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8 04:25:54
产业结构论文篇1
一、立足单一国家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
以上从整体主义系统思想出发的五个方面的研究，相互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假设封闭条件下的理论与度量，是从新的切入点研究产业结构的出发点和基础；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理论构成了以全球化为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的延伸纽带；区域结构分类及演化模式研究，则丰富了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体系框架的层次结构；结构变动与国际分工发展理论是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扩展、归结点和通向应用分析的桥梁；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将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深入展开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将有望构建一个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的产业结构研究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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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论文篇2
1、“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实质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简单地从人均资本的视角出发，将产业的基本类型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种，并认为落后的中国只能从事前者。其实，以知识技术含量的密集度为标志，产业还可以划分为低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和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而将两种划分结合起来，对于正确选择产业结构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属于低知识技术含量类型。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也有少量可能具有较高知识技术含量，但在知识技术落后的中国，能自然发展起来、具有“自生能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必然是低知识技术含量型。因此，“比较优势战略”学派鼓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实质就是鼓吹发展低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
2、“比较优势战略”下中国产业结构低级化的过程
（1）起点。在奉行“比较优势战略”之前，新中国实施的是“赶超战略”，在国家保护和扶持的条件下，只用了短短的20多年就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部门，实现了中国的初步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也塑造了整体不算先进，但已具有一定水平和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知识技术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其他国家基本上不存在高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知识技术力几乎未曾积累，将全部资源用于发展低知识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不存在什么损失。但中国已经在众多的高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中投入了大量资本，还培养了一支庞大的专业科技人才队伍，一旦放弃，巨额的存量资本和所有的高级人力资源基本上将损失殆尽，知识技术力趋于毁灭。
（2）政策导向。在国际垂直生产分工链条中，产业所属的位次是由其知识技术含量的密集度所决定的。高知识技术含量意味着高的生产率，就能获得高附加值，从而位于国际分工的高端；反之亦然。因此，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在已经建立起众多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的基础上转而将其放弃，却发展纯粹的低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不仅使以前巨额资本积累化为乌有，而且在国际分工中主动放弃了高端产业或产业的高端，滑向低端产业或产业的低端。
（3）结果。一方面，实施自由贸易的“比较优势战略”后，资源都流向低级产业使得高端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后续资金面临枯竭。没有了后端的国家扶持，又在外国企业的冲击下难以获得前端的市场哺育，高端产业很快就一败涂地，有的低端挣扎或改行、有的破产倒闭、有的被外资收购。另一方面，中国大量承接国际产业的迁移，大力发展以“两高一资”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成长为“世界装配车间”。与之配套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几乎完全依赖国外的技术装备来运转，而本身缺乏知识技术含量。产业的逆向变迁导致国家知识技术力迅速下降，产业结构趋于低级化。据报道，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日、德的5％左右，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25％，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
二、知识技术力的缺失使资本积累难以转化为产业升级
1、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
常常有人把产品结构的变化当作产业结构升级，认为从生产衣服、鞋子到生产彩电、空调，再到生产汽车、电脑和手机，这就是产业结构升级。然而，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低技术产品生产链中有高技术的生产环节，而高技术产品生产链中有低技术的生产环节。在产品全球化生产的时代，判断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级别高低的尺度不再是产品，而是工作，是从业者的工作中知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高低。尽管我国生产的产品结构有了很大改变，但各个产业所做的工作依然是低知识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的先进性不是源于在我国的工作，而是源于进口的高技术的设备、材料和零部件，源于在国外的生产流程，产品的主要价值也没有归属于我国，而是归属于全球产业链中的外国企业。所以，在国内工作低级化的状态下，我国的产业结构很难谈得上升级。
2、“比较优势战略”下产业结构难以升级的原因
在“比较优势战略”的指导下，中国以牺牲高端产业为代价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确实积累了一些货币资本，但很快陷入市场需求狭窄、外资企业竞争、生产高度过剩、市场定价权丧失和资源环境恶化的困境。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更给其致命的冲击，长期辛苦换来的以外汇储备为主要形式的货币资本积累也发生大幅缩水。随着企业生存和经济增长的日益艰难，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举国上下迫切的呼声。然而放弃高端产业容易，想重新占领却很难。因为进入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光有货币资本是远远不够的，要有打破迷信的勇气和自主发展的决心与信心，要能取得必要的设备、仪器和关键物资，要有专业的研发人才、熟练的技术工人和内行的管理队伍，还要有对高技术国货的需求。然而“比较优势战略”的长期统治使得市场自发地突破这些障碍困难重重。
（1）思想观念问题。“比较优势战略”让中国自觉地接受了国际垂直分工低端的定位。多年来，高科技被涂上了神秘的光环，中国人做不好也没必要做的说法甚嚣尘上，比如按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以市场换技术、自主研发不如购买外国现成技术等等。在这种思想的禁锢下，仿佛中国人就应该低人一等，自主发展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好像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从而严重束缚了人们的行为。
（2）技术装备问题。很多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需要某些关键性的技术、装备和物资，但国内一时难以提供，想要快速上马的话只有从国外进口。然而，尽管我国高度对外开放，但发达国家却在多方面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封锁中国，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对华出口管制极其严格。比如美国就宁可保持对华大量贸易逆差，也不允许美国企业卖给中国敏感性管制物品。发达国家自己有钱不赚，使得中国有钱也买不到技术装备，从而也就阻挠了中国建立与之竞争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这充分说明，知识技术差距才是国家间经济差距的根源，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是维持并尽可能地扩大这种差距。
（3）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问题。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人是第一最宝贵的资源，只要有合适的人，什么物都能创造出来，也就不怕封锁，产业的前途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力资源条件。由于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货币资本，中国目前发展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相关的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包括技术队伍、管理团队和熟练技工等。一般而言，学校教育是培养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的基础，但光有学校教育还远远不够，因为其培养的只是人才的毛胚。真正有用的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必须依托产业的发展。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只有在具体的高级产业实践中才能真正养成，国家的知识技术力也是随着其高级产业的壮大而成长的，两者是相生相长的关系。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扩张迅速，大学毕业生成倍增长。但由于多年来“比较优势战略”的冲击，民族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逐渐没落，大量发展的都是低知识技术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使得大学生失去服务对象，出现了严重的就业难问题。各类毕业生和转业者在低知识技术含量产业中从事着学非所用的简单工作，不仅不能成长为高级产业所需要的高级和专业性人才，而且原有的知识与技术也逐渐消退，久而久之，国家整体的人力资源质量趋于下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幼稚企业根本无法同成熟的外国企业抗衡，自由竞争的结果只能是壮烈牺牲或退避三舍。
（4）市场需求问题。因为提升人力资源、缩小知识技术力上的差距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国产的高知识技术产品要缩小与外国同类产品在质量与成本方面的差距也需要一个过程。而要完成这个过程，企业需要巨大而持续的投入，由于“比较优势战略”反对保护和扶持，高技术国货的生存和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份额。但消费者的本性是求新求好求廉，国货既然落后于洋货，购买洋货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即使在国货与洋货相当，甚至国货还略优于洋货的情况下，不少消费者也对国货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感和偏见，使得国货的市场迟迟不能打开，品牌也难以建立。这样，后进的中国企业就得不到足够的资源以完成知识技术力的成长和产品的成长。同时，中国的竞争性企业普遍本小利薄，承受不了巨大而持续的投入，从而高度功利化，总是拒绝不能立竿见影得到市场回报的投资，不愿从事自主研发，因此也就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三、结语
“比较优势战略”损害了国家的知识技术力，资本积累表现为单纯的货币积累，这种纯货币性的资本积累只能继续用于已经高度过剩而危机四伏的低级产业，或者用于投机制造经济泡沫，却难以转化为健康的产业升级。中国当初退出高端产业的结果换来的不是更快资本积累下的更快产业升级，不是退一步后的进二步，而是遭遇国际金融洗劫和永远地被锁定在了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毫无疑问，只有立即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回到国家保护和自主创新的路线上来，致力于知识技术力的培育与成长，中国经济才能重获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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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较优势战略”的推行损害了国家的知识技术力，使中国主动滑向国际分工的底端，产业结构趋于低级化。尽管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积累了一些货币资本，但由于知识技术力的缺失，这种单纯的货币资本积累难以转化为产业升级，中国企业被锁定在了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因而中国应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致力于知识技术力量的培育与成长。
产业结构论文篇3
1．1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的比较分析
根据《山东统计年鉴》(1991—2013年卷)的统计数据，将考察年份内山东省的人均GDP(人民币)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美元，并参照美元通货膨胀率(1980—2012年均约为0．031)换算为1980年美元计价水平。然后利用插值法计算考察年份内历年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的数据，为比较直观的比较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之间的差异，利用两组产业结构数据绘制图1、图2、图3。1．1．1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第一产业标准相比较，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直观的看到:1990—2012年，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比重相对应，均呈现下降趋势，1990—2004年的大多数年份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略低于钱纳里标准比重(1991、1995、1996年除外);其中，1990年，钱纳里第一产业比重为29．38%，山东省第一产业比重为28．1%;2005—2007年、2010—2012年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比重基本一致，2006年至今，在山东省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其第一产业比重开始略高于钱纳里标准，其中2008年高出3．4个百分点。1．1．2山东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二产业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出，1990—2008年二者均呈现上升趋势，2009—2012年二者均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而钱纳里标准第二产业比重在走势上更平缓些。1990—2012年，山东省第二产业比重均高于钱纳里第二产业比重，1990年、2000年、2008年，分别高出7．22、6．53、7．85个百分点。由图2可知，山东省的工业化程度要高于钱纳里标准结构的工业化程度，在1995—2002年间，二者差距比较稳定，而2003—2008年，二者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1．1．3山东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如图3示。从图3中可以直观的看到，1990—2012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1990—2002年，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呈现平缓上升趋势，而2004年，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下降，之后又开始缓慢上升。考察年份内，钱纳里标准第三产业比重始终高于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1990年、2000年和2008年，标准产业比重比山东省的比重分别高出5．84、8．51和11．43个百分点。综上可知，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相比存在一定差异，山东省第一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高于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低于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可以初步得出山东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结论。钱纳里三次产业结构模式作为分析产业间比例合理性的参照结构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但该方法也存在标准结构模式是根据样本国家历史资料统计得出，未考虑各国或地区资源条件存在的差异，未确立产业间比例合理性判断规则的不足。因此，为了全面地分析和了解山东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状况，该文在利用传统方法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Hamming有限点贴近度的方法，阐明山东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程度。
1．2山东省三次产业的Hamming贴近度分析
利用有限点贴近度(Hamming贴近度)的方法比较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与山东省产业结构差异化程度。其中，sri为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模式中各产业的所占比重;sdi为山东省三次产业所占比重;Th代表实际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的Hamming贴近度，i=1，2，3次产业。一般来说，Hamming贴近度越小，则实际产业结构和标准产业结构的差异越大，实际产业结构越不利用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Hamming贴近度越大，则实际产业结构和标准产业结构的差异越小，实际产业结构越有利于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计算出Hamming贴近度，见表1所示。根据表1中数据，确立实际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判断规则，如下所述，首先找出最高贴近度(96.10)、最低贴近度(91．92)，并计算出平均贴近度为94．15，然后根据Hamming有限点贴近度方法，计算判断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的临界值，见表2。其中，94．80≈平均贴近度+(最高贴近度－平均贴近度)/393．41≈平均贴近度+(最高贴近度－平均贴近度)/3根据表1、表2中数据，绘制图4。由表2、图4可以判断，从总体趋势而言，1991至2003年(1993年除外，该年Th值=92．56＜93．41)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指标均高于较为合理度下限93．41，表明山东省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其中1995—200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指标均高于合理度下限94．8。但是2004—2009年，Th值均低于较为合理下限(93.41)，即在此期间山东省产业结构由原来的较为合理逐渐转变为不合理。考察年份内，2001年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最高，Th值为96．10，此后，山东省产业结构与标准产业结构差异变大，其中Th值2005年最低为91．92，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山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2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评价
评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方法很多，例如标准的“发展型式”判别法、相对比较判别方法和结合经济发展阶段判别法，其共同之处是将两个产业结构系统进行比较。该部分借鉴上述方法对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行分析，将其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比较。为考察1990—201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引入产业结构高度值指标，考察山东省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在该指标上的差异。H=H1P1+H2P2+H3P3式中，H为产业结构高度值;P1，P2，P3分别为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H1，H2，H3分别代表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高度值，分别赋值为1、2、3。利用上述公式，并根据《山东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3年卷的统计数据，计算山东省、珠三角、长三角及全国产业结构高度值并绘制图5，图5较为直观的反应出山东省与各区域产业高度值差异。由图5可知，山东省、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及全国产业结构高度值均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1990—2012年的产业结构高度值，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均高于山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其中1990(2012)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和山东省该项指标分别为2．11(2．41)、2．09(2．38)、2．16(2．36)和2．02(2．20)。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值只有1995—2003年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其它考察年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2009年，山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2．15和2．25，山东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1990—201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值年均增长率为0．57%，该数值相比山东省年平均经济增张12．97%显得微不足道，反映出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并没有因为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机遇而快速推进。在以上初步分析的基础上，为深入度量山东省与以上三个区域产业结构系统之间存在的差距，更为客观准确的表现该差异的演变趋势，以下进一步利用欧式距离法进行判断。欧式距离法的公式为rAB=［Σni(uAi－uBi)2］1/2;其修正公式为rAB=1－c［Σni(uAi－uBi)2］1/2，令c=1/21/2，A为判别的产业结构系统;B为参照系的产业结构系统;rAB为二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uAi为产业i在A产业系统中的比例;uBi为产业i在B产业系统中的比例。为便于比较，经过修正，将正指标(数值越大，差距越大)改为反向指标并将数值扩大100倍(数值越大，差距越小)。运用欧式距离法检验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由表3中数据可知，在1991—1995年，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指标分别由89．2、93．24和88．08增张至93．36、94．69和94．86，说明山东省与三大经济区域的差距缩小;1996—2000年，该项指标一直在94左右徘徊，说明差异达到一种比较稳定状态;而2001—2008年，山东省与长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指标由94．12和93．24降至91．73和89．95，表明山东省与长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差距在迅速扩大。
3山东省产业结构面临的问题
根据1990—2012年产值结构，将山东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结构相比较，第一产业和钱纳里标准基本相当，较为合理;但第二产业比重均高于钱纳里标准;第三产业比重始终低于钱纳里标准;根据Hamming贴近度衡量山东省产业结构已趋于不合理。此外，比较1990—2012年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数值均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山东省的该项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但低于上述三大经济区域。山东省产业结构相当于人均GDP在1000－2000美元的国家产业结构水平，总体结构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仍存在局部结构不合理现象。具体存在问题分析如下:
3．1第一产业面临的问题
3．1．1农业内部农林牧渔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种植业所占比重过大，其它产业所占比重偏低。例如2010年农业内部产值结构，种植业所占比重为55．18%，林业仅占1．30%，服务业仅占4.1%，渔业为12．74%。3．1．2农产品加工不足，附加值低目前山东农产品销售仍以鲜销、鲜食为主，蔬菜加工率低，加工程度不足。水产品、畜牧产品仍停留在冷冻等初级加工的生产模式。例如，2008年，畜产品和粮食总产量分别为684．10万吨、4316．30万吨，加工率分别为50．29%、45．60%。3．1．3农产品出口层次低，市场集中，缺乏国际竞争力山东省出口的农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加工工艺粗糙，附加值低，品种和品质结构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变化，市场开发和产销协调工作发展缓慢。在出口农产品中，水产品、蔬菜、水果、肉食及制品、花生及制品约占78%，其中约80%销往日本、欧盟、韩国、美国和东盟，出口市场集中，需求增长乏力。此外，出口的农产品普通产品多、专用产品少，大路货多，名优产品少，不利于农产品出口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例如山东为苹果生产大省，但出口量却不高，出口受阻的主要原因有:包装以大包装为主，未分等级，大小不均、采后保质能力差、农药残留超标等。
3．2第二产业面临的问题
3．2．1高能耗、重污染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山东省工业目前还停留在低加工性原材料重工业阶段，重化工业对能源和自然资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和消耗。山东地区正处于这种重化工业所占比重过高，高能耗、重污染不断加剧的阶段。山东省优势产业集中分布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资源密集型行业(2005至2010年上述行业的产值均占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具有规模优势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并不十分突出。而且以上产业技术设备大多是从国外引进，虽然在国内具有优势，但是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对外技术依赖，而引进的技术水平低，耗水、耗电，占据了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资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3．2．2区域主导产业结构趋同，产业链断裂明显山东省的多个城市在产业定位时缺乏全局高度的协调和沟通，产业同构现象较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区域内产业间的横向联系，制约了产业经济协作体系发育，不利于构筑基于整体优势的核心产业。譬如，青岛与济南的产业结构非常类似，主导产业主要集中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此外，烟台、威海、日照、潍坊等城市工业结构的相似性指数在0．8左右，在40个工业行业层次上存在着低水平的工业职能同构现象;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威海五座城市总体规划中都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实际上并不都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能力和条件。3．2．3工业结构的层次偏低，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过高，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较小产业发展阶段可以分为轻工业阶段－原材料重工业阶段－一般加工组装重工业阶段－深加工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目前山东工业处于低度一般加工性原材料重工业时期，工业的发育层次相对偏低，工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轻采型”特点，表现为在较低层次均衡基础上的“虚高级化”特征，产业竞争力相对不足。在山东省工业结构中，传统的产业所占比重仍然很高。2011年，采掘业、石油化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等传统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产值占山东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3%。在装备制造业内部，计算机、通信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仅占制造工业总产值的4．12%，而且由于缺乏核心知识产权，大量依靠国外技术，使得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对国外技术产品而言较低，附加值不高，行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仅为3．29%。另外，代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却依然发展相对落后，并没有在地区产业结构中发挥其应有的主导作用。2009年，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23558．7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2．9%，该比重不但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区，也远低于国内发达经济区。
3．3第三产业面临问题
3．3．1整体实力不强，产品附加值低山东省第三产业明显滞后于钱纳里标准结构，也明显低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等经济发达区域的第三产业比重，2008年山东省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比珠三角、长三角低9．5个百分点，比京津唐低10．2个百分点。从纵向比较看，1996—2010年，山东第三产业占的比例由32．28%上升到36．60%，仅增加了4．32个百分点，在劳动力构成中的比例由22．1%上升到31．9%增加了9.8个百分点，全国同期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由1996年的32．80%上升到2010年的43．10%增加了10．3个百分点。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三次产业比较。从区域内部来看，2009年山东省服务产业增加值为11543．7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4．14%，远远低于国际标准水平的75%。譬如，2009年，山东服务业人均劳动生产率约为0．53万美元，而同期美国、日本、欧盟的人均生产率达到6万美元以上，不到西方国家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十分之一。尽管山东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但服务产业的增加值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3．3．2传统服务业仍然占主导地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或地区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山东省服务业仍以传统的交通、商贸、餐饮住宿等服务业为主，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卫生和科研等知识含量高的产业比重仍然偏小。以2010年为例，山东金融业增加值为1361．45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9．49%;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实现增加值474．59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3．30%;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实现增加值262．45亿元，仅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1．82%，而与之相对应，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三个传统服务行业，2010年增加值为6899．36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48．10%。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与工业的联系十分密切，山东省工业结构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过程中，将伴随着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生产业的庞大需求。制造业产业链的延长、附加值的增加、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都需要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面临高度化发展的山东省来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不足，已经对山东工业升级和整体经济形成负面影响，不利于综合竞争力的提高。3．3．3各地区服务业发展不均衡，且市场化程度低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自然环境的影响，山东省各地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差距十分明显。从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总量来看，上千亿元的仅有青岛、济南、烟台和潍坊4个城市，青岛为2630．58亿元，济南为2057．90亿元，烟台为1457．48亿元，潍坊为1040．13亿元。服务业增加值最低的是莱芜，仅为177．54亿元。从服务业增加值占本地GDP比重来看，2010年，济南市最高，达到52．6%;青岛市居其次，为46．4%;德州(29．4%)、菏泽(29．2%)和东营(23．7%)三市在20%－30%之间;其余12城市均在30%－40%之间。各地市之间的最大差距达28.9个百分点。另外，在山东服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行业垄断、行政垄断以及所有制垄断等问题。例如，山东的金融行业仍为内资银行控制市场，但是，在现有制度性进入壁垒的保护下，内资银行并未将这种时间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在电信、教育、文化、公用事业等行业行政垄断现象较为严重;在现代租赁、会展和旅游等行业又存在着被国有服务企业和事业单位主宰的局面。
4结语
4．1第一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首先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适当缩小种植业的面积，大力发展林业、海洋渔业及其相关服务业，提高其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其次依托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譬如青岛市可以依托青食、青啤、大洋、华东等制品企业，发展海洋产品、粮油农产品的精加工;烟台市可以依托张裕、龙大、鲁花、天府等驰名品牌，对葡萄、苹果、花生、大豆等经济作物深加工。最后，支持民营科技型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的发展，鼓励并引导它们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发专用农产品、品牌名优农产品，提升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有利于开拓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4．2第二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首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低能耗、高产出的区域发展道路。优先发展具有规模优势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循环经济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将有利于改变山东省高能耗、重污染工业占比重较大的局面。其次，综合各地优势产业，明确各城市产业定位，充分利用城市间产业关联度，带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改变区域内产业结构趋同的不利局面。譬如，依托青岛海尔、海信等企业发展多元化的优势家电制造业，充分发挥产业关联效应，推动潍坊、日照等地家电配套产品生产基地的发展;依托烟台、青岛等地的运输设备制造业基础，发展轿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利用烟台、青岛、威海海洋科研优势发展海洋医药、海洋保健品制造业;此外，在济南、青岛、烟台等地高新区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培育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最后，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区域创新体系、鼓励大中型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开放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利用成果转让、委托开发、共建技术开发机构等，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广泛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联合科技创新体系，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
4．3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首先，以先进的管理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改变其劳动生产率落后的局面。其次，鼓励发展现代服务业，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为现代服务业空间载体的功能，带动整个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如济南和青岛，可考虑将金融、保险、物流、会计、广告、咨询、旅游及软件开发等行业置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战略位置，提升中心城市的服务能级，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增强服务业的区域集聚与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最后，积极推进国有服务性企业的产权制度与管理制度改革，打破行业垄断、消除制度性进入壁垒以及规范行业准入制度、促进平等、有序竞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关键。
产业结构论文篇4
一、农业作物结构的变化
九江的对外贸易，使江西地区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直接刺激了江西地区农副业的发展，茶叶、棉花、经济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明显扩展，由于地理位置、土壤特性及原有基础等的差异，这种发展又带有较鲜明的地域分布特征，并出现专业化趋势。
(一)新兴的茶叶产区的出现
九江开埠通商以来，其茶叶出口量猛增，相应地带动了江西地区的茶业发展。据史料记载：1871年，“显著的特点就是欧洲茶叶消费惊人的增长，其速度超过茶叶生产的发展。”⑴于是，扩大茶树的种植，增加茶叶的产量，使许多新的产茶区出现了。1875年英国驻九江领事商务报告称：
本埠周围产茶地区的发展是很有趣味的，距本埠87英里的建德县是1861年才开始种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卖价极高。五个新产区的茶已经进入了市场，此即距本埠280英里的吉安，距本埠287英里的建昌(即今永修，该处距离287英里疑为87英里之误，笔者案)，距本埠35英里的瑞昌和九江附近包括庐山山脉的一些地方。⑵
环鄱阳湖区的茶叶得到了普遍的种植：“江西省沿鄱阳湖的产茶区，在最近五十年中，已发展为一个很重要的茶区，所有婺宁及宁州茶都是这个地区出产的，并且大量输往欧美。”⑶
不仅如此，茶叶的品种亦随着市场的需求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十九世纪中叶，江西仅产绿茶。“那时江西的宁州一带茶区仅以绿茶闻名。而现在以及过去多年，福建红茶虽然曾大量输出，但宁州茶区所产的红茶也已为世人所重视”，“它在伦敦市场上，一般均售得极高的价格。”⑷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中国商人在宁州茶区用原来制作绿茶的茶叶制出了一批红茶运往广州销售。结果颇受广州外商的赞赏，宝顺洋行买下了这批红茶运往英国，“销路甚佳，并且马上成为一种头等的红茶。此后销路年年不断增加，同时中国茶商也经常源源供应。”⑸这就使原来以出产绿茶闻名于世的宁州茶区，变成了专门生产头等红茶的茶区。由于茶叶的大量推销，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茶业发展，“故该地生产以茶叶为大宗，居民十之八九，赖茶为生。所产茶叶，向以红茶为主体，专销洋庄。”⑹
另外、浮梁、婺源、祁门、玉山、上饶、德兴、铅山和横峰等一带的祁红茶区的茶叶种植面积亦得到了扩大。“在玉山及河口镇一带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种及制造着大量茶叶以供外销。上万英亩的土地都栽种着茶树，而且大部分的土地显然是最近几年内开垦和栽种起来的。”⑺如婺源在1931年以前，植茶面积约17万亩，⑻占全县总面积914万亩的1／53。⑼据统计，江西全省有30余县区出产茶叶。是全国最重要的产茶区。“观农商部自民国四年至八年所编之统计，中国产茶省份共计16省，茶园面积最广者为江西，达1，267，935亩。”⑽占全省土地总面积2．8亿亩⑾的1／200，占全省农地面积总3551．3万亩(含光泽、婺源两县)的1／28，面积是相当可观的。据记载祁红、宁红茶区涉及“三四百茶号，四五万茶工，百余万茶农。”⑿由于茶叶的普遍种植，使赣茶在全国茶叶出口中所占的份额长期保持在20％左右，在江西的出口货值中也在相当长时期内占据出口货值的第一位。
(二)赣北地区棉花的普遍种植
棉花是九江开埠以后带动其腹地商业的又一重要产品。由于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因素，九江府属的德化、湖口、彭泽等县原来就是传统棉花种植区域。从明朝以来，九江的封郭、桑落二洲所产的棉花就以核小绒多而著称。⒀从一些竹枝词中的材料亦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清乾隆时人李天英就在《龙城竹枝词》描写彭泽植棉的情景时载道：“木棉如雪满江乡，一岁能储两岁粮。其道近来花价好，明朝苏客又开装”；“官粮不欠是神仙。大麦才收又种棉；好在邻家新酒熟，三三五五叠猜拳。”⒁欧阳云《彭泽竹枝词》亦记述：“盼到秋收八月场，木棉花落客开装；输他贱买苏松去，贩布苏松价倍偿。”⒂反映了赣北植棉的大致状况。其时的棉花生产多是小农与布匹市场相互交换的产品，是建立在狭小规模的市场基础之上，因而数量还相当有限。
近代，由于出口需求的拉动，棉花种植逐渐增多。据同治《九江府志》记载：“洲乡宜粟，与黄豆并黍、稷、葛、秫、芝麻诸种号杂粮。近则木棉与杂粮各半。一以杂粮同时并播，艰于人工；一以木棉价值收成胜于他产，故凡值大有，洲乡视山乡尤丰。”1884年11月7日(申报》亦记载：“江西德化县之封一、封二、桑落等乡，山多田少，秋收以棉花为大宗。”傅春官在《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中也说：“该县(德化县)出产农田之外，以棉花为大宗，每年约出二十余万包。”据1928年的调查，棉花的产量“九江及江北地方，每年产数约三十余万担，有运往上海出售者；有由久兴纱厂购买者，其数不能确定。”⒃由于九江产棉较普遍，《商务官报》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九江的产棉状况：⒄
查九江一隅，棉产虽不甚多，究亦不少。德化县小池口地方，每逢旺年，约出棉一万五六千担，棉色漂亮，视英属印度棉白不亮者远胜。较之江苏通州所出之棉，四季可纺，尚不能及。次则套口地方，亦可出棉三四千担，再次则洗脚桥地方，亦可出棉一千四五百担，再次则本城南门外，亦可出棉千余担。彭泽县属每年约共出棉七八千担。湖口县属每年约共出棉四五千担。其德安、瑞昌两县所出之数则又不及。惟此处并无棉花公司，其运销本省樟树镇及南昌、抚州、吉安等府，均系棉商零购，载以舟车，凡纱布由本地纺织而成，不及十之三四，有织成者，除湖口布销路略远外，余皆销行本地。至于能否仿照洋布，与洋纱比较优劣，窃以棉之最著者，惟美，美之棉系木本，结绒甚大，中国系草本，结绒远逊于美，中美之绒不同，出纱亦难与洋布相仿，目下改易种类，内地土脉相宜与否，尚未可知。
而且棉花种植区域亦突破了赣北地区，在其他地方亦渐有种植。据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记载：信丰县原来向产红瓜子等土产，为了开拓市场，在光绪三十二年，“派人赴彭泽德化德安一带，觅购棉麻种子……已购回德化德安麻兜二十担、彭泽棉子二千斤，饬令各堡绅士令回栽种。”⒅东乡县亦从九江购回木棉种子，在试验场种植，“且视本地所产为壮实。”⒆至20世纪30年代，江西的棉花种植面积明显有所扩大，1931年全省棉花总产量达39．9万多担，居全国第10位，⒇而且出口亦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三)苎麻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
随着出口需求的拉动，还促使其他一些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如苎麻、烟叶、油料作物等。夏布的出口，直接带动了苎麻的广泛种植。同时，近代由于航运业的发展，缆绳的大量需求，亦促进了苎麻等纤维原料的出口，相应地带动了江西的苎麻种植。苎麻是江西传统特产，栽培和利用的历史悠久，大面积栽培达55个县左右．其中万载、分宜、宜春、宜黄等县所产苎麻质量最佳。据1929年江西建设厅调查4县(武宁、瑞昌、德安、分宜)的产量总汁达33．9万担。据海关出口物品数额统计，1924年曾达18．8万多担(其中包括湖北武穴一部分)。江西烟叶亦得到普遍种植，民国之初，烟叶生产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发展势头。据农商部1917的统计，江西每年产量在198．9万多担，“实为中国最大之烟草出产地。”[21]江西烟叶每年除留给自用之外，基本上都供出口。从九江海关出口统计来看，1928年出口总值为310万海关两，1929年为252．8万海关两。[22]
再次则是油料作物。从出口商品的货物来看，油料作物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是20世纪初。这也直接促成江西油料作物广泛种植。据《江西年鉴》统计]934年种植花生65个县、芝麻56个县、大豆52个县、油菜籽46个县，其种植面积还相当稳定。具体情况详如下表：
从整体而言，九江开埠，使江西有了一个直接面对世界的窗口，同样亦从总体上改变了江西农作物的结构，使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增加。致使各县均有一些特色的经济作物提供市场。兹摘几例，以窥一般：
瑞昌县：“惟民山隙地，向种烟麻，随时谕令乡民推广种植，现在烟叶统税，本年已加收钱四百千文，苎麻统税，亦较往年大旺，因民之利而利之，似属已有功效。……该县南北乡出产，以麻与烟桕油为大宗，麻约出五六万担，烟叶约出十余万担，桕油约出五六千担。”[23]新城县(今黎川)：“县属出产，以烟叶为大宗，各行栈收买刨丝，打包装箱，经客商贩运苏沪及九江、吴城一带出售，销路既广，获利甚厚。”[24]
广昌县：“妇女均以绩麻为事，所织夏布，每年约出二万余疋，运销山东河南福建等省。价值约三万余金。……烟叶一项，产于白水镇驿前市等处，每年多则四五十万斤，少亦三十余万斤。每百斤价约八九两或十余两不等。近年有洋商信隆行夥，请领联单，来县采买。”[25]吉水县：“邑内并无大商巨贾，惟出产红瓜子薄荷油两项，间有美商粤人来县釆买，分运九江粤省销售。……折桂、中鹄等乡，所收红瓜子，已有美商新义泰洋行，来县采买，每石可售洋六七元。……三十二年，收红瓜子七八百石，每石可售洋六七元，薄荷油约收二三百斤，每斤售洋四五元。”[26]
鄱阳县：“土产烟叶，其质颇佳，商人贩运九江吴城等处，甚属获利。”[27]
另据1936年《江西农村社会调查》中有江西农民对农产品的支配情况亦可以看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高的基本状况：
资料来源：经济部江西省农村服务区管理处编印：《江西农村社会调查》，第107页。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经济作物均作为商品出售市场有些竟高达96％，其中相当部分保持在60％左右。这一点和九江开埠后，对农产品的商品化拉动不无关系。
二、非农产业的变动
非农产业是指当时的农家经济中，直接的农业生产之外其他非农性质的产业。一般来说，它们可以分成农家成员副业性质的家庭手工业以及农村的地方工矿业几种形态。受九江开埠通商的影响，江西的非农产业的变动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传统手工业逐渐衍变，新的工矿业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一)传统的手工业的衍变
九江开埠通商，加强了江西地区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手工业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继续发展。直至1929年以前，江西的机械工业并不发达，手工制品占主导地位，其收入仅次于农业，居于其他各业之上。而在手工业制品中，以土布为最，瓷器、夏布、纸张次之，制油、纺纱、制米又次之。
手工棉纺业：江西纺织业，长期停留在手工业时代，一般农村之手工纺织异常发达。19世纪末，外来棉纱开始涌人江西。机制纱初时只销售于九江、南昌、广信、赣州，后全省皆已流通。到1913年，江西已成为洋纱的主要销售地，“国外棉纱输入之数，常二倍或三倍由国内各埠输入之数。”[28]手纺之纱不如机织纱匀细，“内地人民有尽用洋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29]至1919年输入棉纱16．8万担。[30]此后平均每年外来之棉纱达10万担以上。二三十年代，全省出现了“机杼不减于旧，盖业布业者市洋纱为之，贫妇计段责值而已”[31]的发展趋势，全省各地无不织布之家，有的用洋纱与土纱混织，有的干脆全用洋纱织布。“每日织出之布，则由家中男丁负入城内，向各专卖土布店零卖，随时复在城内纱号零买洋纱归家以供纺织。”[32]据江西省政府1930年调查，吉水、丰城两县每年各产80万匹以上；龙南、峡江、清江、南康、新淦五县，年产各在10万匹以上；其余年产数千匹至数万匹的有南昌、东乡、进贤、上饶、新余、安福等县。13县合计年产约280万匹，值340万元。另据棉统会1933年调查江西27县，共产棉布900余万匹。[33]足见江西手工棉纺织业的发达程度。手工夏布业：江西全年衣被所需棉花约60万市担，而本省所产棉花仅为15万市担，[34]为补充棉花之不足，便利用苎麻加工夏布，成为近代江西一种极普遍的农村手工业。全省83县，除赣粤边界及赣北鄱阳湖附近各县外，均盛产夏布，其中以上高、万载、宜黄、宁都等19个县区最为普遍，所产夏布最多。近代九江开埠后，夏布出口量大增，带动了手工夏布业的发展。夏布最旺盛时期是清末民初，加工夏布的家庭遍于乡间。德兴县的农村到处都见家庭加工夏布，“篝灯四壁，机声轧轧，卒发之谋，常取具于是。”[35]机杼之声在万载也处处可闻，全县有100多家作坊从事夏布生产。上高县最旺盛时每年有百万元的夏布进行交易，宜黄则为“各处夏布集中之地。”[36]至1933年，江西夏布的产量是94．7万匹，[37]占同年全国夏布总产量210万匹[38]的45％，居全国第一位。
江西生产的夏布，除供本省需要外，国内销往无锡、芜湖、常州、苏州、海门、上海、北京、山东等处，仅石城一县每年销往外地的就达10万匹，国外主要销往朝鲜、日本、美国等。从1912年至1930年，江西总共输出35万担，平均每年输出量约为1．8万担，“江西夏布运销国外者，约占输出量的1／3至1／2，余者则运销国内各埠。”[39]每年有6000至9000多担销往国外。同一时期，全国夏布输出国外40多万担，年均输出2万多担，江西年均输出量为全国的1／3至1／2。
由于手工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较强，成为出口的优势产品，相应地带动了江西各县一些特色的手工业发展。
九江：“手工织布业，大都分布于小南门及塔岭北路，多为农民副业，然亦有专作此业者。每家二、三机或四、五机不等。……土布销路除本市外，以四乡镇及邻省较近之县份为主。”[40]
永丰县：“该县人所织夏布，向分春秋两邦出运，本年春邦共运出一千一百三十余卷，每卷价银十七八两。”[41]
安福县：“上年(光绪三十一年)出脑(樟脑)不尚旺，所出之脑，运往九江，转运外埠销售。”[42]
瑞金县：“该县惟毛边纸一项为出产大宗，现令纸槽人等，凑集资本，购机仿造洋纸。”[43]
石城县：“坪山一带，素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坚白，未停科举以前销路甚广，年出口不下百万之数。”[44]
全省各县手工业产品年收入并无确切统计，但根据当时的各种数字，再参照30年代的产销情形，可斟酌近似数字，其情况大体如下：
这些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出口，既解决了农民日常生活所需，亦相应地增加了农民的家庭收入。
(二)农村小型矿业的发展
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各县乡小型矿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以煤业为例，由于轮船往来，九江地区对煤碳的需求不断增加，相应地也带动了周边地区工矿业的发展。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瑞昌县·工务：
光绪三十一年，沙令上铸表称，东乡龙兴源概括杨姓山场，有煤矿一处，约出煤三万余石广…。南乡则乾洞垅、田堡坂、净水垱、杉木港、大坳、两峰尖、难音洞、乾港、张家港、杨树港、岩山窳；西乡则王山岭、桃区、尖瓜山、万丈红杉树坪；北乡则袁传家泉、杨家沙滩等处地方，共有煤矿二十余处，每矿约出煤三五万石及数千万石不等。……均系乡民自行开采。
乐平县·矿务：
三十一年六月，张令树森表称，茅屋场四处，出煤甚多，煤质亦佳，其红火煤一种专销省浔两处，可供轮船及机器厂之用。……七月表称，张家山煤矿，本地居民，设立春丰厂，集资开采。……茅屋场现在煤价，每百篓约五十元上下。
随着九江通商的发展，以及洋货的大量深入，为了平衡贸易逆差，亦使得江西内腹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即工矿原料和制造品亦开始融入出口贸易当中。尤其是北洋政府鼓励工矿业的发展，并相应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对工矿业加以保护，江西内腹地区的乡村亦出现了兴办近代工矿业的浪潮，申请给照者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68家。[45]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渗透对江西商品经济的打击和破坏作用远远超过了它对江西商品经济的刺激作用。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江西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手工业相继遭到打击，生产者和经营者纷纷破产。比如造纸业是江西比较发达的手工业，铅山县和石城县是江西造纸业的两个中心地区，铅山“纸张一项，昔年可售银四五十万两，”但到光绪末年，因“洋纸盛行，售价不满十万”；[46]石城县“素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坚白，未停科举以前销路甚广，昔年山口，不下百万之数”，但到光绪末年，也因“洋纸盛行，销路既滞，歇业者十居八九”；[47]景德镇的陶瓷业在明清之际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其瓷器在乾隆时期为江西“出口货第一色”，然而，到“咸同以降，出口大减，而洋瓷入口，岁且百万”；[48]夏布也是江西销路较好的产品，但是，由于洋布的输入，“非但各省销路顿窒，即赣省本地人亦竟购外货，而布业一落千丈，纷纷亏蚀收歇。”[49]不仅如此，就是出口增长很快的茶叶，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日本、印度、锡兰等地茶叶的竞争，也日趋衰落下来。义宁州本是江西著名产茶区，但是，由于“外茶日兴，中茶减色，制造不精，庄用及关税加重，种种折算，出户所入不过十分之一。”[50]因此，茶家纷纷转行。义宁州茶叶生产的衰落，也导致九江茶市的衰败，“茶市逐渐移至汉口，九江洋行、茶庄均先后收缩或停业。于是一般茶庄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途径，转趋于茶栈业，专营转运报关之事。”[51]在大量的机制产品输入使传统的手工业受到极大的冲击，亦迫使一些传统的农村产业转型，并开始缓慢地向近代工业过渡。
综上所述，九江开埠通商以后，通过与世界市场的接触和交往，江西农业生产的结构随着市场的需求拉动，不断出现新的变化。茶叶、棉花、苎麻、油料等农业经济作物广泛种植，手工棉纺织业、夏布业以及农村小工矿业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彼此交相更替，使得江西地区农副产品的出口保持比较高的水平。也使相对封闭的江西地区农业生产出现了许多近代社会的新因素，并引起了具有长远影响的质的变化。这些新质因素的生长，正反映了它们已开始走出传统，沿近代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然而，在洋货的冲击下，江西地区一些传统的优势产业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并不断衰落，农业生产亦开始显现一定的边缘化趋势。
注释：
⑴N．C．H，1872年2月8日，p102，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1474页。
⑵CommercialReports，1875年九江，p60，同上书，第1475页。
⑶R．Portune：AResideceamongtheChinese，p393，同上书，第1473—1474页。
⑷R．Portune：AResideceamongtheChinese，p393—394，同上书，第1474页。
⑸R．Portune：AResideceamongtheChinese，p393—394，同上书，第1474页。
⑹国民政府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编：《江西之茶》，1932年印行，第2页。
⑺R．Portune：AJourneytotheTeaCountriesofChina，p262—270．《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538页。
⑻《江西统计月刊》第3卷，第2期。
⑼《江西年鉴》，第2编，第1章《自然地理》，1936年版，第232页。
⑽张景瑞：《江西产业现状之检讨》，《实业部月刊》第一卷第2期。
⑾《江西年鉴》，第2编，第1章《自然地理》，1936年版，第232页。
⑿《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设立经过及其成绩》载《经济旬刊》第七卷第13、14期合刊，1936年。
⒀同治《德化县志》卷9，《物产》。
⒁见《彭泽县志·艺文·诗》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⒂见《亦吾庐诗草》卷二，光绪二年刊本。
⒃商衍鎏：《江西特税纪要》(调查)，1929年铅印本。
⒄《商务官报》，戊申(1908)，第六期。
⒅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光绪三十四年石印本)，信丰县·农务。
⒆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东乡县·农务。
⒇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21]《江西之烟产与卷烟消耗》，见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编：《江西经济问题》1934年版，第315页。
[22]同上书，第316—317页。
[23]分別见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瑞昌县·农务。
[24]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新城县·商务。
[25]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广昌县·商务。
[26]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吉水县·农务。
[27]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鄱阳县·商务。
[28]《江西棉货贸易之回顾与振兴棉织业之展望》，载《经济旬刊》第2卷(1934年)，第16期。
[29]《光绪二十一年九江口洋货贸易悄形论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部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资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3册。
[30]《关册》中文，1895年，上卷。
[31]《庐陵县志》卷四，宣统版。
[3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15页。
[3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61页、266页。
[34]吴宗慈：《江西通志稿》第20册，第100页。
[35]《德兴县志·物产卷之一》，民国八年刊本。
[36]商衍鎏：《江西特税纪要》(调查)，1929年铅印本。
[37]《江西年鉴》，1936年版，第942页。
[3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0页。
[39]张景瑞：《江西产业现状之检讨》，《实业部月刊》第1卷第2期。
[40]《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551、553页。
[41]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永丰县·商务。
[42]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安福县·工务。
[43]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瑞金县·工务。
[44]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石城县·商务。
[45]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北洋政府农商部档案”，全宗号：1038，案件号：0957—1068。
[46]傅春官：《农工商矿纪略》铅山县·商务。
[47]傅春官：《农工商矿纪略》石城县·商务。
[48]林传甲：《大中华江西省地理志·税关》，1919年版。
[49]《时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50]龚溥庆：《师竹斋笔记》，卷3。
产业结构论文篇5
关键词：工业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法产业竞争力对策措施
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可以通过区域产业竞争力反映。区域产业竞争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区域产业结构竞争力，即区域内各产业所占总产值的比重及其相互间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以及对区域竞争力所产生的影响；二是特定产业的竞争力，即区域内各产业自身具有的竞争力，表现为特定产业产出品的市场开拓、市场占有和获利能力，反映了该区域特定产业与其他区域相同产业的竞争能力。区域产业结构及其产业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决定了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状况。因而，客观分析区域产业结构及其优势，对于认识和把握区域经济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工业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基于研究工业结构及其优势对于扬州市整体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以江苏省作为标准参照系，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SSM）对扬州市工业产业结构和竞争力进行了研究。
偏离份额分析法及数学模型
偏离份额分析法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从产业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两个方面解释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其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区域的增长与标准区域的增长的差分解为两个分量：一个分量是产业结构分量，反映区域增长与标准区域的增长是因结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另一个分量是竞争分量，它反映区域内各部门的增长是因不同于标准区域相应各部门的增长而引起，因而它反映了一个区域的区位优势与劣势、区域的相对竞争能力。如果一个地区各产业的增长速度与全国（标准区域）同一产业增长速度完全相同，即排除掉由于各地区同一产业竞争力不同造成的增长速度的差异，那么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标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则完全是由结构因素所形成的。如果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全国（标准区域）完全相同，那么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标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只能由地区竞争力来解释。偏离份额分析法不仅可以分析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两者作用程度，而且可以进行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差异的比较研究。
数学模型
在分析扬州市工业产业结构与竞争力时，将江苏省作为扬州市经济发展参照系，是因为无论从行政隶属、区域政策、经济发展度等方面来看均有一定的合理性。基于此，我们建立以下SSM模型。
假设Fi(t)表示t时期江苏省第i个工业产业的产值，则
式中Fij(t)表示t时期第j区域的第i个工业产业的产值。
用F(t)表示t时期江苏省工业总产值，则有
ΔFij为j区域第i个工业产业产值的增加额，Fij(t0)，Fij(t)分别为j区域第i个工业产业基期和报告期产值。由（3）知，j区域第i个工业产业产值的增加额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
为竞争力分量。它是j区域第i个工业产业产值增长额分解的剩余部分，即扣除工业经济增长分量和产业结构分量之后的增长额。由于剩余部分的正负大小体现了该产业在江苏省同行业中的相对增长水平，反映区位优势或地区竞争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故称为竞争力分量。利用竞争力分量既可以判断某区域工业产业在江苏省同行业中所占有的竞争地位，又可以分析江苏工业经济增长中各产业部门相对发展和收缩的区域。
，
Pij+Dij为j区域i工业产业与江苏省工业产业的总偏离量。如果将（3）等式两端同除以，Fij(tO)则得到以增长率形式表示的SSM模型。
扬州市工业结构与竞争力分析
概况分析
本文选取1998年和2002年扬州市39个工业行业，并以江苏省作为其上级区域，将同期同行业总产值折成1998年不变价计算。
从表1可以看出，扬州市工业发展水平低于江苏省平均水平，总偏离量为-1809703.6万元，其中结构偏离份量为-82749.7万元，竞争力偏离份额-1726953.9万元，两项指标都低于江苏省平均水平。因此，扬州市工业产业结构矛盾非常突出，而且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水平较低。
为揭示扬州市工业发展中的产业结构问题，我们列出了扬州市工业总产值比重前10位的行业的偏离份额分析表，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扬州市工业总产值比重前10位的行业中，产业竞争力分量为正的有8个，其余2个为负值；而结构分量为正值的行业仅2个，分别为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8个行业为负值。
扬州市几个重要的工业行业，如纺织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塑料制品业，它们的产业结构分量分别为-52433.23万元、-7936.79万元、-12847.43万元。这几个行业的结构分量的负值很大，是导致扬州市工业产业结构分量为负的主要行业。其原因表现为：这些行业大都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造成这些行业的平均增长率低于江苏省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即
，基数越大则产业结构分量负值越大。扬州市工业发展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各个行业的发展都不是十分突出，而且纺织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等传统产业比重过大，高科技产业比重相对较小，这些都制约了扬州市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
竞争力分析
表3按产业竞争力大小对扬州市工业行业进行了排名。排名越靠前，竞争力越强。从表3可以看出，扬州市工业产业竞争力呈现如下特征：
扬州市主要工业产业竞争力较强，但整体竞争力较弱。扬州市39个工业行业中有15个行业的竞争力分量为正值，而其余行业非零即负，所有竞争力分量为正值的行业在总产值中累计所占比重高达67.86%，可见扬州市主要工业产业竞争力较强。另一方面，扬州市工业产业竞争力分量为-1726953.9万元，可见其工业整体竞争力水平较弱。
支柱产业竞争力较强。在总产值比重排名前10位的行业中有8个行业竞争力处于排名的前10位，且扬州市工业产业竞争力分量排名前10位的行业在总产值中累计所占比重达到70.45%。由此可见，扬州市支柱产业竞争力较强，同时产业竞争力强的行业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较大。
高科技产业与新兴产业发展不足。扬州市工业的优势产业基本属于技术层次较低的传统技术性产业，而高科技以及新兴产业如电子信息、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产业竞争力非常弱小。这些代表工业未来发展方向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行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相当规模，产业带动力和辐射力还没有得到发挥，在工业增长中的先导和支柱作用比较弱。
对策建议
积极创新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体制创新。进一步推进和规范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产权规范制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各种手段，加快企业资产重组步伐，积极吸引国内外大公司、大集团参与我市企业资产重组，实施挂靠联合，发挥专业化协作，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加大资本运营力度，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本运营效益，通过股份制改造，争取公开上市。同时，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强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促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成一批“小巨人”。
管理创新。管理的核心在于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而管理创新则是企业持续获得有效资源配置能力的源泉。要充分借鉴和利用一切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手段，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加以有效运用。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观和发展观，注重员工的创造性发挥。
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建设，形成若干个各具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体，发展民营科技示范区、大学科技园、农业示范科技区，形成较强的示范作用、吸引力和凝聚力。大力发挥高校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吸引海内外著名高校和公司前来兴办大学科技园和研发基地。鼓励并支持大企业、大企业集团与高校开展技术交流和合作，联合创建不同类型的孵化基地，充分吸引外国专家、留学人员，鼓励科研开发机构人才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大力发展中介机构和加大对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发达的中介机构，是使中小型科技企业迅猛发展的必要条件，积极利用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做大做强优势产业。笔者认为扬州市应该重点培育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技术、新材料等几大高新技术产业。
抓住时机促进结构优化
全力推进招商引资（智）工作，以产业链中龙头项目和新兴产业项目为重点，带动工业产业结构优化。招商引资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培育区域新兴支柱产业的基本路径，要克服和避免目前招商引资中出现的各种偏差和误区，吸收各地区成功的招商引资模式，从我市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布局角度制定引资战略。招商引资要按照国际通行方式实行市场化与专业化运作模式。通过设立专门的外商投资促进中心，促进招商引资工作的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网络化、科学化，提高效率和水平，政府要从招商的主角转变为承担协调和服务功能，将企业、中介组织推到招商引资的前沿。实施“引资引智双管齐下”战略，促进资本和人才的有机结合：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构建良好的人才政策环境；建立引进和培育高科技人才和各级各类人才协调发展的格局；吸引人才和培养人才并重，使用人才和留住人才并重。以产业链中龙头项目为招商重点，带动产业群的合理快速发展。
积极实施沿江大开发战略，大力培育和合理规划新兴产业群。实施沿江开发战略，能够搭起一个承接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的新平台，构建一个建设国际性制造业基地的新载体，加速新型工业化步伐，为实现“两个率先”提供新的动力源和增长极。要抢抓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承载产业的梯度转移，延长产业价值链，提高产业附加值，促进区域共同发展，更好地参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既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在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技术转让、合作、兼并、合资等方式进行，也要在政府层面上，通过省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规划指导，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来展开。
培育企业竞争优势
继续推进“三改一加强”工作，夯实企业基础管理，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在改革、改制、改组过程中，一方面要修正和规范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制度化管理意识，夯实企业基础管理；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现代化管理理念和手段改造企业流程，提高企业管理柔性，加强企业驾御风险能力。同时要建立企业危机预警、管理和监控体系。
树立现代竞争意识，加强企业间竞争与合作力度，培育与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现代企业竞争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而是合作中的竞争、双赢竞争。因而企业在制定竞争战略时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反应，强化共赢的理念。企业竞争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企业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的形成则决定于企业核心能力，所以，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要始终把培育核心竞争能力作为首要任务，即从企业参与竞争的产业的吸引力，企业在该产业中能否形成相对优势，企业能否进入有比较优势的战略价值链环节以及能否形成合理的产业构成等四个方面寻求和培育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企业技术能力。积极加强与地方科研院所的合作，大力推进产学研联合，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独资建立研发机构，推进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积极稳妥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有效推动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撑体系与工作机制，支持大中型企业建立独立的研发机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发挥政府投入导向与杠杆作用，加大财政、税收、金融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开发投入，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科技开发，建立和完善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机制。
加强品牌建设，培植优势品牌和著名品牌。我市企业（产品）品牌建设和保护，特别是一些传统优势产业的品牌建设和保护一直未能得到重视，严重制约了行业发展。对一些传统优势产业如玩具业、三把刀、食品等传统消费品，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必须强化品牌意识，使其成为优势品牌乃至著名品牌。
加大政策支持和政府引导服务力度
加强领导，营造环境。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是经济工作中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我市要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入WTO的要求，加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强化领导，营造环境，确保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实施。计划、经济综合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结构调整的具体协调指导，抓好督促检查，推进工作落实；各级财政、工商、税务、金融、科技等部门要顾全大局，密切配合，发挥职能作用，主动做好工作，共同推进全市经济结构调整，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使扬州市真正成为最适应人居并创（乐）业的最佳场所之一。
产业结构论文篇6
按照“污染避难所假说”，发达国家倾向于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转移至他国，中国虽然不是发达国家，但国际上已有不少声音在质疑中国对外投资对当地环境的破坏问题，因此中国不断加大对外投资是否真正转移了本国部分高能耗企业，减少了本国CO2的排放量是一个值得深思且有待验证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OFDI的不断增长，对本国经济规模、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带来了影响[7～12]，而上述变化必然对我国CO2排放量带来相应影响。本文将运用2003～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OFDI对本国CO2排放量的影响，为了更加明确影响的机制和渠道，本文还将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中国OFDI为本国带来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以及产业结构效应，进而通过上述效应得出OFDI对我国CO2排放量的总效应，并相应提出政策建议。
2相关文献回顾
学界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方面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提出[13]。“污染避难所假说”又称“污染天堂假说”（pollutionheavenhypothesis），是指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标准和管理水平都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倾向于将自己的高污染产业或者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施加负面影响。关于“污染避难所”假说的验证，学界众说纷纭。Jaffe等率先挑战了上述假说[14]，其关于美国制造业外资进入的研究表明，外资并没有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的污染；Eskeland和Harrison在拉丁美洲的研究也同样证明，外资企业较之于本土企业更懂得运用清洁能源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15]；这些研究为其后的“污染光环假说”（pollutionhalohypothesis）的提出打下了基础[16]。后者认为，外资的进入实际上带来了更高效的技术和更先进的管理，将有助于东道国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17～18]。诚然，“污染避难所假说”也在一些研究中得到验证，如杨英将研究范围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结论同样证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增加了中国的三废排放量，造成了部分省份福利的减少[19]；同样的结论在沙文兵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SO2排放量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他认为外资流入的增多显著增加了我国SO2的排放量[8]。“污染避难所假说”毫无定论的验证，也使得其成为了整个国际经济领域中最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之一[20]。然而，随着CO2排放量的不断增多，国内外学者依旧运用此假说讨论外商直接投资与CO2的关系。Talukdar和Meisner运用1987～1995年44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私人部门CO2排放量的原因，其研究认为，外资的进入降低了CO2的排放，然而在高收入国家二者没有因果关系[21]；Khalil等选用1972～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巴基斯坦外商直接投资与CO2排放量的关系，通过协整检验证明了外商投资与CO2排放量之间存在着的正相关关系[22]；国内学者熊立等运用1985～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CO2排放量的关系，认为外资的进入增加了中国的碳排放，这是由于80%以上的外资进入了第二产业，即高能耗产业，其效应超过了外资进入带来的技术效应[23]；刘华军和闫庆悦运用1995～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贸易、外资与碳排放的关系，其研究结论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CO2排放具有负的效应，但不显著[24]；王道臻和任荣明运用198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经济规模与CO2排放量的关系，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规模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规模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可以通过经济规模导致我国CO2排放量的上升[25]；刘倩和王遥[5]将金砖国家1985～2007年人均收入平均水平划分为两个样本组，并分别对两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无论人均收入水平高低，外资流入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CO2排放的压力；肖明月和方言龙重点分析了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外资与碳排放的关系，他们认为外资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述地区的人均碳排放量，但对此三地区的碳排放影响效果有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强度是影响东部地区碳排量的最重要因素[26]。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以及与CO2排放量关系的研究结论不一、各有见地，但以上文献均只关注到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及CO2排放量的影响，鲜有关注到外商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效应的影响，而有关“走出去”对本国CO2排放量的影响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周力和庞辰晨[6]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认为中国的OFDI有利于母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回流，进而有利于母国的环境提升；Liu等研究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CO2排放量的影响，结论指出，日本加大对外投资是日本减少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从母国背景证明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存在[1]。至今，关于中国OFDI对本国CO2排放影响的研究依旧缺乏。然而，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各类企业的海外设立是否有利于减少国内的碳排放已因此成为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议题。本文选用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份（除外）的面板数据，拟研究中国OFDI对本国CO2排放量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3计量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简介
3.1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沿用Grossman和Krueger分解NAFTA的环境效应的方法来研究我国OFDI与CO2排放量的关系，将OFDI对CO2排放量的影响分为三种效应：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三种效应进行分别估计，最终得出其总效应[27]，影响CO2排放量的方程为：CO2=STC其中：S代表规模效应（scale），T代表技术效应（tech），C代表产业结构效应（composition），方程两边加上对数，等式变为：logCO2=logS+logT+logC我国OFDI的变化将会带来以上三种效应，而通过这三种效应最终影响到我国CO2的排放量，现加上OFDI对三种效应的作用。
3.2变量设定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3～2011年30个省份（除外）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下将分别对每个效应的变量和数据选取进行解释。3.2.1规模效应logScaleit=a1logOFDIit+a2Kit+a3logLit+a4logCO2it+εit（1）变量设定。①被解释变量（Scale）：经济规模。本文参照前人的做法[28]，选取各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量化指标用于衡量经济规模的大小。②核心解释变量（OFDI）：对外直接投资。对于OFDI的衡量，前人较多采用对外直接存量作为量化指标[18]。本文也选取各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进行估计，对外直接投资量越大说明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越高[11]，二者拟估计为正相关关系。③控制变量。资本存量（K）。各省份的资本存量是衡量该地区经济规模的重要指标[29]，其与经济规模拟估计为正相关关系；劳动力（L），劳动力人口的多少代表着地区工业化程度的规模以及经济规模的可容纳度[20]，劳动力已成为影响一国经济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各省份每年底的就业人数进行量化，二者拟估计为正相关关系。二氧化碳排放量（CO2）。作为本文的核心变量，该变量是影响经济规模的控制变量之一。既有研究证明，CO2排放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样也影响经济，环境的恶化将会降低经济发展速度[23]，二者拟成负相关关系。但笔者认为，一省CO2排放量越高，说明该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虽然恶劣的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却也是衡量一省经济规模大小的重要指标，因此二者的关系有待回归估计。（2）数据来源。经济规模、资本及劳动力相关数据均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源于2005年以及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CO2排放量数据各省份目前并未公开，必须通过化石能源的消费进行转换估算而得。因此，本文通过2012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获得各省区石油、煤、天然气三种能源的消费量数据，并通过《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及碳排放情景分析》中给定的排放系数进行转换（石油碳排放系数为0.58吨碳每吨标煤、煤炭为0.75吨碳每吨标煤、天然气为0.44吨碳每吨标煤）。控制变量中GDPit-1与GDPit-2分别表示GDP滞后1期和2期的价值，这里主要是考虑一个宏观环境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流入国内的外商直接投资一般存在“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而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影响有待回归估计。3.2.2技术效应（1）变量设定。①被解释变量（Tech）：技术程度。该指标用于代表一省节能减排的技术程度。由于第二产业是CO2高排放量产业，一个地区节能减排的技术，可以通过该地区工业产出对碳排放的控制水平来衡量，因此本文选用单位工业产出CO2排放量进行衡量[4]。②核心解释变量（OFDI）：对外直接投资。量化同上。既有研究表明，部分OFDI的动因即为技术寻求型[30]，同样也有研究证明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7]，而这将有利于提高母国的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样也能提高母国企业降低能耗的水平[12]，因此二者拟估计为负相关关系。③控制变量。绿地面积（Green）。一个地区的绿地面积的增加将必然导致该地CO2排放的减少，二者拟估计为负相关关系。治理环境总投资额（Environ）。一省的CO2排放量会随其环境治理投入的提高而减少，二者拟估计为负相关关系。能源消费结构（Coalratio）。本文选用煤炭消费总量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率作为能源消费结构的量化指标，这是由于煤炭的碳排放系数较之其他能源最高。长期以来，我国的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占到70%以上，此变量也在既有研究中用于量化能源消费结构[7]，二者拟为正相关关系。研发水平（RD）。此变量即为各省份的R&D经费投入，一省的科研经费将显著提升地区的技术水平，包括节能减排的效率，因此工业碳排放会因此减少，所以二者拟为负相关关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gdp）。较高的人均GDP通常会导致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相应会提高对环境的要求，因此会要求污染和排放的降低[29]，当然亦有学者认为，人均GDP与工业化程度具有正相关关系[20]，因此二者的实际关系有待回归估计。（2）数据来源。工业产出、绿地面积、环境投资均源于2003～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技术程度源于笔者对CO2与工业产出进行的换算；用煤总量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R&D研发经费数据源于中国科技部网站。3.2.3产业结构效应（1）变量设定。①被解释变量（Comp）：产业结构。承前所述，第二产业为高碳排放产业，本文参考前人做法，选取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量化指标[20]。②核心解释变量（OFDI）：对外直接投资存量。Cantewell和Tolentino早在1990年便从动态化的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OFDI行为，提出了OFDI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OFDI过程即是“技术学习”的过程，技术的提高相应会带来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理论也在后来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31]。王英和刘思峰更直接的证明，OFDI会增加我国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从而增加我国二三产业的比重，降低第一产业的比重[7]。而周力和庞辰晨的研究也表明，OFDI会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向轻工业偏移，但是总体会增加第二产业的比重，因此笔者拟估计二者成正相关关系。③控制变量。人口总量（People）。地区人口越多，城市化水平越高，同时也会提高工业化程度，二者拟估计为正相关关系。要素投入率（K/L）。此处主要指人均资本量。一般情况下，资本/劳动比例较高，将导致经济中的工业产值较大的份额，当然也会因此导致更多的排放[2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gdp）。同技术效应原理一致，高人均GDP与高工业化挂钩，但人们却渴望高的生活质量，因此二者的实际关系有待估计。（2）数据来源。第二产业比重及人口总量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3.3数据特征分析
为了更好地分析样本信息，首先进行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由于加入了对数，统计性描述中所有数据都相对变小，但仍然可以看出这些数据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logOFDI的标准差达到2.156108，说明这一时间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而本文选取的2003～2011年也正好是我国OFDI开始迅速增多的时间段（图1）。此外，人均GDP（logPergdp）的变化也较大，在产业结构模型中可以关注其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4计量结果分析
4.1三大效应估计
本文选取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OFDI对本国CO2排放量的影响。本文首先分别对OFDI所带来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以及产业结构效应进行了估计。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对三大效应的估计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表2给出了通过逐步回归法，OFDI所带来的三大效应的估计结果。4.1.1模型的拟合随着变量的不断加入，三个效应模型的R2值都不断提高，这说明了所加入变量的有效性，其中技术效应及产业结构效应的R2值不是很高，但均超过了40%，解释变量的解释力仍然可以接受。根据检验结果，本文对于三大效应分别选用模型4、模型11及模型14进行分析，模型均通过Wald检验，说明方程整体估计效果良好。4.1.2规模效应结果分析核心变量OFDI与我国经济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我国的OFDI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扩大我国经济规模，此结论也与前人的研究保持一致[18]。数据显示，我国的OFDI每增加1%，我国的经济总量将会提高0.292%；控制变量中CO2排放量与经济规模保持了正相关关系，这与熊立等的结论相悖[23]，但也在情理之中，CO2排放量增多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但其同时也是工业化扩大的指标，碳排放的增多也反映了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余变量资本与劳动与本文之前的预测保持了一致。间接效应中（见模型5），我国的OFDI与国内资本积累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我国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国内资本存量会增多，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相一致，国内的外资增多，引致国内投资的减少，而外资退出则会为国内资本创造空间，同理，我国增加了对外投资，自然会有其余资本弥补这些空间，甚至超过原有投资。4.1.3技术效应结果分析OFDI与技术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即OFDI的增多会降低我国工业产出的单位碳排放，这一结果与前文预测一致，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多带回了先进的技术水平，降低了我国的工业能耗，结果也再次证明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数据显示，我国OFDI每增加1%，会使我国单位工业产出碳排放降低0.092%。其余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也与本文预测保持一致，绿地面积、环境治理投资以及科研经费的投入都将降低工业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而能源消费结构则与其保持正相关关系。4.1.4产业结构效应结果分析由于被解释变量是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而解释变量均为以万计的计量单位，因此本文为保持估计的准确性，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研究结果显示，OFDI与产业结构呈正相关，即OFDI的增多会增大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动，这也与前人的结论保持一致[6]。数据显示，我国的OFDI每增加1%，我国第二产业比重会增加0.243%。其余控制变量人口、人均GDP和人均资本与定的预期保持一致，除人口外均与产业结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4.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CO2排放量的总效应计算
以上对我国OFDI所带来的三大效应进行了分别估计，但得到的是单独的个体效应，而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估计我国OFDI所带来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以及产业结构效应的变化，进而分析OFDI对我国CO2排放量的影响，所需要估计的是OFDI对CO2排放量变化带来的总效应。由表3可知，我国OFDI所带来的规模总效应和产业结构总效应为正，而技术总效应为负。数据显示，我国的OFDI每增加1%，我国的经济总量将增加0.3053%，每单位工业产出碳排放降低0.0877%，第二产业比重增加0.2833%，三者综合起来得出我国OFDI对CO2排放量的总影响为显著的正效应。数据表明，我国OFDI每增加1%，我国国内的CO2排放量将会提高0.5009%，我国的OFDI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国内的碳排放。数据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并不属于中国。对于此结果，笔者认为有据可循。首先，OFDI所带来的正向规模总效应和产业结构总效应超过了负向的技术总效应，这是由于OFDI的技术回流存在一定的时滞[31]，并不能马上生效，而通过OFDI所学习的国外技术主要为先进的生产技术，用于提高生产率，对于减少节能减排的技术还相对较少，这使得OFDI所带回的技术总效应也相对最弱；其次，中国的对外投资猛增说明了中国经济水平的提升，而经济规模的扩大必然意味着更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生产，碳排放也必然增多，我国从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碳排放大国，究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经济水平提高所致，这使得OFDI所带来的规模效应绝对值超过了其他两个效应；最后，虽然我国近年来对国外石油以及采矿等高能耗产业投资逐渐增多，我国的OFDI主体部分并未流向高能耗产业，而主要流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图2）。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转移国内高能耗产业，反而因为对外直接投资调整了产业结构，增加了第二产业比重，这也带来了显著为正的产业结构总效应，进而增加了国内的CO2排放。
5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中国2003～201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OFDI对本国CO2量的影响。通过对OFDI所带来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以及产业结构效应的分别估计，本文得出的结论是我国OFDI的增多将会增加本国的CO2排放量。数据显示，我国OFDI每增加1%，我国的CO2排放量将会增加0.5009%，而这主要是由于OFDI所带来的正向规模总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大大超过了其所带来的负向的技术减排效应。作为碳排放大国，中国的碳排放形势不容乐观，而加大OFDI并没有解决国内的碳排放问题反而使其更加深刻起来。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应对：首先，应加大我国“技术寻求型”OFDI的比例。本文已证明OFDI可以带回负向的技术效应，有助于减少我国CO2排放量，但是此效应较之规模效应及产业效应仍然较小，因而不能降低国内的碳排放，而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资源和市场寻求型[32]，而非技术寻求型所致。因此加大技术寻求型OFDI比例将会有利于减少我国CO2排放量。其次，应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我国的第二产业仍然是占GDP比例最重的产业，再加上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是我国成为碳排放大国的根本原因之一[33]。而OFDI的增多还将继续增加第二产业的比重，这对于我国节能减排与低碳经济的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发展将是减少我国CO2排放量的必要手段之一。再次，应加强国际合作，开发新能源。清洁发展机制（CDM）是联合国气候大会所提出的节能减排手段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已成为建立CDM项目最多的国家，已有814个CDM项目共获得562261753吨CERs签发，占东道国CDM项目签发总量的59.71%，然而我国的CDM项目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还有开发潜力，我国还应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更大程度的减少CO2排放量，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低碳经济。
产业结构论文篇7
关键词：商业银行；产权结构；绩效；浙江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商业银行体系的健全与发展对一国经济、金融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近年来，很多学者通过结构—行为—绩效，即SCP分析范式对银行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是除了市场结构以外，银行的产权结构也是影响银行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都是以中国宏观银行业为背景，较少从区域性金融视角来考察。但是，从全国来看，各地银行的差异性往往很大，这种质量和数量上的较大差异必然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所选择的样本地区——浙江省是我国经济、金融化程度等各方面发展都相对较高的地区，银行之间无论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与全国相比都相对较小，因此横向比较的可信性会更好，对本文的结论也具有更强的支持性。
1.产权影响绩效的机理分析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明晰的产权与合理的产权制度是银行绩效水平提升的关键，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在目前我国转轨经济条件下，产权是如何作用于绩效的呢？本文以下将对此进行探讨。
1.1通过委托机制影响银行经营目标的确定
在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因此当所有者受巨额执行成本的限制无法完全监督和控制经理人时，内部经理人则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会根据自己的偏好，而不是从所有者的利益出发来制定决策，致使经营目标游移，最终损害所有者的利益。
委托机制的深层次问题之一就是产权问题，因为只有明晰的产权和完善的产权制度才能使所有者真正有能力和动力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督，使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完善的委托机制，从而使银行经营者的行为真正以所有者权益最大化为目标，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
综观我国目前不同产权制度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一般是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建立的，产权比较明晰、规范，在经营上能做到以所有者权益最大化为主导目标。但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委托—问题存在于中央政府和银行的经营者之间。但是，中央政府又不是真正的所有者，它与真正的所有者——全体人民之间还有着复杂的关系。因此，这种模糊的产权关系使得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很难有效解决，从而导致其经营绩效低下。
1.2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影响银行风险控制效率
公司治理与商业银行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不同的公司治理所产生的绩效是不同的。当银行为政府所有，不存在破产威胁时，银行经营者有可能会表现出更大的风险偏好，以牺牲所有者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得银行面临更高的风险。所以说，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安排，即公司治理结构是决定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效率的关键所在，也是其绩效水平得以提高的关键。
银行业是一个经营风险的行业，因此，其绩效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风险的控制能力。风险控制水平的高低受到不同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而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程度从根本上又受制于产权的优化。所以，银行要提高其经营绩效，面临的不是规模约束，而是产权约束，是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归根结底，商业银行产权可以通过在其基础上构建公司治理机制来减少经济行为中的不确定性，有效地控制风险，从而有助于银行提高经营绩效。
2.不同产权制度商业银行绩效的实证分析
鉴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各省分行）信息披露的不充分，本文在研究样本的选择上，剔除资料不完整的样本之后，选取了浙江省四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六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两家城市商业银行2000—2003年期间的产权结构与经营绩效数据进行研究。这十二家商业银行主要包括：四大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杭州市商业银行以及宁波市商业银行。
通过对浙江省十二家商业银行2000—2003年的贷款总量及其增长率和资产利润率的分析，我们发现：
2.1贷款作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营利业务，从总量上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绝对的优势。2000年至2003年，国有商业银行平均贷款总量分别为846.84亿元、1009.73亿元、1289.25亿元和2056.86亿元，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贷款量则分别为73.45亿元、95.77亿元、159.13亿元和307.62亿元。但是从增长情况来看，国有商业银行远远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2000年至2003年间，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19%、20.39%、28.82%和57.06%。相比之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则分别为50.91%、42.13%、79.36%和101.79%。由此，我们可以粗略得出商业银行产权越清晰，则贷款增长率越高的结论。
2.2从资产利润率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差距并不是很大。2000年至2003年，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分别为0.76%、0.81%、0.86%和1.11%，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分别为0.79%、0.63%、0.73%、1%。这与我们之前的分析（产权不明晰导致银行绩效水平低下）有所出入。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
2.2.1本为采用的绩效衡量指标是资产利润率，其计算以会计报表信息为基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会计报表数据失真的影响。
2.2.2根据田利辉的研究，本文认为主要是由于国有产权对商业银行的“帮助”所造成的。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干预和影响将会随着国家持股比例的大小而变化，呈现出左高右低的U型曲线。在U型曲线的最低点——也就是国有持股临界点的右边，银行业的绩效水平与国有股权的比重呈正相关关系。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政府对银行持股比重的增加，为了保证银行的稳健经营以及一些政策性目标的实现，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就会不断增加，例如减免税收、隐性担保等等，这些都会促进银行绩效的提高。这也为本文的实证结果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同时，由于该U型曲线呈左高右低，所以降低国有银行中国有产权的比重至U型曲线的左边，将会使得国有银行的绩效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由此，我们说，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产权结构的改革是必要的。
3.结论
根据前文对浙江省银行业的分析，笔者认为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与绩效水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尽管在之前对银行资产利润率的分析中，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差距不大，但是从每年的增长情况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的增长幅度要大大高于国有商业银行。由此可以看出，产权的明晰对于提高商业银行绩效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对于我国当前处于转轨经济中的商业银行来讲，必须建立和完善明晰的产权结构，尤其是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造。但是在改革商业银行产权结构时，政府必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将我国商业银行业打造成为符合国际标准的商业银行。
参考文献：
[1]Berger,AllenN.“TheProfit—StructureRelationshipinBanking:TestofMarket—PowerandEfficiency—StructureHypothesis”,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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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论文篇8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负效应
目前，对于我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基本达成共识。李实等（2004，2007）利用泰尔指数将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计算出三种差距对全国的差距贡献率，结果显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贡献率从36%提高到43%，这说明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全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影响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结构上，认为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而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较慢，农村消费占总消费比相对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资，因农村消费不足带来的内需不足将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而关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做出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并不多。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将对产业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视角集中于产业结构的市场需求与供给变动两方面，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效应。
1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中全部经济资源在各产业的配置结构。本文中的产业结构不仅包括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分类，还涉及到三大产业内部各行业和行业内部各层级及其之间的关系。正常的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有两方面的含义：
①指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个产业部门所表现变动趋势：第一产业的份额显著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显著上升，第三产业也略有上升，即三大产业比重次序的调整，其衡量指标一般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②指发生在三大产业部门内部的产业由低级到高级、劳动生产率由低趋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以及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变化过程。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市场的需求条件和供给条件的变动、国际市场供给条件以及经济政策引起的变动，收入分配结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结构决定消费结构。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可支配收入较低，于是有限的收入将优先用于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将逐渐下降，更多的收入将投向于更高层次的消费。消费结构将由购买食品衣服为主转向购买电视机、音响、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以及娱乐社交。在一个存在相对合理收入差距的社会里，会形成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低、中、高级消费品均有相应合理的需求结构。但若是收入差距过大，如Murphy（1989）在分析收入分配与工农业发展的关系时所指出，富人有足够的收入购买进口奢侈品和手工品，穷人则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中产阶级比重较小，会导致国内工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城市与农村的消费断层将会导致相应的商品供给部门发展不均衡。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投资结构必然与需求结构相一致，而市场需求结构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也拥有更为有利的生产条件。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费能力必然引导投资和其他经济资源流入那些以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为主的生产部门和相关服务部门。充裕的资源使得这些行业快速发展，而为农村消费者提品和提供服务的行业因投资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断萎缩。
具体说来，收入差距通过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投资在各个产业间的分布和比例不同，各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就会不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投资结构作为资产增量可使产业结构存量的变动，引起产业间规模比例的变化；不同的投资方向形成不同的生产资料需求，从而引起生产资料产业构成的变动。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大，致使更多的投资服务于城市，家电行业，通讯电子类行业等等均倾向于城市居民，且这些行业发展建设都比较快，而合适于农村的消费品和服务则极少。收入消费结构直接影响影响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发展，也间接影响为消费资料产业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发展，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间接导致产业结构的相对不合理发展，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难以为继。
2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供给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求同投入所创造的产出相对应的收入。已存在的收入差距会影响生产要素流动方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要素供给数量与质量。要素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不同又会对各个行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一个过程。这种要素流动减少了原来农业领域的闲置劳动力，提高人均耕地面积以及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三大产业间劳动力占有比例关系。城市相对于农村的高工资是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则给相对理性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强烈的流动信号。于是拥有一技之长、高学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高质量劳动力聚集在城市，促使城市高精尖产业得以发展。城市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力壮的普通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裕，则对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资金流向该产业，该产业能够迅速发展。但须注意的是因普通劳动力供给充足导致劳动力市场一直为买方市场，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的充裕供给使企业缺乏提高效率改进的动力，没有足够的动力改进机械装备生产以替代劳动力生产。
而对于农村的发展则是另一番情形，虽然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缓解了农村紧张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流动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于是出现农村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也可能出现短缺，农村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管理等人才也严重缺乏，这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品生产和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居民收入也无法持续提升，城市收入差距扩大，人力资源与普通劳动力资源往城市流动的速度随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从劳动力的层面上看，是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比例趋于协调，但三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产业附加值率和实际发展速度却是不平衡的。
资金供给状况也将影响到产业结构。可供农村投资的资金一般取决于农村的储蓄，而储蓄受限于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无法得到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使得储蓄偏低，又由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价使得农村自我积累能力低下。加上邮政储蓄的只存不贷模式、国有银行多存少贷惜贷致使原本不多的资金流向城市，农村发展所需资金相对稀缺，且获取成本相对较高，于是农村经济发展遇到资金障碍。与农村相比，城市资金供给充裕，资金的使用成本下降，有利于资金流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的演化与发展。资金供给的差异使得城乡各行业各产业发展不均衡。
3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市场经济中城乡收入差距将促使资源流向为城市居民提品或服务的部门。部分产业在充裕的人力、资金等资源供给和较大的需求刺激下，能够得到较快的升级，采用新技术，实现产品的多样化。但仅仅在一个城市经济圈里，对某一产品的消费将会趋于饱和，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消费结构难以转移和升级，于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的消费品与服务无法在农村大范围扩散。
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在产品的成长期，城市居民是其主要的消费对象，一般的产品研发设计也是主要是针对城市消费居民。从成长期过渡到成熟期的过程中，企业扩大生产，可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前期投入费用下降，产品价格下降，消费群体逐渐由城市居民转移到农村居民。在有效需求的推动下，企业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批量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逐步上升。在收入差距比较合理的社会里，消费需求的结构也比较合理，产业的升级表现得较为平稳顺畅。产品的扩散过程需要大量的有效需求拉动，而在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城市居民升级换代下来的消费品，农村居民仍无力购买，需求链发生断裂，产业的转换升级就不顺畅。
产品顺利进入农村市场，亦使得企业能及时回笼资金，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和资金开始下一轮的技术创新，产品的升级换代速度加快，相对于服务业也是如此。产品消费市场平稳转移可促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但若为城市居民提供消费品和服务难以难于在农村较大范围内得到消费，这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便会受阻。
多年来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能力，一方面，大量消费品及生产资料是农村居民所需要的却无能力购买，另一方面，城市市场却已相对饱和，使得工业生产能力与市场消化能力相比，形成严重相对过剩。工业经济产能的相对过剩使整体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成长。
4结语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影响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目前为刺激内需而采取鼓励家电下乡等措施，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还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参考文献：
[1]李实,罗楚亮.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