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药理学论文范文

中药药理学论文篇1

1.1研究工具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此量表共90个条目，归纳为9个因子，即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每个因子采用5级评分（无=1，严重=5），得分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分别评定9个因子分和总均分[3]。

1.2对象

整群随机抽样某中医药大学5个学院30个班在校大学生，统一指导语，以班为单位团体无记名问卷调查。回收问卷1260份，有效问卷1208份，有效率95.9%，平均年龄20.6岁。

1.3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录入Excel后，应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t检验等统计学处理与分析，并与金华、吴文源对13个地区781名青年进行调查所建的全国青年组常模作t检验比较[4]。

二、结果

2.1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

根据SCL-90手册说明，各因子分≥3表明心理痛苦水平达到中等程度以上,提示有明显的心理问题[3]。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各因子检出情况见表2。结果显示在10个因子中，检出率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强迫、人际关系敏感、偏执、附加因子、抑郁。因子分≥3分的人数有244人，占调查人数的20.20%。

2.2中医药院校大学生与全国青年常模的比较

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在强迫、焦虑和精神病性3个因子均分高于全国青年常模[4]，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偏执因子低于全国常模，躯体化和恐怖因子均分无明显差异。2.3中医药院校不同性别大学生心理问题比较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性别大学生SCL-90评定结果进行比较，专业、年级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性别间个别因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男生各因子得分均高于女生,其中躯体化、敌对、偏执、精神病性、附加因子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讨论

本调查显示，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各种心理健康问题的总检出率为20.20%，突出表现为强迫和人际关系敏感，与前人的研究一致[5]。中医药院校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其特殊性，因子均分与全国青年常模比有的高有的低。与国内的大多数研究显示大学生心理健康较正常人群青年组差的结果不尽一致[6]。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在强迫、焦虑和精神病性3个因子均分明显高于全国青年常模，这是因为中医药院校大学生有繁重的学习任务，既要学中医又要学西医相关知识，同时承担着救死扶伤的重任，面临学业、就业和社会的多重压力，容易诱发强迫、焦虑和精神病性心理问题。而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偏执因子明显低于全国常模，这可能与学校的心理健康辅导及所学医学知识增强了自我调节能力有关。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男生在躯体化、敌对、偏执、精神病性、附加因子的均分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女生的心理健康优于男生。这一结果与本课题组先前调查本校大学生女生更倾向于应用解决问题、求助等积极的应付方式，而男生更多应用合理化应付方式结果相吻合[7]。

这可能与男女社会化和性别角色的发展过程，传统的观念和社会角色使得男生有泪不轻弹，作为“男子汉”应默默地承受一切，通常不善于交流与沟通，自我中心倾向明显，社会、家庭的过高期待使得男生有很强的事业心、责任心，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压力无疑给男生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而男生不善于积极应付压力，导致其心理越来越脆弱。女生在学习中仔细认真，比男生成绩稳定，而且合群性强，爱交流，同龄伙伴相互支持，面对压力能积极应付，使女生变得更自信，所以心理健康水平较高[7]。

综上所述，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较高，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应该重视加强大学生尤其是男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其内容不仅涉及学习、生活、生涯等诸方面问题，而且必须兼顾到极少数有障碍学生的心理诊断和矫正。

中药药理学论文篇2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科学

近代以前，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学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中医药学是科学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兴盛，传统文化因遭到摒弃而衰落，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都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中医药学既因其文化特性使本身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导致人们对其认同度降低，又因与传统文化的剥离，而遭遇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发展历程与中医药事业发展实践表明：中医药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开展与进步，中医药文化研究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必须大力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复兴和弘扬中医药文化，真正实现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复兴与进步。

1.“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中医药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诞生的一朵人类文明的奇葩，与传统文化是紧密合一的。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加之中国知识界科学救国的急切心理，反传统文化思潮在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正常继承和发展，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就要求中医药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必须构建和培育继承与创新的土壤，“中医药文化”作为特殊概念应运而生。

“中医药文化”的提出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对其内涵学界多有歧义。2005年8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对“中医药文化”的含义进行了初步阐释：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会议还确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即以中国哲学、文学、史学为基础，以中医典籍、中医名家、中医文物、中医史迹为对象，研究中医理论与临证发展规律、中医名家学术思想、中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及名家风范，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为区域中医药文化发掘，为中医药院校、医院、企业文化建设，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交流、传播服务，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这是国内学界首次确定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核心与范围，对进一步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对于“中医药文化”的定义学界还应进一步开展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领域。尤其要具有构建学科的意识，既要有学科概论性质的综合性研究，又要进一步划分研究领域，形成系列分支学科，并进行相应课程的建设。

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史阶段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发展相关的文化环境的变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医药文化研究的低潮时期。20世纪的中国始终存在一种反传统文化的思潮，阴阳五行学说遭到学术界的否定，对中医药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西学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反传统文化思潮给中医药造成了严重后果，新中国成立初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在对待中医药上存在对待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的心态，认为只有来自于西方文化的西医是科学的、进步的，而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是不科学的、落后的，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抬西抑中、以西代中，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针对甚嚣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曾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又说：“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歧视中医药的现象，毛泽东发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我国巩固的医药卫生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把“团结中西医”作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之一。在毛泽东的保护和支持下，中医药学术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中医药学术被提升到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地中医中、高等学校相继成立，中医药教育一改两千年来的师徒相授模式。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转变，则很难真正正确认识和传承、发展中医药。当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地接收”，而实际情况是批判容易，接收难。而且在“新文化”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传统文化具有一种怀疑心理，阴阳五行理论也得不到认同。在“中医不科学论”思想的指导下，中医药发展走向了以西医改造中医的歧途，以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为准则，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研究方法解释、整理、提高传统中医药就构成了当时中医药发展的主流方向，这种研究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孤立地将中医药定位于科学技术，把西医的一套科研方法强加在中医药的科研头上，用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用西医的“辨病施治”取代中医的“辨证施治”，进而取消中医药学的灵魂，取消中医药学的文化底蕴，其结果是偏离了中医药发展的轨道，在发展中医药的同时扭曲了中医药。受此影响，当时顺应时代的全国统编教材就有许多不足之处，使中医药教育出现偏差。1962年7月16日，北京中医学院“五老”给卫生部党组上书大力提倡传统中医理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呼吁大大增加中医课程的学习。正当中医药教育界总结中医药院校初期教学经验，讨论修改中医药教学计划，使中医药教育更侧重于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教学时，“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使传统中医药理论与传统文化再次陷入被批判的境地，对中医药事业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二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兴起。基于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医药的文化特性逐步明确，中医药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文化政策。以1984年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和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为标志，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了反思和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研究。1991年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北京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江泽民同志题词：“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中医药文化研究热在中医药学术界酝酿，并取得了系列成果：专题学术著作相继出版；相关学术会议如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及文化国际会议（1990）、中医文化研讨会（1991）、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暨首届中美医学文化恳谈会（1994）、95’中国医学文化学术研讨会（1995）、国际佛教医学暨港台中医文化学术研讨会（1996）等陆续召开；《医古文知识》（1993）、《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上海中医药杂志》（1997）、《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通过这种研究，中医药学单纯科技定位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要用文化定位丰富和补充其科技定位。对中医药文化品性认识的提高为中医药学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一是明确区分中医药学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健康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的认识前提。中医药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医药现代化首先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但其蕴含的科学精神容易被其人文方法遮蔽，在中医药研究中，混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界限，误以科学手段和方法研究本属于人文文化的原理，只能导致混乱和人、财、物的浪费，如不加以注意，甚至可能导致伪科学泛滥。二是中医药现代化不仅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是中医药人文文化的现代化。中医药不仅是科学，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是发展中医药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中医药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对中医药基础的现代研究必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相结合。中医药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外，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目前西方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从更广阔的社会心理文化背景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这正与中医药学的人文精神相吻合。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程，应该说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中医药文化研究有过于拘泥于古代文化传统的倾向，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宗旨是立今鉴古，不但要具有历史意识，而且要具有现代视角和当下意识，不但要总结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吸纳现代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目前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医药文化不能独立于文化全球化之外。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绝不能故步自封、过于保守。要科学分析文化全球化形势，树立中医药文化的自信，展现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使中医药文化成为文化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中医药文化研究者具备保持中医药文化特质的能力，具备吸纳先进文化发展中医药文化的能力，具备与西方异质文化对话与融合的眼界和能力，从而保持中医药文化健康发展。尤其在对外交流上，由于中医药学独特的文化形式不具有科学文化的超越性和普适性，很难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理解和接受，导致中医药学至今还得不到国际的普遍认同。至今，能从根本上承认和接受中医药的人群还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地区。而在欧美地区，中医药则很难进入正规医疗体系或通过他们所谓的认证，这就对广大中医药文化研究者提出了新任务和要求。

3.中医药文化研究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的基础工程

中医药文化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的前提，否则中医药发展就会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医药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有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发生发展，才能真正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比如，不了解阴阳概念，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起源。再如，中医药理论与易学、道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医药典籍中存在大量以《周易》中的词汇命名药物、方剂、医籍的现象，甚至以易象、易理阐发、说明医理等。潘雨延先生说：“究夫《内经》作者的哲学思想，全部发挥老子的思想……”[2]刘力红先生也说：“我们知道中医的确有很浓厚的道学思想……因此在《内经》里，我们既可以看到许多易学的东西，又可以看到许多道家的东西。”[3]不深入了解易学、道学，就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内涵和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在整理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方面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和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体的现代普通教育的推行，使国人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大大改变，并未能从根本上恢复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的本来面目，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表现在中医药教育上，习惯于数、理、化现代科学思维模式的中医药大学生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而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

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立足于比类取像的思维方式，以阴阳、五行、气等主要概念构建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历史验证，面对当前唯科学主义的困境，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意义。面对这样一份宝贵的遗产，只有在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其理论精髓和文化内涵，才能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而避免走上中医西化，甚至以西代中的歧途。

4.中医药院校应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中医药院校作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专门教育机构，承担着弘扬光大中医药文化的历史重任。不同类别的学校应积极营造独具特质的校园文化，积极培育在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修养，作为中医药院校来说就应当积极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使学生切身感受到中医药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以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接受中医药精髓，形成中医药内在文化的创新能力。

4.1校园环境建设必须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好的中医药院校校园环境应使人处处感受到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如建筑风格、校园景点布置、校风、校歌、校园网等，甚至建筑物和校园道路的命名都可以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建设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4.2教学中必须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要加大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有条件的学校应开设中医药文化课程。注重中医药的文化品性，使学生不但学习中医的“技”，更要形成中医药独特的思维方式，养成中医药从业者独特的文化品性。尤其要重视教材建设，“现在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文革”之后，中医教材建设没有能积极地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理论体系，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方面是不理想的，不是发展了而是萎缩了”[4]。

4.3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中医药根植于传统文化，离开传统文化，中医药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古代俗语“秀才学医，笼中抓鸡”形象地说明了传统文化知识背景对学习中医药的重要作用。倘若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则很难成为中医名家，中医药理论难以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当前很大一部分中医药院校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急功近利，既不具有历史意识，又不具备长远眼光，与传统文化密切关联的主干课程――医古文越来越被边缘化，其他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更只是作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终只会导致中医药的异化和弱化。

目前，中医药界特别是许多名老中医对中医药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医理论功底薄弱、中医基本技能不扎实、“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等问题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并建议加大中医教育改革力度，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的中医药人才，加大中医药文化的研究与课程建设是当前中医药院校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中药药理学论文篇3

摘要：本文集止痛中药传统理论研究、现代实验研究、临床应用研究等药性相关文献于一体，是对历代止痛中药文献进行的一次大集结。文章采用拉网式搜索、穷竭式收集、主题式筛选的方式，在占有大量文献基础上，进行中药止痛机制的传统理论文献研究，分析各种因素的相关性，完善止痛中药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止痛中药；药性理论；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R285

止痛中药的应用历史悠久，临床应用十分广泛。它不仅能减轻和消除患者的痛苦，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疼痛病因，标本兼治，提高病愈率，特别对某些重度顽固性疼痛疗效卓著，体现出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因而受到历代医学家的重视。笔者经过广泛调查古今对止痛中药的研究概况，现归纳如下：

1．关于止痛中药的传统理论研究

止痛中药传统理论的原始记载，多见于历代诸家本草，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吴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中华本草》对历代本草进行了一次大集结，其中关于止痛中药的记载，散见于各类中药的文献中。这是迄今为止对止痛中药的传统理论最具权威性的总结。只因不是专门性的止痛中药文献专集，卷帙浩大，翻检不便，对止痛中药的研究缺乏针对性的指导意义。《止痛本草》是一本集古今运用中药止痛药物理论、临床和实验研究的专著，广泛搜集中药各种止痛药，分类进行各项研究，集中古今医家用药的理论、经验及现代药理研究，这不但可作为各种痛证辨证用药与专方专药的运用依据。而且对寻找研制各种止痛药也可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

2．关于止痛中药的现代实验研究

关于止痛中药的现代实验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

2．1止痛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

随着中西医学的相互渗透，止痛中药的现代实验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近二十年的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杂志及《中华本草》《现代中药药理学》等文献进行普查，发现已有300余种中药被实验证实有镇痛作用。其中一部分药物是经古代本草文献明确记载有“止痛”功能者，如延胡索、吴茱萸、五灵脂、没药等。也有一部分是古代本草并未记载有“止痛”功能者，如灵芝、党参、海参、土茯苓、天竺黄等，是在实验研究中被发现有止痛作用。这说明止痛中药的筛选十分必要。对止痛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有多方面的，如：①生物碱类镇痛活性成分的研究，延胡索乙素是生物碱的典型代表。吕富华在“延胡索的止痛作用的比较”一文中总结：“实验表明，延胡索总生物碱的镇痛效价为吗啡的40％，且镇痛作用乙素>丑素>甲素。”皂苷类镇痛活性成分，李小川在“怀牛膝总皂苷镇痛作用研究”一文中总结：“对怀牛膝总皂苷采用化学刺激、热刺激进行大、中、小3个剂量的镇痛实验观察，结果显示有明显的镇痛效果，且作用与剂量呈现一定的量效关系。”另据研究证实，人参皂苷、白芍总皂苷、柴胡皂苷等均有明显的镇痛作用。⑧酚、酮、醛类镇痛活性成分，原田正敏“桂皮药理学研究”文中说：“桂枝醛对醋酸所致小鼠扭体反应有显著抑制作用”；末川在“生姜た关さざ药理学研究”文中说：“丹皮酚可使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反应次数减少，抑制率50％。”

2．2止痛中药镇痛机制的研究

现代医学对止痛中药的镇痛机制做了大量研究，不仅找出了止痛中药的许多有效镇痛成分，而且也阐明了止痛中药的一些镇痛机制。吴承艳在“止痛中药的研究与思考”口文中，对止痛中药镇痛机制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归纳为6个方面：①中枢镇痛；②麻醉镇痛；③抗感染镇痛；④解热镇痛；⑤解痉镇痛；⑥抗凝镇痛。

3．关于止痛中药临床应用的研究

止痛中药临床应用的研究，以专著居多，如唐迎雪主编的《止痛中药临床应用》，收录止痛中药88味。对每一味药物的性味、归经、功能应用、用法用量、使用宜忌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表述，非常实用。张卓主编的《疼痛中药特效秘方大全》，董连荣主编的《古今止痛验方大全》螂则以止痛方剂为重点。在论文方面有：肖金撰写的“止痛方药的临床应用”，将止痛方剂分为：清热止痛方、祛瘀止痛方、温经止痛方、祛风除湿止痛方，亦是以方为主、以方带药的论述。王顺成撰文“痛症的病因病机与止痛中药的临床应用”，首先分析痛症的病因病机，然后将止痛中草药分为：解表止痛药、祛风湿止痛药、活血化瘀止痛药、行气止痛药、温里止痛药、麻醉止痛药、清热止痛药7大类。每类举出4～5味代表药物，论述其止痛功能与适应证吲。以上研究是以实用举要为主，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文献研究。

还有一些关于古今名医治痛经验的评述：如赵天才等撰文“张仲景治痛十四法”，总结了张仲景治痛症的内治法与外治法。内治法包括：解表治痛法、散寒除湿治痛法、和解治痛法、表里双解治痛法、呕吐治痛法、攻下治痛法、温补治痛法、行气治痛法等。外治法包括了搐鼻治痛法、针刺治痛法等。该文对止痛的治疗法则及给药途径进行了发掘㈣。韩学杰等撰写“沈绍功教授痛症辨证论治经验”一文，对沈氏从医四十余年的经验进行总结。提出辨证分为虚实、部位划分7类、病性分为寒热等思路与经验。

4．关于毒剧止痛中药的研究

止痛中药虽然毒性较大，但生物活性亦强，止痛效果好。若临床应用恰当，确能起沉疴顽疾。若用之失宜，则祸不旋踵。为了充分发挥毒剧止痛中药的独特疗效，防止毒副作用。很多医者对毒剧止痛中药的合理应用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研究。如唐迎雪的论文“毒剧止痛中药的合理应用体会”，总结出临床应用的几条原则，如：①宜于顽痛；②作用为主；③炮制得法；④合理配伍；⑤控制剂量；⑥选择剂型；⑦煎服相宜。该文对临床应用毒剧药物止痛具有针对性很强的指导作用。朱建伟撰写“马钱子碱镇痛作用及其药效动力学研究”一文，认为马钱子碱具有肯定的镇痛作用，药效强度较高，维持时间较长。

5．对止痛中药研究的动态综述

吴承艳撰文“止痛中药的研究与思考”中，将该领域里的研究总结为4个方面：①古代文献对止痛中药的收录研究。②古代医家对止痛中药用药特点研究。③止痛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④止痛中药镇痛机制的研究。吴氏在“对止痛中药研究的思考”这部分内容里，首先提出了“必须加强中医药文献的系统研究。”她说：“在大量的方剂文献中能寻找出有效的止痛中药。本草文献更是直接记载前人使用中药、研究中药的重要信息之源。因此进行中医方药文献的系统研究，对加快止痛中药的研究与开发起一定的重要作用”。吴氏之说确为真知灼见。

6．对止痛中药药性理论的文献研究

该类研究目前尚属空白。长期以来，人们缺乏对药性理论研究的重视。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加之缺乏文献集结的基础。使止痛中药要性理论的研究出现空白。

中药药理学论文篇4

    论文摘要:本文集止痛中药传统理论研究、现代实验研究、临床应用研究等药性相关文献于一体,是对历代止痛中药文献进行的一次大集结。文章采用拉网式搜索、穷竭式收集、主题式筛选的方式,在占有大量文献基础上,进行中药止痛机制的传统理论文献研究,分析各种因素的相关性,完善止痛中药的理论体系。

    止痛中药的应用历史悠久,临床应用十分广泛。它不仅能减轻和消除患者的痛苦,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疼痛病因,标本兼治,提高病愈率,特别对某些重度顽固性疼痛疗效卓着,体现出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因而受到历代医学家的重视。笔者经过广泛调查古今对止痛中药的研究概况,现归纳如下:

    1.关于止痛中药的传统理论研究

    止痛中药传统理论的原始记载,多见于历代诸家本草,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吴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中华本草》对历代本草进行了一次大集结,其中关于止痛中药的记载,散见于各类中药的文献中。这是迄今为止对止痛中药的传统理论最具权威性的总结。只因不是专门性的止痛中药文献专集,卷帙浩大,翻检不便,对止痛中药的研究缺乏针对性的指导意义。《止痛本草》是一本集古今运用中药止痛药物理论、临床和实验研究的专着,广泛搜集中药各种止痛药,分类进行各项研究,集中古今医家用药的理论、经验及现代药理研究,这不但可作为各种痛证辨证用药与专方专药的运用依据。而且对寻找研制各种止痛药也可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

    2.关于止痛中药的现代实验研究

    关于止痛中药的现代实验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

    2.1止痛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

    随着中西医学的相互渗透,止痛中药的现代实验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近二十年的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杂志及《中华本草》《现代中药药理学》等文献进行普查,发现已有300余种中药被实验证实有镇痛作用。其中一部分药物是经古代本草文献明确记载有“止痛”功能者,如延胡索、吴茱萸、五灵脂、没药等。也有一部分是古代本草并未记载有“止痛”功能者,如灵芝、党参、海参、土茯苓、天竺黄等,是在实验研究中被发现有止痛作用。这说明止痛中药的筛选十分必要。对止痛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有多方面的,如:①生物碱类镇痛活性成分的研究,延胡索乙素是生物碱的典型代表。吕富华在“延胡索的止痛作用的比较”一文中总结:“实验表明,延胡索总生物碱的镇痛效价为吗啡的40%,且镇痛作用乙素>丑素>甲素。”皂苷类镇痛活性成分,李小川在“怀牛膝总皂苷镇痛作用研究”一文中总结:“对怀牛膝总皂苷采用化学刺激、热刺激进行大、中、小3个剂量的镇痛实验观察,结果显示有明显的镇痛效果,且作用与剂量呈现一定的量效关系。”另据研究证实,人参皂苷、白芍总皂苷、柴胡皂苷等均有明显的镇痛作用。⑧酚、酮、醛类镇痛活性成分,原田正敏“桂皮药理学研究”文中说:“桂枝醛对醋酸所致小鼠扭体反应有显着抑制作用”;末川在“生姜た关さざ药理学研究”文中说:“丹皮酚可使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反应次数减少,抑制率50%。”

    2.2止痛中药镇痛机制的研究

    现代医学对止痛中药的镇痛机制做了大量研究,不仅找出了止痛中药的许多有效镇痛成分,而且也阐明了止痛中药的一些镇痛机制。吴承艳在“止痛中药的研究与思考”口文中,对止痛中药镇痛机制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归纳为6个方面:①中枢镇痛;②麻醉镇痛;③抗感染镇痛;④解热镇痛;⑤解痉镇痛;⑥抗凝镇痛。

    3.关于止痛中药临床应用的研究

    止痛中药临床应用的研究,以专着居多,如唐迎雪主编的《止痛中药临床应用》,收录止痛中药88味。对每一味药物的性味、归经、功能应用、用法用量、使用宜忌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表述,非常实用。张卓主编的《疼痛中药特效秘方大全》,董连荣主编的《古今止痛验方大全》螂则以止痛方剂为重点。在论文方面有:肖金撰写的“止痛方药的临床应用”,将止痛方剂分为:清热止痛方、祛瘀止痛方、温经止痛方、祛风除湿止痛方,亦是以方为主、以方带药的论述。王顺成撰文“痛症的病因病机与止痛中药的临床应用”,首先分析痛症的病因病机,然后将止痛中草药分为:解表止痛药、祛风湿止痛药、活血化瘀止痛药、行气止痛药、温里止痛药、麻醉止痛药、清热止痛药7大类。每类举出4~5味代表药物,论述其止痛功能与适应证吲。以上研究是以实用举要为主,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文献研究。

    还有一些关于古今名医治痛经验的评述:如赵天才等撰文“张仲景治痛十四法”,总结了张仲景治痛症的内治法与外治法。内治法包括:解表治痛法、散寒除湿治痛法、和解治痛法、表里双解治痛法、呕吐治痛法、攻下治痛法、温补治痛法、行气治痛法等。外治法包括了搐鼻治痛法、针刺治痛法等。该文对止痛的治疗法则及给药途径进行了发掘㈣。韩学杰等撰写“沈绍功教授痛症辨证论治经验”一文,对沈氏从医四十余年的经验进行总结。提出辨证分为虚实、部位划分7类、病性分为寒热等思路与经验。

    4.关于毒剧止痛中药的研究

    止痛中药虽然毒性较大,但生物活性亦强,止痛效果好。若临床应用恰当,确能起沉疴顽疾。若用之失宜,则祸不旋踵。为了充分发挥毒剧止痛中药的独特疗效,防止毒副作用。很多医者对毒剧止痛中药的合理应用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研究。如唐迎雪的论文“毒剧止痛中药的合理应用体会”,总结出临床应用的几条原则,如:①宜于顽痛;②作用为主;③炮制得法;④合理配伍;⑤控制剂量;⑥选择剂型;⑦煎服相宜。该文对临床应用毒剧药物止痛具有针对性很强的指导作用。朱建伟撰写“马钱子碱镇痛作用及其药效动力学研究”一文,认为马钱子碱具有肯定的镇痛作用,药效强度较高,维持时间较长。

    5.对止痛中药研究的动态综述

    吴承艳撰文“止痛中药的研究与思考”中,将该领域里的研究总结为4个方面:①古代文献对止痛中药的收录研究。②古代医家对止痛中药用药特点研究。③止痛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④止痛中药镇痛机制的研究。吴氏在“对止痛中药研究的思考”这部分内容里,首先提出了“必须加强中医药文献的系统研究。”她说:“在大量的方剂文献中能寻找出有效的止痛中药。本草文献更是直接记载前人使用中药、研究中药的重要信息之源。因此进行中医方药文献的系统研究,对加快止痛中药的研究与开发起一定的重要作用”。吴氏之说确为真知灼见。

    6.对止痛中药药性理论的文献研究

    该类研究目前尚属空白。长期以来,人们缺乏对药性理论研究的重视。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加之缺乏文献集结的基础。使止痛中药要性理论的研究出现空白。

中药药理学论文篇5

“在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关键科学问题方面开展研究并实现创新或突破，不仅能够推动中医药学术的进步，同时能够促进中医药临床疗效的提高，更好地服务百姓健康，并对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进程产生积极影响。”匡海学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他从事中药药性理论、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及创新药物研究工作30余年来的最大感悟。

中药性味理论新假说的提出与证实

中药药性理论是中医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中药性味理论是中药药性理论的核心。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在此方面已经开展了众多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的研究成果，为中药药性理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与阐明中药性味理论的科学内涵还有相当的距离。匡海学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遵循中医药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药性味理论新假说，力求以现代科学理论与技术解析并深化对中药性味本质和内涵的认识，通过阐明中药性味的内部精细结构，丰富中药药性理论的内容，同时构建了建立适于中药复杂体系与特点的、能对药性与药味科学内涵进行解析的研究思路及有效途径与方法以及基于中药药性理论的新药发现新途径与新药研发模式。随着该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对中医药学术发展及临床应用产生的积极影响日益突显。

传统的中药性味理论认为中药是“一药一性（气）”。匡海学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中药当为一味一性（气），则“中药一药X味Y性，其中Y≤X”的中药性味理论新假说。根据本假说，单性味中药为一味一气，而复合性味中药的内部性味精细结构则可能为多味一气，也可能为多味多气。通过该研究团队的长期研究实践，验证了这一假说的客观性。此假说深化了对中药性味本质和内涵的认识，通过阐明中药性味的内部精细结构，将丰富中药药性理论的内容（甚至可能改写或发现新的中药性味），进而丰富中医药理论内容，创新中医药学术思想;有利于构建中药性味研究的新模式;有助于科学解析中药在不同方剂中多组（成）分、多途径、整体综合调节的复杂作用机制;有助于解放思想，突破传统理论中的不足所致的束缚，发现新的药效，促进中药新药开发;有助于改变中药药性理论在临床用药中指导性不强，以及一些临床疗效与中药药性相矛盾，难以用传统的性味理论进行解释的情况等。

匡海学教授率领课题组，通过十余年的潜心研究，首次通过实验研究证明，中药同时具有性（气）与味，性（气）与味是中药同时兼具的两种特性，且中药性味组分、性味拆分组分或化合物亦有药性（气）;五味主要与中药的具体药效相关，四性（气）是以主要影响机体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为特征的一类生物学效应;四性（气）以相对的寒（凉）、热（温）两个方面表达，并可以主要通过对其影响机体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等予以探测或评价归属。中药性味的物质基础具有可拆分性和可组合性。

此项研究还探索出中药性味可拆分性、可组合性的中药性味理论研究新方法;建立了基于代谢组学生物标记物的中药寒热性预测模型，将现代方法与传统的性味评价方法相结合，充实完善了中药四性归属的评价方法，可有效用于中药寒热温凉四性的评价归属;凝练并明确了一组与中药性味理论相关的新概念及其内涵;构建出中药性味理论研究新模式，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采用本项目构建的中药性味可拆分性、可组合性研究模式，以镇痛、抗炎、止泻、止呕、抗胃溃疡作用等共10个药理学实验组成的吴茱萸性味药理学评价体系和中药四气评价体系，不仅阐明了吴茱萸辛味（具镇痛、抗炎作用）和苦味（具止止泻、止呕、抗胃溃疡作用）的各自物质基础，还证实其辛味组分及3个辛味拆分组分，以及苦味组分及4个苦味拆分组分均具有温性。由此，将吴茱萸的内部性味精细结构确定为：吴茱萸，性味：苦温、辛温。可组合研究证明，吴茱萸的苦味对辛味的镇痛作用有协同作用，而辛味对苦味的止泻作用有一定的拮抗作用。基于“左金丸”和“吴茱萸汤”配伍规律的可组合性研究证明，吴茱萸辛味、苦味组分可分别代替吴茱萸饮片起到相应的配伍作用。本研究还首次发现并阐明洋金花并不是历代本草记载的单性味（辛味）中药，而是兼具辛味和苦味的复合性味中药。以镇痛，抗炎，止咳，抑制腺体分泌，抗瘙痒，抗哮喘、抗增殖，对免疫功能、小鼠尾部鳞片的作用等共12个药理学实验组成的洋金花性味药理学评价体系，证实其辛味（具镇痛，止咳，抑制腺体分泌作用）的物质基础是生物碱组分;苦味（具抗炎、抗瘙痒，抗哮喘、抗增殖，促进小鼠尾部鳞片角化等作用）的物质基础是大孔树脂50%乙醇洗脱组分。同时证实其辛味组分具温性，其苦味组分具凉（或寒）性。由此，将洋金花的内部性味精细结构确定为：洋金花，性味：辛温、苦凉（或寒）。结合洋金花治疗银屑病有效部位临床上对中医风热血燥型和血虚风燥型以及对西医寻常型银屑病疗效最好，推断洋金花治疗银屑病有效部位的基本药性为“味苦，性凉（寒），具有清热祛风、解毒、止痒之功效”。洋金花苦味功效与洋金花的传统辛味是完全不同的，这证明中药的药性和功效不是固定不变的，中药的药性和功效可以随着性味物质基础的变化而改变。以上研究结果，具有重大创新性，丰富发展了中药性味理论，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同时对临床用药及新药研发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这一研究模式也可作为基于中药药性理论的新药发现新途径。课题组已依此发现了洋金花的新性味（苦味）并证明其有独特的治疗银屑病疗效，阐明了苦味的物质基础，分离、确定了61种化合物（25种为新化合物）;构建了药物治疗银屑病的多维评价体系，为解决研发治疗银屑病新药但缺少药效学和作用机理评价模型的问题提供了示范。在阐明其具有与治疗银屑病相关的系列药理作用基础上，采用5种HaCaT细胞模型以及银屑病样皮损动物模型进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在DMSO、EGF、IFN-γ、TNF-α等诱导的不同病理模型下，洋金花苦味物质基础醉茄内酯类和黄酮类组分及其单体化合物具有不同的、但整体又呈互补的作用，并从多角度揭示了洋金花各类各层次性味物质基础的作用机理及相互作用;完成了5类新药临床前研究，研制的新医院制剂《洋金花胶囊》已用于银屑病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达90.75%，其中痊愈率为65.93%，且未见毒副作用，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首次发现麻黄苦味物质基础酸性多糖有很强的免疫抑制作用，对过敏性哮喘、类风湿性关节炎和慢性肾炎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并阐明了14种新酸性多糖的化学结构、构效关系及作用机理，科学诠释了中医对麻黄性味功效的认识，也为麻黄资源的再利用开辟了新途径。

据了解，围绕中药性味科学内涵新假说而开展的国家“973”项目《基于利水功效的中药药性理论研究》目前也正在积极进行中。该项目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由匡海学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于2013年1月正式启动。目前项目五个子课题的课题组正按照计划组织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各课题组不仅选择单性味中药，也选择大量的复合性味中药（包括药对），对中药的四性（气）、五味、归经、功效以及临床应用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力求以新的研究思路和模式，实现中药性味物质基础与药效药理、药物之间及药物与机体之间相互作用研究的有机结合，突破传统理论上的不足所致的束缚，促进中药新药开发，并使中药新药的研发能够保持中医药特色。

中药现代化研究的路径选择

在传统中药研究中引进最先进的现代研究方法，用世界医药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思想促进中药的现代化研究，这是匡海学在30余年的中药研究工作一直坚持的方向。从最开始的艰难摸索，到现在的渐入佳境，过程中充满甜酸苦辣各种滋味，如今回头看看自己沿途留下的深深足迹，匡海学教授觉得这条中药现代化研究之路，自己走对了。

匡海学1976年9月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中药学专业，分配到绥化地区卫生学校任教。1982年9月于白求恩医科大学药物化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并获得理学硕士学位。此后一直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从事中药化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以及教学管理工作。此期间曾三次公派赴日本深造或进行中药合作研究，并获药学博士学位，成为黑龙江省第一位药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由于在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取得的突出成就，他于1987年9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10月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黑龙江省中医药界当时最年轻的教授。自1985年5月以来，历任中药系副主任、主任、副校长、党委书记、校长等职务。

以中医药学理论为“根”，同时充分吸收现代医药学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这是匡海学教授在自己的教育背景和成长历程中领悟的中药现代研究之路。他说：“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揭示和阐释中医药传统理论的科学价值，可以使中医药在现代科技平台上实现与世界的对话，并且被世界真正了解、接受与认可。”

匡海学教授从事中药及复方药效物质基础、中药药性理论及创新药物研究工作30余年，先后主持国家“973计划”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二十余项部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以及多项应用开发性研究课题，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一等奖1项以及黑龙江省政府科技进步奖一等奖4项。他本人于2010年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现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中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药学会中药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成为我国中药学研究、教学方面的领军人物。

为中医药事业培育未来

匡海学教授所率领的课题组，是一支学历、学缘、职称、年龄结构都较为合理，学术气氛活跃、团结协作的创新学术队伍，其中以中青年学术骨干为主体。在科研工作过程中，他特别注重对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青年教师、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这是因为，作为一校之长、作为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中药学科带头人，他深深知道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的重要。他说：“祖国中医药事业不管是继承，还是创新，关键都在于人才。培育高水平、高层次的人才，这是中医药高等教育的责任所在，也是中医药科学研究的未来希望所在。”

课题组的年轻教师们说：“匡老师对科研工作要求很高，最让他生气的事就是实验中的懈怠和马虎，这让大家都很紧张，对待每一个细节都不敢放松。不过，平时，他其实是一位很平易近人的老师，会把自己的学术思想毫无保留并且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解，会创造很多机会送大家外出交流学习，还总是鼓励大家勇于独立思索，大胆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和观点。”他对中药科研的热爱与执着，他严谨的科研态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激发了青年教师们对事业的使命感，从而自觉以他为榜样踏实工作、刻苦钻研。他率领的中药化学团队自1993年始，一直是黑龙江省重点学科，并被评为部级教学团队和省科技创新团队;团队的“中药及天然药物药效物质基础实验室”被评为黑龙江省重点实验室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

无论曾经取得多么丰硕的研究成果，也无论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有多繁忙，他时刻牢记，自己除了是一位校长、一名学者外，还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始终将教书育人作为自己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多年来，匡海学教授一直坚持为本科生授课，始终工作在教学一线，从未有过一丝懈怠，授课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2009年获全国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他指导的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也分别于2008年和2012年被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在他的带领下，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坚持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以学生成才为根本，以学科专业建设为龙头，以课程改革为重点，全面实施“631教学改革行动计划”，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以全A的成绩获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结论，以优异成绩在国内首家通过中医学本科教育专业认证。学校部级重点学科、精品课程、教学成果奖、特色专业建设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及中药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均取得历史性突破，学位授权点、博士后流动站、本科专业数量不断增加，与时俱进为中医药事业培育各层次人才。

让中医药更好地走向世界

今年3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美国分校在美国旧金山市正式成立，匡海学校长代表学校与美国中药联商会签署了合办四年制中药学本科专业协议书。据了解，这是全球首个在海外开设中药学学士学位课程的教育机构。该分校结合美国的教育特点制定相应教学计划，目标是培养能在中药生产、检验、流通、使用和研究与开发领域从事中药研究、中药制药、中药品质分析与评价及临床合理用药等方面工作的中药学专门人才。匡海学校长表示，希望通过开办美国分校，为中医药在美国的发展进一步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培养人才，同时在中医药国际推广、中医药对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既彰显了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又在弘扬民族文化，扩大中医药的国际影响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学校具有接收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学历教育资格，是教育部首批批准招收来华留学生院校之一，已同世界上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所医学院校或研究机构开展了教育、医疗、科技合作与交流，目前学校长期国际合作项目139项，接受国外来访学者500多人，培养外国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5000余人。多次承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学校与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医学院合作创办“中俄生物医药论坛”，两校轮流承办，目前已连续成功举办了10届，成为中俄民间科技、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一个典范。学校与伦敦南岸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联合创办的世界首家“中医孔子学院”，坚持“以中医养生促进中华文化推广和汉语教学”的办院特色，在2009～2013年连续五年被国家汉办和教育部授予“先进孔子学院”称号。2012年，学校获国家汉办批准建设“汉语国际推广中医药文化研修与体验基地”，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以中医药研修与体验为特色的汉语国际推广基地。

中药药理学论文篇6

【关键词】 中医专业；中药学；教学改革

传统的《中药学》教学主要采取“教材-教室-教师”三点一线填鸭式的方法，加之中药学涉及的药物非常多，内容繁杂，所以，对于学生而言，《中药学》是一门相对比较枯燥的课程，主要是靠死记硬背的方式以应付考试。为了全面提升人才的培养质量，结合中药学自身学科特点，在更好地传承《中药学》传统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与相关现代学科研究进展、相关学科内容相结合，进行《中药学》教学内容合理构建的改革势在必行。笔者结合本校教学改革课题的实施，在《中药学》的教学中深入介绍了中药药性理论的文献及现代研究进展，开展简单的中药炮制、鉴定及药理实验操作，引入大量的临床案例讨论，启发学生的思维，以达到提高《中药学》教学效果之目的。

1 明确《中药学》课程在中医学教学体系中的定位

中药学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中医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重要环节。中药学是阐述、研究中药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的学科，是中医各专业必修的基础学科之一，同时又是从基础过渡到临床的枢纽课程。《中药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优劣，不仅关系到本学科成绩，而且也将直接影响到《方剂学》和其他临床课程的学习。学好《中药学》对于中医专业的学生学习《方剂学》及内、外、妇、儿、骨伤、眼等临床各科，对未来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成为优秀的中医临床工作者，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药学》内容庞杂，涉及面广，中医学方面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以及临床各学科内容，而药学方面则包括药理、化学、炮制、药用植物等。大部分学生在学习《中药学》的时候总觉得内容多而杂，特别容易混淆，很难记住，结果考试考不好，应用用不上。鉴于中药学学科自身特点，从《中药学》课程特点出发，制定一套较好的教学模式，是保证《中药学》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

2 补充讲授中药药性理论的文献及现代研究进展

中药药性是中药性质与功能的高度概括，是中药发挥疗效的物质基础，也是中药理论的基础与核心。中药药性理论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刚柔、润燥、升降浮沉、有毒无毒、配伍等，内容十分丰富，是前人临床用药的结晶，也是药物对人体作用的集中体现和概括。但药性理论呈现传统、朴素、经验、抽象及宏观等特点，从现展的角度来看，尚存在着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缺少现代实验研究客观的评价方法和作用机制的揭示，中药药性理论笼罩上一层神秘感，妨碍了中医药在国际学术界，甚至是国内学术界的交流。因此，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基础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大科学问题，国家也一直把中药药性理论的科学诠释列为中医药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予以重点资助。虽然近年来各科研单位开展了很多关于中药药性理论的现代研究，但在学术思想上尚无突破性进展。

中药药性理论在中药教学中所占的份量一直非常薄弱，针对目前《中药学》教学中明显存在的轻理论、重功效的现象，我们专门对《中药学》之药性理论部分的主要内容进行本草学、临床应用、实验研究现状的提炼总结归纳，开设了中药药性理论知识的文献及现代研究的讲授，以期从更深的角度、更广的视野拓展学生对中药药性的认识，使其奠定坚实的中药药性理论基础。一方面为了培养研究思路、技术方法能有所突破的研究人员；另一方面，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有较高的临床应用指导性。在临床实践中，广大中医工作者大多根据药性理论来指导临床用药，故对于未来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人员，深刻认识中药药性理论，有助于临床更好、更准地处方用药，提高行医的能力。

3 开展实验教学，结合现代研究手段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中药学》属于一门纯理论课程，缺乏直观的实践操作环节，致使学生知识掌握和能力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某种“剪刀差”，要缩小这种差距，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笔者认为，强化实践教学，应注意做到以下两点。

3.1 加强直观教学—— 让学生多看

学生的知识一般是从感知起始的，由于教材的语言文字唤起的知觉远不及直接刺激物作用于感官所产生的知觉那样鲜明具体。因此，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如标本、幻灯、DVD、电视录像等，把中药教学内容形象、生动、直观地再现出来。如对于中药饮片的识别及炮制方法，虽然没有条件去同仁堂或其他中药饮片厂实地考察，但可以通过光盘观看中药的炮制加工过程，对不清楚的过程还可以反复观看。炮制过程直观有趣，加深了学生的感性认识，也能体会到炮制方法对功效的影响。通过直观教学，可以使学生加深印象，增强记忆，提高学习效率。

3.2 开展实验教学—— 让学生亲自动手

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动手操作，把书本知识与教学试验结合起来。我们要求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一定要细心观察、准确记录，写出实验报告。通过实验，验证所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动手、观察及创新能力。使学生懂得，中药知识不仅仅是经验的积累，而且是有实验基础、有科学依据的，从而增强学生学习《中药学》的自信心和求知欲。通过实验，可以验证中药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具体药物的功效，以便学生更牢固地掌握与理解中药的内涵实质，培养学生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中药实验课的开设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已经编撰完成《中药学实验指导》一书，并开展了“中药炮制实验”——清炒法、加固体辅料炒、炙法；“中药鉴定实验”——天麻的鉴定、黄连的鉴定、红花和番红花的鉴别、川牛膝和怀牛膝的鉴别；“中药功效实验”——不同炮制品大黄的致泻作用、延胡索镇痛作用的观察、乌头对小白鼠的毒性作用、麻黄配桂枝对大白鼠足跖部汗液分泌的影响等经典验证性实验。通过4轮学生的教学实践，表明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思维与基本的实验动手能力。

4 通过临床案例讨论，提高学生的临证遣药组方能力

中药药理学论文篇7

关键词：中药药性；功效；关联性

药性系统当中的不同性能主要是按照药物对机体之间的作用所产生的效应，同时其还需要针对临床病症的具体疗效对一些相关的规律进行全面的总结，它也是对药效的一种浓缩。功效是按照中医药理论对药物的治疗作用的概括，所以，它也成为了中药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药性和功效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1、药性与功效关联性的具体情况分析

1.1药性是功效的内在

根据中药药性不同要素及其自身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中反映出了中药具体的性质和功能，药性之间不同要素所存在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同要素之间又互为补充，药性理论给重要带来了更加深层次的东西，同时也成为了中药功效的具体依据，所以功效以药性为基础。很多重要的药性和功效之间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相关性，别如苦寒的黄连和黄柏能够清热燥湿等。

1.2药性与功效部分相关药性与功效有时又呈现出复杂的离合关系

一方面，药性是很多药味功效的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药性和一些功效并不存在这非常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对于某些药物而言，药性通常只是与某一个方面的功效是相对应的，这种对应的关系有时体现为直接的，有时会体现出关联性，比如地骨皮，其属于是味甘淡性寒的药材，所以其性寒能够清肺降火，味甘就不会对胃气造成伤害，但是其淡味和其功效之间并没有直接和显著的联系。

1.3药性与功效不相关

在临床方面，某些中药的主要功效和药性之间是不能从功效关系的角度进行解释的，这种情况下，药物通常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功效或者是一些外用类的药物，比如杀虫药可以充分的体现出杀虫的效果，但是这种功能和其药性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大蒜的排毒消肿的功效和其自身温热的药性之间也没有固定的对应性。

2、研究意义

药性理论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逐渐归纳总结出来的并且将中医的阴阳、无形及脏腑经络当做最为关键的理论基础而逐渐的开展论证工作的，中药的药性理论是中医临床当中的基础，它比较简明，在简明的同时也富含着非常多的医学道理。药性体现出了非常全面的传统医学的思想，但是对于重要药性理论的抽象性和复杂性以及重要药性理论内涵方面的理解误差也充分的体现出中药药理学的内在本质，所以我们在研究中也可以发现中药的药性理论当中也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对其关联性进行分析能够发现药性和功效之间所产生的特殊的联系，这样就可以对临床用药具有更多的指导性作用。

3、存在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在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和药效药理作用方面虽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大量的数据，但对于这些化学成分、药效药理作用与中药药性理论中的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及中药功效之间有什么联系却缺少研究。当前，尽管在中药药性的研究思路、技术方法方面创新较多，研究成果亦颇为丰硕，但由于受传统思维观念影响，加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缺乏质的突破，导致中医药界对药性的把握或基于临床应用经验，或本于现代对药物化学成分及实验药理学等的揭示，尽管这些认识途径都从不同层面丰富了中药药性基本特征的认识，但亦存在着各自的不足。有关中药的现代研究，均侧重从现代化学药物的药效角度来认识中药的性能、药理效应与药性，药物性能与证候基本上是各自分开研究的。由于性与效的分离，药与证的分离，使有关研究在揭示中医药的科学内涵上以及有效指导中药临床合理运用方面非常有限。

迄今为止，对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一种性能，如针对寒热药性或归经或毒性等，从药效或药理毒理及其机制研究较多；对五味理论则主要从物质基础角度进行研究；对归经理论大多借鉴受体学说、药代动力学等方法进行研究，针对单味药物某一有效部位，则很难形成规律。中药的每一种性能，只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对药物某种作用特性加以概括、认识，均不够完善。那么作为研究，也是单纯从一个侧面进行探索，显然有失偏颇。加之各个医家所处的认识角度不同，学术观点、评判依据等差异，在认识上不统一，对中药药性标注混乱的现象大有所在。现有的各版《中药学》教材之间的性味归经标注也不尽一致。在选择研究对象方面，没有注意药物性能标注的主次关系，甚至忽略历来存在的认识分歧，其各说不一，更难以揭示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中药药性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指出：文献与理论研究缺乏深度与广度，实验研究缺乏较理想的病或证的病理模型，缺乏综合性研究，缺少集中药性、味、归经于一身的系统研究。虽有将性味归经结合的研究者，也大多局限于文献数据的整理，或者是点面结合、分散研究。而对药性认知确定，缺乏把握主次、去粗取精能力，常常真伪难辨，亦难阐释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

4、展望

近些年来人们在对药理或证候研究反思的基础上，不断认识到“性效关联”“药证相关”的重要性，提出将对药性与效用关系以及药与证相互关联的研究结合起来；以及采用系统生物学尤其是代谢组学的研究手段，坚持证候与药效关系的宏观研究与机体生物标志物成分系统分析的微观研究相结合。有理由认为，这将是开展中医药性理论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药性-功效-病证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没有离开中医证治的中药性能和功效，药性和药效对证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因此说药性-功效-病证之间不可分割。由于中药药性本质的体现是性味结合其他多方面因素才充分反映出来的，因此，必须将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看作一个整体进行其各自内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的药性研究结论认识将会不只限于物质（化学成分）的范畴，更会是物质与效应的统一，其本质将呈现多层次、多因素特征。基于这样的思维模式，传统中药药性的研究将领域宽广，内涵亦将得到极大的丰富与发展。

5、结语

在对当前的中药药性理论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我们在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认为以后的中药药性研究当中应该更多的关注到临床的实践，更多的关注到中医的症状，这也是中药药性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只有坚持正确的方向，才能更好的在研究中获得更大的突破，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确立中医药学理论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出中医的优势，在研究中对传统医学思想进行集成和发展，采用扬弃的思想，这样，才能真正的对我国传统的中医药药学理论体系进行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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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理学论文篇8

[关键词] 番泻叶； 外来药； 性能理论； 本草考证

Preliminary study of history of senna be used in China――On

phenomenon about "reign medicine localized"

JIN Yuzhi1， YU Yue2， FU Lu3， MA Yandong4

（1. Department of Minzu Medicine， Beijing Moslem Hospital， Beijing 100054， China；

2.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 Beijing 100070， China；

3.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s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4. Institute of Basic Theroy for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Senna is one of the commonly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t present. After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that the drug medication history in China is not long， in our country ancient times， only "Hui prescription" in the records， other all kin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rarely mentioned. Since modern times， the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medicine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time and the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books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time generally close， may be relat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literature about the drug property theory of herbal medicine is seldom discussed， and had been seen as "western medicine" （foreign medicine）， with the medication experience continue to accumulate， widespread popularity and other factors， the drug gradually Chinese scholars have construct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theory of the resistance， so as to realize the "localization".

[Key words] senna； herbal history；foreign drugs； localized

doi：10.4268/cjcmm20161232

番泻叶是目前中药常用药之一，又名旃那、泻叶、番杏叶、地熏草、泡竹叶、兄弟叶、辛拿等[1]。根据现行《中药学》教材记载，其最早见于文献记载为《饮片新参》（王一仁著，1935年成书，1936年上海千顷堂书局出版），属“攻下药”，其味甘、苦，性寒，归大肠经，功效为泻下通便，主要应用于热结便秘、腹水肿胀等[2]。根据现有资料，笔者认为该药在出现我国医学文献中的时间早于1935年。该药原为外来药，其能成为现代中药常用药，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外来药本土化”的案例，这一过程值得探讨。

1 古代――在我国“回回”民族的经验用药

番泻叶原产地为印度、埃及等，在现代常用中药中属于应用较晚的药物。依照目前较为公认的历史时期划分，在我国古代（主要指1840年之前），番泻叶罕见记载于医药文献，目前仅在《回回药方》中发现有相关内容。

《回回药方》是一部记载外来医学经验为主的医书，原书36卷，现仅存4卷，难以准确判定《回回药方》的成书年代、作者等信息，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该书大体成书于元明之际。通过对《回回药方》残本的研究，可以认为该书有着鲜明的“回回”民族医学特色，具有与传统中医学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用药经验，被学者视作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传入我国的历史见证[3]。在《回回药方》中，出现了多次“撒那亦麦乞”、“撒那麦乞”、“撒纳亦麦乞”、“撒那亦马其”等名词，根据宋岘先生考据，上述名词均为“旃那”之义[4]，旃那即番泻叶的别名之一。因此，可以认为番泻叶在我国文献中的记载应不晚于《回回药方》的成书时间。

《回回药方》中番泻叶并非作为单味药使用，而是与其他多种药物共同组方，治疗疾病包括中风、抽搐、紫白癜风等，给药途径包括了内服、外用等[5]。由于《回回药方》的文本残缺严重，因此难以得知在《回回药方》医学体系中如何界定番泻叶的药性和作用，只能推断这一时期的番泻叶曾用于上述疾病的治疗，而其背后是否有成熟的用药理论暂时还难以判断。

与《回回药方》的记载相比，我国古代医药、本草类文献其他关于“番泻叶”相关的记载难得一见，例如本草著作中，无论是《神农本草经》[6]、《本草经集注》[7]、唐《新修本草》[8]、宋《证类本草》[9]、明《本草纲目》[10]、清《本草纲目拾遗》[11]等大型综合性本草著作，还是五代李《海药本草》[12]，清代墨西哥来华传教士石铎f《本草补》[13]等记载较多外来医药的本草书中均未见记载。其他的各类医书，例如历代方书、医论、医案、医话中同样未见番泻叶相关记载。此外，检索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未见有番泻叶的记录[14]。

需要说明的，1848年吴其F《植物名实图考》刊行，该书收录植物1 700余种，与传统的本草著作相比，更侧重植物的生物学特性，从刊行时间看，已属于“近代”，但也未见到番泻叶的记录[15]。据此，番泻叶在我国流传开来并广泛应用，很可能要在近代以后了。

2 近代――番泻叶逐步在我国流传并纳入中药体系

21 清末――散见于医案医话记载 清末，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对我国造成巨大冲击，一些西医书籍进入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笔者对这一时期的番泻叶用药史将通过中西医书两条线索加以分析。

清末的一些中医著作中可以找到有关番泻叶的记载。如成书于1881年坐啸山人《诊验医方歌括》中在治疗痔疮的条文下有一条关于泻叶的记载，即“形尖而长，状如柳叶，用数十片沸水冲服，专利大便，下三焦之火，泻诸热湿邪积垢，并去烟毒，轻者服一二次，重至三次，有利无弊，通畅即止，用代茶饮，极稳极便，附记于此”[16]。又如柳宝诒《温热逢源》（成书年代不详，医案应发生在1898年）[17]、过铸《过氏医案》（1901）[18]、沈祖复《医验随笔》（1908）[19]、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1911）[20]中，均提及“泻叶”。此外，番泻叶又名“泡竹叶”，清末民初时期医案中也确有少数医家以“泡竹叶”入药，如金子久《和缓遗风》[21]。

上述文献关于番泻叶的记载有如下特点：①作用明确，即用于通便；②治疗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如温病、烟毒等；③属于“经验用药”，如《过氏医案》中提及“钤医”的经验等；④药性理论较少，如上述几处记载中，除坐啸山人《诊验医方歌括》有简单论述外，其余几书均未见对泻叶进行药性、功效理论的讨论。

据此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泻叶在我国中医诊疗活动中已有所应用，其性能理论的建构尚不完整。不过，从这一时期的医案中，似可以看出一些对此后进行番泻叶中药理论建构的素材。如上述记载中以治疗温病、烟毒的频率较高，后来学者认为其“性寒凉”或即源于此。

清末我国编译出版的西医书籍也可以找到番泻叶的记载。如《西药略释》（首次刊于1871年）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记载西药传入中国的较早文献之一[22]。书中记载了“新拿”（原书注释：俗名洋泻叶），列举了新拿的形状、色味、功用、服法等，并附图片说明。这可能是我国近代以来最早记载番泻叶自身性质、药理作用等内容的医学文献[23]。

此外，《西药大成》（首次刊行于1887年）中收录了“辛拿”，对其产地、种属、性质、作用、制剂、植物图、不同种属分型树叶图等内容均详细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有“泻性最稳，其功力最可恃”的说法[24]。

再如《万国药方》（首次刊行于1890年）中也收录了“辛拿”（原书注释：又名新拿），介绍了其的产地、性质、作用、制剂等内容[25]。

综合清末时期中西医书的时间，中医书中最早见到泻叶记载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与西医书中出现“新拿”或“辛拿”的时间大致相符，此时我国已处于两次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的背景之下，因此，中医书中对番泻叶用药经验的记载，可能与西方医药的传入有关。

22 民国时期――进一步普及并开始纳入“中药”体系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番泻叶在各类中医著作中出现的频次进一步增加。如张拯滋《通俗内科学》（1916）[26]、何廉臣《全国名医验案类编》（1927）[27]、华国振《留香馆医话》（1930）[28]、何廉臣《增订通俗伤寒论》（1932）[29]、刘裁吾《痉病与脑膜炎全书》（1935）[30]等曾提及泻叶，许多医家将番泻叶用于治疗具温病性质的各类疾病（部分为西医感染性质疾病），取其通下作用。

民国时期对番泻叶的性能理论建构也在逐步进行着。如严鸿志《感证辑要》（1920）引何廉臣观点，将泻叶与炒蒌皮、郁李仁等共同定为“滑降”，为攻下法的药物[31]。谢v《本草新义》（1923）收录了泻叶，并介绍了功效等内容，不过，该书涉及到传统中药时，大多会包括了该药的寒热性质，泻叶则并未提及[32]。何廉臣《实验药物学》（1924）对泻叶的药性论述相对较为完备。如概括其性味为“味苦而淡，性凉质滑”，提出其“入大小肠二经”。除此以外，还引丁福保《药物学大成》的观点――“泻叶之泻下功力颇为确实，且无肠充血及肠炎、过度泄下等之副作用，故凡可促肠排泄之诸病，皆可应用”[33]。陈仁山《药物出产辨》（1930）中，有关于番泻叶的记载，即：“产自架喇吉打。八九月新。苦，微寒。去积聚热结，通大便闭塞”[34]。王一仁《饮片新参》（1935）中论述了性味为“苦香凉”[35]，与陈仁山、何廉臣等观点颇为接近。陈存仁主编《中国药学大辞典》（1935）对番泻叶“性质”论述为“甘苦大寒，兼有恶臭”[36]。

从上述几种著作对番泻叶性能理论的论述虽然趋向上大致相同，但在“寒凉程度”等细节上还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中，何廉臣《实验药物学》中的说法值得关注，即“感动小肠，较蓖麻油速而且猛”，这种说法颇为接近西药药理的解释，其对泻叶归经的论述“入小肠经”或许正是来源于此。

番泻叶在民国时期的普及和理论建构并不表明在此时泻叶已完成“中药”体系的纳入。在清末，中医学与外来医学的对立、论争、融合已经初见端倪，在这种情况下，番泻叶的“归属”问题就值得关注了。例如朱梦梅《家庭药物学》（1919）中介绍甘草膏时，提到了甘草膏配伍“辛拿”以通便，此处使用的是西药音译名[37]。谢v《本草新义》中称泻叶“西名辛拿，药出印度埃及等处”，并且明言其“中医亦用之”，即该药曾经“非中医所用”。

更明显的例子出自于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该书第4期第5卷（西药部分，初版于1924年），旃那叶（即番泻叶）位列其中。此外，张锡纯的医案中，也有“但用西药旃那叶一钱”的记载，即将旃那叶视作“西药”[38]。再如曹炳章《增订伪药条辨》（1930）称“泻叶，产自外洋……为西药通便妙品”，即将泻叶看成“西药”。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提出泻叶“性味和平，不伤中气”这种类似药物性能的论断[39]。

此外，许多民国时期较为有影响力的中药专著，并未将番泻叶收录，例如初成于1914年并于1932年修订刊行的张山雷《本草正义》[40]、1929年刊行的秦伯未《实用中医学・药物学》[41]、初稿于1932年并于1940年首次刊行的孟仲三《药物学》[42]、1940年刊行的杨叔澄《中国药物学》[43]、编写多年并于1949年首次刊行的章次公《药物学》[44]等，甚至曾经编写过《药物学大成》的丁福保，在他于1930年出版的《中药浅说》中也并未收录番泻叶[45]。据此，或可以认为在上述学者看来，番泻叶并非“中药”或“常用中药”。

3 建国以后――纳入中药体系并完成其理论建构

1949年建国以后，番泻叶真正融入“中药”体系，并逐步完成其性能理论的结构。建国初期，我国政府鼓励中西医团结，希望中医药逐步走向科学化，一些带有中西医汇通特色的中药书籍在建国初期刊行。

叶橘泉曾在1938年编写过《临证实用药物学》，1951年完成将该书的修订，命名为《现代实用中药》，该书于1953年再次修订，以期达到编写“全国性的合乎现时的中药药典”的目的。该书中收录了番泻叶，提出番泻叶“性寒、味甘苦、无毒”的药性。值得一提的是叶氏在书中提出该药产地为“我国南部各省区”[46]。

朱颜《中药的药理与应用》（1954）一书中也将番泻叶收录，书中以陈存仁《中国药学大辞典》中相关内容为主要依据论述番泻叶的药理作用，在论述其产地时，则与叶橘泉的观点类似，提及番泻叶的产地包括了中国南部[47]。

此时番泻叶已经基本纳入我国中药理论体系了，但其药性理论仍未建构完成，如1958年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医学概论》虽然收入了番泻叶，但在论述番泻叶时并未提及其“归经”（同为泻下药的大黄、朴硝均包含归经）[48]。

1960年我国出现了中医高等院校统编教材，由成都中医学院负责《中药学讲义》的编写（即学界通称的“一版教材”），该书提出番泻叶“苦甘大寒，兼有恶臭，归大肠经”。值得一提的是，一版教材中还明确提出该药“古书未见记载，近代开始应用”[49]。此后的统编教材也多将其收录。据统计，自统编教材出现以来，有200余种“核心药物”，这些药物基本被各版教材收录，其名称、分类、功效、主治等亦相对稳定，番泻叶位列其中[50]

至此，可以认为番泻叶已经完成“本土化”的过程，成为了中药性能理论，并以统编教材的形式得到了较为广泛认可的“中药”了。

4 讨论

通过对上述材料的梳理，可以看到尽管番泻叶在我国元明之际的古籍中已见记载，但并未真正在此时成为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的药物。近代以来的番泻叶被我国使用，则属于“再传入”。如今，番泻叶已经依靠统编教材等形式成为“中药”，即完成了其“本土化”的过程。

如果探讨这一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的因素，可概括为以下2点：①有效便捷，相对安全：番泻叶主要的药效在于通便，属于临床常用治法之一，就其效果来看，自《西药大成》主张番泻叶“泻性平稳可恃”以来，不少医家认可其效果，并衍生出可以治疗多种感染、发热相关疾病；②易于购买，广泛种植：番泻叶在我国近现代具有其易于销售和种植的便利的特点，民国时期不少文献中都提到该药便于购买，已经有不法商贩造假牟利（《增订伪药条辨》），其滥用已成“流弊”（曹颖甫《经方实验录》，1937）[51]，建国初期叶橘泉等的著作中提出番泻叶在我国南方省区已经得到了种植。

与番泻叶情况类似的还有部分药物，以南瓜子为例。该药在《中药学》教材中为“驱虫药”，属教材“核心药物”之一。回顾历代文献，虽然南瓜引入我国已有数百年历史，但南瓜子并未明确记载其功用。至民国时期朱梦梅《家庭药物学》称“本草未言其功用，而欧美各国以为驱除绦虫通用之品”，谢v《本草新义》云“西人用为驱虫绦虫之通剂”。建国后，叶橘泉《现代实用中药》将其性味、作用等提及，一版教材列举了其性味功效，五版教材又论述其归经[52]，此后，其药性理论基本趋于稳定。对比番泻叶，南瓜子的性能理论建构时间更短，但因其同样具有药效明确、普及度高、作用平和等特点，所以被纳入中药体系。相反，另有一些植物药也曾传入我国，但如今并未真正本土化成为“中药”。例如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曾经记载，并且据传因为曾经给康熙皇帝治病而名噪一时的“金鸡纳”（金鸡勒）；命名方式与泻叶颇为相似的催吐药“吐根”等。上述药物因为其普及程度、适应症、安全性等因素，最终还是没有被成功的纳入到中药体系内。

此外，在番泻叶本土化的进程中，一些主张“中西医汇通”或“中医科学化”的学者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谢v、张锡纯、何廉臣、曹炳章、陈存仁、叶橘泉、朱颜等。他们积极学习西医药知识，将番泻叶作为“中药”使用，并以西药药理、临床经验等作为素材，建构其性能理论。冉雪峰在其1949年修订的《大同药物学》中提出了“中药西药化”、“西药中药化”、“打破中西牢笼”等观点[53]，这可以视作为对这类医家思路的一种概括。

5 小结

近代以来，中医最重要的科研方向之一是“中医科学化”。学者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中药与人体组织器官的关系，中药提纯加工等作为研究方向，已经取得了不少丰硕的成果。通过番泻叶“本土化”的案例，可以认为传统的中药理论对外来药物的“同化作用”并没有消失。近些年来有学者尝试着对西药（化学药）物提出类似“中药药性”的解读，并提出一些观点，如抗生素类药物药性属寒[54]，激素类药物属“温燥”，抗肿瘤药物也应辨其寒热[55]等。尽管这些观点的临床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但均体现出了中药性能理论及其思维方式的生命力，值得作进一步的关注和探索。

[致谢] 本文在构思和撰写的过程中，曾得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伊广谦老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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