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学范文

国际法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方法论

“国际法学”，又称“国际公法学”，是法学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其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有关国际法的基本知识，增强对国际关系、国际法律原则和规则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法与其部门法一样，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与实用性。但是与其他部门法不一样的是，国际法不像民法、刑法、婚姻法、合同法等部门法那样，与普通大众生活十分贴切，容易引起学生的关注与共鸣，教授国际法应当采取正确灵活的教学方法才能使广大学生对国际法有积极地学习态度及正确的理解，并产生学习的动力。笔者通过下面几个方面的初步探讨，希望能和大家共同交流：

一、课程入门：实例引导，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名法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在大学四年过程中需要学习40余门课程，而这些课程相互之间既具有共同性，又具有独立性，如何能让学生再已经学习了众多部门法后再学国际法能够耳目一新，能够产生兴趣，这显得尤为重要。很多教育学者强调中小学教育采取“兴趣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实际上对于大学课程，“兴趣教学，，仍然很关键。随着步入大学校园的学生年龄越来越小，很多大学生对于乏味的课程往往有抵触情绪，能够主动学习的学生比较少。因此，对于新学期的第一门国际法课程对于教学者尤为重要，因为这是学生对于国际法课程的第一印象，如果我们开篇就大讲特讲国际法的概念、性质、特点、基本原则、历史及渊源等总论的内容，对于没有接触过国际法的学生而言，显然毫无兴趣而言，学生学习国际法的动力大大降低，学生对国际法课程的期望值也会因为第一节课就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对于理论性很深且又晦涩难懂的国际法而言，在第一课应当向学生重点突出它的实用性，要使学生知道国际法与民法、刑法、婚姻法等课程一样，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同样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众多的实际问题。如此，我们首先不要讲那些难懂的总论内容，要通过形象的事例或实例来讲解国际公法的主要内容。比如，我们可以讲述中日近期在海域发生的撞船事件的始末，由于青年学生往往对涉及国家的重大外交事件都是极其关心的，通过这个实例我们要让学生知道，正确评价这一事件以及我国如何正确处理相关事件都需要很多国际法的理论知识，比如这一事件中就蕴含着国家管辖权、领土、法律的域内效力、外交关系等众多国际法内容。对于国际法的基本知识，要通过案例、实例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思考，适时归纳总结，避免平铺直叙，枯燥乏味的教学。

二、课程安排：王泽鉴式，“例理问辅”的内容体系

台湾著名教授王泽鉴先生是极力倡导法学“实例教学”的法学家，虽然国内有学者认为不适合在本科教学阶段采用王泽鉴式的教学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太难，仅适合于研究生教学阶段。但笔者认为，我国国内法学教育由于承袭太多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过于注重基本理论的讲解，实例教学元素虽然近年来有所增加，但仍然远远不足。对于国际法教学，应当大大增加实例教学的成分，同时与理论知识的讲解相结合，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通过实例教学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具体来说，可以采用“例理问辅”的模式把一般的各节国际法课程的内容分配做如下安排：

(一)实例引入

不仅是第一节课，其实国际法的大部分理论内容都可以通过分析大量的实例(包括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因此在讲课过程中，尽量采取以“实例引入”的方式开始讲述。比如，在讲述庇护、引渡、难民时，完全可以从赖昌星的案例引入，在讲述此案的过程中，逐步将涉及到的庇护、引渡、难民等国际法理论一一讲明，对于赖昌星等尚未解决的实例，可以对学生提出相关问题，让其进行分析。

(二)讲授理论

在用实例引入后，逐步总结归纳出相关的国际法理论，在讲述理论的时候，深入浅出，并进行适当的知识扩展，注意介绍相关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使学生对此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三)问题解决

学生了解相关实例，并学习理论知识后，可以组织学生对实例所提出来的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分析，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归纳出相关国际法依据。

(四)辅助教学

对于课堂上尚未解决或没有充分讨论清楚地问题，可以向学生布置课后需要扩展阅读的书面、文献和相关的国际条约等，增加学生的课外阅读量。

三、学习技巧：四读一写，综合能力的稳步提高

许多学生对于如何学好国际法显得有些茫然，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有必要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国内某学者总结的“四读一写”方法，笔者认为十分科学，即“熟读国际法教材和国际法规范；阅读国际法典型案例和实例；泛读国际关系学说和历史著述；熟读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信息，如电视、报刊、网络和讲座等；写作国际法论文、案例分析和国际关系个人观点的论文或随笔。”当然，要使学生真正做到“四读一写”的程度，需要不断通过培养学生学习国际法的兴趣，产生学习的动力，进而通过“四读一写”的方法达到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四、教学方法：多管齐下，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

国际法学范文第2篇

世之文明传播，如水之流动，无不以高就低，以多就少。黄河流域乃中华文明之核心，秦汉时期，即向外辐射，西由丝路通西域天竺，东经海上达朝鲜扶桑，受者众也。及至隋唐，与大食，大秦，波斯互通有无，商贾使节，往来参差，东西文化，融会贯通，汉风之纯已无如秦汉。近世，则欧罗巴取而代之，西学东渐，亦情理中事，然鸦片战争后，国事衰微，外受列强之辱，劣药之害，内存国体之变，群雄之争，内忧外患，雪霜交加，有识之士，扼腕叹息。当此之时，国际法传入中国，其史亦悠久，现选取闻人若干，志其平生。

一、francisco de victoria(1480?-1546) 维多利亚

西班牙所谓黄金时代活跃过的著名神学家，为当代国际法学奠定初步基础的学者。生年生地不详，入黑袍教，在巴黎大学习圣托马斯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l)，回国后，初执教于巴利亚多里德大学，1526年任萨拉曼卡大学神学教授，讲《神学大全》至逝世，是当时西班牙首屈一指的神学家，该国学术和文化的中心人物，推动西班牙第二期经院哲学全盛时期形成的中流砥柱。其讲义死后出版，冠名为《神学感想录》(relectiones theologicae)，其中有两篇讲义即《关于最近发现的美国印第安人》(de indis recenter inventis)和《关于西班牙人对野蛮人的战争法》(de jure belli hispanorum in barbaros)是受到人们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视的宝贵的古典国际法。两者均提出了“印第安人问题”，即保护印第安人，使其免受西班牙殖民者的迫害问题，并根据道德神学的立场进行了论述，成为今天国际法的基本观念和出发点。

二、francisco suarez(1548-1617) 苏亚利兹

新教的先驱者，西班牙的伟大神学家。生于格拉纳达，曾在萨拉曼卡大学攻读神学、哲学、教会法，并在塞哥维亚、巴利亚多里德、阿尔卡拉等地大学教授神学和哲学，间中在罗马耶酥会学院讲学，后应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邀请到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任神学教授，死后留下数量巨大的著作。他在学术界最负盛名的著作是《形而上学质疑》，阐述亚里斯多德——托马斯哲学的优秀权威著作，多年来被欧洲多个大学用做教科书。有关国际法的重要文献如下。

1.《法律及神为立法者论》第2卷第17-20章的《万民法》(ius gentium) 论述了国际法的基本性质，分析了万民法的概念，将其分成各民族之间的法和各民族内部的法，严格的讲前者才是本来意义上的万民法，是由自然法发展起来的实在法。

2.《论神学上的三德——信仰、希望和爱》第三编《论爱》(de charitate)中的《论战争》(de bello) 根据经院式的正义战争论观点进行论述，特点在于认为正义战争是对非正义侵犯所行使的惩罚权。

三、hugo grotius(1583-1645) 格老秀斯

著名荷兰法学家，誉为“国际法之父”。生于代尔夫特的名人之家，幼称神童，8岁能以拉丁文为诗，年12入来顿大学，15岁随使赴法，法王亨利四世称其为“荷兰的奇迹”，归途获博士学位于奥尔良大学，16岁为著名律师。后从政，历任荷兰州与西弗里斯兰州历史编纂官，荷兰、泽兰、西弗里斯兰最高法务官等职。1618年因卷入政教纷争被捕，囚于卢夫斯坦城，后籍妻助越狱，于巴黎政治避难，路易13庇护10年，1634年任瑞典驻法大使，1645年至斯德哥尔摩觐见克里斯蒂娜女王，辞职，殁于归途。有关国际法的著作如下。

1.《捕获法》(de jure praedae) 遗稿，1868年出版，论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捕获竞争对手葡萄牙商船卡特里娜号案，格氏关于国际法学说的最基本文献。

2.《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 把《捕获法》第12章改动后于1609年单独出版，阐明海洋自由原则而闻名，

3.《对威廉•威尔伍德批驳海洋自由论第5章的辩解》(defensio capitis quinti maris liberi oppugnati a guilielmo welwodo) 与《海洋自由论》有密切关联，原书未出版，1872作为穆拉《闭海论》(mare clausum) 的附录发表。

4.《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 根据《捕获法》第3-10章阐述的正义战争的基本理论假如此后的研究结果而成，主张禁止和限制战争，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的国际法学体系，是国际法学上最重要的文献，多次再版，广为流传。

四、albericus gentilis(1552-1608) 真提利斯

格氏的先驱，国际法学史上之重要学者。生于北意大利

的圣•几内西奥，毕业于佩鲁贾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从事律师，新教教徒，避难英国，后任牛津大学罗马法女王讲座的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civil law)。有关的国际法著作如下。

1.《外交使节论》(de legationibus) 以门多萨案件为基础，即西班牙公使煽动反叛英女王伊丽莎白事件，论述了外交使节起源、接受方法、特权和使节资格等。

2.《战争法》(de jure belli) 以《战争法注释》(de jure belli commentatio)第1-3篇为基础，共2卷，论述了战争的正当主体和原因、战争的正当方法、战争的正当结束，即胜利者的权利及媾和条约。强调在战争中依然贯穿着法的支配。特点是从纯粹法律理论角度论述，还列举了许多文件和历史事实，用归纳和实证的方法进行论证，格氏在撰写《战争与和平法》时曾主要参考此书。

3.《西班牙辩护论》(advocationis hispanicae) 。1605年任西班牙公使馆律师时，就西班牙与荷兰间于战争中发生的拿捕案件，在英国高等海事法院(high court of admiralty)诉讼的辩护笔记，死后由其弟出版，在论述国家对沿岸毗连海域的管辖权方面有重要意义。

五、samuel pufendorf(1632-1694)普芬道夫

继格氏后的国际法创始人之一，是所谓启蒙时期自然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生于萨克森，父为路德教牧师，先于莱比锡大学修哲学、历史和法律学，后于耶拿大学师从昂格尔习笛卡儿哲学及其论证方法，以及欧几里德方法在道德学和法律学上的运用。1658年因丹瑞战争牵连入狱，撰写了《普遍法学原理》(elementorum iurisprudentiae universalis)，运用了独特的论证方法即欧几里德的数学论方法，是一部论述法哲学的重要著作，1660年出版后获好评，1661年应聘任海德尔贝格大学新设立的“自然法与万民法讲座”教授。1670年任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撰写了《自然法与万民法》(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详细论述了自然法的本质及其体系，其中多处章节涉及到国际法。1677年任瑞典史料编纂官、枢密院顾问，1688年任勃兰登堡史料编纂官，逝于柏林。其著作还有《自然法上的人和公民的义务》(de offocoos hominis et civis)，是将前书压缩而成的，流传甚广。其学说的最大特点是认为国际法只能是自然法。

六、emmerich de vattel(1714-1767) 瓦特尔

国际法学范文第3篇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注释：

①徐为人，黄勇，《谁是反倾销的真正赢家》，《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3月。

②林洪，《论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国际商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66页。

③刘静，《欧盟反倾销法及我国的应对策略》，《法律适用》，2001年8月，总185期。

④郭寿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我国立法的有关解释》，《法学家》，2001年第2期。

⑤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修订版，第23页。

⑥李圣敬，《反倾销法律与诉讼》，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9页。

⑦倪正茂，《国际规则入世后的中国法律对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192页。

国际法学范文第4篇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年刊，旨在瞄准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的学科前沿，积极开展国内外同行学术交流，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国际法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98-01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国际法学范文第6篇

一、法学教学采用实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在法学教学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案例教学法，实例教学法则较少提及。那么，实例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有无区别？两者之间关系如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采用真实的或者虚构的案例来展示各种实体性或者程序性规则运用的教学方法。①而实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通过典型实例的分析和讲解完成教学。②从概念的表述可以看出，两种教学方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存在范围大小上的区别，即案例教学法中所采用的示例有可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真实案件，也可能是教师为了对某个知识点做更具体、形象阐述而虚构的案件；但实例教学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则为现实中发生的案件。如此看来，实例的范围应该小于案例的范围，即实例包含在案例之中。时至今日，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已经相当广泛，几乎所有部门法的教学中都辅之以典型案例来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做更加具体、详细的阐述，而且实践也证明，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时，经常选用的是虚构的案例，真实案例选用的情况相对较少。其实，与虚构的案例相比，真实案例即实例在法学教学中有其采用的必要性：首先，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深刻了解到法律的发展变化。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因此受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较自然科学而言更为显著，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对一些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历史发展变化有着更为直观、深刻的了解。例如，先占原则是传统国际法中国家领土变更方式之一，是指国家有意识地取得无主地的领土。③但随着“无主地”被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殆尽，十八世纪后半期，以先占原则判断国家是否对某一土地具有时，标准已由原来单纯的发现“无主地”即可，演变为还须同时对该“无主地”实行有效控制，在“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中独任仲裁员胡伯认为，西班牙仅仅是发现帕尔马斯岛，而荷兰却从1677年直至争端发生的1906年一直对帕尔马斯岛行使国家权力，据此，仲裁员裁定帕尔马斯岛是荷兰的领土组成。在国际法国家领土变更方式先占原则的讲解过程中以“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为教学实例不仅可以使学生对先占原则内涵的历史发展变化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能使学生从胡伯仲裁员的裁决意见中领略到著名法学家对法律原则深刻的理解和精辟的阐述，借此提升学生的法律文化水平。其次，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法学不仅是一门社会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应用科学。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学教育从她问世之初就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即法学教育应当成为培养未来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教育，还是应成为一种培养国民素质的通识性教育或培养学者和法学专家而教授法学理论和系统法律知识的研究教育。④尽管关于我国法学教育目标定位至今仍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在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法学教育职业化已经成为趋势，这一点已经在法学家中获得了一定的共识：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职业知识体系。①苏力教授也认为，法学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一种职业性的知识。②既然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那么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学生从业能力就成为法学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采用实例教学法将真实案例交由学生解决，通过与法官的判决相比较不仅可以让学生检验自己在解决案件时理论知识运用是否正确，也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公正的判决不仅仅是理论知识正确运用的结果，同时还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在刑事案件的审理、判决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社会对犯罪嫌疑人的态度等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可见，实例教学法可以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到真实案件中的途径达到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目标。最后，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很多部门法因为理论性较强而难以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法理、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由于缺乏学习兴趣，学生对过于抽象的理论知识不仅接受的被动，而且缺乏理解的死记硬背也使得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是短暂的，更易发生知识点运用的错误。尽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都会配以案例以达到对知识点形象、具体的阐述，但学生往往对为讲解知识点而特意虚构的案例不够信服，而且大量使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感到教学的知识点在实践中毫无用处，学与不学并无区别。相反，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选择典型的实例进行知识点的说明，则可以让学生意识到知识点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例如，“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制度，但如果只是单纯的从理论上介绍“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③，学生会觉得晦涩难懂，听课兴趣自然不高，但如果授课教师在这个知识点地讲解中引用发生在1878年法国的“鲍富莱蒙离婚案”，则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这个实例中，教师通过分析法国王子鲍富莱蒙的妻子为避开法国不允许离婚的强制性规定，为达到离婚目的而人为将其国籍国从法国更改为德国的案情及法院最终的判决，不仅能向学生形象地展示“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也能因案件的真实性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制约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的因素

尽管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有其必要性，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实例教学法使用的普遍性却远不如案例教学法（此处的案例教学法指的是运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制约因素：其一，采用实例教学法会在相当程度上增加教师备课的工作量。人们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得有一桶水。也就是说，针对所要讲授的知识点教师在备课时应做充分准备，所具备的知识量要远远大于学生已经掌握的程度。这一点对于法学学科的教师来说尤为如此。法学教师在备课过程中通常要做三项准备工作：（1）对将要讲授的知识点的理论内容做充分的准备，理解、吃透知识点的理论含义；（2）将讲授的知识点涉及到的法条进行整理、归纳，授课过程中通过法条来佐证理论知识在立法中的运用；（3）选取或构造案例，通过案例对知识点作直观、具体、形象的阐述。看似简单的三项工作，实则要花费法学教师大量的时间，而如果采用实例教学法的话，所需要的备课时间又将大大延长。为了了解、掌握所授部门法中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最新、最典型的案件，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通过多种渠道查找案情、分析案件中的法律适用。目前，便捷、准确获取实践中典型案件的主要渠道之一是网络资源，通过法制网、中国法院网、中国律师网等官方网站教师可以选取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案件。可见，采用实例教学法要求教师经常关注媒体及相关部门的最新案件信息，此外，在大量的案件中选取与讲授知识点密切相关的案件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其二，采用实例教学法对授课教师自身的司法实践水平要求较高。在法学教育专业化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学术经历、学术成果成为高校录用法学教师的主要标准，而司法实践水平并不在标准之列。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法学教师一般都会有较高的学历，登录各大专业法学院校以及综合大学的法学院网站，在师资力量介绍中基本都会介绍该院校具有博士后、博士学位的教师人数，高学历的教师往往都会占到总人数的较高比例。高学历的法学教师对于提升院校整体科研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客观而言，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因其自身大量的时间在求学，与其获取的丰富的理论知识相比，司法实践经验就相当欠缺甚至是空白，而采用实例教学法需要教师拥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科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人文情怀，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能仅仅依据法条规定就作出判决，还需要考量当事人作出行为时的社会环境、受其行为影响的其他人的感受与反应等等。如此看来，教师要想对选取的教学实例作出正确、恰当的分析必须要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一点正是目前高校中相当一部分法学教师所欠缺的能力之一。

三、法学教学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路径针对目前法学教学中制约实例教学法的因素，笔者在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感受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设想。

（一）建立教师实践机制，提高法学教师司法实践能力，丰富其司法实践经验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目前高等院校的法学专业大都设有学生的实践项目，主要的方式是要求学生在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假期到法院或检察院等相关的司法部门进行见习或实习。笔者认为，除了设置学生的实践项目外，也应建立教师尤其是针对年轻教师的实践机制，要求教师形成经常、主动到司法实践部门学习的意识，借此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为了避免实践机制流于形式，建议将该项制度纳入到教师学年考核标准之中并制定量化、硬性的考核标准。例如，要求教师一学期到相关实践部门学习三次、形成实践工作心得等等。

（二）建立校外辅导机制，扩大学生了解实践中发生的案件信息的渠道虽然，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资源、报纸、杂志等多种途径搜集、获取实践中发生的可以用作教学实例的案件，但是，众所周知，为了获取高点击率、突破一定数额的发行数量，网络以及报纸、杂志刊发的通常是一些大案、要案，很多普通案件因为不能过多地吸引公众眼球而无法通过这些途径被报道。针对这一状况，笔者建议法学院校建立校外辅导机制，聘请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定期进入校园，通过开设讲座或者设立辅导岗的形式向学生介绍一些发生在其工作过程中的有代表性的案件。这种做法不仅能让学生了解到实践中的普通案件，而且也能接触到有地方特色的案件。例如，福建省在对台案件的审判中建立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地域性的制度，作为身处福建各个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仅应当了解、知晓这些特色的规定，更应该掌握这些规定在实践中运用的情况，而通过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深入校园的介绍可以使学生获取这方面相关的案件信息，还可以就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法官、律师进行咨询。

（三）运用模拟法庭教学模式，让学生身临其境案件的审理，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有建立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教学模式能将案件进行情景还原，将学生分组、分角色置于案件审理过程，通过情景再现让学生以法官、公诉人、律师的身份针对案件作出不同立场的分析。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法学教学中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的运用，却能让学生通过角色的体会切实感受到庭审现场的氛围，在控辩双方直面的论辩中能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如果只是采取教师讲授，学生听讲的教学模式，学生感觉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对于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论辩只是被动的接受，面对教师“你是否同意本案中的审理意见”的提问，大部分同学因为没有自己思考而只能简单的回答“同意”，即使有持反对意见的同学，也无法详细陈述其反对的理由。可见，将实践中发生的案件引入模拟法庭，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处理问题，可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四）建立实训基地，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的衔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虽然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建立了实训基地或实习基地，但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学生实习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达到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1.现有的实习时间较短。为了不影响教学安排和教学秩序，大部分法学院校只是要求学生在假期时进行实习，假期有限的时间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实习效果。很多时候学生进入实训基地时，案件已经进展到即将结束阶段，即使一个案件刚刚开始立案，但现实中鲜有一两个月就能审结的案件，案件还没有审结而学生实习时间已经届满，这就造成学生在假期实习过程中很难对于一个案件完整的进行全程学习，无果而终的实习自然也就制约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2.没有进行专业对口的实习分配。笔者曾在暑假指导学生的实习，切身感受到学生实习过程中按专业实习的必要性。由于每个法庭的受案数量不同，实习单位通常只是将学校报送的实习学生简单地按人数进行分配，忽略了实习学生的专业需求。以笔者指导实践遇到的情况为例，经常有学生反映，自己实习的部门与所学的方向不一致，有学生就说“我的专业方向是企业法务，我更想到民庭去实习，可实习单位却把我分到了刑庭”。由于实习部门与所学专业不对口，自然也就难以发挥学以致用的效果。针对上述两点目前实训基地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建立实训基地应重视学生到实践部门实习的长期性，不应简单以实习时间来作为实习任务是否完成的衡量标准，主要的判断依据应是实习内容是否完成；另外，在实习过程中实习单位应在不影响其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考虑学生的专业方向，最好能按专业方向分配实习部门，充分发挥理论与实践的衔接的作用。四、运用实例教学法的注意事项制度实施的效果除了取决于制度的本身设计外，还受影响于制度实施的方法。对于实例教学法而言，也是如此。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实例教学法的预期作用，笔者认为，在运用实例教学法时应注意以下事项：首先，应注意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目前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入学之初已经不设分具体专业，统一为法学专业，当进入大学三年级时按照学生的选择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再进行专业方向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三年级的法学学生由于专业方向的不同，课程设置的具体要求也就有所不同。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教师在实例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方向的学生选取的实例应该有所区别。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时分设了企业法务、律师、涉外法务、行政法务四个具体的方向，由于专业不同，授课的内容自然应有所区别。例如，国际经济法课程是企业法务方向的选修课程，但国际经济法中的各个部门法却都是涉外法务方向学生的专业课，在授课过程中笔者针对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专业的学生中做出了难易程度不同的要求，选取的教学实例也因此有所不同。判断“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以下简称ICSID）对于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是国际投资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但对于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选取的教学实例是“南太平洋（中东）房地产有限公司诉埃及案”，这一教学实例无论是案情还是案件争执的焦点都比较简单，解决问题只需要依据ICSID管辖权确立的标准直观进行判断即可，并无其他相关知识点的运用。对于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教学过程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这一教学实例虽然案情并不复杂，但是案件争执的焦点涉及到的问题的解决因ICSID没有明确规定而变得错综复杂。实践中，ICSID仲裁庭在运用法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相关公约的规定进行了理解、分析，最后形成仲裁意见。术业有专攻，专业方向的不同要求学生对同一个知识点掌握的程度是有所区别的。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我们只要求他对于国际经济法有初步的了解，而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则要求具备扎实、丰厚的国际经济法理论知识。因材施教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其次，应注意经典和现实的结合。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中均有一些经典实例，这些实例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前文所介绍到的“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鲍富莱蒙离婚案”、“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教学过程中选取这些实例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使学生从仲裁员、法官字字珠玑的裁决、判决中感受法律的魅力。但是，如果教学过程选取的实例仅仅为这些年代久远的经典实例的话，难免会有过时之嫌同时也会让学生产生国际法各个学科距离现实太远，是高、大、上学科的错觉，因此，选取教学实例在保留经典的同时也要注意与时俱进。例如在国际税法国际避税这一知识点的讲授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美国总统布什避税案”，由于当事人是学生所知晓的公众人物，笔者在刚引出实例时就引起了学生了解案情的兴趣，通过案件的介绍、分析，不仅让学生对于国际避税方式有了直观的了解，也让学生感觉到国际法的各个学科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领域，相反，现实生活中也有国际法各个学科知识点的运用之处。

最后，应注意教学相长，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主动学习与被动接受在学习效果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在采用实例教学法时应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最大程度提升教学效果。在实例教学法中具体运用的方式可以是教师事先将下次授课要用到的教学实例提前告知学生，要求学生对该教学实例进行搜集、整理、归纳出案件争执的焦点、对既有裁决和判决作出分析。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可以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国际法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案例教学国际法判例法多样化

一、案例教学法的兴起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英美的判例教学法。早在1829年英国学者贝雷斯率先在法律教学中适用判例教学法。1870年，美国哈佛法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姆布斯・朗道尔在法学教育中发展并广泛推广判例教学法。判例教学法主要以法院判例为教学内容；让学生充分地参与讨论；另外还以假设的判例作为考试题目。到20世纪初，判例教学法已经确立了其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大陆法系亦称“法典法系”，具有悠久的法典编纂的传统，注重立法机关的成文法制定活动，在法学理论上崇尚理性主义、倾向于建构重视逻辑，抽象化的概念体系；通常不承认判例法的地位，故法学教育以系统传授概念体系为主。因此，判例教学法或案例教学法在大陆成文法系国家的法学教学中则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忽视。由于从法律的外在表现形态和法律技巧上看，中国的法律很大程度上还是属于大陆法系传统。我国传统法学教育亦遵循大陆法系的教育模式，注重逻辑与抽象的概念与理论，导致长期以来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脱节。随着我国经济的开放发展，需要大量法律实务工作者，法学教育改革也随之进行，英美的判例教学法亦引入我国的法学教育。

传统的国际法教学方式注重理论构架，没有把这些众多的知识点还原到现实生活中去,致使学生认为国际法学是纯粹逻辑、抽象的观念，难以调动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热情，也是导致国际法学科被法学学生普遍忽略的原因之一，沦为法学教育中的软肋。同时由于国际法不同于国内法，它没有完整的立法体系、亦未建立效力等级系统，更没有权威的法律解释机关和拥有强制力的法律执行机关，其内容纷繁复杂、零乱亦不成体系；更因为它不是从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与完善的，远离学生的生活，难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因此，在国际法的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显得尤其必要。

二、国际法教学中案例教学的具体作法

国际法案例教学法则是由教师将其选择的国际法律事件情景带入课堂,学生在对该国际事件的讨论发言中,需要对所学的国际法的各种规则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判断、研究、论证,然后提出解决方案。目前，中国案例教学法在国际法学科的具体作法有以下几种。

1.老师讲授式

教师在讲完一定范围的教学内容之后，选择讲授较为典型的案例，向学生提出若干问题，在课堂上交由学生进行讨论。其目的在通过对案例的讨论，使学生不但能巩固所学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如何适用法律来处理案件，甚至案件裁判中存在的缺陷亦有所发现和了解。在讨论过程中，要鼓励学生提出各种不同主张，调动学生发言积极性，鼓励学生开展辩论，以便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最后由老师归纳总结，点评各学生观点。

2.学生主导型案例教学法

课前布置案例若干，要求学生阅读相关案例和指定的教学资料。在课堂上，首先由一个学生介绍案情与法庭的裁决和理论，然后教师引导其他学生加以评论发表各自的看法，教师主要起到引导作用。老师需要提出一些思考方向引导同学对关键点进行思考和讨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营造生动活泼的学习局面，让学生了解所学的国际法规则并学会如何适用国际法规则来处理实际案件。

3.多媒体教学模式

这是指利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进行案例教学的方法。组织学生观看视频资料，然后再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讨论。

4.案例练习法

在课后布置案例分析作业。由老师安排典型案例，要求学生在课后查阅资料进行分析，以检测学生阶段性学习的成果，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模拟法庭模式

通常事先编好案例的“剧本”，由学生扮演案例中的角色，再现案例情境，由学生扮演国际法案例的法官、当事人、律师等角色，在虚拟的角色中实际应用国际法规则。这类方式在欧美的大学普遍使用的一种案例教学方式，在中国的国际法教学中较少使用。不过近年来，国际法的模拟法庭（moot court）比赛在中国逐渐增多，中国各高校亦开始在国际法的教学中启用该模式。

三、国际法案例教学法之改进

法学案例式教学法是一种引导、启发式教学，与传统的学生被动接受教师的“填鸭式”灌输相比较，学生的参与意识大大增强，教学效果较为理想。国际法案例教学一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二可以让抽象的国际法规则变得具体生动容易接受，三亦培养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因此，在国际法的教学中，案例教学法得到了广泛适用。但是，由于国际法与其它学科的差异和现实中不尽人意的教学环境，导致国际法案例教学未能够取得满意的效果。要实现案例教学的目标，必须根据国际法学科和其案例的独特性质开展，注重改进案例教学的方式和建立良好的案例教学环境。

1.更新案例的教学内容

国际法的案例教学不同于其他法学课程的案例教学，其他学科的案例多为教师自编的或者是法院的真实案件，国际法所用的很多案例是已成定论的判例或案例和争议中的现实国际纠纷。目前国际法案例选编多为年代久远的案例，比如帕尔马斯岛案，英挪渔业案、英伊石油公司案 、北海大陆架案，科孚海峡案等均是20世纪初或中叶的案件。由于国际法发展迅猛，许多规则都已变化，不利于传授当前的有效规则，其次，过时的案件不易引起学生共鸣，难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学”贵兴趣，引入最新的国际法案例和国际焦点事件配合展开教学才能达到调动学生主动性的目的。例如，近期发生的撞船事件即可引入讨论，这类焦点事件通常都会引起学生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使教师所传授的国际法规则在学生的思考过程中得到了传达，教学效果不言自明。

2.采取多样化的案例教学法

目前不少老师仍然停留在教师主导案例模式，较少采取其他方式。由于案例教学法，不仅要求老师传授知识，还要求老师要调动学生的热情，同时学生的参与必不可少。在国际法的案例教学中，由于学生准备不足，老师的引导不够，经常出现课堂冷场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可以安排学生主导型案例教学法。由学生课前准备，课堂上案例介绍和裁决关键均由学生完成，课堂讨论则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模拟法庭的方式使用时，应安排所有学生参与，可将学生分成不同组别，学生均能参加模拟法庭庭前准备、庭审过程和庭后总结。多媒体案例教学亦能够寓教于乐，亦是国际法案例教学吸引学生参与的较好方式。

3.保证国际法案例教学法实施的良好条件

（1）教师有高素养的实践教学能力。尽管在案例教学法上老师在很大程度上是组织者，不再占据课堂的全部或大部分舞台，但是它对老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不仅要对国际法的知识融会贯通，而且必须有极高的实践能力，能将国际法的理论与国际法实践结合起来，对案例的总结能够让学生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有对课堂上案例讨论的局面完全控制能力，能够及时提出关键问题引导学生的思考和讨论方向，亦能够通过提问启发学生思考，并找到问题的症结发现最佳的方案。

（2）案例教学课时的保证。国际法案例均倾向复杂，必须有相应的教学时间安排，才能达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可加到总课时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

（3）丰富的案例资源。目前，国际法的案例资源匮乏。一是法庭的案例裁决均为英文或法文，我国翻译了一部分案件，但是最新案件罕见中文译本，第二，由于国际法庭的案件案情复杂，所涉的国际法问题广泛，因而判决冗长。国内的译本多是翻译一小部分，难以反映案件与判决的全貌。因此，我国完全有必要对近年来的国际法庭的重要案件进行系统性的翻译整理，以适应国际法教学需要，有利于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李龙.我国法学教育急需解决的若干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2002(7)

[2]徐爱国.大陆法系与中国传统法的转型[J].社会科学辑刊，2010(1)

[3]侯淑波.法律案例教学与教学系统观[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12, No.1, 2003(3)

[4]刘宗梅.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的应用[J].文教资料，2006,28

国际法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法经济学；理性选择；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D9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就国际法的研究方法而言，其对自然法和国家中心实证主义作为国际法理论渊源的否定，使得国际法学者在理论层面和研究方法方面都在继续探索的阶段。这样的状况表现在国际法的研究中，学者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将文献回溯、理论评价、改进措施相结合的论证方法，指出现行的制度以及制度应该改进的方面。这种研究方法最大的弱点在实然法和应然法之间缺乏有力说服工具。国际法的研究缺少一种进步性的研究规划。笔者认为在定性的研究方法占主导的国际法研究中，将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引入的意义在于：首先，法经济学研究的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多学科的视角；其次，为国际法从经验科学到精确科学的转变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一、法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及其向国际法研究领域的扩散

冷战后在国际法的“后本体时代”，尤其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法的研究更多地开始关注国际法存在的条件与体系性的结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开始借鉴以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为代表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法经济学在国际法研究中虽然起步较晚，但成果显著并发展迅速。

经济学之所以能扩展到包括法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凭借的就是其研究方法上的“技术优势”。法律规则开始被视为一个运行体系加以研究，而不仅仅是一个归档体系。过去的历史证明，经济知识的发展主要靠的是统计分析，而不是精心描述的案例研究；靠的是微积分等数学方法的应用，而不是解释概念。笔者注意到作为交叉学科的法经济学已经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到国际法研究中，国际法的法经济学分析则体现了法经济学对部门法研究方法扩张的最新趋势。2007年出版的《法经济学手册》设专章介绍了国际法的法经济学分析。在国际法的案例研究方面，由美国法律协会赞助出版的WTO案例研究丛书，其在研究WTO案例方面提供了跨学科的视角，每个案例的分析都由一名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执笔，其目的在于弥补理论经济学在WTO法尤其是WTO争端解决案例方面研究的缺陷，同时由于WTO协议所具有的经济属性，也需要这种综合性的系统研究方法。

国际法的法经济学分析是一个正在成长的领域。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有关国际法的法经济学分析都是基于各个部门法法经济学理论所类推、类比而发展出来的。如将财产权应用于国家的管辖权的分析、将合同法理论应用于条约法的分析、将公司理论应用于国际组织的分析。同时，有关国际法的法经济学分析从过去较多地集中于经济属性的国际法的部门法已经扩展到了诸如国际同盟、战争法、人权法、国际法的各个领域。

笔者认为法经济学向国际法研究的扩散趋势，其意义在于这种方法拓展了我们对于传统国际法认知的边际，即国家平等与善意履行国际义务，法经济学不仅关注应然法与实然法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事前(ex ante)与事后(ex post)因素。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法经济学也许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案，但确实为我们了解与接近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二、理论假设与研究方法

考虑到对法经济学的学派众说纷纭，对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学者们也是各抒己见，笔者将现阶段在国际法的法经济学研究上重要的方法与假设归纳如下。

(一)类比的研究方法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有关国际法的法经济学分析都是基于各个部门法法经济学理论所类推、类比而发展出来的，将国际社会视为要素市场，将国家假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法经济学语境下的国际法定义为：“国际法是国家之间有关定义、交换以及共同经营管辖权的机制。由于国际社会的外部性的存在，例如跨界损害、国际知识产权标准的协调等等，都需要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交换其管辖权来解决这些问题。国家间为解决外部性问题往往会采取两种方式，即双边条约或者多边机制。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国家在各种国际机制选择中是基于交易成本和战略选择的考量。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法经济学在国际法研究中应用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其研究范围包括了条约的缔约模式、存在条件、保留；习惯国际法的性质；国际争端；国际法的执行、声誉、互惠；海洋法的经济基础等等。

(二)理性选择理论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对人的行动持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占据了主导的地位。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理性人的假定，他们对人的行为的假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个体的行动决定是合乎理性的；个体可以获得足够充分的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以及个体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进行计算和分析，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利润或效用(利润或效用最大化假定)。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下列前提上的：第一，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第二，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第三，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第四，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理性选择可以概括为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

(三)方法论个人主义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又称个人主义方法论，是一种哲学的研究方法，将社会的发展看作是许多个人的聚集，并以此视角来解读和研究。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理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个人意向和行为研究的基础之上，分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是有理性的个人，并由此假定集体行为是其中个人选择的结果。因此，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法经济学实质上是研究理性选择模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法学，或者说，是一种以人的理性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由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同样也是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础，并且在“边际革命”兴起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因此，法经济学在以方法论个人主义假定作为其研究基础时，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借用了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例如“效用”、“效率”、“机会成本”等概念，以及“成本一收益分析”、“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分析方法。

(四)均衡分析

经济学中的均衡是指任何一个经济决策者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决策以增加利益时的状态。均衡分析是在假定各经济变量及其关系已知的情况下，考察达到均衡状态的条件和状况的分析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是指在充分考虑所有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考察整个经济系统完全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状况和

达到均衡的条件。局部均衡分析，是指假定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考察单一的商品市场达到均衡的状况和条件。均衡分析法在解释经济现象时往往忽视均衡过程与均衡结果之间的联系而仅仅重视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均衡分析法的最大缺陷是把经济系统中参与人看作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人(仅研究单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不能把其所考察的问题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去，该方法完全忽略了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及人文环境等对参与人行为的影响，单纯考察某个条件与结果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因而，无法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

(五)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

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分别是经济理论中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规范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实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是什么”。法律经济学运用实证研究来分析预测各种可供选择的法律制度安排的效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法律的实际效果与人们对该项法律预期的效果是否一致，或在多大程度是一致的。实证研究在法经济学中的运用，不仅促进了法经济学研究的“模型化”和研究的“精确化”，而且使得法律效果这个在法学中处于十分重要地位的法律分析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六)博弈论

博弈论有时也称为对策论，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目前在生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它很多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同时由于其作为研究工具适用的广泛性，且又能解释很多单纯靠定量分析无法理解的现象，博弈论也越来越被应用到了法学的研究当中。

三、代表性学者的观点评述

波斯纳教授在《国际法的局限》一书中所提出的博弈框架，勾勒出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的四种场合：即利益一致、合作、协调与强迫。通过理性分析的方法，简洁却一针见血指出：国际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的原因，无非是利益一致与国家理性自利的算计。该书同时认为国际习惯法的效力渊源并不是传统观点的法律确信(Opinio juris)，国家遵守国际习惯法是基于其利益的最大化。他们认为在国际习惯法的产生中不可能存在多边合作机制，并且脱离了非法律性质的合作机制，国际习惯法也不可能有约束力。国际习惯法只是一种附带现象并不像传统的国际法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有效。笔者认为其理论贡献在于用成本收益方法的理性路径代替传统的帕累托最优。此外波斯纳教授在其《国际法上的普遍例外主义》一文中依次提炼了美国、欧盟、中国三个国际法实体在实践中的最显著立场和特征，涉及人权保护、武装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对各个国际法实体在实践中对国际法遵守的情况从国内政策偏好、国内组织架构的角度切入，比较存在不同的原因，最后的结论是无论是欧盟还是中国，同样与美国如出一辙，遵守国际法的原因都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算计。

《国际法的经济基础》一书的作者齐特曼教授认为法经济学是一种工具而非主义，其意义在于帮助研究者得出正确的结论，国际法的法经济学分析的核心是国家利用国际交易或国际机制来获得最大收益。该书体现了作者对于国际法的法经济学分析体系构建的努力。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即是作者用博弈论分析了国际习惯法的形成与国家遵守国际习惯法的原因，奇特曼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从国际法的理论层面来讲，国际习惯法可以影响国家行为，由于无法估计国家之间合作的真实价值及其他因素，所以无法从量上得出国际习惯法影响国家行为的具体程度；其次，从制度修正的层面来讲，国际习惯法的形成是国际社会的“立法”过程，其有效性取决于国家间的协商一致，而非全体无异议通过；最后，从合同法视角来理解，遵守国际习惯法体现了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国际法的运行方式――理性选择理论》一书中的作者古兹曼教授从功能上反向定义国际法，认为国际法的意义在于其可以改变国家的行为，各种国际法渊源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国家做出的承诺层级不同，同时书中也就应用“3R”理论即互惠(reciprocity)、报复(retaliation)、声誉(reputation)，系统分析了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原因。

法经济学在美国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法律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而在欧洲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关于这个革新的报道。一段时间内法经济学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美国的现象，几乎所有了解北美和欧洲的人都会有同样的强烈感觉，法经济学在北美的法学院是如此的具有震撼力，普遍性和占有主要的位置，但是在欧洲的法学院却几乎不存在。我们相信法经济学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杰出的，也许是最有影响的，主要的法律教授所使用的方法，而不管他们的专业领域是什么。当然他们定义的“出现”是指，在一国之内或者跨越国界的范围内对法律学术研究产生了可以辨别出来的影响，并且有较大数量的从业者。有学者认为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包括了如下方面：即法律推理的逻辑方法不同、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美国现实主义革命对法经济学的影响、高校行政管理和竞争机制等等。

结语

法经济学向国际法研究的扩散趋势，其意义在于这种方法拓展了我们对于传统国际法认知的边际。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法经济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国际法研究的影响不亚于量子力学革命对现代物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革新，这种趋势很有可能带来国际法研究方法的量子力学革命。

当然法经济学在分析国际法的问题中仍然存在很多局限，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如下方面：(1)非获利性的交易；(2)有关国家理性的问题；(3)国家行为选择的内在偏好性问题；(4)国际组织与自然人的理性选择问题；(5)理性选择与制度研究之间的关系。

国际法学范文第9篇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国际法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a）-0028-02

Teaching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Law under Grim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Liu Minmin

（Law School，Sanya University，Sanya Hainan，China 572022）

Abstract：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which requests legal education to provide much more specialized person.However，the current education mode of international law is too poor to meet this request.We should deepe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law，according reforming teaching means，teaching language and assessment way.

Key Words：International Law；Teaching Reform；Guidance；Specific Measures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的领土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 马呈元.国际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 何其生，田萌.改革开放30年的中南地区国际法教学[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6）：113-121.

[3] 黄进.关于国际私法教学的几点思考[J].武大国际法评论，2003（10）：321-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