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学范文
时间：2023-03-14 02:05:31
方法学范文第1篇
2.论物权自助行为——物权自我保护与实现之维度沃耘，WOYun
3.《著作权法》在调整民间文艺相关利益关系方面的缺漏管育鹰，GUANYu-ying
4.现代公司的本质:营利性、赢利性抑或盈利性——基于词义辨析与营利性内涵的分析李勇军，LIYong-jun
5.作为组织支配的正犯后正犯——支配型共谋的德国理解与中国问题坚，CHENYi-jian
6.住房权保障如何可能研究纲要张清，吴作君，ZHANGQing，WUZuo-jun
7.《劳动合同法》遭受批判的原因评析——基于政治法律学的宏观视域冯祥武，FENGXiang-wu
8.刑事侦查权的司法介入左德起，ZUODe-qi
9.禁止体罚儿童的国际法律规定与国内法律实施——以家庭内体罚儿童为视角肖君拥，XIAOJun-yong
10.法律规制视野下的劳动者休假权——以节日文化与钟点时间的历史演进为进路程波，CHENGBo
11.民俗习惯对法官思维方式的影响及裁判路径——以民事案件的基层法官为视角韦志明，WEIZhi-ming
12.论法律制度激励功能的分析模式丰霏，FENGFei
13.明清州县的狱具及凌虐罪囚柏桦，BAIHua
14.明清东北地区民事法律制度变迁特点研究马青连，MAQing-lian
15.俄罗斯行政救济制度述评哈书菊，HAShu-ju
16.论虚拟财产刑事保护的正当性——与侯国云教授商榷王志祥，袁宏山，WANGZhi-xiang，YUANHong-shan
17.知识创新时代的中国知识产权法吴汉东，WUHan-dong
1.和谐社会语境中进取性社会利益及司法保护——"彭宇案"引发的思考陈秀萍，CHENXiu-ping
2.风险预防原则理论与实践反思——兼论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问题陈海嵩，CHENHai-song
3.宪法保留:对基本自由权利限制的限制原则沈寿文，SHENShou-wen
4.新中国宪法权利理论发展评述——以方法论为视角翟国强，ZHAIGuo-qiang
5.我国《物权法》登记对抗与登记生效模式并存思考李永军，肖思婷，LIYong-jun，XIAOSi-ting
6.罗马法的时空姜朋，JIANGPeng
7.论股东大会的概念石纪虎，SHIJi-hu
8.北方法学经理制度比较综议——以大陆法系为主要考察视角钟凯，ZHONGKai
9.刑法解释的变与不变——以行贿罪构成要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解释为视角刘伟宏，LIUWei-hong
10.农民平等就业权在《就业促进法》中的缺陷与完善丁大晴，DINGDa-qing
11.虚假广告代言人法律责任研究王岩，WANGYan
12.业主撤销诉讼当事人研究——兼评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夏永全，XIAYong-quan
13.论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张乃根，ZHANGNai-gen
14.俄罗斯公民宪法权利的文本演变——对1906年根本法、1918年苏俄宪法和1993年联邦宪法的考察杨昌宇，YANGChang-yu
15.俄罗斯刑法中的罪过论庞冬梅，PANGDong-mei
16.中国奴隶制的终结及其意义周永坤，ZHOUYong-kun
17.民国民法中离婚权利的司法实践——以新繁县司法档案案例为线索刘昕杰，LIUXin-jie
18.法理考量:区域经济发展的法治起点何跃军，HEYue-jun
19.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国际发展与借鉴——2010年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国际研讨会综述王艳慧
1.自省法学范式下中国法律秩序建构顾祝轩，GUZhu-xuan
2.法律论证中的因果关系研究——兼论法律论证中的逻辑关系王晓，WANGXiao
3.生命科技的最新发展与侵权责任法的制度回应唐义虎，TANGYi-hu
4.商标权制度与非物质传统资源的保护北方法学杨建斌，YANGJian-bin
5.美国的建筑作品版权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卢海君，LUHai-jun
6.论中国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任自力，RENZi-li
7.公司清算义务人基本问题研究李建伟，LIJian-wei
8.犯罪本质理论的困境与出路——以我国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发展为中心苏永生，SUYong-sheng
9.期待可能性理论之否定龙长海，LONGChang-hai
10.污染源普查:官方主导抑或排污方主动申报——评《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及其实施方式熊建明，XIONGJian-ming
11.环境侵权证明责任倒置合理性论证刘英明，LIUYing-ming
12."绿屋会议":WTO走出合法性危机的一道坎余锋，YUFeng
13.荀子政治法律思想批判杨师群，YANGShi-qun
14.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易江波，YIJiang-bo
15.交互性风险理论述评陈皓，CHENHao
16.基本法的功能性与开放性及其启示——《联邦德国宪法纲要》读后刘练军，LIULian-jun
1.北方法学法律解释:克制抑或能动陈金钊，CHENJin-zhao
2.启蒙法理学与中国的法制建设贺海仁，HEHai-renHtTp://
3.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的法律困境与制度完善王秀哲，WANGXiu-zhe
4.论不作为侵权及其法律完善赵万一，蒋英燕，ZHAOWan-yi，JIANGYing-yan
5.论侵权法中的防御请求权王洪亮，WANGHong-liang
6.公司社会责任本土资源考察周友苏，宁全红，ZHOUYou-su，NINGQuan-hong
7.论犯罪事实的性质于逸生，董玉庭，YUYi-sheng，DONGYu-ting
8.论聚众犯罪的转化犯问题刘德法，LIUDe-fa
9.社会团体登记制度反思沈国琴，SHENGuo-qin
10.团体诉讼制度概念辨析北方法学刘学在，LIUXue-zai
11.纽伦堡审判在当代国际人权保护中的作用黎尔平，LIEr-ping
12.中国古代判例法模式研究——以元清两朝为中心胡兴东，HUXing-dong
13.房地产契证制度与清末社会稳定——以南京地区房地产契证为范例的分析曹伊清，CAOYi-qing
14.英国法上影子董事制度评述赵金龙，ZHAOJin-long
15.法律与证券市场关系研究的一项进路——LLSV理论及其批判缪因知，MIAOYin-zhi
16.揭开中国土地私有化论的面纱孟勤国，MENGQin-guo
1.我国公法救济的体系与完善杨寅，YANGYin
2.日本人权意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陈根发，CHENGen-fa
3.北方法学欧盟宪法公民社会权司法救济及借鉴张弘，ZHANGHong
4.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法律规制陈聪，CHENCong
5.联合国《国际汇票及本票公约》中的票据抗辩董惠江，DONGHui-jiang
6.侵权违法阻却事由论纲王福友，高勇，WANGFu-you，GAOYong
7.可得利益损害赔偿的变迁与展望杨彪，YANGBiao
8.保险服务者说明义务的边界——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郭丹，GUODan
9.对过度维权行为的刑法评价沈志民，SHENZhi-min
10.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的规范缺陷与完善黄大威，HUANGDa-wei
11.裁判思维下的公司机会原则——以《公司法》第149条为中心李领臣，LILing-chen
12.公诉权的客观性与追诉性述评黄豹，HUANGBao
13.示范诉讼的价值再塑与实践考察俞惠斌，YUHui-bin
14.服务贸易补贴的多边规则北方法学艾素君，AISu-jun
15.从"恢复性司法"看中国法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崔永东，CUIYong-dong
16.生命伦理学与21世纪的法律——西方生命伦理立法概览戴一飞，DAIYi-fei
17.古代衙门建筑与司法之价值追求——考察中国传统司法的一个特别视角黄晓平，HUANGXiao-ping
方法学范文第2篇
2."公民用法"问题研究关保英，GuanBaoying
3.论知情同意法则的疆域拓展——医生对非医疗信息的告知赵西巨，ZhaoXiju
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研究肖晚祥，XiaoWanxiang
5.论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演进——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为对象殷啸虎，YinXiaohu
6.台湾地区特别侦查组制度初探——以弊案的侦办为线索万毅，WanYi
7.论责任是违法的法律后果——从《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逻辑矛盾说起李锡鹤，LiXihe
8.论行政实体法的效率价值——以行政分权为研究视角张弘，刘佳奇，ZhangHong，LiuJiaqi
9.法理学30年学术史之考证——兼谈《知识之学与思想之学》一文"四大缺陷论"谢冬慧，XieDonghui
10.社会权力发现及理论建构——评郭道辉新作《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周永坤，ZhouYongkun
11.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慎用修刑权张绍谦，ZhangShaoqian
12.立法削减死刑应走循序渐进之路游伟，YouWei
13.我国刑法修正的特点及发展龚培华，GongPeihua
14.完善我国现行刑罚执行制度的设想东方法学严励，赵运峰，YanLi，ZhaoYunfeng
15.刑法增设新罪的适度性分析——以危险驾驶、恶意欠薪入罪为例周宜俊，ZhouYijun
16.从国际法审视日本抓扣中国渔船与渔民事件的非法性金永明，JinYongming
17.食品安全行政"曝光"的法律分析——与德国案例的研究对比何丽杭，HeLihang
1.拆迁风云中寻找法治动力——论转型期法治建构的主体孙笑侠，SunXiaoxia
2.论我国税法体系的生态化陈少英，ChenShaoying
3.强迫失踪的国际法治理何志鹏，戴珊珊，HeZhipeng，DaiShanshan
4.论矿山生产安全政府职责的社会法调整汤黎虹，TangLihong
5.我国检察权配置之反思詹建红，ZhanJianhong
6.中国宪法中的权力秩序江国华，JiangGuohua
7.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和发展蒋晓伟，JiangXiaowei
8.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兼论行政规划的发展黄学贤，吴志红，HuangXuexian，WuZhihong
9.格劳秀斯与自然法传统的近代转型朱晓喆，ZhuXiaozhe
10.反垄断法宽恕制度实施条件比较王秋良，刘金妫，WangQiuliang，LiuJingui
11.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合理性研究陈濂，柯葛壮，田欢忠，ChenLian，KeGezhuang，TianHuanzhong
12.股东查阅权穿越:母公司股东权益保护的利器——相关美国法理论、实践及我国制度的构建袁达松，王喜平，YuanSongda，WangXiping
13.贸易便利化下国际海关立法的新特点及贡献陈晖，ChenHui
14.交通肇事故意论——以波普尔"试错法"为分析范式潘星丞，PanXingcheng
15.民主立法是立法与社会资源分配的理性路径冯祥武，FengXiangwu
16.刑法法律地位在司法中的具体运用——兼论"北大医院教授死亡"案聂慧苹，NieHuiping
1.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关系的法哲学透视——与夫妻关系的比较徐国栋，XuGuodong
2.自然人行为能力样态比较分析张驰，ZhangChi
3.东方法学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法学思考沈桥林，ShenQiaolin
4.论中国海洋安全与海洋法制金永明，JinYongming
5.引入诉讼制度的借鉴胡震远，HuZhenyuan
6.不裁量权审查机制的本土化构建刘磊，LiuLei
7.亲亲相隐:刑事政策的人伦启示骆群，LuoQun
8.色情信息法律规制和公民性权利保护谈大正，TanDazheng
9.刑事和解正当性之辨时延安，ShiYan'an
10.我国外资并购反垄断规制的不确定性及对策——从被禁止的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谈起孙晋，余喆，SunJin，YuZhe
11.论医疗知情同意书——兼评《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56条的规定艾尔肯，秦永志，AierKen，QinYongzhi
12.生物经济发展的国际法律需求和对策研究刘长秋，LiuChangqiu
13.搜索引擎提供"快照"服务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东方法学王迁，WangQian
14.刑事搜查扣押与私有财产权利保障——美国博伊德案的启示吴宏耀，WuHongyao
15.我国刑事物权强制措施的诉讼化改造胡志风，HuZhifeng
16.我国刑事搜查运行状况的实证分析黄少石，HuangShaoshi
17.侦查机关查询冻结制度的检视与完善冯军，孙延庆，FengJun，SunYanqing
1.中国古代城市的演进与法制刘海年，LiuHainian
2.市场运行中国际商法体系的历史与发展孙南申，彭岳，SunNanshen，PengYue
3.国际准则视野下的媒体与司法关系基本范畴高一飞，GaoYifei
4.中国司法制度学高影响论文三十年回顾与反思——基于主流数据库(1978-2008)的引证分析何渊，徐剑，HeYuan，XuJian
5.论权力及其制约谢佑平，江涌，XieYongping，Jiangyong
6.我国经济犯罪变化与立法改革研究游伟，赵运锋，YouWei，ZhaoYunfeng
7.合同理论的两个疑问李锡鹤，LiXihe
8.世纪之交的英国司法改革研究江国华，朱道坤，JiangGuohua，ZhuDaokun
9.中国台湾检察权定位、配置及其他(下)万毅，WanYi
10.从原型说反思物权法理论张志坡，ZhangZhipo
11.中俄边界争端中的国际法争议罗欢欣，LuoHuanxin
1.评议澳门依法改革业李昌道，LiChangdao
2.从"天宇案"透视国家豁免问题宋锡祥，高大力，SongXixiang，GaoDali
3.论我国刑法中的"违反国家规定"——兼论刑法条文的意义王恩海，WangEnhai
4.社会保障视野下农村土地制度完善之思考柴晓宇，ChaiXiaoyu
5.公共产品供给与使用中的权利救济路径选择王继文，颜运秋，WangJiwen，YanYunqiu
6.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倾销行为的法学和经济学辨析——刍议WTO及FTA框架下中国的贸易政策应对姚琦，邓志松，YaoQi，DengZhisongHtTp://
7.中国检察制度面临的矛盾与宪法价值回归唐光诚，TangGuangcheng
8.东方法学我国福利性住房同住人权利及保护崔剑平，CuiJianping
9.数字技术与版权制度的未来熊文聪，XiongWencong
10.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任学强，RenXueqiang
11.劳动者保护法律体系中公司法的限度张辉，ZhangHui
12.行政解释的实然与应然孙日华，SunRihua
13.中国台湾检察权定位、配置及其他(上)万毅，WangYi
14.海牙取证公约在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适用陈力，ChenLi
15.美国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风波透析王森波，WangSenbo
16.从"埃鲁阿娜"案看植物人生死决定问题徐，XuTieying
1.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若干问题刘华，LiuHua
2.也论马锡五审判方式王立民，WangLimin
3.规章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调整对象张淑芳，ZhangShufang
4.因船舶碰撞引发油污损害之侵权责任韩强，何佳，HanQiang，HeJia
5.释明权比较研究与立法建议东方法学王秋良，于媛媛，WangQiuliang，YuYuanyuan
6.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迷失及破解林则奘，LinZezang
7.解读公司累积投票制效用之假设——基于对我国《公司法》第106条的分析李勇军，LiYongjun
8.WTO框架内的中美轮胎特保纠纷评析刘宁元，LiuNingyuan
9.中国海外投资产业转移的法律问题何力，HeLi
10.中国开展碳交易亟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于杨曜，潘高翔，YuYangyao，PanGaoxiang
11."绿屋会议":WTO走出合法性危机的一道坎余锋，YuFeng
12.诱惑侦查狭义界定和法律规制游伟，YouWei
13."暗乘"取证的合法性研究——以上海"钓鱼执法"为例邹荣，ZouRong
14.日本最新海洋法制与政策概论金永明，JinYongming
15.医生对新疗法的使用和告知赵西巨，ZhaoXiju
16.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法治环境的完善路径江翔宇，JiangXiangyu
17.民事诉讼改革中的法官程序裁量权宋明志，SongMingzhi
1.构建我国立体刑法学的思考刘仁文，LiuRenwen
2.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探析吴弘，徐振，WuHong，XuZhen
3.论提前付款(还贷)的法律规制翟云岭，吕海宁，ZhaiYunling，LvHaining
4.国际法的遵行机制探究何志鹏，HeZhipeng
5.经济危机中的WTO体制:从"困局"走向"变局"?黄志雄，HuangZhixiong
6.我国刑事审级制度功能考辩与变迁改良林喜芬，LinXifen
7.东方法学被害人同意行为若干问题探析张少林，ZhangShaolin
8.关于建立环境法院(庭)的构想蔡守秋，CaiShouqiu
9.我国少年审判机构改革历程回顾与展望莫洪宪，MoHongxian
10.我国《物权法》没有承认登记公信力孟勤国，申惠文，MengQinguo，ShenHuiwen
11.论行政解释的过程张弘，王琼，ZhangHong，WangQiong
12.两大法系刑法时间效力论董邦俊，DongBangyan
13.完善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论——以中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比较研究为视野周建中，ZhouJianzhong
14.《工伤保险条例》修改的若干思考董保华，DongBaohua
15.试论普通法令状的起源及其嬗变屈文生，QuWensheng
16.论不动产交易中的债权保障吴一鸣，WuYiming
方法学范文第3篇
OFF学，如何学?从何学起?关键是学些什么?
我们绝不希望把教人轻松的OFF学，说成是一门复杂而高深的学问，借用最新的5／8人生黄金律，正好能为OFF方法学找到简明且扼要的依据。5／8人生黄金律提出合理安排时间的艺术，使“时间”成为OFF得好不好的一门美学。
必须的平衡
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应该维持在最适合的平衡状态。大家都了解．企业人士生活中的时间，主要可以区分成两大部分：
一为“工作的时间”也就是“受限制的时间”，也称为“开机(ON)时间”。一为“自己的时间”也就是“自由的时间”，也称为“关机(OFF)时间”。
如果彻夜加班，可能你的开机时间增加，生产力也因此有所提升，但是相对的关机时间就会减少，长时间过同样的生活，就会导致生病，或因为太疲倦、精神恍忽，而引起意外事＃十分危险。
但是，如果关机时间过长也有问题，如果每天心不在焉或整日游玩，养成懒惰的习惯，也很可能因为工作能力差被降职或解雇给自己找来麻烦。总之，人生当中的开机和关机时间也是需要保持平衡的。
学会最佳的平衡
最佳的平衡，是遵循黄金分割规律下的平衡。
地球人当中，最早留意到黄金比的就是无论在哲学、艺术、数学、美学等各个领域都堪称人类文明先驱的古希腊人。根据古希腊美学的说法，宇宙中最美且最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自然界最佳平衡)的数据就是“1：1.618”。
用比较容易懂的说法就是：比率上是“五比八”或“三比五”；分数是“八分之五”：用百分比形容则是“大约62％”或“大约六成”。
“8”这个字，在自然界就是代表美的最佳数字。例如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形容“美”、“最佳均衡”的字释都含有“8”这个数字。例如日本人形容美人用的“八头身”(即八等身)，意思是说如果将人的脸(由头顶到下颚)的长度视为“一”，那么身长如果是脸长的八倍，那就是电视、广播等媒体常拿来形容标准美女的“八头身美女”体型。
在古希腊时期，许多和艺术无关的东西也都用到八分之五黄金比。代表作之一为位在雅典山丘上的“巴特农神庙”(Parthenon)。事实上，地球上到处都可以见到用神奇的黄金比建造的有名建筑物：例如古埃及时代建造的金字塔就是代表作。巴黎的＃＃圣母院和凯旋门，甚至边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也是一样。
学做时间达人与均衡高手
如果上下班通勤花掉三小时，加班一至二小时，通常＃得“好累”、“讨厌持续这样的生活”，如果我们用黄金比核算一下，就知道这样的反应是有理的。
人类无论是谁，每天都只拥有二十四小耐：其中的三分之一(约8小时)用在睡眠、盥洗和外出的准备，也就是为生活工作做“中途加油(pit in)”的时间。之后的16小时才是真正的“活动时间”。
这16小时在需要工作的平常时间，还可以分成两大段：
一是工作或通勤所需的“ON”时间。
一是工作之余可以解放稍事休息的“OFF”时间。
一般企业人士多半是早上9―10时开始工作到晚上5－6时，一天大约工作8小时，通勤时间往返加起来约两小时，因此时间的分配大致如下：
一日的ON时间=10小时(工作8小时+通勤2小时)
一日的OFF时间=6小时(平日活动时间16小时-40小时)
这应该是最愉快的一日时间分配，也是最佳的平衡才对。
ON时间(10小时)／平日活动时间(16小时)=5／8
给自己一段不可侵犯的自由时间
虽然然我们已经了解，劳动者(包括薪水阶级和自营业者)的生活动时间分配，受拘束(ON)和自由(OFF)时间的比例最理想的状况是维持五此三。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在实际的生活中，要做到这样实在很困难。主要的原因在于，多数人只要稍不留神就会无限制地增加工作(ON)时间，压缩自由活动的时间。想避免这种悲情，可能还得活用以下四大绝招。
第一，为手让自己能在下班前完工，必须将一天的工作分段组合，并依时完成，提升工作效率。
第二，不可以因为周围的同事或上司还没下班，就留在职场内。
第三，尽可能在下班后的时间内安排休闲活动。
第四，即使上司或客户要求加班，也要提起勇气，断然拒绝。
方法学范文第4篇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摘要]
近来，一种新的基本知识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以前专家系统基于规则技术的缺陷。最新的知识工程化技巧就是Ontology(本体论)，获取本体论的动机是“可再用性”(reusability)。在信息系统、接口和面向对象设计和编程等方面，本体论都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本文详细介绍构造ontology方法学。
[关键词] Ontology 方法学
引言
知识工程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不同开发工具和应用平台使系统的通信、共享、重用性等性能受到了限制，新的知识系统不能有效的利用现有的知识系统，不断开始“重新设计”，造成人力、物力、才力的大量浪费。
On本体论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用于描述事物的本质。在近一、二十年来，本体论已被计算机领域所采用，用于知识表达、知识共享及重用。许多学科和研究都在使用“本体”这个术语，但存在不同的定义。
在工程研究中，从知识共享的角度来说，Ontology作为一种概念化的说明，采用框架系统对客观存在的概念和关系的描述。它是通用意义上的“概念定义集”，是关于“种类”(kind)和“关系”的词汇表。这种词汇表，是在各种事务人之间交换意见时所用到的共同语言。
由于本体工程到目前为止仍处于相对不成熟的阶段，每一个工程拥有自己独立的方法。参照IEEE标准-------软件开发生命周期法IEEE1074-1995[IEE96]来对比分析五种得到知识界承认的方法。
一、IEEE 1074-1995
IEEE 1074-1995的内容：
①软件生命周期模型：确定开发步骤及各步骤执行的先后次序；
②工程管理阶段：系统规划，控制，质量管理等；
③软件开发阶段：
u 开发前期：环境研究，可行性研究；
u 开发阶段：需求分析，设计，执行；
u 开发后期：安装，操作，支持，维护；
④ontology集成的阶段：评价，文档，配置管理，训练；
二、Ontology方法学
1、 Mike Uscholddede & King 的“骨架”法[Usc95]：
建立在企业本体基础之上，是相关商业企业间术语和定义的集合，该方法只提供开发本体的知道方针。目前企业本体在爱丁堡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及它的合作伙伴--------IBM ，Lloyd’s Register，Logica UK Limited and Unilever。
方法学范文第5篇
毕业于北京市翠微中学，参加2004年海淀区中考，以502分的成绩考入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要学好物理，一定要听好课。这是老生常谈，也是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得出的结论。
原来，我也曾严格按照预习――听课――作业――复习的模式学习，可是收效甚微，并且出现了很多让我感到烦恼的问题，比如在预习上花了很多时间，自以为弄懂了的问题其实并没有理解；上课时总想着预习时碰到的问题，自己的思路与老师的思路总是打架，听课效果不好；回家后由于要预习新课，做习题和复习的时间明显减少，复习效果不佳……总结起来只有一句话：什么都做了，却什么都没做好。于是我决定改变学习方法。
我认为预习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只要大概看一下，画画概念即可，10分钟的时间足够。要在课后作业上下工夫，除了老师布置的作业，应争取再多做一些题。我把这种学习方法叫做“前轻后重学习法”。即前面的预习少花点时间，要轻；后面的作业、复习要多花点时间，要重。
其实，听课也应“前轻后重”。老师在上课时往往先回顾上节课的内容，再讲解新知识。我的经验是：在“温故”部分不必太集中注意力，将主要精力放在接下来的重头戏――“知新”上。据我所知，大多数同学恰恰相反，刚上课时注意力十分集中，听着听着就松弛下来了。人的注意力是有限度的，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在一堂课上自始至终保持高度兴奋，反正我是做不到。
“前轻后重”的学习模式可是我的“九阳真经”哦！下面再传授几招具体的方法。
很多同学都觉得物理难学，因为与其他学科相比，物理的概念太多了。无概念则无物理，因此理解并掌握物理概念是学好物理的关键。在学习物理概念的过程中，我的绝招是――将物理概念层次化。
例如“匀变速直线运动”，可从以下几个层次进行理解：
第一层：物体作直线运动（体现“直”字）；
第二层：物体的速度是变化的（体现“变”字）；
第三层：物体的速度是均匀变化的（体现“匀”字）。
综合以上三个层次，很容易得出定义：物体沿直线运动，如果在任何相等的时间间隔内速度的变化均相等，这样的运动叫做匀变速直线运动。
不管概念分几个层次，也不管各层次之间是平行关系还是层层递进关系，只要将每一层的含义弄清即可。
另外，概念的内容有轻有重，分层也应该有主次。应抓住本质的内容，区别非本质、容易混淆的部分。
例如“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可分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层：力能改变物体速度的大小（如汽车静止运动运动中止的过程中，速度由小变大再由大变小）；
第二层：力能改变物体的运动方向（如汽车左转弯、右转弯）；
第三层：力不是产生运动的原因，也不是维持运动的原因。
显然第一层和第二层是这个概念的本质内容，而第三层则是容易混淆的部分。
最后再传一招：“捧听”与“追问”法。
所谓“捧听”，就是上课时多回答问题，多提问。有时候，老师就像演员，然而，没有一个演员希望观众对自己的作品毫无反应。上课时多提问，多回答，就相当于给老师捧场，老师肯定高兴，对你的印象也加深了，何乐而不为呢？
所谓“追问”，就是有问题要追着老师问，别指望老师来找你。我就经常对老师进行疯狂的“围追堵截”，在办公室围着老师问，在走廊上追着老师问，在校门口堵着老师问，在路上拦住老师问……总之，一定不能让问题累积成灾！
最后，祝即将参加中考的同学考试顺利，我在重点高中先替你占座了！
■教师评价：钱军同学很聪明，课堂上很活跃，课下爱问问题。钱军同学物理课外书看得不少，也比较注意总结学习方法。如果不是稍稍偏科，他的中考成绩应该会更好一些。
方法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直观；语调；音素；游戏；联想
词汇教学一直以来是英语教学的关键部分。掌握词汇量的多少，是学生英语语言能力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能否熟练御用英语的重要前提。词汇掌握得越多，学生参与语言语言交际活动就越有利。根据小学生的年龄、记忆特点和英语教学特点，现对几年来教学英语词汇的方法作一简单总结：
一、直观教学法
运用图片、实物、简笔画教单词的优点是直观形象，学生一目了然。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教学名词类单词。表示名词的英语单词，都与某个物体的实物相关联，例如：apple， banana， chair， desk等，可利用实物教学法，让学生通过实物与词汇发生关系，避免以母语为中介语，培养学生直接用英语思考的能力。同时把抽象的单词与学生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学生产生感性认识，加深对词汇的理解和记忆。一些在生活中不容易找到的实物，可以用图片出示或简笔画演示，如lemon， mango等。另外教读单词时，看单词相应图片快速读出单词，学生在直观形象的图片及快节奏读词的刺激下，易集中注意力记住所学单词。
二、全身反应法
好动是小学生的天性。根据这一特点，教师可以通过全身反应手段教单词，提高教学质量。这一方法比较适用于动词教学，通过做动作，把动作与单词联系起来，通过动词来解释某些动词的含义。例如：run， swim， sing， dance等动词。通过学生自己做，教师做，或师生一起做动作，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通过动作与词汇发生联系，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加深理解，在活动中直接理解单词的含义，并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高年级的学生可以拓展到词组的学习。例如：run fast， dance beautifully等。
三、语调变化法
采用语调升降，声音高低变化法，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果我读升调，学生就读降调；如果我读降调，学生就读升调；如果我大声读单词，学生就小声读单词；如果我小声读单词，学生必须大声读单词。
四、音素教学法
通过音素来教单词，出示已学过的词汇与新单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新单词的发音。例如：教boat，可先复习coat， goat等部分发音相似的单词，让学生自己总结出oat的发音规律，再引导学生自己得出coat的发音，并对之加以分析和区别，让学生对发音相似的单词加深印象，能够加以区别。
五、游戏法
游戏是小学英语教学中比较常用的方法，在词汇教学中，设计适当的游戏进行教学，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在复习单词时，我把所教单词做成卡片，上面画图，在讲台上放几张椅子，叫几位学生到讲台上来，然后放音乐，学生随着音乐在椅子周围走动，音乐停的时候学生争先坐上椅子，没有椅子的同学必须抽出卡片，并根据卡片说出单词。
六、竞赛法
课堂中可采用男女比赛、小组比赛进行单词教学，特别是对单词的复习教学，在比赛中学生还学会团体合作的精神。例如在黑板的左边和右边写上相同的一组单词进行男女生两组比赛，男女生各一人站在黑板前，根据教师读出的单词，看谁较快用手遮住单词，赢的同学可加上一颗星星，累积星星最多的组赢，该组员可加平时分。
七、联想教学法
学生学习英语单词要提高效率，就必须讲究学习策略。学习策略是灵活多样的，策略的使用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帮助学生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并具有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的能力。联想法记忆单词是一种事半功倍，以点带面的好方法。它主要有三种形式：
1.由词意联想到其他词
对单词归类教学，可以降低单词的遗忘率。例如：教pen时，可以引导学生联想到pencil， ballpen， ruler等文具类的单词，从而区分不同义但又比较相近的单词。这种方法适合复习和做联系时使用。
2.由词形联想到其他词
英语单词和汉语一样，有些词的形式存在着某些共通之处，这使得它们容易混淆在一起，更增加了学习单词的难度。恰好利用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联想区分单词，记忆单词。例如：want-went， come-came等。
3.由读音联想到其他词
在英语单词中有很多词是同音词，它们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很多练习和测试中都有，让学生写出或说出某个单词的同音词的联系，这对于学生的语言技能的掌握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例如：write-right， son-sun， bey-buy-by， know-no等。
八、歌曲、顺口溜
歌曲能使学生头脑处于兴奋状态，易于学生记忆。教师可用小学生常唱的歌曲套上所学单词让学生唱，如用《一闪一闪小星星》的曲调来演唱并记忆水果类单词：apple， apple， red apple， I like big and red apples. Pear， pear yellow pear， I like yellow pears.依此类推，学生很快编出了自己的歌曲：watermelon， watermelon， green watermelon， I like big watermelons.同时，顺口溜与歌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有较强的韵律，学生乐于读，因此可把所教单词编成顺口溜让学生记。例如：学习形容词big， small， long， short， tall， short， fat， thin时，可以编出这样一个顺口溜：big大，small小，long是长，tall是高，fat胖，thin瘦，如果想找矮和短都是short，short。可以让学生拍手说，重要的是可以让学生记住short的两个意思。
方法学范文第7篇
关 键 词：西方法学理论，评介，想象，背景知识
近代以来，西方法学理论作为现代法律思想建构的一个重要话语资源开始“进入”中国[1].众所周知，域外法学进入中国通常是经过如下几种方式实现的：第一，著述翻译，比如，严复所译《法意》；第二，思想评介，比如，近代以来中国许多学者所写就的“外国法学评介”著述；第三，学者交流，比如，1940年代庞德在华讲述法学理论[2]，以及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许多西方学者来华讲学[3]；第四，原文展现，比如，1990年代中国引进原版《西学基本经典· 法学卷》中的10种原文外国法学经典的出版[4]，还有中国学者以种种方式直接对中国学术机构所购原版著述的阅读。
严格说来，在四种“进入”方式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就第四种方式而言，限于语言的自然障碍，这种方式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学学者即使是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法学学者来说都是意义不大的。从事实上来看，“这种方式并未在中国全面深入加以展开”，其本身就已说明这种方式的“进入有限”。[5]其实，第四种“进入”方式应该是最重要的，因为，这种方式在理论上可以比较直接全面地促进西方法律观念的“中国进入”。就第三种方式而言，其与第四种方式有着联系然而又有关键差异。因为，学者交流是有时间空间限定的，在特定时间空间里，外国学者不可能全面深入地像撰写自己著述那样交代自己的思想理路和根据，于是，学者交流通常演变为了另种方式的“思想评介”，换而言之，演变为了一方面要简短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需要运用有限的时间去回应中国受众的疑惑和追问。人们通常认为，第三种方式具有一个重要功能，也即外国学者可以直接地表达、解释、说明自己的思想，于是，中国受众也就可以直接地把握其所运作的法律思考。然而，由于前述的时间空间限定的缘故，在这种方式中，“表达出来”的西方法学理论对中国学者来说依然是“片段”、“零散”的。比如，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前些时候来华讲学的美国学者德沃金的“学者交流”。在这次交流中，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听到“作者”本人是如何阐述自己的法律、权利思考的，但是，中国受众还是希望通过阅读“原著”来和“学者交流中的讲述”相互印证，以期理解、把握其思想直至和德沃金展开一些对话。显然，德沃金在华期间没有足够时间，也没有足够的文本空间，来详细说明自己的思想。[6]在这个意义上，第三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是接近的。另就第一种方式来说，虽然翻译在人们想象中是个极为恰当地展现外国法学理论的较佳途径，但是，通过翻译把握外国法律思想其本身依然存在着重要问题。首先，人们对翻译是否可以很好地“表达”原文会有疑问。在此，一方面会有翻译能力、水平、技术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原著本身的“叙事”问题，也即外国学术表达方式和中国学者所熟悉的表达方式有着差别，中国读者难免遇到阅读理解的障碍或困难[7].其次，原著正是因为可以“全面展现”、“全面表达”，故而不太适应“经济阅读”的效率原则，尤其是以著作作为表达方式的著述需要相当的时间加以阅读和理解，这使中国读者容易失去一定的耐心和“毅力”。这里不是“是否应当潜心攻读”的问题，而是面对思想信息异常迅速扩展、日益丰富，学术的“焦点中心”从近现代以来总是较速转变，读者的确需要在特定时间内把握对象，以期展开自己的学术生产。读者是依赖效率的，特别是学术化的读者。于是，第一种方式也就表现了“展开有限”。
因此，需要注意并且加以特别考察的是第二种方式。
作为第二种方式的“思想评介”，在中国法学语境中大致来说主要表现为了如下一种形式：对西方法学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介绍。在这种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西方法学思想的社会背景、思想背景、理论内容，如果是人物性的思想评介，我们又能看到思想主体的个人履历、学术著述状况等，如果是团体性的思想评介（主要是学派评介），我们还能看到思想主体的集体动向、学术活动、出版动态等。当然，在这种形式的最后部分，我们有时可以看到一些评价和讨论，只是这种评价讨论所占篇幅比例是十分有限的[8].与这种形式相近然而有着实质区别的另外一种“思想评介”，是对西方法学理论进行简短的介绍之后迅速转入对话分析。在后种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对象学术思想的最为“简洁”的陈述，之后便是评介者的思考和批评，当然，这种陈述也有可能是夹叙夹议的。后种形式的评介，其中评价和讨论所占篇幅比例是颇为可观的。在这个意义上，两种形式可能有着实质的叙事意图的区别。前者也许希望“重在介绍”，后者也许希望“重在对话”。在本文中，我倾向于将后种形式不视为“思想评介”。因为，这种对话式的“思想说明阐述”，其学术目的更加在于如同本国法学理论的思考争论一样，将作为讨论对象的西方法学理论视为“对等交流”的学术客体，其中，“介绍他者理论”一类的“叙事隐义”几乎是不存在的。[9]
我将集中讨论前一种形式的“思想评介”，尽管，有时也会涉及第二类形式的“对话评介”。
在我看来，针对前一种形式的“思想评介”，我们也许首先应该注意“西方法学理论是如何被‘建构’的”。其次，我们也许应该注意“西方法学理论是如何被‘想象’的”。第三，我们也许应该注意“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权威’是如何形成的”。第四，我们也许应当注意“中国法学自身变化和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进入’ 的互动关联”。当然，在时间上我作出了某种限定：1980年代以后。
一
前文提到我们首先应该注意“西方法学理论是如何被‘建构’的”。这种提到，已经意味着“评介中”的西方法学理论和原有的西方法学理论存在着区别。通过评介方式表达出来的西方法学理论，其中包含了“中国撰写者”的理解和推论，还有表面上的“缩减或概括”。在此需要提到的是，与人们通常的理解有所区别，即使存在着“中国撰写者”的理解和推论，即使存在着表面上的“缩减或概括”，“被评介的西方法学理论和原有的西方法学理论之间到底是否应当存在对应关系”这样一个问题，依然可能不是一个真问题。有时，中国学者会有一种看法，也即认为评介的前提首先是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评介的对象，尤其是当自己的理解和推论掺夹其中，尤其是当自己的缩减或概括掺夹其中。可是，从今天人们熟知的解释学角度来说，一个阅读所叙述出来的对象和原来文本所表达的对象，其相互之间是可以存在自由对应关系的。换句话说，阅读和原来文本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实际上很难认为只有一个阅读才是原来文本的准确阅读。[10]当然，极为重要的是，缩减概括出来的被评介的对象始终是缩减概括出来的，既然是缩减概括，也就极为可能出现主观上的“改写”，即使“改写”被人们刻意地试图加以回避。于是，思想评介中的“建构”成为了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观察一个例子。19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和批判法学开始了解认知[11]，之后逐渐比较熟悉。人们基本承认，批判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有着渊源关系。这里的意思是指，批判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出发点比如“法律的不确定性”在理论上至少和现实主义的主要观念有着关联[12].现实主义认为，法律的含义总要经由官员解释从而是由官员把握的，因此，法律是由官员尤其是法官决定的，法律于是存在于官员的行动之中。[13]既然法律在官员的行动之中，而官员的行动又是具体的还有可能是随意的，[14]这样，法律也就是不确定的。1950年代左右，在西方一些法学理论的严厉批评下，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比如卢埃林、弗兰克等都承认自己的观点有些偏激，承认自己的观点只能说明某些
法律现象，在某些法律现象中，仿佛官员尤其是法官决定了“法律的命运”。相反，在其他情况下，现实主义法学是缺乏解释力的。[15]但是，1970年代以后，批判法学逐渐兴起。在批判法学理论中，一个核心观念又是“法律的不确定性”，又是官员、法官这样的“人”决定着法律的含义，从而批判法学主张所谓法律之治不过是另外一种人治的隐蔽表现，而这种人治准确地来说就是 “法律家之治”。[16]与现实主义观念的区别之处，是批判法学的学术思考指向了“自由主义法律、法治、法学的批判”[17]，而现实主义则是追求“实用主义”[18].那么，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当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已经承认“法律的不确定性”观念是偏激的，并且承认这种观念只能解释部分法律现象的时候，为什么批判法学的学者却依然在后来认为这种观念是足以适用全部法律现象的？
在1980年代以后的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中，尤其是在通过思想评介方式表达出来的“西方法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没有得到清晰说明的。从学术运作的角度来看，一个理论如果曾经受到批评，而且批评已被学界包括被批评者基本认可，那么，重新运用这一被批评过的理论并且以其作为没有疑问的理论起点，就需要对过去的批评作出有效的回应，而且需要进一步地或者从其他角度去说明被批评过的理论为什么可以具有解释适用的能力。否则，重新“拾起”这一理论，在学术上便是可疑的。于是，批判法学在“法律的不确定性”问题上，也就给中国读者留下了学术疑问（中国读者可能由此也就更多地注意了批判法学的政治意义）。
在我看来，其中涉及的“评介里的建构”问题就是一个被易忽略的问题。在评介现实主义法学和批判法学的中国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介绍和说明。但是，这些介绍和说明，尽管其中转述内容可以一一对应两个学派原典中的种种论说，可以在其原典中找到基本的“原文出处”，然而，它们似乎缺乏在这些论说中建立“中国读者可予理解的”逻辑通道。换而言之，这些介绍和说明似乎没有以中国读者可以清晰理解的方式，在这些论说中搭建消除上述学术疑问的逻辑机制。在此，通过评介的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其最为重要的功能在于“描述”，而非“疏通”。于是，通过这个例子，在中国自身法学理论和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评介表达”之间，我们也就可以发现一种“两极分化”：一方面，中国自身法学理论是可解释的从而也是可理解的，进而是可展开争论的，中国法学学者在中国自身理论的语境中可以畅通无阻地交流争辩；另一方面，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尽管是可阅读的，然而却是难以解释的从而也是难以理解的，进而也是无法争论的，更加无从展现中国式的交流争辩。在相当一些情形中，中国读者可以知道西方学者说过什么，但是无法理解西方学者何以这样言说。学术交流的意义在前者中也即中国自身理论的语境中是没有障碍的，在后者中则是困难的。
这样，人们也就容易遭遇一个尴尬问题：为什么一种类似批判法文秘站:学的“法律的不确定性”理论在国外学界可以引起进一步的激烈学术争论，而其在中国仅仅是被复述、被谈论或被简单地加以评论[19]而已？一种解释当然可以是这样的：类似批判法学的“法律的不确定性”理论在中国是缺乏深入讨论意义的，中国的法治或说法律制度尚在建立之中，许多法律实践中的与“法律的不确定性”相关的法学问题尚未达到“列入议事日程”的必要程度。这种解释，从学术角度而言，可能是缺乏意义的。因为，即使中国的法律建设尚未达到某一阶段，相关的学术探讨依然是可以在理论层面上展开的。理论中的学术思考，并不一定因为实践上的紧迫性才拥有可深入探讨的时间表。另外一种解释可以是这样的：西方法学学术思考的逻辑，和中国法学学术思考的逻辑，有着差异；我们这里认为属于问题的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可以不是问题，反之亦然，所以，“批判法学沿袭现实主义法学的‘不确定性’理论”这一问题在中国可能不是一个问题。这种解释，也是不易令人信服的。因为，这种解释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外法学交流的可能性。同时，这种解释似乎暗含了西方法学理论总是有着中国读者无法理解的“非逻辑”的成份的意思。面对西方法学，我们恐怕难以断言西方法学学者是在争论一些在逻辑上存在疑问的问题（前面的分析也是可以暗示这一点的）。实际上，批判法学甚至现实主义关于 “法律的不确定性”的讨论有着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在学术思路上是明显需要加以说明的。[20]
我们可以注意，第一，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评介建构”，其中所包含的“各种叙事情形”虽然我们难以对其作出一个大致的格式化的概括，但是，如同前面已经提到的，其中一点则是比较清楚的：这些评介建构的基本叙事意向在于希望“直接”、“简洁”、“概括”地讲述西方法学理论的主要观点、主要推论。对主要观点、主要推论进行讲述的期待，以及对“直接”、“简洁”、“概括”等标准得以实现的期待，使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评介建构”往往拘泥于了外国原典的缩减叙事结构，或者拘泥于了外国法学“第二手”的缩减转述结构[21]，从而使这种建构成为了一种“缩略翻译”。然而，如果是真正的“缩略翻译”，倒也是应予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同时在于这种“缩略翻译”实际上表现了中国作者叙事的“自我缩减理解”，特别是“学术推进的目标缺席”。换言之，这样一种“中国评介建构”，一方面成为了“自我缩减式的概述”，另一方面尤其是缺乏了一种学术理解的目标前进，也即缺乏了解决叙事对象中的学术难点的深入设想，进而缺乏了理解叙事对象中的学术关键脉络的重要企图，最终缺乏了把握对中国读者而言可能是至为重要的学术环节。所以，批判法学对“法律的不确定性”学说的沿袭，以及这种沿袭和现实主义法学的“承认错误”，在“中国评介建构”中，其相互之间也就出现了学术断裂。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直接”、“简洁”、“概括”，实际上可能变成了“间接”、“粗略”、“大致”，所谓的“直接”、“简洁”、“概括”实际上可能没有把握对中国读者来说可予理解的思想线路，实际上可能造成了某种 “误解”甚或“误会”。因此，中国的“评介建构”忽略了在西方法学和中国法学双重语境中建立相互融通的理解场景，从而忽略了中国读者的理解预期，更为准确地来说，极为可能忽视了西方法学语境中的“已经理解”和中国法学语境中的“尚未理解”的区别。当然，这种“直接”、“简洁”、“概括”的操作并不是完全失效的。我们自然可以发现一些类似的“评介建构”获得了中国式的读者理解。比如，对于20世纪以前的西方法学理论来说，其中的确不乏有效成功的例子。 [22]但是，对于20世纪以来的西方法学理论来说，我们看到的则是大量的“理解缺席”。中国读者时常提出了“为什么这个现代、当代西方学者或者流派提出了这样的理论”之类的问题[23].就此而言，作为例子，如果为了解决前面提到的类似现实主义法学和批判法学的理论延续的问题，那么，就必须在“法律的不确定性”问题上作出细节化的深入分析和解释。而且，针对各种现有的现代当代西方法学理论，都应调整中国“评介建构”的叙事策略，至少，首先需要解决一些明显的可以作为问题加以提出的疑问，首先需要实现中国法学语境中的“已经理解”。
第二，与前面一点相互联系，1980年代以后的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评介建构”，包含了一个“介绍知识、提供知识”的叙事意向。这里的意思是说，对于中国 “评介”者而言，西方法学理论是应当作为一种“知识普及内容”来进入中国的。具有留学机会或者掌握他种语言资源的中国评介者，时常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定位为 “知识的传输者”。其实，“评介”一词的使用本身已经暗含了这种叙事意向。在我看来，知识的介绍、提供、传输，有时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比如，告诉他人某些历史法律现象的来龙去脉，某些历史上的以及今天的中国或者外国的法律制度是怎样运作的，甚至包括某些西方法学理论是怎样阐述的，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展开思考的必要前提。但是，知识介绍者和知识接受者的权力位置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后者的消极被动，以及后者只能知道“这是什么”连同简单层面的、无法用于对话的“这为什么”，还有前者的“自恃已经清楚”。就前面提到的现实主义法学和批判法学的“中国评介建构”来说，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的知识权力位置形态。相当一些相关的“中国表达”，是以知识的传输作为目的的，而且讲述这些法学的学者时常假定了听者的
对面存在。于是，阅读者时常不自觉地处于了知识接受者的位置，从而将这些法学理论当作一种“知识”加以对待，从而不自觉地受制于了知识介绍者的“领导权”，相反并不关心其中关键的诸如上文提到的“学术断裂”这样一类问题。与此对应，知识介绍者往往认定了自己的介绍是明确的、条理的、没有疑问的，从而不自觉地实施了“领导权”。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另外一种知识权力位置关系：对话的知识交流。在对话的知识交流中，不论“说者”还是“听者”，都在准备转换自己的叙事角色。换句话说，他们都在准备在某个时刻成为陈述主体的“说者”，在某个时刻成为受众主体的“听者”。在这样一种知识权力关系中，西方法学理论作为叙事内容也就必须成为“可交流的”、“可辩驳的”、 “可反复解析的”。于是，西方法学理论也就必须在对抗的知识权力关系中展示自己的话语能力。无论“说者”还是“听者”，都必须在充分理解西方法学理论的学理路径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关于“西方法学理论”的辩驳。在这个意义上，针对前面提到的批判法学的例子，双方都要从学理层面上深入细化地解释并且争辩为什么批判法学可以在现实主义法学已经承认自己错误的条件下依然主张“法律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也就需要变为主动的学理追问者。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作为一种对话分析式的“评介”，在这种“评介”中，撰述者通常是以“平等对话”的意识展开“评介”的，仿佛评介的“西方对象”是同类语言的本土法学自身语境的学术伙伴。这种对话式的评介，在中国法学中已经出现过[24]，有时也是不乏成功的。我们可以发觉，通过这种对话式的评介，批判法学与现实主义法学在“法律的不确定性”问题上的延续关系，就可以得到必要的学术分析和澄清。因此，在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评介表达”中，我们应当设想“知识介绍者和知识接受者的关系”如何可以更多地向“对话的知识交流的关系”逐步加以转变，应当设想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如何可以更多地逐步转换成为主动的学理追问者。为了实现有意义、有价值、有学理的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这些逐步转变是应当展开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意识到，这些转变实际上可能意味着叙事角色的另一重大转变：将中西不同地域学术主体之间的关系转换为中国本土学术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转变，也在意味着中国学者在理解西方法学理论的时候仿佛是在理解中国自身生产的法学理论。这样一些转变以及重大转变，对于西方法学理论的透彻理解的实现，对于西方法学理论经过透彻理解成为中国本土话语论辩的资源，可能都是具有意义的。本文后面还会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二
1980年代以后的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建构”，已经加剧了人们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忽：西方法学理论是如何在“想象”中被展示的？使用“加剧”一词，当然是在表明“西方法学理论的想象”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谨慎地说，在对西方的了解中，想象是十分难免的。如果准确地说，那么，任何关于西方法律法学的认识都伴随着“想象”。在这里，“想象”被定义为认识主体自身建构的一个“思想中的现实”。
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法学中，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具有引导意义的西方法学理论的“思想评介”，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个事实：西方法学理论特别是现代西方法学理论基本上被理解为了一些主要形态，比如，“实证法学、自然法学、社会法学为代表的三大流派三足鼎立”，“哈特与德弗林、哈特与富勒、哈特与德沃金的三大争论引人注目”，“狄骥、庞德、凯尔森等人的理论是主要理论”等，当然还有“现实主义法学、综合法学的挑战”等，以及后来的“批判法学、后现代主义法学的崛起”，“哈贝马斯、考夫曼、卢曼的重要学说”等。在这种理解中，西方法学理论被想象为了由某些基本要素（外加一些次要要素）构成的“话语存在和话语流动”。我们当然不能认为这种“想象”中没有较为准确的对象表达，作为对象的这些西方法学理论“基本要素”，即使是在西方法学语境中也是被时常讨论的、争论的。但是，当我们逐渐进入更多的西方法学文本，进入更多外国语言所表述的西方法学理论，比如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语言所表述的理论，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展示“主要形态”或“基本要素”的西方法学理论可能仅仅是更多西方法学理论中的一个微小部分。中国学者当然可以认为，在理解西方法学理论的时候，应当注意“主要的”、“主流的”、“影响巨大的”，即使它们是微小部分的。但是，什么是“主要的”、“主流的”、“影响巨大的”？面对多数西方法学理论的时候，这些问题是难以说清的，这些修辞是难以定义的。如果设想全部的西方法学理论，并且无期限地考察所能发现的各种不同西方法学理论，那么，这些问题注定是无法说清的，这些修辞注定是难以定义的。此外，即使是可以说清的、可以定义的，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实际例子说明这些修辞是难以使用的。比如，在目前中国法学中，美国学者庞德的理论依然被不少人认为是“主要的”、“主流的”、“影响巨大的”，然而，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英语文献中，庞德的理论至少比起波斯纳、阿克曼（Bruce Ackerman）、桑斯坦（Cass Sunstein）等人的当下理论，远远不是那么“主要”、“主流”、“影响巨大”，除了思想史的介绍之外，人们几乎不易发现法学文本再去提到甚至讨论庞德的理论。因为，人们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再去重看、重提庞德的“稳健理论”。另一方面，即使在现有中文翻译过来的外国不同语言的法学丛书文本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一种语言中的“主要”、“主流”、“影响巨大”的理论，在其他语言中未必是“主要的”、“主流的”、“影响巨大的”。比如，较为典型的就是 1990年代后期以来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丛书和200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法律文库》丛书，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作为“主要”、“主流”、“影响巨大”标志的文本是被怎样表达的，是被怎样主观定义的。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主要”、“主流”、“影响巨大”其本身可能就是被“想象”的。当然，在此，本文着重讨论的是“评介”中的想象。
那么，这种“想象”中包含了怎样的问题？
首先，这种“想象”借助了另外主体的“想象”。这里的意思是说，在评介的过程中，如同前文提到的借助外国第二手的转述结构一样，中国撰写者时常会借助他国的学者著述（或者口头介绍，比如外国学者来华介绍）或者其他方式[25]来建构所谓“主要的”、“主流的”、“影响巨大的”西方法学理论。同样如前所提示的，一个事实是难以否认的：中国学者不可能阅读所有西方法学文献之后再对西方法学理论予以概括。因此，借助另外主体的“想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此所以提到“另外主体的想象”，这是因为作为他国学者的“另外主体”同样没有可能阅读所有西方法学文献之后（这也是不可能的）再去提出某些法学理论是“主要的”、“主流的”、“影响巨大的”。另外主体，同样需要借助一些“想象”，来完成自己的“想象”。于是，中国评介者关于西方法学理论的“想象”，是种经由 “他者不断想象”来完成的“想象”。这里并不涉及“以讹传讹”的问题，“是否以讹传讹”的问题在此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26]，在此重要的是“想象”何以经由他者的想象予以建构和予以完成。
在经过他者想象的过程中，许多“媒介”是十分值得关注的，比如体现为他者制作的较为标准的教科书、“评介”论著、百科全书、辞书等[27].在评介西方法学理论的时候，中国撰写者当然会主要地参考这些“媒介”所表达的学术景观。因为，这些媒介时常被赋予了一些“权威”或者“重要参考价值”的意义。于是，借助他者想象的中国“评介”实际上往往起到了传输这些“权威”媒介中的“西方法学理论”的作用，更为准确地来说，如果他者的“评介”制作也是经过参考过程的，那么，中国的“评介”不过就是“所谓权威评介”传输链条的一个后续环节，其隐蔽的作用是在加强原来已经构成的“权威想象”。
在这里，人们容易忽视的一个深入问题是这种不断想象、连续想象的过程其
本身所包含的“主观断定”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法学理论的时候，究竟“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特别分析的”、“什么是具有经典意义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不是没有争议的，不是没有不同看法的。法学理论作为一类思想产品，其和法律实践以及政治立场当然包括学术旨趣有着密切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西方某些学者看来十分重要的法学理论，在另外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可能是不重要的，或者次要的。在判断“重要”、“值得特别分析”、“具有经典意义”的时候，“主观断定”必然会发挥着导引作用。就以西方法学理论本身来说，我们可以注意，在经由边沁、奥斯丁、霍兰德（Thomas Holland）、凯尔森、哈特、麦考密克（Neil MacCormick）、拉兹（Joseph Raz）等人发展起来的今天依然“在场”的实证法学传统中，诸如前面提到的批判法学，还有曾经出现的法国马利旦一类的新神学自然法学，以及后来出现的女权主义法学、后现代法学、新实用主义法学，甚至包括法律经济学，所有这些后者法学的意义是微乎其微的[28].另一方面，在德沃金的法学理论中，我们也十分难以看到新神学自然法学，还有诸如批判法学等左翼法学理论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29].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迅速发展的、具有学科交叉特点的西方法学理论中，比如法律阐释学（Legal Hermeneutics）、法律人类学（Legal Anthropology）、法律符号学（Legal Semiotics）、法律语言学（Law and Language）、法律与文学（Law and Literature）中，被西方学者往往视为“正宗传统”的奥斯丁式的实证法学，富勒的自然法学，包括总是引起一些西方学者不同程度注意的现实主义法学，其意义则是同样有限的。实际上，西方学者从“自己学术主义”的角度来说通常认为自己的研究目标是重要的，其他学术研究目标是次要的，同时，在他们的眼界中，某些法学研究目标可能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这意味着，从任何一个学术理论的角度来看，作为他者的法律学说都有可能要么是次要的，要么是没有意义的。于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隐蔽问题就是：我们所接受的经由西方他者教科书、“评介”论著、百科全书、辞书等表达出来的“西方法学理论”，是否属于某一角度或者某一“主观断定”之中展现出来的“西方法学理论”？在我看来，答案可以是肯定的。即使西方某些学者竭力追求“全面”、“整体”的展现，其依然难以摆脱自己的“主观断定”。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看法：任何文本的撰写是空间有限的，正是因为空间是有限的，所以作为写作对象的“西方法学理论”也就难免被置入 “主要和次要”、“中心和边缘”直至“应写和不应写”的二元框架，更何况法学理论的提出，其本身就是立场化的，就是“主观旨趣化”的。其实，针对“中国法学理论”而言，在中国法学的相应撰述中，我们未必不能看到同样的情形。因此，我们也就需要正视中国撰述者在参考西方“评介”过程中所陷入的西方某些学术操作的“主观断定”，就需要在“权威断定”中辨识“权威”是如何被“断定”的，就需要在其中剥离隐藏着的学术制约关系。当然，探讨这里的“主观断定”，目的并非在于实现“客观认识”、“客观断定”，所谓的“客观”是不可能的，目的在于提醒“想象本身的立场、旨趣的存在”，在于提示不断冲破“想象边界”的必要和意义。
其次，与前面一点相连，也与前面所分析的“知识介绍者和知识接受者的权力位置关系”相关，中国“评介”中的“想象”支配了作为中国阅读者的“想象”。正如人们所深知的，也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至少相当一段时期以来，甚至是在今天，大多数研究法律的中国读者并不能够直接运用外语进入西方法学语境。于是，中国学者的“评介”也就自然容易发挥重要的导引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阅读者的“想象”，实际成为了“西方法学理论”的“想象链条”的终端。当然，是否成为终端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想象”之中存在的“权威化的学术权力现象”。这里的意思是说，“评介”者在西方法学理论的传播中具有重要的知识权力， “阅读”者的“想象”于是也就成为了“评介”者的“伴随想象”。进而言之，我们也就看到了关于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权威存在”。这种“中国的西方法学理论权威”的出现，正如其他“法学权威”现象一样，从另外一个层面深深地既导引着又限制着中国法学的思考视野，当然首先是认识西方法学理论的视野。例如， 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若干学者对西方法律经济学的法学理论的“评介”（当然还有若干原文篇章的翻译），中国法学界大体认为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是重要的前沿理论，随之而来的是对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思路的逐步讨论，甚至逐步将其变成中国法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直至“显学”[30].在这一阶段，西方的批判法学、女权主义法学、种族批判主义法学还有法律与文学等已经占据西方法学重要阵地的理论对多数中国读者来说是陌生的。[31]中国的“西方法学权威”，在揭示了一些西方前沿理论的同时，也阻碍了一些西方前沿理论的“中国进入”，进而使中国法学不能更早地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背景中展开法学思索。此外，尽管中国法学始终强调着“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法律问题，从而中国应当拥有自己的法学问题”，但是，“应当重视‘被评介的’西方法学的先进前沿的理论”的观念依然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这样，在追求了解西方最新理论的过程中，中国的“西方法学权威”在排列西方前沿法学理论的“重要”、“次要”的顺序上同样展示了并不乐观的定性作用。在此，如果我们认为法律实践问题是复杂的、多元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问题始终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法学理论总是法律实践要求的重要表达，那么，在增加对西方法学理论多重了解的同时，淡化“中国的西方法学权威”在“重要”、“次要”上的定性作用，无疑对中国法学同样是有益的。概括来说，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代以来，“评介”西方法学理论的作者是越来越多的，但是，带有一种权威符号的作者主体，则是依然极为凤毛麟角的。如前所述，这样一种“权威”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妨碍了西方法学理解的多种渠道的展开。“权威”的意义，正是因为评介者的“想象”可以支配阅读者的“想象”，所以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能够感觉，1980年代以来的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常常展现为了中国的“西方法学权威”的想象表达，从绝大多数的中国法学文本来看，西方法学理论的讨论常常浸透着“中国的西方法学权威”话语的印记。从中我们可以发觉，这种权威是如何依赖“中国阅读者”支持的，“中国阅读者”是如何推动这种权威得以出现的，两者的“合作关系”又是如何加强了对西方法学理论的“唯一想象”。在此，本文没有否定“权威” 的开拓价值，任何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进入”，都需要某些评介者的先行介绍。但是，权威一旦形成就有可能阻碍后来新者的呈现，而后来新者是可以、可能带来新的法学资源当然包括西方法学资源的。就此而言，中国法学需要保持对“中国的（包括西方的）‘西方法学理论权威’”的适度警惕。
三
如果西方的西方法学理论的“想象”支配着中国评介者的“想象”，中国评介者的“想象”又在支配着中国阅读者的“想象”，那么，从中国法学的立场和语境来说，中国评介者和中国阅读者的知识背景就是一个需要考察的问题。
这种知识背景涉及了两个层面。其一是中国评介者的背景知识。其二是中国接受者的背景知识。从今天看，中国法学知识已经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不仅在观点上而且在理路上，中国法学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不是“一种范式”可以总结勾画的了。但是1980年代初期，以及后来的相当一段时期，中国法学知识就其总体而言包含着一个较为主流化的话语倾向。在此，我主要是针对基本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观念而言的。就基本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观念而言，除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以及影响之外，其主要内容恐怕就是19世纪末在西方大体形成、20世纪中期在中国开始推广并且延续持久的“教科书式”的知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教科书式” 的法学知识，不论对中国的评介者而言，还是对中国的接受者而言，都是理解西方法学理论的背景条件。如果在“评介”、“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和这种背景条件彼此适应，而且是
两者与这种背景条件同时彼此适应，那么，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进入”则是没有障碍的，相反，我们看到的则是“认知陌生”。实际上，可以发现，1920年代之后特别是1950年代之后并且延续至今的西方学界本身生产的相当一些法学理论，在中国法学语境中基本上遭遇了“认知陌生”。这种现象与中国法学知识的“教科书化”的制约有着密切关联。在此提到“中国进入”，意在提示这样一个意思：如果一种知识在中国仅仅被理解为了“是什么”，没有被理解成“为什么”，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被理解为一种“中国语境中的论说资源”，那么，这种知识实际上是没有实现“中国进入”。当然，这里并非涉及中国评介者和中国阅读者的水平问题，只是涉及背景知识不同的差异问题。本文所关注的是“差异”。
我们可以注意一个例子。英国法律学者哈特（Herbert Hart）的理论对中国学人来说是不生疏的。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中国法律学者提到哈特的“两种规则的结合”、“内在观点”、“外在观点”理论，还有其他诸如 “实然法与应然法分开”、“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理论。从西方语境讲，哈特理论为人关注是在1960年代以后。在1961年《法律的概念》出版之后，西方学者开始广泛分析、讨论、争论哈特的学说。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哈特的名字以及他的某些思想开始在中国出现。后来随着一些“评介”，以及哈特个别原文的翻译，还有1996年的《法律的概念》全书中译本出版，哈特的理论开始成为一个“关注对象”。但是，一个事实是非常明显的：尽管不少中国学者文章在讨论哈特的理论，其最为核心的“两种规则的结合”、“内在观点”的理论，依然没有成为中国法学理论的论说资源，我们几乎难以发现中国学者，包括那些评介者，运用这一最为核心的哈特观念去分析法律的一般问题。换言之，我们可以发现哈特的最为核心的理论没有实现实质的“中国进入”。即使针对今天的中国法学“多范式”的状况来说，情形也是大致如此。与此不同，在西方国家至少在英语国家，哈特的上述最为核心的思想成为了广泛思考的论说资源。更为需要注意的是，1970年代以后，哈特的这一核心思想几乎成为新的理论，比如德沃金的法律原则理论[32]，如果要确立则必须以其作为批判出发点的“关键”。这并非是说只有哈特理论在中国成为学术的论说资源，成为中国新的法学理论的批判出发点，中国法学才是“学术中”的法学，而是在说，我们至少应当注意为什么哈特的理论可以在后来的西方法学中成为一种学理讨论的出发源头，至少应当注意，在西方学术语境相当成熟的条件下，一种理论可以成为论说资源，其本身就已说明这种理论的“西方本身本土进入”的实现标志，以及实质的“中国进入”的实现所需要的标志。因此，问题也就在于中国法学知识的背景状况。
通常来说，在西方法学语境中，哈特的核心学说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可以更好解释法律一般现象的理论框架，至少优于诸如奥斯丁实证法学、萨维尼历史法学、弗兰克现实主义法学的理论框架。作为一般性的描述知识，法律理论应当解释更多的法律现象。显然，西方学界基本认为哈特的学说发挥了这一功能。[33]哈特学说的关键在于很好地说明了，就法律制度的存在（更准确地来说是法律规则的存在）而言，义务规则是怎样依赖授权规则的，在义务规则别是在授权规则中，诸如 “内在观点”和“效力意识”是怎样发挥作用的[34].具体来说，根据哈特的理论，诸如“不得违约”之类的义务规则，既可以是道德规则，也可以是习俗惯例，同时还可以是法律规则，然而，其可以成为法律规则首先是因为存在着另外一种规则，这一另外规则规定了诸如“不得违约”的义务规则得以获得法律意义的内容。这一另外规则就是授权规则。没有这种另外的授权规则，人们实际上是难以判断诸如“不得违约”这样的义务规则究竟是法律规则，还是道德规则、习俗惯例。深入来讲，当“不得违约”的义务规则被国家立法机构加以规定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发现一种授权规则：国家立法机构有权对其作出规定。这一授权规则，可能是社会某种机构比如国家机构已经另外制定的，也有可能是社会中自然而然存在的。就“自然而然存在”来说，授权规则是“实际上”获得人们认可的一种规则。尤为关键的是，不论制定出来的还是“自然而然存在”的授权规则，其中都包含着“内在观点”的问题，也即“‘人们主观上认为这是有效的’观点”。没有这种“内在观点”，授权规则也就无法存在，从而义务规则也就无法成为法律规则。我们的确难以想象如果人们并不认为“国家立法机构有权制定”（不论其是制定出来的还是自然存在的），换而言之，如果人们没有一种内在观点，那么，还能存在“‘不得违约’的义务规则依据国家规定可以有效”的问题，还能认为“不得违约”的义务规则是法律规则，而非道德规则或习俗惯例。[35]
但是，前述中国主流化的法学知识背景条件阻碍了中国评介者对这些学说的有效解释，同时阻碍了中国阅读者对这些学说的“原著”以及“评介”的有效理解。作为评介者，中国学者可以很好地使用对应语言将哈特理论叙述出来，然而，一一对应的中文与外文的表达结构，并不意味着对象理论可以呈现清晰的“理解线路”。作为阅读者，中国学者可以明确地知道“哈特评介”的文字含义，但是，文字含义的“知道”本身却并不能够保证读者可以在对象文本中获得自我信服的“思考把握”。相对哈特的理论而言，中国的法学知识有着重要的路径差异。众所周知，中国法学知识当然也在探讨“义务”、“权利”、“权力”，以及探讨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规则（过去常用“规范”一词，现在既用“规范”，也用“规则”等词）包括法律规则的态度。我们也在讨论“不得违约”之类的义务规则、“国家立法机构有权制定”之类的授权规则。然而，在中国法学知识中，“不得违约”之类的义务规则所以具有法律的意义，仅仅是因为其是国家立法机构制定出来的。只要是国家立法机构制定出来的，那么，所定规则也就是法律的规则。但是，如果国家立法机构制定了“不得违约”规则，然而社会中并不存在“这种制定是有效的”观点，包括立法机构内部成员并不存在“这种制定是有效的”观点（尽管现实中这是不大可能的），也即哈特所说的“内在观点”，那么，被制定出来的“不得违约”能否成为一个法律规则？这个制定行为本身能否成为一个展示“授权规则”的行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得违约”依然可能是道德规则、习俗惯例，或者其他种类的非法律的规则，制定行为依然可能仅仅是个单纯的“没有效力”的制定行为。换句话说，“国家立法机构制定”和“国家立法机构有权制定”的表述，是不同的表述。前者仅仅表达了一种行为存在的意思，后者则表达了一种“这是有效的”意思，两者表达了不同的观念或说哈特提到的“外在观点或者内在观点”（前者属于“外在观点”，后者属于“内在观点”）。正是这种“这是有效的”意思，或说其中包含的“内在观点”，使得“不得违约”经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成为“应予遵守” 的法律规则的前提关键，也是“国家立法机构制定”成为一个“授权规则”的行为的关键。显然，中国法学知识在此没有一种“类似哈特”的知识谱系。同样显然的是，中国法学知识没有包含“制定”和“有权制定”有着根本区别的知识。于是，哈特的“两种规则结合”和“内在观点”，以及两者的重要相互联系，在中国也就缺乏应予理解的思考动力。[36]
在此，我不认为我对哈特理论的解释才是唯一正确的解释，但是，我的确认为我的解释可以说明哈特“两种规则结合”和“内在观点”之关系的可予理解的含义。而且，我认为我所提供的解释可以说明两种法学知识的背景差异，此外可以提示哈特理论如何可以实现“一个西方法学理论的真正的‘中国进入’”（因为，哈特理论可以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中国自身的法学知识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成为中国法学探讨的一个论说资源）。当然，针对哈特理论来说，为了实现“一个西方法学理论的 ‘中国进入’”，这种提示不是唯一的提示，我们完全可能提供另外的提示。
那么，为什么需要认识理解这里提到的法学知识的背景差异？
前文在哈特理论个案上的分析，似乎是在表明“西方法学知识的细致解释是重要的”，似乎是在表明“将西方法学理论和中国法学知识在微观理解上加以疏通是重要的”。自然，这些的确是重要的，是需要不断努力的。然而，认识到这一分析的另一目的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中国法学思考本身的积极展开，才是实现西方法学知识的“中国进入”的真正条件。这里的意思是说，认识理解这种背景差异，也许能够促使我们追究一个深层的问题：为了实现西方法学理论的实质性的“中国进入”，进而推动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我们究竟应当首先细致解释西方法学理论、不断引入西方法学理论，还是应当首先在中国法学内部积极拓展新的思路、发展新的思考？
在我看来
，中国法学思考本身的积极展开，是首要的。
思考本身的积极展开，包含了多层次的含义。首先，因为法律是务实的，是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所以这种积极展开应当是在中国复杂的法律实践背景下实现的。中国的法律实践首先应当是中国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丰富多彩的中国法律实践中，隐含着盘根错结的法律问题，许多这类问题既需要给予实际的解决办法，也需要给予法学学术的讨论和辨析，而实际的解决办法和学术的讨论辨析又是相互支持的。在和法律实践的彼此勾连中，法学学术也就更为容易寻找自己的生长点。此外，对复杂的法律实践的学术关注，可以形成“复杂”的法学学术场景，而西方法学理论的多样化在一定意义上恰恰又是以复杂实践同时以复杂学术场景作为条件的。这样，这里的一种可能性是值得注意的：中国法学越是可以形成复杂的学术场景，其本身越是可以产生“与西方复杂学术场景中的学术思考彼此类似”的学理意识，毕竟，不同区域里的人们各自的思维越是复杂，他们思维的方向、结果越有可能走向“不谋而合”。其次，因为法学也有社会科学理论化的品性，具有学术理论的思路表达，所以这种积极展开另一方面是需要在自我辩驳的条件下实现的。自我辩驳当然不是空洞的讨论，而是说理的追求。在说理的追求中，法学也就更为可以在自我理论完善的同时提高对法律现实的解释能力。
于是，思考本身的积极展开，也就具有了一种重要的意义：促使中国法学针对法律实践去反思自己的知识背景，促使中国法学依托学术场景的复杂去考察自己知识背景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催促中国法学知识背景条件的变化涌动。如上所述，知识背景实际上既是中国法学展开研究的控制因素，又是面对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进入”的控制因素。这样，知识背景条件本身的变化涌动，也就势必可以成为“西方法学理论被予理解”的一个“解放”环境。
其实，在1980年代以后至今的中国法学的某些理论语境中，我们可以发现，思考本身的积极展开的确起到了催促中国法学背景知识的变化涌动的作用，进而起到了促成“西方法学理论较易理解”的条件或环境得以实现的作用。比如，中国法学理论对“法律原则”的分析讨论就是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一些重要的论著以及教科书中对“法律原则”一类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法学是以诸如“法律目的”、“立法目的”、“法律精神”、“立法精神”、 “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等语汇的方式展开讨论的。其时，随着中国《民法通则》还有其他法律的制定颁布，以及《民法通则》当然包括其他一些法律在中国法律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中国法学开始讨论作为具体法律规则的基础的“原则”所应当具有的作用。中国法学的讨论，当时已经逐步靠近“法律原则是否能够成为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问题[37].在讨论中，我们还能发现，各种观点已经围绕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区别、关系等方面加以展开[38].这样一种讨论，逐步改变了中国法学“法律仅仅是由逻辑结构完整的法律规范构成”的知识传统[39]，进而，为后来人们深入理解德沃金的法律原则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当然，接近1990年代中期，德沃金的法律原则理论也反向成为了与法律原则相关的中国法学知识演化的一个重要来源。[40]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重视地方性知识的西方法律人类学观点在中国法学中的演变。西方的与法律相关的地方性知识的理论，其中一些在1990年代中期已经被介绍到中国[41]，但是，这种理论的“中国进入”的实现，则是在中国学界开始深入讨论诸如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之后。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一些社会学者、人类学者、历史学者当然还有法律学者，开始结合中国本土的田野资源研究相关的法律问题，当然，也是结合西方的一些相关理论进行研究的。[42]这些研究因其与中国的各种具体法律实践有着密切关联，从而引起人们的兴趣和争论，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法学知识背景的内容变化。经此，人们考察法律不再是固定的、单一的 “国家法律式”的模式，相反，多元化的法律观逐步成为了人们考察法律的一个手段。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后来更多的关于法律现状、法律历史的西方的带有地方性知识话语色彩的理论，变得“进入”顺利。当然，上述西方相关法律理论在后来同样成为了中国法学知识自身深入变动的一个诱因。
其实，前面对“中国法学思考本身的积极展开”的分析，反过来又可以说明上文所分析的哈特理论的“中国进入依然困难”的部分缘由。
四
本文对中国法学知识背景差异的分析，以及对“中国法学思考本身的积极展开”的强调，是可以而且也是应当运用于本文第一节所分析的在评介西方法学理论过程中的“学术推进的目标缺席”、“知识接受的被动位置”等问题的，以及第二节所分析的在评介西方法学理论过程中的“主观断定”、“权威导引”等问题的。
在第一节中所提到的“学术推进的目标缺席”、“知识接受的被动位置”，实际上和中国法学知识背景的控制，以及中国法学知识本身没有变化涌动，有着相互关联。因为已经存在较为固定的中国法学知识背景，特别是存在着“依然故我”的中国法学知识背景，中国“评介者”的“学术推进的目标缺席”、中国“接受者”的 “知识接受的被动位置”，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作为西方法学理论的“评介者”，当发现作为对象的中国法学没有出现问题域、争论点、变化思、求新欲的时候，自然容易缺少深化解说的学术动机，自然容易将中国的接受者视为自己知识（自己所掌握的西方法学知识）的支配对象。相反，如果中国法学知识背景已经出现了活跃的理论思考，那么，中国的评介者就会积极推进自己的学术理解，尽力将西方法学理论的学理在中国语境中予以“本土化”。与此类似，当作为中国法学知识背景中的成员的法学学者在基本理论上没有新的疑问、困惑、论辩的时候，我们也就容易发现评介者在西方法学理论上的“主观断定”、“权威导引”的知识权力现象。反之，如果中国法学成员针对基本理论出现了“动摇”、“反思”、“质询”，那么，“主观断定”和“权威导引”本身就会不断遭遇地位上的知识权力威势的危机。于是，积极推进中国法学知识背景的变化涌动，实际上是避免关于西方法学理论的“学术推进的目标缺席”、“知识接受的被动位置”得以呈现，还有避免“主观断定”、“权威导引”得以呈现的基本条件。
概括来说，作为结论，在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中，西方法学理论的“直接进入”有时可以带来中国法学理论的变化，但是，这是比较微小的，甚至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更为重要的而且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法学理论本身如何可以激活、争论，以及中国法律实践本身所引发的实际问题，其所产生的对西方法学理论的某种需求如何可以增加。当在中国法律实践中发觉了真正的问题，并且由此展开中国式的法学探讨，西方法学理论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法学资源“真正进入”中国，为中国阅读者所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这一问题，实质上是“中国法学知识自身首先应当不断鼎故革新”的问题。在期待中国法学可以伴随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从而不断发展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盼望中国法学自己首先行动起来、激活起来、跳跃起来，形成中国自己的法律问题和法学问题，而不是首先盼望西方法学理论首先大量的“评介引入”。在这个意义上，“评介式”的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似乎应该适度让位给前文已经提到的“对话式” 的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而且，“对话式”的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似乎又应成为中国法学知识背景出现变化涌动的一个刺激行动。
注释：
[1] 本文中的“西方法学理论”主要限定在“西方法理学理论”。
[
2] 有关信息参见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61-89，特别是页74 -77.
[3] 一个例子可以参见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进入有限”的原因是很多的，比如，即使掌握了外语然而依旧不易直接读到原版著述的问题（诸如不易出国研修、图书提供有限），或者其他问题。
[6] 关于德沃金来华讲学的情况，可以参见中国各主要学术网站所刊登的消息。另见朱伟一：《与大师对弈：“德沃金法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侧记》，《科学决策》2002年第7期。
[7] 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中国读者抱怨对翻译过来的外国法学著述“无法读懂”。
[8] 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学者的“评介”论著，主要是这种情况的。
[9] 自然，前种和后种形式有时也是不易分清的。
[10] 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11] 现实主义法学在1980年代以前的中国法学界，也是为人所知晓的。这里主要是指1980年代初期之后的中国学者对现实主义法学的重新开始了解。
[12] 批判法学的某些重要文本本身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例子参见Robert Gordon， “Unfreezing Legal Reality：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aw， ” in 15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87）， p. 197.
[13] 现实主义法学这个观点的例子，参见Karl Llewellyn， The Bramble Bush： on Our Law and its Study， rev. ed.， New York： Columbia Law School， 1930， p. 3.
[14] 这一观点的例子，参见Jerome Frank， Law and Modern Mind， New York： Bretano‘s， 1930， chap. 16.
[15] 卢埃林认为自己的观点最多是对事实的部分描述。见Karl Llewellyn， The Bramble Bush： on Our Law and its Study， preface， rev. ed.， New York： Oceana Publication， 1951， preface， p. 9.弗兰克则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比较偏颇的。见Jerome Frank， Law and Modern Mind， 6th ed.， New York： Bretano‘s， 1949， preface， p. 8.
[16] 批判法学的观点例子，可见Gray Peller， “Metaphysics of American Law， ” 73 California Law Review （1985）；Allan Huchinson and Patrick Monahan， “Law， Politics and Critical Legal Scholars： the Unfolding Drama of American Legal Thought， ” 36 Stanford Law Review （1984）。
[17] 见David Kairys， “Introduction， ” in The Politics of Law： a Progressive Critique， 3rd ed.， ed.， David Kair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pp. 1-23；Robert Gordon， “Some Critical Theories of Law and Their Critcs， ” in The Politics of Law， 3rd ed.， ed.， David Kairys， pp. 641-661.
[18] 参见Gary Aichele， Legal Realism and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Jurisprudenc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0， pp. 51-73.
[19] 我们可以注意中国学者对批判法学的“法律的不确定性”观点的评介。自1980年代后期起，国内一些学者逐渐在《比较法研究》、《外国法译评》（现为《环球法律评论》）《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了讨论批判法学的论文。这些评介相对来讲在“法律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上可能是较为简化了。因为，它们没有更为深入地联系现实主义法学的理论，以及其他一些后来产生的支持“法律的不确定性”观点的理论，去阐述这里提到的相关问题。
[20] 随着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批判法学在支持“法律的不确定性”观点上获得了重要的理论武器，而且，其理论在社会法律实践中也能引人深思。参见刘星：《西方法学中的“解构”运动》，《中外法学》2001年第5期。
[21] 我们有时可以发现中国的“建构”文本参考了西方相关的“评介”文本，在许多中国的文本中注释中可以发现这样的参考。
[22] 在本文第三节中，我将说明为什么可以获得中国式的读者理解。
[23] 从事现代当代西方法学理论教学的人都会遇到或由学者或由学生提出的这样疑问。
[24] 比如，民国时期学者朱显祯撰写了《德国历史法学派之学说及其批判》（《社会科学论丛》1929年第1卷第10期，可参阅何勤华、李秀清主编：《民国法学论文精萃·基础法律篇》，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579-592）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的评价讨论表现了作者极为强烈的对话意识。另外，我们可以注意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也有这样的对话意识，只是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除了时期），这种对话意识通过著述，更为突出地表现为了 “政治正确”的批判和揭露。当然，著述“题目”中所包含的“批判”、“分析”之类的用语，已经表明著述的部分叙事目的。
[25] 比如，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法律文库》丛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被聘为“文库顾问”的外国学者。
[26] 因为，实际上我们很难断定哪些想象是准确真实的，哪些不是。
[27] 在中国学者“评介”的正文和注释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最为典型的“教科书”恐怕就是如下几本：Edgar Bodenheimer， Jurisprudence： 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 of the La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Edwin Patterson， Jurisprudence： Man and Ideas of the Law， Brooklyn： The Foundation Press， Inc.， 1953； J.W. Harris， Legal Philosophies， London： Butterworths Co.， 1980； Reginald.W.M. Dias， Jurisprudence， 4th ed.， London： Butterworths Co.， 1976.最为典型的辞书可能是：David Walker，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
8] 以哈特、麦考密克、拉兹1970年代以后撰述的实证法学著述作为例子，在这些著述中，我们几乎无法发现有关马利旦一类的新神学自然法学的任何语词。
[29] 就批判法学而言，德沃金在自己的重要著作中只是非常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一下这个学派，参见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71-274.即使是在其他著述中，德沃金也是这种态度。
[30] 那一时期的有关法律经济学的介绍以及运用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国法律、法学问题的文献，是较为可观的，已经不是举例可以说明的，虽然今天依然如此。
[31] 关于这些理论与法律经济学理论如何具有同时性，参见Gary Minda， Postmodern Legal Movements： Law and Jurisprudence at Century‘s En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83， 106， 128， 149， 167.
[32] 参见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London： Duckworth， 1978， chap. 2.
[33] 参见Neil MacCormick， H.L.A. Har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Ruth Gavison， “Introduction， ” in Issues in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 the Influence of H.L.A. Hart， ed.， Ruth Gavis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34] 见Herbert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chap. 5.其实，哈特在本书的其他各章，都分散地讨论过这个关键问题。
[35] 当然，就“不得违约”这样的义务规则本身而言，其也存在“内在观点”的问题，也即其中包含“你应当、我应当、他应当如何……否则即是错误的”修辞含义。但是，这是分析一般规则和内在观点的依存关系的问题。参见Herbert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chap. 5.
[36] 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0世纪以前或者早期的相当一些西方法学理论在中国法学中是容易获得“理解动力”的。因为，中国已经具备的法学知识背景与这些理论的知识背景的差异并不严重。
[37] 如林仁栋：《论法的原则》，《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1期；车传波：《论立法精神与法律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当代法学》1994年第4期；董灵：《公序良俗原则与法制现代化》，《法律科学》1994年第5期。
[38] 如马新福：《论法原则》，《政法丛刊》1992年第2期；宁乃如：《市场经济呼唤平等权：试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学研究》1993年第4期；
[39] 人们更多地认为法律包含了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等，并将其视为法律的要素。后来的法学教材基本上都是这样撰写的。
[40] 一个例子可以参见张文显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172.
[41] 介绍例子可以注意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法律的文化解释》，梁治平编，北京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一文。
[42] 作为与法学十分接近的例子，可以注意王铭铭、王斯福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苏力《为什么“送法下乡”》（《社会学研究》 1998年第5期）、强世功《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权力与技术》（《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等。
方法学范文第8篇
本文重点研究安全教育方法学的第二、三层次的方法，即一般方法与专门方法，特别是应用于解决安全教育实践过程具体问题与矛盾的方法与手段，以更好的满足安全教育学其实践与应用学科的特征，增强研究的针对性与应用价值。
1 安全教育方法学的概念
安全教育学是起源于安全教育实践的一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学科特征，因此安全教育学的相关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应用的针对性，相关理论与规律都需要在安全教育实践中接受检验，安全教育方法学的研究也不例外。
安全教育方法学的哲学方法论为方法体系的上层建筑，也是第二、三层次方法的哲学基础，具有明显的认识论的哲学意识与纯理论形态特征，其对安全教育实践及其研究的指导是通过对第二、三层次的方法指导与规范来实现的。
2 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
安全教育研究方法若完全借鉴教育学研究方法，方法体系非常的复杂，也无明确的分类标准，为了加强安全教育研究方法的针对性与系统性，基于上述对科学方法、教育学与安全科学方法的考察，结合安全教育研究的实践性、多学科与多层次的特点，对安全教育研究方法按不同标准分类如下，以构成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
2.1 依据方法性质与属性构建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
安全教育方法学就是研究安全教育及其学科的方法总和，可分为多个层次与方面，按人们认识安全教育学过程的发展顺序和深度的不同，借鉴方法科学对方法的划分规则，将安全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依据其本身的性质与属性大体上将其划分为三类：
（1）获取安全教育实践感性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即感性方法，如观察法、安全实验（试验）法等。
（2）加工安全教育学研究资料和作出相应结论的基本方法，即理性方法。主要包括科学抽象方法、各种逻辑方法、数学方法与科学假说方法等。
（3）综合性方法，也称系统科学方法。它包括系统论方法、控制论和信息论方法等。
2.2 基于研究问题性质来构建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
在方法学中以问题性质为标准可以将研究方法分为：理论方法、实证方法、实验研究方法与历史研究方法四大类，其被广泛应用在教育学的研究中，安全教育学属于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具有教育学的显著特征，因此，可以依据安全教育学研究中问题的性质来构建安全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体系。
（1）安全教育学理论研究方法。其主要的研究手段包括归纳、演绎、类比、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和概括等。
（2）安全教育学实证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是形成安全教育事实的方法，主要应用于对大量的安全教育实践现象与个案的研究中，包括观察法、问卷法、访谈法、测量法、行动法与个案法等。
（3）安全教育学实验研究方法。实验法是教育学里量化研究的重要手段，是安全教育的量化与实证研究常见方法。一般用在安全教育经济学、管理学、教学模式、教学手段与统计研究等方面，根据控制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真实验与准实验等。
（4）安全教育学历史研究方法。安全教育学的历史研究法就是借助历史研究法，通过搜集某种安全教育现象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事实，加以系统客观的分析研究，从而揭示其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一般主要应用在安全教育理论、历史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应用于安全教育历史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法、内容分析法等。
（5）基于研究方法的性质与主要作用，结合安全教育学的特点，将安全教育研究方法划分为思辨研究法、描述研究法、实验研究法与开发研究法五大类。
（6）按研究安全教育获取资料的过程来划分，可大致分为直接、间接获取，以及融合两种方式的综合获取。
上述研究表明，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可广泛吸收用于借鉴哲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学科学方法，这与其交叉与综合的学科属性是一致的，实验法是一切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非逻辑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辨证法、文献法、调查法、归纳法、比较法、系统科学方法是安全教育学基本与主要的研究方法，本文根据上述分析，结合安全教育研究对象特点与需要，综合各种研究方法特征，按照安全教育方法学的体系来构建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综合体系。
另基于对安全教育研究方法的综合思考，借鉴教育等科学的研究方法，按照安全教育方法论层次"哲学方法一般方法――专门方法"的线索构建了安全教育研究研究方法综合体系，该体系由"方法分类"、"方法原理与特征描述"与"研究对象举例"三项构成，大致满足了安全教育研究对方法的分类、阐述、选择与应用的要求（如附表1）：
3 结论
（1）该体系实现安全教育研究过程中对方法使用的四项基本内容（分类、原理与特征描述、选择与应用），便于研究时的快速选择与使用。
（2）鉴于科学方法体系过于庞大、复杂，目前无统一标准，安全教育研究方法广泛借鉴了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三大方法体系，因此，在上述方法分类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重复、交叉与可商量（方法定性的问题）的现象，如同一种方法可以划到不同的方法分支体系中。
（3）在以上综合体系中，方法分支没有完全列写所有方法，只例举了常用、基本与重要方法，方法体系的拓展空间很大，选用时不能完全拘泥于该表，要依据研究需要来恰当地选用。限于精力与篇幅，每种研究方法在安全教育研究中应用过程（程序）没有单独阐述，可以大致借鉴该方法一般研究程序，注意使用对象的特殊性即可，若不能直接使用，则可进行适当的改进后再选用。
（4）安全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为辨证法、文献法、调查法、归纳法、比较法与系统科学方法，本文重点关注与阐述的是处于第二层次的一般方法。
（5）安全教育研究因其复杂、交叉、系统与分层等特征，使得有时某一种研究方法难以实现研究全部目标，因此，对基本研究方法的组合创新是可行、必要与重要的，当然安全教育特殊研究方法需要在此基础上创新开发。
方法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动画； 创新思维；心里活动； 训练 ；
一、前言
设计方法学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它的出现使只有人类才特有的素质——设计活动，走向系统化，理论化，使人们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到令人满意的设计结果。设计方法学主要是研究设计规律、设计流程及设计中思维和工作方法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设计方法学以系统工程的观点分析设计的战略进程和设计方法、手段的战术问题,在总结设计规律、启发创造性的基础上促进研究现代设计理论、科学方法、先进手段和工具在设计中的综合运用。同时研究解决设计问题的逻辑步骤和应遵循的工作原则，以系统分析、综合、评价、决策的解题步骤贯彻于设计各阶段,使问题逐步深入扩展,以求得最优方案。强调设计中设计人员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分析创新思维规律,研究并促进各种创新技法在设计中的运用。
从思维发展心理学的视角看，人类思维发展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带有种系发展特征的众性思维；二是带有个性化色彩的个体思维。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后者承担着重要分量并最终凝聚为个体艺术的表现特色与风采，演绎为该艺术带有共通性的思维特征。
与其他视觉艺术创作思维路径基本相同，动画创作主要沿着动画表象的提取、梳理，动画语义的联结、编码和动画视像的处理、传达这三大步骤的思维路径运行。期间，创作者的思维意识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单一到复杂，由零散到综合，最终形成完整的带有鲜明情节性和艺术性特征的图像建构过程。动画是一门综合性设计学科，创意是它的生命，它是靠灵巧的情节设置，夸张的动作表情，奇特而吸引人的角色造型来吸引观众。没有了创意，动画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活力。
二、创新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是设计方法学中的一个研究内容，设计的成功与否，效果好否，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维活动，即开拓人类认识新领域、开创人类认识新成果的思维活动。创造性思维是以感知、记忆、思考、联想、理解等能力为基础,以综合性、探索性和求新性特征的高级心理活动。在动画设计中无论是简单角色模型设计、动作设计、场景设计，还是动画设计，都离不开创造性的思维。
在动画设计中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强创新性思维的训练与其在动画教学中的指导：
（一）抽象思维：亦称逻辑思维。是认识过程中用反映事物共同属性和本质属性的概念作为基本思维形式，在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判断、推理，反映现实的一种思维方式。通过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可以把角色的各种性格特征抽象出来，也可以把动画的反映的内涵提炼出来，进行艺术的加工，进行情节点的安排和设计，以及剧情的发展，也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去进行安排动画角色的逻辑关系。
（二）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用直观形象和表象解决问题的思维。其特点是具体形象性。通过这种思维的指导，可以在抽象的文字之中勾画出符合剧情需要和观众喜欢的性格特征明显的角色，把抽象的脚本形象进行具体的形象设计，把角色的特征表达出来，也可以把动画的场景从文学语言转化为形象语言，进行方案的设计，进行动画分镜的设计和原画的创作。
（三）直觉思维：直觉思维是指对一个问题未经逐步分析,仅依据内因的感知迅速地对问题答案作出判断,猜想、设想,或者在对疑难百思不得其解之中,突然对问题有“灵感”和“顿悟”,甚至对未来事物的结果有“预感”“预言”等都是直觉思维。很多时候，在动画创作的过程中无从下手，特别是科幻类动画作品，大家的思维方式都很难脱离现实的思想模式。这个时候，可以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对动画创作过程中一些科幻类动画作品的场景创作和角色进行直觉创作，在直觉思维中寻找需要设计的对象。
（四）灵感思维：是指凭借直觉而进行的快速、顿悟性的思维。它不是一种简单逻辑或非逻辑的单向思维运动，而是逻辑性与非逻辑性相统一的理性思维整体过程。这种思维的形成需要我们平时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积累，牛顿从苹果的下落发现了万有引力，虽然是灵感的顿发，但也是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想在动画创作中有灵感的拼发，就必须有平时的积累和长期的对其它名家名作的动画作品的观察学习过程。
（五）发散思维：是指从一个目标出发，沿着各种不同的途径去思考，探求多种答案的思维，与聚合思维相对。通过这种思维方式，在动画角色方案设计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突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动作特征、身体特征、道具特征等来表现角色的不同个性、功能、精神等，达到造型表达准确、精神较好体现的作用。种族或家族成员比较多的时候，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特别重要，可以先把每个家族成员或种族成员尽情表达出来，把他们的个性先表达到位，然后再进行综合设计，而不必拘泥于种族或家族纽带的束缚而固步不前。
（六）收敛思维：是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尽可能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把众多的信息和解题的可能性逐步引导到条理化的逻辑序列中去，最终得出一个合乎逻辑规范的结论。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可以让学生进行各种设计方案的讨论和综合，弃劣存优，最后抽象综合出一个最优的设计方案，场景、动作、表情设计的时候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训练，先让每个学生设计一个方案，然后对每个方案进行讲解，并让大家进行讨论，最后进行方案的综合设计，得到最终的设计方案。
（七）分合思维：就是先对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分解，逐个分析，找出每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后进行综合分析，找出要解决的对象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动画的创作过程中，把要设计的方案进行分解，如角色设计，可以先通过把每个局部特征部位和功能道具先表现出来，最后进行综合设计，得到想要的设计方案。场景设计也是一样，先把场景中的有代表性的东西进行设计，最后进行综合设计，这样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场景。
（八）逆向思维：它是对司空见惯的似乎已成定论的事物或观点反过来思考的一种思维方式。该思维方式特别适合我们进行动作设计与角色设计，可以通过逆向思维，对我们司空见惯的对象造型进行逆向表达，如该张小的部位让它变大，该是大的部位表小。动作设计也可以通过这种思维方式进行设计，可以达到想要的结果，有时候可能比原来的设想的结果更好，更出大家的预料。《猫和老鼠》中，汤姆和杰瑞两个逗得死去活来的活宝给人带来了阵阵欢笑，现实中的猫和老鼠本来应该是敌对的，而且老鼠很怕猫的，但在动画片中却实现了他们许多和谐的搞笑行为，而且缺少了那一个都不可以。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设计方法学在动画设计中的运用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到设计方法学作为设计的完整系统的方法学，能指导我们在动画创作中应具备和注意到的很多设计方面的问题，能更完善动画设计的理论知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逐步提高，人们对动画作品的要求愈来愈高。结合设计方法学系统的指导方法更有助于创造出高质量的动画作品。动画设计是一种最前沿的潮流与趋势，需要从理论上认真研究和探讨，才能创造出更多的更适合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的动画影片。
参考文献：
[1]李珊珊,彭琳著.解读动画角色设计的双重性[J].中国集体经济,2007,12.
[2]郑建启,李翔编著.设计方法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聂欣如著.动画概论[D].复旦大学,2006,12.
[4]齐东旭著.计算机动画原理与应用[M].科学出版社,1998.
[5]吴起著.浅谈动画片中镜头画面的设计[M].北京动画学院,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