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1篇

一、立足单一国家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

以上从整体主义系统思想出发的五个方面的研究，相互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假设封闭条件下的理论与度量，是从新的切入点研究产业结构的出发点和基础；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理论构成了以全球化为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的延伸纽带；区域结构分类及演化模式研究，则丰富了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体系框架的层次结构；结构变动与国际分工发展理论是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扩展、归结点和通向应用分析的桥梁；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将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深入展开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将有望构建一个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的产业结构研究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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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对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产业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经济问题，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角度对产业结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得出众多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的结论。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起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分析框架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规范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具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尝试用于分析中国问题。因此应将我国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大背景之下考察，并以此为出发点整理国内理论研究的进展。下面分四个阶段回顾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演变并进行评论。

1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靠引入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归结为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内容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相关观点的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的标准界定，即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之争。在这些争论中很多学者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外，必须有追加的生活资料，强调不能片面发展重工业。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不仅要研究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更要体现出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进一步讨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农、轻、重部门比例的关系等。这一时期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思想。

2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一）产业结构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对以往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反思。1979年，欧阳胜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另外就是开始了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逐渐摆脱以往的纯粹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际经济情况接轨，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被我国学者所了解，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专著，最初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这些译著基本上是资料性的，主要介绍国外经济结构现状。这让国内学者真实感受到了结构问题研究在框架和方法上的多样性，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得到开拓。其后国内研究结构问题的学者开始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最具代表性。这些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对研究范式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学者影响深远。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霍夫曼等经济学者的理论成果，其与我国以往主要采取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可观察性、可度量性和说服力更强。

（二）产业结构政策

一些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论著也逐渐被介绍进我国。有些国家被认为通过选择“主导产业”、“带头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战后日本和韩国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引起我国学者较多关注，包括佐贯利雄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等。这些论著主要是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认为由于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相关性，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发挥“后发优势”，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即产业政策，主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其后，产业政策的研究成为我国产业经济学界的热点，较早期的研究有周叔莲、杨沐主编的《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王慧炯、李泊溪、周林主编的《中国产业部门政策研究》等。这些研究认为产业政策应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综述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对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产业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经济问题，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角度对产业结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得出众多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起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分析框架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规范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具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尝试用于分析中国问题。因此应将我国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大背景之下考察，并以此为出发点整理国内理论研究的进展。下面分四个阶段回顾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演变并进行评论。

3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靠引入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归结为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内容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相关观点的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的标准界定，即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之争。在这些争论中很多学者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外，必须有追加的生活资料，强调不能片面发展重工业。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不仅要研究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更要体现出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进一步讨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农、轻、重部门比例的关系等。这一时期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思想。

4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一）产业结构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对以往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反思。1979年，欧阳胜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另外就是开始了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逐渐摆脱以往的纯粹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际经济情况接轨，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被我国学者所了解，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专著，最初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这些译著基本上是资料性的，主要介绍国外经济结构现状。这让国内学者真实感受到了结构问题研究在框架和方法上的多样性，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得到开拓。其后国内研究结构问题的学者开始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最具代表性。这些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对研究范式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学者影响深远。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霍夫曼等经济学者的理论成果，其与我国以往主要采取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可观察性、可度量性和说服力更强。

（二）产业结构政策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从股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融资不但没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这种理论和实践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

一引言

从1993年开始，上市资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条块切块下达上市指标和额度，并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如中国证监会《关于1993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产业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鼓励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企业，暂不受理金融企业，控制房地产企业，商业企业则各省不能超过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暂行规定》，文件除对配股时限、数量等加以限定外，还强调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2002年1月《“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税务局2002年7月联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环保总局和银监会2003年12月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证监会不能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申请；2004年1月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中国股市中这种特有的上市机制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股市的资本配置朝着既定的地区和产业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过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股票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金融资产证券率仅为12％，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仅为8％，与此相适应，其产业结构则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仅占25％以上，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证券率已经高达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高达l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达到了后工业化的水平——无论从就业比重还是从产值比重来看，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特有的上市机制，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股市融资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我国股市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国股市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这促进作用是否实际存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根据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理论上应该而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股票市场发展与产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理论，但是它只是将资本市场纳入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始终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尚没有导人产业和企业层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入到金融与行业增长率的层面，并通过41个国家、36个行业数据，从一个国家内不同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考察了金融与行业成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挥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内源融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础上，首先运用跨行业、跨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针对银行主导和资本市场主导两种金融体系，检验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哪种体系中增长更快，主要评价金融机构是否促进资本流向了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业增长机会概念，并认为导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因素与其说是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如说是行业增长机会。他们的实证过程表明，在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增长机会的乘积项或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乘积项时，其系数都是显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个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并运用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跨时33年的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与国外利用多个国家宏观数据研究不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以国内中观数据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充满争议。归纳起来，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市融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朱建民和冯登艳(2000)、王军和王忠(2002)、王兰军(2003)、杨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弱相关或不相关。殷醒民(1997)通过对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业结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并且认为股票市场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度量了行业成长性，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行业成长性的此消彼长并未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体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徐炳胜(2006)为代表的多元统计方法，他主要通过我国资本市场于产业结构有关的经济数据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而且该模型因为缺乏理论依据、关键变量的内涵无法做严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们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将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股市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与数据说明

股市融资指标：为了克服异方差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本文采用股票市场各年度筹资额分别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即：股票融资率SR=股票融资额／GDP。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即：产业结构优化率I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绩效指标：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黑箱理论”即“投入——产业结构——产出”，产业结构在这里实质是承担一种产业转换器作用，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的核心，同样是如何促进高效率(绩效好)行业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绩效差)行业比重的下降，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产业绩效定义是基于企业集合体的角度，因此，本文选择产业利润率来评价，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数为各地区的骨干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往往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惠优势，所以以税前净资产利润率IP来评价，即：产业绩效指标IP=(税前利润总额／净资产X100)。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期间选取1991—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和CCER数据分析系统。论文下载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矩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不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平稳性。20世纪80年代初Engle与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就是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协整理论并不是对所有非平稳数据都能处理，它所解决的是某些单整序列的关系问题。根据E—G两步发，为防止伪回归产生，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序列平稳性，即序列单整性检验。单整性是指，如果一个序列经过n阶差分后才能平稳，则称此序列为n阶单整，记为I(n)。同阶单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称之为协整。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作变量SR、GR、IP时序图，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识别变量截距、趋势特征。从可以看出，各变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项.

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从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检验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AIP以90％的置信度通过检验，说明AGR、ASR、AIP为平稳序列。显然，可以判定GR、SR、IP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序列。

(三)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整检验结果，SR、GR和IP这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形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存在平稳的线形组合，这个线形组合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以产业结构优化率GR、产业绩效指标I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市场融资率sR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其中1、为随机扰动项，表示GR、IP中sR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对GR和sR、IP和s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和模型(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截距项和系数显著，R=0．560618，调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项显著，而系数不显著，其R=0．246154，调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为了检验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协整，必须进一步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提取模型1残差，记为e，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残差e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是平稳的。说明GR和SR是协整的，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票市场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率降低5．52335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影响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即回归模型1的残差序列e。将ecm滞后一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述修正误差模型中ecm(一1)系数为负，说明在短期内或因为政策因素影响，或其他随机干扰影响，导致股票市场融资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将因误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状态。

四结论

上述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理论分析表明股市融资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积极的影响，但实证分析却．发现股市融资不仅没有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出现这种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取决于国家强大的控制力，而国家强大的控制力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软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使银行体系陷入了不良资产的泥潭，银行体系为国家提供金融剩余的能力被逐渐消减，国家不得不需求新的控制金融剩余的方式。中国股票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便是国家主导渐进式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设计抑制了股票市场促进风险改善、信息收集和企业监控功能的实现，而国家、地方、特权阶层、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及散户等分利集团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又产生了股票市场上种种的非市场化或违规行为。股票市场不能也不可能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因此，股票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不只是简单地在市场内部解决问题，更多的应是以系统的眼光，兼顾市场内外各方利益。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层次灰关联

0引言

传统理论从比较优势出发，过于强调劳动密集型的非高新技术的发展，随着国家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出现过于依赖高新技术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倾向。其实，不管是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行业，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技术行业，只要在开放的条件下具备相应的技术创新能力，就会给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空间。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作用。我国目前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研究如何运用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

各国工业化的进程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以企业技术创新为前提条件和主要动因。企业创新系统中技术创新是关键，作为产业的微观组织，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传导作用。一般认为，从微观层次看，技术创新是企业在一定资源基础上进行的，决定技术创新能力高低的3种资源为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指工艺装备)。行业技术创新是行业内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聚集，是推动行业发展和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因。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文献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包含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2个方面，两者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产业结构优化过程的一条纽带。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解决各产业之间有机联系和耦合质量的问题，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则是解决怎样促进整个产业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问题。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技术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及贸易结构等，在诸多因素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技术结构，因为一种产业的形成发展或衰退，从根本上说起因于技术的进步或落后(技术创新)，从而产业结构的变动也起因于技术结构的变动。由此，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途径应依赖于与之相应的技术创新，推进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一方面，技术创新通过促使生产要素在产业问流动，直接实现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产业的形成；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会通过对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贸易结构等的影响间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借鉴文献构造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技术创新过程的性质特点，决定着无法直接衡量技术创新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只能采用一些替代性指标，如设备、资金及人员来反映技术创新活动。图1中虚框内的技术创新内容，通过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处于黑箱之中。本文根据信息不完全的特点，利用灰关联理论，在技术创新投入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建立模型，量化分析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投入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2技术层次划分及指标设计

制造业水平决定了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大中型制造业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无论新产品销售收入还是从业人数都占有绝对优势，它们的技术创新状况直接关系到制造业总体的技术创新水平，数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本文依据OECD(1996)的技术划分标准，结合我国对高技术产业的界定，将制造业划分为4个技术层次：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考察我国1996-2005年制造行业的技术创新状况。由于部分行业原始数据残缺，再加上个别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放在一起统计，数据不易分离，在这里剔除“石油加工、炼焦与核燃料加工”、“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后，共得到29个行业的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的原始数据，这些行业按技术层次划分情况见表1所列。

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技术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由于技术创新过程涉及众多因素，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测度方法，国内外的研究者分别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提出了多种问接测度指标。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数据的可取得性，设立技术创新投入指标和技术创新产出指标，综合衡量行业技术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从投入一产出角度构建技术创新评价体系，体现了技术创新活动的链条式过程，把技术创新的实现看作是一个创新资源投入到产出的整合过程，指标体系就是一个描述技术创新资源从投入到产出的配置情况和运作水平的过程优化体系。

设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为X；．z为微电子控制设备原价占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比重；zz为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为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设技术创新产出指标为z。，包括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

技术创新最重要的3个投入指标即设备、人才和资金。技术创新投入既包括R&D投入也包括非R&D投入，R&D投入是衡量技术创新投入最主要的指标，它既是自主创新的基础，也是成功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要求。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大中型制造业R&D人员、R&D经费仅有20O3—2005年3a的数据，本文选择科技活动人员代替R＆D人员，选择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代替R&D经费。相比较而言，科技活动人员和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在量上大于R&D人员和R&D经费，而且不像R&D人员和R&D经费那样单纯反映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应投入，因此，选取更加合理。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中微电子控制设备原价占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比重体现了设备的投入强度，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反映了技术开发力量的强弱，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体现了科技开发力度(由于统计原因，高技术行业用“年末固定资产原价”代替“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高技术行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及“从业人员”1995年的数据口径为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99—2004年的数据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技术创新产出包括潜在技术创新产出和现实技术创新产出。专利是研究开发的重要指标，用专利指标衡量R＆D能力已被广泛接受。专利权是企业未来用以开发新产品的储备能力，以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企业潜在技术创新产出的指标。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产品创新主要体现为新产品销售收入，工艺创新不易量化，但其效果可在新产品销售收入中得以体现。新产品销售收入几乎代表了所有技术创新投入要素或相关要素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企业技术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将创新的技术以新产品销售的形式实现其价值，新产品销售收人反映了企业现实的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作用不易量化，因此仅简单以技术创新产出作为衡量技术创新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技术创新的投入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关系恰当地说明了企业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本文在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与技术创新产出指标间建立灰色关联模型，来测度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投入与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3灰关联模型应用

本文仅搜集了1996-2005年的数据，样本量较小。而且由于技术创新过程涉及众多因素，很难准确定义所有影响因素，收集到的信息并不完全，因此，数据具有不确定性。

灰色关联模型恰好适用于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的关联度分析。关联度分析是分析系统中各元素之间关联程度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依据关联度对系统进行排序。由于计算关联程度的数列量纲不同，先进行初值化处理。

4数据分析及对策建议

运用(1)、(2)式可以计算出不同技术层次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指标，对技术创新潜在产出指标和技术创新现实产出指标的贡献值，并找出不同技术层次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排序，计算结果见表2所列。

这也说明了我国中技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和持久。值得注意的是，中高技术层次的科技资金投入尚待进一步加强。

从低技术行业的计算结果看，我国低技术行业人才和资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也有相当的作用，我国并不缺乏中低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科研人员，如何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通过对29个制造业行业1995—2005年的技术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得出，不同技术层次行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有显著差异，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应该是多层次的。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低碳经济

一、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3O多年的飞速发展。我国GDP每年都以较高的增速运行．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出口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仍处在快速发展中，并且还将在今后的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这种快速的增长。30年的高速发展使我们不但从传统的“短缺经济”走向了真正意义的”买方市场．而且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除了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们的钢铁产量、煤炭产量、水泥产量、发电量、玻璃产量均成为世界第一。

但是目前，无论是经济增长方式，还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布局和结构，都存在着过分依赖资源、资本、环境的投入，充分利用但又比较倚重低价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而自主创新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不足等问题。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外源型的产业结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变化。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我国对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导致增加对进口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依存度。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短缺、极端天气也使得农作物大幅度减产。如果这种气候变化趋势得不到缓和．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目前我国的“三高”企业较多，单位GDP能耗大排污多．严重的破坏生态平衡，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高。全国企业存在着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产业层次偏低、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的特点。我国经济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突出表现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挑战：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传统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明显削弱，亟待形成新的优势。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倡导低消耗、低排放，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要求为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提供了一条新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二、文献综述

在各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和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赫尔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的稀缺性，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部门几乎的不可能的，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投入到某些行业，以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此即不平衡增长。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认为：可以根据技术标准把经济成长分为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六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演进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是指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要求把积累投向收入弹性大的行业或部门，因为这些行业或部门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便于利用规模经济效益，迅速地提高利润率；生产率上升基准要求积累投向生产率(指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最快的行业或部门．因为这些行业或部门由于生产率上升快．单位成本下降最快，在工资一定的条件下，该行业或部门的利润也必然上升最快。

张俊伟提到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将由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过渡．产业升级将呈现如下趋势：产业向高加工度、高附加值转型，环保型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服务业快速发展，产业组织结构优化步伐加快，国际分工地位显著改善。蒋选的研究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核心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掌握自主技术，且要有国家战略。蒋洪亮的研究提出要从以低成本为主导的传统产业体系．向以高附加值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型。

以往我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注重第一、二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地方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升级过分依赖当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并过分追求产业对本地GDP贡献．相关企业过分的追逐高回报和高利润使得投资过于集中一些产业．导致了产业布局和调整时有很多不合理。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大多遵循以上这些理论。以往的研究并未把低碳经济作为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重要依据，本文在全面分析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以其作为助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新途径．弥补了以往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方式的不足

三、低碳经济的提出及其发展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白2003年英国率先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后．低碳经济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世界经济历经工业化、信息化之后．正在走向“低碳化”。低碳经济是以低消耗、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即是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技术和低碳消费，它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世界经济形态新出现的革命浪潮，即低碳革命。低碳经济已成为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主要特征，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主流模式。低碳化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比重不断下降．即能源结构清洁化二是单位产出需要的能源消耗不断下降．即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低碳化进程也是碳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且已经把科学发展观写进了，作为我党和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低碳经济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和必然要求。

从长远来说，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走低碳化道路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把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政策导向上有利于引导各级政府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体系。改变传统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寻求低碳经济发展路径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与金融危机的主流观点。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有利于解决常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同时有助于缓解我国能源资源瓶颈，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发展低碳经济意味着中国能够避免走西方国家的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走出一条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转向更为高效的制造业和低碳产业结构．这有利于中国保持国际贸易领域的持久竞争力。也可以避免国外的边境调节税和碳关税，有利于外向型的出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低碳经济促产业结构升级的应对措施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0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28．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0％。煤炭消费量27．4亿吨，增长3O％。原油消费量3．6亿吨，增长5．1％。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作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力军”．煤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目前我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目前国际上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呼声很高．我国政府也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宣布了我国的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1J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I；1：2005年下降4O％～45％，降低碳排放强度。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迫在眉睫。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1．政府主导，市场准入

大力倡导低碳经济．并以此为依托助推产业结构升级．政府主导是最基本前提，它包括制定长远战略．出台鼓励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以及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贷等措施，来引领和助推低碳经济发展进而达到产业结构合理升级。制定以我为主的国家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战略和系统化的产业发展规划政府扶植和指导有前景的行业进行技术储备和技术创新．建立产业联盟，大力培育国内外的相关市场造就一批可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当前我国节能减排工作仍然主要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和以行政手段为主，企业缺乏加大投入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同时也需要企业认清方向自觉跟进。要建立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潜力，为落后产业和产品设置退出期限．标准认定问题。要建立行业准入许可证制度，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促使企业高起点投入．保障节能环保产业健康发展．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这样可以让企业感受到压力和来自政府的推动力，合力作用加速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2．合理税制和碳排放交易机制

选择合适的时机推出碳税政策．对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企业按行业有区别进行按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进行碳税的征收，一方面可以让企业去发展高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向低碳经济方向进行升级转型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改变目前广大民众的生活消费模式．使之变得更加节能环保．也使社会能够持续科学的发展。但是选择碳税时机和额度需十分谨慎。并要严格按照我过实际国情进行．否则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国内目前面临严峻的减排形势．我们应当尽早借鉴国排放交易经验，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碳交易市场的路径和交易中心，来适时的推动碳排放交易机制形成和有效运行。一方面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有利温室气体的总体控制，另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对新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加速企业向节能环保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3．自主研发，培育创新

加大在各个行业的主动研发能力．形成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通过高校和企业来培养我国需要的各类创新型人才．并建立起合理的对创新型人才的激励机制．要做到对人才能够培养好，利用好．留得住。政府引导和培育创新型企业，开发新低碳技术和产品，使其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并消耗较小的能源。通过自主研发，培育创新型低碳人才和企业可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

另外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在准备对进口产品实施边境调节税或碳关税，我国外向型企业较多．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且目前在我国出I：1产品中高碳行业产品占有较大比重，如果边境调节税或碳关税开始实施，我国出I=1产品的价格优势将会被大大削弱．有可能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份额的减少。这些外向型企业必须要改变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发展节能环保产品．这样在国际市场上才会有竞争力，真正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4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开发

积极的开发风能、水能、太阳能、潮汐能、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来利用这些能源进行发电、取暖等。这些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对环境影响小，温室气体排放低，符合发展低碳经济要求。另外也注重发展新能源汽车技术．通过新能源汽车发展缩短我国汽车行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降低交通领域的碳排放。可再生能源产业属于低碳经济范畴也属于新兴产业，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助于我国相关产业的升级转型。

5．合理管理．提高能效．培养全民的低碳意识

通过合理的管理来提高我国的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能源和资源浪费的环节。通过管理可以提高生产环节效率．降低流通领域能源效率，进而达到提高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要大力培养全民的节能和低碳生活意识，要注重在每个生活环节中进行节约能源减少污染和碳排放的生成．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惯。

五结论与展望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6篇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发展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下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的事业型模式。国家财政统包，人员、资金、物资统分统配，一个“统”字将文化包容无遗。在过去的经济核算体制中，也只承认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而把非物质生产劳动的价值排除在国民经济收入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日益增长的新的需求，使我国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鲜明地凸现出来，文化的经济化成为历史性的潮流。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正式采用了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来划分各个行业，以国民生产总值来核算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而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才开始了由事业模式向产业模式的重大转变。

从理论上看，三次产业结构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并创新的过程。

三次产业的分类

产业分类是建立产业结构概念和进行产业结构研究的基础。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是西方学者进行产业结构研究的最重要的分类方法之一。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的提出和应用，使产业结构的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三次产业分类的主要原则，是把全部经济活动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序列与内在联系，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是欧美、日本和前苏联等工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产业分类法。我国于1985年也首次对1984年的第三产业作出了统计，国务院并转发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①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指出建立这种分类法的必要性和我国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

我国三次产业划分的具体标准和范围如下。

第一产业：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

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除了上述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

由于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第三产业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流通部门，二是服务部门，具体又可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

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

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

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三次产业分类法的确立，实际上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突塔哥大学教授费希尔（A．G．D．Fisher）完成的。本世纪30年代初，费希尔研究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并没有穷尽全部经济活动，于是，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外的所有其他经济活动，统称为第三产业。费希尔在当时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杂志上发表了数篇论文，不仅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而且指出第三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1935年，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对三次产业分类方法进行了理论分析。他认为：综观世界经济史可以发现，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在初级生产阶段，生产活动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迄今世界上许多地区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第二阶段是以工业生产大规模地迅速发展为标志的，纺织、钢铁和其他制造业的商品生产为就业和投资提供了广泛的机会。显然，确定这个阶段开始的确切时间是困难的，但是很明显，英国是在18世纪末进入这个阶段内……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初，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不是继续流入初级生产和第二级生产中，而是流入旅游、娱乐服务、文化艺术、保健、教育和科学、政府等活动中。处于初级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一产业，处于第二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二产业，处于第三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三产业。

费希尔虽然提出了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但他没有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克拉克则在继承费希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TheCon-ditionsofEconomicProgress）一书中，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研究了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化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从而拓展了产业结构理论的应用研究，使得三次产业分类方法得到了普及。因此，三次产业分类方法更多地是与克拉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种产业的分类方法又称为克拉克产业分类法。

1.配第-克拉克定理

配第-克拉克定理是提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经验性学说。早在17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已经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1691年，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研究成果之上，计量和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后得出的。克拉克认为他的发现只是印证了配第在1691年提出的观点而已，故后人把克拉克的发现称之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克拉克首先把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三个主要部门，即现在普遍称作的三次产业：农业——第一产业；制造业——第二产业；服务业——第三产业。克拉克所说的农业除了包括种植业外，还包括畜牧业、狩猎业、渔业和林业。矿业被认为处在边界线上。采矿业在经济活动中分明是取自于自然的产业，理应划入第一产业。但采矿业有更多的属性近乎制造业。克拉克在1951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第二版）时，将其划入了第二产业。这个部门的特点是所有行业都直接地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使用。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这个部门除少数例外，通常遵循报酬递减规律。制造业被定义为：一个不直接使用自然资源，大批量连续生产可运输产品的过程。这个定义排除了不可运输产品（建筑与公共工程）的生产和小规模的不连续过程（如手工缝衣或修鞋等）。制造业的基本性质是它的材料和产品娟必要即可远距离地运输，它要求有相当大的资本投资和高度的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部门的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第三部门由大量的不同活动所组成，克拉克把它们统称为服务部门。这个部门包括建筑、运输与通信、商业与金融、专业服务（如教育、卫生、法律等）、公共行政与国防以及个人服务业等。服务业按照某种目的还可以区分为直接提供给最终购买者（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的服务，和被用来帮助其他生产过程的服务（如商品运输、批发商业以及为商业目的乘客旅行和旅馆提供等）。

克拉克在搜集和整理若干国家的统计资料基础上，进行了国际比较和时间序列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在经济上变得更为先进，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的人数相对于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②克拉克认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变化移动的原因是由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的收入出现了相对差异所造成的。因此，配第-克拉克定理可以表达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这不仅可以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国家在同一时点的横断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的结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就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越大，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小。

克拉克对其本人总结的规律提出了两点解释，一是需求因素，二是效率因素。关于需求因素，克拉克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很明显，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一直在下降，而对制造品的相对需求开始上升然后下降，而让位于服务业。”③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把服务业限于对消费者的服务，那么，相对于其他产品，服务业不会表现出很高的边际需求。但是，若把服务业扩大到包括为企业提供的服务，那就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服务业的相对需求将是上升的。除了部门间需求差别外，部门间效率差别也是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克拉克观点，不同部门存在不同的生产产率。制造业的人时实际产品差不多总是比同一个经济中其他部门的人时实际产品以更大比例增长，因此，“制造品的一个静止的相对需求将会导致该部门就业劳动力比例的下降。甚至当制造品相对需求增加时，我们仍然可以一般地预期，在长期该部门的就业劳动力比例是下降的”①。农业劳动生产率除原始社会外也显示了持续上升的趋势，虽然通常没有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得那么迅速。上升的生产率与持续下降的相对需求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比例持续下降。当然，服务业的效率也同样得到巨大的改善，但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对服务业的各个部门的需求比生产率增加来得更为迅猛，因而服务业中劳动力的相对比例相应地迅速提高。

克拉克认为，“经济规律是从比较观察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从事先假定中演绎出来的”②克拉克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经济学应当是建立在对经济世界现实材料的收集和考察基础上的科学。因而，克拉克对经济世界分析方法的思想，体现在其产业结构理论中有如下特点：（1）克拉克的产业结构研究采用了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把全部经济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作为基本框架。③（2）克拉克采用了劳动力这一指标来分析产业结构的演变。克拉克考察了经济发展进程中劳动力在各产业中的分布状况的变化。（3）克拉克通过分析若干国家在一定时间序列中所发生的变化，来探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一国产业结构演进之间的规律。（4）克拉克引用了最终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以及劳动生产率劳动来规范经济事实。

因此，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上看，克拉克所发现的规律，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配第定理，即产业间收入相对差异的描述性规律现象；二是费希尔的三次产业分类法。

2.库兹涅茨法则

库兹涅茨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在西方经济学界获得“国民生产总值之父”的美名。他特别强调经验统计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1971年，他因在各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结构分析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产业结构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现代经济增长：速率、结构与扩展》④和《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出和生产结构》等专著中。

库兹涅茨在继承了克拉克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分布两个方面，对伴随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他探讨了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分布与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化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方面的研究。

库兹涅茨把第一、二、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部门（A部门）、工业部门（I部门）和服务业部门（S部门）。他认为：“分三个主要部门：农业及相关的渔业、林业和狩猎；工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水力电力、运输业和通信；服务业——贸易、金融、不动产、动产、商业、仆佣、专业人员及政府。每个主要部门所包括的行业，在考虑原材料、生产性营运、最终产品及其行业间的区别特征方面各有不同，因此，同广义分类一样，以上的狭义分类定有不同意见。”⑤

库兹涅茨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和产值的高速增长总是伴随着多种产业比重在总产出和所使用的生产性资源方面的明显变动”⑥他在收集和整理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庞大数据基础上，通过对国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的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进程中，这些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净值中所占份额的趋势是类似的：A部门的份额显著下降，从开初几十年的40%以上降到近年来的10%以下，I部门的份额显示上升，从开初几十年的22%-25%上升到近年来的40%-50%，以及S部门的份额微微的而且不是始终如一地上升……这些趋势在按当年价格和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份额数量中可看到……所有这些都由近年的按人口平均总产值中的部门份额间的截面联系进一步证实。”①

“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进程中，A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急速地下降，从开初的50%-60%水平下降到60年代初的10%以下到20%左右的水平。I部门份额则从开初水平的20%-40%，在大多数国家都上升到超过40%—但情况与产值份额的变动不同：I部门份额的上升与A部门份额的下降相关地来看，它并不占支配地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I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上升，或是低于S部门，或是大体相等。I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和缓上升主要是由于制造业份额的和缓上升，这同制造业在产值中所占份额的具有支配作用的上升恰成对照。接着的则是S部门份额的显著上升，它抵消了A部门份额下降的大部分。如果说，产值结构的‘工业化’和部分地‘服务化’了。”②当然，“主要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趋势与按人口平均产值及劳动力份额间近年来的截面联系是相一致的”③。

库兹涅茨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部门相对产值的概念，对部门I的产值与部门I的资源份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

我们令：T和TI分别为总产值和部门I的产值；O和OI分别为总资源和用于部门I的资源（劳动力、资本或两者）；fi为部门I占总产值的比重；gI为部门I占总资源的比重。则有fi/gi=(Ti/Oi)(T/O)

因此，如果这个部门占总产量的比重上升比例（ki）大于其中总资源的比重的上升（mi），相对于全国劳动生产率，这个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如果这个部门占总产量的比重的下降比例少于其占资源比重的下降，也会有同样的结果。当然，这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绝对运动，也将依赖于全国单位资源产出率的变动（T/O）。

在多数国家农业部门占总资源（劳动力、资本或两者）比重的相对下降几乎与其占总产值比重的相对下降一致，那么ki/mi约为1。相对于全国的劳动生产率而言，这一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肯定保持着同一水平，因而，农业部门劳动率的增长速度肯定与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一致。同样地，工业部门的情况证明，其占总资源的比重上升比例比其占总产值比重上升慢得多；而且由于ki/mi大于1，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相比，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肯定会明显地以高速上升。最后，事实表明，一些国家服务部门占总资源的比重相对上升得比其占总产量比重要快；且ki/mi小于1，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明显地低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

三次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趋势

一、由“一、二、三”向“三、二、一”的转变

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这表现为三次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所处地位的变化。综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三次产业结构有由“一、二、三”向“三、二、一”转变的趋势。这种趋势分别反映在劳动力结构、产值结构等方面。

1、三次产业劳动力比重的变化趋势。随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将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这不仅可以从一国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同一时点上的横截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结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点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大，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小，三次产业劳动力的比重次序必然会同“一、二、三”向“三、二、一”转换（表6—1）。

《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显示，世界各国在19605年至1980年世界经济普遍增长的情况下，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类型，其三次产业的劳动力结构，都呈现出向“三、二、一”转变的趋势。这表现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都有所下降，低收入国家或地区下降了5%，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下降了19%，发在国家或地区下降了11%。其中，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下降得尤为明显。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都有所上升，低收入国家或地区上升了1%，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上升了11%，发达国家或地区上升了14%。其中，发达国家或地区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得尤为明显。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或地区的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提高了4%和8%。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第三产业的空前发展，极大地吸引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向其转移，从而形成劳动力产业分布的“三、二、一”格局。

《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同时显示，在进行同一时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类别横向比较时，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分布比重也存在着向“三、二、一”演变的趋势。从1960年和1980年两个时点横向比较分别观察到，一国经济处在低收入阶段，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占绝对地位，而一国经济进入高收入的阶段时，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位居第一位。一国经济从低入到高收入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大约下降了60%，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上升了约20%-30%，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上升更为迅猛，约为30%-40%。这些充分证明了，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第三产业对劳动力转移吸引力最大，从而形成劳动力产业分布的“三、二、一”格局。

2.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趋势。一般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份额，而以食品、纺织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么饮食、商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较小，因而，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呈现“一、二、三”的格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社会消费需求升迁，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迅速上升，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随之变化为“二、一、三”或“二、三、一”的格局。进入工业化后期，以金融、保险、医疗、教育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迅速软化，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随之演化为“三、二、一”的格局（表6—2）。

《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显示，1960年至1990年，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类型，其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都呈现出向“三、二、一”转变的趋势。这表现在低收入国家及地区的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下降了17%，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11%，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6%，其中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比较显著。

因而，低收入国家及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结构，由1960年的“一、三、二”，转换为1980年的“二、一、三”，1990年演化为“二、三、一”。低收入国家地区在1980年和1990年的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属于向“三、二、一”演化的过渡状态。中等收入国家及地区的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始终呈现出“三、二、一”的状态，但其内部构造有所变化，即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得继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趋缓。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也呈现出“三、二、一”的格局，但产业结构软化趋势非常迅猛。在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迅猛上升的同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时趋于下降。因此，从不同收入的国家类型的时间序列中可以观察到，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先升后降。这必然使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次序由“一、二、三”演化为“三、二、一”。

《世界经济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同时显示，在进行同样是时间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类型横向比较时，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次序也存在着向“三、二、一”演变的趋势。对1960年、1980年和1990年三个时点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及地区，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得较低；与此相反，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而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对1960年、1980年和1990年三个时点横向比较同时发现，一国经济从人均低收入进入到人均高收入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会持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先升后降。综合横向比较分析结果可知：一国经济发展从人均低收入到人均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次序必然由“一、二、三”演化到“三、二、一”的结构状态。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因素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因素，单就技术经济因素来说，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社会生产的发展首先开始于第一产业，在第一次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第二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只有在第一、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才会有第三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因此，第二、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必须以第一、二产业的发展状况为出发点和界限。所以，加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加强农业也就是支持工业和第三产业；为农业做贡献，也就是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贡献。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主要表现为全社会提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为第二、三产业提供原材料。工业的主导地位作用主要表现为为第一、三产业提供现代化的劳动手段。总之，产业间的关联性是双向的，但双向的关联性质又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具体地表现在三个产业的科技进步、社会需求、分工发展和市场规模的差异上。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对三个产业的发展都有巨大的推动力，但对各产业的推动作用是有差别的。由于第一产业的生产周期长，受自然环境限制较大，其科技进步比第二、三产业要困难得多，所以必须多方增加农业投入，发挥科技兴农的作用。科技进步会促进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步减少；而第二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又会不断从第一产业中吸收劳动力。这种减少和吸收相抵就导致了第二产业劳动力相对比重趋于稳定，这也是形成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和劳动力在社会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长期处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重要原因。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三个产业的发展有制约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其自身的劳动力相对比重降低和绝对量减少，这就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即劳动力必然要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三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比较，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第一产业，这也是加速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动力之一。

社会主义生产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三个产业从不同的方面满足着人民的需求。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是相适应的。收入水平越高，对第一产业的产品需求比重越会相对下降，而对第二、三产业的产品需求则会相对上升。因为第一产业的产品主要是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其弹性不大；而且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需求在整个消费需求总量中会趋于下降。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对第二、三产业的产品提出更高和更大的需求。这就必须在大力加强第一产业的同时，调整工业结构。21世纪我国应在继续加强基础工业基础上逐步提高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加强对第三产业的规范管理，重点应发展为社会生产和广大群众基本生活服务的行业，规范和发展金融业，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大力发展知识产业与文化产业。从而使产业结构逐步由“一、二、三”——“二、一、三”向“三、二、一”的方向转变。

当代世界的知识经济与文化经济之潮

长期以来的两极对立思维使我们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文化与经济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差异鲜明，独擅一域。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一定的经济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上建立，一定的文化则必然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成，文化中有经济，经济中包含着文化。

前已述及，随着当代世界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全球趋势就是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所谓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至少包括当代经济的产业下游化与公民需求上游化、高级化的趋势，经济的文化化趋势和文化的经济化趋势。这就是说，经济中的文化的、知识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主导的、甚至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作为日益强大的产业结构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以至支柱性的产业。

1990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玻特（M.PORTER）提出了经济发展四阶段论。这四个阶段分别是：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

要素驱动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

投资驱动阶段：以大规模投资和大规模生产来驱动经济发展；

创新驱动阶段：以技术创新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财富驱动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追求文学艺术、体育保健、休闲旅游等等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

也有学者把前三个阶段对应于资源经济阶段、资本经济阶段和知识经济阶段：

要素驱动阶段——资源经济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集约化

投资驱动阶段——资本经济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集约化

创新驱动阶段——知识经济阶段——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集约化

从以上可以看出，所谓创新驱动阶段，就是以知识产业为经济主产业的阶段，知识创新为经济发展主动力的阶段，也即今天人们常说的知识经济的阶段。而知识经济之后的财富驱动阶段，意味着第三产业将进一步分化，其中的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将逐步成为经济中的主产业。

经济的文化化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产业结构的下游化和需求结构的上游化。产业下游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条重要规律。

产业结构下游化的突出表现是实业逐步让位于服务产业。如从总体发展来看，相对于农业和工业等生产部门，商业等流通部门的地位逐步上升；其后，相对于实体经济，金融产业等经济方式成为现代经济的中心；再次，服务业的地位：如从业人员数量、层次，吸纳社会资本的总量，资金流量和行业利润率等进一步上升。

产业结构下游化源于需求结构的上游化高档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社会需要也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生存质量。人们在生活中对第一产业产品的需求在总体支出中的比重会相对下降，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则会大大增加，比如人们对书籍、音像、影视、艺术产品的需求，对娱乐服务、旅游服务、信息与网络服务的需求。即使物质层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的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讲究结实、耐穿、耐用，而更多地关注审美、时髦、品牌与流行等服饰文化的当代特征。这就是德国社会统计学家恩格尔发现的定理：饮食费用占整个家庭开支的比重将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而减少。饮食费用与家庭总开支的百分比就叫做恩格尔系数，人们的收入越高，对主要提供人们食品的第一产业的需求就相对越少，恩格尔系数就越低。

70-80年代以后，随着新兴产业的崛起，人们提出将第三产业中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进行划分，将其中的脑力劳动部分称为第四产业，一般称其为知识信息产业。这一命名历时近20年，才为我国经济所瞩目。

下游产业和高级需求优先增长的规律，在文化经济领域就表现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文化产品与文化消费的优先增长。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人们在满足了生活最基本需要之后，更加注重精神文化消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1997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在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方面的精神消费的支出不断提高。1995年此类消费的比重为8.84%，1996年提高到9.57%，1997年提高到10.7%，消费支出1997年为人均448元，比1995年增长43.1%，比1996年增长19.6%。其中在娱乐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年人均为112元，比上年增长25.3%，用于教育的支出年人均238元，比上年增长16.5%；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年人均98元，比上年增长21.1%。另据林毅夫先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99亚欧文化产业与文化发展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一文提供的材料，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1994年社会文化娱乐用品的零售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6.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9.1%，1994年我国书报杂志的社会零售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2.7倍，年均增长率17.2%，而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1978年的3.6倍，年均增长率为8.3%。由此可见，社会文化娱乐用品消费的增长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

当代世界服务业异军突起的现实实践，促使人们又将第四产业中的满足人类心理感觉的服务业分出来，称其为第五产业。丹麦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认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在商品世界中，不仅娱乐业，而且日用品行业也在产品中加入想象、故事和情感。他断言，在未来25年里，人们从商品中购买的主要是故事、传奇、感情及生活方式。贫穷将被重新定义为“无力满足物质需要以外的需求”。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从物资需要转移到精神需要，从科学和技术转移到情感和逸闻趣事。他甚至预言，未来收入最高的人要数那些“故事大王”，一个产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他们给产品所编的故事。看看当今的“故事大王”们，你就会觉得此言不虚。看看今日席卷全球的世界杯足球浪潮，看看罗马里奥数千万美元的转会费就一目了然了。电视节目主持人欧普拉•温芙雷当然是讲“故事”的行家，闻名世界的大导演斯匹尔伯格也真正是讲故事的巨匠，大众文化明星迈克尔•杰克逊则更是煽情的高手，他们无一不是坐拥十亿的亿万富翁。而迈克尔•乔丹则是制造“故事”的“一代天王”。这位NBA的“激情王子”成了这个星球上激情事业的象征，ANYTHINGISPOSSIBLE，一切都是可能的，所有的梦都是可能实现的。NBA就象这个世界上曾经经历过的革命、摇滚艺术，甚至性解放一样，成为席卷世界的飓风。NBA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在一个消费故事和消费梦幻的时代，它出售故事和梦幻。所以有学者提出，随着人类对服务业、娱乐业、旅游业、影视业、信息业、网络业的日益增加的需求，未来的经济学将让位于心理学。当然这是指中心地位的出让，而不是指经济学的消亡。在我看来，今日的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因此，未来的发展不是心理学取代经济学，而是经济学与文化学、心理学的双向交融，是经济文化学或文化经济学取代今日的经济学。

总之，当人们的初级的、低层次的、偏于物质层次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之后，高级的、更高层次的、精神的、心理的需求就会凸现出来。人们要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实现。

传媒高新技术革命对艺术文化生态格局的巨大影响

文化在经历农业经济时代之后，步入工业经济时代。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新技术革命，以及由此伴生的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的新经济革命。文化发展如果不与这种高新技术与经济的革命性突破相结合，就会被飞速发展的现实世界淘汰出局。因此，建设与未来世界新的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相协调的新的文化形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现代高新科技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当代科技的发展引起当代社会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而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则引起了原有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激光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实现了从文化手工业到现代文化大工业的深刻变革，直接导致文化工业革命。文化作坊让位于文化工厂，社会文化大生产取代个人文化小生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术形态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文化传播随着现代大众传媒从纸媒质到电媒质的创生变换，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媒体革命。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网络艺术相继产生，不仅创造了崭新的文化工业——广播工业、电影工业、电视工业、音像工业、广告工业直至多媒体工业，而且带来了旧的传播媒体的更新发展，形成了专业化、现代化的造纸工业、印刷工业和出版工业。如果认为文化媒体革命仅仅只是传播方式变革，无疑是极大贬低了这次革命的重大意义。因为它同时带来了文化本体革命，实现了从纸媒质文化向电媒质文化的变革，荧屏取代舞台成为表演艺术的主要天地，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电影文化、音像文化乃至多媒体文化代替图书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并且在图书的基础上创造了报刊，新闻产业、广告产业等等相继诞生，文化不断经历创新扩容。文化的领土前所未有的猛烈扩张。

相对而言，如果说中国20世纪初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旧置换，是一场具有中国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那么，以电媒质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的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使人类文化具有了崭新的传载形式，不仅实现了人类文化史上继纸媒质发明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文化媒体革命，同时也创造了崭新的现代文化，实现了文化本体的更新发展和创新扩容，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

与现代工业和信息文明相对应的文化艺术就是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艺术。广播艺术、电视艺术、电影艺术等都是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产物，我们时代的最新创造是音像、多媒体艺术形式。它们组成了光与电序列。它们是间接艺术，并不直接面对观众，艺术本体通过电子艺术媒体传播。在间接媒体艺术领域，如今以它们为代表的电媒质艺术已经取代了以图书报刊为代表的纸媒质艺术上升到前沿地位。即使在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艺术之间也是代际更替，相继领先发展的，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相继问世，依次占据时代前列，显示了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创新更生态势。这一序列才是典型的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标志性艺术形式。如果将来有一天，人们再问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艺术形式、代表性艺术作品和里程碑式的人物的时候，答案将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艺术序列可以参加侯选。

一些曾经十分红火的文化艺术形式将逐步失去大众，一部分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文艺样式将失去原有的主导地位，被边缘化。其中一部分传统样式将主要依靠国家文化支持保护体系继续生存发展。如果说通常所说的文物是死文物、是死的文化化石或者静态文化遗产，那么它们则是活文物、活的文化化石或者动态文化遗产，应该列入文化遗产支持保护目录之中，受到国家文化支持保护体系支持保护，使之不断传承下去，不致于湮灭失传，从而保护人类和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其中的一部分经过更新发展，获得新的文化生命，适应了新的文化生存环境，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将继续发扬光大，活跃在文化大舞台上。这正是我们提倡的积极的文化支持保护战略。

迅速动员，实施21世纪中国文化创新发展工程

面对飞速发展变革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实施我国当代文化的创新发展工程，以推动我国当代文化的更新发展，创新扩容，转换生成为与当代高新技术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化、新艺术。从科技方面来看，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挑战，已部署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战略步骤。在科学界，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国家经贸委和科技部联合推出了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为目标的“技术创新工程”，教育部推出了旨在提高高等院校教育科研水平、培养科技人才的“221工程”。这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战略布局。但文化产业似乎被遗忘在知识经济与创新工程之外。文化似乎与未来的国家创新体系无关。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思维误区。难道当代文化产业不是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难道文化的发展不应包括在国家知识创新的体系之中吗？

实际上，如前所述，现代科学技术已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文化领域，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新的高科技的文化娱乐方式不断创生。同时，文化也全面渗透到高科技产品之中。一切高科技产品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服务的，它们都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化所昭示的生存的意义、意味和人的生命的本质。高科技产品也只有最终依赖人们对文化服务的越来越广泛全面的需要而获得日益广阔的市场。一种无关人和人的文化的高科技既没有必要发展，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所以，实施文化创新发展工程不仅仅是在文化产业中提高高科技含量，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从观念、形式、体制、管理到操作实践全面实施文化创新工程。文化领域必须积极参与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参考借鉴科技教育创新工程的成功经验，建设国家文化创新生成体系，丰富、扩大和补充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内容与含量。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7篇

第一，就三次产业比较而言，三次产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从三次产业产值比较来看，见表1.1。以2011年为例，第一产业产值17.41亿元，占总产值的7.4%，第二产业产值149.31亿元，占总产值的63.7%，第三产业产值67.81亿元，占总产值的28.9%。可见，铜川市第一产业的比重明显偏低，第二产业占全市总产值的50%以上，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也相对滞后，说明铜川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第二，轻重工业比例不合理。铜川市一直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采选业和初加工业为首的重工业占据了工业总产值的中相当大的比例，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很高且逐年增长，见表1.2。其中，轻重工业比例很不协调，以2011年为例，轻工业产值为23.26亿元，而重工业产值为219.76亿元，是轻工业产值的9.4倍。这种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情况严重制约了铜川市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城市经济对煤炭等资源的依赖加大，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难以从现有的产业结构中跳出寻求新的变化。第三，产业结构单一，煤炭业成为主要依赖的产业。长期以来铜川市都依靠采挖煤炭资源以换取经济增长，煤炭开采洗选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产值最高，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最大，表1.3是铜川市2007－2011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产值以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在2007至2011这5年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产值以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基本是呈逐年上升趋势，反映了煤炭业在铜川市工业中“一业独大”的地位。

2.铜川市接替产业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铜川市目前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因此寻找新的接替产业就变得尤为重要。本文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找出铜川市的接替产业。

2.1备选产业的选择通过对铜川市各产业发展数据的比较，除煤炭业以外，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这6个产业的产值以及在总产值所占比重相对较大，可以选择。其2011年具体发展情况如下表2.1所示。

2.2指标说明本文拟选取如下指标进行说明:(1)需求收入弹性:需求收入弹性反映了产业的增长潜力，其计算公式为需求收入弹性=某产业需求变化率/国民收入增长率。本文将采用工业销售产值来近似计算产业需求变化率，从而得出需求收入弹性。(2)产业构成系数:产业构成系数反映了某一产业对区域总产值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产业构成系数=某产业产值/区域总产值。(3)产值利税率:产值利税率可以反映出产业盈利水平和投入产出水平，其计算公式为产值利税率=某产业利税总额/某产业产值。(4)比较集中率:接替主导产业要在更高层次区域内相对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这样才能带动本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以陕西省为更高层次区域，计算公式为比较集中率=(某产业产值/区域所以产业产值)/(更高层次区域该产业产值/更高层次区域所以产业产值)。(5)就业人数比率:接替产业必须有较好的吸纳就业能力，其计算公式为就业人数比率=某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2.3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选择铜川市接替产业根据《铜川统计年鉴2010》及《铜川统计年鉴2011》，计算出备选产业各指标如下表2.2所示。(1)对上表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下表2.3:(2)利用SPSS进行分析，见表2.4相关系数矩阵，表2.5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及方差累计方差贡献率表，其中选择累计贡献率大于85%提取主成分，列举两个因子。(3)用表2.5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便得到两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再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分综合模型。根据主成分综合模型即可计算综合主成分值，并对其按综合主成分值进行排序，即可对各产业进行综合评价比较，结果见表2.6:可以看出，通过分析，铜川市的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和饮料制造业的综合得分比较高，因此可以选择这三个产业作为铜川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接替产业进行发展。

3.结论与建议

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需要资金、人才、技术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在依据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政府、金融等各方面的支持。(1)要在原有基础上充分利用煤炭资源。铜川市应该做好后续的煤炭勘探工作，充分利用现存的煤炭资源，充分发挥煤炭业长期积累的基础和优势，为产业结构积累资金、技术等相关资源;(2)要在发展煤炭业的基础上延长煤炭产业链条。从以往的发展历史看，铜川的电力工业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再加之电力工业本身与煤炭采掘业有较高关联性，发展电力工业可以实现煤炭资源由一次能源转化为二次能源，从而对煤炭资源进行转化并增值;(3)积极发展接续产业，实现产业顺利转型。应该在接替产业的现有基础上加大资金、技术的支持力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规模的扩大和产值的提高，更要着重于技术的创新。利用这些接替产业的发展来逐渐减少对煤炭业的依赖，加快促进城市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4)政府应发挥自身作用，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对产业转型加大支持力度。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8篇

一、湖北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分析

（一）湖北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变。1992～2012年湖北省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图我们可以看到，近20年来，湖北省产业结构的变化具有以下特点：1.湖北省产业支撑由农业和工业为主的第一、第二产业逐渐演变为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第二、第三产业，1992年湖北省三大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27.8%、40.9%和31.3%，而到2012年这一数据则变化为12.8%、50.3%、36.8%。2.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尤其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支柱作用日益明显，2010以后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0%左右，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总和；2000年以后第一产业的贡献率大幅降低，而第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则保持在八成以上。3.产业结构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0年以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趋势一枝独秀，而到2004年以后第二产业的发展则势头迅猛。宏观性政策调整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推动因素。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湖北省的就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渐吸纳了更多的就业人员。总体看来，湖北省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则稳步上升，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则呈现出较为平缓的趋势。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比重由1992年的60%左右下降到2012年的45%左右，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口比例则由40%左右上升到55%。2.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断上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由1992年的1249.6万人攀升至2012年的2048.1万人，净增长798.5万人。这主要是由于第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增加了劳动力的需求量，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也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这其中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表现得最为突出。3.就业结构变化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湖北省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整体趋势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就业结构的变化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人才培养和消化吸收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二）湖北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结构偏离度分析。为了准确分析目前湖北省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是否对称及相关程度，本文运用结构偏离度指标（结构偏离度＝GDP的产业构成百分比／就业的产业构成百分比—1）来反映。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反映的是产业结构中某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是否处于同步变化和对称状态。我们可以发现，湖北省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均为负数，且偏离度绝对值整体呈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非常不对称。结构偏离度小于0说明第一产业产值份额小于就业份额，第一产业的生产效率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率。而偏离度绝对值整体呈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也就意味着湖北省第一产业中存在隐性失业者，应该促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出，转移到其他部门。湖北省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0，第二产业的产值份额大于其就业份额，而且结构偏离度从0.957上升到1.373，上升幅度较大，不平衡性逐渐加剧。近20年来湖北省第二产业的偏离度都为正数且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说明湖北省的第二产业的产业发展速度明显大于就业人数增长速度，湖北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严重不足，从其在三次产业中的产值比重来看，湖北省的第二产业应该吸纳更多劳动力，使产业发展与就业吸纳能力保持一致。从湖北省第三产业看，其结构偏离度从1992年的0.63下降到2012年的0.074，下降幅度大，趋势明显，逐渐趋于平衡的状态。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逐步下降并趋于平衡说明湖北省第三产业在吸纳就业力方面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三产业大量吸纳了从其他产业中转移出的劳动力。

（三）湖北省三次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分析。就业弹性系数是从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系数越大，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本文选取1992-2012年相关数据，主要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得出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通过SPSS对湖北省三次产业GDP比重与就业比重的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回归方程：Y1=0.529x1+38.840，其中：R12=0.657，F1=36.447；Y2=-0.12x2+26.209，其中：R22=0.311，F2=8.584；Y3=1.035x3-9.686，其中：R32=0.668，F3=38.215；这一分析结果说明：在湖北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第一产业GDP比重之间有十分显著的线性关系。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第一产业GDP比重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57，经比较表明湖北省第一产业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呈较强关联性。湖北省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系数为0.529，第一产业GDP比重每降低1%，就业比重就相应地降低0.529%。近年来，湖北省第一产业GDP比重不断下降，产生了大量的需转移的就业人口。湖北省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系数为-0.12，就业比重与第二产业GDP比重之间相关系数为0.311，这表明湖北省第二产业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呈弱相关性；F值8.584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回归方程显示出湖北省第二产业GDP比重每增加1%，就业比重反而减少0.12%，这说明，对湖北省现有产业结构而言，第二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弱。湖北省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与第三产业GDP比重之间有十分显著的线性关系，F值38.215说明回归方程显著。第三产业GDP比重每增加1%，就业比重就会增加1.035%，在湖北省三次产业中就业弹性系数最大，这说明湖北省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有着正向作用。虽然这一正向作用不是非常突出，但是考虑到人才培养周期和就业增长的滞后性，第三产业对于就业的拉动作用将更加明显。

二、湖北省产业结构对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

（一）产业结构失衡导致大量人力资源的浪费。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湖北省经济总量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但是仍然存在着结构失衡和转型升级缓慢的情况，这影响了湖北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通过上文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产业对于就业的拉动能力最强、第二产业最弱。然而湖北省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错位，虽然在湖北省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快，但是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业为主的基本特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服务业发展相对工业而言仍然是滞后的。湖北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2012年底仅占37%左右，这不仅远远低于60%以上的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40%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消化吸纳能力最强，湖北省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必然带来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不充分。由于产业结构的失衡，大学生无法得到充足的就业岗位，导致了湖北省大量高校毕业生的外流。相关数据表明，湖北高校毕业生的流出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以2008届大学毕业生为例，流入率为10%，流出率为72%，净流入率为-62%，多数的湖北高校毕业生并没有在本省就业，湖北的高素质人才大量流失。2014年初，湖北6所部属高校所的2013届毕业生就业报告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报告显示大部分部属高校毕业生未能在本省实现就业。华中科技大学2013届本科毕业生在湖北就业的仅占23.40%，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仅有25.61%的毕业生在湖北省内就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生中在湖北就业的仅为40%左右。这些数据都说明湖北省的大学毕业生多数未能在本省就业，高校毕业生缺乏相应的就业机会，尤其是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的岗位缺乏，导致大学毕业生所学专业知识无用武之地，高端创新性人才的供需结构严重不平衡，高等教育的人才优势对于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并不高。

（二）知识密集型产业比重小导致高端岗位缺乏。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湖北省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均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而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较低，尤其是在第三产业中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较为滞后，无法给湖北省的大学毕业生提供相应的高端岗位。湖北省的农业领域仍然是传统农业为主，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停留在低层次，无法吸引大学生就业。而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的钢铁业、石油化工、重型机械工业、电力工业等等仍占据决定的主导地位，而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生物工程和环保产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小。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业、餐饮服务业等传统的行业发展势头强劲，而新兴的会展业、文化旅游业、现代物流业、中介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仍然有待发展，第三产业中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于大学生就业的拉动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对于有意愿留在湖北省内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可供选择的高端就业岗位并不丰富，这使得高校毕业生与“农民工”抢饭碗现象普遍。在“就业寒冰季”之中，大学生无薪就业、大学生和农民工抢饭碗的报道屡见不鲜。例如在2014湖北省春风行动系列招聘会上，300家企业供岗15000余个，不少大学生在找工作时一岗难求，而农民工在找工作时，几乎都是企业求着去。高校毕业生涌入农民工就业市场更多的是一种被迫的无奈，这充分反映出湖北省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滞后，不能充分带动大学生的就业。

（三）产业结构与教育体制不同步致使就业结构错位。湖北省的产业结构一直在发展中不断调整，对于人才需求也产生了很多新趋势和新动向，然而湖北省各大高校的专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没能达到同步，产业转型升级结构和高校人才供给结构的没有达到较高的契合度。在湖北省产业转型升级中，对于拥有熟练技术、良好实践操作能力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大。而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多数培养的是学术性人才，应用型人才较少，同时在教育手段上也必将落后，缺乏对于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而专业划分过细则使得大学生通用素质的薄弱、就业面狭窄，导致大学毕业生很难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之间自由流通，大学毕业生就业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种供给和需求的不一致性不仅影响了湖北省大学生的就业，也不利于湖北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由于湖北省产业结构与教育体制的一致性不高，导致了在湖北省内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的错位的情况。不少毕业生专业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能力也无法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迫使不少毕业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求职过程中扎堆于教育、卫生、医疗、文化等体制内单位。而另一方面，在湖北省内经济一线、建设一线、市场一线人才严重缺乏，特别是优秀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紧缺，在湖北省内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并不高。

三、破解湖北省产业结构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的对策

（一）政府主导推动湖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政府要推动湖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尤其是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步伐，为大学生就业创造良好的整体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湖北省的战略选择，湖北省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十二五是湖北省产业结构加速优化升级期。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粗放型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产业结构调整迫在眉睫。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锲而不舍地推进先进制造业、不失时机地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富有特色地发展现代农业，将成为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湖北省正在兴起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都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领地，政府应积极支持这些产业发展，促进对大学毕业生的消化吸收，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广阔的就业空间。同时政府要大力支持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兴产业，使得湖北省的高等教育人才在本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能充分发挥自身特长。

（二）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企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也是最重要的用工主体。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也要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不仅是湖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扩充大学生就业渠道的需要。企业要结合市场需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开发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一方面这有利于提高企业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另一方面企业在提高这些能力的时候必然会创造高端岗位，对高校毕业生产生更大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也要降低对大学生的就业门槛，通过提供更好的薪资水平、更完善的培训体系、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来吸引湖北省高校的大量创新性人才、技术性人才和管理性人才在省内就业，使得高校人力资源充分服务于企业发展和湖北省经济建设。

（三）高校主动调整人才培养模式。高校是推动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和大学生就业的桥梁和纽带。高校也是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大学生就业共赢的关键性主体之一。湖北省各大高校必须结合自身特色和湖北省产业结构的实际，充分发挥自身对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通过多种手段来避免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为规避结构性失业，高校不仅要结合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际需求及时对专业结构进行调整，同时在专业设置方面要更具有前瞻性，要通过科学研究预测未来就业趋势，避免专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高校同时还要通过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来培养一批高素质的通用性人才，通过建立就业平台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及时、准确、有针对性的就业信息，给大学毕业生更多就业选择自由，在各地域和各产业实现充分流动，以此来减少大学毕业生的摩擦性失业。

（四）大学生积极调整就业心态。有了政府、高校、企业的联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并不能完全高枕无忧，大学生也必须积极调整自己的就业心态，以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在校期间大学生要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存量，尤其要注重实践操作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能力的需求。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大学生也要有就业危机意识，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能力等提前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在求职过程中要避免不健康的极端心态，既不能好高骛远、盲目自信，对岗位、薪资、地域过分苛求，也不能过分放低对工作的要求，草率选择与自身人力资本价值不匹配的职位。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9篇

1.CVC对主导企业产生的影响。由于主导企业核心刚性、专用性资产缺乏等障碍导致老牌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Teece，1992；Leonard－Barton，1992)，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单纯依靠自身的能力并不足以产生企业所需要的创新成果，企业必须与外部创新主体联合才能解决目前面临的创新困境(CohenandLevinthal，1990；March，1991)，因此，许多企业开展CVC活动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促进企业创新(Ernstetal.，2005；鹿溪，2010)。万坤扬，陆文聪（2014）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CVC确实能够促进主导企业自身的创新行为。ErnstandYoung(2010)的调查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果，调查显示一些成功的大企业(如英特尔、西门子等)都将CVC活动作为其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维持其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2.CVC对被投企业的影响。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不仅能够为被投企业提供资金，而且还能与创业企业共享互补资源，这进一步增加了创业企业成功的可能性（Paul，1998）。Ivanov(2003)通过对CVC支持的创业企业上市后的运营绩效进行一系列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有CVC支持的企业具有更高的IPO估价，这说明CVC有益于被投企业价值的实现。Chesbrough(2004)以自1980年以来一些公司的CVC投资项目数据为依据，对CVC活动前后的研发支出进行比较，结果表明CVC项目有效地促进了创业企业的研发支出。随后，Dushnitsky&Lenox(2005)通过对2300个上市公司20年的数据构成的样本进行分析，同样也证明了CVC与创业企业创新率之间成正比。

3.CVC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创业投资能够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徐剑钧，2000）。马晓国(2005)以江苏省为例对创业投资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得出创业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有很大相关性的结论。与本文直接相关的研究是SandipBasuetal（2011），他认为行业技术变革速度与CVC数量成正比，即CVC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变革，而技术变革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ArvinSahaymetal（2010）从行业水平探究了CVC与R&D水平的关系，得出不同行业中CVC对R&D水平作用力不同但是整体呈现促进作用的结论，同样也说明了CVC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理论界对CVC的研究不多，且大都是对CVC活动产生的结果进行分析，而忽视了CVC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的过程及作用机理的探究，而这正是本文探究的主要问题。

二、公司创业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理

公司创业投资作为一种高效率的投资资本，在投资行业上与被投资企业战略关联度高，对形成高质量的新增资产具有明显的技术促进效应，高新技术的出现吸引了人力资本、优质资源等方面的集聚，同时其技术溢出效应带动相关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加速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的形成，在整体上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如图1）。

1.公司创业投资促进技术创新。据2013年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创业投资机构累计投资项目11112项，其中对高新技术企业投资达6404项，约占累计投资总数的57.63%；总投资额为2355.1亿元，其中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额达到了1193.1亿元，约占50.66%。大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参与创业投资，内部投资和外部投资都有效的促进了技术创新。内部投资是指公司内部专门拨出一笔资金建立创业投资部门或创业投资小组，使该部门（小组）有充分自进行自主研发或并购，利用创新组合实现内部创新，促进产品的升级。外部投资是指公司通过成立独立的VC或者自理基金，对科技初创企业进行投资，使得外部创新内部化。其促进技术创新的核心机制在于创业投资企业参与到被投企业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为具有潜在高经济收益的技术创新融通不同阶段所需的资金，弥补创业企业自身研发的不足，使具有高风险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因获得资金的支持和管理的指导而顺利展开，加速高新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发达的公司创业投资滋养了高新技术产业，使科研研发更具方向性和开发高效性，同样的，高新技术产业也为创业投资创造了高收益，使得大型老牌企业围绕自己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完成产业生态系统的战略布局，推动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因此，在公司创业投资周围往往形成以CVC为龙头的创新集群，使得整个行业创新率得以提升，最终达到整体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

2.公司创业投资优化资源配置。公司创业投资能够使同一经营主体在更大的范围有更多的资源实现整合与优化。公司创业投资的加入让原创新企业的生产要素与创业投资企业提供的资金、人力资本等要素进行统一整合,更高效地发挥资本应有的作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同时，CVC为创业企业提供的研发条件激发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并为培育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优秀的企业家凭借自身的魅力以及掌握的先进技术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的聚集，而人力资本的累积可以对资金的流向以及资源的配置起到引导作用，将优质资源逐渐引向高新技术产业，加速高新技术上资金、人才以资源的集聚，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的同时增加了整个行业的高新技术产值，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3.公司创业投资能够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自然结果，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表现形式。具有落后产能的企业不仅包括资源利用率低、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传统企业，还包括产品没有开拓市场能力、不具备竞争力的企业。公司创业投资通过增大对新技术的投资，鼓励传统企业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优化改造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引导传统产业淘汰落后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使得新产品具有开拓新领域、占领新市场的能力。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可以提高我国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为先进生产能力腾出市场空间，有利于提高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使得先进生产能力向大型企业和优势企业集中，因而对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公司创业投资促进产业发展的案例研究

1.CVC支持主导企业的战略发展。联想创立初期，作为其核心业务的PC制造业的利润率很低，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联想一直在思索未来核心业务的转型，并且也一直在寻找恰当的转型方式。然而由于缺乏战略技术灵活性以及没有正确的选择好转型时机，使其在多个领域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这造成联想的资产回报率从2001年的19％下降至2003年的12%，为了在不影响主体公司主营业务的同时进行新业务、新技术探索的方式，2001年成立了联想控股的第三个子公司——联想投资（后更名为君联资本）。截止至2015年1月，君联资本共投资180家创业企业，其中30家成功上市，19家成功退出，从君联资本的投资行业分布来看，君联资本主要投资于互联网应用、无线增值服务、软件以及芯片设计等行业，即大多投资于与母公司业务密切相关的IT领域。联想创建君联资本的战略意图与英特尔非常相似，即围绕自己的核心产品对处于萌芽期的创业企业进行投资，以期通过投资弥补联想产品自身的空隙，在建立和扩展自己的商业生态系统的同时寻求企业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2.主导企业为CVC提供更高的平台。君联资本在投资阶段的选择上专注于投资早期项目即创业期和扩展早期，然而这个阶段企业以及行业的风险状况、盈利前景等处于一个很不明朗的阶段，如果此时进行技术研发则失败率较高，君联资本从母公司处获得资金帮助创业企业，还为被投企业提供投资后管理和服务来帮助项目成功运营，这就极大地提高了新产品研发的成功率，并且君联资本作为联想公司的附属子公司，母体公司强大的品牌效应为CVC创业活动的成功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促进其投资企业高新技术的研发成功。

3.CVC促进创新集群的升级。本文选取了君联资本所投企业中成功上市但并未退出的TMT企业，并分别列出了各个企业的R&D值以及高新技术产值占比，其中，将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高新技术产值（表中数据单位为百分比）。由于不同的上市地点导致年报的计量单位不同，而汇率具有一定波动性，因此笔者仍旧保留原来的计量单位，即在深沪上市的企业R&D值单位为万元，港交所上市的企业R&D单位为万港元，美国上市的企业R&D单位为万美元。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公司创业资本介入后，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值总体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而高科技产业具有知识密集、人才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特点，君联资本对相关企业进行投资，能够加速落后产能的淘汰，吸引资金、人才等的聚集，将人力资本、资金等引向高科技产业，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并且，创业投资公司自身之间因共担风险而共同投资形成的集聚效应加上创业企业的集聚效应，使得在公司创业投资在相关产业中形成紧密程度介于组织之间与组织内部的创新集群，在整体上达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总之，对于寻求技术创新、致力于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CVC不仅是企业获得投资回报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新型的获得高新技术的方式。联想的经验说明了如何使得大型老牌企业在不影响主体公司主营业务的同时进行业务以及技术的创新。独立的创业投资公司不仅帮助母体公司实现了商业模式创新，还成功的增加了行业研发投入以及高新技术产值，促进了整体产业结构升级。

四、结语

本文以君联资本为例对公司创业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结论表明：公司创业投资通过内部创新和外部创新两种方式，在支持被投企业创业与成长的过程中促使落后产能淘汰，加速高新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同时吸引资金以及人才向高新技术产业方向流动，形成紧密程度介于组织之间和组织内部的创新集群，在整体上增加行业研发费用以及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比，促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通过对公司创业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探讨，本文希望能够为公司创业投资的发展以及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一些理论指：第一，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时应重视CVC的作用，为其发展提供宽松的公正的政策环境。第二，老牌企业应致力于与创业企业建立联盟关系，使之能够更有效地通过最初的权益投资获取高新技术资源，维持自身在行业中的领导地位。第三，应该重视CVC活动在企业创新和成长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可为期望以创业投资获得战略效应的母体公司提供一定的发展条件，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创业资本在本地集聚，促进资本市场、人才市场和技术市场的良性互动，加速多元化创业投资网络的形成，使得集群创新网络不断得以扩大和拓展，促进公司创业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共同发展。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支持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也不断深入推进，对资金的需求日益旺盛，但由于国家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较高的农业贷款风险及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现有的金融支持力度远不能满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金融支持不足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瓶颈。因此，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使用好各方资金、创新信贷产品及构建配套的信用担保体系等来支持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是一道难题。

一、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使用分散，规范的管理机制尚未形成。目前，财政用于农业方面的资金，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农业科技支出、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分散于发改委、科技、财政和农口各部门，由于财政支农资金分属多个部门管理，各部门对政策的理解、执行和资金使用要求各不相同，基本上是各自为政，资金使用分散和投入交叉重复现象比较严重，缺乏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形成合力，加上运行环节多、过程长、管理成本高，规范的管理监督机制难以有效形成，导致资金到位率低，真正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资金大幅减少，财政支农效率较低。

(二)金融机构信贷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在现行信贷政策条件下，担保抵押资产是否充足是决定银行贷款的一个重要条件。由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场所、产品和经营周期有其特殊性，致使涉农融资中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往往不能提供符合信贷政策要求的有效的抵押担保品，因而制约了信贷的获取。另外，由于处在改革过程中的国有商业银行本身存在许多制度缺陷，如贷款权限的上收、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及对国有企业、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等为主体的贷款偏好，主观上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萎缩。

(三)农信社受自身实力限制，难以满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从现行经营管理看，农信社市场定位于服务“三农”，主要以小额农户贷款、农村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为主，从期限、额度和方式上很难满足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而且，尽管农信社在农村地区网点多，但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上都难以与实力强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只存不贷的邮政储蓄相比，使其在吸储能力上明显处于弱势。再加上农信社历史包袱尚未解决，资金实力较弱，人员编制偏少，支付结算系统不完善，农信社支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显得力不从心。

(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的特点限制了信贷投入。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这使农业产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农产品供求弹性小又使农业面临相当大的市场风险，加大了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因此，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周期长、低收益等主要特点决定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链条的脆弱性。金融部门在充分考虑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原则下，必然对产业初始阶段龙头企业谨小慎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信贷投入。有的企业和组织根本无法提供抵押，如养殖场的家畜家禽不可能作为抵押品。

(五)缺乏行之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从目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对龙头企业金融支持的现状来看，目前缺乏行之有效的针对龙头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相对工业企业而言，目前农业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处于创业成长期。由于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健全，获得贷款的门槛较高，而已有的政策性贷款在实践中也很难落实，直接制约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

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对策

(一)转变思路，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倾斜。整合各种支农财政资金，形成稳定的财政支农增长机制。对目前用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资金进行适当整合，可以考虑由各地方农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主要用于充实政策性担保公司风险补偿基金，并将担保代偿损失补偿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应保证从每年的财政总收入中按固定的比例或增长率划出一部分投入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扩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同时，为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还应建立有效的审计监督制度，防止财政支农资金被挪用或被截留。

(二)加大针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创新力度。一是开办特色农业、观光旅游农业、“农家乐”、生态农业等多样化的贷款品种，要根据农业资金需求多样化的特点，科学细分市场，适时加大贷款新品种开发力度，制订农户大额贷款管理办法，改进支农再贷款管理。二是创新信贷方式，拓宽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融资渠道。金融机构可以选择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农村中小企业试点信用贷款方式。扩大抵押和质押贷款范围，允许农村中小企业以适销对路的库存产品和可靠应收款作为保证向银行申请贷款。有条件的可考虑借鉴目前在中小工业企业融资中的一种新方式“供应链金融”的模式，将订单担保贷款、公司为农户担保贷款、仓单质押贷款以及农业动产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以此来推动“银行+担保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三)合理引导和利用好非正规金融渠道的资金。在正规农村金融功能有限和信贷供给严重不足的现实条件下，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可以有效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拓宽融资渠道。因此采用“疏导”、“规范”的办法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十分必要。积极鼓励正常的民间借贷，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降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有区别、有条件地培育出具有一定规模并且管理制度完善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可以为发展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农村合作金融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环境条件。同时，要在利率逐步市场化基础上合理整合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将现存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纳入政府的正规制度安排中，为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生存空间。允许创建农村民间银行，允许民间资本、外资参股，实行民营银行试点，促使农村民间借贷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四)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农信社的改革。农信社定位“三农”，应该成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参与者。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快农信社改革步伐，完善省联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建设，多渠道扩充其资金实力。可以考虑建立省域内农信社联行支付结算系统，并实现与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的联网，适应企业支付结算的需求，也有利于增强吸储能力。

(五)积极发展农村保险业。农业保险是一种对政策因素依赖较强的特殊险种，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不应以单一模式为主，农业保险体系应是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商业性保险机构、合作社在内的以政策性保险为导向、多层次、各种模式相互补充的复合体系。可以因地制宜成立合作保险组织，以股份合作的形式筹集农业风险基金。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对经办农业政策性保险的保险机构适当减免所得税，对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再保险。如，安徽省在经过多方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从2008年4月开始开展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这对安徽这样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安徽的具体做法是：运用财政补贴等手段，发挥政府组织推动作用，引导和鼓励农户、种养大户、龙头企业以及市县政府、保险机构等有关各方自主自愿参与农业保险试点，促进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各地可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支持政策。保险的范围主要涉及种植业和养殖业，种植业保险选择种植面广、对促进“三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宗农作物，包括：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养殖业保险选择饲养量大、对保障人民生活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的养殖品种，包括：能繁母猪、奶牛。在保险费的支付上，种植业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35％，省财政补贴25％，市县财政补贴20％，种植场(户)承担20％。养殖业保险保费根据不同品种，实行差异化补贴，其中，能繁母猪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2l％，市县财政补贴9％，养殖场(户)承担20％；奶牛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30％，省财政补贴21％，市县财政补贴9％，养殖场(户)承担40％。在保险模式的选择上种植业保险采用“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联办”模式，经营风险由地方政府和保险经办机构共担。养殖业保险采用“保险公司自营”模式，保险经办机构在政府保费补贴政策框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六)构筑完善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健全是农村广大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融资支持的根本原因，只有将龙头企业纳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才能真正解决农村龙头企业贷款难、担保难、抵押难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金融机构为这些企业贷款的后顾之忧，提高它们给龙头企业融资的积极性。鉴于目前我国农村发展的现状，农村信用担保体系的构建要与城市有所区别，要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创新对农村的一些特殊资产的评估方式和评估思路。农村信用担保体系的构建可考虑由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民营企业共同出资设立或财政注入部分资金等筹集设立担保机构，也可由民营企业作为会员自发参与共同出资成立股份制的担保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