去度量和计算的。

企业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寻求更科学、更系统、更完整的管理体系。企业文化提供了必要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当代企业要保持又好又快和持续发展,必须开发具有自己特色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建设和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管理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二、当前对企业文化建设认识上的误区

1.盲目效仿,形式化严重。一些企业看到别的企业搞企业文化发展了,就跟着效仿,误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创造特色环境,在没有充分考虑客观情况、自身特点、决策层缺乏统一认识的情况下,盲目导入CI系统。虽然外观统一色调、统一标识,服装款式协调一致,但对企业的理念不能真正达成共识,使企业文化流于形式。

2.概念模糊,文体化泛滥。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把内部开展的文体活动当成企业文化,热衷于活动的轰轰烈烈,并将其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硬性指标来完成;还有的企业把以前开展的一些文体活动都归纳为企业文化,在开展企业文化建设中并没有搞明白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3.言行不一,空泛化至上。在一些企业,门口、走廊到处是标语口号,职工每天唱厂歌,而管理思想另行一套。有的企业总讲“以人为本”,但采取什么办法手段真正体现以人为本,起到凝聚、激励员工的作用,领导者却没有深刻的研究和实践。

4.观念守旧,僵硬化继承。主要是对企业文化认识缺乏系统性和创新。有的企业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制定和执行企业的规章制度,就是职工的文明礼貌、道德风范、企业的知名度等,把企业文化看成一旦形成就长此永久不变的信条。

以上四种误区有着一定的共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企业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新形势下企业文化建设的措施和途径

1.企业领导者必须成为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企业文化从某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企业家”文化,因为企业是由领导者进行管理的,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决心和行动。企业领导者应该带头学习企业文化知识,对企业文化的内涵要有深刻的认识,对建设本企业文化有独到的见解,对本企业发展有长远的战略思考。要亲自参与文化理念的提炼,指导企业文化各个系统的设计,提出具有个性化的观点,突出强调独具个性和前瞻性的管理意识。通过长远目光、人格魅力和管理艺术,感染和影响职工发挥最大的潜力,推动企业科学和可持续发展。

2.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与企业管理相互融合。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并不意味着抛开制度管理。没有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企业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但是,不论规章制度多么完善,不可能包罗企业的一切活动,能从根本上规范每一个职工的行为意识。而企业文化则是一种无形的文化上的约束力量,成为一种规范和理念,来弥补规章制度的不足。企业文化对管理的现实指导意义就在于挖掘文化管理的本质,丰富文化管理的内涵,提高文化管理的导向作用。企业文化优势是:可以增强企业的内聚力,加强职工的自我控制;能激励职工工作激情,提高生产效率,成为创业动力;有助于提高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产生极大的协同力;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增大企业影响。通过文化对管理的先导作用,实现职工与企业的共同目标,企业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制造更多的精品,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企业法论文篇5

【关键词】作业成本法持续改进全员参与

【正文】

成本的控制与管理是衡量一个企业经营业绩的重要指标，经济环境和经营环境条件的变化要求成本核算与控制模型不断地进行创新。企业现在面临着高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社会需求多样化，产品生命周期缩短，这都要求企业加速生产方法的改进，进而要求企业成本控制管理方法的改进。实施作业成本法，辅之以其他管理工具的跟进，可以使企业对成本管理过程进行强力的监控，对提升产品竞争力和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也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1.作业成本法的概念

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costing，简称abc)是一种全新的成本核算方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末在先进制造企业得到系统应用，目前正逐步推广的成本控制与管理方法。

作业成本法是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两个根本经济因素作用的产物。它是指以作业为核算对象，通过成本动因来确认和计量作业量，进而以作业量为基础分配间接费用的成本计算方法。作业成本法是以作业为基础的管理信息系统，其以作业为中心，而作业的划分是从产品设计开始到物料供应，从生产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质量检验、总装到发运销售的全过程。通过对作业及作业成本的确认计量，最终计算出相对准确的产品成本，同时通过对所有与产品相关联作业的追踪分析，尽可能消除不增值作业，改进增值作业，优化作业链和价值链，增加顾客价值，提供有用信息，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增加企业价值的目的。作业成本法包含两部分内容：作业成本核算和作业管理。作业成本核算是基础，解决“是多少”的问题，而作业管理才是作业成本法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其要解决“应该是多少”，“为什么是多少”等问题。

2.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成本管理的区别

作业成本法在西方国家已经获得大规模的应用,在我国作业成本法的应用刚刚起步,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成功的试点案例。作业成本法的理论基础是成本动因理论,这种理论提出:成本的分配应着眼于成本的来源,把成本的分配与促使成本产生的原因联系起来,按成本产生的原因进行成本控制、汇集和分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管理分析和决策。传统成本法以单一的工时为分配基础,割裂了成本与其产生原因之间的关系,导致了成本分析和控制的失效。

作业成本法是集成本计算和成本管理于一体的全面管理系统，是一种先进的成本计算系统。由于引入了“作业”这一载体进行成本的分配，作业成本法相对于传统的成本分配方法更客观地描述了资源与成本对象之间的关系，与传统成本核算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就成本论成本，而是把着眼点和着重点放在成本发生的动态追踪反映，使成本核算的结果更加准确。

传统成本管理的目的可简单地归纳为减少支出、降低成本，这是以成本论成本的狭隘观念。在作业成本法适用的环境下，企业日常成本管理应正确把握“产出”与“投入”，“花钱”与“省钱”的关系，研究成本增减与收益增减的关系，以确定最有利于提高效益的成本控制方案。与传统成本计算方法相比较，作业成本法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2.1.缩小了间接费用的分配范围。全车间统一分配改为由若干个成本库进行分配。

2.2.成本计算对象多层次化。传统的成本计算对象仅仅是企业所生产的各种产品，一般为最终产品；而作业成本法要求成本计算对象是多层次的，不仅要计算最终产品成本，还要计算资源、作业和制造中心的成本。

2.3.成本计算程序明晰化。在传统成本计算方法下，所有成本都将分配到产品中去；而作业成本法首先要确定费用单位从事了什么作业，计算出各种作业成本；然后以某种产品对作业的需求为基础，将成本分配到产品中。

2.4.费用分配标准多样化。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分配间接费用时采用统一的分配率进行分配；而作业成本法间接费用分配的基础是作业的数量；是成本动因；是一种多样化的分配标准

2.5.提供的成本信息准确化。传统成本计算法提供的是企业最终产品的成本相关信息。由于制造费用计算的笼统性，当产品成本中制造费用比重较大时，成本信息的可利用价值就相对较差；而作业成本法拓宽了成本计算的范围，不但提供了产品成本，还提供了作业成本、动因成本信息，为成本控制和相关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成本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作业成本法不是就成本论成本，而是把着眼点与着重点放在成本发生的前因后果上。从前因上讲，成本是由作业引起的，对成本的分析应该是对价值链的分析，而价值链贯穿于企业经营的所有环节，所以成本分析首先从市场需求和产品设计环节开始；从后果上讲，要搞清作业的完成实际耗费了多少资源，这些资源是如何实现价值链转移的，最终向客户（即市场）转移了多少价值、收取了多少价值，成本分析才算结束。因此，作业成本法使成本的研究更加深入、成本信息更加详细、更具可控性。3.作业成本法运用于企业管理的优势

3.1.作业成本法是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对降低成本、促进企业持续改进提供了新思维、新途径。

a.作业成本法通过价值链的分析，可以衡量企业在各个制造环节的耗费，消除无效作业，为降低产品成本提供依据，提高企业效益。

b.作业成本法要求成本控制落实到每一作业上，以作业为核心，进行作业分析，以成本动因为基础进行控制，并在保留原有财务指标基础上又提供许多非财务指标，可以为企业生产决策、定价决策和长期决策提供更多可靠依据。

c.作业成本法重视产品设计和质量成本管理，力求根据技术和经济相统一原则，不断改进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重新配置有限资源，消除低增值成本，不断改善企业价值链。

3.2.作业成本法是实现企业资源高效配置和便于生产信息调度的企业管理工具。

a.便于找出问题所在，易于管理者发现效率低下原因所在，减少资源耗费。

b.直接与财务相挂钩，确保成品成本核算系统提供有效的信息。由于作业驱动因素说明作业对资源的消耗情况，极好地说明了作业与成本的关系。

c.简单易懂，便于协调全体员工的行动。

d.调整生产能力。如果资源少，产量大，就该加速向客户发货；如果资源过剩，就需考虑如何处理剩余劳动力和闲置设备、以及如何应付多余的原材料库存带来的额外成本。

3.3.作业成本法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方法，对企业成本分配、优化企业决策、实现企业目标的达成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作业成本法对成本费用追踪到产品，成本分配基础更加合理，可以为企业提供更为准确的成本信息，从而有利于企业改进战略决策、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改善业绩评价。

a.促进企业经营目标——企业财富最大化的实现

作业成本管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罗于20世纪创立“科学管理学说”以来，在企业管理上又一新的重大突破。它以作业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和起点，可视为企业管理上的一次重大的革命性变革。

其把企业看作为满足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每完成一项作业要消耗一定资源，而作业产出又形成一定价值，转移到下一个作业，直到最终把产品提供给客户，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并不是所有作业客户都愿意为此支付价值，如按照客户的要求，在产品生产中形成客户所需使用价值所进行的作业称为可增加价值作业，反而为不增加价值的作业。不可增加价值作业对产品性能没有任何损害，而从满足客户需要看可视为一种浪费。由于成本和价格是企业获利的同等重要因素，因而企业管理深入到作业，有助于追根究底，尽可能消除不增加价值作业，对于可增加价值作业，也尽可能减少完成某一作业所消耗的资源，同时，尽可能提高从客户收回的价值，以此贯穿始终，提高作业的效率和质量，促使浪费、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促使企业生产经营水平的不断提高，由此促使企业实现新经营目标——股东价值最大化。

b.改善生产经营

成本是作业引起的，形成作业的必要性可追踪到产品的设计环节。如某些产品功能过剩从而导致其成本上升。当客户不需要这些功能时，他也不愿意为此支付价格，那么厂家的耗费得不到补偿。如果厂家盲目生产而没有市场调查，则继续生产可能导致更大的亏损。如果厂家删减这些不必要功能的作业，则相应降低产品成本。在企业生产过程中，还有一些不增加价值的作业，他们导致产品成本不必要的增加。如各种形式的与生活有关的作业，因质量不符合要求而进行的加工、改制；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半成品的质量损失；产供销各个环节形成的等待和延误损失。企业可把作业管理与全面质量管理、适时生产系统相结合，尽可能提高可增加价值作业效率。作业成本管理把企业活动看成一系列作业。尽量消除不增加价值作业，对可增加价值作业，在不影响产品必要功能的前提下，选用低成本以优化资源配置。

c.优化企业决策

企业管理的重心在经营，经营的重心在决策。企业由于采用作业成本法精确计算产品成本，可以帮助管理者作出生产决策，可避免在传统成本核算下选择生产非盈利产品而放弃盈利产品的错误决策。企业为了增加盈利，必定千方百计降低产品成本。在保证产品质量前提下，企业可采用可替代的资源从而降低产品成本，实现资源优化。同时由于产品价格制定是建立在产品成本基础之上，如成本导向定价（传统的成本加成），由于作业成本法的使用为其拓宽了思路。

作业管理系统提供的信息适时对信息作业进行追踪动态反映，因而能为持续的经营决策提供准确、适时的数据。企业可对成本耗费进行控制。同时企业可以根据作业所耗费成本，进行企业业绩评价。由于在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下，对共同费用采用同一的分配标准，而不论各部门实际耗费，从而极大地损伤了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积极性。而在作业成本管理下采用“谁受益谁承担”原则，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从而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

总之，实施作业成本的过程，会使企业更深入地了解成本过程。其目标不仅在于提供准确的产品成本信息，而且通过成本管理会提高管理报告、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的水平。

4.作业成本法应用的有利条件

4.1.企业成本管理意识的增强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2.先进设备的推广及精细化管理思想的深入为作业成本法应用提供了条件

4.3.市场需求的变化为作业成本法的应用提供了基础。

市场需求的变化要求企业传统的原材料采购与产品制造过程必须发生深刻的变化，原来为采购、生产和企业决策服务的周期性的产品成本计量与控制手段、会计决策理论、业绩评价方法等也将发生相应变革，使作业成本法这样灵活多变而又科学准确的成本核算和经营管理方法具备了存在的基础。

4.4.成本结构的变化为作业成本法提供了生存土壤

4.5.其他有利条件：随着市场经济和法制化管理意识的增强，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企业逐渐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为作业中心和作业链的有效控制提供了条件；政府多年大力改善交通条件，缩短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送周期，也进一步使作业成本法具有了可行性。

5.当前企业作业成本法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5.1环境问题

5.1.1.内部环境。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管理相对落后。

5.1.2.外部环境。作业成本法未得到会计准则的认可。目前大部分企业采用制造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而作业成本法是以完全成本法为基础的成本核算方法。作业成本与传统成本会计对成本费用的界定不同将导致：产品成本内涵不同，从而成本信息不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类数额的大小与资产结构将产生较大变化；损益表中企业损益的内涵因此变化，其具体数据也将不同。这些后果都将使人们对传统的会计概念及准则产生疑问，给相关利益各方和会计人员、管理人员带来诸多疑惑。

5.1.3.社会环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激烈，企业不得不改变生产方式，但是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依靠半机械化和手工操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大量存在，生产的商品化、市场化、现代化程度不高，企业的生产方式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很大的突破。因此，作业成本法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还未形成，企业经营管理上对作业成本法的内在要求并不迫切。

5.2技术问题

5.2.1.技术基础。我国虽然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科学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不少高科技项目的研究和应用已经进入世界领先领域，但从总体上看，能将高新技术运用于生产领域的企业为数较少，企业整体装备水平仍然很落后，适应作业成本法应用的制造环境还不具备或不充分。

5.2.2.会计电算化现状。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成本法的不同之处在于采用多元化的制造费用分配标准，如果没有现代电子计算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应用，多元化制造费用分配标准所带来的庞大计算工作量将使作业成本法难以真正付诸实施。而在目前，我国会计电算化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使作业成本法的应用缺少必要的技术支持。

5.3人员素质问题

目前我们许多企业的员工素质参差不齐，短时间内难以在全员中推行作业成本法思想。另外，我国企业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总体比较低。长期以来，企业会计人员习惯按照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采用固定的模式来进行会计处理，缺乏职业判断能力。而作业成本计算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成本计算方法，不仅需要现代化手段的技术支持，更需要高素质的会计人员，否则很难保证其有效实施和达到理想效果。

5.4作业成本法本身的问题

5.4.1.作业的计量和分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5.4.2.作业成本法并没有解决好诸如厂房折旧、按人工工时分配行政性工资，这实际上仍未避免生产量对产品成本的影响，仍未完全解决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存在的问题。

5.4.3.作业成本法所提供的历史性的、具有内部导向性的信息价值的利用还没有被揭示出来，该方法能否起到改善企业盈利水平的作用还没有得到验证，所以受到人们的怀疑。

5.4.4.作业成本法并不一定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作业成本法在操作上要比传统成本法花费更多的成本，增加了成本计算和分配的工作量，从而加大了提供成本信息的代价。另外，成本动因越多，越有可能使人们忽视那些对于顾客价值和企业价值更为重要的作业和成本项目。

6.解决的对策

6.1建立有助于作业成本法实施的内、外部环境

6.1.1.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和管理制度。

6.1.2.取得政府及有关机构的支持。

6.2由点到面，逐步推广

6.2.1由企业个别部门到整个企业。

6.2.2.由个别先进企业到更多的企业。

6.3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

6.3.1.通过开展会计人员后续教育，大力培训现有会计人员的作业成本法知识，提高其业务技能水平，为推广作业成本法打下群众基础。

6.3.2.利用学校资源，将作业成本法作为重要教学内容纳入会计专业课程中，使会计专业学生在学校就对作业成本法有深入了解和研究，为推广作业成本法打下坚实会计后备人才基础。

6.3.3.提升全员成本意识，促使全员参与成本控制。作业成本法是一种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成本核算和控制方法，因此在企业内部要形成从决策层到操作层、从职能部门到班组以及所有部门、单位都重视成本、关心成本的氛围，为推行作业成本法创造良好的环境。

6.4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

作业成本法是一种科学、先进的成本核算（管理）方法，它虽然形成于高新技术生产制造系统，但作为一种以成本管理为基础，超越了成本管理本身的企业管理新思维，它并不排斥一般企业且具有较广泛的适用性。

7.实施作业成本法应注意的问题

7.1.作业成本法应与企业全面质量管理、卓越绩效管理、5S现场管理、流程再造等其它管理工具相结合。

以卓越绩效管理为例：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是引导企业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绩效的有效系统方法。卓越绩效标准中，质量的内涵不仅限于产品、服务质量，而是强调“大质量”概念，由产品、服务质量扩展到工作、过程、体系的质量，进而扩展到企业经营的质量；卓越绩效管理强调结果导向，非常关注企业经营的绩效，这里的“绩效”不只是利润和销售额，其中包括了顾客满意、产品和服务、财务和市场、人力资源、组织有效性、社会责任等六个方面的综合绩效；特别关注企业的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在比较中识别自己的优势和改进空间，增强企业的竞争意识，提升企业差异化的竞争能力；引导企业持续改进，不断完善和趋于成熟，永无止境地追求卓越；提供了许多可操作的管理方法，有助于提高企业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如提升组织领导力的方法，基于全面分析的战略制定和展开方法，评价绩效水平和组织学习的“水平对比法”等。作业成本法与卓越绩效管理相结合，可以实现成本与质量的协同平衡发展。

7.2.注重人的因素

a.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格外重视人的行为和人的心理在改进管理过程中的作用。

b.鼓励员工参与改进。有了参与权，才会有责任感。企业要提供相关资源，创造一个让员工充分参与的环境，增强员工的意识、积极性和参与程度。

c.以顾客为关注焦点。企业应当理解顾客当前和未来的需求，满足顾客要求并争取超越顾客期望。

7.3.领导层的支持和介入

7.4.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形成合力。作业成本法的导入和实施，并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它需要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生产技术、财务、市场营销等部门的通力合作。只有企业各部门各单位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以相同声音、相同的方法和相同的标准来共同工作，企业内部才能明确地、连贯地并全情投入地执行改进项目，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致信网，2009.08.20

[2]现代企业，2009.08.21

企业法论文篇6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CSR/社会责任性质/法律规制 内容提要: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超脱狭隘的股东至上主义，是对传统企业理论个人本位的修正和补充，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关注的是企业对社会利益的增进和维护，社会本位应当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对于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要求的行为和义务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无法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现，但仍然可以通过道德色彩浓厚的软法来对其进行规制。在坚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原则下，应建立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的自律机制，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他律机制。 经过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司法制度已经日趋成熟；而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研究相对薄弱，有关立法不够完善，人们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淡薄，企业违反社会责任的事情频频发生，近年来所发生的小煤窑事件、稍油水事件、吉林石化工厂爆炸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苏丹红、转基因以及波及全国乃至世界乳制品行业的三鹿事件等等，使人们开始警醒，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企业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正在给社会环境、人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带来越来越多地侵害，这些现象更严重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企业在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增进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规制？这已经是摆在了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性质分析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自奥利佛·谢尔顿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以来，企业一直被视为不仅具有经济和法律的义务，而且还要承担超出这些义务之外对社会的责任。但面对传统企业理论的批判，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支持者们显然也意识到这个概念的模糊性，于是竭力揭示其应有之义。而事实上，对本身具有模糊性的概念从内涵角度进行界定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即便是对该理论推崇备至的学者们也难以对其概念达成共识。 早在1953年美国学者伯文（H Bowen）就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对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美国学者JosephM c Guire后来明确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是指企业不仅负有经济的与法律的义务，而且对社会负有超越这些义务的其他责任。布鲁梅尔等学者则认为，应该在“企业责任”这一属概念之下把握“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其将企业责任划分为四种：企业经济责任、企业法律责任、企业道德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学者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基本区别点是企业社会责任并不一定如企业法律责任那样直接规定于法律之中。 可见学者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责任的范畴理解也不尽相同。为避免概念界定所引起的歧义，部分学者则从外延角度对CSR进行表述，较为典型的是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的做法，其列举了为数众多的（达58种）旨在促进社会进步的行为，并要求企业付诸实施。这些行为涉及10个方面的领域，分别是：（1）经济增长与效率；（2）教育；（3）用工与培训；（4）公民权与机会均等；（5）城市改建与开发；（6）污染防治；（7）资源保护与再生；（8）文化与艺术；（9）医疗与服务；（10）对政府的支持。这些行为又可区分为两类：其一，纯自愿的行为，由企业主动实施；其二，非自愿的行为，政府极力引导或者法律、法规强制落实。 对企业社会责任最为广泛引用的是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做出的一种持续承诺，按照道德规范经营，在为经济发展做贡献的同时，既改善员工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又帮助实现所处社区甚至社会的整体生活质量的改善。 中国学者对CSR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一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卢代富的观点，他认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乃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而史际春等学者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在本质上是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企业的客观要求，表现为社会对企业的期待，是企业对社会应承担的义务，包括守法、做好企业本身和对社会的道义承担。”显然后者对CSR范畴的理解要宽泛得多。 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写入法律，是我国2005年修订公司法的一个重大举措，然而《公司法》仅在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中国首次在法律中出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用语或概念。但这种规定仅仅是法律对企业的道德号召。因为除了《公司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为公司规定的法律义务外，该第5条并不为公司增加任何具体的法律义务。同样，立法者也无法对其所提出的社会责任作出明确的解释。 在2006年中国企业的首个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家电网公司2005社会责任报告》中，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所有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自然环境承担责任，以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其显然把企业所有者（股东）纳入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将企业对所有者的责任也包括在企业社会责任之内。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2008年5月14日所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上市公司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促进公司关注自身及全体股东经济利益的同时，“充分关注包括公司员工、债权人、客户、消费者及社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上市公司应增强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意识，在追求自身经济效益、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重视公司对利益相关者、社会、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非商业贡献。公司应自觉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结合，将自身发展与社会全面均衡发展相结合，努力超越自我商业目标”。其显然又是将企业对所有者的责任排除在了企业社会责任之外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和范围的理解并不一致。有着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一般包括了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等；而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仅指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总之，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概念，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都难以形成统一的界定。不过从社会责任的发展过程来看，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超脱狭隘的“股东至上主义”，是对传统企业理论“个人本位”的修正和补充，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关注的是企业对社会利益的增进和维护，社会本位应当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 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性质的责任，是否法律责任，学术界同样也有较大的争议。有的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除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之外的第三种责任。也有的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基于一定的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的企业道德责任与慈善责任，是企业在遵守法律要求而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所应担负的道德上的义务。还有的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内含法律责任、经济责任和道德责任，其中法律责任是前提，在责任体系中占据最高的位阶，经济责任是基础、道德责任是补充。而实际上，对一个模糊性的概念进行性质上的分析基本上是无法做到的。但从世界各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对CSR规范的内容上来看，应当说其既包涵了法律对企业的基本要求，又体现出对企业从社会本位角度提出的更高价值期待。 有的学者正是从这种角度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分成两类：绝对社会责任和相对社会责任。绝对社会责任是企业从事经营或管理活动所必须遵守的底线，是其最低的义务要求。就企业担负的绝对社会责任来看，主要是指企业对人的责任，如强迫劳动、健康与安全等；相对社会责任是一种有条件的责任形式，是一种不具有必然性要求的责任形式，如社会公益活动、企业精神、现代企业文化，等等。从这两者的区别可以看出，对企业绝对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应注重制裁与惩罚，是一种命令式的规制；而对相对社会责任的规制则注重宣示与评价，是一种教育与引导的规制。毕竟相对社会责任更多的是一种自愿责任，对它们进行规制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法律作为推动力量，作为行为的指引和基准，从而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确立理想的行为模式。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说：“企业首先是做得好，然后是做好事”。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管对CSR采用广义还是狭义的界定，CSR都不能说是一个确定的法律概念，或者说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和惩罚性色彩，法律不能强制社会成员必须做好事，所以CSR更加侧重体现的是企业对社会伦理期望的回应，承担的不过是一个良好“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福利的本份，反映了企业追求长远发展以及与社会和谐的价值回归。因此，CS很大成分上超越了法律的规范，应当属于社会自治或社会性规制的范畴。也就是说，企业社会责任中， 指的主要是道德义务或道德领域的角色责任，这是无法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现的。 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 如果从广义角度去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那么绝对社会责任，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和要求已经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进行了强制性规范。多数学者认为，SA8000是“苛刻的劳工标准”，其实在中国《劳动法》中都有相应规定。作为法律义务，既包括企业在个别劳动关系中保障劳动者的报酬、劳动时间、工作条件和劳动安全等方面的作为义务，也包括在集体劳动关系中不得妨碍劳动者行使团结权、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等方面的不作为义务。对此，我们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如何对企业行为进行强制化法律规范以保证企业在法律范围内履行社会责任。而困扰学界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对于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要求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对社会责任），法律能否进行规制以及如何进行规制？正如上文所述，这种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社会的价值和期望所做出的更高程度的伦理、道德层次的回应，无法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现。 但是企业社会责任不具有法的强制力并不等于不能通过法来对其进行规制。企业的“相对社会责任”虽然多是企业的道义责任和自愿行为，但它并非仅属于伦理评判和道德教化的范畴。如果失去法律的推动力量，这种自愿的行为也就失去了足够的动力；如果没有法律作为行为指引和基准，就难以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确立理想的行为模式。而道德的法律化也正是法治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轨迹。从法律的产生过程来看，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均是以道德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为指导，努力反映道德基本要求。正如哈特所言，“每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处处表明公认的社会道德和广泛的道德理想二者的影响。这些影响或者是通过立法突然地和公开地进入法律，或者是通过司法程序悄悄地进入法律”[11]。 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历程，就是道德入法的一个最好的明证。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最初是在劳工运动、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高涨的背景之下，由各种行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所推动的，许多跨国公司也纷纷制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守则。然而，社会责任运动并未停留在市场的自律阶段，而是继而引发了社会责任的立法热潮，不仅有国际法方面的立法，如各种国际组织和联合国组织订立的宣言、守则，而且各国国内的社会责任立法也此起彼伏，发达国家相继在其公司立法中加入了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般性的条款。例如，1937年德国《股份公司法》，英国1980年《公司法》，以及美国一些州的公司立法均增加了有关公司管理者应当对股东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包括公司员工、债权人、顾客、甚至一般社区民众等）负责的条款（Other Constituency Statutes）。这种社会责任条款本身无法用以在具体案例中作为判断合法或不法的依据，它仅是一种软法。虽然其多为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倡导、鼓励性规范，并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但其以社会的价值、期望为号召力唤醒企业内在的自发与自律，同样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制约和影响。例如，许多跨国公司都开始对其全球供应商和承包商实施社会责任评估和审核，只有通过审核和评估，才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些经济的制裁、市场的压力可能远比法律的强制力对企业的行为更具有约束力。 三、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坚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价值原则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然导致企业利润的付出或者成本的增加，这对于股东利益，尤其是短期利益无疑是一种损失。但从长远利益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股东利润最大化是统一的。因为企业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竖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商誉，这是企业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12]。这种“社会资本”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绝不亚于企业有形资本的投资。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应考虑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二元结合，即“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原则。 从各国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遍的做法是逐步放弃了股东利润最大化为企业的唯一目标的理念，而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认可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对企业目标的理念经历了股东至上到股东与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并重的转变，这无疑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 （二）建立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的自律机制 法律应当使企业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确立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目标，并使这种价值目标深植于企业的结构与实践之中，使企业对利益的追寻同样在责任的框架内进行，减少企业与管理者的短期利益激励，增强长期利益激励，使其自我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结合，使股东利益和利益相关者利益相一致，从而引发和促使企业的自律行为。这种自律机制的构建，主要是通过完善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来实现的。可以说，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以产权为基础的均衡契约相关者利益的一种控制机制，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基础性自律机制。由于这种自律机制的存在，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去关注、了解、遵守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诸如，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安全生产、消防、职业卫生、工人权利、以及工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定，主动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自身社会责任管理的现状进行调查和评价，强化全面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以在社会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方面，应注重强化职工、债权人、消费者、环境保护者、社区等利益相关人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制度；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审计、审核和信息披露制度，通过信息的透明和公开使那些重视企业声誉和形象的企业更能严格自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2006年9月25日所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14日所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中，也要求上市公司建立社会责任制度，定期检查和评价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执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与年度报告同时披露。 （三）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他律机制 政府的适度干预是实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手段。首先，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上，政府可以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的要求，运用税率、利率和价格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和组织结构，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 第二，建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除了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外，政府的非强制性奖惩制度也可以发挥较大作用。如政府可通过评比“消费者质量信得过单位”、“质量免检产品”、“劳动者权益保障先进单位”等活动对企业加以指导，将入选企业定期予以公示并给予税收优惠；对注重改善员工工作和生活条件、保护环境的企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不履行基本守法责任的企业拒绝给予税费减免等政策优惠等等。对此，某些政府与部门的做法值得推广。如深圳通过政府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来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帮助企业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以提升国际竞争力[13]。商务部也推出了若干举措，如在六类资源型产品出口配额招标时引入了企业社会责任审查程序，如果一家企业没有为职工按时足额交纳养老、失业、医疗和工伤等各项社会保险，或没有达到国家的环保标准，或存在明显的违法违规行为，则该企业就不具备投标资格。 第三，逐步建立企业诚信评价制度。要加快信用立法，逐步建立健全企业诚信评价制度。建立专门的诚信评价机构，围绕企业经营活动信用记录、经营行为信用、社会贡献信用、社会形象信用、企业管理信用等最能全面反映企业践行诚信状况的指标，建立能全面反映企业诚信状况的企业诚信评价制度。 第四，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标准认证。社会责任标准认证，主要是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由非政府组织出面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认证和审核机构，从社会、经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各个方面，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给予客观的评估和审核，并定期公布评估结果，使之成为权威的参考依据。现有的民间组织主要有社会责任国际（SA I）、公平劳工协会（FLA）、服装厂行为标准组织（W RA PP）、贸易行为标准组织（ET I）和工人权利联合会（W RC）等，这些组织都先后制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标准，其中SA8000是比较成熟的认证标准。SA8000是SAI于1997年创立，并于2001年修订的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包括对企业禁止使用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9个基本要素要求。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国际化、标准化、全面化，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有学者认为这些标准是以发达国家的立场和眼光来制定的，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标准常常是难以达到的，经济全球化又要求国际统一的认 证标准，这在一定意义上使得认证标准成了发达国家制约甚至制裁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手段。同时社会责任认证的商业化也会带来腐败等负面效应。我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是社会道德和社会正义实现的一种途径，这对我国当前形势下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政府所要做的应当是尽力推动企业积极履行有关社会责任标准，从而使中国企业跟上世界经济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潮流，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提高也是中国社会和民众的福祉。 最后，应当在政府的引导下，充分发挥消费者权益运动和社会舆论的作用，综合运用各种机制，构建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外部环境。 注释: 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 马力，齐善鸿.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评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2）：42. 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71，71，96. 史际春，肖竹，冯辉.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义务、道德责任及其他[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9-51，48，48. 李立清，李燕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 王玲.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性质、特征和内容[J].法学家，2006，（1）：136-142. 刘继峰，吕家毅.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扩展与协调[J].法学评论，2004，（5）：143-147. 杜中臣.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方式[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5）：39-46. 李义平.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无限扩张[EB/OL].h ttp：//th eory.pe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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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论文篇7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强，而其权益保护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影响到民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当前南昌市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的状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法和途径。本课题组和南昌市工商联于2005年10月20～30日对南昌民营经济代表人士、民营企业家分别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55份，回收有效问卷124份。多数受访者认为南昌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大有改善，对发展的前景有信心，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二、民营企业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一）民营企业权益保护的现状

本次调查问及“您在过去一年中是否感觉到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过侵害”时，答“是”占34．62％，答“否”占47．12％，答“不知道”占18．27％。当问及“在投资经营过程中，您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法律保障”时，答“能”只占9．43％，答“不能”占15．09％，答“基本能”占75．47％。调查表明，随着民营企业在发展当地经济中作用的提高，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日益受地方政府关注，但侵占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现象仍存在。当前，我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要素还不能完全由市场进行配置，有些政府官员仍习惯沿用传统思维指导市场经济，因而其合法权益不时受到侵犯。

（二）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主要表现

1、民营企业身份的不平等待遇

民营企业面对的方方面面不平等待遇主要在于：（1）观念不平等。当调查问及“您认为我市政府和金融企业的人员中是否在观念上对民企有偏见”，答“有”占20．18％，答“基本上有”占68．42％，答“没有”仅占11．40％。由此来看，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偏见认为民营企业是一种“边缘性经济”的观念还很严重。（2）银行贷款不平等。调查显示，南昌民营企业开创资金81．34％是自筹，从国有银行获取的贷款不足20％，属于最难获得贷款的群体。本次调查问卷显示，南昌民营企业规模较小的第一位原因是资金短缺。资金问题是目前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大难题，近几年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较快，形成了股票、贷款、债券、项目融资、财政支持等六大融资方式，但是除短期信贷以外，其他融资渠道对民营企业的开放度很低。在征询“你认为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困难的主要原因”时，回答“贷款条件苛刻”、“歧视民营企业”、“缺少担保机构”的比例占74．38％。企业所有制的歧视，中小企业缺少担保机构，都使民营经济缺少融资渠道，缺少融资的稳固平台，进而使其生产力得不到解放。（3）税赋和法律方面的不平等。税赋方面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严重的所得税重复计征。从现行的内资、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来看，对民营企业有失公平。特别是那些独资经营的民营企业，在企业交了33％的利税后，还要交高达20％多的个人所得税，不仅加重了税赋负担，还使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不能在同等条件下开展竞争。本次调查当问及“您目前在经营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时，回答“税赋偏重”的列第三位。法律方面主要是民营企业在各类产权和产权关系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比例达35．52％），往往在事件的仲裁上更多地被歧视（比例高达85．85％），等等。（4）信息不对称是民营企业遭遇不平等待遇的又一体现。调查表明，当问及“您是否能通过公开渠道获得政府颁布的各类文件”时，答“不能”为39．02％，答“部分能”为56．9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渠道畅通与否对企业的决策和发展非常重要。由于民营企业没有具体主管部门，来自政府部门的信息多不能及时传递而坐失不少良机。

2、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利难获保障

您认为民营经济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

选项

比例

投资经营权得不到保障

31．43％

企业生存权受到侵害

22．86％

财产占有权受到侵占

3．81％

投资收益权难以保障

45．71％

从上表可知，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受种种因素限制，民营企业往往不能以平等市场主体的身份开展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与国企和外企相比显然处于弱势。常有一些部门借矛盾和冲突牺牲民营企业的利益以求所谓一时安稳。

3、市场准入权利的歧视性待遇

调查表明，认为市场存在准入壁垒的比率高达86．54％。目前一些垄断和半垄断行业，民营企业难以进入。加入WTO以后，许多过去的垄断性行业已经逐步允许外资企业进入，但民营企业仍被拒之门外；有些行业即使允许民间投资进入，但投资比例、投资形式受到许多限制。当问及“您认为在土地审批方面，对民企用地的审批程序和面积限制是否严于国企和外企”时，回答“不是”仅6．12％。当问及“贵企业是否能享受到和国企一样的优惠政策”时，回答“能”仅2．68％。

4、部分职能部门对民营企业的管理和服务有失规范

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在转变职能，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等行政服务方面存在不足。调查显示，被调查者9．02％认为行政机关办事程序公开，79．51％认为基本公开，另有10．66％认为行政机关办事不公开。只有4．07％认为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较强，有89．43％认为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一般。被调查者21．32％认为行政机关工作效率较高，而78．68％认为不高。在“您与政府部门交往中，主要遇到哪种情况”的问卷回答中，56．48％认为“只有收费、检查、处罚时才见到人，企业困难时却坐视不管”，认为“执法粗暴”占25％，认为“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占47．22％。

从调查问卷看，“三乱”问题仍然普遍存在，久治不绝。当问及“您认为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中‘三乱’现象是否严重”时，答“严重”达7．12％，答“比较严重”达69．37％。当问及“您与执法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吃拿卡要的行为”时，答“有一些”达34．58％，答“个别”达60．75％。在“三乱”的重压下，民营企业再投资的动力和能力无疑受到制约。

三、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和保障的原因分析

（一）观念因素

虽然民营经济已受《宪法》保护，政府对发展民营企业的政策和制度已经大大改善，但是许多人对民营经济仍持有“补充论”、“有限利用论”等观念，仍存有歧视和偏见。长期以来，涉及民营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和制度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系统性的“次国民待遇”问题，导致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不公正受损。

（二）法制因素

1、立法方面的原因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在保护民营企业私有财产方面还不完善，有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有的已不适应民营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法律保障存在的问题：（1）《刑法》对侵犯私人财产的处罚比侵犯公有财产的处罚定罪、量刑明显不一致，侵犯私人财产明显处罚轻。（2）对公、私财产的法律规定存在区别，保护原则和水平不完全一样。相关法律文件中不仅对民营企业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存在一些不合理的规定，甚至个体业主与外国投资者同属私人财产所有者，在保护上也存在差别。（3）我国至今没有制定出保护财产所有者财产权的《物权法》，对剥夺和限制私人财产应当具备的依据和条件没有明确规定。（4）事关民营企业的法律问题上，行政性法规多，体现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等市场经济原则的法规少，立法滞后而且不乏不公平之处。立法上对民营企业应尽的义务规定多，而对其应享受的权利规定少，形成权利与义务不对称。

2、司法、执法方面的原因

调查中，民营企业主71．25％认为投诉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68．37％和27．55％遇经济案件审结后“执行不顺利”和“无法保障执行”。目前，从司法来看政府官员“依权监管”、“权大于法”的格局依然普遍存在，司法机关的“地方化”和“行政化”一方面使民营企业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的努力难以行通，打官司费力耗时而且胜诉可能性小，另一方面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司法机关处理民营企业问题力不从心，民营企业因而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调查显示，使民营企业权益得不到实际保障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执法部门行为的监督不力。在执法过程中，某些执法者不是根据法律规定而是根据对自己有利的理解来执行法律，有的利用法律的漏洞曲解法律，进行乱罚款、乱摊派、乱收费。有的执法者也因此敢于无视法律裸地践踏法律，进行敲诈勒索、索贿受贿。

3、民营企业法律意识淡薄

调查显示，大多数民营企业认为法律是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维权的武器。其合法权益受侵害时，宁愿上访而不愿意诉讼，宁愿找党委和政府而不愿意找法院，不能正确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选择“向政府部门投诉”或“算了”作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最可能采取的方式，比率分别为28．57％和20．95％，缺乏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

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遵守法律的意识淡薄，缺乏信用，对其内在保护和外在保护产生很大牵制，影响了自身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论文关键词】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现状调查成因分析

【论文摘要】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权益保护的问题日渐突出，影响民营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对南昌100多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本文考察了民营企业权益保护的现状，并试图从现阶段立法、司法以及执法等角度分析相应的成因。

参考文献

[1]成思危．努力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N]．人民日报，2003－02－24．

[2]吴敬琏．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面临五大问题[EB／OL]．http.／／www．drcnet．com．cn／，2002．

[3]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第十六次季度论坛：“修宪后如何保护私有财产”研讨会综述［Z］．

企业法论文篇8

(一)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即企业对社会承担的所有责任的总和，源于20世纪初美国关于企业对其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的理念。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应当包括:对雇员的责任，对消费者的责任，对债权人的责任，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的责任，对所在的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对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美国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三个方面:经济责任、政治文化责任和环境责任。

(二)企业环境责任

多数学者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企业环境责任源于企业社会责任，并且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企业环境责任进行了研究，但对于企业环境责任的具体含义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笔者同意，企业环境责任的较为全面完整的含义应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切实履行实施清洁生产、合理利用资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和充分回收利用等义务并对外承担积极参与自然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责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企业环境法律责任

企业环境责任包括企业环境道德责任和企业环境法律责任。前者指环境道德规范对环境法主体的约束，即环境法主体若违反环境道德规范，应承担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后者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环境法主体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具体包括环境民事法律责任、环境行政法律责任和环境刑事法律责任。环境法律责任是企业目前承担环境责任的主要形式，本文着重阐述企业在法律上的环境责任，即企业环境法律责任。

二、企业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依据

(一)法理依据

企业承担环境法律责任是公平正义理论的要求。公平正义是法律追求的终极目标。“一个社会，无论效益多高、多大，如果它缺乏公平，则我们不会认为它就比效益较差但较公平的社会更理想”。“制度是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及它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这些规范指定某些行为类型为能允许的，另一些则为被禁止的，并在违反出现时，给出某些惩罚和保护措施”。资源和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理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企业在开发利用资源以及向环境中排放废弃物的同时，必然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利用资源、享受良好环境的机会，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企业获得经济利益，而其他社会成员承担资源缺乏和环境恶化的不利后果，这无疑是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因此，企业承担环境法律责任是法的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二)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第九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环境权的概念，即“每个人都有在良好的环境下生活的权利，并且这项权利应该是可诉的权利”，按照该学者的观点，环境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包括国家、法人、公民，企业作为环境权主体之一，其在利用自然资源时，不得侵害其他主体的环境权，否则构成权利滥用，要承担相应环境法律责任。

(三)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规定

学者一般认为《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律。如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此外，我国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基本法律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也是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法律依据。关于其具体表现，本文在第一部分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内容中已做具体列举，不再详述。

(四)有关环境保护的单行法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规定

我国的环境保护单行法分为两大类:一是以防治环境污染为目的的法律，具体表现为针对大气、水、土地等制定的污染防治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二是以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为目的的法律，如《森林法》等。

三、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实现途径

(一)在立法层面，制定、修改、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规

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承担必须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前提。一方面，通过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确立公民在环境方面的具体权利;另一方面，补充、修改、细化现有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并建立相应新制度与之配合。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律部门，相关法律法规不可谓不多，但内容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尤其是关于环境责任的规定，多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来说，有关环境法规中关于企业环境责任的规定多为原则性规定，具体措施鲜有涉及，尤其是对于企业造成环境污染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相关规定更是少之又少。由于相关规定不明确具体，缺乏可操作性，最终导致有法难依。因此，要完善、细化、解释相关环境法规，明确企业的环境责任，使其具有拘束力。

1．将公民环境权纳入宪法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学者基于人权理论，提出了环境权的概念，并主张将环境权写入宪法，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宪法权利。根据有关学者观点，“环境权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的以环境及其构成要素为客体的权利，环境权有多层次含义，其中最基本的是基本环境权，即公民依法享有的得到和享受清洁、健康和美丽的环境的权利”。笔者也赞成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纳入宪法。因为自然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没有一个好的自然环境，人类就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更谈不上从事其他一切活动，而当前各种环境问题已突出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它上升到宪法的高度，以重视、改善、保护和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2．制定一部专门的环境法

我国目前环境立法或表现为单行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或分散在其他部门法中，如行政法、民法、刑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对此有学者建议制定一部专门的环境法。笔者认为在环境形势如此严峻、已成为全球问题的今天，有必要像侵权责任法一样，制定一部专门的环境法，以更好地应对环境问题。

3．地方人大和政府恰当行使地方立法权

地方政府拥有行政执法权，因此，在环境保护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应针对本地区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使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有法可依。

4．完善、细化现有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1)细化、完善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由于环境责任具有特殊性，因此，建议除了传统民事责任形式，将责令限期治理、恢复环境原状等特殊责任形式纳入环境法律责任形式中。我国目前刑法分则中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仅有14个罪名，这是远远不够的，建议扩大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以便更好地预防环境犯罪。

(2)由于环境侵权行为涉及范围广，危害性大，而我国现有法对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惩罚力度小，企业违法成本低，惩罚对其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因此，建议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3)建议实行企业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对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企业，应强制其建立责任保险，并扩大责任保险的范围。(4)建议实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并将此制度法制化，使其成为环保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制定配套的操作程序和救济途径，使企业行为处于公众监督下。

(二)在司法层面，注重法的实施，建立、完善环境诉讼法律制度

1．完善环境侵权的司法救济途径，在环境诉讼中坚持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

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姑息纵容，而法院迫于地方政府压力，难以做到公正处理案件，司法的独立性受到削弱。此外，环境侵权涉及的知识比较专业，并且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是长期和隐形的，短时间内未必发生“重大污染事故”，“企业隐性的污染行为和显性的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和多大程度上的因果关系，这些都需要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而多数法官欠缺这方面的专门知识”，环境侵权的司法救济之路更加难走。因此，一方面，司法人员应努力提高处理环境侵权案件的业务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应改革、完善环境侵权审理制度，坚持司法独立。

2．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指社会成员，主要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的情况下，为维护环境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政府而向法院的制度。由于环境污染有不特定性，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产生活造成威胁，因此，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世界立法趋势。环境公益诉讼在国外已经得到成功实践，关于其具体操作，我国法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

(三)在执法层面，行政执法机关应加大执法力度

由于企业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放宽甚至放纵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监管，我国法律规定了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方式，但由于上述原因，执法部门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常常采取较轻的处罚方式，对违法企业而言，法律责任毫无威慑力可言，因此，执法机关应转变执法理念，严格依法执政。具体来说，执法机关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使环保意识淡薄和环境违法企业受到规范和约束。首先，各级政府应加强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引导和监督，建立督促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奖惩机制和环境责任监督评价体系，对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进行严厉惩罚，对积极遵守环境法规的企业给予奖励和支持。其次，建立严格行政审批制度。对有潜在环境污染可能的企业，政府实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对有潜在环境污染可能的项目，政府在审批时可予以限制或否定。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加大环保宣传来帮助企业增强环保意识，倡导公众树立绿色消费观，建立完善的环境质量监督体系等。

(四)在法律监督层面，健全监督机制，加强社会监督

充分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形成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外在约束。首先，公众监督是督促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重要途径，公众有环保参与权，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公民对破坏环境的行为有检举和控告的权利，公众的环保参与权要通过环境知情权来实现，而环境知情权要通过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来实现，要为公众提供环保参与权的具体途径，使公众监督落到实处。其次，充分发挥网络监督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网络监督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很多环境问题都是通过网络曝光引起关注的，通过网络这种方式可以对违法企业和当地政府形成舆论压力，迫使他们承担环境责任。最后，充分发挥媒体和社会舆论的作用，形成督促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社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