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规范文
时间：2023-03-16 17:52:33
合同法规范文第1篇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第四条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
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会同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共同研究解决有关劳动关系的重大问题。
第六条工会应当帮助、指导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法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并与用人单位建立集体协商机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劳动合同的订立
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第八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第九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第十一条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的，实行同工同酬。
第十二条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第十三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十四条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
（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十五条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工作的完成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第十六条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
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第十七条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三）劳动合同期限；
（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六）劳动报酬；
（七）社会保险；
（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引发争议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适用集体合同规定；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酬的，实行同工同酬；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条件等标准的，适用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九条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第二十条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第二十一条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酬。
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第二十四条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二年。
第二十五条除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第二十六条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第二十七条劳动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二十八条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数额，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第三章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
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第三十一条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
第三十二条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不视为违反劳动合同。
劳动者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劳动条件，有权对用人单位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第三十三条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
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
第三十五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第四章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七条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第四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
（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
（一）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二）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
用人单位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的，应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被裁减的人员。
第四十二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一）劳动合同期满的；
（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
（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五条劳动合同期满，有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但是，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终止，按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第四十九条国家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劳动者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制度。
第五十条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用人单位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在办结工作交接时支付。
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至少保存二年备查。
第五章特别规定
第一节集体合同
第五十一条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订立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订立；尚未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由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推举的代表与用人单位订立。
第五十二条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可以订立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权益保护、工资调整机制等专项集体合同。
第五十三条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可以由工会与企业方面代表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订立区域性集体合同。
第五十四条集体合同订立后，应当报送劳动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集体合同即行生效。
依法订立的集体合同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力。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对当地本行业、本区域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力。
第五十五条集体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
第五十六条用人单位违反集体合同，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工会可以依法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经协商解决不成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讼。
第二节劳务派遣
第五十七条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五十万元。
第五十八条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除应当载明本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载明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等情况。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第五十九条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以下称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
用工单位应当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
第六十条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
劳务派遣单位不得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不得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
第六十一条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被派遣劳动者享有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标准执行。
第六十二条用工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执行国家劳动标准，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
（二）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工作要求和劳动报酬；
（三）支付加班费、绩效奖金，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
（四）对在岗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工作岗位所必需的培训；
（五）连续用工的，实行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
用工单位不得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
第六十三条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工单位无同类岗位劳动者的，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第六十四条被派遣劳动者有权在劳务派遣单位或者用工单位依法参加或者组织工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六十五条被派遣劳动者可以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与劳务派遣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被派遣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的，用工单位可以将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单位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第六十六条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
第六十七条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第三节非全日制用工
第六十八条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
第六十九条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
第七十条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
第七十一条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第七十二条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第六章监督检查
第七十三条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在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工作中，应当听取工会、企业方面代表以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七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一）用人单位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的情况；
（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
（三）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
（四）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五）用人单位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六）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监察事项。
第七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查阅与劳动合同、集体合同有关的材料，有权对劳动场所进行实地检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应当出示证件，依法行使职权，文明执法。
第七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有关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用人单位执行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第七十七条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讼。
第七十八条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工会有权提出意见或者要求纠正；劳动者申请仲裁、提讼的，工会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七十九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法的行为都有权举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核实、处理，并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八十条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一条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第八十三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第八十四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八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
（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第八十六条劳动合同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确认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害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第八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二）违章指挥或者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
（三）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或者拘禁劳动者的；
（四）劳动条件恶劣、环境污染严重，给劳动者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
第八十九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条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一条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九十二条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以每人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九十三条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劳动者已经付出劳动的，该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应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四条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合同法规范文第2篇
第一条为了规范劳动合同制度，依法保护劳动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建立或者形成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原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当事人必须履行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劳动保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其中中央和省属用人单位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由省劳动保障部门或者由其委托的劳动保障部门负责。
工商、税务、经贸、卫生、民政、公安、建设等部门以及妇联、残联等团体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工作。
第五条工会组织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执行有关劳动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六条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内部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和其他规章制度，并接受劳动保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章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
第七条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前，有权了解用人单位相关的规章制度、劳动条件、劳动报酬、职业病危害等情况，用人单位应当以书面形式如实说明。
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时，有权了解劳动者健康状况、知识技能和工作经历等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第八条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成立，能够依法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提供劳动保护条件，并能够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劳动者应当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具有与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相适应的能力。
用人单位招用未成年人，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第九条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
劳动合同文本可以由用人单位提供，也可以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共同拟定。由用人单位提供的合同文本，应当遵循公平原则，不得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提倡使用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劳动合同规范文本。行业协会可以根据行业的特点，设计本行业通用的劳动合同规范文本。
第十条用人单位应当在录用之日起15日内与劳动者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并在劳动合同订立之日起15日内，向劳动保障部门办理录用备案、劳动合同备案及社会保险登记手续。
劳动合同应当由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与劳动者本人签订，双方签字、盖章（用人单位加盖公章）。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也可以委托他人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委托人必须出具委托书，并在劳动合同中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劳动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对生效的期限或者条件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一条招用劳动者或劳动者求职时，劳动者不愿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不得录用。用人单位不予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有权投诉。
第十二条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下列条款：
（一）劳动合同期限；
（二）工作内容及要求；
（三）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可能引发职业病的工种或者有毒工作场所，用人单位应当明确其危害及防护措施等情况）；
（四）劳动报酬及其支付方式、支付时间；
（五）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
（六）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
（七）劳动纪律；
（八）教育与培训；
（九）劳动合同终止、解除条件；
（十）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
（十一）争议解决方式。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内容外，当事人还可以协商约定其他内容。
第十三条劳动合同的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以完成某工作事项或者某工作量为期限等。劳动合同的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确定。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工作满10年或者连续工龄满20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必须明确终止条件，不得将法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约定为终止条件。
第十四条劳动合同中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内。其中劳动合同期限不满6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满6个月不满1年的，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1个月；满1年不满3年的，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劳动合同只约定试用期，未约定劳动合同期限的，试用期不成立，该试用期即为劳动合同期限。
第十五条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期限、范围等有关事项，或者单独签订保密协议。商业秘密进入公知状态后，保密条款、保密协议约定的内容自行失效。
要求劳动者履行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义务的，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就劳动者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提前通知期作出约定。但提前通知期不得超过6个月。在此期间，用人单位可以采取相应的脱密措施。
第十六条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违约行为设定违约金的，仅限于下列情形：
（一）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二）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约定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设定违约金的其他情形。
违约金额的设定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第十七条依法实行集体合同制的用人单位，其与劳动者个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
第十八条下列劳动合同无效：
（一）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劳动合同；
（二）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
无效劳动合同从订立之日起，即没有法律约束力。确认劳动合同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
劳动合同的无效，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劳动者一方已按照无效劳动合同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提供相应的待遇。
第十九条未订立劳动合同，但劳动者已按照用人单位的要求提供劳动服务的，分别作如下处理：
（一）劳动者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不得以无劳动合同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并应当与劳动者补签劳动合同，期限从劳动者提供劳动服务之日始；
（二）劳动者不愿补签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不得继续留用，但应当向该劳动者支付应得的报酬，并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
第二十条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和实际使用劳动者的单位不一致的，用人单位可以与实际使用劳动者的单位约定，由实际使用劳动者的单位承担或者部分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实际使用劳动者的单位未按照约定承担义务的，由用人单位承担。
第三章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第二十一条劳动合同的变更，应当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并采用书面形式；协商不成的，劳动合同应当继续履行，但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用人单位经营方式发生变化，劳动合同应当继续履行。
用人单位资产性质发生变化，变化后新成立的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协商变更劳动合同并应按有关法律的规定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的，应对原劳动合同中的用人单位名称作相应变更。
第二十三条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
第二十四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提供与录用相关的虚假的证书或者劳动关系状况证明的；
（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依法制定并公示的工作制度的；
（四）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
（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劳动教养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适当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用人单位按前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未提前30日书面通知劳动者的，解除行为无效，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者赔偿劳动者的损失。
第二十六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30日向工会和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公布裁减人员方案，听取工会及职工意见，经向劳动保障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
（一）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
（二）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依据前款规定裁减人员的用人单位，在六个月内录用人员的，应当优先录用本单位的被裁减人员。
第二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有权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其应得的劳动报酬，并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
（一）在试用期内的；
（二）用人单位不按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
（三）用人单位以暴力、胁迫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手段强迫劳动的；
（四）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五）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的；
（六）扣押劳动者身份、资质、资历等证件的；
（七）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或者集体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八）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第二十八条除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外，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提前通知期，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尚未处理完毕的，不得依据前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第二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据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一）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被确认完全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二）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医疗期内的；
（三）女职工在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的；
（四）已经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中止履行：
（一）当事人协商一致的；
（二）劳动者应征入伍或者履行其他法定义务的；
（三）劳动者暂时无法履行劳动合同义务，但仍有继续履行条件和可能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规定情形消失后，劳动合同继续履行，但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一）劳动合同期满，双方不再续订的；
（二）劳动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的；
（三）劳动者退休、退职的；
（四）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死亡的；
（五）用人单位自行解散、破产或者被撤销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二条劳动者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被确认完全丧失或者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劳动合同不得终止，但当事人就伤残补偿（助）或者保障等待遇协商一致的，劳动合同也可以终止。
第三十三条劳动合同期满或者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同时不属于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三）、（四）、（五）项规定情形的，劳动合同顺延至下列情形消失：
（一）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医疗期内的；
（二）女职工在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应当在劳动合同期限届满30日前，就终止或者续订劳动合同的意向书面通知劳动者。续订劳动合同的，双方协商办理续订手续。续订劳动合同不得约定试用期。
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因用人单位原因未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劳动者仍在本单位工作的，视为原劳动合同延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及时办理劳动合同续订手续。双方未能就续订劳动合同达成一致的，用人单位不得继续留用该劳动者，由此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应当赔偿。
第三十五条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用人单位应当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有效证明；在劳动者提供必要证件之日起10日内，为劳动者办理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并在办理完相关手续之日起15日内向劳动者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根据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劳动者根据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三）、（四）、（五）、（六）、（七）、（八）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应当赔偿。
第三十七条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如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劳动合同的，工会有权要求重新处理，用人单位应当重新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工会。劳动者因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或者提讼的，工会应当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未按本办法规定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按每人处以200元以上400元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总额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致使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
（二）违反本办法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与劳动者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三）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手续的。
第四十条用人单位录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劳动者提供虚假证明造成的录用不当，用人单位可以免除连带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劳动合同解除后，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全额支付，并可责令支付未支付部分50％的赔偿金。
第四十二条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未按时办理劳动合同备案手续的，由劳动保障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劳动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事项，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责任的范围仅限于下列情形：
（一）用人单位为录用劳动者直接支付的费用；
（二）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支付的培训费用；
（三）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四）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赔偿费用。
第四十四条劳动合同当事人发生劳动争议的，依照劳动争议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五条劳动保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机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一）违法行使监督检查权的；
（二）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对劳动者的投诉、举报等不依法受理或者受理后不依法及时进行调查处理的；
（四）对企业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不依法进行查处的；
合同法规范文第3篇
关键词：违反；强制性规定；效力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12－0054－02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12.14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列举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其中的第五项规定的情形是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从字面理解，只要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就无效，但在司法审判中，许多行为或合同内容明显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并没有因此被判决无效。这使得许多人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条款如何适用产生困惑。
一、关于条款中“法律、行政法规”的理解与适用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出台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审判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扩大无效合同适用范围的情况。例如有的以合同违反地方性法规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有的以合同违反行政规章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有的甚至以合同违反部门的文件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总之，认定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五花八门。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的出台，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条款中“法律、行政法规”的范围才得以明确。《合同法司法解释（一）》明确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定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可见，《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指的“法律”、“行政法规”，并不包括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至于违反了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能否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一般来说，这些规范性文件可以作为判断合同是否无效的参考，但法院不得直接援引这些文件为依据判断合同无效。
在考虑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能否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参考时，首先应当考虑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否有上位法存在。如果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是根据上位法制定的，但上位法规定的比较原则，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对上位法做出了具体规定，可以依照上位法确认合同的效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可以作为确认合同效力的参考。其次是如果上位法授权地方或某部门做出解释，而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根据授权做出解释，那么依照上位法确认合同的效力，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可以作为确认合同效力的参考。第三是如果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制定旨在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违反了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将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可以以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依据合同法有关规定确认合同无效[1]。
二、关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内涵与识别
关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内涵，在200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全国民商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定义与分类进行了阐述。明确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包含了“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和“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2]。所谓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违反此类规范继续履行合同，将会受到国家行政制裁，但合同本身并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而只是破坏了国家对交易秩序的管理的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规定。管理性规定通常使用“不得”、“应当”、“必须”等字眼，又称为义务性规定，即使违反了此规定，不一定导致合同无效，可以通过处罚等方式进行规范[3]。
所谓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定，或者虽然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但是如果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的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重大利益的规定。效力性规定通常使用“应……否则……”之类的关联词。如法律规定“不动产赠与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否则无效”，就是一个效力性规定[4]。
三、关于“合同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条款的正确理解与适用
通过上述的剖析，使我们对“合同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条款中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涵与分类有了全面的了解。那么，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关于“合同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条款中的所指的“强制性规定”是指“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还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呢？2009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司法解释对该问题予以了明确，即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关于“合同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条款中的所指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根据该条司法解释，合同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才能导致合同无效，而合同如果只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的“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并不直接导致合同无效。
对于如何识别“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
一是肯定性识别。肯定性识别的判断标准是看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无效合同，如果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导致合同无效，则该规定就是效力性规定[5]。如《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该规定为明显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如果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一旦违反该规定，合同如果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重大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规定。
二是否定性识别。首先从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进行判断，如果其目的仅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以认为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而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如《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即属于该类型的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其次，从强制性规定的调整对象来判断，一般而言，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管理性强制规定主要是单纯限制主体的行为资格。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条款属于管理性规定，而不是效力性规定，其仅仅是对物权行为的限制，并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该条规定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
三是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主要是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如果立法目的不仅仅是管理需要，更涉及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则还是应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保险法》和《证券法》有关保险业与证券业从业资格的规定。■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沈德咏，奚晓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运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3]王轶.民法典的规范设置―以对我国《合同法》规范配置的反思为中心[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
[4]赵晓林.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并不必然致合同无效[N].人民法院报，2010-04-01.
合同法规范文第4篇
为了正确认识合同的效力，有必要对与合同效力有关的几个概念加以阐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合同的成立与否，属于事实判断范畴。合同双方经过要约、承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合同成立。合同的生效与否，是法律判断的范畴。未成立的合同，当然不发生合同是否生效的问题，但是，已经成立的合同，并不当然生效，其可能是无效的、可撤销的、或暂未生效（效力待定）的。因此，在审判具体的合同纠纷案件中，不仅要查明合同是否成立，还要依法对合同的效力作出评判。只有在对合同效力作出正确评判的基础上，才能依法确定合同双方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责任）。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将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确定为可撤销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在一年内请求撤销合同。对于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合同法规定，此类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为无效合同，未损害到国家利益的，为可撤销合同，但只有受损害方才有权请求撤销。
原经济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由于该规定未对违法的程度加以限制，造成原来大量的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甚至规章被确认为无效。合同法规定，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才能被确认为无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一般性规定的合同，不再被确认为无效。人民法院也不能以合同违反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为由确认合同无效。但是，对于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颁布的行政规章中的强制性规定（例如有关外汇、外贸管理方面的规定），在未上升为法律或行政法规之前，有司法解释的，应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确认违反上述规定的合同无效。无司法解释的，也应根据具体情况，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理由确认合同无效。如果机械地以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一概宣告合同有效，在当前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重大利益的有关立法活动滞后的情况下，将会产生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判断某一法律条款是否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虽然强制性规定通常使用“必须”、“不得”、“禁止”、“应当”等措词，但是，由于合同法颁布较晚，此前的许多法律、行政法规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的成份，使用了大量“必须”、“不得”、“禁止”、“应当”，其中有许多并非合同法立法本意上的“强制性规定”，如果仅以条文存在上述措词就认为属强制性规定，将会造成大量的合同被确认为无效，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意图。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笔者认为，法律条款使用“禁止”、“不得”、“必须”等措词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强制性规定；使用“应当”的，不一定属于强制性规定；未使用“禁止”、“不得”、“必须”、“应当”等措词，不一定不是强制性规定。判断某一法律条款是否强制性规定，应从该部法律的立法目的、违反该条款对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程度等方面进行考虑，不能仅以条款是否使用“禁止”、“不得”、“必须”、“应当”等措词作为判断标准。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和合同法理论，有必要对审判实践中常见的几种传统上属于无效的合同行为的效力进行重新审视。
1、旧机动车交易未过户。以往，对于机动车交易未过户的，一般都认定买卖合同无效。现在，根据合同法规定，买卖双方经过要约、承诺，意思表示一致时，买卖旧机动车的合同行为即成立。目前，法律、行政法规均未规定买卖旧机动车未过户的，买卖合同无效或不生效，买卖旧机动车不过户的合同行为也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因此买卖旧机动车的行为应自合同成立时起生效。甚至旧机动车连环交易均未办理过户手续的，每一个买卖合同也都应被认为是有效合同。机动车入户登记和过户登记行为均是公安机关准予或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或加强车辆管理的行为。到目前为止，没有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公安机关的车辆登记是确认车辆所有权的登记，其不发生物权公示或物权变动的效力。当事人如无特别约定，应自交付时起机动车所有权转移。
2、房屋买卖未过户的。出卖人将自有房屋出卖给他人的，在认定合同的效力方面，与旧机动车交易相同，房屋买卖合同不因房屋未进行过户登记而无效或不生效。但不同的是，根据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房屋过户登记属于所有权变更的登记，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房屋所有权自进行过户登记之日起转移，而非自交付时起转移，因此，第一买受人在未进行过户登记之前，其对房屋不享有所有 权，其如再次出卖，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权处分行为，再次出卖房屋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而非当然有效的合同。如原出卖人（房屋产权证上登记的房主）又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并将房屋过户给第三人，则第三人享有房屋所有权。第二买受人享有的只是追究第一买受人违约责任的权利。
3、一物数卖的。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与数人签订买卖合同，每一个合同均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条件的，每一个合同均有效。出卖人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买受人向其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但因其无法向其他买受人履行合同义务，其应向其他买受人承担违约责任。
合同法规范文第5篇
1.确认合同的效力是仲裁庭的法定职权与职责。我国《仲裁法》第10条第2款规定：“仲裁庭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仲裁合同纠纷，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确认合同的效力。仲裁庭要审查合同是否已经成立，已经成立的合同是有效合同还是无效合同，有效合同是否已经生效。因为有效合同和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和法律后果是不同的。经过审查，如确认合同有效，该合同所约定的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受法律保护，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就应以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为基础来源:（）。如确认合同无效，则该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就不应依据该无效合同来判断是非和责任，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去处理。由于无效合同的违法性，无效合同是当然无效，它无须经当事人主张无效，仲裁庭应当主动审查合同的效力，依法确认合同无效。它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不同。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合同，必须有当事人一方提出主张和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才可以变更或者撤销，并且，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2.关于合同生效的法律适用。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合同法区分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概念。但上述合同法第44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合同自批准、登记之日起生效的，当然没有问题；但如只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而未明确规定为生效要件的，其法律效果如何就不明确了。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第9条作了如下规定：“依照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合同法第77条第2款、第87条、第96条第2款所列合同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而未规定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才生效的，上述解释来源:（），把批准和办理登记手续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作了区别。未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上述解释规定是恰当的。批准与登记等手续应有所区别。在《合同法》出台之前有关合同立法的表述上，在规定合同应当经批准的后面，许多都是未加生效的规定的。如《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七条规定，对合作企业合同作重大变更的，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第10条规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转让必须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后面都未带经批准才生效的规定。但是，这在当时是没有疑义的，因为《涉外经济合同法》曾经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国家批准的合同，获得批准时，方为合同成立。”所以，未经批准，应认定合同未生效。登记则不同，有许多是属备案性质的，如未规定登记后生效，未登记应认定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例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房屋租赁应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对当事人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而未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应认定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而不应认定合同未生效或者无效。当然，并不影响房产管理部门依法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行政法律责任。
3.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适用。我国《合同法》明确、具体地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为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有强制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之分。只有关系国家利益、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市场交易安全等事项，法律和行政法规才设强制性规定；而只关系当事人自己利益的事项，法律、法规设任意性规定，允许当事人按照自愿原则协商决定。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又分为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是人们必须履行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法律的表述常用“必须”、“应当”；禁止性规范是人们不得从事某种行为的规定，法律的表述常用“禁止”或“不得”。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要求鼓励交易，只有合同有效，才能实现当事人的交易目的。因此法律不应当轻易地否定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基于这样的立法背景，我国《合同法》对合同无效的认定，作出了较为严格的规定，无效合同是指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不是指违反了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强制性规定（见《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规定）。因此，仲裁庭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
二、关于违约责任认定的法律适用
来源:（）
1.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对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合同法确立了严格责任原则。对违约责任的认定，在严格责任原则下，应考虑违约的结果是否因违约方的行为造成，而不考虑违约方有无过失。当然，如果证明违约行为与违约后果之间无因果关系，或者是违约方具备免责事由，则仍可不承担或者可以部分或全部免除其责任。而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只有在不能证明其对违约行为无过错的情况下，即在其有故意和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违约责任。
还要注意的是，合同法对某些合同违约的特殊情况，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严格责任原则的例外或者补充规定。例如，合同法第374条关于保管合同的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里只有在保管是无偿的特殊情况下，才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因为无偿的保管是只尽义务，未获得相应利益，按照公平原则，只有在其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违约责任，否则，一般不应承担责任。
2.关于违约金与定金条款能否同时适用。我国《合同法》第116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违约金与定金能否同时适用，我国学界见解不一，《合同法》第116条明确规定由非违约方选择其一适用，否定了违约金与定金的同时适用。我们认为，这一规定显然是想通过禁止并罚来限制违约方的责任，以免使之过重（与非违约方所遭受的损失相比）。否则是显失公平的，违反公平原则。从这一点来说，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这条规定未免过于绝对化，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一种是合同中既约定违约金条款，又约定违约定金条款的，但这两种责任是针对不同的违约行为而适用，对此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允许违约金和定金并用。一种是合同中约定了违约定金责任，并约定违约金条款，但违约金的数额正好等于或小于违约方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即违约金只具有补偿性，而不具有惩罚性。由于违约金和定金的性质完全不同，这时就应当允许并用。
总之，定金与违约金能否并罚，主要是一个合同解释的问题,即要探究定金及违约金的性质予以决定；另外，考来源:（）虑到我国合同法上的违约金基本上是作为赔偿损失额的预定而存在的，因而当定金与违约金并罚导致数额不合理过高时，可以减少并罚的数额。
3.关于违约金与损害赔偿。损害赔偿是对违约的一种重要的救济方法。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违约金作为一种违约的补救方式，在违约金的性质体现赔偿性的情况下，违约金被视为损害赔偿额的预定，这种违约金旨在补偿债权人因违约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因而可以代替损害赔偿，在违约方支付了违约金之后，债权人不得另行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尽管突出了违约金的赔偿性，但还是有着与损害赔偿不同的特点。
当事人在没有事先约定违约金的情况下，债权人对债务人违约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时，必须承担诉讼程序上举证责任证明确有损害发生的事实，并须证明损失的多少，才能要求债务人给予赔偿。这种举证有时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容易引起纠纷。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预先将损害赔偿予以约定，作为违约时应支付的违约金，则只要发生违约的事实，债权人就可以请求约定的违约金，而不必证明损害之发生及损害金额之多寡，手续比较简便。
合同法规范文第6篇
《劳动合同法》
对用人单位而言，有那么可怕吗
2006年至2007年，在《劳动合同法》开始施行的前两年，对一些相对资深的人力资源从业者，以及其他对劳动法规的历史沿革比较熟悉的人士而言，似乎看到了一些怪现象：
第一，无论是媒体，还是各类培训机构，都强调《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的约束力如何之强，致使用人单位对《劳动合同法》报以一片“狼来了”的呼声。
第二，各类培训机构针对《劳动合同法》推出了层出不穷的培训课程，可以说伴随一部《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让许多培训公司赚了个盆满钵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培训课程的主题多数是：企业如何应对《劳动合同法》，如何规避《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影响，而不是企业如何去遵守和依从《劳动合同法》!并且在这类培训课上，讲师多数是来自于劳动行政执法部门，有的干脆自称是与劳动立法直接相关的人士。再加上有些媒介对《劳动合同法》的过度宣传，让用人单位对一部普通劳动法规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惧感和排斥感。
《劳动合同法》在2008年正式实施前后，的确对一些用人单位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几乎所有用人单位都对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应对”措施，可以说，由于《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增加了人力资源从业人员的工作量。但时至今日，通过四年多的消化吸收，用人单位已归于平静。多数人力资源从业者都表示，《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给用人单位带来的压力并没有当初预期的那么大。
让人意外的是，能够深切感受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带来的巨大压力者，不是用人单位，而是劳动仲裁部门。据一家媒体对某市一个区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调查，从2008年开始，他们每年接收的劳动仲裁案件的增长比例是2007年的5倍，一个仲裁员在2007年基本上是每周开一次庭审理案件，而现在几乎是每天要开一到两次庭审理案件，该区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由2007年的6个人增加到现在的30多人，并且每个人的工作量相当饱满，甚至要加班加点。
《社会保险法》、《工资条例》
为什么没有“火”起来
《社会保险法》于2011年7月份正式实施，而从出台之前的宣传到意见征集，周期并不比《劳动合同法》短，但事实上并没有感觉到如《劳动合同法》那么“热”。
在《劳动合同法》上尝到甜头的培训公司，也推出了诸多“如何应对(规避)《社会保险法》”的培训l课程，但没有能够像《劳动合同法》那样火，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媒体对《社会保险法》的宣传力度没有像宣传《劳动合同法》那样势头大。
第二，经历过《劳动合同法》的“洗礼”，用人单位对这类法规的承受能力也有所增强。
而最新的《工资条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再推后了颁布实施的时间。
对现行的劳动法规要思考的问题
从《劳动合同法》的高调出台，到《社会保险法》的温和实施，再到《工资条例》的慎重前行，联系一下中国劳动法规的历史沿革过程，在立法和施行过程中，如下问题，需要我们重视和思考：
事先做好部署和预防
对中国劳动法规产生决定性影响作用的，不是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而是1995年起就实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实际上只是对《劳动法》当中第三章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做了进一步的细化。民众在2008年前后对《劳动合同法》那么热衷，除了由于前面提及的媒体的大肆宣传因素外，也与大家对《劳动法》的了解和重视程度低有关系，这也间接反映出我们国家在之前的13年内对《劳动法》的普及程度不够。
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层层落实和监控的导入机制，而是依靠事后的处罚来推行，具体表现是：有劳动者去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了，劳动部门在受理了相关案件后，才会去追查涉及的用人单位。毕竟被追查的范围是有限的，实际各个用人单位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并没有人或哪个部门去做持续的检查和跟踪，完全依靠用人单位的“自觉”程度和“自觉”意识。打一个比方：如果某用人单位跟所有员工都不签订劳动合同，只要不发生投诉和仲裁案件，这个用人单位就可以安然无事，在2008年之前用人单位不会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即使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以后，企业纷纷与“全员”签订劳动合同，也不是因为有专门的行政执法部门来监督检查了才发生转变的，而是迫于社会舆论和媒体报道的压力而为。
要充分进行实际调研与论证
要注意法规的条文规定是否与实际情况产生矛盾，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劳动法》中对劳动时间的规定，《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这条规定，对一些从事外贸出口加工的企业来说，执行的难度较大。这类企业由于是订单拉动式的生产模式(以销订产)，在产品交期、人工成本不断提高的双重压力下，只有依靠工人的大量加班去完成生产任务。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间远远超出《劳动法》的规定，平均每月延长工作时间不超过36小时几乎不可能做到。
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的十几年内，让这类外贸出口加工企业觉得《劳动法》对工作时间的规定过于严格的不是劳动行政执法部门，而是来自于它们的客户――欧美的进口商，由于这些国外客户都要遵守国际人权及社会责任组织的标准(比较典型的是SA8000社会责任标准)，而这类标准在中国执行的时候，依照的标准就是中国的法律法规。
让这类企业感到为难的是，如果完全按照《劳动法》规定工作时间去组织生产，将会完不成订单，不能准时交货给客户。而不执行《劳动法》对工作时间的规定，有可能会被国外客户拒绝合作。这可谓进退两难，而多数企业只能采用“非常规”的方式去解决矛盾，处于一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
虽然《劳动法》的条款是依据国际劳工法制定的，但用人单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却没有一些配套的规定和措施去帮助用人单位去解决问题。法规自身的权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
相关法规要及时修正和完善
有些劳动法规是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但目前还没有废止或更新，比如《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由于现代交通环境的巨大变化，对职工是否可以享受探亲假的判断上，已很难找到可以执行的标准。
又如在《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中，对符合供养直系亲属的界定条件，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一些判断标准已不适用目前的社会环境。
但由于这些法规通常并不会涉及到劳动争议的产生，所以也很少受到关注。用人单位也不知道是否还应该据此执行?一些新成立的用人单位，甚至不了解这些法规和规定的内容。
要让用人单位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用人单位在用人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常常感觉无法可依或无章可循，觉得企业利益得不到保护。例如《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已于2008年被废止，但其中有关除名的规定“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 5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劳动仲裁部门在受理相关案件时，还在参照这一条款的规定进行裁决，如有的用人单位规定职工连续旷工超过三天就被辞退，往往仲裁部门会认定用人单位的规定不合理，认为用人单位“量刑过重”，而如果企业规定职工连续旷工15天会被辞退，仲裁部门多数会支持。既然如此，为什么劳动部门不再出台一个对旷工行为如何处理的指导意见呢?
又如，用人单位如何限制职工不负责任地随意跳槽?虽然《劳动合同法》第九十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在现实工作中，很难去操作。除非职工的跳槽行为对用人单位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用人单位才有可能花精力去追究。在多数情况下，职工提出辞职后马上就离开公司，用人单位是没有办法要求职工再回来履行其自身义务的。职工个人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跳槽不仅没有“负罪感”，甚至认为这是个人“有能力”的一种体现。
人员的合理流动是应该鼓励的，但目前的法律法规，对职工那种缺乏基本责任感的频繁跳槽行为却没有明确的约束机制。
要重视政策宣导的及时、准确
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劳动法规是通过红头文件的方式层层下达，直到用人单位手上。在那个年代，对劳动政策的掌握程度是用人单位考核“人事干部”的重要关键绩效指标之一。一些重要的劳动政策，用人单位的各级领导都要签阅，甚至要求组织全体职工进行学习领会。
合同法规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借款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企业间资金拆借由来已久，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目前市场化经济时代一直存在，并且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亦有快速发展之势。然而，在这些活跃的资金借贷活动中，也深藏着很多的不规范性，由此带来的法律问题也很多。因为企业间的借贷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学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一、认定无效的法律依据
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是无效的。尽管《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均未对其合法性及效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历来的政策特别是部门规章对其合法效力是不予认可的。
1996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其中第六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这里的借贷直接体现的就是借款合同, 变相借贷所形成的也无非是形式上的非借款合同，诸如明为联营或者投资入股实为借款、名为垫资实为融资等等。
199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5号），明确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 这里的“有关金融法规”，就是指《贷款通则》。
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布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第二条规定：“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
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五种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其中第（五）项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前述国务院颁布的第247号文件当属行政法规。因为企业间的借款行为属于合同行为，认定是否有效，就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这一规定。这样,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全部将企业间的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认定为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所签合同也就被确认为无效合同。
二、维持合同效力的立法趋向
在我国《合同法》施行之前，借款合同适用的是1981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其中第二十四条规定，“借款合同，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和有关规定签订。”第七条规定，“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无效。《经济合同法》于1993年修订一次，相应条款被修改为：“借款合同，应当遵守国务院有关规定。” “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借贷的几个司法解释，包括前述最高院的批复（法复〔1996〕15号）就是在这种法律背景下出台的，是对已经废止的《经济合同法》的解释。比如：“……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法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的规定（法经发〔1990〕27号）、“融资租赁合同所涉及的项目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而未经批准的，应认定融资租赁合同不生效” 的规定（法发〔1996〕19号）等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合同法》取代了旧的《经济合同法》，已经改变了那种一直以来“认为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就无效”的观点，进一步缩小了无效合同的法定范围，除符合法定情形合同无效外，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尽量维持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正式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司法解释（即法释〔1999〕19号《〈合同法〉解释（一）》），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2009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司法解释（即法释〔2009〕5号《〈合同法〉解释（二）》），坚持从宽认定合同有效的态度，严格适用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进一步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出了限缩性解释，将这里的“强制性规定”限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细分强制性规定为取缔性或管理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之后，认为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确认其为无效合同。
三、变相借贷合法化的法制环境
1999年新的《合同法》不再使用“借贷”的措辞，而统一采用了“借款合同”的称谓。在《借款合同》一章中，没有把借贷行为界定为金融业务，没有对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主体资格进行限制，贷款方的主体资格也并未完全局限于金融机构。并且《合同法》还专章规定了融资租赁合同，企业之间有些借贷行为还可以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合法解决。
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曾于当年的2月9日《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3号）。其中明确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在法理上并无不同，企业作为合法的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法人，只要意思表示真实，不应与民间借贷区别对待。
2005年2月9日，国家商务部和公安部联合《典当管理办法》。典当实际上就是一种质押担保性质的借款，依附借贷法律关系而存在，典当合同就是一种抵押借款合同。按规定，从事融资活动，必须遵从有关金融法规。典当商行未经人民银行批准，应视为非法机构。然而作为一种融资手段，典当业的兴起，反映了社会对多种融资方式的需求。
典当行自复出以来，其主管部门历经央行、国家经贸委和商务部。目前的《典当管理办法》就其法律等级和效力而言，仅属于部门规章，层级和效力远远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自2000年8月,典当行监管工作由中国人民银行移交给国家经贸委,似乎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性质随之取消,但本质上仍属金融业务范畴。目前《典当管理条例》已处在国务院的积极研制之中，或许有望在明年出台。
2005年，我国修订通过新的《公司法》。《公司法》及“三资企业法”，均未限制公司的资金不可借贷给关系企业。另外，从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以及税务机关的实际做法来看，我国税务机关对企业间的借贷行为不但未限制，而且在依法征税。国家税务总局曾于1995年4月17日《关于印发<营业税问题解答（之一）>的通知》（国税发［1995］156号），其中第十条规定：“不论金融机构还是其他单位，只要是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均应视为发生贷款行为，按‘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该通知的部分条款虽然已被后来的国税发[2009]29号文件予以废止，但上述规定仍被保留，至今有效。
200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企业间借贷问题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建议放开企业间借贷。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企业间借贷普遍存在；第二,《合同法》并没有明确禁止；第三,既然民间借贷已经放开了,再继续禁止企业间借贷,对企业“不公平”。据介绍，最高院正在制定的《合同法》分则第12章借款合同的司法解释,也在考虑对企业间借贷是否有条件地开启一律禁止的大门。
而对于变相的企业借贷,最高人民法院也已作出一个与以前大不相同的司法解释，2004年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6条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该解释实际上就是确认了这种以垫资为表现形式的企业借贷合同的法律效力。
看来，完全禁止企业间借贷是转型经济时期的一种无奈选择。央行也注意到了“禁令”带来的种种弊端，采取了一些变通方式，比如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的形式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同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企业间借贷的“创新”形式，比如私募基金等等。
四、公法、私法相互协调而又各有侧重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企业间的借款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且一些取长补短、调剂余缺的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还可以将企业的闲置资金有效地利用起来，降低交易成本,拓宽融资渠道,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那么，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就可以放任不管吗？金融毕竟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活动不能游走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严重影响了金融秩序。前述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至今有效，但其性质是行政法，属于公法，不能直接当做判定合同效力的法源依据。尚且该办法，已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作出了明确界定。企业之间借贷,其借款对象不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其贷用资金属于自有资金，不是转手放贷。此贷非彼贷，与金融业务中的借贷截然不同。
法律一向有公法与私法之分，公法多为国家权力干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法律，一般而言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合同无效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彻底否定，完全打破了当事人对自我财产的自主安排。大量、经常和不加控制的宣告合同无效，必将灭杀市场活力，浪费社会资源。如若非法经营，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自有行政法律甚或刑事法律予以相应制裁。
合同法规范文第8篇
一、合同法完善了无效合同的分类，增加了效力待定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规定
合同的效力制度是以合同为基础，反映了国家对于合同成立的态度。新旧合同法均有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或自成立时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由此可见，合同有效的前提条件是合同必须依法成立。即合同当事人双方必须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合同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否则，即使合同成立了，也不能生效，不能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属于无效合同。根据民商法理论，无效合同应分为三类，即：绝对无效合同、相对无效合同和效力待定合同。绝对无效合同是指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合同；相对无效合同是指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合同由受欺诈当事人特别主张而定的合同。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合同的效力取决于第三人同意的合同。这类合同已经成立，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无权或越权等主体的问题可能导致合同无效，其效力能否发生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原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制度的规定未严格区分这三种不同的无效合同，将一些效力待定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归类为无效合同。同时，也不承认其合同效力的转换，从而导致实务中无效合同大量存在，引起了许多不良社会后果。新合同法对此作了较大的修订，增加了效力待定合同及可撤销合同的规定，从而弥补了原合同法的一大缺陷。
1、可撤销合同
新合同法规定，对于欠缺生效要件特别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允许一方当事人依照自己的意思使合同的效力归于消灭或使违背当事人一方真实意思表示的那部分内容的效力消灭。这就是所谓的“可撤销合同”。它是一种相对无效的合同，具有以下特征：（1）是否使可撤销合同的效力消灭，取决于可撤销权人的意思。撤销权人以外的人无权撤销合同。（2）可撤销的合同在未被撤销以前是有效的，即使合同具有可撤销的因素，但撤销权人没有撤销行为，合同仍然有效，当事人不得以合同具有可撤销因素为由而拒不履行合同义务。（3）撤销权一旦行使，可撤销的合同原则上溯及成立时的效力消灭。应当提出的是：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与效力待定合同中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权人的善意相对人所具有的撤销权有所不同。前者只能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而后者，权利人可直接通知对方行使撤销权。前者权利存续期限确定在撤销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后者权利存续期限不确定，是在法定代表人或被人追认之前；前者撤销权既可以通过作为放弃，也可以通过不作为放弃。而后者只能通过不作为而放弃。新的合同法规定，在两种情况下合同一方当事人可以有合同变更或撤销的请求权：一是“重大误解”，二是“显失公平”。但对“显失公平”限定在“订立合同时”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不公平，是在当时可以客观认定的双方利益的明显失衡，是订立合同时至少一方当事人已经了解并追求这一不公平结果而发生的，而不是合同在履行中产生的结果。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因客观情况发生当事人订约之时难以预见的变化，使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对比明显失衡的，不属于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可撤销合同，应根据合同的情势变更制度解决问题。强调显失公平是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避免当事人借口合同履行结果“显失公平”而请求撤销合同，逃避应承担的交易风险，使合同失去应有的严肃性，同时也与合同履行中的情势变更制度划清了界限。
2、效力待定合同
新合同法关于效力待定的规定有三种情况：一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且不是纯获收益的合同，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或合同经法定人追认，则合同有效；否则，合同无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还赋予了“善意相对人”在合同被追认之前有撤销权；二是无权人以被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被人追认才能对被人产生法律效力，合同自始有效；否则，合同自始不对被人产生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也赋予了善意相对人在合同被追认之前有撤销权，同时，相对人还可以催告被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在规定的时间内被人经催告而不明示追认的或在追认前善意相对人行使撤销权的，合同无效；三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或者订立合同人在订立合同后仍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由此可见，效力待定合同制度既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和被人起到保护作用，又能够对善意第三人起到保护作用，因而是一种利益的平衡与分配制度，有助于提高社会信用和效率，促成买卖、服务目的的实现，推动经济的发展。
二、修订了绝对无效合同的内容
新合同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与原合同法的有关条款相比，有以下几点变化：
1、原来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无效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原合同法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源于《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违反法律”的民事行为无效这一规定。这种规定没有考虑合同法本身的特点，导致实践中凡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合同均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使无效合同范围大大扩展。事实上，法律、行政法规的条文有强制性和任意性规定两种。强制性规定又分为义务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前者是人们必须履行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后者则规定人们不得从事某种行为。如果合同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管这种合同是处于合同当事人的故意、过失还是对法律的无知，其后果都将对社会产生危害性，合同理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至于仅仅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任意性规定的合同，其对社会并没有什么危害性，为了创造比较宽松的交易环境，新的合同法不再将这类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对于增强交易的安全感和法律的保护性都将起积极的作用。
2、删除了无权合同无效的规定
原合同法规定：“人超越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自己所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事实上，无权人以他人名义订立合同，是一种效力待定合同，而不是绝对无效合同。此类合同尽管因人缺乏权而存在缺陷，但因为无权人的行为并非都对被人不利，而且相对人也往往追求合同有效的法律效果。因此，新合同法规定无权人以他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只要经过被人的追认，合同自始有效。
3、增加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一般民事行为本身不涉及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有无法律效力只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考虑，而与他人无关。但是，如果当事人“恶意串通”，其行为目的就是损害他人利益，法律从保护他人利益的角度规定该行为无效；如果只有一方的行为损害他人的利益，相对方并不知道，这时候法律只能在相对人和受损害的他人之间选择先保护一方，《民法通则》选择了优先保护不知情相对人，而对因此受损害的其他人，其与损害其利益的当事人之间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可通过另外的法律途径解决。新合同法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正是基于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而作出的，从而将合同责任与合同当事人对他人的合同外责任区分开来。在除“恶意串通”的情形外，先确认合同效力，然后对因此合同而利益受损的他人另外再向某一合同当事人追偿。这是符合不同的法律关系应由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调整的原则和要求的。
三、新合同法完善了无效合同的财产法律后果
不论是无效合同，还是可撤销合同被撤销后，或是效力待定合同未能取得法律效力，财产上的后果是一致的，即主要是归结为财产上的返还与赔偿。
新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责任。”这一规定在原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基础上增加了“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的内容。新合同法之所以增加这一内容，是因为在有些情况下财产是无法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例如原材料已加工，实物已经出售或实物已经使用残损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对折价补偿这种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以法律形式加以肯定，增强了合同的可操作性，有利于维护受损方的利益。
新合同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因此取得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给集体、第三人。”与原合同相比，主要是增加了“损害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集体、第三人”的规定。这实际上是借鉴了《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的内容，维护了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另外，新合同法虽然保留了将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当事人因合同取得的财产收归于国有的规定，但只将其限定在“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情况，因此比原合同法“违反国家利益”而承担后果的范围窄了许多，体现了新合同法适用的相对宽松。
合同法规范文第9篇
关键词：借款合同；法律；效力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1-0066-02
对经济合同效力的确认原则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律、政策对具体经济活动所持的态度。因经济活动而签定的合同被确认为有效，则表明法律对该经济活动的认可，而一但被确认无效，则表明该项经济活动为法律所不容许。合同法在注重鼓励交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立法宗旨前提下，确立了依法自愿原则这一确立合同效力的基本原则并赋予这一原则以全新的含义，表现在：合同法首次将依法自愿原则规定为一个独立的基本原则。自愿原则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是否签定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什么内容的合同，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自由意志。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借款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企业间资金拆借由来已久，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目前市场化经济时代一直存在，并且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亦有快速发展之势。然而，在这些活跃的资金借贷活动中，也深藏着很多的不规范性，由此带来的法律问题也很多。因为企业间的借款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学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一、合同法确认合同效力的意义和原则
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减少国家的直接干预，将国家的宏观调控置于市场规划之中，直接赋予各市场主体最大限度的意志自由，从而参与竞争，求得发展。宽泛的无效合同制度，增加了财产的损失和浪费，因为合同被宣告无效后，双方当事人就要按照恢复原状的原则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互返还已经履行的财产或赔偿损失的责任，这种返还不但意味着订约目的不能实现，还会增加不必要的费用和损失。无效合同过多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合同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不能全力保障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因此要进行改革。
对经济合同效力的确认原则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律、政策对具体经济活动所持的态度。因经济活动而签定的合同被确认为有效，则表明法律对该经济活动的认可，而一但被确认无效，则表明该项经济活动为法律所不容许。合同法在注重鼓励交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立法宗旨前提下，确立了依法自愿原则这一确立合同效力的基本原则并赋予这一原则以全新的含义，表现在：合同法首次将依法自愿原则规定为一个独立的基本原则。自愿原则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是否签定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什么内容的合同，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自由意志。
由于旧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法律界定很宽泛，导致的后果只能是过多的干预，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使得市场经济的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畏首畏尾，得不到法律的最有效的保障。如前所述，新合同法严格界定了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方为无效。对此我们应当明确法律、法规的范畴，对于一些违反地方性法规及某些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应不在此列，不属于合同法界定的无效合同范畴。我们在审判实践中要特别注意审查的一方面是主体资格问题，某些特殊行业，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必须取得相关资质，或为某种许可；另一方面，要对合同的内容、标的物进行审查，是否为禁止流通物等。对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禁止行为而为之的行为，则是当然的无效。而新合同法并未对违反地方性法规及某些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作出无效的界定，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把握。
二、维持借款合同效力的立法趋向
在我国《合同法》施行之前，借款合同适用的是1981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其中第二十四条规定“借款合同，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和有关规定签订。”第七条规定，“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无效。《经济合同法》于1993年修订一次，相应条款被修改为：“借款合同，应当遵守国务院有关规定。” “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借贷的几个司法解释，包括前述最高院的批复（法复〔1996〕15号）就是在这种法律背景下出台的，是对已经废止的《经济合同法》的解释。比如：“……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法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的规定（法经发〔1990〕27号）、“融资租赁合同所涉及的项目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而未经批准的，应认定融资租赁合同不生效” 的规定（法发〔1996〕19号）等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合同法》取代了旧的《经济合同法》，已经改变了那种一直以来“认为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就无效”的观点，进一步缩小了无效合同的法定范围，除符合法定情形合同无效外，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尽量维持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正式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司法解释（即法释〔1999〕19号《〈合同法〉解释（一）》），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2009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司法解释（即法释〔2009〕5号《〈合同法〉解释（二）》），坚持从宽认定合同有效的态度，严格适用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进一步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出了限缩性解释，将这里的“强制性规定”限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细分强制性规定为取缔性或管理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之后，认为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确认其为无效合同。
三、变相借款合法化的法制环境
1999年新的《合同法》不再使用“借贷”的措辞，而统一采用了“借款合同”的称谓。在《借款合同》一章中，没有把借贷行为界定为金融业务，没有对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主体资格进行限制，贷款方的主体资格也并未完全局限于金融机构。并且《合同法》还专章规定了融资租赁合同，企业之间有些借贷行为还可以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合法解决。
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曾于当年的2月9日《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3号）。其中明确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在法理上并无不同，企业作为合法的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法人，只要意思表示真实，不应与民间借贷区别对待。
2005年2月9日，国家商务部和公安部联合《典当管理办法》。典当实际上就是一种质押担保性质的借款，依附借贷法律关系而存在，典当合同就是一种抵押借款合同。按规定，从事融资活动，必须遵从有关金融法规。典当商行未经人民银行批准，应视为非法机构。然而作为一种融资手段，典当业的兴起，反映了社会对多种融资方式的需求。
典当行自复出以来，其主管部门历经央行、国家经贸委和商务部。目前的《典当管理办法》就其法律等级和效力而言，仅属于部门规章，层级和效力远远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自2000年8月，典当行监管工作由中国人民银行移交给国家经贸委，似乎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性质随之取消，但本质上仍属金融业务范畴。目前《典当管理条例》已处在国务院的积极研制之中，或许有望在明年出台。
2005年，我国修订通过新的《公司法》。《公司法》及“三资企业法”，均未限制公司的资金不可借贷给关系企业。另外，从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以及税务机关的实际做法来看，我国税务机关对企业间的借贷行为不但未限制，而且在依法征税。国家税务总局曾于1995年4月17日《关于印发的通知》（国税发[1995]156号），其中第十条规定：“不论金融机构还是其他单位，只要是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均应视为发生贷款行为，按‘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该通知的部分条款虽然已被后来的国税发[2009]29号文件予以废止，但上述规定仍被保留，至今有效。
200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企业间借贷问题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建议放开企业间借贷。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企业间借贷普遍存在；第二，《合同法》并没有明确禁止；第三，既然民间借贷已经放开了，再继续禁止企业间借贷，对企业“不公平”。据介绍，最高院正在制定的《合同法》分则第12章借款合同的司法解释，也在考虑对企业间借贷是否有条件地开启一律禁止的大门。
而对于变相的企业借贷，最高人民法院也已作出一个与以前大不相同的司法解释，2004年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6条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该解释实际上就是确认了这种以垫资为表现形式的企业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
看来，完全禁止企业间借贷是转型经济时期的一种无奈选择。央行也注意到了“禁令”带来的种种弊端，采取了一些变通方式，比如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的形式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同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企业间借贷的“创新”形式，比如私募基金等等。
四、公法、私法相互协调而发挥作用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企业间的借款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且一些取长补短、调剂余缺的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还可以将企业的闲置资金有效地利用起来，降低交易成本，拓宽融资渠道，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那么，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就可以放任不管吗？金融毕竟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活动不能游走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严重影响了金融秩序。前述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至今有效，但其性质是行政法，属于公法，不能直接当做判定合同效力的法源依据。尚且该办法，已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作出了明确界定。企业之间借贷，其借款对象不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其贷用资金属于自有资金，不是转手放贷。此贷非彼贷，与金融业务中的借贷截然不同。
法律一向有公法与私法之分，公法多为国家权力干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法律，一般而言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合同无效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彻底否定，完全打破了当事人对自我财产的自主安排。大量、经常和不加控制的宣告合同无效，必将灭杀市场活力，浪费社会资源。如若非法经营，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自有行政法律甚或刑事法律予以相应制裁。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如何适用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规定，解决了正确协调公法与私法关系的重大问题。我们既要严格遵循国家的立法意志，严惩损害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也要防止对“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滥用，不恰当地扩大无效合同的范围，干扰正常的市场交易，损害交易人的合理预期和交易安全。一般可以认定企业间借款合同当属有效。
参考文献：
[1] 吴合振.合同法理论与实践应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2] 姜振颖.合同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合同法规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无效合同 法律特征 无效合同制度
一、无效合同的法律价值分析
无效合同制度是当今各国民事法律制度中普遍运用的一种合同效力制度，用于规范民事交易行为，其目的在于阻止不具备生效要件的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即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法律对这类合同的否定性评价，从而引导人们的交易行为。通常各国的民法体系中都对无效合同进行了规定，这是国家对民事经济活动干预的一种体现。
二、无效合同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由于我国合同法律体系没对无效合同进行定义性的规定，对于无效合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说法。有学者定义为：“是相对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内容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法律效力的合同。”有学者将无效合同定义为合同已经成立，但不具备合同根本性有效要件，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法律效力的合同。这两种定义是我国合同法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通说，主要都说明了无效合同自始无效、绝对无效和具有违法性三个法律特征。笔者认为，在我国，无效合同是指：依法成立，但欠缺实质性生效条件，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公共利益，自始不发生、将来也不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我国合同法上的无效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一)无效合同首先是已经成立的合同。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多数合同成立即为生效，无效合同一定是成立的合同。如果合同未依法经过订立阶段，成为已经成立的合同，那么就不存在有效与无效的问题，而只涉及成立和不成立的问题。
(二)无效合同自始无效、绝对无效。合同一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其效力溯及及往，也就是从成立之日起就是无效合同，而且将来也不会因为当事人的追认或者履行就能成为有效合同。
(三)无效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只有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是无效合同，那些触碰了非强制性的合同，不一定会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三、我国无效合同的现行法律制度及评价
自建国以来，新合同法颁布实施以前，我国对于无效合同的认定主要是根据《民法通则》和其他三部合同法而进行的。《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五十七条从总体上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进行了规定；三部合同法从各专业领域对合同效力进行了分别规定。新合同法总结经验，作出了一些变化：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合同
合同发颁布实施以前，按照《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只要是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违背当事人真实意识的民事行为即为无效，这一规定在民商事经济交易活动相对冷淡、重公轻私的计划经济时期，有利于保护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该规定过于死板，不利于鼓励交易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还有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利益。
新合同法本着“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立法目的，将这种合同中未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划分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在合同法中做这样的改动其目的在于鼓励交易和保护合同当事人和第三人利益。因为在当今市场经济活动中，这类合同中的一部分合同经当事人协商后变更或撤销部分合同内容，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能保证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最优化，不适合将这类合同划为绝对无效合同。否则反而会浪费社会资源，不利于鼓励正当民商事经济交易的进行。此款的变动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具有较为明显的进步。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无效合同
这种无效合同的变迁幅度不，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已经对此进行了规定。新合同法只是进一步具体到了合同领域。恶意串通的社会危害性较大，如果法律不对其作出否定性评价，将会极大的危害市场经济交易秩序。这是一种故意通谋的违法行为，旨在获取一定的不法经济利益，以此订立合同后将会损害到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将这种合同划为绝对无效合同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日”的无效合同
当事人实施的合同行为在形式上合法，但在内容和目的上却是违法的，这种合同也是无效合同。《民法通则》与新《合同法》均对其进行了规定，无大的变化。合同的合法性包括内合法、目的合法和形式合法。如果违背其中一条都有可能导致合同无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因其不法目的会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或者有违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法律将其归为无效合同的一种，使其不发生当事人的预期法律效果。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合同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我国民事立法的基本理念之一，自我国开始进行合同立法之时就对其作出了规定，这种无效合同的争议不大，当然变化也不大。根据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各项民事行为，当然包括合同行为，都应当与社会公德相符合，不能做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违之无效。即使当事人不是出于主观故意，只要合同损害了公共利益，法律就会对其做出否定性评价。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
早在《经济合同法》中就把此类合同划分为无效合同，只是与现在的规定有一定的差别，实质也是由《经济合同法》中的规定演变而来。原来的法条中没有“强制性”三个字，意思即为只要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无论是管理性规定还是强制性规定都视为无效。这在开国初期，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的背景下有利于保护国家财产和维护市场秩序，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规定不利于鼓励交易，有时反而会损害当事人的利益，造成资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