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管理学范文

古典管理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企业管理古典理论理论回归

自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Kootz)1961年发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把管理理论称作丛林以来，管理理论的发展加速了自己的进程。此后，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1993年迈克尔·海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Champy)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完成了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在世界范围内吹响了所谓的“第二次管理革命”号角。同一时期,彼德·圣吉(P.M.Senge)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学习型组织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管理革命的重要标志。然而，在现代管理理论日新月异的今天，在我国管理学界，古典管理理论却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研究者甚至提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论断。呼唤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有的是来自对中小企业管理的考察，有的是来自对管理职业化的理性分析，也有的是来自对古典管理理论自身的评判。一种观点的形成绝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有其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分析这些原因，回望并深思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繁荣基础的古典管理理论，对推进管理理论中国化，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1古典管理理论具有自身的科学性及较强的应用价值

古典管理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探讨管理问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古典管理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集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于一体，对企业管理实践有着强大的指导意义。它犹如一只有形的手，科学有效地调动和配置企业的各种资源，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般认为，泰勒、法约尔和韦伯是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它是从企业管理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作为古典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的泰勒和法约尔，有着丰富的企业工作经历。泰勒就是在生产一线发现并注意到“磨洋工”现象的，对这一现象的仔细观察，使他找到了工人“磨洋工”原因。他认为工人“磨洋工”有三个原因，即：工人们害怕不断增长的生产带来失业；失败的薪金制度不鼓励工人高效率的工作；工厂没有给工人提供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些观察和分析，成为科学管理理论构建的起点。虽然法约尔与泰勒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他也一直处在企业管理的中、高层，漫长而成绩卓著的经营管理生涯使他对企业管理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认识。

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还在于管理理念的先进性。泰罗认为，科学的工作方法是管理中的“思想革命”，“思想革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需要雇佣双方把视线从分享利润这块蛋糕转移开，共同想办法把“蛋糕做大”。他说：“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顾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并且认为，对雇主来说，“最大利益”不仅代表着短期内有较大的利润，也包括为达到公司的长期繁荣而全方位地发展。对雇员来说，最大利益则不仅代表着高工资，还有他们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使他们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高等级的工作。在他看来，管理的真正目的是使劳资双方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富裕。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以至于王义昌先生在《一封辞职信——成就组织和个人发展的第六项修炼》后记中，还要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让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共同发展，却至今依然是我们企业管理实践者和理论者的重大任务。作为一般管理理论的构建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是一种可应用于一切机构的独立的活动；一个人在某机构内地位愈高，管理活动愈加重要；管理是可以教授的。正是这种对一般管理的认识，使管理理论作为一种普适工具在广泛的社会领域得到了运用。由于韦伯是一个置身企业管理之外的“旁观者”，站在更加超脱的立场冷静分析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他的管理理念更显深邃。他指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没有它们，将无从判断组织。这些规则对行政人员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其制约，另一方面他们有责任监督其它成员服从于这些规则。韦伯理论的主要创新之处导源于他对有关官僚制效率争论的忽略，而把目光投向其准确性、连续性、纪律性、严整性与可靠性。韦伯这种强调规则、强调能力、强调知识的行政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直到今天，在组织中普遍采用的高、中、低三层次管理就是源于他的理论。

古典管理理论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即对工人操作的每一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代替旧的、单凭经验的劳动操作；科学地挑选工人，并进行培训和教育，使之成长，以代替允许工人凭自己的爱好选择工作的作法；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以保证一切工作都按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去办；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工作和职责上要分工，各自承担最适合的工作，以代替所有的工作和大部分责任都推卸给工人的办法。这些原理，对于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法约尔提出的14条管理原则，以及他对管理过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五个要素进行的详细分析，则是企业管理过程科学化必不可少的。韦伯要求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所具有的八个特征，即实现明确的分工、实行等级原则、实行考核和训练制度、所有公职的担任者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出的、行政管理人员领取固定的薪金、行政管理人员不是他所管理的那个单位的所有者、组织是根据明文规定的法规规章组成的、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正是企业形成完整、有序和高效组织体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古典管理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逻辑前提和应用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从创建到现在已经整整100年，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推动着管理理论向前不断发展，形成流派纷呈的格局。但是，站在21世纪回望古典管理理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它们的真理光辉，也清晰可见它们与现代管理理论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逻辑前提，古典管理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是现代管理理论创新的基础，而且本身也是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同时还是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先驱们所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管理学面临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效率和组织问题。它们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管理理论都是在古典管理理论的启发下或指导下，在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搭建的平台上的创新，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创新会一直持续下去。古典管理理论所研究的问题仍然是现代管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对计划和策略的研究、对发展战略的研究、对组织形式的研究、对管理工作环境的研究，等等，都是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就是在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里，通过系统思考、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所要解决的也是泰勒在百年前所关注的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及共同发展问题。

古典管理理论不仅为现代管理理论搭建了创新的平台，经过发展和完善的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之一。在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的九大管理学派中，管理过程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就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现代版本。管理过程学派也叫管理职能学派、经营管理学派，其开山鼻祖正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之——法约尔。这一学派因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的主要学派，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验主义学派也被称为经理主义学派，他们以向大企业的经理提供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为目标。他们认为，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以大企业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抽象和概括，然后传授给管理人员，向经理提出建议。经验主义学派中的许多代表人物深受古典管理理论影响，而且其中的多数人长期担任大公司的顾问或直接在大公司高层供职。经验主义学派走的是与泰勒、法约尔一样的研究道路，把实践放在第一位，以适用为主要目的。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对象的不同，经验主义学派所概括出来的理论并不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翻版，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思想方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现代管理理论抓住了管理中效率与人性这一被古典管理理论忽略的矛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对于处理好管理中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及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从而保持组织的平衡和谐状态，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现代企业管理，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当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离不开古典管理理论所构建的组织体系的基础性支持。现代管理理论为企业管理提供了许多工具，比如管理方格、决策模型、激励手段，等等，都要放在按照古典管理理论构建起来的、能完整地履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监督职能的组织体系中，才能发挥其作用。

3古典管理理论的应用是我国当前企业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

管理理论不是“屠龙术”，它必须见诸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一切不能为实践所用的理论都是灰色的。管理理论的实践价值并不在于管理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指导对象，在于它与指导对象的吻合性。因此，管理理论应用是有边界约束条件的，在发达国家有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未必有用；在大企业奏效的理论，在小企业未必奏效。我们不能说哪一种理论更好，更不能说时髦的理论就是最好的理论。

3.1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古典管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是与美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传统阶段、起飞前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消费阶段。古典管理理论形成的时代正是美国处于起飞阶段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出现持续的增长，在主要成长部门有可能通过革新创造或者通过利用新的资源，从而形成很高的成长率，并带动社会经济中的其他方面扩充能量。由于经济起飞时期，几乎整个经济都在快速地增长，从而使具有经济现代化观念的人战胜坚持传统社会观念的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取得胜利。起飞阶段所迸发出来的强大刺激力量，既可以表现为政治革命的形式，也可能是技术革新的形式，还可能是管理方式改变的形式。当年，正是因应起飞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古典管理理论破土而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一般来讲,人均GDP400美元以下为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人均GDP400～2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人均GDP2000～10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人均GDP10000美元以上为稳定增长阶段。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于1.4万多亿美元，人均1090美元。这是我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处于起飞阶段的关键时期。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状况，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与上个世纪初的美国有很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古典管理理论回归在我国有比较适宜的土壤。所以，有人认为，“考虑我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反省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提出‘回归古典管理’，补上科学管理这一课，并试图以此作为我国企业迈向职业化的理论指导。”

3.2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人们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重要人文环境

我国直到1994年才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仅仅10年时间，从政府到民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都十分有限。我国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到成熟阶段，还有比较长的路需要走。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传统体制的惯性，制约着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水平的提高，因而，对在成熟市场经济中孕育出来的现代管理理论，多少有些消化不良。

企业管理说到底是人对人的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制约管理理论应用的重要约束条件。从企业管理者来看，由于我国缺乏优秀企业家诞生和正常发育的社会土壤和社会氛围，社会体制方面也存在压抑优秀企业家成长的弊病，现阶段堪称真正企业家的厂长、经理为数其实并不多，甚至一些功成名就的企业管理者，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娴熟的市场经济驾御技巧，而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中抓住了某一个机遇。在成功的或失败的企业管理者口中，我们都不难听到成串的、最时尚的管理学词汇，但是在他所管理的企业里却很难看到这些词汇所代表的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至于，在改革大潮中大量涌现出来的家族企业，管理者的状况更不容乐观。

3.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拥有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196222个，其中大型企业仅为1984个，占1%；中型企业为21647个，占11%；小型企业为172591个，占88%。在工业总产值上，三类企业各占1/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管理水平普遍比较低下。有人对浙江民营中小企业做过调查分析，在那里企业管理存在四个具有共性的问题，即制度不科学，缺乏连续性；忽视基础，管理方法运用不当；未发挥组织职能，团队效率低；脱离实际，曲解“企业文化”。调查者认为，民营中小企业的管理整体上还处于十分原始的阶段，甚至还远未达到以“科学管理”和“一般管理”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的水平。浙江省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省份，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

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管理问题，更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普及古典管理理论知识，帮助企业加强管理的基础，比如应用“科学管理”理论，提高计划水平，增强管理控制能力。通过贯彻和运用“工作定额”、“能力与工作相适应”、“标准化”、“差别计件付酬制”及“计划和执行相分离”等原则和方法，来提高企业的生产计划、组织与控制能力，从而实现管理效率的提高；应用“行政组织”理论，促进组织优化。在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建立起以制度为中心运转的、等级化、专业化的金字塔型的组织，为企业准确、迅速、有效地工作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美）F·W·泰勒.科学管理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法）H.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5宋瑞卿,樊而峻.古典理论与管理的职业化[J].企业管理，2004(10)

古典管理学范文第2篇

6月22日的上午，北京城西三环北路的一幢大厦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国市场》记者看到的成君忆很年轻，但也显出了相当的疲惫，他表现出来的状态与其他衣着光鲜、红光满面的年轻成功人士有相当大的反差。也许，他的身体真的是被自己的思考所累。谈及他是否关注其管理理念推广的效果时，成君忆只是希望自己的作品靠有悟性的读者去领悟。但当看到他说起自己拥有百万读者时眼中难掩的喜悦，以及其在企业管理培训一线时的奔波辛劳，都泄露了他希望用自己的新古典主义管理思想改变现状的“积极入世”的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

属于哪个圈子

《中国市场》：从一个广受欢迎的财经畅销书作家，到一个颇受争议的管理学研究者，你自己对这两种身份如何认同？

成君忆：实际上，对我而言，这两者是合一的，并不矛盾。在创作的过程中有共同的特点，即我讲管理的文学性很强，是独树一帜的。无论对文学来说，还是对管理学来说，我都不是纯粹的属于某一个圈子，而是第三条道路：管理文学。用文学研究管理，是作为学者的职分；用文学注释管理，是作为作家的职分。

但是，自2002年以来，对我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就管理学的圈子来说，我是迥异于以往的管理学研究者的。我这种色香味俱全的管理学作品，很让管理学圈子里的人怀疑成君忆是不是在炒历史传统的剩饭。文学圈子又认为这个人是一个不合常规的创作者。结果是在两个圈子里都得不得真正的承认。我实际上是在管理学和文学两个圈子的交汇处独自耕耘，两头都挤满了人，在这里就我一个人，结果空间就很大。这也就使得很多人都注意我，言行就容易受关注，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古典里钻出来的“非现代学者”

《中国市场》：你的新书《管理三国志》提出了146条管理学理念，并且提出了一种五行相生的管理体系。现代学者常常陷入构建自身宏大理论体系的陷阱，你构建这个管理体系会不会也有这种危险呢？

成君忆：首先，我不是现代学者，而更像是从古典中钻出来的（笑）。现代学者确实有一种理论构建上的结构病，热衷于建立自以为是而实际上并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

我认识一个研究孔子的学者，自称把《论语》读了一千多遍，自身深谙孔孟之道，但他对我提出的疑问总也无法回答。因为我的思考已经超越了他所构建的所谓理论体系的范畴。不独是他，学界相当多的人对孔孟之道的理解都是片面的。就拿孔子的“仁者爱人”来说，国学把它应用在管理学上竟然只是对员工有限和适度的关怀，而这绝对不是孔子的“仁者爱人”。在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业社会，管理学是在利用孔孟之道来赚钱，这种利用最终丧失了理解传统文化的可能。

我提出的五行相生的管理体系实际是已经客观存在的，是我的发现而不是发明。即使它是一个体系，也只是本就存在于企业管理中的一种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会是任何陷阱。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宇宙中所有事物的组织结构，都包含着木、火、土、金、水等五种物质形态。五种物质形态的运行和变化规律，被成为五行。对于一个公司而言，员工属木，相当于人的肝胆，承担着企业的造血职能。公司的运营流程属火，相当于人的心脏，承担着血液循环的职能。公司的企业文化属土，相当于人的脾胃。脾胃越好，吸收营养的功能就越好。公司的客户服务属金，相当于人体的肺部，承担着呼吸的职能。公司的财务属水，相当于人体的肾脏，承担着滋养生命的职能。我们的企业之所以出现管理上的难题，就是因为五行之间的相克。

企业中的人在五行之中属木，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管理学的问题，说到底是人生的问题。

新古典主义管理思想的鼓手

《中国市场》：作为新古典主义管理思想的倡导者，你怎样理解这种管理思想的核心价值？

成君忆：新古典意味着，对待中国的历史文化，我们要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去研究它，理解它，而不是像某些学者那样不负责任地批评它，甚至居心叵测地利用它。而这种管理思想，核心价值就是要有道德感。

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学理念，现代人用自己不纯洁的价值观去理解，认为有用的就加以利用。阅读经典看到的只是阴谋，如把老子的“无为”功利性地理解成是为了更好的“为”；把孔子的“亲和力”解释为成就大事业的必备条件。都是极其功利性的利用。只有心灵纯洁的人才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如果没有道德上的启蒙，就不能拥有真正的管理智慧。可是在许多学者看来，企业的意义就是赚钱，管理学的意义就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你讲道德，你就只能放弃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把管理之道理解为一种驾驭人才、利用人才的权谋。他们要求员工遵守职业道德，但自己却缺少道德上的自省。这样一种形式主义的道德的表现，不是真正的道德。形式主义的道德具有两种作用，一是伪装自己，一是控制别人。有时这种道德被人认为是一张虚伪的面具，有时候又被人认为是扼杀人性自由的教条。这样，道德遭到了误解。有人就不愿意遵守道德，甚至开始反道德。

新古典讲求的回归，不是回归到古典的生活形态，而是回归生活的内容。如果你缺乏道德维度，最大的可能就是穿着汉服、唐装却反传统、反道德。在他们的眼中，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伪君子，一种是真小人。无疑，这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

“渔夫”与“园丁”

《中国市场》：渔夫的管理学和园丁的管理学是你的管理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这种分野在新古典主义管理思想中有怎样的地位和价值呢？

成君忆：对管理学的理解需要文化上的参照。在人类的生活中，文化的领域比管理学更为广泛。但现代学者总是习惯于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谈论管理学，站在管理学的立场上谈论文化。但纯粹的经济学实际就是一种唯利是图的文化主张，经济学不能理解人性。而从管理学的角度去看企业文化，往往使得企业刻意设计企业形象、企业文化，这是一种伪文化，也使企业变得不高尚。

应该把这种理解次序倒过来。文化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被人真实理解的。人类的文化中包含着管理学的理念，不同的文化就会派生出不同的管理学。至于经济学，应该是隶属于管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才对。

我把人类的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渔夫文化，另一种是园丁文化。

所谓渔夫文化，也可以称为猎人文化，是一种崇尚掠夺和占有的文化。你可以用暴力或欺骗的方式掠夺，对财富的掠夺和占有，形成了这种文化的最大特征。当渔夫文化出现的时候，道德就崩溃了，经济学就成了显学。人们只知道用一颗经济学的头脑去利用、去掠夺、去占有。

而园丁文化则崇尚培养和创造，当园丁文化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人们在关注生命的意义。他们在理解生命、理解自己的人生。于是，热爱生活、友爱互助的道德体系被建立起来了，经济学还原为一种理财的学问，一种为人类幸福生活服务的工具。

两种不同的文化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学：渔夫的管理学和园丁的管理学。

现代管理学是一种渔夫的管理学，它追逐财富，崇尚那些用现代文明包装的暴力和权谋。在现代管理学眼里，管理只是一个操作问题，管理一个企业就像操作一台机器，在这种企业里，每个人都是工具。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到人生的出路。

对人生的思考必须成为管理学的核心课题。当我们找到人生的出路时，也就找到了管理学的出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得到的，爱是唯一的管理学智慧。园丁的管理学才是管理的“真经”。

因为不能从文化的视角理解管理学和经济学，在当前的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至于真正的管理学家则一个也没有。

化解职场难题

《中国市场》：你对身在职场上的人提出要选择让自己快乐的职业，做自己喜欢的事，但这样一个目标对现实中大多数的职场中人好像是不现实的，你怎么看这个矛盾？

成君忆：其实这种矛盾从根本上就是渔夫文化与园丁文化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并不难，需要的是改变人的意识。

现代的社会是个浮躁的社会，大多数人为了赚钱而工作，那么这时的工作正如我在书中提到的那样，是欲望的饭碗，从中很难寻找到快乐。可是人活着就只是为了这样吗？显然不是。我主张以园丁的文化来对待自己的职业，用园丁文化来关注自己的生命。

人作为一种生命体需要伸展自己的枝叶，开放自己的花朵，成就自己的果实。所以要用园丁的心态热爱你的人生，即你就是最初的那棵树苗，你要学会种植你的人生，生命的成长与财富无关、与地位无关，而与你安身立命的土地有关。

古典管理学范文第3篇

构建学说

组织设计论是为了有效地达到经营目的而实际探索应该如何设计组织结构的理论。厄威克曾在1933年出版的著作 《作为一个技术问题的组织》中指出，组织原理是谋求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实现目的的方法。管理是为经营目的服务的，组织是为管理服务的。组织就是规定其成员的职务和各种职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更有效地经营管理。厄威克在管理职能划分方面，基本上是在法约尔 “五职能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和综合。他认为管理过程是由计划、组织和控制三项主要职能所构成的。他根据法约尔关于计划职能的论述，认为法约尔的计划职能中包含着预测活动。因此，他认为预测是计划的基础，而预测的原则是 “适用性”，这就决定和要求计划应具有 “条理性”。厄威克认为，协调和控制的基础在于 “职权”，而职权则是依据 “层次原理”来确定的，通过职务的高低和职能的统一，最后界定每个人的权责。他主张控制应遵循集中原则，他将控制职能又细分为配备人员、选择与安排、纪律和训练这三种派生的职能。提出和进一步丰富、完善 “组织设计论”，使他成为该理论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古典管理理论的系统化

泰罗、法约尔、韦伯等前驱者创立的古典管理理论为以后许多管理学者所研究、传播并加以系统化，厄威克和美国管理学者古利克是其中作出突出贡献者。

1937年，由美国管理学家卢瑟・古利克 （Luther Gulick ）与厄威克合编出版了 《管理科学论文集》。该论文集反映了那一时代各种不同的管理思想，集中反映了正式组织的结构设计和如何提高组织效率的问题，将自法约尔以来有关管理职能方面的论说加以系统化，提出了著名的 “管理七职能论”，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算七大职能。之后，厄威克在1944年出版的 《管理的要素》一书中指出，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距导致管理学仍是一种不精确的科学。

但是管理的知识在数量上是很多的，足以使之成为比一般人所认为的更具科学性和更为统一的一门学科。为了朝这个方向前进，促进管理学科的完善与发展，建立一种统一的管理理论，他选择了一些重要的管理学家 （如泰罗、法约尔、穆尼、赖莱等）的著作，系统分析了他们的思想、概念和原则，他把法约尔的思想作为一种框架，提出 “逻辑方阵”作为组织和比较管理概念的方式，列表显示出各个管理学家的共同之处，以便找出更为广泛的行政管理原则。他发现，虽然这些著名管理学家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职业，没有或很少从对方的思想中汲取营养，但却提出一些类似的概念，常常不约而同地采用类似的研究途径，提出一些表述不同但内容却十分相似的原理。

1956年，厄威克倡议并应国际科学管理委员会之邀编写了《管理备要》一书，该书以 “作为一门知识的管理学的重要性”为序名，他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写道：“在过去的3/4个世纪中，主要是在近40年中，一门新的知识学科由于实践的需要而获得了社会上最优先的地位。这门知识学科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中的名称不同――管理学、科学管理、合理化、工作的科学组织、斯达汉诺夫主义等。它主要应用于工商企业的管理。但在世界上，它几乎深刻地改变了每一个国家的经营管理企业的思想。凡是自觉而全面地在工商企业中应用了这门知识学科的，都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节约了人的劳动。它为解决劳资之间，劳动者同组织者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最好希望，有许多人认为是唯一的希望。

而这些矛盾迄今为止阻碍着人类充分发挥机器动力所具有的各种潜力。在经济事务领域之外，它将探讨目前尚未解决的难题：人们应如何组织国家政府制度和处理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能够为了全体的利益而发挥每个人的力量，并永远消除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可诅咒的物质对抗，为新的、有益的事业而发挥人类的建设性努力。这两段话充分肯定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管理学的适用范围、作用和意义，虽然他的关于管理学的作用、意义的某些观点不无值得商榷之处。

突破与创新

厄威克也许是最先发表Z理论的管理学者。早在1953年，美国学者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就提出，管理人员由于所持基本观点的不同，所做出的决策也是截然不同的。那些认为人在总体上是懒惰、不值得信任、与管理者对抗的管理人员所做出的决策，与那些认为人在总体上是合作而且友好的管理人员所做出的决策相距甚远，因此有必要按照不同的方式对人进行组织、领导、控制和激励，据此，麦格雷戈提出了X理论和Y理论。X理论所代表的是关于指挥与控制的传统观念，强调管理的强制性。Y理论则是作为与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最为现代的新理论起点而提出的。

厄威克也许是最先发表Z理论的管理学者，他提出Z理论的目的在于弥补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厄威克认为X理论和Y理论的缺陷有两处：一是个体需要了解集体的目标以及他们的工作怎样才能对这些目标有所贡献；二是他们需要知道他们对这些目标做出贡献时，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古典管理学范文第4篇

行为管理学者一致认为员工是一个社会人，不仅仅是经济人。尊重的需要和各种福利也是员工的主要诉求之一。所以管理除了制定严厉的制度外，又增加了一些尊重员工的措施来激励员工的积极性，除了给员工一些外在报酬外，内在报酬也被管理者纳入了管理哲学中。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到来，行为管理学被更先进的文化管理所取代，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文化管理已成为管理者的共识。

制度的制定所达到的管理，最终目的就是员工能够自动自发。就像几千年中国统治者采取的外儒内法一样，内法的目的就是达到对外的道德自觉，一个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能让员工达到慎独。慎独是儒家修身的最高标准，就是一个人在没有监督下，也能严格按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实现员工慎独其实是管理的理想目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所期盼的理想状况，也是一个国家人民思想素养的最高诉求。

在企业这个组织中，如果员工不敢做坏事，是因为怕公司的管理者，这个企业家一定是一个魅力型领袖，他不仅是这个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员工的教父，这个企业家也肯定是浩然正气的道德坚守者，这家公司是人治管理；如果一个企业的员工不能做坏事，是因为在公司没有机会做坏事，这家公司一定是法制制定得非常严格和科学；如果一个企业的员工不愿意做坏事，是因为连想都没有想过，公司就达到了员工能够慎独的心治状态。

人治需要企业老板非常厉害，但老板厉害是凤毛麟角的事情，魅力型领袖毕竟少之又少。一个企业法制和机制厉害，但法制厉害又会对企业的创新造成极大的杀伤力。一个企业能够达到员工慎独的状态，也就是心治的状态，其实就是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厉害。

日本有一家制造无尘粉笔的工厂在业界处于领先地位，这个工厂没有什么制度，老板也很少来工厂，但员工效率很高，很多企业家来讨教这个工厂的管理秘诀。这个工厂的负责人就告诉来访者，因为这个厂子有70%的员工都带有某种残疾。他们有四样东西在这里可以得到，这就是：被爱、受到赞美、为他人服务、被他人需要，所以他们能够自动自发的工作。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管理的本质是挖掘员工的心理诉求。这种诉求不是来自个人欲望的满足，而是企业真正做到能给员工带来快乐、幸福、满足感和成就感。企业一定是给予者，从“给予”的角度看待企业，那些伟大的企业都是在“给予”――给予顾客物超所值的产品，给予员工安定的工作条件和精神激励，给予社会大力的支持和赞助。正是它们的“给予”，使社会得以发展，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步。所以，要达到员工慎独的心治境界，这个企业一定是一个文化的引领者和社会道德的模范践行者。

人治、法治和心治是管理的三个层次，中国现在看似成功的企业大多是这三个管理层次的某一种选择或三种管理层次的综合体，但无论企业现在多么成功，处于第一和第二种管理层次的企业很难做到基业长青。早期的中国企业由于创业者的吃苦和拼搏精神，即使靠人治也能使企业成功，因为社会的竞争环境和所处的时代造就了魅力型企业家的英雄用武之地。但是面对日益完善的市场环境和市场信息化等全球化的发展进程，面对魅力型企业家的离去，人治已失去了他的生存环境，企业很难光靠人治可持续增长。光靠西方的法制管理，走古典管理学的老路也是行不通的，没有好的机制对于企业是万万不行的。但机制也不是全能的，完善的机制能规范员工的行为，但员工是被迫的，被迫的管理行为就可能产生消极怠工和逆反的心理，这种管理层次也不能使企业很好的发展。

古典管理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泰勒；法约尔；马克斯韦伯；贡献；局限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2.084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2-0-01

1 泰勒的科学管理及其贡献

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内容包括如下几点。①作业管理。第一是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法。第二是制定出管理培训工人的科学合理的方法。第三是建立健全激励性的报酬制度。②组织管理。第一是区分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第二是建立健全职能工长制。第三是实行例外管理原则。③管理哲学。

泰勒的科学管理对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①实践和作业的研究活动发现，如果不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就能使工人保证最轻松最高效的进行并完成作业，这一发现至今还是企业进行管理得重要依据。②科学管理理论提出了一项任务管理，任务管理由实行标准化、建立激励工资、科学规划作业标准等众多原理构成，对当今的众多企业的管理工作都具有很大的积极影响。③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考虑经济因素对员工的刺激作用，以及它对产出效率的影响。为以后的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出发进行“人际关系”的考虑的“行为科学”提供了新的思路。④在科学管理理论中，倡导管理人员与工作人员互帮互助，互相协作，分别对自己所处的职位负责，例外原则为之后管理工作的分权化原则与事业部的规章制度等众多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学管理也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具体内容体现在以下几点。①片面地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看待企业员工。在泰勒和他的追随者的思想中，都认为企业家都是出于获取最大利润的目的来进行管理，而工人们则是出于获取最大限度的工资来进行工作。其实工人们除了经济动机外还有其他的许多社会方面方面和心理的动机。②以机械模式的观点来看待员工。科学管理理论过分强调管理制度、规范等技术因素，不注重人群社会因素，忽视人的主动性。③研究范围较狭窄。企业内部的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是科学管理进行研究的重点所在，这样一来虽然解决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完成效率的问题，但是没有在根本上解决企业在经营和管理怎样处理的问题。④组织管理中的职能工长制会造成当时政出多盟，多重领导等。

2 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和该理论的贡献

计划、协调、控制、组织和指挥，是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另外还有14项管理原则：权利和责任、统一指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劳动分工、纪律、统一领导、集中、人员的报酬、秩序、等级制度、人员的稳定、公平、人员的团结以及首创精神。

法约尔认为，一名优秀的管理人员不仅要清楚管理我八原则的内容和怎样进行计划、指挥、组织、协调和控制，还必须对其管理得活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全面管理得技能和知识。

关于法约尔对管理职能、管理技巧和管理原则的独到的见解，形成了法约尔的古典管理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构成了管理理论发展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里程碑，法约尔第一次将管理得职能和原则进行了明确、系统地划分。在法约尔的管理理论中，其研究对象就是那些大企业，它的理论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构成了一个科学合理的理论框架，形成了至今为止管理学教科书中主流的框架体系。

3 马克斯・韦伯的行政集权组织理论以及该理论的贡献

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中，主要分为三部分内容。①理想中的行政组织。所谓的理想中的行政组织，就是指不是通过传统的世袭地位进行管理，而是通过职位与职位进行管理工作。②对权利的分类：传统类型的权利；法理类型的权利；个人魅力类型的权利。③理想行政组织的管理规章制度。韦伯觉得所谓的管理就是说明管理者通过自身的知识为依据进行大方面的控制，管理者根据自身能力胜任工作，并且始终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

韦伯的主要贡献包括如下几点。①他首次提出了行政组织管理，因此被后人称为“组织理论之父”。②划分了权力的类型，他认为最好的权力类型应该是法理型的，即理想的组织应以合理合法的权力为基础。③韦伯的这一理论，对泰勒、法约尔的理论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补充，对后来的管理学家们，尤其是组织管理论得学家们有着非常大得影响，可以说韦伯得这一理论对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进行了一定得描述，而也是这些描述为官僚组织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制度化的组织规则。④韦伯不仅就科层这一社会的子层面作了分析，而且注意到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大背景下考虑，这为现代管理学理论把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来认识，提供了思想史上的渊源。

4 结 语

在现代管理学发展过程中，古典管理理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为管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典管理理论实现了人类在探讨管理问题上的升华，是人类第一次使用科学方法进行管理问题的探讨，有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古典管理理论中，提出了一些管理职能和原则，并提出该原则和理论是存在于我们现实社会中的，只要用科学的方法就能够发现这些原则。对时间和动作研究活动的开展，使现有的管理得以摆脱传统的经验式与单凭感觉进行判断的方法，而这对与管理思想的发展也起着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古典管理理论对人性的研究还依旧只是停留在经济人的基础上，没有从根本上重视人，而只是将被它管理的对象当做一个客观存在的个体来看待，没有对其产生足够深刻的认知。另外，古典管理理论对于企业所处的生存环境考虑欠缺，没有用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陈传明，周小虎.管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古典管理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0-0014-06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5]，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6]；“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8]。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 。“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11]。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参考文献：

［1］ 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15

［2］ 休谟 人性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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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聂文军 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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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

［16］ 郭咸纲 西方管理学说史［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9

［17］ 郭咸纲 西方管理学说史［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8

［19］ 宋培林 试析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

［20］ 武建奇 经济理论与人性假设［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1）

［21］ 张华东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观的几点思考［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2）

［2］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聂文军 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8

［4］ 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5

［5］ 郭咸纲 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6］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3

［7］ R•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255

［8］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9］ 程恩富范式革命与常规理论发展――经济学的分化与综合［N］ 光明日报，2004-01-20

古典管理学范文第7篇

内容摘要:企业存在和企业成长的问题是当代经济学和管理学有关企业研究最基本的问题。由于现代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都是企业,因此出现很多混淆。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范式不同。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先将基于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和基于管理学的企业成长理论进行辨析,然后试图在对企业成长理论演进的思想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勾勒出一个清晰的企业成长理论发展框架图。

关键词:经济学 管理学 企业理论 企业成长理论

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管理学企业成长理论辨析

(一)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范式辨析

1.研究角度不同。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它用途的稀缺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和集团的科学。我国著名管理学者芮明杰认为,管理是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成组织既定目标和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管理的核心在于对现实资源的有效整合。简单说,经济学长于解释“who”和“why”,而管理学则长于指导“how”。

2.理论基本假设不同。经济学假定人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人”,管理学假定人性是变化多端、复杂多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差序关系。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经济人假设;二是社会人假设;三是自我实现人假设;四是管理人假设;五是文化人假设;六是复杂人假设;七是学习人假设。经济学认为社会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是非常有限的,管理学认为组织可利用的资源相对于目标实现是可调整投入和可创造的,有效利用是为了降低成本。

(二)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管理学企业成长理论辨析

沿用上面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范式辨析的思路,企业理论与企业成长理论分属于不同的研究范式,区别一目了然。众所周知,企业理论来源于科斯(Coase,1937)《企业的性质》一文,而科斯对企业性质的探讨是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中,提出企业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企业与市场不过是一种合约对另一种合约的替代。企业理论是对新古典主义的发展,仍是资源配置研究内核。理性经济人假设规定了经济学不讨论人在社会中的全部行为,仅仅从人的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经济利益最大化动机,在此情况下探索市场制度、生产和交换以及企业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企业只是实现生产和交换的一种方式,是被当做工具被动研究。

而管理学以组织(企业)为研究核心,企业成长理论主要围绕企业成长的动力、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企业成长模式与成长战略等内容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主动研究企业如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换言之,企业成长理论并不关心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而关注于企业的成败,这与管理学的研究内核是一脉相承的。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管理学企业成长理论的主要区别见表1。

企业理论主要流派和观点辨析

(一)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古典经济学主要用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来解释企业成长问题。亚当•斯密(1776)通过制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效应及其原因。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并把价格机制看作是经济活动惟一有效的协调机制。企业只是市场价格协调机制下的一个基本生产单位,企业内部的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利润,必须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产量和价格决策。

可见,传统的企业理论就是生产函数理论,完全从技术角度看待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是同质的,方法上以边际分析、局部均衡和数理工具为主,没有企业任何主动性的余地。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现代企业理论

1937年,科斯《企业的性质》发表,标志着经济学界对企业性质和企业边界等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开始了新一轮的分析和探索,其主要代表人物为科斯、威廉姆森、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诺斯及张五常等人。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把企业视作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组合,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因此被称为企业的契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重点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委托理论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企业成员之间的委托关系,产权理论则从产权的外部性的角度研究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情况下的控制权分配问题和激励问题。这三个理论与契约理论一起,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体系。这些理论的共同之点都是强调企业的契约性、契约的不完全性及由此导致的企业所有权的重要性。但是这些研究仍然没有跳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正如科斯所说,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上,管理者理论(鲍莫尔1962,马里斯,1964),企业史的研究(钱德勒,1977,1992),经济演化理论(尼尔逊和温特,1982,1997)等,进一步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延伸研究,代表不同的支流和热点,都有其独到的创见,繁荣着企业理论。这些流派依据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归类方式,在这里不必也无法一一穷尽。

企业成长理论主要流派和观点辨析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试图深入企业的黑箱来揭示企业的本质,但企业理论的共同特点是把企业作为抽象的要素,用市场机制解释企业,没有从企业的异质性和企业内部探讨企业成长的原因。为了克服上述理论的缺陷,学者们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技能、能力及知识,从企业内在成长的角度分析企业,一种全新的理论―企业成长理论应运而生。

(一)“资源―能力”理论

1959年,潘罗斯(Penrose)的《企业成长的理论》 一书出版,以开创性的研究为企业成长理论奠定了基础。潘罗斯认为既然企业的增长主要受制于管理力量,那么管理力量的增长也必然会推动企业的增长。企业能力的关键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业成长率的基本因素,现在通常把管理对企业成长的关键性约束作用称为“潘罗斯效应”。潘罗斯的理论建立了一个“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在她的研究基础上,后人进行了继续探索,形成了资源基础论、核心能力论、动态能力论、企业知识论等多个流派,这些流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区别只是研究的重点不同而已。

(二)企业战略管理理论

1965年,安索夫在其著作《企业战略》一书将战略从军事领域拓展至经济管理活动。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则到战略管理》、1980年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策略》以及之后的《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把战略管理推向顶峰。波特把 SCP 分析范式引入到企业竞争战略中,将企业竞争优势和成长归结于企业的市场力量与产业拓展,并假设这一力量与企业进行市场定位、构筑进入和退出市场壁垒的能力相一致,从而建立了竞争战略理论。后续对于战略管理的研究有两大学派,行业结构资源学派和内部资源学派。管理大师明茨伯格将战略管理划分为十个学派: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定位学派、企业家学派、认识学派、学习学派、权力学派、文化学派、环境学派、结构学派。

(三)技术创新理论

熊彼特(Schumpeter)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创新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大飞跃。他的“创造性毁灭”的观点,“非连续历史跳跃”的观点显然与边际替换概念不相容。这说明,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另一个突出贡献是熊彼特详细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沿着熊彼特的线路,产生了制度创新经济学和技术创新经济学。

(四)生态理论

借鉴其它学科和理论,出现了从企业生命体的生存、发展角度来考察企业成长的理论,如爱迪思(1988年)的《企业生命周期》,吉布雷特《非均衡经济学》(1931)中提出“吉布雷特定律”,詹姆斯•穆尔1993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的理论。这些理论从生命、生态的角度研究企业规模与成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企业之间、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商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与成长机制以及人类活动对企业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五)企业成长理论流派发展脉络

由于企业成长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人们在认识和考察企业成长时,得以从不同的假定前提或不同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去概括和解释企业成长,这使得企业成长问题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表现出“企业成长理论丛林”的状况。限于篇幅和能力的限制,以上介绍只是选择有代表性的人和观点,并且除了上述流派之外,还有很多流派,如混沌理论、复杂理论、博弈论、合作竞争论等,这些理论还在不断发展之中,暂不做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相关文献。企业成长理论的发展脉络如图1所示。

结论

从企业理论到企业成长理论,对企业的研究呈现出从同质分析向异质分析、从外部分析向内部分析、从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的演变特征,企业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各主要流派的主要区别如表2所示。

以上论述对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管理学企业成长理论进行了辨析,而当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融合趋势越发明显,经济学研究越发渗透到管理学领域,管理学也越来越借鉴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企业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的区分,目的不是割裂企业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的联系和发展,而是为了更好的理清各种研究思潮,呈现出各个理论流派的清晰发展脉络,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有关理论提供帮助,对指导我国企业成长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诺德豪思.经济学(第14版)[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

2.芮明杰.创新制胜―现代企业管理创新[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3.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M].商务印书馆,2003

4.Coase Ronald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 1937(11)

5.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商务印书馆,1997

7.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华夏出版社,1997

古典管理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管理学　管理理论　企业理论　管理学家　任务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2(2012)01－0013－09

斯图尔特?克雷纳(2003)在《管理百年》一书中写到：“工业化属于19世纪，而管理属于20世纪。在1900年，管理尚未为人所识；现在，它已然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活动。”他称这一百年是“有趣、创新和进步的100年”，并且以“管理只有恒久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来预言管理学的美好未来。对管理学的发展进行评论是一件麻烦事，我们是管理学者，难免会“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己的专业，但是因为我们了解我们的专业，我们也可以更客观地对其进行评论。“无知者无畏”，这是一种心理；“有知者无畏”，这才是做学问的正道。

笔者主要从比较管理学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评论。因为这是两个最亲近的学科，要截然分开它们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对于经济学的风光无限，管理学可谓是忍辱负重，这在后面会详细地论述。

一、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论述管理理论的主要脉络，由于这方面属于常识性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异议，所以论述从简。

1、管理理论的主要脉络

一个共识是，按照时间顺序划分，西方管理理论各学派的形成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1)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古典管理理论”阶段。代表人物有泰罗、法约尔、韦伯等；(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古典管理理论”阶段，也就是人际关系一行为科学理论。代表人物有梅奥、马斯洛、赫茨伯格、斯金纳等；(3)二战以后的当代管理理论，主要以巴纳德的系统学派、卡斯特的权变学派和德鲁克。的经验学派为代表，并且出现了学派林立的现象，如孔茨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中就总结出了十一个学派。这种现象既代表了管理学的繁荣，也代表了管理学的混乱。

总的来说，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宏观分析，新古典管理理论则多从事微观分析，而当代管理理论则是对宏观、微观再宏观的组织分析方法的尝试。

图1是笔者对管理理论主要脉络的总结。

2、企业理论的主要脉络

按照西蒙(2007)的观点，管理学分为管理社会学与实践管理学两种形式，经济学分为经济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两种形式。尽管属于经济学范畴，但是企业理论与管理学关系极大，所以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按照钱颖一(1994)的观点，企业理论主要分为企业的本质和界限、企业内部的等级制、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四个部分，各个部分又分为许多不同的观点。

图2是笔者对企业理论主要脉络的总结。

3、管理的作用

(1)形成了“经理式资本主义”

钱德勒(1987)在《看得见的手》一书中写到：“它(即本书)描述了一种新的经济功能――即经管理而进行流量的协调和资源的分配――的出现，以及执行这一经济功能的、经济人的一个新亚种――支薪经理――的诞生”，“在那些现代多单位企业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的部门中，经理式的资本主义已经压倒了家族式的资本主义和金融的资本主义”。“如果一个社会要生存，如果它还是一个社会的话，就一定得有企业家。只有企业家能兴国，因为有了企业家，就有了制度创新的组织者，而有了比较进步的制度，知识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科教才可能兴国”(汪丁丁，2001)。也就是说，作为社会生产部门的企业已经逐渐被对于提升生产力具有极大作用的企业家所控制，无论是政治家还是金融家都不是控制企业的对象。这将从整体上大大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整体福利的改善。

(2)成为“生产的第四要素”

爱德华?布鲁齐(Edward Brech)如此高度评价管理的作用：“管理是组织设定和实现目标的方式，没有它，现代文明和创造财富的程都将不存在。”钱德勒(1987)指出：“管理的协调也有助于说明一个被经济学家解释为‘残差’的重要问题，那就是产出的增长额往往大于投入的增长额。”丹尼尔?雷恩(1997)则直接认为“管理成了生产的第四要素。它把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个要素结合起来”。郭重庆院士(2008，2011)也指出“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这些都说明了管理的重要性。

4、管理的二重性

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作为一门科学，它有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学习国外的管理学主要就是学习它的科学性一面。同时，管理又是一门艺术，是具体的，“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丹尼尔‘雷恩，1997)。所以在应用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具体情境，教条主义地搬来运用是会出大错的。

5、管理学的关键词与经济学的关键词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关键术语，也就是“关键词”。汪丁丁(1995)认为经济学的关键词是“欲望、手段、要素、稀缺、信息、交换、分工、规模经济、分配、帕累托改善、知识、权利、正义、道德和宗教”以及“成本、财富、效率”，说了这么多，有点混乱。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管理学的关键词有哪些?组织、决策、计划、战略、信息、创新、领导、激励、控制、绩效、人性……应该差不多了，这些词语反映了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可以看出，管理学和经济学既有共同点，但主要还是差别。清楚地认识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助于我们明确自己的使命。

二、尴尬的管理学风光的管理学家

作为一门学科，管理学是尴尬的，经济学是风光的。这主要是因为管理学理论流派于繁杂，又于大众化、通俗化，这导致众多学者质疑管理学的科学性，甚至一些管理学者也提出要把管理学数学化，提高管理学的进入门槛。相比之下，经济学却要风光的多，不仅理论流派划分明确，而且很多经济学理论只有象牙塔顶端的大师们才能理解个大概，这使得经济学看起来更象一门标准科学，而人们的一个普遍心理就是崇拜那些不甚明白的事物。

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成立半个世纪了，获奖的经济学家也有半百，但是获得这个奖项的管理学家只有赫伯特?西蒙一个，这也说明了管理学的尴尬。不我们也可以通一些对比来使得管理学、管理学家不必那么尴尬。

1、管理学与经济学

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我们一般认为：管理学寻求满意解，经济学寻求最优解。“有利弊权衡的地方就有经济，经济学主要是解释问题；有困难要解决的地方就有管理，管理学

主要是解决问题”(王建国语)。管理学研究只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比较满意的手段就可以了，而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在苦苦寻找最优解，而在信息不充分的现实情况下，最优解往往很难找到，即使找到也很难具体实施，这也是经济学家痛苦的一个根源。有句广告词说得好：“不求最好，只求更好”。经济学要是能领会这句话的真谛就好了。

话说回来，经济学毕竟只是用来解释现实世界的，只要能解释清楚问题就行了，具体的问题解决还要靠管理学，我们不应该对其求全责备。

2、管理学家与经济学家

管理学家认为市场上到处存在机会，而经济学家认为完善的市场没有机会。所以管理学家可以到处做咨询挣大钱，而经济学家却只能呆在家里演算公式(“书斋里的革命”)挣不了多少钱。举目观看，经济学家的书籍很难成为畅销书，但是管理学家的书籍却能卖得很火爆。这说明管理学家的理论对于指导大众的实践还是很有用的。尽管“存在即合理，有用即真理”是一句不符合哲学原理的话，但是这个世界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不懂得哲学的。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自己的同伴“经济学是科学，不应成为显学……经济学不是经邦济世之学”、“经济学家不能治国”，还有“经济学家出了课堂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之类的话语，这多少都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安慰。

总的来说，经济学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感觉，而管理学却要现实得多。如果经济学能够具有更多的现实指导意义，而管理学也多一些理论内涵、不至于出现太短的“理论生命周期”(即管理时尚)，情况就好多了。

三、管理学的未来

中国人经常用“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来表示对天才少年的偏见。如果以公元前355年色诺芬的《经济论》作为经济学的开始时间的话，经济学已经发展了两千三百多年；以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作为管理学的开始时间的话，管理学仅仅发展了一百年，连经济学发展时间的零头都没有。经济学可谓是一位年长的睿者，而管理学只能说是一位天才少年。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位少年会不会成为一个平庸的“方中永”呢?我们的回答是乐观的，他会继续天才下去!

总的来看，西方管理理论是处于发展提高和综合渗透的程之中的。“这是一个追求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的时代，是探求某一管理‘学派’或‘几个学派’，结合掌握了的可靠的管理知识的时代”(丹尼尔?雷恩语)。我们的目标是探求“管理科学的条理性、度量和可预见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管理学流派纷争、繁杂的情况一定会得以改变，某种理论为主导、其它多种理论繁荣发展的情形一定会出现!例如，程学派现在已经获得公认，所有管理理论和技巧都可以归纳为管理的某一程。

科特勒说“营销学的父亲是经济学，母亲是管理学，其祖父是数学，外祖母是哲学”，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原来我们管理学的最初根源就是哲学呀!这就好比我们拥有了贵族血统，夺取社会科学的王位是迟早的事。

亚里士多德说：“没有意象，灵魂就不会思考。”让我们以大胆乐观的思想、小心谨慎的行动来实现繁荣管理学的使命!

四、中国管理学者的主要任务

早在1982年，蒋一苇就撰文鼓吹创建中国的管理学，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1983年，袁宝华也提出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学的十六字方针，即“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被管理界普遍接受。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关于中国式MBA教育的建议。90年代中期以来，创建中国管理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成为管理界的热门话题。但严格来讲，我国目前尚且没有自成一体的管理理论或管理学派，也没有相对固定的、比较有效的微观管理模式(许康，劳汉生，2001)。因此，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创建中国管理学，是21世纪我国管理界的头等大事。中国管理学的战略目标为：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提高水平，走向世界。提高水平是中国管理学走向世界必须的发展程，而走向世界则是中国管理学发展战略的长期目标(成思危，2004；郭重庆，2008，2011)。

总体来看，综合众多学者的观点，要实现“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提高水平，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未来我国管理学者的主要任务有：

第一，对我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探索“中国式的管理理论”。一方面，我们要抽象出我国管理学发展历程中广大管理学家、企业管理人员众多的智能；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民族特性中，寻找中国式的、独特的管理思想(黄速建，黄群慧，2005)。毕竟，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几乎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略显稚嫩(郭重庆，2008，2011)。

第二，作为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的管理问题具有复杂化和多样性的特点，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加以研究。不同环境下管理理论研究的条件显然是不同的，进行我国的管理理论研究，在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同时，应当以我国特殊的环境为基础，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我国的问题。“应该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郭重庆，2008，2011)。

第三，加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管理人才培养与企业管理研究。加入WTO后，我国企业普遍缺乏懂得国际工商管理、熟悉海外直接投资操作、能够驾驭跨国生产经营管理和了解东道国法律制度、文化商业习俗、国际惯例的外向型管理人才，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管理机制的研究也仍然不足。

第四，在三个基础(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三个层次(基础管理、职能管理和战略管理)、三个领域(公共政策与宏观管理、工商企业与非营利性机构管理、管理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逐步完善中国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成思危，2004)。在建设中应注意以下问题：在管理哲学上应正确解决变革与稳定等一系列辩证关系；在管理的基本范畴上应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全程、全领域；在管理对象上要以人为本、以事为经、以物为纬；在管理机制上要作重大的调整与改组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管理文化上应注重情、理、法三者的结合和统一(潘承烈，虞祖尧，1997)。另外，在管理评价体系上也要具备中国特色且与世界接轨。

古典管理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5]，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6]；“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8]。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 。“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11]。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参考文献：?

［1］ 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15??

［2］ 休谟? 人性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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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聂文军? 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5-216??

［10］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2??

［14］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

［16］ 郭咸纲? 西方管理学说史［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9??

［17］ 郭咸纲? 西方管理学说史［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8??

［19］ 宋培林? 试析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

［20］ 武建奇? 经济理论与人性假设［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1）??

［21］ 张华东?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观的几点思考［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2）?

［2］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聂文军? 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8??

［4］ 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5??

［5］ 郭咸纲? 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6］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3??

［7］ r•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255??

［8］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9］ 程恩富?范式革命与常规理论发展——经济学的分化与综合［n］? 光明日报，2004-01-20??

古典管理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5]，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6]；“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8]。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 。“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11]。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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