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范文

意识形态篇1

二

我们知道，正是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特拉西的意识形态(Ideology)，即观念学或观念体系，还只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不附加价值判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抽象的、唯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对任何意识形态的理解都必须深入到其背后的以经济政治关系为核心的人的实践活动，正是通过这一路数，马克思发现了传统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反向的关联，那就是意识形态总是掩盖了其关联着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本质，而“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马克思的结论是明确的，资产阶级的看起来带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体系所掩盖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对立的阶级冲突关系，而一切看起来赋予了某种理论中立性的抽象哲学理论都有为其辩护的阶级基础，从这一意义而言，马克思显然要揭开意识形态的真理幻相(从哲学必须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言，马克思就已经终结了哲学，在此，我们也许只能称为马克思思想)。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意义上看待意识形态概念的。实际上，马克思揭示意识形态与实践的表里关系，本身就要求从意识形态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转变，即“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并不相信意识形态与实践的直接同一关系，他也不会沉浸于意识形态的体系建构和诱人的理论说教中，而是要深入到与一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权力关系之中，由此批判、解构甚至颠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批判不可能源于意识形态本身，因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正是通过真理式的话语系统替代并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发生的，因此，对意识形态话语与真实的权力关系的批判，就不可能凭借纯粹观念的分析，而是要跳出意识形态观念，从人的实践活动入手，揭示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境遇条件并强化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自为性。传统哲学是无法跳出意识形态的，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的症结就在于意识形态化，传统哲学的看起来远离世俗意识形态的抽象的观念体系所表达的正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资产阶级的抽象的法权关系。当马克思指责以前的哲学家不可能真正将唯物主义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时，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在实践意义上展开其意识形态批判时，所谓意识形态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典型当然是政治领域)，而是应该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生活领域，并表达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在这一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境遇下展开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大众文化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的延伸，也值得通过与马克思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互动展开自我批判。

马克思拒绝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恒久性，相反要求通过“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去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暂时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看不到意识形态的巨大的社会效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在此，马克思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对于历史主体的教化与启蒙功能，而其理论基础正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的考察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历史时论的构建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把代表先进历史前进方向的主体确定为大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进而构建了一套以政治解放为核心、以人类解放为最终要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包含了知识社会学，但又不是局限于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仍然不可否定地具有其价值立场，马克思是要为无产阶级建构一套意识形态学说，在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及社会主义旨向中，这套学说也可以看成、且事实上已经被看成是被剥削、被压迫国家、民族以及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包含着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一是哲学人类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关怀，一是基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及群体的立场以及由此扩展开来的社会主义关怀。这两种关怀统一于马克思的实践观，不过前者更为强调实践理念的建构，而后者则在于如何实现这一实践理念。这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本身也客观地构成了早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思想的差异。早年马克思关注的是实践理念，这就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展示的人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更确切的称为“共生主义”(注：参见彭富春《马克思美学的现代意义》，《哲学研究》2001年第4期。))，在那里，马克思实际上建构了一种个人、社会以及类主体之间具有共生结构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而成年马克思关注的则是如何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运动实现实践理念的问题。当阿尔都塞把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分别等同于“意识形态”和“科学”并由此认定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一种“认识论断裂”时，实际上是忽略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连续性。首先，马克思在早年提出的并不是与“科学”对立起来的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恰恰是通过对传统的抽象的、实质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人道主义做出了科学的批判之后提出来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人道主义，而马克思由此展开的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就不再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僵化的和抽象的形式，而是具有流动性和自我批判功能的开放性的理论结构，在此，马克思同时也展示了意识形态的新的存在样式。其次，作为实践理念的人道主义或共产主义关怀本身就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整个马克思思想与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不过在前期表达为显性的理论，而在成年以后的理论努力中则归属于某种隐性的理论承诺，正如在早年的实践观中已经潜在地蕴含着一种从理念到实践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一样。当马克思将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统一起来时，就已经敞开了一条通向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共产主义道路，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剖析也正是为了内在地表达其实践人道主义的旨向。因此并不存在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的截然对立，而那些建立在这种对立之上的学术努力看起来也需要对自身的思想前提做出必要的甄别。我们说马克思使政治意识形态发展为一种新的样式，并且也使得自己的哲学活动与意识形态之间展开了一种新的关联形式。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对中国社会发展也特别具有思考价值。传统的意识形态是忽略了实践的抽象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则是通过不懈的意识形态批判、从而表达着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双重旨趣的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政治意识形态通过马克思本人所谓“无产阶级的普遍化”从而引入了自我批判机制并体现为高度的反省与自检能力。在此，作为马克思政治意识形态的实际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思想后果与历史承继者，这是当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功能时必须承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等同起来。作为马克思思想后果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与实践系统，马克思哲学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也承担着对这一系统的解释与建构功能，但马克思哲学的更重要的功能似乎还是在于建立一种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是不能取消的，事实上，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若取消了这一功能，政治意识形态也会因此失去了一种有效的制衡，而成为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极端的和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晚年要求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实际上就已经表达了这份忧虑。马克思自己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既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也不能完全等同。马克思一方面努力在展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此同时，他也在努力地跳出这一具体的实践并反思和观察这一实践。正是后一项工作使得马克思即使在自己的理论学说成为意识形态之时，仍然能够保持一种超然的和冷静的思考，并在这一意义上培植起了一种历史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这种既积极参与又冷静旁观的方式提示了一种特别值得提倡的学术研究方式，这一方式也间接或直接地确定了马克思哲学的学术研究方式。一方面，马克思哲学研究不能完全介入意识形态，在理解意识形态之时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距离，只有适当拉开与意识形态的距离，我们才能明确地意识并思考意识形态的存在。“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哲学之谜：哲学是对意识形态的意识，说得更明确一些，哲学是旨在达到批判意识形态的自觉意识”(注：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反省的方式才能成为我们的自觉意识，而人们用以反省意识形态的凭据就是生活实践，“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在这个意义上，把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适当分离开是有必要的，这既是一种基本的学术态度，也是基本的思想立场。另一方面，与意识形态拉开距离并不意味着漠视意识形态的存在，拉开距离不是远离，更不是逃避。相对于生活事实的直观性与事实性而言，意识形态给人提供的解释总显得表面化、僵化甚至于是假相，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干脆悬置意识形态，直接面向生活事实，以使研究活动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这种做法或许对于纯哲学的研究有一定道理，可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恐怕行不通。在马克思看来，就像任何纯粹观念体系都存在着使这一观念体系发生作用的利益基础一样，并不存在纯粹的生活事实，在此，马克思实际上是把直接的生活现实与意识形态都看成是哲学批判活动得以展开的“生活关系”，对“生活关系”的批判不可能绕开意识形态，不能把对意识形态的价值态度代替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活动，实际上，对意识形态的反感乃至厌恶情绪，不仅不可能确立起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还会反过来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认识，进而影响到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术质量与应有的社会功能。马克思哲学以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工作者需要自觉地思考意识形态并把这一思考活动及其结果融入到整个研究活动中。在此，思考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地思考问题其实是应该区分开来的。

马克思哲学当然应当支持纯学术化的研究方法，并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着这仍然不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惟一路数。基于目前的现实，有不少学人提出马克思哲学队伍应该分化，即把研究队伍与宣传队伍分开，各司其职，这看起来不错，但是，从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应有的社会启蒙功能和马克思哲学宣传工作者提高理论素养这两方面看，研究队伍还需要向宣传队伍渗透和影响。事实上，将近些年来在“论坛哲学”已经取得若干共识的成就向“讲坛哲学”扩展和渗透，把马克思哲学或思想中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以恰当的方式向公众说明白，已经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了。

意识形态篇2

关键词：女朋友男朋友 爱情 意识形态 亲吻 礼物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大多数的电影都会选择将爱情作为主要的或者辅助的叙事线索。可是电影上的爱情都是纯粹的爱情吗？爱情背后还有什么？实际上，电影总是持续不断地以爱情为基点来加以展现、创造、抒发着什么，电影在呈现文化话语对爱情的表达方面，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本形式之一。

本文将以亲吻、礼物、牺牲等主要的爱情意象为出发点，深读《女朋友男朋友》这个文本，来深入挖掘爱情背后的东西，探讨“爱情政治学”。

一、爱情意象

（一）亲吻

电影里的亲吻有自己的运行规则，它既有确切和完整的含义，同时也总是不确定和富于变化的。亲吻作为一个能指，本来应确认某些现象，但在影片的意义结构里却基本上是含糊不清的。这种模棱两可的不确定状况所起到的功效，一部分是影片叙事所要求的，另一部分也是由观众和他们所处的文化语境和背景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亲吻差不多总是有指向性的，总是指向另一层含义和另外的事件。

1、确认爱情

亲吻是对爱情的一种表示，而爱情则需要一种确定的形式作为表达的基础。亲吻所起到的作用呢就是去确认爱情，表达爱情，显现爱情。确认来源于不肯定，所以这样的亲吻在温情脉脉的背后有着令人无法忽视的阴暗面。

“造反”成功后，在一片狂欢的气氛中，林美宝看着傻傻为自己跳舞的王心仁，听着他的情话“虽然我不是主打歌，但我是B面第一首”，流下了眼泪，主动拥抱了王心仁，确认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以我们的观影经验，在那样的气氛营造中，浪漫爱情的确立决不能仅仅只是拥抱，这样的时刻需要亲吻。可是在影片中亲吻在这个场景里是缺席的。亲吻的缺失暗示着我们他们的爱情是不圆满的，甚至至少在这时还算不上真正的爱情。因为林美宝真正爱的是拒绝她的良，她对王心仁是因感动做出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林美宝发现了良买给王心仁的作为生日礼物的鞋子，和自己买的是同款，只是是红色。她发现了自己的好朋友――曾经暗恋的人，对自己男朋友的觊觎。她主动亲吻王心仁，不动声色地问他“你到底喜欢的是红色还是蓝色”。她的亲吻传达了自己的不安和对爱情的不确定。同时这里的亲吻也是叙事的一个转折点。良对王心仁的不能说出口的爱被迫明朗化，传统的异性恋爱情秩序面临着逐渐逼近的威胁。

2、重新界定主体性

一类非常显著的亲吻发生在剧中人物重新界定他们主体性的时刻，这样的亲吻标志着对常规的触犯或者说是转换。银幕上的亲吻成为一种比喻，象征的是主体所涉及的自身和文化秩序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

阿良在拒绝了林美宝之后，突然转变，开始把妹。他与“女朋友”之间的亲吻非常不自然，只是嘴与嘴之间僵硬的碰触。亲吻时阿良的脸上写满了游移和不自然。他只是想用与女孩子之间的亲吻确定自己在爱情中的性别身份。这一时刻的亲吻明显表现出主体性的模糊和不确定。

在看到林美宝与王心仁的激吻后，阿良走出房间回到了学生静坐的广场，他遇到了白天的便衣警察。他追逐着警察，主动上前亲吻他。阿良开始正式自己的同性恋倾向，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他亲吻警察是想要寻找文化上的认同，也是对传统异性恋倾向的郑重宣战。

几年之后的阿良有了秘密的同性恋人。可是他的恋人的身份却是分裂的――既屈从了自己的欲望，与阿良秘密来往，同时也向主流文化进行了妥协，娶妻生子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阿良面对自己的爱人是没有安全感的，他主动亲吻要回家的爱人，宣示着自己的委屈和想要得到主流社会认同和接受的渴望。这样的亲吻注定要产生焦虑和不安。

亲吻可以用来抵制常规的主流价值观念，凸显自我反省式的主体。观众在这样的时刻处于有趣的尴尬被动位置，既挑战质疑着已有的知识，同时也构筑了新的见识。

3、预示欺骗与背叛

亲吻在某些时刻是危险而具有破坏性的，它不但不能表现爱情，反而预示着背叛和欺骗，预示着诱惑和对权力的挑战。

影片最“”的片段是将林美宝、王心仁亲吻缠绵的镜头与阿良和爱人的亲热互动交叉剪辑。接连不断的错位亲吻非常具有攻击性，传统婚姻以及异性恋的权威被轰炸的片甲不留。冲击的威力甚至波及到了真正的爱情。阿良将与自己亲密的爱人想象成了王心仁，他现在的爱情被彻底否定，只剩下冰冷的欲望。

重遇后的林美宝和王心仁之间的亲吻是对王心仁婚姻的背叛和欺骗，也是对真正爱情的腐蚀和伤害。

4、规定未来关系

亲吻也具有权力结构。谁是主动亲吻，谁是被动亲吻的问题规定了爱情主人公之间未来的关系――恩赐、服从、权力与控制。

林美宝和阿良在影片里都扮演着主动亲吻的角色，他们掌握着爱情的权力，控制着爱情的走向。他们对爱情的开始和结束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可是他们的爱情却将他们置放在主流社会的边缘，主体性模糊不确定。所以他们的主动和权力是表面和虚假的，真正的控制者是爱情中屈服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他们的另一半。他们只是爱情挑战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他们的悲剧是影片潜藏的意识形态施展的惩罚。这也说明了影片的性质，看似具有反动性宣扬反叛和抗争，实际还是甘愿充当了意识形态的工具，只是这一过程被伪装，隐藏的更深了。

亲吻作为一种意象和符号是文化的构造物，其含义超越了对自身的建构和设置，不断把我们带向影片中尚不能看到，或者是被忽略的地方。

亲吻不仅仅是亲吻，爱情不仅仅是爱情。

（二）礼物

礼物就像亲吻一样也用来展示并表达爱情，但是因为蕴藏了太多模糊的含义，所以必然也会引起歧义。

1、招致债务感

任何礼物绝不可能在给予的时候不招致某种债务感。礼物会把我们放置在“支付和解除债务”的循环模式里，不能解脱。

王心仁送给阿良的礼物是在胳膊上奔腾的“浪花”，虽然双方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份礼物，可是接受者阿良却因为无法避免的“债务感”加深了对王心仁的不一样的情愫。在这里送礼物的过程被放大化、具体化，王心仁的每一笔刻画都刻在了阿良的心里，最终的浪花是汹涌在阿良的心里，阿良为这份礼物交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爱。

林美宝送给王心仁的礼物是一头秀发。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女孩子拿起剃刀剃下自己的头发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王心仁感动着自己接收到的礼物，并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份礼物所传达的情意就是爱情，他给予同样的回赠――爱情。

礼物总是能传达赠送者的某些情意，接受者又总会以自己的角度解读礼物背后的含义，可是这样的解读会不可避免的存在误差。在这一层面上来说，礼物已经不是原来的礼物了，或者说礼物已经不存在了。

2、放弃主体性

给予礼物的人在赠送礼物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在礼物里附加上自己的主体性，这也是礼物会招致债务感的深层原因。

林美宝送给阿良的“好货”是藏在心里的暗恋，她给阿良的空白的信是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的爱情，林美宝和阿良送给王心仁的蓝色和红色的鞋子都写满了浓浓的爱，林美宝送给王心仁的蓝色的铂金包诉说着可能自林美宝都没有意识到的对于爱情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以及不被主流社会承认的委屈，而王心仁转手把铂金包送给了妻子他在无意识间背叛了爱情和婚姻，林美宝送给阿良的衬衫混杂着爱情和友情，双胞胎则是林美宝心中痛苦绝望的爱……

送出了礼物，赠送者就被迫放弃了部分的主体性，将一部分的自己毫无保留的暴露在接受者面前。这个时刻的赠送者是个十足的被动弱势者，等待着被控制。接受者接收到了礼物就拥有了权力，拥有珍惜、践踏和伤害等等选择。他对礼物的回应是循环能否继续的关键。

（三）牺牲

“牺牲”是真正爱情的文化构成。这种极度情愿的付出是人们最渴望得到的――这经常就是爱情本身。牺牲的表现证明了爱情，成为高度浪漫的情感的最为常见的组成部分。牺牲经久不衰的魅力来自于对情感全神贯注的投入。

林美宝和阿良为了爱情都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牺牲是永远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婚姻和传统的家庭生活彻底对他们关上了大门。他们只能以边缘人的身份孤独的游荡。而爱情对于他们这样牺牲的回馈却是“自讨苦吃”。这是电影的意识形态规则作用的必然结果。他们的爱情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传统的异性恋和婚姻规则）的挑战，他们的牺牲加大了这种挑战的威胁性，延长了破坏的长久性。主流意识形态对他们的惩罚就是孤独和不安全感，最终爱情失去了意义，不得不走向结束。他们对于爱情的牺牲却使自身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实际上，社会秩序和规范需要通过爱情的牺牲来获得。

王心仁被学校勒退，不得不去当兵。林美宝为了“救”他，主动把他送走，让他回到有权势的情人身边。林美宝的牺牲让王心仁回归了主流社会规范。他彻底改变了反叛的形象，屈从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游戏规则，建立了正常的家庭，对于他以前反抗的权力体制唯唯诺诺。林美宝对于爱情的牺牲让一个学生运动的领袖成为了反对学生运动的官方发言人。

其实林美宝和王心仁在电影的意识形态框架内都没有选择。当兵也是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回归，无论如何，王心仁还是要回到传统社会中去。林美宝的牺牲是在电影意识形态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选择，她牺牲的价值也是电影意识形态预先设定好的。社会秩序需要通过爱情的牺牲来获得和强化。

二、总结

电影中的爱情不仅仅是爱情，更多的则是一种象征和比喻，爱情的诸种意象背后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爱情始终被笼罩在意识形态的阴影之下。

参考文献：

[1] [英]帕特里克・富尔赖著.李二仕译.电影理论新发展.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意识形态篇3

小说的流行尽管得益于妇女地位的上升，但同时也反映并加深了18、19世纪英国妇女　仍相对卑微的社会地位。“反映”显而易见，“加深”则需要一个前提：即文学作品对　社会现实的干预作用。法国批评家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的论述为这个前提提供了理论依　据。福柯认为，知识的制度化是权力的工具和载体。主导一个社会的各种力量以及其间　的关系都体现在各类知识中间，知识甚至是这种力量关系的结晶。知识又由各种出版物　和媒体传播到个人，影响他们的观点，左右他们的行为。所以，人们对书籍和各种媒体　产品的消费是社会权力中心辐射其力量、左右人们言行的重要方式。(注：参见Michele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1(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这一　论点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一论不谋而合。)福柯的理论激励了一大批　评论家，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推批评家萨伊德。萨氏对欧洲东方学的研究表明，西方诸　强对东方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征服同其在文化领域中对东方世界的表述相辅相成。(注　：参见Edward  Said:Orientalism,lst  ed.(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在晚期　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逐渐融合，生产手段和文化表述手段也日渐统一，这种条件尤其　有利于上述“互惠”关系的存在。当今的美国娱乐业(尤其是好莱坞)是文化、经济与意　识形态融为一体的最佳代表。制片商、电视网、报纸和大银行互相渗透，逐渐演变成一　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其职能包罗从表演、制作、发行到播放渠道的整个过程。可以想见　，这一产业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辐射到远在文化娱乐之外的各个领域。我们所处的具有浓　重后现代色彩的时代，政经力量的施展己不再仅仅(或主要)依赖于对生产方式的控制，　而更多地通过对表述手段——“代码”——的控制来实现，因此上述一体化也在所难免　。(注：参见Craig  Owens:Beyond  Recognition:Representation,Power  and  Culture,ed.Scot  Bryson,

Barbara  Kruger,Lynne  Tillman  and  Jane  Weinstock,(Berkeley:UCP　,1992),260页。)通俗点讲，一个政治经济领域财大气粗的人必须同时是在象征层面能　呼风唤雨的人，亦即拥有文化表述手段，反之亦然。颇有意思的是，文化的这一后现代　特征早在18世纪英国小说家里查逊身上便初露端倪。被许多人尊为英国小说之父的里查　逊还是一个成功商人(英国有名的印刷商)，并常自我标榜为清教伦理的道德卫士。写作　对于里查逊可谓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一举三得。出版小说不仅给他带来丰厚的经济收　入，同时也是这位虔诚的清教徒传播其宗教理念的主要手段。

福柯和萨伊德有关文化表述与权力的理论于小说同样适用。当然，小说对现实的影响　有其独特的机制与形式。同电影一样，小说有其他文化形式无法比拟的照明(illuminate)现实的能力。这种照明是文学干预现实的主要渠道，因为权力(power)运作　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可视性。在《约束与惩罚》一书中，福柯通过监狱建筑的可视性对改　造犯人所起的作用一例，十分形象地证明了可见性(visibility)对于权力作用之重要。　(注：Michele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tans.Alan  Sheridan(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需要指出的是，可见性未必等同于视　觉意义上的“看得见”，它同样可用于抽象意义；如小说和电影对于现实生活的描述便　是为读者观众“照亮”了社会现实，尤其是其中各类社会关系以及读者和观众自身所处　的位置。换言之，文学和电影让人们看清了他们自己是什么人。作品的照明把我们每个　人象征性地纳入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中，并赋予特定的社会角色。此处所说的“象征　性”指的是法国心理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所称的“象征秩序”(SymbolicOrder)，(注：拉康把人的主体分为“想象秩序”(imaginary  order)和“象征秩序”两　部分。)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和法律等具有约(规)定性的系统。文学艺术将读者观众带　入这类象征秩序中，使其意识到并接受自己的社会角色。同时，小说还通过其“照明”　效应把我们每个人置于社会的共同监督之下，在阅读与欣赏过程中对读者和观众的行为　产生鼓励或抑制作用。有的理论家认为，文学、媒体甚至包括公路边的广告牌都可能是　社会监视的形式——倒不是因为它们“看”到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我们自　己，我们的投影。法国后现代学者让·波得里亚的比喻十分生动：

事实上这些广告牌能如“监视电视”一样好(或者说一样坏)地观察、监督你。这种电　视看着你，你看着里头混杂于人群中的自己。就在观察这一瞬间，这电视成了一面不涂　银的镜子。这个游戏通过“分身法”把整个世界包裹在其中。(注：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trans.Sheila  Faria  Glaser(Ann  Arbor: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1981),p.76.)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与媒体的监视因带来可见性、透明度而具有潜在的诱惑力。青少　年追随影视明星，模仿其服饰打扮言行思想，这是诱惑使然，因为模仿给人以虚幻的快　感，使其满足于被模仿的角色；同时这也是一种抑制，因为它限定了模仿者的选择，成　为规范其行为的途径。这种模仿尤其能使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安于现　状、接受现实，因而是维持社会现有秩序、保证社会安定的有利条件。文学艺术的功能　之一便是为这些人的社会角色添加一些甜味佐料，使之充满诱惑力，易为人们接受。

对于多数18世纪英国年轻妇女，小说正是这样一面魔镜。由于题材上与女性联系紧密　，小说在当时拥有大量的女读者群(为中产阶级妇女阅读的主要文学形式)，是妇女读者　了解并接受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有关婚姻恋爱方面的伦理与观念——的主要　渠道，因而也成为当时社会监督年轻妇女言行的“眼睛”。这个时期小说为女性读者塑　造出不少贞洁贤惠的同龄模仿对象，这些形象多因其贤德最终获得丰厚的财富与圆满的　婚姻。后人将此类小说称为“教育文学”，因其不仅为当时的年轻女子提供了行为准则　，还积极诱使她们接受和遵守这些道德规范。里查逊笔下的帕美拉就是一例。

帕美拉：贞洁贤惠的典范

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宗教日益衰败、世风每况愈下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引发了　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些变化中有的严重威胁着英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伦理观念和宗教信仰。对于道德卫士如里查逊者，引导人们接受、遵守传统的道德规范无疑是当务之急。他们大声疾呼，号召宗教复兴，重振传统美德。许多基督教行为规范手册因此被重新编纂出版，其中数《女士图书馆》丛书(Ladies'Library)最为有名。从其标题不难发现,此次道德复兴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妇女的德行。这套丛书中的许多小册子在初版时并不唯独针对妇女,这次被稍加编辑,改头换面,成了妇女行为规范手册,,颇耐人寻味。(注:Rita  Goldberg,Sex  and  Enlightenment:Women  in  Richardson  and  Diderot(Cambridge:Cambridge  UP,1984),pp.47-51,p.41,p.41,pp.123-127,p.47.)这些书籍在宗教、道德方面的观点与当时的小说(尤其是里查逊的作品)可谓互相呼应(这种一致并　非巧合，因为里查逊本人也曾撰写过此类手册)。(注：Katherine  Cummings,TellingTales:The  Hysteric's  Seduction  and  Theory(Stanford:Stanford  UP,1991),p.97.)　撇开内容不说，单在题材上，两者讲述的都是女性问题。这种关注于妇女当然并非抬举　之象，反倒表明其社会地位之边缘性，因为规范与准则通常主要用于约束弱势阶层。以　18世纪小说为例，成为故事矛盾之源、作者/读者关注之对象者，多为处于权力中心之　外、社会边缘、或被统治压制的社会群体。里查逊的小说是最好的佐证。贯穿里氏作品　的一个中心问题是适龄未婚女子的贞操与美德，而对于定义、解释这种贞操和美德以及　正处于严重危机的宗教和道德，小说却讳莫如深。

在18世纪的英国，前面提到的社会变化加深了宗教衰退带来的不良影响。彼时的英伦　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婚姻危机。在国家向个人中心型社会经济秩序转变过程中，婚姻　日益成为一种商业交易。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男人对妻子　的依赖较之农耕时代大大减少，妇女的经济价值随之降低，多数男人也不再指望通过获　取嫁妆来提高经济地位。这些因素促使许多男青年结婚年龄大大推后，加之一连串战争　造成男性人口下降，英国一段时间出现了单身婚龄女青年过剩的现象。(注：参见Ian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　137,166,216,222,219,218,137页。)不难想象，在世人眼中，这些为数不少的“女光棍　”对业已堕落的社会风气无异于雪上加霜。更何况由于基督教素来将女性肉体视作淫乐　与罪过的象征，清教伦理更提倡节欲，美化婚姻，禁止婚外(前)性行为，人们视这些过　剩女性为洪水猛兽。道德卫士们的担忧确实也非完全空穴来风。生活艰辛逼良为娼，英　国当时确有大批妇女迫于生计而沦落风尘，而且数量空前。(注：Robert  PalfreyUtter  and  Gwendolyn  Bridge  Needham,Pamela's  Daughters(New  York:McMillanCompany,1936),pp.21,33,32,229.)可悲之处唯在于社会变革的受害者反被视为道德沦　丧宗教衰颓的罪魁祸首。(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　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

当然，将社会风气的败坏归咎于妇女非特英国独有。在一些伊斯兰社会，妇女被从头　到脚包裹起来，为的也是防止其身体所具有的诱惑力破坏社会的道德秩序。其实在世界　多数社会里，每有道德问题成为社会公害，妇女往往会成为治理的首要对象，似乎约束　妇女是包治各种社会病害的灵丹妙药；或者说，要使一个社会井然有序，好象关键在于　控制其妇女。18世纪的英国也不例外。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绅士杂志》(Gentlemen'sMagazine)就建议社会采取措施使妇女均能自食其力，以防她们变成老处女或从事不良　行当。(注：Robert  Palfrey  Utter  and  Gwendolyn  Bridge  Needham,Pamela'sDaughters(New  York:McMillan  Company,1936),pp.21,33,32,229.)

里查逊显然也持此观点。在他看来，防止清教伦理在这场危机中遭受践踏的最佳途径　是教育妇女抵御肉欲的诱惑和驱使。里氏本人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致力于这项事业。他　的小说《帕美拉：美德有报》实际上也是一本婚恋指南，旨在为当时身处不利社会经济　条件的未婚少女们指点迷津。首先，小说(以及后来的《克拉丽莎》)提醒青年妇女们，　英国是个色狼四伏的社会，象B先生和拉弗雷斯般淫荡的阔佬比比皆是，他们每日伺机　引诱、加害于那些不谙世事的少女。B先生对帕美拉不遗余力的引诱生动地展现出彼时　女性的贞操与美德所面对的严重威胁。而从帕美拉和克拉丽莎两人均为其追求者所囚禁　这一点看，这种引诱实际上是一种迫害。小说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在18世纪作一名未婚　妇女实非易事：一方面她须竭尽全力找个人嫁；另一方面，她又须时时提防那些貌似殷　勤的色狼。两个女主人公所处的都是这种两难境地，而相比之下，克拉丽莎的处境更为　艰难：在父母为她物色的丑陋粗俗的索尔姆斯和她自己错委以身的拉弗雷斯之间，她无　法作出选择，最后只能嫁给天堂里的夫君耶稣基督。

不过，里查逊的小说也为少女们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路标便是小说塑造的女　主人公。帕美拉与克拉丽莎虽命运不同，两人均坚定不移地遵守清教道德准则，尤其恪　守该教派有关性行为的清规戒律。批评家瓦特尤称帕美拉树立了“一个新的、成熟的并　且极具影响力的女性形象”。(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　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帕美　拉首先是个贞洁自爱的典范。面对B先生的软硬兼施和不断变换的花招，她丝毫不为所　动，始终坚守贞操。帕美拉最终接受了B先生的求婚，当然说明B氏也非如她当初所说般　可憎：她甚至曾可能暗恋这位主人，只是出于道义或碍于面子暂时拒绝他的追求。在给　父母的第一封信中，帕美拉曾将B先生称之为最好的绅士。(注：Samuel  Richardson,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4  vols.(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1974),4页(第一　册，第一封信)，序言22页，正文4，220页(即第二册，第二封信)。着重处按原文。)更　有批评家指出，帕美拉最终对B先生的态度转变显示她其实并非那么纯洁幼稚；那种乡　下姑娘式的天真之状可能是狡伪之作，全为诱使B先生向她求婚。(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　66,216,222,219,218,137页。)这种解释以菲尔丁的模仿作《莎美拉》(Shamela)最具代　表性，确也不无道理。但此类居心纵使有之，也丝毫不是帕美拉贞节坊上的瑕疵，因她　一再拒作B先生的情妇，无论如何也在实际上严格履行了清教伦理中非婚无爱的教条。　另外，从里查逊小说共有的教育性来看，作者可能欲以帕美拉为例指导当时身处逆境的　青年女子如何以体面方式觅得如意郎君。帕美拉的高明之处在于她能巧妙克服婚姻危机　带来的困难却又不损害清教道德规范。

意识形态篇4

关键词：意识形态；虚假意识；上层建筑

中图分类号：B0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183-02

如同“空气”这一概念发明之前，我们也没有停止呼吸一样。同样，早在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概念前，意识形态就已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早在公元前，柏拉图所提出的“理念世界”就可以被看做是意识形态的雏形。在西方进入中世纪后，出现了宗教对科学的迫害，科学沦为了神学的侍女，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幻化成了全知全能的上帝，人类思想被谬误和偏见所左右。随着中世纪世界观的崩溃和新教的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讨论意识形态的直接先驱如弗朗西斯・培根和托马斯・霍布斯等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共有四种幻想：种族幻象、洞穴幻象、市场幻象和剧场幻象。”培根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的智慧都被那些他成为幻象――错误的、不理性的概念――所蒙蔽。“四幻象假说”为其后的意识形态学说奠定了基础，它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开端。

一、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

虽然拿破仑“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的讥讽使得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广为流传，但意识形态的概念之所以像今天这样流行，还是由于马克思及其著作的影响。尽管马克思在批判意思形态时熟知特拉西将意识形态看做一门有益的“观念的科学”，马克思还是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它。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什么“观念的科学”，只不过是特定的一群人用来自我辩护的一种虚构。[2]在其对意识形态集中阐述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虚假意识”，并援用照相机的比喻来说明。马克思认为：“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3]

意识形态在作为“虚假的意识形态”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思辨性、抽象性和对现实的非批判性的特征。最典型的例子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援引的：“一个好汉突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他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4]二、是对现实的歪曲的反映的特征。马克思之所以称意识形态为“虚假的意识”主要指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为了麻痹被统治阶级而向被统治阶级灌输的思想观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时代环境及写作目的。马克思在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德国到处流行的是受黑格尔影响的唯心主义及剥削阶级的意识，他的写作意图就是为了与当时流行的这些“虚假的意识”进行斗争。所以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的是以往的意识形态的认识内容而不是意识形态概念。[5]

（二）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称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亦即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在《路易・巴拿马的雾月十八日》说得明白，他写道：“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之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6]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整个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当然包括意识形态这一基本的社会意识内容。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的权利和利益相联系，他的“一般的意识形态”就是指统治阶级的是想体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变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得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7]马克思还说过：“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发展成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即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利不同的权利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8]

并非所有的意识都是意识形态的。使统治阶级的意识转化成意识形态的，是由于分工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之间的冲突。首先，体力和脑力的分工导致了劳动与劳动产品在数量和质量是那个的不平等分配：其次，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私人财产的存在，以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不一致。公共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就以虚幻的共同体国家的形式出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9]各种不同阶级之间的真实的斗争，使得实际上社会已被利益的冲突撕裂，为了不让它崩溃，这些对立被掩盖以为社会的权利不平衡分配辩护的思想观念，统治阶级的思想自此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力量。“例如，在某一国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斗争，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10]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都是“虚假的意识形态”，它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基础，这是历史的现实。所以从这点说“虚假的意识形态”又是“真实的意识”，作为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

（三）作为革命的“粘合剂”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不是绝对统一的；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中，只有那些使得宗派关系永恒化的部分才是意识形态。所以，任何阶级都能产生意识形态。但是，当工人阶级还不是革命阶级时，一盘散沙、没有统一起来，尽管有共同的利益和社会心理，其所产生的意识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工人阶级只有在转变为革命阶级时，才有属于自己的用来号召和团结广大群众的旗帜――作为革命的“粘合剂”的意识形态。

当然，在革命胜利后，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会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在革命过程中则存在着不同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国家，使得宗派关系得到彻底消除，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才会得到消失。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几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其特殊利益的，任何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都和人民大众的普遍利益相冲突。要想使特殊利益消失，只有进行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的利益是与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一致的。

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论述的意义

（一）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对意识形态进行了论述

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的世界”、特拉西的“观念的科学”、亦或是培根的“四幻象说”都只是阐述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缺乏对其全面系统的表述。马克思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表述意识形态概念的，通过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互联系阐述了作为社会存在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和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马克思通过社会意识和社会主体的互相规定和生成关系来阐述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马克思通过社会意识的存在样式及如何被认识和起作用阐述了意识形态的认识性特征和作用机制。最终，马克思完成了对意识形态概念全面系统的表述。

（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论述具有科学性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大都是运用唯心主义方法论证意识形态。马克思说过“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唯心主义指导下的意识形态犹如不授粉的花朵，即使再鲜艳也不能在结出香甜的果实。而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证的意识形态与以往的意识形态相比具有科学性。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与法国革命的实践向结合产生了法国的巴黎公社、与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产生后来与帝国主义头号强国并列为超级大国的苏维埃人民公共国、与中国的革命时间向结合产生今天令世界瞩目的新中国。所以说，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的论述具有科学性。

（三）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论述孕育了之后的各种意识形态界定的胚芽

包含对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完整论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出版后得到了世人的关注，使得人们开始更多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拷问和解答现实中的社会现象。复杂的社会生活又反过来加剧了意识形态语义的变化和逻辑认知的断裂，从而产生了后来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观的出现，如：“意识形态终结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意识形态观等。这些意识形态观的出现与流变，与我们的某些社会现实和之前的相关理论有及其深厚的渊源。从这点看，作为对意识形态第一次做出全面系统科学说明的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中对意识形态的众多论述，隐含着后来对意识形态进行各种界定的思想胚芽。

参考文献：

[1]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1

[2]利昂.P.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P9

[3][4][7][8][10][1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3、P4、P43、P43、P43、P17.

[5][6]倪跃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探析[J]文史艺术.2010[2].P99

[9]k.Marx,Selected Writings,ed.McLell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77,P169

[6]《马恩选集》第一卷P611

意识形态篇5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以下是和大家分享意识形态交流党课讲稿参考资料，欢迎你的阅读及借鉴。

今天的交流主要围绕四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的含义及重要性;第二，意识形态工作应遵循的原则;第三，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难题;第四，新时期做好人大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议。

一、意识形态的含义及重要性

意识形态，顾名思义，它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它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存在在我们脑海中的反应。意识形态，可以指导我们的行为，对我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一旦意识形态发生改变，我们的所思所想和行为也会产生变化。因此，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国际情况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渐向制度危机和价值观危机延伸演变，西方制度和文化的衰退已经彰显。同时，伴随着我们国家综合实力快速提升、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外敌对势力把我国的崛起视为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从而加大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他们利用网络优势和话语霸权，以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为掩护，寻找和培养人，唱衰中国经济、虚无党的历史、消解文化自信、放大社会负面信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们抹黑中国，甩锅中国，指使国内敌对势力，加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和平演变力度，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同时插手我国香港和台湾，企图搞乱香港，分离台湾或者利用台湾要挟中国。

从国内情况看，随着我国改革发展步伐加快，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细化，不同阶层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难免发出复杂的社会声音，发生系列社会事件。国际敌对势力于是趁火打劫，利用国内的社会事件，如劳资矛盾、刑事案件、医疗事故、民间纠纷等，或无中生有，或借题发挥，兴风作浪、炒作热点、造谣生事，煽动民众不满情绪，将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制造党群干群对立，加剧我国意识形态尤其是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形势。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多变。在人人都是自媒体时代，文字与音频、影像、图片、动画等结合运用，不仅使传播内容更加立体化，而且容易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以假乱真或者断章取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不少歪曲党和政府形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诋毁国家政策的信息。有的直接把一些社会事件的责任引向党和政府、军队和警察，进而鼓吹假如实行西式民主就不会出现类似事件，矛头直指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此类事件往往利用网络技术的开放性、信息流通的迅捷性、意见表达的全球性造成事件的负面效应成几何级数增长，因而使意识形态尤其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复杂。

从意识形态的受众对象看，中小学生、大学生是最大群体，其次是广大农村群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了解、缺少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党史、国史知识的系统学习，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优良传统等基本常识的了解，更缺乏对时势政策的了解和对信息真相的辨识能力，因而对敌对势力鼓吹传播的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缺乏政治鉴别力和政治免疫力。同时，西方意识形态多借助青年人喜欢的网络娱乐形式如游戏、电影、文学、音乐等，潜移默化地向他们灌输西方价值标准，培养西方意识形态的信众。随着网络受众群体低龄化越来越严重，思想处在叛逆期的未成年人，极易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蛊惑和毒害，这进一步增加了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艰巨性。

党的xx大以来，有关部门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处理了一些故意扰乱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人物和事件，但形势仍不容乐观。一些观点和做法带有极强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使意识形态斗争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

党的强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求“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但是，一些同志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不敢担当，面对错误思潮不敢旗帜鲜明站出来，有的态度暧昧甚至姑息纵容。一些同志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甚至存在错误认识，把敢于亮剑的言行视为极“左”，把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混为一谈，把批驳错误思潮和错误言论视为“惹事”等等。这些错误认识使不少人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采取回避、躲避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被动局面，也对未来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国际上“唱衰论”“捧杀论”“威胁论”以及抹黑、甩锅、妖魔化中国等此起彼伏，国内通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之后，亲眼见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杂音相对减少，但仍有一些吃着中国饭长着外国心的人，明里暗里与国际上别有用心的人一唱一和、彼此呼应，再加上传播手段网络化、传播受众低龄化或低学历化、思想观点隐蔽化、理论外衣新潮化，使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这要求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积极进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二、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问题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安全，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存亡和百姓福祉。然而，当前对意识形态工作存在认识误区和错误论调，我们须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第一，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宣传部门要抓，全党都要抓。长期以来，有一种认识：宣传部门是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宣传部门抓的。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宣传部门是抓意识形态工作的，但意识形态工作是全党要共同抓的。党管意识形态是党委主体责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必须管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涵盖各条战线，不是哪一级、哪一家的责任，而是全党共同的责任。全党的事，就必须全党动手、齐心来做，就必须坚持“一盘棋”、打好“组合拳”、形成“大合唱”。

第二，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分外事，而是分内事。不少人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工作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如果不分管抓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宣传思想工作者、不是党务工作者若承担此项工作是否职责越界、工作越位?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应有之责、应负之责、应尽之责。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局外人”“旁观者”，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当“甩手掌柜”。

第三，意识形态工作不是虚功，而是实务。意识形态工作就怕任务空泛、内容空洞、工作空转、阵地空心。意识形态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宣传思想工作，它涉及人们对世界和事物的看法、认知、理解，涉及对特定事物或事件的具体感知、价值判断与思想观念，无法用具体的产品、量化的标准来进行考量。但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两个巩固”的大局，因此是最大的政绩与业绩。

第四，意识形态工作不能满足于应急、应付，而要做到经常性、常态化。意识形态工作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设”，相比其他建设，“地质”情况更复杂，变数更多，工作难度更大。意识形态工作平时做不到“万无一失”，关键时刻就会“一失万无”。必须要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来抓。如果平常不闻不问，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抓舆论导向，不积极应对舆情，不抓班子队伍，等到出了问题，再去应急式地“灭火”，那就为时已晚。

第五，意识形态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责任。意识形态工作绝非随意拉伸的“橡皮泥”，不能“有职无为”“有职不为”，也不能“有权无责”“权大责小”，而是“法定职责必须为”、“位高权重”责任大。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软工作”，可有可无、无关紧要。这种意识形态工作“无用论”是错误的。如果意识形态工作不力、意识形态领域出现问题，那么发展建设的大好局面就有可能丧失，每个人的幸福也就无从谈起。

三、新时期做好人大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议

人大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委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人大已经自觉地把意识形态工作融入了工作领域，抓实阵地建设，用好用活、管紧管严人大意识形态阵地，传播民主法治正能量，从严规范人大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网络行为，严肃工作纪律，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压实了工作责任，以常委会党组领导班子总负责，机关党支部直接抓，切实将意识形态落实到人大机关建设和人大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为依法行使人大各项职权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精神力量和良好的舆论环境。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提高政治站位。

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县人大常委会始终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开展各领域意识形态工作专题研究，全面掌握学习工作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强化理论武装，凝聚思想共识。

做好人大意识形态工作，首先要抓好人大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县人大常委会要一如既往地加强机关政治建设，结合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继续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专题交流和学习心得交流等形式，组织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增强理论学习的政治自觉，筑牢意识形态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是突出分管领域，发挥助手作用。

人大代表是人大工作的主体，意识形态工作同样需要守住人大代表这块阵地。为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我们要按照“使人民的意志更好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得以实现”的要求，遵循和把握代表工作规律，积极组织自己所联系的代表团开展各种形式的代表小组活动，引导广大代表在加强学习、新旧动能转换、联系群众等方而做表率、当先锋，不断增强代表履职为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精神和中央、省、市、县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引导和帮助本组代表正确行使好民主权利，在鼓励人大代表建真言、献良策的同时，明确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规范个人言行，切实做好人大代表意识形态工作。同时守住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方面，正确引导代表要正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财政化解债务负担的压力，要共同当责，共同增收节支，为缓解财政压力做出贡献。

四是注重宣传带动，讲好人大故事。

自己作为人大县人大常委会的一份子，要始终将人大宣传工作作为抓好人大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抓手，大力宣传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民主法治建设新成就等，弘扬社会主旋律，传递人大“正能量”，为法治xx建设营造强有力的舆论氛围，讲好人大故事。

五是完善阵地建设，强化舆论宣传。

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我们要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加强人大常委会门户网站建设管理，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站稳政治立场。明确责任，制定网络平台管理维护工作方案，统筹“智慧人大”建设、管理、运营和维护等各项工作;要严格信息程序，严把审核关，严禁涉密信息上网。以开展代表联络服务站建设作为抓好人大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一环，对照“十有标准”，实现联络站、点的全覆盖，以硬件建设推动软件提升。健全人大舆情监测机制，加强网上舆情风险研判，做好重要节点和敏感时期的人大舆论监管，推进舆论焦点、热点、隐患点排查化解常态化，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工作整体效能。

总之，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主动作为、真抓实干，以更加坚定的政治自觉、更加开阔的工作思路、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努力开创人大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

意识形态篇6

到底该怎样理解和面对意识形态呢？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在一九九O年出版了《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之后，一九九一年又出版了《意识形态简论》一书，企图“清理附着在这一概念之上的一些混乱”（《意识形态简论》，第221页，以下仅注页码）。

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的原初意义指的是对人类思想的科学研究（有后缀-ology为证）。但是，很快这个词就用来指既定的思想和体系自身了。因此，说谁谁是意识形态论者，那么，很少是指他或她是思想的分析和批判者，更多的是指他们是某种特定思想的阐述者。这一概念的最初“发明者”，也许该是拿破仑时代的安东尼·德拉图·特拉西，这位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在狱中酝酿了“思想科学”雏形。伊格尔顿说，“‘意识形态’是产生于一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情形之下：与恐怖时期非理性的残暴相反，属于理性政治学。”（第66页）它的建立是要把神学从作为一切科学的女王的地位上驱逐出去，建立思想自身的统一性，从而自下而上地重构政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重新认识从简单的感知过程到崇高的精神领域的一切事实。例如，特拉西认为，私有财产就是建立在“你的”和“我的”二者的区分之上的，而这可以在关于“你”和“我”的对立中寻到踪迹。也就是说，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具有自身的规则，循其踪迹，可以找到发生与发展的根源。而特拉西则称自己是“思想科学的牛顿”，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来揭示这种规则或规律。很明显，这具有极强的启蒙主义色彩。

但是，很不幸，这位反对神学迷信企图为法兰西社会重建提供理论之翼的知名哲学家，很快就黯然失色了。理由很简单，拿破仑后来拒绝革命的启蒙思想，空想家（ideologues）之名被加在了特拉西们的头上。皇帝声称，这些学院派的空想者必须由科学家、学者降级为宗派分子和颠覆破坏分子。由此，这位由雾月的领袖进而登上皇帝宝座的革命家，终于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不复思想科学矣！在波拿巴·拿破仑看来，特拉西们在一个孤立的自我封闭体系中寻求理性法则的企图，像精神病人所为，脱离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实际上曲折地否定了政治权力的绝对权威。所以，“意识形态”就渐渐地不再意指怀疑论的科学唯物主义，而指抽象的、脱离实际的思想观念。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意识形态”是怎样由一个“冷血知识分子”（马克思语）所认为的纯粹精神的范畴，而被统治者宣称为异端时，反讽意味不难见出：拿破仑也许并不自知，他所使用的批判的武器，却正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意识形态策略。而也正是从拿破仑开始，意识形态概念不再只是思辨的范畴，它已进入了社会历史运作范围内，统治思想对非统治思想的归化和统辖成了意识形态的一种类型。

伊格尔顿归纳出了特拉西以来，人们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十六种定义。（第1——2页）这十六种定义，我们又可粗略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第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即是指社会特定团体的信仰或观念或者这些信仰和观念的生产，它是在一定社会利益刺激下形成的思想形式或具有行动导向作用的话语；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权力的生产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第三种观点有所不同，它认为，意识形态是必不可少的中介，通过这个中介个体可以感知“它”所存在的世界，并激活个体与社会结构的联系。在这样三个主导性的观点统摄之下，各种流派各个理论家的观点各不相同。比如，同是主张意识形态即特定集团的观念形态，但有人特指错误观念形态，有人却指正确的或一般的观念形态。在伊格尔顿眼中，卢卡契就赋予了意识形态以其新的不具贬义的内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卢卡契秉承了第二国际的思想传统，否定了思想和存在之间机械“反映”和“对应”的关系，从而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建立在了新的哲学基础之上。卢认为，科学、真理和理论，并不是与意识形态严格对立的概念，相反，它们是特定阶级意识形态的表征，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是错误意识。错误意识指的是思想的不正确，但是，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却不是因为它不能与社会现实相对应，也许它恰恰是很好地反映了所处其中的现实的。只不过，它不能改变错误的现实，因而也不能以正确的意识来表现正确的现实。所以，意识形态相对的方面或“他者”，应该是无产阶级所代表的“总体性”（totality），而它自身则是一种举隅法（synecdoche），从整体中只抽取了部分。换言之，在卢卡契看来，当意识形态达到了总体性也即转变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时，它就是正确的思想观念了。这无疑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思想的重新阐释。不过，这些观点同时又遭到了另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从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视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为差异性或异质性（heterogeneity），而不是卢卡契所谓的总体性。作为否定辩证法的坚决主张者，阿多诺认为，意识形态同化了这个世界，过分地将有差异的现象等同了起来。作为对这种同化的破坏，思想者必须具有否定和持异的力量。而艺术正是这样一种力量，因为它以差异的而非同一的方式来言说，从而反对那些“天衣无缝”的整体性并进一步肯定了审美领域。

这么说，并不意味各种定义的意识形态没有共通性。在伊格尔顿看来，一切意识形态均程度不同地具有六种主要的策略（strategies）。通过这些策略，一定社会力量的特定利益所标举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实现。这六种策略就是：一元化（unifying），实践化（action-oriented），合理化（rationalizing），合法化（legitimation）、普泛化（universalizing）和当然化（naturalization）。意识形态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使人们相信，这是一种唯一正确、可行的，并且是既合理又合法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这个世界、关于某个社会的正确认识（这与阿尔都塞的神话说互相对照）。因而，人们情不自禁地接受并承认它。正像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成功的意识形态常常被认为是呈现其自然而又自明的信念的，这些信念与一个社会的‘共识’等同了起来，从而没有人会设想它们可能是不时地具有差异性。”（第58页）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的魔法使我们潜移默化地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我们自己对此还一无所知。

这使人想起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理论和福科的权力话语理论。当然，就葛兰西而言，霸权和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区分的。霸权应该指统治力量赢得认同和强制的方式，藉此，它取得了对被统治者的统治，这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而且存在于经济和文化领域，存在于非话语实践之中也存在于理论言说之中；然而，意识形态却不同，它特指在符号和意义制作的层面上一决雌雄的斗争方式，而对福科及其追随者来说，权力和权力话语并不仅仅与军队或者议会相联系，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无形的强力的网络，将我们的微不足道的言谈、举止与之交织在了一起。对此，伊格尔顿指出，“如果权力像上帝一样万能，那么，意识形态这个词，就不再能特别地突出指任何事物，它就变成全然没有内容的了。”（第7-8页）

事实究竟怎样？意识形态已经早已被霸权或权力话语所取代了吗？意识形态已经还是并没有终结？

意识形态似乎是已经终结了。因为，后现代主义的现实本身就好像宣告了主流性、中心性、一元化价值和意义的失效。伊格尔顿分析说，“经典意义上发挥中心作用的公共价值，再也不具有哗众取宠的吸引力，如今它已纯然被技术官僚管理形式所取代。”（第37页）对晚期资本主义来说，商品本身已经自动地提供了它的“意识形态”，它全靠自身来运作，而不需要求助于什么“话语辩解”！猧scursivejustification）。换言之，“它是一种日常生活中惯例的物质逻辑，而不是那些教条或主义之类的东西。”（第37页）这个问题可以分开来看，一方面，因为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意义（meaning），但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情况则恰恰是无意义（non-meaning）：技术和实用已经使社会生活的意义苍白如纸，使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的空形式；为了将主体约束在下意识地、本能地对世界作出反映而不是进行反思的水平，消费主义（consumerism）回避了意义。这样，在这个方面，形式压倒了内容，能指统治了所指，因而也将人们引向了无意义的、麻木的、平面的后现代社会“秩序”之中。实质上，这已“不再是这个社会是否具有意义或一种特定的意义是否比另一种更可取的问题，而是问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被理解了。”（第38页）因为，意识形态毕竟还需要具有一定深度的主体，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已将人的主体削平成观看的眼睛和饥饿的胃。如此这般的退化了的、耗尽了的主体，不仅不适合于意识形态的意义，而且它根本就不需要意识形态。于是，社会如机器一般运转，典型的公民不是那些高喊“自由万岁”的意识形态热衷者，而是一批、眼睛瞪着电视的观众，他们的脑袋简单到只能接受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屏幕上的一切。必须承认，这是对技术官僚统治时期主体失落现实的一种很有力量的批判。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伊格尔顿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那些主张意识形态终结的人，可以完全剥脱意义而生存。一个社会，如果走那种虚无主义的道路，那么，它就会培养大批的社会破坏者，而这是任何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就摇摆在意义和无意义、道德主义和怀疑主义之间，而且被二者之间令人难堪的分歧所困扰。

意识形态篇7

一、强化组织领导

党支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认真落实党支部书记意识形态工作述职制度，实行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各负其责，多次召开有班子成员、支部书记、党员干部参加的意识形态领域再教育活动座谈会。大力宣传党和民族的宗教政策，揭露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反动势力的本质，使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一系列的恐怖活动给社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的危害，切实把马克思主义五观、无神论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党员干部和职工心里，提高了党员干部职工对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活动工作必要性的认识。

二、狠抓学习教育

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支部学习的重要内容，及时传达学习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是通过领导干部上党课，警示教育等方式，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思想建设工作力度，为我办工作提供理论保障。二是坚持学习制度，将学理论、学业务、党建专题知识讲座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做到计划、讲座、心得和考勤相结合。三是多次开展学习活动，学习重要讲话及十八九大精神，督促全办干部职工紧跟时代步伐。

三、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一是班子成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二是营造人人参与的氛围。通过召开会议、播放宣传标语等形式，广泛动员干部职工积极主动地参与。

四、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牢牢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做到一把手亲自抓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及时做好重要节点和敏感时期的舆论监管。

1、努力构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

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努力健全完善党支部统一领导、齐抓共管、各科室积极配合，共同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日程。

2、努力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法上下功夫

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充分运用个别谈心、耐心疏导、平等交流、民主讨论等方法，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使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入情入理、潜移默化。

3、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归根到底靠队伍、靠人才。党支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努力打造了一支思想理论好、综合素质高、具有丰富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的干部队伍。

4、努力完善好党建工作的新理念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抓好党建是关键。一是科学部署党建工作。从完善党建工作例会、开展三会一课等方面入手，制定了组织、宣传等工作计划，致力于促进党建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二是详细分解工作责任。明确了班子成员、科室的党建目标任务;在班子内部，进一步明确党建工作分工，党支部书记负总责，班子其他成员结合分工抓好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党建工作。党支部每月至少召开一次专题会议，听取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重要问题。

意识形态篇8

一．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蒋文利   陈宝学

副组长：李国胜 李建军 张峰  黄永新  田振东

副组长：户红英 杨国旗 杨志刚  林洪泽 张鹏  田春荣 刘冠超  于兵 蔡晓红  田建龙  朱桂英  王晓文  赵会青  孟永涛 翟春永  刘红贤  刘春来 于海波  李君  梁朝  贾继发 郑曙光 臧红星  谭博  周雷

二、制订了保定市徐水区第一中学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三清单四办法”，贯彻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党组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做好学习传达、研究谋划、动员部署、责任分解、督促落实和责任追究等组织领导工作。

三．依据区教育和体育局关于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相关规定，学校与党员干部签到意识形态责任书，进一步压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四．主要活动

5月20日上午，徐水一中召开由全体领导参加的意识形态工作推进会。党支部书记陈宝学传达了教育和体育局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会议精神，明确了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和部门责任分工。校长蒋文利对全体领导提出要求：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水平；二要加强学习，提高理论修养；三要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会后，全体领导签订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

5月24日下午，徐水一中在六楼报告厅召开了由全体教职员工参加的意识形态工作推进会。教研副校长张峰进行专题授课，带领大家认真学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之第十九讲“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利用课件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什么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怎样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刻讲解，并结合学校实际，对全体教职工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蒋校长要求全体教职工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重视并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一是要坚定正确的办学方向不动摇，把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二是要加强网络和微信平台的监管，坚决杜绝造谣传谣行为，切实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三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强化理论武装，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领导一切”上来。

组织政治组刘长富老师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示范课。学校党支部和教研处组织召开贯彻思政课教师座谈会讲话精神会议，深入学习了对思政课教师提出的“六个方面”和上好思政课应做到“八个相统一”。这些活动的开展对思政课教学及意识形态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徐水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