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规范文

国际法规范文第1篇

核能发电的发展势头不减当今核电、水电、火电并称世界能源的三大支柱，对核电的关注已然成为国际“大气候”，美国政府已经计划将投资11亿美元建造新的核电站，扩大其核能发电的比例。欧盟由于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担心，使得欧洲国家寻找其它替代能源，核电也是各国最为倾心的能源选择。法国政府的电力75%来源于核电。近年来德国国内又重新出现了关于核能利用的争议,许多人认为为了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仍有必要继续利用核能。[2]英国也表示将调整能源战略计划，届时将达到24台核电机组。荷兰曾经是个反对核电的国家，但是现在已经着手兴建第三代轻水反应堆。捷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在筹划兴建新的核电站。比利时和瑞典两国已分别表示，拒绝在2010年和2015年之前关闭其核反应堆。韩国的核电计划到2015年之前建造12台核电机组，核电将占到全国总发电量的45%。日本是一个核电大国，到2010年核能发电已经占日本电力需求的40%。中国也在大力发展核电，并在新建几座核电站。核能发电将在未来一个时段里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一个主流。因此核能安全的国际法规制有其迫切性和完善的必要性。（三）国内法保障核能安全的软肋。核能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规范，《核能法》对核能开发、设计、发展、运行、安全监管都起了一定的规范作用。然而一但出现核安全事故，应对核灾难就显得捉襟见肘，国内法的作用就成了核能安全的软肋。从形式上看，日本已经基本形成了由国内法和国际法组成的体系完整、管制细密的维护核电安全制度框架。但从实质上看，其国内法体系中存在不少值得省思的结构性问题。[3]因为核损害的跨国性与灾难性，仅凭各国一己之力难以消除危险，核安全故事的紧急处理、信息公开、国际组织的救援都涉及国际因素，需要专门的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法律规范。因此联合国1975年建立了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旨在促进原子能对世界和平、健康和繁荣做贡献，并建立了一套制度体系，制定了一系列核安全制度的法律框架。

核能安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及其缺陷

（一）核能安全的条约基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在核能利用和涉核紧急事故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IAEA的组织协调下民用核能利用领域通过了，《核安全公约》、《泛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等公约。IAEA公约构成了国际有关核能和平利用及安全的主要法律框架。[4]通报公约和援助公约是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后制定的两项公约，公约旨在，在核事故发生后，尽量减少损害的后果。加强各国核能安全发展和利用方面的国际合作，形成国际合作的援助体制。核安全公约是国际核安全条约框架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约。泛燃料公约是核废料处置最重要的全球性公约。IAEA组织协调下的核能安全条约共同构成了核能安全国际法规制的条约基础。（二）（IAEA）核能安全的安全标准1975年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开始计划制定核电站安全操作守则和安全标准，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非常全面的核安全法规体系。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享有原子能机构《规约》确定的法律地位。该规约授权原子能机构制定适合于核辐射相关设施和活动的安全标准并规定适用这些标准。安全标准反映了有关保护人类和环境的高水平安全在构成要素方面的国际共识。这些标准以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的形式印发，该丛书分以下3类：安全基本法则；安全要求；安全导则。200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修订安全标准，正在修订的和补充制定的新的安全标准共198个。[5]安全标准为各国的制定一国的核安全国内立法提供了法律、技术的依据与参考。各国在制定本国国内核安全标准时，需要充分考虑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标准，不能低于这些标准，有的需要高于这些标准。由一国经过承诺的国际标准，在该国具有约束力。因而在国内立法时要考虑已经接受或者将要接受的国际标准的约束。例如美国1954年原子能法条文中考虑了执行1978年《防止核扩散法》的有关问题，解决和《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的协调。[6]多数国家则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制定本国的核能安全标准，作为本国的核能管理规定，有些上升为本国的行政法规、规章或地方法规。正如国际IAEA总干事巴拉迪所说，只有对这些安全标准在实践中加以适当适用，它们才会是有效的。（三）核能安全的国际组织1．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AtomicEnergyAgency)简称IAEA，成立于1956年10月26日，是联合国一个专门机构，是全球核安全体系的枢纽和核心，在国际民用核能安全领域发挥最重要的作用。核安全工作是IAEA的三大职能之一。IAEA在民用核领域旨在防止人类和环境受到核辐射的影响，帮助各国提高核安全标准，预防和应对核紧急事故的发生。IAEA在民用核领域的主要只职能是：制定有关核能安全的国际公约和核能安全标准并及时修订进行更新。制定相关保障监督措施，确保裂变物质，核材料和设备不用于任何军事目的。作为中间方促进核科学和技术情报的交流，一旦发生放射性核事故IAEA会立即采取行动，为成员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咨询意见。IAEA在国际核安全法律体制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促进世界和平、安全使用原子能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2．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theInternationalCommissiononRadio-LogicalProtection,简称ICRP),ICRP是非盈利、非官方机构,其任务是设定放射性防护标准。WHO、ILO、IAEA等联合国组织中,成员国的原子能法律,都是采用该委员会的建议。ICRP的建议被IAEA用作其使用放射性物质的标准和准则。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NuclerEnergyAgencyofthe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c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简称OECD/NEA)，成立于1961年，NEA是OECD的一个专门机构,总部在法国巴黎.其宗旨是通过国际核研究和发展计划,交换核科学技术情报,促使核电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还参与了核废料循环处理、核事故报告反馈、核数据库的建立等活动。（四）当前核能安全国际法规制存在的缺陷核能安全领域，在IAEA协调、组织下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条约，指南、操作细则，对规范国际社会核安全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面对2011年日本强震福岛核爆炸这样的突发事件，国际社会还是在危机面前显得心有力而不足，在公开信息不及时、紧急抢险、救援工作不到位，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损失，也给国际社会带来恐慌。进一步说，当前核能安全国际法规制是存在缺陷的，首先，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职权和国家存在冲突。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IAEA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而规约本身就是各国家意志协调的结果，因此IAEA是介于国家之间而非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国际组织。[7]因此在国家没有申请援助、协助下，IAEA是无法超越国家进入他国干涉的。因为核能发展涉及各个国家的核技术、核秘密，国家一般会谨慎把自己公开在国际社会之下，这样势必会延误救援的时机和信息的公开。其次，《核安全公约》等国际条约缺乏强制性和可操作性。国际社会的惯常做法是设定共同安全标准，然后通过国际机构来监督其实施。虽然IAEA制定了有关核安全的国际标准，但严格来说，核能安全标准都是参考性质，缺乏统一的规范。这些条约都缺乏国际公约或条约的约束力。核安全公约、联合公约仍属“软法性质”,在序言部分就明确对公约性质作了规定，属于鼓励性公约，这削弱了在核安全方面的国际监督和执行但目前普遍采用的还是强调国家并由各国自由确定其本国的标准。[8]（P100）操作指南不具有灵活性，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没有细致的规范，并且对如何选址、设计、评价和建造等都没有一系列的严格规范程序，因此缺乏可操作性。再次，国际合作的欠缺，在开发、利用核能领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缺乏合作，发达国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技术拱手相让，发展中国家在核能利用方面因为缺少资金、技术的支持，在维护运行中就存在安全隐患。国际社会在出现核事故时也缺乏协调合作精神。在日本福岛核爆炸事故中，美国就没能在第一时间派遣救援人员协助盟国日本渡过难关。而是指责日本信息不公开，在抢救工作中不得力。最后，现有核能安全国际条约和安全标准的滞后性。由于突发故事的不可预测性和新的技术标准要求。日本这次强震给日本东北沿海地区带来毁灭性的损失，更严重的是位于福岛的核电站在此次地震中遭到破坏，发生核爆炸，导致核泄露，日本乃至亚洲面临核辐射的威胁。日本的这次地震是始料不及的，大阪的近畿大学(KINKIUNIVERSITY)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伊藤哲夫(TETSUOITO)说，这次遭受的地震和海啸都远远超过了我们设计时的假定条件。全球核工业可能将必须重新考虑核电站的设计标准。[9]新的技术的运用总是伴随着新的核安全问题的产生。已有的核安全国际法律制度已不能攘括并解决所有的新技术所带来的问题。

对完善核能安全国际法规制的建议

国际法规范文第2篇

1.什么是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是指不同国家（和/或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是商品和劳务的国际转移。国际贸易也叫世界贸易。 国际贸易由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部分组成，故有时也称为进出口贸易。

2.当前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分析

当前，影响国际贸易投资的因素有很多，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1有些国家会增加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等手段，以减少进口，同时增加出口退税、贸易鼓励等手段，以增加出口。。

2.2部分国家失业率下降，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地区甚至会发生政府跨台、军事暴动等极端社会问题。

2.3对国际法律法规了解不充分。

2.4金融危机的发生会使得一些国家发生信任危机，各国政府都会加大金融监管，这也不利于金融资本的流动。

2.5国际洗钱活动会日益猖獗，国际资本将更加趋利，不利于国家金融稳定。

2.6部分金融机构陷入危机，引发金融的无序性。

3.从国际法角度分析国际贸易风险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功能、特性及规避

国际法是调整各国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律依据。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的各个方面。其中对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活动也有重大的规范性作用。对国际贸易风险的影响可以从其功能、特性来分析。如何运用国际法规避国际贸易风险。

3.1国际贸易风险的功能

3.1.1诱惑功能

任何经济活动的最终命脉就是追逐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诱惑国际贸易投资的根本力量源泉。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初，资本的扩展和发展都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断前进和发展的。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利益也是现代企业在国际投资中的力量源泉。可以说是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才有今天的国际贸易投资。在国际投资的过程中利益诱惑越大，风险越高。但是任何一种经济行为都必须在法律的允许的范围内运作，做为调节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在企业运行过程中，始终坚持的是公平、互利互惠为基本原则，防止一切垄断或者不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的现象存在。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制止了在不合法利益的驱动下的国际贸易投资。所以说国际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并降低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因素。

3.1.2约束功能

在国际贸易投资过程中的风险，都可以带来一些费用、损失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可能在国际贸易投资之初就可以预测的到风险的大小和种类。虽然国际贸易投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的行动，并且风险本身也是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这种不确定性无形之中也给国际贸易投资一定的约束。这种约束和国际法的约束有相同的作用，但不是根本性的约束作用。因为马克思说过资本家在百分百利润的驱动下他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包括冒着杀头的风险。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要在根本上约束国际投资行为风险，不是依靠风险自身的约束力，而是依靠国际法的强力规定和执行力，并且给与一定的处罚威慑不法之徒。

3.2国际贸易风险的特性

在国际贸易投资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中，既有自然界的各种风险因素包括：台风、洪水、地震等，也有人类社会的各种客观存在的能够引起经济活动发生变化的因素。我们可以根据国际法对国际贸易风险因素的特性进行分析。

3.2.1国际贸易风险的客观存在性。国际贸易风险是各国经济交往的产物，他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而发生改变，它是客观必然的存在。产生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种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相关活动规律的复杂性和国际市场企业参与主体的不确定决定的。其中企业生产经营的复杂性就是企业本身的行为，如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企业是否依据国际法来经营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很多国家政府为维护本国企业的经济利益不惜损害他国企业的合法利益。所以在这种风险因素影响下，需加强企业自身对国际法的了解程度，如果发生相关违法国际法律法律的行为，企业可以运用相关法律维护自身的利益。

3.2.2国际贸易风险的无意识性。国际经济运行的大环境里面，国际贸易风险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及自然情况有很大的关联，但是与企业本身的正确运作也有一定的关系。很多风险都是企业在错误的决策下而产生的。包括对投资国的法律法规了解不清楚，对国际法律法规了解不够等等。所以这种无意识性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降低的。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在国际贸易投资过程中，对国际法进行详细的了解，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公平合理的

国际经济运行环境。降低国际投资中由于企业自身的失误而产生的风险。

4.如何运用国际法规避国际贸易中规避风险

4.1充分了解国际法律法规

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有很多客观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国际贸易中的投资风险依然很大。但是绝大部的风险都是人类经济主观活动所造成的。比如说垄断经济、不正当竞争、经济制裁等等。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后，很多企业都是忍气吞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这种企业行为统分的说明企业本身对国际法律法规了解不够，可以说是没有了解。所以在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我们要熟读国际法，了解什么行为是企业可以做的，什么行为是企业不能做的。

4.2运用国际法律法规转移风险

所谓风险转移，就是将企业应该承担的风险转移到其它主体承担，比如在企业相关运行活动中购买保险。购买保险只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一小部分降低风险，它是一种被动的风险转移。正确的风险转移方法是运用国际法律法规，提前分析、预测风险原因，做出应有的措施，转移风险。企业在国企投资过程开始时，就应该客观细致的分析企业跨国投资后所产生的风险因素，比如说某国的政局动荡较大，就应该根据国际法律法规了解由于政治风险而引发的投资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该如何处理。怎样寻求相关政治庇护，尽可能的降低投资风险。

4.3运用相关法律法规维护自身权益

在国际贸易投资过程中，当风险发生以后，很多企业都是不了了之。他们觉得这是无法逆转的。不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种行为如果长期下去，风险因素不会因为你不去采取措施而消除、降低。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当风险产生以后，各企业投资者要仔细分析风险的原因。正确的运用国际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降低意外风险。

结语

国际法规范文第3篇

欧洲法院判例典型在欧洲一体化初期，由于欧共体/欧盟对外权能有限，欧盟内部法规与国际法发生冲突的情形很少引发欧盟宪法层面的争议。与之前欧洲法院在这一领域“门可罗雀”的判决相比’近年来欧洲法院裁决了一系列涉及欧盟法与国际法冲突的案件，同时也弓丨发了一连串的批评之声,典型的当属“ Intertanko案”、“ Kadi案”和“ATA案”。

(一) “ Intertanko 案”

2005年12月23日，“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简称"Intertanko” )联合若干船运联盟?向英国高等法院提讼，其主要诉讼请求是：欧盟“第2005/35/EC号指令”所引人的刑事责任制度?违反了《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以下简称“Marpol”）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UNCLOS”）的规定，应当被宣告无效。鉴于该案涉及欧盟法规的合法性问题，英国高等法院决定暂停案件的审理,并提请欧洲法院作出初步裁决。归结起来，英国高等法院初步裁决请求中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依据“Marpol”附件1和UNCLOS中的相关条款《来判断欧盟“第2005/35/EC号指令”的合法性。原告方以及参与诉讼的希腊、马耳他和塞浦路斯政府均主张：欧盟指令中的“严重疏忽”标准超越了 Marpol中规定的责任标准，由于欧盟指令是为实施Marpol而制定的，且欧盟是UNCLOS的缔约方，所以指令的合法性问题理应依据这两项国际公约进行判断。②但是，欧洲法院在裁决中并没有将这两项国际公约作为司法审査的标准。欧洲法院指出,依据国际法来判断欧盟措施的合法性需满足两项条件:第一，国际条约对欧盟有约束力；第二,国际条约的性质（nature)和整体结构（broad log?ic )不妨碍欧洲法院据此审査欧盟立法的有效性问题，且国际条约的条款必须无条件(unconditional)和充分精确（sufficiently precise) D?对照这■两项标准，欧洲法院作出了否定回答。首先，虽然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是Marpol的缔约方,但欧盟本身并非该条约的缔约方，因此Marpol对欧盟没有法律约束力。同时，由于成员国并没有将Marpol下的权能完全转让给欧盟，所以Marpol也无法依据“功能继承原则对欧盟产生约束力。另外，由于Marpol附件1第9条和第11 (2)条，以及附件2第5条和第6(2)条尚未构成国际习惯法，所以对欧盟也没有法律约寒力。⑤其次,虽然欧盟是UNCLOS的缔约方，因此UNCLOS对欧盟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欧洲法院考察了 UNCLOS的目的、序言和内容后认为:UNCLOS主要规定了沿岸国和船旗国在各海域的权利和义务,并没有直接为自然人或法人创设权利和自由；即便UNCLOS第11部分有关国际海底区域的规定涉及自然人或法人，但这些规定与本案问题无关。因此,欧洲法院裁定,UNCLOS的性质和结构使法院不可能依据UNCLOS的条款审查欧盟措施的有效性。?正因为欧洲法院排除了国际公约在司法审査中的作用，所以欧盟“第2005/35/EC号指令”的有效性得以维系。裁决后，航运界联盟大感失望，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埃克豪特(Eeckhout)在评论时指出，虽然从国际法主体资格的角度来看，Marpol对欧盟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欧盟在立法时不能无视这一公约，以避免使成员国因为遵守欧盟法而承担国际法律责任。另外，欧洲法院否定UN-CL0S的直接效力并无必要。即便法院以较为开放的态度接受这一多边性的国际公约，也并不必然会导致欧盟的指令无效——因为考虑到UNCLOS的规定较为原则，欧洲法院仍然存在很大的解释空间。②

(二) “Kadi 案”

“Kadi案”一波三折，是近年来欧洲法院裁决的一项最富争议的案件。由于该案涉及《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在欧盟法中的适用问题,所以欧洲法院的判决引发了国#社会的高度关注。"Kadi案”起因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一系列制裁决议。③这些决议致力于打击本?拉登和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及为之提供庇护的政权。据此,联合国安理会设立了制裁委员会，制裁委员会根据各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制定了一个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员名单,并不断更新，以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实施制裁措施的指南。欧盟为实施安理会的决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制裁法规。由于沙特公民卡迪(Kadi)之前被列入制裁委员会的制裁名单，欧盟部长理事会2002年5月27日制定的“第881/2002号条例”附件1中也将卡迪列为制裁对象。卡迪以欧盟制裁措施侵害其人权为由在欧洲初审法院④提起司法审查诉讼,要求初审法院宣告欧盟制裁法规无效。⑤欧洲初审法院在裁决别就国际法规则与欧盟法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初审法院认为，在国际法上,欧盟成员国有义务遵守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尤其是《联合国》（以下简称《》）第103条确定了“《》义务优先原则”。同时,《欧共体条约》第307条（即现在的《欧盟运行条约》第351条)规定，成员国在1958年《罗马条约》生效前产生的国际义务不受欧共体基础条约的影响,因此成员国在《》下的义务不应受到欧盟条约的影响。此外,初审法院基于“国际水果公司案”确定的“功能继承原则”认为，尽管欧盟不是《》的缔约方，但欧盟成员国已经将相关的权能让渡给了欧盟,所以《》和安理会的决议对欧盟具有法律约束力。?基于上述理由，欧洲初审法院认为其无权对《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进行司法审査——除非原告主张的基本权利构成强行法(jus cogens)，因此驳回了卡迪的诉讼请求。卡迪对初审法院的判决表示不服，旋即在欧洲法院提出上诉。和初审法院强调国际法的重要性不同，欧洲法_的裁决突出了人权保护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欧洲法院指出：人权保护构成欧盟的一般法律原则,甚至是“宪法性的原则”;尊重人权是欧盟法规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任何违反人权的措施在欧盟内部都是不可接受的。欧洲法院刻意区分了安理会决议和欧盟的制裁法规，认为基于人权保护原则审查后者并不意味着对安理会决议的审査。另外,欧洲法院还指出,在适用《欧共体条约》第297条和第307条允许的例外时不得偏离人权保护原则。至于《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的约束力问题，欧洲法‘院认为，即便赋予其以约束力，其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效力也只能是高于欧盟二级立法，而低于欧盟首级立法——其中包括人权保护原则。基于上述理由，欧洲法院认为，初审法院有关国际法规则和欧盟法关系的裁决存在法律错误,欧盟的制裁法规应当按照人权保护原则进行审查。②最终，欧洲法院裁决，欧盟制裁法规涉及卡迪的规定侵害其基本权利，应当被宣告无效。相形之下，可以发现,欧洲初审法院认为《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对欧盟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在欧盟法律渊源的等级中高于欧盟首级立法，因而体现出对国际法的高度推崇，这一极端的“国际主义”引发了欧盟法学者的批评。?欧洲法院则相对隐晦地指出,《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对欧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强调人权保护原则的重要性超过了《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虽然欧洲法院极力在审査欧盟的制裁法规和安理会决议之间做出区分，但考虑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联合国》的权威性，以及欧洲法院事实上对安理会决议的审査，欧洲法院在“kadi案”中的裁决虽然受到了欧盟法学者的欢迎，但又招致国际法学者的强烈质疑。

(三）“ATA 案”

对于近年来关注欧盟航空减排问题的人士而言,欧洲法院在“ATA案”中的裁决同样令人费解。在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欧洲法院却作出了 “欧盟航空减排指令”不违反国际法的裁决，大大加剧了欧盟和第三国的对立。2009 年 12 月 16 日，美国航空运输协会（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简称“ATA")联合美国的三大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美国大陆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英国高等法院提起司法审査。在诉讼中，美国航空运输协会等原告主张：“欧盟航空减排指令”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21?该被宣告无效。鉴于案件涉及欧盟法规的合法性问题,英国高等法院暂停诉讼程序，将案件中涉及的欧盟法问题提请欧洲法院进行初步裁决。英国高等法院提出的初步裁决请求中包括两方面的法律问题:第一,原告援引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规则中，有哪些可以被用来审查“欧盟航空减排指令”的合法性问题；第二,欧盟将航空业纳入碳排放交易机制（ETS),以及将碳排放交易机制适用于发生在成员国领空外航程的做法是否违反相关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规则。在确定司法审查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时，欧洲法院首先排除了《芝加哥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适用。欧洲法院的理由是,在依据国际条约规则判断欧盟法规的有效性问题时，国际条约必须满足三项条件：第一，欧盟受条约规则的法律约束;第二,只有在条约的性质和总体逻辑不妨碍的情况下，欧洲法院才能依据国际条约来审查欧盟法规的有效性问题;第三，条约的条款必须无条件和充分精确。③按照这三项标准，欧洲法院很简单地就排除了《芝加哥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适用。理由是:虽然欧盟成员国都是《芝加哥公约》的缔约方,但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欧盟尚没有成为《芝加哥公约》的缔约方,因此无需受到《芝加哥公约》的法律约束。?至于《京都议定书》:尽管欧盟及其成员国一道是该条约的缔约方，满足第一项条件，但由于《京都议定书》的履约机制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同时从其内容来看，《京都议定书》的条款尚没有达到“无条件和充分精确”的标准，因而不能作为个人在成员国法院挑战“欧盟航空减排指令”有效性的理由。②在考虑国际习惯法规则能否作为审查依据时，欧洲法院首先确认:“国家对其领空享有完全的和排他性的”，“国家不得对公海的任何部分主张”，以及“公海飞越自由”这三项规则构成国际习惯法。但是’“飞越公海的航空器受登记国专属管辖”这一规则尚不构成国际习惯法。③尽管确定国际习惯法对欧盟有拘束力，但欧洲法院指出，国际习惯法规则在用作司法审查的依据时需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这些规则能够弓I发对欧盟立法权能的质疑；第二，欧盟机构的法规影响个人源自于欧盟法的权利，或者是为个人创设了欧盟法下的义务。鉴于国际习惯法规则在精确程度方面不及条约规则，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仅限于：在制定法规时,关于国际习惯法规则的适用条件方面,欧盟机构犯了明显的评估错误（manifest errors ) 0 ④基于上述推理，欧洲法院认为:《欧美开放天空协定》的相关条款可以被用作审査“欧盟航空减排指令”有效性的依据,依据国际习惯法规则进行司法审査的范围限于欧盟在行使制定指令的权能时是否存在明显的评估错误。⑤由于在裁决之初即排除了对欧盟最为不利的《芝加哥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而且国际习惯法的作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欧洲法院最终作出了“欧盟航空减排指令”并未违反国际法的裁决。 ?由于这三个案件的主题分别涉及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气候变化领域的核心多边公约和国际习惯法规则,欧洲法院的裁决甫一出台，就招致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法学者的批评。?甚至有国际法学者基于这些裁决极端地认为欧盟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定位并无二致，亦即同样奉行单边主义。

二、欧洲法院解决冲突旳模式与逻辑根源

上述典型案例本质上均涉及欧盟法规的有效性问题,亦即属于欧洲法院司法审查的范畴,但欧洲法院审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Intertanko案”和“ATA案”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国际法在何种情形下可以构成司法审查的标准,其中包括三种类别的国际法规则:第一,所有成员国均为缔约方,而欧盟尚未加入的国际条约；第二，欧盟与成员国一道作为缔约方的多边或双边国际条约；第三,国际习惯法规则。“kadi案”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当依据人权保护原则来审査欧盟的制裁法规，只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由于案件的背景特殊,不可避免地涉及《联合国》下的国际法规则和欧盟法的关系问题。另外，欧洲法院的司法推理和裁决也有所不同，在“Intertanko案”和“ATA案”中,欧洲法院通过排除或限制国际法规则在司法审查中的作用,维护了欧盟法规的有效性；而在“kadi案”中,欧洲法院虽然排除《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的作甩,但其目的并非为了维护欧盟法规的有效性,而是突出人权保护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宪法性”地位，并以此宣告欧盟法规涉及原告的部分无效。所以，“Kadi案”的内涵要更为丰富一些。③从上述裁决可以看出，欧洲法院在处理欧盟法和国际法之间的冲突时，逐渐形成了如下模式：

(一）对于那些所有成员国均为缔约方，而欧盟尚未加入的多边性国际条约,欧洲法院倾向于否定其对欧盟的约束力。即便是欧盟已经在内部制定了与该类型条约有关的一系列实施性法规,也不能认为欧盟承认这类国际条约的约束力。除非是基于“功能继承原则”，成员国已经将相关的权能完全转让给欧盟,亦即欧盟在嗣后取得专属性权能的情况下，才能认为欧盟事实上受到成员国缔结之国际条约的约束。

(二)对于那些欧盟与成员国一道缔结的多边性国际条约，欧洲法院往往从“条约是否为个人创设权利”的角度出发，认为多边国际条约的“精神和整体结构”，或者是其内容不符合产生直接效力的标准。对比欧洲法院早期判例法中有关双边国际协定的裁决，@可以认为，欧洲法院对多边性国际条约的直接效力问题更为严苛。如果说早期欧洲法院的严苛态度主要是针对GATT和‘《WTO协定》的话，那么“Intertanko案”和“ATA案”表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这类重要的国际条约也被欧盟以“不具有直接效力”为由排除适用。这使得多边国际条约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适用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即便欧洲法院承认对欧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在法律位阶上高于欧盟的二级立法，但如果被认定为不具有直接效力，则不能与之相冲突的欧盟法规。

(三)对于那些欧盟成员国在1958年《罗马条约》生效之前，或者是加人欧盟之前缔结的国际条约，欧洲法院基于《欧盟运行条约》第351条的例外规定，给予了适当的尊重，但不认为其对欧盟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欧洲法院坚持，欧盟成员国在例外不适用欧盟基础条约的规定时也不能背离欧盟的“宪法性原则”——如“人权保护原则”。③(四）对于国际习惯法规则，欧洲法院虽然承认其对欧盟具有一般性的约束力,但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其作用的空间。欧洲法院通过灵活的司法解释，往往裁定欧盟法规与国际习惯法规则一致,从而使其在审査欧盟法规的合法性时流于形式。显而易见’欧洲法院处理欧盟法与国际法冲突的模式有别于一般国际法上的冲突规范。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和国际习惯法中解决国际条约冲突的规则——如“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在欧洲法院处理欧盟法与国际法的冲突时并不适用。欧洲法院处理欧盟法与国际法的冲突时,出于维护欧盟法规有效性的需要，尽量排除或限制国际法的作用，即便是要否定欧盟法规的有效性，也是尽量从欧盟内部的“宪法性原则”出发。这一表象的根源事实上巳经由欧洲法院在“Kadi案”中进行了明确的宣示。在“Kadi案”中，欧洲法院反复强调了欧盟法的“自主性”（autonomous)。例如,在一般性论述国际法规则和欧盟法的关系时,欧洲法院指出：“国际协定决不能影响欧盟基础条约确定的权能分配，或者足欧盟法律体系的自主性”。①在阐述审査欧盟法规的标准时,欧洲法院指出："……欧洲法院依据人权保护原则对欧盟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审査，体现了欧盟基础条约作为一自主性法律体系所提供的宪法性保障,该自主性法律体系不受国际协定的影响”。②同时,欧洲法院还强调:“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产生于欧盟内部的、自主性的法律秩序，欧盟的制裁法规属于这一法律秩序，并且在这一法律秩序中,法院有权依据人权保护原则审査欧盟措施的合法性”。③‘ 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观之,欧洲法律一体化实质上也就是欧盟法逐渐独立于国际法的一个过程。在早期的“Van Gend & Loss案”中，欧洲法院尚承认欧盟法和国际法的内在联系，认为“欧共体法构成国际法上一全新的法律秩序”(‘a new legal order of international law’）。④但不久，在 “Costa v. ENEL 案”中,欧洲法院指出：“与普通的国际条约不同，《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创立了其特有的法律体系（'its own legal system ‘) ”。⑤而在 1986 年的 “Les Verts案”中,欧洲法院开始将欧盟的基础条约称为“基本的宪法性章程” (‘ basic con?stitutional charter') ,?并在随后的司法判决中反复确定了这一点。这一定性意味着，欧盟法巳经日益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其中包含了诸多一般国际法所不具备的联邦法律的特征。?欧洲法院在“Kadi案”中对欧盟法“自主性”的强调鲜明地揭示了近年来欧洲法院在司法审査中排斥国际法的根本原因。②实际上，就欧盟内部层面来看，欧洲法院近期令外界惊姥莫名的裁决并非“离经叛道”，而是秉承了之前欧洲法院处理国际法与欧盟法冲突的方法。只不过以往欧洲法院的判例多涉及双边性质的国际协定，这类协定的法律约束力不言而喻，而法院的判决往往又是肯定了其直接效力；此外，由于欧洲法院以往裁决的对象往往是成员国机关违反_际协定的措施,所以出于维护欧盟法优先效力的考虑,也倾向于承认国际协定的直接效力。③相反,欧洲法院近期的判决涉及多边性的国际公约,其中有部分公约欧盟并未加入,且审查对象是欧盟法规，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欧洲法院的判决迥异于以往。④但客观而言，欧洲法院裁决的方法基本上和以往的判例法保持了一致,甚至可谓是对以往判例法的系统诠释。所以，欧洲法院近期拒斥国际法的判决在欧盟法“自主性”的棱镜下观之并无太大疑问

三、欧洲法院未来协调冲突的可行路径

然而，在欧盟的治理结构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联邦”尚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欧盟法谋求“自主性”的同时,不能完全无视其与国际法的“亲缘关系”。尤其是作为国际法主体，欧盟也有义务遵守一般的国际法规则。正如在国际法上，一国不得援引国内法作为其不能实施国际法的理由，欧盟在构建内部高度发达的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应同国际法保持最为基本的一致性。因此;在面对欧盟法和国际法的冲突时，虽然基于维护欧盟法“自主性”的考虑，欧洲法院拒斥国际法的做法“情有可原”，但在国际法上并不能改变欧盟及其成员国违反国际法的事实。这既会导致欧盟与成员国的国际法律责任，又有损欧盟“尊重和发展国际法”的良好形象。为此,欧洲法院不妨在以往判例法的基础上，探究扩大国际法适用空间的可行路径’以从根本上协调或解决冲突,而不是简单地以“直接效力”为由回避冲突。

(一）欧洲法院裁决的风险

(1)国际法律责任诸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多边国际条约是由欧盟与其成员国一道缔结的，欧盟作为缔约方有义务遵守这些国际条约的规定。欧洲法院以不具有直接效力为由拒绝国际条约在欧盟法体系中的适用，使得原本与这些条约相抵触的欧盟法规的合法性得以维系。这一做法在欧盟内部固然能够“自圆其说”,但并不能就此减轻或免除欧盟在国际法上的法律责任。对于Marpol 73/78，《联合国》、《芝加哥公约》之类的国际条约，欧盟不是缔约方，因而没有遵守这些条约的严格义务。但是，由于欧盟所有成员国都是缔约方，所以如果成员国实施了与这些条约相悖的欧盟法规，难免因此承担国际法律责任。欧洲人权法院在“Mathews案”中曾经裁决，国家不能因为加入国际组织而推卸其本应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②所以欧盟成员国也不能以“违反措施系实施欧盟法规而为”来推卸其责任。(2)尊崇国际法的形象受损欧洲法院近期的裁决较之于以往显得过于保守而“内向”。例如，同样涉及安理会制裁决议和人权保护问题,在1996年作出裁决的“Bosphorus案”中，欧洲法院认为：人权保护原则并不绝对，其实施受到国际社会所追求的具有普遍利益之目标的限制,与届际社会的重要目标——结束波黑地区的战争状态，以及波黑对国际人权法的大规模违反'一相比,扣押Bosphorus公司的飞机并不构成对财产权不适当的或不相称的侵犯。?而在“Kadi案”中，欧洲法院一味强调人权保护原则的“宪法性地位”，忽视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更何况,《欧盟运行条约》中在确认欧盟“尊重和发展国际法”的目标时,唯一提及的国际条约正是《联合国》。“Kadi案"在国际社会所引发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国际社会对欧盟尊崇国际法的传统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典型案例中，原本法律顾问官（Advocate General)的意见在很多方面更加温和，有利于协调欧盟法与国际法的冲突，却没有得到欧洲法院的采纳。例如,在“Intertanko案”中,法律顾问官科科特（Kokott)认为:UN-CL0S的相关条款虽然不够清晰和精确，且需实施性的国际规范，但Marpol恰好弥补了这一点，并应与UNCL0S —道构成司法审査的标准。②虽然Kokott最后的结论仍然维持了欧盟“第2005/35/EC号指令”的法律效力,但其推理的出发点体现出对国际法的尊重，因而更易为外界所接受。相形之下,欧洲法院以“机械”的方式径直排除了国际法的适用可能，难免使欧盥尊崇国际法的美好形象出现了些许瑕疵。

(二)欧洲法院协调冲突的可能方案

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法，即便国际协定的规定无法满足直接效力的标准，仍然有三项原则可以使其产生间接效力，从而扩大国际法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适用空间。从欧盟内部层面来看，这意味着欧洲法院不能像目前的判决那样直截了当地以“缺乏直接效力为由”回避冲突,而是要求它正视国际法与欧盟法的冲突,并以更加高超的司法技巧协调两者之间的歧异。从外部层面观之，欧洲法院裁决思路的转变既有利于提升欧盟尊崇国际法的良好形象，同时又能尽量避免欧盟与成员国承担国际法律责任。(1)功能继承原则 ’欧洲法院在1972的“国际水果公司案”中首度依据“功能继承原则”（doc-trine of functional succession)确立了 GATT对欧共体的约束力。其主要理由是，GATT在欧共体成立之时就已经存在,而从《欧共体条约》有关关税和贸易政策的规定来看,成员国已经将相关的权能授予欧共体，这意味着成员国有意使GATT对欧共体产生法律约束力。因此，鉴于欧共体已经取得以往成员国在GATT领域行使的权能，GATT的条款对欧共体具有约束力。?由于欧共体在关税与贸易领域享有专属性权能,所以一般认为“功能继承原则”仅适用于欧共体享有专属权能的领域。在“Intertanko案”和“ATA案”中，欧洲法院虽然尝试从“功能继承原则”的角度来考虑成员国缔结的国际协定对欧盟的拘束力，但其依然基于对“功能继承原则”的狭隘理解，认为仅仅所有的成员国都是Marpol和《芝加哥公约》的缔约方这一事实并不足以使其对欧盟产生约束力，除非成员国将其以往行使的权能完全转让给欧盟。如此严格地理解“功能继承原则”，将使该理论失去实际意义。因为欧盟享有专属权能的领域毕竟有限,加之国际条约涵盖内容广泛,很难符合专属权能的要求。所以,一味强调权能属性将会导致尴尬情形：一方面，欧盟依据国际条约制定了相应的内部法规；另一方面,欧盟主张这些重要的国际条约对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这种内外缺乏协调一致的状况显然有悖欧盟法中的“忠诚合作义务”（duty of loyal cooperation)②。故此，有学者建议,在适用“功能继承原则”时,应当在尊重国际法和拒绝成员国缔结的国际协定之间寻求一条中闻道路,国际协定是否属于欧盟专属权能的范畴并不重要，关键是：协定的重要性和国际公认度,协定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协定所涵盖事项在欧盟内部的权能转让程度。③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初审法院在审理“Kadi案”时曾大胆依据“功能继承原则”确定《联合国》对欧盟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欧盟在《》所涵盖的领域显然不享有专属性的权能。欧洲法院在上诉审査中并没有正面回答“功能继承原则”能否适用于《》，而只是委婉地指出：即便赋予《》和安理会决议以约束力,其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效力也只能是介于欧盟首级立法和二级立法指出：Marpol约束所有成员国这一事实,对于解释UNCLOS，以及欧盟二级立法中涉及Marpol适用领域的条款产生了一定的后果。依据国际习博法上的善意原则，以及《欧共体条约》第10条中的“忠诚合作义务”，欧洲法院有义务在解释欧盟指令的条款时考虑Marpol 73/78。①在“ Kadi案”中，欧洲法院虽然强调：出于解释欧盟制裁条例的目的，必须考虑安理会第1390号决议的措施和目标,因为欧盟制裁条例序言部分第4段指出制定该条例的目的就是为了实施“第1390号决议”。但最终,欧洲法院仍然坚持应按照欧盟的内部法审査欧盟制裁条例的合法性。②比较起来，在“Intertanko案”和“Kadi案”中，尽管欧洲法院注意到了“一致解释原则”，但并没有依据这一原则来协调欧盟法和国际法的冲突；而在“ATA案"中,欧洲法院在否定《芝加哥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构成司法审查的标准时，完全忽略了“一致解释原则”。由此可见，欧洲法院实际上已经意识到“ 一致解释原则“对于缓解欧盟法与国际法冲突的作用,但出于维护欧盟法“自主性”的私心，“一致解释原则”并没有发挥实际效用。尽管如此,在未来的司法裁决中，为减少外界对欧洲法院机械适用国际法的争议,也许“ 一致解释原则”可以发挥更大程度的作用。

四、结论

《里斯本条约》将“尊重和发展国际法”引人欧盟的基础条约体系，既是对之前欧盟多边主义外交的肯定,也是为欧盟未来在国际法中彰显“欧洲身份”奠定“宪法”依据。长期以来，国际法学者一直对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例外主义和单边主义,以及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缺乏信任的做法批评不断，欧盟往往是被作为正面典型来参照的。?然而,欧洲法院近期的裁决或多或少地使得外界对欧盟的多边主义传统产生了质疑。在以往欧洲一体化陷人困境之时,欧洲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往往产生欧盟法制度的重大突破。④反观近期涉及国际法与欧盟法关系的裁决，欧洲法院似乎显得过于机械而“内向”。欧盟法脱胎于国际法，两大法律体系之间原本不应存在冲突,但在多重因素的累积和发酵下，出现了以下三种冲突形式：成员国均为缔约方，而欧盟尚未加入的多边国际条约与欧盟法规发生冲突；欧盟缔结的国际条约与欧盟法规发生冲突；国际习惯法规则与欧盟法规发生冲突。这些冲突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欧洲一体化早期,欧盟的对外权能有限，国际社会的承认度不够,制约了欧盟发展国际关系的空间。相应地,欧盟法与国P示法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较小。随着欧盟对外权能的不断扩大，欧盟日益积极地参与国际立法工作，缔结条约的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欧盟独特的治理结构造成内部权能与对外权能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进而导致欧盟内外行动失去了一致性，自然增加了欧盟法与国际法发生冲突的几率。此外,大多数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只向国家开放,客观上也迫使欧盟游离在许多重要的多边条约之外。国际法与欧盟法的关系问题本质上取决于欧盟法律秩序相对于国际法的自主程度。?但无论如何,作为国际法主体,欧盟不能一味强调欧盟法的“自主性”。欧洲法院在以往的判例法中阐明了国际法在欧盟法中如何适用的问题，同时也形成了一些协调欧盟法与国际法冲突的原则。对于那些成员国均为缔约方,而欧盟尚未加入的多边公约，“功能继承原则”为这些公约对欧盟产生拘束力提供了可能，但该原则对权能转让的要求过高,欧洲法院在近期的典型案例中没有实现突破；对于那些不符合直接效力标准,但由欧盟法规提及和实施的WTO协定，“实施原则”允许这类条约例外地构成司法审查的标准，但该原则能‘否扩大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国际公约仍具有不确定性；“一致解释原则” 一定程度地遵守了“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的原则,符合国际法在欧盟法体系中优先于欧盟二级立法的法律位阶，且不存在条件限制，因此目前最为可行。欧洲法院未来出于协调欧盟法和国际法冲突的考虑，应当尽可能地充分运用这三项原则，以在维护欧盟法“自主性”的同时，切实彰显欧盟“尊重和发展国际法"的宪法定位。

国际法规范文第4篇

战争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在20世纪之前，传统国际法承认战争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诉诸战争权”是国家的合法权利，因此发动或者从事战争不构成犯罪。①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签订诸如《巴黎非战公约》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宣布废弃战争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的工具，并且通过海牙公约与和日内瓦公约两个分支体系来规范作战行为，将战争罪限定为在战争中严重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规则的行为。关于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两个体系的地位，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有关报告中所说明的:日内瓦公约从国际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通过保护战时伤病者、战俘和平民等几类人员，对作战行为予以规制，从而组成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并且提供可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的习惯法核心。

至于海牙公约，则体现战争与武装冲突中的军事必要原则，其所包含的许多国际人道主义法内容为1949年日内瓦公约所吸收，构成国际人道主义条约法的第二块重要领域，也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暴露战争的残酷性，也触发国际社会在战后对战争罪犯的国际刑事审判。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前，国家违反战争法的不法行为也会引起法律后果，实现的主要形式是限制国家和进行国家赔偿，但不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19年《凡尔赛条约》规定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其他违反战争法规和战争惯例的德国战犯应予以审判和惩治。

尽管该审判最终未能实现，但表明战争罪在国际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的广泛认可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审判德国和日本的首要战犯，战争罪均为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管辖的罪行之一。《纽伦堡》第6条第2款第2项将战争罪定义为:“战争罪，系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的罪行。这种违反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屠杀或虐待占领区平民，或以奴隶劳动为目的、或为其他任何某种目的而将平民从被占领区或在被占领区内放逐，屠杀或虐待战俘或海上人员，杀害人质，掠夺公私财产，恣意破坏城镇乡村，或任何非属军事必要而进行破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第5条第2款第2项规定:“普通战争犯罪，是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之犯罪行为。”由此可见，《纽伦堡》较为详尽地规定和惩治战争罪的内容，并且将战争罪的本质界定为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规则的行为。

《纽伦堡》关于战争罪的规定和以其为法律依据的审判活动，很快为国际社会普遍地接受。1946年12月，第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确认纽伦堡所认定的国际法原则》的决议，肯定《纽伦堡》所认定的国际法原则，将战争罪确认为应受惩罚的国际法上的罪行，其中的第6项原则第2款规定关于战争罪的如下定义:“战争罪是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包括但不限于对平民或者在占领区内的谋杀、虐待或者驱逐去作为奴隶劳动或者任何目的，谋杀或者虐待战俘或海上人员，杀害人质，劫掠公私财物，恣意摧毁城市、乡镇或村庄，或者进行无军事必要而以非正当方式的毁坏。”经过发展，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关于战争罪的规定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为之后的前南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所沿用，成为和惩治战争罪犯的法律依据。

二、适用和突破

前南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为了应对1991年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负责人，在1993年5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成立特设国际法庭的决议，并且通过《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以下简称《前南国际法庭规约》)。在该规约中，用两个条款设置与战争罪相关的内容:第2条是关于“严重违反1949年各项《日内瓦公约》的情事”，共列出八种针对各项《日内瓦公约》所保护的人和财产的严重违法行为;第3条是涉及“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行为”，规定五种具体的违法行为。从所规定的内容来看，《前南国际法庭规约》将两类战争罪行均限于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所犯下的严重违法行为。在时空特征上，战争罪必须发生在武装冲突期间。

关于武装冲突的性质，前南国际法庭在“塔迪奇(Tadic)”案中将“武装冲突”定义为:当在国家之间诉诸武装力量，或者在一国境内政府当局与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之间，或者在一国之内的这种集团相互之间出现长期进行武装冲突的情形时，就可以说存在一种武装冲突。从该武装冲突伊始，国际人道主义法就开始适用。可以说，该定义比较宽泛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足以涵盖所有的相关情形，以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法在最大范围内的适用。前南国际法庭对武装冲突概念的上述界定，对《罗马规约》的制定产生影响，例如《罗马规约》第8条第2款第6项中的第二句术语就直接引自此定义。

对于在非国际武装冲突中所犯的严重违法行为之定性，在塔迪奇案中，前南国际法庭在参考有关国内法的实践后，认为:在许多法律制度中，对于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都予以处罚，即使是在非国际武装冲突中实施的。在国际武装冲突中被禁止的不人道行为，不能因为发生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就被允许。违反可适用于非国际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在习惯国际法中也是犯罪行为。可见，行为人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实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情形下，前南国际法庭认为其也应承担刑事责任，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在武装冲突中的平民和战争受难者。

国际法规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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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规范文第6篇

坚守传统国际法主体范畴的学者，通常难以接受个人在国际公法中与国家地位的比肩。这些传统准则的捍卫者，并非都狭隘地排除国家之外的一切可能；他们也可能表达出对国际联盟、自治殖民地甚至教皇为主体的承认或支持，却往往对个人地位的提升仍不留余地的抵制。如，上文提及的熊氏所编国际法书，以国家为唯一主体的观念便直接映射到对个人的排斥中来。其比较国家与个人后认为：“个人为国际法上之目的，非为主体。国家固为个人利益，互结各种之国际关系。个人因之得利益者。乃因国际法之反射作用，从其所属国而附与之也。”尽管“英美学派”与“大陆学派”的相左见解都在其后得以列举，著者却以“海贼”、“黑奴”、“通商航海自由”等例的逐一批驳表示出对否定个人地位的“大陆学派”的赞同。因而，依此书之见，“学者有以个人为国际法上主体者，误也。”谭焯宏则从国家元首及外交代表入手论证个人为国际法主体之不适格：“……殊不知元首、公使及其他国家代表与国民等能享受此权利者，因其国家对于国际法所生之权利，非其个人对于国际法当然所生之权利也。故一私人决不能直接享有国际法之权利，所以不能为国际法权利义务之主体。”郑斌也分述“中立国船舶”、“东印度公司”、“非洲国际协会”等例为证，明确其立场为：“学者或以个人公司外交官等为国际法之权利义务主体者，误也。个人止为国内法上之权利义务主体，决非国际法上之权利义务主体。”张道行更是简单明了地将个人归为其“国际公法的主体”编的第四章“不具有国际人格者”一节中，并未留存后续探讨的空间。吴颂皋为力证其所认可的国际法人只有国家，在其论文中如是分析个人的国际法地位：“须知人与物相同，皆系国际公法上之客体，而非主体，则个人不能在国际公法，享受权利与负担义务，自为理论为当然。……需知个人在此方面所享受之权利，只是一种空泛的人权。……在国际的实在法上，并不受到何种切实的保障。……国际公法上之权利，个人既非确然享受，各种义务他又不能负担，则把个人看做同国家一样的具有国际人格，当然是错误的。”

二、感召于外的松动立场

然而，国际新情势的客观存在与欧美国际法学界对个人主体的大力推崇仍然牵引了大部分中国学者的目光。一些近代中国的研究者们一方面仍坚信国际法是国家关系的界域，另一方面却也开始放下些许对个人地位上升的戒备，于犹疑与猜度中，试图以一种折衷的表达来完成对个人地位的确定。如，盛沛东对个人主体资格的排斥本似颇为决绝，提出“个人不得为国际法权利义务之主体，在现行国际公法之原则上，毫无疑义”，又称“私人不得为国际法之主体，其理甚显，……”。但在其对个人“应有之法权”的讨论中，却又肯定个人权利仍可能具有“国际性质”。盛沛东认为，个人权利“一为人为法权”，“一为天赋法权”。前者“即民事与政事之权”，“系由各国国内法规定”；而后者则为“生而有之固有法权”，属“国际性质”，包括“个人不可侵犯及自由之权”、“个人徒居他国之权即移民之权”、“改换国籍之权”、“各国对于在外侨民之权利与义务”、“各国对于境内外国人之权利与义务”、“引渡罪犯”等五项内容。因此，盛沛东虽未对个人地位的先前结论，仍坚持“在现行国际公法之原则，个人在国际公法上尚未认为有法人格也”，却也对其主体资格的获取有所期待与展望，推测“至将来国际公法逐渐发展，或认个人为国际公法之权利主体，将国家与个人间之纷争付诸国际仲裁裁判所”的情形出现，也“未可逆料”。韩桂琴同样通过条件和范围的设置委婉地表示对个人主体地位的认可。以原则与例外来描述个人在国际法中的状况正代表着当时学界的一种普遍心态。韩桂琴认为，“国际法和个人，在原则上，居于间接的关系；不过在例外的场合，居于直接的关系。”基于其对“受动主体”的界定，个人虽“不能实行外交交涉及参加条约之缔结”，却可以“依据缔结的条约而享受权利义务”。其权利包括：“外交特权”、“条约上之权利”、“国际诉讼权”；义务则表现为“海贼行为”、“破封锁、运输战时禁制品及实行军事的援助”、“条约上的义务”。因此，“个人在原则上不是国际法的主体。不直接具有国际法上之权利义务。但不是完全不具有；在狭隘的范围内，是具有的。在那种范围内，是国际法主体。”至民国末年，崔书琴也承认，“国际法虽系国与国间的法律，但牵涉个人（自然人）的时候是很多的”。但这一“最近的发展”，在他看来，只是带来对传统说法“修正的必要”，却并不意味个人主体地位的稳固，因为“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只是“可能更加重要”，也主要在人权及人道主义保护方面才有这种松动的需要。大多数中国学者对个人主体地位的最初认可都源于欧洲国际法新理论的传播与渗透，尤其是对英国学派新观点的接受。

正如邱培豪尽管更认同“惟国家”“可为国际法之主体”的“欧洲大陆学者”的主张，也仍将与之相反的“英国学者”的主张列于著作中予阅者参详；所谓“除国家得为国际法之主体外，凡公使会社及个人，均得为国际法之主体”，这正是对个人国际法主体资格的明确支持。刘独峰更是个人主体资格的坚定支持者。他批驳“只承认国家为国际法的主体，个人不过是国际法的客体”的旧观点，“显然是不合实际的”；在他看来，国际关系的和谐与国际法的成就不仅源于各国家的努力，更是“基于全世界人民共同之要求”。因此，他指出，“在今日国际情形看来，个人不但不是国际法的客体，反之，却站在主体的主要地位。”周纬也大力推崇对欧美国际法学个人主体新理论的学习和接受。他提出，关于主体问题，惟“亚洲学者，多持惟有国家并无个人之见解”，而“在欧美二洲，此问题早已公认应与加入矣”。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必要，一则是为个人与外交往的前提，“与他人交涉关系，必须有个人之自由及所需之资格能力。不宁惟是，……即在国际社会中，亦有相当之关系焉”；一则出于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国际交涉中须保护个人之精神，身体、及智识，宗教等方面之独立，已早成为国际惯例矣”；再一则缘于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就个人之人格身价而论，就国际法以人类进化为其原则而论，应将个人视为国际法中之主体也”。个人也有其得为国际法主体的理论依据。国家的权义范围并非成立国际法主体的必备要件，个人为主体的权能也不必与国家的权能一一对照，所谓“国家自有国家之资格身价，个人亦自有个人之资格身价”；即便“既无订结条约之能力，又无负担国际义务之资格”，也不足以否定个人于国际法的主体资格。因而，尽管列为主体的个人“国际权利义务”范围较小，并不能“摄行国家所有之权利义务”，“实有要求尊崇并享用以人类本性为其根据之法权。是故……，应将个人视为国际法权之主体”。这一点在国际实践中也已多有证明，如国际联盟公约中的规定、“抵制外货或与外人断绝往还”举动，都是“个人应为并能为国际法人之新例”。是故，周纬定论，“个人应为国际公法中之主体即人一事，在今日已毫无疑义可言矣”，并积极建议“研究并发达国际法之各种科学社会，亦早规划个人应有之各种国际法权昌明而光大之。”

三、渐化于内的本土认同

在上述以专著中相关章节作一般性论述之外，民国学人渐有围绕个人主体地位问题所展开的极具针对性的专门研究，而这种以较大篇幅进行的专题讨论通常也都是个人主体资格的支持者们为打破旧有主体条框、谋夺个人主体地位的宣传阵地。1928年，化一《国际法上个人之地位》，载于《法学新报》第36期、第37期；1931年，任涛以相同题目撰写论文，发表于1931年第36卷《清华周刊》；1933年，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3卷第4期到第4卷第1期也分两期连载周鲠生论文《个人在国际法上之地位》，随后在其专著《国际公法之新发展》中，周鲠生再次将个人国际法地位的上升作为代表着新趋势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予以详述。任涛在其论说中言之凿凿，视个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为理所当然，似不屑于对旧学说再说加指斥，只将个人地位的上升看作国际法实践显而易见的事实。任涛认为，国家是个人取得国际法主体资格的最大障碍，正是“学说发达”，使得个人被归属“国家万能之。于是国际法始于国际关系中仅承认国家，而个人之地位于是消失”。但这一立场在现时代已经不值一提。“十九世纪中叶遂有遭猛烈之攻击”，“顾此种观念过于勉强，不适于实际”；尽管持旧说之学者“不承认个人利益对于国际法之应用有任何直接之权利”，“惟此种反对究不能发生效力”，因此，“从法律之观点而谓个人离国家则在国际关系中无地位之学说实难继续维持”。

从国际关系的现状考察，任涛既吸取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也引据欧美国家的司法实践。如，引Kaufmann之观点，提出“在国家之关系外，更有个人的国际生活”，“国际法所节制者不只国家之权利义务，并及于诸国人民间相互之权利及义务”；又列举“有数大国之国内法庭，如美，德，常承认个人权利可直接由生”，“更进而主张在复杂之国际生活中，国家活动之外，尚有许多非国家之个人私的国际社会活动，亦往往使完全成为国际法之规则之发生。”任涛认为，国际法已有了关于个人的“消极的与积极的法规”，“前者之目的在保护或禁止某种活动，后者之目的在予个人以直接诉诸国际组织之方法，以保护其合法的利益，而不需国家之媒介”。分别详述之，则“消极法规之目的为确立对于身命，自由，健康，家庭，智识与道德之发展之保护与尊重，不论被保护者国籍若何，既一体待遇，……盖在今兹状况之下，此种法规不能不同国家之媒而应用，实际则直接辖及个人”；而“积极的法规最显著者莫如赋利害关系之个人以申诉于国联之权，如在少数民族，及一国违反消极的法规而损害个人的利害时之情形”。配合世界情势的发展，赞同个人主体地位的学说也走向两派；相对于在“国际法之新倾向”与“认国家为国际法唯一主体之旧观念”之间寻求折衷，而“承认个人在国家以外有相当之地位”，论者更偏向于激进的另一做派，“认个人为一切法律之真正目的，而应将其置于主体之最先，以使国际法成为民主的”。在其看来，这一说法的“理由充分完善”，“符合社会团体之进化，现代国家观念，及国际法之实质及目的”。所谓“符合社会团体之进化”，是看到“人类所生活活动之范围日趋扩张”，以国联的出现为证，“国家已开始入于自相联合而成世界社会之途”。尽管“现在世界社会方在开始建设中，因环境之需要，人类关系在原则上当仍续以国家之媒介”，但“俟全体人类社会团体造成，人类关系始非国际的，而为直接的，不需国家之媒介”，且随“时代之演进，今日视为例外者他日将成为原则”。论者甚至由此对国家与国际法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国家不过其中之人之关系系统而已”，“国际法不过为管辖属于各国家团体之人之关系法规之总称也”。所谓符合“国际法之实质及目的”，则仍是出于对国际人权保护相关内容的观察。论者判断，“因个人无防卫之方法于是有以为个人在国际法律生命中无地位，其利益仅由国家之干涉而国际化，此种意见实属错误”；“个人当予以保护其合法利益之方法，而政府，或国际机关，则应有保护国际社会一般利益必需之权力，以对抗个人之不法行为”。此处所指个人自保途径，则主要指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诉权的拥有。论者对常设国际法院规约将个人申诉权排斥于外极为失望，并就法学家委员会的三项反对理由逐一批驳。不过，确立个人主体地位在当下面临的巨大阻力仍是不争事实，任涛也承认“国际法现处于过渡期中，今虽不完全为国际间之法律，然亦未成个人间之法律”；不过，他对个人为主体“渐占优势而终将完全胜利”充满信心，断言“俟一切人民间之关系失去国际的性质而成为世界的”，国际法终“克成为个人间之法律”。周鲠生在论文《个人在国际法上之地位》中的观点，与其论著《国际公法之新发展》如出一辙，同样致力于为个人国际法主体资格正名。他认为，“个人在国际法上之地位”的变动是“根本”性，个人独立于国家而“直接享受国际法的利益”、“受国际法的拘束”已为“新派公法学家”所肯定。

就实践而言，“在国际生活上，确有许多特殊场合，有直接适用国际法于个人的可能”，如“适用于个人的法规”至少可有两种：其一“以保护或禁止个人的有些活动为目的”，其二“在予个人直接诉诸国际机关以拥护自己的利益的机会”。就理论而言，他同样接触到支持个人主体地位两派学说。折衷派仍是“调和传习的观念与现代的趋势”为目标，以国家为“常规的主体”，个人为“例外的资格”；“急进”派则“将个人置于国际主体的第一位”，“认为一切法律，最后的目的是个人”。与任涛不同的是，尽管这一倾向已经“表现于各国学者个人的著述，并且形诸国际法学会的决议”，周鲠生仍更为认同折衷派的调和观，“急进”派之意见还是太过极端。相比于同时期其他有关个人主体地位的研究，周鲠生的论说颇具亮点。亮点之一在于对旧有国际法主体范畴的不当有充分而符合学理逻辑的分析。不同于任涛对传统学说理所当然般的摒弃，周鲠生在力证新兴趋势之前就“传习国际法”理论展开了极有说服力的辨析。他认为，否认个人地位的传统学说“自有它的理论的及事实的基础”。首先，国际法的定义束缚了国家以外主体的可能空间，“在以国家行为为对象之国际法中，个人自无独立的法律的地位不能具有国际的权利义务”。但现在这一定义的正确性已经受到质疑，传统学说的这一理论根基当然也就遭遇打击。这正是前述任涛在论证个人主体时改造“国家”及“国际法”定义的原因所在。其次，观念“助长”了“国家唯一主体说，而抹杀个人的地位”。但“绝对无限”的时代已经过去，“观念今日正遭受各方面根本的抨击”。新派学者重新定义“国家意志”正是观演变的反映。最后，客观而言，国际关系的现实确已从“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转变到为个人的参与留下余地。亮点之二在于著者观察到了“传习的学说”与“急进”派共同问题之所在。对于“急进”派的极端一面，周鲠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理论上，“新学说是不是比较旧学说”更能代表“现实的国际法”实“大有疑问”。国家在法律上毕竟不是“一种虚拟的观念”，而是“一个法律的事实。如果国际法“尚未能根本国家法人观念，则依国家不能有人格意志的理由而绝对不论它为国际法主体，理论上便根本不能成立。”同时，“新学说在实用上的困难亦很显而易见”。无论是从国际法律责任的承担还是条约的继承考虑，这一做法“不但不合现实的国际关系的事状，而且可以引致极不容承认的结果”。急进的新派学说其实与“传习的学说”有“共同的弱点”，即“方法的错误”：“它们虽各自命为基于国际现实生活的观察，而其实则都是一种成见的演绎”。两者都预设了一个狭隘的前提，前者前提为“国际法为规律国家行为的规则”，后者前提为“一切法律的规则”，“最后都是施行于个人”，从而双双推导到错误的逻辑结论。因此，著者以为，即使是从研究方法而论，也是“折中派的意见比较近于真理”。亮点之三在于较为细致而全面地列举并论述了有关个人地位上升的国际法实例。周鲠生以五大项讨论了有关个人的国际法现有规定，分别涉及“个人的处罚”、“个人权利的保护”、“个人的国际出诉权”、“国际机关的规则”、“个人行动的国际效果”；其中，“个人的处罚”又包括“海盗、封锁破坏者、潜水艇规则违反者”，“个人权利的保护”又可分“少数民族，委任统治地，国际劳工组织，奴隶禁制，割让地人民总投票（民族自决）之诸场合”，而“国际机关的规则”、“个人行动的国际效果”则是国际法最新发展的反映与归纳。

四、结论

直到今天，个人的主体地位仍在中国的国际法学界倍受争议，对个人主体资格的赞同往往还被作为挑战传统立场的新派观点来看待。事实上，中国研究者对个人主体的全盘接纳绝非二战后才兴起于国内学界的新鲜现象；由上可知，早在近代中国，个人主体地位的坚定拥护者们就已存在且为数不少。在对欧美国际法流几乎亦步亦趋的追随中，当时的支持者们已经积累起相当的研究成果，无论是逻辑的推理还是实证的收集，都为个人力争主体之位提供了重要基础与直接助力。

国际法规范文第7篇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必然是它的反映。在国际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其主体的活动和关系总是要涉及到各个方面和各种法律体系，在客观上形成种种相互交错的关系，引起各种跨国性的法律问题，绝对会沿着法学家人为的分科界限去发展。这些跨越国境而发现的种种法律关系，广泛涉及到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的各个部门，作为综合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而形成有机联系的统一法律体制，有其本身的独立性和特点，正是跨国经济关系多样性、复杂性的客观反映，不是人为的揉合，从而以国际经济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经济法学也具有其自身特点和独立性。它既不同于仅以研究国家（及国防组织）间关系为对象的国际法学，也不同于以研究涉外民事关系中冲突规范为对象的国际私法学，有其本学科固有的科学规定性，不是出于法学家人为的设计。如果忽视这点，拘泥传统观点，把国际经济法纳入国际法或国内法某一法学分科，是无异把本来属于统一的国际经济关系，人为地加以割裂，必将导致理论上的混乱和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因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首先要问的是，客观现实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法是什么？”“法从何所出？”只有立足于这一基点，运用综合的方式，着重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相互联系，去探索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拘束，面对现实，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在广度和深度上开拓这一新兴法学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

再证之科学发展的历史，几种相关学科交叉而综合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或称边缘学科，或称交叉学科甚至称为综合学科者，其例并非鲜见。在自然科学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也不断出现新的突破，终至形成各种跨学科的新兴学科者，有物理化学、仿生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生物物理学等等。在法学中也不乏先例，如国际海商法学又是在长期实践中，随着海商事业的发展，综合国际海商和条约及各国海惯例商法而形成一支独立的法学分科。所以，国际经济综合国际法和国内法两种规范发展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科，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广泛包括国际有关商品与资本流通的各种法规、法制及有关的法律问题，还可细分为关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货币、国际技术转让、国际税收、国际劳务协作乃至国际经济组织等的法规及法制的问题。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的法学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这是研究一切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国际经济法是法学领域中一门实用学科。国际经济交往中要涉及到各国政策和利益，而由于各国利益不一致，诸多矛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其情况尤为严重，因而，使国际经济关系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极为复杂，难于解决。研究国际经济法，必须避免就法论法，或流于纯法理的探讨，要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坚持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精神，运用科学方法，去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找出主要矛盾之所在、问题的实质所在，并联系国内外司法、立法实践，用国际经济的基本理论，去解决矛盾，解决问题。特别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国际经济关系，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研究国际经济法，应立足本国，联系我国涉外经济司法实践及我国在对外经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使研究工作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及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二，比较研究，分析综合。运用比较法方法去研究法学，由来已久，是法学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国际经济法是一门综合科学，广泛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很多方面，而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存在着既有联系，相互作用，又有矛盾，相反排斥的现象；各国国内立法则更不一致，既有资本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法制，发达国家法制与发展中国家法制之异，即令在同一资本主义法制体系下，又有大陆法制与英美法制之别。国际经济法整个体制中，包括有关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其中有从纵向联系，又有横向联系，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产生的法律问题极为复杂。更何况当代世界经济的超国界发展，长期来在反映并发展商品经济所形成的具有共性的不少法律规范，已日益广泛。因而各国之间相互借鉴，甚至移植国外有益的法律、法规，也是促进本国商品经济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这就要求必须采用比较法方法，对比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各国法制有关规定的异同，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辨其异同，明其得失，定其取舍，知已知彼，求同存异，既有利于妥善地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又有利于国内司法，立法的参照借鉴；同时对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又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际法规范文第8篇

内容摘要：随着国家的发展，与世界的交流愈加密切，涉及的国际条约也愈加增加，而其所带来的冲突也在不断增加，国际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是与冲突规范有着密切关系的。本文从学说一元论和二元论出发，通过国内外的实践对比，来发现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适用时涉及到的学说，并提出笔者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国际条约 适用 国内法优先学说 国际法优先学说

国内法优先说

一元论的“国内法优先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德国学者耶林内克（Georg Jellinek）、左恩（Zorn）、考夫曼（Ehrich Kaufmann）等人提出的。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国际法与国内法属于同一个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国际法从属于国内法，国际法的效力来自于国内法；由于国家意志在法律上是绝对和无限的，所以，应该承认国内法的优势地位；国际法是适用于对外关系上的公法，是公法的一个分支。

“国内法优先说”由于注重从本国利益出发，容易侵犯他国的利益，从而破坏签订条约相对方的信任利益，这只会助长单边主义思想的蔓延。因为国家可以根据国内法来支配条约，使条约实际处于一种随时可以被单方面解除的不稳定状态，使条约失去应有的约束性，从而破换国际政治经贸秩序。强权政治的既得利益会刺激更多的国家挑战国际条约的权威，使整个国际交往间产生信任危机。

以该学说为基础，宪法主义学者提出了条约无效的观点。舒金于1930年对国际法学会的报告中说：“一个条约只是在经有权机关缔结并且关于缔结条约的一切宪法规定都已得到遵守的条件下，才拘束缔约各方”（李浩培，2003）。霍尔（Hall）和奥本海（Oppenheim）强调的是，凡没有依照宪法规定经过议会同意缔结的条约，不但在国内不能执行，并且在国际关系上不能拘束国家（程莉，2010）。

因为国际条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法主体根据国际法签订的书面协议，而作为国际法基本主体的国家是享有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和管辖权。根据法律的定义可以知道法律是由统治阶级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所以国际条约并不能定义为法律。正所谓平等主体之间没有管辖权，所以主体之间的条约并不在签约国之内产生法律的效力，由于世界上并没有一个超过国家统治力的集团存在，所以也并不能保证国际条约按照签订的目的来产生约束双方或多方的效力。

在国内宪法是根本大法，一切法律法规都不能与之冲突，它规定了国家生活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则和制度，确立了立法原则，是国内立法机关进行立法活动的法律基础。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为近、现代实行制度的国家所公认，许多国家的宪法对此都有明文规定。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5条还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1946年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本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规，违反其规定的法律、命令、诏敕以及关于国务的其他行为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均属无效”。

因此，只有根据在审查国际条约后，发现其不与宪法冲突，然后按照国内法批准施行了该国际条约，才能让其在国内产生法律效力。所以国际条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它和国内法原并不属于一个体系，而只是在被国内法赋予了效力后才变成真正的法律，从而融入了国内法体系。

显然国内法优先说的危害性是较大的，有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德国的不顾国际条约约束，肆意践踏条约威严的战争行为；也有美国不顾国际条约悍然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美国发动战争时提出了自卫权，因为美国认为伊拉克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准备对美国使用，所以美国采取先发制人手段攻打伊拉克。自卫权是指国家在遭到外来侵犯时，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共同抵抗侵略的权利。《联合国》第51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均享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会员国只有在受到实际的物理攻击时才能进行自卫，而且应将其采取的行动立即向安理会报告；会员国的行动不得影响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能，并且不得与安理会为此采取的行动相抵触。显然美国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截止到目前也未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悍然发动战争，实是对一个国家的侵犯，这种滥用自卫权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强权政治在国际法的表现。

国际法优先说

一元论中的“国际法优先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一种理论，这种学说认为，全部的法律都属于一个法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法律分为不同的等级，下级法律的效力来自上级法律（邵沙平，2011）。代表人物有社会连带学派的波利迪斯（Politis）、赛尔（Selle）等人，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规范法学派的创始人波利迪斯凯尔讯。

社会连带学说派和规范法学派都反对国家思想，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的观点。尤其是规范法学派认为，国际条约缔结方虽然有着文化政治制度等差异，但是属于人类的“正义感”或“法律良知”并没有差别，而有着差别的缔约方也只有在以人类的“正义感”或“法律良知”为基础，才能最可能地摒弃偏见达成合意，从而订立一个维系双方关系和约束双方行为的条约。这种规范由于处于人类良知创立，所以最接近自然法原则，也正如此国际条约有着相比较国内法来说的上一级效力。

这种学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战争时旧国际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也使国际社会认识到重建和加强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国际条约的地位也由此被抬得甚高。不过，这种理论将国际法或国际条约的效力凌驾于国内法，而忽视国内法在国内的效力，显然是又将条约的威严性和牢固性放在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境地。因为违背宪法原则的国际条约是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的，这显然是本国民众不愿意见到的，民众的怨声只会督促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来否决该项条约的效力，这就等于本来以国家意志的决定接受的条约，又否决自己当初的决定，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是对本国信誉的伤害也是对国际信任关系的破坏，显然不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

加入一项公约或签订一项国际条约需要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家元首或代表签名，在“国际法优先说”里，由于国际法是接近自然法，拥有“最高规则”或“超然效力”，所以一经签订，就代表着国家意志的许可，就当然在国内拥有与宪法同等甚至高于国内宪法效力的效力。这看似是人类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国际秩序重视程度的提升，但显然美好的愿望并不能如其愿的结出美丽的花。因为限于国与国之间的实力差异，统治阶级间的利益交换，很有可能国家元首或代表所签定条约是与国内宪法冲突的。倘使在条约与宪法已经发生冲突的前提下仍然允许条约的继续以凌驾于宪法的姿态生效，那显然是对一国的戕害，这显然与国家的管辖权发生了冲突。

国际法与国内法平行学说

国际法和国内法平行学说是19世纪末以来由实在法学派的学者特例佩尔（TRiepel）、安琦落睇（Anzilotti）和奥本海（Oppenheim）等人倡导的。而实在法学说是18世纪开始发展壮大并占据优势，该学说的发展趋势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把国际法建立在事实和实践基础上的思想，以及由于国际交往的发展，各种内容的条约数量剧增和条约日益受到重视的事实有很大关系。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主体、调整对象和法律渊源等各方面都不相同，所以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由于国内法是统治阶级针对被统治阶层创立的，国际法是平等国家间基于互信或以国际荣誉做保证对彼此间行为所设立的规范，所以他们是两个各不相同、相互独立和平行运作的法律体系。

由于国内法和国际法分属于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体系，所以国内法无权变更或更改国际法所包含的国际条约，反之亦然。根据二元论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平行学说，这种学说汲取了国际法（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的特点，但是这种过于强调两者差别的做法，显然是以忽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代价的。

国内法和国际法平行学说根据两者特点，着重强调了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区别及其平行关系，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所以，未能全面反应两者联系。而正如我国已故的著名国际法学者周鲠生所说：“国际法与国内法按其实质来看不应有谁属优先的问题，也不能说是彼此对立。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国家如何在国内执行国际法的问题，也就是国家履行依国际法承担的义务的问题。……从法律和政策的一致性观点来说，只要国家自己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总是可以自然调整的”。所以两者间存在选择适用的可能性，有选择则必有冲突。

国际条约在国外的实践

英国。英国按照判例法的要求，其所缔结的条约必须经过议会立法转化为国内法才能在国内适用，包括必须改变或者增加国内法才能在英国执行的条约；明文规定须经议会同意才能生效的条约；割让领土的条约（李浩培，2003）。当然，一些与国内法不冲突，且不重要的行政性条约在英国国内的适用是可以不经过议会批准的。

法国。法国有点特殊，根据其1958年制定的宪法，国际条约在国内有效力且优于国内法，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该条约能够在其他缔约国生效并切实做到了适用，否则法国不承认该条约的效力。

美国。国际条约在美国被分为两类，分别是“自动执行的条约”和“非自动执行的条约”。前者可以直接在美国国内适用，而后者则需经过立法机关制定为国内法后才能生效。

国际条约在中国的实践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虽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但是他们的关系并非是完全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两者的制定都是根据国家的意志制定的，处于世界舞台，各国制定国内法时为避免或减少与他国交往的障碍，难免会根据综合国际条约的内容和国内实际情况来制定国内法，所以国际条约的原则和国内法的原则多有相同之处。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宪法中并没有冲突规范的条款。但是根据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使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结合我国后来出台的其他相关法规，我国对待国际条约的态度基本如下：承认国际条约的效力，甚至在与国内法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也会以牺牲适当代价的前提下承认国际条约的效力，从而达到维护中国国家信誉和维护国际秩序的目的。国际条约在中国的地位是低于宪法而又高于法律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更占优势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二者体制的不同，分歧也自然多，所以有相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多资本主义国家参与制定国际条约，其条约内容难免会与中国国内的法律产生冲突。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科技商业行业尚处于起步，需要国内法给予特别保护，倘使仍按照国际条约来制定，结果只会是让国家遭受更大的伤害，虽然保住了国际信誉，但显然是不实用的，有点得不偿失，笔者认为应该将国际条约分为“自动执行的条约”和“非自动执行的条约”。当然这要由专业的法律专家和经济专家组成的专业团队来评定，在划分“可执行”和“不可执行”后再交由相关部门参考执行。实行允许那些不与国内法冲突或少许冲突，但对国家利益伤害不大的条约允许国内适用，对那些冲突严重的声明保留。

我们不应该将所有签订的条约都置于保留地位，因为国际条约的地位问题世界各国已达成普遍共识，那就是条约优于法律尤其是在民事领域。既然条约是优于国内法的，自然两者出现冲突的情况下要适用条约。但是，反冲突即适用的做法无疑是对国家对内职能的削弱。

参考文献：

1.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

2.程莉.国际条约违反宪法规范的效力认定.黑龙江省政法干部学院学报，2010（8）

3.维基百科：伊拉克战争决议第107届国会第二次会议

国际法规范文第9篇

一、我国加入WTO之后检察机关面临的机遇

1、加入WTO，必将促进我国的民主与国际法制建设，加快中国国际法治化进程，为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国际法治保障。

WTO对中国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它推进中国的国际法治进程。这种影响概括起来就是“深刻，全面，强烈”。“深刻”在于WTO将影响中国的公国际法制度，推动政府行为走向国际法制化；“全面”是指WTO的影响涉及中国立国际法、行政、司国际法的各个方面；“强烈”则是说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审查制度以及其他WTO的监督机制将使中国政府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外在推动力，一种推进国际法治的外在动力。我国加入WTO后，政府将在确保国际法律的透明度、统一国际法律实施等方面履行承诺，与“依国际法治国”方略相呼应，全面展开第三次国际法律变革，从而对我国的国际法治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WTO对中国的立国际法、行政和司国际法制度的总要求是：第一，国际法的透明性；第二，统一公正合理的国际法律实施；第三，独立的客观的公正的司国际法审查。这三项普遍性要求在实质上构成现代国际法治的价值核心，体现着现代国际法治的根本方向和发展趋势。

加入WTO后，我国的国际法律国际法规体系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特别是涉及投资、金融、证券、贸易、竞争、信息、消费者权益等涉外经贸方面的国际法律国际法规，必须予以完善。WTO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国有关经济贸易的国际法律国际法规、政策必须公开透明，同时要求各成员国在制定各自的经济政策过程中，提高透明度，以使制定的经济政策更具有科学性和可预见性。根据WTO的基本原则和规划，以及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国内国际法律国际法规的清理和立、改、废工作，促进国际法律国际法规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加入WTO，必将促进我国的民主与国际法制建设，加快依国际法治国进程，进一步提高领导层和国民的国际法治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依国际法办事”的良好氛围，为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国际法治保障。

2、加入WTO，必将促使社会国际法律观念发生积极的变化，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加全面地发挥国际法律监督职能。

国际法律观念是国际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国际法律文化是国际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国际法律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国际法律规范、国际法律制度。一国的国际法律文化，表明了国际法律作为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调整器在该国的发展程度，以及人们对国际法律机构、国际法律职业者等国际法律现象和国际法律活动的认识、态度、信服和知识等方面的水平。中国加入WTO不仅意味着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好处，也展示给我们一系列全新的国际法律观念。这些观念，是全面提高公民国际法律意识的难得机遇，也是中国国际法制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所在。检察机关是我国的国际法律监督机关。长期以来，社会对检察机关职能的认知是比较肤浅和不全面的，往往认为它是一个从事反贪和公诉的司国际法机关，事实上这不利于检察机关职能的充分发挥。加入"世贸"后，随着国外国际法制观念的涌入和影响，此种认识必然会有所改变，社会会更期望个人的合国际法权益、基本人权得到有效保护，期望检察机关加大监督力度，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对审判机关民事行政案件审判活动的监督，等等。这些都需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完全履行国际法律所赋予的职责。

3、加入WTO，必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检察机关更加深入地开展反腐败工作创造良好的国际法制环境。

我国当前的国际法律制度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汲取世界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既反映出各国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国际法制经济。世界贸易组织需要各成员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应达到确保经济良好运行的应有水平，一国国际法制环境（包括立国际法和司国际法两方面）的优与劣就成为衡量该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加入WTO，就必须遵守WTO的基本原则和规则，遵循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这在客观上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WTO规则要求我们进一步做到政企分开，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确立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使企业尽快成为国际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局面也将形成，金融体制改革、税制改革、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企业国际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等，在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将极大地促进涉及体制、机制方面，影响反腐败斗争深入下去的深层次矛盾的妥善解决，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提供良好的环境保证。

4、加入WTO，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严格依国际法行政，为检察机关反腐败提供体制、机制上的保证。

WTO各成员政府仅仅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不是市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不能直接介入国内外市场的竞争。WTO奉行“尽可能少的行政干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职能转变到市场竞争规则的规定、严格依国际法行政、运用国际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为企业提供服务上来。加入WTO必将促进政府及各部门在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内容、范围、手段、方式等方面的改革，提高行政管理效率，避免因政府及各部门“办事效率不高”导致的腐败现象。在市场准入方面，WTO市场准入原则要求必须放宽企业进入市场的条件和限制；在市场秩序方面，WTO要求取消地方保护和行业保护等不利于形成统一市场的行政行为；在市场主体方面，WTO非歧视原则要求取消差别对待，平等对待国内和国外企业，给国外企业进入国内市场以公平的待遇。这些都为减少权力干预市场引发的等腐败现象提供了体制和机制方面的保证。

5、加入WTO，必将促进我国加快司国际法改革步伐，为检察改革的深入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围绕司国际法公正和效率的司国际法改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加入WTO之后，要求我们具有统一的、合理的、完善的国际法律规则，WTO的另一要求是这些规则要能够得到公正、有效的执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目光从立国际法领域转向了司国际法领域。根据WTO的要求，在司国际法领域中，一方面司国际法机构要独立于政府，从而保证公平合理的国际法律能够得到有效、公正的执行；另一方面要求司国际法机构具有审查行政国际法规的权力。因此，中国伴随加入WTO也进入了一个“司国际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解决司国际法独立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从观念到制度，从司国际法外部到司国际法内部都要进行全面的改革，这就必然为检察改革的深入发展创造空前的机遇。

检察机关要有机遇意识，充分预见和认真研究加入WTO对人们价值观念和我国国际法律制度带来的巨大变化，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以加入WTO为契机，积极推进检察机关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把检察改革放在加入WTO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探索和建立符合加入WTO后的中国国情的检察制度和工作机制，大胆探索与国际检察制度接轨的新体制。

二、我国加入WTO之后检察机关面临的挑战

1、加入WTO，必然要求在执国际法中贯彻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这对我国司国际法机关—包括检察机关传统的执国际法观念是一种挑战。

WTO的国际法制统一、非歧视性和公开透明三项基本原则，不仅是对每个成员国制定有关国际法律、政策和措施所提出的要求，也是执国际法司国际法行为的基本要求。我国国际法律制度中有关透明度原则的规定很少，重视程度也不够。在我国现在司空见惯的“内部文件”、“会议纪要”等等，往往是政府施政和司国际法判案的依据。

“入世”以后，我国不仅经济置于全球化浪潮之中，我国的执国际法工作也将置于WTO成员的监督之下。任何原因造成的执国际法偏差，都可能影响我国声誉。大量国外公司、企业的涌入，使我们的执国际法对象多元化，片面强调保护某些企业的合国际法利益或者对中方企业和外方企业的内外有别将不再适合入世后的执国际法需要，也不符合在国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际法律精神。因此在我们的执国际法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增强公正执国际法的观念，严格依照国际法律程序办案，不因国籍和身份的不同而发生偏袒倾向，执国际法中必须彻底摒除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执国际法观念。

我们几十年的执国际法经历，已经形成了一种固有的习惯思维定势，办案习惯于秘密进行。司国际法程序进行之中难于接受外界的介入。而WTO的透明度原则要求司国际法程序公开，这对我们的习惯意识是一种挑战:司国际法程序公开并不是泄密，我们的执国际法活动要接受更为广泛的监督。

2、加入WTO，必然导致我国的国际法律环境产生重大变化，这对检察工作的国际法律依据及国际法律适用都将是一种挑战。

一方面，就我国目前的立国际法而言，不少领域都与WTO规则体系存在着差距甚至冲突。这种差距和冲突一方面表现在外资国际法、行政国际法、海商国际法等领域的制度与WTO规则的冲突上，另一方面表现为金融服务、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际法律空白。按照WTO规则，我国与WTO规则不相适应的行政国际法、民商国际法、经济国际法等国际法律、国际法规都应当进行修改和补充。国际法律、国际法规的修改和补充必然对检察机关在国际法律适用上提出挑战。

另一方面，今后检察机关不仅要依据国内国际法开展工作，还要依据国际国际法开展工作。在认定犯罪过程中，特别是对金融诈骗、侵犯知识产权、走私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以及恐怖、洗钱、黑社会等跨国犯罪的认定，会更多地以国际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为标准。由于对国际国际法原意的理解会产生更多的歧义，将不成文的国际惯例转化为成文的国内国际法还需要一个长期的立国际法过程，将给各项检察工作，尤其是侦查、批捕、、控申等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3、加入WTO，我国刑事犯罪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刑事检察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犯罪总量将在一个时期内呈上升趋势。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发展将获得新的机遇，但由于我国一些企业竞争力在一段时期内不敌外国企业而导致失业和流动人口增加等原因，加入WTO后可能引起犯罪总量的上升。

其次，犯罪类型出现新的情况。第一，恐怖犯罪有所增加。加入WTO使我国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9·11事件让人们看到了恐怖犯罪对经济、社会的巨大破坏力，也在中起到了示范作用。而对国际恐怖犯罪，检察机关还有待加强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第二，黑恶势力、集团犯罪大量增加。中国大陆有许多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在不断借鉴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黑帮组织模式来组织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在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黑社会组织必将趁机进入国内，增设类似“堂口”、“会所”性质的分支机构，与国内不国际法分子相勾结，从事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偏远地区、农村基层中，还存在相当量的“人治”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犯罪滋生提供了养份，特别是靠近国境的地区，国外的犯罪组织将很可能诱使他们加入犯罪集团、黑社会组织，共同为非作歹，危害国家和人民。第三，环境犯罪日趋突出。加入WTO后，国际环境标准、质量标准将大量引入我国，不仅对国内产业和环保事业产生重大影响，也降低了认定环境犯罪的条件，原来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将被当作犯罪处理，而环境犯罪的认定和处理有赖于相关的科技知识，这给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第四，各种金融诈骗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公司企业犯罪等经济犯罪将明显增多。加入WTO的直接后果是国际贸易自由化，金融流通更加频繁。证券期货、投资贸易、银行保险、知识产权等热点领域将出现新的漏洞，成为经济犯罪的高发部位。

最后，经济犯罪中的具体罪名也将此消彼长。一是走私犯罪将有所减少。根据WTO的基本规则，各成员方必须减让关税，这将大幅度减少走私的利润，走私无国际法再给犯罪分子带来巨大的收益，自然会减少。二是跨国犯罪将大为增加，犯罪出现国际化趋势。随着资金、物资、人员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犯罪分子也会突破国界，跨国实施洗钱犯罪、恐怖犯罪、犯罪、环境犯罪、拐卖人口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等。三是利用高科技手段特别是利用计算机网络和生物技术实施的犯罪，如传播计算机病毒、危害信息安全、传播细菌病毒等犯罪将会增加。

4、加入WTO，我国职务犯罪将会出现新的特点，给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贪污贿赂犯罪将一改目前普遍、多发的特点，呈现集中、严重的态势。WTO将削弱政府干预和控制经济行为的能力与垄断地位，这必然削减职务犯罪赖以产生的权力优势基础，把贪污贿赂犯罪压缩在较小的范围内。但少数掌握经济实权的人一旦犯罪得手，其数额和影响就相当巨大。

职务犯罪主体身份的界定将更加困难。入世后随着投资主体、投资市场和领域的多元化，以及所有制中混合成份的日益增多，将造成贪污贿赂犯罪主体身份的进一步复杂化。入世后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管理的职能将逐步缩小和转移，给渎职犯罪主体的界定也带来新的问题。

“入世”后，资产重组的形式更加灵活，方式越是灵活，就越是难以监督，难以有效地防止暗箱操作，国有企业中很可能出现一批新的恣意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分子。侵吞国有资产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将有可能上升，且呈现渎职与贪污受贿行为交叉的特点。侵吞国有资产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会出现在更广阔的行业和领域，且犯罪手段会不断翻新，呈现智能化程度高、隐蔽性强、调查取证难等特点，给案件的侦破及处理带来极大困难。

职务犯罪的行业性特点将更加明显。入世后在政府的一些部门如掌握审批、质检、检疫、安检等职权的政府官员容易成为一些投机分子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

国际社会及舆论环境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要求将更高。入世后，国外投资者必然会按照他们在本国及其他国家所享有的国际法治环境及公正市场秩序来要求各级政府。他们对我国市场竞争是否真正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评价，一段时期以内将会集中在各级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遏制各种腐败行为上。这就要求检察机关继续加大惩治力度。

5、加入WTO，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益国际法律代言人的角色将更加突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面临新的课题。

我国行政诉讼国际法只建立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出的行政诉讼，其目的是救济个人免受违国际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损害。我国行政诉讼国际法立国际法时理论不完善，没有引入主观诉讼，才产生了这一制度上的缺陷。现在，在承认客观诉讼的基础上，应当考虑建立主观诉讼，以适应时展的需要。特别是WTO规定的中国政府的义务，很多都涉及了国家公益的职能。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各国都通过行政诉讼予以保障，而我国却无人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中，公共利益受损害(如假冒商标、环境保护等问题)发生的公害事件，检察机关应当有权。面临着入世的机遇和挑战，很有必要重新设计我国的行政诉讼机制。

为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弱势群体的利益，应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对司国际法的监督职能。对涉及国家、集体和公民重大利益的案件或违国际法行为后果比较严重，但无原告或原告无能力诉讼；或受害人不敢提讼，或当事人恶意通谋规避国际法律的案件以及检察机关受理公民控告，或通过其他方式发现的认为有必要参加监督的重大案件检察机关应主动介入，积极参与。尤其在加入"世贸"之后，许多纠纷都可能是跨国性的，如果仅依靠弱势群体自身的力量，由于在人力、财力等资源上的限制，他们不可能与实力强大的市场主体相抗衡，即使有国际法律上的明确保障，其应有权益也是难以实现的。如产品质量导致的众多消费者利益受损，这就可由检察机关代为提起民事诉讼。这是深化检察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适应国家利益需要，与世界经济和国际法律接轨的必然趋势。

我国民事、行政、经济国际法律国际法规的不统一、滞后甚至空白，将更加不利于检察机关入世后监督工作的开展。在增加的涉外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与以往中国国际法人、公民相互之间发生的案件相比，取证难度加大，要求标准相对提高，而且由于各国民事诉讼国际法律对涉外案件的识别、认定、管辖权、举证及证据的使用等方面存在很多冲突，作为对国际法院判决进行监督的检察机关如何做好监督工作遇到新的课题。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国际法律监督机关，它不但承担着对各类违国际法犯罪行为的追诉权，而且在保护国家经济利益安全上国际法律也赋予其明确的职责。面对急剧变化的国内环境，检察机关应充分地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面的职能作用，积极扮演社会公益国际法律代言人的角色，保护各利益主体的合国际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

6、加入WTO，我国检察工作与国际接轨，对检察机关及检察官素质都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加入WTO之后，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人员交流会进一步增多，各种涉外案件必将逐渐上升，国际司国际法协助案件日益增多。同时，一些国外律师机构和律师通过一定的国际法律程序将逐渐取得进入国内开展国际法律业务的资格，国外的公证文书也将取得直接的证明效力。检察机关涉及律师业务的工作以及涉外证据的采信和使用，尤其是审查和出庭公诉将面临新的压力。

与“入世”后的执国际法要求相适应，必须有一批熟知国际法律，熟悉WTO规则，懂外语，能熟练使用现代化办案工具的检察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检察官的整体素质明显不适应“入世”要求，至于能够在工作中准确使用外语交流和熟悉国际国际法乃至WTO规则的人才更是寥若晨星。这种现状显然无国际法适应“入世”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因此，各级检察机关都要加强队伍建设，尽快培养出一批既精通国内国际法，又精通WTO的协定、协议及其它国际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高素质人才并予以重用。

国际法规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国际法；网络战；我国；应对策略

在所有领域中，军事领域的高科技是最为集中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均得到了有效的应用，其中也包括了军事领域，进而诞生了网络战，不仅使得军事理论得到了改革，也引发了国际法当中的诸多问题，突显出了发来的滞后性。武装冲突法主要是对战争进行规范的一种手段，运用法律的方式来保护受难者，该法反映出了人们对战争的反省，并且该法在解决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平衡军事需要以及遵守国际法。因此，如何完善国内法与国际法成为了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网络战的国际法概述

（一）网络战在国际法上的形式及定义网络战属于一种新型的作战方式，目前，国际法还未对网络战的定义进行统一，由于网络战类型的发展较为迅速，其定义也在不断变化。

1、国际法上网络战的定义网络战属于一种网络的攻防军事行动，主要是指利用相关技术来对敌方的网络信息系统进行打击及摧毁，但又不会影响自身的信息系统运行。社会在高速的发展，网络战当然也在不断的得到更新，其已经成为了杀伤力最大的一种作战形式，若网络战与火力战进行结合，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点，世界各国都在组建自己国家的网络战不低，增强自己国家的作战能力。在20世纪九十年代时，美国率先提出了以网络为中心的战争，并在一些军事行动中动用了此种技术，例如在对阿富汗进行打击时以及伊拉克战争中。目前，网络战在世界各国中均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应用。

2、国际法上网络战的形式当今，全面的网络战中还没有在整个世界发生过，依照现有的理论和形式对网络作战进行分析，可将网络战划分为三种形式：

（1）秘密行动。类似于间谍，网络作战中，秘密行动作战方式最为常见，目的是收集和窃取他国的资料；

（2）小范围的网络战争。对敌方使用公开性的手段对其进行网络攻击，摧毁其网络信息系统，攻击的方面有很多，例如商业金融等，此种形式的破坏力相当于实际的活力战争所产生的经济破坏。

（3）运用网络和实际结合的打击方式。如今，战争的手段不断像计算机和数据方面发展，并且在通常会议网络为作战基础，这也使得活力站进去了一个新的阶段。利用网络和火力的相结合，使得杀伤力最大化，从而摧毁敌方。网络战所攻击的目前涵盖了计算机、防空网以及雷达网等方面。在美国对伊拉克进行军事行动前，美军就利用网络攻击将伊拉克军队的防空系统摧毁，使其防空系统属于瘫痪状态，进而为美军的军事行动创造机会。同样，在美国对北约进行军事行动中，也是利用了网络作战的优势，利用计算机病毒对北约的计算机网络进行攻击，使得北约的信息系统无法正确操作，进而为美国军事行动提供机会，以达到摧毁敌军的目的。

（二）国际法上网络战的主要特点网络战与传统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者的特点上，如下：

1、即时性与非接触性存在差别在传统的战争中，如若要开战，则能很明显的发现诸多迹象，例如军队调动以及火力集结等，而网络战就很难发现其开战前的相关准备，世界各国在各个时间内均有可能会受到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并且攻击者在发动进宫后会迅速的撤离，抹掉痕迹，很难被发现，网络作战的即时性在这点上得到了体现。传统的战争地点可能是在某个国家，也可能是在某个地区，但网络战的战争场地是在网络空间内，网络战不会受到地域或时间的影响，因此跨国性是网络战具有的特性，双方即便是在激烈的交战中，也没有交集点的存在，充分体现出了网络战的非接触性。

2、难以锁定网络攻击者被攻击方因遭到攻击而产生损失在网络战中经常发生，如若被攻击方想发动反击时，就必须对攻击方的身份进行确认，但是在网络的空间内，很难对攻击者的确切位置进行确认，无法确认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如若单单只通关IP地址的显示来确认攻击者的身份则显得缺乏技术。跨国攻击者不单单只跨越一个国家来进行攻击，有时甚至会跨越多个国家，只需在一个国家内租用一个服务器即可实行攻击，甚至利用这台服务器进行转国攻击，这就使得被攻击者很难发现攻击者的来源，不能对其位置进行确定。

3、作战双方的网络战能力具有非对称性在国际网络战争中，每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不同，存在着差距，但网络战的能力很有可能是相同的。拥有一定网络战争能力的国家很可能对信息大国进行攻击。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进步，很多黑客已经接近正规部队的作战能力，因此，网络作战能力在不同国家中具有非对称性。如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空袭时，南联盟军队就利用网络攻击对北约的信息网络进行了攻击，使得北约的信息网络处于瘫痪状态，拖延了北约的空袭。

二、基于国际法视角我国应对网络战的对策

（一）遵守国际法规，避免陷入被动“条约必须遵守”是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原则。目前，我国已经批准加入了国际法战争法公约，但少数对我国有危害的国际法公约和条款予以保留和抵制。同时我国秉着严格遵守国籍法规条约的原则，以免自己在战争中陷入被动。中国应对现代网络战对国际法的遵守主要表现如下：

1、战争权运用只有几种特殊情况才能动用武力，这是国际法的规定。我国坚持非特殊情况绝不先发动网络攻击。

2、区分打击目标我国严格遵守“军事必要”原则，面对更具挑战的未来的网络战争，我军一定要正确并且严格的区分网络用途，军用网络、民用网络一定要区分好。民用的网络是民用设备，要受到国际法的保护，要避免遭到攻击。无论用任何形式对民用网络进行破坏，其行为都是违法的，必须受到相关国际法制裁。

3、保护中立国在网络战中，我国绝不会肆意扩大网络战争范围，谨慎选择作战目标，不会对中立国家的网络进行主动攻击，也不通过利用中立国家来攻击其他敌方。

4、使用正确作战手段国际社会最为深恶痛绝的作战手段就是背信弃义，隐蔽性是网络作战固有的特性，欺骗性较强是网络作战具有的特点，所以，网络作战手段需要不断的规范。在网络作战中，迷惑对方，诱使对方轻率行动的手段和作战方法是可行的。比如，设置虚假情报、虚假目标、虚假伪装等等。但是绝对不可以用联合国际组织做掩护，将自己的攻击行为伪装成联合国组织或费交战国的行为。

（二）参与制定适用于网络战的国际法条约在现代战争的发展十分迅猛的当下，国际法和战争法已经严重滞后，网络战就更加无法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所以，立法问题在针对于网络战方面迫在眉睫。因为极少数发达国家掌握了网络互联网的核心技术，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对国际社会网络法的立权进行操控和干涉，从而谋得了独自掌握未来战场的便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从自身角度出发积极参与制定适用于自身的网络战国际法的法规条约，才能维护自身权益，避免网络霸权的情况发生，为争取网络世界的和平发挥自身的作用。

(三)争取国际社会舆论支持当自身受到攻击时，不能将报复作为首选，报复只会让战争继续升级。我们应该对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网络攻击行为进行严厉的谴责，同时获得国际社会舆论支持，利用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和平解决网络争端。

（四）培养我国的网络人才想要适应高速发展的网络时代，为了更好的适应网络战的形势，我军必须建立一支能够担当使命的网络特种部队，捍卫我军信息安全，做好充足的准备进行有组织和规模的网络战争。同时，信息基础建设同样要加强，信息网络技术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新进步，不违反国际法的原则下不断与敌方展开网络空间的对抗，最终实现我方作战目的。

（五）在网络战争中灵活的运用国际法在政治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军事手段就会发挥作用，军事服务政治。作战实践证明，军事斗争需要有效的法律战进行配合，打赢战争的有效途径就是灵活运用国际法。遵守灵活运用军事需要的原则，履行国际义务的前提下，运用大胆的作战形式，当战争需要冲突于国际法时，要灵活运用国际法进行解释，采取的军事行动要有利于己方，从而摆脱某一国际法条约的束缚。同时，还要灵活的运用国际法来平衡军事需求和战争的成本。达到军事效能的最大化，最大限度维护国家的利益。必要时候，在国际法没有明确的规定的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在战争中取得优势。

三、结语

“网络战”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国要本着长期遵守国际法规条约的原则，积极参与制定有适用于网络战的国际法规，反对利用中立国，严厉谴责违反国际法规的行为，不断建设能够捍卫我国信息安全的新型网络部队，才能让我过在严峻的网络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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